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篇1
关键词：城市化；逆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城市化进程
Urbanizationprocessandcounter-urbanization
maFengmingmaYanxin
abstaract:atpresent,Chinaisinaperiodofrapid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duetotheunevendevelopment,whenweimprovethelevelofurbanizationwithgreatexertion,wemustalsoconcernthephenomenonofcounter-urbanization.thus,health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isofgreatsignificanceforpeopletoimprovecoordinationforurbanconstruction.
Keywords:unbanization;counter-urbanization;levelofurbanization;unbanizationprocess
一、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城市化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城市化的定义也有多种，其中比较经典的定义是：城市化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力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它具体表现为：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区逐步演化为城市地区、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不断膨胀、用地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城市价值观和文化不断提高，并向农村推广。总之，城市化不仅是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前进的动力。它反映为城市性质的改变、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质量的提高三大方面。城市有三大功能，居住、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
城市现代化是指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具体表现在城市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广泛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体现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精神文明的水平。
二、城市化进程与逆城市化
1、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比较晚。
184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5.1%，1893年，也只有6.0%。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1990年26.4%;1995年33%;2000年36.1%;2001年37.4%;2004年41.6%;2005年42.99%；2007年44.9%.2009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达到46.6%，保守估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75％，城市化水平正处于中级阶段的中级水平。
由于发展不够平衡，在我国局部地区开始出现了城市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例如，深圳市北部的阳明山庄、北京市北部的名流花园和西北部的美林花园颇受当地人甚至外地人的青睐，还有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开发区建设、造城运动等都加剧了逆城市化。
2、“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是在城市化水平继续缓慢提高的同时，郊区化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市区中心吸引力下降。郊区成为人们主要的聚居区域；中心城市开始分解，小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军。
目前，我国郊外住宅还存在着交通出行、医疗、教育等一些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配套不完备的问题，因此很多人还不愿意离开城市。但是，随着交通运输和公共配套服务的改善，郊区生活将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受环境恶化、地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移动的现象。这种移动现象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郊区城市化，即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工业、资金和技术向郊区分散，使城市区域不断扩大；二是在大城市周围建设新城和卫星城；三是人口“钟摆式”移动，如伦敦老城区白天人数达100多万，夜间只有十几万。这几种人口向郊区的移动方式，尤其是“钟摆式”的人口移动方式，是以高速公路和地铁等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为前提的。
乡村、小城镇的交通、水电、信息等设施完善，再加上优越的自然风光，吸引了那些不愿在城市中心呼吸浑浊空气、饱受噪音侵扰的居民到乡村和小城镇居住、定居，从而导致了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现象不是城市化的衰退，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因为它是建立在城乡差别近于消失、形成一体化基础上的。
三、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在当时“消灭三大差别”思想的误导下，我国城市发展方针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大城市的发展、贬低城市作用的“反城市化”政策。造成城市化水平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有下降。改革开放之处初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原则。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应逐步形成2:1:3:4的关系。1949年-1997年,以中等城市的增长速度最快1980年-1997年,则以小城市的发展优先.实际上我国内地的城市结构体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中小城市的结构比例由1949年的1:1.3:6.71980年的1:1.6:2.41990年的1:2.0:4.92002年的1:2.0:2.9,其中总的趋势是向着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发展.
到1989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城市规划法》，把以上限制城市发展的思想用强硬的法律条文规定下来，把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思想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谓世所罕见。
2、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90-2001年,已经从26.4%37.4%,提高了11%.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千万.美国从1851年的12.5%1981年的74%,历时130年.美国从1960年的70%1970年的74%,增长速度为0.4%.
美国从1970年的75%1980年的75%,增长速度为0.01%.几乎为零.前苏联从1881年的12.1%1981年的63.4,历时100年.日
本从1950年的35.8%1981年的77%,历时3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1931年达到78%1959年78.5%,近30年只增长了0.5%.
所以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时候，切不可急于求成，应当认识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应当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四、科学地认识城市发展规模
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大致经过城市化、城郊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过程。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进程处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城市化和城郊化阶段。其中，城市化是主流，但在一些大城市，工矿企业及住宅区向郊外迁移的浪潮已经开始。究其原因：第一，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使得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等一系列负面问题凸显；第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高速公路、小汽车、地铁和环城轻轨的发展，以及国家对郊区建房、购房的各种优惠政策，为住宅郊外化提供了可能；第三，从比较利益的角度考虚，郊区新鲜的空气、舒适的环境以及便宜的房屋价格是居民在郊区购买住宅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内地城市的总体结构表现为:“大城市不大;中等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科学地认识城市规模，城市的“最佳规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影响城市发展和城市规模的因素是多元的，并非取决于单一因素。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得城市获得更广泛的发展空间、更广泛的发展基础，城市发展不会局限于自身的区域。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其流动性―生产资料、生产要素、产品及服务、科学技术和信息等，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以越来越自由的方式流动。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并不天然地存在绝对优劣，不能简单地规定限制或鼓励发展。
我们在提高城市化水平搞好城市建设的同时，也要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新农村建设。全面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最终将走向城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2、金敏球.李春敏《建筑经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
3、钟秀明.武雪萍《城市化动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10月
4、邹农俭《城市问题》2007年第10期
5、黄仕诚等编著《城市建设经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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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篇2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城市化主要特征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2.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2.1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2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2.3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2.4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3.对策
3.1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3.2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及时改变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有重点的选择和扶持一批县城和主要建制镇，促使其成为农村地区现代经济新的生长点，推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小城镇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大中城市发展的基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小城镇的优势。目前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土地浪费严重，户籍制度管理滞后等问题，国家应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重点要搞好小城镇规划，配套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并逐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经济的最终顺利接轨。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而小城镇的大力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进程篇3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5765|10．6
1950|55196|6169|11．2
1951|56300|6632|11．8
1952|57482|7163|12．5
1953|58796|7826|13．3
1954|60266|8249|13．7
1955|61465|8285|13．5
1956|62828|9185|14．6
1957|64653|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1960|66207|13073|19．7
1961|65859|12707|19．3
1962|67295|11659|17．3
1963|69172|11646|16．8
1964|70499|12950|18．4
1965|72538|13045|18．0
1966|74542|13313|17．9
1967|76368|13548|17．7
1968|78534|13838|17．6
1969|80671|14117|17．5
1970|82992|14424|17．4
1971|85229|14711|17．3
1972|87177|14935|17．1
1973|89211|15345|17．2
1974|90859|15595|17．2
1975|92420|16030|17．3
1976|93717|16341|17．4
1977|94974|16669|17．6
1978|96259|17245|17．9
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5]
从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国城镇因迁移和市镇区划变动(即农转非)增长的人口估计约为6300多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10万，仅占同期城镇新增人口总数的48．57%。[6]其中50年代的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人口迁移；而60和70年代的城镇人口增长，则主要来自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城市化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人口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发展镇的数量和规模就成为1978年以前农村城市化的一个可以选择的途径，即农民通过建立和发展镇来实现自己的城市化。实际上，由于大城市土地资源的昂贵和其他问题，小城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但是，在传统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和国家农村商品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萎缩，镇的人口增长很慢。据统计，1953年全国镇人口为3372万人，1957年则降为3047万人，1965年增长为3793万人，1970年为4576万人，1978年为5316万人，1978年仅比1953年增加57．65%，[7]低于全国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时，镇的数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1954年全国共有建制镇5400个，1957年则减少为3596个，[8]1963年进一步减少到2877个镇，到1978年，全国镇数降至2850个[9]。由此可见，在1978年以前，“镇”并没有成为农村城市化的基地。
