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一定要强篇1
关键词: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认知
幸福认知是指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认识,主要包括对幸福的内涵、构成和目标等的理解和认识,它是人的幸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幸福认知对确立科学的人生幸福观,形成健康理想人格,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广西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其高校培养的大学生的幸福认知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幸福、涉及千家万户,而且也关系到广西未来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加强对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认知的实证研究,探索大学生幸福认知的基本特点,是增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加强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措施。
实证调查是进行大学生幸福认知研究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笔者于2008年下半年对广西部分高校大学生幸福认知、幸福追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限于篇幅,关于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追求的调查分析,将另文探讨。
调查主要采用发放问卷、个别访谈和会议座谈等方式。抽样调查所选高校,既有高职高专院校,也有普通本科院校,包括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大学等。调查对象包括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经济条件的男女大学生。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420份,收回有效问卷412份,有效率为98.1%。其中,男生220人,女生192人。
一、大学生幸福认知的问卷调查
二、大学生幸福认知现状描述与分析
1.大学生对幸福的认识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的
从“表4”可看出,绝大多数学生认同“为一种高尚的理想去奋斗是最大的幸福”(86.89%),并且认为“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在全社会实现平等、自由和共富,使全体人民得到幸福”(71.36%),“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最幸福的”(69.91%),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70.38%)多数也表示了赞同。对上述4项持不同意见的人分别占3.40%、7.77%、3.88%和3.40%。持“无所谓”态度的分别占6.80%、18.93%、23.79%、25.73%。统计数据表明,多数学生能认识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个人幸福的联系,体现了大学生幸福观的社会价值取向。少数学生缺乏远大理想,相当一部分存在模糊认识。因此,幸福理想教育和引导有待加强。调查发现,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最幸福的”持“无所谓”和“不同意”态度的比率,女生(33.34%)比男生(22.73%)高出10.61个百分点,女大学生的社会幸福理想教育尤为迫切。
2.对物质幸福的态度
大多数学生对“物质幸福高于一切”持否定态度(72.81%),而同意者仅占9.71%。对“财富和收入越多,人越幸福”和“幸福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持否定态度的分别占52.43%、和65.53%,赞同者分别为17.48%和13.6%,而持“无所谓”态度的分别占14.56%和17.96%。统计数据表明,民族地区大学生虽然比较看重物质生活对幸福的重要作用,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物质幸福高于一切。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财富和收入越多,人越幸福”,“幸福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反映了这部分人对物质享受的渴望,和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忽视,是机械唯物主义幸福观在大学生思想中的反映,其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走向极端会陷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
从表4可知,对待金钱,大学生高度认同“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88.83%)。这反映了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金钱与幸福的关系,重视金钱对幸福的作用,但不唯金钱至上。对“有钱能使鬼推磨”,调查发现,多数大学生持否定态度(62.62%),反映了大学生对市场交换原则泛化现象的忧虑、排斥和批判,代表进步的趋势;也有相当一部分认同者(17.96%),这是社会上“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在大学生思想中的反映;持“无所谓”态度者也占有较大比率(17.48%),反映了这部分学生认识上的模糊。对待金钱,部分大学生在认识上存在模糊、混乱和矛盾,这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和问题在大学生身上的反映。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加强正确引导。
3.对精神幸福的态度
大学生对“精神幸福高于一切”的认同学占59.22%,持否定态度的占21.36%。两者相比,前者高出后者37.86个百分点。大学生对“精神幸福高于一切”的认同(59.22%)大大高于对“物质幸福高于一切”的认同(9.71%)(见表4)。虽然精神幸福不是幸福的全部,但从大学生对精神幸福的日益关注,可以推断,当代民族地区大学生对物质主义泛滥的现实,带有某种反叛意识,是一种理性的复归。这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关。大学生对人际幸福和政治幸福的认识将在下面“幸福目标取向”中阐述。
4.德性、智慧与幸福
从“表4”可以发现:大学生认识到德性、智慧与幸福有密切关系,对“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大多数持肯定态度(73.79%)。有73.78%的学生赞成“人的本性是设法使自己幸福”,反映了大学生自我意识的普遍增强。对“幸福是人的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持肯定态度的占60.2%,高出持否定意见(15.53%)者44.67个百分点,说明“发挥潜能,实现发展”得到大学生较高的认同。有64.08%的人赞同“知足常乐,祸莫大于不知足”,反映了中国传统幸福观对大学生仍有较大影响。多数学生(69.9%)反对“今朝有酒今朝醉”,主流积极向上;而认识迷茫者(18.93%)和赞同者(9.22%)合并占28.15%,说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有消极颓废倾向。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然有过半数的大学生持否定态度(51.94%),但认同率(27.67%)和认识模糊者所占比率(18.93%)两项合计高达46.6%,加上“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得到大学生较高认同(54.86%),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幸福观在大学生中仍有较大的市场,应引起高度重视。
另外,大多数学生(73.3%)对“快乐就是幸福”持赞成态度,7.77%的人认识不清,17.47%的人持否定态度。赞成者与认识模糊者合计占81.07%,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对快乐与幸福的区别没有真正搞清楚。幸福肯定是快乐的,但并非所有的快乐都是幸福。幸福是持续的、长久的或巨大的快乐。幸福与快乐对人生的意义是不同的,幸福必定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快乐未必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快乐有正常、健康与反常、病态之分。例如,酗酒、吸毒的快乐是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
对“幸福纯粹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持赞成态度者(46.11%)与认识模糊者(16.50%)合计占62.61%,只有32.53%的人持否定态度。这说明多数大学生对幸福构成要素与幸福结构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孙英博士在其《幸福论》一书中就幸福的构成元素和幸福结构做了积极探索,她认为,幸福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人生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某种完满的快乐的心理体验。构成幸福的元素有两个:一个是主观元素,即快乐的心理体验;另一个是客观元素,即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之实现和生存发展之完满。因此,“幸福纯粹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的观点是片面的,它忽视了构成幸福的客观元素。
5.幸福目标取向
幸福目标取向是幸福认知的关键,是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由于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其幸福目标取向必然存在差异。调查统计显示,大学生在回答“您认为一个人一生中,以下哪些选项对人生幸福是最重要的(任选三项)?”这一问题时,“前五项内容依次是(1)健康(67.96%)、(2)家庭(39.81%)、(3)友谊(36.89%)、(4)知识和能力(21.84%)、(5)理想信念(19.42%)与自我实现(19.42%)并列。
可见,健康对大学生幸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反映了民族地区大学生认识到“身心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部民族地区因生活条件所限,一些大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亟待改善的现实。调查发现,虽然72.82%的大学生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但仍有23.3%的人认为自己身体一般或较差(见表3)。经济困难、营养不良是影响学生健康的重要因素。平均每月生活费在200元以下的学生占26.7%,201―300元的占34.47%。一些学生的生活费偏低,主要是因为多数学生(66.02%)来自农村家庭,而大学生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靠父母供给(67.96%),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相比广西农村发展相对滞后(见表2和表1)。贫困学生的健康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家庭对大学生幸福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传统的家庭和睦幸福思想在大学生身上的体现,而且也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生活中,对家庭在物质上的依赖和在情感上的依恋。在现代社会,幸福的家庭仍然是人生温馨的港湾。
大学生还比较看重友谊,说明人际幸福在大学生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生对人间真情、人际和谐的重视与期望,也反映了在多民族地区团结和谐、友好相处具有特殊价值。调查发现,壮族学生占48.54%,汉族学生占36.89%,瑶族学生占8.25%,苗、侗、仫佬、水、京、蒙古、满等民族学生占4.38%(见表1)。
另外,大学生认为,知识能力、理想信念与自我实现对人生幸福至关重要。说明他们比较看重为理想而奋斗和“事业有成”,追求事业成功就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幸福目标取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三、大学生幸福认知的特点
根据对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认知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当代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认知存在以下主要特点:
1.主流健康,理性增强
“主流健康,理性增强”是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认知的显著特点。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认识到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与个人幸福的密切关系,愿意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创造幸福生活。把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相结合,把享福与创福相结合,在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幸福和人际幸福,把劳动与创造作为幸福的源泉已成为当代大学生幸福观的主流。
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把道德、理想信仰、理性、节制、社会公平、艰苦奋斗等与幸福联系起来,把个人与他人、社会联系起来,把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这说明大学生对待幸福,已摈弃了狂热、盲从、迷信、消极和偏执,代之以冷静、自主、思考、进取和辨证。大学生理性的增强是我国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重视精神文明和素质教育的反映。当然,部分学生缺乏理论思考,凭经验和感觉行事,选择判断能力不足也是事实,需要加以教育和引导。
2.多元多变,渐趋整合
大学生幸福认知呈现多元性特征,有进取型和知足型之分,也有物质型、政治型、精神型、审美型和社会型之别,还有享受型和创造型之差等等。大学生幸福认知的多变性是指由于大学生正处于幸福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缺乏成人幸福观那种较强的稳定性,容易受环境影响而发生波动和变化。大学生幸福认知的多变性,决定其幸福观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这是进行幸福观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尽管当代大学生幸福认知表现出多元多彩的特征,但随着大学生理性的增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极思维模式已逐渐被全面、协调的辨证思维方式所取代,各种类型的幸福观,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在相互碰撞、吸收和融合中,彼此取长补短,逐渐走向整合,形成一种新的主流幸福观。这种主流幸福观强调幸福因素的全面和协调,即强调幸福的物质、精神、人际等构成因素的全面性和有机统一性;突出幸福主体的和谐与共生,即突出个人、集体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重视幸福途径和手段的先进性、科学性与合道德性。
3.矛盾性
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认知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幸福认知中的自相矛盾:如有的学生信奉“人性自私”论,赞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自我为中心”,但又抱怨别人不够关心自己。有的学生认同“钱不是万能的”,但同时又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都反映了认识上的模糊、困惑和矛盾。(2)幸福理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人人都有自己的幸福理想,但理想的实现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一些大学生的幸福要求往往与现实条件不能满足其要求之间发生矛盾。因此,幸福理想必须切合实际。(3)幸福目标与自身素质的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只有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素质、交往素质等多方面素质才能为实现幸福目标提供有利的主观条件。然而,一些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影响了幸福目标的实现。(4)幸福目标与幸福手段的矛盾:这一矛盾,一方面体现在有幸福目标而缺乏实现幸福的手段,如想过上好日子,但又害怕吃苦、不愿劳动。另一方面,体现在幸福目标的合道德性与幸福手段的非道德性的矛盾,如有的大学生为了找个好工作而制作假简历,为了取得好成绩而作弊。(5)幸福观念与自身行为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行为滞后于观念。如一些大学生在观念上认同“义利统一,个人幸福要与他人幸福、社会幸福相协调”,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利欲熏心的行为深恶痛绝。可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时,又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意识,行为上往往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大学生幸福认知的矛盾性表明,幸福认知能力、幸福判断能力、幸福感受能力和幸福品质等应成为民族地区大学生幸福教育的重要内容。
4.从众模仿
