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实务论文篇1
关键词：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合同解释
法官在逻辑思维过程中为获得特定处理结论，必须将所处理的案件事实置于保险条款规范构成要件之下，诚如丹宁勋爵所言：“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最重要的是对文件的解释”。保险合同虽名为“最大诚信合同”，但因合同当事人语焉未详，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导致纠纷迭起。加之保险合同已普遍采取格式合同的不争事实，如何在合同解释中突破合同的形式公平而追求实质公平早已为各国立法所瞩目，因此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确立并日益受到尊崇实为大势所趋。我国保险法亦于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但遗憾的是仅此一原则性粗线条的规定就完成了对保险合同解释原则之阐述，再配以我国法官手中自由裁量权的缺失和严格限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从幕后跃至台前，成为法官手中肆意挥舞的尚方宝剑，保险合同一旦滋生异议，便对保险人作不利解释，而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无可避免地成为一刀切模式下的牺牲品。
武断的牺牲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不利于保险业的积极发展，在国外保险公司蜂拥而至的中国保险业市场，我国保险业若想在与狼共舞中得以存活并谋求发展，必须打破这个立法限制的瓶颈，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改变保险利益解释原则现行一刀切的立法模式，将其定性为对保险合同关系人利益取舍判断的最后一张王牌，使其成为司法机关作出抉择的最后工具。
一、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立法基点之反思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或反立约人原则，系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1其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2由于保险事业的发展，各国保险业务的交流与协作日益广泛，保险合同出现了定型化、技术化、标准化的趋势。保险台同的主要条款一般都是保险人起草拟定（当然还须经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并印制在保险单上。保险人在拟定合同条款时往往依据自身的承保能力，确定基本的保险条件，确定承保风险的范围、标的及索赔条件、收费规定等等，从而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而投保人往往只有在保险人设立的保险险种条款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对条款本身进行修改，因此投保人所代表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弱势群体“，亟需借司法调整而对其倾斜性保护，以实现公平交易。显而易见，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立法基点在于：（1）保险合同为保险人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2）被保险人与受益人方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肯定其主流地位及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不能对现存的例外因素视而不见，一旦根基发生动摇，其上层建筑又怎能岿然不动？
首先，现代商业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通常由定型化合同条款和个别商议合同条款共同组成，我国保险法的第18、19条正是其立法体现，其中第19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前条规定的保险合同事项外，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作出约定。”这是因为保险合同种类繁杂，保险标的、期间、条件等均有可能各不相同，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并报主管机关核准的定型化契约条款无法一一涵盖，更无法切合个案保险的需要。因此，本于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的方圆之内，应允许当事人以个别商议方式另行约定保险合同条款。依前述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利于条款拟定人”原理的实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当仅适用于定型化合同条款，而不适用于个别商议合同条款。个别商议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使用的语句。3
其次，若被保险人并非法律设想的经济上的弱者，那么法律设计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失去了“扶弱”基础，保险合同果真发生条款争议，则继续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无异于构建空中楼阁。“在个人保险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地位是至为明显的，被保险人通常未受训练并对保险条款的细微差异不表怀疑。有鉴于此，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依照被保险人解释其用语的方式予以诠释。”4但在现代保险实践中，大量经验老道、业务娴熟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的积极参与，已极大消弭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强弱分明的界限，使得二者的谈判实力渐趋一致。况且有的被保险人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巨大市场份额，并富有经营之道的企业，其谈判和经济实力更是与保险公司不相上下。鉴于疑义利益解释是为了适应合同格式化的趋势，以保护经济上弱者利益而发展的合同条款解释原则，因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交易实力的强弱分明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前提，若二者实力相当或近似，也即被保险人并非“经济上弱者”，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便无用武之地。那么如何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是否相等作出准确的判断，美国的审判实践提供了考量标准5：（1）被保险人的规模。被保险人的规模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可能性成反比，因为被保险人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谈判实力越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小。（2）律师的参与。如果在产生争议的保险合同签订之时，被保险人的事务系由经验丰富的律师，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而该律师的专业水平与保险人的律师又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的条款不应依照对保险人不利的方式予以解释，而应依照对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所欲达到的动机及可能性加以支持的方式予以解释。（3）保险经纪人的参与。保险经纪人是一个独立的中间人，他不受特定公司的约束，他通过使用其强大的谈判实力自保险公司获得最有利的条款，从而满足了大客户的需求。因而若争议保单条款由保险经纪人拟订，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于该保单的解释。（4）手写保单的使用。经由个别谈判达成的手写保单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手写保单的这一性质使得一些美国法院拒绝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于该种保单的解释。（5）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创立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缺乏经验的被保险人，因此按照一些美国法院的观点，在被保险人拥有与保险人相当的保险经验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无法适用。（6）有关的争执是否是保险人之间的争执。按照一些美国法院的观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基石，是被保险人缺乏经验”。因此，“在两个保险公司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依照合同条款本身进行解释才是公平的”。（7）被保险人拥有的总体谈判实力。鉴于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通常拥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与保险人进行谈判的市场能力”。因此一些美国法院认为，由拥有相同谈判实力的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应当被当作普通合同并按照适用于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加以解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毕竟我国保险业市场的成熟和发达程度无法与美国保险市场所并肩，保险人强、被保险人弱的局势仍为现实之主流，对被保险人利益的倾斜保护仍有积极意义，但在具体操作时，应权衡以下因素：（1）双方争议条款为双方商议个别条款；（2）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一样均为保险公司；（3）被保险人与保险人拥有相当的谈判经验或总体谈判实力不相上下等。对此，在诉讼中保险人一方应承担具体的举证责任，一旦证明成立，则排除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而按普通合同的解释方法，力求探寻当事人的真意。至于律师与保险经纪人是否参与保险合同的磋商订立以及参与程度如何，在我国现阶段只应作为法院斟酌的辅标准。
可见，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立法基点并非坚如磐石，当其松动甚或缺失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就无可避免地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这并非偶然。因为该原则并非基于严格逻辑抽象出的普适性规则，而是一种基于较大概然性的价值判断，其本身就是对法律秩序的违反。的确，在现实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受益人强弱立判，法律的关怀价值得以彰显。但若将该原则强施于四海，那么必然会牺牲个案的公平，而法律的正义正是藉助于个案公平得以体现。一百个正义的判决所苦心经营起的法律的正义、公平和秩序大厦，极可能因一个舍弃正义和公平的武断判决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因此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而是有其特定的舞台。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适用前提
不可否认，保险人的强势地位仍为生活之常态。那么即便是在这个偌大的特定舞台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否可自由的跃至台前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了舞剧的完满谢幕，它注定成为最后的舞者；为了实现制度设置的价值目标，它注定成为司法者手中的最后王牌。
若对我国《保险法》第30条进行字面解释，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旦保险合同发生争议，法院或仲裁机关便对保险人作不利解释。简陋的立法条文对该原则的其他适用因素及“争议”的界定只字未提，使得原本为伸张正义的“侠义”条款彻头彻尾地变成对保险人“杀无赦”的死亡宣判，若此宽泛的适用范围对保险人而言怎能公平？！同时，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简单地确定为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存在争议，实际上是将该原则的启动按钮交给了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这种启动方式极有可能导致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滥用，破坏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最终有悖于该原则“拓展保险承保领域，并因此提高商业交易的有效性或涵括范围”6的本旨。相比较而言，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就显得科学完善。《台湾保险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保险契约之解释应探求契约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文字；如有疑义时，以作有利于被保险人之解释为原则”。可见其立法并不当然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而是构建了一个传承的前提，即不得同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探求当事人内心真意原则相冲突。7我们可从中得到启示，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确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角色地位和适用前提：
首先，该原则的适用不具有排他性。保险合同虽身具“保险”的个性，但更多表现出的是其作为一种民商事合同的共性，因此一般的合同原则仍有其广泛的适用空间。保险合同的最终解释往往是多个原则综合适用、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利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也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以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8.
