经历即财富篇1
从春秋到民国的2000多年中，中国涌现了无数富豪。《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做过一个统计: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有6位是中国人。
他们有的靠聪明才智，富家兴国;有的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成为营国巨商；有的靠以权谋私，利用官位，贪污腐化，贪天下之财为己有;有的靠经商买卖，出口贸易，成为世界首富;有的靠溜须拍马，讨好皇帝，大量受贿，榨尽民脂民膏，聚起惊人财富;有的靠经商办实业，成为买办大官僚。
中国历史上十大富豪排行榜
按财富绝对值指标:刘瑾、和、宋子文、伍秉鉴、邓通、梁冀、吕不韦、石崇、沈万三、陶朱公
1.刘瑾: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其收受贿赂所得据说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白银20万公斤。
2.和:清代乾隆时大贪官，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其事迹不再赘述，仅提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难怪时谚要说“和跌倒，嘉庆吃饱”了。
3.宋子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出身、事迹不再赘述，据说在任民国财政部长期间，靠垄断美国对华军援物资业务，其财富在当时早已首屈一指。
4.伍秉鉴: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东西方的对外贸易成为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5.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
6.梁冀:东汉外戚，两个妹妹皆为皇后，广敛财富，鸩杀皇帝，时称“跋扈将军”。汉桓帝时被收，缴得家财30亿多。跻身于《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的中国巨富行列。
7.吕不韦: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
8.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路抢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谓之“富可敌国”也毫不夸张。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
经历即财富篇2
几个人闲坐看电视，见央视报道人民警察又解救了人贩子拐卖的一批幼儿。观者皆愤愤然：这些人贩子将人当商品卖，皆禽兽，可杀！在与众共愤然之际，我心下有一个闪念：这“禽兽论”其实反映了一种“财产观”。在奴隶社会，奴隶即是奴隶主的当然财产，可作商品买卖的；而当代主流观念则以为“我是我自己的，不属于任何人”（这句话于恋人并不适用，他们常对爱人说：你都是我的）。然而，既然当代还有人贩子，可见主流观念之外，也还有其他财产观。我从“禽兽论”的联想中推论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命题：社群之财富观念是有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写照社群财富观的资产等会计符号应反映这种历史性和结构性。
一、社群财富观的历史性和结构性
社群的观念总是要反映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社会在不同时期或阶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并不一样。不同时代的社群观念也就会有差异。在人类完成从猿到人的“蜕变”之初，财产的内容恐怕只是那些满足生理需求的时鲜瓜果和山鸡野味之类，其财产目录中当无“上古瓷器”、“名‘猿’字画”这类古玩。原始人可将捕猎石器作为固定资产，而今我等打磨一个类似物什，人们则可能弃之若瓦砾了。在二十年前，我辈中国人定未想到“我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之类的短信也可成为创造财富的“存货”。而现在被大众视为草芥之类的东西，在未来会成为日进斗金的财产也未可知。诸如此类的差异反映了财富观具有历史性。
有位朋友曾问我：社群是什么意思？我说：社群是“你”、“我”、“他”的集合。“你”、“我”、“他”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集合中的一员。作为前者，社群就是街头攒动的、田间活跃的那些人；作为后者，社群是一个社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球村。“你”、“我”、“他”同源、同类、同宗，共浴阳光雨露，有共同的体验。这使我们相信，社群有共同的世界观、自然观、社会观，其中包括财富观。不过，社群既然是个体结成的社群，差异化永远是其鲜明的特征，共同体验之外有差异。在财富观上，表现为大众的财富观念并不完全相同（譬如凡夫俗子酒肉穿肠过，而正经和尚不以酒肉为饮食）。财富分配论者可能以“拥有”的为自己的财产；长期投资者可能以自己“可支配的”为自己的财产；企业管理者甚至可能把自己“可施加重大影响的”算作财产。低风险偏好的人可能将“基本肯定的”算做财产；高风险偏好的人可能将“有可能的”都算做财产；中性风险偏好的人或许将“可能性超过50%的”算做财产。这些差异体现了社群及其财富观的结构性。
二、一种类似货币框架“m0-m1-m2”的会计符号模式
资产等会计要素是会计语言或符号，它服务于大众交流，也是大众使用的语言或符号。这个符号要被社群所接受，并便利地使用，就首先要扎根于社群，其内涵和外延要反映社群之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曾提出一个观点：资产等会计要素（符号）的定义基础是社群的财富观，前者应该写照后者。在分析了社群财富观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后，我们则要进一步说：资产等会计要素要体现或反映社群财富观的历史性和结构性。
财富观的历史性告诉我们，资产概念的定义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它应该跟随财富观的历史演进而变换其内涵和外延。现代会计人赋予了资产概念不同于既往的新含义，未来人也会在现代人的资产概念中加入新的内容。一句话：社会财富观是演进的，“资产”等要素的内涵与外延应该与时俱进！
而对象世界以及社群财富观的结构性，则要求我们创制结构化的会计符号来写照它。有朋友对我说：具体些吧，说说如何用符号来反映这种结构性。我说：金融中的货币概念框架或许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货币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人们普遍接受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东西。而当要计算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时，我们依据流动性强弱，赋予货币概念结构性，它分别可指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其中：
m0：流通中的现金，指金融体系以外的单位和居民个人在某一时刻持有的现金总量；
m1：狭义货币供应量，m1=m0+活期存款，反映当前的市场需求，最直接地作用于物价水平；
m2：广义货币供应量，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可用作观察和调控中长期金融市场。
类似地，我们可将资产、负债等要素符号结构化。资产可根据主体支配力的强弱结构化，建立“a0-a1-a2”概念模式。即：
资产（a0）：指一个主体拥有的很可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或权利。反映可供分配的财产；
资产（a1）：指一个主体控制的很可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或权利。反映一个主体可调度或支配的财产；
资产（a2）：指一个主体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很可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或权利。反映一个主体可施加重大影响的财产。
相应地，可依据对资产的限制性强弱将负债概念结构化，建立“L0-L1-L2”概念模式。即：
负债（L0）：指一个主体很可能牺牲其拥有的资产来偿付的现时义务；
负债（L1）：指一个主体很可能牺牲其控制的资产来偿付的现时义务；
负债（L2）：指一个主体很可能牺牲其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资产来偿付的现时义务。
三、现实的需求
经历即财富篇3
一
依稀记得，小时候，我是那么的调皮.任性。即使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也不愿回家，一心只想伴随着音乐节律雨点，唱完一曲嘹亮的乐曲，那是的心是那么的高兴.天真，躺在草地上和风一起找寻大自然的气息。——那是的我，天真.快乐是我的财富。
二
时间过得真快，我已是一名中学生了，时间爷爷不仅把我的身体拉长，也把知识灌进我的脑袋里，不知不觉，痛苦一词钻进我的脑袋。快乐不在属于我，考试失败.和朋友吵架.不认真学习......逐渐与我亲密接触，我好累，真的好想躺下来睡一觉，但一想到时间爷爷正在用严厉的眼光看我，又拖着疲惫的身躯开始站起来，正如大树旁的小草一样，遭受暴风雨也要挺住，那时的我——坚强.努力是我的财富。
三
经历即财富篇4
关键词：社会财富物质精神体系
社会机体是自然客体长期进化的结果。社会机体的属性源自并高于自然客体的属性。在宇宙间，物质、能量、信息这种自然客体本身所固有的一分为三性和三位一体性，决定了人类的每一次创造活动――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和生活）都必然地在可能性上要产生两种结果，既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由于创造主体自身的素质在决定着创造结果的两种可能性的现实性问题，因此，只有在主体内存完整具备的条件下，创造主体才能把两种结果的可能性变成两种结果的现实性。对这两种结果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体系
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凝结出的第一种成果发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长期的社会实践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由自然压迫人类，人类反抗自然压迫的关系转化为在劳动中形成主体意识并在主体意识的指导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为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其改造的成果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2页）马克思这段话讲的是人类和普通动物在生产活动中的区别。人类的建筑师在建造某幢房屋之前，已经制定了这一房屋的设计图。这个设计图是后天意识的产物，而蜘蛛与蜜蜂等动物的本领尚属遗传本能行为，尚属自然过程本身。因此，人类的生产活动与普通动物的“生产”活动就有了一个显著的差别：普通动物的“生产”是一种纯自然过程，而人类的生产则划分为形成主体意识的过程即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过程和实现主体计划的过程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目的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活动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期工程，即“上游工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后期工程，即“下游工程”。
创造物质财富上游工程的任务是在可能性上创造环境上的“物质财富”和设计图纸上的“物质财富”、构建虚在的“物质财富”。创造物质财富下游工程的任务是利用环境条件，使环境内化，条件主体化，把图纸上的“物质财富”变成实物上的物质财富、把可能的“物质财富”变成现实的物质财富、把虚在的“物质财富”变成实在的物质财富。在上游工程中，环境上的要素包括：思想意识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安全保证环境、人际关系环境等软实力和地理环境、交通运输环境等硬实力。人类的任何活动都需要有适当的环境作为保证，人类创造的任何财富都是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属于应运而生。在旧中国，为什么民众饥寒交迫、贫困落后；而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众的生活就“芝麻开花节节高”呢？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有了思想解放、政治开明、民主法制的软实力，有了改革开放、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有了这种环境要素，实践主体才能施展才华去创造硬实力，把创造物质财富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创造物质财富上游工程的创造者包括：思想家、政治家、法律工作者、科学家、工程策划人、工程设计师等。他们的任务是提供劳动光荣的思想保证，提供和平、和谐、安全的政治保证，提供平等竞争的法律保证，提供日新月异的信息保证和观念上的图纸上的“物质财富”。创造物质财富下游工程的施工者包括：工程组织者、管理者、技术工程师、各种级别的技术工人、各种级别的力工、运输工人、后勤工人等。他们提供的物质产品（硬实力）包括人们吃、喝、住、穿、用、行等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其他各种人化的物质存在方式。硬实力看得见、摸得着，显而易见；软实力则相对隐蔽，是一种隐在，是灵魂观念的东西，需要人的思维去把握。在软硬实力的关系中，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晴雨表，软实力在把控硬实力。因此，物质财富的创造，其上游工程的工作是不可小视的。与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相比，与香港、澳门、台湾相比，我们的软实力就相对落后。落后的原因，不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留下，而是在近几十年反封建、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把老祖宗留下的优秀精神成果当作封建糟粕和资本主义货色给扔掉了。可悲的是，“旧”的扔掉了，新的并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了道德真空和道德沦丧。是软实力不足在拖我们发展的后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下游工程的大量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上游工程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体系
