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壕吏记叙文篇1
杜甫背着一个包裹，迈着沉重的步伐，正往前走着。一路上，他看见了很多逃难的人，也看到了凶神恶煞般的官兵到处抓人，心里十分沉重。
夜幕降临，杜甫加快了脚步，想找户人家借宿一晚。正想着，看见前面不远处透露着微弱的光，杜甫欣喜地往那里奔去。
杜甫敲了敲那扇木门，等了许久，只见一位老妇人慌张地打开了门。老妇人看见叫门的是个文弱书生，她那充满警戒的脸才稍稍松弛了一些。杜甫说：“大娘，我是洛阳人，逃难到这里，现在天色已晚，想在你家投宿一晚，请老人家行个方便。”说着还作了一揖。老妇人连忙说：“客官别见外了，只是我家条件太差，若不嫌弃，就暂且住下吧！”
杜甫随老妇人走进里屋，只见她家里还有个老伴和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儿媳妇。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杜甫，虽然没好菜好饭，但杜甫心里感觉温暖。吃罢晚饭，老妇人收拾了碗筷，一家人正跟杜甫说着战乱之苦，生活之难。突然传来“砰砰”的敲门声和“开门，开门！”的吆喝声。老妇人说：“不好，肯定是官兵抓丁来了！”急忙示意老头子翻墙而逃，接着又将杜甫藏在一个柜子的后面。
敲门声和吆喝声越来越重，老妇人上前开门，只见两名官差怒发冲冠，责怪老妇人为什么迟迟不开门。看那官差凶神恶煞的样子，老妇人被吓得两腿发软，几乎要哭出声来。连忙说：“官差大人呀，我家原有三个儿子，都被捉去防守邺城了。最近小儿子来信说，两个哥哥都战死了。活着的人也只是暂且活着，死去的就永远没了。家中只有一个正在喂奶的孙子，再也没有别的男人了。有儿媳妇还在，可进进出出没一件完整的衣裙。老婆子我虽然没有多大的力气，请让我跟你们一起回营，赶快去河阳服役，还能为你们准备明天的早饭。”两位官差听老妇人说得诚恳，就依了老妇人的话，不再计较别的什么了……
石壕吏记叙文篇2
课堂提问是学生思维的向导和路标，又是学习知识、掌握方法的信息反馈的重要渠道。而课堂追问是在提问的基础上延伸和拓展的。课堂追问能使学生保持注意的稳定性，激发其积极思考，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有利于全面掌握知识的内在联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教师在教学设计时，不仅仅要设计课堂提问，也应该重视课堂生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追问。
教师要注意追问的有效性。追问不在于多少，而在于追问是否有效，是否能有针对性地把学生引向“最近发展区”，是否能让学生感受到进行智力劳动的乐趣，是否“问得其所”。无效的追问除了浪费学生的时间，别无它用。
一位老师上了一节《石壕吏》的公开课，听完之后感到老师在课前的教学设计独具匠心，课堂在师生愉快的交流中轻松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其中问题的提出和教师的追问恰到好处：
师：文章题为“石壕吏”，文中写到石壕吏的句子有哪些呢？
生：“有吏夜捉人”“吏呼一何怒”两句。
师问：这首叙事长诗题为“石壕吏”却只有两句写石壕吏的，大量的篇幅在写老妇人，如果把题目改为“石壕妇”，可以吗？
讨论片刻。
生：还是原题目比较好，因为文中虽然只有两句写石壕吏，但通过“夜”一词表明时间紧迫，老百姓没有安宁，写出了前线战事紧张、百姓生活的痛苦。
生：通过“一何怒”这个词写出了态度蛮横，突出了官兵对普通老百姓的横征暴敛。
师：请同学们两位一组，模仿石壕吏和老妇人的对话。对话完请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生生合作交流。
生：通过对话，我发现其实作者省略了石壕吏的大部分语言。
生：作者采用了详略安排的方法，这也体现了诗歌“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容”的特点。
师：所以本诗的题目还是“石壕吏”更好。
教师提出题目所出现的表面问题，通过一系列的追问，学生之间合作探究，逐渐分析出本诗的写作特点和写作的主题，这比教师直接教给学生要生动形象，让学生的主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种追问的方式是跟踪式追问，追问时要有层次，一般将一个较难的问题（教学重、难点）设计成一组有梯度的问题串，老师提出一个小问题，学生回答之后，教师接着追问几个小问题。层层推进，步步深入。追问既要考虑到学生的认知水平，又要考虑教学内容的层面。顺着学生的思维方向，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教师要注意选择多种追问方式。追问方式由追问的内容决定，不同的追问内容应选择不同的追问方式。常用的方式有辨析追问。其优点在于能展示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充分利用学生的错误信息，去伪存真，引导学生走上正确的思维轨道。例如，在教学《湖心亭看雪》一文时，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提问：
师：“余强饮三大白而别”中的“强”到底做什么讲？
生1：强迫。
生2：勉强。
大家意见不一。
师：“强”作强迫和勉强讲均可，但关键在于这里的强迫和勉强是完全出于被迫还是情愿所为呢？
生：“余强饮三大白”即是余与金陵客同饮。
生：两人“大喜”即是余大喜。
生：他人言余“痴”也是作者的默然自许。
师：在文中蕴含着作者怎样的情感呢？
生：作者蕴含在这篇小品文中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雅洁和高逸，又隐隐流露出淡淡的故国之思和人生感慨。
学生在解决学习问题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差错，作为教师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一个“错”字打断学生的回答，然后越俎代庖地说出正确答案，而应充分利用错误资源中的有效信息，进行去伪存真的追问，在学生思维断层处进行正确思维的链接，引导学生弄清产生错误的原因，并把握时机让学生揣摩正确的纠错方法，让学生体会到“即便错了，也有收获”的愉悦感。
还有发散式追问。这种追问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及时地为学生搭建思维跳板，帮助学生开拓思路，一题多解，举一反三，并在更高层次上继续思考，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和求知欲，让学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例如，在《小石潭记》教学过程中：
师：我们读懂了课文，现在来欣赏它，然后就用上一个“清”字来形容一个景色，来表现什么？
生：我发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的环境是“清寂”的。
师：同时也写出了作者“凄清”的心情。
生：流水撞击两岸发出“清脆”的声音。
生：“水尤清冽”形容水“清澈”透明。
师：还有“清凉”的味道。
生：“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是“清幽”。
生：“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写了景物的“清秀”。
生：我觉得“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气氛显得很“清冷”。
师：气氛“清冷”，内心“清凄”！
发散式追问主要强调运用发散思维，即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去思考，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途径获得问题的正确答案。
石壕吏记叙文篇3
——袁枚《马嵬》
读罢袁枚的《马嵬》，笔者的第一感觉是没有读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深痛和大气，眼前也形不成读陈诗时的阔大景象。然而，当笔者第二遍第三遍读它时，渐渐感觉到这首诗的妙处来了。
乍一看诗的前两句“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联想到袁枚风流的一生，笔者以为这首诗大约跟杜牧的许多作品一样，是记叙个人生活，抒发个人离别之情的。然而，紧接着看到的却是“石壕村里夫妻别”一句，这时笔者不得不改变了思路，想到杜甫写战乱、写人民离别之痛楚的“三吏”、“三别”，一下子，诗歌的思想境界扩展开来了，“个人之事”、“个人之情”已扩大到天下黎民之事，世间万人之情了。于是笔者读到了诗人关心民生疾苦的良苦用心了。
联系作者的生活年代，知道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一生经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皇帝，主要是在乾隆年间。而在康熙和乾隆年间，都有对准葛尔等部的征战，于是笔者想到诗文第二句中写到“夫妻别”，这很可能就在写征人出征前与爱妻的生离死别。再联系到诗文中用的是“马嵬”，而“马嵬”是唐“安史之乱”时扼杀一对至爱之人的地点。诗人挑这个地点用意何在？恐怕跟作者要抒发的对生死离别的同情不无关系吧？而至于石壕村里的夫妻之别，与征人的情景就更是相似了。于是笔者更以“诗文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在写征人出征前与爱妻的生离死别”的想法为对了。
但事实上，读者是不应当对诗文的写作对象，哪怕是隐含着的对象作这么偏面而狭隘的理解的。如若不是那么“呆板”地从“马嵬”，从“长恨歌”，从“石壕村”等字眼一个一个分析，通读诗文，笔者以为是可以看到许多种常人的“夫妻之别”的，征人出征前与爱妻的分别固然是其中的一种，但还可能是仕子上任前与妻妾子女的离别，也可能是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原因而被迫与心爱的人分别的情况（例如焦仲卿与其妻的分别）……总之，诗人从男女分别这个小处落笔，写出了民众妻离（子散）的这个大的社会生活。这是善写家居生活旅行纪事的袁枚的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作为“性灵派”代表作家“真性”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怪不得有人说“伟大的诗人文人是不局限于一种内容，一种风格的”，笔者想这句话用在袁枚身上也是很正确的。
当然，一个作品的成功，往往不是光靠思想性就可以的。袁枚的《马嵬》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的文学性也是很强的。通读全诗，给人的印象是这首诗在讲究诗歌含蓄之时，又没有现代朦胧诗歌所谓的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朦胧给人一种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感觉。全诗语句自然质朴，似乎是与人聊天，而非有意为文为诗，然而朴实无华的语句中确实又透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吐露出作者代表普天之下许多受分离之苦的人的心声。如果说我国古代的许多诗文是“代圣人言”，那么袁枚的这首诗可以说是“代离人言”了。而代人之言往往会显得过于理性化，但袁枚的这首诗在一定的理性化的基础上，却又孕含着很深沉的感情，这是袁枚《马嵬》这首诗写作上的一个成功之处。
再看看《马嵬》诗的语句，一诗四句，就有四处用到人们所熟知的古诗词或神话传说（“长恨歌”、“银河”、“石壕（吏）”、“长生殿”），写的似乎并非诗人眼前的实人实事，然而，读者却明明能感受到诗人所叙所述的眼前之景眼前之情，这是作者熟练驾驭灵活使用古代诗词的结果，从中可以窥见诗人袁枚古文功底深厚之一斑，这与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写他那精彩的武侠书时对古诗文、典故的运用自如相比，恐怕还要高上一筹吧！
