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古诗篇1
古代文学论文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李肇《国史补》卷下）、“俗”（苏轼《祭柳子玉文》，《东坡前集》卷三五），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惠洪《冷斋夜话》）。这些评论和传说都是就白诗的整体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贬斥之意。“老妪能解”更明显出于宋人臆造，与白诗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白诗按照作者本人所划分的类别，其语言运用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其中，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当然，与白居易的艺术天性更为吻合、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一讽谕诗的用典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语言运用提出过明确要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全篇其实都是言必有据，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荀子•性恶》称：“少言则径而省。”《论衡•正说》有所谓“径直之文”。《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辩而不华，质而不俚”（3）。《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直而不野”，“怊怅切情”，《体性》赞赏“辞直义畅，切理厌心”，《比兴》谓“比兴虽繁，以切至为贵”。根据以上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这四条标准都是就文人创作传统而言，并且以某些经典作品为典范。它所排斥的，仅仅是文人创作传统中的另一类华丽、空洞、繁缛、迂曲的风格；不但不排斥典雅庄重的风格，相反，恰恰要以它的方式努力达到这一风格。此外还应注意，《新乐府序》所言还不能涵括讽谕诗中的另两卷五言古诗，五言古诗中由于包含大量兴寄体作品，其风格当然更显得古雅典重。
这种风格要求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以下是对讽谕诗中五言古诗与新乐府杂言两类作品使用典故（事典）和书面成语（语典）情况的统计结果：《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昭七）吴王心日侈。（哀元）伍员谏已死。（哀十一）《赠樊著作》：虽有良史才。（宣二）《感鹤》：况乘大夫轩。（闵二）《赠内》：冀缺一农夫。（僖三十三）《寄唐生》：功高虞人箴。（襄四）《寓意诗五首》：白水指为盟。（僖二十四）《答桐花》：雄鸡自断尾。（昭二十二）使用其他书面成语的，约930例（4）；其中《诗经》77例，《尚书》25例，《周易》23例，《礼记》37例，《左传》40例，《论语》29例，《老子》15例，《庄子》29例，《楚辞》29例，《史记》39例，《汉书》35例，汉代文（赋）约40例，古诗20例，六朝诗约140例，六朝文（赋）约90例（其他略）。下面也给出《左传》的用例：
白居易的古诗篇2
摘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在日本平安时代，白居易是日本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唐代诗人,当其所著《白氏文集》和《白氏长庆集》传入日本之后，白居易平易流畅的诗风受到了日本人们的很大欢迎和推崇，各个领域的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接受。本文试从白诗对日本平安朝文学著作、汉诗文、和歌等产生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探讨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影响及日本平安朝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氏文集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律四类。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感伤诗上，并且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
一、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冷斋夜话》中曾经提到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对文章进行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还不足为凭，但白诗的通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个性相符，也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和模仿。
第四，《白氏文集》是一部大型的文学辞典。当时的日本文坛极其尊崇汉诗文，《白氏文集》的取材范围基本涵盖了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与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相似，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因而成为模仿的范本是很自然的事。
二、白氏文集的影响
自白居易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曾说过：“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选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也曾作诗称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白居易的作品不仅在日本的评价极高，而且还引领了日本人学习白诗的热潮。
白氏文集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最应该提及的就是汉诗文。因为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文学是以汉诗文的繁荣为标志。特别是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歌。最早进行白诗排律模仿的诗人算是菅原道真，他的《寒早十首》就与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灵活运用。从汉诗的表现手法可知它从白诗中吸取的精华“意象”，“意象”是诗人进行思考与察觉的一种方式,是诗中形象活跃的体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白居易的诗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次影响深远的当属和歌了。“和歌”作为最能表现日本民族心声的艺术样式，也孕育了一大批歌人。在以在小野小町、原业平、文屋康秀等为代表的优秀歌人中也将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加入到和歌创作中。唐诗与和歌结合的代表产物就是“句题和歌”。它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然后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所作的句题和歌中，绝大部分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可见唐诗为和歌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
三、白诗与平安时代诗人及其巨著
平安时代作为日本受汉文学影响最深的时期，也产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为著名的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歌人、作家，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与紫式部、和泉式部并称为平安时代的三大才女，曾任一条天皇皇后藤原定子身边之女官。一条帝时，仕于皇后定子，甚受眷遇。雪后皇后顾左右曰：“香炉峰之雪当如何?”少纳言即起搴帘，大家都很佩服她的敏捷。这种看似机制警敏的对话其实是建立在日本贵族阶级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和熟知的基础上的，其依据便是白居易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中的诗句“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她的著作《枕草子》内容不仅涉及山川草木、人物活动，还有京都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在一年四季之中的变化，抒发胸臆，缀成感想。
紫式部，自幼熟悉汉文，遍读中国典籍，对白居易十分推崇，其所著的《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非常密切，，《源氏物语》深受白诗的启发，写了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并借以向社会提出血泪控诉，据统计全书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诗句就达108处之多，除了白诗之外范围还非常广泛，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史记》、《庄子》、《诗经》、《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全书有近100万字，分54回，以主人公光源氏50余年的仕途道路上的兴衰和置身情海的放荡生活为经线，以数十个与其相连且命运各异的贵族妇女的情感纠葛为纬线，很形象的展现了日本平安王朝时期贵族的生活。紫式部开篇题为《桐壶》，敏锐地觉察时代的真实本质，通过借用白居易《长恨歌》的情节作为全文的开端，引用“安禄山之乱”，曰：“‘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呢”，用桐壶帝的专宠桐壶更衣来反映专宠必然引出祸事，设下悬念,紫式部就凭自己对于白诗的自由运用为我们成功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
四、白诗与汉诗、和歌
桓武时，为了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极为尊崇。到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其盛期时期。很多文人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很多白诗的句子被运用到日本汉诗中。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
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只今犹合傲王侯。――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上面的白诗和岛诗分别对应，非常有韵律。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再重新组合，溶入到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由此可见，白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汉诗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而且能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创作构思，通过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早宫神社上社祭祀的神明――菅原道真，他既是诗人，又是大学寮以及管家廊下的指导者、文学博士，可以说是平安时代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大学儒，更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著作。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由此可见白诗在汉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算得上汉诗的源泉所在。
和歌是日本的一种诗歌体，这种日本诗是对汉诗而言的，日本最初的诗使用汉字写成的，有的用汉字的意，有的的用汉字的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日本特点的诗。
下面为“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昭《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里，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算是文学创作。
菅原文草卷三《秋天月》中，有“一生不见三秋月，天下应无断肠人”的诗句。不少学者指出，193首大江千里的和歌是白诗“燕子楼中霜月色，秋来只为一人长”（《白氏文集》卷十五）的翻案。以此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已成为平安朝歌人文学修养的一部分。
五、结束语
从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正迎合了日本平安朝时代背景，为白诗在日本平安朝的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其作品的风格，正是平安朝诗人所钟爱的，受到了当时很多著名诗人的推崇，白诗逐渐被你们接受，白诗在汉诗文和和歌的创作和发展过程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日文化连接的纽带。
从日本平安朝文学的特质来看，日本古典文学是受到汉学的滋养而破土发芽的，中华文化给予了它丰富的营养和经验。日本古典文学在吸取了汉学养分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白居易热”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和艺术精神，但是对于平安朝、及以后日本的文学文化的历史发展，白居易诗歌的流行正是当时地方文化裹足不前的最有效的一帖良药，它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将永远流传下去，我们在另外的国度也会看到它的繁盛和积极影响，中日文化的一衣带水也将以其世界化的广度被整个人类文化所关注。
参考文献：
[1]谢东芹，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文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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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本文学》。
[4]王雅楠，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职业时空》2010。
白居易的古诗篇3
【关键词】白居易；巴渝诗歌；内容；艺术特色
巴渝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有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巴，乃古巴国所在地，治所在江州（今重庆）；渝，乃指渝水，为嘉陵江古称。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记：“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p1忠州处于三峡腹地，虽然荒僻，但面对气势雄伟的长江，背靠崇山俊岭，不仅有三峡胜景，还有许多历史遗迹，更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还有充满异域情调的民情风俗。忠州文化在巴渝文化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历代名人学士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在其地均有翰墨传世，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忠州任职将近一年多，他前前后后写下了将近120首优秀的诗篇。这些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挚，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以下将主要从两个大方面简单论述：
一、白居易的忠州诗的主要内容
（一）借助巴渝地区的自然景观抒发自己感情
白居易赴任忠州刺史之时恰好是阳春三月，此时的长江两岸，峰峦耸峙，草长莺飞。优美的三峡风光，使白居易惊喜不已。他沿途赋诗，描山绘景，触景生情，表达了自己对巴渝地区自然景观的认识，抒发了自己身处逆境的苦闷情怀。留下了几首动人的诗篇。例如《入峡次巴东》、《初入峡有感》、《夜入瞿塘峡》、《题峡中石上》、《滪滟堆》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例如《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长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2]p138这首诗是白居易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三峡的雄奇壮观写下的，并且将三峡的山高、崖险、水深、滩急、浪翻的雄奇之势，描绘得惟妙惟肖，令人如同身临其境。当诗人观赏到三峡的奇景之后，又联系自己的身世，不免触景生情，发出了“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的慨叹。抵达巫山后，白居易下船拜观神女峰，写下了《题峡中石上》：“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了诗人对巫山神女峰景观的赞美之情。接着进入瞿塘峡，正逢晚上坐船，惊涛拍岸，令人惊心动魄，作《夜入瞿塘》。白居易当描绘完峡谷的奇险：“岸似一双屏洽，天如匹练开”之后，接着便发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沌濒堆”的感慨，抒发了自己遭贬谪之后一直积压着的愁苦情怀。