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结晶出的第二种成果发生在灵魂和肉体、思维和人脑的关系上。人猿相揖别的依据，是人这个类存在的自我意识的获得，是灵魂观念和思想精神的形成。源自客体信息刺激与主体信息刺激的信息组合并经过加工改造净化出的提炼出的人的自我意识、观念理念和思想精神一旦形成，就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以自己特殊的不发挥肉体其他功能的高度专业化的神经组织，反过来控制只发挥肉体其他功能的人的其他身体器官，指导人的行为，使人类的活动方式由被动转向主动，由盲目转向自觉。人的观念、意识、思想、精神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强大的支配人体行为的力量。恩格斯曾把人类的思维成果比作“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页)之所以最美，就在于它给人以视力聚焦、向往、规范和指导，它好比一盏指路明灯，能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在实践长过程的认识过程中，人类主体在由激烈运动阶段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在这个相对静止的阶段，人们要在脑子里“过电影”，经过总结、感悟、反思、沉思等过程，必然地要总结出各种经验和教训，摸索到新程序、找到新配方，提出主体改造客体的新方案、新办法。在实践中感悟到的这些经验教训、心得体会尚属感性的，虽然它们对以后的实践是必要的，但还不构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精神财富，还需要进一步加工、改造、抽象、概括，才能形成系统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精神成果。这样，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就由两部分组成，即前期工程和后期工程或者上游工程和下游工程。创造精神财富上游工程的工作任务：第一，是有意识地记载和收集劳动中的工作记录和试验记录以及操作规程、程序、比例、病历、配方、日志、日记等第一手资料；第二，是在劳动结束、试验结束后新的工作任务开始之前的短暂休整之际，对刚刚过去的工作经历进行回味，对实践中执行计划的状况进行总结，拿出经验材料、教训材料。同时，要注意收集在民间流行的民间故事、笑话、传说、名人轶事、寓言、格言、谜语、口头文学等。这些材料的特点是短小精悍、趣味性强，人物形象生动，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可塑性。感性材料的缺点是零散、杂乱、时空狭窄、地方性强、寓意性强、具体性强，尚属对事物的表面认识，因此需要提高，需要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精神财富上游工程的创造者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士兵等所有处在生产实践第一线的劳动群众和其他劳动岗位的服务人员、公职人员。他们提供的精神劳动产品是初级产品，是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是需要冶炼的“粗矿石”、是需要锻造的“生铁”、是需要下锅蒸煮的“生米”。只有把半成品变成成品，把粗矿石投入熔炉才能炼成纯金，把生米交给“巧妇”才能做成“熟饭”。
创造精神财富下游工程的工作任务：
1.学习理论，创造主体通过长期的文化课学习奠定理性研究和理性创造所必需、必备的理论功底、文化底蕴、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
2.收集材料，要收集和积累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资料和其他文字资料、人物图像、实物标本，收集和积累散存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广为流传的人物轶事等大量资料。
3.加工处理，在充分占有资料的条件下，将“粗矿石”投入思想的大熔炉，对自己积累的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琢磨、反复推敲、筛选、经过思维的蒸馏过程使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
4.后期制作，经过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选择、比对、打磨、改组、设计、塑造出成型的系统的面貌一新的精神产品。精神财富下游工程的创造者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剧作家、各类导演、表演艺术家等知名人士和剧务等大批的不知名人士。精神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化的精神财富，包括存在于头脑中的人生理念、真理性认识、生活精华等，这部分财富将随拥有者的谢世而隐去；另一种是外化的、物化的精神财富，它们表现为著作、书籍、报刊、杂志、艺术品、电影、戏剧、小说等一切反映时代精神集成的精神作品。
精神财富创造者中的个人在其精神财富创造工程体系中的位置是变化的。比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当他早年学医行医，上山采药积累行医经验和药物疗效的时候，他的创造活动属于精神财富的上游工程；而当他确定写一本专著，长期收集文字医药资料，又花费30余年的时间，阅读了八百余家的医药书籍，并赴各地广泛采集药物标本，还向各地药农及民间医生请教，收集散存于民间的治病土方法，结合自己长期行医的心得和感悟，坐下来对资料进行研究并撰写和出版《本草纲目》时，他的创造活动则属于精神财富的下游工程。比如：电影、戏剧等演员在进入角色之前，在学习知识、培养个人素质、积累个人潜质的时候，他们属于创作活动的上游工程；而当他们进入角色，扮演历史人物的时候，他们则处于创作活动的下游工程。
综上所述，人类历史的创造活动是个系统工程，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个矛盾体系。创造活动分为上游工程和下游工程。参与前期活动的人们属于上游工程的创造者，参与后期活动的人们属于下游工程的创造者。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幸福地生存。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用正确认识指导人们有效地改造世界。只有准确评价历史，才能准确地认识现在；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和现在，才能自为地顺利地走向未来。在认识上形成了正确的历史观，我们就能洞察时代的走向，驾驭“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航船，绕过暗礁和险滩，驶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远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经历即财富篇5
1921年1月29日，北伐军占领广西50天，孙中山面对刚“解放”出来的听众，阐述“国之民有、国为民治、国为民享”的“三民主义”，给希望摆脱旧制度与贫困的人“洗脑”或叫“解放思想”。开出了一系列如“使国民有世界之知识，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使国民有强大之财富”、“开发财富莫如振兴各种实业”等国策药方。
孙中山说：“普及国民之知识，兴发展物质上之文明，全赖道路上之交通。中国内最富有之省，莫如广东与浙江，次则四川与湖南。广东有海洋之交通，浙江有江海之交通，湖南有洞庭湖汇合湘江、沅江、资江三河流，交通亦及便利。所以物产能运出，财富能输入也。”
广西为何穷，而所藏财富，较其它省为优，何以言穷？因无便利之交通，是以致此。“开发民智，发达财富，更非有道路之交通不为过。”为了形象说明问题，孙中山还把路与财富的关系比为“铁箱与钥匙”，指出道路就是开发财富之铁箱的钥匙。
显然，物流与贫穷的关系呈正相关，这在80余年前孙中山就已经说明白。但是他在论述广西穷源于缺少路的时候，阐述“湖南有洞庭湖汇合湘江、沅江、资江三河流，交通亦及便利”时，没有提与沅水对接，进入洞庭湖，再入长江之一脉的贵州清水江。即使是孙中山的时代，贵州穷，也绝不在广西之下。贵州缺路与广西同病相怜。但实施贸易摆脱贫穷，贵州有清水江与沅江、洞庭湖、长江物流关系链存在；广西有上联贵州、云南，下联珠江的西江、郁江、柳江、南盘江等存在，这是一个孙中山简短的演讲没能展开的评论，并不会在历史中淹没的事实。于是，我觉得张应强一书，有一个超越了人类学与社会学意义的东西，即隐隐约约指出了在一个合适的生态构建中，重建或叫恢复清水江物流水乡的环境或生态经济学诉求，这在历史方向与科学发展观是高度契合的。
在一个森林覆盖足够涵养一方，哪怕是海量的山谷中，保有一个能与生态平衡的清水江物流与商品贸易，重建清水江沿岸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即源于历史又来自创新的生产、生活与文化方式，重现清水江绿色生活，我想这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也符合同志当年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所倡导并报国务院批准，创立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深刻用意。因为经历了全球化的发展博弈，人类已经开始反思“囚徒困境”不管不顾系统利益的看似突破实存危害的发展方式，对“增长极限”有了认识，并重新构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思路。今天的中国已经来到了发展方式新转型的历史“十字路口”，开始像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诺兰教授指出的那样，向自己的历史学习，重新寻找科学的发展道路。张应强一书出版，也就因之有了一个深长意味：即是一段中国历史生活物流贸易的夕阳牧歌，也是对重建生态大国系统中的子系统――还原青山绿水贵州生态的热切呼唤。
经历即财富篇6
风华是一指流砂。当時光把记忆凝固成琥珀，唯有拼搏的经历才能映照出生命中最华美的光。
6月6日，在采访完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总经理杜宁后，其所思所言所行，让人感觉她宛若一枚经历了岁月沉淀的琥珀，大气而从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仿佛只有在年轻時尝过苦楚的滋味，在年华苍老時，方才更能体味甘甜的馨香。
杜宁的人生顺序却是“先甜后苦”：青春年华在国企安静而优雅地流淌而过，有着可以期待的未来。然而，在国企取得世人所谓的“成就和地位”后，杜宁却想尝试全新的生活。从国企抽身而退后，杜宁进入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为合肥分公司总经理。她从零开始，带领一帮年轻人去开拓安徽投资理财市场，展现出蓬勃的野心和活力。
在杜宁看来，年轻時候的“甜”使她踏实、善良；而中年以后的“苦”，让杜宁有着“天塌下来也不为所动”的淡然与笃定。
杜宁说，如果人生的顺序能够让自己重新定义和安排，她还是会选择现在这样一种人生：先甜后苦。因为在她看来，不管是哪种人生，如果不感到自身充满力量，就不可能拥有成功。
不服输心态好
相比起之前二十多年相对轻松的工作，进入宜信以后，杜宁忙碌了许多。从刚开始接触宜信時候的完全懵懂，到现在深深认同并传播宜信的理财观念和文化，尽管到宜信才不到一年的時间，杜宁现在处理起各项工作来，已显得游刃有余。
2012年7月，杜宁第一次接触到宜信文化。那時，宜信总部在北京召开半年总结会，虽然杜宁还不是宜信的员工，但是她也被特邀参加此次会议。在会上，杜宁第一次见到了宜信Ceo唐宁，他睿智的语言和思想给杜宁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参加完会议后，她深深被宜信蓬勃而富有朝气的文化所感染，更为其新颖的理财方式所折服。
一端是急需小额资金，又有潜在还款能力的人；另一端是有闲余资金、愿意通过出借来获取回报的人群。原来，宜信充当起架设二者之间的桥梁。
作为第三方信贷服务平台，宜信的作用是将借贷双方的需求对接和管理信用。通过宜信p2p信贷服务平台，资金出借方直接提供资金给借款人。出借方可以掌握借款人的基本信息，还能掌握借款人的资金用途和还款情况。
另外，不同于简单的第三方理财机构代销别的机构推出的信托、有限合伙等产品，商业模式上以产品推介为主，一般很少涉及深入了解并满足客户全方面的财务需求，宜信财富不仅为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合理投资组合、养老计划、税务计划等，还有自己的研发，是经过時间和市场的长期验证的出色的固定收益理财模式。
开完会，回到合肥的第二天，杜宁就立即拿出十万元投入到宜信。没有料到的是，五天之后，她就在合肥接到了来自宜信北京总部的回访电话，“给人的感觉很专业。”杜宁说。
从事保险业务二十多年，杜宁凭经验判断这是一家非常规范的公司。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定期收到宜信发送的理财账单，杜宁甚至觉得宜信在风险管控和客户服务方面比很多大型公司更加专业，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投资信心。
2010年12月，由于在全国的快速发展，宜信开始进驻安徽。2012年6月，宜信安徽分公司的前期筹建人调回上海，他觉得杜宁完全有能力胜任宜信合肥地区总经理的工作，于是极力动员杜宁加入宜信。
尽管对宜信的理财观念和企业文化十分认同，但对在国企待了二十多年已经“功成名就”的杜宁来说，去选择一个全新的行业重新开始，她的心里还是有点犹豫。但是骨子里生就不服输的性格，让杜宁决定加入宜信。“既然我那么认同宜信的理念和文化，我何不试试呢？不试试怎么知道我到底行不行呢？”
就这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杜宁一个猛子“扎”进了宜信。
2012年8月，杜宁正式加入宜信。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她没有退缩，而是从头开始学起，营销、人事、财务她样样都抓。很快，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宜信在安徽的业绩节节攀升。
此前，宜信在合肥地区的月平台只有1000多万元，但是到2012年年底，在杜宁的带领下，合肥地区的月平台已经达到3000万元。而现在，这一数字更是增长到了7000多万元。
遵从宜信文化
杜宁回忆，曾有一个宜信的客户，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帮宜信宣传，动员他周围的人去投资宜信。有一次，这位客户和他的一位朋友聊起宜信这种理财理念，他的朋友直呼不信，还让这位客户把钱要回来，不要再参与这种投资。然而，这位客户却坚持维护宜信。最后，他的朋友没有办法，说：“这样吧，我相信你。你说行，我就投。有你做担保，我还怕什么？”就这样，这位投资人的朋友也投资了宜信，并在随后的時间里取得了丰厚回报。他这才彻底地信服，并从此成为了“宜信”的忠实粉丝。
还有一次，杜宁和一个客户一起吃饭，这位客户看到杜宁后，激动地跟杜宁说：“你的同事实在太敬业了，服务态度太好了！”
原来，不久前的一个凌晨，这位客户身在巢湖的父亲突发疾病。由于这位客户当時身在外地，没有办法立即赶往父亲身边。情急之中，他拨通了杜宁的一个下属的电话。这位“90后”下属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即驱车赶往巢湖，将这位客户的父亲紧急送往医院，老人家这才得救。经历了这件事，这位客户对这位小伙感激不已，同時也对宜信产生了更加深厚的感情。“你们下属都那么正直、善良，相信定是经历过宜信文化的熏陶，这怎么能叫我不爱宜信呢？”
“赢得客户的认可必须要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做到。”杜宁认为，宜信财富安徽分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和广大客户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们觉得做财富管理的原则必须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不是你有什么产品就都推销给客户，也不管客户需不需要。必须从客户的角度来考虑他需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给客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才可以做客户的家庭财务管家。”
在杜宁看来，熟知客户需求以及专业规范的运作才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财务服务，而宜信财富正具备上述优势。
首先，宜信优势源于对客户的了解。多年来，宜信财富专注于服务大众富裕阶层，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关系，对这部分人群的需求有着深刻的理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時也造就了宜信财富长期以来骄人记录，宜信财富不断进取，公司每年实现50%—100%以上的增长。
