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规篇1
一、做好系统“五五”普法迎检验收工作
今年是“五五”普法达标考核验收年。年初，根据省厅、市局和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等各级文件要求，我们积极开展了与迎检相关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是在年初及时向全系统人手一册发放《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等普法书籍，进一步规范系统行政执法行为。二是组织局机关及局直属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到县一小参加全县“五五”普法法律知识考试，参考率和合格率都达到了100%。三是开展了普法宣传培训，在县理工中专面向财经所基层干部举办了一次《物权法》知识讲座，扩大了法律普及面。四是按县法制办要求，做好系统行政执法听证员资格证办理工作。五是认真整理编辑，分年度对年5年以来的普法文件资料进行了汇编，共8套（每套5册），制作了反映我局“五五”普法成果的精装画册6本，与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五五”普法专题片《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打造阳光财政法治财政》，“一本一册一片”的精心准备到位，为我局顺利通过“五五”普法验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月中旬至月上旬，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市财政局和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对我局“五五”普法工作先后进行了检查验收，各级验收组领导对我局普法工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还把我局普法工作经验推荐到全市进行交流。
二、加强系统规范性文件审核备案工作。
上半年，我们及时转发了市局文件《市财政局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梅财法规24号），对制定财政规范性文件的程序、有效时限、备案要求等内容进行了明确，为提高我局规范性文件质量进一步提供了制度保障。半年来，我们共审核了《县财政局关于加强财政资金安全管理的通知》（梅财库规31号）等5份系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提出了合规性修改意见，并做好备案。
月中旬，根据县政府文件要求，我们对《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性基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6份涉及财政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确认废止1份，继续有效5份。
三、做好全县再生资源增值税退税管理工作。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文件（财税[157号）要求，今年是我县实施再生资源增值税退税工作的第二年（共两年）。半年来，我股积极与国税部门协调，在依法依规对县内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申报进行认真初审的同时，努力为我县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提供高效优质服务。上半年，已为县顺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5家再生资源企业完成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共367万元退税申报资料的初审及送省厅复终审工作（其中去年四季284万元已退）。截至月日，我们已为县内相关企业实现政策性退税申报累计总额650万元，到位额567万元（整个年度）。在初审过程中，我们不断根据上级政策对退税业务进行细化规范，确保这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此外，在4月份，我们及时向市局报送了《全县一季度税收情况分析》。根据政策，对德赛木业有限公司申报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工艺）进行了资格认定。通过积极开展系列税政管理工作，服务于全县经济发展。
四、推动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工作
按政务公开工作要求，我股坚持对公开网首页各栏目内容进行经常性动态更新，半年来，在我县公开网更新公告通知7条，财政政务信息15条，政务公开新闻45条，及时对我县财政政务公开工作进展进行了网上报道，对各类财政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进行了宣传。创新思路，推出了“挂历宣传公开”、“开通政务公开户外电子显示屏”、“政务公开‘三送’下乡月活动”等系列查询宣传活动，确保了我县政务公开工作常抓常新，稳中有进。月和月，市公开网分别以《县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力度》和《县坚持“四抓”促政务公开工作有序开展》两期简报的形式对我县公开工作经验进行了交流报道。
五、开展财政科学发展等有关调研工作
一是配合预算股，认真做好《全县财税“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稿的修改完善工作。二配合政工股，做好“五个基本”党建工作部分材料和专题片的准备工作。三是配合老干股，做好老干支部建设方面的调研总结材料工作。
年下半年法规税政工作规划
一、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审核备案制。
二是进一步做好县内再生资源企业增值税退税审核工作。健全规范再生资源退税审核操作流程，加强协调，加强学习，确保监管、服务双到位。
三是进一步巩固系统“五五”普法成果。月份要做好可能迎接省厅“五五”普法验收抽查的准备工作。月份要继续开展“12.4”全国普法宣传日活动.
四是7月份要做好共7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源和重点产品国际竞争力两项调查工作。
五是继续配合做好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各项工作。
六是与预算、国库配合，认真完成年度两个调研课题的写作任务。
七是按季向市局上报全县税收情况分析报告。
财税法规篇2
摘要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是在充分考虑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其中有许多改革措施与税收的目标和原则不一致，致使企业税收与会计处理上产生较大差异。在实务中，尤其是工资薪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财务与税收规定虽然基本一致，但在工资薪金支出时间的确认上会出现时间性差异。五险一金的提取额度有地区差异，但计提基数都是工资总额，在职工福利费实行“限额据实”税前扣除制度上也存在差异。
关键词应付职工薪酬企业所得税
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有关政策和实际情况，新会计准则中首次提出了“职工薪酬”条款，为系统规范我国企业职工各种形式劳动报酬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提供了依据。在这之后，《企业所得税法》于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由于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是在2006年财政部颁布新准则后出台，因此企业所得税法是在充分考虑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其中有许多改革措施与税收的目标和原则不一致，由此导致了在收入的确认、计量，费用的可扣除性等方面，企业税收所遵循的原则与会计原则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致使企业税收与会计处理上产生较大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对职工薪酬的范围进行了定义。职工薪酬是指职工在职期间和离职后提供给职工的全部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薪酬，既包括提供给职工本人的薪酬，也包括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或其他被赡养人的福利等。企业因职工提供服务而产生的义务，全部纳入职工薪酬的范围①。此准则全面涵盖了我国现行实务中的各种职工薪酬，将原规定中的职工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全部纳入职工薪酬进行计量。该准则还统一了各类职工薪酬的确认原则。在职工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均确认为负债，按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计入相关成本或确认为当期费用，有别于以往的全部费用化的处理方式；取消计提职工福利费；设置“应付职工薪酬”一级科目，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职工薪酬会计核算业务与企业所得税相关扣除项目的异同如下：
第一，工资薪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财务与税收规定基本一致，但在工资薪金支出时间的确认上会出现时间性差异。
会计制度规定，应付职工薪酬核算企业根据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因此，作为企业税前扣项目的工资、薪金，应该是企业已经实际支付给职工的那部分工资、薪金支出，尚未支付的所谓应付工资、薪金支出，不能在其未支付的这个纳税年度内扣除。也就是说，工资薪金支出的确认和计量财务和税法规定基本一致，但在工资薪金支出时间的确定上，企业所得税遵循收付实现制，而企业遵循权责发生制，按此原则将会出现部分工资薪金未支付而计入资产或成本费用情形发生，则工资薪金支出确认时间财务与税法出现时间性差异！
第二，五险一金的提取额度有地区差异，但计提基数都是工资总额。
《企业所得税法》对此则规定：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是指按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工资额，即月平均工资1600元，该数额是各项费用允许税前扣除的计算基数。对于住房公积金，其计提比例也有所差异。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精神，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定执行。单位和个人超过上述规定比例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对五险一金，以商业保险形式提供的保险待遇，会计处理上也属于职工薪酬，但税法上不予认可。
第三，职工福利费实行“限额据实”税前扣除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规定，没有规定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的，企业应当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和实际情况，合理预计当期应付职工薪酬。当期实际发生金额大于预计金额的，应当补提应付职工薪酬；当期实际发生金额小于预计金额的，应当冲回多提的应付职工薪酬。财政部《关于实施修订后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企〔2007〕48号）规定，修订后的《企业财务通则》实施后，企业不再按照工资总额14%计提职工福利费，2007年已经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应当予以冲回。可见，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之下，曾经为广大财会专业人士熟知的“按工资总额的14%计提福利费”的规定已成为历史。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对照会计制度和所得税法规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两者相同之处是取消了“按照相关工资额14%计提职工福利费”的规定。不同之处是，会计制度规定合理的职工福利费支出可全额据实列入相关成本、费用，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合理的职工福利费支出实行“限额据实”税前扣除制度。
第四，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的确定财务与税收在特定情况下存在差异。
财企〔2007〕48号第四十四条规定，职工教育经费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专项用于企业职工后续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可见，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实际上是允许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全额扣除，只是在扣除时间上作了相应的递延。
鉴于以上差异，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统一计量尺度。
由于税法的修改相对滞后，因新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而产生的差异需要税法予以协调。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为与会计规定相协调，允许将工资和三项经费实行全额扣除。笔者认为，在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中也应将这两项全额扣除。这样做首先保证了对涉外企业政策的连续性，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其次，工资和三项经费是企业成本中的重要项目，一般要占成本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对成本构成中如此重要的项目，计算所得时不允许全额扣除，则会导致成本补偿严重不足，影响企业长期发展。最后，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全额扣除工资费用，可以避免对工资费用的双重征税。企业现行税负过重，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后，允许工资费用全额扣除，将工资交由个人所得税调节，应属合理。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允许将工资费、福利费据实列支，因此，在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允许将工资和三项费用在所得税前扣除，也是税法与会计制度协调的需要，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税收征管成本。
第二，体现谨慎性原则。
由于谨慎性原则的应用会导致企业利润的减少，按此确定的收入分配将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税法对谨慎性原则一直持否定态度。随着会计改革及与国际惯例的趋同，在新颁布的薪酬准则中，由于谨慎性原则而导致辞退福利在会计与税法处理上出现差异。事实上，在与国际惯例趋同方面会计准则一直走在前面。因此，税法也应尽快从维护税基的角度出发，在扣除项目的确认时间上充分体现谨慎性原则，从根本上与会计准则趋同。
第三，关于福利费账务衔接问题的个人想法。
应付福利费的贷方余额不应该调整当期损益，应当转入一般盈余公积。因为这是企业以前经营各个期间所获得的累计收益性的所得税差异，它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同时收益期间也与当期所抵触，计入当期会错误反映企业当期利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应付福利费借方余额，税法没有排除以后期间抵减的合理性，而且事实上，福利费的超支本身就有跨期的合理性，应当允许企业继续利用以后年度的税前扣除额度来抵减或部分抵减。如果税法明文规定允许这样做，那将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限制，这样，福利费一级科目的存在本身就了新准则的规定，而不是新准则含义里的2007年立即取消。
注释：
①2006企业会计准则.经济科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王乐锦.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意义与特征.会计研究.2006(5):31－35.
