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篇1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推崇到全盘否定，再到扬弃的历程，伴随其沉浮起落的恰恰是中国文化工业的不断发展。那么对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是过时了要彻底抛弃，还是在当今依然有重要意义，依然能够运用在对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审视上，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剖析文化工业理论。文化工业理论的产生是在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已经把工业结合到文化艺术行业中，用新的技术手段推动大众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阿多诺正是这个时候随着法兰克福研究所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浓郁商业氛围中，文化工业无处不在，利用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阿多诺作为一个文化艺术精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以一个外人的眼光对美国的文化工业进行审视，进行批判。同时，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是由统治阶级进行控制，营造虚幻的幸福世界，使人失去思想和批判的能力，按照统治阶级的期望生活着，失去了革命的热情，所以促使他对文化工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第一，对科技逻辑进行批判。阿多诺认为科技进步促使了文化工业的产生，是文化艺术被科技逻辑渗透而产生的。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的正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进行批判。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直接催生的，而科技只是催生剂。经济资本所带来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不由大众的意志所决定。经济通过文化和艺术挣取利润，奴役和统治大众。第三，对反启蒙的批判。文化工业的根本驱动力是经济资本，通过工业化模式批量生产、传播文化产品。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带有强烈的反启蒙性质。阿多诺对工业文化的批判促使人们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对人与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但是，作为20世纪中的批判理论，阿多诺的工业文化相对今天来说，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对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理论来说，各种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笼统地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不能准确地说明文化现象的社会影响。其次，阿多诺曾尝试发掘文化工业中的批判要素，但是，阿多诺忽略了大众的主体性和批判性，而对于文化工业及文化产品的功能和力量的判断过于绝对，不应一概否定文化工业。第三，阿多诺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的时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同时，他在批判理论中并没有给出合理的建议，没有提出我们应如何面对并摆脱文化工业。
二、当代中国文化工业的发展及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割裂的世界逐渐整合成了一个整体。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使文化工业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我国建国后一直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领域，通过严格的控制，使之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事业的作用。和传播党的政策方针的政治功能。自改革开放之后，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纷纷冲破枷锁，谋求全新的发展。经济政策的放宽，私营业主的出现，促进了文化工业的兴起。在国外思潮和经济形式的冲击下，文化工业的一整套模式被移植到了国内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来。人的需求不外乎物质与精神，文化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所以，面对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需求，文化的大众化理应成为主流。实现文化大众化最好的形式其实就是文化工业，借助工业的大批量规模生产和高科技的实现，文化工业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了区分阿多诺贬义批判的文化工业，我们用文化产业来代替了文化工业的概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兴起从最开始满足了被压抑了许久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性质，反而使其最大程度地向阿多诺的文化工业靠拢。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所有生活中赖以获得文化需求的媒介都充斥着商业符号、标准化模式等。很大程度上，如今的文化产业又回到了阿多诺那个时代的文化工业上去。更加可怕的是，大多文化产业产品已经不是满足人的文化需要了。失去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满足人的欲望。比如，现在很多的电影在结尾都留有悬念，吸引观众等待续集的出现。其实无论电影的首部还是续集，大多数都是好莱坞文化工业模式下的产物，仅仅是为了勾起观众想知道故事如何发生和对未知好奇的欲望，从而成功地赚取票房，促进周边产业的销售。很多大制作的电影，用一个简单脆弱的虚构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却辅以大量的高科技感官效果，多数人花钱去看的仅仅是效果而已。同时，大量的无意义、被商品符号占据的电视剧充斥在大众的荧幕上，模式套路高度统一，看这种电视剧味同嚼蜡。但大多观众乐此不疲，有的看明星，有的看剧情，有的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同样，各种歌唱类节目、选秀节目、明星真人秀节目等等，都充斥着低俗、商业和标准化。虽然不能否认依靠先进的科技，文化中心已经不再单一，多元的文化中心也已形成，但是无法与主流的大众文化产业相抗衡，同样存有文化工业影响的阴影。现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趋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有如下几条：一是社会的不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时间里程短，成就显著。但从另一面看，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治理、文化发展、公民教育等问题的发展不平衡。一切向钱看、消费为主、经济逻辑为主等观念蔓延在整个社会中。所以，文化产业被经济所绑架，仅仅表现出了工业的性质，却丧失了文化的实质。二是文化审查制度的不完善。改革开放之前，文化领域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被国家严格管控。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开始大繁荣大发展，文化的多样化，在工业模式下的爆发发展已经超出文化审查制度的预期。对文化种类、形式、内涵等没有做到有效的归类及限制。思想反省、政治批判的文化作品由于审查制度的政治特性，并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对于低俗的文化作品并没有制度性、规范性的审查约束，基本通过通知性的禁令进行治理，这就造成了阿多诺文化工业式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了文化产业向文化工业转变。三是文化批判思想和批判氛围的缺失。国内缺少文化领域系统的批判理论。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机械简单地套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迫切需要构建符合中国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中国社会学者的话语权太少，越来越多的人在迎合中国文化发展向文化工业蜕变。简单的行政管理禁令及文件已不足以抵抗文化工业的拓展。
三、在对文化工业批判与再批判中促进中国文化发展
文化论文篇2
英文名称：CulturalStudiesandLiterary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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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四川大学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与文论
语
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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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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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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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篇3
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核心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斯诺；两种文化；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此后“两种文化”问题及其所衍生的理论体系又被称为“斯诺命题”，广被世人所关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屡被提及。其实，类似“两种文化”的阐述，在中国学界并不陌生。例如，梁宗岱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比英国人C.p.斯诺更早地提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危险1。
虽然生态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的直接土壤，是当今愈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从斯诺本人对“两种文化”的具体阐述来看，“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应该是当今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锲入点，而生态文化显然是弥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在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斯诺肯定了“第三文化”的可能性。从现今学者对生态文化蓝图的勾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来看，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可能就是生态文化的理论原型。
一、“两种文化”——斯诺命题
所谓“两种文化”，用斯诺的话讲，就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斯诺认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
首先，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大自然认识、理解与改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演变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科学家几乎抱有一种凭借自己的科学认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认识、理解并彻底改造前人认为无比神秘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心态，由此形成了人类锐意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
其次，非科学文化，即斯诺所谓的“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远没有科学家那样乐观，甚至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大。他们的声音柔和而又拘谨，压抑的语调中透露出些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哀怨。这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文文化。他继承传统，缓慢变迁，不像科学文化那样日新月异。即使遥远的荷马史诗、晦涩的圣人言语，仍然可以在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悠远的回音。在现代文化之中，这个群体虽然是个客观的存在，其规模却在不断地萎缩，生存空间亦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重挤压。
最后，由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所构成的“两种文化”，已经在人类的文化结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影响到了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我完善。两者互为指责，或者干脆不相往来。“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如此等等。稍有挖苦才能的人都可以大量讲出这种恶言毒语。双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完全是破坏性的。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显然，斯诺所言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依然严峻。在大学校园，文科与理科学生不相往来，甚至相互抵触。在现实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工作者难以同处一室，收入差异明显，等等。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不和谐，在当下有增无减。
需要说明的是，斯诺命题本身的“二分法”思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的确，将文化截然分为“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
在现今的学界，“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峙中，概念的模糊性与宽泛性以及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仍是对话的障碍之一”。“所以，我们断言，两种文化的对话，远比人文精神的内部讨论纷繁杂乱得多”3。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同时，从数字方面来看，似乎也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所以，斯诺命题，至今在学界影响深远，为人们所重视。
二、斯诺命题——生态文化的锲入点