其次，源于宜信财富的知行合一。宜信财富了解大众富裕阶层的需求，并致力于为大众富裕阶层提供综合财富管理服务，有着针对这部分人群所创新的固定收益理财模式，多年来受到客户的广泛信赖。
第三，源于国际上先进的财富理念。在杜宁看来，西方市场的财富管理历史比国内悠久许多，拥有很多经历过各种市场考验的优秀财富管理机构。宜信财富引进了这些理念，予以時间，中国的财富管理客户会逐渐认识到先进理念和正确服务的价值。
最后，源于宜信财富遍布全国的专业团队。宜信财富遍布全国40多个城市的千余名资深理财规划师团队由来自花旗集团、汇丰控股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多位前高管率领，他们中有的毕业于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顶级学府，也有的拥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mBa学位。他们有着杰出的服务能力，为理财者提供最佳财富管理服务。
如今，在安徽，宜信已经在合肥、马鞍山、芜湖等地设立了办事处。今年年底，淮南的办事处也即将开业。未来，杜宁将会把更多的触角伸向安徽其他地市。同時，也将有更多的人群从中受益。
被爱的感觉如此美好
回顾起以往的职业经历，杜宁用两个词评价自己：不服输、心态好。也正是这种上进、豁达的性格，让她坚持走到现在，走出属于自己的风采和一片天地。
時光退回到1990年，杜宁放弃了稳定的教师工作，转而开始进入金融行业这个对她来说全新的领域。由于谦逊好学以及勤奋的精神，她一路顺风顺水，很快对金融行业的运作规律和操作规范熟稔于心。
进入宜信后，杜宁深感多年在金融业历练的日子对她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从一开始的对理财知识的一窍不通，到后来执掌整个安徽宜信理财市场，杜宁吃再多的苦也不怕了，反而觉得是人生之平常。“很多人是先苦后甜，而我是先甜后苦，顺序完全颠倒了。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吃苦不是什么坏事，反倒练就了我的冷静，我现在碰到再大的事情也不感到手忙脚乱。”杜宁说。
想当初进入宜信時，杜宁还在心里直打鼓：我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全新的工作？如今，事实证明杜宁当時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她不仅完全胜任目前的工作，还挑战了自己，让自己的人生走向了新的高度。“我现在虽然很辛苦，但是看到宜信能帮助那么多人，我很欣慰。”
在宜信安徽分区，杜宁的同事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很多都是初出校园的“80后、90后”。面对他们，杜宁既是领导，又是长辈，经常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记得一段時间内，杜宁看到一个“80后”的下属走路的時候一直都低着头。她经过打听，才知道小伙子和女朋友吵架了。于是她将这个下属叫到办公室，和他聊一些人生的道理，开导他要有开阔的心胸，正确面对人生的挫折。虽然没有提到感情的问题，但是杜宁相信他会懂。果然，聊完天后，小伙子走出办公室時又恢复了以前的意气风发，以后的工作也比以前更加卖力了。
“总体来说，我不是心肠特别硬的人，但也不是心肠特别软的人。我就希望他们能在我的手下和我一起成长。在我的带领下，他们能比其他同龄人更优秀、更出色。”杜宁这样评价她的“怀柔”政策。
听成龙的演唱会，看看徽剧，和同事、朋友一起打打羽毛球，去外地出差時不忘逛逛当地的美景，品尝下当地的美食，周末時亲自下厨做顿全素餐让自己的肠胃“休息”一下……在杜宁的微信状态里，记录着她精彩生活的点点滴滴。她总是能在繁忙的生活之余找到让自己放松的休闲方式，用她的话说，就是“工作的時候要拼命，玩的時候也要疯狂”。
杜宁希望，自己能永远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积极进取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生，才会焕发出生命的神采和光芒。也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
经历即财富篇7
在法语世界和欧洲学界，皮凯蒂是成名较早的经济学家。他22岁获得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时，即已经开始研究财富分配问题，2006年他创立巴黎经济学院，其后继续专注于学术研究。2013年8月推出《21世纪资本论》法文版，今年3月出版了该书英文版，随即引起轰动。
面对几乎突如其来的全球走红，皮凯蒂试图以谦虚和友善来应对。毕竟人们习惯了面对多有白发的“经济学家”，也习惯了只限于小众的“经济学家”。令皮凯蒂意外的是，他的第一批粉丝恰恰是那些趋之若鹜为《21世纪资本论》写书评的知名经济学家们，当最终这本书成为一种全球思想讨论现象后，去除炒作和意识形态之争，它的独特价值在于，皮凯蒂以多年的数据和实证研究，恰到好处地印证了全球性的收入分配和经济不平等的严重性，这是当下的重大问题，更是影响将来的关键挑战。
自英文版出版至今，《21世纪资本论》以学术专业性书籍而长期雄踞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同样因其学术专业性，在不过半年的时间，由洛阳纸贵直接升级为“史上畅销书中最少被通读的”排行榜首。
实际上，不同人群对经济不平等有不同的解读。经济学家们会用计量模型，抑或是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求证；或如皮凯蒂另辟蹊径，借助长期历史数据，化繁为简，以统计分析分解财富集中和分配的趋势，抛弃了统而化之的基尼系数。而对非经济学家或专业人士而言，经济不平等更多的是个人直观的感受和比较。
从法国到美国，皮凯蒂著作引发的热议，对远离大都市的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斯托克桥（Stockbridge）来说很遥远。当地居民马克喜欢这里的静谧与柔和，这个2000人左右的小城吸引美国富人在此购置房产宅地，当地以旅游为经济支柱，即便金融海啸其也未受冲击。马克对《财经》记者说，斯托克桥没有什么不平等，只是在过去十多年中，他的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
马克代表美国社会分层中不到20%的人口，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数据，马克的税前年收入属于美国的中间值，每年5.91万美元。
而在美国弗吉亚州，这个美国最富裕县的集聚之地，乔治城大学教授斯特奋在该州阿灵顿有座现代气派的大房子和精美的花园。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从穷学生挤身于中等偏上的人群。斯特奋是美国年收入为9.92万美元的另外不到20%人口中的一员，斯特奋最大的感慨是，从他所住的区域，能保持他的生活的人群在日益缩小，中产阶级在萎缩。
衡量贫富不均有几种不同的角度，中等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其中一种。在申请破产的世界级制造业中心底特律市，曾因吸毒入狱的约翰出来后挣扎着维持生计，他代表着美国底层不到20%的人口，各种收入交税前一年算下来约3.39万美元。比他更捉襟见肘的美国最底层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税前年收入则仅有1.36万美元。对约翰及比他更穷的这不到40%的美国人来说，收入不仅意味着劳动报酬，更多的是食品救济券和医疗补助计划，以及一度被认为扶贫最有效的低收入税收津贴。
坏消息是，穷人的境况出乎意料地在恶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最近连续推出关于美国穷人情况的最新报告。一份报告指出贫穷在美国有郊区化趋势，比起2000年前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贫困蔓延不均，穷者愈来愈穷。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份报告指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每天过着低于2美元生活，而每人每日收入2美元是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向来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因其富裕程度一直被排除在外。
美国的贫富不平等如此触目惊心，如皮凯蒂说，美国贫富分化程度已重新升到一个世纪来的最高水平。在斯特奋教授所在的社会分层之上，是美国的富人阶层，在这一富人阶层的最底端，是税前年收入平均约为27.89万美元的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他们之上，是税前年收入约为164.80万美元的财富金字塔尖的那1%，而美国0.1%的超级富豪，他们税前的收入约为758.77万美元。加州大学有学者估算，若算上隐藏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资产，美国0.1%超级富豪在2012年至少掌握了美国所有财富的23.5%。
比起市场产生的不平等，人们更关注的是政策干预后依旧昭然的贫富不均。有分析表明，2013年美国1%的富人税后平均收入为112万美元，而最底层的20%的穷人税后平均收入为1.33万美元，也就是说，富人放进自己腰包的是穷人的84倍。
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在英国显然不及美国严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副教授对《财经》记者说，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一样，英国的社会福利比较好，对贫富差距起到一定抵消作用。有学者甚至认为，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自1970年以来并未呈现上升趋势。
在伦敦街头，经常上演的一幕就是人们排着长队领救济。8月24日，伦敦少有的和煦晴天，无论是在BBC老楼附近的普通居民区，还是商业区附近的兰利街（LangleyStreet）上，领救济的人群弯弯曲曲地沿街或站或坐，但他们的穿着或神态都没有极度贫困或沮丧的迹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政策干预对贫富不均的调剂作用。
英国的经济现实是，由于实行紧缩政策，使得英国最贫穷的家庭遭受更严峻的打击，而富有的精英阶层的收入则螺旋向上，有数据显示，英国五大富豪比英国底层20%的人口加起来还富有，换句话说五户人家的财富超过1260万人的财富总和。
9月1日在巴黎，刚从秘鲁和古巴休假回来的皮凯蒂仍然兴奋于古巴的新鲜记忆，在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他说：对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处处靠现金说话，他感觉很新奇。
至于中国则更让皮凯蒂新奇，中国似乎是一种形式不同的资本积累和发展模式。在中国，时至今日仍有很大一部分国家资本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拥有。皮凯蒂说，包括中国在内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能否足以用更包容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本主义？而中国的资本，又具备了多少包容性？中产阶级的使徒？
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科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其实，我在意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平等超过限度。税收很重要，但它只是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和政策之一，教育和技能投资是关键政策。但我们不必在教育和累进税之间作出选择，希望二者可以兼得
《财经》：你的书热销之后，有人把你归为倡导中产阶级增长的使徒之一，另外两个包括政治使徒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warren），宗教使徒弗朗西斯教皇，你是科学和分析的使徒，甚至声称“和平革命的三剑客都已出现”。你怎么看自己？你是中产阶级增长和壮大的倡导人吗？
皮凯蒂：我关心中产阶级。
《财经》：你不只是关心，你也算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吧？
皮凯蒂：这要看你怎么定义中产阶级。就收入情况而言，这些年我一直是中产阶级，实际上我甚至属于有特权的群体。和社会最顶层相比，我更关心中产阶级；而我对底层群体的关心程度又超过中产阶级和最顶层。把我和弗朗西斯教皇以及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相提并论会产生误导，因为说穿了，我只是一名学者。
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科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因为我觉得经济、历史、社会和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明显。我想做、在工作中也一直试着去做的基本上就是收集收入、财富和贫富差距的历史数据，目的是让大众更多地了解这个重要议题。
《财经》：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衡量贫富分化或是不平等的严重性？到底是那最富有的1%社会顶层重要？还是中等收入阶层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更重要？
皮凯蒂：我在书中试图对分配进行完整的剖析：从占人口结构一半的社会下层，一直到社会顶层的1%或10%。我在书中提到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的40%，介于50%的社会底层和10%的社会上层之间。我试图比较在不同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那50%的社会下层、10%上层以及40%中层在收入总额和财富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我并不怎么关心那1%的社会顶层――我更关心社会下层及中产阶级。
《财经》：为什么你不关心1%的社会顶层？
皮凯蒂：其实，我在意的并非不平等本身――只要它符合中产阶层和底层那50%的利益，就没什么问题。我在意的是，当不平等超过一定限度时――即它不再符合社会底层及中层的共同利益的时候，问题就大了。
《财经》：到哪个点上它会超过一定的限度？
皮凯蒂：明确地讲，没有数学公式能解答这个问题。我不清楚确切的“限度”在哪里。
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我们需要依赖于历史证据。这些证据还很不完整，但的确是我们已能拥有的最好的证据。我们能从历史证据中学到什么？
让我讲几个教训吧。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为了经济增长而制造极端的不平等。19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出现了这种情况。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如此。换言之，不要为了在21世纪获得经济增长而重现19世纪的不平等。
什么是19世纪的不平等？当时，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讲，基本没有中产阶级。在欧洲，直到1913年或1914年，90%或以上的财富基本上归属于分配等级的前10%。占人口50%的社会底层和40%的社会中层分别拥有不到5%的财富。实际上，中产阶级跟穷人一样穷，是基本不存在的一个阶级。
现今的世界就没这么极端。相比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重大改变就是有了中产阶级的存在，当然现在10%的社会上层控制的财富仍远超过其他人群。欧洲10%的社会上层拥有的财富份额占60%左右，在美国约为70%。这个比例相当大，但比起一个世纪之前90%要少很多。这意味着，今天约有20%-30%的财富归属于中产阶级。这个巨大的变化意味着社会中相当大的阶层可以拥有一间公寓、一栋房子，有时是养老金或金融资产。