对于末两句“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这两句，笔者曾试图从音节、从对偶对仗等要求上对其进行改写，从对仗要求上说，把后一句改为“长生殿上涕泪多”更好，但当笔者考虑到诗文字词意义的连贯性，笔者意识到笔者错了，原文从第三句的“夫妻别”立即就接上“泪”，于是因“别”而“流泪”的意思就被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从而更让读者痛感离别之悲。而若用改文，则这种情象意义上的连贯性就大大逊色了。可见，诗人对于这首诗字词的运用上很具有匠心。
至于第四句中的“长生殿”与第一句中的“长恨歌”，虽然说诗文是忌讳用相同的字词的，但在此诗中，却非但没有因为这几个字词的重复而破坏诗歌的整体效果，反而互相照应而使得整首诗更是浑然成为一体了。
再从诵读的要求上来看看这首诗吧！试着以第一二句为例：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真可谓做到了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一联之内平仄相对，十分符合作诗为文的工对要求，读来抑扬顿挫。而就整首诗而言，其平仄处理也是十分好的，一、三句以“歌”、“别”等仄声收尾，而二、四句又以“河”、“多”等平生结句，这样平仄相间，读来极富音乐美。当然，音乐美的形成并非只靠这平仄处理得好，另外还靠此诗节奏和押韵上处理的妙处了。节奏上，试以一三句为例：
莫唱/当年/长恨歌石壕/村里/夫妻别
这种二二三节拍读起来节奏性是很强的，对于诗歌音乐美的产生无疑有很重要的作用。而至于用韵方面，此诗也是十分注意吸收古代诗文的优秀写作传统的，诗人严格地按照二四句押韵，甚至连首句都入了韵，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整首诗的音乐美。
石壕吏记叙文篇4
一、地名
要注要注意古代方位、地名的廉洁和现代不同的地方。
（1）六合：指天地四方（即上、下、东、南、西、北）。
（2）八荒：人为东、东南、南、西南、西北、北、东北八个方向。茺为荒远之地。八荒指远离中原的地方。
（3）九州：古代分天下为九州，即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荆州、杨州、梁州、雍州。
（4）山东：指崤山以东。
（5）江南：泛指长江以南。
（6）江左：即长江以东。
（7）江表：长江以外，指江南。
（8）河北、河南、泛指中原之地，即黄河流域一带。
（9）五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恒山，中岳嵩山。
（10）南京又名建业、建意古代方位、地名的廉洁和现代不同的地方。
（11）开封又名大梁、汴州、东京。
二、礼仪习俗
1.年龄称谓
襁褓：婴儿。
孩提：2～3岁的儿童。总角：幼年儿童。豆蔻年华13岁女子。及笄：15岁女子。冠、加冠、弱冠：20岁男子。而立：30岁。不惑：40岁。知命、知天命、半百、知非：50岁。花甲、平头甲子：60岁。耆：60岁。古稀：70岁。耋：70～80岁。耄：80～90岁。期颐：100岁。
2.谦辞和敬辞
窃：私下、私自。敢：冒犯、冒昧地。蒙：承蒙。请：请允许我、请让我。枉驾：有劳大驾。惠赐：指对方给以了好处。
三、人名称谓
（1）人名。古人有名、字、号，当大官的死后有谥号。如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谥文忠。名和字间一般有联系，如诸葛亮字孔明，孔明就是很亮的意思；也有反义的，如韩愈字退之，退之就和愈相反。
（2）谦称。王侯自称孤、寡人，大臣自称臣，一般人自称仆、不地、不佞、愚等，女子自称妾。晚辈自称小子。
四、文化典籍
诸子散文――《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诗经》和《楚辞》的并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离骚》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
六艺经传――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经书。
《吕氏春秋》――先秦杂家代表著作，又名《吕览》，系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
《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战国策》――国别体史书，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系西汉刘向编订。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世说新语》――我国第一部笔记小说集。
《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字典。
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
石壕吏记叙文篇5
一、借助虚词丰富作品内涵
从数量看，虚词明显少于实词。加之意义空灵，在使用中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对于虚词，只要准确地把握其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切合使用的情境，照样能在虚词中灌注不同的情感，寄寓不同的意蕴，使作品的内涵得到丰富。如杜甫《石壕吏》：“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何”是个复音虚词，在句中有“多么”之意。用它写出了残民以逞的官吏的凶暴，孤立无助的老妇的凄惨，分明地将作者对官吏的不满和对老妇的同情写了出来。又如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个“犹”字使全篇笼罩了浓烈悲怆的气氛。两幅画面触目惊心。一幅是白骨累累的沙场，无数男儿毙命边关，未知能否魂归故里?另一幅是闺中妇女盼良人罢远征回归故园，一家人过上宁馨的生活，两幅画面通过“犹”字连接起来。使读者在对照中产生联想。产生惊悸的感受。把对和平的向往变成一种美好的感情。
二、借助虚词寄寓作者感慨
古代那些身遭压抑、困顿偃蹇的诗人总是“发愤以抒情”，他们的不平之声、悲愤之声响彻天地。在多种表达方式中，运用虚词抒感、寄寓感慨是不容忽视的。如李白《蜀道难》句“噫吁!危乎高哉”，声情并茂，写出了作者对蜀道艰险，重峦叠嶂阻隔前行之路的惊叹之情。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呜呼”一声长叹。写出作者于艰难竭蹶的处境中，犹自心忧天下，牵挂千千万万游离失所、衣食不继的贫寒之士，使读者能够分明地感受到作者宽广的胸怀。苏轼被贬黄州，读陶渊明《归去来辞》，将之隐括为一首《哨遍》，表达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其过片是“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用了个叹词强化作者的愤激情绪。作者身处逆境，朝不虑夕，说要超脱偏又超脱不了，“忘我”不易，“忘世”更难。胸中憋着一股气，用个“噫”字，仿佛尽情地得到了释放。
石壕吏记叙文篇6
内容摘要：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设计“拓展练习”对学生进行有效教学，既可以形成写作梯度，减轻学生们习作的难度，又可以加强学生对文本内容的巩固。
关键词：阅读教学；巧设拓展练习；写作能力；
《新课标》对初中生作文方面应具备的能力做出了要求：“学生能从文章中提取主要信息，进行缩写；能根据文章的内在联系合理想象，进行扩写、续写；能变换文章的文体或表达方式等，进行改写。”因此，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应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设计“拓展练习”训练，以加强学生对文本内容的巩固。那么如何恰当地设计“拓展练习”对学生进行有效教学呢？我认为应以课文为最初凭借，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为最终目的，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为重点，导学练相结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模仿范文，进行仿写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习成阅读和写作的熟练技能。”而仿写就是在阅读范文和学生写作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桥梁。教学中，教师应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适当指导学生进行某些方面的训练。如学习《老王》后，我们可以仿照文中对老王传神的外貌描写仿写班中的一位同学外貌，以加强对内容的巩固，这样既可以形成写作的梯度，又容易激发他们写作的激情，变“要我说、要我写”为“我要说、我要写”，进而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二.扩展补充，学习扩写
扩写是为原文添枝加叶，生发、扩充其内容的写作训练。扩写时要忠实于原文，且为了突出中心，要扩展那些值得扩展之处，同时情节的发展要合乎逻辑，人物的性格前后要一致。如教学《石壕吏》时，我先引领学生梳理文章大意，再让学生分角色进行表演并试着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接着根据特定的情境，让学生进行扩写。学生根据创设的情境，适当加入自然环境渲染气氛，同时展开丰富的想象去描绘具体环境下人物各自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生动再现了差吏的凶残、狡诈，老妇的贫穷、悲惨，学生还补充一些被诗人隐去的情节，如战争的具体情形和三个儿子情况。扩写时，学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再加工、再创作，进行组织选择，即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具体内容，又可以给学生一次练笔的机会。
三.变换形式，进行改写
改写是在不改变原文基本思想的前提下，根据规定的要求对原文进行改造的写作训练，改写只侧重于改写原作的形式。如改变体裁，将诗歌改成记叙文；改变叙述角度，将第一人称改写成第三人称；改变结构，将顺序改成倒叙，重新组织材料；改变语体，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等。如将《与朱元思书》改写成现代文。学生首先将语句逐一翻译成现代语，在此基础上加入合理的想象描绘出自富阳至桐庐奇异的山水图画。这样的改写既激发学生创作的激情，又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四.神奇想象，学习续写
石壕吏记叙文篇7
关键词：汉昆明池；长安城郊；水环境；交水
?abstract:thekunmingpond,whichwasdugbyemperorofwuinthehandynasty,broughtaboutprofoundeffectsonthephysicalenvironment,especiallythehydrographicenvironment,aroundthetownofchang'an.firstofall,withanareaofmorethanthreehundredqing,thekunmingpondasanartificiallakeimprovedtheecologicalsurroundingsofthelakeitselfandareasaroundit.next,toguaranteeasecurewatersupplyforthepond,theupperreaches,includingthejueriverandthehaoriver,werereconstructedartificiallyinlargescale,makingthemchangethecoursewestwardsintothefengriver,shapingthejiao,anewriver,whichbetteredthehydrographicenvironmentinsouthernchang'an.finally,threeditcheswereduginthelowerreachesofthepondtosupplywaterforpalacesandgardensinsideandoutsidechang'anbywayofthexueriver.
