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诗词篇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2、短歌行赏析：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本篇通过宴会的歌唱来表达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全诗分为四节，首八句为第一节，写人生有限，诗人苦于得不到众多贤才来同他合作，一道抓紧时间建立功业。次八句为第二节，诗人两次引用《诗经》成句来表现求贤思想：一则求之不得而沉吟忧思，再则求之既得而以笙瑟酒宴加以款待。再次八句为第三节，前四句写愁苦，后四句设想贤才到来，分别照应前两节。最后八句为第四节，先以情景启发贤才，要他们择善而栖；后则披肝沥胆，表白自己能容纳贤才，使天下归心统一。?
曹操诗词篇2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
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曹操诗词篇3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新晨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曹操诗词篇4
关键词:《短歌行》生命教育诗歌教学
生命教育倡导“以人为本”,即把“远离”教育的人“还给”教育,让教育回归本质。生命教育的理念要求教育者尊重生命的本质特征,使生命的肉体与灵魂、知识与情意、理性与价值走向和谐统一,唤醒和激发生命的灵性,让生命飞扬得更精彩。
语文学科由于自身学科特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生命因素,而且蕴涵着人类的生命价值观,它以选文为中介,呈现人的活动,表现出对生命的关注。中国古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生命诗篇,选入教材的古代文学作品约占高中语文教材的40%,这些文章大都体现了古人对自我修养、对立身处世、对气节、对人格尊严的重视,以及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它们哺育和滋润着一代代的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的精神食粮。古人云:“在心为志,发于言为诗。”诗歌是作者灵魂的展示,生命的绽放,人生的写照。学生对文本的学习将会影响他们对生命内涵的认知,学生与相距千年之遥的巨匠们进行精神对话、心灵交流、思想撞击,会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文学修养,提升和丰富精神境界与生命体验,并最终唤起自身在现实中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种影响经过内化将会形成学生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曹操的《短歌行》篇幅短小,但在人教版、苏教版、粤教版中都出现在讲读课篇目中,可见其经典。学习这篇诗歌应该融入新的血液,我认为不仅要鉴赏其艺术特色,而且要在此基础上融入生命教育的理念,让学生通过对曹操其诗其人的全面认识确立自己的积极人生观,使生命更加丰盈。当代的独生子女普遍缺乏“为民族振兴而努力学习”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仅感觉这离自已很遥远,而且害怕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教师应使学生体会到诗歌中所传递出的曹操的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以及通过努力奋斗实现自我、展示自我,历尽坎坷也决不轻言放弃的拼搏精神,以激励其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努力向上,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我在整个教学过程设计上层层推进,由浅入深,不断提升学生的认知,注意讲、读、品的结合。一节课时间虽短,但传递融合了大量的信息,学生不仅仅了解了文本及文本所抒发的情感,还认识了曹操,而且从课堂中汲取到许多生命的养分,树立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目标。
《短歌行》的教学设计如下: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①了解《短歌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体会曹操“忧”的内涵;
②掌握“比兴、用典、借代”等古典诗歌的表达方法。
2.能力目标:丰富自身文化积淀,站在历史的高度认识评价曹操并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教学重难点:
①体会曹操“忧”的内涵;
②正确评价曹操,确立积极的人生观。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手段:多媒体(充分利用多媒体容量大、投影清晰的优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投影:Speakofthedevil,andheappears.
“说曹操曹操到”,devil英语中解释为“恶魔”,为何这样翻译?曹操怎么是恶魔了呢?这就是我们习惯性地将曹操往那个方面考虑了。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说到三国英雄,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孙权、周瑜、诸葛亮等人。至于曹操历来备受争议,汝南名士许劭评其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叱咤风云,堪称英雄,但历来评价并不高。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常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曹操的诗歌《短歌行》,看能否感受到曹操的另一面。
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全诗。(投影:全诗,注意读音。)
二、初步感知全诗
1.我们先看下题目,“短歌行”,这是一首乐府诗,是汉乐府的一个曲调的名称。
投影:乐府诗有“长歌、短歌”,介绍背景资料。
2.请在预习的基础上自读全诗,对照注释,了解诗歌的内容并找出不理解的诗句。
教师、学生释疑。(由于本诗较为简单,课下注释较为详尽,学生基本可以理解、互相释疑。)
3.找一名学生读诗,其他同学在脑海里想象一下,假如此时的曹操就在你的面前,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从动作到神态等。然后,根据想象,由学生来扮演一下曹操,同时把这首诗再给大家吟读一遍。(此环节意在让学生融入到曹操这个人物中去。)
三、品鉴词句,深入体会诗歌
1.通读全诗,用诗中的一个字或词来概括诗人的情感,大家认为哪个词最恰当?“忧。”
2.说明是从哪句或哪几句诗中看出来的?(赏析与诵读同步)
(1)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短暂之“忧”。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师:我们以前也学过很多有关生命短暂、宇宙永恒的诗篇,如:(由学生回忆回答)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
一生复能,倏如流电惊。――陶渊明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
师:面对人生苦短,诗人用什么来解忧呢?酒。民间素有“一醉解千愁”的说法。可是酒真能解忧吗?(生:不能。)
李白说过:“举杯销愁愁更愁。”罗隐也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酒即使能让人忘却忧愁,也只能是暂时忘却,而不可能从根本上除去,只会醒来更愁。
诗人感慨人生短暂,所以读时应该由深沉缓慢而逐渐慷慨激昂。(学生试读此四句。)
(2)另外一个“忧”字出现在哪里,曹操忧的是什么?