（二）描述了忠州城面貌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
白居易在听到要从江州调到忠州这个消息后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在《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一诗中写道：“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他认江州为“鸟笼”，可见在那里的生活是多么郁闷。在他看来，将要去的忠州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解脱烦闷的地方。但是当白居易真正到了忠州，面对如此荒凉之境，不得不让他心里有所落差，更多的是失落之感。所以，在他刚上任时期，他写下了很多关于忠州城面貌的诗歌，并且还反映出当地人民所生活的环境和一些生活习惯，当然，这些诗歌中也夹杂着白居易复杂的情感在里面，但更多的一种厌恶之情。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初到忠州赠李六》、《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西楼夜》和《东楼晓》等。
（三）反映当地风俗民情的诗歌
唐代的忠州是以巴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积聚区，巴人的风俗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他们都喜欢歌舞。《太平寰宇记》载：巴渠居民“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为乐”。竹枝歌古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竹歌，是一种具有乡土气息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因“《竹枝》本处于巴渝”，故又称之为“巴渝曲”，“巴渝辞”，“巴渝歌”。白居易在忠州从政之余还开始对竹枝歌舞这一风俗感兴趣，并且还注意收集民间歌谣，创作了《竹枝词四首》，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如《竹枝词》其二：“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和《听竹枝赠李侍御》：“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这两首诗歌的内容都明显带有巴渝地区文化的特色，既写出了巴人善唱竹枝歌的风俗，同时诗人也将自己作为其中的角色之一，从而表达出一种哀伤的情调。
二、白居易巴渝诗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诗歌向来以“诗风俗众，老妪能解，儿童能歌”的俗白而著称，其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流畅自然。他还善于将写景和抒情结合起来，显得自然得体。他在忠州期间，善于学习民歌，使诗歌的特点更加清新自然，贴近生活。从整体上来说，白居易在巴渝地区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运用比拟手法，语言有含蓄美
白居易在忠州的不少诗歌很善于运用比拟手法，从而更好地借物抒情。如他写的《鹦鹉》：“竟日语还默，中宵栖复惊。身囚缘彩翠，心苦为分明。暮起归巢思，春多忆侣声。谁能坼笼破？从放快飞鸣。”诗人以鹦鹉来比喻自己，表达出一种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同时，白居易的语言一向被认为比较浅显易懂，缺乏意境，但是他写的忠州诗的语言风格中却带有含蓄之美。比如他的《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就对荔枝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夕讶条悬火，朝惊树点妆。深于红踯躅，大校白槟榔。星缀连心朵，珠排耀眼房。紫罗裁衬壳，白玉裹填瓤。”诗中还以“面白似潘郎”比喻杨使君，暗示自己与杨使君均有荔枝一样的禀赋，而却被贬在遥远的南方，远离京都。全诗描写形象生动、语言含蓄隽永、寓意深远。
（二）抒情和写景紧密结合，情景交融
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中有很对诗歌都是在描写外界美丽的自然景色的时候，他往往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使情与景结合在一起，让人感觉到“一切景语皆情语”。例如《夜入瞿塘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竹念）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诗中“岸似双屏合，天如匹练开”句十分形象地揭示出了瞿塘峡的奇险。由这样的艰难险境诗人不禁联想到了命运的多见多难，因此，由景生情，最后一句，出了“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的感慨。同时本诗还能以屏风、匹练喻山峡之险狭，已颇警拔，而诗人更即景设譬，以滟滪堆之高，喻自己愁绪之多，真可谓妙手天成。前人喻愁，多用水。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居易却能匠心独运，跳出窠臼，创造出喻愁的崭新意象，这样使得抒情效果更佳贴切。
总之，白居易在巴渝期间写下的诗歌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诗歌艺术具有特色，值得深一步地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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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古诗篇4
关键词：杜甫白居易讽喻诗
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及杜甫、白居易二人，分别谓之“写实倾向”[1]71-82与“尚实”[1]169-194的诗歌思想。从二人存世作品看，杜甫关心民生疾苦、心怀君王朝廷的诗作与白居易奉行“兼济之道”（《与元九书》）的讽喻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上都存在气质上的相近性。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云：
又观（白乐天）《新制布裘》诗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后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2]72
此外如同样控诉开边战争，杜有《兵车行》，白有《新丰折臂翁》；同样反映富者豪奢、贫者冻馁，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有《轻肥》。两人写实的诗歌，在题材上皆多以时事入诗，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在艺术价值外别有史学意义。
然而在写实主义文学思想中，白居易作为杜甫的后继者，却未能完成对杜诗的超越。对此，古人既有公论，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2]150①可谓一证。在后人眼中，白居易标举“讽喻”的诗歌在总体艺术成就上难望杜诗项背，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分析二人作品面貌之异，探其缘由。
一、“因情生文”与“为文造情”
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②谓杜诗：“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则是杜甫的创造。”[3]234而杜甫叙事诗之“诗史”性质，更为论家称道。杜甫乃集中着力于创作的诗人，其本人对“写实”主张的直接论述于文献中罕见，但观其《羌村》、《北征》、“三吏”、“三别”等流传千古的诗作，那种志在忧国、行在恤民，以饱含浓烈情感之笔触记录真实历史场景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当属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之于写实，则明确提出“讽喻诗”的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早年的《策林・采诗》便提出“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新乐府序》则明确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此，他写作《秦中吟》、《新乐府》等一系列“干预现实”，甚至“干预政治”的诗作。“袁本文学史”谓之“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指明其对杜甫写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继承。
然而，杜诗与白诗却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写作出发点不同。这一点“袁本文学史”已有论述：
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喻之意，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3]285
老杜作诗，是真正的“因情生文”，而白居易则带有“为文造情”色彩。故而在情感的感染力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终难比肩于杜甫的写实主义创作。以同表现兵役苦民的《兵车行》于《新丰折臂翁》为例，杜诗塑造的艺术形象，是诗人亲见的普通百姓，不具备任何独异特质或传奇色彩；而白诗中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折臂翁，则带有一定的传奇性。杜甫写作《兵车行》，是真正的“即事名篇”，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则明显带有为表现主旨刻意选材、有意修饰的痕迹。白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虽更具震撼力，但相比杜诗从普通大众身上发掘出浸人骨血的悲剧意绪，其动人力量毕竟略逊一筹。
二、“惊人方休”与“务求浅切”
在运字造语方面，老杜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杜甫亦自谓其作诗“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之七）“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杜诗一字传神、善用叠字、对仗精工、句法错综等艺术特色已为人熟知，罗宗强谓杜甫“是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1]84谓杜诗“有时几乎到了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1]86而白居易在诗歌语言方面则务求“浅切”，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云：
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2]162
是说虽系小说家言，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证明白诗语言上的浅俗易懂。白居易做讽喻诗多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将诗歌作为奏章，诗歌语言必然排斥含混与朦胧，务求说尽说透，不留余韵，甚至不惜以减损诗歌艺术效果为代价。因此，后人阅读杜诗与白诗时，其艺术体验自然产生了高下之别。对此，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之论述可谓最为精要：
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2]71
……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2]71
……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2]72
其实，造成杜诗“惊人”与白诗“浅俗”之别的主要原因并非“人才高下”，而是二人不同的艺术追求。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中，崇雅弃俗历来是主流追求。至宋代，杜甫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而江西诗风又波及后世，直至清末“同光体”，是以杜诗的艺术特色便成为大多数后代文人在创作与批评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标准。而在艺术追求上与杜甫几乎背道而驰的白居易，自然难以长久地成为文人学做诗歌时的师法对象，在品评批点中被视为二流亦属理所当然。
三、“未尝忘君”与“游心释道”
写实主义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一向与政治教化等实用功利内容联系紧密，即《毛诗大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是也。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见抑下僚，“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遭遇不幸，但杜甫始终心怀君上、心系朝廷。即使身陷战乱、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杜甫依然写作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等文章为朝廷献策，听闻官军胜利，他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至晚年寄居蜀地，杜甫生活虽贫困，但相对于此前毕竟算得上安定，然而一接到朝廷“郎官”的委任，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毅然离蜀赴任，最终客死途中。③可见，杜甫一生践行“忠君”思想，渴望报效朝廷，宋代苏轼谓之“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一首》）[5]98实非过誉。由是，杜甫被后世文人视作忠君爱民的楷模，甚至被奉为“圣人”，因而透露着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杜诗，在“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鲜有非议。
白居易则不然，其思想倾向随着人生际遇的出处穷达浮动于儒家与释道之间，知遇于君主则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去追求“治平”理想，仕途遭遇挫折则以释道思想自适。白居易早年登科，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七，举进士”，又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2]2白氏自己亦有句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2]21④在“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可谓少年得志。其后得唐宪宗知遇，“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其拳拳之心，几与杜甫无二。然而在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却没能像杜甫一样坚持效犬马于朝廷，而是转以释道思想作为政治失意的心理代偿，自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唐穆宗继位后白居易虽应诏回朝，却最终因穆宗不纳谏而自请外放，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游心释道，寄怀佛老。因此，在后世人眼中，白居易虽然仍不失为“仁人君子”，（宋苏轼《题海图屏风》）[2]39但终究无法在儒家伦理的道德天平上与杜甫等量齐观。此外，在有关白居易生平的轶闻中，有大量“风月事”，唐人孟《本事诗》即载其“樊素”、“小蛮”[2]14事，此外其他诗话、词话著作中涉及歌舞伎、香艳诗的记载亦不少，这些虽为后人乐道，却无疑减损了其“正人君子”形象，在与杜甫的道德对比中，可谓又败一城。因此，从诗作总体上看，白诗除了“志在兼济”的讽喻诗，尚有大量体现释道思想的闲适诗及关涉“风月”的艳情诗存在。相比较而言，“未尝忘君”的杜诗在思想上则较为纯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在后人眼中，白居易的道德形象难与杜甫齐平，其诗歌自然亦有高下之别。
总之，在后人的品评中，白居易的写实诗作之所以无法比肩杜甫，首先在于白诗以“主题先行”的方式写作，在感染力上不及“因情生文”的杜诗；其次，白居易追求一种“老妪能解”的“浅切”，与杜诗“造语精工”的诗美标准统治的后世诗坛背道而驰；再次，总体上的白诗在所表现的思想方面呈现出儒、释、道杂陈的特点，后人视其道德人格魅力较之“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固等而下之，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语境中，其诗歌创作自然也是等而次之的。
注释
①《白居易资料汇编》所载为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转引.
