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时间的名言篇1
1、勤勉的人，每周七个全天；懒惰的人，每周七个早晨。（英国）
2、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办事。——歌德
3、“年”教给我们许多“日”不懂的东西。（爱献生）
4、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人都不是二十四小时。（赫胥黎）
5、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唐·李峤
6、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
7、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的悲哀。（布莱克）
8、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弗洛姆
9、光阴有脚当珍惜，书田无税应勤耕。()
10、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有幼、壮、艾之期。——唐·刘禹锡
11、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
12、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曾国藩）
13、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莎士比亚）
14、时间比理性创造出更多的皈依者。（汤姆·潘恩）
15、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鲁迅
16、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丁肇中）
17、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
18、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鲁迅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2
2、一个个生日,组成一条朝伟大的未知不停地走去的长长的行列,就像千条江河归大海那样向它们的最终目的地奔去.——《泰戈尔评传》
3、时间是变化的财富.时钟模仿它,却只有变化而无财富.——泰戈尔
4、任何事物都无法抗拒吞食一切的时间.——泰戈尔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3
关键词：自然语言理解;名词短语;语义分析;领域
中图分类号：tp18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73X(2008)0518102
applicationofSemanticanalysisofnounphraseUnderstandinginSpecialDomains
CHenZhoujuan,QUerguang
(YunchengUniversity,Yuncheng,044000,China)
abstract：thenaturalLanguageUnderstendingislimitedtothefieldofspecialdomains,itiseasytorealizenaturallanguageunderstanding,solveintelligentman-machineinterface,automaticmodelingandsoon.thepaperanalysesthesemanticcharacteristicsofnounphrase,andintroducesitsprocessingprocessinadetail.
Keywords：naturallanguageunderstanding;nounphrase;semanticanalysis;domain
自然语言理解研究是当前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目前国内对汉语理解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相对成熟的却比较少。这主要是由于汉语语句经过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以后还存在很多歧义。汉语与印欧语不同，关于成分间的搭配，其句法制约因素少一些，相应地，语义制约因素更复杂一些。因而语法分析以后进行详细地语义分析，计算机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汉语了。而又由于自然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非精确性，以及计算机语言知识的贫乏，使得对语言的语义分析理解很困难。鉴于目前自然语言理解的需求，同时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自然语言理解的范围限制到某个领域内进行研究。本文重点介绍汉语中名词短语的语义分析过程。
1基于领域的自然语言理解特点
基于领域的自然语言理解把自然语言进行领域划分，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语言处理有其自身的优势：
(1)缩小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范围有利于系统研究与实现。计算机要达到能够象人类一样游刃有余地理解自然语言，不仅需要将全部的自然语言知识输入进去，而且还需要将足够的经验输入进去，这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将自然语言限制在领域内理解，其涉及的方面比较窄，词汇量比较少，语义比较确定，故分词、词法分析就变得相当简单，语义推理相也对比较简单，歧义处理的复杂性也会降低。这样系统开发就容易实现。
(2)人们在分析处理复杂事物时，最常用的办法是把复杂事物进行分解，由局部到全部逐步处理。对自然语言理解这一庞大的工程来说，把自然语言按不同领域进行划分，不仅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而且降低了语言处理的难度。
2名词短语的语义分析
计算机对名词短语的理解主要是对其组成成分间关系的识别。而在名词短语的组成成分中，名词与名词之间关系的最为复杂，可以形成定心结构、联合结构等等。同时，名词间关系的理解又是短语语义结构分析的重点，因此下面讨论一下名词间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为一般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揭示了事物之间特有规律的联系，而且还可以简化概念的描述。采用面向对象中继承的方法，可以使下层概念自动具有上层概念的可继承的属性，因而也就可以集中考虑下层概念的特有属性。第二种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又称组装关系，用于描述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组成关系。通过他可以看出某个概念是以另外一些概念为其组成部分的。客观世界中，整体和部分关系广泛存在于事物之间，如：物理上的整体事物和他的一个部分，如汽车与发动机；团体(组织)与成员，如班级与学生；空间上的包容关系，如教室与桌椅；抽象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如法律与法律条文；具体事物和他的某个抽象方面，如人员与人员的身份。第三种为实例关系。概念间的实例关系也叫类概念的实例化，他是连接类概念和对象概念的桥梁和纽带，他主要是把类概念的属性值适当取值而得到的。例如，对于概念“三角形”当其属性“边”取值为“aB、BC、aC”，顶点取值为“a、B、C”时，就得到概念“三角形”的实例化概念“三角形aBC”。
3名词短语语义分析的实现
3.1语义分析总流程
名词短语理解的总流程图如图1所示。
3.2句中名词语义识别的实现
简单句中名词识别是分析名词短语的基础，名词所描述的概念内涵、外延等语义直接影响名词短语的划分及识别。名词语义分析的详细流程如图2所示。
本系统对名词语义分析实质上是概念的实例化过程，实例化就是对概念的属性值进行填充。我们用动态名词及名词属性模板记录实例概念及其属性。因此，这里只需通过语义规则来填充动态名词模板和名词属性模板就可完成概念的实例化，实现对具体概念的理解。
3.3名词短语划分的实现
名词短语的界定一直是理解名词短语的难点。我们认为组成句子的基底结构是动核结构，任何一个动核结构都是由动核和动元(动核所联系的强制性语义成分)组成,而充当动核和动元的正是动词和名词，所以可认为名词与动词的理解是句子识别的核心。此外，结合汉语名词短语的语法结构特征，即大多数的名词短语都是以名词结尾，我们提出先对简单句中的名词短语做模糊划分，将句子分为作动元的名词块与作动核的动词块两部分。而对名词短语的进一步准确界定，仍需更多的语义知识才能处理。
名词短语识别的详细流程如图3所示。
3.4名词短语识别的实现
名词短语的识别模块是整个名词短语理解的核心,他不仅实现名词短语各组成成分及其语义关系的识别，而且通过语义分析的方法，可进一步界定名词短语。
名词短语识别模块的流程如图4所示。
4结语
把自然语言理解限定在领域范围内，显著降低了语言理解的难度，有助于自然语言理解系统的开发。本文将自然语言中的名词短语限制在特定的领域，大大降低了语义分析处理的难度，也提高了其实现的可能性。将自然语言理解的语义分析应用于中学几何网络智能辅导的专家系统的接口，对其中的名词短语进行理解，经过初步调试，取得一定的成果，结果比较令人满意。不过，由于自然语言理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对名词短语的语义分析处理涉及面很广，以及时间、条件和作者个人认识的限制，我们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我们的系统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
参考文献
［1］姚天顺.自然语言理解――一种让机器懂得人类语言的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石纯一.人工智能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3］黄曾阳.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4］赖朝安,孙延明，齐德昱，等.基于自然语言理解的专家系统研究[J].计算机工程，2003,29(1)：20-22.
［5］张亚非,范建华.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技术[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1998,15(6)：1-15,34.
［6］侯国峰.一个自然语言理解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2,18(2)：19-22.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4
关键词：商业广告名人效应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理论是Fauconnier和turner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心理空间（mentalspaces）是我们在思考和说话时建立起来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packet），目的是相关的理解和行动。心理空间之间可以相互联结，并可以随着思维和话语的展开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改。概念整合则是对心理空间基本的认知操作，运用在线的、动态的认知模式构建意义［1］。概念整合理论不仅能解释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而且可以解释名人代言广告的现象。
一、名人和商品的整合：表征、投射、整合
概念整合理论是指，两个或多个心智空间的合并产生新的所指，两个空间中往往一个是表征的，一个是所指的，表征空间映射和所指空间映射的合并形成了概念整合，常用一个空间物作表征，去指另一个空间所指，这样有表征空间和所指空间。对于所有代言广告而言，名人是表征空间，商品或企业为所指空间，两个空间互相映射形成概念整合。
代言人的可信度是影响消费者对代言人的认知效果和广告最终效果的关键因素。根据ohanian的观点，可信度由三个部分组成：吸引力、可靠性和专业性。名人的可信度对于在名人和代言产品之间建立一条有意义和可信赖的链接至关重要。名人广告能否取得积极的沟通效果取决于代言人的形象、个性、生活方式等能否和其代言的产品产生适当的契合，成为整合的两个空间投射的关键。名人作为某产品的代言人，必须在形象或内在精神上与产品的概念具有同一性，使广大受众将两者有机融合，产生相关联想，从而加强对产品形象的认知与记忆。例如，李宁牌运动服请体操冠军李小鹏做代言人，“百年润发”的洗发水与周润发，使产品和名人的名字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组合，但有的产品所用的代言人却不尽如人意，实难恭维，例如，步步高复读机与好莱坞影坛硬汉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组合便让人觉得别扭，硬汉形象与复读机浓厚的书生气无法统合起来。
二、名人和消费者
概念整合并不都是逻辑关系，有时是感情所致。达玛修（Damasio，1994）指出：“在认知科学中、语境中，感情与认知之间有密切的关系。”［2］哈德（Harder，2005:1641）认为：为了正确理解认知运作，人们必须了解在互动的语境中，认知是怎样进行的，而且在互动和认知两个因素中要补进感情因素，因为感情因素与感知有关［3］。要让名人代言人在广告中真正产生效果，代言人就必须具备产品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使用经验，有足够的专业资格谈论所代言的产品。类似的观点已经被其他学者的研究所支持（Buhr，Simpson&pryor，1987）［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代言人本身是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者如何认知这个代言人。Basil（1996）在研究报告中直接检验了消费者对代言人的认同感［5］。对正面的知名人群，人们有一种隐含的认同感，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可信度，这种思维定势普遍存在。知名人士做广告，正是利用了名人声誉中这种为大众所接受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从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调查看，对名人广告的可信程度：14.4%的人完全相信，50.8%的人比较相信，20.3%的人不太相信，13.4%的人不相信；是否会受名人广告的影响：26.4%的人会受影响，15.5%的人会受很大的影响，25.4%的人不受影响，5.2%反感，27.5%不确定，从上述调查数据看，比较相信名人广告的人占65%左右。名人广告利用人们对名人的关注引起人们对新产品的注意，从而提高产品知名度。
三、商品与消费者
mcCracken（1989）认为一个名人拥有一组独特的、个性的和复杂的文化意义，这个意义可以被迁移到产品上，然后通过产品迁移到消费者身上［6］。当消费者看到他喜欢的名人在代言他喜欢的产品时，代言广告的效果最佳，此时三者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而当消费者对产品或代言人有负面认知时，三者的关系就处于不平衡状态，消费者会自动调整这种不平衡状态以达到平衡状态：改变对产品的态度或改变对代言人的态度。一个拥有正面形象的名人可以提高一个形象不那么正面的品牌，或者，如果代言品牌的形象是高度负面的，那么对代言名人的形象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名人代言广告的整体效果就是受众所认知的名人特征和知名品牌形象互相影响的产物，而整体效果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名人的容貌、气质、威望能激发人们丰富的联想，使人们产生名人推荐的产品质量好、档次高、企业实力雄厚等方面的良好印象，从而增加对企业和产品的信任，最终促成购买。
四、结语
广告中使用名人是目前广告策略常用的手法。名人广告如果处理得好，就会收到不同寻常的广告效果；如处理得不好，则适得其反。只有在正确的认知理论指导下，认真研究广告中的名人效应，名人广告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mentalSpaces:aspectsofmeaningConstructioninnaturalLanguag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137.