(二)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象大多数事情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样，1949－1978年经济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城市化滞后和城乡壁垒，其消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这里只想讲几句作为遗产的积极作用。第一，就当时来看，这种城市化滞后，一方面维持了高积累下的工业体系早日建成；另一方面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高失业率、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和城市贫民窟)。第三，作为1978年以后改革发展的起点条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都起到了“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作用。近30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改革开放以来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来自供给需求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而城乡壁垒又迫使农村优秀人材不得不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和走上以小城镇为主要依托的城市化道路。从而避免了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所造成的严重问题。
二、1978年以后的城市化进程极其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一)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10]大中小城镇建设投资的扩张，已经成为90年代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因素。
(二)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国的城市化终于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
为贯彻上述政策，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县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11]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上述建议在当时的城乡户籍制度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同。
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结果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这6年里建制镇增加数相当于1979-1999年间（21年）净增加数的71%。[12]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1993年10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径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了加快城镇化，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二)城市化水平。
关于城市化的水平，现在主要采用的指标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这里，为了测度和反映我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居民享受城市化好处的程度，还收集了城镇人口的分布情况，即人口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分布。就目前来看，虽然小城镇发展较快小城镇的居民所享受到的城市化好处是比较低的。小城镇迅速发展是这个时期城市化的突出特点。
1979－2000年城市化水平[13]（单位：万人）
年份|全国总人口|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城市化水平(%)
1979|97542|79047|19495|18．96
1980|98705|79565|19140|19．39
1981|100072|79901|20171|20．16
1982|101654|80174|21480|21．13
1983|103008|80734|22274|21．62
1984|104357|80340|24017|23．01
1985|105851|80757|25094|23．71
1986|107507|81141|26366|24．52
1987|109300|81626|27674|25．32
1988|111026|82365|28661|25．81
1989|112704|83164|29540|26．21
1990|114333|84142|30191|26．41
1991|115823|85280|30543|26．37
1992|117171|84799|32372|27．63
1993|118517|85166|33351|28．14
1994|119850|85549|34301|28．62
1995|121121|85947|35174|29．04
1996|122389|86439|35950|29．37
1997|123646|86637|36989|29．92
1998|124810|86868|37942|30．40
1999|125909|87017|38892|30．89
2000|126583|80739|45844|36．22
说明：2000年的城镇人口数量，是按照国家统计局1999年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计算的。因此城镇人口增加很多。可参见周一星、于海波：《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城镇化水平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城乡从业人员就业结构[14]
年份|城镇合计|其中国有单位|其中集体单位||乡村合计|其中农业|其中非农产业||城乡合计
1978|9514|7451|2048|30638|27856|2827|40152
1980|10525|8019|2425|31836|28836|3000|42361
1985|12808|8990|3324|37065|30086|6979|49873
1990|16616|10346|3549|47293|36424|10869|63909
1991|16977|10664|3628|47822|36481|11341|64799
1992|17241|10889|3621|48313|35826|12487|65554
1993|17589|10920|3393|48784|34242|14542|66373
1994|18413|11214|3285|48786|33902|14884|67199
1995|19093|11261|3147|48854|32467|16387|67947
1996|19815|11244|3016|49035|31668|17367|68850
1997|20207|11044|2883|49393|32221|17172|69600
1998|20678|9058|1963|49279|32150|17129|69957
1999|21014|8572|1712|49572|32072|17500|70586
2000|21274|8102|1499|49876|——|——|71150
说明：（1）城镇从业人员合计减去国有和集体单位人员后就是其他所有制单位的从业人员数。
（2）乡村中的农业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本上是个体经营。
（3）乡村中的非农产业，在1992年以前，主要是集体企业；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随着改制完成，非公有制企业实际上成为主体。
（4）根据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第354页的表18编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乡村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自1996年以后即开始徘徊，说明随着城乡壁垒的松动和消失，农村基础设施差，缺乏人才、管理一般落后、没有集聚效益等特点，使得乡村本身已经不再是农民发展非农产业的必须之地了，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民发展非农产业的首选之地；而大城市所具有的基础设施良好，人才集中、管理较规范、信息发达、集聚效益高、机会多等优点，则成为大中型企业投资和农民转移的理想之地。因此，城市化的进展，虽然是发展大城市与发展小城镇并重，但是实际上，在未来的城市化中，大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些。
这个时期城镇化的最突出特点，是小城镇的数量增加很快。这里所说的小城镇，是指县级市（包括县级市）以下的城镇，包括县城（城关镇）和建制镇。到2000年底，全国小城镇（即上述的城关镇和建制镇）已达2·03万个，比1978年（2173个）增加了4倍。建制镇数量已占乡镇总数的46.7%。其中有14个省市区的建制镇比重超过50%（上海98.3%，广东97.9%，广西54.7%，海南66.6%，福建63.1%，山东68.3%，浙江56.3%，江苏81.6%，安徽52.6%，湖北64.9%，吉林53.6%，辽宁58.5%，北京66.2%，天津53.8%）。[15]1999年底，全国建制镇（不包括县及县级市城关镇）镇区人口户数为2579万户，占全国乡村总户数的11·6%；人口为9113万人，占全国乡村总人口的10·2%。[16]
建制镇的发展有过两个高峰时期，一是从1984-1986年的“撤社建乡”，修改建制镇标准时期，3年增加7750个；二是从1992-1994年的乡镇“撤、扩、并”时期，3年增加4247个。这6年里建制镇共增加11997个，平均每年增加1998个，相当于1979-1999年净增加数的71%。[17]1979年全国建制镇为2851个，1986年即达到9755个，1990年达到11392个，1995年达到17828个，2000年则达到20312个。但是建制镇的平均规模（居民数量）开始呈下降趋势，1997年以后则回升。1979年镇均人口14672人，1986年则下降为6097人，1996年为4519人，1999年为5118人。[18]反映出小城镇已经跨国单纯的数量扩张阶段，转入数量和规模同时扩张阶段。
三、隐性城市化和准城市化现象
由于这个时期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如果说这个时期的城市化与过去和以后有什么差异的话，则表现为隐性城市化和准城市化现象。所谓的“隐性城市化”，是指两种现象：一是存在尚未取得城市正式居民地位的长期留居城市的人口；二是存在大量居住乡村，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居民；前者是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而后者除户籍制度外，还受80年代以来提倡的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政策影响。所谓的“准城市化”，则是指目前的许多小城镇规模很小，设施落后，大批建制镇的居民虽然已经为城镇居民，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农业和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能称之为“准城市化”。
1、城乡壁垒的松动和实际突破，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由于旧体制所遗留的在财产（集体所有制）、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差异，在大中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候鸟”型的民工，即家庭留在农村，而长期在城市工作，或者家庭虽然已经由农村迁到城市，但是并未得到城市的正式认可，没有获得市民资格，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
城乡之间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1997—1999年人口变动调查结果表明，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人口规模逐年扩大，由1977年估计的6100万增加到1999年的8200万。考虑到漏报因素，实际人数还要多。在上述人口中，离开县所在地人口占80%。[19]
2、隐性城市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大量的乡镇企业和非农就业人口还存在于农村，从产业来说，他们已经实现了转移，但是从地域来看，仍然居住在农村。1992年，集聚在建制镇的乡镇企业数量，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8%；[20]1999年，建制镇拥有的乡镇企业数量，仅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37%。拿小城镇比较发达的江苏省来说，2000年建制镇新增乡镇企业3607家，但是在镇区落户的仅为131家，只占3·6%，镇区集聚企业只占企业数的18%，其余均分散在村庄。[21]
3、小城镇的城市功能还较弱，居民尚处于准城市化生活水平。
由于小城镇数量增加很快和许多城镇升格为城市，使得小城镇的规模、基础设施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弱。从建制镇的规模来看，1999年末平均每个镇区有1449户，5118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镇则高于这个规模，西部地区的镇则低于这个规模；从数量上看，镇区人口在3000人以下的建制镇占总数的46·7%，3000-5000人的镇占23·1%，5000-8000人的镇占15%，8000-12000人的镇占7·1%；12000人以上的镇占8·1%。从建制镇人口的就业结构来看，非农业人口占镇区总人口的43·9%，其中东部地区为45·1%，中部地区为44·7%，西部地区为42·2%，差别并不大。从产业结构来看，非农产业已占主导地位，比重达83%。据统计，每个镇区的企业数和每个企业的从业人员数，东部地区平均为94·5个和18·7人，中部地区平均为105·6个和9人，西部地区平均为67个和8人。在劳动力中，工业劳动力居多，比重达45%。[22]
世界银行有关专家在《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时，才会出现集聚效益。我国的许多研究则认为，小城镇的镇区人口至少要达到3万人以上，才能正常发挥集聚的功能。[23]我国目前的小城镇不仅距正常发挥城市聚集效应还有较大距离；而且建制镇因缺乏资金或投资效益太低，基础设施虽然比乡村提高不少，比城市仍然落后较多。据1996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小城镇抽样调查，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衡量，中国小城镇的废水和垃圾处理率几乎为零。除城关镇外，近40%的建制镇没有自来水设施。
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居民还处于一种准城市化水平，除主要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外，还是中国城市化受农村集体所有制、户籍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发展小城镇方针三重因素制约的结果。这也反映出在农村人口太多的国情下，中国的城市化恐怕也只能在扩张城市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农村人口和产业就地聚集为城镇。
四、关于未来城市化的几点思考
目前，关于城市化重要性和面临的问题的论述已经很多，人们几乎耳熟能详了；但是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选择，即中国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虽然我国目前继续实施1980年确定的方针，则是时至今日，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很大，其中对此方针否定最为激烈的，当属秦尊文的《小城镇道路：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柳随年在《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思考》一文中，根据人们的重点不同，将有关城市化的建议概括为三种观点：积极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24]关于上述不同观点的争论和长短，这里不去评价，仅想就读过上述文章后，就一些人们忽略的问题，谈两点想法。
第一，选择中国的城市化方针的最优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应该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城市化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资源消耗的提高。这对于人均资源非常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来，如果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败的。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必须走效益型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也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根据世界已经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大城市的经济效益高于小城市。如前所述，世界银行出版的《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才会出现集聚效益，并且“从来还不清楚地证实城镇大到什么程度会出现不经济的现象。”法国经济学家维德马耳利用瑞士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为：100万人口的城镇经济效益比2万人口的城镇高2·2倍，比20万人口的城镇稿40%，比40万人口的城镇高19%。[25]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如果没有特殊的限制或壁垒，人口和经济主要是向大城市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个一般规律。[26]