?keywords:thekunmingpondinthehandynasty;suburbanareasofthetownofchang'an;hydrographicenvironment;thejiaoriver
为保证西汉都城长安的城郊用水，汉武帝开凿昆明池，建成了以昆明池为中心的包括蓄、引、排相结合的供水、园林、城壕防护与航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系统。这种人工河湖水系的建造不可避免地对都城长安城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文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汉武帝兴修昆明池及其人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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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创建于西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这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汉书•五行志》：“元狩三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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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不是一次挖掘完成的，从文献上来分析，在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4）可能有第二次的扩修活动。《史记》载：“初，大农?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1］卷30《平准书第八》《索隐》曰：“盖始穿昆明池，欲与滇王战，今乃更大修之，将与南越吕嘉战逐，故作楼船，于是杨仆有将军之号。又下云‘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击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这里记述的大修昆明池的时间，是在杨可告缗以后，同时又在作柏梁台之前。《汉书•酷吏传》载：“至冬，杨可方受告缗……后一岁，张汤亦死。”杨可主告缗是在张汤死前一年，据《汉书•武帝纪》张汤死于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则杨可主告缗应在元鼎元年冬。又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所以大修昆明池的时间当在元鼎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而且这次大修的目的同样出于军事目的，只是船战的拟定对象有了改变，由原来的西南夷变成了南越。这一点在《索隐》中已经很明确地给予了说明。
?经过武帝元狩三年与元鼎元年的两次修建，基本奠定了西汉昆明池的规模，作为工程的组成部分，湖堰、进水闸和进出水渠道也都应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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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昆明池的范围广大，《汉书•武帝纪》臣瓒注：“（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辅黄图》卷4也说：“汉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辅旧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太平御览》引《三辅旧事》作盖地325顷，程大昌《雍录》又引作320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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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所建的昆明池周长达到40里，面积332或320顷，这是古代学者的基本记载。按汉代1里(1里为300步,1步为6尺,1尺为0.231米)约合今415.8米计算,周长大致折合16632米，也就是16.6千米。按汉代1顷(1顷为100亩,1亩为240方步)约合今46103平方米计算［2］61,320顷约合14752960平方米，也就是14.75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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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2005年的考古结论是：“通过钻探和测量，得知昆明池遗址大于斗门镇、石匣口村、万村和南丰村之间，其范围东西约4.25、南北约5.69公里，周长约17.6公里，面积约16.6平方公里。”［2］53-54经过唐代稍微扩大了的昆明池遗址周长是17.6公里，面积约16.6平方公里，与上述历史文献记载的汉代昆明池周长16.6千米，面积14.75平方千米相比较，假如考虑到唐代有一定的扩大，则可知文献所记的汉代昆明池范围还是基本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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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昆明池仿照滇池而建，水面辽阔，浩淼的景象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把它看做是天上的银河，在其东西两岸雕刻有男女两个神像，象征着天河两边的牵牛与织女星。班固《西都赋》写道：“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西京赋》也说：“日月于是乎出入，像扶桑与蒙汜。”怪不得汉武帝夜游昆明池时，要与随行的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讨论天上的银河与星辰，并让他们为文颂之[注:陆云公《星赋》曰：“汉武帝夜游昆明之池，顾谓司马迁、相如曰：星之明丽矣，考之于歌颂，求之于经史。龙尾着于虢童，天汉表于周土。既妖谣之体陋，嗟怨剌之蚩鄙，每郁悒而未摅，思命篇于二子。”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梁文》卷53。]。?
文献资料和钻探结果还表明，在昆明池以北的不远处，还有两个与之相连的水池——?氵高池、彪池,这样一来昆明池一带的水面更大。《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北，与镐水合。（镐）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镐水又北流，西北注与彪池合。（彪池）水出镐池西，而北流入于镐。”明确记载着昆明池与?氵高池、彪池是呈南北分布且相连的三个水池，即?氵高池在昆明池之北，彪池在?氵高池之北，?氵高池之水承自昆明池而流入彪池，最后，彪池之水流入?氵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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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认为：“镐池位于昆明池以北，隔斡龙岭与昆明池相邻。遗址平面大致呈东西向椭圆形，北岸多有曲折。东西最长约1270米、南北最宽约580米，周长约3550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进水口位于池的西南角，即昆明池北岸西部的出水口，……彪池位于镐池以北，遗址地处今丰镐村、纪阳寨、跃进村、桃园村和落水村之间。平面形状不规则，东西最宽约700米、南北最长约2980米，周长约7850米，面积约1.81平方公里。”［2］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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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水中鱼翔浅底，绿草点点，环池一带绿树成荫，动植物资源丰富多彩，也是皇家观赏游猎的好地方。李?《太平广记》卷409记载：“芰一名水菜，一名藓苔。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波下，亦曰青水芰。”《酉阳杂俎》曰：“汉武昆明池中有水网藻，枝横侧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凫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3］卷18《食货志下》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漂在水面，叶子随着波浪摆动，煞是好看；水网藻平铺昆明池水面，长可八九尺，像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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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中的鱼与水鸟就更多了，种类数不胜数。东汉学者班固《西都赋》描写了帝王游宴昆明池所见到的景象：“飨赐毕，劳逸齐。大路鸣銮，容与徘徊。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发色，煜煜猗猗。若?扌离锦布绣，?火属?火翟乎其陂。鸟则玄鹤白鹭，黄鹄?交鸟鹳。?仓鸟鸹鸨?，凫?鸿?。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沈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乘?车戋辂，登龙舟，张凤?，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鹇，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御?矢曾缴。方舟并鹜，?亻免仰极乐。遂乃风举云摇，浮游溥览。”东汉文人张衡的《西京赋》也有相似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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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的池中岛上和四周岸边，修建了许多离宫别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林村掩映，风景十分迷人。《史记•平准书》：“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文献可考者就有池东岸的豫章观与白杨观、池南的细柳观、池西边的宣室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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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自交河引水，在汉长安城西南高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水面，改善了自身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其以人工湖水面为主景，布设楼台亭阁，融人工建筑于自然山水之中，形成河湖水面一望无际，清澈涟漪，殿阁亭台倒映湖中，与回廊、绿树、鲜花、雕刻交相辉映，绚丽异常，给长安城郊区带来了特别优美的人工环境。二、昆明池上游??氵高水的人工改道及交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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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昆明池安全蓄水而且不对下游长安城造成危害，西汉时期对其上游的??氵高诸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整理，使它们改道西流入沣，形成了新的河流——交水，极大地改变了长安城南郊的水文环境，影响至今。
?1．?氵高河与?河的变迁
?图1昆明池及其上下游环境图