［2］Damasio，a.R.Descarter’serror［m］.putman’sSons，newYork，1994.
［3］Harder，p.Blendingandpolarization:cognitionunderpressure［J］.Journalofpragmatics，2005.37:1636-1652.
［4］Buhr，m.D.，Simpson，t.L.andpryor，B.‘Celebrityendorsers’expertiseandperceptionsofattractiveness，Likability，andFamiliarity’，psychologicalReports，1987.60，1307-1309.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5
[关键词]语言哲学；名；实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语言哲学思想自有语言时起就存在。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在《易》、《诗》等古籍中已经有了一些萌芽的形态。但直到诸子时代，在“奇辞起，名实乱”、“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背景下，语言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被哲学家们自觉地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主要是围绕“名”与“实”问题展开的。其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出于自身的理论需要，对“名”有过特别的关注，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名”这一语词初见于甲骨文，作为普通名词，其含义就是“事物的名称”。“名实之辨”从孔子与老子开始，孔子要求“正名”，走的是循名责实之路。老子主要揭示了“名”的局限性一面，认为名为实之华，最终要离名而返实。而墨家则强调“取实予名”，以实来规定名，十分重视“名与实”的耦合关系，因而走的是一条经验主义的语言哲学路线，总体上坚持的是语言可以反映实在的语言哲学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墨家的“名论”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此揭示墨家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一)“名”的界定
《墨子·经说上》指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这段话以“名实对举”的方式极其精炼地揭示了“名”的本质：“名”，就是用来标识“实”的符号。相应的，“实”就是“名”所标识的对象，而“谓”则是连接“名”与“实”的桥梁。墨家还认为“实”与“名”在逻辑上具有先后关系，因此《墨子·经说上》强调：“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勿)谓也。”“名”作为一种符号，总是滞后于“实”并且依附于“实”的；有了“实”，才能以“名”称谓之。“实”先于“名”而存在，并制约着人们对“名”的使用。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名实观。
《墨子·经说上》又说：“民若画优也。”(意即“名，就像纸上画的老虎一样。”)通过比喻的方法形象地描画了“名”的符号性特征。“虎”是“实”，是确定性的存在；“纸上之虎”是一种符号，是对真实之“虎”的反映和摹写形式。有了“虎”这个“实”，人们才能加以摹写并以“纸上之虎”的形式将其标识出来，也即“有之实也，而后谓之”。同时，“虎”总是先于“纸上之虎”而存在并且是“纸上之虎”之所以能称为“虎”的标准。作为一种符号，“纸上之虎”只有与实际之“虎”一致，它才具有标识作用，也即所谓“名实耦，合也”之后，名才有自己的价值。由此可知，墨家在“名实”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取实予名”的思想路径。
不过，从墨家对“名”的界定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名”作为一种符号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画虎)，因为“画虎”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是从名与其所要反映的对象的比较来看，名具有第二性。一旦“名”通过与“实”的对应而获得某种确定性，则“名”所代表的符号世界便能与“实”的世界建立起相对确定的对应关系，这样，人们便可以通过对“名”的划分来反映和认识“实”的世界。墨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在先“实”后“名”及“名实耦”的基础上对“名”进行了细致的逻辑分类。
(二)“名”的分类与“名”的变化
在《墨子》文本中，墨家从三个角度对“名”的分类进行了总结。如从逻辑的角度，将名分成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种；从具体与抽象角度，将名分成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从时间变化角度，将名分成“居运之名”等等。这些划分一方面反映了“实”的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墨家逻辑思维的立体性与缜密性，以及在形式逻辑里所有的辩证逻辑思维倾向，展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刻性。
所谓“达、类、私”三种名，《墨子·经说上》的解释是：“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用现代的话说，“达名”是指最普遍的名称，可以泛指一切确定的对象性存在。“物”就是“达名”，可以笼统地指称各式各样的事物；“类名”是指一类事物所共有的名称，如牛、马、四足兽等等；“私名”是专指某一确定性个体之名，是“止于是实”之名。“达名”、“类名”和“私名”的划分，事实上反映了墨家对“实”的世界的一种理解，并重在强调他们所看到的“实”的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即抽象掉属性、关系和时间之后的实在世界所显现出来的层次性。
何谓“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呢?《墨子·大取》篇指出：“以形貌命者，必智(知)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是也。”“命”即“命名”，“以形貌命者”，如“山”、“丘”、“室”、“庙”，即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使人直观地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具体概念；“不可以形貌命者”，如“爱”、“义”、“利”等等，虽不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但仍是确定的“实”，可通过其他方式使人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抽象概念。由此可见，墨家已经区分了具象概念和抽象概念，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实”的理解。
何谓“居运之名”呢?《墨子·大取》篇说：“诸以居运命者，苟人(入)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居”，留也；“运”，移也。居住在甲乡即是甲乡人，但如果举家搬迁到了乙乡，则成了乙乡人，不能再称之为甲乡人。同样的，某乡原属齐国，可称为“齐国之乡”，后来该乡改属楚国(荆)，则应改称为“楚国之乡”了。由此可以看出，墨家已经认识到：由于时间等其他因素的介入和对象关系的改变，同一对象(如某乡)可以被赋予多名(如“齐国之乡”和“楚国之乡”)。从名实关系上看，“居运之名”所标识的“实”是一个处于时间与空间变动关系中的具体对象，在形式逻辑中饱含了辩证逻辑的思想倾向。
由上分析可知，墨家能区分静态的“结构”和“属性”之名和动态的“关系”之名，显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邃性。由于“名”这一符号系统自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名”的判断和分辨也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为此，墨家进一步地思考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名”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三)“取实予名”——墨子对“名”的辩证
面对种类繁多、层次不一的“名”，人们应该遵循怎样的准则，才能避免对“名”的误用呢?墨家认为，既然“名”在本质上不过是依附于“实”的符号，而“实”虽然变动不居，但终究是确定性的存在，那么先考查确定的“实”，再选择恰当的“名”，就应该成为人们定“名”和用“名”时必须遵循的唯一法则。这一法则，墨家称之为“取实予名”。
运用“取实予名”的法则，墨家对许多名不副实的现象进行了墨家式的“正名”。本文仅以辨“好勇”、“攻伐”二例，来显示墨家的“正名”思想。在《墨子·耕柱》篇中有这样一则实例：“子墨子谓骆滑麓日，吾闻子好勇。骆滑麓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日，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与”，举也，交好也；“度”，斥也。墨子认为好恶之“实”在于“与其所好，度其所恶”，骆滑麓虽有“好勇”之名，但实际上却是“闻有勇士，必从而杀之”，“勇士”虽然不等于“勇”，但也是“勇”这一抽象概念的承载体；骆滑篷杀掉了“勇士”，同时也就毁掉了“勇士”所承载的“勇”的本质意义。对“勇”而言，骆滑麓并非“与之”，而是“度之”，是有“好勇”之名而行“恶勇”之实。因此，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骆滑麓应该是“恶勇”而非“好勇”。
在《墨子·非攻下》有另一例：“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日：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日：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在墨子看来，虽然禹、汤、武王这些“圣王”也曾发动过战争，并且在形式上与“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似乎没有多少区别，但他们是应天命、顺民意、以有道伐无道，是有利于天下的，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有义”；而“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纯粹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攻伐无罪之国”，于天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r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无义”。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墨子认为“有义”之战应命名为“诛”，“无义”之战才叫做“攻”，他所反对的并不是所有的战争，而只是“攻”这种“无义”的战争。
通过以上的两例可以看出，墨家对“名”的选择和使用是非常严格的。事实上，墨家还根据“取实与名”的原则，对大量的“名”进行了精确的定义(墨经中称为“命谓”)。《墨子》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经》、《说》上下四篇，可以说是我国使用定义最集中、最丰富的古代著作之一，其使用定义之严格和准确，在先秦时期无出其右者。
(四)“以名举实、以言出举”——墨家的语用思想
如果说“取实予名”从制名或命名的角度强调了“名必副实”的原则，那么墨家在《墨子·小取》篇中提出的“以名举实”的主张，则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从用名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名”的作用及其与“言”的关系，体现了墨家名学重视语用的学术特征。
首先，墨家认为“名”的基本作用是“举实”。“举”的本义是“双手托物以使物彰显或呈现”。《墨子·经说上》称：“举，告以文(之)名，举彼实也。”即在说明通过“告以之名”，可以使“彼实”彰显或呈现出来，也即《荀子·正名》中所谓“名闻而实喻”之意。《墨子·经上》又说：“举，拟实也。”拟，比拟，摹拟。墨家以“拟实”释“举”，重在强调通过“名”使“实”彰显或呈现的方式是“比拟”或“摹拟”，其意与《荀子·正名》中所谓“比方之疑似而通”大致相当。依照墨家的观点，“名”在本质上不过是标记“实”的符号，与“实”相应相耦是其内在要求；而“取实予名”原则又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这种相应相耦的现实性，因此“名”具有“举实”的作用或功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墨家认为“言”是实现“以名举实”的途径，而名则是构成“言”的基本单位。在《墨子》文本中，“言”有二义：一是作动词用，指“言说”，是一种行为或过程；二是作名词用，指“说的话、话语”，是“言说”的结果和记录。《墨子·经上》云：“言，口之利也”，“言，出举也”；《墨子·经说上》云：“故言也者，褚口能之出民(名)者也。”这里的“言”显然指的是“言说”。在“以名举实”的过程中，“言说”作为口的功能(“口之利”)，其作用就是把标记和摹拟“实”的“名”表达出来(“出举”、“出名”)；《墨子·经说上》又云：“言也，招言猎(由)石(名)致也。”这里的“言”则是指“话语，说的话”，由“名”(语词)连缀组合而成。因此，在墨家看来，“名”既是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又是言说行为所表达的内容，是“言说”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6
关键词：正名；任意性；约定俗成；地域变体；社会变体
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14—04
一、引言
虽然社会语言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的，但是，在我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正处在西周奴隶制度走向崩溃，而新兴的封建制度酝酿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正所谓“礼乐崩坏”，一些蕴涵着社会关系的称谓，以及表述伦理道德的名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孔子从恢复周礼的角度出发，提出为政之先“必也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①。孔子将“正名”这一规范语言的行为，与维护社会政治伦理以及治国统民的政治举措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创了通过规范语言而达到匡正社会秩序的语言政治观。墨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孔子的复古思想，认为周礼之“名”不能约束新兴之“实”，提出“名必符实”和“名实耦，合也”的观点。《墨辩》中也提到了“君、臣、萌民，通约也”，意思是说社会成员中“君”、“臣”和“民”这些名称本身并不特指某一对象，但经过人们的普遍约定之后便有了固定的所拟之实。②这说明已经认识到“君”，“臣”和“民”这些语言名词反映了社会的共同约定，只是对语言的社会约定思想还很朦胧。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③强调凡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法则，都不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使名实之辨不再拘泥于谁第一、谁第二的静态考量上，而可以作动态与发展的纵深研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集大成者，汲取了诸子百家的精辟论说，从新兴统治需要建立新制度、树立新观念及确立新语言内涵的角度，探索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语言与语境的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揭示探索语言的社会意义。并作《正名篇》专章考校“名”与“实”的社会本质。其中的名句“名无固宜，约之以名。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从语言任意性与言语群体的内在联系、能指与所指的逻辑关系方面，阐述了事物名称命名的一般规律④。
二、语言的社会本质观