其次，在众多的合同解释原则中，该原则作为司法者手中握有的最后一张王牌，其适用具有滞后性。如同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指出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9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原则”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为：首先得以适用的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意图解释原则。即法院首先应通过探究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存在的真实意图来阐明合同条款的内容，正如英国保险法学者KennethCannar所言：“保险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是：从保险单本身及任何附件（例如投保单、建筑物的说明图等）中发现的当事人的意图应居于统治地位”。10在探究当事人真意时，先按保险合同的通常含义理解合同条款。但应注意，保险合同条款由专家拟定，遣词造句极其严谨规范，如果涉及到法律及其他专业术语时，则应按其在专业上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加以理解。如对“暴雨”、“暴动”的解释就应当从专业的角度去解释其具体合义，而非依通常人的理解来解释，此即英国法院所创立的“专家解释”原则。如果仍存有疑义，则可以根据合同的整体解释原则、目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解释原则、诚信解释原则等去伪存真，再现当事人订约时之真意。另外由于保险合同多为格式合同，还可适用有关格式化条款的合同解释原则。只有当以上一切合同解释原则用尽而争议局面依旧扑朔迷离时，有利解释原则才作为最后的王牌，得以使用。
最后应明确，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并非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所有争议，而局限于保险合同的条款“模糊不清”。此处的“模糊不清”，是指在保险合同解释中，保险合同的条款和用语拥有一个以上的合理解释。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方可适用。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将“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11但对“合同阅读者”的确认标准，英美两国态度炯异：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两相比较，美国法院着眼于一般社会公众的普遍接受，而英国略显苛刻的标准意在限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于不同立足点上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其制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择取标准为具体社会形态的现实需要。但针对于我国现状，一般情况下保险人的整体实力远胜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的一般公众，而律师又未真正广泛地参与保险订约，因此应采“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认定“合同阅读者”，给予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最大合理空间，以彰显其制度关怀，追求实体公正。
三、结语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本质是在无法对合同的争议条款作出明确认定时，法院基于必须作出裁判的使命，而根据一般概然性所无奈作出的价值判断，反映出法律无法判定事实时的尴尬。因此其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虽有人所共知的积极意义——保护弱者利益，但若没有恰如其分的立法调控枢纽，又必然会矫枉过正。我国保险法简陋的规定就为该原则的负面效应恣意生长提供了温床，直接导致司法实践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滥用，使得保险人在法院“冠冕堂皇”的裁判理由之下，默默吞咽合法利益无法维护的苦果。有鉴于此，我们亟需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予以合理定位，明确其“最后一张王牌”的角色地位，如若无视规则而肆意将其抛出，满盘皆输的场面必将出现。我们输掉的是法律的正义、秩序和公平，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营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苦心追寻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参见李玉泉著《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46页。
2参见刘宗荣：《定型化契约论文专辑》，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125页。
3参见樊启荣：《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之解释》，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4Clark，theLawofinsuranceContracts，Lloyd‘sofLoodonpress，1997，p.373。
5参见张燕：《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载于《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7卷第3期。
6Clark，theLawofinsuranceContracts，Lloyd‘sofLondonpress，1997，p371。
7参见张世增：《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载于《河北法学》，2003年5月。
8参见邹海林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9Clark，theLawofinsuranceContracts，Lloyd‘sofLondonpress，1997，p372。
保险实务论文篇2
一般情况下，由于保险诈骗涉及多方主体，单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一方难以顺利完成，实践中往往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从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形态。这是保险诈骗罪最为典型的共犯形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主观上有共同的诈骗故意，符合保险诈骗罪共犯的基本成立条件，在具体认定时并无太大的分歧。①不过，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以自伤、自杀或自毁财物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案件中，仍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在自毁财物的案件中，因财产保险中并无“受益人”，所以这种情形的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只能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勾结时成立。只要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事前通谋，故意毁坏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则双方即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在此情形下，投保人、被保险人中的一方即使未实施毁财骗保的客观行为，亦不能阻却共犯的成立。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中一方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毁坏保险标的，另一方只是消极知情，既未与对方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也无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而只能追究毁财骗保者的罪责。但是，如果另一方知情后，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则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如果另一方不知情，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因其欠缺主观故意，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只需依据《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在人身保险案件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共谋以自伤、自杀的方式共同骗保，在此情形下，保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不以参与实施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为必要。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事前无通谋，投保人或受益人在被保险人自杀、自伤时并不知其实为骗保而为之，但在事后知道真相，并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由于在此情形下只能通过“编造虚假的原因”取得保险金，正属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因而可与被保险人一起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②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是在得到保险金后才知晓被保险人的上述行为的，则其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同样只需依《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即可。如果被保险人是在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教唆、帮助之下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则属于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的情形，应根据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以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予以并罚。对此，有论者认为应区分为两种情况分别处理：一是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并罚处理；二是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有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则不需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而只需按“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的方式，以保险诈骗罪的罪名定罪即可，不必再定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③这一观点根据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投保人、受益人给予了不同的处理，它不仅忽略了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构成之可能，混淆了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也有悖于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案件定性的基本立场。通常认为，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对于教唆无责任能力人自杀的，由于被教唆者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对教唆者应以故意杀人罪的间接实行犯对待，依法追究其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④可见，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实施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杀人罪的定性不应产生影响；投保人、受益人在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同时，还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根据刑法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并罚。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无身份者相互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由投保人、保险人或受益人构成。⑤那么，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身份者可以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理论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此处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共同正犯？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刑法理论中素有争议的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对此，域内外也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就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言，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是明确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刑法第31条第1款即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韩国刑法典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但将共同正犯排除在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虽然该规定未涉及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但理论中通常认为，该规定排斥了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可能。①三是对无身份者可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予以回避。例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至于此处的共犯究竟是包括共同正犯的广义共犯，还是仅限于教唆犯、帮助犯的狭义共犯，立法上却未明确，而是将问题留诸学界研讨。