斯诺命题为当今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锲入点，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历史语境。斯诺命题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就像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这种焦虑的现代形式在其早期是不清楚的”。“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而如今广为热议的生态文化，却是在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非持续发展征兆的必要药方。同时，从学理上看，生态文化是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必要桥梁。如果说斯诺命题是前人对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那么生态文化显然是迫于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而且，当今生态的文化选择似乎可以在斯诺命题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历史的锲入点。所谓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为：“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5显然，生态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斯诺命题的立足点，本质上正是“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对立——科学文化倾向“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科学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力张扬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文学知识分子则秉持着传统的谦逊与哀婉的情调，常常执着于人类的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向何处去？”前者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生活，后者却执着于虚幻的遥远冥思。无论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两种文化”的价值选择显然存在巨大的鸿沟。而生态文化孕育与诞生的历史背景，正是科学文化主导下的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日益紧张。所以，以下似乎就是“‘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叙述方式的不可回避的思维背景，即：1.人类与其生存于其中的环境陷于深刻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悖论放纵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人类与环境处于浓郁的悲怆之中。2.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性与人类繁衍的无限性可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的宿命，人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6。可见，“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历史与思维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待人类行为的把握上，生态文化是调节“两种文化”相互指责的必然选择。科学家崇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一切异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文学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却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实处境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人类祛魅后自我膨胀的行为忐忑不安。而“生态文化实际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宽容、和谐、互利的文化理念”7。
显然，生态文化的宽容、和谐、互利等原则，是对科学家张扬人类行为能力的纠偏，也是对文学知识分子忧虑情绪的安慰。生态文化部分肯定了科学文化关于人类行为的乐观情调，也吸纳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对此的合理倡导。
在对待人类文化知识的选择上，科学文化的理性追求日新月异，而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却重在传承辉煌的传统。“文学的变化较科学要慢。它不能像科学那样自动校正，因而误入歧途的时间更长”。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变迁，即使远古的史诗似乎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而科学文化却在追求知识的不断创新与文化的自我否定中，警告人类的文化知识在科学方面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
所谓终身学习，显然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超短周期的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与知识满足。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却综合了两者的文化知识心态。文化的传承需要来自文学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而知识的瞬时万变要求科学文化不断自我反思与纠偏。因为“‘生存原则’是生态问题的伦理底线”6。生态文化的最终归宿是人类的生存，而非种族的毁灭。
简言之，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自我行为的把握以及对待人类知识文化的选择，“两种文化”差异明显，互不相让。而这正是生态文化历史与现实的锲入点。生态文化是架设在“两种文化”巨大鸿沟之间的桥梁，能很好地弥补各自的不足，同时，又吸纳了“两种文化”彼此的合理元素。因此，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必然发展。或许，这就是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
三、“第三文化”——生态文化
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斯诺虽然没有详细勾勒出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轮廓，但是他认为第三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同时，“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斯诺所设想的“第三文化”与如今所倡导的生态文化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就是对生态文化的预言与呼唤。有学者将生态文化的蓝图粗略勾勒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及语言等七个方面9。这些方面既肯定了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贡献，同时也充分吸纳了传统人文文化的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决不是向原始文明的简单回复”9。斯诺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观点。他说：“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应用科学已有可能使亿万人的个人生活摆脱不必要的苦难——摆脱我们这种赋有特权的社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的苦难，一种如此原始以致文明人不愿再提起的苦难。”这种苦难有来自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煎熬，也有来自疾病致死的残忍。
同时，斯诺确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中都有许多事是人们所无能为力的”。“人还注视自身以外别人的生活，对此他受到爱、情感、忠诚、义务的束缚：其他每一种生活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可弥补的部分；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或者可以给以补救的”。例如个体或他人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以改变的事实，这是不可弥补的，科学文化无能为力。而人类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借助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创造而得到弥补的。言外之意，人的需求的满足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实际上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到了生态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针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而言，但应该也有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木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10。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了环境与生态两种看似类似，却又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10。换言之，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10。
其实，无论是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还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均逃脱不出二元论的牢笼。因为期望人类自觉地主动地善待自己的周遭世界不啻痴人说梦。人们近来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呼唤之所以产生了远大于斯诺时代的回音与共鸣，其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先天局限——对现实世界的开疆拓土难以逾越人类悠远的终极追问。尤为可贵的是，人们摒弃了科学文化的乐观情绪，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需求满足方面的有限性。毫无疑问，人类的需求满足也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有充分肯定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方能从真正意义上践行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超越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论缺陷。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冷漠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化与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斯诺只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敏锐地触摸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文化”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此时尚未有世界性的征兆，但是在如今“两种文化”分裂的世界性语境中，斯诺命题的前瞻性为世人所公认，其对“第三文化”的预言将在生态文化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中更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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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篇5
论文摘要：翻译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翻译研究的主流。本文提出，语言、文化与翻译关系密切，翻译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翻译应基于语言转换，借助文化关联的认知语境，从语境干涉的语言层、认知层、交际层、语用层等多维层面获得最佳的关联才能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1.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marchiheardfrommr.liuxunyuthathushengwassickandhopelesslysickatthat.thedoctorsaidtherewasnothinghecoulddobuttowaitforthedaytoarrive...howquicklythedayhad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forthedayto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quicklythedayhad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译文：whatimeanbyloveisnotthelovebetweengourdsonthesamevine,butthelovebetweenhusbandand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lovebetweendistant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isa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familyissaidtohaveatleastoneskeletoninthe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aslenderfigure,shehaddroopingshouldersandaratherlongneck,slimbutnottothepointofbeingskinny.hereyebrowswerearchedandinhereyeswasalookofquickintelligenceandsoftrefinement.theonlydefectwasthathertwofrontteethwereslightlyinclinedforward,whichwasnotamarkofgood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thewineinhsin-mei’sstomachturnedtosourvinegarinhisjealousy.
译文2：theconsiderableamountofwinehsin-meihadconsumedearlierwasburninginsideandmakehimsickwith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3.结语
语言的翻译实质上为文化的翻译，文化关联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在注重翻译本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与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我们探索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文化在翻译中的转译，目的是让我们清楚理解语言所具有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等。为了更好平衡双语的文化，我们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发挥能动性，在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中取得平衡，避免文化翻译走向极端，综合分析语境、交际者智力、认知等制约和影响文化翻译等因素，通过多维的关联，寻求最佳的语境效果和认知效果，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传递源语的文化。这为语用文化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和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gutt,e.a.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m].oxford:basilblackwell,1991:47.
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pragmatics[m].beijing:fltrp,2000:63.