大学生在幸福目标、幸福手段和幸福评价等方面普遍存在从众倾向。民族地区大学生尽管主体意识增强,崇尚个性独立,但他们的幸福认知,往往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选择。他们常常跟随周围和社会“流行”的观念与行为,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选择的价值判断标准。如出现在大学校园中的各种“热”(考证热、考研热、恋爱热、经商热、打工热等),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从众模仿现象。
5.自调节性
大学生幸福认知的自调节性是指大学生根据社会的变迁和要求,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对自己的幸福理想和目标、幸福途径和手段等,自觉作出调整的本性。幸福认知的自调节性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幸福问题上的体现。大学生幸福认知的自调节性有两种基本趋向:保守性趋向――被动适应环境,侧重生存价值;进取性趋向――主动适应和改变环境,突出创造性,既求生存更谋发展,侧重进化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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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定要强篇2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幸福度
作者简介：朱成（1977-），男，汉族，河南睢县人，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35-03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和谐社会是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人们较高的幸福感是维持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没有占全国总人口56%的农村居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中国的和谐；没有农村人幸福感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农村居民对建设新农村全心全意的支持。如何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成为目前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和体验，但它不是缥缈无根的凭空幻想，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经济发展是提高人类物质条件的保障，因此，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研究表明，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下面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一问题。
一、幸福及其测度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各方面满足程度的一种综合体验。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追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的，较低级的需求会因这种需求已得到满足而成为人们幸福的基础。萨缪尔森用数学模型建立了著名的幸福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
此公式虽然不能计量但描述了与幸福有关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幸福就越高。
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家庭、事业等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的心理的集中表现。在外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所体验到幸福的强度是不一样的，这表明幸福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幸福的强度也在变化，也就是说幸福具有变化性；另外，幸福感是一种综合评价，是对工作、生活和生命状态的整体满意度评价，具有综合性。因此，幸福是不易测量的，任何想用定量方法来研究幸福的大小都是不合适的。它就像西方经济学上的“效用”一样，不具有相加性，只有强度的不同。也就是说，对幸福的测度用幸福感的强烈程度――“幸福度”来表示是较合适的。
二、实证数据的搜集及整理
为了研究经济因素与幸福度的关系，2007年10月，我们在河南省各地市的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村居民幸福度调查”，调查对象是河南省农村居民，采用随机抽样，指定专人调查。其中涉及有以下调查项目：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收入满意度、给自己的幸福度打分（百分制）以及影响幸福的因素等。经过数据的科学统计和整理，得到以地区为单位的数据如下表。下面我们用这些数据做实证分析。
三、幸福与收入及收入满意度的关系
西方学者赛利格曼认为，财富只是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性就小得多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即经济发展超过临界值（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时，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就几乎不存在了。中国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人民币（河南省为3851.60元），还远未达到临界值，也即中国农村居民的财富还处于短缺状态，按上述观点经济收入对幸福还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表1的数据“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从散点图可以看出，数据点分布比较散乱，呈现非线性状态，计算的相关系数r=0.178647，这说明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极弱。
上述数据是河南省某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数据，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及收入来源的不同，人均收入也不同。既然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还远未达到临界值，那么按照赛利格曼的观点，人均收入高的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感也应强，两者应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实证结论却相反。这里除了有数据的随机性误差影响外，我们还不能盲目否认赛利格曼的观点，而应该从另一个方面考虑。经济收入考察的是一个绝对量，它的大小在不同时点上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标准，在同一时点上相同收入对不同的人或家庭其效用也不同，由此给不同的人或家庭带来的满足程度也不同，那么由满足度产生的幸福感也不同。5000元的人均收入对于一个家庭可能很富裕，而对另一个家庭可能很不够：子女上学、就业、成家、治病、建房、抚养老人等对不同的家庭负担是不一样的。因此，低年人均收入在低生活负担下可能有高的幸福感，而高年人均收入在高生活负担下可能有低的幸福感，两者之间呈现较弱相关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福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而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提高的保证。那么幸福与经济发展必然有内在联系。零点公司的调查也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而从表2影响幸福的因素可以看出，经济负担占26%，排在第一位，说明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提高的主要因素。在收入一定时，生活成本的高低决定着收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收入与成本配比能显著提高生活的物质水平时，收入的增加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而单考虑收入的提高不考虑生活成本的因素，未必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为了综合考虑收入与成本的配比结果对幸福的影响，调查中选择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收入满意度，它兼顾收入与成本，低收入与低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高的收入满意度，而高收入与高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低的收入满意度，也即收入满意度是收入与负担（成本）配比的结果，收入满意度越高，收入效用能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提高越大，人们感觉到的经济负担越小，生活越轻松，幸福感就会越强。实证分析如下：利用表1中的“平均幸福度得分”与“收入满意度得分”数据作相关性分析，做散点图，从散点图上可以看出，数据点呈直线分布状态，用相关系数公式计算的相关系数r=0.794，说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国内外关于收入与幸福间关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有钱即快乐’,到不存在或仅有微弱的相关关系,到第三阶段‘有条件’正相关关系”3个阶段的发展。这是不难理解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金钱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对提高幸福的作用不断降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2004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盖普洛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2004年奚恺元对中国10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在10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2847元）、北京（2484元）和广州（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2300元）和成都（1515元）则排在前两位。生活在高收入的国家和城市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生活很累、生活的压力很大，高的收入背后是高的生活成本。经济发展是收入提高的前提，而经济发展往往又伴随着通货膨胀，物价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销了收入的增加，而当两者配比后者高于前者时，人们的物质水平就会下降，由此出现了经济增长而人们的幸福下降的困境。至于收入与幸福间“有条件”正相关，除了研究者们指出的人们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客观环境外，还应包括收入与生活成本配比能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一重要因素。
四、结论
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也即在人类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为主旨，而经济收入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与幸福间的辨证关系。首先，幸福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人，影响因素的权重也不一样，经济收入只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对幸福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即经济发展不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农村居民幸福的“万能钥匙”；其次，经济的发展是物质水平提高的保证，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经济收入增加与幸福度之间不一定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经济发展是农村居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农村居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即幸福离开经济发展是“万万不能”的。
在研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时，应该把家庭收入的增加与家庭负担的增加结合起来考虑，只有两者配比的结果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水平时，经济的发展才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旨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负担，然而，农村居民的幸福度并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村居民的平均幸福度是66.17分，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成本也在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一边享受着国家恩惠甜蜜的同时一边却承受着生活负担增大的苦涩，农民的幸福感能提高吗？因此，国家在制定农村政策和发展规划时，应兼顾经济发展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在强调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这一硬指标的同时，更不要忘记切实降低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再把幸福感这一软指标的升降作为农村政策制定成败的标准，相信农村居民在享受农村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同时，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强，那么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幸福感不随经济发展增加的困境也将不再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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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定要强篇3
【关键词】大学生；幸福观；教育；问题；对策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幸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大学生作为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中的优秀群体，自尊心强且情感丰富，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尤为强烈和执着。当前大学生幸福观的主流是积极的，适应和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是，由于受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的影响，大学生对幸福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对追求幸福的途径也有不同的设想。没有正确的幸福观，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当然也难以获得幸福。
人人都向往幸福，但是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幸福。幸福的感知和获得是一种需要磨砺和培养的能力，因此，对于即将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开展幸福观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感知和认识真正的幸福、能够正确地追求幸福和创造幸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意义
幸福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引起的精神愉悦和精神满足。[1]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的观念、追求幸福的途径的看法、标准，它产生于一定的文化中，以一种主观的形态起作用，它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对待幸福问题上的表现，是产生并形成幸福感的关键。幸福观与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比较稳定、深层次的、系统化的价值选择体系，是幸福评价标准和评价思想的综合观念形态，对幸福感具有导向与动力作用。[2]
对幸福的感受、理解、追求和创造的能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它需要教育者有意识地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和引导，同时也需要受教育者的虚心学习和修炼。大学生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青年群体，其对幸福的不同感受和不同领悟，以及对幸福获得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与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大学生只有具有科学合理的幸福观，才能以健全的人格感知和创造幸福；教育者只有在教育过程中也体验到幸福，才能真正热爱教师职业，才能传递和创造幸福，实现其人生价值。可见，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幸福观教育都举足轻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幸福观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密切联系，幸福观具体体现并影响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人的幸福观是正确的，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一定是积极向上的，反之则是有所偏颇的。因此，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必须包括幸福观教育，以幸福观教育促进大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形成和提升。