②以下简称“袁本文学史”.
③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1）.
④引自王定保《摭言》，此诗句无全篇，仅此一联.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
白居易的古诗篇5
一、要引导学生了解诗词的基本类别并将之归类
中国古典诗词与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流派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由诗到词，再由词到曲。
（一）以体裁而论，古典诗歌可以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前者如《诗经·关雎》等，后者如王湾的《次北固山下》等。近体诗又分为律诗和绝句等，前者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等，后者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等。律诗可分为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前者如杜甫的《望岳》等，后者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等。绝句可以分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前者如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等，后者如朱熹的《观书有感》等。在古典诗词中，词又称“诗余”、“长短句”、“曲子词”等，如李清照的《如梦令》等即是。曲是元杂剧和散曲的合称，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即为散曲。
（二）以题材而论，古典诗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田园山水诗，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等；边塞军旅诗，比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等；怀古咏史诗，如杜牧的《赤壁》等；咏物抒怀诗，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等；惜别送别诗，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闺怨诗，如李清照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等；讽喻诗，如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等；哲理诗，如朱熹的《观书有感》等。
二、要引导学生了解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并将之归类
复习古典诗词，还要引导学生了解教材中出现的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并将之归类。
（一）西周至春秋时期《诗经》之《关雎》和《蒹葭》等。
（二）东汉末年曹操及其《观沧海》等。
（三）东晋陶渊明及其《饮酒》（其五）、《归园田居》等。
（四）唐代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很多，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王湾、温庭筠、刘禹锡、杜牧、岑参、李商隐等，其重要作品分别有《行路难》（其一）、《春望》、《钱塘湖春行》、《使至塞上》、《次北固山下》、《望江南》（梳洗罢）、《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赤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夜雨寄北》等。
（五）宋代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分别是：文天祥及其《过零丁洋》、苏轼及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及其《渔家傲·秋思》、李清照及其《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辛弃疾及其《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王安石及其《登飞来峰》等。
（六）元代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分别是：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等。
（七）明清时期古典诗词重要作家及其重要作品分别为：王磐及其《朝天子·咏喇叭》与龚自珍及其《己亥杂诗》等。
三、要理解古典诗词的内容并背诵、默写古典诗词
（一）复习古典诗词，必须弄清其字面意义。要弄清其字面意思，就必须积累古汉语常见词语的意思。因古典诗词是古代先人运用古汉语写成的，其中很多字词的意义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还要学会根据语境猜测、判断其意义。比如王湾《次北固山下》中的“次”，在此应该是“停泊”之意。还要熟记古典诗词中的典故。很多作者在古典诗词创作中往往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典明志。比如白居易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在颔联“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中连续运用了晋人向秀的《思旧赋》和晋人《述异记》中的典故抒情，表达自己对旧友遭受迫害的不满，暗示自己被“弃”时间之久和因人事全非而生的惆怅之情。
（二）熟读、背诵、默写古典诗词。鉴于历年来中考时古典诗词的默写分值均为5—8分的缘故，复习古典诗词还需要引导学生重视对其名言名句的默写，对于容易混淆或者写错的字、句等必须重点排查、逐一过关。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中“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中的“争”字和“鸥”字等，学生在默写时往往写成“怎”和“欧”等错别字；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起舞弄清影”中的“清”，学生在默写时往往误写成“青”字。复习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此特别加以注意。
四、要掌握基本的鉴赏方法
复习古典诗词时需要引导学生掌握的鉴赏方法很多，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谈谈局部鉴赏与整体鉴赏相结合的品鉴式复习方法。
（一）品鉴动词。引导学生善于抓住能够为文本增添生动、鲜活、形象等美学意蕴的动词。比如，复习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应该引导学生紧紧抓住诗歌中运用最准确、最具张力的动词“争”、“啄”、“迷”、“没”、“爱”、“行”等动词进行赏析。因为这些动词既精妙独到地描绘了早春来临时的莺歌燕舞氛围，又描绘出了初春西湖的美丽景色，还抒发了作者对早春西湖的无比热爱之情。
（二）品鉴副词。引导学生深度品析诗歌中某些起修饰作用的副词。比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中的“渐欲”与“才能”两个副词，既富于动态又富于情态，生动鲜活地表现了初春时节乱花和浅草的勃勃生机，故此，“渐欲”与“才能”堪称这首诗的“诗眼”。所以，要引导学生对此细读深品，并牢记在心。
（三）品鉴叠词。叠词在古典诗词中可以增强语言的韵律感又可以起到反复和强调等作用。比如《诗经·蒹葭》中就使用了大量的叠词，其中“苍苍”、“萋萋”、“采采”三个形容词叠词既反复渲染了凄美的深秋意境，又暗含了时间的推移，从而含蓄地表现了诗歌主人公对心仪的“伊人”苦苦追慕却又求之不得的惆怅之情，当然更为这首古老的爱情诗歌奠定了朦胧的美学意蕴和具有悲剧色彩的情感基调。
采用局部鉴赏与整体鉴赏相结合品鉴式复习古典诗词时，应引导学生抓住诗歌中最能凸显景物特征、最能表现情感色彩、最能体现文本情感基调等的诗眼细读深品。
白居易的古诗篇6
关键词：白居易；巴蜀诗；唐宋诗；嬗变
白居易（772—864），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白氏一生创作颇丰，现存诗文3700多首，“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1](卷十一《白居易传》；p4305)。他一生经历了八位皇帝执政，政局动荡，更迭频繁，加之自己宦海沉浮，坎壈颠踬，故其诗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
目前，学界多认为元和十年左迁江州司马是白居易诗歌转变的关键，而笔者认为，元和十三年冬到十五年夏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题下自注为：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表云：“臣以去年（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司马，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上讫。”又据白氏《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巴曲春常尽，巫阳雨初收”，和长庆二年《商山路有感并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等，可知白氏离忠州刺史任时间为元和十五年夏。(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3，1207，1315页,以下注中简称“朱校本”。)，其量移忠州刺史的经历，对诗人心态和诗风转向影响更大。当前研究白氏忠州诗的约有7篇，要之有白氏思想发生了从江州“闲适”到忠州“自适”的变化；白氏有归京期待和担心归京梦想破灭的焦虑；通论白氏江州和忠州时期诗歌有追求真实、注重反思感悟、内敛含蓄三特点；探讨白氏三峡和忠州诗抒情写景色调色彩结合、注意诗歌含蓄底蕴、开文人拟竹枝之风、善用比拟手法四特色分见陈忻《从“闲适”走向“自适”——论江州时期与忠州时期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变化》(《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高月《焦虑的期待——白居易忠州诗词及心态探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赵缈缈《试论白居易江州、忠州时期的诗歌特点》(《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鲜于煌《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的艺术特色》(《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几种主要说法。诸家所论，多有缺憾，笔者认为，若说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的是“司马青衫湿”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那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反思、体悟及透解。这不仅改变了他后来的诗风，而且对中唐以后乃至宋诗嬗变影响深远。本文拟以白居易忠州诗为研究主体，旁及其不同时期笔墨写到巴蜀的诗歌，力求较全面深入地探寻白氏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的内在联系。