与上述立法模式相应，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主张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是日本的通说。不过，学者们所持论据则又有所不同：有的基于共同意思主体说，如日本学者齐藤金作；有的立足于正犯与共犯之区分标准说，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教授等；也有学者将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定位为关于共同正犯之特别规定，如日本学者内田文昭。否定说则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其中，有学者从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角度予以否认，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小野清一郎、吉川经夫以及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等；也有学者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角度加以否定，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山口厚等。折中说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实行行为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如我国学者马克昌教授。笔者以为，折中说更具合理性。因为对于伪证罪、脱逃罪、徇私枉法罪等亲手犯而言，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同时，对于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因其只能由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所以无身份者亦无法成为共同正犯。事实上，由于犯罪构成诸要件紧密关联，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实施刑法殊主体构成之罪的实行行为，该实行行为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当然也就无法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②就此而论，肯定说显然是有缺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说全然能够接受。因为正如马克昌教授所言，“在实际上，某些真正身份犯，无身份者并非不可能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否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的可能性，似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不合”③。例如，对于罪这样以复合行为为实行行为的纯正身份犯而言，妇女虽不能实施其客观方面的奸淫行为，但却可以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从而分担罪的实行行为，并据此成为罪的共同正犯。④所以，折中说的立场更契合实际，能够弥补肯定说、否定说所存在的缺漏。具体到保险诈骗罪来说，无身份者能否成为共同正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其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有论者立足于保险诈骗罪是非亲手犯，而认为无身份者可与投保方人员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同实行犯。⑤言下之意，只要不是亲手犯，无身份者即可与有身份者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实际是基于上述肯定说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为笔者所不取。笔者认为，除非无身份者能够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否则，均不能与有身份者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据此，只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作为无身份者能否成立共同正犯的依据。而对于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理论中存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有论者明确予以肯定，认为从立法的规定来看，保险诈骗罪是一种复行为犯，并且是一种紧密型复行为犯。⑥不过，张明楷教授却认为，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而此前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不过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①这实际上是将保险诈骗罪视为单一行为。结合刑法第198条的罪状表述以及诈骗型犯罪的行为构造，笔者认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复合行为。因为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目的的实现，而只有结合了行为人的行骗行为，即接触到具体的行骗对象并传递虚假的信息的行为，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也才能使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得逞。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是最终骗取保险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行为，其本身具有内涵的独立性和欺诈性；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则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具体外化，是保险诈骗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两者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缺一不可。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保险诈骗罪是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的纯正身份犯，但因为其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无身份者亦可参与实施其中的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所以也可以与有身份者一起构成共同正犯。当然，如果无身份者未与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勾结，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径直冒名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应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构成保险诈骗共犯之情形
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争议多集中于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该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特别规定；二是该款是否为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
（一）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界定
对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刑法理论中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二是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②据此，刑法第198条第4款并没有改变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即鉴定人等只有在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诈骗保险金之共谋的前提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时，才构成保险诈骗的共犯。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属于对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在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只具有单方面故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因为其故意是单方面的，而非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④笔者认为，刑法第198条第4款属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而非一般注意性规定。主要理由在于：首先，刑法第198条第4款在用语上与以往刑事立法中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大相径庭。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存在诸多关于共犯的注意规定。如，刑法典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这些规定要么侧重“通谋”，要么强调“勾结”，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共犯的构成予以明确规定，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成立条件；即便没有这些注意规定，按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⑤可见，立法上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需要通过“通谋”、“勾结”等规定来明示共同犯罪故意。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却并未强调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合意，明显有别于其他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由此出发，该款似应涵盖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但因主观上与他人未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后一情形即是刑法理论中所谓的片面共犯。①通常认为，片面共犯的情形虽属客观存在，但并非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②刑法第198条第4款将片面共犯也纳入共犯论处，显然是对原有共犯基本规定的突破，只能属于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简言之，将该款视为共犯的特别规定，正是立足于不认可片面共犯的通说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普遍承认片面共犯，该款就不是什么“特别”规定，反倒应是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了。③其次，不能基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与第229条之间的竞合关系而认定其为注意规定。有论者认为，鉴于该款与刑法第229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第198条第4款旨在提示司法人员，对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条件的行为，不得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④笔者认为，此一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该款是针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而规定，其中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虽为中介组织人员，但证明人却不一定是中介组织人员。在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情况下，有时并不存在与第229条竞合的问题。即便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如果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相信以现今司法人员的素质，也不至忽略保险诈骗罪共犯之构成，而偏执地适用第229条的规定，因而此处似无提示注意的必要。作此语焉不详的所谓注意规定，反倒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定性上的混淆，甚至可能将并非中介组织人员的证明人也不当地纳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范畴。再次，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定位为特别规定，既不会妨碍对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的处罚，也不排斥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对于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有学者认为，倘若将该款视作特别规定，那么，其他行为即使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成立条件的，也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且，在类似的条文中，如关于金融诈骗的其他条文，没有设立与本款类似规定的，即使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亦不得以共犯论处。⑤这一见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该款只是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而并未排他性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只限于上述情形。因此，该款并不排斥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构成之可能，一般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自可根据共犯的基本理论来认定处理。另一方面，在其他类似的条文中，虽未设立与该款类似的规定，但如果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当然可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相反，若行为人主观上与他人欠缺共同犯罪的故意，虽有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行为，亦不能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因为该条文中并没有类似于第198条第4款的特别规定。