文化论文篇6
1.关于青年文化。
青年文化概念在中国的提出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从社会文化学、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角度提出问题，并从阶层、身份角度考察青年文化，其中对“大学校园文化”的研究较多，由此带动了整个青年文化的研究。对“青年文化”的界定，国内学界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是一种过激文化，具有激进性；有的认为是一种信徒文化，摇摆于不同崇拜对象之间；也有的认为是一种弄潮文化，具有时尚性和领潮性；还有的认为是一种同辈文化（同伴文化），同辈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对青年更具吸引力。笔者认为，由于人普遍具有从众心理，青年群体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往往对青年个体的价值观塑造和成长成才具有强烈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所说的，“某种意义上，青年同伴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公司”，“所有这些群体共同组成的同伴文化，有自己独立的行为方法和价值观念”。
2.校园青年文化的特点。
在高校，校园青年文化的创造者、参与主体、承受者都是青年师生，校园青年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满足高校青年师生的文化需求，塑造优秀的校园文化和高尚的校园精神，引领青年师生的发展。教育理论界对校园青年文化的界定和阐释，有社区说、氛围说、综合说、补充说等不同观点，但各种界定都有一定片面性，容易把校园青年文化简单看成是高层次形态的纯精神文化或低层次形态的娱乐活动文化，容易把校园青年文化的视点局限于单纯的学生群体，容易把校园青年文化等同于社区文化等其他社会亚文化，从而削弱了其校园特色和教育功能。从内涵而言，校园青年文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体现了学校特有的精神风貌、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综合反映了学生的文明素养、情操风尚和道德品质。其次，其形成是全体青年学生和教师、管理者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共同创造的综合、集体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校园青年文化的主体是青春活力的学生，但主导是诲人不倦的教师，主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成人成才。青年文化是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重要因素，是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和探索人生的重要方式。校园青年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熏陶、教育、激励和控制作用。校园青年文化的主体虽然是量大面广的学生，但需要特别重视青年教职员工，尤其是青年教师所代表的知识阶层文化对于青年学生的重要影响。在校园青年文化建设中，青年教师扮演了双重主体的角色，从青年教师自身来说，本身就是青年文化建设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与青年学生的关系上来说，又是校园青年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实施者。这是校园青年文化区别于校园范围以外的其他青年文化的不同之处。健康的校园青年文化，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培育校风、陶冶情操、启迪心智、促进青年师生全面发展的作用。
二、校园青年文化和高校学生党建的共
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校园青年文化和学生党建工作拥有共同的对象，高校学生党建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功效，要得到青年学生的主动选择和认可，应该充分发挥校园青年文化的熏陶、影响等育人功能；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既是广大学生的代表，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对校园青年文化建设起着引领、带动和促进作用。校园青年文化作为一种无形力量，主要通过影响青年学生的价值信念系统而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作用，因此，在加强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助推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有着诸多与学生党建工作共同的功能。
1.引领导向功能。
党的先进性为校园青年文化建设提供了导向和支撑，校园青年文化又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学生党建通过党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引导和组织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增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度，增强运用马克思辩证思想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校园青年文化建设，通过开展理想信念主题教育等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增强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参与能力，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2.品德培优功能。
品德素质的培养，是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品格，坚定理想信念，是学生党建的灵魂。学生党员思想品德修养的提升，离不开校园青年文化实践的锤炼。健康的校园青年文化渗透着社会和民族优秀文化，蕴含着对真善美的向往，通过开展高品位的文娱活动、真善美的艺术经典、高水平的学术活动、高质量的社会实践等，高举理想主义大旗，激发学生党员的爱国热情，使爱国主义转化为振兴中华的使命感。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增强党建工作的艺术性，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接受党建的教育和熏陶，培育学生的优良品德。
3.凝聚塑造功能。
凝聚人、塑造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学生党建工作是密切党与青年学生联系的必由之路，通过及时准确、科学全面、形式多样地向广大学生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和决策转化为学生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行动，从而实现在思想政治上凝聚学生。追求和树立群体的共同价值观是校园青年文化的核心，对青年学生具有无形的向心力和号召力，能够把青年学生的行为维系在一种共同的精神文化上，帮助学生不断调整和正确形成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心态，促进青年学生在社会关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最终帮助学生在心理深层次上完成世界观的确立和人格的初步塑造。
4.规范约束功能。
行为规范是合格人才培养的关键。党组织通过对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党风党纪教育、党员民主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等，提高党员综合素质，增强其党性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优秀的校园青年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具有潜在的约束控制和激励激发作用。校园青年文化以其特有的内容、方式及其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通过浸润、引导、启迪和熏陶，潜移默化于学生个体，通过暗示、从众认同和榜样示范等心理机制，使浸润其中的个体受到无形的约束，深刻影响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内化人的追求和行为准则，这种软约束是学校管理、制度、纪律所不能替代的。
三、校园青年文化对学生党建工作的启示
1.立足发展性，增强学生党建的人本文化引领。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也是加强大学生党建的行动指南。青年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社会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具发展潜力的群体，同时也是需要高度重视和支持的弱势群体。服务青年发展需求，促进青年学生的全面成长，是政党组织获得支持和信任的关键。只有立足学生发展，才能理解青年发展遇到的问题。学生党建要实现把优秀学生培养成政治上成熟、学业上过硬的优秀人才的目标，一方面需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思想引领和政治引领，促进其思想成熟、品德高尚；另一方面更需要发挥其育人功能，加强对学生党员学识和技能等多维发展的关注，立足学生主体的全面、长远、可持续发展，加强对青年学生学业生涯和职业发展的指导和规划，通过丰富多彩的党建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尽可能创造让学生各方面充分施展的平台和机会，帮助学生最大程度开发潜能，实现人生价值。
2.立足情感性，营造学生党建的和谐文化氛围。
文化的精髓是精神和情感的提炼，情感性是校园青年文化的主题和特征所在。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能动的具有发展潜能的独特的人。学生既是党建工作对象的主体，也是校园青年文化建设的主体。青年组织建设理论认为，建设组织先进的思想，尽可能尊重和服务青年的合理诉求，及时满足青年特有的兴趣，帮助培养青年发展所需的技能，以及骨干成员怀有对青年的深厚感情和人格魅力，是一个组织有效吸引和凝聚青年的主要路径。同时，政党先进思想的理论魅力，必须通过一线骨干成员的生动宣讲才能体现。因此，要加强党建工作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双向沟通和情感交流，以真切无私的关爱去温暖学生，着力营造和谐、向上、融洽的学生党建文化。要通过支部教育活动、学业经验交流活动、党员学业帮扶活动等，激发学生饱满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端正学习心态，以刻苦钻研的精神投入学业，实现在学业上凝聚学生；通过为学生成长成才办实事、建立学生党员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平台、定期面对面座谈、听取征求意见等沟通机制，注重学生实际问题的解决，实现在情感上凝聚学生。要全方位关怀党员，提高党组织的服务水平，一是要及时把握学生党员的思想需求。党支部要建立与学生党员的经常性谈心谈话制度。二是要关注学生党员的学习、生活困难。只有建立在青年学生个体的自觉认同基础上，内化到他们的内心，才会使他们自觉自愿地依照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行规范和调整自身的认识和言行。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在全方位的情感交流中，用身边老师的敬业精神来教育、感召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干劲；用优秀学生的他山之石来感化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工作精神，以高尚人格和先进典型润物于无声。
