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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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栏目
辟有法学前沿、法学专论、立法研究、法学争鸣、青年法苑、法学教育、法制教育、法制改革、律师实务、国际法与区域、台港澳法律问题、外国法述评等栏目。
法学家篇2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女掌门人”薛刚凌的百度个人介绍页面中，其中“社会兼职”一栏，新增了一个带有“官方背景”的身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这个新身份的获得不满两周。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一批人事任免名单，三位知名法学专家首次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副庭长。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被任命为行政庭副庭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被任命为刑三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姚辉被任命为民一庭副庭长。
薛刚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此高规格、正式的任命让她有些意外，“以前也有过各种挂职任命，但感觉这是最正式的一次，经过了最高权力机关的投票任命，感觉责任重大。”
“这种做法值得鼓励，能让学界和实务界有一个知识上的互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强本文由收集整理世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肯定的同时也提出警示，不能因为这种互动机制的建立，而抹杀了实务界和学界正常的分歧和批评，“某种意义上讲，法学必然要独立于司法。我希望是因为分工的不同而产生批评，而不是因为利益的不同而产生批评，然后去协调这些利益。”
探索“双向交流”
强化法院与政法学院间人才和业务交流的动议早已有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曾在2011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称此举是为“充实审判力量，提高司法水平”。
201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指导意见，要求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建立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的双向交流机制。
加强人员相互交流是指导意见的核心内容。意见明确，各高级人民法院可定期从法学院校选派2至3名优秀专家、学者到各级法院挂职锻炼，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或调研工作，具备条件的可列席审判委员会。
此次三学者挂职最高院，使上述构想得以落地。这三位法学专家均具有教授职称和博士生导师资格，且均是“60后”。从专业背景看，薛刚凌、卢建平、姚辉分别为行政法学、刑法学和民商法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而挂职单位也分别与各自的专业背景相对应。
不过，对于整个遴选程序和具体细节，受访专家并不愿意多谈。卢建平以“还未正式到任、不方便说”为由婉拒了采访，他还表示，最高院政治部也“打过招呼”，希望他们“正式走上岗位之后再说”。
“在遴选程序上，最高院应该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但具体细节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薛刚凌推测大概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年龄，不能太年轻；另一个则是专业背景。
此次三名专家的挂职期限为两年，挂职形式也相对灵活，并不脱离原有教学岗位。对于工作的具体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曾透露，这些挂职专家主要参与审判工作研究、审判经验总结、司法政策制定、司法解释的论证以及指导性案例的汇编。
从最高检到最高院
事实上，请学者走进“官场”挂职，在检察系统已有多年实践操作，而最高人民法院则是首次尝试。
1994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引进学者挂职制度，到2008年底，北京18个区县院和2个分院全都有学者担任挂职副检察长。
经过在基层十多年的实践，最高检下决心
将挂职这一模式推广到全国检察机关。2006年7月，最高检尝试开放三个副厅级职位引入学者担任。因挂职职位之高，此举在法律界影响颇大。
首批被选中的三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任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首批三位学者到期重返教坛之后，在2009年，最高检又任命法学教授李希慧、张明楷、汤维建出任第二批挂职副厅长。
翻阅当年的媒体报道可以发现，此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甚至争议。而媒体评价也呈两极分化，有媒体认为这是最高检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开创意义，也有评论认为此举背后政治意义深刻，甚至有人称三位到最高检挂职的法学家是“红色理论家”。
争议的背后，与当年旷日持久的关于取消和削弱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争论有关。在不少学者认为法律监督职能应该从检察机关剥离，检察机关不能既是公诉人，又行使法律监督权。
这场被形容为“惊心动魄”的争论随着2006年5月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下发而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司法机关。
在当时的一些媒体报道看来，这场争论直接导致了最高检引进学者加强法律监督的理论研究。时任最高检政治部主任的张建军曾说，“这是检察系统的一种统战工作，有利于高校、科研单位专家了解检察工作，建立感情，增进共识。”
“不能因为有学者对制度的批评，就把学者拉进去做官，这是一个政治考虑，而非长远安排。”强世功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如果是那样的出发点，则没有任何意义，反会成为政治和学术最丑陋的地方，变成相互之间的一个交易。
法律共同体？
“这种模式如果能够运用的好，对学术界和司法界都有一定好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这种“双向交流”已经非常普遍，总的来说没什么坏处，但对于解决中国司法行政化问题意义不是太大，“这种交流通常是小规模，而且学者过去也不是担任法官，只是担任一个领导。”
而在薛刚凌本人看来，这是一项值得尝试的互动机制，有助于在实务界和学界之间寻求更多共识，“在国外，例如澳大利亚，有很多研究型机构，性质是政府机关，但有一部分人员是学者，另有一部分来自实务部门，两个群体走到一起，做深度调查研究，然后出台一个决策建议，这样的好处是容易达成共识。”
“现在是各说各的理，分裂性很强，相互不了解、相互不信任。我们国家需要一种共识平台，这种交流机制很重要。”薛刚凌说。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在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制度和人为壁垒，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等各职业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交流机制，“职业割据”明显，不能形成合力优势。
自从学者挂职检察系统之后，也为一些学者打通了进入“官场”的通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京平“官学两栖”十余年之久，现挂职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之前挂职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人转而从政，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姜伟挂职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后，调任最高检刑事检察厅副厅长、公诉厅厅长、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目前就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法学家篇3
“民法哲学就是民法学的整体观和方法论”［1］，是与刑法哲学、行政法哲学等并列的一项部门法哲学。新人文主义者认为，现行的民法研究表现为两种思潮：新人文主义思潮基于人与物之二元划分主张人对于物的优越地位，并张扬两者间的目的与手段关系；而物文主义思潮以物为世界之中心，忽略民法的社会组织功能，强调民法是财产法并推崇商品经济的民法观。在对民法哲学的概念界定上，新人文主义承认民法哲学是一个弹性概念，是对民法的一种宏观观察和由观察者建构的独特的价值体系，因而具有极大的学者依附性、主观性和私人性［2］。在论域之选定上，诚信论和平等论是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最富特色并最具代表性之主题。
﹙一﹚诚信论
