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边塞诗篇1
所谓边塞诗，是指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歌。边塞诗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有七个特点：
1.鼓励立功报国，从军边塞，英勇杀敌；2.反映边塞的艰苦生活，歌颂戍边将士不畏辛劳、英勇战斗的精神；3.表现边地战事紧迫，表达作者对边境安全的忧患；4.表达作者抗敌建功的愿望和安定边塞的主张；5.描写将士和亲人互相思念的心情；6.表现军中的黑暗、战争的不义，揭露和谴责统治者的穷兵黩武；7.歌颂战争的胜利。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唐朝边塞诗创作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著名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崔颢等。从唐朝边塞诗的创作特点中，我们可以窥见边塞诗在语言风格、表达技巧等方面的一些共性，从而帮助我们读懂边塞诗，做到高效答题。
高适擅长于七言歌行，他的诗风格雄浑，气势奔放，语言整饬，讲求韵律。他往往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描写景物或刻画人物，多从大处落笔，以浓彩重墨的粗犷笔调作概括而洗练的勾勒。为了深化主题，他常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鲜明地表现自己的爱憎情感。
岑参的边塞诗气势磅礴，格调高昂，反映了唐朝的强盛，描绘了边疆的山川名胜、自然风貌和民情风俗，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的爱国热情。他善于摄取边塞的新奇事物，写景新奇秀拔，抒情豪放奔腾，善写难写之景，善言难言之情。他的不少诗篇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新奇的比喻，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加之语言清奇流畅，大大开拓了初唐以来边塞诗的题材和意境。
高适和岑参是边塞诗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他们的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岑参的诗更多地描写了丰富多彩的边塞生活，但缺乏高适那种对士卒的同情；从艺术特色来看，岑参的诗表现为气势雄浑、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等浪漫主义特色，而高适的诗却在豪迈奔放中含有苍凉悲壮的意味，并侧重于写真，因而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王昌龄的边塞诗不像高适、岑参那样用七言歌行的形式来写紧张的征戍生活或描绘奇丽的边塞风光，而是用语言精练、形式短小的绝句，把深刻的思想压缩在一个生动的画面或一种独特的境界之中。他写景，力求勾画出明朗、清晰的画面；他抒情，力求温柔缠绵，委婉动人。他善于融情入景，也善于借景抒情，而且能做到情景交融，饶有余韵。在思想内容上，王昌龄的边塞诗善于揭示征戍者的内心世界，能准确地表达出他们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
阅读训练一
塞上听吹笛
高适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古诗文中数字有“实数”与“虚数”之分，颜色有“实色”与“虚色”之别，写景有“虚景”与“实景”之分，试就高适这首诗简要赏析。
2.本诗的后两句与李白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一句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是否完全相同？请比较赏析。
阅读训练二
别董大
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赠别诗一般都写得缠绵悲伤，这首诗却写得别具一格，其特点是什么？
2.前两句景物描写的作用是什么？
阅读训练三
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①行军
岑参
火山②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
都护行营太白③西，角④声一动胡天晓。
［注］①碛西：安西都护府所在地。②火山：火焰山，在今新疆吐鲁番境内。③太白：星名。凌晨在东方出现，称启明星；傍晚在西方出现，称长庚星。太白西，指极西的地带。④角：古代军乐器，声音高亢激越，常用来传达号令，报告时辰。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首诗使用了语带双关的表现手法，请作简要分析。
2.这首诗对唐军将士的边塞生活和精神风貌作了怎样的描绘？
阅读训练四
送李副使赴碛西①官军
岑参
火山②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
知君惯度祁连城③，岂能愁见轮台④月。
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注］①碛西：安西都护府所在地。②火山：火焰山，在今新疆吐鲁番境内。③祁连城：在今甘肃掖县西南。④轮台：指汉置古轮台县（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第一句说“火山六月应更热”，为什么说“应更热”？它和下一句中的“行人绝”都意在说明什么？
2.第七句说“功名只向马上取”是什么意思？“功名”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取？这样说表明了什么意思？
3.从题目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但却与一般送别诗不同，哪些地方不同？全诗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从这里你会对“盛唐气象”有什么更具体的认识？
阅读训练五
燕歌行
高适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本诗写了一次失败的战斗过程，找出能表现这个过程的语句并说明这是怎样一个过程？诗中揭示战斗失败的句子有哪些？
2.有人认为诗的五六句描写行军的情景就已经暗示出战斗必然会失败，请结合这两句诗说说其中的道理。
3.“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这两句话描写了怎样的景物？作用是什么？
4.从“铁衣远戍辛勤久”到“寒声一夜传刁斗”这一段话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写这一部分的目的是什么？
5.“李将军”指西汉名将李广。李广的突出特点是作战勇敢，爱护士卒。诗人说“至今犹忆李将军”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6.找出诗中运用对比的句子，说说它们对表达主旨有什么作用。
阅读训练六
闺怨
王昌龄
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题为“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不知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这样写妙在何处？
2.为什么闺中见到“杨柳色”后会有后悔让丈夫“觅封侯”的心理变化？
阅读训练七
塞下曲
王昌龄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本诗在构思上有什么特色？
2.本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阅读训练八
关山月
徐陵①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②映疏勒，云阵上祁连③。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关山月
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④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注］①徐陵：南朝梁陈间诗人。②星旗：即星辰，是说星形如旗。疏勒：汉代西域国名故址在今新疆疏勒县。③祁连：即天山。④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北部。汉初刘邦率兵与匈奴作战，在这里被围困七天。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关山月”是乐府《横吹曲》古题。《乐府古题要解》说：“‘关山月’，伤离别也。”这两首诗的哪些诗句表达了这一主题？
2.徐陵诗中“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是什么意思？李白诗的有关描写与此有何差别？
参考答案
《诗歌类阅读之边塞诗》
阅读训练一：
1.高适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实景，第三句将“梅花落”拆用构成一种虚景，仿佛风吹落的不是笛声，而是梅的花瓣，四处飘散，一夜之间和色和香溢满了关山。战士们由听“梅花”曲想到故乡的梅花，想到花开花落。
2.高适和李白这两首诗都含有思乡的内容，但高适诗中的思乡情绪并不低沉，这从首句定下的乐观开朗的基调可以看出；在表现手法上，李白诗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高适诗除夸张外，还包含通感，即由听曲而“心想形状”的成分。
阅读训练二：
1.这首诗一反送别诗的哀愁伤感，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豪气的安慰，体现出一种豪放的色彩。
2.景物描写是苍茫雄浑的，大雪纷飞，日落黄昏，只见遥空断雁，恰与离别的情景相吻合。
阅读训练三：
1.“角声一动胡天晓”，说的是听到高亢激越的号角报晓之声，西域一带即见天明，而读者又似乎感到这是岑参在表达对唐军将士迅速平定叛乱的强烈愿望与祝福：征战的号角一旦吹响，西边的叛乱就会被平息，言近而旨远。
2.炎夏五月，刘判官一行骑着快马疾赴战争前线。路途艰险遥远而参战的将士豪情满怀，充满了乐观与自信。
阅读训练四：
1.“应更热”是和“火山五月行人少”对比而言。它和“行人绝”都在说明赴碛西所遇到的恶劣气候。
2.“功名”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的，这里强调“只向马上取”，即通过从军作战立下战功来取得功名，这表现了盛唐时期文人以征战沙场来报国的高昂斗志。
3.送别诗一般都写留恋和悲愁，这首诗则是激励和赞扬，从中可见盛唐时期文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阅读训练五：
1.“汉将辞家”说出发；“下榆关”“逶迤碣石间”是说行军经过；“猎火照狼山”是说战斗开始；“半死生”“斗兵稀”是说战斗过程的惨烈；“未解围”是说失败被围；“一夜传刁斗”是说被围之后的困守。揭示战斗失败原因的句子有：“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常轻敌”。这些句子揭露了将帅的生活腐化、盲目轻敌、不恤士卒的罪恶。
2.诗的五六句描写部队行军的情况，透过这金鼓震天、大摇大摆前进的场面，可以很明显看出将军们不可一世的骄态，怀着这种精神状态与敌作战是必然会失败的。
3.描写了塞外衰草连天、孤城落日的情景，用以烘托残兵败卒的凄凉心境。
4.这八句重点写兵败困守中，战士们内心的痛苦和处境的危险。写这一部分，目的在于谴责那些骄傲轻敌、不恤士卒的将帅。因为正是这些将帅造成了士卒今日的困苦。
5.借李广的爱护士卒来鞭挞将军的骄横和不恤士卒。
6.诗中除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具体对比外，出师时的铺张扬厉与战败后的困守凄哭是对比，士兵的辛苦久战与将领的临战失职等都是对比，这些对比都有力地揭露了将帅的罪过。
阅读训练六：
1.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从“不知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
2.看到杨柳可能联想起当初与丈夫分别时折柳相送的情景，看到杨柳易衰，联想到自己青春易逝，而丈夫又久去未归，顿时强烈的孤寂之感涌上心头，所以会有悔意。
阅读训练七：
1.诗歌没有正面具体描写西北边境连年征战的情景，而是通过对当时塞下风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侧面描写，来表达诗人深沉的历史反思。
2.表达了诗人对连年征战的厌倦和对被弃尸沙场者的深切同情。
阅读训练八：
李白的边塞诗篇2
关键词：唐宋旅游诗；差异；成因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083-05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史中，诗歌始终占据着文学主流地位。山水旅游诗是古代诗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以描写自然山水、吟咏田园风光、抒发怀古幽情以及展示民情风俗为主要内容。这些作品有优美的语言、动人的韵律、丰富的心灵感悟，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并以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着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美，具有永恒的美的魅力。[1]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重要诗歌门类之一的山水旅游诗，晋初开始创作，经过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到唐宋鼎盛繁荣，直到明清，历史悠远。这期间作家层出不穷、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诗人不仅在这些山水诗中营造了或空灵澄澈、或淡远秀美、或雄浑阔大的山水意境，更注入了其对自然与人生的热爱和对宇宙与人生的感悟，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山水诗繁荣的唐宋时代，咏史怀古、边塞、风俗人情等题材的旅游诗更是得到空前发展。但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旅游诗，无论在边塞诗的气象、旅游诗的题材及审美等方面，均与唐诗存在很大差异。
一、唐宋边塞诗的气象
