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域篇1
关键词：行政区域经济 行政区划 城市化
一般来讲，区域经济一直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从实践来看，在我国转型时期却出现了一种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奇异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域经济。
一、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及其特征
(一)行政区域经济的概念
行政区域经济，是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域经济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相对应，同时也与人们通常说的“诸侯经济”有着很大的区别：“诸侯经济”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经济现象，而行政区域经济更多的是强调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经济运行状态，不能单一地用“褒”“贬”来形容它。
(二)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
1 行政区域经济的行政性
行政区域经济的行政性突出表现在行政区域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行政区域是一个与一定等级政府相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体，具有完整而成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管理系统，正是依靠这种系统，才确保行政区域各种功能正常运转。行政区域经济是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使自身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会争取占用更多的行政区域要素资源(主要是行政等级和地域空间)，这样反过来又加剧了行政区域经济的行政性。
2 行政区域经济的封闭性
行政区域经济下的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属地经济观念，它往往以地方政府经济规划为核心，以其管辖的行政区域为边界，有意识地限制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人为地封锁市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存在诸多弊端，例如生产上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国大市场的分割以及区域经济出现死角等。
3 行政区域经济的两面性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所以在评价“行政区域经济”时，要看到消极和积极两方面。诚然，行政区域经济有许多消极影响，即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盲目竞争、地方保护等，所有这些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潮流相悖。但行政区域经济在其运行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却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为某种程度的地方竞争并不一定是坏事。因此，行政区域经济自身瓦解的过程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克服其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影响的过程。
4 行政区域经济的过渡性
从中国行政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行政区域经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过渡性特征。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域之间的横向联系发育不足，有的只是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之间的转移。而在市场经济时期，行政区域经济促使地方经济向规模经济发展，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行政区域经济中还是存在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和权限的扩张，这会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从而最终导致行政区域经济的瓦解。
二、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是国家结构体系的安排，即将领土划分为四级层次、规模不等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以实施相应的管理。从理论上讲，行政区域不是经济区域，地方政府也不应该成为经济管理部门，但在中国的实践中，按行政区域划分的行政区域经济却是客观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区划是影响行政区域经济的重要因素。
(一)行政区划内各行政机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内进行的，它必然受行政区内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权力、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依据法律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城乡建设事业、民政等工作，制定、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组织重点项目的实施。由此可见，行政区划必然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行政区域内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布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行政区划内地方政府绩效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特别是地方经济发展，都是通过各级行政区域的政府安排并实施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大大加强了，因而行政区域的经济功能不断强化，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明显不同的是政府在区域运行中起着中枢的作用。各级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已成为上级政府衡量下级政府工作好坏的极重要标志，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行政区域经济”现象。
(三)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如果行政区划以一定的经济区划为基础，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的优势相结合，那么行政区划的设置及其调整就能推动行政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另一方面，行政区划作为行政建制的空间投影，犹如一堵看不见的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发挥行政区划经济功能，必须认识到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四)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影响
行政区划纵向管理层次使行政区划内纵向管理区域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一体化方向演进，从而决定了不同种类行政区域经济之间具有包容性，而这种包容性又进一步促成了行政区域经济板块的形成。在板块范围内不同种类的行政区域经济类型可以说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例如，省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影响着市、县、乡、镇经济的发展；当然，受行政隶属关系的制约，上一级行政区域板块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低一级行政区域板块的创新发展。
三、基于行政区划层面促进经济区域化发展的对策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各行政区之间经济发展的相互协作和联合，行政区划设置是否科学和合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必须通过行政区划改革来纠正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相悖的行政区经济。
(一)改革行政区划体制
当前，我国行政区划设置上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的省级行政区划单位数量偏少，各行政区域所辖地域面积相差悬殊，这就极大地助长了区域经济分割，造成各区域
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平等。基于这个问题，杨龙曾提出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路，即“应突破目前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以经济区域化发展为依据，在三个层次上设立新的行政区，包括跨省的行政区、省内跨地县的行政区、跨临近省县处于几个省交界地区的行政区”，对于这种构想，我认为在省内建立跨地县的行政区更具可行性。省内的经济局部区域化现象符合经济区域的同质性、联系性，经济管理的合理性等要求，并具备连片区域与其他必要的物质要素，应该得到相应的发展。但这种经济区域的形成与发展一直以来却受到现行行政区划的限制，主要是来自省内地市级或地区行政权力的阻力。因此，省内应设置与局部经济区域相应的一级行政区域，其地位在省以下，省辖市以上，应为副省级。具体方式既可单独设立一级机构，也可把原来的省辖市升格，原来的计划单列市明确为副省级。副省级地位使这些行政机构能够克服来自区内地方政府的抵制，顺利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二)建立经济协调机构
行政区域经济的形成说明行政权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建立经济协调机构，可以说是从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人手来解决行政区域经济问题。中国实行省制已有上千年，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它已经形成一种地域概念和文化意识，所以取消省制或重新划省都会遇到来自社会心理方面的抵制。因此，可以削减省的一部分权力，其中主要是经济管理方面的权力，同时，把削减出的这一部分权力集中到高于省级政府的行政协调机构，由该机构统一筹划本区域的经济发展。这种次中央的行政协调权力可以避免目前存在的省行政区域经济现象，解决省行政区域之间的重复建设问题，实现区域内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但必须指出，这是在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育成熟情况下的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协调机构职能的设置，要侧重于协调制定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战略并组织实施，以及协调处理区际利益冲突、对侵害区域共同发展利益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等方面，特别应注意的是要防止行政协调机构职能膨胀，防止其演变成新的封闭型行政――经济利益主体。
行政区域篇2
为解决上述问题，保障行政区域界线附近地区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界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全面贯彻实施《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和有关政策法规，切实加强界线管理工作，不断提高界线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维护界线附近地区稳定，促进界线附近地区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为此，现就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真开展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消除界线纠纷隐患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界线管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界线附近地区稳定。要按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精心安排部署，认真组织开展界线联合检查，消除争议隐患。要宣传、贯彻和落实好法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加强对界桩的管护，及时修复损毁的界桩，组织好界线其他标志物及与界线有关的地物、地貌变化情况的修测工作，及时纠正和查处违反《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的行为和事件。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经费纳入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预算；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之间的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经费纳入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政府财政预算。中央财政将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增强这些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对联合检查中发现的未经毗邻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同意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越界开发建设或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的，要及时妥善解决。
要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签订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妥善处理容易引发纠纷的跨界资源管理问题。对在国家土地详查过程中双方已达成协议的，按照协议确定跨界资源范围，明确管理、使用方式；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要抓紧依法确定跨界资源范围，明确管理、使用方式。对于界线附近地区各方共同使用的道路、不可分割的建筑物及其他资源，有关主管部门要切实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保护共同使用现状，避免引发资源纠纷。在界线河流、湖泊开发利用水资源、防治水害，有关各方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相邻地区的合法权益，避免引发水事纠纷。各地方人民政府要密切关注界线附近地区生产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防止引发纠纷。
二、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共同维护行政区域界线附近地区稳定
国务院勘界工作联席会议负责协调处理界线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向国务院提出制定界线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及省际行政区域界线纠纷的处理意见。民政部负责国务院勘界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赋予的职能，承担与本部门职能相关的省际行政区域界线纠纷的处理，共同维护界线附近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政部门要按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的规定，认真做好行政区域界线管理的各项日常工作，及时处理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认定不一致引发的争议，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勘界成果，组织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工作联合调研，及时通报界线管理工作有关情况。科技部门要对勘界成果及界线管理信息化建设给予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民族事务部门要做好界线附近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及时化解矛盾，促进民族团结。公安部门要及时查处和坚决打击利用界线纠纷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监察机关要对执行界线管理任务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及时查处失职、渎职行为。财政部门要把界线管理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为开展界线管理工作提供保障。国土、水利、农业、林业、海洋等部门要及时依法处理界线附近地区资源管理使用方面的纠纷。测绘部门要加强界线测绘的管理，及时提供界线测绘技术保障和测绘成果资料。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维护界线附近地区的社会稳定。