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2001年10月18日，《经济日报》推出“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排行榜”，除深圳因特殊原因排在前列外，基本上是按照城市规模排序的，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特大城市均排在前列。
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比小城镇要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人口太多，中国越发展，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就会越大，因此选择节约型和效益型的城市化就越有必要，这也会成为市场的自然选择。而制度的因素、各基层利益的干扰将会逐渐被排除，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因势利导，扶持大中城市发展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主攻方向。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也应该充分重视小城镇的发展。
第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制度和个阶层利益对城市化的制约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方针。
首先，即使不考虑中国乡村人口太多这个因素，中国的城市化也是在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下开始城市化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户籍制度已经受到很大冲击，打为松动，但是由于它与部分城市居民（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利益相联系，当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覆盖农村，当城市户口还带有高于农村外地的社会福利、当全国的统一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形成时，要想一夜之间就取消户籍是不现实的。因此，放松户籍管制，形成我国统一的法规，禁止各城市制订歧视性、壁垒性限制迁徙政策，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应该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相一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进展很快，是与经济迅速发展分不开的。有些人用中国人均GDp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我国的城市化，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实际上忽视了我国农业人口的数量和GDp分布极为不均衡，当我们看到大多数农民的收入状况、小城镇的就业结构、大中城市的失业人口，就会明白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病”（大量的贫民窟），是因为稳妥地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如果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预期不高，就不要指望城市化的速度应该很高。
第三，对小城镇的发展，要顺其自然。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由于小城镇规模太小，功能不健全、不完善，既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又导致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偏高，使用效率低下，并使得第三产业发展受阻，而这些都导致小城镇的投资效益低于大中城市。因此，在可以预见的短时期内，当地居民还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改善大幅度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时，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为小城镇的发展筹集足够的资金的。据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调查：2000年建制镇镇区平均人口为6770人，人均财政收入为458元。“在推进城镇化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很重，我们每个镇要增加2-3千人，就需要投资上亿元搞基础建设”，而“2000年有36·9%的建制镇‘入不敷出’，要靠预算外资金来弥补；50%的镇人均财政收入不足300元，这些镇根本不可能对小城镇进行投资。全省真正能够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小城镇建设的镇不足三分之一。”[27]由此可以看出，小城镇要实现集聚效应，确实提供城市功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如果政府过于强调发展小城镇，就容易引起地方政府从自己的政绩和享受目的出发，依靠行政手段筹集资金，从而不仅加重当地农民和企业的负担，也将有限的剩余（资金）从生产和急需的部门强行转移到生活消费。
注释
[1]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5页。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216页。
[3]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1页。
[4]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3页。
[5]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5页。
[6]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493页。
[7]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8]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第1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9]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页。
[10]陈锦华主编：《第八个五年计划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版，第183页。
[11]朱守银：《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6期。
[12]朱守银：《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6期。
[13]资料来源：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9页；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
[14]根据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35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5]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16]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7]朱守银：《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6期。
[18]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建设年鉴（1986-1987），55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刘仲黎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30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3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9]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25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0]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编：《全国小城镇试点改革经验文集》，第15页，改革出版社，1996。
[21]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6页，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2]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7-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3]参见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38、9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4]参见柳随年：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思考》，《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
[25]转引自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9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6]转引自刘勇、张立群：《“十五”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考》，《中国经济信息网·联合论坛》2000年8月14日；还可参见李云：《中国城市化亟需提速》，《城乡建设》2002年第2期。
[27]江苏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江苏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测定和对策》，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改革开放以来各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2001。
2、国家统计局：《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3、王茂林等：《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刘仲黎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5、周叔莲、金碚主编：《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
6、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编：《全国小城镇试点改革经验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
7、鲜祖德：《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8、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10、柳随年：《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思考》，《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
11、朱宝树：《中国城市化：从控制中发展到发展中控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2、秦尊文：《小城镇道路：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13、陈锦华主编：《第八个五年计划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14、朱守银：《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6期。
15、汪利娜：《中国城市化进程及战略选择》，《经济要参》2001年第38期。
16、张秉忱：《中国城市化道路求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7、刘勇：《我国城市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4日。
18、周一星、于海波：《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城镇化水平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城市化进程篇4
城市的扩大与城郊农业的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而这些矛盾主
要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操作的不规范带来的。本文针对城郊
农业发展问题，分别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基层民主组织
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字】城郊农业 城市化进程 发展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其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沿海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地处内陆的吉林省的城市化进程也已悄然展开。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这种扩张的直接结果就是将大量的农地纳入城建规划，将城市边缘的农村变为城市的一分子。但在城市化初期，由于制度不健全，操作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郊农业的发展，损害了城郊农民的利益。如何解决城市化给城郊农业带来的问题，更好的维护农民的利益，完成城郊农村向城市的平稳过渡是目前不可忽视的问题。
城市化进程给城郊农业带来的问题
城郊农村一头连着城市，一头牵着农村，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经济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在生产方式上仍属于农村。农民大多拥有自己的土地，以经营农地为生，而且生产手段上仍承袭农村的传统方法；另一方面在生产服务对象上又明显的受城市的影响。城郊的农民大都利用离城市比较近的便利条件，根据城市需要进行生产。在我们问访的农户中有68%的农民将粮地改为菜地，有条件的甚至采用大棚温室技术，将蔬菜销往城市。城郊农民在信息掌握，技术运用和销售渠道上都比偏远的农村便利，而且也有比较强的市场观念。但也正由于地处城市边缘，城郊农业在城市化进程中首先受到冲击，出现了很多问题。
土地被征，失地农民没保障。在城郊农业中，征地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本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但在征地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和制度的不完善极大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首先是变相征地。在四间村，村民指着一条马路告诉我们那条马路所在地原先是他们的耕地，但上面(指政府)要修路，就被占用了。但政府没有按规定给与他们补偿，而是以重新分地为名将土地收回重新承包，却把要修路的地段划分在分地范围之外，这样就使原属于农民的耕地变成了公家所有，再修路就不需要给农民补偿金了。农民的耕地就这样被变相占用了。其次，被正当占用的耕地也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补偿。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尤其在城郊，耕地本来就少，问访的农户中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许多农民都把它当作“保命田”。但为了城建的需要，土地只能被征用，但补偿金却很少。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对
我们说她只有一亩多地，现在也要被征了。政府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20.5元，合计一亩只有2000千元左右，而且只是一次性补偿，也就是说这两千元买走了农民十几年的承包期。可是这位老太太年纪已经很大了，打工做生意都是不可能的，失去了保命田，只能靠着两千多元的补偿金解决以后十余年的生活需要。而且农民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他们正在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再者，政府在征地过程中还有意无意的隐瞒了国家的征地法规和补偿办法。信息闭塞的农民没有政府的传达，他们是无法了解国家政府文件的。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享有的权利，更别说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了。而且土地多是被政府征用后拍卖给公司企业，却没有给农民市场价格的知情权，只是用行政手段定个地价一次性的给予农民补偿。农民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的补偿，无法享受到自己土地的价值增值。