财税法规篇3
一、公共财政是财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
财政法律制度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收支规模。政府的收支范围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公共财政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财政干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又强化了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而建立，转型期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将推动公共财政的构建。我国经济转型期有其自身特点，如财政职能界定不明，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收支结构和范围方面仍不尽合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当然，所有问题的根源皆在于我国对公共财政的界定存在模糊性。
(一)公共财政与国家的职能
在西方财政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公共财政包括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对个体的平等关怀与尊重等内容，也包含了公共品、公共选择等理论的扩展和延伸。在我国较长的时期内，对财政的基本界定是停留在“国家分配论”上，直至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才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设想。厘清公共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转型的起点。公共财政的关键是公共性，那么，何谓公共性呢?或者说公共性是否在理论上有一个确定的可量化的标准，且这种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呢?由于公共性本身即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故对于公共性和公共财政只能从范围上进行界定。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财政的公共性决定其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基本目标和工作重心，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辅之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性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具有公开性、透明度，事前决定可严格执行，并可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和问责的现代预算制度。［1］简言之，公共财政，即为取众人之财，为众人之用。目前，虽然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未能就公共财政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达成一致，但毋庸置疑，公共财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财政职能的范围界定，财政的公共性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就认为，财政的基本职能应当是提供公共品，实现分配正义，实施宏观政策。［2］p22－37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财政收入的范围则体现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程度;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支出的方向体现着国家对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换言之，财政的收与支应体现公共性之要求。从财政收支安排即财政职能的角度探讨财政公共性的程度，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公共财政内容及其范围的一个有益尝试。财政职能决定着财政的规模，或者说是影响财政规模的重要因素，财政规模则反映了财政职能的实现程度。从理论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同时存在着替代性与互补性，前者表现为政府职能逐渐收缩为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体现了政府作为增进市场效率和矫正市场缺陷的工具而存在。［3］财政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着经济和法治的发展，财政规模的变化体现着对政府与市场之间替代程度的呼应。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对于财政职能的反映，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实然，其对应然的满足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从国际组织对政府财政的统计口径来看，较宽的统计口径实际上为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转型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路径和模式。同时，即使在内容上予以限定，对各种收支类别的划分规范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界定这些具体科目时也存在着诸多例外的情形。从影响财政规模的因素来看，财政规模与财政职能不是对理论上的呼应，而是更多地对经济生活的呼应。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国际公认标准可以准确地界定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作为理论上的概念，体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演进中的制度，公共财政也曾经历了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品的生产，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特征。［4］因此，公共财政运行本身存在阶段性和程度上的区分，并无统一的标准。从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到之间的关联度看，对制度的检验，正向的作用效果可以从反向的经验事实进行验证。
(二)财税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公共财政为基石
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作为国家的唯一经济来源，财政不仅是政府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反映，更体现了经济资源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涉及到一国基本的政治决定过程。公共财政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也日益明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既要求财政收支决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又要求财政收支在于实现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本质要求是纳税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有权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具体而言，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
1．法治性。所谓法治性是指财政收支活动要受法律法规约束。这种法治性主要体现在要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上，即财政的收支及管理活动，都要以法律法规或法律性文件的形式予以规范。
2．公共性。要求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尤其对于财政支出，必须体现民生之需求，不可将有限的财政收入挪作他用。
3．公平性。在税收上，我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使经济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同样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使经济条件不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不同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更重要的公平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应当是公平公正的，以平等、非歧视和规范的制度和方式，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而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纳税人在基本公共品的获得方面有所差异。
4．非营利性。所谓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标，而是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准则。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职责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
在公共财政四个特征中，法治性是联系着形式与实质的最重要特征。从形式上看，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纳税人私有财产合法剥夺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即实现公共财政形式上的在民，唯此，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从实质上看，这种通过代议制形式确定下的对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决策，以及对财政决策执行的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在源头上承认、保护和实现纳税人的权利。因此，公共财政的法治性，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了对法律的尊重，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不仅获得了合法性依据，并被纳入的规范轨道。公共财政为各项具体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从支出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品(包括全部纯公共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偏离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公共财政在形式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从收入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力原则，通过国家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规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
二、构建财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财税法律制度的视角看，财政法定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形式要素，着眼于财税的法律形式，保障财政民主的制度实现;财政健全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功能目标，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确保财政运行不偏离安全稳健的目标;财政平等是财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保障通过民主机制和法律程序制定的财税法符合正义公平;财政民主则是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保障，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在我国转型期，构建财税法律制度，必须重视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四个基本原则。
(一)财政民主原则
财政民主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其直接的要求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议会等代议机关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财政民主是宪法人民理论在财税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人民对于收取和支配资金，理应享有最后决定权。财政民主是现代财税法关注的核心，是整个财税法的立法基础，［5］p36－37如果排斥财政民主，拒绝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则与民主的理念冲突无疑，而偏离了财政民主，偏离了人民对财政的决定权，无论怎样强调财政的公共性都是难以实现的。财政民主有着诉求和目标。财政民主是社会民主法制的重要环节，财政民主的贯彻，其目标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由人民决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必然选择。财政不仅是经济运转的重要推进器，还是政治、文化活动活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财税领域的财权分配、预算管理、财力平衡、税收征管、国债发行、财政监督等十分重要。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应当由人民行使最后的决定权，对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财政民主，保障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最后决定权的过程。完善和推进财政民主制度，需要在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程序、民主监督等方面着力施为。具体要求:第一，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财政事项，从基本法律的制定到重大事项的决定，从政府财政权力的划分到人民财政权利的救济，都需要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第二，政府在职责权限范围之内行使财政权力时，也要注重人民的参与，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征求意见，广泛采取听证会、专家讨论会等收集人民意见和建议。第三，重视民主程序，无论财政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都要强调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等各项权益。第四，强调公民对财政事项的民主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申诉检举控告等各种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监督权，保障公共财政用于公共事务、服务公共利益。
(二)财政法定原则
财政法定，是财政民主的具体体现，以财政民主为基础，它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财政权利(权力)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避免权力运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公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首先是财政宪定，关键在于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所谓财政宪定，就是将公民生存发展所依存的财产权利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力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力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自由权利，规范、限制或控制国家财政权力的行使。依法治税、依法理财的前提在于，财税法律体系的健全，特别是财税领域应当有一大批支架性法律的制定。财政宪定，依法理财，通过公民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服务于公共利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是在财税领域实现的法治保障。以法律形式体现的财税法律，制定程序更严谨，人民参与度更高，内容更规范和稳健，体现民主意志，体现稳定性，容易为纳税人所遵从，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规范对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符合科学发展的财税法治，应当是公权力被有效规制的财税法治。既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实现，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其规范形式应尽可能是财税法律。在当前的财税法制建设中，推进财政立宪，应以《财政基本法》、《税法通则》为突破口，完善财税领域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从而解决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边界，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和财力平衡以及公民财政知情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的保障等问题。继续提升财税法律规范的刚性，及时提升收费、国债、国有资产、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和具体税种的立法层次，将大量的财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和执法实践，适时制定法律。
(三)财政平等原则
财政平等，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是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财政平等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在制度上体现为平等对待。财政平等也可以理解为财政公平，既包括形式公平，又包括实质公平;既体现在财政收入领域，也体现在财政支出领域;同时，还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平衡与协调。公平正义是推进财税法治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准则。坚持公平正义，就必须给每个纳税人公平的机会，让每个纳税人都有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同时必须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公民与国家、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中央与地方等利益群体的法定权利(权力)平等受到保护，将宪法平等权在财政领域获得充分的尊重和实施。目前，在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财政平等的确立和有效发挥作用，有助于将社会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心理承受能力以内，并创造一种平等和谐的竞争环境，从而保障最低人权，保障公民的民利。财政平等，就是在财政经济的源头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财产权的平等保护，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以公共财政实现全体公民获取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倾斜，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等政策措施，正是公平正义在财税领域的直接体现。坚持财政平等:一是应该在财力平衡上进行突破，通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实现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平衡与协调，确保不同区域的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财政关系方面保障最低限度的财政均衡，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二是推进实质公平。在财政支出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的比例，改革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支出和财政投资力度，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度;在税收方面，根据纳税人税负能力的大小设计税制，体现量能课税，并根据受益关联程度推进税费改革。例如个人所得税逐步实行综合所得征税，从而实现税负公平;再如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发，坚持以产业优惠为主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实现环境公平;在社会阶层财政关系和基本人权保护方面，保障机会平等和无制度性歧视。
(四)财政健全原则