三、完善制度，建立健全维护行政区域界线附近地区稳定的协调处理机制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行政区域界线附近地区纠纷应急处理机制，妥善处理群体性界线纠纷事件。发生纠纷时，争议双方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立即派人到现场，并组成联合工作组，现场办公，及时处置，防止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同时将有关情况和处理结果报告争议各方的上一级人民政府。
界线毗邻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途径，定期召开会议或相互走访，加强沟通，加深理解，促进协作，增强团结。
毗邻各方有关对口部门要对各自掌握的界线纠纷动态、预防和调解处置工作的经验及问题等，及时进行交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要经常组织力量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掌握各类纠纷苗头。对发现的界线纠纷要高度重视，通过共同协商，制订工作方案和调解处置措施，落实责任，及时处置。界线附近地区要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的治安联防体系，通过组建治安联防队伍、召开治安联防工作会议、案件通报协查和联合打击跨界犯罪、收缴非法枪支等方式，联合开展整治工作，形成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格局。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建立政府为主导、吸收当地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社会治安协调机制。
行政区域篇3
关键词：行政区行政；跨域治理；区域公共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长期以来的政府管理模式都是以行政区区划为基础，进行相对单向性同时也相对封闭的管理模式。在上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指令下，每个行政区划内根据本区的利益和具体情况进行政府行政管理。应该说，这一行政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弊端，相反，它有利于划分不同行政区划政府部门的管理责任，并在积极的方面能够因地制宜。
然而，进入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现实国情和政府管理上的历史传统。所谓“治理”要求多主体，它是基于不同行为主体在不同领域中的能力能够满足解决相关问题的要求这一基础的。然而，在中国，公共事务最终还是由政府来解决，其他行为主体暂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资源应对相应的问题。从而，从原有政府管理模式一下改变至跨域治理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以政府为行为主体和最终权威，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管理”成为一种可以选择的模式。
二、行政区行政：需要被超越的旧范式
“在一级政府的地域管辖范围内，地方政府独占本区域内的行政管辖权，其权力行使的法律效力范围限于行政区域内部，对其它无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内部事务无权干涉。”行政区行政在一定历史时期符合了中国国内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但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应对新时期出现的一系列跨区域甚至是跨国公共事务中却变得弊端明显，甚至寸步难行。因为行政区行政关于权力划分和权力的地理边界的严格限制，只能利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威在已经圈定好的行政区域内部行使权力、解决问题，这样强行的地理界限分割造成了跨域公共问题难以找到责任主体、解决主体，从而要么被搁置，要么被推来推去，要么各行其路。在不同行政原则、行政路径和区域利益的作用下，很容易造成“公地悲剧”，导致跨域问题难以解决。
制度与政府行政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其能将集中于政府的公共资源应用于公共事务的解决和公共问题的应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公共问题特点、形态的变化，使得原有的制度与政府行政的设计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此时，对既有制度和政府行政模式的渐进式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从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政府权威合法性的角度，致力于最终能有效应对和解决公共问题都是其目标。因而，日益显示出弊端的行政区行政就成为必须要被超越的旧范式。
实际上，中国不是第一个面临随着经济和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公共问题跨越边界难以有效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反，这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共同问题。公共问题的流动性、外溢性、无边界性，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一个地理范围的跨国区域内甚至是整个全球范围内。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作为一个“黑箱子”或者说“实心球”似的国家实体，已经广泛参与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具有打破国家“边界”通过合作、双边乃至多边努力应对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经验。这也为中国国内跨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条理论上的道路――跨域治理。
三、跨域治理：未达的理想范式
跨域治理是针对于越来越多的“跨域事务”而兴起的新的公共治理和行政管理理念，它在根本上是由跨域事务的复杂性而造成。跨域事务的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跨域性公共问题的范围往往超越了任何单一部门、组织或政府层级的管辖权之外；其次，具有跨越疆界的外部性，政府机构采取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由其他的地方及人民来承担；最后，问题解决具有政治性，由于跨域事务本身的公共性具有不可分割的特质，因此无论是共同利益的追求，或是避免共同性灾难，都需要具备某种政治性的安排。
跨域事务的复杂性所要求的有效治理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管辖和管理的内涵和意义。具体而言，跨域治理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部门、团体或行政区，因为彼此间的业务、功能或疆界相接及重叠而逐渐模糊，导致权责不明、无人管理与跨部门的问题发生时，即由公部门、私部门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组合，透过协力治理、社区参与、公私合伙或契约协定等联络方式，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跨域治理超越的不H仅是行政区行政的权力地理边界、责任边界和利益边界，也在应对公共事务的主体上发生了改变，是一种既有权力分配、运行模式的根本性变化。跨域治理要求政府权力的下放，要求私营部门、非盈利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是公民个人的参与。但是这种纯粹的“跨域治理”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首先，中国的行政权力结构一直是垂直性的，具有非常明显的层级制特征，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权力尚不充分。其次，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处于发展初期，长期对政府权威的依赖使得来自于社会层面的私营部门、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团体没有培养和形成作为主体身份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中国社会的行政机制长久以来就具有垂直性特征，不具有权威分散下放的民主理念根基和基础，还处在“简政放权”的初级阶段。从而，所谓“治理”的核心要义，多元主体在现行的中国国内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并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跨域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解决跨域公共问题，而对于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不应该是理论意义上的或者是教条的。公共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的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因而，从最终目标的实现角度，如何能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实现公共产品的最有效供给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最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实现跨域公共问题解决的范式就是目前我们应该追求的范式，而这种范式，既是对行政区行政旧范式适应社会发展的改革，也是汲取跨域治理的理念内核进行中国化的实践改良，从而形成连接起行政区行政旧范式与跨域治理理想模式的中间桥梁。
四、区域公共管理：可行的现实范式
因为行政区行政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严重滞后性的模式，而跨域治理又远远超出了中国政府行政传统和社会发展成熟度而成为一种激进的变革，一方面不具备马上落实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这样激进的结构性变革将造成政府权威衰落，社会权威还无法完整建立，从而走向无序状态。那么，是否有一种折中主义的方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跨域公共事务管理道路就成为核心的问题。这时，“区域公共管理”就成为一种被广泛关注的可行的现实范式。
“区域公共管理”是以区域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解决特定区域内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而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现代治理的社会活动。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既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政府权力被限制于地方，眼光和利益仅仅囿于局部的地方利益，对于越来越多的跨域公共问题不愿付出成本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的弊端。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整体性结构化的制度创新过程，它依托于政府权威和社会发展现实，同时，在各行为主体的互动博弈中对政府与社会两方面力量和运行模式进行积极塑造。从而，通过区域公共管理可以使原来各地方政府单独提供公共物品的外部利益内部化，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合作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按照收益大小分摊成本，这样就可以增强各地方政府供给区域性公共物品的积极性，在兼顾地方政府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有效改善区域性公共治理的状况。
参考文献：
[1]彭彦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合作与行政权协调[J].经济体制改革，2009（06）.
[2]王佃利，杨妮.跨域治理在区域发展中的适用性及局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
行政区域篇4
[关键词]旅游景区；合作；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6)08－0122－03
[作者简介]邢夫敏，苏州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系讲师，酒店管理教研室主任，旅游培训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旅游管理与酒店管理的研究。（江苏苏州215009）
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一种典型形式。旅游区域的划分是以旅游资源的相似性、旅游经济的联系性、旅游管理的权限性为依据的。尹贻梅（2003）提出，实施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的基础包括两方面：资源具有相似性和互补性；空间联系具有便利性。邱继勤（2004）认为旅游资源与经济的相对一致、地域相邻与接近性、旅游产品有一定的互补性，是区域旅游联动的运用条件，而区域旅游联动是区域旅游合作的一种形式。
江南古镇涵盖了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它们的合作属于跨行政区域的旅游景区合作。三者共处于长三角经济圈内，具有相同文化共性的旅游资源，有进行合作的基础。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将有利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区域旅游品牌的构建，有利于古镇整体竞争力的提高。但目前的合作却没有明显的进展和质的改变：合作持续时间短、合作内容不固定、合作模式不确定、古镇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不稳定状态。
对此，笔者针对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宏观环境因素中旅游业的发展观及发展战略、各地方政府对合作的态度、地方财税体制及政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主流媒体的导向，行业环境因素中的其他旅游产品的威胁、旅行社的认同与推介、行业组织的影响、古镇间的可进入性、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旅游市场的发育程度，古镇自身因素中的古镇旅游景区间的合作方式、合作机制、合作目的、古镇旅游景区间的沟通和交流等是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关键影响因子的研究结论。
根据目前古镇的发展状况以及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应该采取“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合作模式，即先通过互相之间的学习与合作共同提高古镇内部的管理水平，在这一基础上古镇之间达成更全面的合作共识从而进行真正的错位发展、形成古镇的特性，而合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古镇旅游资源的全面整合和古镇区域旅游品牌的构建。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模式的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以及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模式的框架，笔者给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制定科学的旅游景区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郑耀星（1999）认为跨县（市）区域旅游合作可以借助一些行政手段来实现，运作相对容易。在实证分析中，发现宏观环境因素中旅游业的发展观及发展战略（0．873）、各地方政府对合作的态度（0．758）对合作的影响最大。
在跨行政区域的旅游合作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江南古镇各个行政区域间由于受到行政界限和地方利益的制约和约束，缺乏区域旅游和大旅游的理念，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措施。各行政区域应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设置人为障碍，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和“诸侯经济”。努力打破旅游活动的行政刚性约束，促进旅游活动的正常开展。区域合作组织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要加强互惠互补的竞争性合作意识，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可以树立江南古镇的整体旅游形象，提高古镇的美誉度和江南古镇的整体效益。同时，也是为了扩大旅游者的活动空间，清除旅游活动障碍，是旅游活动本身特性的需求。