2.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
幸福观是健康人格形成的基础与前提，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其必定存在着孤独、忧虑、烦躁、苦闷等心理障碍与疾病，也不可能以良好的情绪、愉悦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苦与乐。因此，幸福观关系着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把幸福观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是必须也是必要的。
3.有利于大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观
幸福观与道德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不少大学生对幸福的感知与追求存在着误区，混淆了幸福与以“不道德”所获取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大学生中存在着道德滑坡的现象。由此可见，对大学生进行幸福观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观，并能够正确处理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观，对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幸福观教育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大学生正确幸福观的培养。
1.幸福观教育重视度不足
目前，一些高校对大学生的教育偏重于智育而忽视德育，认为分数就是一切，仅把幸福观教育依托在德育中。但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对幸福观教育的认识也不充分。学校只在心理健康讲座上稍微涉及幸福观教育，仍缺乏对大学生开展系统的幸福观教育的研究工作。
2.幸福观教育内容不全面
幸福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的内容，目前一些高校的幸福观教育仅局限于心理学领域，而没有与大学生的生活质量、素质教育等时代主题联系起来。幸福观教育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跨学科课题，与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密切联系，因此，必须丰富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内容。
3.幸福观教育形式单一
从目前高校的幸福观教育现实来看，在教育方式上主要偏重知识的灌输，脱离了大学生正当的人性基础，过分强调幸福观教育的理性与未来性，脱离了时代色彩而忽视了大学生当下生活的幸福意义。
4.幸福观教育与现实生活相分离
长期以来，高校都只重视有意安排的对大学生的显性幸福观教育，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隐性幸福观教育。幸福观教育本来就是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幸福观教育应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应对当下及未来的生活都发挥积极作用，给学生个体及社会都带来幸福。
三、完善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对策
正确的幸福观是人们获得幸福的重要源泉，对大学生进行幸福观教育，使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接班人能够正确感受和认识幸福、合理追求和创造幸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全方位完善幸福观教育，形成多层次的大学生幸福观教育体系。
（一）形成各部门高度重视的运行保障机制
幸福观教育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学校领导、各工作部门、教师，还是学生本人，都应高度重视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学校相关部门可成立课题组，齐抓共管，使各部门统筹规划、组织实施、管理反馈等工作都能各司其职，落实到位。另外，各部门应定期进行交流，举行评比表彰活动，完善经费投入、人员培训等运行保障机制，促进幸福观教育切实、有效地进行，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创新性。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幸福观教育内容体系
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是一项潜移默化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工程，新时期大学生差异性较大、主体意识增强，幸福观教育这一长期的实践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所以，应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幸福观意识的不同特点，持续地、针对性地、及时地开展幸福观教育，把幸福观教育贯穿大学学习的全过程。
1.大一阶段开展幸福观感受教育
新生入学时一般感到比较迷惘，对其所学专业需要进行适应，在此阶段，应在帮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所学专业、进行职业定向教育的基础上，提高大学生感受和认识幸福的能力，及时指导学生了解大学生活，正确认识学习的意义，使大学生学会在求知和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因此，在此阶段应教育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应教育大学生处理好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关系。社会主义幸福观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幸福观的基础，它要求大学生把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集体幸福、社会幸福联系起来。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代表着新一代青年群体的主流和方向，同时也关系着社会和祖国的未来，因此需要教育大学生把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应教育大学生处理好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关系。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是统一的：物质幸福为精神幸福提供了物质保证，精神幸福是人们更高层次的追求。因此，应教育学生幸福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满足，更意味着社会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进步，从而使大学生意识到自觉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大二阶段开展幸福观能力教育
大二阶段学生对所学专业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也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而在此阶段，学生也会遇到学习、生活、情感、工作等方面的问题。针对此阶段学生的特点，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幸福观教育。
第一，构建追求幸福的知识基础。知识是获得幸福的源泉和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要获得和享受幸福，必须掌握一套良好的知识结构。这一知识结构主要包括本体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本体性知识是指大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背景性知识通常是指大学生所拥有的综合性的文化涵养。[1]
第二，提高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人的幸福能力由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两方面构成。要提高大学生感知幸福的能力，首先应提升大一阶段所学习的幸福感受能力，并教育学生从各种各样合理丰富的需要出发感受幸福的存在，感知和谐的幸福状态。要提高大学生创造幸福的能力，就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学习和生活的意义，并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使大学生懂得创造和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感知幸福的过程。
第三，加强德福一致观教育。德性与幸福是辩证统一的，二者密切联系。德性是获得幸福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必须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善念、善行，塑造一种“善”的人文情怀，从而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德性水平。提高德性水平使得大学生能够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从而提升人的幸福水平。
3.大三阶段开展幸福观实践教育
大三学生开始回到现实、关注生活，各种各样的生活为幸福观教育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原材料，幸福观教育要回归生活，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帮助学生寻找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使学生能够熟悉自己的生存状态，享受生命的意义。
另外，幸福观教育回归生活尤其需要增强大学生对幸福的实践体验。幸福观教育就是要提升大学生感知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通过大一及大二阶段的理论知识传授，在大三阶段应把理论与实际、教育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大学生在接受幸福观教育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理论和知识的内化，并正确地外化为实际行动。
4.大四阶段开展幸福观挫折教育
大四学生面临着考研、实习、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开始遇到人生的一些挫折与失败，因此，此阶段对于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尤其重要。此阶段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到只有经历过不幸的磨练，才能真正感受到真正的幸福，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对待挫折，勇于面对困难与不幸，提高大学生对挫折的应变力、承受力和克服力，培养大学生完善的人格与健康的心理素质。因此，及时且有效的心理素质教育能够不断调控和优化学生的情绪，帮助学生激发对生命的热爱，发现人生的幸福，并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追求幸福。
（三）开辟多种多样的幸福观教育实现途径
幸福观教育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实现途径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各种行之有效的载体都应用以进行幸福观教育。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开辟幸福观教育的实现途径。
第一，通过专题讲座讲授系统的幸福观教育知识。幸福观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知识，因此，系统的专题讲座传授理论知识是必不可少的。高校可定期安排不同专题的幸福观教育讲座，通过生动、有趣的讲授，使学生能够掌握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感知和创造幸福等知识。
第二，通过专业课渗透幸福观教育。专业课教育与幸福观教育息息相关，在专业课的讲授过程中，渗透幸福观教育，不仅能够使专业课体现出专业特色，更能赋予幸福观教育新的内涵。
第三，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理论联系实际。幸福观教育必须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所学到的关于幸福观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真正提升学生感知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具体来说，可在暑假期间举行三下乡活动，让学生到贫困地区感受另一种生活，懂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可在寒假期间鼓励学生参加列车乘务员志愿活动，引导学生通过春运感受形形的真实生活，从而对幸福有新的认识；还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组织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带领学生走进社区、服务社区，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引导学生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体验幸福。
第四，通过校园文化营造幸福观教育氛围。每个人对幸福的认识与感受都是不同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幸福观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高校通过校园广播、电影等定期播放与幸福观教育有关的节目，在校园宣传栏中通过各式海报营造幸福观教育氛围等等，都能够使学生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中感受到幸福的存在。
第五，通过演讲比赛等活动强化幸福观教育。高校社团组织在大学生幸福观教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社团组织学生开展的以幸福观教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能够提升大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审美境界，使大学生能够以艺术的眼光发现自然美、社会美以及人生美；社团组织学生举办的感动校园人物评选活动，能让大学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时代的进步，同时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并学会把自身的幸福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幸福。
除了通过以上途径拓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渠道，还必须把学校的主阵地作用与家庭的基础作用以及社会的保障作用紧密结合起来，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教育机制，为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创设良好的环境氛围。
四、结语
新时期大学生思想引领着社会思想，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潮流，因此大学生幸福观代表着未来社会幸福观发展的基本趋势。对幸福的感知和创造是一种能力，加强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作用。除了本文所探讨的完善措施外，还应积极探索系统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运行体制，使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能够切实有效开展，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的繁荣富强。
参考文献：
幸福一定要强篇4
关键词：高校；德育；大学生；幸福观；对策
幸福观是人们对于“幸福”的系统认识，是人生观的基本组成单元。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幸福观有利于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合理地进行人生规划，进而为自身所设定的目标努力奋斗，最终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经济水平极大提高，物质生活条件逐步达到幸福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当下九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们，他们开始思考“幸福到底是什么”，对于幸福的相关问题有着很多困惑。这样来看，如何加强对于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成为了高校工作者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幸福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对于幸福观的理解较为浅薄
