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1
摘要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深受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世界是悲苦的。他的性格和环境小说大都弥漫着浓重的悲观色彩和宿命论思想。他把人物的悲剧归于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无论主人公怎样努力和挣扎,都无法摆脱命运的主宰。
关键词:宿命论悲观主义命运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托马斯・哈代(1840―1928),19世纪末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工业资本侵入农村,宗法制农村社会走向毁灭的时期。他的小说大多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的侵入下,农村地区在经济、政治、伦理方面的变化,以及因此而破产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尖锐的社会矛盾。
哈代从小生活在英格兰西南部沿海的多塞特郡,那里有恬静优美、古朴寂寥的田园风光。哈代以多塞特郡作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在作品中,他把这一地区称为威塞克斯。哈代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根据作家自己的分类,其中7部为性格和环境小说,包括《绿荫之下》、《远离尘嚣》、《还乡》、《林地居民》、《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这7部小说大部分都是悲剧,都弥漫着浓重的悲观色彩和宿命论思想。哈代把人物的悲剧归于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无论主人公怎样努力和挣扎,都无法摆脱命运的主宰。
《绿荫下》和《远离尘嚣》是哈代早期的作品。在这两部小说中,哈代生动地描述了威塞克斯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那里辛勤的农民。与他后期的作品相比,这两部小说的结局还不是那么悲惨,甚至还是欢喜的。在小说中,哈代厌恶城市的工业文明,认为它破坏了宗法制农村的正常生活,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幸和痛苦。他赞扬了农民的高尚品格,鞭挞了农场主们的邪恶和残忍。哈代在这两部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1878年,哈表了《还乡》。《还乡》是哈代悲剧创作的真正开端,从这部小说开始,哈代一改先前那种歌颂田园生活、抒发田园理想的风格,转而去描写农民的悲剧命运,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同时也开始对产生这种命运的因由倾注了大量的思考。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宿命的色彩,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以悲剧告终。《还乡》标志着哈代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哈代在后来的悲剧小说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即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和内心冲动决定着个人命运,并造成悲剧。
《卡斯特桥市长》中宿命的色彩更浓了,它更强调命运对人的冷酷无情。主人公亨察尔年轻时,酒醉后以五基尼的价格卖掉了妻子和女儿,之后他痛改前非,并当选为卡斯特桥市长。但是他依然不能逃脱悲惨的命运,最后凄惨地死去。这部小说从人格与社会的双重角度,描写人物与环境的不断冲突,表现性格即命运的主题,认为人的选择不慎会加速人物的悲剧结局,而选择的不慎是由人的性格弱点所造成的。这是一个有弱点的性格在特定的环境下的自我毁灭过程。
哈代最为著名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也都是令人震撼的悲剧。作家把苔丝的悲剧归结为一系列的巧合和暗示,她的一生都充满着偶然性和命定的色彩,无论怎样挣扎努力,都无法摆脱神秘莫测的命运注定的悲剧。《无名的裘德》表现了情感的挣扎和心灵的困惑,是人性与神灵的冲突,是灵与肉的冲突。裘德一家的婚姻都很不幸,无论裘德的父母、淑的父母,还是裘德和淑各自的婚姻。不幸的婚姻简直像代代伴随他们家的一个诅咒。《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具现代意识的小说。
哈代通过他的小说向人们传达了他对于人生的哲学态度: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哈代认为人生来是追求幸福的,但是所处的环境会处处阻止他的追求,结果愿望只能被挫败、被毁灭,从而导致悲剧的产生。冥冥之中,悲剧总是注定的,是由一种神秘莫测的超自然的力量决定的。哈代的悲剧观来自西方传统的悲剧精神。在西方文学的悲剧中,实现悲剧性冲突的主人公,不管他是否愿意,如何躲藏,终归会在不可知的命运制约下陷入悲剧性的生命轨辙,难逃悲剧性的无情劫数。在英国,对命运信仰的历史是非常长的。公元五世纪,盎格鲁――萨克森人侵入英国的时候,他们带来了关于命运的信仰。他们认为自然中存在着一种力量和意志,决定着世间的万事万物。这种力量经常毁灭人的愿望、给人类带来灾难。虽然盎格鲁――萨克森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关于命运的信念却在英国留传至今。哈代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超自然的力量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
哈代创作时期正是英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经济秩序正在逐步被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替代,逸静的乡村田园风光不断被破坏,贫困的农民失去土地,纷纷破产。作家站在封建家长制的立场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宗法制农村田园生活,家长统治关系下的世外的、幽静的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虽然,后来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家长统治方式之必然灭亡,但情感是悲哀的)。哈代热爱朴实勤劳的人民,同情他们的苦难,他看到宗法制的古风遗俗横遭破坏,普通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成为泡影,但是哈代由于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局限,再加上他思想中本身所遗留下来的封建宗法思想,尽管他想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而他又受到叔本华的内在意志力的影响,力图从神秘力量的作用去寻求解释,导致哈代最终成为悲观主义者,从而使他的作品带上了浓重的悲观和宿命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孙法理译:《苔丝》,译林出版社,1993年。
[2]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
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2
一
16世纪30年代，欧洲新教运动兴起，罗马教皇及天主教势力衰落。英王亨利八世出于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和宗教统治的目的，与罗马教皇决裂⑵。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属于国王，从而使英国教会成为国王手中的工具。同时，英国教会接受了加尔文教、路德教的某些思想，并保留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主教制度和宗教仪式等许多传统，形成了安立甘教，又称圣公会，即英国国教。
1553年，信奉天主教的玛丽（1553-1558）继位，她恢复天主教，残酷迫害新教徒，烧死异端达300多人，被称为“血腥玛丽”。
1558年，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1558-1603）成为女王，并恢复了国教，在“血腥玛丽”时代逃往欧洲大陆的新教徒纷纷回国。
开始于16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宗教改革，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势必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障碍，而此时的英国国教会作为封建专制的重要支柱，也就必然遭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反对。⑶
从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出现了反对国教会的“非国教徒”，他们主张依照加尔文教来“纯洁教会”，要求清除国教会中的天主教教义和教规仪式，清教徒由此而得名。
二
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曾出现过一场颇为壮观的利用宗教反对宗教（即利用加尔文教反对国教）的反封建启蒙运动，掀起了一场清教运动。⑷
16世纪60年代中期，帕克大主教试图强制性实行教士在圣事中穿法衣和仪式的统一，掀起了一场“法衣争端”。那些坚持穿法衣的教士被认为是国教徒，而那些拒绝穿法衣的教士则被认为是清教徒。⑸正是这场看似是主教与一些教士之间关于琐碎问题的分歧，通常被看成是清教运动的起源。
清教运动的发生，与这个时期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有关。
首先，英国国教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支柱。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是为了加强专制王权，结束中世纪以来国王匍匐于教皇脚下的窘态。改革后的国教大肆宣扬“君权神授”论，而由国王任命的主教制，其实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进一步确认。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其基本意义在于国家政治而不在于宗教交易方面。”⑹
其次，清教的教义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和要求。
是因为清教的教义接受了加尔文教的“前定论”观点，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上帝已经“预定”谁将得救，成为“选民”，谁将永远沉沦，成为“弃民”，并以现世的成功与失败、永生与犯罪、富贵与贫贱作为是“选民”或“弃民”的标志。加尔文教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⑺
最后，当时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是进行反封建宣传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
17世纪的英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但其意识形态仍受宗教的影响。披着宗教的外衣的反映社会各阶级的思想，往往更容易被接受。
三
1637年，查理一世命苏格兰长老会在祈祷时必须使用英国国教的祈祷文，这极大的伤害了苏格兰人民的宗教感情。1638年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贵族的领导下，签署了《民族圣约》，他们声明准备发动一场完全出于自卫的全国性抵抗运动，保卫他们真正的宗教和国王的权威。
1639年2月苏格兰起义军进入英国边境。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抵抗苏格兰人，不得不在1640年4月13日下令召集已停开了11年的议会。但是这届议会拒绝通过国王所需要的经费，并且对国王的专制统治及宗教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查理一世在气恼之下，在5月初又将它解散。
但是苏格兰起义仍在不断扩大，解散议会无助于军费的解决。查理一世又不得不在1640年11月3日从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断断续续存在到1653年，史称“长期议会”。“长期议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顶升起了王党的军旗，对议会宣战，从此开始了内战。在内战中，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他们大多是清教徒，并参加了议会军，这支军队在清教徒的著名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的指挥下打败了王党军队。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前被斩首，5月19日英国被宣布为共和国。
议会的胜利与王党的失败，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因素外，还有宗教的因素。
首先，查理一世在宗教政策上的失误，特别是爱尔兰事件加速了他的灭亡。⑻
从17世纪，特别是30年代后，一直流传着天主教徒将阴谋新教国家，对新教徒进行大肆屠杀的传闻。长期议会召开后，资产阶级反对派就指控斯特拉夫伯爵在爱尔兰招募军队，计划借爱尔兰的天主教军队颠覆英格兰新教在教会和国家领域中的地位。⑼爱尔兰起义使查理一世受到传闻的不利影响。
1641年10月，爱尔兰因担心国王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失败而殃及天主教徒，发动了起义。议会坚信，爱尔兰“叛乱”是罗马天主教徒干的事情，同时也是“万恶的国王的谋士们”搞的阴谋。⑽
内战爆发后，查理一世为了对付议会军曾于1643年和1645年两次同意与爱尔兰天主教同盟“休战”。这使人们越来越相信，他欲利用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来摧毁英格兰议会。⑾于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议会的保卫基督事业、抵御天主教的反扑的号召下，加入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队伍。不论是克伦威尔的“铁骑军”，还是以后的新模范军，其中大多数是信奉清教的自耕农和城市平民。
其次，议会实施了有利的宗教政策，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赢得了胜利。
内战爆发后，由长老会把持了长期议会。1642年12月首先将主教赶出议会，接着取消英国国教。1646年废除主教制。为了得到苏格兰的军事支持，双方议会于1643年9月签定了“庄严的同盟和圣约”。苏格兰派出2万多人的军队，帮助议会军，王党军队在两军打击下失败。此后长老派把长老会确定为英国国教，禁止其他教派举行“圣会”，其宗教政策同时引起了以独立派为首的社会各阶层以及苏格兰的不满。苏格兰长老会倒向国王，而长老派为保政权只得与国王和苏格兰妥协，下令解散受独立派控制的军队。国王乘机发动第二次内战，独立派与平等派捐弃前嫌，取得内战胜利，并将长老派赶出议会。独立派上台后实行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但是这种宽容是有限的，他们拒绝废除什一税，坚决镇压平等派和掘地派。其政策的失误和军队的腐化最终招致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⑿
四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英国国内一片混乱。1660年5月，查理登上王位，称查理二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统治。
1661年，查理二世颁布“市镇团体法”，要求各城市公务人员必须采用英国国教的圣餐仪式。1664年又要求一切牧师必须承认国教的基本教义，并宣誓绝不反对国王和国教教会。上述法令的颁布并非出于单纯的宗教狂热，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在经过两次内战之后，许多城镇的市政权力掌握在长老派和独立派手中，法令的颁布意在取消资产阶级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并以信奉英国国教的封建贵族代之。⒀1665年，颁布“五哩法案”，严禁清教徒进入重要城市，使国内工商业一片萧条。
在1679—1681年召开的一届议会中，就天主教徒詹姆斯伯爵的王位继承权问题，议会分成两派：以丹比伯爵为首的托利党和以莎夫茨伯里伯爵为首的辉格党。托利党主要反映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国教高层僧侣的利益，他们拥护詹姆斯继位，在宗教上多为英国国教徒；辉格党主要代表金融资本家、大商人及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反对詹姆斯继位，在宗教观上多为激进的国教徒和清教徒。
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詹姆斯继位，开始着手恢复天主教。1687年4月4日詹姆斯二世一个宽容宣言，给予包括罗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基督教徒以信教自由。1688年4月27日第二个宽容宣言，宗教界哗然。詹姆斯二世此举几乎遭到包括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内的英国社会其他各阶级人士的反对。⒁
1688年6月10日，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个妻子，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摩德纳的玛丽，生了一个儿子。人们原来认为在詹姆斯二世死后，把王位传给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的希望破灭了。1688年6月30日，两党的六位领袖和伦敦主教联名发出一封邀请信，恳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到英国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富”。11月5日，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12月10日，詹姆斯二世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下，逃往法国，这次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
1689年、1701年又先后颁布《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立，国王必须由新教徒担任，从而杜绝了天主教在英国恢复的可能性。
宗教改革后的国教成为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于是将能反映其要求的加尔文教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清教运动成了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革命的导火线的苏格兰起义也是由于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引起的，同时宗教的因素又影响着王党与议会的成败。而作为革命尾声的“光荣革命”也是在维护“宗教、自由和财富”的名义下发动的。
综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倡导什么宗教，反对什么宗教，并非完全出于宗教的狂热，更主要的是出于夺取政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宗教斗争的实质就是各阶级间的政权斗争。⒂
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⑵董小川：《清教徒考辨》，载《松辽学刊》，1992年第2期，第97页
⑶陈祖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关系问题》，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6月第16卷第3期
⑷刘波：《试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特点》，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月第35卷第2期
⑸L.J.特林特鲁德：《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主义——新思想文库》纽约1971年版，第8页
⑹[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第391页
⑻同⑷
⑼王觉非主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⑽[苏]叶·阿·科斯明斯基等主编《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3页
⑾同⑼第147页
⑿⒀同⑷
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3
[关键词]工业革命；煤炭工业；发展历程
一、工业革命下煤炭工业发展的背景
15世纪末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商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英国正处在大西洋航运的中心线上，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殖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于是在工商业发达的英国东南部农村地主首先开始圈占土地，最初贵族地主只圈占公有土地，后来又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到处流浪。16、17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城市兴起，对农产品的需求大增，圈地运动进一步高涨，特别是1688年以后，英国政府制定大量的立法公开支持圈地，使圈地运动以合法的形式进行，规模更大，圈地运动也成为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基础和导火索。[1]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工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近代世界的第一批工人，英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代。