边塞诗有两类。一类借写与边塞有关的事言志抒怀。这类诗的内容虽也有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但主要是为了抒发作者渴望投笔从戎的心愿、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卫国报国的情怀。作者并未亲赴边关，其对边塞风光或战争场景的描写，要么来自前人或他人的体验，要么出自个人的想象。如，杨炯在《从军行》中高唱的“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李白在《塞下曲》中吼出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边塞诗，作者写作时并未到边关去“旅”去“游”，显而易见，是不宜划入旅游诗范畴的。另一类是记录自己的边塞生活，描写边关风光、战争场景、将帅形象、士卒情怀的诗篇，是货真价实的旅游诗。这类诗的作者，要么本人有过军旅生活，如，骆宾王、陈子昂；要么亲身经历过边关战争或长期戍守边疆，如，岑参、高适、严武；要么有过亲身游历边关的经历，如，王昌龄、李颀；要么奉命出使，亲身到过边关，如王维。
唐代边塞诗与宋代边塞诗，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比较唐宋可以归入旅游诗范畴的边塞诗，却发现它们的基调大不一样，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边塞诗凄凉；宋诗如羌笛吹怨，胡笳悲鸣，令人扼腕，催人泪下。唐诗则如黄钟大吕，大气磅礴，使人振作，催人奋进。
（一）唐代边塞诗特点
唐代边塞诗产生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强盛，百姓殷实，遇边境祸乱唐王朝多能克敌制胜保住疆土。这一时期，大部分边塞诗都表现出慷慨激昂的基调。
1抒发投笔从戎、边关杀敌、塞上立勋、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如，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该诗写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当时，正值吐蕃入侵西北边境，名将薛仁贵任逻娑（今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出征西域，骆宾王在军中任奉礼郎，用此诗作表明苦战立功、死不降敌之心。又如岑参的《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是借此抒发塞上立勋的抱负。
2誓死报国、英勇无畏、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英风胜概
严武在《军城早秋》中描写“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王昌龄在《从军行》中描绘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月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两首诗连在一起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所表达的决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悲从军之多苦”、“久戍之苦”。而是豪气冲天的英雄主义精神。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唐王朝的国力已经大降，版图也大幅缩小了，有过在边关从军经历的军旅诗人李益，仍在他的《塞下曲》中一如前辈那样高唱着英雄进行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诗歌歌颂边防将士决心仿效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决心为保卫祖国而不惜战死沙场，他们要远胜于那个曾经投笔从戎、绝域立功的东汉定远侯班超，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许敌人战车的一个轮子逃回巢穴的决心，同时在把敌人打败后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外敌卷土重来。唐代边塞诗中这种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从初唐一直奏响到中唐。
3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诗人满怀激情对西北边陲大漠雄浑自然风光的绝佳描绘，更是表达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为前方打了胜仗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自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绘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描绘的“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同样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乐观豪迈地抒情。风卷草折，八月飞雪，诗人不但不认为边关萧瑟，胡天凄苦，反而视若春风，梨花怒放。平沙入天，夜风如吼，碎石如斗，随风乱滚，诗人不但不以为艰苦，反而认为是杀敌制胜的大好时机。这种壮丽的画面、灿烂的色彩、铿锵的音韵、金声玉振般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边塞诗人斗志昂扬、气吞风云的胸襟，对边陲绝域奇特风光的礼赞，对艰苦戍边生活的讴歌。
（二）宋代边塞诗的特点
两宋时期，与宋对峙并存的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此时期的边塞诗，也多表现得沉郁、凄凉。[2]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阔怀名垂青史的北宋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留下的表现他边塞生活的《渔家傲》一词读来沉郁、悲壮、凄凉。由于宋王朝的一味退让，侵略者得寸进尺，侵扰不已。一心为民的范仲淹一向反对赂敌求和的政策，他虽然率领将士取得了一时一地的胜利，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求和的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在词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2]范仲淹笔底的“塞下”是延安，辛弃疾眼前的边疆是镇江，陆游诗中的边关是瓜洲《楼船夜雪瓜洲渡》，是汉中《铁马秋风大散关》，是宝鸡。在这些塞诗中，中原腹地，竟是“大”宋的边疆！相对唐代来说，这样一个不景气的王朝，是很难孕育出气吞万里的豪迈的边塞诗。胸怀伟大的范仲淹、文武全才的辛弃疾和亘古男儿陆放翁，其“边塞诗”也只能是赤子血、志士恨、英雄泪、壮士悲。宋代词人们报国无门和“国破山河在”的悲叹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2]
造成唐宋边塞诗的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当时在历史上还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制度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初盛唐尤其如此。当时，整个社会开放进取，生机勃勃。唐王朝在极盛阶段，疆域曾达2307万平方公里，接近我国今天领土面积的25倍。[3]经济总量，更是高达当时全世界的五分之三。[4]而宋朝，则进入了封建社会的下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严重。整个社会专制封闭，萎靡不振，即使北宋，版图也还不及汉代（汉为600多万平方公里[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只用了陆游一首诗的题目《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便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经济，虽说北宋时，其经济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一半[5]，但由于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用钱财换安宁的国策，每年都要向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大量赔款输银，实际上是很虚弱的，注定了宋代不可能有唐朝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空前绝后，还和唐代文人仕宦之路的多样性与任侠任侠，就是崇尚英雄行为、渴望建功立业、强调个性自由、珍视人生独立。的社会风尚有关。唐代文人入仕的途径有多种，除参加科举，还可投笔从戎，幕府效力，由军功而搏仕宦。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就都有过此种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边塞诗的繁荣。而宋代的文人想做官，就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进取的朝代，思想空前活跃，意识形态相当宽松。这种时代氛围，使任侠思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文人大多崇拜边关杀敌、塞上立功。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宣称“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即使像初唐王维那样的被人们视为“田园诗人”的人，在《少年行》中也呐喊“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可见，唐人任侠的社会风尚也是边塞诗繁荣的土壤。而宋代却是较为保守封闭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全部心思，从开国君主赵匡胤开始，即是“攘外必先安内”。除“杯酒释兵权”防止武将作乱，对文人，在思想上也钳制很严。从歪整苏舜卿的“进奏院事件”开始，到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再到打击刘克庄的“梅花诗案”，文字狱不断。南宋兴起的理学，更是一门心思只“存”统治阶级的“天理”，而要灭掉人民大众的“人欲”。这种社会风气，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怕谈国事，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边塞诗就很难诞生了。
二、唐宋旅游诗题材
[Jp2]在题材丰富多样性方面，宋代的旅游诗远逊于唐代。唐代旅游诗中，反映不同地域独特人文景观、民情民俗的风俗诗很多原因是唐代的文人格外喜欢漫游。唐代有一种与科举制度并行的潜规则――“行卷”行卷：即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把自己认为最为得意的诗作编辑成卷，送给达官贵人、社会名流阅读，以换取他们的赞扬、推荐，为随后的参考预造声势，广结人缘，先做铺垫。“行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试结果。因为唐代的科举试卷是不糊名、不保密的。而且，录取与否，排名高下，还要取决考官及有权力影响考官的大人物或名人的态度。之风。这种做法，一方面滋生了拉关系、搞请托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迫使文人士子长年累月过州立府，攀结达官贵人、名流耆宿、世上英才，步入大千世界四海为家，漫游天下。唐代李白、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有过漫游的经历。唐人的“漫游”，歪打正着地造就了旅游诗的繁荣。比较而言，宋代文人就只需走“书斋――考场――官场”三点一线式的单调的求仕之路。其人生阅历，远不如唐人丰富多彩。下面列举唐代反映不同地域的风俗诗，以尝鼎一脔。[Jp]
（一）唐代旅游诗题材
1.反映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
例如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诗人通过对营州少数民族少年独特的服装、豪饮的习俗、高超的骑术的描写，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唐代东北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2.描绘唐代长江流域
（1）长江三峡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风光的传神速写。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诗中，人们住在桃李盛开、云雾缭绕的高山之上。妇女也像男子一样参加劳动，常到江边背水上山。尽管劳动辛苦，妇女们还是很爱美，喜欢佩戴金银饰品。男子则提着长刀，戴着小斗笠，在山坡上刀耕火种，从事近乎原始农业的耕作。
（2）唐代扬州都市的剪影。例如张祜的《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中的扬州，有十里长街，繁华市井，醉人月色，卧波长桥，窈窕丽人。尤其是禅智山，风景旖旎，简直使人想要在那里买一块墓地，美死在那个地方。
（3）唐代江南水城苏州的水彩画。例如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越》：“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诗中的“吴”特指苏州，其特点是民房皆是傍水而建，是个典型的水城。这里有悠久的历史，那些今天“闲地”已经很少了的“古宫”，就是城市历史悠久的见证。这座水城河港多，桥梁多，还是著名的丝绸之乡！
3.唐代江浙一带的缩影
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诗中的“吴越”，即今天的江苏、浙江，其特点是盛产柑橘、莲藕，商业繁荣。即使晚上，舟楫往来的桥边，也有灯火辉煌的“夜市”。此外，寺庙也多。而且，此地民风古朴，格外好客。
4.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俗的扫描
（1）张籍描写云南的《蛮中》：“铜柱铜柱，指汉代马援平蛮时与少数民族酋长盟约所立的铜柱，在今湖南西部湘西自治州境内。南边毒草南边毒草，指生长茂密的草木，古人认为南方多瘴疠，原因之一就是草木丛生。生，行人几日到金麟。玉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自抱琵琶迎海神：句中的“海”当指内陆湖，唐诗中习惯将内陆湖称为“海”。神。”诗中提到蛮中，这里的“海”边女孩子有爱戴硕大的耳环、很喜欢音乐歌舞的习俗。这与今天生活在苍耳山下、洱海边的云南大理白族姑娘的生活习惯十分神似。