财政健全本质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的延伸，财政健全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核心则在于财政风险的防控。财政风险的防控，主要体现在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组合、财政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财政违法行为的救济与追责等方面。财政风险的防控，既有积极的防控，设定合理的尺度，设定保障决策科学的程序与规则;又有消极的防控，如设立禁止性的标准，明确违规的责任与惩罚等。只有安全稳健的财政运行，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保障充足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投入，提供保障公民权利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赤字高筑，财政运行不稳，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也容易导致各类市场主体无法准确把握经济信息和发展形势，难以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财政民主和法治的缺失，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越发扩大，如果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费用的缺口、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国债、收费、财政转移支付领域，几乎都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财政监督法律的缺失使得财政风险的防控面临法律依据缺乏，甚至会陷入财政违法案件中的追究责任和补偿救济机制都无法解决的困境。财政运行应当是经常性收支平衡、财政赤字水平合理可控、公债和收费用于特定目的并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财政运行获得有效监督和究责救济顺畅有序的状态。因此，当前应当抓紧修订预算法，制定国债法，使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得以法律控制，强化预算监督。
三、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向
财税法治是建立在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基础上。法治是财政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财政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财税法律内容的协调，重在建立健全涵盖财政收支平衡、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监督在内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在于建立一个税制结构优化、税负合理、征管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无疑，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要依靠先进的财税法理念和制度创新，财税法改革与实践的广泛推行。
(一)完备的财税法律制度
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是实现财税法治的基本前提。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法制进程加快，一大批财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构成的财税法律体。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财税基本性法律缺失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
1．财税法律体系不健全。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权力分配、政府间财政关系、收支形式与重要收支制度、财政平衡、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我国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系统的规定，为保证财税法律的统一实施，制定财政基本法是最佳选择。我国虽然制定了《预算法》，但是其刚性不足、预算形式不科学、部门预算与专项预算不协调、预算科目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在财政收入法中，除了税法具有相当的规模之外，国债、费用等领域，尚且没明确的法律来规范。从财税法治的角度看，获取财政收入是公权力最容易侵犯公民财产权利领域。财政支出法涉及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采购、财政投融资等内容，我国目前除了《政府采购法》之外，其余领域都明显缺乏法律的深度调整，财政权力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税收实体法、国债法、行政收费法和特别财产收益法等。财政监督法是对财政违法行为追究责任和财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依据，也是保障纳税人民利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除了《审计法》之外，财政监督法律并不完备。
2．地方财税立法权的缺失，主要是税收立法权的缺失。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收立法权基本都由中央行使，地方除了享有屠宰税、筵席税等立法权外，没有更多的立法权力，而多数省(区治区、直辖市)实际上并没有征收上述两个税。可见，地方仅有的税收立法权也未尽其用，这反映了我国财税体制的不完善，税制的滞后和税收规模与结构的不合理。从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强地方政府有效管理，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地方一定的财税立法权，也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寻求不正常的法律突破。地方税制改革应当以提高财力配置的有效性，增加地方财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改进管理体制，统筹税权划分、非税收入改革、预算改革等，确定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
3．税收实体法的结构与税种设计不协调。总体上说，应当通过权衡税制改革的目标，协调税收实体法的作用，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税制结构在趋于合理和简化的同时，税种重复、交叉、缺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社会保障税、环保税的缺失;有些特定的税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税种之间的比例也不尽合理，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失衡。税制结构的优化，需要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需要调整性质相近征收交叉的税种，例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和房地产税的交叉，烟叶税与消费税的交叉;需要调整特定目的税，例如具有特殊所得性质的土地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整合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的调整，不能简单地通过存量此消彼长去实现，而应该从总体税负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增量安排，辅以非税收入转入税收收入等综合考量。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具有完整的内容结构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以财政基本法为统领的，以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骨干的，包括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管理法、财政监督法等内容的，各组成部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从规范内容上看，财税法律应当着力明确授权性规范、完善行为规范、健全法律责任等，规范财政主体的组织机构、权力职责，设定相应的行为规范，促进财税法律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财税法律制度形式的协调发展
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财税法律渊源形式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当前我国财税法律制度形式协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财税法律偏少，也就是财税法律体系效力层级低下，因此，需要强化财政法定主义。
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义务，财政法定是实现财税法律制度以人为本的必然途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强调对纳税人的尊重，对人权特别是纳税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纳税人、用税人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国家财政权力与纳税人财产权之间的利益平衡，体现着对纳税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也蕴含着对纳税人公平正义的追求。财政法定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财税法领域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各国在财税立法中恪守财政法定原则，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密切关系着纳税人的财产权益，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合法侵犯，如果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很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用税人权利。出于对纳税人的权益的尊重和保障，由人民的代表机关来决定财税制度的设计当然具有合法性，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归根结底，财税法律制定的权力应当归属于纳税人全体，在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语境下，也就是财税立法权应由代表纳税人全体的立法机关来行使。财税领域的每一个制度，都关系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都涉及各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法律的形式，才能更充分、有效地保障以人为本的理念。
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的全面考虑与充分协调。从总体上讲，法本身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的规范;而利益协调的基础和核心，恰恰就是制度的协调。确立一种制度，最有效和最权威的方式，就是立法，在所有的立法中，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最为严谨、权威。因此，实现制度协调并进而实现利益协调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确立相应的制度，调整规范相应的社会关系。从财税领域来说，协调多方利益更是其基本特征，财税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为利益协调提供合适的平台，为实现多方利益的充分博弈提供条件，从而将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中，并且充分考虑和不损害少数人利益。没有利益协调，也就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立法通过确定利益主体的范围、分配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确立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来协调利益关系。［6］法律作为一种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诸种社会利益调控机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也能更有效地实现财税领域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全面协调。
法律制度的构建就是要求法律规范设定具有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财税法律制度建构，对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的诉求更为明显且迫切。社会经济主体需要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合适地安排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民也依赖于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另一种方式的保障。财税法律制度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在于防范国家权力的任意行使，维护和保障公民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自由。充分实现财税法律制度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最好的形式无疑是法律。因为，财税法律的制定程序更为严谨，规定的内容更为基础，对纳税人财产权利和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自治的保护也就更为充分和有效。
财税法规篇4
关键词：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税收征纳
作为我国最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税收对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缩减贫富差距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对于税收征纳效果具有很强的影响。我们必须不断地完善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提高税收征纳的质量和水平。
1.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之间的关系
1.1关联分析
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两者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税收征纳凭借对税收收入的再分配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从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稳定。而财务会计规范简单来说就是对财务会计的相关活动和流程予以规范。财务会计规范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在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推动企业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从最终目的来说，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是相同的。第二，税收征纳是依据我国税收法律政策严格执行的，而税法是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的基础，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的制定必须完全符合税法的规定，并以税收征纳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从而为我国的税收征纳提供便利，提高税收征纳的效率。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必须与我国的税收征纳相适应，满足税收征纳的需要。而税收征纳必须在参考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的同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由此可见税收征纳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是相互依存的。第三，事业单位在进行财务会计相关活动时，不但要满足税收征纳的要求，也要同时符合财务会计规范。所以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其调整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
1.2差异分析
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之间存在着联系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差异。从立法前提方面来说，税收征纳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国家法律，具有极强的强制性。财务会计规范则维护的是主体的利益，主要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实现一定的强制力。从处理方法和核算基础方面来说，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以权责发生制为主，而税收征纳除此之外还要注意收付的统一，确认收付的实现。比如，对于商品房的买卖来说，税收的征纳就是以实际收付款时间作为核算的标准。从成本费用计算方法方面来说，税收征纳是较为严格、具体的，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则相对宽松，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变化和调整。比如对于固定资产的折旧以及货存计价的计算来说，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有多种核算方法。而不同种核算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核算结果，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损益。所以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货存计价方法。从法律关系方面来说，作为税收征纳主体的纳税人和税收征纳部门之间虽然具有平等的地位，但是二者的权利和义务存在极大的差异，其中税收征纳部门是纳税人的管理者，纳税人是被管理者。与之不同的是，财务会计关系主体有会计事物办理者和相关部门两种，其中会计事物办理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而财务部门之间是不平等的，主要体现为主管部门对于附属部门起到管理和约束的作用。
2.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的影响
通过对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一方面，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是紧密相连的，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财务会计规范的建立提高税收征纳的效率和水平。此外，通过财务会计规范在实际财务会计活动中的应用，税收征纳部门可以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促进税法的进一步完善，推动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之间的差异性提高了税务核算的复杂程度，增加了财务会计的工作量。而且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的差异性极易造成漏洞的出现和对责任划分的混乱，不仅造成税收的流失，而且阻碍税收征纳的进一步发展。针对差异性导致的不良现象，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方法，但是较为单一，难以满足税收征纳的需求。比如，对于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来说，规定了不同的单位采取不同的税率。而应纳所得税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与税率的乘积，应纳税所得额为应纳税收入额与应税所得率的乘积，最后应纳税收入额为收入总额与免征企业所得税收入的项目金额之差。这种计算方式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核算的步骤，提高了核算效率，但是对于不同企业税率的划分过于单一，难以真正体现和计算出各单位实际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降低了税收征纳的公平性。所以为了推动财务工作和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制定与税法一致的财务会计规范。现阶段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难以完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不断提高事业单位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素质的基础上，推动财务会计规范和制度的完善，提高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的一致性。比如在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中要求会计进行核算的时候采取收付实现制，从而缩减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的差异。第二，建立统一、科学的公允价值计量。将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建立具备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法律政策，并对各种价值计量建立科学、合理、统一化的标准，促进公允价值计量的国际化，减少人为因素对于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兴雅.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的影响分析[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7(36):98-99.