江南古镇区域旅游整体形象是一种品牌，对于区域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它能够转换成旅游吸引力。江南古镇旅游整体形象的树立要鲜明、深刻、宏观，要能体现出地域特性，单独一个地区树立起来的旅游形象是单薄无力的，而且相邻地区树立的相近的形象会产生“排斥效应”而最终不能在旅游者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单独一个地区维护一个较好的旅游形象也比较困难。这就有必要在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共同塑造旅游形象，挖掘共同的地脉，形成合力，加强旅游整体形象的影响力。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古镇旅游开发和中国小城镇的规划、土地利用、文物保护、环境治理、旧城改造息息相关。在现有的旅游管理体制之下，古镇旅游开发项目涉及的政府部门和各方关系极为复杂，很多时候即便是政府部门间的事都难以划分和界定，“谁投资谁收益”这一基本投资原则不易得到制度层面的保证。古镇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难于分配，这导致民间资本和外资难于深层次介入古镇旅游开发项目，而政府的旅游相关职能部门对古镇合作的认识和动力不足。这就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在改变观念与达成合作共识的基础上，为江南古镇旅游景区的发展制定科学的、整体的战略规划。
二、政府适当的功能定位与政策导向
宏观环境因素中的地方财税体制及政策（0．677）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0．671）是影响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关键因素。
区域旅游合作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我国的旅游业是以政府主导的，政府是行政区域内旅游资源开发的规划者，基础设施和旅游宣传促销的投资者，区域旅游法规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因此，政府在区域旅游协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合作主体。所以，应该充分利用政府的优势，彻底摆脱旧的旅游管理体制的束缚，打破条块分割，对旅游区域协作进行高水准的科学合理的总体规划，以市场为主导进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防止各种档次的重复建设、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无序竞争，形成长远、近期相结合的良性结构，保障区域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政府部门应该改革地方的财税体制与政策，现有的财税体制和政策使古镇在发展中只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愿意从长远的角度来做决策。苏州市政府对江南古镇的考核取消了GDp的标准，给了古镇更多的自由度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更有利于江南古镇的成功合作。
现行的对地方政府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容易助长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过度干预，造成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现象，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此，要改变对地方政府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从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目标，有利于促进各地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而致力于对内、对外开放，有利于促使各地区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三、构建完善的古镇间信息沟通支撑体系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古镇的决策和发展。旅游信息的不及时和不准确很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行政区的封闭式旅游发展忽视了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动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这样就不能及时依据古镇旅游市场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共享，要求有一个良好的信息平台，要求各个区域的信息交流。加强旅游信息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促进江南古镇旅游区域的共同发展。
同时，从实证分析得知，在古镇自身因素中，古镇间缺乏沟通和交流是影响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古镇间的沟通和交流，可以使古镇彼此了解对方的真实做法和想法，可以加强彼此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有利于合作的成功运作。
江南古镇之间应积极开展双向经验交流和参观学习，高层领导互访，沟通信息、联络感情；可以考虑坚持定期轮换地点召开高层领导人联席会议；建立省(市、区)长或市长(区长)联席会；创办刊物和组织研讨会等。
四、基于错位发展的系统合作与整体竞争力提升
在影响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行业环境因素中，对合作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其他旅游产品的威胁（0．825）和其他区域的同类旅游产品竞争（0．702）。这就需要江南古镇增强竞争力。
竞争力的增强需要古镇合作中的旅游产品错位发展。产品的雷同只能形成更多的直接竞争，浪费资源。古镇在共同塑造江南古镇旅游品牌的同时，应该分析自身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应当寻找文脉、人脉、地脉、绿脉(环保)以及经脉(经济脉络)的统一。首先要研究古镇原有的特色。周庄，前街后河，前店后房，是典型的江南“河街式”的贸易集镇，是商业古镇。周庄商业气氛过浓，但因其本来就是繁华的商业市镇，恢复商业的原生态也是一种发展方向。同里是富家大园或雅者小院，体现出宁静的水乡居住环境，是一座居住古镇，可以发展休闲度假游；直拥有唐代大寺庙，是以庙兴镇的典型是宗教古镇。在浙江，南浔丝绸业兴旺，巨贾辈出，是工商业托起的古镇，是富贵的南浔；乌镇是典型的“人家尽枕河”，体现出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等名著的风情，体现了乌镇独特的文化气息；而西塘则是以酒兴市，长廊遍布整个古镇，体现的是买酒饮酒的商业文化，是生活的西塘。六镇各异，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江南水乡。
古镇的错位发展还体现在各个古镇不同的具体物品上，包括商品。目前很多古镇的旅游商品缺乏特色，导致旅游商品的收入有限。在国外，购物占旅游消费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0－60％，但在中国只有22％左右。很多旅游者并非不愿意买东西，而是买不到真正有特色的东西。当周庄“万三蹄”泛滥的时候，同里曾推出“状元蹄”，直也叫卖“甫里蹄”。产品的趋同性使古镇没有特色，而特色也是合作与竞争力提高的前提条件之一。
五、采用兼顾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机制
古镇自身因素中，古镇旅游景区间的合作方式（0．891）、合作机制（0．818）、合作目的（0．758）对合作的影响很大，所以选择合适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机制有利于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成功。
1．组建联合体。曾有学者提出对于江南古镇组建联合体的建议，联合体是一个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对参与成员的约束力不够。而约束力不够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合作的约束机制，各方出入过于自由，最后不了了之。
2．建立区间旅游联席会议制度。这也是推动行政区域合作的有效手段，最好采取“轮期轮区”旅游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区间旅游联席会议，采取协议或会议纪要的广域行政方式，对古镇的分工协作和关键性、全局性的旅游项目进行协调。
3．建立旅游协作机制。各古镇旅游部门可以共同协商建立旅游协作机制。确定统一的协作行动纲领，制定统一的旅游合作实施规则，以及协调、解决问题的办法。
4．成立专家管理委员会，或者咨询委员会。因为古镇科技含量很高，不是单靠一般地方政府人才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由有关专家组成，参与科技决策，给予专家有一定的科技决策权、监督权。
5．强化行业管理。联合强化行业管理，整顿、规范旅游市场。旅游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为将区域旅游合作落到实处，合作各方必须联合建立规范、高效的旅游管理组织，制定严格的组织程序和规章制度，并在实际操作中精诚合作，共同制定区域未来的旅游发展计划，强化旅游管理，整顿、规范旅游市场与秩序，把对抗下的恶性竞争转化为共生下的良性竞争，促进区域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6．由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直接管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旅游景区管理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管理机构不够权威，归口只有建设部的一个风景处。整个权力在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决策人往往3－4年换一班，根本无法保证决策与制度的连贯性。所以，要改革管理体制，强化管理机构的权威性。合作机构不一定庞大，但一定要有权威性。江南古镇旅游景区的合作或许有一个专门的行政部门来管理比较合适，可以做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运作，以利于促进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成功。
无论采取哪种合作的组织形式，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对参与合作的旅游景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约束力可以来自于对参与组织者的经济约束，也可以来自于国家的政策约束。在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跨行政区域的旅游合作由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直接管理是有可能的，但需要时间。如果采取其他的合作机制，合作后组建的组织应该是一个经济实体，以保证江南古镇旅游景区合作的稳定性。无论采取那种方式，都要突出古镇的特色，同时兼顾整体的发展，注重古镇自身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均衡，使江南古镇旅游景区的合作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国际国内旅游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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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篇5
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行政区域跨行政区域创新创新体系
我国区域创新体系主要是基于行政区域的，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这种创新体系往往加强了行政区域意识，人为地隔断了创新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主体与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在区域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从而降低了区域创新体系乃至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效率与能力。
区域创新体系研究现状
在国外，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如Saxesonian（1994）等强调的区域都是特定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的区域，如硅谷、麻省128号公路，并不以行政区域为重点。但在我国，国内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多偏重于行政区域单位评价之上的城市竞争力分析，打破行政界限进行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很少。根据Kaufmann和todtling的研究，区域创新系统形成的障碍之一，是占优势的市场与互动空间处于区域之外。随着生产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加剧、劳动分工的细化、产业链的延伸，区域之间的合作愈加密切，跨行政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成为区域化发展的主流趋势。随着邻近地区的创新主体联系与合作的加强，一些跨行政区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创新合作，增强大区域整体竞争能力，必须加强跨行政区创新体系研究（龙开元，2004）。
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与核心特征
（一）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内涵
龙开元（2004）认为跨行政区创新体系是指跨行政区划的一种区域创新体系，是由不同行政区划内的有着密切联系的企业、科研院所、大学以及政府在具有统一创新环境下相互作用，不断创新而形成的一种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创新体系。如跨二省一市的长三角10多个地区组成的创新主体间形成密切的创新联系与合作后，可称之为长三角创新体系，是一种典型的跨行政区创新体系。它与基于行政区划的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创新主体特别是政府的多元化、跨行政区划的密集联系、多行政区创新活动的明确分工。跨行政区创新体系的核心特征：创新主体的多元化、跨行政区划的密集联系、多行政区创新活动的明确分工。
孙超英，贾舒（2007）采用龙开元（2004）对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并指出这种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创新体系与基于行政区的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内的各种主体都是跨地区的，且各种主体都是从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第二，跨行政区的企业之间在创新链与产业链上有密切的创新联系和相互作用，由此产生跨行政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这种密集的联系是跨行政区区域创新体系形成的基础。第三，跨行政区各个行政主体的政府之间能够引导创新主体进行跨区域的合作，通过建立跨行政区的创新平台的建设，促进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第四，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要求各个创新主体能够共享创新的基础设施，降低互相之间的交易成本，这是提高跨行政区区域创新效率的根本保证。第五，跨行政区区域内部要有共同的创新文化氛围，有利于各种创新机构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不同创新知识的扩散。
许超（2008）认为跨区域创新系统即指跨越传统的行政区划而形成的一种区域创新系统，是有着相似之处的不同行政区划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知识的频繁流动以及创新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形成统一的创新环境，即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科研院所、大学以及政府在具有共同创新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创新而形成的一种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创新系统。跨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而更加强调创新行为的跨区域特性，是不同区域之间创新诸要素的复杂交互作用网络。贾蓉等（2006）认为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是由不同行政区域间多个城市形成的，也可以说是系统的城市群，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动形成一种系统地互动流通的网络关系。作为一个网络系统，必然存在着发展模式的形成机制。王鹏（2009）认为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是建立在各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上的，它通过一个跨越行政区划的协调组织把不同行政区域的创新要素，经过有效整合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以减少要素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共同推动跨行政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特征：创新主体的多元性、内在联系的紧密性、地理范围的模糊性。