3.立足实践性，丰富学生党建的实践文化内涵。
实践是深化思想认识的渠道，也是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成长成才的最好课堂。让入党积极分子在实践中受锻炼、经考验、长才干，是我党培养和造就千万合格人才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学生党员要具有人格魅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学习生活、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党员的先进性也需要通过实践来展示。校园青年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参与性，参观、调查、联谊、志愿服务、汇演、学习沙龙等校园文化实践活动，本身就蕴含着特有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学生党建工作要善于借助和整合校园文化活动，通过探索社团党建、公寓党建以及设立社会实践团队、课外科技竞赛等临时党支部的党建形式，积极拓宽党建实践平台；要通过党的理论知识竞赛、红色主题风采展演、理论读书会、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等，丰富党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要重视和引导入党积极分子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锻炼，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校内外志愿服务、暑期街道岗位挂职锻炼等活动，为学生广泛搭建各类接触社会生活、了解社情民意、参与社会事务的平台，在社会大课堂中学习政治，体验人生，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加快成长。在与社会接触中，正确定位自我的社会位置，把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外化为积极负责的行动，完善健康丰满的当代大学生形象。
4.立足典型性，注重学生党建的榜样文化塑造。
青年时期是心理急剧变化的时期。德育心理学认为，“人物形象——优秀事迹——内心思想——成长道路”，是典型教育培养个体德性的基本线索；同伴理论指出，青年与父母、师长等权威在一起时，主要是完成工具性活动、履行义务和获得责任感，而与同伴一起的自由、不固定的时间里，优秀的同伴形象和典型为青年个体发展角色技能提供示范机会。一个优秀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学生党建工作要在实践中加强对优秀学生党员典型的选树，在关键时刻，让优秀党员展示勇担风险、敢于负责、冲在前头、独当一面的风采，让广大同学深刻感受到党员的能力、价值和魅力，赢得同学的认同和信任。同时，要优化学生党员典型选树机制，一是典型应该更多来自于青年学生的生活世界，具有真实性、适度性和不全面性；二是典型的形成机制要体现民主性，实行学生群众民主投票和组织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三是善于变“偶像”为“典型”，让“偶像”符合青年学生的文化选择。
5.立足开放性，加强学生党建的网络文化建设。
文化论文篇7
全球化是指货物、技术、服务和资本的越境流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文化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的文化层面，不同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全球化，但这三个层面的全球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全球化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全球资本力量的很大影响。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最重要的条件。当前，全球化指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体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跨国公司的通过全球的广告宣传最大化地在世界范围内推销产品，渗透本地市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全世界促进商业文化。全球化成为了一种营销策略，但备受争议的是全球化策略弱化了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独特性。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涉及到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
(一)文化产业生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
随着发达工业经济中休闲或娱乐活动的兴起，文化产业随之兴起和迅速发展。全球化使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趋同，但人们需要消费的是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因此，本土文化既需要满足出口市场的需求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需要保持自身特色。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即全球本土化。全球化所代表的一体化似乎会泯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色，但实际上保存、发展本土文化又离不开全球化。这是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全球化，文化产业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商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也会被重新定义、解读。文化产业的特点就是跨国公司和本地中小型企业共存［3］(p.87)。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全球与本土如何结合、相互增强的关键就在于全球化的资本和文化产品如何本土化。全球化的资本为了使其利润最大化、占领本土市场，不得不把全球化的文化产品本土化，所用的方法就是对外来的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加工、转化，适合本土环境、满足本土人民的喜好，再通过本土的媒体向本地消费者推广。本土化策略有不同的形式，全球与本土的文化“杂交”是一个趋势。文化产品在推向出口市场时需要迎合当地的品味和市场需求，本土元素被植入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之中。在本土和全球在不断的互动和协调的过程中，文化产品获得了全球和本土的双重特征，成为了一种混合体。
(二)全球化的消费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
新一代的消费者促进了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产品是艺术、技术和商业的结合。现代媒体技术如因特网促进了文化产品的传播，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出口。为了受到出口市场的欢迎，文化产品必须进行包装和营销，成为独特的、个性化的、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产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化商品获得成功需要遵循特定的美学原理———怀旧情结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浪漫主义。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密切互动的结果［4］(p.107)。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生产者需要重新塑造、调整文化产品的内容以适应市场需求，再通过媒体或旅游业进行推广。海外市场的消费者对外来的文化产品会进行全新的诠释，这往往会改变文化产品本身的内涵和特征。例如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蹈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被国外市场的消费者重新阐释和改造。对一些消费者来说，这种舞蹈代表着异国的吉普赛文化。另一些人是带着怀旧情结来消费弗拉明戈舞的，他们怀念边缘化的、浪漫主义化的、逐渐消失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文化。西班牙本土和海外的消费者不断的解读、重新解读，塑造并重新塑造弗拉明戈舞，使该舞蹈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与其最初的形式已大相径庭。可以说弗拉明戈舞不是某个民族的文化产物，而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断互相“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弗拉明戈舞蹈逐渐地从一种地区传统文化发展成为了出口商品，从安达卢西亚的文化遗产发展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娱乐产品，其发展历程代表着文化“杂交”与全球化。
二、文化产业的市场化
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必然推动整个市场化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是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通过改变其运作的法律环境使文化产业的运作能以市场为导向，这需要通过减少国家补助、文化企业管理改制，决策的去中心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科技的发展也与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特网、电信、各种电子产品等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消费文化产品。资本和市场的影响使文化从公共资源转化为市场商品。新技术的出现，政府的市场政策干预、公司的财政利益都推动了文化产业市场化的进程。当前经济发展向服务业转移，广告业和娱乐商品生产利润增多。电信业的扩张、因特网的渗透和普及为全球的商业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出现了新的市场需求。文化产业的全球化促进了文化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和重构，将业务外包给中小型企业并寻求战略伙伴来共同分担研发的高额费用。随着文化成为产业，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不得不从艺术家转变为企业家，文化产业的市场化使娱乐和文化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史无前例地增长。