《水经注•渭水》记载有?氵高水的流路：“（?氵高）水上承?氵高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故都也……?氵高水又北流，西北注与?氵彪池合……?氵高水北迳清冷台西，又迳磁石门西……?氵高水又北注于渭。”?氵高池、?氵彪池(或写作彪池)的位置上文已有讨论。磁石门“悉以磁石为之，故专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入门而胁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门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阿房宫以磁石为门，阿房宫之北阙门也。”一般认为在今新军寨村西。《水经注》的?氵高水源出?氵高池，北流经?氵彪池、磁石门西入渭，今有太平河流经?氵高池遗址，当即此?氵高水残遗。此?氵高水上源只到?氵高池，没有交待上游的水源，实际是一个断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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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南山有?氵高河，源出石砭峪，北流经王曲镇折西北行，经皇甫、黄良间，至香积寺汇入交河。根据实地考察，香积寺以下今?氵高河流道的正下方遗存着一条宽阔的古河道洼槽，西北向沿今赤兰桥、南雷村、堰渡村、东西干河、楼子村、三角村、大羊吉村、孙家湾、李柳树一线趋于石匣村北。现地表还有排水渠一条，降雨一多，便有大片积水地出现。其下正可注入昆明池，北接?氵高池。这样，今?氵高河、《水经注》的?氵高水与此故河道正好相互连接起来，这就是完整的古?氵高水的流路［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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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独流入渭的?氵高河，后来在香积寺附近折而西流经交河汇入沣，中间河段断流，只余下?氵高池以下一小段。?氵高水的这种河道变迁发生在郦道元作《水经注》以前很久，郦道元只以最下游段当?氵高水，已全然不知还有它的上游。至于是何时何因促成此种变迁，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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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氵高水河道发生了巨大变化，?水也是如此。?水又叫?氵穴水，出自西安东南60里的大义谷，西北流依次接纳小峪、太乙峪诸水入樊川，经杜曲、夏侯村、新村、小江村、何家营至小磨村，其后穿神禾原西北流，又折而西南流，至香积寺南与?氵高河交汇入交河。后一段河床深堑于神禾原之中，两岸高陡，深达8-10米以上，宋张礼《游城南记》曰：“今?水不至皇子陂，由瓜州村附神禾原堑，上穿申店，而原愈高，凿原而通，深者八九十尺，俗谓之坑河是也”。而《水经注•渭水》所记的?氵穴水则是上承皇子陂于樊川，西北流，大致同今皂河流线，北流入渭河。按张礼所说，?水在宋代已发生改道，即向南移徙，下附神禾原西流，原趋流于皇子陂的?水故道被遗弃。
古?河是独流北入渭河的，而后来也同?氵高水相类似改变成西流并交河入沣。其原因与?氵高水改道应该是相同的。
?2．交河的人工凿成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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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河上承??氵高二水，从香积寺西略呈东北西南流向，堑槽经里杜村、施张村、张牛村、张高村到北堰头，这段河道流向顺直，河槽狭窄。其后继续西流入沣河，因接纳樊杜诸水，故流量丰富，称得上城南巨川。西汉司马相如作《上林赋》谓城西南上林苑，“沣?氵高潦?，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5］卷8《赋丁•畋猎中》，其中有?氵高水，却没有交水。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时则是?氵高、交二水并见，说明此时已经形成了交水。交水即今交河，是?河?氵高河人工改道交流后出现的新名字，宋张礼《游城南记》说，?水“与御宿川水交流，谓之交水”，明确指出了这种情况。否则，交河为城南一条主流大河，熟悉上林景致的司马相如不会注意不到，《水经注》的?氵高水也不会是断头河，交水的名字也不会在北魏才出现。因此，交河是指??氵高交流后从香积寺至入沣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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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高河、?河都发生过河道变迁，由原来的独流入渭，转而折曲向西，?水与?氵高水相汇并注入沣河，原来各自独流的水系皆纳入了沣水水系，也增加了一个新的人工改道形成的河流——交河。
?现在的部分?河和整个交河是人工河道，它们把古?氵高水和古?水拦腰截断，使之向西并流汇入沣河。以下分析开凿这条人工河道的原因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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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角度来看，??氵高不走原来的自然流路，而由人工改流，走较高的路线，甚至穿原而行，并改变原来的流向，显然是为了控制水流，从较高处引入沣河。从地望上看，??氵高故道下游距离汉长安城较近，而沣水则相对远一点。开凿交河的目的似乎是要把靠近汉城的水引得距城稍远一些，再排入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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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历史事实看，较大规模地利用和改造城南诸水始于汉代。汉初最先引入城的是?水，后来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于汉长安西南方向，其位置比都城高出一级阶地，除向东引出昆明渠与漕渠相通外，又下引昆明池水通过?水供应汉城用水，其作为汉城的主要蓄水库似无可非议。昆明池规模宏大，需要大量的水源供应，察其水源，主要应该是?氵高水，可能也有?水。其来水必须是有控制的常流量，以保持稳定地引水，达到供取基本平衡，这就要求对城南诸水源进行大规模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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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修筑昆明池为汉城用水带来方便之时，还应该看到，它又给汉长安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潜在的威胁。汉城位于渭河一级阶地，昆明池则高居二级阶地，汉城正处于昆明池浸水下游，昆明池蓄水必然会给其带来地下水位的上升，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的话，可能会导致地表充水、泻卤为害的局面。汉京师长安确实也发生过水溢地湿之害，“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戌子，北宫井泉稍上，溢出南流”［6］卷27《五行志》。在元帝时就有“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的童谣，即长安城内不管是像“灶烟”那样普通的地方，还是像“玉堂、金门”之类的高贵之区，都会遭受到地下溢水之害。要消除水患，降低地下水位，只有减轻昆明池的压力，即有效而稳定地控制昆明池水量。
第四，城南??氵高二水接纳有不少南山峪水，流量丰富，如处理不好，容易泛滥，不仅威胁着京师的水库昆明池，而且也可能给整个汉长安城带来巨大的危害，尤其是北方雨季，降雨集中，河流易涨溢，洪水对下游的威胁更大。比如?水改道之处后来有碌碡堰，当地民谚曰：“水上碌碡堰，漂泊长安县”。意思是说?水若发大水冲开了碌碡堰，现在的西安市区就会受到水流的浸淹。这就要求设计昆明池时，必须在加强引水工程的同时统筹安排除涝防洪的排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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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分析，我认为交河的开凿大致始于西汉时代，或为开凿昆明池所派生或是在昆明池修成后汉城遭受水害时进行增修的。其作用是拦截??氵高二水主流，向西排入沣河，以便于控制向昆明池的引水，解除对汉长安城的水害威胁。在峪口导引??氵高二水入沣，上流水源被截断，昆明池水就可缩减，地表水就会下降，水浸对长安城的影响就会缓解。同时相应地在截流处建设堰坝，还能够较稳定地保持昆明池的水源，使昆明池这一汉城蓄水库的作用能够持久充分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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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的水源来自交水，《水经注》有明确记载：“交水又西南流与沣水枝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出焉，又西至石碣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沣水，一水自石碣经细柳诸原北流入昆明池。”文中的“石碣”又称石炭堰或石闼堰。黄盛璋先生在《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一文中认为：“石闼堰设在堰头村。”吕卓民先生不同意此观点，认为石闼堰应设于??氵高二水相交的香积寺附近。从城南??氵高二水改道及交水的形成来看，我赞同吕先生的观点。隋唐时永安渠渠首的福堰也正位于此处，其遗址已经被发现，汉代引水堰想也距此不远［7］。石闼堰作为昆明池的引水设施，可以说决定着昆明池的兴衰。胡三省早就看出这一点，所以他说：“唐太和以后石闼堰废而昆明池涸”。此堰似乎是溢流坝，平时在堰上引交水入昆明池，洪汛季节，由堰顶溢流，多余的水沿交水排泄入沣河。以堰顶高程控制入昆明池流量，防止入池水量过大而产生危害，这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水工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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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氵高二水河道的变化及交河的形成，只有联系汉昆明池这个巨大都市供水工程的营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可以说，西汉时在兴修昆明池时或其后曾经有效地把城南诸水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工整治，除害兴利，水文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才使昆明池水利工程持续稳定发挥了近千年的作用。
三、昆明池下游引水渠通过?氵穴水及其支渠向长安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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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作为长安城的总蓄水库，通过?氵穴水及其支渠足以有效地供应汉城内外各宫殿园林区的用水。从其历史发展过程看，向京师供水应是昆明池的主要功用。
?1．昆明池下游三条引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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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程大昌首先注意到昆明池与汉城水源有关，其说：“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为都城之用。于是并城疏别三派，城内外皆赖之”［8］卷6《昆明池》。其主要依据是《水经注》，他认为昆明池的水源来自?氵穴水以及樊杜诸水，其下开三渠：一是《水经注》所载的昆明故渠，二是章门外飞渠引水入城的?氵穴水枝渠，第三支是?水陂水，下接《水经注》所记?氵穴水主干。程大昌第一次提出昆明池与汉城供水的密切关系，而且理出汉城引水头绪，把《水经注》纷繁交错的水道归为三派，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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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先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论述了昆明池就是作为汉长安城的蓄水水库而开凿的。他考证《水经注》“?氵穴水又北与昆明故池会”中的“池”实为“渠”之误。第一，昆明池当时仍在，不得称为故池。昆明故渠乃东北通漕渠水道，正横绝?氵穴水，《水经注》有交待。第二，?氵穴水如果是会昆明池，下游应自昆明池北出，《水经注》文中无此记载。《水经注》叙述昆明故渠时曾提到“又东合?氵穴水”，叙述?氵穴水时自当相应提到，除此外别无“会昆明故渠”字样。可见所会为渠，非池。第三，?氵穴水会昆明池，即不得“迳?水陂东，又北得陂水”，从地形看，这样布置也不合理［9］11-13。此一结论意义重大，从此就可把昆明池与?氵穴水两大水系的关系基本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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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池建在细柳塬与高阳塬之间，池址海拔较高，高于汉长安城区，向都城引水十分方便。结合考古与实地调查资料，可以具体勾勒出三条从昆明池引水的路线，从昆明池北出之渠有两条，一条出东北角，《水经注》称为昆明池水，流经今南沣镐村、镐京乡之东，秦阿房宫遗址之西，在三桥镇西南注入?水陂。?水陂位于今车张村西南，是一座调蓄水库，既可控制水流，防止昆明池水直泄入渭，或威胁长安城，又可抬高水位，引水入城。从?水陂北出之水有二：一条从陂北部东出，称?水陂水，东北注入?水；一条北出，东北绕建章宫东南，于凤阙（今北双凤、南双凤村，建章宫东阙）南注入?水，仍称昆明池水；另一条出正北方向，经?氵高池、彪池北流，是古代?氵高水的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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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明池东出之水，《水经注》称为昆明故渠。昆明故渠流经今河池寨北，又东北横绝?水，又东北经汉明堂（今大土门）南，又东流而北屈，在安门（南墙中门）之东注入王渠。在霸城门（东墙南门）之南，又从王渠东出，与?水支渠会。昆明故渠又东北至今张家堡西北与漕渠相会而东。长安城南部地势较高，把渠道布设在东南和西南十分得当，有利于自流供水。