（2）柳宗元记录唐代广西一带人们生活的《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中描写的，是唐代柳州一带居住在山岩洞穴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他们穿着和汉人完全不一样的服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下山是为了买盐，买好盐后，就用青箬竹的叶子把盐包裹好带回山洞。若是去赶集，他们还会用新鲜的荷叶包上饭做干粮，他们用鹅毛缝成毯子御寒。在生产劳动时，他们总爱用鸡骨头求神问卜，祈求水神赐雨。他们喜欢“文身”，为了亲近他们，诗人甚至想脱下官服和他们一道去文身。
5.反映唐代澎湖列岛人们生活状况
例如施肩吾的《题澎湖岛屿》：“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这首诗告诉我们：远在唐代，澎湖和台湾就早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了。这一带的海水中充满了鱼腥气，海边有一种特殊的夜市场――晚上营业、天亮前收市的“鬼市”。这里的人逐船而居，船走到哪里，家就算是安到哪里，并没有人固定在岸上住。这里阳光强烈，少年人大多晒得黑黑的。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下海采珍珠，有时晚上还点着火把采集海产品。
（二）宋代旅游诗的题材
宋代类似上述风俗类旅游诗很少。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苏轼的《初到黄州》，虽有两句写了黄州的特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亦仅此两句而已，并非通篇描绘。他的《食荔枝》二首之一有两句写到了广东惠州的风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同样也是仅两句。至于其他诗人，则连苏轼这样的诗也少有。
三、唐宋旅游诗的审美
描绘山川河流、自然风光的旅游诗，唐代的大多具有壮丽之美，宋代的却只有小巧之美。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莫砺锋说唐诗》一书中指出：王维虽然是盛唐山水诗派中成就最高的，但“……用诗歌来形象生动地反映我们辽阔的壮丽山河，写出神州大地自然风光的壮美，王维还做得不够。这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杜的山水诗实在是好，他们以充沛的雄伟笔力描写了我们祖国的壮丽山河，写出了名山大川的壮丽之美而不是局限于狭小的区域、幽僻的境界。”[6]这段话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评价唐宋两代模山范水的旅游诗，可用李、杜代表唐朝，用苏轼置换宋代即可。
第一，同样写庐山，唐代李白渲染的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宋代苏轼抓住的却只是“西林壁”（《题西林壁》）一隅。尽管他同样写出了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气势与格局，终逊李白一筹。即使同样只写了庐山一个景点的《望庐山瀑布》，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魄，也是苏轼所不及的。
第二，同样写杭州，气势亦大相径庭。唐代白居易当过杭州刺史，宋代苏轼做过杭州通判、知州，两人都写过不少有关杭州的诗。但白居易的诗，整体上比苏轼视野要开阔，场景要宏大。白居易的《杭州春望》是《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描绘，是用广角镜拍摄的全景：“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柿蒂，指绫上花纹的形状。，青旗沽酒趁梨花梨花，指赶在梨花盛开时开坛的美酒梨花春。。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而苏轼却没有一首这样描写整个杭州城的诗，而只有分别写西湖、望湖楼、有美堂等单个景点的诗，视野远不如白居易开阔。白居易是把整个杭州都装在心里，如同成竹在胸。苏轼却好像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尽管写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使人拍案叫绝，但总使人觉得精巧有余而恢宏不足。
[Jp2]第三，再看一组写洞庭湖的诗。宋代黄庭坚的《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萧德藻的《登岳阳楼》：“不作苍茫去，真成浪荡游。三年夜郎客，一舵洞庭秋。得句鹭飞处，看山天尽头。犹嫌未奇绝，更上岳阳楼。”黄庭坚的诗颇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气。面对“满川风雨”，他偏有兴致独自凭栏欣赏。在他看来，君山的十二峰，就像传说中湘水女神头上一个个绾结的发髻。但这还不够。若是能坐上一叶扁舟，冒着漫天风雨驶入湖中，肯定能看到：在千万座银山的山谷间，有一座令人神往的青山。“可惜”二字传达的，不是对风雨的惧怕，而是未能得到征服它的机会的遗憾。萧德藻诗的重点在后四句，中心是强调景色的“奇绝”。但实际却相当平淡，不过是说湖上有白鹭在飞，水天相接处有青山看，仅仅在遣词炼句上，下了点功夫而已。拿这两首诗比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名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比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比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中的“却却，铲去。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不可以道里计了。[Jp]
宋代的旅游诗中，也有气势雄伟具有壮丽之美的作品。比如曾公亮的《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苏舜钦的《和淮上遇便风》；“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曾巩的《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这些诗，就都有股豪气，而且境界也开阔。但是，这类诗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并非宋代旅游诗的主流与基调。
如上所述，唐代的旅游诗气象雄浑，境界开阔，规模宏大，豪气凌云，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壮丽之美。宋代的旅游诗则显得格局较小，虽不乏精妙比喻，深刻哲理，到底只是一种玲珑的小巧之美。
唐代旅游诗在题材、规模、审美境界等方面远胜宋代的旅游诗，这是由两个朝代迥然不同的社会风尚造成的。它们的版图疆域、综合国力、政治经济，相差悬殊；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社会风尚，良莠有别。而文学艺术只是社会生活经过作家头脑中加工以后的产物。这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诗人们的主观努力所无法改变的。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会自然或不自然地将当时的国势强弱融入其中，唐代旅游诗和宋代旅游诗就是很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1]贺小梅.唐代诗歌中的一支夺目奇葩――山水旅游诗的艺术成就[J].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2）.
[2]卢红军.唐宋边塞诗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0.
[3]周敬东.盛世版图[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4]王觉仁.血腥盛唐[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李白的边塞诗篇3
关键词：唐代诗歌；王昌龄；龙城；卢龙
abstract：likethatinpoemsinthenorthernandsoutherndynastiesandthoseinthetangdynasty，“thetownoflong”inpassingthroughthefortress，oneofwangchangling'sbest-knownpoems，wasusedasanallusion，referringgenerallytoabordertownoraborderfortressbutneithertothetownoflongofthehunsnortothetownoflonginthekingdomofqianyannormistakenlytothelulong.theexpression“lulong”wasfirstusedeitherasafunctionwordorasalexicalwordandlaterturnedfromacurrentallusiontoaclassicalallusion.like“thetownoflong”，lulongalsoreferedeithertoabordertownortoaborderfortress.
keywords：poetryinthetangdynasty；wangchangling；thetownoflong；lu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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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千古传颂的唐人绝唱，迄今有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即“龙城”何所谓?
清人阎若璩《潜邱札记》谓：“王少伯《出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遍阅《文苑英华》凡十数本并同。惟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或者颇以为疑，来质余。余曰：‘卢’是也。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之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杜氏《通典》：‘卢龙塞在县西北二百里。’其土色黑，山如龙形，故名。若‘龙城’，见《汉书·匈奴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崔浩曰：‘西北胡皆事龙神，故曰大会处为龙城。’所以，唐窦威《出塞》：‘潜军度马邑，扬旆掩龙城。’杨炯《从军行》：‘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即王少伯又《从军行》：‘去为龙城战，正直胡兵袭。’则‘龙城’明明属匈奴中，岂得冠于‘飞将’上哉?”[1]卷3自此说出，后人或是之，或非之，或另辟它说，或并列二说。
陈友琴《关于“龙城飞将”》一文[2]286，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王昌龄《出塞》诗注[3]52，均以阎说为是。沈祖《唐人七绝诗浅释》[4]4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5]87则依据阎说而径改“龙城”为“卢城”。
认为阎说似是而非者有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6]367及李云逸《王昌龄诗注》[7]130。
马茂元《唐诗选》[8]130、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9]86、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10]81、顾青《唐诗三百首(名家集评本)》[11]501均以为是合用卫青袭取匈奴龙城、匈奴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二典。
黄肃秋、陈新《唐人绝句选》[12]33、孙琴安《唐人七绝选》[13]28则并列“龙城”即“卢城”和兼指卫、李事二种说法。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14]793、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15]329皆注龙城为匈奴祭祖、祭神之地。
李永祥《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谓：“汉北平郡，辖境相当于后之营州，营州州治为龙城，故谓李广‘龙城飞将’。”[16]139
孙其芳《“龙城”试解》一文则“疑此龙城为‘陇城’之讹……。龙字，或以为诗人因同音而讹。”[17]
另外，今人编辞典[18]506，注唐诗[19]卷132，凡遇“龙城”一辞，几乎无例外地用匈奴龙城来作解释。
以上诸家解说，可概括为这样几种：一、王昌龄诗中龙城指匈奴祭天之所；二、李广不曾至匈奴龙城，故王诗中的龙城与李广无关；三、后世龙城县曾为汉代右北平之辖地，故王诗中的龙城与李广有关；四、将卫青进攻匈奴龙城与李广镇守右北平的事迹合而为一；五、唐之卢龙城与汉之右北平同属一地，而李广又曾为右北平太守，故“龙城飞将”应依《王荆公百家诗选》作“卢城飞将”；六、李广是汉陇西成纪人，“称陇城，犹如称成纪也”，故“龙”为“陇”之讹。
综合来看，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作哪种解读，都要把“龙城”坐实为某地，且其论据又仅限于一二首诗，未能通观众多见于南北朝隋唐时期诗歌作品中的“龙城”与“卢龙”。
南北朝时，龙城、卢龙等地名已见于诗歌作品中，而见于唐诗中的则更繁多。对于这么多诗篇中出现的龙城、卢龙等，岂可皆以诗人误认“卢龙”为“龙城”来解读，或皆以合用卫青与李广之事典来解读，或皆以版本文字之误来解读?
2
要弄清南北朝隋唐这一时期诗作中的“龙城”及“卢龙”何所谓，得先弄清此二地的设置沿革。
《通典》卷178《州郡》：“营州今理柳城县。……秦并天下，属辽西郡。二汉及晋皆因之。慕容皇光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谓福德之地也，乃营制宫庙，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龙城，(注：《晋书》卷109《慕容皇光载记》：“……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晋成帝]咸康七年，皇光迁都龙城。”)号新宫曰和龙宫。后燕慕容宝、北燕冯跋，相继都之。后魏置营州。……[隋]炀帝初州废，置西辽郡。大唐复为营州，或为柳城郡。”据此，唐代营州即汉代辽西郡之地，而汉代右北平郡在辽西郡之西，龙城最早设于前燕慕容皇光时。又据《隋书》卷30《地理志》辽西郡条、《旧唐书》卷39《地理志》营州条，至隋文帝开皇初年，改龙城县为龙山县，开皇十八年又改为柳城县，唐代仍因之。再据《晋书》卷14《地理志》：“慕容垂子[慕容]宝迁于和龙，……[冯]跋僭号于和龙。”《魏书》卷106上《地形志》：营州治所为和龙城，辖县有龙城。可见，作为县名则称为龙城县，作为城名则称为和龙城，也称作黄龙城。(注：《宋书》卷76《朱修之传》：“鲜卑冯弘称燕王，治黄龙城”。卷97《夷蛮传·东夷高句丽国》：“先是，鲜卑慕容宝治中山，为索虏所破，东走黄龙。义熙初，宝弟熙为其下冯跋所杀，跋自立为主，自号燕王，以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这都很清楚地显示出龙城县和龙城在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的沿革变迁，然至唐代，就成为古地名了。其地当在今辽宁朝阳，位于辽河流域西部。