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所持之人物二分观念强调对人的关怀和保护，这在诚信论上表现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统一说”。其基本观点为：第一，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之二分是罗马法以降的民法传统。主观诚信是一种当事人不知或确信自己未侵害他人权利的心理状态，客观诚信则是当事人忠实地履行自己义务的行为，两者虽然看似差别很大，却均以bonafides表示。罗马法重主观诚信而轻客观诚信，前者广泛地存在于取得时效法、拟制取得时效法、添附法、继承法和家庭法领域［3］。主观诚信规则承认人的认识能力的缺陷，比如，它为妇女和儿童提供个别化的诚信标准，以便为他们提供个别化的保护［3］。第二，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都有保护弱者的功能，其理论基础是斯多亚主义。主观诚信考虑一个人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能力，容忍其由于自然身份决定或由于一时的疏忽发生的不知或错误，客观诚信则意味着不利用对手的不知或疏忽牟利，两者都体现了对弱者的关怀和保护［3］。有学者认为，自罗马法伊始，诚信从来就是以分立的形式———作为行为准则的诚信和主观认知的善意———进入民法，这种分立从来没有在哪个时间点走向统一［4］。但事实上，斯多亚哲学从一开始，就为统一诚信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可能。诚实就是依自然生活，也就是按美德生活［3］。在乌尔比安看来，这一套伦理规则就是罗马法之三大原则：诚实生活、毋害他人、分给各人属于他的。它们是诚信原则的基础，不论是主观诚信还是客观诚信，都体现了“毋害他人”的戒条，此等戒条可以作为两种诚信的上位概念［3］，而两种诚信的践行效果，又都是“分给各人属于他的”。客观诚信是对狂放的抑制，它符合节制之德；而在众多场合，主观诚信又都体现为对弱者的扶助，对它的践行，也是对诚信持有者的狂放和相对人的抑制。所以，两种诚信都十足体现了斯多亚哲学的伦理观念。第三，德国法分裂两种诚信，造成了现行中国民法诚信原则的跛脚化。从德国学者起，人们开始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两种诚信，即treuundGlauben﹙客观诚信﹚和guterGlaube﹙主观诚信﹚，两种诚信在术语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格局。中国从清末开始继受德国民法，从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到1929—1931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都把treuundGlaube翻译为诚信，把guterGlauben翻译为善意［5］，但学说上，却只以客观诚信为诚信原则的内容，造成了名为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变得仅涵盖债法甚至仅合同法的局面［3］。故而，新人文主义主张在人身法中贯彻主观诚信原则，以达致诚信原则对弱者之保护功能。
﹙二﹚平等论
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之平等论主要表现为“平等原则非民法基本原则说”和“民法公私法混合说”，现逐一考察之。“平等原则非民法基本原则说”认为，平等主要是宪法问题，而非纯粹的民法问题，因为民法所承认的私有财产、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原则恰恰就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平等［2］，所以平等原则不应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该说的理论依据表现为：其一，《民法通则》第2条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加上了“平等主体”的限制语，但该限制语并非对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属性的描述，而是对民法的调整方法的描述，即以平等的方法调整本来就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平等主体间的关系是民法调整的结果而非前提，所以，“平等主体”限制语存在着倒果为因的问题［6］。其二，《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但是，一些特别法却有不少否定该条的规定。比如《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失权制度，它证明，权利能力制度中包含的平等观念只涉及到人的初始状态，并不涉及他们人生的开展状态，否则，者何以规训作奸犯科的社会成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利能力人人平等条款在西方民法中一律阙如，理由即是社会治理的需要和难以消弭的贫富差别［2］。总之，“制造合理的不平等是立法者可以运用的治国手段，放任不能克服的自然不平等是立法权有限的表现，一个过度平等的社会是有害的”［2］。“平等原则非民法基本原则说”对“民法私法说”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成为“民法公私法混合说”的理论基础。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平等始终是支撑民法私法说的基石之一，认识到了平等的有限性和不平等的合理性或现实性，就可以打破民法私法说，接受民法是公私混合法的观点。从制度上看，民法总则中关于人格和身份的规定，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中的许多规定，是不能以当事人的合意加以变更的，而是属于保障社会秩序的规定，故而应当是公法性的制度。从理论上看，经济人假说和政治自由主义之崩溃也使得民法私法说丧失了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因为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已经证明，人并非总是理性人，有限理性使得弱而愚的人需要民法慈父般的保护；而国家职能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也使得国家日益需要增加其干预经济与保障国民福利的职能［7］。总之，民法纯粹是私法的观念只能存在于法学者的想象，而并不符合现实。
﹙三﹚小结
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之诚信论和平等论皆强调对“人”之关怀和保护，这也正是新人文主义之核心和价值取向所在。就诚信论而言，对主观诚信之发掘因强调考虑弱而愚者的主观心理状态，从而更有利于实现矫正正义；就平等论而言，主张平等原则非民法的基本原则实质上是为了揭示平等的有限性，从而要求国家涉入民事关系，以更好地实现弱者保护。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从来就反对民法冰冷的理性，因为只要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人就应该处于谦卑的世界中心。
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述评
家庭法哲学属于亚部门法哲学，即有关民法分支之一家庭法的哲学。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的理论基础是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尤其是后者之平等论部分。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平等论之基本观点指导了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的主体建构，但同时，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又是证明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平等论之有力证据。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家庭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家庭关系屈从论”，包括了“夫妻关系的相对屈从论”和“亲子关系的绝对屈从论”。
﹙一﹚夫妻关系的相对屈从论
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前者是有可能实现平等的领域，后者则是绝对不可能平等的领域，故有相对屈从和绝对屈从之分。先看前者。屈从是民事主体所处的必须接受他方单方面的权利行使行为的地位［8］。在罗马法的有夫权婚姻中，丈夫对妻子享有霸权，妻子的地位等同于家女；近现代西方法继承此传统，采用了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基于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别而并不承认夫妻平等［9］。夫妻关系屈从地位的理论依据包括：第一，“如果夫妻平等，身体权力在一边，法律权力在另一边，不和谐就永远没完没了。如果在男女之间建立一种平等，这种名义上的平等永远都保持不下去，因为在这两种对立的意志中必须有一方拥有支配权”［9］；第二，“履行义务必要条件说”。丈夫—父亲享有的对其妻小的霸权是他履行自己作为强者的保护义务的前提条件［9］；第三，“爱说”。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婚姻的客观出发点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为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10］。故而，“爱”消解了人们要求夫妻平等的冲动，因为平等的前提是两个主体彼此独立，因为当两个人通过结婚成为一个人后，原先的两个人变成了这个“新人”的构成部分，服务于共同的目的，所以如果妻子跟丈夫要平等，无异于左手向右手要平等一样荒唐［9］。当然，夫妻关系的屈从是相对的，因为随着避孕技术的广泛运用及由此带来的生物学革命，妻子通过赢得自己的身体自由从而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其从属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社会性别平等理论也为夫妻平等带来了理论上的可能，根据该理论，虽然在自然性别上男女有异，但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仍然具有与男性同等的生存价值和独立的人格尊严，因此在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拥有平等的地位［9］。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夫妻关系中可能的屈从与不平等，这并非否认女性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注意性别的自然差异，给予女性特别关怀。
﹙二﹚亲子关系的绝对屈从论