最后，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视为对特殊主体的特别规制，能够彰显其独特的立法价值，更为契合立法原意。在保险行业中，保险公估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业务便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保险理赔提供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有必要对保险公估业加强法律规制，并对其设置更多的法律义务。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即是对保险公估业中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特别规制，适应了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事实上，将该款视为特别规定，也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的解释，鉴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所提供的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方面的材料，直接影响保险事故调查结果的真伪，因此，“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如果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条件，则以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⑥。这一解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立法者的意图，即上述人员由于主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保险诈骗犯罪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对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行为应当严厉惩处，①而无须拘泥于他们与保险诈骗者之间是否形成共同故意。
（二）刑法第198条第4款之理解与适用
在认可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为保险诈骗罪共犯特别规定的前提下，究竟该款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还是既包括片面共犯也包括普通共犯的规定，学者们亦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该款属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从文义上分析，其不要求共同的犯意联络，也与刑法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用语不符，是由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对于特殊主体予以特别规制之应然价值。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款既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虽未与保险诈骗者形成通谋，但明知投保方人员旨在骗取保险金，仍然为其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诈骗提供条件的，而此时保险诈骗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也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与实施保险诈骗者通谋，为保险诈骗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况。③前者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而后者则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普通共犯。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为合理可取。因为第198条第4款只是规定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并不以其与保险诈骗人之间具有“通谋”为必要。前一观点将该款仅局限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是不适当地排除了双方“通谋”的情形，有违立法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该款的立法宗旨在于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特殊主体给予特别的规制，以适应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形势，至于这些特殊主体与保险诈骗人在主观上是否有犯意联络，则在所不问。据此，笔者认为，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的共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只能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此处所谓“证明文件”，既包括有关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原因、损失程度等情况的证明文件，也包括有关的鉴定书、财产评估报告等。第三，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可以具有为他人骗取保险金提供条件的单向故意，也可以出于与他人骗取保险金的共同故意。第四，行为人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在客观上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了条件。如果行为人虽然为他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但虚假证明文件并未被用于保险诈骗，则行为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特别共犯，仅可能构成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④
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保险实务论文篇3
1高职保险专业教育问题与分析大多数高职院校开设保险专业的时间还比较短，高职保险专业的办学条件不足，也缺乏保险专业教育经验，高职保险专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
1.1对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定位不准确保险业务涉及金融、财务、营销、管理等活动，要求保险人员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首先，保险业务覆盖面广。农业、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等各个行业的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保险有不同的需求，保险公司必须开发能够满足顾客不同需求的保险产品。其次，保险业务类型繁杂。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涉及金融投资、保险产品销售等多种业务。不同保险产品和不同保险业务活动对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由于保险业务覆盖行业广泛、保险业务类型多，任何一个高职院校培养的保险人才不可能具有开展保险业务所需要的全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高职院校应该根据培养对象、师资、保险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正确定位保险专业毕业生就业目标，明确就业岗位，才能确定合理的培养方案。目前不少高职院校开设的保险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不切合实际地拔高培养规格，导致保险专业学生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多而不精，不能满足就业岗位的要求。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保险行业的营销岗位数占全部岗位数的80%，保险营销岗位人力资源缺乏。根据高职学生文化基础差和高职教育实践性的特点，高职院校应把保险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定位于保险营销。
1.2教学模式改革滞后，教师的保险业务实践能力有待提高虽然高职院校更加重视实践教学，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模式。客观地讲，偏重于理论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不适合文化基础较差的高职学生学习。因此，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让学生从主要学习理论知识转变为主要学习专业技能，才能提高高职保险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是试图改变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时间的分配比例，简单地减少理论教学课时数，增加实践教学课题时数，学生还是不能发挥主体性作用，难以提高教学效果。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传统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分离的状况，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作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高职院校的保险专业普遍是新开设的专业，大多数保险专业教师毕业时间不长，具有丰富的保险理论知识，但是缺乏保险业务实践经验，这成为制约高职保险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3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结合的方式单一当前高职教学模式改革中，高度重视实践教学。但是，只是简单地在理论教学中嵌入案例教学、能力训练等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并不能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难以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保险专业实践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营销技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简单结合，能够培养学生的单一专业技能，却很难培养学生的综合营销技能。
2基于任务导向的“嵌入式”教学模式改革与与实践通过分析当前高职保险专业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结合高职教育和培养对象的特点，笔者设计了基于任务导向的“嵌入式”教学模式。
2.1任务导向“嵌入式”教学模式的基本思路首先，根据高职保险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特点，按照理论够用的基本原则，调整保险专业理论教学内容的结构，加强营销保险核心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削减拓展性理论教学内容，抓住理论教学的重点，以减轻学生理论学习的压力，增加学生开展保险业务实践的机会。其次，把专业理论教学与保险业务实践教学两者相互“嵌入”教学活动过程之中，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一是设计工作情景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就能深刻地感受保险职场氛围，加深对保险职业及其岗位的认识。二是以工作项目和任务为教学导向。根据保险业务活动的工作内容，将保险业务活动设分解成若干工作项目，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模拟完成保险工作项目。在企业工作环境中，教师指导学生完成工作项目，能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从理论教学到实践教学，再从实践教学到理论教学，周而复始地循环，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能够有机地融合。
2.2调整理论教学内容根据任务导向“嵌入式”教学模式的设计思路，调整高职保险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根据培养保险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要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保险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等课程是保险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专业和专业基础课程。教师应详细分析各门课程的内容，筛选重点教学内容。如应让学生重点掌握供需原理、消费者行为、成本原理等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删除福利经济学等纯理论教学内容。
保险实务论文篇4
论文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法律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保险实务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重复保险，法律构成，通知义务，效力
一、重复保险的概念界定
重复保险，也称复保险，其具体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重复保险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出保险标的价额。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均采纳此观点。广义的重复保险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而该数个保险契约，均须于同一保险期间内发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认同此种定义。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总的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