在城郊农村的问访中我们还发现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实施的并不完善。在分地过程中，有的农民因为种种限制分不到田，而有的农民却能分到几份田。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他1982年从军队转业回乡，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把户口落在他亲戚那里，而当时承包土地时，村里以他的户口不在此地为由没有分地给他，而户口地却因为他不在本地居住也没有给他土地，在承包期的二十年里，他只能靠租种别人的田地来生活。到2002年再次承包时他又没有分到田，理由是他转户口时没有农田，办的是自理口粮户，所以不能参与分田。可是同时村里有一些人出外打工，不愿意种田，都不接受分田，那些土地便归队里所有。他几次找负责人问询也都毫无结果。问访中其他农民也反映在承包分田的过程中生产队有吃喝现象，不少都靠拉关系，走后门来承包土地。村民也只能是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政府占用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但由于政府没有给农民足够的知情权，没有妥善的安排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使农民在被征地时有很大的不满情绪。许多失地农民无力讨个说法，就只能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这导致了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的存在，不仅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同时也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城市化过程不仅使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在其他资源方面也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损害。城市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工业扩张的过程。城郊农田的征用大都用来引进企业，建立工厂，而且许多在城市里不宜建立的重污染企业也都建在城郊。在问访中我们看到四间村附近的一个化肥厂巨大的烟囱正不断的向外吐着浓烟。据村民介绍，那个化肥厂污染很严重，冒出的烟特别呛人，化肥厂附近的农作物大都被熏死了。经过农民的上访请求，化肥厂才同意对厂区周围的农户进行补偿，而对稍远处但同样深受其害的农户不予理睬。化肥厂的污染不仅使农民经济上遭受损失而且也使他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由于周边工厂的建立，大量的抽取地下水用于工业生产，使得附近的村民不仅没水灌溉农田，甚至连生活用水都有困难。虽然政府已经给他们通了自来水，但并没有兑现免费用水的承诺，只过了一年就开始向农民收取水费了，这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另外，城郊农村处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也是由闭塞走向开放，由自给自足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方面城郊农村改变了以“产粮为主，只等收购”的传统经营方式，开始针对城市的需要进行生产；但另一方面城市并没有为他们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城郊农村处于市场秩序混乱的状态。在问访中有63.7%的农户反映市场管理混乱，服务态度不好，收费严重。目前长春市公有的蔬菜批发市场只有光复路一个，而在农村附近的小市场大多很零散，归个人承包，收费很不规范。在公有的市场里只凭自产证和1元市场管理费就可以进去卖菜，可是公有市场挤得人太多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压级压价现象，而且离农户相对较远，交通上也不便利；附近的小市场个人说了算，收费很高，有的一天要20元，如果不交甚至还砸摊抢东西，菜农们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城市化进程中对城郊农村偏重了索取而忽视了给予。城市化本应是将城郊农村纳入城市，使之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现代化文明化的扩展和延伸。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却没有重视城郊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在问访中发现城郊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依然很单一落后 。72%的农户还是通过电视广播获取信息，68.2%的农户不识字。城郊农村的这种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直接束缚了农民向城市转移，使他们在失去土地之后，不能及时的转变角色从事其他职业。这同时也阻碍了城市文明的扩张和延伸，使城市化进程不能顺利的进行。
原因及对策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究其根源仍然在于制度问题。
首先是土地制度问题。我国现行与土地有关的宪法、土地法、土地管理法、 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5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
这种“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很笼统的。所谓的集体所有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土地当作一种公共物品来看待,不具有排他性，即谁都可以从土地上分得自己的利益。产权不明晰,就无法产生市场主体,这就使得在征地过程中,无法明确到底谁应有控制权,谁应享受到最大利益，只能通过货币安置来简单解决。“货币安置”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征地农民的安置包括就业安置，农民在失地之后，可以很快转变成国企的工人。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用工方式也逐渐市场化，政府无法再利用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于是货币化安置便成为大多数政府的选择。货币安置一来可以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单位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二来货币安置是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表面上很符合市场规则，容易被农民接受。实际上“一次性货币安置”是用短期有限的资金收益买断了农民的长期使用经营权，将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而且有限的货币安置费用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的生活出路问题。笔者认为在所有权方面应明确规定土地公有即最终所有权归属国家，而农民享有使用权，现实中承包二十年就是指农民拥有二十年的使用权。政府或公司要征地用地就必须以合理公平的资金赎买农民的使用权，如果要永久占用则必须按照农民的承包期限来赎买使用权，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的土地还有15年承包期满，那么征地方必须支付与农户15年经营土地所获收入相当的补偿金。而且一旦明确农民的使用权，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可以与公司政府进行议价，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出卖还是出租，使农民真正参与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中，避免了“一次性货币安置”的弊端。另外要强调政府在土地上享有的只是所有权，一旦农民承包了土地，农民就有了土地使用权。农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不能依仗行政手段强行的征用土地，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毁约，侵害了农民的使用权。即使政府用于公益性设施建设也要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民的社保基金，使农民能长期的受益。
其次，在对农民进行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现有的户籍制度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而设立的，并沿用至今。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严格划分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村出现了许多失地农民，他们虽然脱离了土地，不再从事农业，但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农民，因而始终不能被城市所接纳。笔者认为既然农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应称之为“自由劳动者”。但户籍制度的存在却使他们并不自由。他们进城打工依然要顶着“农民工”的称号，忍受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这就使他们的就业成本很大，不利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因而农民就不愿失去土地，对征地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旧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也使农民不能得到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农民与城乡居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农民拥有“保命田” ，他们即使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还有土地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保证自给自足，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农民手中的一种资本。一旦失去了这种资本，就相当于城市中下岗工人一般，生活上没有依靠。但农民身份使他们不能象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城市居民社会生活最低保障金。而社会养老保险也不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只有改变现有的僵化的户籍制度才能有效的保证农民的利益。有人提出“一证一卡”走天下（一证指身份证，一卡指社会保障卡）① 这种“一证一卡”制度既保证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身份平等，又使城郊失地农民有了社会保障。一旦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就必须要享有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金，即使农民没有失去土地，只要其生活水平在社会最低生活线之下也要给予他们必要的补助。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村依然不能放松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完善。村委、生产队等基层组织是农民集体组织的代表，应充分做到为农民服务，维护农民的利益。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在征地中出现的许多违规现象都是由于某些村干部的暗中操作导致的，使农民在出售土地时遭受很大损失。只有加强民主监督力度，将所有的操作都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农民监督才能最有效的保护农民的利益，杜绝违规操作和不法现象。其次，在城市扩张中不能弱化基层组织的作用。基层组织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更好的起到维护农民利益的屏障作用，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在征地以及在其他方面上要代表农民去谈判，为农民争利益，而不应与公司站在一起强占农民的利益。再者，基层组织也要起到带头作用，为农民增收做贡献。城郊农业由于受城市化影响，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粮食农业。应积极利用城郊的地理条件，进行特色农业经营，如种花、种菜等。而完成这种经营方式的转变单靠农民的个人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基层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将农民组织起来，给农民以政策方向上的引导和技术信息上的支持，增强农民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使城郊农民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益。
除了农村自身的制度建设之外，在城市化建设中，城市方面不能只将城郊农村作为工业扩张的“殖民地”。城市化进程要在更大程度上做到现代化和文明化的扩展和延伸。既然城市化进程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应将城郊农村看作城市的一部分进行规划。
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减少污染严重的企业，多建立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污染严重的企业建在城郊，虽然减轻了城市居民的环境压力，却损害了城郊农民的利益。这种不顾农民利益而进行恶性工业扩张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区域经济中，选择企业厂址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考虑企业离原料地和产品销售地的距离，以达到运输成本最优。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原料地在农村，而最终产品是销往城市的。在城郊地区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正好处于原料产地和销售地的过渡地带，便于农村和城市的物资交流，形成农村——农产品加工企业——城市的市场链条。这样既为农村的农产品销售降低了成本，方便了城市生活的需求，同时也解决了城郊农民的就业问题。而且从生态经济角度看，在城郊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也不会给城郊农业带来太大的环境污染，有利于绿色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要积极的接纳农民进城打工，要给农民以必要的技能培训。在这方面浙江省绍兴县的“三单制”培训方法是值得借鉴的。“三单制”是指由用工企业出订单，由培训机构出培训菜单，最后由政府买单。②这样可以给农民多项选择的余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接受培训。既保障了失地农民的利益，同时也为城市用工企业提供了大批有技术的打工者。
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还要加强对城郊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使城郊农村成为城市的一分子，首先就要在设施建设上跟上城市的步伐。政府应划出专用资金用于提高城郊农村的电话和闭路电视普及率，加强乡村公路的建设以及在城郊农村附近设立小型图书馆和阅览室，方便农民获取知识和信息。而且还要加强城郊农村的农产品销售市场以及农用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力度，清理不规范的小市场，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的生产和销售提供方便。
一个成功的范例
长春市二道区宏伟村是一个典型的市中村，村里的许多土地被征用，村民也曾因为土地赔偿款的问题集体上访。原来12家企业，靠集体经营，不但不赚钱，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村里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由原
来的上访村变为有名的先进村。宏伟村集体资产由1997年的135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2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5000元。宏伟村实现了全村无闲置人员，现在退休金最高的村民每月可拿到459元，村民的医疗费也由原来的120元增加到240元。宏伟村一跃进入长春市乡镇企业50强村。从宏伟村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村书记张德柏是远近闻名的好村官，他上任以后首先解决拖了6年的上访问题。他组织精干力量，先后跑了5个城区、19个派出所、24个粮食所，耗时半年时间，为706名村民办理农转非户口，解决了村民睡觉都惦记的问题；接着又四处奔走，为农民解决了拖欠6年的土地补偿费问题。
其次，村里适时顺势的改变经营方式，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千中心，万中心，经济建设是中心；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村书记张德柏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表现了村领导班子对经济的重视程度。村里首先搞企业转制，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将企业改为个人租赁经营，村里每年都稳稳当当地收入160多万元，打工的村民还能按时开支。而且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使之产生最大的效用。宏伟村在经济开发区有5.3公顷土地，开发区原准备征用。但张德柏认为“卖地不是路子”，他们引进资金1.2亿元，与有关方面联合兴建了“宏伟商城”和住宅楼，村集体资产仅此就增加了5200万元，是卖地的17倍，而且商城每年可收回承租金200多万元。他们在村内半闲置的8公顷低洼地上投入400万元，建起了100栋高标准的日光温室，正式命名为“宏伟农业科技示范园”，主要引进科技含量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高效作物，承包给村民经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③
结语