荀子在《正名篇》中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⑤关于“名”和
收稿日期：2012—04—16
作者简介：杨庆云，女，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实”关系的论述，揭示了语言的社会属性，即草创之时的任意性，使用中的强制性与发展中的因循性。对我国古代先秦诸子的“名”与“实”之争，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首先，“名无固宜”强调了语言在命名过程即语言符号产生时的任意性。语言是人类社会为了表达客观事物而假定的各种符号，它与被命名的客观事物本身，在一开始时没有任何本质的必然联系，更没有固定的、规律的法则可以遵循。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名无固宜”有着相似的说法，认为：“除了少数象声词以外，语言的词汇的意义与形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都是人为的，任意的，人类可以改变它，发展它。”⑥荀子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探讨，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最核心内容——“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也是一致的，他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既然我们所说的符号是通过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⑦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7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理据性；历史承传性；系统性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4-0066-07
在学术界，对于符号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是把符号看做事物的标记；我们所理解的符号是：甲、乙两个事物，如果用甲来代表乙，当且仅当甲乙两事物之间没有自然联系，那么就把甲叫做乙的符号。因为没有自然联系，也就是具有任意性，所以符号具有人为性和假定性。符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人生活在社会中，也同样生活在符号中。因此，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信息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符号是人类最重要、最复杂的符号。与其他符号不同，语言符号是以语音形式为能指、以语义为所指的听觉符号系统。在书面语中，则以一定的字形及与其他字形的区别来代表语言符号。
一、语言符号的特点
关于语言符号的特点，索绪尔在语言学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有两点：a.任意性；B.线条性。国内高校语言学概论教材及专著多沿用这种说法。
语言符号作为符号的一种，肯定具有符号的普遍特点。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都具备的属性。而所谓的特点，是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特征；语言符号既然是符号的一种，那么，任意性就不应该是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相区别的特点；语言符号的特点，应该是语言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性质。我们认为，语言符号在以下几点上与其他符号相区别。
1以语音形式为能指
语言符号以语音为符号的形式，这是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相区别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正是因为是以语音为形式，所以，这种符号才叫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是一种听觉符号系统。由于有了文字作为语言的记录，语言才有了书面语这种形式變体。其他任何符号都不是以语音为符号的能指。这是语言符号最容易被忽视的特点。
2线条性
人们说话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说，一句话一句话地说，语言符号是在时间的顺序上展开的，它们排列在时间的链条之上，前后相续，只具有时间的一维性，排除了同时说出两个语言符号的可能。而一般的视觉符号都具有空间性。
3多义性
除了专名术语之外，很多语言符号往往表示一个以上的意思，形成了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符号的一个特点：多义性。例如：
[嫩]①初生而柔弱的；娇嫩（跟“老”相对）：～叶。②指某些食物烹调时间短，易于咀嚼（跟“老”相对）：这肉片炒得～。③（某些颜色）浅：～绿，～黄。④阅历浅，不老练：他担任总指挥还嫌～了点儿。
语言符号具有多义性，是由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决定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在交际中所要传递的信息是无限的，而人的记忆又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决定了一个语言符号必然承担更多的信息。如果不是自然状态的语言，即便是以词的形式为表现手段，具有表意、传递信息的作用，如行业用语和科学术语，它们也同具体科学中的字母等符号一样，具有单义性。我们抽取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620页上的三个词语加以说明：
[火花塞]名内燃机上的点火装置，形状像塞子，装在汽缸上，通过高压电时能产生火花，使气缸里的燃料爆燃。
[火箭]名利用发动机反冲力推进的飞行器。速度很快，用来运载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也可以装上弹头和制导系统等制成导弹。
[火力]名①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作燃料获得的动力。②弹药发射、投掷或引爆后所形成的杀伤力和破坏力。③指人体的抗寒能力：年轻人～旺。
“火花塞”是内燃机方面的术语，“火箭”是属于航空方面的术语，都是单义的；“火力”从表面看有两个义位，是多义的，但“火力①”属于动力学领域，而“火力②”属于军事领域，而“火力③”属于日常语言领域。因此，可以把它看做分属于两个学科领域的同形术语，也是单义的；只不过同时又与日常语言词语同形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术语尽管也采用语言符号的形式，但由于具有了规定性，亦即它的内容与语音形式的联系是人的理性决定的，它内容的變化取决于人们对该问题认识的进步，所以，科学术语不应该看做自然语言中的词语，而是一种“元语言”。语言符号尽管多半具有多义性，但绝大多数词语的多义性在语境的制约下可以消除，因此，语言符号的多义性一般并不会影响人们使用语言符号来表达思想。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认为符号是单义的，不具有表情性、能产性和体系性，从而否定了语言的符号性，认为语言不是符号。兹维金采夫看到语言的表情性、多义性、能产性、体系性，这是很可贵的，但据此认为语言不是符号，却是错误的。这是看到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相区别的特性，而把这种个性夸大到否定符号共性，从而把语言排除在符号之外的结果。看到符号的共性不易，而认识到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差别更难。索绪尔把后者看做是语言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4历史承传性
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不是一成不變的。与其他符号一样具有任意性的语言符号，由于处于大众之中和处于时间之中的而具有了历史承传性；语言符号的稳定与變化，都决定于这种历史承传性。这种历史承传性摒弃了语言使用主体对语言符号的理性的干预，保证了自身的连贯性。人们只能在这种历史承传中接受语言符号，学会使用语言；语言符号在这种历史承传中形成了对使用者的制约，人只能按语言符号音义之间已有的联系来使用，不能改變这种联系，也不能阻挡语言符号音义联系變化。这与其他符号不同。索绪尔认为，“决定一个词的发音的，不是正字法，而是它的历史。唯一要考虑的，……是词的祖先，它的词源”，“在任何一个时代，哪怕是追溯到最古的时代，语言看来都是前一时代的遗产”，“事实上，任何社会，现在或过去，都只知道语言是从前代继承来的产物而照样加以接收。……一定语言的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因为符号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传统的规律之外不知道有别的规律”。
正因为如此，语言符号不是由作为使用者的个人规定的，而是处在个人之外：人们不能改變语言符号音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其他符号是人们规定的，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性思考制定的。电报代码、灯语、旗语、具体科学符号、服饰符号、游戏规则、礼仪等，都是可以人为地加以规定和改變的，比如军棋中，工兵能否转弯，是挖完地雷扛旗还是挖一个地雷就可以扛旗，工兵没有了是否可以用其他棋子撞雷，等等，都是可以根据游戏者的约定来加以改變的。甚至代表语言的文字，人们也可以创造、改變，比如为没有文字的语言设计文字，改變文字体系，简化文字形体，等等。但对语言，人们却是无能为力的。语音成分的使用，语言符号的意义，词语的排列规则等，都不是个人所能改變的，也不是人们互相商量就可以更改的，这些取决于语言的传统，取决于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如果仍然沿用“约定俗成”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可以说，所谓的“约定俗成”，就是它是在人们的理性之外的；而“规定”，是在人们的理性之内的。语言符号不是规定的，而是历史承传的。这是在人的理性之外的一种不可逆转的强大力量，是一种“强制的牌”。这种历史承传性，是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征。
5层级性
语言具有层级性。这个特点最早是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阐述的。下层单位经过一定的规则可以构成上层单位。最小的语言符号可以进一步分解成能指的构成成分即音位，由音位构成音节如表示一定的意义，就构成了最小的语言符号。最小的语言符号可以通过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大的语言符号。人们进行交际时使用的是句子，句子是能够传递相对完整信息的语言单位；句子按内部结构，可以进一步分析成短语；短语可以切分成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造句单位即词语；词语是由语素构成的，最小的语言符号是语素。这样，话语可以逐层逐次地切分成不同性质的单位，语言系统就是这样由表义的语言符号，与起区别语音形式作用的不表义的语音单位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单位构成的。
在其他符号系统中，绝大部分符号是不可分解的，只有作为语言替代性符号的电报代码、文字（包括盲文）以及聋哑人的手语，具有这种二层性，而这几种符号都是具有语言性质的。
二、任意性原则是语言符号最根本的原则
作为符号的一种，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一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任意的。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不懂某种语言，即便听到该种语言的语音形式，也不能理解它所表示的语义内容。掌握某种语言，就意味着掌握该语言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完全是外在的。”说的也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同样的一种装订成册的印有文字的读物，汉语中称之为shu，英语中说成book，而俄语叫khhra：不同的民族语言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指称相同的内容，这说明语言的不同源自不同民族人民的不同约定；而之所以有不同的约定，就是因为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与语义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如果语音形式与语义内容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那么不同的语言就会用相同的语音形式表示同一个语义内容了。世界语言的多样性，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是任意的，不同的民族语言有着不同的约定。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一种语言包含几十个音位；使用该语言的人选择哪些音位不选择哪些音位，以及哪些音位可以组合，哪些音位不能组合，完全是历史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当然，作为载体、以区别为目的的音位还是来自人的发音，有些音容易发很多语言都会选择。但从音位系统的整体来看，对音位的选择还是来自以任意性为基础的约定俗成，如普通话与某些北方话中有卷舌音，而大多数汉语方言没有卷舌音。词语也是一样。汉语表示语法意义主要用词序和虚词，而俄语更主要是利用词的形态變化，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解释不出理由来，最根本的也是语言符号基于任意性不同民族语言的约定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符号其他方面的性质。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的社会性。社会性即语言符号语音形式与语义内容的联系，是由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社会约定俗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秉性，有不同的个人经历，有不同的表达习惯，但都会使用相同的一种语音形式与语义内容的约定。如果语言符号不具有社会性，人们就不能使用语言传递信息，一个人说话另外一个人就会听不懂，不能相互沟通。语言符号“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性之一。”
语言符号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共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只能按社会约定俗成的音义联系来使用语言符号，而不能随意使用。比如在汉语中，把能发出“喵喵”叫声的小型哺乳动物叫“猫”，那么对这动物，就不能把它叫做gou。说什么以及怎样说取决于个人，但说话的个人必须使用社会共同约定的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这种社会性，对语言使用者个人具有强制性，说话的个人只能按社会的约定俗成来使用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社会约定性与对个人的强制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符号的系统性。语言符号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构成一个系统。用哪些成分不用哪些成分，成分的搭配方式，表示什么意思，都是由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由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而这种系统，是在人的理性之外的，人不能依靠自己的理性来改變这个符号系统，改變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即音和义之间的联系。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语言符号具有稳定性，或不變性。作为交际工具，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要保持比较固定的联系，不能经常处于變动之中，比如，某人今天用甲这个语音形式表示a这个意思，明天用乙这个形式表示a这个意思，必然影响别人对他话语的理解，达不到进行交际相互沟通的目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不存在哪个语音形式代表哪个语义内容是否合理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改變原有的联系，因此，个人不能改變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的固有联系。“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了一切旨在使它发生變化的尝试。”
