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历史篇1
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神学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上帝的意旨或天命。主观唯心主义者用人的主观意志和精神解释社会历史发展，把历史看成偶然事件的堆积。目的论者把历史过程看成某种神秘的合乎预定目的的实现过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历史描写成为一个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试图揭示其中的内在的必然性，但他不是从历史的内部而是从外部，即从绝对精神的发展中去寻找这种规律。
马克思主义把规律了解为自然界和社会诸现象间的客观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但是自然界的规律与社会规律有很大区别。后面有人便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来源：文章屋网）
社会发展历史篇2
关键词：共产主义；历史终结；大学生；端正立场
一、历史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作是一部自然史的过程。在《资本沦》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透视和解析，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其实完全可以等同于一部自然史。即是指，只要人类和自然界都一直存在的话，人类历史就不会有终结的一天。若要把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话，历史的最终结局将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积累日益严重，大量的资本会集中到少数资本家的手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这将更是激起了无产阶级反抗的决心，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永远稳固地屹立下去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只是历史发展的一段普通阶段。他们的普通主要在于，他们都没有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命运。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状态，“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除了他们的锁链外没有可失的。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赢得一个世界。”[1]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是终将胜利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历史最后的选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终结理论
（一）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破灭
当今西方世界，不免会有些学者不断吹鼓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甚至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将会是一种恒久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就鼓吹西方国家正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将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指出：“常识告诉我们，自由民主与其20世纪主要竞争对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具有很多优势。”[2]福山虽然言之凿凿，但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他是根据什么“常识”来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另外，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方法的终结。”[2]的确，在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谁也不愿意支付大规模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可以通过地理分离、退出、对话和暴力来解决个人间、文化间的冲突。”[3]经济全球化今天，地理分离、退出早已经不可能，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且息息相关，全都无条件地被卷入现代经济社会中，人类社会逐渐放弃了战争的方式改变，却没有说我们的人类历史就此就不再进步了。马克思曾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个曾经魔法似的造成了那样强大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魔术师一样，已经不再能控制他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地下怪力了。”[1]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扩大，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繁华的表面下，资本主义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同规模的经济危机就像是瘟疫一样在全球各地屡禁不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用来打到了封建主义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是自己死亡的武器；它还造成了将要使用这些武器的人――近代的工人，无产者。”[1]。而此时的无产者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强大，他们也开始不断发展起来，已经完全意识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抗资产阶级。
2009年8月，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专访时，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发展，并将中国称之为“负责人的权威体制”，是西方难以企及的高度，并表达西方民主可能并未进入“历史的终结”。至此可以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完全破灭了。
（二）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理论
福山以黑格尔为同道中人，认为自己的思想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而安德鲁・甘布尔把历史终结分成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最为概括，是多年前亨利福特所阐发的，即‘历史是废话’，它奠定了我们时代主流的后现代叙述方式。第二种意义与弗朗西斯福山密切相关。1989年，福山在毫不怀疑的公众面前，重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使历史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同义词，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代替物――成为同义语。第三种含义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历史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已被揭示出来的意义，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性质。”[4]显然，黑格尔的所指与福山的大不相同。安德鲁・甘布尔又解释道：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意识形态终结的代码，而意识形态终结又是社会主义终结的代码。”[4]对黑格尔而言，与其说历史终点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至顶的时代，不如说是一种思想境界的至高峰。例如，个人主义、私人领域的重要性、自由与平等、从国家的高度承认每个公民的平等价值、普遍认知的政治。精神的自由是历史最终要追求并企图要到达的目的，这就是黑格尔所意指的“历史的终结”。黑格尔明确的说过：“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5]黑格尔对当时社会的过高估计，表现出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指的时代只是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不是终点，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甚至变革的东西，人类历史是要不断奋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社会发展历史篇3
一、挖掘乡土历史资源的现实意义
首先，乡土历史教育有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因为家乡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地方。乡土历史资源，看得见摸得着，与当地人有着天然的感情相连，它可拉近人们与历史的距离，加上多年来形成的“乡风民情”很容易成为他们“做人”、“做事”的准则，并以此准则来要求自我，激励自我，从而树立起建设美好家乡的远大目标和理想。随着河池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人们的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为提高，人们的业余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久远的尘封旧事引起了人们日益浓厚的兴趣，这使乡土历史有了“升温”的沃土，民众的需求将进一步推动河池乡土历史教育的开展，教育将更加充实和生动。例如，2009年河池启动了“万名青年重走红军路”主题活动，组织各界青年朋友，沿着红七军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使他们认识到脚下生活的土地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家乡辉煌的过去常常使他们引以为自豪，激发了他们热爱家乡的热情。再如，缅怀韦国清的历史功绩，目的就是教育我们子孙后代，要以韦国清同志为榜样，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对党忠诚，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报效祖国，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其次，挖掘乡土历史资源能推动河池社会经济的发展。