生: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贤才难得之“忧”。
师:好,这里表达了诗人对人才的渴望,正是因为诗人对贤才如此渴望,以至于诗人付诸想象,希望贤才“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大家把这几句读一下。注意情感的变化起伏,缓慢而深情―轻快愉悦―急切盼望―主客畅欢。
(学生品读)指名朗读。
(3)好,诗歌的最后四句又写了什么呢?投影诗歌创作背景。
在此背景下,诗人写下了此诗,他忧人生之短暂,忧贤才之难得,他忧这些是为了什么呢?请同学们来分析这四句诗,小组讨论。
明确:功业未就之“忧”。
总结:忧的内涵。投影
四、认识并评价曹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尽管人生短暂,去日苦多,曹操依然要“周公吐哺”,完成“统一大业”。你如何看曹操?现在根据我们对本诗的学习,来谈谈你对曹操的认识。
学生观点:
1.许劭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是奸雄,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
2.曹操很残忍,滥杀无辜。
3.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上朝配剑,把皇帝当傀儡,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他是不忠不孝的奸臣。
4.曹操敢于直说“宁我负天下,不可天下人负我”,可见曹操的直率,曹操是真小人,不像刘备是伪君子。
5.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大家……
结合学生列举陈述,投影材料:
1.曹操简介:中国文学史的正面评价(略)。
2.曹操的诗歌:《蒿里行》《龟虽寿》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情绪。
3.评价:
(1)太祖(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2)太祖多疑,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武帝纪》
(3)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
(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汝南名士许劭
任何极端地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辩证公正地评价和认识曹操。
小结:曹操乃世之英雄,以平治天下为己任,以开创太平世界为终极目标。曹操在《短歌行》中不是只有对于生命短暂的感慨,更多的是从现实中开掘生命的深层意义,展现出生命个体的不懈追求过程,显示出生命的伟大。
五、总结诗歌写作艺术特色
曹操诗词篇5
一、表演激发兴趣
小学生毕竟不是成年人，对诗的感情有时体会不深，如运用做游戏的活动，在临下课十多分钟时，课上用表演的形式把诗意或编故事表演出来，让学生兴趣高涨，既能轻松愉快地学习，又能体会到诗的深刻感情，结束学习，并能将课上的感情延伸到课下，延伸到家，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进一步教育的教学效果。
如教学孟郊的《游子吟》时，临下课十多分钟时，向学生征求意见，在班内分组分角色扮演母亲和儿子，演一演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儿子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评比那组演得好，然后让学生说一说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一些关爱举动，从而教育学生要尊老爱老，并且让学生懂得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通过表演，激发了学习兴趣，学生不仅体会到了诗的感情，还懂得了怎样对待自己的母亲，怎样对待他人的母亲这样的思想教育。
二、讲故事激发兴趣
小学生爱听故事，讲故事，如果在古诗词教学之前用故事引入，就会激起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如教学《七步诗》时，可先介绍人物——曹植和曹丕是曹操之子，曹植从小就才华出众，很受到父亲的疼爱。曹后，他的哥哥曹丕继承当上了曹操的魏王，又篡位当上了皇帝。因为曹丕担心留曹植会有后患，所以便以在其父亡故时没来看望为由，追问逼迫。最终曹丕的母亲开口求情，曹丕才勉强给了曹植一个机会，让他在七步之内脱口一首诗，否则杀无赦。曹智就作了这首《七步诗》。曹丕明白了曹植这首诗的道理，可心中的贪念却让他没有理智，于是将曹植软禁起来了，最终，曹植在哥哥的软禁下忧郁而死。这些曲折令人深感同情的动人故事，让学生心中产生了共鸣，加深了对诗意的理解和感悟，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七步诗》的兴趣。
三、走生活激发兴趣
学生虽然住在农村，但对农民收获果实所付出的辛苦和投入了解不深，不知道自己的家长们在地里干活的情景，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粮食来之不易，总是不加节制的浪费。如果到地里和农民伯伯亲自了解，就会有深刻感悟。如教学《悯农》时，让学生通过观察农民伯伯烈日下除草的画面|——短衣短裤，一个伯伯用锄头除田里杂草，汗水湿透衣背，顺着身体往下滴。这样学生才知道农民伯伯所付出的辛苦。通过农民伯伯交谈，才知道烈日下的杂草更容易除净，粮食需要三四个月才能收获，还需浇水、施肥、打药，每亩田地才收一千斤左右的粮食，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冰雹，也许颗粒无收。学生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粮食的可贵，农民伯伯的辛苦。这样走进生活，学生对《悯农》的学习兴趣增加了，更有助于学习，且体会到了父母的辛苦和有了对粮食节约的意识。