英国森林立覆盖率较高，拥有丰富的木材资源，人口的增长对木材依赖严重，后来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出现木材奇缺的局面。根据当时的一份伦敦数据显示：伦敦地区的酿酒厂每年平均消耗掉两万车木头，这意味着每年大量森林植被资源被破坏。然而圈地运动更加加剧英国林业的锐减速度。木材的缺乏导致的燃料危机为煤炭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其持久的推动还是来自于工业的发展需求和蒸汽机的改良与普及。在18世纪以前，煤炭业对国内用户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是煤炭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工业的需求。如果说，飞梭，珍妮纺机等工作机点燃了第一次英国工业革命的导火索的话，那么掀起这场革命浪潮的正是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发现。詹姆斯瓦特发现了它的弊端，便进行改进蒸汽机，在改进过程中瓦特获得了四项专利，在1785年因改进蒸汽机作出巨大贡献，被封为皇家学会学员，在1790年瓦特完成了改良蒸汽机的全过程。[2]从此，英国宣布进入蒸汽时代，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采矿业。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英国各地煤矿到处都是蒸汽机的轰鸣声。当时的技术工人还是把眼光放在如何改进提高使用效率，减小蒸汽机的体积而提高利用率。在这项技术使用初期，大量的煤炭资源被大量浪费。人们对于煤铁的需求越来越大，生产成本的降低，蒸汽机技术的革新，更多的人把眼光着眼于提高蒸汽机使用效率。蒸汽机成为了连接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纽带，工业革命从此以后大跨步发展起来。
二、工业革命初期煤炭工业
机器的制造和使用一直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标志，然而作为生产机器的原材料―钢铁在整个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地位显然无可撼动。英国的冶铁业直到18世纪都没有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缺乏冶炼矿石的燃料。我们知道木材是煤炭工业重要的原材料，传统煤炭业的工厂往往建立在森林周围，这是因为树木木炭作为原材料的地位在当时的经济发展中无可取代。而那些远离森林的铁矿都被放弃。大批的矿石被开采出来，在森林周围新建起来了许多水沟，水沟连起来变成一个大水塘，这为水车提供了推动力。每年大批森林遭到砍伐，矿石的冶炼消耗了大量木柴。[3]森林遭到了掠夺，尤其开采，树木迅速地消失。针对这一情况，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保护森林的法令：主要包括现在铁厂数目，禁止伦敦近郊地区建造铁厂。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植被的破坏无可避免。一方面，大部分铁矿矿主由于自身的贪婪性，往往只看重短期利益，铁矿的开采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这恰恰是早期资本家不愿意看到的；在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冶炼技术还比较落后，煤矿的开采和寻找需要占用大量成本，人们始终无法找到最合适的办法充分提高利用煤的效率。这与煤本身的化学特性有关。煤作为一种矿物质，本身含有硫化物。通过冶炼和充分的燃烧，硫化物使铁矿石发生了质变，冶炼出来的铁在实际生活中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因而在当时英国的冶炼业中，煤的使用仍然不够广泛，人们仍然采取砍伐树木，破坏森林植被的粗放模式获取能源和燃料。然而森林的生长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木材的价格也因为市场的紧缺价格不断上涨，生产铁的成本不断增高。此后，大批英国冶炼工厂纷纷倒闭，木材作为燃料冶炼钢铁的时代宣告结束。
三、技术的革新促使煤炭工业蓬勃发展
在工业革命前期英国的煤炭工业采用的都是粗放的生产方式，原材料利用率小，浪费的多，因此导致了前期煤炭工业的缓慢发展。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中后期，英国各大煤矿厂对燃料进行改进。
毋庸置疑，“对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来说，18世纪是一个能源危机时期[4]”。由于森林消亡，英国必须找到一种可替代性能源。当然，将煤炭作为可替代性能源，则纯属一种偶然而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阐释工业革命时指出，“这一革命决定性的、纯属英国本土的特征是煤的应用越来越广，烧煤成为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这倒不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而是因为煤弥补了英国一个明显的弱点”。[5]煤的制造贯穿于英国整个工业之中，这也同时刺激人们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提高利用效率。首当其冲的是，焦炭炼铁法应用于矿井取水中，生铁易断的弊端被解决了。因而不难看出，英国工业革命最显著的三大标志是：煤炭、钢铁和蒸汽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类利用能源的过程，从有机能源向无机能源过渡。虽然“其他的能源可以让人类暂时摆脱有机物经济的制约，而煤炭使人类有望长久地，至少按照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来说可能长久地解决有机物经济的制约问题”。这种新型能源节约型经济对于原材料的充分利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有机物经济正在向无机物经济悄然过渡。这次新能源的使用正在悄悄地酝酿着一场足以改变英国历史进程的革命。不难看出，工业革命的发生正式人类对于煤资源的充分利用，英国从此开始大踏步前进，完成了经济的转型，并且走上了黄金时代。哲学家怀特海曾经感慨地说道：文明的进展并不完全象是一股奔腾直前日趋佳境的巨流。这对当时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时代悄然到来。
1856年西蒙・斯特蒂文特先生在冶炼矿石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发现，这大大提高了煤火冶炼的效率，一个高炉的使用效率整整提高了十倍。伴随了金钱刺激，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对煤炭能源的研究中。随着燃料价格的下降，钢铁的价格也下降了。在当时的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英国的钢铁业的地位都首屈一指。
从圈地运动以来，英国煤炭工业本身也在进行着探索与改进，同时，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也促进了其快速发展。英国的煤炭工业政策随市场供需形势一直在不断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也有的英国学者评论英国政府对煤炭工业采取的主要是保护政策，出发点是缓和社会压力，争取选票。英国煤矿开采条件差，深井开采，生产效率较低。在进口煤炭低价倾销的竞争中，受进口煤炭的冲击，国产煤成本高，销售困难，连年亏损陷入困境。为应对这一情况，英国政府积极采取协调控价的正常达到控制煤炭产量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四、探索英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煤炭工业的借鉴意义
煤炭工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如今我们目前能源所经历的状态，从生产方来看，国有煤矿不仅存在竞争不过小煤矿的问题，还将面临各种进口能源的市场挑战。从需求方来看，目前我国煤炭利用的状况也在逐年发生变化，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使沿海地区首先以成本效益原则决定其能源的来源，扩大了煤、油、气的进口量。[6]全球性的环境约束，加快了能源结构优化的步伐，煤炭工业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英国在新形势下，科研迅速转向占领新市场。结合我国煤炭工业，应加强洁净能源高效利用的研究开发力度，并与大型煤炭企业联合。走煤炭、电力、化工能源基地综合发展之路。从英国煤炭工业的兴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是无情的。尽管英国政府想方设法、投入巨资保护煤炭工业，也不能阻止能源结构优化过程对煤炭产量的萎缩需求。[7]国家的保护政策只能减缓能源结构优化过程中对煤炭工业的冲击力度，因为消费者的选择将完全可能会改变计划者的意愿和努力的成效。因此，我国的煤炭企业更要正视这一变化。[8]技术进步推动了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开发应用，在市场价格的导向和环境的制约下，效率低、价格高的能源必将被淘汰，能源结构优化的转变必然会对煤炭工业产生冲击。煤炭工业的发展要做好战略上的转移，不能一味地扩大生产数量，滞销的煤炭将给企业自身带来严重的资金周转困境。要从英国的煤炭工业发展历程中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注重环境对煤炭工业提出的新需求，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努力改变自己，由“向产量求效益”转为向质量求效益。为此我国制定了发展清洁高效利用的能源使用战略，依托新科技的运用使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工业革命得以首发英国，与其密集的能源是分不开的，在工业革命前期，英国的能源开采没有形成系统，煤炭的冶炼也是一个极其粗放的方式，因此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前期煤炭工业也是缓慢低迷的发展。但是在后期，冶炼煤炭的技术提高，人员精简，加上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英国的煤炭工业迅速发展。英国煤炭工业的发展一直都是曲折的，从国有到私有，要想彻底改造英国煤炭工业这样一个陈旧的现状，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更大的工作，需要新的技术和大量掌握这种技术的人才，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全面的规划，更需要改变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英国人民自己才能完成，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永远是无能为力的。近观中国，英国煤炭的发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杨杰，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与环境，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
[2]张友伦、李节传，英国工业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3]杨真，英国煤炭工业情况介绍，煤炭设计，1958年03期
[4]钱乘旦，许杰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
[5]巴巴拉弗里兹，时娜译，煤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5.2
[6]理查德艾登等著、董继斌等翻译，英国能源，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4
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唤醒了中国女界的参政意识，中国女界 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束缚，借着辛亥革命的民主之风，利用西方的“天赋人权”以及“妇女解放”学说，为中国妇女获取参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开了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先河。然而，由于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性，加上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流毒和国民素质及国民意识的低下，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彻底性，而其不彻底性也给当代留下了诸多启示。
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束缚，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三代以下，女界之黑暗极矣。缠足以弱其身体，不学以愚其知识，而女子遂丧其固有之人格，等于动物，仅足供男子之玩好。男子益利用其愚弱之术以压抑之，而女权遂亡。”近代以来，有志之士为改变这种状况作了种种努力，但均未遂愿。
一、 妇女参政：开历史之先河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为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契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也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一大批先进的中国妇女挺身而出，为自身解放奔走呼号。她们要求女子接受教育，婚姻自主，经济独立。这一时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妇女界首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妇女要求参政权”的口号。“中国数千年之制度，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 在这个“男子专有之世界”里，中国女界如此声势浩大地提出“妇女参政”的要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女界也为此走上了一条坎坷奋斗之路。
1905年8月，孙中山等人在 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并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该会的政纲。同盟会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一批有志之士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国女界中的先进分子——秋瑾、何香凝、唐群英、林宗素等人也纷纷加入，投身于革命的前期准备工作。1911年l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组织起妇女团体，如“女子北伐敢死队”，“共有七十多人，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以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居多数” 。这支队伍 由于活动积极、作战勇敢而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参谋长黄郛的重视和支持。与此同时，著名的女界活动家唐群英也积极奔走于长江流域，率领“女子北伐队”的成员挥戈疆场，英勇作战。1911年 11月，唐群英又与同盟会会员张汉英、张昭汉等在上海成立“女子后援会”。该会一面派人到各省为民军筹款，一面组织“北伐军救济队”，“随赴战地，医救受伤兵士” 。在唐群英等人的带动下，其他如女子革命军、女子军团等都为推翻帝制作出了贡献。
在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同时，唐群英、林宗素等女界精英也深刻认识到妇女解放尤其是妇女参政的重要性。她们借助辛亥革命的民主之风，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 。数千年来，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之下，在那些皇权至上、讲求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的岁月里，大多数男子参政之权尚且被剥夺，更不必说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她们被重重地束缚着，连最起码的人权都得不到，更不用提参政议政的权利了。“岂知中国人口虽众，此二万万中最多数女子，既已如此 ，则是中国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女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推翻了延续数千年帝制，形式上建立起 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国，承认广大民众享有民主权利，当然也包括参政议政权在内。身处于这样一个变革中，一批先进妇女深刻地意识到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性。“使其女界黑暗，则虽男界开明，亦只得谓为半开化国。”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女界首次开展了要求参政议政权运动。她们大声疾呼：“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 ，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在《女子参政同志会宣言书》中表达了中国妇女要求参政的坚强决心：“本会以天赋人权为职志，以储养政治知识为中坚，以坚忍决心必达 目的为后盾 。”
(二)西方“自由”学说的传入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应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为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契机，而西方“妇女解放”思想和“天赋人权”学说的传人，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武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各种思潮传人中国，其中当然也包括“妇女解放”思想和“天赋人权”学说。l7世纪中叶，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活动业已出现。1789年 l0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发动了声势较大的女权运动，世界妇女参政运动随之兴起。19世纪，妇女选举权开始成为社会问题。1869年，露西 ·斯通成立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是年，安东尼和斯坦顿成立 国家妇女选举权协会。
1890年，这两个组织合并，妇女选举权成为妇女运动的同义语 。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尤其是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进一步高涨，涌现出了芬克利脱、曼利克生波等杰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国际妇女的参政要求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妇女和一部分知识女性中引起了共鸣，触发了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另一方面，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也成了这一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妇女争自由、复女权的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学说与中国的封建礼教的论战。中国女界的一些报刊以其义务与权利之关系等方面论证女子应该享有参政权。中国先进妇女抨击封建礼教，要求恢复女权，贯穿其问的中心思想或理论依据，就是“男女之权”均为“天赋人权”，剥夺女权就是剥夺“天赋”女子之权，因此，她们认为：“女子之有参政权，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段，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之模范。” 由此可见，西方“妇女解放”思想与“天赋人权”学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思想武器，并推动着这场运动不断前进。
二、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蓬勃发展
辛亥革命时期，充分利用辛亥革命的民主之风，牢牢抓住西方“妇女解放”思想和“天赋人权”学说这一武器，中国女界中的先进分子不断努力奋-q一，推动着这一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中国这个被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了数千年的国度里，对于广大的妇女来说，要求参政议政权可以说 比任何一个 国家都难。然而就有一批女界中的先进分子为求“妇女参政”不断奋斗着。“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曾向孙中山先生请求“妇女参政”，遭到“中华民国联合会”的责难，但林宗素没有因此而放弃，她表示“愈挫愈勇”，决不气馁；并为此于宗孟女校创设“女子法政速成科”，以提高女子政治学识，养成参政能力 。“女子同盟会”的领导人吴木兰也曾在一次宣讲会旨的会上，明确说到：由于“后t}i=小儒创为夫扶妇服之说”，数千年来妇女沉沦于“昏黑晦 不能 自拔”。因此，“本会长对 于今 日之会，心中所欲言者，不过男女平等四字”。宣布“女子同盟会”以“促进共和 、发达女权 、参 政事”为宗旨 。
唐群英无疑足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最杰出的领导者。唐群英，原名唐恭懿，号希陶，1871年 12月 8日诞生于湖南新桥黄泥町村 。从小，她在父亲的精心培育下，遍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1891年，她与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成婚。在亲戚的交往中，她与秋瑾 、葛健豪结为挚友，抨击时弊，互相勉励，探讨新的生活。19o4年春，唐群英得知秋瑾赴日求学 ，亦决意变卖家产东渡 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在 日本留学期间，她参加了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6年成立了“留 口女学生会”她先后任书记和会长。191 1年 l0月，武昌起义爆发 ，唐群英组织女子北伐队，成为 时苫名的女军首领。1912年，在唐群英的推动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成 ，唐群英本人也一再向临时政府请求在《临时约法》条文 h写明“无沦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了这一 目标，唐群英率领“女 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先后h次 向参议院请愿，要求 “女子 参政权”，但《女子选举法》未经讨论便被参议院否决，唐声色俱厉地与议长吴景濂辩论，声言如不赞成女子参政，妇女们便要用武力解决问题。此后，在同盟会本部召开改组为国民党的酝酿会议上，宋教公然删去“男女平权”一条，遭到女同盟会员一致抗议。唐群英与宋教f：据理力争，并为“女子参政同盟会”起草“驳诘同盟会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唐氏的勇敢行为成为一时的佳话，即使最终五次请愿都趋于失败，她仍然无怨无悔地为着“妇女参政”这一目标继续奋斗。