以东兰县为例，近年来该县先后建设完善县烈士陵园扩建工程，完成对韦拔群烈士故居、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队部旧址等重要革命遗址和文物的维修，加上东巴凤革命老区大会战，老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重大的改善，造福了当地的人民，提高了该县的知名度，引来了外地很多客人到东兰参观考察、投资。其他各县市也利用各种有利契机，抓住机遇，先后兴建了河池红军标语楼、宜州村民自治中心等纪念馆，各县市博物馆也相继修建起来，所有这些项目对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三，河池乡土历史教育能加厚河池腾飞的社会基础。人民的文化层次、个人修养及公民意识，是构建文明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是实现河池发展和腾飞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开展乡土历史教育有利于提高河池人民的整体素质。在学校开展乡土历史教育的过程中，河池乡土历史知识势必要通过学生辐射给家长和社区，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广大民众在提高河池历史知识水平的同时，河池的传统美德、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将得到大力弘扬，进而推动人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比如通过了解红七军在河池的艰苦奋斗，可以培养人们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鼓舞人们努力工作。象都安的乡村医生蓝云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宜州村民集体营救空军飞行员，正是公民素质提高的具体表现。
二、挖掘河池乡土历史资源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历史资源，让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河池现有的历史资源包括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政府和各级部门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为各阶层人民接受教育提供载体和平台。每逢重要的节日、纪念日，各单位部门应积极组织民众到当地或附近地区历史博物馆、革命遗址、出土文物参观、瞻仰，或者开展入党入团宣誓活动，使其置身于具体的物质环境之中，让人们切实受到革命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在每年的清明节到来之际，组织民众到烈士陵园开展祭祀革命先烈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此外，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还可以组织干部到罗城县成龙公园进行反腐倡廉教育，通过了解该公园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廉政素材，使于成龙的思想品格和人格操守成为现代官员学习的楷模。
（二）加大投入扩大宣传，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
在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中，广西共有10处，东兰境内就有5处，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通过乡土历史教育、挖掘才能使人们全面了解它们，最后才能完整全面地展现给游客。要对旅游产品实施包装，除使用常规的网络、书籍、文章、标志牌等宣传外，还要从旅游交通、游览服务、旅游安全、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对景点进行完善建设。举办红色旅游节，把红色旅游产品销售出去，让更多的旅客前来欣赏。例如东兰加大投资，打造和修建4a级红色旅游区以及壮乡英才园，营造良好旅游环境，使旅客满意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一条“县城-东兰县烈士陵园-韦国清上将故居-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韦拔群烈士故居-东里三潭-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列宁岩-江平田园风光-县城”的旅游线路。
（三）开发和修复古遗址，让古貌换新颜，并发挥出新的经济效益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历史文化资源越来越成为彰显城市特色和优势的宝贵资源，保护它们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在修复过程中，要设法让历史文化资源为旅游商业所用。河池现保存的古建筑分散各地，但数量可观的建筑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不多，较为著名的有宜州市怀远镇，在古代由于其独特的优势及发达的水路交通，长时期里曾是环江、金江城、宜州三地货物集散地，除本地人外，贵州荔坡县、柳州等地许多商人云集古镇，市场繁荣。岁月沧桑，至今留下了许多民房古建筑，它们多数保持明清风格，作为一种不可复制的有限资源，怀远古镇景观带有明显的稀缺性，况且怀远镇的区位优势明显，政府可加强引导开发，通过市场动作，把古街道建成一条云集南北杂货的仿明清街，让它以它独特的魅力迎接八方来客，让人们感到如走进了一部厚重的古文化历史，特别是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处处会让游客感到古镇的魅力所在。此外，也可以在原遗址上重建纪念馆、公园等，如宜州市修建了浙江大学西迁公园，成为了集休闲和教育的良好胜地，宜州市还因此跟浙江大学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
（四）开展纪念历史人物活动，提高地方知名度
河池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士名人，特别是那些战功赫赫的军事家，他们以杰出的才华，赢得了当时和后来河池人的赞誉。加强对他们的研究发掘，对弘扬河池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那些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可有选择地为其树碑立传，并在当前新形势下赋予新的内涵，让后人传承和发扬他们的道德和精神，例如，可以利用纪念韦国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契机，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利用他们的旧居或故居，建立乡贤祠或乡贤馆。东兰县的壮乡英才园的修建是最好的例子。同时整理、编写河池乡贤资料，作为知我河池、爱我河池的乡土教材和对外宣传河池、推广河池的重要读物。
此外，还可以定期邀请老同志、老革命重聚河池，回忆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共商当前的发展大计。还可以发挥他们后代的作用，以史为媒，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多开展乡贤联谊、走访活动，借此凝聚乡情、推介家乡、招商引资，服务河池经济，推广河池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重视地方史料的收集、篡写，发挥数字历史资源的重大作用
近年来，河池有的村屯都篡写了本村屯志、史等，其目的就是加强对外宣传本地文化，让后代更加热爱关心自己的家乡。而地方文献中大量的地区知识信息，大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其他书刊中，要求我们要经过艰辛劳动发掘这部分资料，不断增强地方文献的搜集力度、利用广度和研究深度。在地方史料的收集、篡写史料的过程中，可利用现代技术多渠道地收集乡土历史资源，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搜索，在网络中搜索到更多的相关资料图片，使枯燥的史实变得鲜活、生动、直观、富有感染力。甚至可以运用影视多媒体手段编纂方志，按照原有纸质方志的内容进行影视多媒体制作，通过三维动画和风光拍摄相结合的方式，作为电视节目播放销售，从而实现方志资源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服务。
三、挖掘乡土历史资源必须坚持的原则
第一、适用性原则。河池市具有悠久的历史，乡土历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我们必须要有区别、有选择地利用，乡土历史资源包括了广博的内容，其中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诸如算命、看相等带有封建色彩的不良因素。而我们只能根据地方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乡土历史的内容，体现民族文化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因此，政府在开发时应明确乡土历史资源收集的重点，只有这样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民族文化健康成长。
第二，计划性原则。乡土历史作为经济发展拓展资源，其经费及经验十分有限。因此，作为开发乡土历史资源主力的政府部门一定要统筹安排，要有一定的计划性。在保证数量的同时，也要切实保证所开发的历史资源的质量，充分提高乡土历史的内在价值。例如，河池市最大的历史资源亮点，从阶段上看，主要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从地域上看东兰的历史资源最为丰富，这样就可以考虑以东兰县为中心，把宜州、金城江区、巴马等县红色景点等进行资源组合，把红色旅游地周边的独特文化和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宣传，给游人不同的新奇的体验。
社会发展历史篇4
[关键词]社会管理；世界历史；国际视角；社会发展
截止到目前，我国几乎可以说是拥有了一个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尽管如此，各部门各地区仍然要在政策和实践上下功夫。在这个全球化风靡的时代，知识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人们要不断的探索新知识，敢于创新，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学习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去思考、去计划自己的发展。只有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从历史的角度审时度势，站在国际的视角冷静分析，才能让中国的社会管理朝着一个明亮的未来蓄势待发。
1.社会管理的内涵
社会管理的内涵是指人们通过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协调不同方面的社会关系，解决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从而适当的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进而激发社会活力。这一说法是获得最大部分人认同的一个观点，但是社会管理的外延有很多，比如说管理社会关系、管理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风险等。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对社会管理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国或者是一些较为相似的国家来说，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际经验，对社会管理的理论以及外延做了最公正的界定。