财税法规篇5
关键字：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税收征纳存在的区别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139-02
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已经基本实现。然而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一些经济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税务管理工作方面，事业单位的税收征纳工作是一个重点和难点。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之间的巨大差异对税收征纳工作的进行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必须完善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工作。
一、完善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的必要性
会计工作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宏观调控相适宜，要满足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要求。当今社会，事业单位的形式和经济管理模式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经营管理的内容越来越重要，这些都要求对财务会计工作进行规范。只有把财务会计工作规范落实到不同类别的企业中去，才能使企业单位掌握准确的信息，保证事业单位的长效发展。事业单位在进行财务工作时要严格按照财务规范行事，披露有效客观的财务信息，杜绝虚假信息内容，这样事业单位才能不断发展，各项财务会计工作也能有效展开。
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的关系
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的联系
（一）相互依存
税收征纳的依据是财务会计提供的，没有财务会计的提供，税收征纳无法进行。只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工作才能给税收征纳提供有效的依据。财务会计对税务业务进行核算时，也要遵循相应的税收规范。所以，税收征纳与财务会计规范相互依存。
（二）调整范围交叉性
税收规范调节征纳关系中相关的法律关系。作为税收征纳中主体的纳税人在会计规范法律关系中也具有主体地位。会计在进行相关会计事务中，要执行会计规范的要求，也要考虑税收规范。因此，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规范调整范围具有交叉性。
（三）一致的整体目标
税收征纳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是国家采取一定措施，通过税收的形式征得，然后补给国家财政，以促进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稳步发展。会计规范通过对会计核算等相关流程的规范，公开公正地展现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情况，把准确有效的信息提供给投资者、企业管理人员、政府相关部门等，为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依据，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益，促进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所以，他们有着一致的整体目标。
三、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存在着区别
（一）资产处理的方法与核算基础的不同
根据税法的规定，事业单位的所有资产在进行计价、摊销和计提折旧时，都应该符合税法所规定的标准。然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在对不同资产进行实际处理时没有遵守税法的相关规定。例如在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处理时。
对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存在差别。税法认为，房屋、运输工具、机器、建筑物和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等如果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则属于固定资产；使用期限超过两年的，单位价值超过2000元的物品，即使不属于生产经营的，也是固定资产。根据事业单位的会计准则，房屋、专用设备、一般设备、陈列品、图书、文物、建筑物，如果使用年限超过一年，使用过程不会使原来的物质形态发生改变，并且单位价值符合一定的标准的资产是固定资产。在价值标准方面一般设备500元，专用设备800元。对于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资产，单位价值如果达不到规定标准，也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固定资产折旧、维修费用的规定不同。根据税法的要求，非营利组织如果按照财务会计规范在提取修购基金时，不允许在税前扣除所得税，固定资产要计提折旧。与税法规定不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则规定，在计提修购资金时，可以根据“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的比例计算，并在“事业收入”和“经营收入”栏中列支，认为固定资产是不计提折旧。关于维修费用，税法认为，如果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的维修费用超过标准的，要将维修费用计入固定资产的原有价值中，不直接在税前扣除。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则要求，可以将固定资产的维修费计入“事业支出”“成本费用”等账户中去。
在处理固定资产的购置支出时也存在着差异。根据税法的要求，固定资产在进行购置支出时不得在税前扣除所得税，认为固定资产购置支出属于资本性支出。而根据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可以在“事业支出”等账户中直接列出购置固定资产的支持。
在处理无形资产时，税法认为，如果无形资产的成本在受益期内，可以运用直线摊销、平均摊销。与此不同的是，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则认为，一次性摊销购入或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将其直接计入“事业支出”等。如果单位采用内部成本核算，则应在受益期内进行摊销的基础上分期计入“经营支出”。
（二）成本费用扣除规定的不同
税法规定，事业单位在费用扣除时，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进行。对于直接列支的费用，在计算应纳税的所得额时不能直接扣除。已扣除职工福利费的，在计算中对于医疗基金也不能直接扣除，这是企业与事业单位都在运用的标准。根据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职工福利费用等的扣除与税法的规定存在差异，其计提标准要低于税法，直接以事业支出的形式处理。
（三）收支确认遵循的原则的不同
根据税法的规定，事业单位要根据权责发生机制来处理发生的应税业务和非应税业务。而根据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要根据收付实现制来进行。这将导致有的工作在开展和确认时出现差异。在实践中，事业单位大多情况下通过使用非经营性收支业务的确认方式去进行经营性收支业务，为的是使会计工作简化，但在进行会计记账和操作时会使用收付实现制。
（四）法律关系不同
税法关系是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受税法规定的约束。税法关系中的两大主体包括接替国家负责税收征纳管理的各级税务部门和合法的纳税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虽然权利的双方应该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两大主体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这是税法关系的一个典型特点。财务会计的法律关系是在进行社会工作和事务管理中形成的经济关系。财务会计存在着平等主体和不平等主体两种主体。平等主体是指会计事务办理者，即一些相关的个体、集团。平等主体间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是正常交易的经济关系。不平等主体指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他们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会计关系中以平等主体关系为主。与税收征纳相比，财务会计工作更具公证性。
（五）立法前提不同
税收征纳是以法律为依据，通过国家的政治权利来保障实施，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国家的政治权利是它立法的前提。与税收征纳不同，财务会计规范的立法前提是业利，并以此保障不同会计主体的权益。它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实现，是国家的整体管理，因此，在财务会计工作中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管理，它把业主的权利作为前提。
（六）具体目的不同
税收征纳时，需要财务会计准确地把需要归入纳税款范围的收入和所得以及具体的需要交纳的税金算出来。财务会计在测算时，需要根据税法的规定，科学地选择出会计处理内容，并得出唯一的计算结果，实现相对单一的目标。与税收征纳相比，财务会计规范提供更多真实有效的信息内容，帮助外部利益者规避风险，做出科学的决策，从而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加快了企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投资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财务会计规范的目标也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不仅仅限于规范会计的行为。
四、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的影响及对策
实践表明，当前的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依然存在着差别，因此，事业单位在进行有关税务工作时，对所得税的计算等方面容易出现问题，阻碍了事业单位的税收征纳和管理工作。很多事业单位在处理业务过程中，会面临应得税收入和非应得税收入的问题。对这两种不同的费用划分时，需要对不同的收入费用对应的费用合理划分，以便于应缴纳税款的所得税更加准确。这种计算方法，增加了财务工作者的工作量，因此，事业单位在实际核算过程中，不按税法规定进行会计规范工作，从而不能获得按照税法规定进行操作计算的税收所得额。
针对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中遇到问题，为了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顺利发展，必须重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首先，完善财务工作规范，制定与税法相一致的财务会计规范。从而使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法相协调。其次，加强事业单位的税务会计体系建设。税务会计隶属于财务会计，他在财务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完成工作，通过对税务体系的建设可以保证税收征纳工作完成的质量和效率。
结语
我国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虽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他们之间的较大差异已经严重影响了税收征纳工作的进行，不利于我国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财务会计工作的漏洞偷税漏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分析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使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法相一致，最终保证我国税收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事业单位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蔡吉星，刘鹏.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的影响[J].中外企业家，2016（5）80-81+84
[2]董佳舜，李宏伟.浅析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的影响[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8）36-37
[3]刘植才，刘荣.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的影响及其对策[J].天津经济，2007（8）67-69
[4]韩拴英，穆艳芳.浅析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对税收征纳的影响[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3）111
财税法规篇6
【关键词】遗产税立法继承
【分类号】DF432·3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后所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课征的一种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作为“富人税”,该税种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一代人的财富差距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因此,遗产税是一个国际性税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的税种,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一次提出要开征遗产税,这表明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已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遗产税立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开征遗产税的理论和法律依据
征收遗产税,无论是在抽象层面的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层面的法律上,都是有依据的。
关于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自17世纪以来就形成各种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都试图解释:在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为什么前者可以把后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后者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付给前者。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论点:
(一)国家共同继承权说。这种观点认为,私人之所以能积聚财产,并非仅是其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有赖于国家的保护,所以国家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理所当然地拥有分得部分遗产的能力。
(二)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论点认为,遗产由其亲人继承是死者的意愿,而对其他无遗嘱的财产应由国家没收最为合理。
(三)权力说。此说认为,遗产发生继承关系,缘由是遗产人与继承人之间的血缘或其他情谊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继承人所得的遗产是一种不劳而得,其彼此情谊疏淡者更是意外之财。国家允许私人间的遗产继承,即是国家授与私人以财产继承的权利,国家既然授与私人以继承的权利,自然亦有课征和处理遗产的权利。
(四)溯往课税说。此说主张,凡能留下遗产尤其是大额遗产者,往往都是靠生前逃避税收所致,因而应对遗产课以重税,对死者生前逃避的税收,在其死后无法逃避的情况下追缴回来。
(五)平均财富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有责任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现实中遗产继承制度就是造成财富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应当利用遗产税的课征,达到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之目的。
(六)课税能力说。这种观点认为,应以负担能力为纳税标准,而继承人获取遗产就增加了纳税能力。遗产作为一种特殊所得,按照应能课税原则,应当对其课税。
关于遗产税的上述学说代表了不同学者在不同侧面上形成的各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及其社会意义。
开征遗产税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宪法依据和民法依据。
1.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税收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我国公民依法向国家缴纳应交税款是支援国家建设的爱国行为。
2.民法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都确认继承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如法国民法典第三卷“取得财产方法”中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得因继承、生前赠与、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转移。这种规定从法律上确认了继承的所有权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而一种权利的取得总要支付相应的义务。在现代社会,这种义务的一部分表现为税收。因而在继承遗产时,继承人应向国家缴纳遗产税。
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具体构想