同时，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决定语言符号具有可變性。因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是任意的，所以，语言符号的语音形式与语义内容不是必然地捆绑在一起的，自然存在着原有音义关系转移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符号才会发生變化，比如，动物的视觉器官古汉语中叫mfi，后来叫yan，或yanjing。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變化。“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语言符号的可變性和不變性最根本的内在原因，都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作为决定语言符号社会约定性、系统性、可變性、不變性的内在基础，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而其外部条件是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语言符号的可變性与不變性，可以归结为存在于时间之中的语言符号的历史承传性。作为语言符号使用者的个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语言符号音义之间固有的联系，因此，语言符号对个人的强制性，不仅因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性，更因为处于大众之中、处于时间之中语言符号具有历史承传性；这种历史承传性化解了语言符号可變性与不變性的对立，排除了人的理性因素的介入。
三、命名的理据性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
理据性是给事物命名或造词的依据、理由。给事物起名字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根据事物的某种特点，或者对事物的某种希望，或者命名者自己的某种兴趣等等来命名的。比如，有一种长方形家用电器，里边可以放食物、水果等物品，具有制冷功能；在汉语中，方形可放物品的家具叫“箱”，水冷冻形成的物体叫“冰”，通过金属线来传递的能源叫“电”，把代表这三方面的特征的三个语言符号组合起来，作为这种家用电器的名称，就构成了“电冰箱”。由代表事物这三种特征的语言符号“电”“冰”“箱”到构成这种事物的名称“电冰箱”，是有道理可说的。再如，一种食肉猛禽，头部长得像猫，食肉猛禽在汉语中叫“鹰”，因此人们就称这种猛禽为“猫头鹰”。这是复合词的构词理据性。一种小型哺乳动物，能够发出“喵喵”的叫声，使用汉语的人就用它的叫声来给它命名：“猫”。诸如此类的还有“鸡”“鸭”“鹅”等。这是根据事物的声音来命名构成的单纯词，这种命名方式，叫拟声命名。给人起名字，反映了起名者的理想、希望和情感，而且这种起名活动受民族文化传统和时尚的制约。这些都反映了命名的理据性。
词义的发展演變，也反映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例如：
[风云]名①风和云。-②比喻變幻动荡的局势：～突變。
[笔杆子]名①笔的手拿部分。-②指写文章的能力：耍～|他嘴皮子、～都比我强。
也说笔杆儿。-③指擅长写文章的人。
其中，“风云”词义的发展，是来自事物的相似性，②是由①而产生的比喻义；“笔杆子”义位②③是来自事物的相关性，是引申义。
词族现象也反映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例如：
[巠]水脉。|[泾]泾河，河名。|[经]织物上纵方向的线。[径/迳]狭窄的道；小路。|
[茎]根上叶下的部位。|[胫]小腿。|[颈]脖子。|[刭]用刀割脖子自杀。|[劲]（jing）坚强有力。|[痉]痉挛，肌肉紧张，不自然地收缩。|[轻]负载小；重量小。|[氢]氢气。
“水脉”有{细长）的意思，“泾、经、径/迳、茎、胫、颈”都有{细长}义，“刭”来自“颈”；“劲”和“痉”与肌肉有关，而肌肉组织也是纤维状，也有{细长}义；细长的东西自然重量小，所以车上装的东西少，就是“轻”；比重小的气体，自然也就是“氢”了。客观事物之间具有普遍的联系，或具有相似性，或具有相关性。如果甲乙两个事物有这种相似形或相关性，就可以用代表甲事物的词语X来代表乙事物，这样X就可以代表甲乙两个或多个事物。为了表意的明确性与区别性，可以在符号形式上做一点区别，于是，[巠]表示织物细长的纵方向的线就加上“纟”成了[经]，作为河流的名称就加上“氵”成了[泾]，身体的部位就上“月（肉）”成了[胫]，与头相连的加上“页”（头）就成了[颈]，等等。词族现象从所表示的事物角度，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关性的联系，从语言角度，则反映了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之间的理据性。
因此，语言中不仅复合词、词组等具有理据性，单纯词也具有理据性。这种理据性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某种制约。部分像汉语这样的词根语的语序也具有一定的理据性，反映了事理或逻辑对语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制约性。
语言符号的理据性表现为以下几种（图1，双向箭头表示相互关系，单向箭头表示构成关系或发展）：
语言符号任意性与理据性的对比如图2示（双向箭头表示相互关系，单向箭头表示构成关系）：
但上述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并不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对立面，而是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可理解的关系，是语言系统性的一种表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即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理据性则反映了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它们并不构成对立，或互相否定。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中，即便是指称相同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语音形式；指称相同事物的词语，具有不同的词义引申方向，如在俄语中。HoC指{鼻子}，但也指{船头}，这个意思是着眼于{鼻子}和{船头}都是事物的最前部这种相似性；但在汉语中就没有这种引申。相对于代表这种事物几方面特征的语言符号“电”“冰”“箱”来说，“电冰箱”这个名称具有可解释的性质，但“电”“冰”“箱”这二三个语言符号相对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来说，仍是任意的，没有必然联系。不仅如此，事物的名称可以从事物的这个角度来命名，也可以从事物的另一个角度来命名，比如{电冰箱}这种事物也可以从制冷和侧面开门两个特点来命名，称之为“制冷柜”：因为汉语中的“箱”是从上边打开的，所以这种制冷工具称为“制冷柜”更合理一些。再如，一种运输工具，可以从动力的来源角度称之为“脚踏车”，也可以从不借助外部能源角度称之为“自行车”，也可以从两轮在一条线上，称之为“单车”。命名的不同角度，说明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逻辑顺序（图3）：
这个逻辑顺序解读如下：因为能指与所指之问的联系是任意的，所以语言符号只能是系统的，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取决于语言符号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是导致语言符号理据性的内在原因，而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构成表示这些客观事物的语言符号理据性的外在依据；这种理据性反过来又制约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因此，对于掌握这种语言的人来说，语言符号具有可理解的性质，使他能够用语言符号或语言符号的组合来表意，也使别人能够理解这种表达。掌握了语言符号的理据，也就意味着掌握了这种语言。
许国璋先生认为：“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有任意性，部落社会时期是约定俗成的，文明社会时期是立意的。如果说语言有任意性的话，那也只是限于原始时期，在此以后就不是任意的了。”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哪个阶段，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这种本质都没有改變；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约定俗成，其实也是在说语言符号的能指（音）和所指（义）没有必然的关联，是任意的。无论语言符号理据性的程度有多高，都不能否定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即便是作为人造语的世界语。任意性是符号的最根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在真理的序列中，它是排在最顶端的，它支配着符号，支配着语言，也“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
语言中的拟声词或象声词，如“砰、哗啦、叮当”之类，是物理世界声音的记录，严格地说，不应该看作语言符号。它们与拟声命名所形成的词语不同；拟声命名所形成的词语的语音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變化，如“鹅”最初的读音就是它的叫声，而在现代汉语中的读音，就不再是鹅的叫声。这种變化，说明来自拟声命名的这个词“鹅”，具备符号的根本特点即任意性，所以才具有这种可變性，体现了语言符号的一个特点：历史承传性。因此索绪尔说：“它们一旦被引进语言，就或多或少要卷入其他的词所经受的语音演變、形态演變的漩涡……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某些特性，披上了一半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
语言符号的理据性，是命名的依据，也是理解和使用语言符号的依据。由于汉字记录的是汉语中的语素或词，因此早期的一些多音节音译词后来多被具有理据性的意译词或日语借形词所取代，例如：
小提琴-梵阿铃民主-德默科拉西
四、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按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的理解，系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整体性，即它的各个要素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共同构成一个与外界相对独立的整体，整体并不等于各部分之和；（2）自调性，亦即由于要素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系统自身的运动，或者说，系统本身潜存着使自己发生變化的基因；（3）整个系统的发展、變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或称为转换的有规律性。我们要加以补充的是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共时性。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尽管整个系统处于不断變化之中，但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是共存的，即处于同一时间段内，否则就无所谓相互对立、相互联系，也就不能构成整个系统了。
语言是个共时态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要素都处于与其他要素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每个要素都是这个关系网上的结点；正是这个系统或关系网，使每个要素都不能以孤立的身份存在，它们的性质不再由自身的历史和物质性决定，而是处于整个系统的约束之下，关系决定了要素自身的性质或价值。而那种认为符号的价值决定于自身的性质，索绪尔语言系统决定语言要素价值的理解则是唯心主义的“外因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在语言学中的反映的观点，是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庸俗化曲解的结果。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语言符号的系统性，因为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符号的价值（或者它是什么）只能由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包含着不同、对立，亦或区别，没有对立或区别，就无所谓联系，而只能是自身的同一；反过来，区别、对立的存在，正是由于它们处于共同的系统或联系（关系）中才有可能。联系之外无所谓对立与区别，联系是区别与对立的联系，区别、对立是联系的区别与对立，它们是辩证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区别或对立是显现的，而联系是潜在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差别（区别、对立）是联系的根本特征。如果语言符号不处于这样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就不能形成一个系统，而只能作为单一的要素而存在。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一个价值系统，从而彻底否定了将语言看作一个分类命名集的形而上学的原子论观点。他将概念与意义或价值区别开来，把后者看作语言系统的产物，澄清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正因为这种关系或差别（区别、对立）决定了要素的价值，所以说，差别创造了个体要素自身的特征，也创造了个体的价值。语言符号的价值，不是从正面，即它是什么规定的，而是从反面，即它不是什么规定的。因此，“在语言学里，自然的资料没有什么地位”，语言就是这样一个系统，重要的不是要素本身，而是要素间的关系，即对立：“语言满足于有无的对立”，语言只要求差别，“语言是形式（亦即关系——笔者注）而不是实质”。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的各个层面或子系统都自成系统，不同语言的同一层面构成不同的系统，其中的要素具有不同的价值。如表示颜色的词语，汉语中的“黄”与英语中的yellow就不是等值的，汉语中的“黄”除了表示一种颜色外，还可以表示色情的意思，而英语的yellow没有这个意思。（2）语言的各个层面或子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如普通话中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4个声调，而粤方言中有20个声母、53个韵母、9个声调，粤方言的语音系统和语音结构比普通话复杂，与此相应，粤方言中单音节词语占优势，而普通话中双音节词语占优势：这说明，语音系统的状态会影响到词汇系统的状态。（3）语言要素的演變受要素间的关系、受系统的制约。
不过，语言符号的系统性，最突出的表现还是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8
关键词：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过错责任
中图分类号：D91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1—0038-06