正是因为有了像林宗素、吴木兰、唐群英等一批致力于妇女参政运动的女界领袖，才能号召更多女界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推动着妇女参政运动的不断深入。这一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形成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五大团体。为取得南京临时政府对妇女参政的支持，“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 林宗素曾专程到南京向孙中山汇报本会组织宗 旨“普及女子之 政治学识 ，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 ，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 。 在以 七五个团体的基础上，l9i2年 4月，“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 ，坚持“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利不 可” 。该会成立后，通过九项决议。一、实行男女平权；二、 普及和实施女子教育；三 、提高家庭妇女的地位；四、实行一夫一妻主义；五、实行 自由结婚，禁止无理离婚；六、鼓励和提倡妇 女从事职业；七、禁止蓄妾和买卖妇女；八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九、改 良公娼制度 。“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 是要求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表示“誓以死力”达此目的，把妇女参政运动不断推向前进。唐群英率领广大会员先后 五次向参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女子参政，在屡遭失败后，唐群英却毫不气馁，号召女界“必达 以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矣”。“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立，把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推向高潮，“女子参政”问题也成了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后，“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活动趋于低潮，但是仍有唐群英、傅文郁等一批女界精英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为女子获取参政权不懈奋斗。1924年 1月，中国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定并通过了男女平等权利的草案，提出了“于法律上、经济、教育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 权之发展” 。这部有史以来中国第一部关于男女平等的权利草案，在形式上承认了女子有着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在各方面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发展的。这场运动极大地激励着中国的妇女界，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妇女正凭着 自身的力量，立志推翻加在 自己身上的重重枷锁 ，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参政议政权 ，从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未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原因
诚然，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是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先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场运动最终只是在形式上获得了男女平权，实际上，在当时整个社会来讲，妇女并没有真正获得其应有的参政议政权 ，究其原因，应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去探析。
(一)社会的普遍认知使妇女参政得不到实质性的成效
从客观上讲，在当时整个社会中，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社会舆论，都对妇女参政表示漠视，甚至不支持，尤其是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其中的大多数官员都对此采取反对态度，这是导致这场妇女参政运动最终没有取得实质件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男主女从、男尊女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
女子历来就是被封闭在家庭中，以作贤妻良母为美德，并一直被定格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上。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临时约法》在法律上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纲常礼教”，其意 义和影响都是划时代的。然而，法律与现实毕竟有一段差距，数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民众的骨髓之中，不可能随着一部法律的更改而把这种思想彻底消除。在广大民众的心中，依然认为妇女只是男子的附属品，或许在“民主”之风下，她们可以接受一些教育、获得一些“人权”，但是“妇女参政”是万万不可行的。孙中山在与林宗素的谈话中，表示对女子参政“完全赞成”，并提出“女子参政同志会”可为全国女界代表。社会党据此以该党名义在《民立报》公布后，“中华 民国联合会”即致信孙中山，表示反对，说：“女子参政之说，果合社会习惯否，尝未敢知，取舍之宜，必应待于公论。乃闻某女士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虽未明定法令，而法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益形恣肆。” 在当时，持有这种思想的人绝不在少数。在这种社会普遍认知下，妇女期望真正地获得与男子平等的社会权利是不可能的。
由于广大民众的不觉悟和不支持，“妇女参政”自然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反对。唐群英等人的请愿活动虽然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 ，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回应，舆论界几乎是一片反对声。或日“女子程度不及，不能予参政权”。或 日“女子无国家思想，无活动能力，与以政事，必误国机” 。总之，对于“女子参政”，冷嘲热讽者有之，谩骂攻击者也有之。可以说，“女子参政”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无情冷遇。
在社会民众的反对声中，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否决了“女子参政”的请求。应该说，南京临时政府对于妇女争取人权是持支持态度的，如支持创办妇女报纸杂志，兴办女学 ，号召民众批判封建伦理道德 ，倡导妇女解放等等。但是当唐群英等人要求在《临时约法》中加入“妇女参政”条款时，参议院却以“事件重大，应候国会成立时再行解决” 为辞予以否决。后来，唐群英等人又与国会议长吴景濂关于此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而此后，吴景濂就干脆避而不见，仅派一招待员敷衍。宋教仁等为了实现“政党内阁”，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不惜于政纲中公然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于是就有了唐群英怒打宋教仁事件。可见，临时政府和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支持妇女争取人权，对于“妇女参政权”这一点却始终持迟疑态度，认为妇女参政“为时过早”，不赞成妇女持有参政权。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思想上破除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将妇女提高到与男子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妇女参政运动屡遭挫败的情况下，他仍不断鼓励唐群英等人，并建言“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但是迫于当时政府中的种种压力，孙中山先生虽认为“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但何年能实行，则应“候咨参议院议决” 。对于“女子参政”，他除了头与精神上的支持，在实际行为中也无能为力。
(二)中国妇女本身的主观缺陷使这场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民众与f临时政府的不支持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客观原因，但是从主观上讲，中国妇女本身人格与素质上的缺陷却是导致这场运动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妇女受压迫已久，吴虞在《女界报》的发刊词中就这样写道：“三从之外，加以七出，束缚压抑，惨无人理，谬种流传，积非成是，于是顺从以外无道德，井臼之外无事功，针锈以外无教育，筐荚以外无权利，脂粉以外无品性；胶蔽耳 目，拘束形骸……” 一直以来，中国妇女处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之下 ，无力翻身，久而久之，她们习惯了这种社会地位，习惯了依附于男子，依附于整个社会，没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辛亥革命爆发 ，虽然也有一批女界中的杰出女子参加了革命，大力宣扬妇女解放，但对于中国大多数妇女来说，妇女在家“围着锅台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女子完全之人格也没有因此而确立起来。
另一方面，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上也完全没有独立性。丁初我在《女子家庭革命说》中就曾提到：“综观女权削弱之原因，半由亲族爱情之羁勒，半 由家庭礼法、社会风俗之浸淫，而何莫由于君主立法之三千年如一日。”中国妇女在家遵从的是“父母之命”，出嫁后又遵从“夫为妻纲”，根本没有 自主权，在经济上妇女也毫无独立可言。在辛亥革命时期，尽管秋瑾等人一再强调：“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志气，如有志气，何不可求一个 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 但是妇女走出家门寻找工作，要求经济独立的毕竟不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大多数中国妇女仍然过着仰俯于人的生活。人格上的不完整，婚姻、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得中国妇女的参政运动丧失了基础，阻碍了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
此外，中国妇女本身的素质也阻碍了这场运动的发展。中国历来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认为女子没有必要接受教育，只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可以了。封建社会中，偶尔有“大家闺秀”有机会接受教育，也只是为以后有一段更美满的归宿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近代以来，一批女界中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了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她们进学堂、出国留学，接受了新式教育。然而对于中国大多数的妇女来说，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仍然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因中国女子共有二 万万，惟 于教 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 问者正少……”不接受教育，又如何提高本身素质呢?在这种低下的素质下，对于“妇女参政”这一概念尚且模糊甚至没有，又何来的为了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呢?
综上所述，社会大背景的客观限制和中国妇女人格与素质上的主观缺陷使得这场妇女参政运动只取得了表面上的成果，中国妇女并没有真正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力。
四、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当代启示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最终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使“妇女参政”的要求仅仅停留在一些先进人士的头脑当中。那么，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留给当代的又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究：
(一)妇女经济上与人格上的独立是政治上独立的前提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中国妇女本身没有获得独立，这就使妇女参政缺少了一个前提。因此，“独立”是妇女真正获取参政权的前提基础，这个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独立。恩格斯曾说过：“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我们通常说，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而中国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真正获得政治权利。因此，妇女虽然在体力上难以与男子相匹敌，但是这并不成为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子的借口，广大的妇女应该努力寻求经济上独立，从而为政治上的独立创建一个有力的基础。二是人格上的独立。一直以来，中国的妇女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被看作是男子的附庸，从而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而历史发展到今天 ，在大部分妇女已经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妇女要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倡导真正的“男女平等”，道德上的自尊、心理的自信、经济上的自强和政治上的自强就是妇女所应追求的人格上的独立。因此，我们说，妇女经济上与人格上的完全独立是政治独立、真正获取参政权的前提基础 。
(二)普遍提高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度是使得妇女真正获取参政权的重要条件
一直以来，中国是一个性别歧视颇为严重的国度，“男尊女卑”的思想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辛亥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社会的普遍的认知，才使得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历史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在我国，私有制已经从制度上被消除，这就为妇女的解放创造了制度上的条件；另一方面，妇女们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经济上和人格上日益获得了独立。这就为社会对于妇女参政这一问题的社会认知度的提高提供了条件。在当代，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度，因为这是妇女真正获取参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能真正意识到 19世纪初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说的那样：“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那么，妇女参政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的解决。
(三)充分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是妇女获取参政权的有效途径
中国这个封建专制统治时间十分长久的国度，有关“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远不如西方国家那样深入人心。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应该说，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经济的全球化可以使中国妇女更多地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文化的全球化可以使中国妇女更多地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的全球化可以使中国妇女更好地借鉴世界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成功经验 因此，可以说 ，充分学习国外的有益经验是中国妇女获取参政权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努力促使妇女在经济上和人格上获取独立，要普遍提高整个社会对妇女参政的认知度，同时还要借鉴国外的一有益经验，提高 自我 ，抓住机遇，不断获得妇女参政的实质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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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5
[关键词]哈利・波特；团队精神；存在主义；自由选择
后工业文明，风干了想象，幸好还有哈利・波特为伴。哈利拓展了存在的空间和方式，隐喻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生存境遇。“哈利”系列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把幻想与现实，人的世界与神话世界，荒诞不经的想象与真实生活的场景编织一体。哈利的现实不仅包括他的所作所为，而且包括他的所思所梦。哈利的魔法世界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图景，并非虚妄，是人的境遇的深刻反映。erised魔镜(desire的倒写)能满足照镜者最强烈的欲望，却不能给他知识或任何别的力量。哈利不久明白，沉湎过往无济于事，当下要走出幻想的陷阱，走向现实，应对生的挑战。
邓布利多校长不止一次对哈利说，最大的敌人不是伏地魔而是人自身的恐惧。这种对未知或可知的恐惧归根结底来自于个人与物化了的外在世界之间的矛盾，哈利的个人困境代表了历史和人类普遍的困境。哈利一次次历险，是在追求和探索深层不可知的秘密，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过程。邪恶的始发者伏地魔，表征着人类始终面临的生存恐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物，资本主义文明史实际上是人的物化史，金钱至上，商品至上，“物”成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现实(如哈利、罗恩驾驶的飞车)，人非但不能控“物”，反而被“物”同化，受“物”主宰。后工业文明时期，人与其处境格格不入，同时对这种自我异化却无能为力。存在主义哲学精神代言人哈利告诉我们，选择改变命运，爱可以战胜死亡，邪不胜正，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延续。
存在主义认为，现实是荒诞的。这是否就意味人类命运注定是悲观的、失败的或是因无奈而放弃?果真如此的话，怎样才能走出这个荒诞?自由选择。只有通过抉择和行动，个体才能融入所处的世界，从而获得自由。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但是能够独立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意义。只有在独立的选择和行动中，个体才能向世人证明他的价值。自由选择是存在的意义，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一个不确定的没有界定的存在。存在首先决定于并且就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中，只有我们的行为才可确定我们的存在。如何做出选择?萨特如是说，“人生的意义是自己选择的，独自的没有理由没有借口的选择。”J.K.罗琳的哈利告诉我们，在荒诞的现实世界中，自由选择是走出危机求得自我解放的信念之路。哈利是自由精神的代表。
负罪感和良心是海德格尔的Dasein的两个基本元素：良心召唤才能使个体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负罪感是那些所有行为的结果。只有在孤单、隐秘的时候，人才能发现自我，群体具有背叛性或欺骗性。哈利不是天生的英雄，在道德出现危机的时候，他同样会感到孤独，然而正是在这种孤独里，他找到了自我。早在佩妮姨妈家，哈利就学会阅读身边世界，学会辨别好坏对错、友善与敌意，锻造自我价值观。存在主义者认为，人活着就是在做选择，一个接着一个。人生在世，困苦莫大于选择。哈利・波特在跟海格走出麻瓜世界走进魔法世界之后不久，在霍格沃茨专列上就做出了第一个选择，直觉的，为他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自我发现的冒险征程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遭遇分院帽是哈利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成长的一件大事。一年级的新生要由一个被施了魔法会说话的帽子分配学院，戴上分院帽，它会告诉你该分到四所学院中的哪一所一一勇敢的格兰芬多学院、忠诚的赫福帕福学院，睿智的拉文克劳学院，阴险狡诈的斯莱特林学院。分院帽能看穿学生价值观、世界观的未来走势。哈利害怕戴分院帽，因为他担心分到以出黑巫师而闻名的斯莱特林学院，况且由罗恩处得知，最邪恶的黑巫师伏地魔很多年前就是在斯莱特林学院学习生活的。
“嗯，”他听到耳边一个细微的声音说，“难。非常难。看得出很有勇气。心地也不坏。有天分，哦，我的天哪，不错一一你有急于证明自己的强烈愿望，那么，很有意思……我该把你分到哪里去呢?”