幸福和幸福观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范畴。幸福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达到了之前所设定的目标而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而幸福观是人们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对于幸福的理解，是对幸福的整体看法和认识。从各大高校范围来看，有相当多数量的大学生对于幸福观的理解和把握出现了偏差，甚至一些大学生出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观”、以追求物质为目标的拜金主义“幸福观”、以沉迷感官满足的享乐主义“幸福观”等错误的认识。
（二）高校对于幸福观教育的重视度不高
普遍来看，高校对于大学生的教育往往侧重于专业知识的讲授和大学生实践技能的获得，相应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在幸福观教育方面的比重。而从高校已经开展的幸福观教育形式上来看，这类教育活动仅仅依托于传统的思想教育环节，没有设置专门式的讲授课程。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采用的多是直接灌输式的教育，侧重于理论课堂的教学，没有融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这样就使得学生片面的理解幸福观，没有做到真正理解幸福观的基本内涵，最终导致教育的效果不太明显。
（三）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内容不够全面
高校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化的工程，内容涉及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方面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幸福观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应针对学生主体的不同差异，设置具有针对性的、有所侧重的教育内容。而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高校对于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仅仅停留于心理学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范围内，很少与大学生实际的生活、学习、就业等具体情况相联系，教育内容脱离实际、较为空泛。在教育技术手段上，高校所开展的幸福观教育也只是涉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围内进行，没有做到与相关学科有机结合。
（四）幸福观教育方法单一、多流于形式
从高校所开展的幸福观教育来看，其教育的手段和方法较为单一，极大的影响了幸福观教育的效果。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任教师往往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与手段，只是单纯的把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灌输的方式讲述给大学生，并没有结合大学生实际的生活、学习状况。其二，不乏有一定数量的高校教育工作者混淆了幸福与幸福观等概念的基本内涵，片面的理解了幸福观，使得大学生不能全面、深入的把握幸福观教育的实质。最终，导致了高校所施行的教育多流于形式，教育效果不容乐观。
二、加强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幸福观的重要意义
（一）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幸福观，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
众所周知，健康科学的幸福观有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学生正处于这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积极、健康的幸福观对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意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的德育建设一直以全面发展大学生的德、智、体、美、劳为最终目标，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幸福观，进而形成正确的三观，能够使得大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与学习，有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高校应把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通过开展集体讲授、个别辅导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深入理解幸福观的内涵，逐步提升大学生感知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
（二）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幸福观，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国际间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与此同时，西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不断涌现，严重冲击着我们的大学校园。面对新环境、新问题，有相当多数量的大学生由于自身辨知能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进而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幸福观，这无疑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一现状，高校应正确引导大学生思考“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真正的幸福”，培养其树立符合时展的幸福观。因此，引导大学生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态度，培养大学生感知幸福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迫切需要。
（三）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幸福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化的工程，不仅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而且也离不开每个成员的意志体现。高校大学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力军，其价值观和幸福观状况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家庭角度看，大学生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其具有正确的幸福观，有利于整个家庭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从社会角度看，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社会的建设者，高校大学生以其积极向上的幸福观投入到社会进行工作，能够发挥正能量的作用，对于净化社会环境有着一定的积极效果。可见，加强幸福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有效对策与建议
（一）丰富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内容
党的十明确指出，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上的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这其中就包括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幸福观。高校的德育工作要把幸福观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优势，利用丰富的师资力量和专业资源，不断充实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理论内容，以期提升大学生发现幸福、感知幸福以及创造幸福的能力。首先，发挥课堂优势，充分利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要阵地。思政教师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基本依据，通过课程设置系统地、有计划地把相关知识传授给学生，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其次，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要坚持集体讲授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使得幸福观教育的内容始终与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情感、就业等实际情况密切联系，着重增加教育的时效性；并能够针对不同学生主体的差异，采用更适宜的教育方式与手段，设置有所侧重的教育内容。最后，开展对于大学生幸福观的教育，在形式上还要有所创新。高校要把幸福观教育贯穿于各种教学形式之中，同时把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学方法融入到丰富多样的活动中来，使得大学生能够通过高层次的文化熏陶和专业教学手段，全面的提升自身的幸福观境界，以适应时展的需要。
（二）提升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养
众所周知，高校教育工作者在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上的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可以说，高校教育的成功与否和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业务素养以及道德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首先，高校教师应具备专业化的业务知识储备，掌握科学的教学策略与方法。在教学目标的认定上，要从单纯的传授学生知识技能转变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着重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和开展形式多样的幸福观教育活动；在教学方法与手段上，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转变为启发式、互动式等教育模式，引导学生自主的加强对于幸福观基本内涵的学习与理解。其次，高校教师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日常生活和教学活动中规范自己的言行，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高校教师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在同学们中起到表率作用，使得大学生能够在内心里对优秀的道德品质实现在价值上的认同，进而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可见，高校教师的这种榜样示范力量在大学生情感教育上起到了很好导向作用，有助于其形成健康的思想观念。最后，高校教师应在教育过程中多加注入幸福理念，可以用身边切实的幸福事迹感染学生，努力做好宣传工作，帮助大学生认知幸福，开展形式多样的体验幸福的实践活动，使得大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切实的感知幸福，树立起科学的幸福观。
（三）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现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蓬勃发展，各种社会思潮也随之不断涌现，西方一些不良的思想意识侵蚀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给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针对这一现状，高校应加强对于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特别是幸福观教育，以期培养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念。首先，在日常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加强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大学生具备积极乐观的心态，进而使得大学生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正确处理与身边老师、同学的关系，做到能够坦然面对失败和痛苦，增强自身适应环境的能力。其次，高校应设立专门化的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向大学生们系统的讲授有关于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提高自身心理素质的方法和经验。最后，高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师整体队伍的建设，努力打造出一支业务素质强、专业水平高的心理咨询力量。同时，还要成立专门化的心理咨询中心，建立心理咨询活动室，定期开设有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讲座、组织学生骨干力量队伍培训，及时对需要心理疏导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并进行跟踪回访。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健康教育还要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将二者形成合力，互相补位，使得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学生能够拥有丰富健康的情感，最终形成科学、健康的幸福观念。
（四）加强校园内部的文化环境建设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助于培养其高尚的情操。幸福观教育作为高校德育工作中的基本组成单元，在其具体的教育实施过程中，必然受到校园文化环境的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能够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一般来说，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导，并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活动文化三方面共同加强建设。在物质文化方面，高校应加强各项服务建设和设施建设，为学生们提供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空间，增强服务意识，不断优化服务育人的环境，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水平；在精神文化方面，要继承与发扬高校自身优良的校风校训精神，以校园精神和校园文化引领大学生的精神境界提升和对于幸福的崇高追求，增强大学生对于母校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在活动文化方面，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烘托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推动价值观教育、幸福观教育的稳步实现。通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活动文化环境的共同建设，不仅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而且还能传承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同时也为大学生营造了学习和生活的“幸福”环境，极大的提升了大学生的幸福感。所有这些，对于树立良好的幸福观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王晗宋殿娇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赵峥，卢敏，程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目标———大学生幸福观有效途径研究[J].今日中国论坛，2013，（12）.
[2]齐立强，王川，宋素艳.加强幸福观教育，架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幸福一定要强篇5
幸福心理学。中国文化。文化契合。辩证思维．
幸福不仅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美好梦想，也是个人的向往。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追求幸福始终是人们永恒的目标。在当今中国社会，幸福感正在成为中国人努力提高的社会素质的一个指标。“人们的‘尊严’和‘幸福’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有尊严、幸福的生活’，这确实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幸福不再是中国人看不见的愿望，人们不再含羞于表达甚至掩饰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不再刻意呈现“坎坷累累的伤者形象”幸福是谈论幸福、表达幸福、享受幸福。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个人与社会不断适应、关系塑造、利益共享的现代化进程中，幸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个人愿望，也是中国社会乃至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松树已逐渐消失被赋予强烈的价值观。西方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幸福，并以如何实现人的幸福、善良和有意义的生活为核心理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将西方积极心理学引入我国，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幸福获得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陈永涌等人（2019年）认为“努力建设一个积极的社会，从而建设一个具有民族心理健康的中国，实现可持续的民族幸福。”[2]邢占军等人（2019年）认为“人们生活中符合人类社会属性的各种社会条件已成为提高幸福感的重要来源。”[3]一些学者专门讨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流派的幸福观。例如，吴晶等人（2019年）认为”道家的幸福观（主要指老子和庄子）中对幸福的追求体现在对道的理解上。和顺应注重提高精神生活的内在质量，幸福生活表现为和谐的精神生活。”[4]张方玉（2010）认为，“儒家的幸福观是一种可以生活在贫困和满足中的道德幸福。道德主体的道德精神在快乐主体的快乐体验中起着关键作用。”[5]必须肯定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好地促进了中文背景下的快乐心理学探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应该避免简单地借用西方的幸福感量表，用看似标准化的建模思维来理解人们的幸福心理。要避免陷入文化盲区的困境，应从文化契合洋为中用的角度进行创新和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辩证思维的引进和应用。