亲子关系完全不同于夫妻关系，正如边沁采用归谬法所谈到的那样，“所有人———也就是所有人类存在———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就是说根本没有从属这回事。这样，儿子就会拥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利，他拥有他父亲约束和惩罚他的同样的权利，可以同样约束和惩罚他父亲。他在他父亲的家里拥有和父亲本人同样多的权利”［11］。与妻子不同，子女在理性上不及父母，在经济上因为不劳动所以基本无收入，故亲子关系是绝对屈从关系。亲子关系绝对屈从论的理论基础是“菲尔麦命题”，根据该命题，人生来不能免除对其父亲的屈从，故而未成年子女与其父亲的关系是不平等关系，父母由于子女的年龄和谨慎不足需要照顾他们［12］。亲子关系的绝对屈从性也有法制史上的证据，在古代法上，把子女看作父权的客体似乎是共同的做法，比如在罗马法上，家父对子女就享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用权；而到了近代法，亲子关系的屈从性也未曾改变，犹如康德所说，“亲”对“子”享有的是物权性的对人权，虽然随着儿童地位之改善，父母已经被剥夺了对子女的经济利用权和惩戒权，但这只意味着子女从被虐待的客体变成必须悉心呵护的客体，子女仍然处于客体地位［12］。可以说，与强调夫妻关系具有相对屈从性相同，现代新人文主义对亲子关系绝对屈从性的发掘主要是为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子女予以更好地保护。
﹙三﹚小结
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裸地戳穿了在家庭关系外部笼罩出的虚幻平等的面纱，从而使人们认识到理性的有限和家庭关系的屈从性质，由此强调对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妻子与子女予以特别保护。对家庭关系屈从性的揭示意味着家庭关系不能适用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是一种纵向的、保护性的关系，国家在该种关系失衡的时候应该主动介入家庭，给予该类关系中弱势一方更好的保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家庭关系屈从论再一次显示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并非都是平等关系，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民法的公私法混合性。
余论：私法研究的范式转变
对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和家庭法哲学主要观点的考察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它鲜明地揭示出现今私法研究在范式上的巨大转换。现从民法研究视角与家庭法研究视角分而述之。
﹙一﹚民法研究的范式转变：从私法自治到人的保护
范式，即该学科共同体普遍认可的理论成就，它提供了该学科典型的问题及相应的解答［13］。近代民法理论以私法自治为范式，如学者曾世雄所言：“私法关系既然偏重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复又接纳私法自治之原则，足征私法自治原则在民法中居立龙头之地位”［14］。学者们公认，近代民法理论无不以财产法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灵魂，进而演化为民法三大原则：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失责任［15］。这种范式严格要求划定公私法的界限，要求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贯彻私人自治理念，以抵御公权力的侵蚀，民法也由此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法”［16］。正是在这样的范式指引下，民法之首要功能被认为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忽略了其社会组织功能，从而形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民法的财产化法运动［2］。可以说，私法自治意味着人是抽象的人，具有理性的大脑，可以自主决定其行为，这导致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不同的“人”的形象被掩埋了。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的范式转移就是一场重新回到“人”———具体的、非理性的、弱而愚的“人”———的运动。根据星野英一的考察，这种转变是“从对所有的人的完全平等及法律人格的承认到承认人格权”的转变，关于“法律人格”发生了“从自由的立法者向法律的保护对象”、“从法律人格的平等向不平等的人”、“从抽象的法律人格向具体的人”的转变，其背后则是“从理性的、意思表示强而智的人向弱而愚的人”的转变［17］。的确，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和经济规模的提升，人的差异性也日益明显，只有“人”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具能动性、开放性的精灵，这种张力使得合同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被突破，因为法律更需要保护面对强大企业时无法与之对抗从而难以实现自身意愿的单个个人。由此，“在高度组织化、技术化、生产和消费大规模化、社会身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经由公共政策、公序良俗、国家强制等因素的积极介入，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近代民法原理日趋式微，不断被修正”［15］。可以认为，现代民法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静态系统，而是在动态中实现人的保护。还需注意的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化是公、私法划分的前提，但是，正如新人文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的原则是权利，而政治国家的原则是权力，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市民的权利与政治国家的权力之间的关系……权力的行使有两种样态，不正常行使的国家权力对与市民的权利是一种危险源，必须靠权力的彼此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加以防范。因此，民法调整对象不仅涉及到市民间权利的关系，而且涉及到市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18］。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民法上表现为公序良俗原则和其他强行性、禁止性规范。学者的考察已经展示出，现代化所带动的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扩张和交错使得公私法由二元走向多元，在英美法系的表现是，从疑难案件中公/私中间类型的发现到一般案件中公/私核心含义的争议，再到对公/私内在一致性的理解，最终公法和私法变成不可分割、相互缠绕的整体；在大陆法系的表现则是，无论就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还是日本的“统治行为”理论而言，公法对私人领域的介入乃至公法和私法的相互工具化都已是常态［19］。国家对私法的介入是与对人的保护分不开的，新人文主义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把市场原则泛化为市民生活的唯一原则，它就可能潜在地与人的保护相冲突”［20］。新人文主义无论对民法平等原则之否定还是对民法私法说之突破，都是以对人的保护作为归依的。
﹙二﹚家庭法研究的范式转变：从平等主体到弱者保护
基于一种抽象的平等观，我国的家庭法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张家庭法是平等主体法。《婚姻法》第2条第1款规定：“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维护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第13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些规定从一般原则、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等方面申明了家庭关系的平等性，故而，我国家庭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平等”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六十年来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目的［21］。然而，如前所述，家庭法并非仅调整夫妻关系，还调整亲子关系，即使夫妻关系的平等是可能的，亲子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平等。所以，“家庭关系平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家庭法的平等主体说主要是基于民法私法说，该说将家庭关系蜕变成私法自治原则统治下的契约关系，由于过分主张以权利理论全面构建家庭制度，在“一切制度都以权利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宣言下，“男人生育权”、“亲吻权”、“权”等权利主张泛滥，本该温馨的家庭变成权利的战场，亲人变成权利的斗士甚至敌人［22］。只要突破了民法私法说，在民法公私法混合说的理论框架下，家庭法的纵向理论建构也就得以成为可能。有学者一方面认为，“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道德性，所调整关系的独特性，以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决定了在婚姻家庭领域不可能实行‘私法自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倾向于认为婚姻家庭法适宜独立于传统的公法、私法与社会法之外”［23］。这实际上就是没有考虑到民法与家庭法完全可以在纵向的框架下获得统一，因为作为公私混合法的民法与主张保护主义模式的家庭法完全并行不悖。正是在这样的理论突破下，我国家庭法的理论范式开始向弱者保护法转变。家庭关系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具有身份差异性。这种差异既有性别上的———男人和女人，也有年龄上的———未成年人、成年人、老年人，还有经济上的和健康上的等等。在家庭中基于年龄、性别或身心疾病以及经济地位处于相对弱势境况的家庭成员就是家庭中的弱者［24］，应当予以特别保护。可以说，工业化、都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也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形成了家庭生活的多元化趋势，家庭关系的建立、延续、甚至消解，对其中弱势者的保护都应成为其终极目的，尤其应重视未成年子女的福祉和利益。故而，家庭法哲学的范式转变，应当以其作为弱者保护法的地位为归依。