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做贡献，是农民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因此，我们更应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重视农民的利益。政府要不断的调整政策，健全制度，充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城郊农村也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多出现一些像宏伟村那样的先进集体。城市化对农民来讲，应该是阳光而不是阴影，要在城市化进程中让农民感受到更多的温暖，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需要制度创新》来源于深圳中农网
城市化进程篇5
城市化与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那么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升级之间的关系如何？经验表明，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又是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初、中期阶段，主要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城市化水平。而当形成高度发达的科技、教育和管理局面时，城市化又反过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且发展越深化，推动作用越强大。那么现阶段，如何合理地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就成了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随着国内外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更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从全国经济转型的大视角来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已成为了“十二五”经济工作的重点。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北方以东北三省为代表，是我国的工业基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能源资源的逐渐枯竭，制造业技术水平落后，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主要途径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南方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由于受到不同资源、环境、市场等条件约束因素刚性趋强的影响，经济转型呈现调整空间较小、升级难度增大等不利态势，凸显了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然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在经济转型中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宏观层面的经济转型，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城市经济转型，则扮演了更为重要并且直接的角色，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言而喻。城市是区域的“发展极”，城市经济对其腹地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扶持、引导和推动作用。在过去的20年内，城市经济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在未来的20年，这一情况将更为显著。有研究根据目前趋势作出预测，中国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例，将由目前的75%增加到2025年的95%。
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改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例如闻名遐迩的美国硅谷，从软件科技角度极大地牵引着美国经济。2008年硅谷人均GDp达到83000美元，居全美第一。硅谷的GDp占美国总GDp的5%，而人口不到全国的1%。同样，发展中国家也有相似的例子。印度的班加罗尔是印度最大、最著名的软件工业基地，拥有925家软件企业，80,000名专业人员。著名的微软、英特尔、苹果、西门子等公司都在班加罗尔设有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它以600万的人口，实现了上缴个人所得税在印度城市中排名第二（第一位的孟买有1800万人口）的优异成绩。在班加罗尔的带动下，软件产业集群在马德拉斯、海德拉巴等南部城市陆续发展起来，并同班加罗尔共同构成印度南部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业“金三角”。
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在肯定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对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考目前我国城市经济转型中，出现了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城市化持续推进背景下，随着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和瓶颈，逐渐引起了专家和学者们的思考：一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可持续发展观缺失，二是生产业与制造业未形成良性互动，三是城市经济产业升级问题亟待解决。
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难度很大，需要各级各方面加强协作，相互促进。我们要以全局和战略的思维把握方向，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积极推进创新创业，大胆探索符合城市实际和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1.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
坚持可持续发展观，最重要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变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为技术导向型发展模式，建立一个低耗高产的节约型城市经济体系，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城郊农业以推广产业化为主，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基础，发展基地化设施农业、创汇农业、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等。工业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扶持环保工业以减少能耗、提升层次、降低污染、改善环境。第三产业以信息化为先导，以建设和完善高级化、网络化、法制化市场体系为基础，提升城市大生产、大市场、大服务综合功能，带动和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2.加强经济和产业关联，构建生产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机制
从产业聚集角度，有针对性地吸引关联性强、技术水平更高的服务业进入，变单纯的制造业聚集为集制造与服务功能为一体的产业链聚集，构建生产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机制。同时，还需要加快人才培养，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政府应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式，推动高校加快生产业人才培育；同时加强职业培训，建立生产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提高整个行业队伍的专业水平和整体素质。规范服务业竞争秩序，降低服务外包的合作风险。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实现优势互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健全中介体系，推动相关企业间合作，实现社会化服务与制造环节的“无缝式对接”。
3.围绕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国内城市的新一轮转型发展，在新兴产业的空间布局、产业体系的规划和建设上，必须抛弃原来单纯追求量的增长的观念，注重抢占新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面对新一轮的科学发展，城市经济的产业升级需要推动技术创新与优化，通过先进制造业和生产业的双轮驱动，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打造出向国际城市看齐的产业结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城市经济产业升级不可能无成本地自动形成，需要政府前瞻性投入建设性的力量打破低水平的均衡，有效扶持企业推进产业升级。因此，政府既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更要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以促使企业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编号：10ZD&003〕、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科技进步推动宁波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编号：2010a10025〕的部分研究内容。)
城市化进程篇6
[关键词]西部；城市化；低碳生态城市
[作者简介]曹艳梅，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丁冬梅，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宁夏银川750021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10-0035-03
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6.6％，预计2050年将达到70％-75％，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城市化在扩展城市规模，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转移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交通拥堵、居住环境的恶化、环境污染和城市水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以资源为主导产业的西部表现得尤为严重。只有发展低碳生态城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一、低碳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
(一) 低碳生态城市的概念及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之间
著名学者仇保兴认为低碳生态城市，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节能、环保型城市，它是一种强调生态环境综合平衡的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学者李迅认为，低碳生态城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城市发展中的具体化，是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发展理念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新理念。
低碳生态城市是人类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力图寻求城市发展的一种新模式――C模式(Chinesemodel)，通过技术的提高达到节能减排降耗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学者李后强认为生态城市，指有效运用具有生态特征的技术手段和文化模式，实现人工一自然生态复合系统良性运转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可持续和和谐发展的城市。而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定义，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处于较低水平。
从低碳生态城市、低碳城市以及生态城市之间概念的区分可以看出，低碳城市更侧重通过技术手段节能降耗，尤其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而生态城市更侧重生态与环境保护方面，两者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但生态城市内涵更广。低碳生态城市创造性地将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结合在一起，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即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运用技术手段以使二氧化碳等废弃物排放减少，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城市发展新理念。
(二) 低碳生态城市的国内外实践研究
英国、德国、丹麦等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其中德国的弗赖堡堪称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典范。它首先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从制度上保证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顺利进行；其次实行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结合的方式鼓励市民与领导人的充分参与互动，实现生活多方面的低碳化与生态化。此外，弗赖堡还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使弗赖堡成为“绿色之都”，环保经济成为支柱产业，“绿领”成为一种新型的职业且从业人员在不断剧增。
国内白1986年江西宜春提出首个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之后，也积极进行了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生态城市，如上海以低碳产业区、低碳商业以及低碳社区建设为特点的低碳生态城市等。
二、西部进行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现实分析
(一) 西部进行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优势分析
1.西部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西部自然资源丰富，陕北、蒙西、宁夏和云贵等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如银川的宁东能源基地已探明煤炭储量为半年273亿吨；此外甘肃、云南富铅锌，四川富钒钛，内蒙古的稀土开发，青海、新疆钾肥的开发颇具规模。
2.产业水平较低，发展低碳生态城市的成本较低。城市发展模式转变成功与否，与城市原有的发展模式之间有较大关联，这种效应被称为“锁定效应”，锁定效应本质上是产业集群在其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西部在发展过程中以技术含量较低的资源加工类为主，如烟草加工、金属冶炼、麻纺织业、盐加工业等，产业升级空间较大，同时节能潜力也较大，又适逢产业“西移”，西部应该抓住时机，大力引进外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提升自己的经济和管理水平，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生态城市。
3.西部节能减排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成绩。西部地区顺应时展的潮流和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针对本地区产业的特点积极进行产业升级，运用结束手段节能降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如银川市2007年关停整合多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西部由于地势的原因，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比，较丰富，可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建设。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银川市推进居民小区燃料结构的改造工程，推行天然气入户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发展低碳生态城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西部发展低碳生态城市面临的挑战分析
1.经济基础较薄弱，城市化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呈现“两高一低”趋势。西部地处我国内陆地区，较之中东部，经济的外向型较弱，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也较低，截至2009年底，西部的城市化率为35.84％，远远低于中部的41.84％和东部的55.85％，而城市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经济的落后也必然使得西部的城市化处于低水平。