遗产税立法,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是税制模式的选择、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是否配套开征赠与税以及跨国继承涉及的遗产税问题,应是遗产税法首先要加以规制的重要问题。
(一)遗产税税制模式应选择总遗产税制
世界各国的遗产税制有三种模式: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总遗产税制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对其遗留的所有的遗产总额课征遗产税,其税负大小一般不考虑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各继承人纳税能力的差异,纳税义务人是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英国、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采用此种税制模式。分遗产税制是以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分别课以差别税率的遗产税制度,日本、韩国、法国等采用这种税制模式。而所谓混合遗产税制,是指先就被继承人的遗产课征遗产税后,再就每个继承人之继承额课征继承税,二者合并共同课征的遗产税制度,如伊朗就实行这类税制模式。
就总遗产税制而言,其优点是:仅对遗产总额一次征收,税务机关可控制税源,减少了继承人为少交税款、减轻税负而偷税漏税的机会;税制简单,环节少,便于税务机关的高效征管,降低了征收成本。其不足之处是:总遗产税制不考虑各继承人的实际经济能力,使得纳税能力差者与纳税能力强者税负一样,没有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税收应有的公平原则,有可能间接削弱了遗产税实现社会公平、抑制过度富有的功能。
分遗产税制的优点是考虑到了各继承人的实际纳税能力以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较为公正、科学;其缺点是:因在遗产分割后征税,税源难以控制,有可能为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征管过程较为复杂,加大了征收成本。
至于混合遗产税制,从理论上讲,它兼有总遗产税制和分遗产税制的长处,但实践已表明,这种税制,使税务机关的工作难度加大,徒增麻烦和成本。①因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采用这种税制模式。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利弊。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制定我国遗产税法时,选择总遗产税制较为可行。因为:1.我国有关财产继承、处理及财产登记、申报的法律规定不健全,人们的纳税意识尚待提高,征管手段较为落后,如采用分遗产税制或混合遗产税制,税源难以保证,征管工作较为困难,同时,难以有效防止偷税、漏税;若采用总遗产税制,对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先行征税,然后再分割给各继承人,这样既能使税源集中,较易控管,也可避免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发生的拖延缴税的情况发生。2.采取总遗产税制可能导致的继承人税负不公问题,可以在税外解决。对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可按照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在缴纳遗产税后,予以照顾,适当多分遗产。
(二)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应坚持高起征点和适中税率的原则
影响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确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开征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有学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国家
财政收入,因而主张低起点和低税率,这样,利于扩大征税面,带来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考察世界各国,遗产税税源都不广,遗产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很低,比如美国,在1990年的联邦预算中,遗产税和赠与税两项税收仅为93亿美元,仅为财政收入总额的0.9%。②这表明,大部分国家开征遗产税的目的不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开征遗产税确实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效果,但其主要目的是对少数财富所有人的过多财产进行再分配,限制财富过分积聚于个人,以实现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如果起征点很低,征税面必然较大,与开征此税的主要目的不一致。因此,应当树立和坚持遗产税是“富人税”的观点,坚持高起征点原则。①考虑到我国公民近年来的经济收入情况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笔者认为,近期遗产税的起征点定在30万元为宜,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我国现阶段属较高的水平。对财产总额经各项扣除后不足30万元的不征税,对超过30万元的,仅对超过的部门征税。遗产税实际上是财产税,对其税率的确定,应适用制定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原理,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遗产继承属于偶然的、非劳动所得,因此,其税率及税负水平应略高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但又不可过高,过高则易使财产所有人形成不良财产观,在生前大肆挥霍、浪费财产,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参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和各国遗产税税负水平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遗产税税率应适中,以期既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又可提倡正确财产观,使人们珍惜社会财富。具体一点,笔者认为,我国遗产税税率可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分别为10%、20%、30%、40%、50%。
(三)征税办法要简化,拟只征收遗产税,暂不单独征收赠与税
遗产税是易于规避的税种,财产所有人往往采用生前将财产赠与他人的办法来逃避其继承人应缴纳的遗产税。有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
对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同时是否必须开征赠与税,学界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二者不可分,否则就会使税源大量流失。笔者认为,单独设置赠与税,对防止纳税人以赠与方式避税有一定意义,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较完善的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也无其他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税务部门难以掌握公民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财产赠与情况,实际上难以做到对赠与征税。因此,目前只适合先开征遗产税,待实行一段时间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单独设置赠与税。为了防止因转移财产造成偷税漏税,遗产税法可规定:对被继承人死亡前5年内的赠与并入遗产税额计算征收。国际上也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如英国规定为7年,新加坡规定为5年,香港规定为3年。
(四)遗产税法有关跨国继承的规定应遵循国际税法惯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具有涉外因素的遗产继承时有发生。而在当前,存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现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因为没有遗产税法,可对在其境内继承遗产的中国公民征收遗产税;而我国因为没有遗产税法,无权对外国公民在我国境内继承遗产征税。这既有悖于国家间的公平、平等原则,又有损于国家税收和经济利益。因此,对于跨国继承问题,我国的遗产税法应遵循国际税法的惯例和各国遗产税法的通行规范,采用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征税原则:凡在我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中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境内外全部遗产征税;对不在境内经常居住的我国公民以及非我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也应就其在我国境内的遗产征税。
三、制定、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开征遗产税除了要有严密的税收法规和税务机关的严格管理外,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法规。根据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主要应制定、健全和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法律、制度和规定:
1.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登记和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对遗产税的税源———财产进行控制,就必须普遍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甚少,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关于公民和领导人收入申报的“阳光法”在我国付之厥如。这种法律环境,无疑对遗产税的征管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尽快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处理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规定公民在取得、转移财产时,必须办理相应的申报登记手续,特别是应规定房地产管理机关、车船管理机关、专利机关、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义务提供死者的财产的有关情况;公、检、法部门和公证机关也应提供有关情况并予以大力配合,在纳税人缴纳遗产税前,应冻结其财产。
财税法规篇7
【关键词】遗产税 立法 继承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后所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课征的一种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作为“富人税”，该税种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一代人的财富差距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因此，遗产税是一个国际性税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的税种，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一次提出要开征遗产税，这表明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已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遗产税立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开征遗产税的理论和法律依据
征收遗产税，无论是在抽象层面的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层面的法律上，都是有依据的。
关于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自17世纪以来就形成各种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都试图解释:在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为什么前者可以把后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后者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付给前者。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论点:
(一)国家共同继承权说。这种观点认为，私人之所以能积聚财产，并非仅是其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有赖于国家的保护，所以国家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理所当然地拥有分得部分遗产的能力。
(二)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论点认为，遗产由其亲人继承是死者的意愿，而对其他无遗嘱的财产应由国家没收最为合理。
(三)权力说。此说认为，遗产发生继承关系，缘由是遗产人与继承人之间的血缘或其他情谊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继承人所得的遗产是一种不劳而得，其彼此情谊疏淡者更是意外之财。国家允许私人间的遗产继承，即是国家授与私人以财产继承的权利，国家既然授与私人以继承的权利，自然亦有课征和处理遗产的权利。
(四)溯往课税说。此说主张，凡能留下遗产尤其是大额遗产者，往往都是靠生前逃避税收所致，因而应对遗产课以重税，对死者生前逃避的税收，在其死后无法逃避的情况下追缴回来。
(五)平均财富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有责任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现实中遗产继承制度就是造成财富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应当利用遗产税的课征，达到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之目的。
(六)课税能力说。这种观点认为，应以负担能力为纳税标准，而继承人获取遗产就增加了纳税能力。遗产作为一种特殊所得，按照应能课税原则，应当对其课税。
关于遗产税的上述学说代表了不同学者在不同侧面上形成的各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及其社会意义。
开征遗产税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宪法依据和民法依据。
1.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税收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我国公民依法向国家缴纳应交税款是支援国家建设的爱国行为。
2.民法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都确认继承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如法国民法典第三卷“取得财产方法”中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得因继承、生前赠与、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转移。这种规定从法律上确认了继承的所有权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而一种权利的取得总要支付相应的义务。在现代社会，这种义务的一部分表现为税收。因而在继承遗产时，继承人应向国家缴纳遗产税。
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具体构想
遗产税立法，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是税制模式的选择、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是否配套开征赠与税以及跨国继承涉及的遗产税问题，应是遗产税法首先要加以规制的重要问题。
(一)遗产税税制模式应选择总遗产税制
世界各国的遗产税制有三种模式: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总遗产税制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对其遗留的所有的遗产总额课征遗产税，其税负大小一般不考虑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各继承人纳税能力的差异，纳税义务人是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英国、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采用此种税制模式。分遗产税制是以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分别课以差别税率的遗产税制度，日本、韩国、法国等采用这种税制模式。而所谓混合遗产税制，是指先就被继承人的遗产课征遗产税后，再就每个继承人之继承额课征继承税，二者合并共同课征的遗产税制度，如伊朗就实行这类税制模式。
就总遗产税制而言，其优点是:仅对遗产总额一次征收，税务机关可控制税源，减少了继承人为少交税款、减轻税负而偷税漏税的机会;税制简单，环节少，便于税务机关的高效征管，降低了征收成本。其不足之处是:总遗产税制不考虑各继承人的实际经济能力，使得纳税能力差者与纳税能力强者税负一样，没有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税收应有的公平原则，有可能间接削弱了遗产税实现社会公平、抑制过度富有的功能。
分遗产税制的优点是考虑到了各继承人的实际纳税能力以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较为公正、科学;其缺点是:因在遗产分割后征税，税源难以控制，有可能为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征管过程较为复杂，加大了征收成本。