(一)政府调控和市场化
文化产业成为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及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在政策诉求和政策工具方面，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了其特殊取向。［5］(p.19)政府一般以立法、调控和提供补助来干预文化产业，如巴西等国的政府会通过实行文化政策来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的衰退是由于公有制和过度的管控造成的，因此新自由主义倡导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和对管控的“松绑”。当今对文化产业的规范架构游移于“松绑”与“再管制”的概念之间。“松绑”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意味着政府放弃管控权力，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为导向。市场的竞争会更激烈，而同时政府的管控会减少和消失。而对文化产业的“再管制”则意味着政府的立法和管控不会消失，而是修订旧的制度和制定新制度，其结果是市场更自由而政府的干预政策也更多。现在的潮流趋势是文化产业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制定政策时把市场自由化和“再管制”相结合。［6］(p．230)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文化产业具有更灵活的特征，更需要不同部门的合作，而政府能起到协调各部门、行业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市场化需要经济和财政决策去中心化以及决策体系的重新组织。决策从由上到下的模式转变为政府、文化企业与市场互动的体系。决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因素，文化企业拥有了更大的自，而政府对文化企业的管控从直接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宏观调控。
(二)市场需求分析
企业生产文化产品需要在艺术价值和市场需求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7］(p.265)文化产品是反映了消费者的需求还是影响了消费者的需求呢?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在市场上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往往都是刻意地、或偶然地迎合了此前存在的消费者的喜好，或是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品味，使他们接受这样的产品。实际上，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十分相似，都是自己创造了产品的评价标准，然后再根据这些标准进行生产。对音乐产业的研究表明如果改变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消费者购买模式，得出的市场调研结果有着天壤之别。曾经被认为是“客观”的市场实际上是该行业使用某种方法主观建构出来的，就像企业自己制造的反映出市场情况的“镜子”。企业设计的调查市场的方法和流程本身就包含企业对市场的假设，得出的消费者对产品偏好的调查结果也会受到这些假设的影响，而不是完全客观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可以使用一定的方法来改变建构市场的标准。例如艺术作品就不能脱离其创作的背景来进行评价，它们的价值来自于推广和展出这些艺术作品的机构。这些机构为了增强它们在评价艺术作品方面的权威性而大量投入，以使其影响力大到可以决定艺术品能否被选择来引起公众的关注还是籍籍无名。例如印象派画作的兴起推使艺术作品评价方式从同行评议的旧体系转变为专家评议的新体系。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对艺术革新价值的重新评价，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印象派重新改变了大众的艺术品味，并影响了艺术品市场消费者偏好。艺术品市场的变化不仅是美学上的，还与机构有关。可见文化产业的市场不仅仅是由消费者决定的，如果文化企业自身的影响力足够大，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
三、文化产业的创新
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创新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处在快速变化环境之中的文化产业尤其重要。文化产品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产品，其需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8］(p.94)与其他行业比，文化产业受到新技术的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更大，新的竞争更快地出现，使文化企业很难盈利。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促使文化产业要不断创新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创新成为文化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文化产业关于创新价值来源的争论由来已久。是个人在文化产业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还是整个体制是重要因素?如果个人是创造价值的关键因素，那么文化企业取得成功就需要发现人才和发展他们的潜力。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是体制是创新的重要条件，那么文化企业创新的重心就不是人才，而是企业的机制、生产过程和企业文化创造出了成功的文化产品。问题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文化企业机构的创新能力，创新力来自哪里。个人的创新能力尽管很重要，但是仅仅单纯地寻求每个员工创新能力的提高，希望对企业的带来巨大改变的观点也是目光短浅的。创新是需要环境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新观点和新思想才能被培育、发展和传播，最终转化为产品，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和机构组织。创新是在一定环境中的个人行为。创新需要个人的性格、知识、认知能力、内在动机等内在因素和社会、企业等外部条件，并受到如个人知识、能力、团队、组织、机构环境以及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9］(p.73)工作环境能促进或是阻碍员工的创新能力。
(一)促进创新力的因素
促进创新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组织和管理者的激励、团队的支持、资源的配给、工作的自主性、工作压力和挑战性等。企业、领导和团队以反馈、赞扬形式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对于创新力的提高是很重要的。领导的支持、鼓励能增强员工的内在动力。创新常常是团队成员互动的结果，团队的支持有很大的作用。工作的自主性对提升创新力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员工在能够自己选择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的方式时更加富有创造力，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完全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过紧或过松的管理都不利于创造力，但工作自主性也不是指放任自流。因为创新工作都很复杂、很难清楚定义，所以创意人员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机构组织的协调才能集中精力于创作。此外，有形的资源对创新行为也有显著的影响。办公地点、办公设备、工作氛围对于创新力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适度的资金支持能够激发创意人员寻找新的、创造性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工作压力包括工作量和工作的挑战性。过大的工作量会阻碍创新，创意人员会因为过大的工作量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创新，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会激发创造力。创新需要时间，完成工作的时间太紧会对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一项研究将提高和阻碍中国和德国传媒业创新力的因素进行了对比，该研究对中国和德国女性杂志进行了调查后发现两国杂志的创意人员都认为工作环境对创新力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杂志创意人员提出企业的政策和友好的工作环境对提高创新能力必不可少。德国则认为“公开讨论的文化”，即每个新观点能得到倾听和重视，鼓励新创意的产生才能有效地提高创新力。为了促进新创意的产生，德国的杂志社经常组织创意团队的研讨会来营造氛围。领导对文化企业的创新力的作用也非同小可。两国的杂志创意人员都认为上级领导的支持、反馈和赞赏对于创新力提升很重要，但德国的创意人员还认为建设性的批评也是提升创新力的关键因素。德国的创意人员比较偏好“水平层次结构”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方式能培育出公开交流的氛围。德国的主编们提出鼓励团队合作、积极听取不同意见对于提高团队创新力更有好处。中国的主编则扮演了编辑团队的“模范”的角色，对团队成员提出创新性建议，激发他们的创意灵感。中德两国关于团队成员之间的支持在创新中的作用看法不同。德国的创意人员认为团队成员经常讨论能交流和产生新的创意。中国的创意人员很少和同事交流观点、谈论工作，对提高创新力有益的是同事之间友好、和谐的关系与认同。中德两国的女性杂志主编都认为创意的观点与文章都不是只能在编辑部办公室能做得出来。编辑需要外界激发灵感，因此需要必要的自主性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创作。因此，杂志社的每个创意人员都会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特别是德国的主编认为编辑需要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来写出有创意的文章。中国也认为工作的自主性对于提升创新力很有必要。德国认为过多的控制对创新力有消极的影响，但是需要适度的监控来促进工作的进行，而年轻化的团队创新力较强。两国的创意人员都认为从事过多的杂务会影响创新力，而适度的压力能促进创新。
(二)阻碍创新力的因素