基于以上说法，中国将社会管理理解为：在具有一定相似价值的基础上，在统一的规章制度之下，在需要共同遵守的法律范围之内，所有的政府机关、社会场所、企业和社会大众规范相应的社会行为，协调各自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解决不时出现的社会风险活动等。社会管理的目标被界定为：社会管理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2.社会管理的外延
由上可知，根据人类发展的特点，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现当代中国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社会管理的层面将不仅仅是上述所做的界定那么简单。社会管理除了包括社会行为管理、社会问题管理、社会风险管理以及社会关系管理，还包涵了这些关系管理所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当社会关系管理不当时就会出现社会关系失衡，一些社会关系得不到解决就会衍生出社会风险，如果社会风险也没来得及解决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甚至更为严重。所以，加强这几项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外延的主要工作。
2.1加强社会行为管理主要措施研究
社会行为管理是建立在人们日常行为基础上的一种行为管理活动。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社会规范或一定的社会秩序来约束或干预人们的日常行为，通过这些社会规范使人们按照预期行为来避免破坏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秩序。如果出现不在法律框架内的行为规范，将视为越轨行为，行为制造者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要想加强社会管理力度，就要时刻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免越距，但这件事情操作起来是相对复杂的，管理者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社会管理条例。
比如，在人们做出每个社会都会鼓励和支持的社会行为时给予相应的奖励措施，或者建立一些社会行为规范，这个行为规范可以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正式的社会行为规范就是人们必须要遵守的法律法规等，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养成的社会规矩，比如说比赛规则、民族的风俗习惯甚至是社区建设中的一些规范条例等。
2.2社会问题管理
社会问题管理也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开展的社会管理。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动荡或是社会关系失调，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破坏社会的正常活动。这些社会问题也经常出现在大家面前，比如说，社会上经常发生的斗殴事件、校园袭击儿童事件、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一些自发性的越轨行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和人一样，时而不时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的身体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会找医生解决，生活出现问题人们也会想法设法去治愈，社会同人一样，也会经常出现各种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时，就会影响社会关系、社会经济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2.3社会风险管理
顾名思义，这项社会管理是建立在突发事件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它本身的发展就承载着很多风险，当然有些风险的存在可以忽略不计，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有的社会风险是不容小觑的，因为这些风险的发生很可能会使一座城市或是一个国家瘫痪，社会风险的管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社会风险管理会针对各种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直到风险解除。中国的发展空间以及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绝后的，社会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可以说社会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些都是在要求社会风险管理要时刻做好准备。
3.社会管理的历史探究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全球扩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文明”。经过了历史长河的变迁，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所以，在中国的社会特色主义以及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都被这条历史长河见证着。同样的，社会管理作为这条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也时时刻刻演绎着自己的故事。
社会管理体系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道路，而这条由马克思探索的东方发展之路也一直在引导着人们，走向更加广阔的发展新天地。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工业所开创的，早期的世界市场是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一直到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起以及大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产品的迅速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奔走于世界各地。渐渐的，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社会管理变成一项管理活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世界历史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社会生产矛盾，这种矛盾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生产方式，而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形式也悄然而生。
3.1农业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
在农业社会之前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形式，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体系，直到传统社会的建立，人们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将社会管理形式也分为了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时期，人们居住形式还是属于群居生活，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区域里，人们从事着各式各样的生产劳动，可以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生活不存在很大的流动性，这种社会存在形式可以称之为熟人社会。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社会同样存在着社会管理活动，比如说出现冲突，即所谓的社会风险问题；或者是婚嫁、丧事等这些也属于社会管理中的社会关系问题。可是在传统社会中没有专门的社会部门去管理这些问题，只能是由整个社会或家庭也解决。再比如说，最基本的教育问题，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里是不存在正规教育的，很多都是在自己家里完成的，直到出现私塾教育，私塾教育或许不是在一个小家庭里面完成，但它也是由社区所管理的。
综上所述，传统的社会生活当中，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和传统文化以及世俗伦理，在社会大众之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虽说没有正规的社会管理部门去解决社会风险或社会行为问题，但大家依然按照这种传统的治理模式来治理自己的社会。
3.2工业革命下的社会管理模式
18世纪下叶，英国率先发明了蒸汽机，这也就标志着当代社会进入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再加上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处的安家落户，使得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很多的非西方国家被纳入到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当中，自此，孤立的、民族的、狭隘的地域性历史拉开序幕。在中国，面对这样的世界变迁，大量的农村人民开始涌入城市，这些农民在城市的各个岗位开始工作，在当地城市安家落户，这样就导致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亟待出现。
这个时候，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应运而生。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生存现状出现矛盾，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出现，比如说失业、工伤、养老等。这些问题是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无法解决的，在二者矛盾的激增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出现了。