城市化一般理论证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城市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数据显示，2007年西部地区三次产业比值分别为：21.34：42，48：36，18，而同期的东部和中部三次产业的比值为：14.09：48.31：37.60和16.6：46.9：36.5，第一产业较之东部高7，25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却低于5.83和1.42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加工业比重较高，尤其是石油加工、炼焦业和建材生产等高耗能行业，达到39.2个百分点，高出东部约1.0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6.7)12.5个百分点。西部城市经济落后，且一二产业比重大，经济发展明显呈现重农型、重工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较高同时能效较低，同一能耗水平下，东部第二产业的产值却是西部的5倍。
2.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即一次性能源消耗的比例高，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耗比例低。西部地区依赖其资源优势，经济发展多以能源初级加工为主，技术含量低，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耗浪费严重，能源消耗以一次性能源消耗为主，能源再利用和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比重低。以银川市2009年为
例，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700万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1589万吨(约等于1092万吨标准煤)，占银川市2009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63.6％，高出全国水平lo个百分点。此外，西部地区虽有着丰富的太阳能沼气能等清洁能源，但由于技术原因未能充分合理开发，致使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低。
3.建筑和交通能耗呈快速上升趋势。近几年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西部城市在建筑和交通方面的能耗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以银川市为例，银川市内机动车保有量由2004年的9万辆升至2011年的31万辆，其中70％为私家车，且以每年5万辆的数量递增，交通能耗也随着机动车的数量节节攀升。此外，西部由于地理原因，冬季严寒且采暖期长，冬季多采用集中供暖形式，但由于供暖模式的落后导致能耗为同等气候条件下日本能耗的2倍多，资源浪费严重。还有由于建筑物设计不合理导致夏天通风不畅，以空调来代替自然风，生活能耗比例严重上升。
4.法律法规不健全。构建低碳生态城市法律先行，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西部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满足当下的需求，因此西部有必要根据本地区的条件和发展水平在不违背宪法基本精神的情况下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证西部低碳生态城市的顺利构建。
三、西部构建低碳生态城市的对策建议
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涉及的范围宽、领域广，需要政府、企业和民众三方的共同努力，其中政府是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管理者，而企业则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广大的民众则是重要的参与者，责权只有在这三者之间合理分配才能达到构建和谐低碳的生态家园的目的。
(一) 创新现有的政策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既有量的提高更要有质的提高
目前我国自中央至地方政府政策考核和绩效评价多是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尤其重在GDp的增量和增幅。在建设低碳生态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应努力摒弃这种考核体系，在考核体系中应加入更多的关于环境评估、社会和谐、民生提高等考核指数来更加完善我们政府的政策和绩效考核，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大众，使城市生活更美好。
(二) 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切实保护我们的土地资源
西部在城市化进程及构建低碳生态城市中，应本着因地制宜和全民参与等原则合理进行城市空间和结构的布局，分层次分区域地进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以银川市为例，城市规划中分为三区两县，即兴庆区、金凤区和西夏区以及贺兰县和永宁县，结合各区县具体情况来看，兴庆区无论人口还是商业网点较集中，人口环境以及交通压力大，发展限制因素较多，因此未来银川市发展中心区域应该在金凤区，针对金风区特点，设立科技园区，进行适当产业集中，切实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在城市规划中还应体现一种政策导向，如加大和扩大车辆限行区域，专门规划步行和自行车通行区域，以减少私人车辆的出行。城市化进程中，还应注意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切实保护耕地资源。
(三) 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且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扶持力度
西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耗，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能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在这一过程中努力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如政府补贴、税收等政策的调节加大低碳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减少资源性产业在产业中的比重。
此外，还应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新思路，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以银川为例，立足在煤炭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煤炭等资源的深加工，不仅提高了资源的附加值，提高了产值，还提高了煤炭使用能效。
(四) 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的经验和技术，制定合理标准,贯彻低碳生态理念
1.建立高效便利的交通体系。资料数据表明，交通能源消耗仅次于工业能耗，是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辆出行需求也变得日益普遍，随之也出现了交通拥堵、交通污染严重等问题。多国治堵的经验表明：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扩宽路面、多修道路是行不通的，其中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小汽车出行，加大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建设。
城市化进程篇7
【关键词】二元经济；工业化；城市化
为了推动大连市全域产业、基础建设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基本消除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大连市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大连市政府提出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市委十届七次会议精神，按照以人为本、尊重自然、均衡发展、重点突出、逐步推进的原则，深入实施开放引领、转型发展、民生优先、品质立市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大连城市发展格局，加强大连城市组团和功能区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统筹协调，推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加快建设，把大连建设成富庶美丽文明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毗邻而居的日本，其现代化的城市体系成为日本高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受益于城市化战略，城市化为日本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1955―1975年20年间，日本城市化率由56.1%提高到75.9%，其后30多年日本城市化率稳中有升，目前达到87%左右。大连市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时期，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作法和经验、具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城市化、工业化与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过程
日本的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与农地制度的演变，到目前为止基本上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
（一）第一阶段为1868―1920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了工业化的第一发展阶段。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农业税扶持工业发展。工业产出首次超过农业，日本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上升到1920年的18%。在此期间，为支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制定多种政策措施促进农业变革，制定和大力推广“劝农政策”，推进农业技术改良，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以品种改良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兴修农田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扩大了耕地面积，耕地面积通过开发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农作物转化和集约农业也得到了发展，实现了首次町村合并。在城市化进程中，现在的市制、町村制是1889年4月1日在日本最初推出的。为耕地的有效整理和集约利用创造了条件。农业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也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土地。
（二）第二阶段：1920―1950年。从1920年日本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第二发展阶段，逐渐具备自我积累的发展能力，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加速向重工业城市集中，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工业带――京滨、中京、阪神和北九州工业带。1940年人口城市化率已达37.9%。此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租佃制为主的封建制度，已经阻碍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因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农地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农地制度，改善租佃关系。提供农业信贷资金，促进了农业协同组合的发展。但由于技术进步停滞、生产效率增长缓慢，导致农业产值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在此阶段的日本工业化、城市化的代价较小，并且由于继续耕地整顿和町村合并使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到1940年，城市增至168座，人口占总人口的37.7%，为战后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体现了制度安排与变迁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三）第三阶段：1950―1977年。从50年代始日本进入了工业化完成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进入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37%上升到1977年的76%，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8年间工业生产增长8.6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并且，以此形成了三大城市圈，使日本成为城市和郊区人口占多数的国家。1955年城市人口比例升至56.1%，农业人口下降至41%，在1963―1973年的十年间，农村平均每年向农外部门提供80万个劳动力，将近60%的劳动力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作。1960―1970年间的城市化水平以年均2.51%的速度增长，到1970年，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2.1%。同时，由于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耕地以满足城市经济的发展要求，为缓解用地紧张，日本通过山区技术改造和开发以及填海造田等来增加耕地和工业用地。此时的日本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使农民共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主要措施是颁布《农业基本法》，力图把农民生活标准提高到非农业工人水平，为解决农业问题提供突破点，并以《农业基本法》的制定为标志开始实施工业化第三发展阶段的农业保护措施，如价格保护、提供补贴、限制进口、调整农产品结构等。
在此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投入资本增长，农业有了快速发展。1956―1970年投入资本增长率平均为8.4%。战后农业实行机械化和技术进步带动人均资本劳动比率平均为11.9%，是战前平均值1.2%的十倍。但是，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农地转用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也对农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在70年代大大跌落。1955年占用耕地5000公顷，到1973年达到68000公顷。耕地利用率在1960―1970年由133.9%下降到109%，种植面积的下降从1960年的81.29万公顷减少到1970年的58.1万公顷。
（四）第四阶段：1977年至今。日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数量大幅增加，农村人口锐减，仅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中就减少了1046万人。到2004年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71.8%，吸纳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66.9%。
随着日本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1）城市化水平继续提高。城市人口比重2005年超过86%。就业率于1995年达到64.7%。但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就业率到2005年下降至57.6%。（2）中小城镇的崛起、以及大城市向周边扩张，形成了“逆城市化”、分散型的城市阶段。（3）“传统”产业继续分散布局甚至向国外转移，导致劳动力和人口流动发生变化；新兴产业在大城市中心地区集聚，导致再城市化的发生。
这一阶段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和城市化饱和阶段，由于日本经济整体发展缓慢，地价高涨，导致了日本90年代的金融危机，致使耕地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从1970年至2003年，日本耕地面积减少了107万公顷。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的协调与否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工业化、城市化已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日本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保持了协调发展的关系，工业化的开始推动了城市化的起步，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使得农业劳动力剩余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部门，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进入城市化饱和阶段后，工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下降，第三产业的比率逐渐上升，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相互关系出现了离散现象，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下降，甚至不明显。