上述对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动态联系方面进行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创新要素的有效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跨行政区域创新能力。龙开元、孙超英等还指出了跨行政区域创新与行政区域创新的区别，但是却没有阐述二者之间的联系。
（二）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特征
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必须在优先考虑如何进行区域合理分工进而建立产业发展互补机制的前提下，兼顾行政区域作为单独经济利益主体的因素，谋求形成不同行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各行政区域通过比较优势进行区域产业分工，可以提高区域经济福利水平，增强跨行政区域创新合作的动力，达到“1+1>2”的整合效果，使跨行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宏观福利取得最大化。
许超强调了有着相似之处的不同行政区划在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知识的频繁流动以及创新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形成统一的创新环境。这里的知识应该包含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由于隐性知识需要直接交流的特性与创新的背景依赖，地理邻近性在创新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michael（1996）指出，地理距离、可达性和集聚对知识流动、学习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常常超出了区域范围内部（可达性，技术扩散以及区域创新系统构建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这些内容袁立科等（2007）有详细论述）。所以“相似之处的不同行政区划”的含义有些模糊。同时，区域创新系统不是系统要素的简单相加和偶然堆积，而是各要素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区域创新系统各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形成网络关系。在区域创新系统运行过程中，要素与系统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以及各要素之间进行着知识、信息、资金与人才的交换，存在着有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使系统呈现出单个组成要素所不具备的功能（顾新，2001）。
贾蓉认为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可以说是系统的城市群。城市群理论和都市圈理论是关于中国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域经济组织形式的两个主要理论。它们都研究城市体系的发展，研究对象具有相似性，但是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冯，2006）。笔者认为，应该对城市群与都市圈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为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模式提供借鉴。构建都市圈的本质在于淡化行政区划，从区域角度强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形成经济、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发展态势（袁家冬等，2006）。都市圈是“点-线-圈”式的空间结构，其中“点”主要是指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线”是指连接各“点”的快速通道和交通干线，“圈”是依据受中心城市影响的大小和距离中心城市距离的远近分别形成的核心区、紧密区、边缘区和影响区，这些区域呈“圈”层式分布在中心城市的周围。都市圈一般为单核心都市圈，也有双核心都市圈。“人多地少、资源短缺”是我国基本国情，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已呈现雏形，都市圈化正在初级阶段，要充分借鉴日本都市圈化的经验，扬长避短。我国三大都市圈各具特色，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的人口和经济仍然在继续向三大都市圈聚集。三大都市圈是目前，更是未来我国人口高度密集和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推动全国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龙头作用和辐射作用（原新等，2008）。
中国是一个大国，创新体系必须是多层次的。巨文忠提出区域创新网络的三级架构，第一层是城市创新体系，第二层是都市圈创新体系，第三层是大区域创新体系。应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目标，而不能就区域创新体系而论区域创新体系，陷入行政边界与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迷雾中，必须着眼于区域之间的合作，形成一个流动开放的区域创新体系。而这种合作首先必须建立在地理接近性、经济关联性等基础上（巨文忠，2004）。
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系统组合，涉及区域和行政区域等多个概念。其中行政区域是国家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按照法律规范将国内的疆土和居民进行有层次的管理划分而形成的，地域管理区域行政区域不同于地理范畴上的地理区域，也不同于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出发界定的经济区域，其内部存在行政管理的一致性，政策的统一性和自然条件的相似性。体现国家行政力量的分配和组合。行政区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通过各种联系形成跨行政区域，并且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形成新的行政区域边界。
从系统运行机制上看，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是政府，它依托一套自上而下的纵向行政管理系统运行，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特征，而经济区域的运行主体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企业，它们依托的是发育不均衡的横向经济网络系统。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运行，具有高度的市场化特征。从区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区划标准下，经济区域的区界与行政区域的区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龚荒（2003），陆立军等（2009）关于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的关系都有详细论述。
巨文忠（2004）对行政边界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对应性与非对应性进行了分析，指出行政边界与区域创新体系之间既是对应的也是不对应的，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是：地方政府应在推动本地区创新体系中扮演积极角色；同时要着眼于跨区域创新网络的建设，在地理接近性，经济关联性等基础上，构建中心城市、都市圈、大区域三级创新体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界定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概念时，应全面考虑不同行政区划的地理邻近性，产业关联性，基于行政区域创新体系与跨行政创新体系的辩证关系、以及借鉴美国日本的都市圈模式等因素。跨行政区创新体系的核心特征也是围绕概念来进行归纳的。
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模式
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是由不同行政区域间多个城市形成的。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动形成一种互动流通的网络关系。作为一个网络，必然存在着发展模式的形成机制，要么各个城市节点间平等共存，要么存在共同的发展核心，带动周围的节点发展，或者是中心城市带动，与其他节点城市互补互存的网络。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按城市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心城市带动型、平等互补型和带动互补并存以及多级圈层网络等多种类型。根据不同的区域特性以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特征，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往往是多种类型混合的发展模式，如核心城市带动型、平等互补型、带动互补并存型、多级圈层网络型等。
跨区域创新系统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市场牵引型跨区域创新系统；研发驱动型跨区域创新系统；政府主导型跨区域创新系统。由于行政区划的存在，该系统的构建必需要考虑到不同行政区域的自身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联系与差别。因此，需要根据不同行政区域的具体特征，分层次、分类别地建设好以下创新子系统：第一，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参与的跨行政区域协调创新系统；第二，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现代产业体系为发展重点的跨行政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第三，建立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跨行政区域知识创新系统；第四，建立以中介组织为纽带、生产力促进中心为结点的跨行政区域服务创新系统；第五，建立以硬环境为基础、软环境为特色的跨行政区域环境创新系统；第六，建立以风险投资体系为保障、人才聚集为优势的跨行政区域动力创新系统。按照创新难易程度和发展逻辑，可以将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模式分为技术引进、技术学习、技术集成、渐进自主技术创新和突破性技术创新5个层次依次递进。构建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不同行政区划的特点，城市所具有的不同职能和所处的地位，城市之间的联系，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城镇化发展情况等因素，构建适合于不同跨行政区域的创新体系模式。它是创新体系良好运行的前提。
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
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构建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客观要求。创新要素是与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要素，包括知识、R&D和创新政策等。从本质上看，创新要素不以行政区域为边界，它需要在跨行政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流动，在更合适的区域寻找更快的发展。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均以各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为单位，很少有跨行政区域的概念，更少有跨行政区域的创新系统共建或合作。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过于强调行政区域边界会强化人们的行政区域意识，人为地隔断创新联系，从而降低本地区的创新效率，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持续创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呼唤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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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府行为；经济发展
1013939/jcnkizgsc201551173
1区域经济与政府行为的相关概述
区域经济，是某一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内部环境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属于生产综合体。它是以一定的地理范围为条件、紧密结合经济要素及其分布特点的区域发展实体。区域经济表现出了地域差异影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这是一种具有特有结构的经济系统。
政府部门是我国的行政机关，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一个极其特殊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对国家来说，它既有“政府”的行政角色，而对企业来说，它又有“投资者”的经济角色，所以，地方政府表现出来的双重身份的特性，使得地方政府行为也颇具特色，必然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也寄于经济发展带来效益。经济发展政策完全由政府制定，合理合规的政策制度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实施支持行为，推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的经济体系也开始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作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我国经济3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也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出现。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出现了区域贫富差距的问题，并且都有着逐渐扩大的趋势。市场的自主调节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失衡的状况。总之，区域经济发展与政府的行为是离不开的，那么政府行为与区域经济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系，政府行为又是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呢，这将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2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影响
政府行为主要通过优化或改变某一特定区域的市场环境来影响其经济发展，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发展战略和政策两方面。
2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对它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该战略对这个组织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并持久的。因此，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政府制定制度和政策具有一定的宏观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城市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快速摆脱贫困、尽快使国民经济发展起来，我国就推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之后，我国便进入了工业化体系的经济社会，国民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可见，政府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走向强大的工业体系，这为后面的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不仅如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工业化优先发展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区域经济贫富差距。我国出现了价格剪刀差的现象，这种现象体现在人们的吃穿住行方方面面，使得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更加流向于经济发达地区，导致技术落后、人才流失、缺乏投资等问题，造成了如今的非均衡发展局面。