《财经》：即使你不愿意给自己贴各种标签，但自觉不自觉地，你和你的书会产生某种影响，你希望的影响力是怎样的？
皮凯蒂：我想当一名学者，但同时我相信书籍的力量和想法的力量。我觉得书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我们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政治。你是记者，你也可以产生政治影响。参与政治的不仅仅是政客。我们内心深处都有政治伦理和政治品德。
我们获得的教育和培养是为了对世界进步做出贡献。而我做贡献的方式就是收集这些历史数据，想方设法为关于贫富差距的理性而民主的讨论提供更多信息。这是事关人人也人人关心的问题，但情况往往是意识形态之争很多，历史证据却非常少。
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我和同事共同建立起这个数据库，这是目前最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历史数据库。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在书中所做的尝试是用大家都能进入的方式来列举这些历史数据，因而这本书很易懂，就是页码很多，对此我感到抱歉，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历史资料，涉及了20个国家和地区或更多，时间跨度超过三个世纪――因此它不可能很薄，不可避免地就成了大部头。考虑到这本书汇总的历史材料的数量，这样的长度还算合理。
我要强调一下，这本书来自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我是执笔人，书中的错误都应由我一个人负责。
《财经》：你谈到政治影响力，而你的建议是从税收的角度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这是最佳切入口吗？
皮凯蒂：有一点我要强调，在这本书的最后，即第四部分，我尝试给未来的政策下一个结论。我应该说清楚的是，大家可能不认同第四部分的所有内容，但仍会在前三部分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其实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人人都赞成的完美解决方案。如果大家不同意第四部分中的结论，我完全可以接受。说到底，我的真正目标是推动大家写出他们自己版本的第四部分。
书前三部分的历史证据很复杂，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这些不同的解读导致将来决策可能性的不同的结论，这也没问题。
当然，我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对这些数据的最合理解释。我的结论是，税收很重要，但我要强调，它只是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和政策之一。
实际上，最重要的政策是教育。长期来看，教育和技能投资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政策和机制。在国与国之间，技能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让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追上富有国家，就像中国追上欧洲或北美国家，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这样。它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前提是教育机构要有足够的包容性。也就是说，不只是给精英阶层，而是要投资于一个更庞大的社会群体，为他们的技能投资。
我觉得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对美国、欧洲国家和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把效率、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效率和均等机会结合起来的完美机制还没有发明出来。
比如说，美国的顶级大学非常好，但垫底的高校就不那么好，因此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培训。欧洲的情况当然也不尽善尽美，它的高等教育体系有时不能顺利运转。中国的问题又和前两者不同。
总的来说，教育和技能投资是关键政策。
税收，特别是针对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也很重要。但我们不必在教育和累进税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希望二者可以兼得。
《财经》：这二者感觉都不能一蹴而就。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无法看到全球财产税实施，或者靠财产税可能也无法杜绝不平等，那应当如何在短期内鼓励平等的发展？
皮凯蒂：我觉得二者都是长期因素。累进税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因为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世代相传之间的互动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比如在欧洲和日本，直到21世纪初、也就是过去的10年-15年中，人们继承的财富相对于GDp的比例，与20世纪初才有了一定的可比性，这是因为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长期过程。
另一方面，遗产累进税等相关政策的影响时间也非常长，因此所有这些政策的通盘考虑如果只顾眼前，就没办法解决我们遇到的挑战。不平等、财富分化VS透明与包容
在不平等、财富和收入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透明度。然后才能更好地讨论各个阶层的适用税率。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能否足以用更包容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本主义
《财经》：自经济危机以来，全球GDp增长速一直在下滑。你刚才说，不要为获得经济增长而重现19世纪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增长挑战，是否应当把经济搞上去作为首要任务？还是通过改革税制来应对不平等更重要？毕竟失业问题、气候问题等等都很棘手。
皮凯蒂：你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同时需要解决的挑战来自方方面面。在审视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表现时，我们有必要区分长期和短期的因素。长期因素在于，富有国家的经济增速要慢于新兴国家，这在过去一段时间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欧洲、日本的经济增速为4%-5%，有时候甚至超过5%，但那是因为它们当时处于“二战”后的恢复阶段，在追赶美国的生产力水平。
自80年代以后，就每小时产出、每小时工作产生的GDp而言，欧洲、日本与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基本持平――所有这些国家都基本处在同一水平，其经济增速也相对较慢，每年2%左右。这是长期的因素，我觉得在今后的十年中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在发达国家，我们有必要学会适应慢速增长，并能在经济较慢增长的前提下，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财经》：就中国而言，经济增长放慢引人关注。如何促增长，又缩小机遇的鸿沟？你对中国决策者的建议是什么？
皮凯蒂：中国是一样的。在追赶其他国家时，中国实现了很高的经济增速。一旦这一追赶过程结束――当中国的每小时GDp产值与欧洲和北美基本持平时，中国的年增长速度就不再是5%-8%，可能会是1%-2%，当然，这是远景。
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我们衡量中国贫富不均的措施非常不完善，但是在过去15年中，中国的财富集中程度似乎已经从瑞典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美国的水平。10%的社会上层的财富份额已从约50%左右转变为约70%，这更接近于美国的贫富不均情况，与瑞典或北欧国家的社会相对平等背道而驰。
但我们却无法作出定论，因为在中国，统计财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我赞成实施财富累进税制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举措能够带来更大的透明度以及更多的财富统计信息。即便是税率非常低的财产税也能带来有关财富的信息，因此，中国或欧洲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掌握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横向从亿万富翁到千万富翁或是百万富翁，纵向则可以了解过去5年-10年其财富增加值。在中国，这些数据不为人所知。如果没有数据，公众就无法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展开理性的讨论。
包括在我的书中，我想强调的都是，在不平等、财富和收入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透明度。然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讨论各个阶层的适用税率。
《财经》：数据获得很难，而且你强调靠国家税收政策减少不平等程度，有人会反驳说，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的自由和更自由的市场，才能让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爬出贫困。
皮凯蒂：是的，但我认为只靠这些不够。我相信自由市场和竞争。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属于后马克思主义后冷战的第一代人。1989年我18岁，然后从18岁到20岁时我到东欧游历，可以说，我对马克思主义免疫了。
《财经》：人们说你是以这本书向马克思致敬，但读完这本书感觉你想刻意保持与马克思的距离。
皮凯蒂：当然！对我这一代人而言，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不想回到苏联时代，我相信私有财产，不仅是因为效率，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实现社会中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
我确实这样认为，但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教育、医疗体系以及适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为这些领域提供资金，就需要适当的税收制度，以便让全社会接受，那么税收制度必须是公平的。
公平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收入不同、财富不同的群体各自的状态。如果社会顶层财富增速是普通人平均水平的3倍，那么向他们收的税就要比普通人多一点。这是常识。若不这样，我们的基本社会结构、人们缴税以获得公共服务的模式将无法正常运作。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靠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的税收收入实现了国家的富强。世界上富裕国家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概在30%-50%之间。
比如在欧洲，最富有国家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50%。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比例在10%-15%之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问题在于，如果税收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不够给教师、护士和筑路工人支付工资，就不利于发展。这在历史上有大量例证。
当然没人希望税收过高，但有些资金要用于私营领域，有些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这两者之间要达到平衡，这在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
《财经》：平衡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很难，尤其当选举政治卷入其中之时。
皮凯蒂：是的，我同意。选举政治很复杂。当然，在一党制中实现要比在多党制更简单，但另一方面，一党制存在其他的问题，如果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怎么办？所以，这很复杂。
《财经》：换一个角度，有人认为，所有的不平等实际上是经济竞争不充分的恶果。
皮凯蒂：我赞同这个说法，这关乎对竞争力和效率来讲，不平等可以怎样产生促进作用。我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接受，但不能过度。具体而言，历史证据表明，财富的过度集中对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没有好处。当社会90%的财富由10%的上层人口所持有时，经济发展不会很好。
20世纪贫富不均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一战”、大萧条、“二战”以及一些政策因素，如福利国家、累进税制以及西方国家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冲击后推行的特定政策。
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贫富不均现象较1914年大为减少，出现了更多的经济增长。我认为贫富不均的扩大始终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贫富不均将无法发挥促进作用。
《财经》：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讨论，最终指向了资本如何作用的问题上。斯蒂格利茨说，我们当前的资本主义是仿制、假冒的资本主义，而你说我们正在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你看来什么是最理想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包容性资本主义”算吗？
皮凯蒂：我赞成包容性资本主义。但我想明确一点，如果要实现包容性资本主义，其前提是要有非常具体的制度――需要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制，需要教育和公共服务，需要一定水平的政府收入，需要某些领域的公共资产。不能将一切私有化，在教育、医疗与交通方面要有公共资产。
其实，我们周围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时至今日，仍有很大一部分国家资本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拥有。但量在减少的过程中。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能否足以用更包容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包容性吗？