至于混合遗产税制，从理论上讲，它兼有总遗产税制和分遗产税制的长处，但实践已表明，这种税制，使税务机关的工作难度加大，徒增麻烦和成本。①因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采用这种税制模式。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利弊。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制定我国遗产税法时，选择总遗产税制较为可行。因为:1.我国有关财产继承、处理及财产登记、申报的法律规定不健全，人们的纳税意识尚待提高，征管手段较为落后，如采用分遗产税制或混合遗产税制，税源难以保证，征管工作较为困难，同时，难以有效防止偷税、漏税;若采用总遗产税制，对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先行征税，然后再分割给各继承人，这样既能使税源集中，较易控管，也可避免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发生的拖延缴税的情况发生。2.采取总遗产税制可能导致的继承人税负不公问题，可以在税外解决。对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可按照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在缴纳遗产税后，予以照顾，适当多分遗产。
(二)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应坚持高起征点和适中税率的原则
影响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确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开征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有学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因而主张低起点和低税率，这样，利于扩大征税面，带来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考察世界各国，遗产税税源都不广，遗产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很低，比如美国，在1990年的联邦预算中，遗产税和赠与税两项税收仅为93亿美元，仅为财政收入总额的0.9%。②这表明，大部分国家开征遗产税的目的不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开征遗产税确实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效果，但其主要目的是对少数财富所有人的过多财产进行再分配，限制财富过分积聚于个人，以实现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如果起征点很低，征税面必然较大，与开征此税的主要目的不一致。因此，应当树立和坚持遗产税是“富人税”的观点，坚持高起征点原则。①考虑到我国公民近年来的经济收入情况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笔者认为，近期遗产税的起征点定在30万元为宜，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我国现阶段属较高的水平。对财产总额经各项扣除后不足30万元的不征税，对超过30万元的，仅对超过的部门征税。
遗产税实际上是财产税，对其税率的确定，应适用制定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原理，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遗产继承属于偶然的、非劳动所得，因此，其税率及税负水平应略高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但又不可过高，过高则易使财产所有人形成不良财产观，在生前大肆挥霍、浪费财产，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参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和各国遗产税税负水平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遗产税税率应适中，以期既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又可提倡正确财产观，使人们珍惜社会财富。具体一点，笔者认为，我国遗产税税率可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分别为10%、20%、30%、40%、50%。
(三)征税办法要简化，拟只征收遗产税，暂不单独征收赠与税
遗产税是易于规避的税种，财产所有人往往采用生前将财产赠与他人的办法来逃避其继承人应缴纳的遗产税。
有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对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同时是否必须开征赠与税，学界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二者不可分，否则就会使税源大量流失。笔者认为，单独设置赠与税，对防止纳税人以赠与方式避税有一定意义，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较完善的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也无其他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税务部门难以掌握公民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财产赠与情况，实际上难以做到对赠与征税。因此，目前只适合先开征遗产税，待实行一段时间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单独设置赠与税。为了防止因转移财产造成偷税漏税，遗产税法可规定:对被继承人死亡前5年内的赠与并入遗产税额计算征收。国际上也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如英国规定为7年，新加坡规定为5年，香港规定为3年。
(四)遗产税法有关跨国继承的规定应遵循国际税法惯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具有涉外因素的遗产继承时有发生。而在当前，存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现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因为没有遗产税法，可对在其境内继承遗产的中国公民征收遗产税;而我国因为没有遗产税法，无权对外国公民在我国境内继承遗产征税。这既有悖于国家间的公平、平等原则，又有损于国家税收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对于跨国继承问题，我国的遗产税法应遵循国际税法的惯例和各国遗产税法的通行规范，采用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征税原则:凡在我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中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境内外全部遗产征税;对不在境内经常居住的我国公民以及非我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也应就其在我国境内的遗产征税。
三、制定、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开征遗产税除了要有严密的税收法规和税务机关的严格管理外，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法规。根据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主要应制定、健全和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法律、制度和规定:
1.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登记和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对遗产税的税源———财产进行控制，就必须普遍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甚少，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关于公民和领导人收入申报的“阳光法”在我国付之厥如。这种法律环境，无疑对遗产税的征管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尽快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处理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规定公民在取得、转移财产时，必须办理相应的申报登记手续，特别是应规定房地产管理机关、车船管理机关、专利机关、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义务提供死者的财产的有关情况;公、检、法部门和公证机关也应提供有关情况并予以大力配合，在纳税人缴纳遗产税前，应冻结其财产。
财税法规篇8
关键词: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关系;分离;趋同
近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经历了重大变革,逐步走向规范、合理。同时,为了很好地体现税收与会计制度的原则和目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情况,税收与会计制度的具体政策规定也越来越丰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会计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二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度分离、协调发展。2006年财政部颁布新企业会计准则,在税法不作相应调整的情况下,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呈扩大趋势。鉴于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的目的、基本前提和遵守的原则有所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是必然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是否应该分离,关键在于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两者的差异程度及其可协调性。税法与会计制度的适当分离,有利于两者遵循各自的规律,逐步趋向规范完善;而过多的差异将产生不必要的成本,因此,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应该适度协调发展。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联系与区别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联系
1、税务会计的信息以财务会计的信息为基础。企业通过建立的一整套财务活动资料,一方面为企业对外编制财务报告提供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税务会计处理。也就是说,以企业会计利润为基础,对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无差异部分,税务会计可以直接利用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直接反映在税务会计报表上,对于两者产生时间性差异或永久性差异部分,再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调整,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项目表”就说明了这一点。
2、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最终将反映在企业对外编制的财务报告上。由于任何税务会计处理均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反映在财务报告中。企业通过比较资产、负债等项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将该差异的所得税影响确定为“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用来记录企业所得税与企业会计利润产生暂时性差异。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
1、目标不同。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遵守税法规定,即达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高层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其税收收益最大化。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通过对所有经济业务进行记录和核算,最后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其附表,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
2、计量属性原则、依据不同。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强调收入是否实际发生,以及收入与费用相配比;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税法以历史成本为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只有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才能做到纳税有据可查,并有效约束计税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原则;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会计方法具有灵活性和会计准则、制度具有弹性,会计核算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在税法中并不采用,税务会计的核算必须严格按照依据国家税法和会计准则规范纳税人的会计行为,税务会计一般不对未来损失和费用进行预计,超出税法规定的收支事项,即使是企业已实际发生的收支事项,也不得列为纳税所得的构成要素,当会计准则与国家税法规定不一致时,必须按税法的规定进行调整,计算所得税额并向税务部门申报,具有强制性、客观性和统一性。
3、核算对象不同。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是企业以货币计量的全部经济事项,既要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又要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资金变动情况,不论是否涉及纳税事宜,以满足国家宏观管理及企业债权人、投资人和经营管理者的需要,其核算范围包括资金的投入、循环、周转、退出等过程;而税务会计的核算对象是因纳税而引起的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等经济活动的资金运动,其核算范围包括经营收入、成本(费用)与资产计价、收益分配、纳税申报与税款解缴、税收减免和税收筹划等与纳税有关的经济活动。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可控性
(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由于差异产生的分离是可控的
1、两者目标不同,必然使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发生差异,在处理会计目标与税收目标的关系上,既存在相互协调的模式,也存在不相协调的模式。在我国,会计准则是由政府制定的,会计与税法之间有着充分的可协调性,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很小,因而,实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可能性很小。
2、两者因其法律依据不同,故其收入确认范围与确认时间不同,从而造成会计收益与应纳税所得者的差异。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差异就小,互不协调差异就大,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否应该分离取决于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之间的差异程度。即“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程度。永久性差异由计算一定期间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的内容不同而发生的,在以后各期不能转回的差异。时间性差异是由一定期间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所包含项目在确认的范围、时间、计量标准和方法上不同而产生的,在以后期间可以转回的差异。税务会计主要研究核算时间性差异的理论和方法,税务会计是否要与财务会计相分离,最终取决于时间性差异的程度和时间性差异是否具有可控性。税法在许多方面认可财务制度,是税收政策与财务政策之间协调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是法规体系中高一层次的法规(国务院颁发的税收条例)对低一层次的法规(由财政部长令的“两则”)的认可和肯定。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作为同一层次的法规,同样存在着可协调性,我国由于具备完整的财务制度体系,并与会计制度、税收法规相协调,许多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的差异得以事先处理,使会计与税收的核算依据趋于接近,而不是拉大差异,因此,税收政策、财务政策与会计政策之间的协调可以控制这些问题的。
3、两者因核算对象与原则不同,造成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不同。财务会计为使报表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允许企业在一定的情况下对收益和费用进行合理的估计。而税法为了保障税收收入,便于征管,一般不允许企业估计收益和费用,但在复杂的经济情况下,也存在着灵活性、可协调性。税收政策、财务政策和会计政策同出于财政政策,税法与财务会计核算原则不同,并不是绝对的,还是可以视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除了所得税《条例》认可财务制度的部分外,对财务制度与《条例》有抵触的部分,财政部对财务制度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发出了有关衔接的通知,得到了有效的协调,简化了纳税所得的计算,有利于税收征管。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成本效益分析