第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我国地域广阔，地域特点带来的经济差距颇大。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海外接触密切，地理优势明显，人口和资本的不断流入使得这些区域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经济资源。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部分先富”的口号中，政府向沿海地区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部分地区在其地区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响应政府政策，大力发展外贸经济，集中引进一切外部资源和资本，维持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增长。而这次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区域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引进了海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方法和科学的管理理念，这带动了沿海地区的的长期经济发展。但相应地，也正是此次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影响，后续出现了中西部资源匮乏而东南部资源占有颇丰富的非均衡现象，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都从中西部涌向东部，这些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状况。
正是由于政府推行了以上两种发展战略才导致后来出现了经济差距、资源占用差距的非均衡经济现象。近些年，我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非均衡区域发展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而在这种非均衡现象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之后，我国政府就不得不重视非均衡发展的问题，经济战略转变为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制定出科学、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最终通过一系列政府行为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的发展。
22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属于我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是服从全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也是政府为了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从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分析，政府行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政策。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也就是说，对人力资本投入要素越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越快，就能增加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就可以利用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定支持人力资源发展的相关政策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加强教育投资、推行促进就业的政策、加强区域的社会保障等，都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进而改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体系的影响程度，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公共基础政策。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加强对公共领域的投资范围和强度，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政治环境，使市场经济真正发挥其自主调节功能。公共基础政策就是通过为市场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作用。例如加强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所谓“要致富先修路”，交通体系的完善与否间接代表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而过去的经济发展实践情况也表明，交通枢纽地区往往经济发展迅猛。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正是因为政府不重视对其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能够完善公共基础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可厚非的。
第三，产业相关政策。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的组织政策、结构政策和布局政策三个方面。产业组织政策是根据政府制定的产业相关政策改良产业组织形式，充分利用地区资源，形成合理合规化的产业组织，最终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产业结构政策，是在确定某地区主导发展产业的基础上，调整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而调整市场供需结构，以避免该地区市场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产业布局政策，是对某地区的产业空间布局进行合理引导以及调整产业资源配置的政策，利用“集聚效益”实现经济增长，并尽可能缩小各区域间由于产业结构和活动密度不同而引起的经济差距。
3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为积极正确地发挥其职能作用，区域经济发展受地方政府行为的职能作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引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政府在规划产业布局、加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市场开放和协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依据中央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明了本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规划。其次，在了解和分析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基础上，拟定本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再次，为了确保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要适当地引进人力资源、科学技术、财务资金等方面的关键对象和目标。最后，制定优良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资本开发政策，改善本地区的人力环境，实现人力资源与经济共同发展、相辅相成。
第二，政府职能转型，政府管理创新。首先，将公共管理作为以政府核心的公共部门，并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凸显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其次，强化地方政府在社会中适当调节各方利益关系的能力，有效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最后，尊重经济市场发展规律，发挥政府独特职能，淡化行政区划，强化经济区划，破除行政壁垒，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第三，发挥区域资源优势，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区域重点产业。产业结构是特定区域内产业空间的一种组合状态。能够合理利用区域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区域的重点产业，寻求更大的区域经济效益，是当地政府的总目标。在产业布局方面来看，由于条块分割的长期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产业结构同化现象。根据区域产业集聚经济理论，由于区域的重点产业集聚，促进了劳动力组织的专业化，与产品的生产或经销有着密切的联系，导致在产业布局上有相同的指向性，这些产业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布在区域的某个资源优越的地区内，形成一个高效率的集群生产系统，相应地提高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得区域的整个生产系统的总体功能大于各个企业功能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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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篇7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造成了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大。发展中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本来就参差不齐,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差异。但是,当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例如,我国压低中西部地区盛产的矿藏和粮食的价格来扶持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按照管制的低价进行资源的地区间转移,其后果必然是获得扶持的资源输入地区的发展水平高过资源输出的地区。此外,因为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没有充分摆脱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的影响,所以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就差,进而扩大了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2005年,上海的人均GDp达到46718元,而贵州只有3601元,上海是贵州的13倍。我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具有进行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和需要,通过区域分工与合作,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而带来巨大的整体效益。但是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不平衡扩大,各区域之间在经济关系上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和化解这些矛盾,实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文献综述
针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合作,国内学者主要给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解释。张凤凉(2002)认为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合作博弈的形成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中政府的考核制度促使地方政府不断地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同时地方政府扮演着地方经济和社会利益代表的角色,它会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决策中提出自身的利益要求,在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中采取相应的策略去维护或增大本区域的经济利益。李兴江(2003)认为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必然对地方政府产生压力,同时由于上级对政绩的考核,也促使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是同国家宏观利益相背离的策略同别的区域竞争。王健等(2004)认为中国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产生了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同时认为,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不是行政区划,而是政职能未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变到位。段进东等(2004)认为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往往重本区域利益而轻整体利益,他们在不自觉中就成为了区域经济矛盾的制造者。具体说是由于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地方政府的“囚徒困境”、地方政府有干预经济的压力与能力以及缺乏区域管理的综合性权威管理机构。李军杰(2005)认为地方政府面临的相对“软化”的产权制度环境和过度的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了区域经济的非合作。以上学者的分析从某个角度来看,都十分具有说服力。本文将从政府行为这个角度来具体阐述一下区域经济非合作的原因。
三、区域经济非合作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无论是要素市场、产品市场还是区域产业结构选择的博弈,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从某种程度上讲,地方政府经济人与理性人的本性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1·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从“经济人”的角度去思考政府行为更具现实意义。正如威廉姆·a·尼斯坎南(williama.niskanen)所认为的,人们不会因为他占有一个总经理的位子或者部长的头衔,人性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在私营部门工作还在政府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更大满足的决策,即使该决策可能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官僚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二者行为的差异仅仅因为官僚机构没有特定的动机和约束。官员的效用函数可以用下式表示:U=αYβpγ上式中,Y为官员由其职位所获得的收入,p为由其职位带来的非货币的额外收入集合,该式表明,官员所得的总效用U与Y和p正相关。尼斯坎南认为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金、机构或职员的规模、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或地位。政府以自身福利或效用最大化为原则,为了实现福利或效用最大化,政府会不断地根据需要调行为。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偏好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我国,由政治家组成的中央政府更倾向于追求和谐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更有利于政府在统治收益与统治成本中寻求平衡。而由官员组成的地方政府,则更倾向于追求财政收入或官僚机构的工资收入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目前我国的政绩考察机制更是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
地方政府的各种决策是政府决策机构观念的具体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决策者,也就是官员主意志的影响。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如果没有适当的约束机制,必然会向有利于自己或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倾斜。当前我国的突出问题则恰恰是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软化,并且一些不合理制度也强化了政府官员的“经济人”本性。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发展战略使得各级政府不断加强了对GDp的追求,在不少地方,“发展才是硬道理”蜕变成“增长才是硬道理”。我国干部考评机制不合理,经常会把GDp总量、税收增长率、就业率等作为评价和奖惩地方官员的主要依据。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取得较好的政绩,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以图继续留任或日后得到升迁,必然追求自己区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地方保护和重复建设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同时,政府官员为了在群众中赢得较好的口碑,必然尽力保护本地区人民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整体利益。