仅有公共资本是不够的。当然有公共资本要比只有公共债务强。现在，欧洲、美国或日本的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这很糟糕。我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做得比较好，因为保持公共资产很重要，不能将一切都私有化。拥有大量公共资本，在公共治理方面就可以大有作为，但这还不够。
《财经》：你曾谈到腐败和市场操纵让个别人牟利，会加剧不平等，并提及中国的反腐，你想表达什么？
皮凯蒂：反腐败非常有用，但我认为这仍然不够。当然，腐败是财富不均、分配不公的最极端形式。通过腐败敛财是获取财富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在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中，仅靠把少数几个人关进监狱里并不能调节财富不均。而且，如果认为腐败是社会不公、财富不均的唯一表现形式，那就太天真了。即使没有腐败，不同社会也会出现极端的不平等以及不为社会所接受的聚集财富的方式。
所以除了反腐败斗争，中国政府也应该制定更具有累进性的收入和财富税收体系。我认为累进税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产生信息。即使税率非常低，至少有一个财富税体系，政府就能以此获得相关数据，了解人们的收入状态。例如，2014年有多少中国家庭属于某个特定收入档次――在1亿-2亿元之间，100万-200万元之间，10万-20万元之间？2013年的情况怎样？平均状况如何？基于这样的公共信息，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的可能性就更大。财政公平的着力点
静待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实现正确合理财富分配的想法是错误的。防患于未然就要构建金融透明和财政体制，污染税可以是很有用的政策工具，但普遍由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承担。如果国家希望设立公平的税收体制，那么房产税和收入所得税都要有
《财经》：中国面临的挑战除了放慢的经济增长外，债务水平也在提升，同时金融领域在开放的过程中。
皮凯蒂：我认为这些挑战都可以解决，同时可以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中国。在某些领域实行经济自由化，同时在其他领域加强收入和财富分配，鼓励更多的社会投资，这并不矛盾。有些人认为更多的不平等和更多的市场开放就总是好的，总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足以实现平衡和广泛分享型增长，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
有人认为若实施累进税收制度，那么所有财富都会消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这是错误的观点。
目前，在全球GDp中，北美占四分之一，欧盟占四分之一，中国的占比接近四分之一。这是目前的数值，相信中国很快就会超过四分之一，美国和欧洲的占比则减少到小于四分之一。在全球GDp中占比很大的区域和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会趋向于更大的财政公平，而且不伤及经济增长。
这些经济地区的范围比较大，如果在这些地区实施相同的政策以及法规，人们成为亿万富翁的欲望就将不会那么强烈。纵观古今中外，有很多创业者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是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以比尔・盖茨为例，他现在有400亿美元的财产。但如果在1980年有人告诉他发明windows系统只会赚10亿美元，而不会赚400亿美元，盖茨会因而放弃吗？让富人坐拥几十亿美元，富可敌国，如果你仔细想想，这真的毫无意义。
也许有人说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通过美国《福布斯》杂志，或中国或欧洲的其他杂志上的亿万富翁排名，你会发现世界各地顶级的财富阶层每年都以6%-7%，有时甚至是10%的速度增长。
就全球平均水平而言，社会最顶级的财富增速比大众平均财富的增速快三四倍。这一现象无法持续下去，如果未来50年照此速度发展，那么全球最富有的那些人将拥有世界全部财富。我认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只是个常识。就算是出于竞争力的考虑，我们也没必要让一小部分人群拥有全部的财富。这是不可能的。
《财经》：是否这个黯然的前景，引发了人们对不平等以及巨额财富的新一轮关注？前不久，弗朗西斯教皇去韩国做首次弥撒时，曾批评经济不平等性和过度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危害。
皮凯蒂：我并不想做什么世界末日一类的预言。实际上两个方向都存在推动力量。致力于减少贫富不均的力量和经济机制也是存在的。比如，新兴国家与富裕国家差距的缩小将有助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不均。我不知道将来哪种力量能占上风。
我想说的是，追求不平等的力量占上风的风险很大，尤其是从长期来看，我们无法始终保持每年5%或8%的增长速度。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资本回报率有超过经济增速的趋势。这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能大幅扩大财富占有的不均衡性。
我并不是说贫富不均将永远上升，也并不是说上层社会100%地占有全社会财富，很可能会在100%之下的某个点停顿，但没人知道是哪个点。
我认为，静待社会的自然发展而实现正确合理财富分配的想法是错误的。由此而产生的合理推定是，情况可能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防患于未然，构建金融透明和财政体制，从而让我们依据从数据中观察到的事物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担忧都在不断升级。问题在于我们能做什么？弗朗西斯教皇可能对此感到担忧，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
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和过度的不平等表示担忧。中世纪，天主教曾希望高利贷采用零利率；与此同时，他们却很乐见他们的土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拥有正回报率。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利用这一资本从农民那里获得资本收入和回报并不是什么难事，农民会把部分劳动成果奉与教堂。问题是，天主教，或者我认为各大宗教都存在的倾向是，对不平等的反应通常不始终如一。
因此，对收入和财富实行累进税制以及提升其金融透明度的好处在于，这些举措能够促进公平和民主，不论你信仰什么宗教或传统。此举都能够向社会提供相关的信息，让民众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且能够采取适用于现实情况的政策。
《财经》：你的研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若达到你所倡导的更平等的现代社会，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对富人征收累进税的建议，你能具体讲一下在税收的其他方面，从公司税到污染税等的不同操作空间改进的可能？
皮凯蒂：就更长远来看，很明显，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环境变化和全球变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平等的问题和金融透明的问题。
我认为要双管齐下，而且我也一直在说，如果国家没有财政公平可言，那么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人很难接受环境政策。当然，有必要呼吁环保人人有责。向富人征税并不足以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也不足以解决养老金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在要求普通人和中产阶级出力的同时，却不要求富人付出至少同等程度的努力的话，实现起来就困难重重。
当今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在于，人们怀疑富人在这一方面的付出与其财富不成正比。也因此环境政策推行举步维艰。欧洲就是如此，只要人们认为权贵们所付出的努力不具有可比性，那么他们就不会在环保方面做出努力。
污染税可以是非常有用的政策工具，但要记住，这些税普遍由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承担。因此，我们有必要同时设立收入和财富累进税制，以确保整个税收体制的公平性。污染税，顾名思义――如果能获得成功，难以在长期内带来多少税收收入，它的目标并非完全是要增加税收，而是为遏制污染。如果这一税种大获成功，而且减少了污染，那么税收收入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初衷就是为减少污染。
这意味着长期而言，我们仍需要对收入和财富征税。
有人认为财富税是彻头彻尾的革命。事实上，每个国家――可能中国除外，都以财产税的形式来征收财富税。至少，房产作为财富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国是要被征税的，是非常重要的财富税。事实上，我觉得在收入税之外设立与房产价值挂钩的税种是很有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推行房产税对中国也非常重要，有的人收入很高，但房产很少；有的人房产多，收入也高。如果国家希望设立公平的税收体制，那么这两个税种都得有。
《财经》：谈到房产税，今天我直接从伦敦飞过来，伦敦出租车司机在去机场的路上抱怨说，全球资本推动伦敦的房地产价格飙升。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你认为它是否会让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继续高于本国增长率，并由此导致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如果是这样，资本流动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消极角色？
皮凯蒂：伦敦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大部分俄罗斯寡头汇集于此。在过去几年里，英国政坛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提高了伦敦房产税的累进税率。英国对房地产征税，也对出售房屋的交易征税。在卡梅伦上台之前的工党政府对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豪宅征税5%，而卡梅伦上台后，对价值超过200万英镑的豪宅征税7%。他们的政策虽未明说，但两党的共识是应对高财产价值和高财富征收更高的税。我认为要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左派，只针对事实。
资本全球化风险巨大：首先有必要意识到，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原因能导致资本回报率会低于经济增速。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从历史来看也是。
用简单方法来解释：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的增速为零，因为人口数量和生产力是恒定的。然而，资本回报率是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资本是有用的――住在建筑物里比露宿街头强。设备是有用的，例如机器人比仅靠赤手空拳的强。资本可以用来提品和服务，它就能带来回报。即便存在充分的竞争――这与垄断无关――即使在经济模型最标准的完善市场，资本回报率在长期来看也还是会超过经济增速。自然进程无法让这两者处于均等状态。它本身也不构成问题，除了它能导致相对高的贫富差距和财富集中。未来的挑战
在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需要有财政公平和社会公平，要有公平的财政制度，为全民优质教育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
《财经》：你提到机器人，提到比尔・盖茨，这让我想起《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里夫金。他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指出，私营市场追逐效率和生产率，导致我们越发靠近这样一种态势，即几乎所有产品的边际成本都会一步步地接近于零，而这种零边际成本现象将带来新的经济体系――协作联盟（theCollaborativeCommons），如果这一经济体系茁壮成长，那用GDp衡量经济活力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是否会对社会的平等与分化产生影响呢？
皮凯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比较复杂。很难讲哪一方能占据主导地位。考虑到新数字经济其零边际成本的特性，它所蕴含的力量完全可以推动社会平等性的提升，因为一旦某一数字产品、知识或产品控制面世，以零成本面向大众进行生产就有可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借此，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这些产品，而私有财产所有者即原创者便显得无足轻重。
但与此同时，这也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私有财富能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我在书中也表达了，就长远来看有很多我所说的“资本变形”――从土地财富到房地产、企业，到制造业再到金融资本。有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无形资本以专利形式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财富的总价值，例如与劳工收入对比时，会有所下降，它反而还会增加。
在大家看来，数字经济将意味着机器人的崛起，而且可能会更多地取代人力资本，这可能会形成一种机制，推动更多的国家收入向专利和机器人的所有者倾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你可以零边际成本复制任何授予的专利或数字产品，但是针对细分市场的特定专利和数字产品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会增加，因此，最后，这些产品会产生很大的地域价值，而且有时候比传统形式的资本和财富更挣钱。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领域。
有人指出，资本在GDp中比重的上升可以被看作是经济自动化的迹象。我不确定这一观点正确，但是我认为在这一阶段，对于传统资本密集型领域来说，像房地产或能源，从全球角度理解资本比重的上升比认识到机器人的崛起更为重要。然而未来，这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资本比重的增长。这也说明，专利问题、专利法规和版权问题将在未来变得更为重要。