哈利紧紧抓住凳子边，心里想：“不去斯莱特林，不去斯莱特林。”
“不去斯莱特林，对吧?”那个细微的声音问，“拿定主意了吗?你或许能成大器，你知道，在你一念之间，斯莱特林能帮助你走向辉煌，这毫无疑问――不乐意?那好，既然你已经拿定主意――那就最好去格兰芬多吧!”
分院选择，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一选择说明，尽管哈利的部分命运已经注定，但他仍然能控制自己另外部分命运。分院帽说，哈利“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确信他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分院帽让哈利在邪恶的斯莱特林学院和友善的格兰芬多学院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让他选择从善还是从恶。哈利的命运就此交到了他自己的手里，个人命运或许能凭借行动加以改变。选择格兰芬多学院，哈利选择成为一个勇敢诚实的人。然而，忧愁从此相生，哈利一直为分院帽所说的那番话而苦恼。哈利善恶同体，与伏地魔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会蛇佬腔，足智多谋，混血孤儿，由麻瓜抚养长大，天赋罕见，意志坚强，某种对法规权威的蔑视，就连魔杖也是由同一只凤凰的尾羽做成的。分院帽之所以把哈利分到格兰芬多学院，是因为他要求“不去斯莱特林学院”。邓不利多校长解释到，正是哈利的选择使得哈利与伏地魔有天壤之别。“哈利，真正表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选择，而不是我们的能力。”哈利选择做一个正直勇敢善良的人，这就是他的自由选择。萨特在《存在主义也是人道主义》中论述道：懦夫是他便自己成为懦夫，英雄是他使自己成为英雄。如果说哈利生下来就成为大英雄是因为母爱的力量击败了伏地魔的话，那么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以后，哈利决定进入格兰芬多学院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真英雄。选择也是被选择，命运在等待。
哈利不时思索分院帽说的那段话，是对自我归属的一种思考，是关于“自我”、“生命”、“死亡”等存在主义式命题的思考。人的自由选择当然可以指向真善美，也完全可以指向假丑恶。萨特的幻想戏剧《间隔》中，每个人物做出的种种选择都是卑劣的，而哈利的每次选择都是高尚的。与萨特一样，罗琳试图揭示，人的存在固然决定于自我选择，但是选择什么却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同的生命本质，因为“表现我们自己的正是我们的选择”。
存在主义宣称，自由是人生终极意义的源泉。人之成为人，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存在主义认为，触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是性格范式，简言之，抉择是在怎样的时间和自由的限度内做出。哈利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有着亚伯拉罕的痛苦。哈利“不去斯莱特林学院”的抉择映射着存在主义意义：人生有无法解脱无可逃避的内在苦痛；自由选择是走出永远困扰人类的绝望的唯一道路；直觉是抉择时仅有的可以信赖的东西，因为世事都无定律，一切都不确定。每个人的痛苦，如同哈姆雷特的，是因为要和自己作斗争。克尔凯格尔摈弃理性，他认为世界是虚无的，人是毫无理由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是跟着感觉走的遭遇苦难的主体。但是，人完全能选择他存在的方式，零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正义和邪恶是硬币的两面，所以海德格尔安慰世人：“存是共存”。有光明就有黑暗，有哈利波特就有伏地魔。诚如释迦牟尼所说，心可以为天堂也可以为地狱。
与伏地魔的战斗是哈利与邪恶自我的战斗，无休无止，哈利在战斗中实现自我。哈利与伏地魔，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互为“一体”。哈利与伏地魔的战斗诠释了笛卡儿的名言一一征服自我比征服世界更困难也更伟大。伏地魔表征人类内心的恐惧，是人性的肮脏面，是后现代文明带来的信仰危机。伏地魔可以暂时被打败，但是永远不会被消灭。伏地魔，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邪恶，代表腐朽势力、丑恶人性和阶级压迫。伏地魔寄生不同附体，阴藏于某黑暗角落，伺机袭击异己，企图颠覆现有的魔法世界，施行它的种族清洗阴谋。生存环境如此险恶，哈利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乐观地活下去，迎接伏地魔的再一个挑战。“坐等担忧是没有好处的，该来的就让它来吧，当它来的时候，就去面对它。”最可怕的事情是无法预测的。放弃现在为将来而活，是痛苦之源，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怎样。哈利没有退缩，从容自信，积极应战。哈利是为人权和尊严而抗争。
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6
一、马克思眼中的玻利瓦尔和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从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得知，1783年出生的玻利瓦尔身世显赫，是委内瑞拉一个克里奥洛（criollo,现译克里奥尔）贵族之后，在14岁时即被送往欧洲接受教育。马克思特别指出，玻利瓦尔于1804年参加了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王国国王的典礼。
1810年4月，玻利瓦尔的亲戚霍赛·费里克斯·里巴斯（JoséFelixRibas,1775-1815,今译何塞·费利克斯·里瓦斯）策动玻利瓦尔参加独立运动，遭到玻利瓦尔的拒绝。1811年9月，由于米兰达（Franciscodemiranda,1750-1816）将军的劝说，玻利瓦尔接受了卡柏略港（puertoCabello,现译卡贝约港）要塞司令的职务。但当手无寸铁的西班牙战俘袭击要塞时，拥有精良装备的玻利瓦尔却临阵脱逃。这迫使米兰达低下头于1812年7月跟西班牙人谈判。此后，玻利瓦尔等人却以投敌叛国为由扣押了米兰达，并将这个一心一意谋求拉美独立的领袖交给了西班牙人。由于这一行为，玻利瓦尔一行得以获准离开重回西班牙统治的委内瑞拉。此后，玻利瓦尔在里巴斯的帮助下组建远征军。
由于西班牙人残暴的破坏行为起到了为独立招募新兵的作用，远征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逼近了加拉加斯。玻利瓦尔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就成就了拿破仑式的业绩。公众为玻利瓦尔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玻利瓦尔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西部各省的执政者和解放者”,制定了“解放者勋章”,过着国王般的奢华生活。1813年年底，西班牙军队重新集结，再次威胁加拉加斯。1814年1月，玻利瓦尔宣称自己不愿再担负执政者的重负。但配合玻利瓦尔唱双簧的一个部下强烈要求玻利瓦尔执掌最高权力，于是，玻利瓦尔的独裁成为“合法”的独裁。当我们期待大权在握的“解放者”力挽狂澜的时候，我们再次失望。1814年6月，“御驾亲征”的玻利瓦尔在西班牙军队的进攻面前，略作抵抗之后就逃回了加拉加斯，之后继续退却，于1815年辗转来到牙买加。留在委内瑞拉的将领们浴血奋战，提携了玻利瓦尔的里瓦斯被西班牙人枪决，但玻利瓦尔运气很好，接替里瓦斯的路易·布里昂（LuisBrión,1782-1821）同样大力支持玻利瓦尔，新的远征军得以建立。
1816年4月，玻利瓦尔率军再次启程。但在与西班牙军队的再次遭遇中，当先头部队被西班牙人驱散时，玻利瓦尔二话不说，迅速掉头逃跑。到1818年5月底以前，玻利瓦尔这个“退却的拿破仑”打了约12次败仗。眼看就要山穷水尽，玻利瓦尔却时来运转，得到了新格拉纳达起义者的支持和来自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援助。1820年1月，在战争由于玻利瓦尔撤走外籍军队而再度陷入胶着之际，西班牙本土爆发的革命再次帮了玻利瓦尔一把。1823年，玻利瓦尔既是哥伦比亚的总统和解放者，也是秘鲁的保护人和执政者，同时还是玻利维亚的教父，达到了声望的巅峰。玻利瓦尔还以《拿破仑法典》为模板为玻利维亚制定了“玻利维亚法典”.1826年，玻利瓦尔召开巴拿马会议，企图将整个南美洲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使半个地球同玻利瓦尔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但玻利瓦尔就像拿破仑一样失败了。
1830年，玻利瓦尔在试图挽回自己权力的政治计谋中突然死去。大体上，这就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为致力于拉丁美洲解放的玻利瓦尔立的传。总的来说，马克思笔下的玻利瓦尔是拿破仑的拙劣模仿者。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到玻利瓦尔在军事上有任何才能，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一碰到较劲的敌人就放弃战斗的临阵脱逃者。玻利瓦尔的胜利完全不是由于玻利瓦尔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别人的帮助。玻利瓦尔干的主要事情似乎就是参加各种凯旋式、发表各种宣言以及参加各种宴会，玻利瓦尔唯一的长处似乎就是其贵族出身所带有的号召力。玻利瓦尔还心胸狭隘，容不得任何人挑战其最高权威的地位，时不时地干一些排除异己的勾当。尽管没有拿破仑式的天才，玻利瓦尔却渴望拿破仑式的独裁。玻利瓦尔还讲究排场和气派，似乎没有这些就不足以确认其存在的价值。
二、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以谋求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会对拉丁美洲解放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如此不屑？更一般地说，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一般的解释是：在马克思写作此文的时期（1857年），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所征引的资料包含了对玻利瓦尔的偏见，而除了这些资料之外，马克思又没有别的资料可以使用，结论是，马克思在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关于玻利瓦尔的偏见。这个解释有点让人难以信服。一个很大的疑点是：马克思在写作关于玻利瓦尔的文章时已经40岁———古人所说的不惑之年———其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马克思当时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个《资本论》的第一个稿本，这部手稿的基本精神是穿过资产阶级市场所呈现的“自由、平等”的“人权伊甸园”的表象，进入资产阶级工厂这个“人剥削人”的本质世界，揭示资产阶级社会运作的秘密。这样一个对欧洲社会的内里洞若观火的辩证法大师会被关于拉丁美洲的表象所迷惑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拉丁美洲学者何塞·阿里科（Joséaricó）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行。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声望卓著的欧洲人开始正面评价玻利瓦尔。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关于玻利瓦尔的看法不是在顺应潮流，而是在反潮流。马克思不是“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其所征引的文献中所包含的偏见，而是“自觉地”将那些正面评价玻利瓦尔的文献撇在了一边。这样一来，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要“故意”错过拉丁美洲？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马克思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在欧洲之外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历史意义，因而理所当然地不承认玻利瓦尔的解放斗争的价值。按照这个解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来自黑格尔的基本区分：“历史的人民”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欧洲人是历史的，其他人是非历史的。只有欧洲人是理性的民族，其他人都是非理性的民族。理性的欧洲人占据着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欧洲人是“主人民族”,具有绝对的价值，所有其他围绕着欧洲这个中心旋转的人都是只有相对价值的“奴隶民族”.只有欧洲才能创造历史，欧洲之外的世界只能跟着欧洲走，无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关于欧洲南边的非洲，黑格尔认为，由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精神”的存在，“黑人对于人类总是怀着十足的轻蔑”,只有“肉体的狂热”而没有“精神的狂热”。也就是说，非洲人连被称为真正的人的资格都没有，历史在这里无从开始。关于欧洲东边的亚洲人，黑格尔说：“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也就是说，亚洲曾经占据的位置已经为欧洲完全取代，亚洲只是一具昨日的躯壳，只有服从于今日欧洲的“精神”,才能重获生命。关于欧洲西边的美洲，黑格尔则断言：“亚美利加洲乃是明日的国土。”
言下之意，今日的美洲还缺乏“理性”,只有接受欧洲的“启蒙”之后，只有到“明日”,才能进入世界历史。只有欧洲“基督教世界乃是完成的世界；原则已经实现，所以日子的结束已经变得圆满了……基督教世界在它自身范围以外，没有任何绝对的生存，只有一个相对的生存，这是已经给它在本身克服了，它唯一关心的地方便是要明白表现，这种克服已经完成”.最终，精神的太阳在信奉新教的日耳曼民族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历史就此终结。
在《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与此类似的观念。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些“文明”国家主要是指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特别指德国：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显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在“文明”世界的范围之内。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发生在欧洲之外的“野蛮”世界，解放人类的崇高使命只能由欧洲来完成，因此，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解放事业也就没什么意义。
但阿里科并不接受这个有点过于简单的解释，原因在于：写作《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和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马克思不是同一个马克思。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1848年前后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折”（virajedecisivo），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述。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场的扩张已经到达顶峰，即将迎来无产阶级革命。但1848革命的失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由此而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更深入的探究。1851—1862年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就是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的视野真正变成了“世界主义”,我们从中看到了土耳其、印度、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纷纷登场。到了1858年，马克思已经转向了这样的观点：只要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和依附性国家获得进展，就不能指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如今，不再是欧洲的变化决定着欧洲以外世界的变化，而是相反，非欧洲的变化成了欧洲变化的先决条件。这个处于不惑之年的德国犹太人已经开始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真正地成了“世界公民”.在“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的转变表现地尤其明显。马克思一度认为，爱尔兰的独立只能是英格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爱尔兰的解放只有在英格兰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书写历史新篇章的重任只能由英格兰人完成。但从1867年起，马克思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英格兰工人运动是使爱尔兰人遭受剥削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英格兰工人运动是爱尔兰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相反，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将是英格兰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解放”可以发生在“文明”世界之外，可以说，这是对后来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发生在帝国主义锁链的薄弱环节这一命题的预告。