网络语言暴力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不仅会严重损害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还会损害受害人亲朋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完全有必要对网络语言暴力进行法律规制。以法律规制网络语言暴力可起到追究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以及震慑和预防网络语言暴力的作用。法律规制网络语言暴力首先应当准确界定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切实把握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这无论从侵权责任立法还是司法实践来讲，对网络语言暴力的识别、判断、认定和有效规制，都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网络语言暴力概念认知
从2006年网络上广为传播的“铜须”事件直至2010年12月发生在浙江义乌的“女子殴打环卫工”等事件中的“网络语言追杀”，通常被人们称为“人肉搜索”，有的叫做“网络暴力”或“网络语言暴力”。我们认为，将“网络语言追杀”称为“网络语言暴力”最为妥当、贴切，因为第一，“人肉搜索”不一定产生“网络语言追杀”现象；第二，从传统意义上讲“暴力”这个概念指的是行为，而“网络语言追杀”并不存在“行为追杀”，称为“网络暴力”给人感觉似乎存在“行为追杀”的问题。
关于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认知，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网络语言暴力属于名誉侵权行为。我们将其界定为：由某一网民在网上公布的某一信息引发的，众多网民利用网络搜索获取该信息中的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并公布于众，进而在网上发表大量侮辱、诽谤言辞或不当评论进行攻击，甚至延伸到现实生活中，造成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严重损害甚至可以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大规模网络集体侵权行为。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人肉搜索并非就等于网络语言暴力，将两者视为同一，实有偏颇，因为首先，人肉搜索仅为利用网络搜索并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并非必然实施网络语言暴力，比如网民利用网络搜索获取并公布“犀利哥”的个人信息，但并未对“犀利哥”实施网络语言暴力.而网络语言暴力亦并非必然进行人肉搜索；其次，人肉搜索是搜索并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侵害的客体主要是隐私权，而网络语言暴力实施的是侮辱、诽谤等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名誉权。当然，宣扬他人隐私完全可能贬损他人名誉，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却不存在网络语言暴力问题。小过，人肉搜索与网络语言暴力往往相生相伴，犹如一时孪生兄弟，因此，我们将对网络语言暴力这一概念的认知纳入了人肉搜索的内容。
从以上概念认知不难看出网络语言暴力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在主体上，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具有网络性和隐蔽性
网络性指的是只有利用网络实施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益的人才能成为网络语言暴力的主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2002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和200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包括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网络用户包括网络信息最初者和网民。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前者指的是主动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的网络主体，其法律地位与出版者相同，应当对所上传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负责。后者指的是接人、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以及链接等服务类型的网络主体，其不直接向网络用户提供信息。一般而言，除符合《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3款的规定，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无须对网络用户提供的信息侵犯他人民事权益承担责任。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的经营单位。隐蔽性指的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实行网络实名制，所以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很容易隐蔽其真实身份。隐蔽性是导敛网络语言暴力泛滥的重要原因。我们建议，我国应当借鉴韩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通过立法尽快实行网络实名制，以期根治网络语言暴力。
（二）在性质上，网络语言暴力属于民事侵权行为
在网络语言暴力中，无论是对当事人个人信息的搜索并公布，还是对当事人实施的侮辱、诽谤言辞和不当评论，都与现实生活中的获取、宣扬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一样，属于民事侵权行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规定的民事权益包括隐私权，也即说，隐私权这一概念和对隐私权的单独保护，第一次在我国民事基本法中有_r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个让人欣慰的进步。
当然，网络语言暴力还具有在空间上从网络走入现实；在场面上规模巨大、影响力强、涉及范围广；在导向上出现舆论明显“一边倒”；在结果上对当事人的现实生活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等特征。
二、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6条和第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确定的归责原则是“两元”的.即过错责任原则（包括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实质上属于过错责任原则，只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而已。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分别适用于部分特殊侵权行为。结合《侵权责任法》第36条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在确定网络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我们认为，在确定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上，针对不同侵权主体的侵权行为区别对待较好。对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侮辱、诽谤、宣扬隐私和不当评论等行为，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及时采取了“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是否采取了“知道+必要措施”的行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这样更有利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侵权人可能不具有计算机以及网络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而且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及时采取了“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是否采取了“知道+必要措施”的行为，以及有关网络电子设备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掌控之中，被侵权人难以取得网络服务提供者存有过错的证据，如果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由被侵权人举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这方面存有过错的证据已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立法上应当考虑：借鉴《侵权责任法》第58条“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规定，在网络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上述行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
（二）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1.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益的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指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的行为，分为作为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如前所述，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包括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侵权责任法》第36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来看，网络用户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只有作为的违法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包括了作为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作为的违法行为就是侮辱、诽谤、不当评论或者人肉搜索，即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宣扬隐私等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的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就是其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造成被侵权人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第8项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14条第8项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不得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因此，“制作、下载、复制、查阅、、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的行为属于作为的违法行为。
上述《办法》和《条例》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规定的网络主体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单位和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的上网消费者，而没有规定未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的网民；第二，对违法主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规定了行政责任和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规定民事责任；第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只规定了“不得制作、复制、、传播含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的不作为义务，未规定“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知道+必要措施”的作为义务。
值得欣慰的是，《侵权责任法》弥补了以上不足：第一，该法第36条规定的网络主体包括未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的网民；第二，规定了违法主体应承担民事责任；第三，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知道+必要措施”的作为义务。
网络语言暴力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与现实生活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侵害名誉权都是采用侮辱、诽谤或者不当评论行为；侵害隐私权都是采用获取他人隐私、宣扬隐私的行为。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一，违法行为载体不同。网络语言暴力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都是以网络语言或者网络文字形式表示出来，现实生活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违法行为是以口头或者纸质书面形式表现出来的；第二，违法行为不同。网络语言暴力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为除了作为的违法行为，就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还存在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现实生活中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为都是作为的违法行为；第三，违法行为方式不同。网络语言暴力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誉侵权只能以语言或者书面形式.现实生活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誉侵权除了口头或书面形式外，还存在对人的身体实施“行为侮辱”的形式。
2.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主观上存有过错
王家福教授认为，过错就是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义务，因而为法律所不容忍的行为意志状态。杨立新教授认为，过错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所具有的主观心理状态。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民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过错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但检验过错标准的客观化，是民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过错就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一种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这就是客观性。
判断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应当采用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就是过错体现在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即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法定义务）之中。在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网络信息最初者在网上发表侮辱、诽谤言辞，或者宣扬隐私的行为；网民进而发表侮辱、诽谤言辞和不当评论以及人肉搜索的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的行为，都足以表明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法定的义务。