2·政府官员的“理性人”本性追求效率并不是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因,人们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绝对福利水平,还关注着相对福利水平,特别是人们往往对相对福利水平的关注程度甚至还超过了对绝对福利水平的关注。当这两种利益存在矛盾时,人们就很有可能选择了表面上看起来对自己不利(指绝对福利水平)的制度,因为他们此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其相对福利水平。acemoglu等(2004)提出,假使考虑到在制度选择中政治市场的存在,考虑到这种社会资源配置的相对变化对下一时刻政治市场权利配置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治市场中的当权者不会仅仅选择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对自己有利的制度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首先意识到了政治市场的存在与意义,并且发现,由于政治市场的特殊性,即政治市场中行为主体在政治权利上的不对等,导致经济市场中的规律和方法并不能在政治市场研究中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双方讨价还价的力量、信息以及支付矩阵的对称关系,在政治市场的制度博弈中往往不复存在。这一点将导致在经济领域中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增进效率的乐观结论,在政治市场中必须重新认识。人们在衡量制度选择的得失时,经济效率(包括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们同时也会把制度变迁的政治后果考虑在内。比如,设想一个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制度选择,如果该制度也会使其政治市场中竞争对手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即便这一制度选择也能使政治当权者获利,他们也可能抵这样的改变,因为,潜在对手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其相对福利水平的增长)就意味着在未来对其政治地位更大的威胁,而未来的政治权利的配置又会影响下一时刻的经济利益分配。因此由于担心政治权利受到冲击,在制度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当权者也会选择以效率标准来看对自身不利的制度安排,而且,他们即使在长期中也有动机和积极性去维持这种低效率的状态。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政府是否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从上面的支付矩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进行是否经济合作的博弈,但两者在其中的力量是不对称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有进行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和需要,通过区域分工与合作,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进而带来巨大的整体效益。因此,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将导致双方的收益都大大下降。在现实中,由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可以依赖其经济禀赋的比较优势更为便捷地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天平自然会向发达地区倾斜。达地区政府在政治市场上掌握着不对称的政治权利,发达地区政府占据了选择是否合作的主导权,不发达地区政府只能跟着发达地区政府行动。所以,不发达地区选择区域经济合作而发达地区选择不合作的两败俱伤的结局不可能出现;但是如果发达地区选择合作而不发达地区选择不合作,则虽然影响发达地区的收益,但是不发达地区将一无所获(实际上,不发达地区作为理性人,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因此,这个博弈模型只可能存在两个均衡状态,即(非合作,非合作)、(合作,合作)。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不对称关系的博弈模型。如果按照传统的效率标准进行剔除,最后的选择肯定是(100,80),因为既然发达地区政府优先选择,无论不发达地区政府选择什么,对于他而言,选择合作都比不合作好,而当发达地区选择合作时,作为理性的不发达地区也会跟着选择合作。但是,实际上,发达地区政府很可能利用自身政治权利带来的选择主导权,主动选择不合作———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因为他可能并不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仅仅看重自身的绝对福利水平,而可能更加看重与不发达地区比较而言的相对福利水平。在其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下,不发达地区肯定也选择不合作,但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相对优势———其相对福利水平,要远远大于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之下的绝对优势。而且由于发达地区在政治市场上具有不对称的强势地位,其会借此固化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两者的福利水平长期被锁定在这种低效率状态。因此在区域经济是否合作这个问题上,发达地政府往往放弃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而为了维持其相对福利水平选择不合作。由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对于区域经济是否合作没有发言权,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的不合作。
3·地方政府有干预经济的能力地方政府有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他们有着过多干预经济的权利,有着组织和调控经济的多种工具,动辄可以凭借市场管理机构,采用技术性的壁垒阻止外地产品的进入,或者明文规定对外地产品征收高额税来保护本地区的产品,还可以设置种种障碍限制本地区企业把资金、技术转移到其他地区,阻碍我国产业的梯度转移。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们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性根源依然根深蒂固的现实背景下,尤其需要通过政府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和沟通协调,打破传统体制的制度均衡,推动区域经济朝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1·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政策协调作用中央政府指导应面向全国,可以考虑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等和区域经济专家组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设立由中央政府有关部委牵头,相关地方政府参与的专业职能机构,具体推进区域规划、协调、合作等相关问题。中央政府还应改变现行政绩考核机制,设计一套科学、规范、可量化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其中不仅要有经济数量、增长速度指标,更要有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和环保指标,以避免官员的短期行为,督促他们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踏踏实实地办一些实事。中央政府要发挥教育、宣传和组织功能,使地方政府认识到区域之间合作对发展当地经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使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行政区域篇8
(一)毫州市的基本情况
亳州市是安徽省现存16个地级市中最年轻的一个，位于皖西北边陲、黄淮平原南端，是皖北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200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省辖市，辖涡阳、蒙城、利辛和谯城三县一区。亳州市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果蔬、烤娴、畜禽、蚕桑等，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经济优势，是全国重要的药材、商品粮、优质棉、优质烟、优质茧生产基地。亳州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涡、蒙、利三县境内已探明煤炭储量57亿吨，占全省煤炭资源储量的20％，仅次于淮南、淮北两市，位列全省第三；煤种也非常优越，其中，焦煤、肥煤、瘦煤这三种稀缺煤种的储量占总储量的80％以上。亳州盛产中药材，道地中药材有“亳芍、毫菊、毫花粉、亳桑皮”等20多个品种。酿酒在亳州也具有悠久的历史。
(二)毫州市县域经济发展状况
立足于亳州的基础和优势，亳州市委、市政府肩负起带动和辐射皖西北地区特别是市域“三县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目前，毫州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具体表现为：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十一五”时期，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迈上300、400、500亿元台阶，年均增长12．3％以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6．7：37．4：35．9，财政收入42．4亿元，是“十五”末的3．8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723亿元，是“十五”时期的4．5倍。粮食总产突破92．1亿斤，连续7年增产。t业化进程显著加快。2010年，二产比重在2005年的基础上提高约9．9个百分点，工业化率达30．2％，_t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7％。优势企业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全市规模企业达到552家，比“十五”末增加401家。工业经济加快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城市化水平逐年提升。亳州南部新区发展框架全面拉开，涡阳南部新城和涡北新区、蒙城城南新区、利辛滨河新区建设稳步实施，中心集镇建设步伐加快，五个省级开发区扩区工作有序推进，承载能力明显增强。全市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25％提高到2010年的35％，提升幅度高于全省。2009年，毫州市荣获省政府目标管理考核第：二名，蒙城县、涡阳县被评为全省科学发展先进县。
(三)亳州市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县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发展县域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安徽省辖市的后起之秀，毫州的县域经济发展与2000年建市之前相比，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综合经济指标还是偏低，仍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
首先，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于安徽其他地区。虽然建市以来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然而，“现在的发展，还是低基础的快发展、低基数的高增长、低水平的惠民生，跨越崛起任重道远”，“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不足、发展不优，经济总量较小，工业仍然薄弱；对外开放不够，大项目引进不多，持续快速发展的后劲仍然不足”。
其次，中心城市带动力不强，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差异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建市之前，现在所属三县一区都是地级阜阳市的组成部分，因为阜阳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这些县区受到区别对待，造成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此外，地理因素也是形成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涡阳县和蒙城县的地理位置相对较好，所以这两个县发展就快于利辛县；体制因素也是造成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涡阳县作为安徽省最早的省直管县的十二个试点城市之一，在财政、政策等诸多方面拥有比其他县区更大的、更自主的优势，这也促使涡阳县的经济发展成为毫州市的佼佼者。
第三，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不优。长期以来毫州市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工业其次，第三产业最差。直到2010年，“全市经济初步实现了由农业为主体向工业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但转变之迟、转变速度之慢，使得这种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比例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根本上制约了毫州市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总而言之，毫州的县域经济还是滞后于全省其他地区的，主要因为建市仅10多年，在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落后于县域经济先发城市，与本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二、亳州县域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层面的“瓶颈”
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级政府部门如何正确的发挥职能作用至关重要。但目前毫州市及其所属县级政府部门的自身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造成县域经济发展乏力、竞争力不强，严重制约了亳州市县域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直接参与经济过深，工作着力点还没有切实转变到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发展环境上来。中央、安徽省都下发了很多文件，要求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是，当前毫州市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行政管理职能转变还未完全到位，职能划分不清，交叉执法现象比较严重，过多插手经济工作各个具体环节，见利越位、遇难缺位现象严重，致使有些项目推进受阻。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应该怎么做，值得深思。作为县域经济省辖试点县的涡阳县，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做得不错。小政府、大服务是该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县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行领导班子带头包项目、包企业制度，推出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的行政审批模式等。谈起政府职能的转变，涡阳县华都精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感触颇深：“从投资建厂到正式投产，我们企业还没有和涡阳县任何一个单位正面接触过，所有事项都是由项目牵头单位外贸局负责办理的。”而笔者在利辛县调研期间，利辛县发改委的一位同志说：利辛县在实际中仍然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政府承担了大量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的职责，而行政职能和管理手段却很少。这一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做法，加上本地区特殊的区情，改变起来非常困难。政府部门经常对企业的发展进行干预，使得县域经济成了“县政府经济”，导致县域内企业失去了活力和竞争力，造成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因此，转变县级政府的职能仍然是毫州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第二，政府在发展方面的机遇意识不强、策略不当，吸收外部资源的政策力度不够。毫州市具有自身独特的经济优势，但政府部门不能及时抓住并充分利用发展机遇。例如，如何开发好矿产资源、如何利用历史文化名城打好旅游牌、如何打造真正的“中华药都”、如何吸收社会资本打造好古井贡酒、高炉家酒等使之成为民族白酒品牌等等，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政府去做。因为不能利用本地优势的项目吸引投资者，使得本地的优势在发展县域经济的实际中并没有全部得到体现，既浪费了自己的资源优势，又制约了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此外，政府部门不能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积极融入以发达地区为核心的经济产业圈，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错失发展良机。