既然如此，既然马克思已经走出旧世界的狭小范围，站在了新世界的门槛之上，那他为什么还会错过在新世界上演的剧情？阿里科给出的回答是：马克思并不是不能在理论上一般地肯定拉丁美洲的价值，而是无法承认当时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具体斗争。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思考的时代，拉丁美洲呈现给人们的依然是一块广袤而空白的土地，不断地吸收着被欧洲资本主义浪潮驱赶的剩余人口，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基础似乎只是统制性军事力量的存在瑏瑠.不像土耳其、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拉丁美洲的本土传统不具有决定拉丁美洲身份的力量。来自欧洲的元素不断涌入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好像只是欧洲的遥远回声。不像印度、中国等遭受异族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拉丁美洲跟西班牙、葡萄牙拥有共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血脉。换言之，当时，拉丁美洲的民族建构尚未完成，使拉丁美洲成为拉丁美洲的本质要素尚在形成当中。黄昏尚未到来，反思的猫头鹰无法起飞。
另外，阿里科指出，拉丁美洲具体的解放进程跟马克思所熟悉的19世纪的欧洲大相径庭。在欧洲，国家是由民族决定的。在拉丁美洲，情况刚好相反，是国家权力在决定着民族的形成，玻利瓦尔代表的正是决定拉丁美洲民族形成的“国家”.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由玻利瓦尔这样的上层精英领导的，而且这个领导阶层不是1789年法国雅各宾式的领导阶层，这个领导阶层没有群众基础，恰恰相反，很多群众是反对独立战争的.玻利瓦尔也不时表现出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担心群众将把拉丁美洲拖入无政府状态，而极力要把群众的能量导入自己对拉丁美洲未来的设想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玻利瓦尔不得不经常成为“退却的拿破仑”:玻利瓦尔一方面需要群众的支持来反对西班牙，另一方面又害怕群众会葬送拉丁美洲的未来。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不是一次广泛的代表群众意志的社会革新运动，相反，玻利瓦尔所代表的领导阶层想要控制住群众的力量.这样，玻利瓦尔式的解放进程就与马克思的解放观念陷入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会成为马克思思考的“盲区”.在马克思的概念中，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过是表象，本质隐藏在市民社会的运动之中；拿破仑不过是小丑，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社会阶级。但在拉丁美洲，情况不是这样，玻利瓦尔试图决定拉丁美洲的民族形成，自上而下地将整个拉丁美洲团结成一个“民族”,完成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完成的事业.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大海中耕耘的玻利瓦尔显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小丑，而更像是一个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马克思由于无法接受这样的拿破仑而错过了拉丁美洲。
看起来，马克思之所以错过拉丁美洲，还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残存着欧洲中心主义：凡是与欧洲解放进程———其典范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不同的解放进程都是非理性的。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对马克思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美洲’只因‘欧洲’而存在”,“只能是欧洲的延伸和反映”.非欧洲世界是与历史的创造无缘的。虽然已经与持雷打不动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老黑格尔决裂，但马克思还是未能完全走出老欧洲人黑格尔的阴影。阿里科最终也放弃了这个可以称为潜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阿里科认为，马克思的著述具有“非系统性”或未完成性这个根本特性。随着历史的进展，马克思的思想也在逐步进展。为了与历史共进退，马克思一再突破其先前完成的理论系统，这使马克思那里出现了诸多无法从其理论原则中推演出来的“离心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马克思活得更长一些，这些离心点也将进入马克思新的理论系统之中，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见到马克思在生前完成这项任务。因此，就像马克思一度对英格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大加赞扬，而在英格兰与沙皇俄国合作时又加以斥责一样，马克思对玻利瓦尔和拉丁美洲的判决也不是盖棺定论式的终审判决，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判决：当时的马克思认为，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不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而是一种阻碍历史释放革命潜能的运动。引导马克思对历史事件作出其判断的终极准则是革命，能够推动革命的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落后的”。最终，马克思不是一个解释历史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意图改变历史的政治家、革命家。最终，也是政治的而非理论的原因，使马克思错过了拉丁美洲，因为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不够革命。
三、几点反思
在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上，阿里科主要给出了两个解释。一个是理论解释：马克思虽然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一定程度上成了“世界主义者”,但由于深受黑格尔影响，在马克思思想的底层还隐约残存着欧洲中心主义：凡是与欧洲历史不一样的历史都不足以称为“历史”.由于无法将拉丁美洲解放进程纳入欧洲解放范式，马克思不自觉地错过了拉丁美洲。另一个是政治解释：马克思是一个献身于解放的革命者，凡是能够释放革命能量的都获得马克思的嘉许，反之则得到马克思的批评。由于当时的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的解放进程没有执行释放革命潜能的职能，所以马克思自觉地错过了拉丁美洲。在第一个解释中，马克思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在第二个解释中，马克思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调整其思想体系的革命家，其思想远未完成。最终，阿里科倾向于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这使马克思可以越出欧洲的篱，成为一个拉丁美洲人。
阿里科之所以这么解释马克思，是因为如果马克思是一个已经完成其思想体系的思想家，那么，拉丁美洲就只能重复欧洲的道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从马克思这句著名的话里引出了后来主导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拉丁美洲需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培育无产阶级，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按照阿里科的看法，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从一个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使拉丁美洲共产党站在了要求解放的底层人民的对立面，从而错过了扛起解放旗帜的历史时机，这是今天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几乎毫无影响力的重要原因。相反，真正对底层敏感的力量在共产党之外发展起来，那些被共产党斥为“幼稚”的民众主义、依附理论以及解放神学等，毅然走向了底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底层的认同，创造了历史。这些力量全都诉诸某种意义上的玻利瓦尔主义：玻利瓦尔在1826年巴拿马会议上留下的意在将整个拉丁美洲团结为一的大陆民族主义。所以，在根本上，阿里科并不是在讨论马克思为什么会错过拉丁美洲，因为按照阿里科的解释，马克思没有错过拉丁美洲，马克思关于拉丁美洲解放者的结论只是一个临时的结论，而非盖棺定论，真正错过拉丁美洲的是后来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及其漠视民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其中一个可以得到的启迪是：不应该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马克思的“大作”上，也应该重视马克思为报章杂志撰写的“小作”,类似地，也不应该把所有焦点都放在欧洲和北美，而将第三世界弃若敝履。这并不是说欧美完全是一片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黑暗地带，而是一个必要的提醒：欧美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普适的道路。对拉美人而言，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拉美是现代欧洲第一个“”,欧洲的“中心”地位建立在对“”的压迫之上。后来美国取代了欧洲在拉美的中心地位。
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7
[关键词]命运;社会;性格;悲剧
ネ新硭•哈代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采取了坚决批判的立场,因此获得了“悲观主义者”的绰号。作为一位人道主义作家,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是悲惨的,普通百姓的命运也是悲剧,而他作品中许多主人公的命运是人类共同命运的缩影。他在作品中广泛使用的表现手法是对比描写法,这种方法具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他的对比是多种层次和范围的:人和社会环境、人和大自然,人的粗暴的感情因素和理智因素,人的外貌和他的内心世界等。特别是突出地反映了人物性格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物与命运抗争的无奈和弱小,因此,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性格与环境小说”,他认为性格和环境的冲突造成个性的毁灭。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德伯家的苔丝》(下称《苔丝》)中,《苔丝》作为哈代批判现实主义悲剧小说中的典范,奠定了哈代英国悲剧作家的地位,为哈代赢得了杰出小说家的声誉。《苔丝》中主人公苔丝的悲剧原因主要有命运悲剧、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三个方面,三者融为一体、相互交织,呈现出强大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共同打造出鲜活的人物个性与社会现实。
ヒ弧⒈惨的人物命运
ヌλ康谋剧首先是命运的悲剧。苔丝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里出生,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和不负责任的父母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同时,作为一个美丽但是身份低下的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性别与出身给这个纯洁而勇敢追求幸福的姑娘带来的只能是厄运。而作者似乎要为了突出这种命运的不可违抗性,在他的作品中总是穿插了大量的偶然性因素。在《苔丝》中,哈代作为一个农家孩子,她是朴质、善良、能干的,从小就帮助家里干活并且干得比别家的孩子都好。同时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从小就挑起了家中的重担,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承担这一切。这样的一个女孩的生活本应是幸福而美满的,但是命运却和她开了很大的玩笑。故事从她的善良、负责任的天性开始,她在深夜主动提出为酗酒的父亲赶车送蜂蜜,却在困倦中不小心与一辆邮车相撞,把家中惟一的一匹生计工具――“王子”撞死了,这让她有一种负疚感。而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在回家的路上获知了:苔丝家原是名门望族德伯氏的后裔。牧师劝告他:德伯家已经没落,不要再做任何无谓的工作。但是却在犹豫中没有清楚地告诉他:亚历克•德伯家是假冒的德伯世家。于是虚荣的德伯执意要女儿去亚历克家认亲,从此攀上一户好人家,全家人也可以跟着享福。清高的苔丝本不愿去认亲,却因心有愧疚,只好硬着头皮前去。结果在德伯家惨遭不幸,从此开始了她悲情的人生道路。遭遇了厄运,她本来是要远走高飞的,却在落难后才邂逅了心仪的对象安吉尔。两人一见钟情,苔丝也尝试过拒绝,但是都没有成功,两人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苔丝无奈之余,婚前怀着负罪感给安吉尔写了一封忏悔信,希望能得到安吉尔的原谅,但是造化弄人,信被塞到了地毯下面,这又开始了她的另一次大灾难:安吉尔远走他乡。苔丝从此贫困交加,再加上父亲的死,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她这个长女身上,在混乱和无奈中,她又重新回到了亚力克身边,当了她的情妇。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安吉尔又回来了,并且是带了忏悔的心情回来的,他希望能得到苔丝的谅解,却得知妻子已作了他人的情妇。而苔丝此时悔恨交加,认为一切的恶果都是亚历克所为,在愤恨中把他杀死,但是自己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被送上了绞刑架。在苔丝的身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命运对人物的嘲弄,苔丝是天命或宿命的牺牲品;同时,作者也稍微夸大了偶然性在人们生活里的作用,例如老马的死、苔丝跟亚历克的相遇成为她生活中的转折点;苔丝在与安吉尔结婚前夕写给他的信产生了悲剧性的误会;安吉尔最后的悔改返回等等。但是这种命运的描写却也是真实的,在当时的社会不乏这样的例子,正如劳伦斯所说:“哈代的感情、他的直觉、他对美感的掌握……是非常伟大和深刻的。”
ザ、悲惨的社会现实