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在主观上存有故意较易判断，比如，网络语言暴力中的侮辱、诽谤、人肉搜索等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具有故意的心理状态。至于过失，判断难度较大。比如宣扬隐私、不当评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是属于故意还是属于过失？在个案中，应当依据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义务，以及行为人是否违反了一个合理人的注意义务”这个客观标准，并结合案件事实进行判断。符合这个客观标准的属于过失。
在“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部分中我们认为：在确定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针对不同责任主体的侵权行为区别对待较好。因此，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上。针对不同的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人也应当有所不同。鉴于网络语言暴力中的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实施的侮辱、诽谤等行为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在诉讼中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原告即被侵权人举证，以证明被告即侵权人在主观上存有过错。原告不举证或者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有过错.被告不承担侵权责任。鉴于网络语言暴力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晰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和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因此，在诉讼中过错举证责任分配上，应由被告即侵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举证，以证明其不存有过错，被告不证明或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认定其有过错而承担侵权责任。
3.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隐私是指自然人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信息和秘密.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生活和个人领域，比如身高体重、财产状况、QQ空间及其号码等。
自然人和法人都存在名誉问题。网络语言暴力侵害的是自然人的名誉权。自然人的名誉就足自然人的名望声誉，也就是一个自然人的品行、才干、能力、信誉、信用、道德、生活作风等方面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综合社会评价。
损害指的是行为人的一定行为对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的不利后果或者状态，包括现实的已经存在的“不利后果”和构成现实威胁的“不利后果”。网络语言暴力中的损害主要表现为：自然人的名誉所获得的社会综合评价降低；自然人的隐私被他人利用网络搜索获取或者公开。
实际上，无论是网络中的隐私和名誉还是现实生活中的隐私和名誉，其内涵都是相同的，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因为环境不同，导致侵权方式、被侵权主体、侵权内容和后果有些不同而已。比如网络语言暴力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誉侵权只能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不存在对人的身体实施“行为侮辱”的形式；在网络语言暴力中名誉被侵权主体限于自然人；现实生活中不一定为隐私的“真实姓名”，在网络中成为隐私；网络中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特有的QQ空间信息及其号码、电邮及其地址等个人隐私；网络语言暴力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后果比现实生活中更为严重。
关于“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名誉被损害的事实’’的认定标准，我们认为，对于“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的事实”，只要利用网络搜索获取“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并在网上公布，就应当认定为“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的事实”。对于“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只要行为人采用侮辱、诽谤方式实施了“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以及在网上宣扬隐私、不当评论等“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就应当认定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损害他人名誉的”和“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是有区别的。首先，两者构成条件不同。“损害他人名誉的”构成条件有二：一为实施了名誉侵权行为，是否有损害后果（评价降低）尚难确定，或者实施了损害行为，但未造成他人的名誉受损的情况。二为主观上有过错。“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构成条件有四：一为实施了名誉侵权行为；二为主观上有过错；三为他人铝誉受到损害；四为名誉侵权行为与名誉受到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其次，比照刑法学犯罪既遂的实现形态分析，我们认为，“损害他人名誉的”和“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就好像刑法犯罪既遂的行为犯和结果犯。“损害他人名誉的”要求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就构成了名誉侵权；“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则要求侵权行为人不仅要实施侵权行为，而且还需要侵权损害事实发生。再次，从语义上分析，“损害他人名誉的”重心在行为；“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重心在行为后果。值得一提的是，实施了“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就构成侵权，只针对侮辱和诽谤，因为侮辱和诽谤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而且恶性特大。
4.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网络语言暴力因果关系就是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作为原因，确有利用网络搜索获取隐私并在网上宣扬隐私、名誉被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的原因导致结果发生的客观联系。其意义是解决网络语言暴力行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客观基础。
在网络语言暴力事件中，如何确定侵权法因果关系要件规则，我们认为，在因果关系中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形下，适用直接原因规则，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须再适用其他因果关系理论判断，直接确认其具有因果关系。最常见的直接原因，就是一因一果关系类型。比如在网上宣扬隐私造成名誉权损害的情形。在因果关系中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形下，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规则或者法律原因规则。前者指的是某一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父系。后者指的是确定事实上的原因是认定因果关系的第一步，但还不是全部，还必须证明行为与损害之间有法律上的原因，只有证明后者，才能认定法律因果关系的存在。法律上的原因也叫做近因，是一种自然的和继续的、没有被介入因素打断的原因，没有这种原因，就不会发生受害的结果。近因不必是时间或空间上的最近，而是一种因果关系上的最近。这样有利于更好地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各原因力在损害中的作用大小。比如在网上发表诽谤言辞，造成被侵权人名誉权损害，被侵权人自杀身亡的情形。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以及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的情形下，适用推定因果关系规则，其基本要点，就是保护弱者，在被侵权人处于弱势，没办法完全证明因果关系要件的时候，只要被侵权人举证证明到一定的程度，就推定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后由侵权人负责举证，证明自己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比如在被侵权人没办法完全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只要被侵权人举证证明达到一定程度，就推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然后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负责举证，证明自己未及时采取“通知+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不举证或者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没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9
【关键词】语言/形象/意境/和合/和合语言哲学
语言形式与哲学形态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济、相辅相成的关系。换句话说，语言形式怎样，哲学形态也就怎样。不同民族的文化，因其语言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就可能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拥有哲学，拥有世界。
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自然语言以及人工语言（数理语言、统计语言、代数语言、计算机语言、网络语言等）等，但全球绝大多数人用来交换思想和信息的是日常语言，人们用日常语言进行交往活动，哲学家也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这样就产生了一套日常语言，既要表达日常生活中具体有限的东西，又要表达哲学中抽象无限的东西。前者所表达的是经验的，后者所表达的是超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反差：就西方传统哲学而言，哲学家所讲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世界是颠倒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看来，他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实在的、真实的世界；而在哲学家看来，这是一个并非真实的现象世界，真实世界是这个呈现的、在场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隐蔽的、不在场的本质世界。也就是说，哲学家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并不是在日常语言意义下使用的。由于这种“悖论”，造成了哲学语言的困境，要摆脱这一困境，就要让公众走向哲学和让哲学走向公众，使两者一体相通。
哲学语言的形式始终在演变之中，但语言哲学所面临的言、象、意问题，却是可以不断发掘、转生的宝库。哲学是民族化的、个性化的。只有民族的语言形式，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笔者之所以采纳言、象、意作为和合语言哲学的基础范畴，是因为和合语言哲学作为民族的语言哲学，与民族的精神具有共源性。这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共源性，使得“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像”[1][p50]。当然，民族的语言与民族的精神是有差分的。民族的精神与语言，犹如心与身的关系，身有心才有生命，否则生命就终止了；语言有了精神，才获得了生命，两者不离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1][p201]。语言不仅使人的思维逐渐上升到智力高度，而且运用智力体认、把握世界。
从语言与民族的互动关系来说，语言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标志。换言之，民族的存在就是一种语言存在。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人们可以从每一种语言推知与它相关的民族性，从语言的外在结构（如语法和词汇结构）可透视其内在特性。隐藏在语言内在深处的是民族的精神特性，它不仅决定着语言的外在结构，而且是语言的生命之所在。由民族的精神特性所决定的语言结构，其本身就意蕴着民族精神的品格。它会使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在语义上呈现出来，而且会在这个民族的各成员身上唤醒一种一致的精神力量，从而可以在语言结构与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之间达到一种通约。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
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符号，就无所谓语言。语言作为思维的直接现实离不开符号。语言符号是指称存相的，存相作为被指称者，应与语言符号所标志的指称相符合，在事实上却存在差异，这便是“应然”与“实然”的关系。语言符号本身可说是被指称的存相的标志，被指称、被标志的存相，在语言符号之中是一种抽象，而非感性实在，是一种不能吃的桃和不会走的牛。换言之，指称、标志的语言符号与被指称、标志的存相之间，即言与象之间，并不存在由它们本质、本性所决定的必然的内在联系。语言符号没有它所指称和标志的存相的特性，存相亦不一定选择它自身所具有的特性的指称、标志，来指称、标志自己。这里没有先验的意志来决定应该如何指称与被指称及指称什么与标志什么。在初始时不一定是必然的，而可能是偶然的现象，是某种外在的因缘将其联系起来。尽管有从象形、指事等方面选择指称和标志被指称、被标志者的情形，然而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称、标志的存相之间的关系，是在“约定俗成”中形成和确定的。所谓“约定俗成”，是指在社会交往网络中被普遍认同、理解和使用的具有稳定性的一种指称。这种指称、标志一旦互相约定并习俗相沿，指称、标志与其所指称、标志的存相就被固定化了。
由这种确定的关系，人们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语言符号就是其所指称、标志的存相本身，而把两者等同起来，甚至有一种语言符号崇拜的观念。在西非沿岸，存在着对人与其名字之间的实在的和肉体上的联系的信仰，认为用人的名字可以达到伤害这个人的目的。涉及谁的名字，就意蕴着涉及他本人或者涉及这个名字的存在者。这样将语言符号与客体实在，指称者与被指称者的简单等同，致使语言符号获得了特殊的魔力。