?2．通过?氵穴水及其支渠向长安城郊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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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又称?氵穴水，发源终南山大义峪，北流入渭。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对?氵穴（?）水干道及其补入、支分支渠路线有详细的记载，原文摘录制成表1。从其流路所经基本可推测出其在汉长安城都市供水、城壕防护、园林给水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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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氵穴水干流沿线地名至今大部分可以考证出相对位置甚至于绝对位置。从皇子陂经下杜到汉城西、凤阙东的?氵穴水主干正相当于今皂河流路。?氵穴水在凤阙东，又北分为二水，一支为《水经注》所说的?氵穴水主干，折入建章宫区，北经神明台、渐台以东，又北流入渭水。《水经注》下引《汉武故事》曰：“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渐，浸也，为池水所渐。”太液池遗址在今太液池苗圃，池中三神山遗址尚存其二。?氵穴水主干流经汉城西垣外南半部，应该具有护城壕的功用，其后入建章宫，是太液池的主要水源。据《汉书•封禅书》，“建章宫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像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庙记》谓其“周回十顷”。由太液池之规模及园林之盛，可知?氵穴水引水量之多，发挥作用很大。?表1《水经注》所记?氵穴（?）水干流及补入、支分水渠路线及其作用
渠系及性质《水经注》原文作用?氵穴（?）水干流
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其地即杜之樊乡也……其水西北流，迳杜县之杜京西。西北流，迳杜伯冢南……?氵穴水又西北，迳下杜城，即杜伯国也。?氵穴水又西北，左合故渠(1)……?氵穴水又北，与昆明故池（渠）(2)会。又北，迳秦通六基东，又北迳?水陂东，又北得陂水(3)……?氵穴水又北，迳长安城西，与昆明池水(4)合。……?氵穴水又北，迳凤阙东……?氵穴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一水北迳神明台东……?氵穴水又迳渐台东……?氵穴水又北流注渭，亦谓是水为?水也。对建章宫供水及作西城壕
支分之水
东北流之?氵穴水枝津
渭水又东，与?氵穴水枝津合。（?氵穴水枝津）水上承?氵穴水，东北流，迳邓艾祠南，又东分为二水，一水东入逍遥园，注藕池。池中有台观，莲荷被浦，秀实可玩。其一水北流注于渭作北城壕及北郊园林用水
章门西之?氵穴水枝渠（明渠、王渠）
（昆明）故渠又东，而北屈迳青门外，与?氵穴水枝渠会。（枝）渠上承?氵穴水于章门西，飞渠引水入城，东为沧池，……又东，迳未央宫北，……未央宫北即桂宫也，……故渠出二宫之间，谓之明渠也。又东历武库北，……明渠又东，迳汉高祖长乐宫北，……故渠又东出城，分为二渠，即汉书所谓王渠者也。苏林曰：“王渠，官渠也，犹今御沟。”晋灼曰：“渠名也，在城东覆盎门外。”一水迳阳桥下，即青门桥也。侧城北迳邓艾祠西，而北注渭，今无水。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东迳奉明县广城乡之廉明苑南。对汉城内供水及作东城壕
补入之水
(1)?氵穴水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于高阳原，而北迳河池陂东，而北注?氵穴水。从上游补充?水流量(2)昆明故池（渠）
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迳河池陂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氵穴水，亦曰漕渠，又东迳长安县南，东迳明堂南，旧引水为辟雍处，在鼎路门东南七里……故渠又东，而北屈迳青门外，与?氵穴水枝渠会。
对汉城南郊辟雍等处供水，补充漕渠及?氵穴水部分水量。?氵穴水与昆明故渠互绝，而非昆明故渠全汇入?氵穴水也
(3)水陂水水上承其陂（指?水陂），东北流入于?氵穴水在?氵穴水枝渠上游补充?氵穴水流量
(4)昆明池水
水上承（昆明）池于昆明台……池水北迳?氵高京东，秦阿房西……其水又屈而迳其（阿房）北，东北流注?水陂，陂水北出，迳汉武帝建章宫东，于凤阙南，东注?氵穴水。在?氵穴水枝津上游补充?氵穴水流量注：本表所列“?氵穴水干流”栏目中的(1)(2)(3)(4)与“补入之水”栏目中的(1)(2)(3)(4)相对应。
??氵穴水于凤阙东分出东北流的一支，《水经注》又称作?氵穴水枝津。此枝津基本流路与今皂河绕城西及城北之道相同，只是下游略有变迁。具体是沿汉城西垣北上，至城西北角折东北流，沿北垣，后分成两小支，一入逍遥园，汇为藕池，一东北注于渭。从其绕城西垣北半部及北垣外流来看，其作为西垣与北垣壕池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其所汇藕池，“池中有台观，莲荷被浦，秀实可观”［10］卷19《渭水注》，水景秀丽，莲藕丰产，其园林佳景及水产也当是?氵穴水枝津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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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穴水于章门西飞渠引水入城的一支，《水经注》称作“?氵穴水枝渠”，是汉长安城内及东城壕沟的主要水源。章门为汉城西垣南数第一门，由此引水入城正当未央宫。其宫建于龙首原麓，地势较高，而城西一带地势较低，为使?氵穴水多注沧池并能流灌未央宫、天禄阁、石渠阁、长乐宫等比较高的地方，上游引水渠必须抬高水位。飞渠应是架空为渠的渡槽，主要是为控制水源高程，同时也可顺利地跨过城墙。?氵穴水枝渠在未央宫、桂宫之间流过，又东流经石渠、天禄两阁旁，武库、长乐宫北，由清明门出城。其后分为二渠，一渠沿东垣北流注渭，一东流会昆明故渠。?氵穴水枝渠是汉长安城供水的最重要渠线，不仅解决了城内各宫殿及私家园林的用水问题，而且泄于城外壕池中，起到防护作用；北注于渭水，又有排水渠的防洪效用。?据文献记载，漕渠在汉城南垣外，起到了南护城壕的作用，而昆明故渠除补给
?氵穴水、漕渠水量外，沿线也就近供水，南郊的辟雍等礼制性建筑就引自此渠，《水经注•渭水》在记载此渠时就明言：“旧引水为辟雍处在鼎路门东南七里”。汉辟雍遗址已经考古发掘，在今西安市莲湖区大土门村北侧，中心建筑置于圆形夯土台上，其外有围墙，围墙外有圜水沟，直径349-368米，沟宽2米，深1.8米，沟壁砌砖，正对四门的水沟上又各有一长方形的小圜水沟，其水源亦来自于昆明故渠［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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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汉长安城护城壕及城郊供水主要源于?氵穴水及其支分之水，其中?氵穴水枝渠供应城内都市园池用水及东城壕之水，?氵穴水干流主要解决西郊建章宫区的给水问题及西城壕用水，?氵穴水枝津解决北城壕及北郊园林用水。南城壕及南郊礼制性建筑用水主要源于漕渠及昆明故渠，而且此二渠也与?水主干道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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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水经注》，供应汉城城内及西、北、东三郊区的?氵穴水水源除了本身出自樊川的皇子陂外，共有4条人工水渠来进行补充，从上游向下游依次是?氵穴水故渠、昆明故渠、?水陂水与昆明池水。由上述考证可知，补给?氵穴水的4个水渠有3个源自昆明池，此点也可证明昆明池是?氵穴水的主要水源地。昆明池东北引出的二渠皆通过?氵穴水供给汉长安城郊用水，因此也可以说昆明池是汉长安都市用水的主要蓄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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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壕吏记叙文篇8
关键词：杜甫曹操沈缙审美价值
本文解读几首诗歌，主要有杜甫的《石壕吏》《羌村三首・其二》《望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曹操的《苦寒行》《龟虽寿》，初唐诗人沈缙诘摹对邮・其三》。主要从他们的审美特点入手，为文本讲解提供一定的参考。
《石壕吏》：从诗中最后一句“独与老翁别”，可以看出，诗人杜甫对老翁是同情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老翁逾墙走”是老夫妻两人商量好的，意思是说，抓壮丁的看到家里只剩下老太婆，媳妇，和“乳下孙”，也许会放他们一马，但结果还是“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强迫人民服役的罪恶行径，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年代的悲惨遭遇”[1]。因此全诗的正常顺序是，老夫妻先商量，老妪出门接应，老妪被带走，天明留下老夫（他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就可想而知），所以老妪在向差役述说自己的苦难时，侧重了自己的不幸，希望唤起他们的同情。这首诗特点在矛盾双方对立的不平等，一方冷漠无情，一方想尽办法以引起同情。
《羌村三首・其二》：写杜甫晚年回家，被迫苟且偷生时的心乱如麻，“少欢趣”的心情。该诗的特点就是细节的真实。正是心乱如麻，所以对孩子缠身而不能静静的滤滤头绪的敏感；正是心乱如麻，所以心是灼热的，所以对北风的拂面是记忆深刻的；正是因为心乱如麻，所以，对酒是敏感的；正是因为心乱如麻，对眼前出现的景物或物体是专注的。这首诗的正常顺序应该是对娇儿的感觉，对北风的感觉，对树的回忆，以及对酒的期待。
《望岳》：这首诗表现了青年杜甫昂扬乐观的精神的。这种年轻人的朝气，对美好人生的向往的精神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面对“齐鲁青未了”的泰山，大刀阔斧，三下五除二地就勾勒出“一幅苍茫开阔的‘泰山图’”[2]，不是年轻人，很难有这等清新壮阔的胸襟；二，幻想登临高处“一览众山小”的气魄，既是写登临泰山的具体感觉，也是登临人生高处，睥睨世间的想象。另外，这首诗的“岱宗夫如何”的反问，是一个人面对庞大的没边际的事物的失语反应。表面上虽是一般修辞手法意义上的反问，而实质却是诗人杜甫面对泰山正常反应的真实书写。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写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消息后高兴的诗歌，这种高兴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喜极而泣；二、寻找知音；三、开心喝酒，想将喜悦深化和扩大；四、畅想回家的路线。这是一个人高兴时的四种表现，具有相当的概括性。这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哭泣，漫卷，喝酒，畅想回家路线，这些表现带有隐私性，和显得孩子气，甚至在古代那个社会都有点“丢人现脸”，诗人杜甫为什么将其写出？诗人将其写出，背后有一种小人物不能把握命运，一切听天由命的人生深味寄予其间。
《苦寒行》：这首诗歌的审美价值就在情感的深厚性上。因为深厚的情感具有集束性，和穿透力。能让普通人心中沉睡的体验苏醒，或原本飘忽不定的丝缕情感共振。曹操的《苦寒行》是记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的。“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是一个人陷入人生绝境的真实心理写照。这首诗深厚的情感产生于两个原因：一、曹操本人先天禀赋，曹操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心底仿佛一面牛皮做成的皮鼓，轻易不会被生活里的琐事、小事触动；二、曹操此次的遭遇是强大的，冷静的自然。两种力量的强强相遇，让曹操深感创业的艰难和自然的无情和力量。所以在吟咏和回味中透露出一种苦涩和悲凉的深沉情感。
《龟虽寿》：这首诗主要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对人生的“单纯的乐观”上。具体说：诗的“大意是说人寿有限而壮志无穷，但寿命长短不一定全由天定，人也有可努力处。”[3]这种单纯的乐观，是人在非常自信或开心时，所流露出的对人生的激情，生命力的洋溢和张扬。全诗的最后一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我们都知道，即使“养怡”，人远远追赶不上，神龟和腾蛇，更何况还是“老骥”还是“暮年”。该诗将相对人类已经非常长寿的动物贬低，将本来已经非常短命的事物夸大，充分表现出了诗人的乐观，一种“单纯的乐观”。人对人生的“单纯的乐观”是感人的，他是人的生命力在人生中短暂激扬和外泄。
沈缙诘摹对邮・其三》：这首诗歌的审美特点在诗人“局外人”式的洞察世事的自由和诙谐。具备“局外人”的条件有两个：一、诗人对社会和人的心理是通晓的，既深入体会过，品味过；二、又时常站在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当他再次遭遇类似的情景和类似的人性之后，一种既熟悉，又知晓的幽默感就会油然而生。总之，诗人与世界是隔开的，他总是一副流浪汉的欣赏的态度观看着人生中一幕幕的戏剧上演而后会心一笑。“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是诗人的猜想，他猜想这样的夜晚，一定是个不宁静的夜晚。
参考文献
[1]武汉大学中文系.新选唐诗三百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45.
[2]武汉大学中文系.新选唐诗三百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23.