四、多媒体激发兴趣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有多种器官参加，就可以提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教学古诗词运用多媒体，有利于课堂教学活动，因材施教，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曹操诗词篇6
一、有效深入地利用多媒体教学
现如今，网络多媒体教学已经深入课堂，多媒体教学在课堂教学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勿庸置疑，为诗词教学营造了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逼真的情境，其效果是任何单一方式无法比拟的。营造诗词情境，再现诗词中所讲述到的场面，变抽象为形象，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诵读诗词的兴趣，它已经成为我们诗词教学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对视听媒体的利用仅仅只局限于创设情境，增强感染力，那就大大浪费了这个资源。
我们都知道，影视或是动画对于原作来说都是经过再加工的产品，这也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里面也有创作者自己的理解，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让学生们听听看看的层面，难免会陷入一些理解的误区。就拿曹操的《观沧海》来说，我在土豆网上下载了一段相关视频，里面有“曹操”登临碣石赋诗的场景，有惊涛拍岸的镜头加上逼真的音响效果，同学们的确有身临其境之感，但是等同学们看完视频，我问同学们曹操登临碣石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有同学说是悲凉的，这让我很诧异。因为之前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背景，此时的曹操已歼袁绍残部，在北征乌桓的途中经过碣石山创作了这首诗。他将自己昂扬奋发的精神融会到诗中，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出来，此诗应该给人雄浑苍劲之感。不过等回过头自己重新审视这个视频的时候也确实发现了这其中的很多问题。首先，编者将其吟诵的背景放在郭嘉死时，情境设置的似乎是在怀念郭嘉，还大声疾呼：“奉孝死，乃天丧我也！”在此情境之下，曹操开始朗诵《观沧海》，这样的情节安排和画面让人感受到的是曹操此时的无限怅惘之情，而且对照原诗来看，画面中“山岛耸峙”的景象是有了，但是却不见“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欣欣向荣之景，看到的只是满眼的苍凉，这也难怪学生会有悲凉之感。
鉴于此，我们在利用多媒体进行视听教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关于这一点我在一次同样是教授曹操的诗歌《短歌行》时，在多媒体教学上做了新的教学探索和尝试，我同样准备了《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横槊赋诗”的场景，而我的教学切入点也是从这个视频切入。在观看视频之前就给他们布置了相应的任务：（1）剪辑中曹操所吟唱的《短歌行》与课本上的《短歌行》有几处不同？（2）剪辑当中的曹操留给你什么样的印象？让学生结合课文注解理解诗句，并反复诵读，以体会把握。
将曹操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横槊赋诗”的场景与课本中的诗歌原作进行对比是本课的一大特色，我力图通过这样的设计开拓学生的思维，虽然是两种不同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对比，但是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调动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让学生在比较中深化对作品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更有效地利用了多媒体的视听功能，让它不仅仅停留在感观感受的层面，而是能够让同学们有的放矢地阅读和观看，在两种文本之间找到最好的交接点，更好地促进他们的思考。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安排既能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观看完之后，同学们都能找到相应的不同之处。
（附）诗歌原句与电视剧歌曲唱词的不同之处（如下）：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皎皎如月，何时可辍？
何枝可依？——无枝可依。
海不厌深。——水不厌深。
在学生充分阅读了诗歌之后，师生共同就影视作品中的诗句和原诗做比较，明确改动之后的差异，问题集中于：如何理解曹操当时的心境。
可以说剪辑中呈现的是一个豪情满怀、壮志凌云的曹操，这些可以从“明明如月，何时可掇？——皎皎如月，何时可辍？”这两句的差异中比较得出的。如果说“明明如月”是比喻贤才的话，那么“掇”和“辍”两个字体现了对贤才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掇”是拾取的意思，而“辍”是停止的意思。所以有学生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课本中的原诗更能体现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态，而经过编者所改编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傲气的曹操，不为我所用的贤才我是不是可以让它停下来，这大概也暗指蜀吴了，这样个性化的阅读鉴赏的确让人眼前为之一亮。通过阅读鉴赏和比较，学生真正走进了作者的内心，明白曹操在诗中不仅表明自己的求贤之心，也表明了对贤才的礼待，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感人的力量。