フ展代所说,人类悲剧的基础在于个人跟相敌对的、不正当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冲突,更广泛一些说,就是人类跟残酷无情的大自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令人悲哀也无法解决。哈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由于同传统的伦理观或道德观相抵触,总是以悲剧结束。虽然小说中人物的爱情在他们自身的范围内或许是成熟的、道德的,但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却又是不成熟的、不道德的。《苔丝》出版后,曾被攻击为“不忠、不贞、诲淫”,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男人与女人在婚姻爱情上的地位是永远无法平等的;而三角恋爱关系以及离婚、外遇、婚外关系之类,也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苔丝正是这种不公平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下的牺牲品,她的一生都在强迫和暴力下生存,社会和法律都认为那些对苔丝的侮辱和迫害是正当的,因为她不能自卫。在作品中,哈代试图让苔丝和安吉尔平等:他们同样在青年时代都“陷入了罪恶”。但是,这个有着光明理想、先进的文明思想、口口声声说深爱着苔丝的人,到了紧要关头,却也暴露出自私自利的、视域偏狭的小市民特征。因为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成文法,男人做了这种事并不认为有罪,只有女人――小市民宗法社会制度下的奴隶吃亏。而最后,当苔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进行自卫时,从那个同样的“刑律”观点看来,“一个纯洁的女人”就变成罪犯了。因为苔丝不属于有产阶级,从她出生之日起,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剥夺了她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现在又剥夺了她所残余的惟一的东西――生命,命运对她的“戏弄”才算完结了。
ト、人物的性格悲剧
ス代曾说:“悲剧,简单地讲,可以这样说,悲剧表现个人生活中的一种事物的状态,他的本能或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的结局。苔丝是哈代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高峰。她集人类美貌、善良、聪慧、勤劳、坦诚、坚贞于一身,是个纯情高洁的乡村田园姑娘。哈代正是怀着这样的激烈的感情来描绘苔丝的,她被奉为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并在序言中说:“这是一个心地坦白的人对于主人公的品格的评价。”可见苔丝在哈代心中的高洁形象。但是,这样一个优秀、突显的女性,她的不幸正是那种表现了她的性格力量的事件造成她的不可避免的堕落――她的纯洁致使了她的轻信与单纯:她因为责任心而挑起了夜里送蜜的重任,却不小心撞死了“王子”,从而迫于无奈而去相亲,虽然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亚历克的不轨图谋,但是她却过于天真大意。对于亚历克对她的帮助:教她吹口哨等都还心存感激。在事发那晚,只因想避开别人的“语战”,竟大意地跳上亚历克的马车,还挨着他睡着了;当她发现亚历克使诈时却没有决意离开;同时对亚历克送给父亲和弟妹礼物而产生负债感,这一切都是她的纯洁所致,给了亚历克以可乘之机,让自己步入厄运之中。这样一位轻信他人的姑娘,势必会既丧失名誉,又失去自己的爱人,这也是她不理解的,她的爱人安吉尔怎么能够不像她爱他那样,同样无私地爱着她。但是,倘若她不是这样纯朴,这样无用心地天真,她不会这样爱着安吉尔,她能够猜到她的爱情是怎样的结局,她也不会深有负罪感受,更不会说出自己的秘密,悲剧也决然不会发生。但是,她也不为之苔丝了,也决然不会引发我们的恐怖和怜悯之情。苔丝还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就是她的反抗性,这是她身上的另一个杰出的闪光点,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三个叛逆女性之一,但是她这种反抗性却不够彻底,一直囿于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她一生追求幸福,对亚历克敢恨,对安吉尔敢爱,在一定程度上敢于反抗旧礼教。她蔑视和否定宗教,但当宗教约束与自然天性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对它发出了质问,她凭借着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以卵击石”。但是尽管她做出最大的努力去抗争命运,仍然逃脱不了当时女性普遍的下场。她不自觉地从宗教观出发考虑问题,她无法摆脱世俗观念的阴影,封建礼教压迫着她。她恪守那个时代的准则,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感。当她的孩子死时,虽然她不屑于宗教,但是她又担心她的孩子会因为没有洗礼而被打下地狱最底层,自己偷偷地给他洗礼。当她获知安吉尔也曾犯过错误时,她仿佛看到了希望,但是安吉尔的反应又让她跌回了不变的道德轨道中,她那原始的感情被安吉尔的文明轧得粉碎。她勇于追求爱情,对亚历克的不合理要求敢于反抗、拒绝,而没有从此甘于认命,但是考虑到孝道和生活所迫,她又重回到他身边;她认为自己对于安吉尔的爱是有欠缺的,她没有为安吉尔守身如玉,在临死前,她请求安吉尔娶她的妹妹为妻,因为“凡是我的长处,她一样地不短,可是我的坏处,她却一点没有……”她一直在旧有的道德圈边缘徘徊,在她这种不断地抗争、妥协、堕落到最终的坚决反抗中,我们看到了美好的东西被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撕裂的凄美。
ニ摹⒔语
プ凵纤述,我们可以知道:哈代的悲剧性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之所以显得十分出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塑造了一个动人的悲剧性人物――苔丝,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她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造成了悲剧性的结果。她是好人但不是完人;她有着令人同情甚至钦佩的品质和性格,同时也有着凡人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陷;她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悲惨结局更能反映时代的现实,获得了我们的共鸣。哈代为我们展示了一位维多利亚时期少女的真实感情和多舛的命运,她是在同命运、环境、社会的斗争中失败后倒下来的。这样的悲剧不是偶然的,也不只发生在一个苔丝身上,从这个悲剧本身,我们对那个时代都应有更深的思索。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
[2]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3]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史1870-195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秦玲.苔丝悲剧的形成原因[J].南阳师范学院,2005(06).
[6]姚佩芝,董俊峰.《德伯家的苔丝》――哈代综合悲剧观的完美体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4).
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8
关键词：英语生命化课堂新课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个性更张扬，性格愈发叛逆，在日常教学中，我发现学生越来越不按我们预设的思路走，变得“不听话”。在保护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英语课堂的双赢局面，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生命化课堂理念的提出，为我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生命化课堂将教学提升到生命层次，使教学过程成为生命被激活、被发现、被欣赏、被丰富、被尊重的过程，成为生命的自我发展、自我生成、自我超越、自我升华过程。生命化的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更是师生共同建构知识、共同成长的过程。
下面以牛津高中英语模块四第三单元project板块的课堂教学为例，就打造生命化的英语课堂谈点自己的做法和体会。
1.用poweRpoint展示关于三个科幻故事的图片资料，在旁边再打出一些问题，如：whoisthewriterforeachone？whatdoyouknowaboutthewriters？目的是和学生一起分享关于三个科幻故事的相关背景知识，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对“sciencefiction”这个话题产生阅读兴趣，为宏观感知课文创造有利条件。
2.给学生3分钟左右的时间快速浏览课文，了解一些细节问题：whatdotheyseeduringtheirjourney？whatdoeshefindwhenhetravelstoyearaD3014？Howdotheycomebacktotheearth？等。经过对上列问题的讨论，学生大体清楚文章内容，实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之一，也为即将开展的写作训练积累素材。
3.组织学生再读课文归纳每段大意，理清文章结构，为书面表达部分做准备。
paragraph1：Journeytothecentreoftheearth.
paragraph2：thetimemachine.
paragraphs3：：FlyingtoCentaurus.
从范文的文章结构引导学生归纳如何组织和表达关于sciencefiction的故事，问学生如果自己写，怎样入手，文章框架如何安排，如何吸引读者兴趣。经过这样的启发诱导，然后让学生展开讨论，共同归纳出该类文章的表达特点：
（1）aninterestingandattractivetitle；
（2）anattractivebeginning；
（3）somedetailsofthestory（withsomepicturesorphotos）；
（4）anendofthestory.
通过启发诱导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而且为下面的写作降低难度。
4.小组讨论，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书面表达任务（writingaSciencefictionstory）。
（1）分小组讨论选择关于未来生活的topic，然后由各小组决定写作对象。
（2）进行组内分工，布置各自任务。如：一人写出文章的大纲或框架（根据上面共同讨论归纳的结果），其他人再根据大纲写出相应部分（如：beginning，details，end等）。该步骤是核心部分，应尽可能地留足时间。
（3）成果呈现，恰当评价。每小组选出一人在组内朗读汇总后的写作结果，进行完善和再加工，然后老师推出一两个代表全班展现，进行恰当的评价，以肯定、鼓励学生的创造力为主。这样，学生经历了想象、写作、互相批改和展示等一系列活动，体验到了自己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不断进步和成功，其生命活力得到了张扬和计发。
生命化课堂要求“眼中有生命，课堂有活力”，教师不应该剥夺学生思考的权力与时间，教师只起启发、指导、调控的作用。这一节课时时提醒着我，要想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很好地进行生命化教育，挖掘学生的潜能，就要本着尊重、信任、理解、宽容的态度挖掘学生的潜能，这样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才会信任、理解、尊重老师，从而使师生之间共同创建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
二
那么怎样把生命引进课堂，让学生真正动起来，打造新常态的生命化英语课堂，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培养课前预习习惯，促进课堂教学。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习是学好英语、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只有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才能使学生积极地参与课堂语言实践活动，才能有目的、有重点地识记各种语言现象，从而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所以，老师在上课前，可让学生根据学案导学中的预习导航进行预习，为上课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可布置一些知识方面的预习，像找出生词、查出不懂的词义、通读全文、找出疑难点，等等。实践证明，让学生预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效促进课堂教学，这是构建生命化课堂的第一步。
2.培养合作交流习惯，推动教学互动。
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学生“强迫性地灌输信息知识”，另一种是“给学生很大的空间，选择自己想关注的事物”。当学生能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选择自己喜欢的学习材料时，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大大增强。我们在实施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把教材内容按其交际原貌“活化”于课堂，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提供大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语言实践活动的机会，使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感知、实践、合作、参与和交流，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使学生真正“动”起来。
3.处理好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之间的关系。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始终是教学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教师要通过启发诱导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放纵学生让他们盲目地学习。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的习惯，让学生真正做学习的主人。
4.注意学生个性差异，改革评价方式。
让学生全面发展，并不是让每个学生及其每个方面都按统一规格平均发展。新的课程标准让个性差异不同的学生在英语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因而我们不能用同一把尺子量每一个学生，必须尊重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差异。关注、研究学生的差异，从不同的角度认识问题，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其实在课堂中，一声“thankyou”，“verygood”，“terrific”，“fabulous”能让学生开心好一阵子；而一声微笑着的“i’msorry，no”，“thankyouallthesame”，也足以让犯了错误的同学在心里对老师产生亲切感。
5.尊重学生的人格，营造和谐课堂。
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9
[关键词]托马斯・哈代；苔丝；悲剧命运；成因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英国小说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丰富了悲剧艺术，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宿命论思想。其中尤以《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的悲剧命运最有震撼力，其悲剧内涵也最为深刻和丰富。苔丝纯洁美丽善良，不断与命运抗争却最终没有逃过悲惨命运的掌控。她的悲剧是一部社会悲剧，环境悲剧，性格悲剧及命运悲剧的交响乐，是唱响世界文学史的一曲凄惨的生命悲歌。
一、苔丝的悲剧是社会和时代变革的产物
从美学的角度看，悲剧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它是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宗教、伦理以及在心理矛盾冲突的产物。苔丝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侵袭到农村并毒化社会气氛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英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农民阶层分崩离析，随之瓦解的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独立自主和朴素诚实的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农民深深植根于其中的生存方式消亡了，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痛苦和悲剧。无数农民涌入大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他们在经济上受尽剥削，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和保障。苔丝一家正是那个时代破产农民的一个缩影。作为贫苦农民的女儿和农场工人，无权无钱，经济拮据，负担沉重，因此尽管聪明美丽，勤劳善良，仍旧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和，她的悲惨命运是注定的。这些压迫和有经济的、权势的、肉体的更有精神的、宗教道德的、传统观念的。亚雷和克莱代表了把苔丝推向深渊的两种不同的客观社会势力，直接地共同造成了苔丝的社会悲剧。