。“心理学不仅研究疾病、弱点和伤害，还研究力量。治疗不仅是纠正错误，而且是建立正确的东西。”[6]积极心理学与包括规范伦理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保持着密切联系，还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发展初期，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任务是围绕“幸福”这一核心问题，构建整个学科概念的支撑群体。一般来说，这些概念群属于人格范畴中的心理素质。“幸福”和“美德”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应该具有道德属性的内容。快乐的个体应该通过德性表现其内在的心理活动，即高尚的精神道德，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完成各种行为目标和情感体验。积极心理学的重点是通过德性培养德性，促进个体的快乐。
，表现出心理学研究的道德或价值中立。对于“幸福”和“美德”的理解，传统心理学往往从道德属性以外的主观感受角度，将“幸福”定义为享乐的物质消费或以需求为导向的精神满足，将“美德”定义为对外界或他人的功利性主观判断。积极心理学致力于向人们展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它不仅帮助个体避免心理障碍，而且试图促进个体在生活中获得幸福。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追求积极的健康，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活动和性格等行为的道德判断，应该有规范的评价标准，其中道德判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积极心理学无法克服和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核心概念极化的思维困境和价值推理是否恰当的命题。
以wong（201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很有必要进入第二波即2．0版的积极心理学的发展阶段。[7]它主要认为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倾向比悲观倾向更符合幸福的方向。乐观代表活力，悲观则代表衰败。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乐观主义象征着舒展的精神和积极成果，而悲观主义则象征着一种压抑的心态和消极的结局。这些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无疑是肯定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上述效应并不是相应的无限线性定律，而是存在相应的有限边界。当乐观倾向表现为过度内向的自我关注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过度主导的自我驯化以及结果中过度重视自我依恋时，个体容易错误估计行为倾向，做出不正确的行为选择，而价值期望对功能表现的乐观倾向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陷入盲目认知的困境。相反，当悲观主义倾向不会使个体过度抑郁，而是刺激个体敏锐地审视环境和自身，增强他们改善现实的信心时，暂时情绪的“乌云”也可以起到警示和促进更好行为的作用。虽然表面上的幸福可以直观和间接地感受到，但真正的幸福生活需要直接的体验。快乐是活动过程的产物，也是行动的结果。它需要被发现、发现和创建。在达到、体验和实现幸福之前，可能还有“误导”和“偏离”的相反效果。心理惰性和误解、认知偏差和扭曲、情绪冲动和隐藏在普通人中容易发生和重复。从个人的直觉感受来看，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情况。积极的心理表现似乎正常的、正确的或优秀的一段时间可能不是真正的结果，甚至会适得其反，产生负面影响。同样，也有另一种可能，一些通常是负面的、模糊的或消极的心理表达并不完全是“一无是处”。当个人沮丧、沮丧、痛苦或暂时悲观时，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应对，那真的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一个人身处逆境，但心理敏锐，意志坚强，行为大胆，激发出斗志，那么看似不愉快的心理状况也可以是“蒂芙尼早餐”和“顺势而变”，最终摆脱心理范围的弱势端，表现出积极稳定的心理素质。积极心理学在个体提升、探索、发现和创造幸福的特定生命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定义“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同时，上述对积极心理学的定义也难免引起空间争议。从概念上讲，积极心理学不能绕过许多概念，如“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幸福二元划分的实质性冲突在于差异化的价值判断：主观幸福感似乎有较多的负载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元素，价值属性较弱。而心理幸福感似乎更显著地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它可以展示人类灵魂的高度，丰富幸福状态的内涵。
积极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属性的界定标准不够成熟和充分。积极心理学的内外批判力量主要指向核心概念“极化”趋势对学科发展的不利影响。积极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学术进展需要澄清认识论意义上的基本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包括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它具有“区间”的存在场和“边缘”的缓冲区，积极属性的维持和转换依附于生活场景，如何准确界定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界定积极程度的概念边界共生的程度，即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整合与转化，是复杂生活事件的具体过程。在心理现象的积极属性区间和共生的程度问题、心理现象互补的解读问题之后，如何准确地掩盖心理现象因此，对于如何准确设定心理现象的解释度，协调核心概念与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平衡，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解决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积极心理学在不同文化社会中不断完善、成熟和提升，而且有助于
从根本上说，心理现象属性的划分标准在效果的普遍衡量中存在一些适用性争议。在对属性进行了不完整和准确的划分后，如果我们进一步赋予极化的价值负载描写、赞美积极的心理表现为带来一定的利益，这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和选择，或者修正消极的心理表达在认识论上，上述两种情况将导致积极心理学概念体系的固化甚至僵化，整个学术话语和解释形式将很容易滑向“极化”的境地
在整个民族的幸福中，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持续的价值观始终真正体现了对“融合才会幸福”的坚定理解。以大我幸福的核心理念为指导，中国文化一直鼓励知识和行动的统一，言行的一致性，提倡绅士风度，提倡家庭和国家的感情，不仅肯定了集体层面在快乐的场合中强烈而沉重的情感宣泄和仪式呈现，但也认可了个人在自己的得意中恰当的快乐表达。虽然内向内省的中国绅士文化并不过分提倡夸张的肢体语言叙述，但它也重视利用积极事件的情感力量来强化个人幸福体验。“大我”的幸福观具有更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中国民族团结完整、文化传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我”的幸福不是消灭“小我”的存在。中国最高的文化辩证思维州将“无我”视为“大我”。无我是大我。它并不意味着个人身份、个性特征和个人自由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忽视个人幸福。“大我”的幸福观也重视个人幸福的累积效应，通过回味和庆祝重要时刻和事件的激励意义来获得满足、鼓舞士气和增强幸福感。除了满足个人内在需求外，个人幸福感还需要考虑群体的整体秩序和利益。虽然对每个人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文化心理学的核心层面，中国文化提倡奉献幸福的元素。当然，这种奉献不是文化强制的最低要求，但文化灌输的应有意义。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它也被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内化为行动。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使“大我”成为现实幸福观不仅为个人的自我归因设定了灵活开放的空间，也为社会的利益设定了必要的限度，这种互补互补的生活智慧体现了“大我”幸福观的独特魅力由中国文化设定。
。“中国人的幸福更多地受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影响。他们也强调精神充实。精神满足是幸福的重要内容。”[9]顺势而为比逆势而动更容易成为人们活动的首选策略在强大的人际关系面前，自我的最佳选择是适应的环境，而不是相反。个人改变其强大的关系网络以满足自身需求或偏好的机会很低，成本也很高。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个人本位主义色彩，幸福感也强调属于个人的某种性格个体，存在于微观个体单位中，由个体拥有和掌握。自我是一切生命的核心，一切思想、思想和活动都应该为自我服务。相对于自我感知的独立性，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并不占据首要地位或起关键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与他人隔离并生活在一起封闭的生活，但个人往往从自我感觉和判断的角度有选择地建立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关系对个体幸福起着工具性作用，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进行具体的建构和调整，因此，在西方文化中，自我的内在属性是决定幸福感的核心因素，表现出动力的力量。个人在环境中奋斗是获得和感受幸福的唯一途径。一般来说，
的中国人幸福观并没有太强的个人主义。个体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密切相关和依附。关系自我是所有思想、思维和活动的核心要素。自我与亲密他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随着关系的不断渗透，这种身份边界变得越来越弱，进而融入到更广泛的群体意识中。虽然个体并没有完全迷失在对外关系的社会交往中，但构建自我的“蒂芙尼早餐”更为重要。在自我结构中，文化对自我的单向渗透远远超过对文化的自我反思。通过对文化的服从和对他人的妥协，可以建立强大的自我价值观。关系幸福感可以加强团队团结，降低内部活动成本。当然，它也客观上造成了个体幸福的条件依赖。在日常生活实践、语言叙事和社会系统的具体表现过程中，这些关系型自我价值观将充分活跃，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范式。中国文化强调人与文化的自然融合。合力思想是中国文化日常生活的智慧。文化不是强迫个人被动地前进。文化促使个体以灵活的力量以团结合作的基调面对总体和平的趋势，个体也体验到生活的幸福。个体幸福具有文化规律。违背文化价值观或文化期望，不可能成功地到达幸福的另一面。个人自由或自主的状态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生动地表现出同化的文化和心理习惯。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感是一致的。“拥有高度社会支持的个人感受到更积极的社会氛围，更有可能积累积极的社会能量，因此他们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希望，他们越能促进个人社会福祉的改善。”[10]尽管文化，作为一种柔性力量，表面上并不强迫个体被动存在，但本质上，个体社会意义的正常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模式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共识的影响。文化所确立的认知视角、态度、动机和行为方式实际上塑造了个体的心理习惯。中国文化体现了“韧性”的情感训练，不坚持单方面的“唯积极论”，不追求极端情绪化的“狂欢”，不放纵张扬，不把痛苦的情感视为“恶魔”，逃避千里。中国人民一向尊重“荣辱不惊”，认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都有一定的价值。积极的情绪当然是好的、愉快的和令人振奋的，但也应该加以防止。”乐极生悲”，保持警惕，更加谨慎。没有必要去看谈虎色变“当遇到负面情绪时。适当的反应可以转化为鼓舞人心的动力和逆境的崛起。
。自我独立动机明显弱于社会化动机。个人幸福感不是用个人的“索取”和“独占海盗”来表达的，而是取决于这种关系中积极因素的实现程度。当个体在积极的社会关系中成功地实现自我时，幸福就成为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相反，即使个人因为满足狭隘的兴趣体验而感到快乐，这种“幸福”也可能被社会观念排斥和谴责，成为社会秩序中不可接受的内容。西方文化的幸福主题主张社会个人成就薄弱，自我原子化的积极状态是幸福的源泉和主要内容。所有阻碍实现弱势社会个人成就和原子化自我积极状态的消极力量都是不快乐的推动者和制造者。这种“纯粹”式的幸福服务于个人，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鼓励的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也不是社会所肯定和鼓励的。这样的个人成功在核心价值层面没有长期立足点，由此产生的个人幸福也将被视为自私和不完整。社会秩序或部分社会秩序下的个人幸福是可靠的、有意义的和公认的，因为这种个人幸福不仅满足个人目标，而且更明确地符合非原子人际利益，维护网络相关个体的共情和团结。它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主流幸福观。中国文化价值观普遍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中优秀的个人应该具有灵活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以多种灵活的方式应对外部任务。擅长察言观色，准确识别和理解他人内心世界。同时，他们应该以温和的个性而不是张扬，巧妙地表达自己的目标和要求，追求利益，避免偏执。在敏锐应对关系网络的体验中，自我的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塑造，促使个体形成强烈的利益群体归属感。即使一个人在群体中遭受最低程度的社会排斥，他也会在生活中清晰地展现自己的“失败”，进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社会交往的网络关系要求个体自觉地关注和考虑他人的感受、期望或兴趣，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以实现和维护整体秩序。
。这一过程还必须涉及对相关概念的深入解释。鉴于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活动，我们应该从表面上关注“蒂芙尼早餐”转向辩证地确立“蒂芙尼早餐”，从静态固定的属性开始到流动丰富的属性，从对立的坚守判别到重构主体。心理力量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在于其灵活性。有人直觉地认为，某一心理状态的概率所导致的短期结果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短期内很可能有一个小的概率偏差，另一种是短期内的负面结果可能在长期内产生积极影响，相反地辩证地推进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位，可以放弃“极化”和“固着”的思维。它的价值还在于解释幸福的灵活性而不是机械性，创造机会而不是判断，体验幸福的间隔而不是两个维度。另外，它需要关注不同性质的心理力量在对抗的过程中，它可以处于一个相对动态稳定的“张力”范围内，也就是说，它可以激发和推动个人发挥“主体性”的功能，适当辐射和保持不同的心理力量，争取优势地位。事实上，极化中的非此即彼思想模糊和否定了这段时间段两端的心理属性。因此，应该创造相应的条件，使两端的心理属性能够相互“融通共生”，而不是“水火不容”。它们往往密切相关。在表面对立与排斥中始终存在相互依存的转换空间。一杆到底的“固着”思想与辩证立场是不相容的。辩证立场不仅打破了灵活性上的机械歧视，而且摆脱了对心理属性的静态观察，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共生关系中的机遇，从外在的对立发展到深层次的提升，有效地展示了幸福心理学“关系式”和“发展式”的学术取向。简单地区分和分类心理属性是不靠谱“命题”的一种简化做法，这可能导致使用各种方法来保持和保持“证明”的准确性的习惯“命题判断，甚至附加过多的价值判断，使相应的分析工作停滞甚至偏离方向。有必要对心理属性辨证的命题进行判断，这也是后续研究的初始阶段。辩证命题判断并不具体判断心理力量的性质，而是在仔细判断自然表现的同时，特别注意发现自然转化的机会，有能力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内判断“反转”的原始命题，并在仔细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判断，明确幸福心理学核心概念、表面形态和深层功能的统一目标。