事实上，这种对多媒体材料的深入利用也是必要的。在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样的，或许在学生学习课文之前，对于相关的内容已经有所涉猎了，这就已经给课文的学习造成了影响。就比如曹操这个人物，学生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他的认识已经定型，我们在讲诗歌中的真实的曹操时，就无法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否则曹操在学生中的形象将无法扭转，从而也不利于诗歌的理解），要主动地把这两种形象进行比较。同样，在讲小说《三国演义》时，也要把里面的形象和影视剧中的形象加以区分。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在教学过程中文本表现形式之间的碰撞和交流。
二、文本演绎
诗歌是一种文本形式，“文本的意义是有待确定，有待实现的对话构成品，它在理解中存在”。对于诗歌在教学当中的地位，我们不能受文体的局限，这需要我们努力拓宽教学渠道。文学的感悟、领会是相通的，虽然文体之间感受形式不同，但是情感本质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在文本之间进行再创造。对于一些常见的写景抒情诗歌来说，我们可以用改写的方式，让学生在领会诗意的基础之上，把握诗歌情境，力图能够让学生身临其境再现诗歌所表达的意境和思想情感。就拿《过故人庄》来说，诗人孟浩然将自己访友的一次经历和心情用诗歌表现出来了，我们完全可以在讲解的基础之上，让学生以作者的身份将这首诗歌改写成散文或者记叙文。这对于他们学习诗歌不仅是一种督促，可以让他们努力地去靠近作者，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地练笔机会。
学生的作品中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如初一一位学生对《过故人庄》的改写：
太阳在空中晒着，晒得我心头暖暖的，云儿在空中快乐地飘，飘着飘着，把快乐洒在我心底。
今天，朋友邀我去他家做客，远处的村庄依稀可见。树郁郁葱葱，环抱着这个小小的村庄。青山高耸入云，陪伴着这些人家。
哦，那张熟悉的面孔呵！千言万语涌上心头。那桌上，早已摆着丰盛的宴席。朋友笑着打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秋的气息，那黄澄澄的小麦已成熟，谦虚地弯下了腰。时间伴着愉快的笑声，在轻松的谈天中飞逝去，我们约定，到重阳之时，再来观赏美丽的！
虽然作品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动人的情节，但是认真感受可以发现学生在改写的过程当中已经尽力地靠近诗人的感受了，对于一些刚刚接触认真感受诗歌的孩子们来说，这样的方式也许可以更贴近他们，更容易让他们所接受。
曹操诗词篇7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诗意】
什么地方可以看见中原呢？在北固楼上，满眼都是美好的风光。从古到今，有多少国家兴亡大事呢？不知道，年代太久了。只有这不尽的长江之水永远滚滚东流。
想着当年孙权在青年时代已带领了千军万马，他占据东南，坚持抗战，没有向敌人低头和屈服过。天下英雄谁是孙权的敌手呢？只有曹操和刘备而已。这样也就难怪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写作背景】
辛弃疾在宋宁宗嘉泰三载（1203）旧历六月被起用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后不久，即第二年的阳春三月，改派到镇江去做知府。这首词就写于开禧元年（1205）作者知镇江府任上。镇江，又名京口，在历史上曾是英雄用武和建功立业之地，此时成了南宋朝庭抵御金兵南下的江防前线。作为守令，每当他登临京口北固亭，总是触景生情，不胜感慨，于是创作了这首怀古述志的著名词章。
【典故化用】
1.“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是借用杜甫《登高》中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诗写的是一个客居异乡的诗人，看到时节的代谢、大江的东去，有感自身身世飘零的一种低沉的叹息。但词人此处借用，便将其与收复失地的宏大志愿联系在一起，同眼前祖国南北分裂的形势和千古兴废的历史往事结合在一起。因此，作者在此所发出的是一种忧时忧国的感慨，境界更为阔大，意蕴更为深远。现在这一名句常常被理解为“揭示了人世间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将永远向前发展”的哲理。
2.“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是借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的故事。书中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他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反衬当权文武之辈的庸碌无能，懦怯苟安。现在常常被用来形容竞争的对手很少。
3.“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借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的故事：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吴军乘着战船，军容整肃，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作者在这里只引用了前半句，没有明言后半句，但言外之意却十分明显，实际上是借曹操之口，既表达了自己对孙权这样杰出人物的倾慕与怀念，同时也曲折含蓄地对南宋当权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在常常被用来比喻希望晚辈胜过长辈。
【内容主旨】
词的上片写“千古兴亡”的感慨，下片写对孙权的怀念与倾慕。全篇作者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讽刺了南宋统治者在金兵的侵略面前不敢抵抗和昏庸无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卫国之情。