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旧《保险法》相比，新规定由广义说转而采用狭义说，严格限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应该超出保险标的价值。事实上，由于重复保险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担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没有过多考虑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之和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将重复保险限定于超额的重复保险，并没有多少实益。[2]188-189因此，台湾地区在2007年对《保险法》进行修订时，仍然坚持广义说。从这个方面讲，大陆地区关于重复保险的新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当投保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当然，从民法角度思考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法律论文，旧《保险法》存在同时使用广义和狭义概念的体系冲突，造成该条文理解和适用上的困难。因此，新《保险法》虽然导致重复保险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巨大隔阂，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确和适用的便利，应予肯定。
二、重复保险的法律构成
根据新《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界定，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特定性。现代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并不重要，关键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在财产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有权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3]31因此，重复保险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险人相同。投保人针对同一保险标的的不同保险利益投保，通常情况下，不构成重复保险，但是，若该保险利益存在权利混同或者吸收，构成重复保险。[4]103因此，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险标的，而非同一保险利益。但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未明确指出重复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为同一人，因此难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若仅以投保人同一为构成要件，不论被保险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险人都需要对同一保险事故进行两次以上的赔偿，造成不当得利的机率远大于以同一被保险人为构成要件的情况。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重复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包括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全部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完全相同，亦称同时复保险。部分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称异时复保险。“不过保险期间之始期及终期，并不以绝对相同为必要，只期间有一段重复，则在其重复期间内，仍为复保险契约。”[5]48所谓同一期间法律论文，不必数个保险契约之始期与终期，完全相同，只须其一部分的期间，立于交叉关系，而发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为复保险。[6]115此外，有教材认为这里的“期间”是指数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7]256事实上，由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并不一定与保险责任期间完全一致，有时保险合同已生效，但保险责任期间未开始，因此，该这里的“期间，应指保险“责任期间”，而非保险合同“生效期间”。新《保险法》第56条未明确对此构成要件作出规定，实为不足。
（三）保险危险或保险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事故是重复保险的必备要件。重复保险中，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危险或者保险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数个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有重合处，唯此种重合之保险事故方为同一保险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发生的是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同一保险事故。只有各个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同一保险事故，且其与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亦均为同一事故，方构成重复保险的同一保险事故。若各个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约定的保险事故各不相同，则不能构成重复保险。
（四）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复数性。各国保险法均规定，重复保险投保人是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即保险人应当多数且不同，并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果对同一保险利益与同一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即使保险期间相同、保险事故相同、被保险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复保险，仅是单保险的一种特殊。但是新《保险法》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人需为复数，这一规定未尽完善。在保险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险合同，也可能会产生一份保险合同，所以，必须强调重复保险合同的复数性。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新《保险法》第56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新规定对投保人课以主动向各保险人告知重复保险具体情况的法定义务，有进步意义法律论文，但却在通知义务所涉及的通知事项、方式以及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体规定，使通知义务难以发挥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体通知事项。韩国《商法》第672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包括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具体的保险金额。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6条规定：复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将他保险人之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复保险通知事项不仅应当包括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事项。但新《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应予通知的“有关情况”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令投保人难以明确具体内涵，不利于保险人“知情权”的保护。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法律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取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新《保险法》亦取同样要求。但应当注意，重复保险的通知属于保险人主动询问的内容，如果保险人不加以询问，投保人不为通知义务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保险经验，投保人只是偶尔为之，对保险本身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甚少。可见，投保人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方式取决于保险人的询问方式，保险人以书面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书面方式为之；保险人以口头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口头方式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应享有免除通知义务：一是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重复保险；二是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8]40
（三）通知义务履行的证明。各国保险法虽对重复保险的通知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以各国保险法所规定的对未履行通知义务的重复保险的严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对于重复保险的通知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我国新《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中是否履行通知义务，没有关于法律后果的规定，因此也就缺少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这是我国保险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义务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重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其二，善意之重复保险，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责。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其三，善意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在危险发生前法律论文，投保人得依超过部分，要求比例返还保险费。保险合同因恶意重复保险而无效时，保险人如不知情，应取得保险费。虽然新法规定了投保人须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任何有关违反该义务后的法律后果。此种立法规定会导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对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投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造成保险人不知晓重复保险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获得不当得利的潜在机会；二是不区分恶意与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恶意的被保险人，在企图以不正当手段诈领保险金，损害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时，仍有取得保险金的可能。因此，缺少违反通知义务的责任内容规定，也是新《保险法》的缺失之处。
四、重复保险的效力
基于新《保险法》在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保险实务中难以对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进而产生许多的矛盾和纠纷。而这一立法缺失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保险法在立法理念上，对于重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9]72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各国保险法通例，针对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在我国《保险法》中明确区分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法律评价，通过增加重复保险强制通知义务规则，从而赋予重复保险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复保险的利益保护机制发挥应有的功效。
（一）恶意复保险的效力。对于恶意重复保险，由于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多规定重复保险中恶意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新《保险法》虽没有对恶意复保险做出规定，但第56条第1款关于“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的规定，在立法上已经实质上确认投保人在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时，具有恶意的存在。因此，对有重复保险而未尽通知义务的投保人法律论文，仍可以适用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即“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在我国保险法上，将恶意的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投保人与履行通知义务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这一立法目的，虽然是为了在保险司法实务中起到简化规则、防止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区别恶意投保人与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担同等后果，显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复保险的效力。对于善意重复保险，各国和地区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的优先承包主义。将重复保险分为同时重复保险与异时重复保险。同时重复保险时采用的是比例分担主义；而异时重复保险，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在保险价值额度内，前保险人先负担保险金，对负担不足以填补全部损害时，由后保险人继续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10]341二是法国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担主义。不论构成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三是连带赔偿主义。在重复保险中，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向全体保险人或其中一人主张求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超过其应付的保险金额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但投保人的全部请求不得逾损害之总额。[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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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实务论文篇6