﹙三﹚结语
法学家篇4
法律人类学是交叉学科，顾名思义，即以人类学的学理和研究方法观照法律，从而便于以崭新的角度解读法律的相关理念。本文以国家法与民间法之关系为探讨对象，试根据各相关案例来解读国家法与民间法两者间存在的异同之处。一方面试在理论上丰富各独立学科的相关理念；另一方面以实际案例提出本文的观点：国家法与民间法只是概念不同、涵盖范围不同的两种提法，而非相对立的矛盾体，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相互糅合的现象，均作为维持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物存在。
一、作为社会规范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社会规范作为维持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物存在，有成文的与不成文的两类。民间法包括风俗习惯、部分道德规范以及村规民约，还有宗教规范等，国家法则泛指成文的国家法令、条例、规章制度等。其中风俗习惯是相对来说出现最早、最为普遍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甚至已内化为人类潜意识的一类规范，如道德规范。其作用在于无需外力强制即可实现，最初通过模仿转化为人们的习惯行为，是一种内化了的行为规则。在某种程度上，由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某些在一定地域范围成文或不成文的所谓“法令”，即本文关注的“民间法”。民间法是相对国家法而言的一个概念，两者表面上二元化，实质同一。国家法在范围上或曰宏观上已经上升为国家法令，其适用范围更广，形式也更为齐全，且有国家强制力的辅助工具以致实现。但究其根源，国家法也仅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形式的规范之一。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比如，我们在走路时，通过习惯知道，要走右边；通过现代交通常识，懂得红灯停、绿灯行。当我们在行使基本权利并且没有违背基本道德时，我们与法律似乎相隔很远。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自己的地缘集体与血缘集体生活时，除非触犯禁律，否则永远本文由收集整理都不可能知道我们的祖先居然会因为婚外情而遭遇浸猪笼或开除族籍的惩罚。这或许便是规范带给我们的启示，即：只有当触犯规范，有违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规范的功用。如人类学家马林若夫斯基在研究西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时，发现他们根本不存在现代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维持社会秩序和解决纠纷的一整套机制，所有这些，应该都与法律息息相关。
二、矛盾统一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在贵州黔东南剑河县的苗族地区有这样的事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某村附近修国道，有一位外地工人在休闲之余，随手摘了当地苗族村寨地里的几根黄瓜，被村民看见了，提出要罚三个一百二，即一百二十斤肉，一百二十斤米，一百二十块钱。在当地，民俗规范中要求，小偷就得重惩，罚三个一百二。外地工人不认，后来经司法部门调解，罚款一百二十元钱，算是达成和解。这个案例表明，当规范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时，其不一定适应于特定地域的民俗习惯，而且当地方习惯法或曰民间法与国家法产生冲突时，还需考虑地方民情。表面上似乎是国家法的某种妥协，实际上却是民间法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发挥效用，而国家法被人为悬置，以防冲突升级。实际生活的管理中，基层社会的自治与政府的控制和国家法的实施并非相互矛盾的关系，相反，政府对基层社会的自治或者给予积极有力的支持，或者是一种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默许，而非我们所想象的一山容不了二虎，你死我活的关系。
对于少数民族自己的法制规范，梁治平认为，“……这些对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有着绝大影响的民间社群，无不保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而且，它们那些制度化的规则，虽然是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我们视为法律。当然，这些法律不同于朝廷的律例，它们甚至不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统称之为‘民间法’”。类似于民间法概念的，是“习惯法”，后者相对于前者来说，范围又更小，是一套地方性规范，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用来分配他们权力与义务，以及调解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予以实施。至于这一类民间法或曰习惯法形成的根源，李鸣也有自己的观点：民族多元的格局，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中一些族群势力集团，他们有的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法律制度，有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了许多有本民族文化积淀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是我国传统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可知，尽管表面看来，国家法和民间法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且在处理实际的过程中，有冲突和矛盾，但是，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过去，研究者倾向于把法律看成一个逻辑严谨的规范体系，认为法律是一个内在协同且旨在特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规范体系，因此，他们着力于强调于法律的规范性、功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国家法与民间法相对立的结论。而对法律进行跨学科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法律同样也是着眼于人类社会实际发生的事实的学科，是实际的社会事实。法律人类学的介入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社会中人的实际法律行动，以及法律制度实际运作过程之上法律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法律人类学角度出发，国家法与民间法虽是二元的矛盾体，却都着力于人类社会的实际事务，根本目的都在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以相对固定的形式为依托，给自己设置的行为规范，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所以，当被反映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法律也必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亚当·斯密曾说过，“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其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有这种环境。但事实上，往往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发生变化，而这法律却仍然有效。”
转贴于
法律具有时代性，是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特定时期人们特定的观念与意识。尽管如宪法或其他法令条文那般，人们试图通过成文的形式，或人为赋予法律的神圣性以期当时制定的法律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为千秋万代的子孙造福。但事实上，法律也正如文化那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可能也没必要超越时空特性。事物变化发展的本质属性才是其发展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经常地、不断地根据社会变迁的外在状况对法律进行适时地修改和调整。正如我国传统婚姻缔结所推行的表亲婚现象，如《红楼梦》中对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关系的描绘，十分普遍，古时婚姻条例虽有七出，对表兄妹间的联姻却没有具体限制，现在国家法令《婚姻法》则明确规定，三代以内血缘亲属禁止结婚。尽管如此，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苗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推崇姑表婚，认为与舅舅家联姻最为理想。这表明法律规范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无论国家法或是民间法，都是本文由收集整理如此。
法学家篇5
司法制度的等级结构以及包含在遵循前例原则中的对稳定性的追求也许会在各种意义上促进“正义”：它使司法决定更可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它减少了不确定性，但它阻却了对真理的探索。于是，当证据、事实、科学意义上真理、及法律意义上的证实这些对于公正性和正当性至关重要的要素不断受到挑战而变得模棱两可时，当价值多元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和客观真理的不确定性致使判决产生的过程成为判决结果正当性资源时，专家证言便有了独特的价值，它使裁判建立在科学权威基础之上从而至少获得感觉上的正当性。