【表现手法】
这首词通篇运用了“三问三答”的方式，既层次分明，又互相呼应，感怆雄壮，意境高远；既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又巧妙地将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借古讽今，述志抒怀。
【重要词句】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句中的“望”和“满”两字用得极其传神，前者是动词，因词人身在高处，且所关注的是中原广袤的失地，所以只有用“望”字才能准确地表现他的阔襟和豪迈气概；后者是形容词，意为“全部充实；达到容量的极点”，它既交代了“望”的结果，又与作者心之所往形成鲜明的反差，揭开了词人胸中的郁积，使其不禁兴起了对“千古兴亡”的感慨。
【诗词风格】
豪放明快，乐观昂扬。
【模拟练习】
1.（1）概括这首词上下片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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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全篇来看，诗人是运用何种方式来述志抒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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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首词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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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诗词篇8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曹操已经63岁，此时的他率兵征战沙场20多年，并统一了北方，可谓志得意满。但他最重要的谋士郭嘉，却在平定乌桓后凯旋班师的途中病死，年仅38岁，这引发了曹操“时不我待”的感慨。细细品味这首诗词不难看出，曹操并不像其他统治者那样贪图安逸，享受生活，而是对人生有着非常清醒客观的认识，对养生的见解也十分精辟而独到，值得今天的中老年人学习和借鉴。
【我命在我不在天】
曹操的《龟虽寿》不长，仅有56字，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相当深厚。这首诗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神龟的寿命虽然很长，但还是有死亡的时候。能够腾云驾雾的腾蛇也要面对死亡，并最终化为尘土。千里马虽然老了，终日伏在马棚里，但仍抱有驰骋千里的志向。久经沙场的英雄虽已老了，但他决不悲观失望，还要继续前进，有所作为。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但并非老天的安排，只要注意保养身体，并保持乐观的心态，就可以获得健康长寿。
很显然，曹操并不相信人会长生不老等迷信说法。他认为人的寿命与神龟一样，终有结束的一天，承认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因为自古以来，不少帝王将相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不少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的寿命长短，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很多人为了长生不死到处寻找仙丹，服石药，屡屡受骗上当。而曹操对这些追求长生不老的愚蠢做法采取了坚决否定的态度，并在诗中进行了嘲讽，这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
在曹操看来，“我命在我不在天”，人的寿命与个人的精神情绪密切相关，如果每个人都保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并重视养生保健，就可实现健康长寿。
【养怡之福重在养心】
曹操的养生观是积极的、奋发向上的，并充满了朝气蓬勃的乐观精神。与他同时代的人，不少人都对人生抱有悲观的态度，有的消沉颓丧，有的纵情声色，还有的追名逐利。而曹操却独树一帜地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正是这种豪迈的志向和宽阔的胸怀，才促进了他的身心健康。即便身处动荡不安，烽烟四起的乱世，而且长期驰骋沙场，曹操最终也能享年65岁，这在当时已算得上是高寿了。
曹操诗词篇9
建安诗歌山水题材的兴起，标志着华夏山水诗的发轫，除曹操的山水诗作之外，建安诗人对山水景物的观照，更多地表现在游宴题材、女性题材等其他题材之中，山水题材以及意象方式的开启，一诗止干一时一事的写作方法，标志着中国诗歌从原先的言志诗体制、赋比兴的表达方法向着山水诗及意象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曹操建安山水五言诗
中国的山水诗从何时开始?传统的解释，是认为中国的山水诗开始于谢灵运，同时，也承认曹操的《观沧海》是第一首完整意义上的山水诗。这就出现了一个难以圆通的问题。
一、山水诗之取代言志诗的历程
由于中国文化对于天地自然的重视，又由于比兴手法在华夏诗歌艺术历史中具有开山的地位，诗人在天地自然中得到使主观情感客观化的途径，于是，《诗经》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然其中心，终在叙说诗歌的中心而非鸟兽草木；在屈原楚辞中，开始有具体的场景描写，如《涉江》中的“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然而风骚时代譬如文学生命的童年，虽然含纳了诗体生命的全部基因，却仅仅是作为社会人之人生历史的一个预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作为独立的“人”之本身。接下来，两汉诗人之所以不写山水，主要是由于：两汉诗人囿于汉大儒诗歌教化的正统观念，其诗歌写作多是一种政治类型化的表现，重心在儒家“类”的普泛化表现，因此，而罕有具体场景、具体事件的描写，也就罕有具体的情感。换言之，华夏诗歌在经历了天真烂漫、童言无忌的比兴时代之后，一时失去了前进的目标，也失去了前行的动力。所以曹操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