保险业创新存在的突出
（一）产品创新的周期太长
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基本上是投保人有需求，公司就能开发出所需要的产品。而我国保险业在产品创新方面显得不足，以家财险为例，各公司的产品基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条款费率相差无几。据统计，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52元，人均居住面积7平米；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人均居住面积21平米，分别增长9倍和2倍。人民生活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而我们还采用老的条款费率显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任何一种产品都有其周期性，如果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及时创新，就必然落后，这也是我国家财险业务多年来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2002年全国家财险保费收入24亿元，仅占产险总保费的5.4%.1985年至2002年平均递增6.9%，低于总保费递增速度23.8个百分点。
（二）服务创新的张力不够
在我国内地的一些保险中，不仅存在着展业理赔“两张脸”的现象（即拓展业务时笑脸相迎，一旦客户索赔时却脸拉得很长，判若两人），造成了保险资源的严重毁灭。更有甚者，有的业务员为了追求个人业绩，夸大产品功能，误导消费者，造成群体上访，给带来不安定因素。近年来，通过市场整顿，这些问题虽有明显好转，但仍存在服务链脱节现象（即只注重承保和理赔两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由温饱步入小康，对保险服务的需求不再仅仅是承保和理赔，而是包括保险咨询、风险评估、保险方案设计、承保后的风险防范和管理、保险条件优化和保险补偿等在内的全程服务。只注重两端而忽视全程服务，势必造成业务脱节，失去市场，降低竞争能力。
（三）创新的突破不大
我国保险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借鉴了一些国外的保险理论，但还没有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比较成熟的保险理论。保险业恢复经营之前，我国保险理论集中于马克思、列宁等对社会剩余中需要保险基金扣除的论述。保险业恢复经营后，保险理论日渐繁荣，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保险是否是商品”为主题的大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国保险理论研究的顶峰。此后，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我国保险理论基本上是“拿来主义”，结合我国保险业自身实践的理论创新较少，更没有什么突破。目前，不仅大专院校教课书采用的多半是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形成的理论，就连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也没有太大的突破。其中，对国外研究成果模仿者居多，对中国保险现存问题描述性讨论较多，普遍缺乏对现象背后内在逻辑的理解。实际上，保险问题和所有经济问题一样，都有其社会制度背景，如果忽略这种背景，盲目与国际接轨，只能是浮在表层上，不会有大的突破和进展，对保险业发展的指导作用也不会太强。
保险业创新存在问题的原因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创新动力差
1.市场竞争不充分。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主体数量仍偏少，市场竞争不充分，最大的三家产险公司（中国人保、平安和太平洋）占产险市场的94%，三家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平安和太平洋）占到寿险市场的91%，部分地区仍处于独家经营的状态。高市场集中度造成供给主体间竞争压力不足，创新驱动力较弱。
2.政策环境不宽松。长久以来，我国对保险业在产品费率、条款、机构、人员、资金运用等方面实行较严格管制，保险创新的空间相对狭小。
3.创新产品欠保护。在保险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保单上关于承保范围、保险价格、险种的设置都必须以文字进行清晰的描述，并进而公示投保人知晓。文字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对保单条款进行的任何创新性改动都极易为竞争对手所知，且极易被对方模仿。而与此同时，模仿者却不必为此付费，尤其是在我国，由于知识产权，特别是以文字表现的产品的归屑不易识别，目前还缺乏对保险公司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有效手段。即使有相关的法令出台，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困难。这些因素都了公司进行保险产品创新的积极性。
4.创新者价值难体现。创新本身蕴涵着风险，特别是创新的失败将给创新者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没有一定的风险补偿，创新者宁愿放弃创新，以规避创新可能失败的潜在风险。所以，创新的动力需要一定的激励和保护措施作保证，以使创新者承担的风险和收益对称。目前，各保险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对于技术人才、创新人才和创新行为缺乏有效的鼓励和保护。在此情况下，有创新能力与愿望者为规避风险，也更倾向于选择少创新或不创新。
5.管理者短期行为。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管理始终存在着体制性问题，难以建立起保障企业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长期性的有效制度。这一制度性问题导致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行业的企业家一样普遍在经营管理中表现出较强的短期行为，求稳、求急心态过重，对投人大、风险高、见效慢、评价不一的创新问题缺乏积极性，主观上限制了创新行为的发生。
（二）创新投入少
创新需要资金的支持。保险创新过程涉及到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以及对承保成本与收益所进行的尽可能准确的衡量和测算，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因为回报的不确定性，这部分投入又有较大的风险。因此，筹集创新资本而不是负债来进行创新是更加安全的方式。
但从来看，我国内资保险公司的资本空间不容乐观。一方面是与保险市场庞大需求相适应的行业性高速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寿险业的利差损、财险业的高赔付率现状。这些都使得保险公司资本金明显过小，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很难再进行创新投入。加上我国保险在竞争中更多地关注于市场份额的高低，忽视对市场的，保险创新也就因缺乏资金支持而步履维艰。
从国外的一般情况看，有实力的保险机构都拥有强大的研究机构及专项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来支撑保险创新。比如，瑞士苏黎世集团、美国信安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都有逾200人的研究人员，每年用于研究的经费比我国所有公司用于研究的经费总和还要多。
（三）创新人才缺
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我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长达20年之久，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保险业需要的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等特殊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在保险业恢复经营的很长时间内，保险业最好的“人才”被认为是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保单销出去、把保费“赚”进来的人员。因此，许多专业人才如精算、核保、核赔、、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在储备和培养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因素是造成我国保险业人才缺乏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保险业处在快速时期，国内中、外资的保险公司急欲扩充业务，保险人才需求旺盛，但市场上专业人才缺乏，这不但不能很好地适应保险业创新的需要，也给保险业创新带来很大的风险。
保险创新的方向及目标
（一）整合创新力量充分发挥保险监管部门的组织协调作用，整合业界、学界和监管界等各自在保险理论研究上的优势力量，是实现理论创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目前，保险公司和大专院校等都聚集着一批精英，但大都各自为战。业界的理论研究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知识，但其研究缺乏对保险业实践前瞻性、深层次的提炼和，理论提升不足，很难有较大的理论突破；学界具有较强的抽象与逻辑思维能力、理论能力，但缺少实践经验，其研究成果中规范研究偏多，实证研究与数量研究较少，一些研究还与实际脱节。如果让保险学会从中搭桥，把这两股力量整合起来，实现互补，便会形成强大的研究力量。保监会可借助这一力量建立一个相对紧密型的保险研究机构，同时倡导和鼓励理论创新，加大理论创新投入，推动保险理论创新研究。对我国50多年来相对零散的保险理论成果、保险业数据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业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借鉴国际保险理论的优秀成果，着力构建我国保险理论的系统性框架，寻求保险理论新的突破，为加快保险业发展提供指导。
（二）加快产品创新速度
市场需求是拉动产品创新的主要因素。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厄特巴克就得出一项结论：60%—80%的创新是需求拉动的。因此，无论寿险还是产险险种开发与创新都应该注重改变目前保险产品雷同、市场细分不明显的状况，在做好市场需求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有需求、经营有效益的原则，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和投入，针对不同的保险对象、不同的销售渠道设计不同的险种，满足人们多方位、多层次的保险需要。特别是要针对老龄人口基本上没有养老保险、老龄人口医护保险少的特点开发相应的新险种，开发针对高收入人群的保险产品，积极介入职业责任保险、保险等领域。针对银行业务的蓬勃发展，设计适合于银行销售、与银行业业务关联密切的险种。为鼓励产品创新，监管机关应对创新产品给予一定的保护期。如与创新产品60%以上类同的不予备案或暂缓备案，否则就无法形成纳什均衡，公司都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三）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已进行了一些服务创新，如推出专线客户服务热线、事故代步车、车友俱乐部、异地出险就地理赔、小额快速理赔通道等，但是这些创新仍是狭义的、较低层次的。进一步深化保险服务创新，一方面，应围绕“保险咨询风险评估保险方案设计承保承保后风险防范出险后的查勘定损理赔”这一服务链，逐步向外扩展链接；另一方面，应从我国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发展需要出发，展开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以及附加值服务。一是针对医疗、养老制度改革后居民迫切需要医疗、养老方面优质服务的现实，在做好医疗、养老保险的同时，大力开展诸如免费体检、健康咨询、康复护理等方面的服务。二是针对就业改革后失业者的增多，在提供失业保险的同时向客户提供再就业培训、再教育咨询、就业信息等服务项目。三是开展教育保险时将出国咨询、教育咨询、家教信息等作为延伸服务。四是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理财指导、金融信息等家庭理财方面的服务。通过良好的服务，打造保险业的整体品牌，吸引更多公众自愿投保，变潜在的需求为现实需求。
保险实务论文篇7
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成长也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银行业主要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而保险业则主要是为实体经济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保驾护航。但是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特定领域的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不是一个行业就能解决的，需要两个甚至多个金融行业的通力合作。尤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国家相继出台了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对于两个行业相互合作的模式，监管部门也给与了肯定。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指出，要创新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支持企业扩大出口和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内外贸易和融资；要探索发展服务投融资风险担保的保险产品，进而在中小企业融资、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科技企业创新和服务“三农”等方面做出贡献[1]。本文结构大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银保合作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然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了银保合作服务实体经济的趋势与内在逻辑，并最终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银保合作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一）理论文献回顾