创新力除了和个人的知识、能力、性格能因素有关，外在的环境因素也有很大的影响。德国的创意人员认为出版社的管理机制过于正式，等级森严。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创新，因为无论创意人员提出什么样的观点，最终的决定权却在主编。长此以往，创意人员的观点如果得不到主管的肯定，就会大大地挫伤其积极性，不利于创新力的提升。若企业实行“控制性文化”，制定过多的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限制，这会造成紧张的工作氛围，不利于企业内部的沟通、交流，会严重地挫伤创新的积极性。中国的杂志编辑不仅提到了公司政策对于创新的限制，还提出政府的政策也对创新有所限制。中国杂志的内容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媒体的政策会受到影响，从而为创意工作设定了框架。尽管被调查的女性杂志出版的内容是娱乐性的，不受到严格的控制，但是控制性的氛围会影响创意人员的思路，使他们无法自由地创作，整个企业的氛围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四、结论
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武汉水文化江城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徐城北先生的文集这样叙述到：“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寥寥数语，想必是对武汉最全面的概述了。同全国其他特大城市相比，武汉市的水资源优势突出。166个湖泊、165条河流点缀其间，水面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4，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数第一。丰富的水资源为武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武汉的人文历史就是水兴武汉、武汉兴水的历史。
一、水文化的内涵
水，是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管仲曾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综观世界文化流源，水势滔滔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枯容消长明显地影响了巴比伦王国的胜衰兴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是古希腊文化的摇篮，流淌在东方的黄河长江，则滋润了蕴籍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楚文化。所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将一切文化现象纳入到“水文化”的范畴内，“水文化”称的上是其他文化的母体。总的来说，水文化是对传统水功能的一种延伸和升华，其实质是一个国家或区域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品德在水事活动中的体现，其根本理念是创造以认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水文化有不同的含义。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管子·水地篇》中说“书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这里，水充满生机和活力；而老子从另一个角度论水德“上善弱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儿于道。”这也体现了水的人格魅力。可见，水文化就是人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倡“人水和谐发展”的最初依据。
从水利的角度来讲，水文化是人类对社会各个时代和时期水环境观念的外化，是人类为适应自然生态水环境和满足兴利除害需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指导自身行为和评价水利工程、水利事业的准则。
从景观的角度来讲，城市特色景观的生成不外乎三种途径：一是美学途径，二是心理学途径，三是历史文化途径。城市景观设计的三大原则是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文化。水文化就是指在在城市景观的建设中充分利用城市的人文水资源，以水为载体，紧密联系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将人的行为、历史水文化和创造城市特色景观综合协调考虑。
二、江城武汉的三镇风貌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山丘、湖泊与平陆相间，享有“江城”和“百湖之市”的美誉。从3500年前古“云梦泽”旁盘龙城的兴衰，到三国时期占据长江天险的武昌城的兴起，再到汉水改道后汉口的繁荣，以及近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快速发展而成的“大武汉”。水生态系统的演变不仅在武汉的各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起着特殊的作用，而且还造就了武汉“两江三镇”的城市格局。
汉口是武汉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武昌和汉阳分别隔长江和汉江相望。汉口得名于地处汉江之口，因古时称汉水为夏水，故当时有夏口之地名。汉口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说。明朝成化年间，汉江几经改道，最后使得今天的汉口成为同临两江的黄金地段。至明朝末年，汉口已经相当繁华，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为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武昌高校林立，文风盛行，成为了武汉市的文化区，与当年的“以武治国”相去甚远。“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是武汉三镇中最早成形的，被武汉人称为老城。
三、江城武汉的水文化优势
城市的建设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一张独一无二的城市名片。武汉的文化特色与个性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曾经说过：“城市风格首先依托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特色。武汉在这个方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江城风格’。”余秋雨先生说：“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大河文明’，能称得上大的城市，只有大上海、大武汉、大重庆，武汉应立足自然生态，做足长江文章。”
其实，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中，就有不少名著名篇名家都是从水的角度来认识武汉、赞美武汉的。《尚书》记载：“江汉朝宗，其流汤汤。”《诗经》记载：“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崔灏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成千古绝唱。诗仙李白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则让武汉第一次有了江城的美誉。后来，南宋诗人袁说友在《游武昌东湖》中也写道：“只说西湖在，武昌新又说东湖……如何不作钱塘景，要与江城作画图。”又一次奠定了武汉“第一江城”的地位。
水不仅是文人墨客关注武汉的重要方面，也是江城政治经济地位形成的重要因素，这在历史记载中也有体现。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一副楹联中高度概括了江城武汉在中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联云：“昔日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孙中山先生不仅把武汉三镇的情况熟记于心，而且几次要把武汉作为中国定都的最佳地方。他曾说“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北控，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对武汉的水更是情有独钟，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不仅描写出了武汉的气势，更为武汉今后以水而兴指明了道路。当代中央领导人也非常看中武汉，把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中心城市纳入规划战略。在国务院批准的武汉总体规划首页中明确表述：“要把武汉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城市。”这些都肯定了武汉的江水特色，显示了武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
四、江城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武汉是一座源水而发、因水而兴的城市，其城市之根就是水，文化之根就是水文化。因水患肆虐而闻名的龙王庙，江河交汇的南岸嘴，山拥水抱的东湖风景区，全国最大的滨江景观江滩……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武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但是目前武汉市的水文化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杭州、成都等城市来说比较落后，不仅在理论研究上没有形成严密成熟的体系，而且对现有的水文化资源保护不够，致使水文化优势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利用。
举一个例子来说：武昌东湖与西湖相比，为什么一直只是湖北名湖，而不是中国名湖？究其原因，西湖是中国人文资源沉淀最为深厚的文化之湖，一直被人们认定为是活着的吴越文化的“博物馆”，而东湖的文化多流于表面，缺乏历史的品位。“水文化的沉淀与升华不够”才是东湖落后于西湖的根本症结所在。这也说明了我们现在的落后局面，只有加大水文化开发的力度，才能提升武汉的文化品质，创出城市特色。
本文仅对水文化之于武汉的建设提几点粗浅的意见：
1．把水文化贯穿于城市规划中，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在规划中要注意水功能的合理分区，并要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支持、保障武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与流域功能区划和武汉市水环境功能区划相协调。
2．把水文化溶入到城市景观建设中，挖掘和突现其文化内涵。近几年来，武汉市重点实施了“绿满滨水、显山透绿、景观道路、亲民绿化”四大工程。建设了一批美丽的亲水景观。今后在这个方还要继续面努力，争取早日把武汉建设成为“一步一景”，并且每个景观都是水文化象征的“有独特内涵”的江城。
3．把水文化展现在城市旅游经济的运行中，二者相互促进。亲水是市民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也是武汉独特的对外吸引力之一。因此，在发展武汉旅游业的时候，应注意开发水域旅游，使旅游者能在游览过程中能时刻感受到江城的水特色，这也是武汉旅游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