从东汉后期赵壹的《刺世疾邪诗》其一，到建安初期的孔融《临终诗》，甚至直到曹操的早期诗作《薤露行》，共同特点：1．都是言志诗，都是政治性的主题，仍然受着汉儒“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以诗歌作为政治教化载体的拘限；2．都将诗歌视为一种押韵记录的工具，因此，都用空泛的议论和叙说的方式来写诗，都还没有寻求到以山水景物等物体形象来表达内心感受的艺术手法。也就是说，曹操写作山水诗的诗史依据，仅仅有远古时代的风骚传统，他所直接面对的汉魏诗坛，是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荒漠，一切都需要曹操个人自身的探索，这也是曹操仅有的几首五言诗移步换形，与时俱进，即以写作时间为序，每首之间一首一个手法，首首之间的水准都极为不同的原因。
从建安三年《蒿里行》，出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细节描写，开始出现带有情感色彩的外物刻画，到建安十一年的第三首五言诗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这既是军旅战争题材，同时也是真正的山水景物的描写，《苦寒行》虽然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山水诗，但“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等，却可以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山水诗句，这就为曹操《观沧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正由于曹操有一系列的诗作，才实现了由言志向抒情的转型。一般认为《观沧海》为曹操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得胜回师途中所作，正是由于有了前述的写作经验，曹操才体会到山水意象方式较之空洞言志的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从而产生了这首以山水来言志抒情的名篇。
从《苦寒行》到《观沧海》，曹操诗歌发生了某种飞跃，试比较两诗之异同：
1．两诗的起首，前者为“北上太行山”，后者为“东临竭石”，都是起首就将诗人置身于一个具体的场景之中，为王夫之所说的“一诗而写一时一事”奠定了基础。两诗随后的文字，想不说具体场景都难，因为，诗人起首就将诗人与读者的目光凝聚于某个特定的场景之中，这种写法，已经类似后来诗歌美学所说的意境、意象。所以，曹操山水诗写作的尝试，其意义不唯在题材方面，而兼及意象的写作方式。试比较赵壹《刺世疾邪诗》起首的“河清不可俟”，孔融的《临终诗》的开头“言多令事败”，曹操本人早期《薤露行》开头的言志议论“惟汉二十世”，都可以说是以四言诗的方式写作五言诗；而曹操后期的诗作，不仅这首《观沧海》的“东临碣石”，《短歌行》的起首“对酒当歌”，也是同样将作者置身于一个具体的场景之中，以后即便是多有议论，也是这“对酒当歌”中具体的、鲜活的、生动的对酒中的曹操所发出的感慨，因此，也就拥有了具象感。
2．在具体写作方式上，前者多有“艰哉何巍巍”“树木何萧瑟”之类主观的描述性语句，而后者除了结尾处的“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卒章显志之外，其余均为对“以观沧海”的客观性摹写，在摹写大海的同时，显示曹操自我之胸襟怀抱。曹操开拓的建安风骨并非不言志，而是要将抽象之志，附丽在浓郁的情感上，而情感又附丽在具体的场景事件的形体之中。如明人钟惺所评：“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也就是说，曹操通过“胸中眼中”的大海景物，完美地展示了他的“笼盖吞吐”的政治胸怀。其中又包蕴着某种悲凉的人生体验，如王夫之评《碣石篇》：“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极无非愁者。”一幅大海的画图，竟然包蕴了如此之多的内涵，这正是后来意象、意境理论之滥觞。而其中的大海描写，又通过山木草风的细节铺垫，使之更为细腻，如张玉毂《古诗赏析》卷八所评：“铺写沧海正面，插入山木草风，便不枯寂。……写沧海，正自写也。”曹操的观沧海诗句，并没有直接的比兴指向，而是具有某种朦胧的暗示，没有明确的、清晰的、功利性的指向，反而拥有了多层次的暗喻色彩：巨大的海涛将一轮夕阳吞没，又将一轮明月推向天空的舞台；灿烂的银河星汉，围绕着夜空的新主人，在海波的起伏里时隐时没。场面如此阔大恢弘，气势如此超卓不群，有并吞八荒之心，囊括四海之意。这里的“日月之行”和“笼盖吞吐”气象，让人联想汉魏之际的时代风云，曹操易代革命的雄心和开创建安曹魏一代新思想潮流的伟岸。
3．由两汉言志诗到曹操《苦寒行》代表的山水诗句，再到《观沧海》的独立意义的山水诗，是中国诗歌在汉魏之际山水题材方面的演进轨迹，但曹操写在早些时候的《苦寒行》却是五言诗，写得晚些的反而为四言诗，这似乎是某种意义上的倒退，其实，渐进式的、交错渐进式的嬗变，正是中国诗歌演进的最为正常的状态，也是最为基本的规律。题材方面飞跃了(由言志而产生写作山水景物题材的诗句)，而在诗体形式方面则退回到四言诗的外形，使用曹操最为娴熟的、得心应手的诗体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进一步说，曹操是以五言诗的写作方法，来写作四言诗，是以五言诗的内形式来改造四言诗的外形式。
中国诗歌发展到曹操，实在是一大转关，两汉言志诗的空泛、无味、冗长、沉闷，被新兴的五言抒情诗所取代，诗人开始用审美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和宇宙，于是，一山一水，一场一景，一人一事，都有了新的审美意义。同时，四言、五言也被打并为一体，曹操开始时是以四言诗的方式来写作五言诗，后来，到写作《观沧海》《短歌行》的时候，则是以五言诗的体制写作四言诗，于是，魏晋时代的四言诗，也有了新的面貌。