《财经》：里夫金设想的未来――工厂完全由机器人负责运营，正好与中国的老龄化和即将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的现实相对应，抛开里夫金的理论，你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财富分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皮凯蒂：随着人口的不断下降，这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中国很可能变成比我书中描述的世袭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社会，过去积累的财富比新增财富更加重要，在人口减少的社会更是如此。如果在同一时期生产率增长非常迅速，则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已抵消人口下降的影响。但随着生产率不断增长――在某个时间点也会下降，到时人口下降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简单推断一下：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十个孩子，大家都不会关心遗产，因为每一代都会把一切财富平均分成十等份，所以要靠自己积累财富，不能指望继承大量的财富。
相反，如果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那么无论你的父母富有还是贫穷，你都将继承父母双方的遗产。在人口不断减少的社会中，遗产会变得越来越多。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即将消亡。假设在2050年只剩下最后一代德国人或中国人，所有人都没有孩子。最后一代人将继承之前各代中国人或德国人积累的所有财富。遗产的流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趋于无穷大。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现实中不会发生。
但该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每一代人都比父辈一代人口少30%――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那么这种强大的机制将在遗产继承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财富分配相对平等，每个人继承的遗产相等，那么这不一定会成为一个问题。但问题是，财富的分配，包括在中国通常是极不平等的，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平等。
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如果想在中国积累财富，在上海或北京买房子，但只有劳动收入而没有遗产转移过来，就会很困难。
《财经》：你提到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促进了各国的趋同和不平等的缩小。在云技术、大数据的背景下，新技术可能有负的外部性，产生“赢家通吃”现象，这是否只能由政府通过高税收调节，避免更严重的不平等？
皮凯蒂：“赢家通吃”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以互联网行业为例，人们的电脑都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使用相同的社交网络，因此，依靠网络创业的第一批人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从社会角度来看，让少数几个人变得非常富有并不会带来很大的益处。在超过某个水平之后，货币激励变得没有多大益处。极端的财富积累带来的问题是，一旦这种积累财富出现，就会永远复制下去。
欧洲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历史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因为那时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等，同时也有很多创新。有人认为，那是非常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实际上从1900年至1910年，我们发明了汽车、电、跨大西洋无线电广播，这些同Facebook一样都是重大创新。
经济增速那时每年为1%-1.5%，这已经非常快了，这意味着每30年/一代人就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经济得以更新。这不是静态经济，而是有许多创业者的创新型经济。但这也是非常不平等的经济：鉴于增长速度为1%-1.5%，资本回报率为4%-6%，风险愈大，投资回报率愈高，财富的不平等会上升至很高的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列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是极端的社会冲突以及寻求国外投资的权力竞争的产物。我并不是说他的话完全正确，但我觉得当时肯定是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这也是政治不稳定和战争或其他形式冲突的根源。
历史虽然不能只得出一种结论用以指导未来，但至少我们都应认同，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仅仅依靠自由的市场力量解决这些普遍问题是错误的做法。
《财经》：你喜欢梳理历史并从中找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交会点。“二战”之后有很多帮助降低不平等问题的政策，在当前情况下，可以重新启用这些政策吗？或者，现行体制更倾向于那些扩大社会不平等的政策？
皮凯蒂：应该对这些战后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21世纪的世界形势。以财富税为例，19世纪引入财产概念时，财富主要是指房地产和土地，金融财富在19世纪之前很有限，至少在理论上。当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财产税主要针对房地产，因为这个税种是在房地产作为主要财富形式时创造的。
现在，财富的结构已然不同。房地产仍然重要，但金融财富和跨境金融资产也变得举足轻重。
我们需要调整税收制度和金融监管体系，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特别需要对银行信息进行国际交流。欧洲与美国明年会签订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我认为金融透明、银行的信息传输以及对跨国公司的最低税率都应被纳入协定。
当然，如果中国能签订类似的透明协定更好。它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带来公平，并让公众相信全球化会为他们带来利益，而不仅仅为跨国公司或顶级财富持有人带来收益。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反对全球化。在最近欧洲各国的选举中，尤其是法国出现了这个势头。美国也有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全球化只为一小群人带来利益。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解决方案，以适应现代全球经济。
《财经》：书中有一部分让我感触很深，你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向科威特派遣了100万军队反对萨达姆政权，而且仅用了数月的时间便做到这一点。你说，如果这个都能做到，那么完全可以在避税港方面做点事。你的意思是说，政府干预是解决不平等性的最佳工具吗？
皮凯蒂：我想到的是和平制裁，在某些情况下是贸易制裁，而不是主张派军队到瑞士或泽西岛。其实，这正是过去五年内美国政府对瑞士银行的做法。五年前，大家都说，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永远不会改变，瑞士太强大了，我们无力改变它。
突然之间，美国政府对瑞士银行实施制裁并表示，如果你不实施信息自动传输，那在美国就拿不到银行牌照。瑞士政府就改变了做法。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和平制裁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之所以提到伊拉克，是因为我认为伊拉克在1991年和2003年的两场战争是过去20年历史中的重要一笔。石油是世界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石油的分配不均是世界财富分布不均的重要方面，尤其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的很多政治问题都与该地区石油资源的极端不均有关。这个例子也说明，如果政府有意愿，就可以大有作为，但有时政府采取的方式不对。
有时候政府很强大，如美国政府能将百万大军迅速派到1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可是，政府又假装惧怕巴哈马群岛，声称无法解决巴哈马避税天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矛盾。
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了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特别是在欧洲。我相信自由贸易，我相信这是一个正和游戏。但如果希望全球化为所有人带来利益，而不只有少数人，那么在进行自由贸易的同时，需要有财政公平和社会公平，要有公平的财政制度，为全民优质教育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会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
《财经》：提到全民优质教育体系和公共服务，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拥有最低的社会流动性的国家之一。流动性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从美国的案例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
皮凯蒂：我在书中试图对大学中不同级别的捐赠资金的回报率进行比较：初始资本越多，回报越大。这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它放大了不平等的机制，即平均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平均回报率没有比增长率高出很多，但高财富人群获得的回报率比增长率高出很多。而看美国的教育系统，他们一直非常擅长于创办非常优秀的大学，更有利于制造精英。这很危险。中国应注意不要重蹈覆辙。
在21世纪，一个国家希望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口会占很大的比例，没有国家愿意看到自己的精英团体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
国家应提供大量的公共资助，相对降低上大学的学费，否则便会出现以下情形：哈佛大学是所名校。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查查哈佛学生父母的平均收入水平，你会发现这一水平与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排名前2%的家庭的水平相当。在我看来，这并非是英才教育，因为所有的好学生都来自于收入排名前2%的家庭。这也是美国不怎么重视劳工收入不平等性，并且人们对于收入不平等性的意识不强的原因之一。
经历即财富篇8
是呀，什么是真正的财富？是红颜、是江山、还是功名？时光倒溯，历史在眼前展开。
商末，一帮大臣围着酒池肉林，看着婀娜的舞姬扭动着曼妙的腰身，华美的金箔在她们的裙摆上发亮，反光似乎刺瞎了众人德尔双眼，使他们抛开人性与礼数沉浸其中。纣王沉迷于妲己，无人治理朝纲，国中百姓的生活窘迫贫苦。纣王拥有了无尽的金钱与美人，他的生活奢华安逸，却只能任凭武王的战马踏碎朝歌！
“他并没有真正的财富。”我合上历史的画卷，扭头向你。你轻轻皱眉，落一沉思道：“也许真正的财富是一个稳固的江山。”轮到我苦笑了，我转过头又展开历史，埋怨道：“你怎么还不明白。”
展现在眼前的是我大宋河山，朝堂之内宋太祖坐在石阶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不住哀叹。叹这一辈子操心劳苦，叹从未有过无忧的生活。想着想着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当年的自己，怀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四处奔波，南征北战，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是何等的豪爽快活。“年轻真好。”他喃喃地说。如今的自己独守这江山，虽锦衣玉食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惊涛拍岸，宋祖豪杰，失了追求，汴河上叫卖声便会远去。小桥流水，康王南渡，失了追求西湖里柔美面容终已模糊。只因失了追求，铁蹄踏处，云崖渺，忠臣莽，掩书卷，照丹心。江山不是真正的财富。
我抬头看你，看你口中嗫需出“功名”二字，随即你又摇头且自语道：“不是的，这不是真正的财富。”你释然，微笑着说：“这财富，是追求。”
没错，是追求，追求使人生变得充实，使生命焕发光彩。追求是英雄回首的热泪，是朝代兴衰的命脉。它让朝堂中人忙碌而无怨言，使乡野之士恬淡而不乏味，这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呀！
经历即财富篇9
关键词：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争；学术不一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其独有的特点。新旧两党指的是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成的两大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谓旧党。上述所引柳诒徵先生的一番论述揭示了北宋新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之处，其关键在于“各有政见”，“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固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②则北宋新旧党争本于“政见之争”也。这一点，身处其中的宋人也是有所觉察的。《文献通考•选举四》曾引王安石之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③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朴在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的原因时就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④那么，新旧两党政见不同在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负担。本文仅试图以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辩”为中心，从“学术不一”的角度来分析北宋新旧两党的对立。
一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它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的论辩。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⑥至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⑦的观点出现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基本奠定。可见，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主张义利两有，承认人们求利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祟尚重义轻利，给生财取利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其中，后者是其强调的重点。因此，儒家是“讳言利”的，非常重视经济利益的道德价值，赋予经济活动道德评判的标准。执政者能否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历来被儒者认为事关国家的治乱安危。