专家证人的这种角色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嬗变。在西方奴隶制度社会和欧洲封建社会，科学不发达，证明手段落后，法官在案情真伪不明时通过人们最信服的神灵来判断真相，实行神示证据制度，即由神意（或上帝之意）判断案情，神誓、水审、火审、决斗、卜卦、抽签等等，使审判获得合法性。现代科技发展了收集和审查证据的技术和方法，如形貌显示与放大技术，组成与结构分析技术，法医生物学技术，激光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等；在证据种类方面，视听资料，即录音、录像及计算机存储的资料都被用来作为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证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鉴定所涉及的科学已由原有的法医学扩展到其他科学，如心理学、考古学、建筑学、化学、毒物学、遗传学、社会学等等，仅化学就涉及到工程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分支学科。与此相适应，鉴定采用的手段、方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鉴定结果也越来越准确。如显微分析法、Dna检验法、智商测定法，指纹鉴定可以彩激光、染色剂、激发能量和化学等方法。鉴定手段、方法的日益科学，降低了审判人员审查判断的难度，如含量、纯度的鉴定，可采用显色检验法、色谱法、分光光度法、显微结晶实验以及免疫分析技术，其中有的方法是凭借精密仪器进行的。这些发展使得鉴定结论等专家证言在现今查明案情中的意义越来越大。[2]于是，曾经在某个时期，人们欣喜地看到，在大量案件中，科学家甚至成为实际的审判者，审判人员直接运用结论意见的数据就可以了。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增加证明手段的同时也增添了更多新型的证明对象，诸如智能型侵权和犯罪剧增（如计算机侵权和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交通、通讯及物理、化学、生物学及生态学原理作案）、因发展和利用高科技引起的侵权纠纷（如环境污染纠纷、高速运行的飞行器和运输工具造成的侵权、医疗事故纠纷、专利侵权纠纷）、利用和发展高科技的合同纠纷（如遥测技术，即计算机和远距离电信的配合实施远距离的民事行为，签订合同具有即时消灭性，由计算机所记载的交易过程和结果不断发生变化，难以保全证据）……法官在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分析方法的鉴定结论时，不仅仅要审查鉴定经过、鉴定所凭借的仪器、分析方法，确定所得出的数据、鉴定对象的提取与保管是否及时，固定的方法是否安全可靠等，[3]而且常常要在鉴定结论受到挑战时或在不同的鉴定结论之间进行甄别和选择，换言之，法官对于专家证词不仅要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且要进行实质性审查。[4]更为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失去了对其客观性的确定感，而裂变为无以数计的次原则和次专家。没有人还能够轻易地说有关科学界是什么，更没有人能够说科学界是否已经“普遍认可”了某项技术或方法。这种发展使法官在面对眼前的证据并在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作出判断并说明其判断的理由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现代科学在证明“真理”和正义方面的价值却受到科学自身合法化的困扰，科学“真理”的多元化使科学权威自身受到挑战，以科学真理面目出现的专家意见在法律权威面前丧失了“权威”地位，于是，专家证言与其他任何证据一样，都要受到法官自由心证的审查，并由此带来司法制度的一系列深刻变革。
在美国，根据192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在“美国诉弗莱尔案”（UnitedStatesv.Frye）中所确立的规则，科学证据只有在得到有关科学界的“普遍认可”后才能获得法院的承认，所以科学在审理程序、发现程序中并非举足轻重。并且弗莱尔案通过某种陈述方式将决定认可与否的责任转移到科学界本身，不要求法官对科学的有效性作出判断，只须被动地听取“有关科学界”的意见即可。于是，测谎仪、指纹、分光摄像仪、弹道学证据等等都进入了法庭，但看起来十分容易。继弗莱尔案之后，科学的发展变得更为复杂、更难以自我证明。自1975年美国证据法规则颁布以来，法庭上使用的科学数量更大，复杂性更强。根据这一规则，“所有相关证据都可接纳”，包括科学知识，如果有助于对证据的理解或确定争议的事实以判决事实问题。这里不再要求“为有关科学界所普遍认可”，相反，规则明显的措辞表明，至少在联邦法院系统中弗莱案规则不再具有有效性。最高法院在1993年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案中正式宣布弗莱案规则失效。在本案中，法官在评价由双方当事人传唤的专家方面的角色消极性减少了，法官须常常涉足于科学问题并独立作出判断。最高法院在是否提供专家证据的问题上的结论与《证据规则》第702条一致，初审法官须作出“对作证所适用的推理或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有效性以及是否可以适当地用来证明争议中的事实初步评估”。用大法官Blackmun的话说，最高法院衡量和评论初审法官将这一考虑作为技巧是否为虚假或伪造、是否交同行审查过、其误差率是否被知悉、以及是否取得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在于，过去要求法官审查科学家是否认可一项技术，现在则要求法官审查技术的有效性本身。[5]专家在裁判中的地位还受《规则》第704条第2款规定的明确限制：“对被告的心理状况或状态作证的专家证人不得就被告是否具有所指控犯罪的心理状况或状态发表意见或作出推断。这种根本性的问题专属于事实裁判者的事项。”这就是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对此，爱德华兹法官指出，这一规则旨在防止陪审团受专家证人关于被告心理状态看法的不当操纵。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对于一项犯罪指控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陪审团有理由对被告的罪行持不确定态度，却被安排听取声称了解被告心理状态的专家的意见，那么，陪审团成员们可能依赖于这位政府证人的倾向性经验来解决他们面临的模棱两可的问题。被告心理状态的问题具有主观性，专家的决定并不比陪审员更准确。如果简单地允许专家来宣告被告的罪行，就没有什么必要在审判中设陪审团了。
这一变化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职能分工，引讼模式和一系列程序制度的悄然变革。一方面，英美法官的消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他们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参与审查事实和证据，而不再那么信奉波普尔的市场竞争理论，完全等待事实在律师们的相互对抗中“现身”。虽然与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法官相比，制定法赋予美国法官的传唤证人的权力形同虚设，[6]但这项法官职权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对于律师聘请专家证人的潜在威慑力，美国的完全“当事人主义”受到法官职权的控制。[7]另一方面，以法官职权调查为特色的大陆法法官面对无法大量难以确定真伪的案情事实和来自当事人方面的质疑，不再那么肯定地依赖于从前那些由他们传唤来充当他们技术顾问的专家证人，聪明的法官渐渐地将证明风险转移给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由当事人双方对专家证人的证词进行论证和辩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认为法院是在寻求真相而且求真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调查事实者对事实精确性以外的其他价值的关切这一点是与司法规则制定者对规则真实性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关切并行的。求真的目的与其它目的-诸如经济性、保护某些自信、助长某些活动、保护一些宪法规范-相竞争。因而，程序制度只能在精确和成本之间追求最大的交换值。于是职权主义模式也在向当事人主义方向迈进。
专家证人在中国司法中的角色相当于法官的科学顾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专家意见差不多比法官对案件的判断还要权威。二审法官一审法官的判决、再审法官原审法官的判决、再审案件的再审法官再审法官的判决……常常都依赖于专家证人对事实问题的结论。不同审级的法官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再审程序自然更要对原审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处理，因此，不同的法官便可以就邻居房屋是否过于临近原告房屋这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聘请各自认同的专家证人发表意见，并各自依据这些鉴定结论做出先前判决的重新判决。科学在证明判决权威性和正当性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在没有程序控制的司法体制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张扬，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却在这种掩耳盗铃的“科学证明”中荡然无存――人们无法想象，依据相互不承认同行权威的专家证人的结论作出的判决可以获得司法权威！于是，诉讼程序成为法外资源和权力较量的场所，案件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以及再审、再审、再再审的翻云覆雨中寻求着政治、私利和舆论上的价值。面对以司法资源的巨大投入为代价，以牺牲司法的终局性、正当性和权威性为结局的现实，我们应当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对专家证人在司法中角色准确定位、是否应当确立法官在事实判断方面自由心证原则、是否应当对初审法官和上诉法官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职能进行合理分配。
「注释
[1]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2]参见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何家弘，《证据法学》，1997年版，第438页。
[4]何家弘，上引，第439页。
[5]ReformingtheCivilJusticeSystem，editedbyLarryKramer.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6.page212-234.