在工业社会中的社会管理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就是政府机构。通过政府的介入，开始了政府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新征程，同时也建立了20世纪最伟大的制度之一，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这项制度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对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行为的管理而自动产生的社会现象。
3.3近代历史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
近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生产方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因为全球经济都进入到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这段时期比较明显的就是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为中国带来了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在70年代以前，中国的一切都是由政府主管，主管经济、主管教育、主管政治等。但7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许多经济开始变得不统一了，在世界经济上，有人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紧接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个国家也在积极寻找可以解决这些社会风险的方法，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国家会坐下来一起商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4.社会管理发展的国际视角
从国际视角上来看，人们习惯性的将社会管理划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一个是社会的宏观管理，最后一个是社会冲突管理。
社会管理中的技术层面指的是对一些国家政策或项目规划以及一些固定的工程实施所进行的一些公正性评价，这种评价主要是通过监督、大众参与来完成的。市面上有些技术层面的社会管理是根据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所提出来的，很明显不符合中国的现下国情，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有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如何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国家的技术层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
而社会宏观管理是与技术层面的社会管理截然不同的，社会宏观管理主要是通过一些公共政策来帮助社会协调社会关系，消除社会风险等。与中国的社会模式不同的是西方国家一直到现在都是在实施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中国要想更快的习惯社会宏观管理，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握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5.结束语
由上可知，世界经济发展是瞬息万变，中国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复杂，通过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转型经济有可能带来的社会秩序紊乱，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时间变迁不能保证不会出现社会问题，再加上宏观经济调控下的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有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这些都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管理发展有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时社会管理模式更要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化解社会风险，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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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历史篇5
70年代，中国基本完成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随着中国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国门，有了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条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对以前偏于重工业的工业结构进行了及时的调整，努力建立起产业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这个时期，我国提出了住宅工业化的“三化一改”方针，即设计标准化、构配件生产工厂化、施工机械化和墙体改革，重点发展了大型砌块住宅体系、大板(装配式)住宅体系、大模板(“内浇外挂”式)住宅体系和框架轻板住宅体系等。1973年，北京市在前三门大街建成26栋pC大板体系高层住宅，采用了大模板现浇、内浇外板结构等工业化的施工模式，这是应用pC大板体系技术大批量建造高层住宅的首次尝试，推动了我国住宅工业化施工的技术进步(图2)。80、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改善居民居住生活的质量成为发展目标，住宅建设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住宅工程施工质量成为凸显问题。我国的住宅工业化围绕着提高工程质量问题，开展了技术理论体系的综合研究，如相关研究单位引进国外SaR理论，进行了标准化与多样化的实践尝试，建设部开展了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1985～2000年)和小康示范工程(1995～2000年)两大系列住宅小区建设样板工作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住宅工程建设质量，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住宅工业化发展道路。当时的生产企业普遍以国有体制为主体，特别是1982年国家实行“利改税”制度后，实际上形成了国有资产的“单位所有制”。由于所有制主体的不明确，造成了企业干部与职工在利益上的同构性。国有企业普遍缺乏积累和消费的制衡机制，造成了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0%～50%以各种渠道转化为单位的消费基金，职工的工资和非工资收入虽然得到增加，但劳动积极性却相对下降。再加上客观经济体制，资金和原材料市场发育的不完善等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普遍高浪费、低效率的生产状况，企业缺乏竞争力，经营长期不景气，这反过来加重了国家负担，出现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等情况。住宅工业化相关生产企业也由于受限于体制、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低水平制约，企业生产机制不灵活，长期依赖于政府的计划调控，住宅工业化的市场很小，水平较低，生产出的建筑产品普遍存在种类单一、灵活性差、造价偏高等问题，造成企业的综合效益低下，劳动生产率和积极性得不到提高，住宅工业化生产方式无法得到大规模的推广。
2发展期(2000年至今)，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都较成熟，但仍受社会发展环境的制约
20世纪末，我国住房供给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住房成为了一般商品，住房商品化改革促进了住宅工业化的发展。1999年，国务院了《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1999]72号)文件，明确了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同年，万科建筑研究中心成立，开始研究住宅工业化生产相关问题。2004年，万科成立工厂化中心，开展工业化住宅实验楼的研究。截止到2012年，万科已累计交付工业化建造的住宅701万m2。[4](图3)。自2001年起，我国陆续建成的一批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对于住宅建设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住宅工业化与节能环保技术的集成研究与应用等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同时期，在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又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6%，激增的城市人口必然产生巨大的住宅需求量，据统计，我国的住宅年增量平均达到700万套，年平均住宅竣工总面积达到5.5亿m2[5]。如此大的住宅建设量对于高效、节能、环保的住宅工业化技术的应用本理应出现巨大的推动力，但目前国内住宅行业工业化程度仍不到10%，而发达国家住宅工业化程度早已超过50%，我国住宅工业化水平与当前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极不相符合。对于这种现象，很多学者从住宅工业化自身的技术体系是否完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是否到位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如果我们从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分析，也可以找到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3我国住宅工业化发展影响动因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大问题是就业问题。由于农业效益低下和农村资源短缺，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大约只需要1亿的劳动力，而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农村现有劳动年龄人口是5亿，这就势必推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同时，城市也存在着庞大的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就业问题成为了关乎社会稳定的问题，而“稳定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我国的就业机会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创造的，据估算，在中国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中央强调保持GDp增长率不低于8%，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约1.6亿个就业岗位，基本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6]。