一、白居易巴蜀诗是其诗风转变的津梁
白居易忠州诗总107题116首，包括感伤诗37题39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3首）、律诗66题73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后4首、忠州至长安路上1首）、长庆元年在长安回忆忠州诗4首。白氏非忠州时期写到巴蜀的诗歌总25题27首，包括蜀茶诗2首、江州送友人上峡和接弟行简下峡各1首、送西川杜相公诗1首、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前7首、忠州至长安路上感伤诗2首律诗3首、元和四年与元稹使东川唱和诗8题10首。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总132题143首。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白居易出生于官宦世家，良好的家教氛围和传统，不仅造就了其特有的诗才，而且在少年白居易心中扎下忠君爱国等儒家思想的深深情根。贞元十五年（798）诗人28岁时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白氏以“拔萃科”甲第授官，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初进仕途，白居易是想有一番政治作为的，元和元年（806），他与元稹“闭门累月”针对“当代之事”写出75篇《策林》，元和三年至五年，三年的左拾遗谏官期间，诗人积极直言献策，并写下了很多“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白氏的“为君为臣为名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的诗歌主张，实是其前期政治理想的宣言，但中唐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旧势力的仇视，并未给他更多施展抱负的空间，诗人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种下了贬谪的必然种子。正如诗人所言：“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2](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p4348)
诗人“举动多忤累”（《适意》其二）[3](p318)权贵，自然会碰壁受打压。元和六年至九年，白氏丁母忧归居陕西下邽期间，回想之前十年复杂的长安官场生活，比对眼前的农村淳朴民风，再想想自己的“况多刚狷性，难于世同尘”（《自题写真》）[3](p311)，诗人人生态度和思想悄悄起了变化，萌生了独善其身之念。正如清赵翼所言：“今以其（按：白居易）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惟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赵翼《瓯北诗话》云：“《新唐书》本传，谓二李党事，互相倾扎，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于李宗闵，居易惧以党人见斥，乃移病还东都，是太和初年也。”赵翼又云：“《旧唐书》谓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则元和十年谪江州后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冀以裨益时政。然已为当时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4](p319)不过，此时白居易还只是流于口头的牢骚和自娱而已，思想和诗风的真正转变，我想还是反映在其巴蜀诗中，尤其忠州时期。一如白氏居渭上效陶体时自言，其时闲居无事，酣醉终日，“懒放之心，弥觉自得”后的“意会”之词，酒醒“自哂”，“知我者，亦无隐焉”[4](p399)。这还可从白居易元和十年遭贬之事中得到印证。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阴使中岳寺僧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副宰相裴度也受伤。白居易第一时间上疏请捕杀刺客，正好给早已不满白氏直言犯禁的权贵们落下口实和把柄，谤言将白居易贬谪到江州司马任。
江州之贬给白居易打击很大，他曾为“遭时荣枯一时间”而问天（《谪居》）[3](p977)，又叹息“今之屯穷，理固然也”，是“诗人多蹇”所致（《与元九书》）[3](p2794)。白氏内心这种矛盾外化成诗，体现为欲超然而又不得的痛苦。诗人很多愁善感，怀友时“感逝因看水，伤离为见花”（《忆微之伤仲远》）[3](p994)；思乡时故作超然语“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春末夏初闲游江郭二首》其二）[3](p996)、“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四十五》）[3](p1010)，并借酒浇愁，“穷愁自要醉如泥”（《北楼送客归上都》）[3](p987)，清醒时仍不能释怀，“天边望乡客，何日拄归秦？”（《红藤杖》）[3](p997)方是真语；伤感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3](p686)。诗人也曾想超越这种贬谪失意之愁，“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端居咏怀》）[3](p1004)，更欲借助求道炼丹食药得以超脱，“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赠韦炼师》）[3](p1013)、“但恐长生须有籍，仙台试为捡名看”（《寻黄道士药堂因有题赠》）[3](p1074)。白氏失恩左降，三年未量移时，又转寻佛理禅事化解内心痛苦，“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门不去欲何之”（《自题》）、“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寄李相公崔侍郎钱舍人》）[3](p1011)、“不觉定中微念起，眀朝更问雁门师”（《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主簿因呈智禅师》）[3](p1032)、“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山居》）[3](p1034)。
如果将白氏江州诗粗分为“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的感伤、怀友思乡的真情、信佛崇道的超脱、及无聊闲适的轻松等类，那么超然、闲适、怀友思乡皆只是表象，怀才不遇“恨谪迁”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九载其师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宋戴复古作《琵琶行》诗，诘问乐天“平生多为达者语，到此胡为不释然。弗堪谪宦便归去，庐山政接柴桑路。不寻黄菊伴渊明，忍泣青衫对商妇”。分见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页、第147页,以下注中简称“陈编本”。笔者认为“白氏心中有把火，期待复起恨谪落。”的感伤才是本质，也即江州时期白居易并“未能忘情于仕宦”[4](《韵语阳秋》；p75)。虽“壮志已酬减，衰容与病俱”（《东南行一百韵》）[3](p968)，并构建庐山草堂，悠游山林，炼丹访道，结交僧侣，但他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情怀并未泯灭，“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元和十三年淮冦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3](p1016)便是明证。而白氏思想和诗风的真正转变，还应在忠州时期。
白氏巴蜀诗歌内容丰富，送友迎亲、唱和答谢、回忆往事等皆入诗，尤其白氏巴蜀诗主体——忠州诗，更是色调斑斓、风味独特。忠州唐宋时皆是巴蜀较为落后偏僻之地，范成大曾载宋代蜀地民谚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5](《吴船录》卷下)白居易在好友崔群帮助下量移忠州后，诗歌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体裁、诗意、整体结构比例等皆悄悄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恰与白氏后期诗歌走向相吻合。换言之，以忠州诗为核心的白氏巴蜀诗是其一生诗歌转变的关键处和形成期，它承上启下，将白氏诗歌从之前的雄心壮志、急切讽喻、感伤忧愁、期待重用，引向之后的眼前常景、身边琐事及知足保和、乐天知命。
乐天忠州诗，多写眼前景。忠州时期，举凡楼边竹、桥上竹、庭槐、桐花、荔枝、木莲树、木莲花、东坡桃杏梅李等百果树、东涧柳、荷池、樱桃树、樱桃花、江边草、白槿花、蕉叶、山石榴花等，皆成为诗人摇笔吟咏的对象，这些咏物诗清新可喜、淡美有味，一扫江州白诗的低沉压抑，给人眼前、心中送上了许多亮色和轻快，并开启了其后诗歌多写同类题材的先例。
白氏忠州诗中，巴地人文景观、风土民情、独特物产、气候地理等皆真实再现，千载之后，历历在目。这些淳朴质实的巴地民俗风物，涤荡了诗人的心胸，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也抚慰了诗人贬谪之伤。他登览城东古巴王台，感叹世事沧桑、繁华易逝，故想淡人生、胸襟开阔；由入忠州之初对“巴人类猿狖”、“吏人生硬都如鹿”的外貌偏见，到元和十五年《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中对“府吏”、“州民”的真心爱护，及“赋敛毕”、“闾井安”（《征秋税毕题郡南亭》）[3](p580，1150，604，608)的欣喜，已然将忠州黎元视为自己的亲人；相对于白氏刚入峡和忠州时，对三峡险峻的惊恐，及对忠州“市井萧疎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初到忠州赠李六》的不满，到后来他渐渐习惯并爱上这块“中庭无平地”（《郡中春宴因赠诸客》）的热土，以至“官职家乡都忘却”（《代州民问》[3](p1150，1199)，乃至离开忠州前，向东坡花树和桥上竹逐一告别，离开忠州回京路上，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时，还回望忠州依依不舍，甚至回到长安后，还常梦回忠州[3](p1148，1205，1206，1230