法学家篇6
“如果说贡献，不应该是大学教授去了以后促进了司法审判，而应该是司法经验如何能改造大学的学术研究，但当初的目标设计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在百度个人介绍页面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女掌门人”薛刚凌的“社会兼职”一栏，刚刚新增了一个带有“官方背景”的身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这个新身份的获得还不超过两周。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一批人事任免名单，三位知名法学专家首次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副庭长。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被任命为行政庭副庭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被任命为刑三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姚辉被任命为民一庭副庭长。
“当初没想到会这么正式，最后还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命。”薛刚凌对《民生周刊》表示，如此高规格、正式的任命让她有些意外，“以前也有过各种挂职任命，但感觉这次是最正式的一次，经过了最高权力机关的投票任命，感觉到责任重大。”
“这种做法值得鼓励，能让学界和实务界有一个知识上的互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对《民生周刊》提出，但值得警惕的是，不能因为这种互动机制的建立，而抹杀了实务界和学界正常的分歧和批评，“某种意义上讲，法学必然要独立于司法。我希望是因为分工的不同而产生批评，而不是因为利益的不同而产生批评，然后去协调这些利益。”
探索“双向交流”
强化法院与政法学院间人才和业务交流的动议早已有之，而此动议的出发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曾在2011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是为“充实审判力量，提高司法水平”。
201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指导意见，要求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建立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的双向交流机制。
加强人员相互交流是指导意见的核心内容。意见明确，各高级人民法院可定期从法学院校选派2—3名优秀专家、学者到各级法院挂职锻炼，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或调研工作，具备条件的可列席审判委员会。
此次的三学者挂职最高院，使上述构想得以落地。“在遴选程序上，最高院应该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但具体细节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薛刚凌表示，尽管作为当事人，但对整个遴选程序和标准也只知其大概，“经过了推荐、考察、投票等这些程序”。
对于选择的标准，薛刚凌推测，一个因素是年龄，不能太年轻；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专业背景。
此次挂职的这三位法学专家均具有教授职称和博士生导师资格，且均是“60后”。从专业背景看，薛刚凌、卢建平、姚辉分别为行政法学、刑法学和民商法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而挂职单位也分别与各自的专业背景相对应。
不过，对于整个遴选程序和具体细节，受访专家并不愿意多谈。而卢建平则以“还未正式到任、不方便说”为由婉拒了采访。他还表示，最高院政治部也“打过招呼”，希望他们“正式走上岗位之后再说”。
此次三名专家的挂职期限为两年，挂职形式也相对灵活，并不脱离原有教学岗位。对于工作的具体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曾透露，这些挂职专家主要参与审判工作研究、审判经验总结、司法政策制定、司法解释的论证以及指导性案例的汇编。
薛刚凌透露，目前并没有正式到岗，一切都处于准备阶段，“此前对最高法院的工作性质还是有所了解的，除了审案，还有司法解释、对基层的请示做一些回应和指导。行政诉讼还面临着行政诉讼制度的修改，估计过去以后会开展与此相关的调研工作。”
从最高检到最高院
事实上，请学者走进“官场”挂职，在检察系统早已有多年的实践操作，而最高人民法院则是首次尝试。
1994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引进学者挂职制度，到2008年底，北京18个区县院和2个分院全都有学者担任挂职副检察长。
基层的十多年实践，最终让最高检下决心将挂职这一模式适用到最高司法机关，并在全国检察机关进行推广。2006年7月，最高检尝试开放三个副厅级职位引入学者担任。因挂职职位之高，此举在法律界影响颇大。
首批被选中的三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任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首批三位学者到期重返教坛之后，在2009年，最高检又任命法学教授李希慧、张明楷、汤维建出任第二批挂职副厅长。
而翻阅当年的媒体报道可以发现，此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甚至争议。媒体评价也呈两极分布，有媒体评价认为这是最高检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开创意义；有评
论则认为此举背后政治意义深刻，甚至有人称三位到最高检挂职的法学家是“红色理论家”。
争议的背后，与当年旷日持久的关于取消和削弱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争论有关。在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法律监督职能应该从检察机关剥离，检察机关不能既是公诉人，又行使法律监督权。
这场被形容为“惊心动魄”的争论随着2006年5月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下发而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司法机关。
在当时的一些媒体看来，这场争论直接导致了最高检引进学者加强法律监督的理论研究。时任最高检政治部主任的张建军则表态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这是检察系统的一种统战工作，有利于高校、科研单位专家了解检察工作，建立感情，增进共识。”
“不能因为有学者对制度的批评，就把学者拉进去做官，这是一个政治的考虑，而不是一个长远的安排。”强世功对《民生周刊》直言，如果是那样的出发点，则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成为政治和学术最丑陋的地方，变成了相互之间的一个交易。
相对于当年学者挂职最高检引发的争议，此次学者挂职最高院并没有引发更多的“政治猜想”。强世功坦言：“我希望最高法院吸收学者进去，不是因为学者批评司法改革。如果这样，我是坚决反对的。”
谁影响谁？
“这种模式如果能够运用得好，对学术界和司法界都有一定好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对《民生周刊》表示，目前这种“双向交流”已经非常普遍，总的来说没什么坏处，但对于解决中国司法行政化问题意义不是太大，“这种交流通常是小规模的，而且学者过去也不是担任法官，只是担任一个领导，表明这本身就是在目前司法行政基础上做的一件事情。”
在强世功看来，这件事情更值得期待的意义应该是促进法学的发展，而不是司法实践的改变，“在我们现在的法律传统里，有一个科学化的倾向，总是把理论带到司法实践中来改造实践，但没有想过把实践中的经验带到学术中来。”
强世功表示，怎样将中国社会大量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案例、中国独特的经验变成独特的法律制度和独特的法学，这才有意义，“如果说贡献，不应该是大学教授去了以后促进了司法审判，而应该是司法经验如何能改造大学的学术研究，但当初的目标设计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而在薛刚凌本人看来，这是一项值得尝试的互动机制，有助于在实务界和学界之间寻求更多共识，“在国外，例如澳大利亚，有很多研究型机构，性质是政府机关，但有一部分人员是学者，另有一部分来自实务部门，两个群体走到一起，做深度调查研究，然后出台一个决策建议，这样的好处是容易达成共识。”
“现在是各说各的理，分裂性很强，相互不了解、相互不信任。我们国家很需要一种共识平台，这种交流机制很重要。”薛刚凌指出。
这种交流显然也包括建立更为顺畅的人员交流机制。业界普遍的共识是，在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制度和人为壁垒，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等各职业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交流机制，“职业割据”明显，不能形成合力优势。