在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城市化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表现得比较明显，工业化对农地制度的影响在工业化初期是较为突出的，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工业化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明显减弱。
日本的城市化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最初阶段，为迎合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对农村土地进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了“町村合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和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也促进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
二、大连市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人口与土地、土地与城市化以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并存构成了大连城市化进程中的明显特征，其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农民问题。
（一）大连市城市化进程中首要的问题是农民向市民转化困难的问题。土地是农民长期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利益，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征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如何补偿实际上涉及农村集体资产的价值评估和转让收益问题，由此引发了政府与农民在征地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利益矛盾，农民为征地补偿而上访问题仍较严重。
（二）其次，大连市周边农村群众要求城乡一体化的呼声日益高涨，需要统筹社保制度，纳入城市管理，城乡百姓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但是大批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加重了大连市的养老、医疗和教育的负担。
（三）再者，大连市的农村城市化的体制机制尚需完善，需要改革农村体制，助推集体经济，实现城市化平稳过渡。
（四）其后，大连市的城乡均等化的规划和措施滞后，需要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整体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对国民经济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基础行业，其完善程度直接决定我们大连市的现代化水平。
三、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大连城市化推进的启示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由于保持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相互关系，由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日本的经验对大连市如何处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工业化作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核心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又共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地制度的变迁。大连市的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决定和推动着大连市周边农村城市化的进度度。
（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与农村土地成本代价。日本在城市化饱和阶段之前，耕地面积并非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即使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如此。我们大连市也可以借鉴日本通过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改变土地利用结构以减小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本。
（三）我市农民收入的增加，不能单靠农业本身和土地出让，而应该更好地让农民享受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期通过剥削农业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因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民收入的增加是缓慢的，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日本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一点也值得我市借鉴。
（四）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抓住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贸易及工业化发展的良机，实现城市化快速发展，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因此，大连市应抓住当前和平发展时期这一良好机遇，使外力与内力结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化进程篇8
关键词：城市化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城乡融合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直至2006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只有43.9%，而墨西哥于2006年就达到76%。在2007年底，以城镇人口比列来衡量城市化率只有44.7%，而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88.3%。根据预测，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1.57%的速度增长，城市化率每年增长1.57%相当于每年有1000万多人的进城，照此速度，在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才能达到60%，所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道路选择
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平衡发展道路。这条平衡发展之路，是为了追求短期的区域平衡发展，但却牺牲了城市化的集聚效应；第二条路是追求效率道路，这条路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第一条道路的代价是牺牲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使我国走上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第二条道路后果可能导致区域贫富差距扩大，严重的会加剧国内矛盾，制造不稳定。所以，当前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寻找一条可以兼顾效率和平衡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空间布局的调整
所谓城市化是一个被市场力量推动的，基本要素向城市集聚的一个过程。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性，计划经济使我国产业发展形成的主体格局是以工业化为主体的格局，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布局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认为，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是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在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获得三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分享（sharing）。生产者可以从更大范围内获得更为广泛的产品输入供应，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产品供应商会得到更大的市场需求，并能根据具体的需求提供高度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匹配（matching）。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范围，各种要素相互匹配加以利用，企业可以找到更多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适应高技能需要的劳动力，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个富有潜力的地区，多元化的产品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合适的雇主。三是学习（learning）。无论是限制性或非限制性的知识、显性或隐性知识，空间集聚会加速知识的外溢和结合，便于员工和企业家之间以及产业之间的学习。同时，企业相对集中，行业间的学习与交流更为密切，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可以共享，技术员工可以有效流动。
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带动工业发展尤为重要。经济的空间集聚在城市进入后工业阶段后尤为关键，规模效应来源于人口集聚过程中服务投入的多样化，由于服务业大多具有跨地区运输的特点，所以需要空间集聚。大城市人口规模大，流动性好，人才的聚集性好，城市吸引力大，许多创意与思想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产生，这种集聚效应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大城市往往成为高技能人才在空间上聚集的一个重要场所。
城市发展中空间集聚与规模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出现了特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模式。当时，城市发展的指导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小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大城市人口比重不断下降，随着改革的深入，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聚促使城市化水平提高。
（一）城市空间集聚与工业集聚效应
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政府却在控制着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但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大城市数量还是在不断提高。1991-2003年，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城市由9个增加到33个，到了2006年，这一人口规模的地级市数量达到了37个，人口的增多使得城市化过程中本地市场容量扩大，它引起了城市内部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在大城市的工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服务业的份额开始提高，产业间的互补性进一步促使更多高附加值的工业在大城市集聚。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我国城市发展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城市化水平随着城市发展呈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关系，这正反映了城市之间的集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大特征：第一，绝大多数城市目前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阶段，仅有极少数城市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二，城市发展与工业化的相互推动作用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增强的。同时，我国大多数城市仍处于相互促进阶段，尚未达到最高点，说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聚集效应发挥不足是由于城市水平滞后以及城市规模偏小而造成的。所以，要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必须促进城市集聚。
城市化进程篇9
关键词:产城融合城市化新城产业园区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043-02
城市发展的理念，从词意上理解，城市是由“城”和“市”组成的，“城”是地域的概念，“市”是经济的概念。产业和城市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两者具有天然的互动关系。没有产业，城市就缺乏生机与活力，就会成为一座空城；没有城市，产业发展就会缺少平台，城市发展就难以为继。
一、产城融合理念的提出
城市空间经济学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包括克鲁格曼等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对其发展研究提出过一些开创性的成果，国内刘荣增、夏保林、王新涛等众多学者也就产业、城市互动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从本质上来看，产业融合理念是基于城市空间经济理论对产业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客观认识，也是对城市发展趋势的一种审视和把握。
回顾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推进的30多年，产业和城市协调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忽视产城融合，造成产业和城市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还比较普遍，致使产业园区与新城在空间上和功能上分离，形成了所谓的“空城”或者“工业孤岛”等，严重制约了城市的提升发展。研究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0%，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十二五”，各地都将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产业园区规划、新城建设等如火如荼，因此，总结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强化产业和城市的融合互动，推动城市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产城割裂的原因剖析
1.规划引导上缺乏衔接。城市发展是不断探索提升的系统工程，规划对城市发展具有引领指导作用。但是，在规划引导方面，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园区规划是独立编制的，规划导向、规划对象和规划要求方面各不相同，缺乏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协调城市功能区、生活社区、产业园区规划等不同空间的相关规划方面衔接不足，致使难以形成有机联系的规划体系，甚至某些规划在具体要求中，出现冲突和矛盾。而对某些正处工业化大发展的城市，盲目的发展工业，使得工业用地比例大大超过正常标准，而城镇的其他功能则滞后于其生产功能，不仅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保护、道路建设等基本功能跟不上生产功能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城镇的正常发展；反过来，功能的滞后，也造成产业发展在硬件设施上的瓶颈，给城镇发展带来诸如居住、交通、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众多问题。
2.产业园区过度经济导向。产业园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然而，某些城市盲目的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唯产业资源集聚为中心，只见产业设施不见服务配套，只见厂房不见城市，而且与相邻的城市区域缺乏紧密的互动联系，使得产业园区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作为衡量产出的“计算器”和提供税收的“皮夹子”。由于过分的强调园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使得园区生活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城市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缺乏对居住、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考虑，只注重了生产需求，忽略了生活需求，成为单一的生产型经济园区，甚至出现招商引资利益绑架园区规划的现象，使得园区被不同企业或产业项目的条块分割，致使园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