4．适当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市民知晓水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人民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加强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可以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水文化建设的队伍中，促进武汉的水文化发展。
5．武汉已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开展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试点城市。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在进行武汉市水文化的建设中，要注意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污染，运用科学发展观，实现人水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浅议水文化分类结构大纲》．刘星原．《湖北水利水电》2005年第1期．
[2]《“以水为师”——萌生中国水文化的哲学启蒙》．《江苏水利》2005年第8期．
文化论文篇9
特级教师钱梦龙曾说，目前初中文言文课堂教学最大的弊端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解读文言文的能力，我们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在文言文的解读中巧妙练笔。的确，解读文言文的根本就在于他们深邃、厚重的语言洞察力与穿透感，在解读文言文中巧妙练笔是解决作文教学中学生语言能力较差这一最大难题的有效方法。譬如，在教学《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时，这篇文章传送千古的传神之笔无疑是那句写月的名句“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这句话无一字写月，却处处透露着月光的皎洁，它把月光比作清澈透明的积水，把竹柏的倒影比作水中纵横交错的水藻、荇菜，如果你某一日心情如苏轼那夜般郁闷，你一定会感受到这写景名句的精妙，妙在将你的心境传达得淋漓尽致，却又说不出它是如何的好。
看到学生们也由衷地钦佩苏轼的文思、文笔，笔者灵机一动，组织学生回想自己某个触动于月色的瞬间，记叙一下那日的事件、时间、地点、朋友，用比喻的手法来描摹一下月光。很快地，一名成绩普通的女生写出了自己平日里透过宿舍窗户瞭望月光的感受，说月亮像一个三棱镜，即使自己很普通，也要折射出温馨、明亮的月光。读写结合，多数教师多应用在现代文的阅读课堂上，有了这一节课的尝试，笔者想告诉大家，在文言文解读中巧妙练笔无疑是教法改革的一方沃土。
二、激活一种态度，在文言文教学中升华情感
文化是民族之根，立国之本，文言文自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目前，经典诵读、国学讲座等活动方兴未艾、生机勃勃，是因为有识之士依然认识到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我们必须坚守文言文这块文化阵地，为祖国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苏教版教材选编的文言文，篇篇都渗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我们要引导学生深入体会，从中激活良好的学习态度，升华民族情感。譬如，八年级下册《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笔者组织学生针对“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一句中的教师态度展开讨论，有学生说良好的教育应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老师如此地高高在上是不对的;也有的学生说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程门立雪的故事与本文的故事情节都折射了这样的传统文化。
文化论文篇10
品牌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的物质条件等。篮球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丰富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社会现象，一种随着人类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文明标志的体育文化。篮球技术也许能在短期内成就几个优秀人才，但篮球文化能成就整个篮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篮球文化是观赏和参与篮球运动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制度化凝结，是篮球运动的知识、技能、习俗和制度的总称。作为篮球运动的“魂”，篮球文化的核心是篮球价值观的群体共识，其实质是篮球的“人化”和“化人”。它既包括篮球参与者的观念文化，也包括篮球参与者的行为文化;既包括意识形态的软文化，也包括物质形态的硬文化。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文化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超联赛进行产品及品牌定位的主要依据是联赛所具有的核心技术能力、核心经营能力、核心价值优势等，对比nBa、CBa、nCaa，大超联赛在核心技术、核心经营方面没有优势，但可以打造赛事品牌文化战略，通过品牌文化取胜。基于此，本研究把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文化定义为关于大超联赛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品牌，狭义上讲，就是品牌的牌子，它是企业给自己的产品规定的商业名称，通常由名称、标记、符号、设计或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用作一个商业的标志，以便同竞争者的产品相区别。对于篮球俱乐部而言，俱乐部的品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球队的整体形象素质和发展指向，俱乐部的标志如果代表的涵义比较特殊又含有较高的文化底蕴，或者说俱乐部的标志比较贴合消费者的心理，那么俱乐部品牌就在树立之初获得了良好的印象分，在球迷中引起较好的心理认同，那么在此后的比赛中，当与其他球队旗鼓相当或略低一筹时，也会赢得较多的球迷。
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各代表队来自南区(成都、南京、广州、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厦门)和北区(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天津、西安、北京)，共16所知名大学，商标都是体现自身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品牌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大超篮球队的品牌提升。在美国，刚进大学的学生，老同学就会告诉他，我们学校有篮球队，成绩如何等，让他很快融入到学校的文化当中。这些篮球队的乐队一般有50多人，赛场音乐有20多首，每一个音乐出来，在场的学生都会有统一的动作与赛场互动。比如，开赛后主场不进球，观众都站着鼓掌、加油，直到主队球队进球观众才会坐下。如果裁判出现误判，观众不会骂黑哨或说什么脏话，大家转过来，用后背对着裁判等等，赛场上的文明观赛氛围很好。这种培养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不是一两场比赛可以解决的。当问到观众对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标识CUBS的认知程度时，熟悉的人数占到了总体的19．7%，一般程度的占53．8%，不熟悉的占26．5%，对大超联赛有所了解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73．5%。说明大超联赛经过了6轮比赛的运作，虽然不能做到耳熟能详，也逐步得到了大学生群体的认同，这是大超联赛得以较好发展的充分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体育在学校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借助高水平体育比赛来树立和提高自身的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而中国大学生男子蓝球超级联赛正以其高超的竞技平台和丰富的文化元素，为高等院校提供了展现自身形象的良好舞台。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各个参赛队在文化建设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准备。有代表学校特征的大超篮球队标志的高校占到了总数的52．3%，其中专门供大超比赛的篮球场占22．7%，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的场地都是各大高校的体育馆，设施配备齐全，硬件质量较高，可以说基本能达到CBa联赛的场地要求。队徽占8%，队徽多是代表自己学校的校徽或体现学校特色的标识。队名占8．3%，大超参赛队多数所属国家985或211工程大学，历史悠久，成果卓著，以大学校名为代表队的队名，无形中带给观众更多的憧憬和期待。但是还有47．7%的比例是属于不清楚的选择，说明大超篮球队在物质文化建设方面仍然停留在篮球场、队徽、队名、队旗等较低层次，具有高附加值的队歌、口号、吉祥物虽然已经显现，但数量较少，应予以加强，促使联赛物质文化尽快向高层次转变。参加大超联赛的各个高校已经认识到篮球精神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5%的高校在校园建有篮球雕塑，4．6%的高校有关于篮球的画廊，5．7%设有专门陈列大超篮球成绩的荣誉室，1．3%的设有篮球阅览室，但84．6%的高校还没有建设与大超篮球队有关的人文景观。说明，目前大超联赛在为高校争光的过程中已显示出了好的势头，但多数高校仍在观望，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大超联赛的龙头作用和硬件文化的辐射作用。这关键还需要大超联赛进一步做强、做大，使大超篮球联赛文化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被各个高校列上议事日程，真正植入每个人的眼中、贴入每个人的手中、深入每个人的心中，做到处处有高校，时时有大超。
二、CUBS制度文化品牌
(一)联赛赛制
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于2004年10月开赛，它所承担的任务是为专业篮球队直接输送篮球专业水平和文化素质内涵兼备的篮球人才。在中国篮协注册的青年队队员，只要经高校录取，同时符合联赛的其它参赛条件，就可以代表所在学校参加联赛。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赛制与CUBa联赛相比更加专业化，把参赛的16支队伍分为南北两个区，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常规赛)南、北两区均采用主客场双循环比赛。第二阶段(季后赛)同样采用主客场双循环比赛。第三阶段(总决赛)采用三场二胜制。但参加大超联赛的学校多为全国重点大学，甚至把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体育院校和有篮球实力的一般院校也排除在外，这样就不具备完整性，不能代表我国大学生篮球运动的最高水平。由于“大超”联赛允许专业运动员参赛，有时比赛未打胜负已显而易见，所以很多没有专业运动员的学校对参加“大超”联赛兴趣不浓，这样也不利于高校自身对人才的培养。大超联赛赛制没有考虑到参赛高校地区篮球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高校篮球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别。简单以地理位置分成几个赛区，每个赛区的前几名出线，这种赛制可能会使很多优秀的球队在基层比赛中就被淘汰，赛制不够科学。因此，大超联赛应着手研究联赛的队伍选拔方式，充分调动其它高校的参赛积极性，新的方式对现有的参赛学校也是一种竞争的压力，从而使大超真正代表了当今中国大学生篮球发展的最高水平。