关于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但研究的角度一般都是从金融机构存在的意义出发，通过实证等方法研究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业对于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如Scholes等[2]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Chairperson等[3]提出的信息不对称说、allen和Santomero[4]提出的风险管理说以及Diamond[5]强调的委托监督理论等都解释了金融机构的存在对于实体经济所起到的作用。这些理论同样回应了当下我国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关于盈利问题的争论和质疑，即银行等金融机构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进行选择，才能充分发挥其上述职能并培育更为健康的实体经济[6]。随着金融体系和结构不断演进，merton[7]提出了金融功能观理论认为，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金融机构的功能比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更重要，这就为金融混业经营尤其是银保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金融功能观理论，银行功能与保险功能不应受到外在组织结构的限制，而应从其所服务的客户需求出发，寻求效率更高的业务模式。在当前我国的金融环境下，银行业与保险业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尤其在分业监管的制度下，银行业与保险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理论是银保合作研究的源头，其中相似性理论提供了银保合作的基础和前提，而差异性理论则从互补的角度研究了银保合作的动力[8]。
二、银保合作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和领域
（一）银保合作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缺少抵质押物，没有信用纪录以及放款成本过高等等。而这些对于银行来说的困难却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如专业的信用险公司掌握着大量中小企业的销售信息和信用状况，客户通过购买信用险便可以提高在银行的信用水平。此外，很多保险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对客户比较了解而且比银行更有精力去跟踪客户，通过保证保险的形式提供的担保不仅成本低，而且由于是保险公司提供的一种担保，因而更受银行欢迎。再如，银行往往比较担心小微企业的企业主的个人意外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而通过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并将第一受益人规定为银行，则可以有效规避此类风险，从而使得企业主更加顺畅地融到资金。
（二）银保合作共同参与扶持相关产业发展
对于文化企业和科技企业，国家分别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予以扶持。银行业和保险业也均积极参与，如保险业针对这两类企业分别制定了特色的保险产品并针对国家给与保费补贴的政策，银行业也积极出台贷款政策向这些行业倾斜。但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对于相关产业的扶持政策目前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缺乏一定的协调机制，因而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银保双方能够共同确定服务名单，将资源集中到行业里的重点企业，共同为专利权、版权和收费权等新式质权提供保险保障和质押融资，那样不仅能够培育出真正强大的文化企业和科技企业，而且银保双方的收益也会更稳定，风险也会更低。
保险实务论文篇8
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讯问所承担的说明或陈述义务。
（一）告知义务是法定义务
在普通合同中也存在告知义务的问题。保险合同中的告知义务是保险法特殊明确规定的，这是在其他种类合同中所没有的。
告知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但该项义务是否可以通过双方的约定予以免除，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是法律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义务人不能拒绝履行，更不能阻碍对方履行，双方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排除该义务的履行。"私以为，告知义务是为实现保险人的技术性要求而设立的义务。在无限告知主义的方式下，如果保险人认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足以计算出保险费率，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询问回答主义的方式下，询问条款以外的内容，视为保险人部分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未列询问条款，可视为保险人全部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二）告知义务是附随义务
告知义务尽管为保险法明定的义务，但在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有较大差别的，其内容的确定主要依据诚实信用。另外，告知义务不可诉请履行，即为不可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之一种。
（三）告知义务是先合同义务
"告知义务为间接义务（所谓间接义务者，乃当事人对法所规定应为之一定行为而不为时，法律则课以不利益，以收间接强制其行为之效果者也）。"故，告知义务为保险合同之外的义务，是先合同义务的一种，告知义务条款并非是合同条款，而应是保险合同以外的条款。
二、告知义务的制度演进
（一）在告知义务构成要件主观标准问题上，向传统的"客观主义"回归
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告知义务的历史发展，采取了"客观主义"原则，近代以来，曾出现过强调投保人须有主观上故意或过失来作为其构成要件的"主观主义"倾向。但随后，人们又发现，传统的"客观主义"更趋于合理。因此，又出现了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回归。
（二）在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上，由传统的"无限告知主义"向"有限告知主义"演进
在告知主义的范围上，传统的原则是"无限告知义务主义"，又称为"自动申告主义"，其内涵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的向对方充分而准确的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而不论该事实是否为保险人所询问到。而"有限告知义务"主义，也称"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作陈述，询问之外的事实，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在这一问题上，英美法系对告知义务具有最先进、最发达的制度研究，形成了"重要事实（materialFact）"、"谨慎保险人（prudentinsure）"概念，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界定为"重要事实"的误述，以事实的重要性标准和谨慎的保险人标准作为告知义务的具体内容要素。
（三）在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上，从传统的"无效主义"向"解约主义"演进
"解约主义"是与"无效主义"相对应的，是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时，并不是当然的使保险合同无效，而是赋予了相对人以撤销权。
三、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立法启示
（一）告知义务构成要件的主观标准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上规定的违反告知义务构成要件采取了主观过错标准。
一般认为，将保险合同中违反告知义务的标准简单的归类为故意或过失两种情况，无法体现保险契约的最大诚信合同的特殊性。在未来我国保险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应借鉴客观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先进之处。我国告知义务构成应采无过错标准，将因故意和过失而未告知或不实告知这些情形，放入合同法中的欺诈、可撤销合同或可变更合同制度中去调整，使得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真正在其特有的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保险法的固有制度。（二）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了我国保险法的告知义务制度。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我国采用的是询问主义的告知范围制度。
在判断要保人所应告知的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或重要事实时，必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的内容或目的，客观的以保险技术之观点加以评价。现代保险立法在立法技术与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保险监督机关立于准司法的地位；另一方面由"自动申告主义"向"询问回答主义"演进，以限制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并为避免日后发生争议时举证困难，立法要求以书面方式为必要；更近一步者，投保人的告知说明范围以重大事项为限制，什么是重大事项，若非是保险专家并不能清楚知悉。我国现行《保险法》中，没有英国保险法告知义务的核心内容--"重要事实"的概念。对于重要事实的规定也过于简单化，并未对其具体内容认定标准作出规定，特别是没有关于法定除外情形的规定，对于任何事实都需要通过抽象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无形中为具体保险纠纷的解决设置了障碍。我们认为，应当在我国《保险法》中引入"谨慎的保险人"这一客观判断的标准。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
告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即缔结保险合同之际依基本诚信原则而发生的说明、告知、协作等义务。该义务存在于要约生效之后，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对于其违反者，成立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对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解约主义"立法模式，即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通过加收保险费或减少保险金额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在解除行使之前，保险合同成立且有效。文章认为，对违反告知义务适用撤销制度比较恰当。违反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影响到保险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构成意思表示瑕疵，以可撤销方式给无辜方法律上的救济，撤销合同后，双方回到保险之前的状态。在撤销合同之外，我国应否采用损害赔偿作为救济方式？我们认为，我国现今保险法对于违反告知义务并未有损害赔偿之救济方式，也不应该采纳这样的规定。
【论文关键词】：保险；保险合同；告知义务
【论文摘要】：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中的核心问题，各国保险立法无不对这一制度关注有加。我国现行《保险法》颁布以来，有关告知义务之争讼不断，文章旨在对告知义务的性质、内容等问题作深入研究和反思，以期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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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实务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危险增加义务保险法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基础理论
（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涵义
“这里所谓的危险程度增加，是指订约当时所未曾预料或未予估计的危险可能性的增加。”而我国另一著名保险法学者温世扬先生的定义则为：“危险增加，是指当事人在订约之际未曾预见，但在保险有效期间内，作为保险合同基础的原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使保险标的受损的可能性增加。”相比较而言，可以看出，后一种观点对危险增加的定义更为细微，也在一方面指出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来源。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原保险法第37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相比较2009年《保险法》第52条分别增加了危险程度“显著”二字，和提前解除应“退还多余保费”的规定，无疑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更为有利。
此处所谓的危险程度的增加，仅仅是程度的增加而非是种类的增加。因为不同的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种类是特定的。若是因为承保的保险标的风险种类的增加，由于其不是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人是不必承担保险责任的，这里也就没有更深一步讨论的必要。
关于危险程度的增加，不同的学者观点亦是不完全相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常具备三个特性：（1）重要性。对保险人继续承保或者提高保费有重要影响的危险；（2）持续性。如果危险只是一时的变化，继而又恢复原状的，则不构成危险的增加；危险改变这一状况须持续一段时间，对价平衡受到破坏，投保方需履行通知义务。（3）不可预见性，即危险增加必须是当事人订约之初未曾预料到，保险人未估算在危险之内的。”也有其他学者将其归纳为“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等等。还有学者主张，还应当有“期间性”，即危险程度的增加必须是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或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期间。
笔者此处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这主要涉及危险程度增加的发生和履行的期间，应当是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的题中之义，否则又何谈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一说呢？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理基础
此涉及风险和保险的涵义区别。“风险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可能存在的损失；二是这种损失是不确定的”而“保险（insurance）是源自14世纪意大利商业用语，本意为抵当、担护、保护、负担之意，至14世纪后半期扩充为保险之意”目前关于保险的涵义主要有损失说的损失赔偿说、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非损失说中技术说、欲望满足说等。单就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而言，笔者赞成损失分担说和损失转嫁说。但是从微观上，单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适用损失转嫁说更贴切。