二、道德和宗教桎梏是促成苔丝悲剧命运的环境因素
苔丝的悲剧成因也表现在世俗道德偏见的作弄以及伪善的宗教迫害。当时的世俗道德和宗教教义认为，女人失去就是不洁、不忠、罪恶和堕落。苔丝被亚雷玷污后，她那趋炎附势的父母只是感到耻辱，幻想着亚雷总有一天会娶她，却从不过问苔丝的感受和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村民们也对苔丝冷眼相加，在她父亲去世后把她们一家赶出村子，迫使苔丝再次出去做工，重新落入亚雷的魔爪之中。而受过先进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教育过的克莱也没能摆脱世俗道德偏见和宗教枷锁。苔丝在新婚之夜说出了自己未婚先孕的不幸往事，但未得到克莱德同情和原谅。克莱认为她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一个伪装成纯洁少女的罪妇。”正是克莱心理深层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造成了苔丝的爱情悲剧，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他自己也有过放荡行为并得到了苔丝的原谅，但却不肯原谅原本无辜的苔丝。他从传统关来看待一个女人的“纯洁”与否，他对苔丝的深情厚意视而不见，冷酷无情地抛弃了她。如果是亚雷毁坏了苔丝的肉体，那么克莱带给他的则是精神上毁灭性打击。的丧失带给苔丝深深的痛苦，但还未能泯灭她求生的欲望和对未来的希望，而被克莱德遗弃则摧毁了她生活的精神支柱，令她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三、苔丝的性格决定她的悲剧命运
苔丝的悲剧，在社会环境悲剧的总前提下，同时又是性格悲剧。哈代曾说过性格即命运，他的作品似乎总是在描写人与人、自然、社会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和矛盾。而在这几种冲突中，人物内心世界即人与自己之间的冲突就是人物性格内部的自我矛盾、自我冲突。这种冲突构成的悲剧就是性格心理悲剧。苔丝的悲剧成因除了包括上述社会环境因素外，还有自身的原因，她性格上的“弱点”是她最终毁灭的主要根源之一。
正如小说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哈下的苔丝是一个纯洁朴实的乡村田园女性。她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劳动谋求生存，追求爱情和幸福，对爱情坚贞不渝，但是这位纯洁的大自然的女儿却被污浊的社会毁灭了。苔丝出生成长的布莱克莫山谷宁静单纯的环境早就了她淳朴天真、不谙世事的个性，这一特点使她看不穿亚雷和蔼伪装的真实企图，最终落入他的圈套中；也使她在怀孕和生孩子时不因此而威胁敲诈亚雷，而是独自忍受耻辱和痛苦。
苔丝性格中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她有强烈的责任感，老马之死令她内疚，善良孝顺的她觉得她有责任帮助父母使家庭摆脱困境，所以她违背自己厌恶趋炎附势的本性，答应去攀亲，却导致她落入亚雷的魔爪，弄的她无法自救，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毁灭。而后在农场做工，与克莱相识相爱，本来会很幸福，但她偏偏要坚持要把自己的过去向爱人坦白，不料思想自私的克莱却不予以谅解，抛弃她远走巴西，苔丝重又生活在新的苦难和折磨之中，在这里苔丝的强烈责任感及思想道德的保守性是其悲剧的致命因素。她认为自己失身是一种罪孽，认为自己是礼法的罪人，不是纯洁的女人，不配做克莱的妻子。苔丝在遭到世俗舆论、传统道德迫害的同时，又受制于它的道德准则，毫不留情地责难自己；她大胆地反抗传统道德的同时，又困于她的观念，成为传统的维护者。
被克莱抛弃后，苔丝对外隐瞒真相，极力维护克莱德尊严和荣誉，自己却默默忍受克莱对她的不公。在她父亲去世，母亲和弟弟妹妹生活困难时，她对家庭的责任感迫使她和仇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而后，克莱回来找她，她把杀死亚雷当作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她应尽的责任。苔丝在绝望中杀死了亚雷，并嘱咐克莱在她死后娶她的妹妹。“她对克莱的爱是微妙的、精神的、纯洁的；她对亚雷的感情是的、粗俗的，因此，想要擦掉它，只能通过毁灭亚雷的肉体来完成，这样才能还克莱一个纯洁的妻子。”
四、苔丝的悲剧是命运悲剧
苔丝的悲剧不仅是社会悲剧、环境悲剧、性格悲剧，而且也是命运悲剧。在命运悲剧中，实现悲剧性冲突的主人公，不管他是否愿意，如何躲藏，总归会在不可知的命运制约下陷入悲剧性的生命轨辙，难逃悲剧性的无情劫数。在哈代看来，宇宙和社会是个大悲剧的舞台，悲剧是一种规律，幸福不过是痛苦戏剧中的偶然插曲，人类是注定不行的。在强大无比的宇宙威力面前，哈代认为人是渺小的。人在同环境的冲突中，软弱无力，它受着命运的捉弄和支配。
哈代的命运观贯穿了整部作品，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的偶然、巧合与预兆，并通过这些因素构成了苔丝命运的一个个转折点，苔丝正是经过这些转折点从而最终走向悲剧的深渊。这些让读者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把苔丝引入悲剧的命运之中，而这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在哈代看来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这些神秘莫测的力量通过一系列偶然、巧合的事来显示，而在这些偶然、巧合的时间中，往往是由于某一点的差错从而导致事情发展向悲剧方将转变。
苔丝生于有姐妹7人的穷人家中，就决定了她的悲苦命运。作为长女，她要替酒醉的父亲驱赶货车上路，命运之神却捉弄她，使货车同一辆邮车偶然相撞，偏偏撞死了构成他家唯一生活来源的拉货车的老马。老妈被撞看似巧合，但却暗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苔丝不得不去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正是这件事情导致了她一生的悲剧。被亚雷奸污后不行的苔丝来到奶牛场工作，她本渴望在这里平静地生活，可遇见并爱上了克莱。她决心用理智压抑情感，拒绝克莱的求婚，但命运和爱情又使她答应嫁给克莱。苔丝不远欺骗克莱，用写信方式告诉他自己的过去。偏偏命运捉弄她，她的信却塞到了克莱房间的地毯下面，克莱并未在婚前了解她的坦诚。这表面上看起来是苔丝即将得到幸福，其实确实她悲剧人生的进一步加深，以至于新婚之夜，遭到丈夫抛弃。再次陷入绝境的苔丝去找克莱的父母求助时，却无意听到克莱哥哥刻薄的言辞，自尊心使苔丝离开，没有遇到老克莱夫妇以至于最终没能得到帮助。然而再返回途中又和亚雷相遇，偏巧这时丈夫不归，父亲去世，三代人典房的契约到期，一家人无处安身，面对重重困难与窘迫，百般无奈的苔丝在亚雷的利诱、花言巧语和威逼下，又落入亚雷的圈套。在经过了一连串的巧合之后，苔丝又回到了造成她悲剧人生的人身边，她的命运就像是宿命早就安排好一样，是无法避免的必然。
突然克莱觉醒又回到英国，并在了解苔丝的现状后惆怅离去。偶然之中他从一个邮递员口中得知了苔丝的下落，这种结局看上去是苔丝的悲剧即将向好的方向改变，而事实上却使苔丝的命运进一步成为不可避免的悲剧。绝望的苔丝在惨烈地痛哭不幸的命运时，不能忍受亚雷的嘲弄，用餐刀杀死亚雷去追赶克莱。逃亡中的苔丝终归躲不过命运之神的追踪，苔丝被捕了，她的悲剧命运也就彻底无法避免了。
五、结束语
悲剧在西方的美学观点中，并非只是字面上的悲惨、痛苦和悲伤，也是对崇高、富丽、公正、真挚、善意和优雅的赞颂，是真善美的正面人物或包括这些正面因素而具有两重性的复杂人物由顺境走向逆境，这种情感是高雅的、严肃的，甚至是悲痛的、激动人心的。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一切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人看。纯洁美丽的苔丝就像一只娇艳美丽的百合花，可惜在她刚刚绽放时就给毁灭了，最终以悲剧收场。她的悲剧命运的成因是多重的。她的悲剧和社会的变革，守旧的道德观念，伪善的宗教以及自身性格的局限以及命运的捉弄是分不开的，更离不开作者本身的宿命论思想和悲观主义情结。哈代正是通过苔丝的爱情悲剧和悲惨遭遇对维多利亚时代扼杀人性的虚伪的法律、伦理道德、宗教和婚姻制度进行无情的抨击。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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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英文篇10
江淮才女初露头角
我与戴厚英相识，始于一九六0年，而真正“认识”她，成为知友，那是差不多二十年以后，“”结束，她写《诗人之死》的时候了。但要说她这位江淮才女，还得从一九六0年说起。那年上半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以批判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艺(所谓“挖祖坟”)的作协会员大会。分组讨论报告时，有几位教授、作家对完全否定人道主义，发表了不尽相同的意见。这怎么可以呢?于是郑重对待，部署批判。前后开了四十九天，后称“四十九天会议”。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派来的学生代表之一，她那个比乡下大姑娘只多了一副廉价眼镜的土里土气样子，本没人注意她。岂知一开口，话语简洁犀利而嗓音又响亮，令人刮目相看，她由此脱颖而出，被视为“文艺界的新生力量”，分派到大会上去重点发言，批判她的老师、以《文学是人学》一文名噪当时的钱谷融先生了。那年戴厚英从华师大毕业时，顺理成章被选进了上海作协文学研究室(后改为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文学研究工作，主要的任务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收集、分析报刊发表的作品，写汇报材料，作文艺方面的“哨兵”。工作是带点机密性的。
文艺研究所和我们《上海文学》 (一九年改为《收获》)编辑部，都在一幢大楼办公，每餐又都同在一个小小的食堂里吃饭，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却很少交谈。目光相遇时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那种不相往来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大都是刚出高校的青年，和我们编辑部的中老年人共同语言不多；也由于那时机关中的人，经过了几次运动，已养成了不随便交谈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所当文艺“哨兵”，查阅作品(自然也包括我们每期出的刊物)，不管发现作品有什么问题也好，发现好作品也罢，他们都不能随便给我们谈。我们当然也知道他们有不成文的纪律，不会随便去问。无形中便形成了一种隔膜。那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戴厚英是皖北人，皖北饥荒灾难之烈，如今大家知道了，可是那时上海人有谁知晓?一次支部会上，作协机关支部书记叫我们不要轻信农村传来的谣言。他举戴厚英为例，说她是个刚强的人，下放农村劳动时，铡草铡了手指，没落一滴眼泪，可是最近收到家信，竟在宿舍里哭了，说家里人饿得怎么怎么样。支部书记已经找她个别谈过话，批评她这是对“三面红旗的动摇”，要我们党员引起注意，关心当前群众的思想动向。那年(也许是次年)除夕，作协机关聚餐联欢，他们文学研究所编了一个独幕剧，戴厚英饰农村老太婆。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叫绝，直到春节后上班，大家还在议论，说她有专业水平。不过总的说来，那些年她在作家协会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
“”给戴厚英提供了更多发挥才华的机会。“”初期，她是“保皇”的。有一天，北京的红卫兵南下来冲击上海市委，作协“”领导小组接到通知，叫大家套上红卫兵袖章去延安西路33号市委门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保卫上海市委。出门时作协“”领导小组组长芦芒特别叮嘱戴厚英：“你这门‘小钢炮’(她有“小钢炮”的绰号)今天要发挥威力!”戴厚英果然不负厚望，在唇枪舌剑的人圈子中，好多人都在持了尚方宝剑而来的北京红卫兵面前败下阵来，独有她站在大圈子的中央，口若悬河声音嘹亮，常常使对方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有几个稚嫩的中学生，被她问得无语可说，急得面孔血红甚至哭了起来。但后来对方有人使出一招，问她是什么身份，什么家庭成份。这对她来说，等于“吃闷棍”，因为她父亲是，而她不懂得这种政治辩论是不妨说谎的，于是只得退却了。不过那天回来，领导小组还是表扬了她。
上海作协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编人员一共“一百零八将”，“”中被“揪出”的所谓“三名三高、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以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占了半数以上，加之经过了几次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而新进到上海作协以及和她一样的新来者，不谙底细，天真地看待机关里貌似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实际上揭发中又怀有各自的动机、目的的运动。他们以革命小将自居，当仁不让义无反顾地要站在“无产阶级”“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前沿。而同是揭发批判一个人或一件事，别人的大字报或发言，可能淡而无味说些套话不伤皮肉，她伶牙俐嘴才思敏捷要言不烦入骨三分。常言说：“利刃割体创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这些揭发批判给戴厚英带来的后果，使她整个下半生未能脱尽灾难。八十年代初我在某地组稿，那时她的《人啊，人!》已经出版，在一次饭桌上，有人提到《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一位省作协的领导忽然大声问：“是不是上海那个骂人恶毒的坏女人?”其实戴厚英说话尖刻有之，骂人的脏话粗话是一句也不会说的。凶手陶锋在交代他杀害戴厚英时，戴厚英说：“你要干什么！”“你会后悔的！”这两句话，确实像她最愤怒时说的最严厉的话了。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神交已久的北京某报记者，他是高度评价《人啊，人!》的，而见了面就急着问我：“戴厚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也是听到太多的有关戴厚英其人的丑话了。多少年后，戴厚英在欧洲某国访问，还有人间她闻捷是不是她害死的哩。天可怜见!人类带着感情编就的历史――即使是口头创作，要将它恢复原貌，比消融三尺之冰，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了!她出版《诗人之死》反复遭受的折腾，根源也就在此。
十年浩劫中的戴厚英，从“保皇”、“造反”，一度还当造反派小头头，到工宣队进驻后作为“反工”、“炮打”的重点审批对象。在那个颠来倒去、朝三暮四的特殊年月里，批与被批，原无什么是非可言，人们完全可以“一笑泯恩仇”。而戴厚英在个人生活方面，“”中遭受的两次打击，那可是两次炼狱了。结婚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中丈夫有了外遇，闹离婚。戴厚英为了不让四岁女儿的幼小心灵受父母离异的伤害，忍辱退让，只要丈夫同意维持一个名义上的家庭，孩子有父有母，她允许丈夫与情人往来，不加干涉。这样的委曲求全，沦到和封建时代的妇女一样了。但她确实这样打算过。这使人会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庐隐。“五四”时期她是以追求个性解放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而名噪京华的“四公子”中最激烈的一位，与有妇之夫结婚后不仅甘当偏房，而且竟忍受公婆和丈夫的大老婆羞辱不作反抗。人是复杂的i戴厚英在伦理道德观和社会思想方
面，明显地存在着差异。她对父母、亲属、乡邻的忠孝仁义，是广为人知的。我甚至觉得，她惨死于家乡人之手，从远因来说，与她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也不无关系。她和女儿相依为命的母女之爱，更称得上是典范。母女俩那对人生、事业、爱情、朋友和国家民族的感情相互倾诉、探讨，在那几十万字的“两国书”(一部分在《小说界》发表，她死后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撼人心弦的表述。
戴厚英对丈夫的委曲求全，最终还是一厢情愿。丈夫搞了一张离婚证和她离了婚。那天正是工宣队在开“一打三反”的小结会，戴厚英被一个女工宣队员叫了出去，回来时一脸咽泪吞声的样子。她是被叫出去在离婚书上签字的。第二次的打击便是与闻捷的生离死别了。闻、戴这段很简单短促的恋爱史，经过各种人的传说，流行过几种颜色的版本。她自己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自传一书(上卷)中也有自白。她死后，她的好友高云，找出十八年前她应高云要求写的材料(即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更详细记载了她和闻捷相识、相知、相恋到死别的全过程。那是怎么样的一次感情的炼狱啊!