(二)运行机制
目前大超队员主要是通过“免试”、大幅度降分录取的方式进入大学的，队员文化课基础普遍比较薄弱，而大超联赛的赛制较紧，比较接近职业联赛的赛制，使得学习与训练的矛盾一直是大超联赛面临的主要问题。大超球队的经费主要来自学校拨款、上级主管部门拨款、企业赞助，联赛预期的靠商业化提供主要资金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训练主要由各高校体育部门负责，教练员多数是各个大学的体育教师，同时专业教练员也陆续加入其中。对此，高校已采取了灵活的教练员引进模式，吸引一些具有专业队训练和执教经历的教练员走进大学校门，很好地利用这一社会资源提高大学篮球队教练员水平。调查显示，63．4%的人认为大超篮球队的文化建设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完善的规章制度，36．1%的人认为没有这种制度配备，可见大超联赛目前在制度建设方面虽已经起步，但仍需逐步完善。
三、CUBS精神文化
品牌高校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空间，以学生、教师为参与主体，以课余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文化的多学科、多领域广泛交流及特有的生活节奏为基本形态，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种群体文化。大超联赛是传播价值观念，结合各类文体文化活动的载体。大超联赛作为大学生才思泉涌的地方，是大学生自我展示的舞台，是大学生休闲娱乐的场所。它不仅是比赛，还包括娱乐、教育、公益等诸多元素，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使校园多元文化在大超联赛中得以弘扬，校园凝聚力得以增强，校园热情得以弥散。
(一)CUBS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尺度，指导着人们的人生态度、信念、理想和行为。一定的价值体系既是校园文化内涵的核心，也是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品牌而言，品牌的文化不仅是其外在的形象特征，而且还是品牌拥有者所倡导的一种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发展的指向。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之所以辉煌发展，与各个俱乐部、代表队以及每个队员对篮球的热爱是分不开的，甚至成为了自己的第二信仰。天津工业大学男子篮球队是一支年轻且极富朝气的球队。他们有着不寻常的积淀，他们对篮球的那股热情缔造了大超联赛的“黑马神话”。这是一支精锐的球队，队中的每位成员都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战斗力。这也是一支团结的球队，他们彼此配合，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可以明了对方的想法，让对手心惊!后卫冯岩对自己“充满自信，严格要求”，使篮球这项运动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对同伴“相信队友，团结一致”，共同奋进，一起为梦想而努力拼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明天，他依然展望未来，坚持梦想，让自己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风行球场、自信阳光;身若飞猱、球如神射;自小习球，孜孜不倦;以苦为乐，坚持不懈;自信满怀，成就精彩;谦虚踏实，厚积薄发更是篮球队后卫马乐的真实写照。陈禹男就是本着一场一场拼，把每场比赛当做最后一场比赛的原则认真打每一场球。“相信努力”的华中科技大学篮球队员刘锋相信“努力打好每一场球，华科仍有精彩的明天”。鹰样少年，何嘉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句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他内心的刚毅、坚强与执著。这些球员的共同点是，家长的帮助与鼓励是他们背后坚强的后盾，支撑着他们追寻自己的篮球梦想。大超联赛还规定每年每个学校必须到附近的中小学去做辅导，到社区、养老院等去慰问，以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生每个赛季到现场观看大超比赛的次数显示，47．1%的学生观看次数为1次，4次以上的学生占总数的27．3%，可以看出大超比赛已成为学生积极参与的一项活动，而每个赛季大学生到现场观看比赛的次数不多，提示在大超联赛初步发展阶段，应加强联赛的宣传，让赛事真正走进每个学生的生活。当问到学生对大超联赛的喜爱程度时，选择一般的占总数的69．8%，选择喜欢的占21%，非常喜欢的占0．4%。总的看来，选择一般程度以上的学生数占总数的91．2%，说明学生对大超联赛已基本了解，喜爱程度在逐步加深，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对大超联赛品牌知名度一个最好的证明。
(二)CUBS对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影响
集体主义长期以来都是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主旋律，是校园精神文化重要的体现形式。集体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基础，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升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它有不同的内涵。在当代高校中，它主要表现为爱国、爱校情感的统一。培养并增强校园人的爱国、爱校情感，应当作为创建良好校园精神，发展校园精神文化的关键。调查显示，大学生观看大超联赛的主要原因调查中，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占35．7%，消遣娱乐满足精神享受次之，占总体的16．4%，喜欢篮球运动占16．1%，体验赛场氛围占15．1%，学会与人交往占2．9%。充分说明大超联赛对学生爱国、爱校集体主义精神的激发是第一位的，以此看来，大超联赛已逐步成为学生消遣娱乐满足精神享受的生活的组成部分。可见，承载着一种团队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一种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的大超篮球比赛，对青年大学生、高校来说都是一笔珍贵的教育素材和精神财富，对于教育引导学生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CUBS对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校园精神文化对教育的功能、对社会的影响、对高校的推动，都是通过落实到校园人的具体作用来实现的。调查显示，在学生经常参加的闲暇活动中，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7．9%，观看其他体育比赛的占20．4%，观看篮球比赛的占16．2%;观看文艺表演、玩电脑游戏和看书的非体育活动人数比例依次是15%、0．25%、0．25%，可见直接和间接参与体育的人数比例已达84．5%，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明大超联赛已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文化生活，使具有潜在价值诉求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丰富多彩。因此，从根本上说，校园精神文化对人的发展的促进，才是最直接、最显著的作用，才是校园精神文化强大的力量和最根本的作用功能之所在。
四、CUBS活动文化
品牌大超联赛生产“产品(比赛)”，同时也带动相关文化活动的生产，使大超品牌存在于参与者的心里。在情感层面看，主要包括人格特征、个人联系度等要素;在功能层面看，主要包括可感知的质量(比赛的精彩度)、功能利益(即对校园文化的积极影响)等要素。品牌赛事是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通过各种媒体介绍、报道，不但可以展示高校学子竞技的风采，同时还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联系、沟通，扩大信息量，从而提升学校知名度，使无形资产增值。而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又使各参赛高校的校园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提升了学校的品牌价值。大超联赛不是简单的赛事，而是大学生活体验的狂欢。大超联赛是舞台，学生既是导演又是主角。学生啦啦队在此平台上，凭借优秀的活动执行能力组织富有感召力和亲和力的校内外活动。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5月，大超联赛的参赛学校都有长达4个多月的比赛周期，学生啦啦队的队员们在校园里切身感受“球季”的概念。在啦啦队的赛场上，队员们本着对大超篮球的无比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赛场的舞动当中。舞龙舞狮、集体交谊舞、“V”字型的造型、人梯型的团队配合，一次一次烘托出浓厚、暖意的赛场氛围。融合传统与现代、尽显当代大学生阳光灿烂的朝气和对未来生活的充满信心。调查显示，大超比赛期间，学校举办的文化活动中，新闻报道占31．9%，这是央视体育频道对大超联赛的直播报道，不仅是电视转播权的营销，更是一个整体的文化展示。文艺汇演占10%，篮球沙龙占11%，广告设计占6．7%，CUBS摄影大赛占5．7%，还有CUBS形象使者大赛、CUBS知识竞赛，种类较多，琳琅满目，与相关产业产生共振，使大超联赛的赛事影响力更加持久、更加有生命力。但是有19．2%的比例仍然是文化活动空缺，可见大超比赛期间，文化活动虽然在开展的赛季配套齐全，但整体仍然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加强。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3亿，网络已经深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超联赛不但在腾讯网上设有大超篮球的网页，提供关于大超联赛的赛事概况，在各个代表队所在高校的BBS上，大学生们更是让每个人的心声也随之跳动，丰富这个美好的校园。调查显示，学校BBS上讨论大超联赛的帖子数量中，认为一般的占总数的52．9%，多的占5%，很多的占2．1%，一般程度以上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60%。可见，大超联赛也逐步成为了学生课上的案例和生活中的谈资，让大超联赛文化真正成为了一种生活文化，这实际也是我们开展大超联赛的真谛所在。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