建筑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统计，建筑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由2000年的1994.3万人上升到2012年的5136.29万人[5]，年均增幅达到8.2%，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一致。建筑业尤其是施工企业的特点是人员需求量大，体力劳动为主，技术水平要求不高，人员岗位较灵活，每年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巨大劳动力“蓄水池”。住宅工业化强调技术和效率，而排斥人工劳动，从根本上说是用机器替代人力，如果大规模实施工业化住宅建造方式，将不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问题。虽然住宅工业化代表了未来建筑业的发展方向，具有集约、高效、可持续的优势，但就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还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达到那么高的应用程度，这是当前我国住宅工业化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
4结语
社会发展历史篇6
1封建社会责任感的特点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1.1忠孝教育。“忠”一般特指为“忠君爱国”，正如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指儿女孝敬父母，并能顺其意。孔子把“善事父母”的人士称之为“孝”者。“百善孝为先”，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占有重要之地，不忠不孝之徒不能立于天地之间。
1.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1.3提倡以“礼”治国。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2五四时期责任感特点
五四时期责任感特点主要是维护民族尊严，外争，内除国贼。青年学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新兴势力，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的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就开始成型。新学生随着晚清以来新式学堂的兴起而产生，随着群体的扩大和稳定，逐渐自成一股力量，开始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1919年5月初，中国以一战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巴黎和会，却在会上屡遭挫败，并要将中国的胶东半岛强行割让给日本，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侵犯了中国的和领土完整。这个消息传到了国内，举国上下，一片哗然。首先是北京学生罢课，随后上海商人罢市，纷纷上街游行，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和北洋政府的崇洋，软弱无能。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爱国主义运动也逐渐高涨了起来，一时间，外争，内除国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发自人们内心深处的呐喊，一举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全国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免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公职，并决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给我们留下不仅仅是在心灵上的震撼和感动，更多的是一份对历史的反思，也增加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精神”已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3新时期社会责任感特点
3.1求知上进。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各行各业需要品学兼优的人才，作为跨世纪的新人，要想适应社会的要求，从现在起就必须树立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学习的动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出色完成每一项学习任务，这是责任感具体表现。有了这种责任感，学生学习就会有动力，学习就会有目标。
3.2勤俭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与时俱进的中学生，我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安定舒适的环境里。但是，我们却应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情怀，怀着对时代的责任感，传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把勤俭自觉落实到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共同为创造节约型社会而努力。
3.3礼貌文明。在平时的谈话中，要注意场合，使用礼貌用语，态度友善。不随意打断他人的讲话，不打扰他人学习工作和休息，妨碍他人要道歉。更要学会去关心、爱护身边的人，甚至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他需要关爱，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他。同学之间互相尊重、团结互助、理解宽容、真诚对待。举止文明，不骂人，不打架，不。发生矛盾多做自我批评，要正确的看待自己和他人，找准自己的正确位置，严格要求自己。
3.4独立自强。独立完成某件事情，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培养主人翁责任意识。责任常体现了他人对你的信任。只有敢于并有能力承担责任，才有可能获得自由的空间。因此，言而有信，自己答应了别人，就要全力以赴尽可能做好，即使有些事自己不愿意，也必须这样去做。对于自己独立行为的结果，应该敢做敢当，不要逃避责任，要勇于承担后果甚至惩罚。
社会发展历史篇7
论文摘要：“三个代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列主义是其理论渊源；和平与发展是其时代背景；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其历史根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其现实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代表”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宣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而伟大的理论又产生于伟大的实践。”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不会凭空产生，它的产生和发展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是说，这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我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广阔的时代背景、深刻的历史经验和鲜活的现实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代表”思想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宣传贯彻“三个代表”，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理论渊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三个代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有机统一的整体。“第一个代表”是两个代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第一个代表”，后两个代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个代表”是其他两个代表的反映和体现;“第三个代表”是前两个代表的目的和归宿。总之，“三个代表”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新的理论体系。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内核，同样也是“三个代表”的精髓和内核。
“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期观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得出的新的正确结论。江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1}(p150)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两对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其中，生产力又是最根本的动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一定社会形态的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川(piSS)
“三个代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1}(p154)。继承，是指“三个代表”思想同样重视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1}(p153)发展，是指“三个代表”思想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党的“先进性”的标准，作为党建的指导思想，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不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结果。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群众艰苦卓绝、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创业史。江泽民同志也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1}(piSo)“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这些利益呢?这就要求我们党和国家把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点放在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上，从而充分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我们党就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二、时代背景