《通典》卷178《州郡》：“平州今理卢龙县。……秦为右北平及辽西二郡之境，二汉因之。晋属辽西郡。后魏亦曰辽西郡。隋初治平州，炀帝初州废，复置北平郡。大唐因之。领县三：卢龙汉肥如县。……卢龙塞在城西北二百里。”据此，唐代平州跨越汉代“右北平及辽西郡之境”。又据《隋书》卷30《地理志》北平郡条、《旧唐书》卷39《地理志》平州条、《新唐书》卷39《地理志》平州北平郡条，隋文帝开皇年间，改汉辽西郡肥如县为卢龙县，唐因之，为平州治所，并有卢龙府，天宝年间又置卢龙军，是通向塞外的门户。这对唐人来说，无论是作为行政区划的卢龙县，还是作为军事防区的卢龙府、卢龙军，都是新地名。其地当在今河北卢龙，紧邻辽河西部地区。
既弄清了地理上的沿革变迁，再来看唐代以前见于诗歌作品中的“龙城”、“卢龙”，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两晋宋齐及北魏以前的诗作中未见此地名；(注：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卷2温子升《凉州乐歌二首》之二中的“龙城”，或指龙桑城，俗名龙城，在今甘肃岷县一带，见《水经注》卷2《河水》；或指龙夷城，在今青海乐都一带，见《初学记》卷8《州郡部·陇右道》。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1王褒《从军行二首》之二中的“卢龙”是指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卢龙塞，而非卢龙城，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卷11《魏书·田畴传》。)梁陈以后的诗作中只见“龙城”及其异称“黄龙”；在唐诗中则是“龙城”与“卢龙”二者俱见，并有一个清晰的趋向，即唐前期多见“龙城”，少见“卢龙”，中期以后，“卢龙”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现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中华书局影印本《文苑英华》，将南北朝时期诗歌中所见“龙城”、“黄龙”等地名的相关诗句依次列出。
昔随张博望，辞帝长杨宫。……季月边秋重，严野散寒蓬。日隐龙城雾，尘起玉关风。[20]《梁诗》卷8何逊《学古诗三首》之三
忽值胡关静，匈奴遂两分。天山已半出，龙城无片云。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20]《梁诗》卷10吴均《战城南》
扬鞭渡易水，直至龙城西。[20]《梁诗》卷10吴均《渡易水》
黄龙暗迢递，青泥寒苦辛。[20]《梁诗》卷11吴均《咏怀诗二首》之一
遥看白马津上吏，传道黄龙征戍儿。[20]《梁诗》卷15萧子显《燕歌行》
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20]《梁诗》卷19萧子晖《陇头水》
边秋胡马肥，云中惊寇入。……月晕抱龙城，星流照马邑。[20]《梁诗》卷20梁简文帝《陇西行三首》
虽弭轮台援，未解龙城围。[20]《梁诗》卷21梁简文帝《赋得陇坻雁初飞诗》
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20]《梁诗》卷25梁元帝《燕歌行》
长相思，望归难，传闻奉诏戍皋兰。龙城远，雁门寒。[20]《陈诗》卷5徐陵《长相思二首》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西望龙城阵云起。[20]《隋诗》卷1卢思道《从军行》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20]《隋诗》卷4杨素《出塞二首》
龙城擒冒顿，长坂纳呼韩。[21]《文苑英华》卷197薛道衡《出塞二首》
细味以上诗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没有哪首诗中的“龙城”是指匈奴祭天之所，再联系“龙城”一辞不见于两晋宋齐及北魏以前诗作之事实，说明诗人们接受的十六国之后的“龙城”，而由初设(公元341)至南朝梁人诗中首见之时，已有200年了，是个历史地名；第二，很难看出诗中的“龙城”及其异称“黄龙”具有实指某地之意，都是借指或泛指所处的辽西之地，甚至出于艺术夸张的需要而不顾地理方位；(注：案《颜氏家训集解》卷4《文章》云：“文章地理，必须惬当。……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美玉之瑕，宜慎之。”清人卢文弓召注曰：“案：陇在西北，黄龙在北，白马在西南，地皆隔远，水焉得相及。”王利器先生加案语曰：“所侈陈之地理，皆以夸张手法出之，颜氏以为文章瑕，未当。”对这种写法，古今人仍有误解者。如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1《李太白诗误》条云：“李太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黄氏家刻本，1985年版，第1595页。)又如唐人上官仪《王昭君》一诗有句曰：“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刘南扬先生《唐诗通论》评说：“玉关即玉门关，金河，今名黑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咏王昭君而言玉关，误矣，其后李白《王昭君二首》之一亦同此误。”(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58页。))第三，诗中往往以处在华北、西北地区的边关要塞与“龙城”相对，如用玉关、天山、轮台、马邑、雁门来与“龙城”作对句，都是一东一西，说明当时人把玉门关、雁门关一带看做是中原与外裔在中西部地区的分界线，而把龙城一带看做是中原与外裔在东部地区的分界线；第四，早在南北朝诗人的笔下，就将“龙城”与李广牵连起来，且为“飞将”冠上“长安”字样，说明当时的诗人并不以“龙城”代指右北平。综合来看，南北朝时期诗歌作品中的“龙城”，是诗人在创作以边塞生活为主题的诗歌时，舍弃原始本意，仅取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出入东北边境所必经过的这一点，并形成一个艺术化、典故化的地理概念，即借指边城边关，或泛指边塞边境。故在解读时，不可将其拘泥或坐实为某一具体地点，否则，就会重蹈像颜之推等人那样的对艺术作品误解的覆辙。既然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在作品中对“龙城”作如此用，那对唐人来说，已是约定俗成的典故旧事，如以上所录的吴均《战城南》、吴均《咏怀诗二首》之一、梁简文帝《陇西行三首》之一、《赋得陇坻雁初飞诗》、梁元帝《燕歌行》就被收在供创作诗文用典的《艺文类聚》等类书中，当诗人要用典故时，便从中拈取，以示出处有据，并不会先考证一番后而用之，此亦古代文学创作史上使用典故的一条通则。
由此再来看本文开头所提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此句中的“龙城”就是边城边关的代名词、借用语，既不实指十六国时期前燕所置之“龙城”，也不是误指汉代右北平郡，更不是指匈奴祭天之地。这种把具有代表性的某一具体地名借用来指某一地域的写作方法，也并非仅此一见，如借用“咸阳”、“长安”来指京城或京城地区，就屡屡见于历代诗文之中。而且，从修辞艺术上讲，“但使龙城飞将在”是一种倒装句法，顺着意思读即为“但使飞将在龙城”，谓只要是李广或类似李广的名将坐镇边城、驻守边关。此句之所以要倒装，是为了平仄合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二句的平仄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合乎格律。一旦按正常语序写成“但使飞将在龙城”，其平仄就变为“仄仄平仄仄平平”，则与下句的“仄平平仄仄平平”完全失对，很不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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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此解读是否正确，可以唐诗中所及之“龙城”来验证。兹据中华书局断句排印本《全唐诗》、点校本《全唐诗补编》、影印本《文苑英华》，依次列出有关诗句如下。(注：案《全唐诗》卷78骆宾王《秋云》、卷535许浑《贺少师相公致政》诗中的“龙城”均指京城；《全唐诗》卷341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之六、卷352柳宗元《种木槲花》诗中的“龙城”均指龙城郡，即柳州，故不录。)
雁门霜雪苦，龙城冠盖稀。[23]卷1王绩《在边三首》
鸣銮出雁塞，叠鼓入龙城。[23]卷3长孙无忌《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
潜军度马邑，扬旆掩龙城。[23]卷30窦威《出塞曲》
霜结龙城吹，水照龟林月。[23]卷35李义府《和边城秋气早》
涂山烽候惊，弥节度龙城。[23]卷36虞世南《从军行二首》
茄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23]卷41卢照邻《战城南》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23]卷50杨炯《从军行》
去为龙城战，正值胡兵袭。[23]卷140王昌龄《从军行二首》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23]卷143王昌龄《出塞二首》
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23]卷144常建《塞下》
是时天地阴埃遍，瀚海龙城皆习战。[23]卷203屈同仙《燕歌行》
弭节结徒侣，速征赴龙城。[23]卷264顾况《从军行二首》
谓是西流入蒲海，还闻北去绕龙城。[23]卷298王建《垄头水》
楼兰径百战，更道戍龙城。[23]卷317武元衡《石州城》
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侯印不闻封李广，别人丘垄似天山。[21]卷300温庭筠《伤将军》
细味以上所列诗句语意，“龙城”都是作为借指边关边城、泛指边塞边境的典故辞语使用的，没有一例是能够坐实为具体所指。金性尧先生说，杨炯《从军行》、沈亻全期《杂诗》、王昌龄《出塞》诗中的“龙城”都是泛指辽西地区[24]175，庶几近之。下面再依次列出有关“卢龙”的诗句。(注：案《全唐诗》卷392李贺《追赋画江潭苑四首》之四诗中的“卢龙”指卢龙山，即金陵狮子山，故不录。)
翠野驻戎轩，卢龙转征旆。[23]卷1唐太宗《于北平作》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23]卷84陈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证》
田畴不卖卢龙策，窦宪思勒燕然石。[23]卷120李昂《从军行》
东出卢龙策，浩然客思孤。[23]卷211高适《塞上》
雨雪纷纷黑山外，行人共指卢龙塞。[23]卷236钱起《卢龙塞行送韦掌记》
不卖卢龙塞，能消瀚海波。[23]卷238钱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
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23]卷270戎昱《塞下曲》
卢龙已复两河平，烽火楼边处处耕。[23]卷477李涉《奉使京西》
三代卢龙将相家，五分符竹到天涯。[23]卷477李涉《与梧州刘中丞》
卢如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之二：卢龙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芜晓不飞。[23]卷688
案“卢龙塞”从古就是出入东北边地的著名塞道，至唐依然。上文说过，唐代不仅因袭隋朝卢龙县，还新设卢龙府、卢龙军，而卢龙塞属其所辖。这对唐人来说，既是现实实有之地，又是旧地名与新地名并存之地，还是常年战事不断之地。所以，唐诗中的“卢龙”比较复杂，这从上面所列诗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既有写实的，如唐太宗、陈子昂等人所写即是；也有用典的，如李昂、卢如弼等人所写即是。不仅如此，就是在同一人之笔下，也有既写实又用典的情况，如钱起《奉送户部李郎中充晋国副节度出塞》与李涉《奉使京西》中的“卢龙”即属前者，而钱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与李涉《与梧州刘中丞》中的“卢龙”就属后者。而且，唐中期以后，朝廷失去对卢龙的控制，落入处于半独立王国的河北藩镇的手里，“卢龙”一辞也由此逐渐改变原义，由今典演化为故典，成为“龙城”的同义语，也是借指边关边城或泛指边塞边疆。当诗人在创作中涉及边塞题材的时候，对于“龙城”和“卢龙”就会不分彼此，只是根据个人习惯来使用，此即唐诗中经常混用的缘故。
综合以上众多诗例来看，吴均、卢思道、王昌龄、温庭筠等人都将李广与“龙城”牵连起来，绝非是一种巧合，而是诗歌创作中的用典习惯，此其一。在众多涉及“卢龙”一辞的诗例中，没有一例是将卢龙城简称为“卢城”的，此其二。故王昌龄《出塞》诗原本就写作“龙城”，而不可能是“卢城”之误。之所以会出现“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的情况，道理很简单，宋人中也有与清人一样对“龙城”一语“颇以为疑”者，在未求证之下便作了妄改。
关于“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是否确实的问题，将另拟专文，从文献校勘的角度加以考论，暂不赘述。
[参考文献]
[1]阎若璩.潜邱札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陈友琴.长短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沈祖.唐人七绝诗浅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李云逸.王昌龄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马茂元.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9]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顾青.唐诗三百首(名家集评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黄肃秋，陈新.唐人绝句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孙琴安.唐人七绝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14]高步瀛.唐宋诗举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6]李永祥.唐人万首绝句选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17]孙其芳.“龙城”试解[j].文学遗产，1980(3).
[18]彭庆生，曲令启.诗词典故词典[m].太原：书海出版社，1990.