1236)。虽然白氏忠州诗也有哭亡友、叹老病、思亲友、想故乡的，但这都不是其时诗歌的主流，而忠州的竹枝歌、巴女的蹲蹲舞、蛮鼓、巴弦、胡饼、“嚼疑天上味”的荔枝、白小鱼、巴猿、藤枝引酒[3](p1164，1183，604，1172，1164，1170，1177，1189，1167，1170),以及巴地特有的山川地貌、气候[3](p576，1150，1188)、季节（写春天的较多）、节令（有写冬至、除夕、三月三、寒食、春分）[3](p592，604，605，1202，1192，1182，1187，1198，604)等，渐渐弥合了诗人那颗受伤的心，他深深地陶醉其中，并行之于诗。这时期，乐天主治一方，心情较佐郡江州恬静，江州时的伤感不安、焦虑期待这时候逐渐消歇下来，故诗人能从容于官场应酬、宴饮幕僚、征收秋税、祭祀风伯、招饮送客、遥寄土产、诗友唱和等公事和日常生活交往，并常晏然自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白忠州诗较之前对人生和官场得失的感悟、反思增多了。诗人不仅静坐独处时喜欢反思，而且常在言前景事的末尾，总要思考、议论、总结一番。这类诗较多，简举几例如下：《我身》中，自比孤蓬、秋霜，从自身经历中寻找快乐人生的答案，“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寞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身穷心不穷。”；失意儒道转求佛门，“行藏两事失”、老病缠身时，叹悟“志气与形骸，安得长依旧”，“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遣怀》时，叙说了自己的感悟过程和结果，“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岁晚》中静念已信命心安，寻求到了安慰和解脱，“命迍分巳定，日久心弥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委顺》认识到知足常乐，“外累由心起，心宁累自息。尚欲忘家乡，谁能弄官职？宜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元和十四年《除夕》诗人已明言政治态度，但仍有佳节思乡之情，“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到元和十五年《答州民》时,“宦情抖擞随尘去，乡思磨销逐日无。唯拟腾腾作闲事，遮渠不道使君愚。”已然乐不思蜀了；《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更堪称白氏人生态度转变的宣言书，“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鸟以能言网，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3](p597，596，612，613，614，1188，1199，1140)陈寅恪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6](p327)。陈言不确，应该说白居易知足思想始于忠州之变。思想指导行动，白居易忠州诗歌随之而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白忠州诗多用反问、设问、对比、顶真等修辞手法。尤其问句的使用很多，据笔者统计有近30首用之，约占其忠州诗的四分之一。其形式不拘，位置不定，有放诗中的，多置诗尾，其中《代州民问》《答州民》两篇，以整首诗为设问作答载体，甚为新颖；与这些问句一样引人深思的，还有白诗常以“忽”字将诗意由实境带入虚境，进行议论说理，这似是忠州“特产”。如《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前六句实写自己独自出郭登高，第七句用“忽似青龙阁”突然转入虚写，想念以前和好友钱徽同登青龙寺情景，引起下六句。又《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先实写自己赴忠州原因，次写伴侣和行程路线，复写路中所见，中间用“忽愁牵世网”[3](p1199、610、1140)转到对宦海沉浮的反思和感悟。这其实是对杜甫顿挫手法的学习和借鉴，又实为白氏忠州及其后诗歌一大妙法；白氏忠州诗色调明丽，丰富多样，木莲树的黄、青、红，樱桃的白，绿桂，红蕉，紫牡丹，红莲，丹青，红荔枝条，白槟榔，紫罗，白玉，白发，白面，绯衫，银印，白片落梅，黄梢新柳等，皆是诗人常用语。这与白诗该期对大自然和物象的关注增多有关，这也是其诗变的另一面；与此相关联的，是白氏忠州诗结构比例的变化，多写清丽可喜的自然风物，杂以命运感知和交游活动，这与诗人后期诗歌结构比例基本一致；体裁上，忠州诗长韵虽有，但绝句较多，不少绝句颇有韵味，发人深省。清王士禛说白居易“（晚年）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4](《带经堂诗话》；p253)，实正是忠州诗变的延续使然。另外，白氏忠州诗还有喜用叠字和数字入诗，及个别诗用韵一反常态，平起仄收，急促中透露出轻快和俏皮等特点。
白居易忠州诗变，还可从与其忠州以外时间写的巴蜀诗作比较看出。元和四年，白氏酬和元稹的巴蜀诗多咏物，但和忠州时期的咏物不同，前者境界局促狭窄，但唯想象出使东川元稹的乡愁，有“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而后者感情真挚，发自内心，蕴藏着无尽的生活感悟和人生哲理，是豪华落尽所见的真淳，这恰可见白氏忠州诗风对之前的变化。此外，白氏另外一些非忠州期的巴蜀诗，如送友入巴蜀，迎弟出巴蜀，唱和蜀友，谢赠蜀茶，自己出入巴蜀路上作、回忆忠州等，皆可羽翼白氏忠州诗风的转变。因这些诗琐言细语，如话家常，一变白氏贬官前具兼济之志的意激言直诗风，再变白氏丁忧下邽轻愁假隐，三变白氏江州渴望政治复起的焦虑和期待。尤其白氏行役、回忆诗更可旁证其忠州诗渐变的过程，白在江州得忠州刺史除书后，群僚来贺，贺多生厌不起迎接，而有一人因公事未来，白氏作诗奚落之，并让他别仅以忠州僻远之郡的刺史小看自己，这皆有白诗为证。可见入忠州前，白氏争胜之心未泯，仍有强烈的政治复起情怀，这与白氏忠州时期的身名两忘，恬然安宁，淡泊明志，发自内心的心态改变，已然殊途迥异。结合白氏忠州回京后，主动避祸，远离朝政纷争，要求分司东都，请求外任刺史等行状看，白氏忠州时期人生态度和诗风变化，影响其后半生确然。
要之，若将白氏忠州之前诗歌比喻成一个嫉恶如仇、信心百倍、抱负满满、充满幻想的初生牛犊，那么忠州时期之后的诗歌就是一个知天命、不惑、耳顺的成熟智者。究其变因有三：（1）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是外因。当时朝政黑暗，牛李党争，宦官当权，白氏刺忠州时，连宪宗皇被宦官害死。诗人看透其内幕，先前的理想抱负折戟沉沙，灰心失望了，思想彻悟同时，诗风亦转向顺理成章。（2）个人思想变化是内因。忠州瘴气远郡，诗人从江州低谷又走向另一个明升暗降、毫无意义的低谷。穷乡僻壤使诗人那颗躁动的复起之心渐渐沉下来，能真实冷静地反思体会自己多年的官场得失，及人生的价值意义。（3）白氏诗歌自身的演变发展是动因。“诗到元和体变新”，[3]（p1532）元稹、白居易自己及后代学者多有谈及元和体，陈寅恪据之认为“元和体诗可分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之间小碎篇章，亦包括微之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甚确。白氏长律每期都有，忠州亦然，18韵、30韵、50韵皆有。但忠州长律并非白同类诗的佼佼者，笔者认为该期白居易对元和体的拓展和深化，是在小碎篇章上，平易中时带深味，对生活琐事的细腻描摹和感受，实开白氏诗变之风。
二、白居易巴蜀诗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白居易巴蜀诗对唐宋诗嬗变影响深远，他是中唐诗歌的主要新变者之一。“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2](p4360)白居易转型、开创了与盛唐诗风不同的平易通俗样式，而且与同时代主奇险的韩孟诗派一起，丰富了中唐诗风的多样性。
白氏巴蜀诗对唐宋诗拓展和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白氏巴蜀诗多写眼前实景和生活琐事，是唐宋及后代平易通俗诗的开创者
宋惠洪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4](《冷斋夜话》卷一；p162)惠洪语真实性虽为后人诟病，但确实道出了白居易诗歌尚实尚俗尚平易的主要特点。白巴蜀诗亦然，不过它已将之前哀民生疾苦的吟咏对象转变为多写眼前景和身边事，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白氏晚年。
平易通俗诗多来自民间，文人用之，白氏之前就有初唐王梵志和盛唐岑参、李白等，李白等盛唐诗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但其更讲求蕴藉含蓄和情景交融的意境美。白氏忠州诗虽也有此类，但只是少数，其尚实尚俗特点更多的是对盛唐诗歌的变化，正如明代江进之所说：“白香山诗，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4](《薛涛小书》；p226)这种开阔的诗境，实是指白诗多由眼前景，意是观景后随意抒发的，不求工整含蓄，只求平易通俗作法的开创性。白氏在《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诗中，说自己“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就是注解，白诗平淡无味，“落声韵”为不工，“拙言词”因俗实。无独有偶，清人赵翼认为元、白诗坦易，“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胜于韩、孟奇警斗险少味。白诗晚年不求工，随意抒写，较白少年时与元稹以才情工力竞胜诗，更进一层。赵翼说白氏“《后集》是长庆以后（写），无复当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习景适情为事”[4](《瓯北诗话》；p308)。赵翼此说恰是白氏元和末忠州诗变的最好证明。
白诗的平易通俗，不仅博得了当时广大百姓喜爱，“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3](《与元九书》；p2793)，白氏忠州诗亦然，如写木莲绝句就“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2](《白居易传》；p4353)，而且泽及宋诗，方回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晩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4](《瀛奎律髓》；p184)覆检宋初学白体的诗歌，白忠州之变后的诗歌，更是人们喜爱模拟的对象。
宋魏庆之说：“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4](《诗人玉屑》；p150)白氏巴蜀诗多写日常生活琐事，这种写实方法实为对杜甫诗歌，尤其杜甫在成都卜居草堂时诗的继承和新变，杜、白皆就巴蜀自然山水树木为吟咏对象，色调明丽，清新自然一致，但杜诗精工用典，白氏平易通俗。白巴蜀诗常用细密针线式的写法，尽写生活事情，如写邮寄、栽种、品尝荔枝，写木莲树、木莲花、木莲图等，故《唐宋诗醇》评白忠州《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出处之意》曰：“一路顺叙，熨贴中针线细密，宛转斡旋，无一毫痕迹。此种长律，正不易得。”白诗的这种写实倾向的另一面，体现在将老、病、白发、衰老、死亡、及蚊蟆等入诗，这种以丑为美的写法本于杜甫，羽翼韩孟诗派，对中晚唐，尤其宋诗影响很大。宋诗面对唐诗高峰，转而求变，日常琐事入诗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唐诗处，而白氏巴蜀诗早已滥觞于前了。
（二）白氏巴蜀诗丰富和发展了元和体诗，为唐宋诗体的嬗变发展拓宽了范型
清袁枚认为白居易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能“不袭盛唐窠臼”[7](《随园诗话》)，白诗新变的主要方面指元和体。元稹、白居易对元和体皆有不同说明，元和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范围和所指。元稹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効，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4](《白氏长庆集序》；p2)，又云“居易……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亦目为元和诗体”，“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効，……皆目为元和诗体”[4](《上令狐相公启》；p3，4)。白居易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自注“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体”[3](p1532)。可见元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元、白时就有多种说法，元、白自己也不能确指。至于后来李肇《唐国史补》、南唐张洎《张司业诗集序》及《唐语林》等中，元和体更成为了中唐诗文转变的通称了。