中国也存在这种崇拜语言符号的风俗，古代巫术就把所要谋害对象的姓名、年庚（指人诞生的年、月、日、时）记载下来，以便使邪术伤害人。《红楼梦》曾记载：马道婆接受了赵姨娘的贿赂，要害贾宝玉和王熙凤，便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问了他俩人的年庚，把名字、年庚写在纸人上，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起，拿针钉了。她对赵姨娘说：“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验的。”过了几天，宝玉觉得头疼，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说。宝玉便一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正没个主意，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了人，瞪着眼要杀人。众人一发慌了……[2]在这里，马道婆把符号（名字、年庚）与客体存相（要谋害的对象宝玉、凤姐）当做同一东西，就似乎达到了实际谋害人的目的。这种语言符号崇拜的观念、习俗至今仍然存在，比如在有些地方生下小孩，特别是男孩，只能叫乳名（如阿猫、阿狗等），不能叫真名。如果泄漏了真名，被路过的妖怪、魔鬼听见了，就会来勾魂。另外，也“害怕把自己的真名泄露给敌人，惟恐敌人借以施展邪术”[3]。在这点上中西有其共性。
和合语言哲学的语言符号具有命名赋义的功能，还有指称的功能，这在中国先秦时期便已得到确认。语言符号与事物形象、存相之间，可构成一种能指与所指、指与被指的关系。公孙龙在《指物论》中便探讨了这种关系：“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事物、存相无不是有一个指称的，而指称不是由指称所指称的。“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假如天下没有指称，那么，事物、存相就无法称谓。指称本来是天下所没有的，物是天下所实有的。指称自身固有表现为事物、存相的特性，但指称不赖于事物、存相而独立。符号的指称具有天下事物所共同具有的一般性或共性，比如猪、狗、马等语言符号，是用来指称天下实有的猪、狗、马的符号，指称猪、狗、马存相的符号是感性的，但被指称的猪、狗、马这些存相在符号中却失去了其感性，而成为抽象的客体。作为事物、存相总得有指称，指称与被指称的猪、狗、马存相的结合，便是“物指”了。指称是有事物存相内容的指称，但指称失去了其抽象性或一般性，就不是指称了。假如语言符号具有猪、狗、马的实际功能，公孙龙认为，那就不是语言符号了。语言符号虽指称事物、存相，但不是事物、存相本身。
语言符号与客体事物、存相的关系，在和合语言哲学中即言与象的关系问题，亦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魏晋时期，王弼等玄学家就言、象、意问题展开了辩论，反思这次辩论，对今人仍有所启迪。
王弼所讲的言，是指言辞、卦、爻辞；象是指《周易》卦象和爻象，卦象包括八个经卦卦象和64个别卦卦象。汉人解易，拘守象数，任意引申、附会，支离繁琐，破坏了对《周易》整体思维的本真的理解。王弼试图还《周易》言、象之本真，撰《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他批评汉易说：“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从复或值，而义无所取。”[4][p609]假如执著于卦象的象征物，如乾为马，坤为牛等，而不去领悟卦象背后隐蔽的刚健之道和柔顺之道，象数的牵强附会就会愈演愈烈，繁琐至极，不得要旨。加上“互体”、“卦变”、“五行”等解易之法，“伪说”蔓延滋长，巧愈弥甚，有害于对《周易》本义的理解和把握。
言与象的关系既指语言符号能否表达物象，亦指物象能否通过语言符号而彰显，就此而言，可做这样几层分析：
一是语言（名言）符号生于物象或生于形象。“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4][p609]。“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4][p199]。这种“生于”可理解为逻辑上的包涵和次序，也可以解释为语言符号是由物象、存相来决定的。“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于我。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4][p197]。名号（语言符号）是确定、决定有形事物的，称是服从说话人的意志的。名号是以事物（物象）为依据而化生，称是由主观意志给予的。因此说：“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出。”[4][p198]名号是依据事物形象、存相的形状确定的，称谓是按照人们的认识的要求而出现的。
二是物象、存相是通过语言符号来彰显的。物象、存相虽有形有象，但物象自己不能描述自己，不会彰显自己。语言符号既具有表达和说明物象、存相的功能，又能够表述和陈说物象、存相。这是因为言与象（名与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合性、互渗性，“故有此名必有此形”[4][p199]。名与形象相符，即名符实，不能定名，亦不可与论实。这样，物象、存相便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所谓“象以言著”，即物象的显著依赖于语言符号；“言者，明象者也”[4][p609]，即语言符号能够彰明物象。
三是主体可以借助于语言符号去体认和把握物象、存相。物象能否穷尽？依什么来穷尽？可以选择某种语言符号来表达和说明，也只能以语言符号来“观”物象，“尽象若言”[4][p609]。只有语言符号才能穷尽和体认物象、存相。
尽管言与象具有融合性、互渗性，但言与象犹如名与实，毕竟是不杂的。这便是“言尽象论”与“言不尽象论”。应该说，这两者都是存在的，以“言尽象论”来否定“言不尽象论”或者以“言不尽象论”来否定“言尽象论”，都有其偏颇。和合语言哲学主张两者的不离不杂，冲突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4][p196]。名与实不适合，称与象不完全包容，这样名与实、称与象之间就有所分别及其凭借，由其分别和差异便有“不兼”与“不尽”，即不能完全蕴涵，有一定局限性，而无普遍的包容性、周延性，所以名号与真实便大异，称谓与形象不相符。
这种“大殊其真”和“不可以名”的状况，无论是在呈现在场的层面，即存相的显性层面，还是在隐蔽不在场的层面，即存相的隐性层面，都是存在的存相。语言符号所能表达、说明的存相，是就显性的、在场的层面而言的；就隐性的、不在场的层面而言，天地万物所根据的“道”，幽冥之所产生的“玄”，幽深而不可穷尽的“深”，充满天地而不可穷极的“大”，久远而不可达到的“远”，幽微而不可见的“微”，都是一种微妙无形的无限、无象的不在场的东西，是不可“名细”、“名大”的，换言之，是不可名号、称谓的一种本体和境界。假如强以语言符号和称谓加于它们，就会失六者之常，离六者之真。真常之离之失，语言符号的指称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基于此，我们必须承认有不可以语言符号指称的东西存在，这“东西”既包含形象、存相，亦可涵盖“道”、“玄”……语言符号的这种局限性，说明语言符号不是万能的。正因如此，王弼曾提出“得象忘言”的主张，认为获得形象、存相，就可以忘掉、抛弃语言符号。“忘言者，乃得象者也”[4][p609]。在这里，忘言是为了贴近被语言符号所限隔的形象、存相的真实，而以直觉直接逼近形象、存相，呈现形象、存相的真实。这既是体认论的问题，亦是诠释学的问题。
存相无论是对显性的在场物象的体认，还是对隐性的不在场本体、境界的诠释，语言符号都是一种有限形式的中介系统。然而，人类自有了语言文字符号，就标志着第一次中介系统革命的开始，它使人类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人类从古至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发展，都与语言文字符号密切相联。现代计算机技术、因特网所开拓的由数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方式，将导致人类中介系统较之语言文字符号更为深刻和重要的革命。虚拟方式在语言文字符号所创造的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的革命，就在于它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又创造了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视听空间和网络世界。在虚拟空间和网络世界中，言与象、名与实的关系都可以被虚拟化，以虚拟方式呈现不可能的可能性，使言与象、名与实实现融突和合。
假如说“得象在忘言”的“象”，是语言文字符号不可言说的意象、境界的话，那么，就可进入探索意与象的关系问题。其实，象与意本身及其关系都蕴涵着可言说的层面（显性层面）与不可言说的层面（隐性层面）。
物象如何产生？意义如何表示？物象与意义如何联系？是什么关系？都是象与意关系的重要内容。王弼认为，“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4][p609]。作为存在的物象是有意义的，无意义的物象也就无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象生于意”，凸现物象意义的功能和价值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物象与意义是不离的，两者互动互渗，象中有意，意中有象，所以可以寻求物象来体察意义。意义包括可言说的显性物象和不可言说的隐性意象、境界，意义丧失了其赋义的物象、意象、境界等担当者，意义的生命也就枯槁了。
物象、意象、境界是意义的载体，体认、把握意义便可通过物象、意象。“夫象者，出意者也”，“尽意莫若象”，“意以象尽”[4][p609]。具有同类意义的东西可用同一物象来表示。正因为物象能表示意义，所以可通过物象来体认、把握意义，但人们所要体认、把握的意义已隐性地蕴涵在物象这个前提中了，因而，体认也就是一种自我体认的途径。这便是“象生于意”、“象以尽意”的意蕴。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在这里，象与意、卦与情、辞与言的关系（注：《周易》所指的象是卦象，即事物的象征。崔憬说：“伏羲仰观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尽其意。”意指意思、意义，辞指解释卦象基本概念的卦、爻辞。崔憬注：“文王作卦爻之辞，以系伏羲立卦之象，象既尽意，故辞亦尽言也。”参见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八），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14-415页。），都不离不杂。这种不离不杂不仅是既差分又融合，既相依又对待的，而且是互动互补的。意通过象来显现，赋象以意义；象是穷尽意的中介和工具，象以存意。“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4][p609]蹄筌之喻见于《庄子·外物》，用来说明言与意的关系，得意而忘言，王弼发挥为说明言与象、象与意的关系。蹄与筌的价值指向和目标是象与意。象相对于言来说，蹄筌作为言是捕捉象的工具，捕捉到象以后，便可以忘掉、放弃蹄筌这个工具；象相对于意来说，蹄筌作为象是捕捉意的工具，得到意以后，就可忘掉、放弃蹄筌这些工具。工具只是达到目标、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不是目标、目的，但没有一定的工具，也不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人们体认意义的道理，与蹄筌捕捉兔鱼的道理是相通的。若只执著于蹄筌，便达不到目标；执著于目标，亦不能获得真正的目标。人们体认、把握意义，必须借助于物象而呈现意义，如果执著于纷纭复杂的物象，被物象所蔽，亦不能获得对意义的体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得意忘象亦不无道理。因为人们体认隐性的意义，不能不在千变万化的、个别偶然的显性物象中获得稳定常住的、普遍必然的隐性意义。
这里所说的获得稳定常住的、普遍必然的隐性意义，就是荀粲所说的“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5]。理有物象之理，是显性的有，言象可体认、把握；有终极之理，是隐性的无，超言绝象，言象不可体认、把握。譬如孔子所讲的“性与天道”，是关于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和意义，便是一种“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就是物象和语言之外的意义。它是“理之微者”，所以“蕴而不出”，语言、物象所不能表示和标识。换言之，“象外之意”和“系表之言”，是被物象和语言所“遮蔽”了的存在，物象和语言只停留在所能表示和表达的领域，而未能达到以有限物象和语言所能表示和表达的被遮蔽了的领域。
明言象、象意之辨，再探索“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后的言意之辨，其逻辑推论便是“得意忘言”。如果说这个推论明于魏晋，但言意之辨实于先秦时就已发生。辩论涉及宇宙、人生意义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如语言符号能不能表达意义？语言符号在认知中究竟有什么作用？等等。辩论中有两种意见：一是言尽意论，二是言不尽意论。说明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有限与无限的冲突。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6]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这里《左传》引孔子的话说明儒家是肯定言尽意的。然而道家反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道”、“常名”是不能用语言表达或用名号称谓的，语言可以言说的、名号可以命名的便是“非常道”和“非常名”，凸现了语言符号功能的局限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认知的局限，否定了言尽意论。
如果说《左传》引孔子的话为肯定“言尽意”论，那么，《周易·系辞上》引孔子话则为“言不尽意”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接着又引孔子为“言尽意”论的话：“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虽这里是讲象与意、辞与言的关系，但从广义上说，言意之辨的“言”可意蕴“立象”和“系辞”，因此，可体认为言尽意论。在这里《系辞》作者采取和合的方法，把两种有冲突的观点融合起来，这种融突论对以后的言意之辨有深远影响。其实，“言尽意”论与“言不尽意”论若指其特定对象和范围而言都是合理的。简言之，语言符号作为表达物象的意义是能够穷尽的，但作为表达物象背后本体的意义是不能穷尽的。王弼由“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而推致“得意忘言”，是就本体世界意义层次上说的。直觉体验本体意义而忘掉语言，这是因为日常语言方式不能表达未出场的和未实现的无底深渊，这并非对“言尽意”论和“言不尽意”论的否定，而是两者的融突和合。
以言意融突和合的理念来审视言意之辨，无论是“言尽意”论，还是“言不尽意”论，都深入探索了一体相通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互动互补，冲突融合，便可达一个新的和合之境。
“言不尽意”论的代表人物有嵇康等。嵇康撰《言不尽意论》一文已佚。我们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可以得到他关于“言不尽意”论的信息：“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者。”[7][p209]（戴明扬校：“得意而言”吴宽丛书堂钞本言字上有忘字，是也。）为了说明、表达思想的意义，而例举寓言比喻，但寓言比喻并非思想意义本身，而是为人们领悟思想意义所替代的一种形式和方法，获得了意义，语言形式就可以忘掉了。这是因为语言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外壳，它是人赋给事象、物象的标识。由于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方言殊异，“同事异号”的情况十分普遍，但亦不能否定语言符号作为约定俗成之物，在一定民族、一定地域内的普遍认同性和确定性，它并非是人主观任意赋给的标识。
语言符号具有标识被指称的事物的功能，是无可否定的。在嵇康看来，这种标识的功能是有限的。譬如说圣人突然到了胡人地域，不懂当地的语言，那么如何交换信息呢？“或当与关，接识其言耶？将吹律鸣管，校其音耶？观气察色，知其心耶？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7][p210]。知心可以观气察色，即从人的表情中得知，而不需语言。嵇康通过各民族语言差异不同这个社会现象来说明：语言与物象、语言与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不同语言之间是不能通约的；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标识，虽具有一定社会内涵和认识意义世界的作用，但“言非自然一定之物”，异俗之言，无共同的标准，也无内在必然联系。由此，“心不待言，言不证心”，“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语言不能尽心意，即心灵世界的意义是超言的。