二、曹操之后建安五言诗中的山水
曹操的第一首山水诗，既不是偶然得之的特例，也不是随后就消亡的现象，而是既有着渐次形成的历程，又有着开一代诗风的诗史地位。换言之，中国山水诗始于建安曹操，经历曹丕兄弟和建安七子的承传，建安山水诗题材，成为中国山水诗演进史中的第一个环节，随之相伴而行的意象表达方式，也成为我国诗歌山水意象的第一个阶段。
曹操之后，首先是二曹六子继承了曹操的山水诗精神，以外物之形体来寄托或者渲染诗人的悲喜之情。如王粲的“北临清障水，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杂诗》四首)“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杂诗》)等，都体现了情景之间的交融；陈琳的《宴会诗》、《游览诗》二首其一、刘桢《公宴诗》、曹植《公宴诗》、曹丕的《芙蓉池作诗》、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曹丕《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闺情》等，则是将景物描写附丽在女性题材之中。
不难看出，这些诗作虽然不是单纯的山水诗，而附丽在游宴和女性题材之下，但当我们将这些山水诗句摘录下来的时候，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山水景物在建安五言诗作中不容忽视的地位；同时，建安诗歌对于意象方式的开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标志了中国诗歌从原先的言志诗体制、赋比兴的表达方法，向着具有古典意义的山水诗及意象方式的转型，标志了由以儒家政治为人生价值中心向以山水自然的审美人生的转型。
刘勰认为：“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如新加坡学者王力坚先生认为：“刘勰的论断显然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玄风炽烈之时，山水已滋；而山水大盛之际，玄风犹存。”将“山水已滋”的时间上提到“玄风炽烈之时”的东晋。而笔者认为，山水诗发轫于曹操的建安时代，从曹操首创山水诗的写作之后，到谢灵运的山水诗出现之前，可以视为中国山水诗的发轫期，其中又包含不同的具体阶段：曹操之后的建安时期，由于正在经历由两汉言志诗向建安五言抒情诗的变革运动，故抒发慷慨悲越的情感为此时期的主旋律，其总体特点是山水景物与情感结合，具有情景交融的审美趋向，而情感不是一个抽象物，需要寄托在具体的写作题材上。曹操之后的山水观照，主要附丽于游宴、女性、送别、游仙等题材；正始之后的山水，或附丽于哲思，或使山水成为绮靡流韵的载体，或使山水成为玄言的象征物，这一过程流变如同罗宗强先生所说：“建安以情，正始以哲思，西晋文学思想发展的走向则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也就是说，从曹操的山水诗，到谢灵运的山水诗，经历了建安的情景山水，正始的哲思山水，太康时代的华美山水，东晋时代的玄言山水，最后，才推出了谢灵运的山水诗。
三、五言诗山水题材的本体意义
山水诗以及诗中景物的描写，对五言诗体制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使诗歌写作，限定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从而达到具体、生动、形象、精练的审美效果。
首先是具体和生动。王夫之《姜斋诗话》说：“一诗止于一时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谢皆然。”(十九首实际上是建安之后的作品，故王夫之此论，应该是“自曹操至陶谢皆然”)这无疑是深刻而具有宏观意义上的概括。两汉诗歌，大体上没有“一诗止于一时一事”之作，这是因为“诗言志”的观念问题，既然当时对诗歌的本质认识是抒发或者记录政治志向的，自然就多是议论的、叙说的、概括的，从曹操的诗作开始，才逐渐出现“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作品”，到了建安十六年的游宴诗之后，才开始大量出现这种形式的五言诗作。曹操的乐府诗也好，建安十六年之后的游宴诗也好，都与音乐和演唱有关，与娱乐有关，这就使诗歌的目的得以脱离开政治教化，开始与审美的愉悦发生关联，而“一诗止于一时一事”写作方式的兴起，主题缩小，使诗歌得以走向更为细腻，更为生动的境界。譬如《今日良宴会》，就写今日眼前的场景和欢乐。题材小了，反而腾出了抒情的空间，同时，也为精练的诗意表达奠定了基础。除去十九首、苏李诗这些不明时代的诗作之外，两汉诗作可有“今日良宴会”“涉江采芙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这样的诗句否?
其次，是促使五言诗日益走向精练。建安时期从七子、曹丕到曹植的诗歌，有一个日趋精美、日益凝练的过程。总体来看，四言诗较五言诗为长：如以王粲为例：写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和杂言诗：《赠蔡子笃》42句，《赠士孙文始》58句，《赠文书良》46句，《思亲为潘文则作》56句。平均接近50句；而五言诗就相对短小，如《杂诗》16句，《杂诗四首》分别为8句、10句、8句、8句，《咏史诗》20句，《公宴诗》24句，《七哀诗三首》分别是20、18、16句。《从军诗五首》较长，分别是32、26、18、20、24句。平均不足20句，比之四言诗，精练了许多。四言诗之所以长，是由于其言志的性质和诗歌观念尚未完全从散文中分离出来。建安元年(196)王粲20岁写的《赠士孙文始》与散文的主要区别还主要是一押韵，二整齐而已，议论、叙说，无所忌讳，有多少思想表达，就写出多少语句。
就五言诗内部而言，七子之诗，尚多有具体场景记录的诗作，如应场的《侍五官中郎建章台集诗》，全诗28句，140字，而十九首和曹植五言诗多为十几句之作，如十九首前六首依次是：16句，10句，16句，14句，16句，8句，六首共计80句，平均每首13句强；曹植乐府诗较长，其余则与十九首相似，特别是其优秀的篇章，兹以余冠英先生编选的《汉魏六朝诗选》中的曹植五言诗前九首(因为有一题而多首)为例：《七哀》诗16句，《送应氏》其一16句，其二16句，《杂诗》其一12句，其二12句，其三14句，其四8句，其五12句，其六12句，九首诗共计118句，平均每首也是13句强，与十九首大体相似。十九首和曹植诗多为十几句的诗作，篇幅的缩短，正是这种精练化的结果。