1、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成本分析。建立分离体系成本,税务会计要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涉税会计体系,能明确地税法与会计的差异进行协调与处理,增加了广大纳税人遵从税法、会计制度的成本,称作遵从成本,包括增加税务核算处理成本、税务会计人员的人力成本、税收征管成本以及其他成本。目前,我国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不强,漏税、逃税、偷税行为时有发生。如果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很可能导致我国税收工作秩序的混乱,造成征税上的困难。另外,由于我国纳税申报制度、税收征管制度尚未健全,税收征管人员素质较低等因素,使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存在着重要困难。纳税人既要贯彻执行新会计制度规定,又要依法纳税,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法律,纳税人为遵从这两种法规将大大增加核算成本。在实务中,一些纳税人没能准确理解差异和对其做准确的纳税调整,造成无意识违反税法规定的现象,从而面临着缴纳税收滞纳金或者罚金的危险,导致或增加最终的纳税风险机会成本。
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协调的效益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逐步出现差异,会计与税法的适当分离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企业的自主性。如果企业是通过对外筹资建立,需要对外提供法定报告,存在公众利益,此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程度越高,取得的收益就越大。而我国企业更多的是依赖银行贷款,居民一般都愿将钱存在银行或购买国债,政府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会计信息在国家税收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反映了财产经营责任和为纳税提供信息,因此,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应该协调发展,企业的税务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都得到了较大提高,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企业领导层的决策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帮助,从而增加决策效益,同时增强企业的涉税核算能力,有助于企业开展更多的、有效的纳税筹划,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避免不必要的纳税损失,在会计处理上企业可根据其具体情况及经营环境的变化在会计准则的指导下灵活选用会计政策,合理计算收入,恰当分配费用,以保证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及企业决策的顺利实施。
保持会计准则与税收的协调发展,加强会计监管与税收治理的协作,不仅可以节省企业遵从会计相关法规的成本,而且税金支付对虚假收益的会计舞弊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可以减少对市场行为主体的扭曲作用。
三、关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协调的建议
在处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两者之间关系时有两方面选择,一是扩大两者差异,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路子;二是进一步搞好财务政策、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的协调,努力缩小这种差异。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计制度和财务规范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一定的惯例。我们过去财务制度中的问题是管的过多、过死,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特别是《企业财务通则》的实施,应当说基本上解决了两者关系问题。在进一步的改革中搞好两者的协调,保持两者政策上的一致性,杜绝各搞各的、互不协调的情况。在会计收益与应税所得的处理上,力求控制时间性差异,缩小这种差异。
财务与税务会计有着趋同即缩小差异的趋势,但是这并不否认在一定范围内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间固有差异的长久存在。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始终会保留一些固有的差异。其中,企业发生的因违法性支出、违法性经营活动而承受政府部门的行政罚款和司法罚金,企业的财务会计可以作为成本,费用或损失列支,而税法不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就是针对国家税收利益直接为谋取国家税收利益为目标的行为。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间走向趋同有着客观的理论基础与优化资源配置的利益驱动。根据我国税收征管以及会计工作发展情况,预测两者之间有走向趋同的可能。一是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制定的协作、协调,可实现两者趋同。由于财政部作为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制订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已经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认同,同时财政部又是制订我国税收规章制度最重要的部门,这样未来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趋同就存在制度基础。随着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加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趋势应该是协调基础上走向趋同。二是企业的税务筹划活动刺激实现两者趋同,在收入、费用一定的情况下,税后利润与纳税金额此消彼长,企业在合法前提下通过税收筹划,减少应税行为,降低税负。因此,会计政策、税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陆宁.纳税遵从的成本――效益分析[J].税务研究,2007(3).
2、王晓梅.企业所得税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协调[J].税务研究,2007(1).
3、于振亭,贾丽.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初探[J].财会月刊,2004(11).
财税法规篇9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健全公共财政职能，理顺政府分配关系，保障缴款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国务院令第281号)、《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法规，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浙财综字〔2005〕4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市级政府非税收入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并取得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
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第三条按照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包括：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
（二）政府性基金
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某项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三）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及价款收入，场地和矿区使用费收入，出租汽车经营权、公共交通线路经营权、汽车号牌使用权等有偿出让取得的收入，政府举办的广播电视机构占用国家无线电频率资源取得的广告收入，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资源取得的收入。
（四）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国家机关、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出租、出售、出让、转让等取得的收入，利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停车泊位取得的收入，以及利用其他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
（五）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包括国有资本分享的企业税后利润，国有股股利、红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股权）出售、拍卖、转让收益和依法由国有资本享有的其他收益。
（六）公益金。是指政府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通过发行筹集的专项财政资金。
（七）罚没收入。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授权的执行处罚的部门依法实施处罚取得的罚没款和没收物品的折价收入。
（八）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是指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集中所属事业单位收入。
（九）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是指以各级政府、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名义接受的非定向捐赠收入，不包括定向捐赠收入以及以不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或其他民间组织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十）其他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上述政府非税收入以外的其他财政性资金，如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不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
第二章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职责
第四条市财政局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管理政府非税收入资金。具体包括：设立并管理市级政府非税收入财政专户（或收缴银行帐户体系）；确定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程序；按有关规定，将政府非税收入分别纳入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或财政专户管理；对政府非税收入实行部门预算或综合财政预算管理，并统筹安排使用；统一管理政府非税收入票据；对调剂使用的政府非税收入收取调剂资金；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工作实施监督检查。
第五条执收单位是指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有权征收或收取政府非税收入的部门、单位；受财政部门的委托收取政府非税收入的部门、单位。
市级执收单位负责本单位的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管理，确保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地上缴财政；市级主管部门在负责做好部门本级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的同时，负有对所属执收单位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责。
第六条银行是指根据收支两条线工作要求，经市财政局批准开设政府非税收入专户的银行。银行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与市财政局签订的委托协议的要求，开设市级政府非税收入收缴财政专户，办理市级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汇划清算以及信息、资料传递等业务。
第七条市审计局、市监察局、市物价局、人行**中支等部门，按各自法定职责，积极开展各项审计、监督和管理工作，保障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实施。
第八条缴款人的权利和义务
缴款人是指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负有缴纳政府非税收入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缴款人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地缴纳政府非税收入。缴款人有权向执收单位了解政府非税收入的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收缴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收缴管理
第九条市财政局应建立政府非税收入的专职征管机构，加强征管力量，制定规范的工作制度和业务流程，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维护好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工作秩序。
第十条法律、法规和规章已经明确了执收单位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由法定执收单位征收或收取；法定执收单位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委托有关单位征收或收取的，应当与受托方签订正式委托协议，并将委托协议送市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确执收单位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由市财政局的专职征管机构直接征收或收取；尚不具备直接征收或收取条件的，市财政局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征收或收取。
第十二条委托有关单位征收或收取政府非税收入的，委托单位应当对受托单位的征收或收取行为实施监督，并承担该征收或收取行为的法律责任；受托单位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征收或收取政府非税收入，不得再转委托。
第十三条执收单位应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省以上财政、物价部门确定的收入项目和标准执收各项政府非税收入；向所属事业单位收取的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应报市财政局批准后，按批准的范围、标准收取。
第十四条市财政局应当在银行开设政府非税收入收缴财政专户，并建立帐户管理系统，用于归集、记录、结算政府非税收入款项。执收单位不得擅自开设政府非税收入过渡性帐户。
第十五条政府非税收入实行收缴分离的收缴方式。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缴款义务人应当按规定，持执收单位开具的政府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凭证，按执收单位规定的时间、数额，及时、足额到银行将应缴款项直接缴入财政专户。已纳入预算管理应缴存国库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先缴入财政专户，通过票据结报后，再上缴国库或直接缴入国库。
暂时难以收缴分离的少量零星收入和必须当场执收的收入，实行集中汇缴的收缴方式，具体收缴方法由执收单位的主管部门报市财政局根据收支两条线工作要求确定。
第十六条执收单位应加强执收行为的管理。
应按公示制度规定，向社会公布由本单位负责征收或收取（含受托收取）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及其依据、范围、标准、时间、程序等内容。
应按规定向负有缴纳政府非税收入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足额征收或收取政府非税收入款项；不得多征、少征。
应结合部门预算编制，编报政府非税收入的年度收支计划。
不得隐匿、转移、截留、坐支、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所收款项，不得将所收款项存入政府非税收入财政专户以外的银行帐户。
第十七条市财政局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对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的绩效考核制度，促进政府非税收入的规范执收、应收尽收。
第十八条市财政局应加强对政府非税收入减免事项的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有明确减免规定的，按规定程序办理，同时报市财政局备案；没有明确规定的，执收单位不得自行减免；涉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减免，执收单位应将减免项目、金额报市财政局备案。
第四章资金管理
第十九条政府非税收入资金按照“国家所有、政府使用、综合预算、财政统管”的原则，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十条市财政局应严格控制预算单位的银行开户，严禁预算单位未经审批的银行开户行为。
第二十一条市财政局应对政府非税收入资金实施分类管理，要建立并逐步完善非税收入项目体系，彻底理清收费项目的标准、级次、用途、征收方式等，对应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纳入一般预算和基金预算管理，对暂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全额纳入政府非税收入专户管理。
第二十二条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扩大实行收支脱钩管理的范围。要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规范部门预算编制方法，强化部门预算执行管理。