。西方文化提倡个人权力。个人往往从最现实的利益表达出发，跨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面对神圣的权威。每个人都以“被命运选择”为信仰，强化自己的能力、意义和价值，并将其奉献给自己的绝对权威。社会关系只是一个平台。接受自我和忠实实践“命运选择”是个人幸福的最真实状态。然而，服从社会秩序和遵守社会目标是中国幸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体在调节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自我平衡是一种重要的幸福能力。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深深地凝聚了团结、完整、和谐的价值观。一体化中的民族团结观念在现实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比个人获得局部利益更为重要。如果个人有限的观念不能服从群体的安排，就很难和不稳定地达到预期的效果。暂时的个人满足感只是个人利益的短期实现，而不是幸福的本质。“变化的概念使中国人对人和事有一种开放和流畅的理解……换句话说，人会根据情况而变化。”[11]在精神层面，幸福总是放在对密切相关的“他者”目标的满足上。因此，在生活中，有些人会因为盲目而固执地向往和追求“最后一顿饭”的幸福而迷失方向，感到幸福遥不可及，却加深了生活的烦恼和精神的负担。空虚的幸福是不存在的，纯粹的幸福是难以长久的。寻找幸福的真谛是指在获取人生意义或某个人生目标的过程中，一种自然的、附加的情感体验。
，甚至可能会在道德维度上提升一定程度的文化压力，加强对幸福的比较批判，创造价值利用虚假的幸福感，错误地贬低所谓缺乏幸福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和道德标准。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体现在幸福观上，其中蕴含着相对主义独特的内涵。在心理状态的比较判断过程中，中国文化所提升的幸福感并不是基于实在化的物质指标和欲望，也不是基于“蒂芙尼早餐的成功和影响。被困在实在化的量化标准中”而“蒂芙尼早餐”的感官展示，很容易滑向幸福生活的另一面，让幸福的目标成为“负担”因此，促进幸福的重点应该是突出相对主义的生命价值，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绽放自我进取的精神，以冷静的态度接受各种生活，中国文化幸福观的价值优势也体现在传播过程中表达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强调通过合理适度的社会比较和比较，审视人们完成人生义务和责任的程度，从而使人们的幸福目标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实现一些人试图以追求和实现幸福的名义缩小这一差距，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有时不仅幸福失败，而且差距还会扩大，更多的失望会自发产生。个人生活环境的社会观念往往会产生影响，这无形中确立了对幸福的追求f绝对幸福作为生活范式，甚至成为社交焦虑。然而，这种社会观念的追求幸福往往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存在，这使得它在幸福的概念、实现幸福的途径和体验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内容。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在中国文化中，幸福从来不是用个人拥有的绝对客观条件来衡量的，也不是他们僵化的衍生物。客观的“完美”并不等同于主观的“幸福”，主观的“幸福”并不一定需要客观的“完美”。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不需要通过面对现实情况来完成，也不需要总是纠结在一起，或者在完全消除对现实的不满之后为了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放置。
。周围的特定环境需要确保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身体免于饥饿和寒冷，心理免于孤独，处境免于危险。上述需求得到越充分的保证，个人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就会越强。为了获得更大的幸福，人们需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大限度地占有和使用物质，充分规范和落实法定权利，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保障的程度和覆盖面。只有社会全面进步，人们才会有更强的生活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人类进入国家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国家中，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理解和解释，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选择幸福作为共同生活的理想幸福的文化要素体现在个人与社会、实践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中。幸福必须包含积极的情感状态。它向丰富多样的外部世界开放。因此，幸福可以是普遍的。幸福体验的程度存在区间差异，但幸福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体验必须植根于现实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背景之中，在这种环境中，必须生动地演绎出适合与不适合的复杂表现。由于制度力量的强大作用，幸福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品牌。
的幸福体现在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和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第二，情感。以目标实现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个人性格和精神转化的反复锤炼，并将幸福融入到自我完善成就的实现中。以过程愉悦为中心的思想取向将幸福视为对自我完善成就的偏好个人情感和精神消费，并将幸福嵌入破碎的自我等级评价中。无论幸福功能的分类指向何处，幸福的主观状态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在认知方面，个人应该认同自己的幸福的合法性和意义感wn生命，为价值维度奠定了基础，以识别自己的生命之美。情感上，个人基本上应保持积极的心理感受，即内心体验与生活意义的总体方向相一致，并结合自助和帮助他人。依靠卓越的认知和情感力量，建立有序可控的生活节奏，打造强势的行走方式动态循环。一般来说，虽然生活中的事情可能是一茬接一茬甚至是应接不暇，但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健康的生活，不断丰富的积极情绪也可以帮助个人获得前进的动力。通过“胜人一筹”，更突出的创新意识，“百折不挠”更具弹性的心理韧性，“海纳百川”更开放的体验接触，必将使个人面临更多的机会，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接近幸福的状态。幸福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应以中国人朴素的生活智慧为基础，探索中国社会巨变中人们心理生活属性的情境定位、潜在功能和动态转换，遵循中国悠久文化的真实内涵，而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优势，在当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建立个体自我调节的和谐平衡，是幸福能力的重要概念。在追求和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认知、态度、动机和行为与个人幸福一致。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的民族精神孕育了独特的幸福观，倡导“大我”，体现“关系”，宣传“合力”，支持“蒂凡尼早餐”，并已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是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营养之源，人民是源远流长的强大精神动力成长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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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定要强篇6
在多么专制的社会，仍会有自由的灵魂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人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结合为社会，做任何事情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幸福。因此，一切具体的行为，包括对财富的追求，都不是终极目的，而只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其价值都要根据对幸福的贡献得到评定。
这可以说是公理，无人能反驳，因为尽管人们对幸福的涵义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但没有人会不想要幸福。困难恰恰在于，如何对幸福的涵义寻求一种基本的共识。我们通常用幸福一词指称令人满意的生活，可是，怎样的生活令人满意，却是因人而异、意见纷纭的。不过，我们仍可透过纷纭的意见发现一条线索，便是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实质上是受价值观支配的。因此，不立足于价值观，幸福问题就没法说清楚。我们惟有通过对人生的基本价值做一个分析，才能大致地确定幸福的涵义。
当然，价值观同样是一个意见纷纭的领域，若要寻求共识，恐怕就只能依据人性分析了。我们必须承认，人身上是有某些人所共有的最宝贵的东西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便可算是幸福。我本人认为，不论怎么分析，最后只能认定，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一是生命，二是精神。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在界定幸福时注重的也是这两样东西，区别只在于，快乐主义更强调生命和精神的快乐。完善主义则更强调精神的完善。
人有两个身份，一是自然之子，二是万物之灵。作为自然之子，人有生命，应该使这个生命合乎自然之道，与自然和谐相处。快乐主义主张享受生命的快乐，但无论是希腊的伊壁鸠鲁，还是中国的庄子都强调生命保持自然本色才是快乐，不可用物欲去损害它。作为万物之灵，人有精神，应该使各项精神属性得到良好生长，拥有自由的头脑、丰富的心灵和高贵的灵魂。这在完善主义看来，便是实现了做人的完善，在快乐主义看来，便是享受了做人的高级快乐。总之，一个人在生命和精神两方面的品质是好的，他在自己身上就有了幸福的源泉，两方面的状态是好的，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这是就个人而言。我相信，不论社会环境怎样，个人在价值观上总能拥有相当的自。在多么平庸的时代，仍会有优秀的个体。在多么专制的社会，仍会有自由的灵魂。一个人体会人性之美和品尝做人幸福的权利是任何力量也剥夺不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幸福不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的导向。倘若社会以财富为最高目标，就会形成一种总体氛围，在这种氛围的诱惑和压力下多数成员在价值选择上必定迷离失措。二是体制的保障。一个社会惟有能够提供一种制度环境，有助于多数成员争取真正属于人的幸福，在生命和精神两方面处于好的状态，才是一个好的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
保护利己，惩罚损人
对于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幸福感的提高这个现象，在价值观层面上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体制层面上的反思更为重要。如果撇开后一方面，甚至可能产生一种曲解，把财富等同于市场，把幸福感的缺失归咎于市场经济，从而对改革开放发生动摇。事实上，现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推论并不少见。然而，细究起来，问题恰恰出在市场经济的秩序受到干扰太多，而根源则是法治社会尚未健全地建立起来。
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互相依存，同步发展，这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是逻辑的必然。和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是人治，即长宫意志，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只能是法治，即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法律秩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若要成功，必有赖于从人治向法治的社会秩序转型也获成功。
从理论上说，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要寻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社会秩序，而这样的秩序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个人自由，即每个人都拥有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的权利，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任何人包括政府不得对其实施强制。由此派生出第二个原则，即规则下的自由，规则的核心则是每个人必须尊重他人的同等权利，如果发生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就要受到强制和惩罚。我把这两个原则通俗地归纳为一句话，叫做：保护利己，惩罚损人。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会形成一种个人积极进取和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风气，人人都有基本的安全感和尊严感，而这无疑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最佳环境。在此意义上，法治社会的确是公民幸福的最好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它无非就是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法治秩序罢了是个人享有规则下的经济自由。规则分两类：在私人领域，个人的财产权、公平竞争权等受法律保护：在公共领域，个人须承担由法律规定的包括合理纳税和维护公共利益等义务。法律应当在保护私人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政府的责任则是切实执行相关的法律。然而，现实的情况颇不令人乐观，人们无法不看到，法治不健全实为公民幸福感缺失的更重要原因。
比如在财产权方面，虽然私人财产的保护写入了宪法，但离落实还相距甚远。近些年来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强征强拆成风，大量农民对于土地和房屋的财产权不但未得到保护反而受到来自政府的强制犯，由此导致民怨沸腾和频发。又比如在税务方面，中国的税负在全球名列前茅，加上在与国有垄断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公平地位，民营企业的处境十分艰难。而在税收的使用上，法治国家的通则是严格限制行政开支，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对医疗教育、社会救济等公益领域的投入甚少，公平性评估位居全球最末几名，贫富差距却排在前几名。相反，行政机构庞大，政府的“三公”开支达于天文数字，行政费用又是名列前茅。至于在环境、生态、资源、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公共价值的维护方面，也是弊端多多破坏严重，而背后往往有、权力腐败的影子。
幸福是人真正拥有和享受属于人的价值，过上了高于动物界的真正人的生活。这有两层含义。在低层次上，是生存获得了基本的物质保障，这本身不是幸福，然而是幸福的前提，不得不为生存挣扎的人仍然生活在动物的境遇中，绝无人的幸福可言。在高层次上，是对良好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品质的追求。一个好的社会，第一要使其成员的生存条件有基本的保障，第二要使其成员的更高追求有适宜的环境。倘若贫富差距悬殊，大量贫困人口被排除在争取幸福的门槛之外，其余人口对幸福的争取
又限制重重，就可以断言，这个社会一定是出了毛病。
很显然，问题的症结是政府在经济运作和财政分配中的权力太大，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仍有太多人治的成分，法治的成分仍相当薄弱。
政府责任：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现在幸福一词似乎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青睐，一些地方政府还提出了建设“幸福某省”、“幸福某市”的目标。意识到单一的GDp定向并未使人民感到幸福，因而思变，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不从体制层面深入反思公民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所谓幸福建设就会停留在喊口号、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上。一个最要弄清的问题是：政府对于公民幸福所承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保护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这个原则是用法律来确定和体现的，而法律又是由政府来执行的，因此产生了政府掌握强制权力之必要。然而，正因为政府掌握了强制的权力，倘若滥用，就有可能成为侵犯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在法律比较完备也就是在整体上确实体现了保护个人自由原则的前提下法治的重点就在于对政府的强制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约束，以防止其侵犯个人自由。
在法治社会中，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幸福时是有充分的安全感的。因为第一，他的正当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并且加以保护的，如果受到来自他人的侵犯，他知道政府一定会维护正义，为他撑腰。第二，政府的权力也是法律明确规定并且加以限制的，他知道自己的正当权利不会受到来自政府的侵犯，如果受到这种侵犯，政府必是输家。正是基于这样的安全感，他才能有信心地安排自己的事务，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幸福。相反，倘若他不知道当他的正当权利受侵犯时政府是否会保护他，甚至不知道是否会受到政府自己的侵犯，始终生活在忧惧之中，哪里还有信心去争取幸福。这正是人治社会的情形。在人治社会里，老百姓的幸福只能寄希望于遇到好政府、好政策、好官，完全是偶然的，一旦腐败盛行，结果必然是普遍的不幸福。