自从学者挂职检察系统之后，也为一些学者打通了进入“官场”的通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京平，“官学两栖”十余年之久，现挂职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之前挂职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人转而从政，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姜伟挂职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后，调任最高检刑事检察厅副厅长、公诉厅厅长、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目前就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法学家篇7
文／江鹏程
2015年2月，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法学博士张离因为家庭琐事致妻子轻伤，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定罪。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学者缘何数度对自己的妻子进行家庭暴力？或许，张离自小的经历是他成为家庭暴力施暴者的诱因。
幼年形成的心理创伤
1981年，张离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县城里。他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儿时最深刻的记忆是每一次向母亲田芬询问关于父亲的事情时总会遭到母亲的训斥与打骂。
幼年的张离生活是枯燥的，6岁之前他几乎没有看到母亲笑过。母子俩生活得异常压抑。沉默的生活造就了张离孤僻静默的性格。母亲虽然与他交流较少，但对于他的学业却非常重视，每天都检查他的作业，还会额外布置作业。由于惧怕母亲，在别的孩子和父母玩耍的时候，张离还在做题或者偷偷地望着天花板发呆。
张离上小学那天，他记得严厉的母亲眼神里透着温柔：“孩子，好好学习。这是证明你比别家孩子优秀的唯一方式。”
由于学习努力，张离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在老师眼中，张离学习刻苦且从不惹事，是全班最让他省心的孩子。一到开家长会的时候，张离绝对是老师重点表扬的对象。而母亲田芬的教育方式也被很多家长所推崇。
转眼间，张离上了二年级。在一次普通的日常测试成绩日，一向数学成绩满分的张离只考了80分。对于别的孩子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可以过得去的分数。但对于承担着过重期望的张离来说，这个成绩他不知道该怎么向母亲交代。
放学后，张离徘徊着不敢回家，而是和自己班里唯一的朋友小虎去了游戏机房。晚上7点多，张离到家时，看到母亲绷着脸坐在客厅里。当母亲问他成绩时，张离第一次撒了谎。当时，田芬没有反应。第二天，母亲亲自到学校找老师和小虎询问，掌握了张离昨天的行踪。
母亲狠狠地打了张离，这是他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片段。用张离的话说，从这以后自己看到母亲就更怕了，而且再也没有在母亲面前说过谎。沉默寡言的张离发现，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变得疑神疑鬼，与小虎的关系也渐渐地疏远，能相信的人更少了。
从此以后，张离的生活中没有朋友。
事业、家庭双丰收
此后，张离以学业为伴，学习生涯一帆风顺，考入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法律系。争气的张离成了很多父母教育孩子的正面教材。上了大学以后，远离家乡，母亲对于张离的督促变得力不从心。但是，多年的生活惯性让他形成定式，学习占据了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
在大学期间，张离认识了同在一所大学里学习管理的小丽。情窦初开，小丽让张离心动，但性格孤僻的他并没有追求所爱。其实他不知道，不爱说话、刻苦学习的他也给小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双方都很腼腆，谁也没有开口，他们在遗憾中度过了大学生涯。
毕业后，小丽在一家酒店从事管理工作。而张离考取了本校的硕博连读。两人的生活从此没有了交集。
两人再见面时，已是张离读博的第一年。
由于母亲供自己读书不易，从上本科开始，张离就外出打工供自己日常花销。他先后从事过家教、任课教师、法务等工作。在一次接待工作中，大学的同学相遇了。工作了4年的小丽见惯了形形色色的人后再次看到依然朴实的张离时百感交集，多年后的偶遇让两人迅速坠人爱河。
一年半后，在张离博士将要毕业的时候，两人在家人的祝福中走人了婚姻的殿堂。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媳妇，自己又拥有如此高的学历，张离成为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婚后没多久，张离博士毕业。由于在校期间科研成果优秀，一毕业，张离就被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聘任为讲师并且成了该校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
因家庭暴力获罪
一个在企业做中层管理，一个在大学任教，两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但慢慢的，小丽感觉张离虽然对自己疼爱有加，但却对自己的私生活格外“敏感”。
2012年年初的一天，小丽加班后和朋友一块儿出去应酬回家较晚，同事王某送小丽到楼下时被婆婆撞见。张母非常生气，回到家后就用严厉的语气训斥张离。此时的张离仿佛回到了幼年被母亲训斥的时代，瑟瑟发抖，不敢言语。
小丽刚一进家门，婆婆的训斥随之而来。因为心中无鬼，小丽却不以为然。此时，张离却突然暴发，一个清脆的巴掌把小丽打翻在地。
酒醒了的小丽看着丈夫，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大动肝火。
“滚！”张离恶狠狠地瞪着小丽。
从此，两人的感情疏远起来，张离对于妻子的看管也更加严格。为此，两人争吵不休。小丽伤心至极，多次回娘家。
直到2013年年底，女儿毛毛出生，夫妻俩的关系才日趋缓和。10个月后，哺乳期还没过，事业心很重的小丽又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好胜的小丽开始频繁加班，用来弥补落下的工作。
由于自己和妻子的工作都很忙，张离只能请自己的母亲过来帮忙带孩子。由此，婆媳矛盾升级。每次小丽和母亲吵架，在母亲严厉的眼光下，张离都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为此，夫妻两人争吵不断，张离也数度动手，甚至惊动了邻居和小区物业。
2014年10月的一个周末，张离陪着母亲出门逛街。由于不愿意面对母亲和丈夫，小丽选择一个人在家看孩子。看着外面阳光不错，想想自己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小丽想趁着丈夫和母亲不在家，带着女儿去单位加班。没想到，出门时正巧遇到了回家的张离母子，小丽没有和二人打招呼就径直向门口走去。
“干什么去？”看到儿媳妇这么没有规矩，张母的口气变得十分严厉。小丽没有回答婆婆的话，反倒抱着女儿加快了脚步。
小丽的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婆婆：“放下我孙女。你想走没人拦着。”这时，张离也怒吼着走向小丽，突然从小丽怀里夺过孩子。由于用力过猛，他将小丽推倒在地，小丽的脑袋正好撞在了客厅的茶几上。看到小丽捂着脑袋瞪着自己，怒气未消的张离再次用脚踹小丽。无助的小丽报了警，张离被羁押。此时的张离不知道，他刚才的一推和脚踹，成为认定案件性质的关键。
司法鉴定中心给小丽的鉴定结果是：撞击性脑外伤综合征，多发性软组织损伤，腰椎骨折，为轻伤二级。在专业鉴定面前，张离傻了眼。身为法学博士的他知道，如果按照小丽的伤害程度，自身的行为完全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样的话，不但自己前途完了，而且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看着被羁押的儿子，感觉到事态严重的张母只能请求小丽谅解自己儿子的行为，争取法院的从轻处理。想想昔日的情分，看看嗷嗷待哺的女儿，虽然对丈夫的行为表示不解和寒心，但小丽还是决定原谅丈夫，并要求法院从轻裁判。
法学家篇8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
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
法学家篇9
从开始着手写作到完成这部篇幅不长且非常粗糙的作品，已经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了。过去的一年里，阅读、思考与写作，成为了我个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常常会为了文中所述及的问题而思虑乃至自我辩论着，有时会因有所领悟而兴奋不已，有时又会陷入困惑与焦灼之中。大凡看到这部作品的人，恐怕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什么样的原因或条件，使得如我这样一个从未系统地研习过政治、法律或哲学课程，工科出身中途转行的法律实务工作者，能够沉浸于这样复杂而深刻的思考当中，并选择和试图完成这样一项不寻常的、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力不从心的工作呢？
对我有所了解的人，几乎都评价我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评价，大概主要是在于自己平日里所表现出的对于假、丑、恶的强烈抵触，和始终不愿坦然接受现实当中的种种不公正或不和谐吧。其实，这样的性格或行为表现，并非是因为我有什么比周围人们更加高尚或远大的理想。
在我看来，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应该会保有或至少曾经存在过这样的理想，即生活之善、美和真。我的理想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所谓的理想主义，不过是我的倔强或执着。