上述可见，白氏量移忠州之前，与元稹唱和的长篇律诗、小碎篇章和艳体诗，皆属于元和体。但是中唐后，人们对元和体范围的扩展，似乎昭示了一个概念，就是白氏元和年间的所有长律和小碎篇章或艳体诗皆可目为元和体。白在忠州总有三首长律，似乎不多，分别是写给弟弟白行简、庐山草堂兼二林僧社、万州刺史杨归厚的，但白氏《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却是其五言排律长篇的代表作之一，归于元和体毫不为过，白还有约20首与元稹等唱和的巴蜀诗，及白氏忠州的大量写景诗歌，笔者认为这皆可目为白氏元和体范畴之内。白氏长篇的影响自不待言，“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4](p400)，清毛奇龄说盛唐诗之后，中唐诸家思变之，“乐天创之，微之、梦德并起而效之”[4](《西河合集诗话》；p243)。白氏和元稹、杨归厚唱和的巴蜀诗多为咏物写景诗，这些可视为小碎篇章的诗歌，不仅丰富了元和体，而且对唐宋诗乃至词皆有影响。晚唐五代宋初诗歌及宋词的流连光景，闲适酬唱，与白氏这类巴蜀诗应有承变关系。且不说“宋初诸子多祖乐天”[8](卷三古体下；p56)，苏洵父子、张耒等皆有仿作，试看张耒《效白体二首》《效白体赠杨补之》等诗，若放到白氏忠州诗中几可乱真。
白氏巴蜀诗对唐宋诗体嬗变的影响，不仅在长律和小碎篇章上，而且体现在白氏忠州学白的六言律诗而变化，为唐宋诗体开拓了新形势。赵翼云“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莲集中已有之，香山最多，而其体又不一。如《忠州种桃杏》……前后单行，中间成对，此六句律正体也”，又“《樱桃花下招客》……此前四句作两联，末二句不对也”[3](《瓯北诗话》；p1163，1165)，也即白氏忠州六言律诗有正体有变体，其对唐宋律诗的范型进行了拓展，赵翼此言颇中肯綮。
（三）白氏巴蜀诗对文人竹枝词等民歌手法与诗歌叙议新法的尝试和运用，为唐宋诗变注入了新动力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曰：“竹枝词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於贞元、元和之间。”[9](卷八十一“近代曲辞”三；p1140)郭氏此说不确切，竹枝词发源于夔州地方民歌，及刘禹锡改编竹枝词皆不误，但郭氏将刘禹锡竹枝11首放在白居易竹枝4首之前，结合上文，可知郭氏认为刘禹锡写作《竹枝》时间先于白居易，实误。真实情况恰好相反，白氏忠州诗中常提到巴地民歌竹枝词，并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写了《竹枝词》绝句4首和《听竹枝赠李侍御》1首。刘禹锡是穆宗长庆元年（821）冬，方到夔州任刺史的，刘氏很重视民歌改造，但其写《竹枝词》时间在白居易忠州《竹枝词》后应无疑。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好朋友，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清人毛奇龄评价白居易《竹枝词》其四“怪来调苦缘词苦，此是通州司马诗”，亦云：“乐天善歌，每识歌法，……其以调与词分二端，亦属歌法。”[4](p241)二人皆谙熟竹枝音律白氏先成的《竹枝词》很可能对刘氏有启发。这也可从宋范晞文比对白居易、刘禹锡、张祜、薛能四人《杨柳枝》诗后，指出后三人诗“皆仿白”中得到旁证，酷爱民歌的刘禹锡等人对白居易的《竹枝词》应该有所汲取。换言之，这种充满活力的新式样诗为唐宋诗注入了动力，后来成为古典诗歌家园中的重要一枝，而这正是白氏巴蜀诗变的功劳。
白氏巴蜀诗喜欢先叙后议，叙议结合，这种手法源于杜甫的写实议论，白氏忠州之前诗歌多议论时政，为虚为大，忠州始，议论多为对人生体悟，为实为小，这与杜诗多写自己亲身见闻感受有点不同。白诗爱发议论，对好以“以议论为诗”[10](“诗辨”p26)、崇“白体”的宋人多有影响。
（四）白氏巴蜀诗乐观放达、穷通委顺的哲理内涵，为唐宋诗树立了摹写榜样和精神高标
白氏忠州诗转变为知足保和、穷达任之的“中隐”闲适情趣，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白氏晚年。白氏思想无论是“外袭儒风，内宗梵行”[4](清陈继辂《合肥学舍札记》；p349)说，还是“外虽信佛、内实信道”[6](p327)说，其指导下的诗变对唐宋诗发展影响很深。苏轼是崇白者，他贬官黄州，特喜欢白居易忠州诗，写下了“我甚似乐天”（《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我似乐天君记取”（《赠善相陈杰》）、“出处依稀似乐天”（《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绝句》其二）等诗，并对白氏忠州的东坡青眼相加，自号东坡；黄庭坚《书乐天忠州诗遗王圣徒》、《跋自书乐天三游洞序》等，对白居易诗歌和人品极尽仰慕之情；张耒诗歌的平易自然类乐天，并逗启南宋范成大、陆游。另外，白氏巴蜀诗的哲思，常通过对内心深处敏感细腻的挖掘得到，这种向内收敛的诗歌写法，近及李商隐，远溉宋初诗词。
这些重视学习白氏巴蜀诗的诗人们本身就是大家，他们学习白氏，别人又学习他们，从而将白氏巴蜀诗变法推广普及到更多的人中去，一定程度上也助澜了唐宋诗歌的嬗变发展。白氏不独影响唐宋诗变，从明代的“公安派”、清代袁枚“性灵说”，乃至20世纪新文化运动等，皆可溯源到白居易诗歌的影响，而白氏忠州诗变转折了诗人诗风，这种意义上说，白氏巴蜀诗的价值意义和影响堪称千古伟业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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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古诗篇7
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白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酒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短短28字，就精妙传神地写出了蜀中大邑白瓷的特质。
画家萧悦是画竹的一代名家，当时曾有人想求他的画作收藏，可等了一年也没有得到。萧悦的画作可谓一画难求，但他居然主动送给了当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一幅画有十五竿竹子的画作精品，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白居易投桃报李，为此画作题赠诗，从而使自己的画作再增名声。白居易欣然题《画竹诗》一首，其序有“予厚其意，高其艺，作歌以报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诗中赞道：“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自言便是绝笔时，从今此竹尤难得。”真是绝妙的物品广告，极尽赞美之词。有白居易帮助扬名，萧悦的画作价码果然是一路飙升。
唐代有些诗早已成为一些城市响当当的“名片”，其“知名度”之深远，令人感慨不已。如苏州诗人或有关苏州的诗词对当时诗坛、后世诗风影响很大，更为这座古城誉满天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介作用。如人尽皆知的张继那首写寒山寺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短短四句，千古流传，远播东亚，至今仍是寒山寺乃至苏州这座文化名城最好的“广告词”。
唐诗中有不少是关于酒的，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广告”诗。如李白的《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该诗对兰陵美酒的色、香、味均作了精湛传神的描绘。诗传千古，使兰陵美酒飘香至今。
唐代时，京城长安附近曾出产一种十分有名的新丰酒，可与今天的茅台、五粮液等媲美。诗人王维的《少年行》，就为新丰酒作了宣传：“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本来酒已足够醇美，经王维“点石成金”，该酒更加畅销。
白居易的古诗篇8
关键词：《诗人主客图》；广大教化派；诗人排序；存疑
张为生于唐末，生平事迹不可考。可从其诗歌创作中去揣摩其诗歌思想，进而体会其诗歌审美倾向。从《全唐诗》中记载的张为诗作来看，可以了解到张为喜欢音律，作诗勤勉而擅长苦吟。如“动叶如笙簧，音律相怡融”（《秋醉歌》），“冥搜入仙窟，半夜咏堂前。”（《怀方干张为》）等诗作，都显示了张为狂放不羁、热爱饮酒、不慕名利的性格特点。而诗人的诗歌个性必然会影响到他选诗的审美标准。
一、上入室杨乘
张为全篇选取了杨乘最优秀且有讽喻性质的《甲子岁书事》，《吴中书事》、《南徐春怀古》和《建邺怀古》，以“书事”、“怀古”为题，显见是借古讽今或借古抒情，感情真挚，风格均由悲壮雄浑基调转为寂寞悲凉，五首作品发挥稳定。但整体的诗歌成就来看，杨乘不及元稹。而据王梦鸥《传统文学论衡》推测：“稽之林嵩序文，谓周朴在闽甚得福州观察使杨发赏识。《北梦琐言》卷十二谓杨乘即杨发之次子。张为于长沙病愈之日，正当杨发怜问福州之时（见《旧唐书・宣宗纪》），疑即此因缘，《甲子岁书事》先受知于周朴，遂亦受张为所共赏。”由此可知杨乘入选可能是因为“人情稿”。
二、入室张祜
张祜早年诗《到广陵》“一年江海态狂涛，夜宿倡家晓上楼。嗜酒几曾群众小，为文多是讽诸侯。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今日更来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张祜风流倜傥、放浪形骸、流连诗酒的作风。这一点和张为有相同之处。
令狐楚荐张祜表称“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再结合张祜诗“雪花鹰背上，冰片马蹄中。”（《猎》）、“梵余林雪厚，棋罢岳钟残。”（《赠僧云栖》）等句可以看出，张祜诗对待创作时秉持的是苦吟态度
张祜有些诗歌在语言上浅切直白，流畅平易，与白居易“其言直而切”的表达特点有共同之处。其《信州水亭》：“南檐架短廊，沙路白茫茫.尽日不归处，一庭栀子香。”整首诗浅显通俗，明白易懂。张祜对中唐的社会问题看得清楚并表现出忧国忧民之心，《悲纳铁》、《江西道中作三首》等都符合广大教化派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主张。张祜次要方面的诗风符合广大教化派。张祜和张为的苦吟作风相似，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放浪江湖的经历相似，张祜引发张为的切身之悲和知交之感，得到张为的同情和欣赏而将其列为入室三人中第一人则不足为奇。
三、入室羊士谔
羊士谔是中唐元和时期诗人。明代徐献忠《唐诗品》中《唐音癸签》七引：“羊士谔风格不落卑调，然例之能品，亦萧然微尔。”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诗有美不胜收，品居中下者，亦有无一言可举，不得不称为胜流者，以风度论也。知此可以定羊资州诗矣……羊士谔诗虽不甚佳，却求一字之恶不可得。”二人都认为羊士谔无惊世之作，亦无恶作。走向颓败的中唐社会给诗人带来贬谪的命运，其诗歌多反映自己的贬滴生活，却极少反映中唐社会的黑暗，缺少讽喻之作。这与“广大教化”要求的讽喻美刺的现实作用不相符。
再观《诗人主客图》中所选诗歌“风前留古韵，笙磬想遗音。”《历山》、“桂配有遗馥，鸾飞安可待。”，可以看出羊士谔的诗歌风格没有白诗的通俗，意象的使用也大有不同；诗歌的整体风格来看，白居易诗多明快，羊士谔则多感伤。故而将羊士谔归人白氏门下，未免牵强。