石壕吏记叙文篇9
关键词：团练国家政权基层社会历史变迁
团练源于保甲，是以保甲为基础，以守望相助、武装自保为目的的地方武装。团练作为基层社会的自卫组织，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动向反映了基层社会发展的时代内容和客观要求。本文拟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的历史演变加以研究，考察国家政权如何对基层社会实行规范管理与社会控制，基层社会又按照怎样的道路不断演进壮大？等等。
本文按照团练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分三部分加以论述。
一、“守望相助”：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地方自卫武装
团练作为保甲制的衍生功能之一，随保甲制的不断完善逐步发展而成。保甲制雏形出现在西周时期。西周政权为保持周氏族内部稳定，使平民之间“相保相受”、“相及相共”，在“王畿”[1]之地推行“州—党—族—闾—比—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即“五家为比使相保，五比为闾使相受，四闾为族使相葬，五族为党使相救，五党为州使相賙，五州为乡使相宾。族施邦比之法，十家十人八闾俱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2]清人孙鼎臣亦据《周礼》古法得出“今之团练乡兵，其遗意也”，“无比闾族党则伍两卒旅为乌合之兵；无保甲则乡兵为乌合之民”[3]。尽管其“比闾族党，周官之所以联其民使之相属，后世之保甲也；伍两卒旅，周官之所以联其兵使之相属，后世之乡兵也”的论断使人有牵强附会之感[4]。
东周时期，保甲制进一步得到发展，其团练功能也自这一时期始明确出现。春秋时期，齐国为防止日益频繁的农民流亡现象，使“奔逃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管理。齐相管仲严行“什伍法”：“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5]。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在“什伍法”基础上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保，十家相连收司，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纠举，十家连坐”。[6]“连坐法”承袭了“什伍法”原有的防范农民流迁之意，使“逃亡迁徙者易为稽查”。更为重要的是，“连坐法”规定乡下之民“犹得乡田同并守望相助”，允许基层社会保持低度的军事化水平，具有初步的自我保护功能。“守望相助”的基层军事组织经过不断演化，逐渐形成了团练制度[7]。
后世统治者为更有效地控制基层社会[8]，继续发展保甲制，承认并鼓励基层社会实现适度的军事化水平。然而究竟何种程度为适度——既不影响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制下上层政权的权威与统治，又能在基层社会实现以保甲组织起来的民众守望相助、武装自保，自行解决治安和教化问题，这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唐代专设团练使以管理团练事务，宋代置诸州团练使，并对保甲制进行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方面的实践。其一，强调保甲武装在基层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将其纳入国家政权统治体系之中。王安石在“三代六乡六军之遗法”[9]基础上实行了新“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家为都保，选众所服者二人为都保正副。凡保丁，听自置弓箭武艺，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新“保甲法”的推行并未获得成功，反而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如“训练无时转妨农务，且又责以捕盗催科，民不胜扰”[10]；“义勇已有指挥使，即其乡里豪杰，今复作保甲，令何人为大保长”[11]等。其二，强调上层政权的主导作用，在国家有效控制监视的范围内发展保甲武装。范仲淹在袁州改良新“保甲法”，推行“保伍法”。规定：“县郭四门外置隅官四人，所以防卫而制变者也。一个隅官，须各管得十来里方可。若诸乡则置弹压之类，而不复置隅官，默寓大小相维之意”。这种作法实效颇佳，“讫任满，无一寇盗”。[12]两种保甲法之所以命运不同，当然存在诸多具体原因，如王安石新“保甲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各地实际情形千差万别，难以划一实行，且所颁行之《畿县保甲条例》又过于粗疏；范仲淹之“保伍法”只限一地推行，易于因地制宜、统一规划等。但根本原因在于，以唐“两税法”为标志，地主租佃制刚刚开始取代西汉以来的大地主庄园制；国家刚开始逐步放弃同大地主进行土地与人口的争夺，转而依靠地主阶层来实现对基层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深刻反映这一变化的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刚开始转变为科举制及新的宗族制，当时县以下基层社会中勾联上下层统治的绅士阶层尚未发展成熟，基层社会自我调控机制也未发展到位，因而王安石新“保甲法”希图通过控制“乡里豪杰”进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终不免归于失败。
元代置团练安抚劝农使，又置同知、副使等官。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在基层社会推行了编审、应役的里甲与治安、教化的保甲并行制度，旨在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明代取消团练使，改以按察使、兵备道分统团练诸务[13]。明中期，王阳明在“洪武定制”基础上于江西推行“十家牌法”。规定：“凡置十家牌，须先将各家门面小牌挨审的实，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为某官吏、或生员、或当差役，习某技艺、作某生理，或过某房出赘，或有某残疾，及户籍田粮等项，俱要逐一查审的实。十家编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县以备查收。及遇勾摄及差调等项，按册处分，更无躲闪脱漏，一县之事如指诸掌”。[14]“十家牌法”进一步强调保甲制中的团练功能，规定：从保甲中“拣选民兵”，“将所属各县捕快，通行拣选，委官统领操练”，“于各属弩手、打手、捕快等项”挑选骁勇者，“每县多或十人，少或八九辈”。具体配额是“兵备仍于每县原额数内拣选精壮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其余“委该县能官统练，专以守城防隘为事”。其经费由当地自筹，“招募犒赏等费，皆查各属商税赃罚等银支给”。[15]这一时期，团练为官办，地方官拣选民兵，举行操练，经费由其自筹。
清初里甲、保甲并行，但稍重保甲。康熙帝颁布上谕：“联保甲以弭盗贼”。雍正帝颁布圣训：“嗣后城市乡村严行保甲，每处各自分保，每保各统一甲，城以坊分，乡以图别，排邻比户，互相防闲。一甲之中，巨室大户，僮佃多至数百，此内良否，本户自有责任。若一厘一市之散步村落者，有业无业，或良或否，里正保正得以微窥于平素，一出一入得以隐察其行踪”。自“摊丁入亩”以后，由于实行只按土地纳税的单一征税标准，人丁编审不再受到国家重视。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朝正式下令停止人丁编审，里社制因里甲编组无从维持而逐渐废驰。一些地区仍保留里甲图甲旧制，主要辅助官府征收地丁、供应差徭。更多地区里甲的部分职能归入保甲。如雍正六年（1728），全国推行保甲顺庄法，原里社开造粮户清册、督催钱粮赋税之责即转归保甲。由保甲将所辖粮户实在姓名住址、土地坐落、钱粮数额造册交县，以为填写滚单、稽核钱粮的依据。所谓“按保甲之实户，问田产之坐落，一田产之约名，编行粮之图甲”[16]。然后“将花户完粮额数填注门牌”，使“吊取校对一览周知”，“造保甲顺庄清册收贮，分限填单，交总保而令单首传催”，再“拘人纳钱粮”。此即“寓催科于编甲之中”[17]。又如原先里甲的赈济功能，转为“保甲行于歉岁，田亩有蠲赋缓征之惠，则富者不肯隐匿，极次有抚恤赈贷之恩；则贫者亦乐开造，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18]原里社经办钱粮、图册、书算的里书、催头等虽官方多次明令革除，但因实际督催事务需要，仍合于或归于保甲管辖之下。至于原里社“勾摄公事”、拘传人犯、协办词讼等责因与保甲功能相互重叠，后来归入保甲更是顺理成章。与此同时，由于赋役制度的变化引起人丁户口失控带来的社会动荡，使清统治者更加重视保甲。他们以强化保甲、推广保甲的办法重新加强其在基层社会的统治。乾隆六年（1741）首以保甲计口，保甲除具有维护治安职能外（具体如稽查人户、值更巡夜、保甲纠奸、什伍连坐等），又有代里甲督催钱粮赋税的职能，还参与基层司法，负责乡约月讲、办理赈济事务以及地方上一应杂项公务，从而形成国家在地方上“唯保甲是赖”的局面。[19]可见，清代保甲制无疑成为官方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形式。“保甲一法，实为整顿地方提纲挈领之要务”[20]，“保甲之法不立，城市错杂，乡村窎远，在位君子乌能知其贤否，并有余不足之家也。惟行之有素，按籍而稽，奸宄不得容留，贫富瞭然在目，冒破者无有矣。”[21]团练作为保甲功能之一种，其重要性随保甲制日益增强。不过，清前期的团练仍由官方掌控，基层社会亦处在低度军事化的水平。这种情况至清中叶开始发生变化。
二、“坚壁清野”：地方团练势力开始崛起
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廷起用团练力量的契机。嘉庆二年（1797），明亮、德楞泰根据白莲教“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的流动作战方式，进呈《筹令民筑堡御贼疏》[22]一文，提出实行“令民筑堡御贼”之法。明亮、德楞泰认为，白莲教“东奔西窜，无久占之地，无一定之所，以劫掠为生”，故采取传统的合围剿灭方式并不奏效，“虽各路剿杀为数千万计，而首逆尚未成擒，余党不形减少”。关键原因有三：一是城乡守卫体系不均衡，“各州县在城之民有城池以资保障”，而“村庄市镇之散处者仅恃有一二隘口”；二是单纯依靠军队难以兼顾，如“以保城为急，则村市已被焚掠；以保荆襄为急，则房竹安康已难兼顾”；三是乡勇体系零星分散，“或相距较远，猝然遇警不及应援；或山路分歧，设堵未遍贼已阑入”。
“令民筑堡御贼”的具体做法为：
一、市镇乡村广筑土堡。“饬近贼州县于大市镇处所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壕；其余散处村落酌量户口多寡，以一堡集居民三四万为率”。
二、规范土堡组织形式。“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更有山村偏远不能合并作堡者，即移入附近堡内。所有粮食牛豕什物一并收入”。
三、建立土堡权力机制。“每堡派文武干员二三人，绅耆数人，为之董率弹压”。
“令民筑堡御贼”法甫一推行，即收良效。如“绅士梁友谷等筑堡团练，贼不能犯，保护乡里十余万人”。
合州刺使龚景瀚进一步提出坚壁清野法。他认为兵勇皆不可赖：经制军队“本属有限，而腹里尤少”；征调乡勇亦不可行，一方面其“守护乡里，易得其力，若以从征，则非所愿”；另一方面“加恩则玩而骄，执法则忿而散，求其约束而整齐者难矣”。况且还涉及到军费问题，“兵勇多则粮饷广，粮饷广则转运难”。坚壁清野法是“令民筑堡御贼”法的继承和发展，依然强调“建立堡寨”，交由地方官出面办理。与后者不同的是，坚壁清野法更强调保甲中的团练功能，明确提出在“清查保甲”基础之上组织团练。每户抽取壮丁二三人，官方发给鸟枪刀矛等器械，每一堡寨择营中千把或外委一员，兵三四名，进行教导，组织训练。团练只负责本地防卫自保事宜，不得调令出征。关于办团经费分配如下：官方负责“所有筑堡挖壕、建仓买粮、置备军械、一切守御器具及搭篷盖屋之费”；堡寨居民则须为团丁供应粮食，此项摊入田赋，“十年或八年随地征还”。[23]
嘉庆年间办团得力者，一为南充曾公，一为梁山方公[24]。
南充曾公是指四川南充县令曾自柏，其办团之法被作为典型在全省推广。“南充团练办法”对团练旗色号衣、武器装备、演练阵法、奖惩措施等均做出详细规定。团内有“健足探报”四名，轮流走探，传递信息。团练议事机构为“聚集公所”，无事合一团之人，或分两班三班，议定单双日期，轮流在公所演习武艺；有事则听候县令派遣，协力堵御。各团同县署密切联系，每团须有人常驻县城平匪局内，凡有团内应行之事，随时禀明。相距县城二十里外各团，定期于附近要隘处齐集会哨，或施放枪炮，演练武艺。[25]