或许正是由于个性中的倔强执着，才使我长期地保持着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浓厚兴趣，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敏感与关注，并能够相应地进行一些有益的学习和思考。这种关注、学习与思考的过程，同时也使我逐渐认识到，政治、法律与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逐渐认识到真善美的生活有赖于真善美的社会，而真善美的社会则有赖于良法之治。
通过这样的思考、领悟与认识发展，我的内心开始萌发了强烈的表达思想的冲动；这种思想表达于我而言，同时又是进一步地学习、思考和深刻领悟的过程。现下所完成的这部作品，可以说就是这样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晶。
上溯至二千五百年之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在向往这样的法治：“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样的良法之治，难道不是当今人们同样在为之努力的目标么？
良法之治，可谓是实现真善美的生活和构建真善美的社会之最为重要的根基；小至三五人之合伙，大到亿兆民众之国家，欲求得持续、稳定的发展与进步，都需要建立和保持良法之治。
社会的秩序，有赖于规则和权力；社会的进步，则有赖于逐渐深入、不断完善和更具理性的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同时，只有当人们的认知普遍得到充实、提高和进步，一定的社会才能够真正地建立和保持良法之治。
真善美的社会，必然是和谐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朴素而理性的政治主张，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思想指南、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引领中国走向更加繁荣与进步的正确方向。至于人们所期望的和谐社会，则应当就是人类之生存发展与自然界相和谐的社会，是人们的认知及其诉求与人类创造和改善自身之生活条件与生活内容的终极目标相和谐的社会，是人际协作和人际交往当中的情绪秩序与价值秩序相和谐的社会，是权力的外在服从关系与内在服从关系相和谐的社会。
对我来说，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首先就是学习并接受启蒙的过程。如果离开了诸如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密尔、马克思、恩格斯、罗素、波普以及其他不便逐一列举的思想巨匠们的启迪与引导，现下的这部作品将不可能完成。值其写就之际，我要向这些给予了我启蒙与教诲的先贤们表达内心里深忱的敬仰与感激；他们的深邃思想与远见卓识，永远都是人类的弥足珍贵的认知成果和精神财富。
同时，离开了亲人和朋友们的关怀与支持，这部作品也将不可能完成。如果这部作品能够算做事业上的一点成就，我愿将其献给长期以来担忧着我的生活、挂念着我的漂泊的亲人们，以及那些始终给予我信任、鼓励与帮助的朋友们，想必他们也都会为此而快乐和欣慰。
当今的中国可谓正处在一个开放与变革的伟大时代。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开放的、变革的时代，我才可以如许多同胞一样，自由地迁徙、择业、学习和思考。如果这部作品对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更为理性地把握现在和建构未来，能够产生些许的启发或帮助，我愿将其作为一个思想者在探索旅途上的一点发现或收获，呈现给所有与我同样生活在我们伟大民族的这个伟大时代，为了个人幸福、家庭幸福、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而工作着、思考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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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篇10
滑石粉治油头发
现代生活节奏太快，有时候你可能没时间洗澡。香水和除臭剂能掩盖没洗澡的味道，而滑石粉则可用来打理油腻的头发。只需用手或梳子把一茶匙滑石粉均匀地涂抹到头发上，油头发看上去就不那么腻了。
滑石是含水硅酸镁组成的矿物质，呈淡绿色或白色，有滑润感。在碾压后呈疏松形式，被称为“滑石粉”。滑石在工业上有许多应用，例如造纸、塑料、颜料与涂料、橡胶、食品、电缆、制药、美容、制陶等。美容产品把滑石粉作为剂。滑石在婴儿爽身粉中作为收敛剂，能阻止被尿布遮盖部位生疹子。滑石粉还常常用于篮球上，以保持球员的手干燥。裁缝用的画粉片也是滑石。
滑石可作为食品添加剂，也可作为药物助滑剂。在制陶中，滑石广泛用于坯料和釉料。滑石粉作为一种家居用品，普遍用于个人卫生和美容。滑石粉的使用曾被认为与卵巢癌和肺癌等有关，但科学家尚未普遍接受这种关联。在食盐中，作为防结块剂使用的滑石(硅酸镁)的浓度若低于2％，则被认为是安全的。
橄榄油治耳痛
许多父母会用温热的橄榄油来治疗孩子的耳朵痛。科学研究发现，暖油能缓解耳膜炎症，降低痛感。顺便提一句，耳痛的常见原因是黏液堵塞了平衡耳膜两侧气压的管道。
橄榄油是榨取自橄榄树果实的一种油，橄榄树是地中海盆地的一种传统木本作物。橄榄油是通过磨碎橄榄油果、再用机械或化学方法提取而生产的，被广泛用于烹饪、美容品、药品、肥皂和传统油灯的燃料。
橄榄树是地中海盆地的特产，早在公元前8000年，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开始采集野生橄榄果，野生橄榄树起源于小亚细亚即今天的土耳其。古希腊诗人荷马称橄榄油为“液体黄金”。在古希腊，运动员用橄榄油涂抹全身后参加仪式。对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来说，橄榄油远远不只是一种食物，它还是神药，是幻想和奇迹的无穷源泉，是缔造巨大财富与权力的圣泉。
对古代经济来说，橄榄油产业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橄榄树相当坚韧，为人类所用时间长达几百年。宽而深的根系统，使得橄榄树在缺乏淡水的地中海地区也能活得很好。它繁茂于靠近大海的陆地上，其他植物则难以忍耐这里地下水中的盐浓度。除了晚春剪枝外，橄榄树无需怎么打理，其果实在地中海北部地区的晚秋季节成熟，越往南则成熟于整个冬季，此时其他大宗作物都已收割结束，没有别的农活可干。因此，橄榄果可谓“熟逢其时”。
橄榄果的收集和加工相对简单，只需要很少的机械技术。几乎是纯脂肪的橄榄油，虽然热量高但对人体健康是有好处的。谷物在储存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湿气和害虫而毁掉，橄榄油却很容易保存，除非完全暴露在烈日下或炎热的天气条件下，橄榄油可保存至少一年而不会发臭，而此时新的收获季节又到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确保了橄榄油自史前时代起就已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可靠的食物和经济作物。
橄榄油中包含一系列珍贵的抗氧化剂，这些抗氧化剂在其他油中都未发现。水合酪氨酸被认为是橄榄油中的主要抗氧化化合物，它在橄榄油的许多健康好处中起着重要作用。流行病学研究暗示，橄榄油对乳腺癌、前列腺癌、子宫内膜癌和消化道癌有抵御作用。研究揭示，在癌症发病中更起作用的是脂肪的类型而非脂肪的数量。
流行病学研究还暗示，饮食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高含量能降低冠心病风险。而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尤其是油酸，这可能是橄榄油有助于保护心血管的原因。有证据暗示，每天吃2茶匙(23克)橄榄油，或许能有效降低患冠心病的风险。大量临床数据显示，吃橄榄油对心脏健康颇有好处。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来说，橄榄油都有抗炎、抗血栓、降压以及舒张血管的作用。
加工程度最低的橄榄油——特级初榨或初榨橄榄油，比其他橄榄油含有更多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多酚，因而可能对保护心脏更有利。橄榄油不大可能造成过敏反应，因而可用作亲脂性药物成分。橄榄油有镇痛效果，还有轻微通便作用，能充当大便软化剂。在室温下，橄榄油也可用来软化耳垢，减少耳垢堆积，还可用于治疗过度肠鸣。
橄榄油除了内服，还可外用。特级初榨橄榄油对湿润、嫩滑皮肤功效显著，尤其是用于油脂清洗法时效果更好。所谓油脂清洗法，就是把特级初榨橄榄、蓖麻油(或其他合适的媒介油)及一些精油混合后洗脸。橄榄油还可用来刮胡子等。老鼠实验发现，在给老鼠照射中波紫外线后立即外敷橄榄油，能阻止皮肤癌的形成。现在，橄榄油已被广泛用于化妆品、肥皂，在冬季使用这样的产品尤其适宜。
全脂奶治唇疱疹
嘴边疱疹(也称唇疱疹)是由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既然是一种病毒性疾病，唇疱疹就无法根治。不过，有大量别出心裁的办法来加速疱疹的愈合。一种流行而又简单的疗法是全脂牛奶，它所含有的癸酸甘油酯能降低病毒活性，因而全脂奶能促进受感染区域的愈合。
牛奶中的脂肪含量是指乳脂重量占牛奶重量的比率。市场上出售的奶制品如牛奶、奶粉等，包装上都应该标明脂肪含量。科学研究发现，低脂奶提供的能量与全脂奶相当，但女性从脱脂奶中获取的能量不如从全脂奶中多。全脂奶和脱脂奶提供的营养有差异，低脂奶或脱脂奶能提供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无论是低脂奶、脱脂奶还是全脂奶，看来都不能提供足够的锌、维生素e和钙。
为降低牛奶中的脂肪含量，例如制造脱脂或半脱脂奶，需要从牛奶中除去所有脂肪，接着按照所需脂肪量回填脂肪。奶牛所产奶中的脂肪含量，可通过选择性繁殖和基因改造来调节。例如，科学家已培育出只产脱脂奶的奶牛，其奶中的脂肪含量不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