闻捷之死到《诗人之死》
闻捷之死和《诗人之死》，成了戴厚英下半生的人生转折的重要契机。他们恋爱于一九七0年夏季的奉贤县海塘边的“上海市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当时闻捷经过隔离审查从监牢放回，宣布“解放”，被任命为干校四连的男队劳动队长；戴厚英因“炮打”被审查也已“解放”，被任命为女队劳动队长。闻捷在关押期间妻子被迫害自杀，成了鳏夫；戴厚英与前夫离了婚，单身独处。在思想性格方面，两个人都有直率、热情、天真而胸无城府等许多共同点。尽管闻捷比她大了十五岁，但怎么说两人结合算得上是“天作之合”。他们天真地以为两个伤心的人，两人破碎了的家庭，马上又要圆满起来、幸福起来。岂知这纯是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梦，很快便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击得粉碎。他们打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以后，戴厚英的好友便“怀着沉重的焦虑的心情”找她，劝她打消这个念头，直到明确告诉她，对闻捷和她恋爱，有批示，说“这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事例”，“是文艺界的一个怪现象”。戴厚英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也难分难舍。而闻捷这样一个被关押审查过的“解放干部”，经作了这样的批示，日子就更难过了。工、军宣队不仅在生活上故意刁难，拆散他们，还不断组织批斗。在结合无望的情况下，闻捷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二日之夜，喝掉一瓶白酒，抽掉十九支烟，以棉被蒙首伏在煤气灶上自杀，在打开煤气之前，他还仔细地将女儿房门上的钥匙孔塞好，以防煤气溢进去。这是怎么样的一场人间悲剧!不过在那个没有人道、失去人性的疯狂的年代里，也不过小事一桩。闻捷之死不仅“死有余辜”，要开大会批判，还有人要工、军宣队将病在床上的戴厚英拉起来去听批判受教育。这也可见戴厚英在单位里树敌之深了。
戴厚英从“”初期造反到后来几经审查批判，她都无怨无悔，还是“无限信仰”“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照办那些朝三暮四的“最高指示”。前夫和她离婚的悲剧，尽管也是她个人感情生活中的一场炼狱，但那和“”无直接联系，所以她并未因此对“”运动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此次和闻捷相恋，竟惹得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如此批示，“”怎么“革”他们这么正常的恋爱的“命”呢?及至闻捷自杀，这场感情的炼狱之火终于熔化了她头上对“史无前例”运动忠心不二、“无限信仰”的紧箍，有了自己的脑袋，有了独立思考、重新认识的自觉。戴厚英的思想从此起了明显的变化。这表现在她对运动从未有过的消极，干起了剪裁、结绒线等家庭妇女的活。自己没有毛线可结时还帮着别人结。并说出了一句“名言”：“现在是妇女家庭化”。读书则识古鉴今，对明史清史、人物传记发生兴趣，还研读莎士比亚，认真做读书笔记。这比之她在“”开始时，将读关汉卿作品时做的读书札记全部烧掉，“轻装上阵”，思想起了多大的变化呀。闻捷死后，尽管及其在上海的人和工、军宣队都表示，他们是把她与闻捷区别对待的，要她振作起来，并给她安排了一定的工作。而她怎么也振作不起来，一直被动应付，若即若离，很有点“不识抬举”了。在后来的批林批孔、批邓等重大回合中，她不仅不积极发言，不写文章，还私下与知心者议论起是非来了。这也应了“祸福相倚”的规律。“”结束，清查开始，多少双手要将她推下地狱，最终还是拿不出“上台面”的证据。这算她“三生有幸”了。
戴厚英的思想变化的过程，为她后来创作《诗人之死》和《人啊，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全国，《诗人之死》是持否定“”观点创作最早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另外有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将军吟》和《冬天里的春天》)，只是在出版时遭遇折腾，被拖了三年多才得以在福建面世。
一九七八年初，戴厚英应好友高云要求，写下了四万多字她和闻捷的关系的始末，七年多来逐渐冷却下去的感情死灰复燃了起来。她把材料交给高云后，又写下了二十多万沾血带泪的回忆文字。此时我刚“战高温”归队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小说编辑，听到这个消息，便去向她要来看，岂知已被原先文学研究所她的领导王道乾要去看了。我去王道乾家，他将那些纸张杂乱文字潦草的一堆稿子给我时，反复给我说一句话：“你要给小戴强调，要写小说，不要写回忆录”。我看完那些不好辨认的文字，觉得题材很好，写得很有基础，要求她改写长篇小说，她同意了。长篇小说初名为《七封信》，那是以书中女主人公向南的七割信串连全书故事情节而命题的。她将先写好的五封信直接交给了当时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姜彬同志。也许她是考虑我刚落实政策进出版社，工作权力有限，而姜彬在“”前是上海作协的党组副书记，是我们共同的领导吧。姜彬将稿子交给我处理时，也说基础很好，要认真抓出来。我读完《七封信》的初稿后，提了意见，她又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她不习惯在原稿上修改，动辄重写)，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稿子，最后我删去了几万字，改名为《代价》――这些年来经过折腾大家都付出了“代价”，包括闻捷的生命。后来觉得《代价》这命题不新鲜，她又想了四五个题目，其中最满意的是《诗人和他的专案组长》(或用《专案组长和她的专案对象》)，觉得这题目新鲜独特，也很切题。只是考虑到她曾经参与过审查闻捷的专案工作，尽管不是组长，总容易使人疑为是回忆录，最后才用了《诗人之死》这个她并不很满意的书名。因为《诗人之死》是以我们所在单位的“”运动为背景，又是从回忆文字脱胎而来，有些情节还带有真实性。为了避免她的那些“对立面”“对号入座”，有关情节我建议她删去时，她都尽可能地删了，有些关系故事整体结构删不了的，也尽可能给予改造。她是排除了个人恩怨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考虑的。她几次说过：“写这本东西，难道是想揭露那一个个人吗?我还不至于降低到那样的水平吧。”《诗人之死》中写了一个叫贾羡竹
的书画家，此人的原型就在我们身边。他原是位青年编辑，一九五七年因骄傲自满说怪话而被打成，成了机关里的“贱民”。从此他一反常态，自卑自贱，处处唯唯诺诺，点头哈腰。“”中他成了“死老虎”，开起会来，工、军宣队为了不让会议冷场，常常先点他的名，要他交代揭发。后来他也摸着规律了，一开会便抢先举手，站起来弯腰交代自己罪行，揭发别人的问题。其实说的都是鸡毛蒜皮，只是要在工、军宣队面前表现积极而已。为此大家都很看不起他，戴厚英也常常轻蔑地模仿他举手弯腰的自卑相，引大家发笑。可她在《诗人之死》中塑造贾羡竹，设计了这样的情节：贾羡竹的女儿有音乐天赋，文工团有意录取她，但要以她父亲的问题解决为先决条件。为此贾羡竹便不顾脸面处处表现积极，希望工、军宣队将他早日“解放”，使女儿能被录取。后来工、军宣队并没有先“解放”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不能“解放”，而是因为他身份太低，“解放”他不可能在文艺界起到体现政策的示范作用。贾羡竹求知无门，悲愤地跳楼自杀……。她写《诗人之死》就是这样刻画了一个小人物被扭曲了的灵魂，这样站在否定“”的思想高度进行考虑的。
《诗人之死》写的是“儒林哀史”，但字里行间依然意气昂扬、催人奋发向上，在曲折的出版过程中，经多位领导审查，也都是肯定的。那“再铸一腔热心肠”的一节“尾声”，从作品的总体结构看，我觉得累赘，是画蛇添足，曾建议她拿掉。她考虑再三，对我说：“写东西，总要给人希望吧。”一定要留着。这些都反映了她的创作动机和观点。
对《诗人之死》中我们都不满意的是诗人余子期所写的那首《不尽长江滚滚流》的诗。我曾写打油诗戏她：“半身鲜花半身刺，天才小说庸才诗……”因为对小说提意见时，只要点到，她就会意而且改得比预期的好；而对那首诗，改来改去都不满意，后来还请了一位诗人帮忙，也未能改得如愿。她那么善于捕捉形象，又有那么犀利明快、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文字技巧，为什么写不好―首诗?这是不是也是人的另一种复杂性呢。
《诗人之死》创作定稿以后一段时间，戴厚英痛苦的感情得到了宣泄，心情平静了，工作又已得到安排，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后转入复旦分校(即后来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她准备安下心来教一段时间的文艺理论课，还曾准备联系创作《诗人之死》的实践，自编一套创作心理学的教材，并没有考虑继续创作。令我们、包括出版社领导都估计不足的是，《诗人之死》的出版会受到那么严重的阻力。偏巧，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后来的花城出版社)的岑桑来电向她要稿，希望给他们出版。这事本来可以就此解决，她只要将《诗人之死》收回寄给岑桑好了。可是“性格决定命运”，戴厚英之所以为戴厚英，于此可见：她一定要出版社写退稿信说明理由，“为什么你们约的稿已经决审通过而不出版?”否则给退稿费也不肯接受。出版社领导不便满足她的这一要求，于是僵持着。王道乾知道情况后还特地来关照我，《诗人之死》稿子千万不要回到戴厚英手里，怕她一怒之下烧掉。她会做得出来的。
在此过程中，她完成了一个新的创作构思。这便是《人啊，人!》。有关《人啊，人!》的素材，她在此前多次谈起过。何荆夫身上的部分情节，便是取自她的一个同学的经历。那位很有才华的同学被打成后，到处流浪谋生，受尽了苦难。她一心要将他写一本书，但主题、表现手法等都没有考虑成熟。现在构思好了，她决定把这部东西写出来给岑桑，以报知遇之恩。她写好开头的两节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觉得非常新颖，只是担心那种结构故事难以安排，怕她写不出一部长篇来。她很有信心地说写下去再说。这样，前后二十一天，她便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稿子写出来了，人累得像大病了一场。我看了觉得比《诗人之死》更好，那表现手法当时在国内长篇创作中还从未见过，不忍释手。而当时《诗人之死》的出版，经过我们社里领导的努力，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希望，稿子已下厂付排。因此我还告诉社里一位领导：戴厚英又有一部新的极好的稿子，我们好不好留下。他说：“还是快点让她给别人家去吧，我们不要再惹这个麻烦了!”一九八0年六月十八日，我代她将《人啊，人!》稿子寄给岑桑，没有几天他们就派了两位编辑来谈对稿件的意见，后来邀她去广州修改定稿，补写了“后记”。在此过程中尽管还有曲折，但广东人民出版社未受干扰，于五个月后初版，即印行了十二万册与读者见面了。这在当时是最快的出版速度了。
《人啊，人!》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就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在当时中国恐怕是并不多见的。我为收集资料，从她那里拿到过一百多封读者的信。当时上海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一对新婚夫妇回娘家，新娘子到家里看到一本《人啊，人!》就手不释卷，通宵在娘家把书看完。而复旦大学老教授朱东润先生，还不无幽默地见到戴厚英便喊她为“人啊人”。这都说明了《人啊，人!》当时的社会影响。
戴厚英的一生，以批判人道主义开始进入文艺界；二十年后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自己宣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更可悲的是，又过了整整十五年，她还是惨死于毫无人道、绝灭人性的同乡人的刀刃之下。这难道只是她个人的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