当然，上述的这种转型历程，只是一个大体的走势，一个宏观的鸟瞰，需要忽略其中的许多的反复和细节。譬如王粲的诗歌，由四言而五言，无疑是明显的由长而短，但具体到他自己的五言诗写作历程，却未必是一直这样的走向，写于建安十六年左右的《杂诗》等较短，而写于数年后的《从军行》反而长，还有譬如前文所举的应场等也有短的五言诗，而曹植也有长些的五言诗作。这些，都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看具体题材的需要、表达内容的多少等等，但由两汉到建安时代，由叙事而抒情，由言志而抒情，由议论叙说而走向写景写象，由受汉赋影响的铺排而渐次走向抒情诗的精练，这一总体走向是大体不差的。篇幅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描写方式，七子的诗句更为具体一些，更为个人化一些，譬如前文所引的“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就是个人化的语句，而“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则是个人化的议论，这些，在十九首中都渐次得到淘汰。
这种叙说的繁简之变化，源于对诗歌总体性质认识的深化，也和民间乐府诗的叙事诗体向文人诗的抒情诗体的转型有关。民间乐府诗开始多有杂言体，如《上邪》和《有所思》，逐渐有五言体，尤其是汉魏乐府的五言体叙事诗。其中为众人所熟悉者，譬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皆为其中之翘楚。叙事诗中的情节、故事、人物形象、对话等，较之诗三百的叙事，更为成熟圆润，五言诗的体制实际上是在这种叙事诗中得到反复的练习，从而走向成熟。到文人五言诗出现的时期，仍然具有某种记录“言志”的成分，真正确立抒情五言诗体制的是曹氏兄弟和七子，特别是到了曹植的手中，才实现了完全的转型。因此，王瑶先生也说：“曹子建的成就，在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文人。五言本出于乐府，但经过了他的手，诗和乐府的界限几乎没有了。……中国诗底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恰恰是从‘言志’到‘缘情’底历史的转变。乐府源出民间，其初当然以叙事为主，由叙事到抒情，是从内容方面说明了由乐府到诗的进展。建安文学的特点是在这里，曹子建的成就也在这里。”所以，应该说，五言诗发展到曹植的时代，才实现了在精练方面和表达方式方面的与十九首的接轨。
山水景物的描写，使诗人发现，可以使用较少的外物，达到表达丰富的情感的审美效果，从而使诗歌日益走向了精练的路途，到唐代近体诗形成，更是将这种精练的审美要求的格律化、定型化、程式化的表现。
其三，建安山水诗的出现，显示了诗人对于诗歌由记录功能向抒情功能的转型，建安时期五言诗体实现了由“言志”到“抒情”的转换。
曹操诗词篇10
一、讲故事激发兴趣
小学生爱听故事，讲故事，如果在古诗词教学之前用故事引入，就会激起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如教学《七步诗》时，可先介绍人物――曹植和曹丕是曹操之子，曹植从小就才华出众，很受到父亲的疼爱。曹后，他的哥哥曹丕继承当上了曹操的魏王，又篡位当上了皇帝。因为曹丕担心留曹植会有后患，所以便以在其父亡故时没来看望为由，追问逼迫。最终曹丕的母亲开口求情，曹丕才勉强给了曹植一个机会，让他在七步之内脱口一首诗，否则杀无赦。曹智就作了这首《七步诗》。曹丕明白了曹植这首诗的道理，可心中的贪念却让他没有理智，于是将曹植软禁起来了，最终，曹植在哥哥的软禁下忧郁而死。这些曲折令人深感同情的动人故事，让学生心中产生了共鸣，加深了对诗意的理解和感悟，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七步诗》的兴趣。
二、走生活激发兴趣
学生虽然住在农村，但对农民收获果实所付出的辛苦和投入了解不深，不知道自己的家长们在地里干活的情景，不知道自己每天吃的粮食来之不易，总是不加节制的浪费。如果到地里和农民伯伯亲自了解，就会有深刻感悟。如教学《悯农》时，让学生通过观察农民伯伯烈日下除草的画面|――短衣短裤，一个伯伯用锄头除田里杂草，汗水湿透衣背，顺着身体往下滴。这样学生才知道农民伯伯所付出的辛苦。通过农民伯伯交谈，才知道烈日下的杂草更容易除净，粮食需要三四个月才能收获，还需浇水、施肥、打药，每亩田地才收一千斤左右的粮食，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冰雹，也许颗粒无收。学生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粮食的可贵，农民伯
伯的辛苦。这样走进生活，学生对《悯农》的学习兴趣增加了，更有助于学习，且体会到了父母的辛苦和有了对粮食节约的意识。
三、多媒体激发兴趣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有多种器官参加，就可以提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教学古诗词运用多媒体，有利于课堂教学活动，因材施教，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如教学《游园不值》时，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现山乡村野万紫千红的美丽景色，院子里百花争艳，小路上长满青苔，看上去就像铺了一层绿绿的地毯，一支红杏伸出墙外的画面，让学生一下子体会出春天的美丽。教学《忆江南》时，展现出江南的青山，绿水，红花的美丽图画。让学生感受到祖国的美丽风光，把学生带入了诗的意境，如身临其境。这样学生学习诗词的兴趣被激发，学生就会以饱满的情绪学习。
四、表演激发兴趣
小学生毕竟不是成年人，对诗的感情有时体会不深，如运用做游戏的活动，在临下课十多分钟时，课上用表演的形式把诗意或编故事表演出来，让学生兴趣高涨，既能轻松愉快地学习，又能体会到诗的深刻感情，结束学习，并能将课上的感情延伸到课下，延伸到家，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进一步教育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