亳州属于淮海经济圈的成员之一，但是在利用经济罔的优势方面主动性不强，缺乏成熟的区域发展规划；在做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的二次转移方面积极性也不够，不能形成产业链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县级政府部门在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硬环境方面存在欠缺，投资环境差。在投资软环境方面，政府自身需要进行彻底改变。在实际中，一些部门受利益驱动，对企业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部门和干部不运用改革方式和市场经济手段抓经济工作，该取消的程序不取消，不该管的事情还在管；有的部门“官本位”比较严重，在行政审批和办证过程中，工作效率低下。“是谁在阻碍我们招商?”一个名为“善思”的网友对毫州招商的思考，在亳州政府网的市民论坛上发出后，引起广泛关注。他认为目前影响、干扰毫州市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根本原因是少数部门过于追求小团体利益和个别人习惯把部门利益个人化。他还在帖子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一个服务业项目在我市某县投资，刚进入前期装修阶段，就先后有房产、卫生、建委、消防、税务、工商等数十家单位上门收费、罚款。结果，一个只完成30万元的还没有开工的投资项目，硬是被我们的执法部门吓跑了。此外，发展硬环境也欠优。首先是城市建设和卫生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笔者接触过政府部门的一位领导，他说最头疼的事情就是陪上级领导和投资商考察，沿街的卫生环境实在太差。这与市民素质有相当大的关系，更与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治理力度密不可分。其次，这些年过于强调招商引资丁作，对来投资的企业把关力度不够，为了发展经济将一些发达城市拒绝的环境污染性、资源浪费型企业也招进来了，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因此，如何做到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这就需要政府有立足长远的思考。第四，亳州地区长期落后形成的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等陋习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阻力。毫州市所属三县一区历来就是安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建国60多年来许多地区多数年份一直是全国贫困县，比如利辛县等，这些地区历来享受国家和一些发达城市的经济援助。因此，这些经历造成这些县政府的一些领导者思想意识存在着惯性，习惯于国家援助，比较安于现状，因循守旧，求发展意识不强，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要改变这种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需要领导者的观念更新。
三、推动亳州县域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措施
当前，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毫州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毫州市的各级政府部门更应该积极应对，“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行政务公开，简化行政审批，深入推进机关效能建设，强化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打造规范、便捷、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加强‘信用亳州’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整顿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政府及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水平，营造公平公正法制环境。建立健全法律咨询、项目管理、产权交易等投资服务体系，优化投资软环境”，以积极探索和加速县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本地区县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一，以强化服务为重点，更新观念、精简机构、转变作风，切实加强政府职能转变。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观念、精简机构、转变作风是必然的选择。在更新观念方面，各级政府应扭转以全部精力抓经济的局面，使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工作都能得到同等重视，政府行使调节、监管、服务、管理职能，并使政府作用得到充挥发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而对于企业的发展，要主动加快政企分开，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精简机构方面，各级政府部门要提高办事效率，就必须建设精干的政府机关，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进一步加大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力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能备案的实行备案制，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在转变作风方面，县域各级政府要确立服务意识，摒弃官管意识、官僚作风，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要求，转变政府工作作风。目前亳州市及三县一区政府都已经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但在服务质量上需要进一步优化，特别是优化服务窗el，推行一条龙、一站式服务。此外，还要积极转变县域政府部门工作方式，增强服务意识，真正做到少管理、多服务。
行政区域篇9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按照依法治区规划的总体求，着眼提升法治化管理水平，把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摆上议事日程，为我区的“富民强区，加快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区域投资环境。在新形势下，对作为政法系统一部分的司法行政工作如何紧贴区委、区政府经济建设工作中心，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结合区情，对自己的职能工作做认真调查研究，努力寻求司法行政工作新思路，开拓新局面，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一、法治环境影响投资存在的问题经调研,我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依法行政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从法治环境来讲,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投资者的要求。(一)市民法治素养方面的问题。表现在遇到矛盾纠纷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和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尚未在市民生活中普遍确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社会共识;少数公务人员对法治的内涵知之不多,且法律知识匮乏,如签订合同不依法,导致在纠纷引发诉讼时败诉。(二)行政执法方面的问题。个别领导认识不到位,认为“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处罚”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管理活动中重行政手段,轻法制手段,习惯用老办法、旧经验办事;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往往注重处罚，忽视处罚过程的取证,由此出现违反法定程序而带来的行政诉讼的败诉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多头执法”现象较为突出,执法行为受部门利益的影响,形成越权或消极行政;个别执法人员素质较差,缺乏用法律手段处理工作中出现矛盾的能力;少数单位缺乏用法律保护本部门的权益,待矛盾闹大后才找法律；管理体制不顺、执法力量不足,造成执法推诿、无人管理等,利益倾向影响执法的公正性；普法、依法治理宣传力度不够,普法经费严重不足。(三)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方面的问题。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城市征地拆迁力度加大引发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增加，“两劳”回归人员的安置不足问题也影响社会稳定。(四)行政执法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缺乏有机结合,监督机制的责任意识薄弱。监督工作不到位,对反映的问题缺乏专题调查、处理等硬性监督形式,程序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例行公事的监督多,解决问题的监督少等。(五)司法公正方面的问题。传统的司法体制亟待改革;重实体、轻程序现象仍较为突出;独立司法审判制度尚未完全健全。二、探索有效对策，努力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为改善投资环境服务为使秦淮成为开放、守法，诚信、安全的一方投资热土，以促进经济发展，在加强法制环境建设方面，作为区委、区政府领导下的依法治区机构和履行司法行政职能的执法部门，我们将根据自身职能，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切实抓好以下工作：（一）、解放思想，立足本职，充分认识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法治经济。法律是市场交易的准则，是投资安全的保障，是政府行为的依据。良好
的法治环境能够给投资者明确的利益预期，从而增强投资的信心，是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信用保证。有利于从制度上保障招商引资的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培育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法治环境本身就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创造好的法治环境是依法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代表投资形象”，“政法部门也出生产力”“法制环境是重要的投资环境”的理念，是对司法行政部门大力打造投资环境的总要求。因此，我们要认真履行好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和援助职能，为之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法治环境。司法行政部门履行依法治区中的法制宣传职能，可加强政府部门，尤其是行政执法部门、领导干部法治化的理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执法水平；其致力于法律与政策渗透、融合的工作性质；同时，司法行政部门有着广泛的工作涉及面，在直接面向基层群众化解矛盾、调解纠纷，维护稳定工作中发挥着第一官方责任人的作用；在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给弱者送温暖，树立起政府的良好形象，促进司法公正；司法行政部门又是政府的执法单位，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服务市场等，无不与投资环境紧密相连。所以，司法行政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共同构筑政府完善的服务体系，并有力地促进社会法治化进程，其职能的履行，对营造良好投资环境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二）、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为投资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创造良好的经营投资法治环境，关键在于依法行政。区工商、税务、劳动监察、环保、物价、市容、卫生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招商引资的法治化水平和招商引资进程。因此，要增强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规范政府政策体系。政府在制订新的政策时，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由法制部门审核把关，确保文件的合法性，并原本公之于众，使投资者和广大群众知道政府具体的政策规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提高政策、法规的透明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各行政执法部门要规范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签订责任状，落实责任制。同时，制定保证行政执法责任制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执法部门和每个岗位的执法内容、程序、标准、时限、结果等向社会公示。建立行政执法部门的服务公示，承诺制度。完善执法监督措施。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大力强化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的全程监督。权力机关在做好审议、述职评议等“程序监督”的基础上，要积极推进事后监督与事前、事中监督相结合的“全程监督”。政府法制部门发挥监督职能，加大对所属部门依法行政的层级监督力度。实行“源头监督”和具体监督并举，不断改进监督方式，把侧重于事后监督的“被动监督”转变为强化事前、事中监督的“主动监督”；要切实将行政执法的管理活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培育市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同时，促进依法行政；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新闻媒介的作用，努力提高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广泛性。（三）、钝化矛盾，扶弱助贫，为投资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投资者能否安心经营，良好投资环境的一个最基本保障就是社会宁区政府采取由财政按每人0.1元拨付的做法，对我们是很好的启示。继续开展创建“无毒社区”活动，采取“禁毒图片展”、“禁毒”宣誓等方式，进行禁毒宣传和毒品预防教育，加大对毒品的查处力度。动员各方力量，形成“政法机关，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防范网络，（四）、周到热情，当好顾问，为投资提供优质服务环境服务环境是吸引资本流入、形成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实力的基础条件，优化执法环境和服务环境是营造环境比较优势、增强综合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措施，“服务也会出效益”。我区所属两个律师事务所的12名注册律师、七个法律服务所44名法律工作者，公证处所属4名公证人员，将全力为我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政府当好决策参谋。成立政府法律顾问组，为区主要领导和执法单位负责人配备法律顾问，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提供法律把关；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公证、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结合职能特点，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促进依法行政、在建立诚信社会体系等方面做好法律的渗透，融合；将服务渗入到行政管理、招商引资、重点工程建设等方面，为富民强区的目标，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高层次体现了法律服务、法律保障的社会价值；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以驻区法制建设联席会为载体,切实履行对驻区企业服务承诺；帮助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协助设置法律顾问机构或配备法律工作者，联系律师事务所或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企业困难职工，及时提供法律帮助。
行政区域篇10
关键词:长株潭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行政区划调整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行政区划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株潭城市群处于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事实证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没能摆脱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促进长株潭城市群更快更好地发展乃当务之急。