嵇康之所以提出“言不尽意”论，与其认知论不无关联。对事物的效果的认知并不是都能马上呈现的，而有显性（“见”）与隐性（“遥”）、“交”与“赊”之别。人们往往相信当下呈现的、见效的，而怀疑当下不呈现的、不见效的。由而推衍当下呈现的、见效的是语言符号可表达意义的，而当下不呈现的、不见效的便是“言不尽意”的。
“言不尽意”论对当时与以后中国的文学、美学、艺术思维及价值评价有很深远的影响，以“言不尽意”为文学、美学、艺术最高境界的标志，追求一种超言绝象的意境。所谓意境，是指游心之所在的灵境或想像的意象。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意象便是心灵主体的生命情调与客体自然景象的融突和合。作为灵境的意境不仅意味无限，妙趣横生，耐人寻味，而且它既超越又内在，超越于一定的人、物、情、景，又内在于人、物、情、景。在这种情与景的融突和合中，情是心灵的透射，景是心灵的投影。它激出最深的情，透入最美的景。情与景犹如静中之动，动中之静；静是静动，动是动静；感而常寂，寂而常感；虚而常实，实而常虚。情景、动静、感寂、虚实圆融不二。这种情景的交融、静寂的观照和生命的感动构成了中国人“言不尽意”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这是和合语言哲学对传统言、象、意整合和转生的一种形式。
审美艺术意境的真实乃是虚以衬实，色以托空，虚不异实，空不异色，其内在的心灵是“信以为真”，即心灵诚信，意境必真。当情思起伏、波澜变化、因心造境、仪态万千之时，并不是那一固化的物象所能衡量，而只有那大自然无限宽广的胸怀、变化无穷的万象才能展现生命主体的意境和神韵。在这里，生命才获得充实，生机勃勃；生息摄动，生意盎然；生育蕃衍，生气旺盛。如此生化意境实非语言文字所能完全表达。
我们这里认为心灵意境非语言符号所能完全表达，并不是否定语言符号的作用，也不是同意张韩的“不用舌论”。张韩以“不用舌论”来论证“言不尽意”，他认为，舌是用来说话的，不用舌就不能说话，无舌而不说话，就可不用语言表达思想和意义。语言符号不能通理，即不能说明如孔子的“性”与“天道”这样精微的道理。言既不能通理，就只能用心意来通理。“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8]。无舌不能言语，不能交流思想信息，而用心意来交流，即使有舌能言语，亦必须以心意来交流。离开语言中介系统，直接以心意相通，实际上否定了“言尽意”论。
欧阳建针对当时“言不尽意”思潮而撰《言尽意论》。时下通才达识之人，如蒋济、锺会、傅嘏等，都援“言不尽意”论来说明、谈论自己关于眸子知人和“才性”的理论。欧阳建自称“违众先生”，批评“言不尽意”论，并论证了自己的“言尽意”论。
首先，欧阳建认为，自然事物形态、颜色和人的鉴识功能，并不决定于名称和语言，或以语言和名称为依归。四时、鉴识、方圆、黑白，都是自存之物，名称和语言对于这些自存之物来说，并不能赋给什么或有所作为。无施无为，而自然而然。名与物对应，言与理对应，名指称事物的是概念，言标识事理的是判断，都是自然的。
其次，名与言虽对于物与理是自然、无施无为的，但并没有否定名与言自身所具有的作用。事物的道理是人心的体认，没有语言就不能表达出来；事物之作为事物是已经确定了的，没有名称就不能分辨事物的彼此。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情感、信息的工具，语言不畅达，就不能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忘言。名称是分辨事物的工具，名称不分辨事物，人们就不能鉴定、识别事物，所以名称也是不能忘的。这就是语言和名称存在的自然性和必然性，也是辨实和宣志的需要，现实的欲求和需要，是言与名存在的根据。
再次，假如不否认语言具有表达理念的功能，名称具有分辨事物的功能，那么，思想理念和客体事物变化了，言与名亦应随之而变化。“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名言应当“逐物”、“因理”而变迁。名言与物理的关系是：“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声响不二，形影不离。基于此论证，欧阳建得出结论说：“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9]
欧阳建的论证只涉及名言对于显性的、在场的事物和思想的层面，而没有论及隐性的、不在场的本体和境界层面。对于前者，“言不尽意”论者并不否定语言、名称的表达和指称功能及其言能尽意的作用；对于后者，“言不尽意”论者认为语言与名称是不能完全表达和指称的，因为它是未呈现的、未发的，只能依赖于直觉的体验，而不是名言的表达和指称。因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并非与“言不尽意”论针锋相对，而是对言意一而二、二而一中所存在的两种情境和状态的一方面的论述，两方实是既冲突又融合的和合关系。
言意的融突和合关系，南宋的饶鲁有所说明，他在诠释程颐“下学上达，意在言表”时认为，圣人所作的经典文本的意义是上一层事，言语是下一层事。言意为上、下两层事，两者有差分而有冲突，这是二分，但读书决不能仅停留在言语文辞的下一层事，而必须以言语文辞为中介，通过言语文辞而通达其所以然之意义，这便是下学而上达其意，这是讲言意的融合。言意融突而“通其理”，便是“意理合一”的和合境界。这也就是和合语言哲学所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0．
[2]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288-297．
[3] 罗素．人类的知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8．
[4]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Z]．北京：中华书局，1980.609．
[5] 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9-320．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1106．
[7]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09．
有关时间的名言篇10
地名本身看起来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但其背后也蕴藏着一些有趣的规律，比如考察一下全国各个城市的名字，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国共661个城市中，有593个城市的市名是由2个字组成，所占比例约为89．7％，而翻开任何一本大城市的地图册，就会发现大多数城市内的地名多数由3个或者更多字所组成，其中又以3个字为多。本文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对此现象进行一些诠释。
二、作为制度和公共产品的语言
语言经济学一般将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来进行考察，而张卫国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公共产品和制度两方面对语言的经济性质进行了分析。按照他的观点，语言之所以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是因为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其他的公共产品一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语言使用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区域内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不仅如此，由于语言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语言的公共产品特性与其网络外部性还会相互强化，从而使得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更为突出。同时，张还认为，语言作为制度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1］。作为一种制度，语言主要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界定、调整人们之间权利关系或利益，进而有可能影响经济绩效。有效率的语言制度安排应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以纯粹交流为目的，在确保意义表达清晰的前提下，能使人们以最少的词语表达出最多的信息，并且能使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总之，作为制度，语言对交易成本有明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以语言的这两种经济性质为基础，对于与地名有关的语言现象进行语言经济学分析。
三、关于地名长度的语言经济学分析
既然语言具有很明确的公共产品属性［2］，那么地名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因此可以和其他的公共产品一样，进行产品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析［3］，这种公共产品提供带来的成本收益不仅取决于产品数量的变化，也取决于每个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化，而每个产品单位成本的变化可以粗略地由地名的长度来代替。所以我们先来考察一下随着地名长度的变化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具体可见下图，其中横轴表示地名的长度，纵轴则表示随着地名长度的变化带来的潜在收益和成本的变化：首先考察由于地名长度变化带来的收益变化，为此可以画出一条GG曲线来表示地名字数的增长1地名长度均衡点的变化带来的边际收益，并考虑影响该曲线位置的因素。（由于是边际收益曲线，所以GG曲线的斜率为负。）第一个影响因素是集聚或离散的程度，如果地域单位的分布是离散的话（如单个的乡村和城市），就不会产生划分分界线的问题。而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内部，在每个分区的内部建筑和公共设施都是团块状的，地名除了指称外，还起着定位和划分界限的问题（当然，这种划分并非绝对清晰的），因此就产生了在地名末尾加入一个表示地貌特征的字（如湾、坝、口、岗、塝、湖等）或表示第二自然特征的字（如桥、路、庙、寺、坟、庄、园等）以辅助实现定位和划分界限功能的潜在需要［4］，换句话说，地域单位分布的集聚程度越高，在地名编码中增加一位的收益越大。GG曲线的位置就越靠右（或靠上）。第二种影响因素是集聚和离散的趋势，在一个城市的内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居住人口不断增多，地价从长期来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土地利用越来越集约化，随着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化不断发展，城市的面貌必然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不断产生新的地名，因此在编码上多留出一位也是很自然的。而如果一个地域内的地理单位是离散分布的，如处于一个地区内的分离的乡村，则由于没有这种集聚的过程，相对来说较少在地名编码上多留一位的需要。因此，地域单元内的集聚趋势越明显，GG曲线的位置就越靠右（或靠上）。第三，居住者间交易（这里交易是广义的）的频密程度，如果把地名的成本定义为记忆成本，把地名的收益定义为对交易成本的减少，那么，要弥补地名所含字增加一个而带来的增加的记忆成本，必然要有相应的较大的交易成本的减少作为收益才能弥补。而这种交易成本的大幅度减少则意味着承载着这些名字的地方在频繁的交易中，其位置作为许多人的公共知识的重要性［5］。也就是说，一个地域单位内部的人群间交易越频繁，地名长度增加带来的收益越大，GG曲线就离纵轴和横轴越远。然后可以来考察由于地名长度的增长带来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决定的LL曲线，同样的，由于是边际成本曲线，所以其斜率为正。这条曲线的影响因素比较少，主要取决于语言本身的特点。如果把GG曲线和LL曲线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交点决定了地名的长度。如果地名长度的增长带来的收益越高，平均来说地名就越长，反之地名的平均长度就越低。通过这一非常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解释如下的一些与地名有关的现象：第一，城市的名字一般由两个字组成，这是由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一个国家（或一个省份、一个地区）的各城市之间是离散分布的，而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对于离散分布的地理单位来说，从地名长度的增加带来的收益较小。其次，城市化的推进更多地是通过现有城市的人口集聚和规模扩大来体现，而不是通过城市增多来体现，因此，较短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城市的集聚。最后，由于距离成本，城市之间的交易频率远不如城市内部的交易频率高。［6］以上这种种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名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超过两个字。第二，对于城市内部的地名而言，完全和上述城市间的情况相反，因此，城市内部的地名大多超过两个字。第三，省份的名字也是两个字居多，这主要可以由第二和第三个因素解释。由于省份的数量不会发生很快的增长，也由于省份之间的交易频度相对较低，因此限制了其名字长度增长的需要。第四，对于离散分布的乡村来说，虽然难以进行抽样检验，但是由于乡村的离散分布，也由于乡村间的交易频率会比城市间更低，因此很可能其地名的平均长度还低于城市名的平均长度。第五，实际上，在乡村间或者在较为偏僻的荒野存在着大量未命名的地域，这是由于这些地区所承载的交易密度极低，为之命名的收益极低，因此GG曲线与LL曲线的交点极为靠近纵轴，从而使得为其命名成为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关于地名指称范围的语言经济学分析
根据科斯的观点，在资源配置中，光谱的一端是社会的资源配置完全整合在唯一的企业中，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完全没有企业，资源配置完全靠市场交易实现，而在企业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处，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7］用这个思路来考察某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地名的话，其极端之一就是完全没有地名，每次交易或交谈中的约定或默认的地点完全由交谈双方私下确定，也就是说，唯一的地名完全覆盖我们考虑的整个地理空间，此时这个地名唯一的作用就是与该地理空间之外的交往所用。而另一个极端就是为每一个很小的视野可以完全覆盖的地理范围都进行命名。那么，地名的覆盖范围应该怎么确定较好呢？考虑两种成本，命名成本和地点约定成本，而地名的命名成本是随着地名覆盖范围（当然这一范围是模糊的）的减小增大，这是由于地名覆盖范围越小，则地名越多，相应的个人付出的地名学习和记忆成本，命名者所付出的地名确定和普及成本（以使地名和地点的对应成为公共知识），以及到该地点的引导成本就增大。相应地，每次个别交谈的地点约定成本则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加，依据这一思路，命名成本可视作提供地名这一公共产品的（随地名覆盖单位范围大小而变化的）边际成本，由于地名的存在而节约的地点约定成本可以视为提供地名这一公共产品的（随地名覆盖单位范围大小而变化的）边际收益，亦即命名的边际收益。（这里，地名对于地点约定成本的节约功能也可以体现出地名作为语言制度的一部分带来的节约交易成本的效果。）这样可以仿照上一节，绘制出解释地名覆盖范围的坐标图，其中的aa曲线代表随着地名覆盖范围减小而增加的命名成本，而DD曲线则代表作随着地名覆盖范围减小，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地点约定成本节约，而带来的命名的边际收益。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决定了均衡的地名覆盖范围。应该指出的是，此处被节约的地点约定成本带来的是当地居民加总的地点约定成本。图2地名覆盖范围均衡值的变化如果地名对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现象越明显，亦即DD曲线越靠左，则地名的覆盖范围就越小，因此可以推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居民间交易频密程度的提高，地名的覆盖范围会变小。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