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兵弱、财匮、民困成为长期困扰朝廷的难题。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变法图强成为士大夫的共识。王安石主持和推行熙宁变法，就是要解救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理财是其变法的核心问题。但他的理财活动必然也要接受儒家传统的义利观的评判。当改革拉开序幕之后，朝中大臣围绕着“义利之辨”，展开激烈的争论，体现了他们对经济利益与道德价值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取舍，其根源是学术之争。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学术之争政治化，“义利之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就单纯的“学术之争”而言，双方的义利观究竟有何差异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尽管旧党反对王安石“理财求利”的措施，但并不表明旧党就是将“义”“利”绝对对立，不加分析的一味排斥“利”。司马光也讲：“凡民之情，见利则移之。”⑧对国家财政更是十分关心，写了长达五千多字的《论财疏》，讲的都是理财的道理，对理财的重视并不亚于王安石。苏辙认为：“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是矣。然此三者常相为用……无财则无以生”。⑨程颐也知道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他说：“尧夫对上之词，言陛下富国强兵后待做甚?以为非是。此言安足谕人主?如《周礼》，岂不是富国之术存焉?”⑩这与儒家一贯承认义利两有是一致的。陈廷湘先生在《宋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一文中，将双方对立的焦点归结为以功利强国和以道义平天下，何者为先。
新旧两党对此问题的思考，直接与他们对唐末五代社会动乱以至亡国的历史教训的认识有关。旧党人士大多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为唐代三纲不正，只重功利而不及义理。程颐云：“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司马光亦指出：“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魏晋以降，“于是风俗日坏，入于偷薄，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惟利是从，不顾名节。至于有唐之衰”。“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凌夷之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讲三纲，即使有治平之世，也不足称道，因此治理社会必须以义理指导为先。
相反，王安石将功事不济作为唐、五代乱亡的主因：“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他认为享国日久的国君最终败亡的原因在于不善远谋，苟且因循。
由于对乱亡成因的认识不同，决定了双方救国之策的差异。王安石重事功。他视求利为理所当然：“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熙宁八年五月，左相韩绛责备新法执行者提举市易务官吏刘佐“小人喻于利，不可用”，王安石就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且今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然尚居位自如，况喻于利如何可废!”
旧党一些人士却从唐、五代的历史中得出了“重利忘义”必致乱亡的结论，首先强调和重视封建伦理纪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夫治天下之具，孰先于礼义者?”二程则视天理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根据。“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难，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无论是“礼”，还是“理”，均为道德范畴。苏轼也上书神宗：“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徳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体现了他们治国以义为先，不以利为先的观点，他们反对王安石以功利为中心的变法原则，这是导致新旧党分野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因素。
二
理论上，旧党坚决反对王安石以理财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变法原则，在现实实践中，旧党对王安石理财思想的非议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理财的步骤上，反对急功近利
旧党许多人士也是力主变革，只是在变法的方式方法上，他们大多主张“渐变”，反对“骤变”。司马光认为“凡谋度国事，当守公论、不可希时、又不可循俗，宜校是非之大小，利害之多少”；“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另一旧党成员苏轼也一贯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对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和王安石，苏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太过急功近利了，“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2.在理财的内容上，反对与民争利
在我国古代社会，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始终是历代王朝制定经济政策所环绕的一个中心问题。由于看问题的立足点不同，在这一问题上，新旧两党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熙宁元年八月，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有一次关于理财的著名辩论，争论的要点即在于富国还是富民。王安石说：“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说：“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將焉取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理财的根本目标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即“富国”。他写的《兼并》一诗云：“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巳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岀，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明显表达出这么一种观念，即一切财富应归皇帝所有，一切征收当归人主掌握，把富国强兵看做是百姓安居乐业和生活富足之保障。因此，王安石主张“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将富国作为富民的基础。主要做法是由政府干预经济，不增加正税而扩大税源，通过“摧抑兼并”，把原来上层富民，兼并之家的财富和权利转移到国家手中，以增加国家财政，这就是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均输、青苗、免役、市易等法即是按这一宗旨订立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司马光对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之道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主张藏富于民，富民为先，他的理财标准是“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苏轼也对神宗以万乘之尊而与民争利表示强烈不满：“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在他看来，民富才是国富的基础，若不是从富民入手来实现富国的目的，就必然会导致国家倾覆的后果。而且，苏轼等旧党人士所指的民还包括上层富民在内。王安石理财剥夺上层富民的利益，这是旧党所不能容忍的。苏辙云：“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势理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他看来，富人存在于国于家都有好处，富人是国家的依靠，也是百姓的依靠，“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他指责王安石“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对其夺富民之财的行为痛恨不已，乃至进行人身攻击：“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事实上，尽管王安石敛财的目标是针对上层富民，即剥夺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但变法也加深了对广大贫苦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盘剥，如青苗法，规定取息二分，实际上许多地区利率都为三分，有的还高达到四分至六分，以致贫民无法承担；免役法对本来不服差役的下户，也使缴纳助役钱，加重了贫民的负担，这也是变法遭到普遍反对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儒家历来强调为政必先确立以民为本、富民为先的思想，并将其视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一条基本思想准则。司马光、苏轼兄弟等旧党成员主张富民，这与先秦儒家的传统看法是一致的。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在财政政策上进一步提出了取民有制，取财有度的思想主张，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聚敛”行为。
3.在理财的原则上，反对“聚敛”，主张“节用”
北宋的财政危机是新旧两党都认识到的，在解救财政危机的方法上，他们有很大的分歧。旧党主张“节流”，通过减少开支来缓解财政压力。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出于封建统治的长远考虑，司马光提出“减节用度，则租税自轻，徭役自少，逋负自宽，科率自止”的主张，将减节用度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办法。他要求皇室带头节俭，“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并提出减损“三冗”，“抑赐赉、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无功，不食无用”。二程与二苏在这点上与司马光的认识是相同的。程颢还提出了节省用费的具体措施：“为今之计，兵之众，岂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择其精。戎狄之遗，岂能速绝之哉?在备于我而图其后。游食之徒烦，则在禁其末而驱之农。无用之供厚，则在绝其源而损其数。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从军队、边息、游徒、不必要的花费四个方面论述了省费节用的措施，也就是从四个方面实行改革，达到改善国家财政的目的。
王安石则认为“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对节用并不感兴趣。《邵氏闻见录》卷四有这么一则记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官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对于冗官带来的财政压力，，王安石不以为意，非但不主张减费，反而要求增加官员的俸禄，“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他的理财之道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侧重生财，生财手段就是前面叙述过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是，以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不可能通过生产实现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长，在变法实际中，只能以变相加赋的方式，达到增加国家财富的目的。因此，“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只能是一种构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司马光等旧党眼中看来就是“聚敛”。旧党反对“聚敛”，主张节用，这与其“富民”观念是一致的。
就理财而言，旧党主张“以义为先”、“藏富于民”、“取财有度”，所遵循的是先秦以来儒家传统的重视民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则以“功利为先”，“富国为本”，历史上的法家就是如此。因此，在时人看来，王安石的儒学不纯，南宋学者罗从彦将其判定为“管心鞅法”，即带有浓厚的法家功利主义色彩。事实上，王安石之学也是以儒学为本，这使他同样摆脱不了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更不愿背上一个“言利”的罪名，于是打出了“以义理财”的旗号。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作辩护：“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而治之，则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则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殖之有亡，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不可以无术也。”试图将理财与言利分开，赋予理财活动以合理性、正义性的解释。但王安石所理解的以国利为义与儒家传统的以民利为义的内涵显然是有差别的。
三
王安石变法提出以事功强国，冲破了儒家讳言财利的传统观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元祐初，户部尚书李常称：“昔先帝(神宗)勤劳累年，储蓄边备。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边用不患不备。”但变法却遇到以往一直在经济思想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贵义贱利论的反对和压制，最终导致了新旧两党的分野，这发生在北宋大变法的关键时刻，直接影响了变法的方向与进程。双方结党相互攻击，势同水火，归根溯源，乃是学术不一导致的结果。