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是制定正确的内外战略的前提和重要依据。列宁说过，只有把握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在这里，“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指的就是国际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比较险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出现一些偏差。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封锁包围和敌视，我们面临着军事的政治的严重威胁，抓紧防范战争危险的准备是正确的但我们的认识也有偏离实际的地方，判定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川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特征。这样，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备战上而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的发展，使得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进人新世纪，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进程日益加快;以经济和科技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在吸取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有益经验后不但没有走向衰落，反而继续保持着发展的态势，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的压力更大了，既要发展自己，又要防止“西化”和“分化”这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的那样:“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n}p}s2>
江泽民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敏锐地把握时代主题，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它回答了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如何建党的根本问题。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如何拒腐防变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带领全国人民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历史和时代已经并将继续赋予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只要我们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就一定能建设好我们的党，继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正确分析国际形势的结果，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历史经验
“三个代表”思想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的成果，又是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理论成果二首先，是国际经验。马克思主义诞生巧。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曾有过令人痛心的波折。20世纪是社会主义大发展的世纪，也是出现重大曲折的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共产党在这些国家丧失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这些国家没有把党建设好，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在党的作风上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这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紧跟时代步伐，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其次，是国内经验。江泽民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这是在总结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党成立至今，在党建方面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训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就是说不仅要组织上人党，还要思想上人党;邓小平同志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强调“制度建党”的重要性，就是说要将党的建设纳人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江泽民同志总结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强调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就是说通过体制创新来推进党的建设。"
总之，“三个代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总结国内外党的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理论，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四、现实条件
“三个代表”思想的产生还有着鲜活的现实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江泽民所强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入mso>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我们所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的，避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妥善地处理了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关系。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些举措均是逐步推进的
社会发展历史篇8
1、作为资本主义的代替物
社会主义从何而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的逻辑上来说，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取代物而出现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候，曾经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有人发现了他的弊病。
针对这些弊病，很多人便设想种种方案来取代这种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空想社会主义从1516年算起，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顾名思义描绘的就是在乌托邦的小岛上实行的最完美的制度，写成于1516年，时值英国“圈地运动”倍受欧洲诟病和新航路开辟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莫尔以与一位航海家对话的形式表述了他的政治主张。“Utopia”系莫尔根据六个拉丁语字母虚造而成，在书中指的是航海家所发现的大西洋上的某个海岛，后被理解为“无何有之乡”的意思。
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量散见于他为报刊所写的文章、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和给战友的书信，以及平等派组织的文献。由于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要形成于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时期，把主要批判锋芒对准资本主义这一私有制社会。以理性论为依据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立场。
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的主要代表，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优秀成果。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从最初的渔猎时代经过游牧时代而进入犁耕时代的，前两个时代，人人享有自然权利，没有私有财产。到了犁耕时代，人们承认谁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谁就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因而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产生了私有制，人类进入了没有理性的阶段。但是，私有制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私有制社会必将被文明幸福的公有制的理性社会所代替一样。欧文比圣西和傅立叶高明的地方，是他考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然性。