由此可见，在公民幸福的问题上，政府的根本责任是遵守法治社会的规则，一方面保护公民自由使之不受他人的侵犯，另一方面约束自己的权力使之不侵犯公民的自由，如此来为公民争取幸福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体现在经济领域里，则是维护好市场经济的秩序，为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换言之，政府的责任不是直接向人们提供幸福，而是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
幸福一定要强篇7
［关键词］高校教师；幸福感；综述
［中图分类号］F64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27-0123-03
幸福感最早出现是基于心理学视角,而我国幸福感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2004年后,随着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其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的核心。统计分析,学者研究高校教师幸福感是基于多元化视角下的分析,如王蓓采用实证研究,以《综合幸福问卷》测量高校教师幸福感现状：女性教师高于男性教师,教授高于其他；李士明在高校教师心理压力大的前提下,从人本管理角度得出eap是提高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必要手段；黄桂姣仅分析教师幸福感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唐荣重在宏观提出高校教师幸福感提升的途径。
然而,以一种视角为假设,研究其差异化,影响因素等,片面性强,存在诸多不足,对高校教师幸福感发展趋势预测贡献不显著。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这些年研究进行总结性回顾,探讨不足,将高校教师幸福感各方面系统性展现出来,为未来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1高校教师幸福感的概念
基于统计发现,高校教师幸福感研究普遍采用主观幸福感的定义,也有部分采用著名学者的定义,存在差异,但基本内涵相同。其体现的共同特点是：高校教师教学时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心理体验等。由此我们归纳出：高校教师幸福感就是指教师在教育工作中,感受职业内在的尊严与欢乐,自由实现职业理想,发挥潜能,实现自身专业成长和各方面和谐发展的持续的心理上的快乐体验。
2幸福感差异化研究
经统计,高校教师幸福感的研究结论有三类：第一类,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如：周末对800名大学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其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性别、年龄、职称、专业对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第二类,高校教师幸福感水平不高,如：卫宇对四川、重庆等7所高等院校青年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论显示青年教师压力大,主观幸福感处于较低水平,性别、年龄、职称、教学任务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第三类,高校教师幸福感无明显偏向,如：黄桂姣从影响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内外部因素研究,阐释了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没有说明高校教师幸福与否。统计结果显示,认为高校教师幸福感满意度差异较大。
3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3.1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高校教师幸福感的影响
(1)性别视角下教师幸福感结论没有定论。主要有2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男教师的幸福感高于女教师,原因是女教师除承担与男教师相同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外,还得兼顾家庭(如生育、教育小孩、家务等)；另一种观点认为高校女教师的幸福感高于男教师,原因主要考虑三方面的影响：社会期望、个人成就动机和家庭负担。社会对高校男教师的期望更高,男教师在成就追求方面比女教师要求更高,男教师家庭经济负担比女教师重,导致男教师压力比较大,幸福感低。
(2)年龄视角下教师幸福感结论没有定论。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研究表明高校教师幸福感与年龄无关。第二种认为不同年龄段教师幸福感不同,漆莉莉研究结果显示51岁以上的高校教师幸福感最高,31~40岁最低；公丕民研究得出45岁以上的高校教师幸福感最强；黄海蓉得出的结论是36岁以上高校教师幸福感最强；卫宇研究则显示26~30岁的高校教师压力最小,31~40岁高校教师压力最大。第三种观点认为年龄越高,幸福感越高。他们主要从职称、收入、教学科研压力、学校管理、社会期望、家庭等方面进行研究。
(3)教龄视角下教师幸福感结论没有定论。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高校教师教龄为5年以下的教师幸福感最低,11~15年最高,原因是教龄为5年以下基本为年轻教师,面临角色转换、社会期望、个人成就心理落差、经济、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幸福感低；第二种认为教龄是6~10年的高校教师压力最大,幸福感最低,原因是教龄为6~10年教师基本为讲师,讲师职称工作压力大并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幸福感低；第三种认为教龄对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4)婚姻状况视角下教师幸福感结论没有定论。主要有2种观点:一种观点显示无婚姻生活的高校教师在人际适应及心态平衡方面都显著高于已婚教师,原因是已婚教师面临的问题、冲突较未婚教师更多；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状况对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在生活满意度上,已婚教师高于未婚教师,原因是未婚教师面临着事业、婚恋、生育三重压力,在遭遇困境时没有得到情感和经济支持。
(5)职称视角下对高校教师幸福感研究没有定论。主要有2种观点：一种结论显示高校教师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高校教师的幸福指数随职称的上升而增强,教授的幸福感最强,原因是教授事业和生活都进入稳定阶段,总体幸福感较高。
(6)学历视角下对高校教师幸福感研究没有定论。主要有2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学历高的高校老师比学历低的高校教师幸福感高,原因是博士教师承受各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学校对其期望最大,加之博士追求高的自我成就,所以其幸福感最低,学历本科的高校教师幸福感最高。另一种观点表明学历高的高校教师比学历低的高校教师总体幸福感更高。
幸福一定要强篇8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推翻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幸福一定要强篇9
关键词：树立；共产党员；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23-02
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幸福观是人民群众对于幸福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人民对于自身所具备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肯定的积极的情感需求，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共产党员的幸福观将幸福与人的需要、幸福与个人财富、幸福与快乐、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集体幸福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等等全面考虑。认为幸福是人们摆脱外在束缚，以达到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状态。
一、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理论内涵
幸福与个人的需求关系。在马克思基本观点中，人民需要有完整的生命体验。也就是说，人的需要应当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不外乎有物质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需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重要特征。共产党员本身并不排斥需要，其自身也是要有一定的需求。但是在具体的需要面前，人—特别是共产党员要有理性，要学会控制。控制其自身不恰当的需求，放弃追求那些不实际的低层次的需求。转而要去追求那些高尚的，精神层面上的需求。
幸福与快乐。一般而言，快乐是人对某种需要、欲望的实现，是目标达成的心理体验。快乐是幸福的共生体，是幸福的重要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都不快乐，那么很难说他是幸福的。共产党员的幸福观认为，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得到的幸福才是快乐的。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幸福，终究不会得到快乐。
幸福与财富。财富是人生存的需要，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能把财富或占有物的多少当做幸福的标志。要正确理解财富的多少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且不是主要的。共产党员应当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当做真正的财富。财富只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之一，是幸福的外在条件，但不是必须条件，更不是决定性条件。
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人类的幸福即包括个人的幸福也包括社会整体的幸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绝不是对已对人都有利”。一个人在小的时候，在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之前，就已经开始利用前人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个人的幸福并不是幸福，整个人类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其要求我们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先达到幸福的层面。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共同幸福。
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人类的幸福。幸福要求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其不仅仅是物质上、身体上，同时也是精神的全面发展。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他是人类价值追求的现实根基。共产党员的幸福观认为人类幸福是建立在阶级消灭、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得到极大满足的基础上。他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其根本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基础上，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整个人类才真正地达到幸福。
二、当前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来说，目前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幸福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要求的，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也能真正的按照其要求去做。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当前的社会里，仍有一小部分共产党人的幸福观是不正确的，对此问题。我们应该细心地加以分析和研究。
1.目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少数的共产党人不能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其具体表现在：首先，不能正确地理解幸福的含义。有一些人不能正确地对待幸福，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当做人生的全部追求。把物质上的幸福当做人生最大的幸福。而忽视精神层面上的幸福。事实上，精神上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才是持久的幸福。其次，不能正确追求幸福。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面对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不能积极的寻求进步。情绪不稳定，心态漂浮不定。对于工作和生活中的挫折，不是想到怎么去克服。而是怨天尤人、情绪消极、工作懈怠，要么得过且过，缺乏热情，因循守旧。以这样的工作状态去工作，其工作情况可想而知。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也对不起自己。再次，不能正确的把握幸福。不能正确认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充分认识到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存在一种优越感，自认为高高在上。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自己手中的权力。部分党员存在投机心理，明知是犯罪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殊不知，最终害的还是自己。最后，不能正确地享受幸福。人都有七情六欲，都需要享受一定的幸福。共产党员也是这样的。但是在对待享受的问题上，如果不加节制的追逐。就会使自己走向罪恶的歧途以至成为社会的对立面。某些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处在领导岗位上的共产党员，不仅不想着为人民和祖国做贡献，反而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及其家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过度的放纵自己，最终成为祖国和人民的罪人。
2.具体原因分析
共产党员不能树立正确的幸福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共产党员自己本人放松政治思想修养也有社会环境某些负面方面的影响。同时在某一些地方由于制度的原因而疏于对共产党员的管理。首先，放松思想修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正确的思想是正确幸福观的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这正确的思想。目前，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有一部分党员由于各种原因不注重理论学习。对于组织所举办的培训从不参加。从不讲学习政治思想理论到不讲政治直到放弃思想改造，导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最终背离党的根本宗旨。其次，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时期，社会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露，给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大量腐朽思想仍然存在。加上西方一些不怀好意的敌对势力的煽动，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各种西方不健康思想不断腐蚀着共产党员。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党员经不住考验，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不能树立正确幸福观。再次，是当前政治制度权利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原因。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政治制度还不健全，这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某些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金钱、美色、权利等各种诱惑下，某些党员放弃了对正确幸福观的追求。，搞一言堂。而且目前的干部选拔制度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重才轻德、以绩掩德等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三、如何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要求共产党员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不断进行党员本质的改造，在理想信念、党风党纪、人生观、价值观、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经过长期的培养和锻炼形成共产党员明显特性的幸福观。重视和加强共产党员的幸福观修养是形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必由之路。总的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1.坚定信念