[19]陈贻.增订注释全唐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0]逮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李.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22]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李白的边塞诗篇4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程千帆先生认为：“那是一个从噩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频频出现“请表回军掩尘骨,莫叫士卒哭陇荒”（李益《回军中》）这种节节败退和惨烈的情景。中唐特定的社会现实也影响着诗风的变化，亲身感受到了国势衰落，人生苦痛，并长期接受血与泪浸染的诗人，再也焕发不出盛唐边塞诗人们那样豪迈奔放的诗情，高昂明快的歌唱被苍凉、凄苦的低吟所取代，中唐边塞诗的风格情调有了明显变化，李益正是这样一位开风气之先的边塞诗人。
由于他“生习世纷，中遭顿抑，边朔之气，身所经闻，故从军出塞之作，尽其情理，更深遐思”。长期身临其境的感受体验，加之高超的艺术感悟和表现力，使这类作品有着扎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和别样的审美效果，发出了苍凉悲怆的边塞新声。
一、表达凄凉哀怨的边愁
初、盛唐边塞诗即使写“边愁”,也是一种波澜壮阔的“群情”,综合一种共同的情感现象,极少从个体和自我感受的角度来描述。如王昌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其一）,“琵琶起舞唤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其二）二诗及《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在写愁的背景下,诗中依然不断闪烁着社会上升时期的力量美、意志美和人格美。同样写忧思和同情兵士之作,由于时代总体氛围的感染,也透出一股正气和率直,甚至描绘危险战局,都洋溢着悲壮的情怀。如高适《燕歌行》:“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记李将军。”
中唐，国力衰弱，边患不息，士兵长年守边，复员返乡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漫长艰辛的边塞生活使士兵们倍加思念温暖的家乡，归乡无期，乡思中多了凄苦、无奈甚至绝望。在李益的边塞诗中，描写边愁的作品所占比例最大，有近20首。这种愁思给人的主要是一种忧郁而非昂扬，凄凉而非热烈的美感。正如姚鼐所言，它所引发的是一种“愀乎其如悲”的苍凉悲怆之声。
其《从军北征》、《夜上受降城闻笛》两首脍炙人口的篇章对边情的抒写就更加凄苦、哀婉了:“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从军北征》)“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虚写音乐情绪导致征人行为举止的细微变化，实写征人的心理感受。在肃杀凄凉的边塞，思亲怀乡是征人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长期积郁胸中，无处表达，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煎熬!在行军驻防的征途，突然听到一阵阵哀怨、凄切的音乐响起，征人们的浓郁思乡之情再也无法控制。而这一心理的变化过程，诗人并没有描写，在诗人的笔下只有千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动作变化:“一时回首月中看”、“一夜征人尽望乡”。它展现的是一幅聚焦完全一致的画面，悲壮中显出凄苦，哀怨中显出无奈，征人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
二、描绘苍凉冷寂的景物
气势壮观的关塞、广漠无边的沙漠、绵延无尽的草原、高远明净的胡天、奇丽壮观的飞雪等是盛唐边塞诗有的意象群。而中唐诗人没有如此的胸襟气度,他们有的是悲痛哀怨的心境,于是他们选择细小、灰暗、狭窄的意象群营造令人涕泪沾裳的境界。这种景物在色调上是冷的而非热的，在听觉上是静寂而非喧闹的，其时间背景多在秋冬季节的黄昏及月夜这一时段。正如姚鼐所言，这是一种“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的苍凉悲怆之审美意象。
李益十分讲究诗歌语言的锤炼，他特别偏爱使用一些具有强烈感彩的形容词，在他的50首边塞诗中，“寒”、“暗”、“孤”三个形容词使用的频率极高，其中“寒”使用了16次，“暗”使用6次，“孤”使用4次。这些词语的准确运用，使他的诗歌意境显得特别的凄冷、悲凉。如：“苍崖抱寒泉”（《华阴东泉同张处士诣藏律师兼简县内同官因寄齐中书》）、“空山月暗闻鼙鼓”(《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天寒白登道”(《五城道中》)、“满碛寒光生铁衣”(《度破讷沙》其二)、“暗水入寒塘”(《月下喜邢校书至自洛》)、“沙头牧马孤雁飞”(《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吹角当城汉月孤”(《听晓角》)等句所渲染的气氛是肃杀、苍凉的，所营造的意境是凄迷、灰暗的，所表达的情感则是十分低沉、忧郁的。
悲秋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情调。秋在文人的笔下，成了“凄苦悲况”的代称。李益不幸生活在中唐这一令人悲凄的时代，更不幸者，他个人仕途亦坎坷多舛，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荒漠边塞度过。荒漠恶劣的地理环境、干燥寒冷的气候、残酷无情的战争、久戍不归的乡思、不得升迁的苦恼，这一切都困扰着诗人，折磨着诗人，使得他充心中满了时代的悲凉和个人生活坎坷不遇的凄苦，因而诗人把这种感受凝聚笔端，形诸诗歌，秋的意象频频出现其诗中。如“破瑟悲秋已减弦，（《古瑟怨》）、“伤心不独为悲秋”（《上汝州郡楼》）、“秋来莫射南飞雁”（《送客还幽州》）、“秋风卷入《小单于》”（《听晓角》）。
塞外景色在岑参笔下，在充满豪情壮志、乐于戍边卫国的边塞将士心中，或许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而在胸有郁结、思乡盼归的中唐诗人和戍边士卒心中则成为终年无春、黄沙蔽日的苍凉冷寂景色。
三、选择短小体制的七绝
李益现存边塞诗50首，其中七绝22首，而七古只有2首，七绝占到几乎总数的一半。盛唐边塞诗以雄壮昂扬为基调，意象群趋向于宏阔壮大，故多采用七古，其篇幅长，容量大，不但适合铺陈描写异域的奇丽壮观的景物，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对边地狂风怒吼、飞沙走石的描写，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对雪中严寒的描写，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中对火山的描写；而且适合渲染、突出战争场面的激烈，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把军队出师、战斗归来等场面都写得有声有色，高适《燕歌行》突出军情的危急、行军的飞速、作战的激烈等。所有这些都表现了盛唐人乐观昂扬向上的情感。而七绝所擅长营造的则是一种委婉含蓄、摇曳生姿的阴柔之美：“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七绝亦切忌用刚笔，刚则不韵。即边塞之作，亦须敛刚于柔，使雄健之章，亦饶顿挫，亦不落粗豪。”中唐边塞诗的情感表现为细腻、哀婉、深沉，意象群趋向于细小柔美，七绝篇幅短小，适合抒发中唐所特有的苍凉悲怆之情。《听晓角》中以雁代人，从雁取影，深一步、曲一层地写出了角声的悲亢凄凉。雁犹如此，人何以堪，征人的感受更不必说；《从军北征》描写的远征军不仅在雪后的天山下、刺骨的寒风里，而且在荒漠上、月夜中，这就使人加倍感到环境的荒凉、气氛的悲怆。长期征战的士兵的哀怨之情跃然纸上。
李益生活在唐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在唐诗发展道路上，也处于诗风衍变时期。李益苍凉悲怆的边塞新声是其主流情绪，为开创中唐诗歌创作，特别是边塞诗创作的新局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范之麟．李益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李白的边塞诗篇5
论文摘要: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唐德宗李适在位二十六年(780-805)，其中贞元(其年号)时期长达二十一年(785 - 805 )，因而整个德宗一朝的诗坛可以被称为贞元诗坛。早在中唐时代，李肇就在其《国史补》中从诗歌创作角度指出“贞元之风尚荡’}m。可惜的是，后世在此基础上对贞元诗风的进一步申说却中断了，仿佛只是一段没有代表性诗人因而缺乏个性可言的过渡时期，贞元诗坛长久地被绝大多数诗论家和文学史家所漠视。他们或以“大历体”、“元和体”来遮蔽贞元诗坛的客观存在;或视之为处于“大历之后”、“元和中兴“之间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阶段，甚至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之《唐代文学史》、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和学术专著(如蒋寅著《大历诗风》中这种偏颇的看法依然存在。少数论著(如许总著《唐诗史》虽然提及贞元诗风，可惜语焉不详。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诗坛既具有由大历诗风向元和新变的过渡性，又呈现出自身的鲜明风貌。
钱起(贞元元年，即785年卒)、李端(贞元二年卒)、韩栩(约贞元三年卒)、刘长卿(贞元四年卒)、戴叔伦(贞元五年卒)、司空曙(贞元六年卒)、韦应物(约贞元七年卒)等大历诗坛宿将中的大多数人随着各自人生暮年的来临，在进人德宗朝以后诗歌创作进人了低沉期(韦应物在晚年仍有不少佳作，是个例外)。换句话说，这些诗人诗歌创作的辉煌期主要在大历时代。到贞元十一年(796)至贞元十六年(800)间，孟郊、韩愈、张籍、李翱等先后在汁州和徐州会合，作为此后元和诗坛两大派别之一的韩孟诗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韩愈等人在贞元后期(尽管韩在这一时期已逐渐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诗歌创作的成就还不算很大CsC。而元白一派的兴盛比韩孟一派还要晚些，迟至贞元十八年(802)，年轻的白居易、元棋在长安应吏部试期间方始订交，其时二人作品还不多，名气也小。其他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创作状况和文学地位也与元白相差无几。显而易见，除了年纪较大的孟郊以外，韩、白、元、刘、柳等人到了元和时期才在诗坛大放异彩。
其实，贞元诗坛还是有其鲜明的风貌和支柱人物的。上述唐人李肇所云“贞元之风尚荡”，语言虽嫌简略，却十分明确地将贞元视为唐诗流变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此时诗坛的面目既有异于大历时期的风格趋同，又不同于元和时代的千姿百态，石氏柱其间的诗人为数虽少却各具一副笔意。在这二十多年中，“大历十才子”与地方官诗人群凋零较早(卢纶是个例外，他在贞元年间久佐军幕并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军旅题材诗篇);方外诗人群主要是顾况、皎然在支撑门户，台阁诗人前有包信，后有权德舆引领风气;李益则北上边塞南游江淮，诗名扬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韩孟诗派先驱的孟郊也在贞元后期脱颖而出，“寒”气逼人。在上述这些诗人中真正具有创作实绩，具备诗史意义的当属从大历时代走来的顾况、李益与崛起于贞元后期的孟郊三家。顾况在建中初至贞元末先人韩混幕为判官，再人朝为校书郎等职，不久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最终归隐受道篆。在这期间，顾况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感怀诗，风格“俗”、“奇”互见，充分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热情和放旷情怀。孟郊从建中元年至贞元二十年经历了漫游、应试、为漂阳尉及辞官等人生转变，却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终，所以其诗“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风洋溢其中，从而引导了韩孟一派的创作风气。而李益则自建中元年至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从军，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南游江淮一带。这二十余年是李益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其间他创作了数十首悲壮苍凉的优秀边塞诗和多首清新优美的描写江淮风光和反映南国风情的动人诗篇，诗风刚柔相济。三人在当时鼎足而立，尽管诗风各异，但都精神饱满，元气充沛，以各自的优秀诗篇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贞元诗坛“尚荡”的独特风貌。
如果说，李肇把大历诗风概括为“浮”，把元和诗风概括为“怪”都有失公允的话，他用一“荡”字来形容贞元诗风则是比较恰切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在这里，“荡”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处于低沉与振奋之间的临界性的心理状态。随着历史由“大历低谷”向“元和中兴”攀升，人们的内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渐荡起涟漪而终至波涛澎湃，而贞元时代人们的心态恰恰就处于这个微波荡漾的阶段。进而，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呈现出一种奇崛放任、疏荡磊落的诗歌风貌，这就是“荡”字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主要内涵。这是从“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到百婀争流的元和诗风之间必然要经历的重要阶段。对于“尚荡”的贞元诗风，可以从“由上返下”、“由冷变热”、“由平转奇”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首先，诗人的生活道路、诗歌思想格调“由上返下”。大历时代的主要诗人，无论是“十才子”还是江南地方官诗人，其生活范围基本上是在社会的中上层;而到了贞元时代，处于中坚地位的诗人们则差不多都有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李泽厚认为，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门阀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开拓世俗化，在文艺美学领域贵族气派也随之逐渐让位于世俗风度川。顾况家门不显，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而他的隐居(晚年人道后除外)只是远离名攻利夺之地，对于民间的世俗生活却是非常亲近，这既与他的出身有关，也是受当时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禅之类主张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禅”影响的结果(当时许多的方外诗人如秦系、于鹊、刘方平、皎然等人都是这样)。就李益而言，虽然出身陇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辈那一代已经门柞衰微，他早年又长期沉迹下僚，尤其是贞元时代北上边塞南游江淮的经历使他接近了下层百姓特别是戍边士卒的生活，深刻体验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思乡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贞元元年人河中浑城幕为判官，在长达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亲见军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旅程中，生计甚至比平常百姓还要艰难。“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诗人窘困生活的生动写照。