四、入室元稹
按照诗人现存诗作数量来看，杨乘存诗5首，张祜存诗493首，羊士谔101首，元稹存诗数量在四人中存诗最多，共有832首，甚至是仅次于广大教化宗主白居易。观《诗人主客图》选元稹的诗歌多是描写生活感受的一些诗句和“焊柩盍叶，妾拂石榴花。”类不能代表元稹诗作最高水平的作品，不能完全体现元稹诗作“广大教化”的一面。元稹有一部分艳诗作品，其才不高，其言颇狎，立意不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张为列其为最末的原因。元稹诗歌中优秀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乐府诗却一字未入选。张为采用排序高低的方式非常隐晦地表明自己对这类作品的意见。这种选诗并不公平。
五、结语
《诗人主客图》蕴含着张为的诗学审美和倾向，他分析品评了众多诗歌，形成了自己对当时诗坛的诗歌观念。他受到后世学者的批评，也多来自于他对风格流派的品评尝试和诗人排序问题。但凭借《诗人主客图》的收录，中晚唐诗人的一些残句得以保存和流传，后世可以窥见当时诗坛风貌，张为及其《诗人主客图》是有其可取之处的。随着当下对《诗人主客图》的研究继续深入，对其得失应形成更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清）彭定球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清）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白居易的古诗篇9
关键词：白居易《昭君怨》艺术特色
王昭君不仅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使者对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自汉以后，昭君出塞的题材，便不断出现在文人的作品中。在中国诗歌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唐朝，更是出现了有关昭君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作为唐代“四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一生之中就曾写过多首咏昭君的诗作，其中包括两首《王昭君》，一首《昭君怨》和《过昭君村》。《昭君怨》写于作者被贬谪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而又经过了宦海沉浮的白居易，人生阅历更加丰富，心智也更加成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则是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性的人生态度。在对王昭君这一经典文学形象的再创作过程中，作者实现了叙事、抒情、说理的完美融合。现将全诗摘录如下并且加以粗浅的分析。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概括起来，白居易的这首《昭君怨》主要有以下三个艺术特色：
一、为时为事，反映现实生活
白居易的诗文主张可以用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提到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来加以概括。其实，“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目的所在。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与透彻理解，同时还可以发现其身处当时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诗歌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歌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并批判现实。当然，他所说的生活和现实也包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诗歌的基础是事，它是诗人藉以进行再次加工创作的源泉，也是触发诗人内心情感波澜的催化剂；通过作者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传达出一定的思想感情和阐明相应的道理，应该是一首优秀诗作所具备的特点。
白居易适逢中唐，当时的国家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因此诗歌创作成了他“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强大武器，并试图使诗歌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使命。从这一点来看，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的诗人，应该是恰当而公允的。具体到《昭君怨》这首诗，诗中所描述的是一个风流绝代，本该得到重视却被疏远而远嫁大漠的无奈的昭君形象，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个不辨美丑、薄情寡恩而又不愿承认过失的君王形象。两相比较，妍媸自现，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廷内部“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状况，从而达到了比直白陈述更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
二、借史咏怀，抒情真挚自然
唐代初期的诗坛，沿袭了梁陈诗风，这时的题咏昭君之作以《昭君怨》为题者最多，基本上都是据题咏事，代昭君写愁，很少涉及作者的个人感受。[1]中唐时期的诗人白居易，虽然仍采用抒写“昭君之怨”这一传统的诗题，但并未仅仅停留在“替古人垂泪”的阶段，而是借助昭君出塞这一题材，来抒写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怀，我们也不妨将诗题“昭君怨”理解为“香山怨”。储大泓在《历代咏史诗选注》中说：“作者历经宦海沉浮，此时心情与写《王昭君》二首时（注：当时白居易只有十七岁）已大不相同”，“显然是借题发挥，别有寄托。”此诗作于白居易仕途失意之时——“安史之乱”的硝烟未尽，大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作者也正经历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痛定思痛，无论是国家的变故还是个人的遭遇，都深深地触动了敏感而又多情的诗人。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指出的那样：“白居易那些‘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诗歌，都不是从概念出发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被生活事件激起的情绪的根本上培养出来的。”[2]
艺术源于生活，诗歌是情感的载体。我们结合作者当时的经历，就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诗歌。昭君容貌出众，理应得到“椒房应四星”的礼遇，正如作者才华横溢，本该受到朝廷的重用，从而施展平生的抱负。可现实总是和理想相差太远。昭君与乐天，均被疏远——一个远嫁大漠，一个寄身异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坎坷命运，让作者找到情感的共鸣，精神的皈依。借助于这首诗，白居易向我们传达出了昭君之悲怨，同时间接写出了自己之胸臆——虽为借古咏怀，却是诗人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理并现——是感伤也是讽喻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是诗之根，义是诗之实，二者指的是诗的情感和义理。在这首《昭君怨》中，白居易正是由情发端，最后归于义理的。从全诗来看，白居易对昭君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借昭君抒发出了压抑于心中的怨恨，但这还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他要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美刺”时政，以实现自己的诗歌创作理想。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类，他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谓之‘感伤诗’。”这首《昭君怨》，作者将其归入“感伤诗”一类。笔者认为，本诗写于作者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其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内心难免有感时伤事的情绪；同时，除了这种个人的哀怨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对封建君王薄情寡恩、不辨美丑的指斥，归结起来可以说这首《昭君怨》兼有感伤、讽喻双重特色。感伤，是为抒写一己之怀抱；讽喻，是为达到美刺时政的目的，二者并不矛盾。
相较白居易以前诗人的作品，这首诗的一大亮点是：将造成昭君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最高统治者汉元帝身上——“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蒋方教授在《昭君与唐诗》中指出：“白居易公然表示不同意长期以来对画师的谴责，他指出昭君美而被弃的原因应是君主不识贤庸，又缺恩少义，批判尖锐而词锋锐利。”[3]白居易结合切身经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相较于杜甫《咏怀古迹》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的隐晦的批评，白居易不避嫌疑、平白直露的表达是对自己倡导的诗歌“讽喻”功能的大胆实践，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四、结语
白居易利用了昭君出塞这一历史题材，但却不受历史事实本身的局限。他勇于探索，推陈出新，对昭君这一文学形象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发掘，既隐喻了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同时不忘对统治者加以劝谏，而后者也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理想的积极践行，从而使这首诗达到了叙事、抒情与说理的完美融合。宋代伟大的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两首《明妃曲》中分别出现了“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诗句，其中多少是受了白诗的影响吧。
注释：
[1][3]蒋方:《昭君与唐诗》,《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364页。