从保险学原理上来说，保险人根据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运用大数法则进行精密的计算，进而估算出所保标的物遭遇风险的概率。投保人缴纳相应的保险费把损失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人。但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个继续性合同，标的物遭遇风险也在随时的变化，由于保险人计算的风险概率是以标的物遭遇正常风险的概率，一旦标的物在实务中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增加超过了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范围，则是保险学大数法则的颠覆。“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所以需要投保人履行相应的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进而是保险人重新运用大数法则进行计算，或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此处也可以称为对价平衡原则。
从民法原理，保险合同订立生效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此外有一些学者也主张，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来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合理性。笔者并不赞同，“所谓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客观情况的异常变动，致使合同成立时的基础丧失，合同的基本目的因此不能实现，基于公平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免于承担责任的法律制度。”在此可以看出，情势变更是不可归责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原因的客观情况的变动，而事实是在保险中的引起危险程度增加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归责于当事人的。所以情势变更原则不能推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合理性。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性质
（一）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性质，学术界的观点集中在法定义务、约定义务之间
其中法定义务是指，法律明文规定苛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承担，无论保险合同本身是否约定。而约定义务则是，法律并不明文规定把这项义务强行加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是根据保险合同双方来约定。
对此我国《保险法》52条规定如下：“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法》将其界定了约定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双方不得为第三人设定义务，除非该第三人同意，否则该义务约定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所以此处让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让被保险人承担，且被保险人并不一定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笔者认为这一点在法理是说不通的。如果规定其为约定义务，那么必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已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应该将其界定为法定义务。
保险实务论文篇10
关键词：Copula；风险聚合；分散化效应；财险公司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1.引言。财险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的安全性和稳健性一直以来都是保险监管机构和投保人关注的焦点，经济资本作为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已经在国内外保险业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财险公司公认的核心管理手段。“偿二代”体系对财险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实际资本以及最低资本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2号：最低资本》指出：“为使保险公司具有适当的财务资源，以应对各类可量化为资本要求的风险对偿付能力的不利影响，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具有的资本数额”。由此可见，充足有效的资本管理能够帮助财险公司抵御风险，积累资本，实现稳定经营。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中，如何实现经济资本的准确量化是经济资本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
财险公司通常在多条业务线上进行风险资本管理，为了确定整个公司层面的总体经济资本，必须对每个风险类型单独计算的经济资本进行聚合，其中常见的做法是对每项经济资本进行简单求和，该方法的缺点在于忽略了风险聚合过程中的分散化效益，从而高估了总体资本需求。另一种方法是在方差-协方差框架下，通过相关系数矩阵聚合经济资本，该方法假设整体损失分布和边际分布必须具有相同的分位数（只有正态分布具有这种特性），因此不适用于金融数据厚尾分布的特征，无法完全捕捉到各种风险之间的相关结构。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Copula函数度量经济资本的风险聚合和分散化效益，椭圆Copula的优点是允许不同相关结构的存在，将个体风险因素的边际分布与相关结构区别开来，从而给出了极值风险更为准确的描述，通过模拟Copula相关结构，可以对财险公司不同种类的风险进行有效聚合，更贴近风险边际分布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从最初的风险量化工具到目前的全面分析框架，经济资本体系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经济资本的度量总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自下而上的测算方法，即通过汇总各条业务线的风险进而测算整体风险，Copula即属于此类方法；二是自上而下的测算方法，即直接测算整体风险。
传统的经济资本统计度量模型包括内部评价法、VaR方法和极值理论等，主要思想是计算一定置信区间内满足预期损失的在险价值。michael（2000）使用多种厚尾分布来计算经济资本，并且对分布拟合的精确程度进行了讨论。araten（2004）分析了信用风险在经济资本评估中的影响，认为交易对手之间的风险差异应当作为经济资本量化的基础。随着公司层面与业务部门损失数据的逐渐积累和风险损失分布的拟合要求，有关风险聚合模型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Vanduffel（2008）使用风险聚合技术得到公司层面的经济资本，认为Copula可以有效弥补线性相关矩阵和秩相关系数的不足。偏离校准模型主要分析不同风险的波动对于经济资本变动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等诊断工具。embrechts（1999）推导了基于极值理论和压力情景测试的资产组合的违约和损失概率。nadine，michael（2012）以评级为基础，构造保险公司信用和市场风险的内部量化模型，结合标准模型，结果显示模型选择和校准对于量化风险的重要作用。过程模拟模型重点关注风险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情景生成的方法来模拟真实的损失分布，包括因素分析法、Bayes方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tripp（2004）通过Bayes方法建立因果推断模型对风险进行描述。Jacobson（2005）使用monteCarlo方法对资产组合的损失分布进行模拟，用VaR计算经济资本数额。在关于风险资本度量的研究中，artzner（1999）提出了风险测度的一致性原则以及满足该原则的Cte函数，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Landsman（2003）考察了基于椭圆分布族随机变量，进一步拓展了Cte的应用范围。Dhaene（2008）在Landsman（2003）基础之上，推导了基于正态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的经济资本计量公式。
国内有关经济资本度量理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VaR的有关讨论，关于Cte函数的研究仍然较少，并且多为实证分析。滕帆（2005）借助于保险公司的小样本数据估算了中国保险业的经济资本数额。陈迪红（2009）采用CreditRisk+模型测度保险公司人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田玲（2010）研究了GRaCH效应对于风险聚合的影响。窦尔翔（2011）将Cte方法用于我国金融业不同业务部门的风险水平和经营效率等方面的比较。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结合保险公司经济资本的实际应用情况可以发现，大多数关于经济资本的计量的研究往往只针对保险公司所面临的一种风险，或者单独的一条业务线进行考虑，没有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整体所面对的风险和资本需求，这样做的后果是进行资本配置时会有所偏差，难以达到公司层面的优化资源以及价值最大化的整体目标。经济资本量化是保险公司多条业务线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综合体现，所以本文对多条业务线上的资本需求进行聚合从而计算总体资本需求，从而实现确保充足偿付能力和实现监管约束的目标。
二、模型建立
1.选择Copula函数。本文研究经济资本的风险聚合问题，由于不同风险具有复杂的边际分布和各种相关结构，而大多数风险测度关注的都是其损失分布的尾部特征，非零的尾部相关性在确定资本需求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四种最常见的Copula函数，分别考虑Gaussian-Copula，t-Copula（df=1），t-Copula（df=10），independence-Copula四种情况下的财险公司经济资本需求和资本配置。
2.损失率设定。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评估在合理的Copula假设下，财险公司多条业务线的聚合经济资本和不同Copula所带来的分散化收益。损失率（LR）被定义为发生总索赔和已赚毛保费的比率，业务线i在时刻t的损失率被定义为
3.拟合边际分布。选取人保财险2002年～2013年12个年度5种不同险种的损失率历史数据进行研究。按照企财险，车险，货运险，责任险，其他财险得到损失率的历史数据，使用极大似然法确定损失率的边际分布。
4.相关系数矩阵。为了使用Copula函数聚合多条业务线的损失率分布，需要确定不同业务线之间的相关矩阵，表1显示了由历史数据得到的五条业务线损失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三、实证分析
使用Copula函数聚合损失率分布，进而分析资本需求的聚合效果，得到不同Copula函数的比较分析。对于四种不同的Copula函数，为每条业务线随机生成1000个损失率的观测值，即不同Copula函数假设下每条业务线的损失分布。
1.聚合损失分布。在每一个Copula函数中，假设相关矩阵如上文所述，通过随机模拟，得到每条业务线的模拟损失率和聚合损失分布，图1给出了四种Copula假设下，整个财险公司累计损失率的分布直方图。
2.资本需求与分散化收益。本节中将分析不同尾部行为导致不同的资本需求以及相应的分散化收益。
（1）资本需求。使用置信水平95%和99.5%下的在线价值（VaR）和尾部条件期望（Cte）对财险公司的资本需求进行评估，表2给出了不同Copula模型的资本需求。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Copula假设下不同风险测度的资本需求具有一定差异，变化范围在0.68到1.03倍已赚保费之间。
（2）分散化收益。表2中给出了通过每单位已赚保费得到的资本需求的绝对水平，本文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在于评价多条业务线聚合所带来的分散化收益，与每条业务线作为独立业务得到的资本需求两者之间的差异，后者的资本需求由表3给出，两者之差，也就是分散化收益所占已赚保费的百分比，如表4所示。
结合表3和表4可以看出，对于所有的风险测度和Copula假设，都存在一个正的分散化收益，从表中也可以看出，风险测度和Copula的选择对分散化收益水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Copula假设的影响。上文中重点分析了风险聚合对于资本需求带来的分散化收益，而Copula也是影响资本需求的关键因素，图2给出了不同Copula模型下的资本需求。
可以看出，Copula假设对资本需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所有风险测度平均来看，对于不同Copula而言，资本需求都在0.68到1.03倍已赚保费范围之内，不同Copula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对于相关结构正确建模的重要性，特别是不同业务线损失之间的尾部相关性。另一方面，Copula允许高度尾部相关性的存在，这从t-Copula（df=1）和其他Copula相比会导致更高的资本需求可以得到验证。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经济资本管理是保险公司涵盖风险损益在内的资本管理行为，是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进行多条业务线上的风险资本管理，面对不同类型的风险，确保充足的偿付能力和实现监管约束的目标，对保险公司持有资本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本文使用四种不同的Copula函数聚合多个风险的损失率边际分布，在每种情况下使用VaR和Cte风险测度评估聚合的资本需求，通过聚合多条业务线的损失率和单独的业务线相比较，发现前者存在一定的分散化收益，并且和Copula的选择密切相关。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Copula的选择对于多业务线保险公司的经济资本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尾部相关性越高的Copula会导致更高的资本需求。同时，Copula也会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分散化收益，因此，保险公司应选择一个符合自身业务线之间相关结构的最佳模型，以获得合理的风险资本要求。
第二，对于所有Copula，在资本需求和分散化收益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较大的资本需求会导致较高的分散化收益。此外还发现，t-Copula（df=1）的分散化收益波动最为明显，这也和t-Copula允许较高的相关性有关。
第三，风险测度对于资本需求和分散化收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Cte具有更大的分散化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