贞元时代的诗人们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就能写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乐以及其他人间真相的诗篇，就能够在诗歌中写出民间气息和民歌风味。他们的诗作，有的关注百姓命运，如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织女词));有的描写边塞将士之勇敢、军旅生涯之苦乐，如李益的众多边塞诗以及卢纶的《逢病军人》等军旅题材诗;有的同情遭遇婚恋不幸之妇女，如顾况的《弃妇词》，李益的《杂曲》、《江南曲》等。民间风味和理俗气息在顾况的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石苔鲜歌》明白如话，《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诙谐土气，《古仙坛》戏谑天真。在顾况的诗集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所载的顾况替秀才续诗的那则轶事，尤其可见顾况诗风理俗放诞的一面。这种理俗气息在卢纶诗中也有反映，以致于许学夷对他的《与张摧对酌》有“读之诚欲呕吐之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王评事验马花烛诗》以及《送道士》也有“颇涉俗格”之评。显然顾况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经开启了“元轻白俗”(苏轼《祭柳子玉文》)的先声。而在上述李益的几首妇女诗中，民歌风味也是很浓郁的，“殊有汉魏乐府之遗’。
其次，诗人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情感指数“由冷变热”。由于国家形势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历诗人们对国家、社会甚至对自身都表现得相当漠然。他们的心态从总体上讲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是未老先衰的。这种情况到了贞元时代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好转，诗人们开始有了希望，心中也平添了不少热情。他们开始关注现实，尽管现实还并不算美好;他们开始关注自身，尽管人生还有很多的不如意。顾况虽然被目为方外诗人，但他对世俗生活却充满热情。除了在晚年受道篆以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融人现实生活之中，尤其是满怀热情地追求生命自由和人生理想，痴迷地构建自己瑰丽迷人的艺术世界。他为人绝不为名疆利锁所束缚，相反，活得很张扬、很痛快。且看作为诗人兼画家的顾况在作画时是何等的激情四溢:“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吠叫。顾子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李益从军边塞近二十年，边睡大漠的偏远荒凉，军旅生涯的奔波艰险并没有使他为国靖边的热忱和建功立业的热望有丝毫的消磨。“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邻宁留别》)，正是李益的热诚自白。孟郊长年饥寒交迫，厄运相仍，但他的心底还是热的。他孝敬老母(《游子吟》)，爱恋妻子(《结爱》)，痛悼夭子(《杏荡》)，牵挂兄弟(《忆江南弟》)，惦念朋友(《沛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贞元时代诗人们心头的种种热情，反映到创作中来，便是顾况诗之放旷，孟郊诗之冷硬，李益边塞诗之悲慨。究其实，这放旷，这冷硬，这悲慨，皆是诗人们各自生活热情的不同表现罢了。而这种种创作热情的进一步生发，则开启了此后元和时代孟、韩、元、白、刘、柳、长吉诸人千帆竞渡各逞诗才的兴盛局面。
最后，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诗歌审美趣味“由平转奇”。蒋寅指出:“大历诗人有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共性突出而个性平淡。”仁川换句话说，大历诗人的生活是比较低调的，甚至是平庸的。而贞元时代的诗人们则力图在生存方式上打破平庸，活得更为张扬，更有个性。顾况思想深受道教和禅宗的影响，为人狂放不羁。早在大历时代就与被流放江南的放达之士李泌、柳浑“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旧唐书》卷一三0《李泌传》)。建中末，顾况人韩混幕，主要是因为与幕主及僚友戴篙、张符等在艺术(主要是绘画)趣味方面的投合。贞元五年，当柳浑举欲荐他人朝为校书郎时，他竟以“此身还是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顾况《答柳相公》)狂诞诗句相辞。虽然对于这个为人艳羡的清望之职始辞终受，但他却依旧我行我素、不自检束，终因“作《海鸥咏》嘲消权贵帕3口，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数年以后，顾况彻底脱离官场，人茅山为道士，寿近期颐。由此可见，顾况是一个莱鹜不驯的“狂生”(顾况曾多次如此自称)，一个无功无名的奇士。与顾况不同，孟郊的生平特征是“寒”与“直”。“寒”主要是指他生活的贫寒;而“直”主要是指诗人甘于这种贫寒生活的寒士风范。他幼年丧父，生活窘困，屡试不第，至贞元十二年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五十二岁始为漂阳县尉。在任上仍以游览赋诗为务，出薪傣之半请人曹务，终因贫困至极而辞职。此后他又有丧子之痛，最终在六十四岁时暴病而卒。其实，穷愁潦倒的生活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孟郊正道直行、视富贵若浮云的人生操守有关。在《伤时》一诗中他曾自言君子固穷之志:“常闻贫贱士之常，草木富贵莫相笑。”在黄缘攀附成风的中唐时代，孟郊这种古直高洁的品性是难能可贵的，以致于在五百年后元人辛文房对孟郊的为人仍然满怀敬意:“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匕’‘〕与顾况之“狂”、孟郊之“寒”不同，李益的生活主调是“刚”。李益性情之“刚”主要表现在他北上边塞、“五在兵间”(李益《从军诗序》)的人生选择上。李益五度从军，前后历时近二十年，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不要说在中唐，就是在盛唐的边塞诗人中也极为少见，而这恰恰凸显了他勇武坚毅的襟怀。
李白的边塞诗篇6
1高岑边塞诗风格的共性特征
盛唐诗坛,名家辈出,流派众多,风格异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盛极一时的杰出诗歌流派。
1．1都以盛唐时期的强烈爱国主义和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为反映内容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歌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唐朝是中国社会的顶峰,盛唐诗歌达到繁荣的高峰,这是自然的事。在短短的五十余年的盛唐时期,涌现出了十几位大诗人,他们以各不相同的风格,推动了诗歌创作的高潮。正如李白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古风》其一)这一代诗人怀着宏伟的理想与抱负,以蓬勃热烈的感情,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表现盛唐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和斗争。
高岑二人之诗正是以盛唐人的眼光,带着盛唐诗歌的伟大气魄,去观察和反映边塞的生活和斗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变化,洋溢着爱国主义豪情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如高适著名的《燕歌行》中写道:“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表达了戌边将士们的爱国激情,为了保国守边,“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英勇杀敌,血战沙场,确实动人心魄！这种爱国豪情和英雄气概在高岑的边塞诗中更是随处可见。
又如,“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別》)”。这些诗里有惊异、有赞美,但毫无畏惧和怯懦,处处表现了将士征服自然、藐视艰苦、勇往直前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1.2二者艺术上都以七古见长,具有意境壮阔、风格豪健的特征
高适边塞诗大约二十几首,绝大部分是古诗,尤以七言歌行为佳。而岑参边塞诗也以七古见长,笔者认为诗体上这一特点与诗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关,这是七古这种诗体,诗句的容量大,句数没有死规定,更便于抒写爱国豪情和英雄气概,也更容易创造出豪健的诗风和壮阔的意境。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诗评》)胡应麟说:“高岑悲壮为宗”(《诗薮》)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尽管高岑二人艺术个性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边塞诗都具有壮阔的意境和豪健的风格与昂扬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
如前所述:高适的《燕歌行》完全突破了边塞诗过去着重描写征夫思妇的传统,拓展了边塞诗的表现领域。《燕歌行》不局限与某个特定场景的描摹和某种特殊情绪的抒写,而是以战场和战斗为中心,作纵的方向看,它按时间顺序描写了汉家将士辞家、赴边、辗转苦战和战斗失败的全过程。从横的方向看,它涉及了天子与军队、统帅与战士、敌方与我方、征人与思妇诸种联系。纵横交错,组合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而又有内在统一性的画面:京城里天子的殷殷慰勉,征程上队列的意气高昂:沙场上战士在殊死搏斗,军营中将帅却恣乐;敌方军队“凭陵”侵袭势如风雨,我方将士“力尽关山陷入重围;征人远戌难归而‘空回首’,思妇久伫无望而‘欲断肠’”——这些画面完美融合,编织成一副当时边塞生活的广阔而真实的画卷。创造出苍凉悲壮的艺术境界,展示出豪迈的气势。
岑参边塞诗如《走马川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等,无论是边塞自然景物的描绘,还是战斗场面的叙写,或是将士乐观豪迈情怀的抒发,都悲壮而有力创造出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读起来令人感动！
高岑边塞诗之所以能够形成壮阔豪迈的意境,表现出了强烈爱国情怀和乐观精神,是与作者的经历分不开的。高适于天宝八年举有道科中第,曾任封丘县小官,因不堪其职不久而辞职。天宝十二年,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二年后返朝任左拾遗、监察御史。安史之乱爆发,又佐哥舒翰守潼关。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多次随战边关,戎马生涯多年,直接感悟到边塞将士壮阔的胸怀,亲眼目睹边塞生活风貌,因而能写出充满豪情壮志的边塞诗。而岑参一生三次出塞,当时最重要的东北西部和北部边陲他都去过,而且在安西、北庭、关西节度使幕中都曾任过职,鞍马风尘十余载,对边塞生活十分熟悉,他是以守边将士的身份来写边塞诗的,因而豪情壮志,真情实感,苍劲悲壮的艺术风格,感人至深！
2高岑边塞诗风格的差异
艺术个性是艺术的生命,高岑边塞诗都以“悲壮为宗”,形成盛唐时期苍劲悲壮的边塞诗派,正是这一风格特征,使高岑边塞诗在盛唐诗坛上独树一帜,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但我们必须看到高岑边塞诗风格上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学习和鉴赏他们的边塞诗。
2.1“高诗尚质主理,岑诗尚巧主景”
李白的边塞诗篇7
一、首先谈谈语言上春意盎然的特征
历代文人在描写送别场景时即使没有直接描写凋零的秋色，也总是难掩秋日的落寞与哀愁。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唐朝特别是盛唐的离别诗中在用语上却春意浓浓，大部分作者倾向于以欣欣向荣的春色为背景描写离别，或者以春色为比喻来衬托自己乐观明朗的心境；即使是那些描写边塞恶劣天气的送别诗，因其用语的豪放同样透露出春天的热烈与张扬。王维在其赠别朋友的诗中描写了清新动人的春色，如《渭城曲》：“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整首诗虽然是在描写给友人送别的场面’，但轻盈的语言让我们没有丝毫的沉重和忧伤之感。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开头两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即给我们展现了烟花烂漫的春色。在《赠汪伦》中，“桃花潭水”的比喻空灵、形象、生动，让读者感受到春天一般生机勃勃的友情。
二、接着谈谈雄厚道劲的意境特征
唐诗在陈子昂、李白的倡导下，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从而创造出唐诗所独有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风骨美，1这就使唐朝的送别诗摆脱了以往文人描写离别时哀怨忧伤，浅吟低唱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感情上的豪迈奔放，意境上的雄厚道劲。由于盛唐文人心境乐观向上，大部分诗歌不论是否带有感伤都体现出雄浑悲壮、刚健昂扬的风骨美，展现出明朗健康、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诗人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在送别诗中俯拾皆是。如王昌龄的诗作《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诗人运用化远为近的笔法，用“流水”、“青山”、“明月”等意象表达了“人分两地，情系一心，山川又怎能阻隔”的观点，将离别的深情表达的豁达而洒脱。
三、谈谈自信乐观的思想特征