[2]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08页。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杜甫.杜工部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储大泓.历代咏史诗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白居易的古诗篇10
关键词自居易戏曲人物形象
由于中国古典戏曲的抒情性远远大于叙事性，因此相对于西方“歌剧”来说，中国戏曲更倾向于被称为“诗剧”，即中国古典戏曲中抒情浓厚、诗意浓厚。因此诗人进入戏曲成为角色，诗歌改编为戏曲一直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诗人入戏曲著名的有乔吉三种传世的剧《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分别以唐朝著名诗人杜牧、韩翊、韦皋为主角，中间又辅以牛僧儒、李白、贺知章等人，穿针引线。而桂馥《后四声猿》中《放杨枝》、《题园壁》、《谒府帅》、《投溷中》亦分别以白居易、陆游、苏轼、李贺四人为主角，演绎不同故事。诗歌改编为戏曲的则更多，尤以白居易为多，如《长恨歌》之于《梧桐雨》、《井底引银瓶》之于《墙头马上》、《琵琶行》之于《青衫泪》，白居易不仅屡次进入戏曲成为角色，还成为戏曲的原始“著作者”。这样的因缘巧合，让白居易在戏曲中的形象既有共性，又有着在共性之下的不同特色。
一、由《琵琶行》故事改编的戏曲
这个题材或许正符合中国古典戏曲中两个很重要的要素，即才子佳人和士子沉浮，因此历来很受戏曲舞台的青睐。据邵曾祺编著《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版)，后世戏曲以此为题材的现存的有元马致远《青衫泪》杂剧、明顾大典《青衫记》传奇、清蒋士铨《四弦秋》杂剧、赵式曾《琵琶行》传奇，以及只可看到存目的敦诚《琵琶行》杂剧。一首诗歌受众多改编，可见其魅力之大，而这些戏曲中的主人公――白居易，其形象又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面貌。
由于士子在元代的地位低下，甚至低于商人、，因此在马致远杂剧《青衫泪》中，读书人白居易便陷入了与茶叶商人刘一郎争夺琵琶女裴兴奴的“三角恋”中，这正迎合了元朝通行的读书才子和商人争夺的“欣赏风气”。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剧情需要，原本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所说的：
……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
可知白居易和琵琶女本不相识，《青衫泪》中却演绎白居易和琵琶女本是相识相恋，后白居易被贬江州，裴兴奴亦被茶商刘一郎骗娶带往江州。白居易月夜送客，听琵琶声，两人又重逢。最后白居易官复原职，又由宪宗出面，白、裴二人最终结为夫妇。
由于把白居易和裴兴奴改为本就相识，因此和原诗的旨意完全背离，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而是一场爱恨纠葛，穿插着士子的宦海沉浮。白居易在剧中是完全的痴情才子形象，初见裴兴奴便被吸引听完一曲琵琶之后，仍然依依不舍
“下官有心待要住下……明日自己再来。只是大姐费了茶酒。定害这一日。容下官赔补。”
即便是被贬之后心中无他，只有裴兴奴。
“小官白乐天。平生以诗酒为乐。因号醉吟先生。目今主上图治心切。不尚浮藻。将某左迁江州司马。刻日走马之任。别事都罢。只是近日与裴兴奴相伴颇洽。谁料又成远别。须索与他说一声。我去的也放心。”
见也是裴兴奴，别也是裴兴奴，如此痴情的白居易比张生确实不差。
至顾大典《青衫记》中，痴情的白居易又显现出了多情的一面，白居易不但与茶商、裴兴奴组成三角恋一线，又与小蛮、樊素、裴兴奴成为了四角恋。
对裴兴奴情意绵绵：
香有醪。金尊倒。美有肴。珍馐造。坐有妖娆。轻颦浅笑。何妨日日典青袍。柔情眷眷。真乐陶陶……
对小蛮、樊素二人亦是恩情有加：
津亭柳。故苑花。霎时间。天一涯。为功名两字添萦挂。管教驷马高车驾。漫堪夸。他时昼锦。同泛使星槎。
这样的设置比之《青衫泪》更加庸俗了，全剧长达30出，冗长拖沓，青衫作为白、裴二人的定情物，穿插始末，同时又是小蛮、樊素以及裴兴奴三人相认的凭证。最后圣上征召，三人侍夫的完美结局，是众多士子的理想。
明代是多情的白居易，到了清代，蒋士铨以身世阅历和心理体验再次对《琵琶行》进行改编，完全抛弃了马、顾二人的爱情模式，还原诗歌的原有意蕴，抒发知识分子壮志难酬的愤懑。剧中加入了琵琶女花退红和其丈夫吴名世的家庭生活，吴名世“重利轻别离”，花退红痴情守候，落得“梦啼妆泪红栏杆”。这样一来白居易和琵琶女不过是“天涯沦落人”，二人同病相怜，突出了沦落之恨。剧末“琵琶呀，则靠你弹出我一声声子规襟上血”，既是花退红的心声，亦是白居易的感慨。《四弦秋》中的白居易已经不是《青衫泪》中的痴情士子，也不是《青衫记》中的多情才子，而是一个对人生际遇有着深刻思考的寂寂哲人，此时的他已然是伤情之人了。
二、樊素、小蛮二妾的故事
白居易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即其二妾的名字，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盛唐时期蓄养家妓成为风俗，作为少年显才华、中年锋芒毕露、晚年安享的著名诗人，白居易蓄养的歌姬可谓“济济-一堂”，成名者便有樊素、小蛮二人。如此风流雅事自然成为戏曲舞台上的常客，如仅以樊素、小蛮名入戏的便有《邹香梅》，不过和樊素、小蛮演故事的不是白居易而变成了白居易的从弟白敏中。
在白居易晚年又写多首悲白发哀红颜之歌，有《不能忘情吟》：
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辞日：主乘此骆五年，几千有八百日。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隋。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哈，且日：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罂，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诗中所歌的恐年老力衰，耽误了樊素、小蛮的大好青春，便主动要求她们离开自己，趁春光正好另谋佳处。这样的风雅之事确实可供大众集体想象，又有《放杨枝》、《别杨柳》、《春日尽》、《答梦得》、《咏怀》等素材作证，于是便有了《乐天开阁》和《放杨枝》剧作的出现。
《乐天开阁》清石韫玉撰，演白居易壮年服官，时遇艰危，性甘恬退。自思已老，欲将姬妾放出，各寻婚配。乃唤樊素和小蛮二人，欲将其放出，先放小蛮，正合小蛮心意，她欢乐而去。而樊素依恋不已，誓不离去，于是二人相伴到老。《放杨枝》属桂馥《后四声猿》其中一折，依然写白居易放姬妾之事，但只有樊素一人。其中刻画白居易对樊素难分难舍的情绪：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数阿谁?……老夫白居易……年老罢闲，疾病缠身……家有舞妓樊素……年方丰艳……他老吾少，吾病他孤，合之两伤，离则双美……哀残强欢宴，此事久知非……
剧末写白居易和樊素临行的无限依恋，二人对唱，缠绵悱侧：
【清江引】(生)醉乡岁月从头起，聊捉卿卿手臂。(旦)杨枝曲曲新，檀板声声脆。(合)哪管它过眼光阴去如水。
这类戏曲仍旧是大众由白居易诗引发的对白居易私生活的想象，与由《琵琶行》引发的想象不同在于，白居易从意气风发的风流才俊，变成了发白气衰的垂垂老翁，此时的白居易除了痴情、多情、伤情之外还加入了亲情。白居易遣樊素，原因是对樊素的深情，不忍其跟着自己衰败，也有亲情的疼惜。而樊素对白居易的不离不弃，也正是樊素视白翁为父的亲情所在。古人一至年老便“事事休”，万事都没有了盼头，只等着死神到来。但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士子还是普通大众，他们仍然在心底期盼年老时依旧有新的事情可以做，年老不孤寂。于是便寄希望于舞台的白居易，此时艺术化的白居易不仅是人们对士子风流雅事的欣赏，也寄托着大众对美好年老生活的向往。
三、白居易当配角，穿针引线成他人好事
遇到一个美好佳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是古代读书人最美的白日梦。但梦毕竟是梦，不但美好佳人难遇，就算是遇到并且一见钟情了，但到私定终身时就会出现千山万水的阻碍。现实中想而不得的事，只能寄托于戏台，在戏台上人们就可以尽情幻想一对对才子佳人、一场场佳偶天成。这一对对一场场的圆满，毕竟还是要渡过那千山万水，在现实中难以渡过的，在戏台上就可以借助贵人的相助。这些贵人非富即贵，甚至贵至皇帝，因此这些贵人一出手就可以很快水到渠成，于是戏台上就经常可以看到当配角的达官贵人、风流名士。在乔吉的三部杂剧中，著名的诗人牛僧儒、李白、贺知章，都一一成了这种“贵人”，作为本就风流且身居高位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当这种“贵人”的机会很多。著名的就有《锦西厢》和《小忽雷》两剧。
《锦西厢》由明代周公鲁作，依《西厢记》故事重新演绎。在剧中白居易成了才子张珙的老友，张珙被红娘和郑恒欺骗之后，便投奔在京师做翰林学士的他。因张珙才情不凡，得白居易引荐得以面见圣上，并于殿上赋诗获封状元。后张珙定边立功，托白居易查问红娘、莺莺之事，方解除误会，张珙迎娶莺莺，众人团圆。全剧中白居易的每次出场都带着“天使”的光环，先是带领张珙面见皇帝，得了功名，最后又找出了张珙和莺莺的误会所在，成就了姻缘。功成名就，洞房花烛，人生的两大幸事都是白居易这个“贵人”操办的，可谓是功不可没。白居易在剧中的这种角色，和乔吉笔下的李白、贺知章等人是一样的，都是代表着大众对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贵人”的一种想象，是由白居易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
《小忽雷》一说是顾彩和孔尚任合撰，文采优美。据记载的有关小忽雷的传说，重新演绎书生梁厚本和善弹小忽雷名家郑盈盈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在剧中的角色和作用与在《锦西厢》中的完全相同，先是荐梁厚本得了高官，最后又奉旨赐梁厚本和郑盈盈成婚。不同的是，白居易其诗其人都是引出故事的线索，这就让“白居易”三个字有了噱头的意思，很像如今影视剧发行时找个名声很旺的人“炒作”一下，或者把某个名人的名字大大地打在宣传海报上，让人误以为是主演，其实是客串。另外也许是传奇的体制特点所致，剧中还穿插着白居易被贬江州作《琵琶行》，送别柳宗元、刘禹锡等事，虽时空错乱与历史不符，但也为剧情加入了文雅的色彩。
四、白居易以“香山九老”身份贺寿剧
白居易晚年目睹朝廷残酷的权力斗争和混乱的世道，决定远离权力中心，远离纷扰俗世，退居香山，把那里作为“长归”之处，并将香山寺修建一新，流连山水。期间，他常和当时名流在香山寺中饮酒赋诗，并同洛阳长寿老人胡果、吉皎、刘真、郑据、卢真、张浑、李元爽及如满和尚结为“九老会”，他们常聚在一起，或品茗闲谈，或畅饮言欢，有时也同情人间疾苦，做些抨击黑暗现实的诗句。白居易为纪念这样的集会，曾请画师将九老及当时的活动描绘下来，成为《香山九老图》，从此它成为绘画史上屡绘不绝的题材。
据记载，当时聚会的九老，年龄最大者一百三十六岁，最小者七十四岁，平均年龄九十一岁，古今稀有。如此长寿群体的聚会，自然会引发后人无限的向往，而长寿群体又是一个吉祥的兆头，因此在祝寿的场面中不可或缺。在众多神仙道化剧中，“香山九老”往往以神仙的身份出席仙家的祝寿大会，如《众天仙庆贺长生会》写白居易等九老受西池王母之邀，为当今皇帝祝寿；在朱有炖的《瑶池会八仙庆寿》中香山九老又受邀参加西池金母的寿宴，并被列入仙班。在人间寿宴里香山九老同样也是固定受邀者，如许潮《裴晋公绿野堂祝寿》写白居易等人受裴度之邀为其庆寿；又有王懋昭《弧祝》写某地一代儒宗寿诞之日，白居易邀香山社友同往庆贺。
如此祝寿剧，大都是借“香山九老”的高寿讨个吉利，曲词大都歌功颂德，无甚深意，但也寄托了人们对长寿的向往，而白居易恰是其中的著名者，因此一再受邀。此类剧中的白居易既不痴情也不多情，更无伤情、亲情，不过是一种吉祥、长寿、欢乐的代表，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体现剧情的祝寿主旨和详乐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