2、作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空想和错误的成分，吸收其中积极和正确的内容，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历史过程来看，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世纪40年代至1917年，大约70年的时间。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兴起和扩展，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长期的斗争。其顶峰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191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是大约70年时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世界各个范围，有一批国家相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进行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二、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社会主义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和理想
对于“社会主义”认定难，难就难在其标准上。500年来，人民对于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中国也探索了很多年的社会主义。但后来邓小平同志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小平同志及时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我们过去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了解。
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坦诚的说：“我们总结了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7年4月，在会见法国客人的时候，邓小平又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500年的又一条经验。
（二）社会主义要求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摒弃任何脱离现实、超越阶段的空想和幻想
回顾梳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其中有几百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今天回顾他，是不是要从根本上肯定他，然后向他学习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分析，肯定积极意义，但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又做了进一步深刻的批判。指出三大空想社会具有十分空想和虚幻的性质。正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纵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发现，这个空想主义的特点在依然以不同形式出现。斯大林在1939年提出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空想。吸取这样的教训，社会主义决不能靠空想生存，空想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理想，尤其积极的一面，但他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摒弃，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空想，必然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三、启示
1、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推动力
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模式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哪种模式是具有绝对的神圣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内在原因。对传统的体制和模式的改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不改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改革的三次浪潮，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改革的的第三次浪潮宣告终止，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社会发展历史篇9
我们知道，地处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西部在畜牧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等方面得天独厚，而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资源的跨大区域调配十分频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
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政治核心区在关中平原与中州地区，虽然西部资源对这个核心区的调配存在，但东西跨大区域的从西向东的资源调配并不明显。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后，中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加快，人口密度增大，东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大增。一方面东部的许多资源已经不能满足东部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涉足更深入和更广阔，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宝库被发掘开发出来运用，进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大调配。
由于地理环境中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畜牧资源是中国西部地区特殊的资源，畜牧业在西部地区十分发达。在宋代以前，由于开发力度有限，农业粒籽种植业推移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东部许多地区经济产业中畜牧业成份也较大，对西部地区畜牧资源的依赖还不是十分明显。宋代以后，东部地区开发进程中农业粒籽种植业日益发展，造成畜牧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但经济开发对畜牧业产品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大，所以，客观上需要一种跨区域的畜牧产品的东运，以满足东部地区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宋代在西北有同州、沙苑二牧马监，地位重要，每监养马4600匹。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政权中，虽然农业种植业地位上升，但畜牧业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西北地区的良马、骆驼是中央政权中最受欢迎的贡品，每次进贡往往是几千匹之多。由于宋代认为“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宋代采买的马中，主要有女真马、西马和川马，其中尤以西马和川马最为突出。宋政府采用劵马和省马形式收买，主要是以物易物，用绢、茶等来交换马匹等。据记载每年仅从秦、川运住京师的战马超过数万，其中西南地区的马中尤以大理马影响较大。宋代官方一次在河东买骆驼就有300多峰，主要用于运输。元代有“西北马多天下”之称，丝绸之路通达，西北地区大量皮革、药材类资源转运到内地。明代虽然西北地区农业种植业比重大大提高，川源河谷地带多成为农田，农业的优势地位确定，但畜牧业仍是西北地区最有特色的产业。明代的贡赐贸易中，进贡的马、驼、貂皮等货数额巨大。同时明代与西北各地边市互市中牛、羊、皮革等贸易也不少。特别是其中的“茶马互市”，影响很大。在茶马贸易中，西南地区的水西马、建昌马、乌蒙马也较为有名，成为茶马司采买的对象。同时云南地区自古产大象，象牙自古以来成为中原猎取的珍贵资源，而中原地区征战、运输、礼仪中也需要大量活象，为此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贡象之路”。据研究，明代有记载的贡象就达4000多只。这些贡象运输主要通过海路从广东或者从云南、湖广由长江中游转运京师，形成又一个庞大的转运网络。同时，西南地区犀牛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转入内地，犀角、犀革成为重要的物资，成为用药、皮革服饰的重要材料。清代西北地区的种植经济成份进一步扩大，但许多地区畜牧业仍十分重要。清初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各种牧马监，还大量蓄养牛、驼、羊等，许多马匹被贩运到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与此同时，在民间贸易中，马、牛、羊、动物皮毛等仍是向东部销售的重要资源。
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加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垂直高度变化明显，使其生物资源十分丰富，且很早就得到开发和利用。然而由于宋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核心区多在关中平原地区，再加上西南地区开发不够深入，经济开发的力度和强度有限，大量生物资源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特别是没有大量转运到东部地区。宋代西北和中南地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宋朝官方开始在渭河之地设立采造务，调遣军卒采办木材转运京师。元明以来，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已经不足以营造高大建筑，大规模采办已很少见，但森林资源中的杂皮、翎毛等仍是进贡转运的重要资源。明初陕西布政司每年向国家上交各种兽皮2万张，后增加到3万张，占全国上交杂皮的10%，同时各种野生动物上贡也不少。明代西南地区还是重要的辛香料资源产地，明政府每年从四川采办川椒达6800多斤。明清以来，东部地区重大营造的大木采办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皇木采办”。研究表明，明代有近20次大规模的采办，有时一次采办的大楠杉就有二三万根，清代的采办次数更是众多，一次采办的大楠杉也在几千根以上，而其中浪费的木材往往是采办量的数倍。这些木材通过长江、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转运到东部北京、南京等地，长江上由此形成“巨筏蔽江”的热闹场面，而大运河则形成“排筏相接”的繁忙景象。明代许多江南商人在西南地区采买大杉板材，转运到江南贩卖，往往获得十倍以上利益。同时，明清以来西南地区的药材转运东部的规模也较大，近代四川每年转运到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药材就达1000多万斤。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天然气、石油、井盐等矿产资源的产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明清以来手工业发展的加快，使得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形成秦银、滇南石玉、滇铜、滇锡、黔铅、川盐的东运工程。宋代的水银产地主要在西北秦、阶、商、凤四州，据统计，阶、凤、文三州所产就占全国坑冶水银的80%以上。明代西南地区的宝石开采较为发达，这些开采出来的宝石往往以进贡的形式转运到东部地区，有时皇帝下诏广东、云南采办的宝石就达2万多块，宝珠8000多两之多。清代西南地区的铜和铅的东运规模也很巨大，清代铸钱的铜几乎一半来自云南，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滇铜京运”。这些云南铜转运到东部的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等地，主要作为铸钱之用。据《清代的矿产》一书记载，年输铜出铜平均在900多万斤左右，最多的达1378万斤之多。这些铜矿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转运，形成与“皇木采办”转运一样规模庞大的京铜北运工程。同样，贵州以出产铅著称，铅也是重要的铸钱原料。清代贵州产铅多达1400万斤以上，这些铅大多数也是通过长江和大运河北运到东部地区，如雍正年间贵州每年仅东输到北京和湖广的白铅就达700多万斤。另外，历史上四川的井盐除满足本省消费外，还东运到长江中游地区，而云南个旧的锡早在明代就转运到内地。