梁山方公是指四川梁山县令方积。他在“南充团练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团练章程。“梁山团练办法”要义有四，即“操练乡兵”、“修凿城池”、“设法储粮”和“广修山寨”[26]。“梁山团练办法”以保甲为基础，使团练组织更加严密化、系统化，规定：“每一保正所管之地为一团，又合数保正或十数保正之地为一大团”。同时对团长与团勇的条件资格也做出界定：团长虽不拘限资格，但必须在当地具有崇高声望，“为一方之仰望者”；团勇的年龄为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无论是否绅士之家，有无田产者均可充当。[27]
通过分析嘉庆年间的团练章程，可以看到，团练并非由代表基层社会利益的地方绅士所领导，其权力掌握在县令手中。如“南充团练办法”中强调团总团长的任命必须经过县令发给“领牌”；各团须派专人“常往本城平匪局内”，随时“与县署声息相通”；各团或团与团之间须在县令监督下定期聚集演练等。值得指出的是，团练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筹措经费的来源及途径。按照龚景瀚的设想，“所有筑堡挖壕、建仓买粮、置备军械、一切守御器具及搭篷盖屋之费，银皆官给，交堡寨长司其出入”，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以梁山县为例，县署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办团经费，甚至地方日常事务亦需绅董给予财力支持。如在修凿城池问题上，梁山县旧城“高仅盈丈”，且“无壕可恃”。为稳定民心，办团时特意“将县之旧城普加三尺五寸，平处俱挖长壕”。县令方积“传集本城殷实绅耆约保人等”捐石捐木，竣工时尚欠工价“三千余金”。又如储粮，梁山县城内设有常、社两仓，“共收贮谷两万石有零”，“除奉文碾运军米及支发本地乡练口粮外，见仅余谷一千二百余石”，仓廪如此空虚，只能劝谕“附近城郭居民，令其将存谷余石先事运贮城内”。可见，嘉庆年间的团练组织尽管以上层政权为主导，但在最基本的经费问题上，仍不得不依靠基层社会得以完成。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于基层社会之主导地位已出现了微妙的调整与变化，但因白莲教起义旋即被清军与团练势力联合镇压，这种趋向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
三、“吏治应以团练为先”：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发生错位
尽管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团练组织管理，但团练势力真正崛起却在清咸同年间。对这一引人注目的变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其代表了“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8]。
咸丰初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咸丰帝沿袭先皇嘉庆的思路，认识到必须充分动员基层社会武装，令“官军全力攻剿，壮练分段兜擒”。其中官方主导地位不得有丝毫动摇，降旨“湖南云贵各处官兵加以壮练”，均由提督向荣“策遣进攻”[29]。然这种由绿营将帅统领的团练并未在战争中真正派上用场。于是，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请将团练之事专属地方巡抚办理，理由为“广西贼匪之扰在内地，与外寇异；平外寇责在将帅，平内寇责在巡抚。”吕贤基认为，抵御之道“固在能杀贼匪，尤在保卫居民；不恃多调官兵，而恃团练乡勇”，因此必须加强坚壁清野，以守为剿：“各村各乡自为团练，令众人共举绅士之公正有谋略者为首，择险要之地共结为寨。其平原旷野零星散户则并入寨中；凡州县交界及邻省交界之处皆据险结寨以为固守，守之而耕种于其内。贼至，则入寨自保而乘间出击；贼退，则各寨截杀而不穷追。”[30]面对太平军战无不胜之势，力行“坚壁清野”一时成为清廷内外朝臣的共识，言事者屡次上陈。如前任太常寺卿唐鉴上奏“广西用兵请饬立民堡收恤难民”；大学士卓秉恬上呈嘉庆年龚景瀚“坚壁清野”之议；钦差大臣周天爵亦奏实行保甲卫民之法。[31]大臣们普遍认为，“从前川陕教匪滋事，堡寨建成，然后殄灭。现在广西剿匪亦惟深沟高垒，人自为兵，各保藩篱，守望相助。”他们大量例举嘉庆年间的成功经验，如明亮“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或十数村，数十村为一堡”；长麟“守我有民一粮之区，逼贼归入无人无食之地”等。[32]
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二年（1852）正月，咸丰帝迈出了办理团练事务的第一步，即清理保甲。他数次颁布上谕，要求各地督抚“力行保甲并呈明章程”。
表1咸丰初年各地清理保甲一览表
地点时间办理情况史料来源
江苏咸丰元年二月两江总督陆建瀛奏查复现办保甲情形并附章程。《清文宗实录》卷27
安徽咸丰元年四月护理安徽巡抚蒋文庆奏报保甲情形，酌议团练章程。《清文宗实录》卷32
广西咸丰元年五月广西巡抚周天爵奏编查保甲完竣，并刊有保甲章程。《清文宗实录》卷33
湖南咸丰元年五月湖南巡抚骆秉章奏遵旨饬属力行保甲并呈明现办章程。《清文宗实录》卷33
云南咸丰元年五月张亮基奏遵旨饬属力行保甲并呈明现办章程。《清文宗实录》卷33
广西咸丰元年五月广西贼匪肆行，节经降旨，饬令通省居民举行团练，《清文宗实录》卷34
广西咸丰元年六月邹鸣鹤、严正基拟定章程，前往各郡办理团练。《清文宗实录》卷35
浙江咸丰元年六月常大淳奏议保甲章程，开单呈览。《清文宗实录》卷36
福建咸丰元年七月裕寿奏福建现办保甲章程，开单呈览。《清文宗实录》卷37
四川咸丰元年七月四川总督徐泽醇查明传省保甲情形并拟保甲章程三十二条。《清文宗实录》卷38
陕甘咸丰二年正月陕甘总督舒兴阿奏议保甲章程，开单呈览。《清文宗实录》卷51
如上所述，咸丰初年各地普遍制定清理保甲章程，而战事激烈地区如广西等省份则已开始大规模兴办团练。
在咸丰帝的脑海中，“保甲行于无事之时，团练行之有事之日”[33]。因此，在各地清理保甲后，咸丰帝迫不及待地迈出第二步，即举办团练。咸丰三年（1853）三月初六日办团上谕的颁布，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兴办团练的开始。
上谕全文如下：
前有旨令各直省仿照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办理团练，令武英殿刊刻明亮、德楞泰筑堡御贼疏、龚景瀚坚壁清野议及示谕条款，颁布通行，复令将两年两次一并刊刻冠诸简端。本日据惠亲王等奏业已刊板刷印，装成样本进呈，著即颁发各直省督抚广为刊布，督同在籍帮办团练之士绅实力奉行，各就地方情形妥为布置，但期守卫乡闾不必拘执成法，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保民而不致扰民，行之日久方无流弊，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如地方官有籍端科派、勒捐等弊，即著该督抚严参。至各省所保绅士人数众多，其中如有办理不善，不协乡评及衰老不能任事者，该地方官查明即令毋庸管理。至近贼地方绅民团练尤须官兵应援，方足以资捍御。统兵大臣即该督抚等务当相度缓急，拨兵策应，俾兵民联为一气，庶众志成城，人思敌忾，蠢思群王，不难荡平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34]
咸丰帝在上谕中明确规定，所办团练壮丁只能保卫地方，“不得远行征调”，这意味着清廷不愿看到基层社会出现高度军事化局面，换句话说，仍将剿灭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于经制军队——绿营与八旗身上。然而事态发展却与咸丰帝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方面，清朝军队不堪一击；另一方面，团练势力极度膨胀。如山东团练多次出现“强梁抗官”之事。齐河团总郭少棠“焚掠三河团村寨二十余处”；惠民练首王玖“一月六围郡城，官吏不得踰城阕”[35]。练总练首以办团为由，公开抗税：“民间籍口办团，抗粮聚众，殴官围城”，团总、团长则“按亩摊钱，制械储粮，团费倍蓰正赋”[36]。地方绅士纷纷“假团以济其欲”，“籍以渔利禁贿，武断乡闾”，甚至出现“武生、文童、职监、以及胥吏、钳徒、下贱自跻于绅，挟众以号令一邑，肆其贪暴而生杀由之，官与绅皆无如之何”[37]的状况。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团练凌驾于官府之上，或取而代之现象。刘德培本为山东淄川县革职生员，因率众闹槽被官方通缉，藏匿于临淄李金鳌私团内。刘德培借“郡邑办民团”之机自立为团长，“以催赔捻抢永和当货为词，集穷民淄川城外”，城内永庆、永和等商铺决定偿还。知县麟盛判定先赔偿三成，刘德培当场要求抽取一成做为团费，众人敢怒不敢言。率团驻扎城中般阳书院，“比户勒捐”，俨然成为一县之主。知县麟盛无奈，只好乞病辞职。其后新县令李凤韶就任，绅民吏胥多数已逃亡，凤韶又另募新勇百余人。然城中多为刘德培耳目，“官廨动息辄知”。县令李凤韶只好与城汛千总李鸿图三至刘处，“晓以厉害顺逆”，这才使“德培引众出城”。[38]
至于办团之法，尽管要求“不必拘泥”，但总体上还是沿袭嘉庆成法，不外乎筑堡御贼、坚壁清野和举办团练三途。
与前代不同的是，咸丰时期将“坚壁”与“清野”加以区分，其中更强调“坚壁”。所谓“坚壁”，即修筑寨堡。“守在境外，固为上策，倘贼已入境，凡我大小村镇毫无障蔽，彼得四面冲突，殊难守御，是不可不用坚壁之法”。若本村原有城堡，只须修整如法便可议守；否则必须增设壕垒。“于围村二三丈外挖土七八尺深，一丈宽，作一壕。即将所挖之土筑于壕之内岸作垒”，“垒内加筑土阶，一层其高以人立，土阶两臂可高出垒外为度，以便施放鸟枪、抛掷砖石以击贼”。守垒之法以各门为要，“须多派练勇分守，如环无端，约隔五尺一人，分两班或三班更替”；“如邻村被围，我亦必约同左近团勇前往救应”。所谓“清野”，即将粮食蔬菜等尽收寨中，如不能尽取，即纵火焚之。“贼自远来，不能携数日之粮，专以抢掠为食。我处处有备，贼必无所得”。[39]
从“坚壁清野”所收实效来讲，其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如河南省自举办团练以来，大县堡寨有二百余所，小县堡寨亦逾百所。有敌来犯时，男女牲畜、粮石资财等皆进寨中。然严冬之野易清，夏秋之野却不能清：“禾稼垂熟之时，人可捋穗而食，马可驰衔而跑”。“近日贼情狡狯，所至之处，多不发火，小民无从警觉。贼骑已至，始谋迁徙，为无及矣”。[40]
各地所定团练章程，与咸丰谕旨多有不符。以安徽宿州为例，该“团练章程”由三部分构成，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所订《原定条款二十一则》、《续定条款十三则》和咸丰三年（1853）所订《推广条款》[41]。宿州团练章程明显体现出以基层社会为主导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从经费来源看，办团经费均来自民间，且由练总练长掌握。《原定条款二十一则》规定“一应费用着练总练长协同花户共为捐襄”；《续定条款十三则》则明确具体捐输办法，《推广条款》又因“经费宜裕”，将临时性的捐输固定下来，成为定制。城治、乡村、市镇所有捐输费资均归练总掌收；“添募勇壮”、“制造器械”等事由练总自行斟酌办理。咸丰帝在办团经费态度上的变化亦体现出团练主导权的下移。咸丰二年（1852）八月，陆元烺上呈“拨兵防堵请酌留银两以济急需”一折，提及团练乡勇所需经费，咸丰帝准其“在藩库正项下留备银十万两，以济急需”[42]。九月，安徽巡抚请将全省官银留为防堵之用，却遭到咸丰帝的斥责：办团募勇“添备器械，制造船只，随在皆需经费。该抚并未全盘筹及，仅以报销一语了此钜款”[43]，下令经费取自民间。
第二，练总成为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宿州团练章程规定，地方上一应事务，小自耕牛田禾被窃、青苗被践、火灾救火；大至“依仗同族邀约多人，诡捏分产借贷等情”，均由团绅练总裁决，甚至可以“纠勇擒捕”。团中军火器械，不许私行佩带；“违者练长协同地保拿获送官”，倘练长有徇隐情事，该练总可“命”官惩罚。
咸同以降团练势力的崛起，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稳定”、“均衡”的统治秩序。伴随国家经制军队——八旗与绿营日趋腐朽衰微，由团练发展而来的地方武装则逐步发展壮大，如曾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创设湘军，渐次充当起主力国防军的角色：“迨粤匪、捻匪、回匪之祸，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44]。