盛唐的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诗歌地位得到了制度保障，这些优越的外部环境使得文人们自信乐观，求取功名之心也相对强烈。盛唐的送别诗中体现出的思想往往是对离别者的祝福和羡慕，而离别者本人通常也是乐观、自信甚至是自负，充满了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的雄心壮志。例如高适的《别董大》，虽然是在“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的恶劣天气里和友人分别，但诗人并是沉浸于悲伤之中，而是豪爽地对劝慰友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而在李白受到唐玄宗召唤之际所作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诗人的骄傲与自负更是溢于言表。此诗写作的背景“本是令人感伤的清秋时节，但此诗开篇便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扑面而来的是一片丰收喜庆的景象。”2最后两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更将诗人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谈谈盛唐诗形成的特定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因素
大唐王朝结束了近四百年的纷争动乱，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统一，并在开元、天宝年间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强盛的国力，繁荣的文化，这对唐诗的繁荣与兴盛，对诗人地位的提高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唐朝实行的以诗取仕制度使唐诗对于政治的介入产生了难以预料的作用，为诗人们猎取政治功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3在这种优越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诗人们大多自信乐观，纷纷抱有跻身仕途求取功名的政治愿望。由此而产生的离别不仅没有感伤的基调反而还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生有过三次大范围漫游的李白一直抱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心，不论其本身是否具有政治才能，一直都在期盼得到玄宗的重用，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
五、谈谈盛唐诗形成的对特定的民族边塞的政治交流的作用
隋唐以来，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于边塞生活日渐关心，对于边塞的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一些诗人对边塞的风光以及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特别到了开元前后，朝廷开始形成了以征战为荣的风气。到了盛唐时期，许多著名的诗人都亲赴边塞，入暮参战。例如岑参就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豪迈之语，反映了诗人强烈的建功立业精神。而对于那些科场失意的文人来说，去边塞参战不失为踏上仕途的另一条出路，因此才会有“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岑参《送祁乐归河东》)这样的诗句。正是盛唐诗人这种开阔的视野，广阔的胸襟以及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给送别诗抹上了一层豪迈浪漫的色彩。纵观盛唐时期的文学史不难发现：诗人们在仕进之前或者求仕受挫之后往往周游南北，广泛结交，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们同游胜景、吟诗作赋，这在盛唐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正是因为盛唐的诗人通常云游天下，广泛结交，相聚和离别频繁，送别诗中才会给我们展现出其开朗豁达、进退自如、积极向上的一面。李白在他三次大范围的漫游过程中，足迹遍布全国，接触了形形的人物。如：耳熟能详的《赠汪伦》即是李白在漫游过程中与偶然相识的朋友告别时的即兴之作。据考证，杜甫从二十岁开始，高适在五十岁以前也都有过长期漫游的经历。
因此在漫游期间结下的深厚友情，至今还成为文坛流传的一段佳话。但最可贵的盛唐诗情怀是澎湃的建功立业之情远远掩盖了依依惜别之感。这才是盛唐诗最可贵的大气之点睛之处。
综上所述，盛唐的送别诗犹如那个奋发有为的朝代一般呈现出豪迈浪漫的美学风貌，其语言、思想、意境令人耳目一新。究其原因，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繁荣发达赋予了文人们优越的心理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内外因的影响下，送别诗的哀怨伤感之风在盛唐文人的笔下大大削弱。而这种明朗的格调、乐观的精神、刚健的风骨使盛唐的送别诗独具一格，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参考文献：
[1]蒙爱英.《略论唐代送别诗的美学特征》.《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6月
[2]张瑞君.《李白送别诗的构思特色》.《伊黎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孙琴安.《唐诗与政治》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李白的边塞诗篇8
一、超越时空的联想，借古讽今
以汉代唐可以是一种修辞手法，借用前朝某些有代表性的事物，来隐喻、指代当朝的人事，这在古典诗词中是屡见不鲜的。诗人基于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需要，巧妙地将非眼前之时空、非现实之事况熔铸于诗作之中。借用汉朝的人、事、物来指代唐朝的人、事、物，还是一种讽喻当今政策之失的好方法。《长恨歌》里“汉皇重色思倾国”[1]，《兵车行》里“武皇开边意未已”[2]，直白来说都是借汉皇帝的尊臀来打唐天子的脸。
李颀的《古从军行》一诗从头至尾贯穿着这种明说汉实指唐的借代手法，用超越时空的联想来创造一种全新的境界。“从军行”是乐府古题，而诗人为了不触犯忌讳，触怒当朝，故而再加一个“古”字，强调所言乃前朝旧事。而诗中讽刺帝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等等，无不可在当世找到对照。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3]
诗作开篇描写了紧张繁忙的从军生活。白天要登上山头瞭望烽火警报，黄昏时分要匆匆赶到交河驻扎。白天戒备谨然行程匆忙，夜晚一片漆黑的夜色中，凄厉的风声传来的是军中巡夜更声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幽咽琵琶语。琵琶本是军中常见的胡乐，这里用的却是汉典。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为汉武帝遣嫁乌孙，是西汉遣外番和亲的第一位刘姓皇室宗室女，和亲途中她思念故国家乡忍不住潸然泪下，故而弹琵琶以遣悲怀。琵琶之声本已凄凉慷慨，再加以细君公主之典，瀚海阑干，北风卷地，幽怨凄厉，思乡的愁绪，前途未卜的惶恐尽皆托出。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4]
接着，诗人又着意渲染边陲的环境。军营所在，四顾荒野，无城郭可依，“万里”极言其辽阔；雨雪纷纷，以至与大漠相连，其凄冷酷寒的情状亦可想见。“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从西北各族人民的切身感受来侧面地反映、揭露战争的非正义性。“胡儿”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只能“泪儿双双落”，连天空的大雁也不堪战争之苦，日夜哀鸣。这样就从战争双方都遭受战争之苦的角度写出了动辄兴兵、妄发战争与民心有悖的客观事实。
既然绝域苍茫，环境艰难，征战痛苦，非正义又非必要，那么班师回乡自然是人心所向。诗歌的最后四句点出了主旨所在：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处，空见蒲桃入汉家。[5]
“玉门被遮”如当头一棒彻底打破了苦戍将士的思归之念。这里依然是用汉典，据《史记·大宛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将军李广力帅汉军攻大宛，攻战不利，请求罢兵。“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6]既然战争不利而皇帝又不准收兵，战士们就只有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跟着将帅作战了。“应将”是诗人的激愤之词，天子的举动是不合军心民意的，是属于不“应”的范畴，但他却严令逼迫将士拓边，让士兵冒死“逐轻车”，这就越发显示出他这个战争罪魁的专横跋扈。这里影射的正是喜功好战的唐玄宗，他发动毫无意义的西北征战，致使将士血洒疆场和西北人民流离失所。最后运用鲜明的对比，说明拓边战争所付代价之高而收效之微，富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短兵相接、拼命死战的结果如何呢？只能是“战骨埋荒外”，“年年”两字，指出了这种情况的经常性和戍边将士悲剧命运的普遍性。如此费时长久，损失巨大，戍边将士付出高昂代价的拓边战争究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呢？“空见蒲桃入汉家”，收获的仅是供帝王们享用的蒲桃而已。好大喜功的帝王，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换来的仅此而已。
二、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英雄意识
盛唐边塞诗的汉代情结自然也不止于一种借古讽今的修辞手法，它还是盛唐边塞诗人英雄意识的一种体现。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朝代。汉唐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势强盛，疆域辽阔，都是刚刚结束纷争的局面而定都长安，同时又都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威胁。汉代的边疆保卫战和开疆拓土常常被后人传为美谈，一大批优秀的军伍英雄被后人奉为楷模。唐代开国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致使边塞战争不断，社会的尚武氛围相当浓厚。比较而言，唐代诗人比以往朝代诗人要活跃得多。他们关心国事，注目边塞，渴望在盛世做一番事业以建功立勋。在时代的呼唤下，他们摒弃了读经应考入仕的老路，踏上了文人从戎的新路。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7]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8]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9]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10]
火热的激情，异域的风光，战争的场面，渴望与梦想，使他们热血沸腾，豪气冲天。在军伍精神的感召和功名心的驱使下，他们的尚武精神超出了以往任何朝代的诗人。
所以在边塞诗中常常提及汉代名将。譬如王昌龄的《出塞》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以霍去病代谓崔希逸，点出赏功慰军的题旨。戴叔伦的《塞上曲二首》（其二）：“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14]甚至反用汉代班超的典故，显示了将士们为了崇高的保家卫国事业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显舍身报国的壮志和决不贪生怕死的忘我精神。唐人表现了比汉人更为豪迈的激情，展现了强大民族的超群气魄。至于泛泛地用“汉兵”“汉将”“汉军”等来指称唐代的将士，在唐诗中就更为普遍了。高适《燕歌行》中的“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15]，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16]等等。
盛唐诗人走向边塞诗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是唐代诗人放宽历史视野、开阔胸襟的反映。汉唐相似的时代形势和边塞状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几百年前发生在不同时间而相同地域的战事以及那些叱咤风云的汉代英雄。汉代文人出塞者少，而武将又鲜有能吟诗留作之人，但是盛唐诗人既出塞又能写诗，目光和脚步移向了塞外与大漠，浓重的汉代情结在他们的心中萦绕。如果说跃马扬鞭赴边塞反映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和渴望建功的雄心，是与时代相应和的，那么，汉代情结则反映出诗人渴望从历史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使他们的行为更符合已被历史认可的一种价值评判。
唐代边塞诗人凝聚的汉代情结，激发了他们的豪情，使他们在汉唐对比之中找到了人生的希望之路，重新确定了人生价值的坐标，使他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受到感染鼓舞，呈现出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
注释：
[1]白居易：《长恨歌》，《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2]杜甫：《兵车行》，蘅唐退士：《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3][4][5]李颀：《古从军行》，蘅唐退士：《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6]司马迁：《史记·大宛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75页。
[7]王维：《少年行》，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8]李贺：《南园》，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9]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岑嘉州诗版本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0]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1]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蘅唐退士：《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12][15]高适：《燕歌行》，蘅唐退士：《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王维：《出塞作》，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4]戴叔伦：《塞上曲二首（其二）》，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嘉州诗版本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1]林庚.盛唐气象[J].北京大学学报，1958，（2）.