坚定的信念是共产党人正确幸福观的基础。只有坚定的信念，共产党员的幸福才能有其灵魂；而离开了坚定的信念，就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腐蚀，陷入到享乐主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陷阱之中。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和“十二五”时期的繁重任务，如何确立坚定的信念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其次，要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重大问题上要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上经得住考验。
2.加强自身的学习
学习是永恒的话题。“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其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里的学习不仅仅指的是书本上和理论上的学习，更是在实践中的学习。共产党员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辅导。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勤于思考，善于学习。遇到不懂的事情和问题，要不耻下问。同时在学习和生活中明确“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知识的正确与否是要靠实践去检验的。不能盲目的照搬知识，陷入本本主义。
3.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共产党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既是追求远大目标、践行党的宗旨的基本途径，又是创造自身幸福生活的源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只要脚踏实地、忠诚敬业、无私奉献、不计较、不抱怨、不攀比，就能建功立业，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创造幸福。首先要把实现科学发展与创造幸福生活统一起来。共产党人在本职工作中要以创造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为目的，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其次，要始终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真正的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充分的调动自身的积极性。最后，要讲求科学方法。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提出符合规律的对策。
4.正确处理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幸福观往往把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则认为人对其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依赖和需求是完全正当的，满足人民的正当需求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马克思充分肯定人的正常需求，绝不是仅仅只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还包括满足人民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需求。一个人如果只追求物质享受，没有精神享受，即使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幸福感也是苍白的。共产党员作为社会生活的领路者，更应该认识到其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李荣梅，陈湘舸.论马克思主义的幸福本质与幸福构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
[2]卢素果.浅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J].学习月刊，2012，（4）.
[3]方红.论共产党员的幸福观[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14）.
幸福一定要强篇10
关键词:居民;幸福感;民生幸福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293-02
近年来,“幸福”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常州市武进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基于对区情的准确把握和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提出了“推进科学发展,建设幸福武进”战略目标。这是针对武进后小康社会阶段特征,转变执政理念,实现科学执政的生动实践,意义重大。下面,笔者就如何提升武进居民的幸福感提出一些建议。
一、转变执政理念,突出民生幸福的重要内容
(一)正确认识群众幸福的三个关系
1.经济发展与群众幸福的关系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福祉。经济发展和群众幸福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是群众幸福的物质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相关性会减弱甚至消失。所以,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的幸福水平。目前,居民的幸福感之所以成为民生焦点,折射的其实就是对过去盛行的“GDp崇拜”的反思,我们必须把民生幸福作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
2.丰富内涵与重要因素的关系
群众的幸福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不仅是对物质生活的一种追求,还有更多更人性化的需求。我们必须全面把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不仅要把握好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物质因素,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为幸福武进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要更多关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人文因素,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
3.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的关系
幸福感经历了外部因素影响到内部因素决定的发展轨迹。对构成群众幸福的客观要件,即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治安等群众最迫切最想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着重解决。同时,幸福武进建设还需要社会和群众积极作为、主动参与、自我调节,是“我要幸福”,而不是“我等幸福”,更不是“我被幸福”。
(二)转变执政理念,完善政府职能
要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改革,努力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履行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坚持刚性指标与感性指标相结合;坚持民主评定与群众公认相结合。二要强化政府的组织保证作用。要把幸福武进建设纳入干部绩效考核,推动各级干部转变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以考核“突变”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渐变”。
二、加快经济发展,突出区强民富的物质基础作用
(一)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群众福祉的物质基础。当前,幸福武进建设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积极鼓励和引导经济效益低、产品竞争力弱的企业“腾笼换鸟”、退低进高,寻找新的增长点。二是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着力优化经济结构。要加快现有企业的转型升级,全力扶持发展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五大产业,突出招商选资工作,注重引进高科技型、产业成长型、专业配套型等项目。三是从资源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要积极发挥以市场为导向、利益为纽带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智力资源;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创业”载体建设,设立科技投资基金,激励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技术产业化。
(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调查发现,武进居民对收入水平提高状况的满意度明显低于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满意度,并把增加收入作为幸福武进建设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这说明武进发展经济,在惠及老百姓利益方面还要有更多的政策考虑。今后,我们要坚持“做好‘蛋糕’,体现智慧能力,分好‘蛋糕’,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较好地处理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着眼于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基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联动机制。一要鼓励劳动者通过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通过自主创业、技术创新等方式提高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二要强化收入分配中的政府调控力度,努力缓解城乡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突出农村发展重点领域
调查显示,幸福武进建设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近年来,武进在实践中探索确立了城乡“六个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即在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就业保障、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的一体化。今后的工作重点要在以下方面取得新突破:一要在城乡规划的覆盖提升上取得新突破。要从武进的实际出发,以全域理念配置资源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城乡规划的统筹力度。二要在基础设施的完善延伸上取得新突破。要按照“做强城镇快延伸、无缝对接提水平”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建设步伐。要大力提升城镇辐射力、设施对接率、环境优美度。三要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上取得新突破。要出台优惠政策、落实扶持措施,拓展增收渠道,进一步优化农民创业就业的扶持机制和服务环境。四要在农村改革的积极探索上取得新突破。要大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集体经济股份合作改革等。五要在农村经济的培育振兴上取得新突破。要推动现代农业快发展、城乡产业快联动、集体经济快壮大。六要在公共服务的优质均等上取得新突破。要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立完善配置公平、发展均衡、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城乡社会公共事业体系。七要在社会管理的有效组织上取得新突破。要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创新行政管理的有效模式、优化民主法治的良好环境。
四、优化公共服务,突出民生问题关键环节
(一)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调查显示,社会保障是武进居民满意度最低,也是居社会公平之后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所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是提升武进居民幸福感的重中之重。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要按照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接轨。一是继续做好失地农民保障工作,让失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二是深入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三是推行城乡低保一体化。四是逐年提高居民合作医疗标准,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卫生服务机制。五是加快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建设工作。
(二)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研究显示,工作与人们经济上的安全感、职业上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相关,从而会影响人的幸福感水平。就业是老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们要牢固树立“保就业就是保民生,保就业就是保稳定”理念,千方百计实现老百姓充分就业。一要增加就业岗位。要建立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调整及人力资源开发有机结合的促进就业机制,大力支持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二要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加快就业管理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公共就业服务队伍建设。三要多种形式促进就业。要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就业培训,以培训增强就业;优先安排困难人员就业,以帮扶促进就业;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劳务输出,以转移推动就业。
(三)大力加强社会安全
调查显示,社会安全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一要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要进一步规范秩序,积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合理的诉求,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二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平安创建活动,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大防控”体系,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三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强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督、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继续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严格食品、药品、餐饮卫生日常监管,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五、加强教育引导,突出幸福观的内在决定作用
要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除了要积极改善外部客观条件之外,还要从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入手,通过教育引导提高人们对幸福的认知,通过参与实践增加人们对幸福的体验。
(一)培育发展中的幸福观
幸福需要教育。发展中的幸福观是一种有限度实现和在社会巨变中感受的幸福观,是在积极进取、艰苦创业、与时俱进、充满变革中感受的幸福观,是应该与创业意识、和谐意识、关爱意识和节俭意识结合起来的个人体验。
(二)培养积极品质
积极品质是人们感受幸福的一种素质基础,是一种优秀的综合心理品质,它能促使一个人热爱自己、热爱他人、热爱社会,从而拥有快乐和幸福。我们要通过培训宣传,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提高幸福能力
获得幸福是一种能力。人生就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历程,更是一个感知幸福的历程。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做到:常怀感恩之心,保持乐观心态,数念生活中美好事物,发挥特长助人快乐以及乐善好施,就一定能感到幸福。幸福总是相对的,正确认识幸福,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学会感知幸福、创造幸福,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参考文献:
[1]陈浩彬,苗元江.积极心理学:为幸福人生奠基[J].教育导刊,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