如上所述，团练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充分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互生互动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要保持拥有对基层社会绝对的支配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鼓励基层社会具有自我调节的空间和活力，这一矛盾体成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王朝国家政权模式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无论是早期的“什伍法”、“连坐法”，还是宋“新保甲法”、明“十家牌法”，基层社会在官方的管理与调控之下不断得到发展，发展壮大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形成了代表地方势力、欲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利益集团。基层社会的发育程度使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不断调整，集中体现在选官制度。隋唐以后，特别是宋代新宗族制度的建立，基层社会组织逐渐走向成熟，出现了地方势力的代表——士绅；国家选官制度亦发生重大调整：打破门第、出身限制，发展完善了科举制度，尽可能将地方精英吸纳到官僚制当中为其所用。士绅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代表国家统治地方；官员退休后又返回基层社会，成为士绅；此较为开放、上下流动的循环圈形成国家与地方之间相对稳定、均衡的统治格局。然而这种格局在清中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为契机，充分整合地方资源的团练势力开始崛起。尽管清政府努力将这些团练头目吸收到统治阶层，甚至出任方面大员，但国家军队腐朽不堪，这些私属武装的拥有者借助军事力量开始与中央分庭抗礼。“轻中央重地方”的统治格局使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错位，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王畿”指称周氏族的聚居地。其他氏族聚居的“野”称“国”，被奴役氏族聚居的“遂”称“乡”。
[2]《周礼注疏》卷十，《地官司徒大司徒》。引自《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孙鼎臣：《论兵》三。
[4]团练与保甲的分化及其历史流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正体现出历史的“混杂性”。其中便受到本文所讨论的基层社会发育程度及其与国家政权间的互动关系等因素的制约，而非作者所想象的“由此即彼”式的线形单向演进过程，
[5]《管子·禁藏篇》。
[6]《史记·商君列传》。
[7]团练作为保甲制功能之一种，文献有确切记载的应为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有学者讨论了团练与保甲的关系，但仅从清代历史经验出发，虽看到团练与保甲“互为表里”、有机联系的一面，但更强调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据此得出团练“萌生于清朝社会控制严重衰弱的年代”的结论，笔者认为不能成立。参见[韩]金钟博：《明清时代乡村组织与保甲制之关系》，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8]中国古代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至县，县以下为基层社会。
[9]“三代六乡六军之遗法”是指，“古者民居则为乡，五家为比，比有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闾胥，伍司马即比长，第随事异名而已。”引自《宋史》卷一四五，《兵志》六。
[10]杨景仁：《筹济编》卷二七，《严保甲》，江苏书局光绪五年重刊本。
[11]《宋史》卷一四五，《兵志》六。
[12]《钦定康济录》卷二，《先事之政·严保甲》，楚北崇文书局同治八年本。
[13]《山东军兴记略》卷二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四），4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别录》八，528—530页，《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别录》八，527—528页，《选拣民兵》。
[16]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徐鼎《请稽保甲以便征输疏》。
[17]同治《双林县志》卷一八，《保甲》。
[18]汪志伊：《荒政辑要》卷二，《清源》，尚义堂道光二十九年重刊本。
[19]参见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杨景仁：《筹济编》卷二七，《严保甲》，江苏书局光绪五年重刊本。
[21]《钦定康济录》卷二，《先事之政严保甲》。
[22]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九，《兵政》，德楞泰：《筹令民筑堡御贼疏》。
[23]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十二，《附述·合州龚刺使坚壁清野并招抚议》，道光六年京都琉璃厂刊本。
[24]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十一，《杂述·团练》。
[25]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十二，《附述·南充令曾公详定团练章程护川督宜通饬各属仿照办理札略》。
[26]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十二，《附述·梁山令方公筹练兵修寨四事》。
[27]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十二，《附述》，方积《又筹办团练章程》。
[28][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2—3页，王庆成《前言》。
[29]《清文宗实录》卷二六。
[30]吕贤基：《吕文节公奏疏》卷二，《诏求直言》。
[31]《清文宗实录》卷三四。
[32]《清文宗实录》卷二六。
[33]《清文宗实录》卷三三。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3册，第3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山东军兴记略》卷二十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四），435页。
[36]《山东军兴记略》卷二十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四），437页。
[37]《山东军兴记略》卷二十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四），419页。
[38]《山东军兴记略》卷二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四），395页。
[39]李东：《乡兵管见》卷二。
[4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八，《附吴昌寿折抄件》，岳麓书社1994年版。
[41]安徽省博物馆藏《宿州县告示章程》。
[42]《清文宗实录》卷六八。
[43]《清文宗实录》卷七二。
[44]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薛福成：《叙团练大臣》。
From“Defendingitself”to“overtoppingtheofficials”
——aDiscuss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GovernmentandGrass-Roots
石壕吏记叙文篇10
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当观众，或一语不发做笔记，或异口同声答问题，互动少，学生表现的机会较少。编演课本剧，改变了这些传统教学的缺点，把主动权还给学生，真正让学生参与到语文学习中来。
编演课本剧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了解剧本特点，选择故事性强的文章，激发学生表演兴趣
编演课本剧，顾名思义，包含编写剧本和舞台演出两个范畴的内容，即将课文改编为剧本，再组织演出的活动，这不仅是课堂表演的一种形式，而且提升了课堂模拟性、趣味性、互动性。它既能充分展示学生才华，又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初中语文教材里选录了古今中外的大量富有故事性、叙述性、趣味性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中短篇小说、小小说、剧本文学、影视作品等，如《愚公移山》、《陈太丘与友期》、《孙权劝学》、《杨修之死》、《石壕吏》、《范进中举》、《狼》、《赫耳墨斯和雕像者》、《皇帝的新装》、《变色龙》、《威尼斯商人》、《孔乙己》等，这些文学作品可读性强，矛盾冲突激烈，人物性格鲜明，篇幅适中，且故事情节简单，教师要选择一些课文或者其中的个别情节片段，组织学生编演课本剧。编演课本剧，要观察了解学生的个性差异，充分利用学生专长，各尽其才，挖掘潜能，张扬个性。挑选演员，教师应该公平公正，充分发扬民主，学生、推荐、教师点名与全班公投相结合，充分发现、挖掘人才。被选中的学生觉得是一种荣誉，必定全情投入排练，认真完成表演。在编写剧本时，要让每个组员自己展开民主式的讨论，对剧本的构思、角色的分配，充分发表意见，充分掌握课文内容，讨论后定表演。
（二）应鼓励在课文基础上的二次创作
将课文改编成剧本，要把叙述语言转化为对白，转化为动作，同时还要补充一些细节，就不能过分强调课文的唯一性了，教师应该允许学生在课文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鼓励学生根据文章的篇章布局大胆加入合理的、能推动情节发展及有助于刻画人物的情节补充、细节刻画等。如学生在—次排演《孙权劝学》中“孙权读书”一幕时：孙权挑灯夜读，学生在改编中增加其与伴读童子的对话，将人物认真、积极学习的形象刻画得更加丰满。表演时，演员把童子早已昏昏欲睡，而孙权却仍苦读的细节表现得十分到位。这些对原作成功的改编和表演都说明学生既掌握了基础知识，对人物的性格有了准确的把握，同时也体会到了文中未提及的潜台词。再如，学生在改编《变色龙》一文时，经过细致的研究、讨论，大胆采用由两个人背靠背来演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形式，暗示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并为此添加了一些台词，还添加一些神态、动作、语言，把“变色龙”的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了人物角色，理解这一小说所传达地社会背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值得强调的是，课本剧毕竟有异于舞台剧：课堂剧的活动范围仅囿于狭小的讲台上，灯光、音响、道具等媒质不全，因此人物、情节、时间、场景不能做到高度集中；要压缩篇幅，精简人物，减少场景切换；要突出尖锐矛盾突出。由于初中学生年龄学识、理解能力、见闻阅历、性格情绪等方面的限制，教师在指导编演时，一定要立足实际，把握分寸：1.选取的情节一定要简单（通常是一两个片段），进行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循序渐进的尝试。2.演出道具应简易，可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如《皇帝的新装》可用课桌椅代替织布机；可折叠报纸做成皇冠和其他官员的帽子；可用玻璃纸表示皇帝赤裸身子……3.要重点指导学生熟悉课文背景主题，了解作者思想意图，分析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把握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动作、神态和细节等。人物对话的表演应掌握好语速和停顿；一些招牌式的动作神态的表现要生动传神、准确到位，如《范进中举》一文中胡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中的“攥”、“舒”，以及《故乡》中中年闰土“麻木悲苦”和老年杨二嫂“尖酸泼辣”的表情，《唐雎不辱使命》中秦王“前倨后恭”、“外强中干”、“色挠，长跪而谢”等动作和神态，最大程度地为突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服务。4.要让尽量多的学生参与表演，可分组表演，让更多人得到实践的机会，让全体学生的语文素质多得以提高。
（三）表演后，应组织全体学生讨论、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