[2]周汝昌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李白的边塞诗篇9
十才子之一的李益过了十年戎马生涯，所写边塞诗广泛流传，乐工常常被诸管弦。唐宪宗召为秘书少监。有《李君虞集》。李益的诗歌题材广泛，有边塞诗、宫怨诗、怀古诗、怀乡诗、闺怨诗等等，如大家熟悉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宫怨》、《江南曲》等，都是情真意挚的上乘之作。当然，李益写得最多最好的还是边塞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其境界之蕴藉，语言之隽美，音韵之流畅，确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时大历诗坛中衰，白居易尚未登上诗坛，李益却以其风姿独具的“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驰骋其间。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道：“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城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由于李益和王昌龄的边塞诗风格相近，前人往往将他们相提并论。并且有别于高适、岑参。高、岑擅长用七言古诗描写悲壮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气势雄浑奔放；李益和王昌龄则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着力写征人思乡的感情和安边定远的愿望，风格蕴藉有致。但相比之下，李益的边塞诗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手法更含蓄，感情更深沉，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而且他也是七绝的能手。
李益的边塞诗在思想内容上：最值得重视的是，热烈赞颂边塞将士的英雄气概，表现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豪放遒劲。
如写部队凯旋而归的场面，《度破讷沙》(其二)：
“破讷沙头雁正飞，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
诗由惊起雁飞暗示战场归人，第三句点明时间，仍未写出这场在夜间进行的战争的紧张激烈程度。末句是使全诗灿然生辉的一笔，盔胄在朝阳下闪闪发光，与砂砾的反光交相辉映，象征战士们威武豪壮的英雄气概和满怀胜利的喜悦心情。如《塞下曲》：
“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
这首诗以汉代的马援和班超互相比较，表现了将士的爱国主义精神。马援曾被封为伏波将军，《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的话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班超曾被封为定远侯，《后汉书·班超传》说，班超在边地年老思归，曾上书给皇帝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首诗的头两句“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意思是说应该像马援那样，甘心死于边疆，不要像班超还希望活着回来。这两句表示为了国家愿意终生战斗在边疆的决心。第三句“莫遣只轮归海窟”，是说不要让敌人有一辆战车逃走。第四句“仍留—箭定天山”，用《旧唐书·薛仁贵传》的典故，薛仁贵曾在天山连发三箭，射死三个敌人，使敌人全部投降。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这里的“仍留一箭射天山”，意思是说要留守在天山，随时准备迎战入侵的敌人。
又如《塞下曲》：“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
诗人用流畅明快的笔调，描写战士们的纵马驰骋和放怀高歌。由意气风发显示其骁勇善战，由广阔草原展示其生龙活虎，笔端倾注了诗人的热烈情感。这几首诗都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场面，士兵的豪迈忠勇是从战场和练兵这两个侧面加以表现的。角度的选择新颖别致，风格雄健激越，诚为盛唐高唱的余响。
李益本身便是一个“慷慨意气，武毅犷厉”的诗人，他在《从军诗序》中说：“吾自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军中酒酣，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所以他不仅把边塞生活写得生机勃勃，而且在抒发抱负时也满溢着高昂情绪。如《赴邠宁留别》云：“幸应边书幕，横戈会取名”；《上黄堆烽》曰：“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这些诗句都充满了自信乐观的进取精神和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
但李益的边塞诗大部分都是写战士思乡的痛苦，并常以月色、角声渲染气氛。或直接写征人，或从侧面借塞鸿表现征人，都很耐人寻味，但是感情比较消沉。
中唐国势衰微，藩镇割据，边防不固，内乱频仍，李益的家乡凉州就是陷入吐蕃之手的。时代的风雨不能不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一道阴影，在李益诗集中，像高、岑那样描写雄伟壮阔的征战场面的作品几乎没有，歌唱胜利的声音渐渐瘖哑了，大军出征的雄壮场面，我们也很难准找见，更多的是对边疆紧张形势的担忧焦虑。
《回军行》写一支部队的败退：“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土卒哭龙荒。”
《观回军三韵》是写将军阵亡，部队回撤：“行行上陇头，陇月暗悠悠。将军万里没，回旌陇戌秋。谁令呜咽水，重入故营流。”
《上汝州郡楼》写边防空虚，中原陷入战乱，也像边疆州郡一样了：“黄昏鼓角似边州，三十年前上此楼。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统汉峰下》反映边疆战守无人的现状：“兢汉峰西降户营，黄河战骨拥长城。只今已勒燕然石，北地无人空月明。”诗中所流露的怨愤失望的情绪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李益还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士兵们带来的不幸，表达了对阵亡将士的深切同情。他的《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就是一首极其哀婉悲壮的长篇悼辞：
“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幂幂。半没胡儿磨剑石，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我因扣石问以言，水流呜咽幽草根。……风飘雨洒水自流，此中有冤消不得，为之弹剑作哀吟……又闻招魂有美酒，为我浇酒祝东流。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些，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用招魂的形式表达对战死沙场的将士的沉痛哀悼，整首诗弥漫着苍凉悲怆的情调，读之“令人凄断”(《唐音癸籖》)，非亲历沙场之人不能为之。
中唐时代国势的衰落在李益诗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像这样的诗在王昌龄、高适、岑参集中难以找见。
李益诗集中有很多抒写征人怀土思乡之作。由于他身居边塞数十年，对于战士们的甘苦有深切体会，像思乡这一类感情，是久戍在外的人所共有的，他的这些表现离恨乡愁的诗就特别能够打动人心，是广为传布人口的优秀诗篇。如《从军北征》和《夜上受降城闻笛》：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两首诗用意相同，都是写气候的寒冷，月色的凄清，笛声的哀怨，以及由景物触发的征人之乡愁。前一首写行军途中的情景。诗人首先点出天山气候之严寒，战士们顶着寒风、踏着冰雪夜行军，其条件之艰苦不言而喻。偏偏在这个时候，横笛却吹起《行路难》的曲子来，士卒本已沉重的心情更添了几分凄凉，思念家乡的愁绪强烈地攫住了每个人的心灵。三、四两句，用“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这样略带夸张的数字和动作，有力地强化了这种乡思之情。后一首塑造了塞外月夜的凄清环境。前两句是所见，那似雪的沙，如霜的月是征人眼中所见，这既是塞外特有的景象，又间接写出了征人心情的落寞。第三句写远处传来的哀怨缠绵的芦笛声，一声声都在撩拨着征人伤感的心弦，于是乎，征人一夜未能入睡，“尽望乡”正反映了他们思乡之情切。
这些久戍思乡的作品有其共同的特色，即皆以环境来烘托气氛，笛声、月光、霜雪、秋风、鸿雁是诗中经常出现的物象，笛声之哀怨、月光之清冷、霜雪之严寒、秋风之萧瑟、鸿雁之哀鸣，形象地映衬出戍卒的满腹愁情。由这些物象组成的画面，既是触动乡愁的典型环境，也是戍卒凄苦心境的写照，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诗中声、色、情和谐地融为一体。
如后一首诗，正因为征人的心情颇感寂寥，所以才会有“沙似雪”、“月如霜”的感觉，而这又是塞外特有之景，那远处飘来的笛声似乎也带上了寒气，和景色一样的凄清，也和戍卒的情感一样的缠绵。这种互相映衬的手法，使诗歌显得格外深挚委婉，含蓄动人。尽管这些诗里的意象略同，但表现手法有异，使读者不嫌其重复。如上面两首诗写乡愁，前一首用“一时回首月中看”这个动作含蓄地表达了思乡之情；后一首则直截地写征人望乡，但那离恨乡愁究竟到了何等程度，诗人没有明说，只用一“尽”字来揭示，让读者自己去玩味体会。此种同中有异、蕴藉有致的表现方法，使得李益的这类思乡之作各尽其妙，耐人咀嚼。
语言的精炼是李益的这类诗具有高度艺术性的重要因素。从上面两首诗中，我们就可窥见这一特色。他善于运用准确的数词和副词来表现人物的感情，展示人物的心理。如“碛里征人三十万”说明思乡的人数之多，以“一时”强调征人的共同感受，以“一夜”表现征人愁不能寐的状态，表明思乡之情深。再如“偏”这个副词，下得极好，它真切地反映了士兵不堪身心之苦的心理状况。“尽”字和“一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旨在揭示征人的感受。这些数词和副词贴切鲜明，表达出强烈的感情色彩。
李益的征人思乡诗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不言愁而其愁自现，不言情而情溢出，抒情浓郁真挚，塞外独特的景色和人物感情的抒发融合无间，从而造成了浑融完美的意境。
和王昌龄一样，李益写宫怨也很出色。如《宫怨》：
“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
李白的边塞诗篇10
这时虽是十月天时，但北国奇寒，这一日竟满天洒下雪花，黄沙莽莽，无处可避风雪。三百余人排成一列，在广漠无垠的原野上行进。正行之间，突然北方传来隐隐喊声，尘土飞扬中只见万马奔腾，无数兵马急冲而来。
看后似乎感觉到，大漠边塞刺骨的雪寒与扑面的风沙，就是为战争而存在，为英雄而存在的。那种壮丽、阳刚之美，令人感到一种向上的生命力。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作者金庸对大漠这种壮美有着不解的情结，历来不少诗人骚客也有如此情结，尤其在诗歌最为兴盛的唐代，几乎每位诗人都写过“边塞诗”，总量有两千多首，是各代边塞诗的总和。
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艰辛的诗为边塞诗。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如王昌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可以描写戍边将士的乡愁，或家中思妇对戍边丈夫的思念，前者如李白的《关山月》“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后者如陆龟蒙《孤烛怨》“坐想鼓鼙（pí）声，寸心攒百箭”；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如骆宾王《军中行路难》“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可以宣泄对朝廷扩边的不满，如张说《巡边在河北作》“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如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前者如严武《军城秋早》“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后者如王维《凉州郊外游望》“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