一、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阶段，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为界而展开的。行政区划的设置和变更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必然受到行政区内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权力、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影响。行政区划作为国家划分和配置地方各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从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着资源开发、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战略选择和规划制定，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当行政区划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时，就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就会产生所谓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即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现象将导致行政分割的矛盾很大，进而导致区域经济无法实现一盘棋式的共同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置、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纵向权力结构确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或分权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与调控能力，影响着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政府产业、财税、金融、投融资等政策，反映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意图，体现政府基本政策倾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干预，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很强的导向乃至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组织、管理、调控区域经济的具体政府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区域经济活动，作用于区域资源配置，对区域优势发挥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更为直接、突出、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下，受制于施政范围限制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在对涉及到跨行政区，涉及区际利益关系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处理上，能否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采取相互合作、因势利导的理性行为方式，将会对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成长、发育、发展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此外，行政区划等级不同，地方政府在行政体制中地位不同，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大小，对区域经济发挥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1300万，经济总量2818亿元，分别占湖南全省的13.3%、19.2%、37.6%，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地区发展目标被定为形成长株潭三市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基础设施完备和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存共生、要素市场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的高效率、高品质的多中心型城市群地区。目前，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经济虽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大量事实表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仍然在按行政区经济规律运行。行政区经济界限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长株潭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产生着刚性制约。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跨区域的需求就越来越多，而长株潭地区的行政区划却越来越无法满足其需求。
1.现有的市管县体制与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适应，妨碍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而现行市管县体制却越来越成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市管县体制是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诸多方面都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区县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市视县为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县的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这两个利益主体的经济发展冲突，使市管县演变成为市压县或市刮县。在市管县体制背景下，市的发展偏向于中心城市而轻视所管辖的县(市)，不仅没有带动县(市)经济发展，反而使其发展受到压抑。例如，株洲市所辖南部的茶陵县、炎陵县距离株洲市实在太远，不仅没有带动其发展，推动城乡耦合，反而要为其中心城市株洲发展提供资源，限制了自身发展。
2.城镇型政区数量小，规模不大，集聚辐射功能较弱，影响区域经济的资源整合
城镇型政区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及文化活动的最基本单元。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型行政区划建制在整个行政区划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城镇型行政区划空间的不足正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这就迫切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政区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城镇作为经济的中心，集聚了比较高的能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四周放射其能量，这也是由城镇经济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城镇发展必须以周边地区为腹地，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周边地区需要借助城镇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带动和影响当地产业的发展，实现与城镇对接，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长株潭城镇体系受自然、历史、政治、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但在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城镇型政区数量偏小，规模不大。长株潭地区现有大城市仅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三个，且三市市区人口、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对区域城镇的影响是以“极化效应”为主，辐射和带动力不强。长株潭地区现设乡镇数量为293个，远低于国内发达地区水平。(2)市辖区结构不甚合理，特别是新区(郊区)和县城偏小。市中心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造成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区(郊区)和县城发展缓慢，规模偏小，功能单一，没有形成明显的集聚规模，尤其缺少中等城镇这一重要环节作为地域辐射中心，城镇体系尚待完善。(3)各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较弱，各城镇职能结构趋同，城镇之间的联系松散，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协作。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市中心区的服务功能较差，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力较弱，市域内各城镇职能雷同，外向型经济不发达，缺少互补性。(4)城镇化水平低，地域差异较大。株洲所辖四县一市中除株洲县城镇化水平较高外，炎陵、茶陵、醴陵和攸县的城镇化水平都很低。全市城镇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在地域分布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靠近市中心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边缘地带。(5)有些市辖区范围狭小，管理幅度较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产业的快速集聚，中心城市城区的发展空间基本饱和，人口过密的状况逐渐严重，经济建设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缺乏布局空间，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导致长株潭地区行政分割现象比较突出，生产要素很难在区内自由流动、配置和整合，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
3.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行政管理成本大，制约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长株潭地区部分地方乡、镇政府规模虽小，可公务员动辄上百人，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成为行政重负。这样的状况不便于管理，而且机构繁多，严重影响了办事的效率，对经济发展也很不利。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目前长株潭地区共有乡镇数量293个，乡镇平均人口数量约为16587人。一方面，这样的基层行政建制规模在现今“行政区经济”作用下，受到了行政区划体制的限制，农村生产要素难以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配置，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时，往往各搞一套，无法统筹规划、集中建设，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不利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镇的班子委员会一个也不能少，导致官民比例偏高，造成基层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
三、长株潭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建议
为了适应长株潭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必须在遵循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一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结合长株潭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措施。
1.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实施省直辖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区域特点和区划结构，对我国行政区划层次与管理幅度有科学的认识，应该以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作为突破口，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出于实际考虑，长株潭城市群实施省直辖县的具体步骤为:首先，认真总结并推广浙江和湖北等地“扩权强县”、“留利农村”的经验，结合行政审批制度、从扩大县财权、事权、人事权入手，逐步弱化地级市干预县级政府公共事务的行政能力。其次，认真总结海南省“小政府，大社会”以及省直辖县市和设置重庆直辖市的经验，并根据自然地形与周围省级政区调整，逐步形成省——县——乡三级制。最后，根据宪法规定，长株潭地区的12个县(市)除长沙县、望城县、株洲县、醴陵市、湘潭县、湘乡市外的6个县(市)归湖南省管，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不辖县(市)。
2.调整不合理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株潭地区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应当逐步形成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和中心结点的放射性城镇布局，以三纵两横(即一主两次两辅)的“冉”字型结构支撑起整个区域的城镇发展空间。长株潭地区城镇将形成省域中心城市组群——区域中心城市组群——重点镇——一般建制镇四级结构。根据这个设想，特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根据自身特点，以区域资源开发最优化为前提，依据地域分工原则，积极扶持主城区(含新区、镇)的发展，培育小城镇，建立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逐步由“点”开发向“轴”开发过渡，最终向网络化推进，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区域均衡发展，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优势产业群和城市群，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支撑点和依托地。(2)以市域主城区(含新区)为核心，以县城(含县级市)为次级中心，以市域城镇为片区乡镇地区中心，形成主城区(含新区)——县城(含县级市——建制镇三级结构，带动广大乡镇，加速城乡一体化，提高城市化水平。
在实行省直辖县、县脱离地级市管辖之后，必须预留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适当扩大市辖区范围，调整原有市辖区格局，使其能够满足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人居环境建设等对空间的需求，吸纳更多的外部要素，增强城市发展的能量;同时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形成合理的内部分工，优化内部功能分区、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中心城市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3.合理扩大乡镇规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乡镇撤并，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通讯的发达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行政区域的管辖幅度可以增大一些，管辖下一级行政区的数量可以增加一些，管理机构则可以精简一些。“撤并乡镇”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乡镇行政人员和财政开支，降低管理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镇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小城镇体系，促进小城镇建设，从而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尽可能地减轻国家负担并让农民富裕起来。设立乡镇的标准应较1984年民政部的设镇标准有所改变，具体来说合并后的乡镇总人口应在5—8万为宜，面积应在100平方公里以上。长株潭地区乡镇调整完全能够达到该标准或者适当超过该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乡镇的历史沿革和当地居民多年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不能搞一刀切。乡镇撤并以后，要严肃编制管理，按一类乡镇39名、二类乡镇37名、三类乡镇32名定编，实行“一人一编一卡”，同时为了增强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减少社会动荡，应采取相关措施，多渠道分流富余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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