在北宋中期，学术不一是普遍现象。就单纯的“义利观”来说，在旧党成员内部，他们之间的“义利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二程与二苏同属旧党，但蜀学与洛学在义利观上的认识也有大不相同之处。《周易》乾卦卦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苏氏蜀学对此的解释是：“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就是说，义必有利才能存在，义与利缺一不可。主张义利结合，“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二程的理解则是：“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这与苏氏相比较，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讲的顺序不同，实际上却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二程把义放在首位，义是总原则，是一切求利行为的指归，“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而苏氏的义与利却是互为指归，强调无利则无义，突出了利的重要作用。
宋儒之间义利观上的差异是非常复杂的，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新旧两党是政治意义上的划分，学术分歧却不能简单地以党派划分。旧党中不同的学术流派将他们之间的差异掩盖下来，结成联盟，共同以“义利之辨”反对王安石变法。此后，王安石已被驱逐出朝廷，新法亦被废除，同属旧党的苏轼与程颐的洛、蜀之争在元祐年间也形同水火。个中缘由，与新旧党争一脉相传，本源仍在于“学术不一”。而单纯的学术之争一旦染上政治色彩难免走向变质。新旧党之间的种种争斗一开始还是围绕着对新法具体措施是否得当的论证或驳斥而展开，继而走向了无原则的党派倾轧，脱离了政见之争的范畴。明代宰相叶向高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概括：“自元祐诸君子用事，尽改熙丰之法，一激而为绍圣，则小人胜，反而为元符，则君子小胜，又激而为崇宁，则小人大胜。当其胜，必尽去其人，尽反其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纲纪，法度，国家，所以治乱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见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祸哉!”可以说，北宋新旧党争起于学术之争，进而变异成无原则的党派倾轧，最终将北宋引向了衰败的不归路。
经历即财富篇10
关键词：富国富民发展目标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理想的治国目标，那就是“民富国强”。这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苦苦追求，在经济思想领域体现为丰富多彩、众说纷纭的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
1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演变
1.1富国思想的演变
“富国”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国”是指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而狭义的“富国”是指“富国库”，保证国家机器及统治集团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即“富君或富上”。
墨子首先提出富国思想，指出：“今者王公大人之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则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战国争雄时期，法家讨论富国问题最多，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希望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西汉时期，富国思想进一步发展，被更多地在狭义范围内使用，这突出地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上。他修正和发展了先秦的富国思想，提出了“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的否定农业是唯一富国之道的新观点，把商业看成致富的真正本源，并在富国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西汉之后持富国主张的历代朝野人士主要是从财政角度对富国进行谈论的，如北宋李觏，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再如王安石认为“以义理财”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从上可见，富国思想既有其正确的理论内涵，又有其历史原因所导致的现实扭曲性，也就是说，虽然不少古代思想家已认识到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但财政搜刮的结果每每使富国成为富民的对立物。
1.2富民思想的演变
“富民”的含义也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民”是指使百姓普遍富裕，也称为“富下”，而狭义的“富民”则是指增加个人或私家财富，即“富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富民”一般是广义的“富民”。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重视富民的重要性。孔子的学生端木赐问孔子如何为政治国，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从孔子的回答中，他将“足食”放于为政治国的三大基本纲领之首，而“足食”的本质就是富民。后又提出了“先富而后教”的治国思想，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富民的重视。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通过“富民”才能“养君子”。
法家的另一大系统东国法家与秦晋法家截然相反，强调富民的重要性。由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定的东国法家著作《管子》一书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荀子。荀子总结和批判了前人的富国富民思想，融儒家和法家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为一体，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富国”主张。他对“富国”下的定义是“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即同时包括“足君”或“上富”，又包括“足民”或“下富”。但又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从中可以看出，荀子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富民倾向。
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陆贾面对汉初经济凋敝的情况，主张“损上而归之于下”，认为先民富才能国富。另一代表人物淮南王刘安提出“安民足用”论，反复论述民富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指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贾谊提出“富安天下”的口号，认为欲安民必先富民，“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东汉王符认为治国应“以富民为本”。
西晋傅玄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明初方孝孺也认为：“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继承了中国古代“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富而后国治”的思想，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
2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分析
2.1富国思想的分析
富国思想的利益主体是指求富对象，也就是为谁求富、使谁致富。中国传统的富国思想中“国”分为两种：一个是指整个国家，另一个是指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在先秦时期，诸子几乎都是主张使整个国家富起来的。但到了西汉时期，桑弘羊等人在“使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富起来”层面上提出富国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内，这一层面的富国思想占据着支配地位。
思想是抽象的，需要通过不同的实现途径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有效的，富国思想也不列外。为了证明自己的富国思想是正确的，富国思想主张者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这些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也是富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①生财节用。墨子提出“其生财密，其用之节”的富国公式以及“强从事”的富国办法。明代最有作为的首辅张居正提出“治国之道，节用为先”的论断。
②发展农业。商君学派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而富国只有发展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韩非指出：“富国以农，距敌恃率”。
③发展工商业。桑弘羊认为：“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主张以“末”或以商富国，办法有二：一是进行对外贸易，赚取外国财富；二是国家政权直接经营商业，获得商业利润。北宋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将山海之货看作富国的两大源泉之一，在他的诗中指出：“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他的支持者欧阳修同样也把工商业同农业一样看成富国的源泉。
④增加人口。墨子提出的另一个富国办法就是增殖人口，消除各种“寡人之道”。由于当时秦国人地比例失调，再加上农战的需要，商君学派提出了“徕民”主张，并控制人口内在比例。
⑤轻重之术。张方平提出“以轻重之术致国用”论，将国家看作经营性组织，认为财政收入不足的原因在于政府不懂轻重之术，导致社会经济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利源不同。
⑥无为。司马迁以道家的无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善因”论，反对封建政权干预和控制国民经济。
2.2富民思想的分析
像富国思想中的“国”一样，中国传统的富民思想中的“民”也有歧义，虽然指人民，但“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主要分为封建地主（领主）和百姓，极少的时候也指封建商贾。同样为了证明自己的富民思想是正确的，富民思想主张者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这些政策主张和实施途径也是富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①强本节用。东国法家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民的基础，指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荀子在他具有富民倾向的富国论中指出富国的途径是强本节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本”这个概念原先是专指农业，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进步思想家如清朝的黄宗羲认为农工商都是本，都要积极发展。
②轻徭薄赋。东国法家同时还认为轻徭薄赋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陆贾“损上而归之于下”的主张，也就是轻徭薄赋。刘安认为要做到“安民足用”，除了重农外，统治者还要崇俭和轻徭薄赋。
③无为。唐甄将听民自利看作富民的根本途径，“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④保护私人财产。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认为人有了自己的固定私人财产，就有进行生产致富的恒心。清朝的王夫之也提出与孟子“恒产恒心”论基本思想相同的“恒畴”论。
3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的内在联系
从富国思想的演变和富国思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富国思想由“富整个国家”思想逐渐转变为“富统治阶级”思想，也就是由国本位转变为官本位。而富民思想的内涵也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变化，由“富百姓”思想转变为“富私人”思想，即由民本位转变为私本位。那么中国传统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是富国思想还是富民思想占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富国富民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富国思想，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乃至现代一直存在着深厚的整体主义传统。分析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法、道三家思想，可以看出，以孔孟为首的早期儒家虽然提出了富民思想，强调“民”的重要性，但也不忽视“国”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开始宣扬通过“三纲五常”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并与自然达到“天人合一”。法家更加强调国家集权，一切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主。道家认为：“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在道家看来，只有整体，而个体微不足道。
赵靖先生指出：“在传统经济思想看来，求富，必须把富国放在首位。因为，富国不仅有最普遍的品格，还有最基础的品格。国是整体，国富对全国各有关方面均有利。富国意味着全国的生产总量、财富总量的增长，这将是改善各方面经济的基础。”其实，“富国为先”与“先把蛋糕做大”的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富国思想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富民”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所主张的“富国”取其广义概念，是指使整个国家富起来，这既包括“富国库”，又包括“富民”，即“上下俱富”。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应是：以富国为主、富民为辅，两者相统一的“国、民俱富”。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至四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3]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