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南地区现代工业文明发达，西部地区更是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资源供给基地。可以说，近一千年来中国西部资源的东西向跨大区域调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物资流动主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这种东西向的资源调配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促进了东部地区财富的高速积累，是东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条件下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清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的许多资源已经十分缺乏，不足以支持发达的精耕农业和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大量物资都要通过西部地区转运。明代大量西北马进入内地，大大改善了东部地区的马的品种。大量巨材运到东部，建成了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李伯重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尤其是较大木材主要依靠湖南、四川、云南与贵州等地。这些地区的资源对江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
其次，这种东西向的资源大调配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有许多正面的影响，如促进了西部开发的加强，刺激了西部农林副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东西部之间的长距离商业交流，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有利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
社会发展历史篇10
摘要：当今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和人类自身主体力量的矛盾。任何把全球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理论观点，都最终无法把握到全球社会发展问题的全景和实质。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围绕阶级和现实利益的冲突来谈全球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等具体问题，才能展现唯物史观的时代性和全球化的历史性的双重镜像。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全球化；社会发展问题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2-0012-05
一、全球社会发展的矛盾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在其对立面双方的共生和冲突中达到对自身的促进，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推动。全球化把社会整体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更为复杂的联系中，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变成了跨越国际甚至是洲际的对立统一。对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进行分析虽说是千头万绪，但究其实质，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即所谓表层和深层。
所谓表层的全球社会发展矛盾是指全球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和世界系统即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了巨大的悖论：一面是世界日益一体化的趋向，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甚至生活方式和趣味流行全球；另一面是世界多极多元和分裂分离的趋向，一改过去一种力量一统天下的格局。从一体化的趋向上来讲，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联系得到加强，一张复杂的跨国组织与规则的网络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人们已有的实践甚至信仰正在从他们过去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综合进全球性的世界新形象和国际新关系的塑造中。从多极化的趋向上来讲，全球化实现了最大范围的交往流通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难民还有外籍工人共同改变着当代民族认同的特征。加之以市场的全球化，也必将把多元多极、兼容并包的精神带到所有受市场化冲击的领域。
全球化的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分裂，也实现了重新的整合。跨国公司、大国集团和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系统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首要力量，它们不仅创造出跨国联系的资本基础，还试图把不同于市场万能神话的观念、理论统统解构，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而“这些实践、思想和创意虽不嵌入任何背景，但它们像货币一样在世界消费文化市场上可以交换”[1]（p.17）。市场力在赢得其国际性质之后，地方政府往往对它就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奔走穿行的世界里，国家的权力与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过了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人宣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跨国公司既无法控制，更无法超越民族国家。这就是全球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趋势与逆流间的冲突，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峙。当我们深入思考世界性的联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至高无上的文化认同来与民族国家的认同相竞争甚至替代它们时，我们发现它只是某些国家主导的虚假整体意义框架，并不是全球的利益和追求。而如何在全球化的迷局中找到清醒而积极的民族观点和立场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也有多样的、不同的选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性绝不是指保守，而是指创造性；世界性则指现代性和进步性，是对旧世界的批判性。
拨开沸沸扬扬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争执，潜藏在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即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人类自身发展的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显露出来。全球化从最初的主观努力变成了最终的客观力量，不仅实现了人类自我力量的确证，也带来了人类始料不及的新生活的内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挑战全球化的矛盾。鲍曼通过区分“世界化”与“全球化”来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之间的矛盾。“世界化”传达了人类建立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的意图和决心，表示了要把对世界的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全球化”则是一种“效应”，不是我们“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是一种“来源不明之力”，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所及。就如福山所说：“我们不可能打碎技术套在人类文明头上的枷锁，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己的能力。”[2]（p.99）正因为认识到技术也许是使地球变得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途径，所以人类在每次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反而更大了。但是人毕竟是有理性的，他通过对自身消极本能的反抗来使自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新的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因为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就创造了一个新的需要。卢梭认为真正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其余的都来自人的虚荣心，这为人类今天的技术性生活的困境点破天机。但是，卢梭由此主张人必须从现代科技的要求和创新的无限循环中解放出来，恢复自然状态的人的完整本性，却不是智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