3.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某些城市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加快郊区城镇化建设中，往往注重“土地的城镇化”，而忽视“人的城镇化”，形成了所谓的“空城”。同时，资源配置的错位，造成众多主动进城的农民工与被动进城的农民只能徘徊于城乡结合部，在园区工作的务工人员基于生活成本的考虑往往限于园区周围的基本生活消费，很难与城区的生活消费市场产生交集，园区与城区之间的要素流动的通道基本未建立起来，从而造成“有城无业”、“有业无城”的窘境。
三、产城融合理念的内涵特征
产城融合从本质上讲所反映的是一种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合”是把产业和城市看作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产”和“城”协同发展，使产业依附于城市，城市更好的服务于产业。就产城融合的内涵来而言，文章认为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功能的协调。城市功能不仅包括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功能，而且还包括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文化功能、居住功能、服务功能等。城市功能与城市产业相辅相承。有什么样的功能，就必然有创造这些功能的产业；有什么样的产业，一般就具有相应的功能，并且主导功能往往是由城市的优势产业创造出来的。
产城融合就是要注重功能上的契合，协调好产业功能与其他城市功能之间的关系，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和匹配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城市的产业集聚功能和城市化的经济效应，促进产业功能提升；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带动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更多地以近域推进的方式加快城市提升和城市化进程，实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
城市化进程篇1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而“城中村”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一方面给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的提升。因此，解决“城中村”问题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它对我国城市化建设健康、有序和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中村”的基本特点
“城中村”是城市规划区内尚未完全向城市转型的原农村社区，是在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1]。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边远地区大量土地被征用，城市政府或开发主体为了规避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导致被绕开的村落成为“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行政体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和矛盾[2]。
可以这样说，“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城乡差别发展战略、抑制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后则又加快推进城市化，以致导致片面的“人口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种亦城亦村的“城中村”具有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又不同于传统农村的显著特点：一是原村集体土地虽然划入城市规划区内，但仍为集体所有，且人均占地面积很少。二是“城中村”的户口性质为农业人口。主体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但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很少，尚未纳入城市居民的保障范围，没有住房、医疗、养老的保障，作为村集体经济——股份公司的股东，私房租金和股份公司分红成为村民基本的收入来源，这样本村人依赖分红和租金成为“租金食利阶层”，个别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三是在经济发展上，产业结构多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是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城中村”主要是低层次的物业经济，大多数的集体收入均为土地出租费，土地和资源产出效益不高，个人相对较富裕。在集体经济落后的村庄，管理方式落后松散。四是与城市的周边环境不协调，外来人员多杂，流动人口集中，甚至超过本村村民，职业构成复杂，治安、卫生状况等相对较差，形成了很多治安和社会管理隐患。
上述特点显示，“城中村”虽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已经作为城市的一个社区，但它有明显区别于原城市中的街道居民区，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并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城中村影响了城市化的质量，是城市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由于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改造城中村不仅是实现城市物质形态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是改善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中村”面临着改造、转型的艰巨任务。
二、“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中村”与所在城市的矛盾日益突出，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对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寄生型、外生式”的村集体经济问题[3]
“城中村”集体经济以第三产业尤其是纯土地出租、物业租赁为主业，经济收入依赖于房屋租赁收入和土地开发补偿金，是典型的“寄生型、外生式”经济。同时，依靠纯土地出租等外在的经济增长点维持生存，收益量完全依赖物业出租的数量和租金水平，容易受城市政策、物业供给等外在因素影响。村民委员会全面负责村民生活，包括福利以及外来人口管理等，这样的管理模式导致了村民“寄生型”的生存动态和心理状态。由于我国农民缺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低下，他们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十分有限，所以“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低且门路少，成为“客观剩余劳动力”。部分村民靠房屋租赁收入维持生活，甘愿做“主观剩余劳动力”，过“食利寄生”的生活，成为“寄生型村民”。令人担心的是，如此下去，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体的经济活力、发展能力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村民社会保障弱的问题
由于“城中村”和真正的城市管理是两元体制，从而导致“城中村”和城市管理政策的错位。城市实行的是高补贴、高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即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享有就业机会及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险与补贴，而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体制下，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权的滥用(主要是没有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以及没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等，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拥有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失地农民成为既有别于一般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失地农民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4]。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险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社会保险没有建立，购买保险意识也不强，因此，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逐步失去耕地的“城中村”村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方面仍还保留着原来的模式，“村民”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距离还很遥远。
(三)社会治安及环境问题
“城中村”的人口构成十分复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地的原有“村民”；二是租用“城中村”村民住宅的城区市民；三是外来人口。“城中村”成为村民、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混合社区，尤其是成分复杂的大量外地流动人口的涌入，加上管理的滞后，使“城中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复杂。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租金低廉，“城中村”容易吸引外来人口，出租房中聚居了大量缺乏有效管理且职业构成和宗教信仰十分复杂的人员，因此可能成为滋生“黄赌毒”的温床和违法事件发生的策源地，这种状况的存在制约着城市的健康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管理难度大，村庄内部及周边环境脏、乱、差，再加上部分市民和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小企业、家庭作坊的开办，导致污水横溢，垃圾乱倒，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治安和环境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同时由于他们并非是本村村民，他们的婚育及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无法解决，这也给当地部门带来了诸如计划生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压力。
三、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对策建议
上述问题的存在，给“城中村”的改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致使“城中村”改造已成为全国性的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难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构建“城市一村民一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以推动“城中村”的改造，同时壮大集体经济[2]。
在目前城中村的改造与建设中，如何实现各改造主体(政府、农民、开发商、低收入租房者)的利益共赢，实现城市主人的共生共荣是摆在城市决策管理者面前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应该研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在各改造主体利益博奕间的调节作用，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改造对策，指导我国现有城中村问题科学合理解决。“城中村”村民出租屋经济收益的保值乃至可预期的增值成为“城中村”改造的理论起点。由于资金的问题，吸引开发商进入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必然选择。作为改造主体的开发商和被改造主体的村集体及村民均应当是受益主体，政府则作为“城中村”改造“公平、公正和效率”的维护者、监管者和仲裁者。改造的核心是在政府兼顾村民和开发商利益的基础上，明确各方职责，由“政府—村民—开发商”参与协商并制定“城中村”改造规划，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执行，并规范和监管村民及开发商的行为。根据“城中村”周边城市功能类型进行个性化规划设计，设计既保留出租屋壮大集体经济，又兼顾开发商收益成为实施的核心。
(二)通过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改善村委会。提高村民的素质
通过“智力补偿”，加大对村委会成员进行现代资产经营管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硬化考核标准，把通过培训作为任职条件。村集体租赁收入以村民福利形式在村民中的再分配并不能促成集体资产的持续增值，部分“城中村”将征地补偿金按“村民人头”均分更不利于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鉴于此，应建立“资产资金咨询管理中心”[2]注重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对“城中村”集体资产运营和征地补偿金加以指导，通过集体资产的持续盈利可以加强村务管理和村民福利事业建设。
可以借鉴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投资对村民进行大范围的素质教育培训工作的先进经验，增加“城中村”村民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对村民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技能培训，激励村民学习工作技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引导他们参与市场就业。
(三)给予“城中村”村民社会方面一定的优惠政策
“城中村”居民应在入学、参军、医疗、社会养老保险，尤其是城市低保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使“村民”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四川省成都市出台了《成都市征地农转非人员保险办法》，这意味着成都市“城中村”失地农民已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这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政府应通过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出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特别在失地农民就业方面，政府应制定失地农民就业政策，对这部分人群应特别关注，把他们的就业问题与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对待，积极引导他们从事二、三产业发展，创办社区服务，纳入劳务输出统一规划，进行培训、中介，千方百计为这部分人创造就业机会。对暂未就业且有就业愿望的人，有关劳动保障部门发给《再就业优惠证》，享有与城市下岗工人一样的就业优惠政策。社会保险部门应制定有关政策，允许村民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社保部门应在审核同意后，村集体经济根据自身实际，按照一定的比例向社保机构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并按规定逐月续交。
(四)加大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
应联合公安、城管、教育、计生等有关职能部门，制定相关登记和定期审查制度，加大对“城中村”中流动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的管理，解决外来人口出具证明困难、子女入学无人管的状态。在确保党的核心领导、村民委员会主导地位的同时，组织带领外来居民参与建设互动，实行民主管理，以激发“以外管外”积极性。与用人单位建立起联系协商制度，以较好的用人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学习环境留住外来骨干力量，发挥他们在组织带领外来居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上的重要作用。突出服务功能，以人性化服务主导管理，给外来人口提供生活便利，提供求学、求医、劳动保障等优惠政策。同时要重视他们的劳动贡献，尊重他们的创业成果，关心他们的就业、培训和发展等。要大力宣传同驻共建理念，鼓励、引导单位(企业)关心、关注外来人口，让外来居民共享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
[参考文献]
[1]谢志岿．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8)．
[2]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一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规划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