有法定专门用途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必须实行专款专用。
政府非税收入支出项目中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项目按基本建设程序报批，财政部门按预算和工程进度拨付建设资金。
政府非税收入支出项目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必须实行政府采购。
第二十三条执收单位应严格执行经批准的部门预算，按批准的项目和用途使用政府非税收入。市财政局应严格按批准的部门预算、政府非税收入缴款进度和资金使用进度，及时、足额拨付资金，保证各执收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对不符合规定的用款，不予拨付。
第二十四条上下级分成的政府非税收入，按照就地缴款、分级划解、及时结算的原则，通过政府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定期划解、结算。执收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政府非税收入资金直接缴付上级执收单位或者拨付给下级执收单位。
第二十五条在政府非税收入未完全实现收支脱钩、统筹安排的情况下，对政府非税收入资金实行适度统筹的方法，调剂使用政府非税收入。
第五章票据管理
第二十六条市财政局是非税收入票据的主管机关，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执收单位使用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由各执收单位按照收入级次或隶属关系向市财政局申领。首次领购票据时，应当向市财政局提出申请，经市财政局审核收费依据文件后，核定收入项目、使用票据种类、收费项目代码，发给《票据领购证》；凭证领购票据。《票据领购证》不得私自转让、销毁。
第二十八条执收单位应按规定使用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禁止任何单位擅自转让、出借、代开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禁止私自印制、伪造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禁止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规定开具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第二十九条执收单位应按规定向财政部门结报、核销已使用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政府非税收入来源中，按国家规定需要依法纳税的，应按规定使用税务发票，并将缴纳税收后的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
第三十条执收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票据领购、保管、登记、缴销等制度，确定专人负责，确保票据安全。
第三十一条遗失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的，应及时报告市财政局，并公告作废，市财政局应及时给予核实处理。
第三十二条票据存根应由执收单位妥善保管备查，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由执收单位负责登记造册，报经市财政局核准后销毁。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市财政局应加强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或者收取、汇缴、划解、管理的日常监督和专项稽查，及时依法查处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从制度上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的有序执收，应收尽收。
第三十四条执收单位应当如实提供帐证、报表、非税收入票据等有关资料，如实反映有关情况，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市级各主管部门要对所属执收单位非税收入收缴情况加强监督管理，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有效防止所属执收单位的各项违规行为发生。
第三十五条审计、物价、监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法定的职责，做好非税收入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财政、审计、物价、监察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法定的职责，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市级主管部门和市级执收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执收单位违反财政票据管理有关规定的，按照财政部《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票据管理规定》（财综字〔1998〕104号）以及其他有关财政票据管理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九条银行违反本办法规定借故占用财政资金或发生拒收、压票行为，不及时汇划资金的，一经查实，由银行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并由市财政局会同人行**中支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资格。
第四十条市财政局等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的，按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一条市财政局可依据本办法制订有关实施细则。
财税法规篇10
第一条为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规范财政收入分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市、区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票据管理以及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之外的下列财政收入：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政府性基金；
（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国有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通过出租、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取得的收益；
（四）按规定应当上缴国库的国有资本分享的企业税后利润，国有股股利、红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以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取得的收益以及依法由国有资本享有的其他经营收益；
（五）国有的土地、海域、矿区、场地和其他公共资源的开发权、使用权、冠名权、广告权、特许经营权等，通过招标、拍卖或者其他方式取得的收入；
（六）按照国家规定的资金构成比例筹集的公益金；
（七）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依法查处违法案件时取得的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所形成的罚没收入；
（八）以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已指定具体捐赠对象和项目的定向捐赠收入除外）；
（九）主管部门通过提取管理费、收入分成、下级上解资金或者其他方式集中的所属事业单位的收入；
（十）纳入非税收入账户体系的各类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含税收利息收入）；
（十一）其他依法设定的非税收入。
前款规定的收入属应纳税的，依法纳税后上缴非税收入。
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非税收入管理应当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非税收入项目的设定、收支管理和监督应当依法进行。
非税收入按照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实行科学、有效的分类规范管理。
第五条非税收入实行收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综合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第六条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领导，严格实施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有关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积极推进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监督机制，切实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水平。
第七条市财政部门主管本市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并具体负责市本级非税收入年度预算（计划）的编制草案和组织执行等工作。区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审计、物价、监察等有关部门按照法定职权，做好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征收管理
第八条向缴款义务人征收或者收取（以下统称征收）非税收入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为执收单位。
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设定非税收入项目的文件已规定执收单位的，由规定的执收单位征收；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设定非税收入项目的文件没有规定执收单位的，财政部门为执收单位。
执收单位征得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可委托其他单位非税收入。委托应当签订委托协议书。受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非税收入。
第九条执收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向社会公布本单位负责征收的非税收入项目及其依据、范围、标准、时限、程序，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二）编制本单位非税收入年度预算（计划）草案，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三）依法向缴款义务人足额征收非税收入；
（四）记录、汇总、核对并向同级财政部门定期报送非税收入征缴情况；
（五）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应当严格依法征收非税收入，确保应收尽收，不得多征、少征或者擅自减征、免征、缓征，不得隐瞒、转移、截留、坐支、挪用、私存私放、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所收非税收入款项。
任何部门、单位不得违法设定非税收入项目、范围、标准和征收非税收入。
第十一条依法应当缴纳非税收入款项的单位或者个人为缴款义务人。
缴款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标准、方式、途径缴纳非税收入款项，不得逃避缴纳义务。
第十二条缴款义务人符合缓征、减征、免征非税收入条件的，可以提出书面申请，由财政部门批准；国家、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批准部门应当明确申请缓征、减征、免征非税收入的依据、范围、条件、时限、程序，并向社会公布。
前款规定的缓征、减征、免征事项，只适用于本级管理的非税收入。
第十三条财政部门负责组织非税收入的征收和依照公开、公平原则确定非税收入的代收银行，并可在代收银行设立用于归集、记录和划解非税收入款项的汇缴账户。财政部门根据双方约定，按银行代收非税收入的业务量或者收缴金额向代收银行支付手续费。
执收单位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开设只收不支的非税收入汇缴专用存款账户，用于归集本单位现场征收的或者零散的非税收入并按规定上缴财政。
第十四条缴纳非税收入采取直接缴款或者集中汇缴方式。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当场收款或者纳入非税收入汇缴专用存款账户的非税收入采取集中汇缴方式外，均应采取直接缴款方式。
采取直接缴款方式的，缴款义务人凭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开具的缴款凭证，到代收银行的营业网点或者通过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缴款途径，将非税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财政专户或者财政部门设立的汇缴账户。
采取集中汇缴方式的，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向缴款义务人收款并开具财政票据或者发票后，在同级财政部门规定期限内，汇总填制缴款凭证，并将非税收入按收款项目编码缴入国库单一账户、财政专户或者财政部门设立的汇缴账户。
第三章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财政部门负责设立和管理本级的非税收入账户体系，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用于记录、核算、反映预算资金收支活动的国库单一账户，在银行开设用于记录、核算、反映未纳入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及其支出活动的非税收入财政专户以及用于记录、核算、反映非税收入的汇缴、集中支付和特殊专项支出等活动的其他账户。
第十六条根据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为国家代收的非税收入，全部缴入中央国库；涉及市与国家、省分成的非税收入，分成比例应当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及其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涉及市与区分成的非税收入，分成比例由市政府或者市财政部门规定。
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按照就地缴款、分级划解、及时结算的原则，由财政部门定期划解、结算，不得拖延、滞压、隐瞒、截留。
第十七条非税收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后，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办理退库：
（一）多缴款、重复缴款、错缴款的；
（二）由于调整非税收入征收标准，需要退还款项的；
（三）财政部门规定应当办理退库手续的其他情形。
非税收入的退库，应当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办理，其他账户不得办理。
第十八条办理非税收入退库，需退还缴款义务人的，由缴款义务人向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核实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需退还执收单位及其委托单位或者代收银行的，由请求退款的执收单位或者代收银行书面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发现需要向缴款义务人退款的情形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经批准后主动向缴款义务人退款。
财政部门接到资料齐全的退库申请后，属于本级管理权限的，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审批并退款；涉及上级财政部门管理的非税收入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审核后，按规定程序报上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四章支出管理
第十九条非税收入应当按照综合财政预算的原则，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体系统筹安排。
除有规定用途或者弥补征收成本性支出外，非税收入应当与执收单位的支出分离。
具有专项用途的非税收入，在预算编制和执行时，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安排，专款专用，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二十条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纳入部门预算。
执收单位的基本支出，按照其职能、定员和部门预算核定的支出标准统筹安排；项目支出由同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核定。
执收单位委托其他单位征收非税收入的费用，通过部门预算安排。取得国有资产或者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所必需的征收成本，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核定。
第二十一条各部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部门预算执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
第二十二条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资金由财政部门核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具体办法按市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财政票据管理
第二十三条财政票据是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代收银行在征收非税收入时向缴款义务人开具的财政部门印制的收款凭证，是财务收支的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
征收非税收入时应当开具财政票据，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代收银行不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向缴款义务人开具财政票据的，缴款义务人有权拒绝缴款并向财政部门投诉。
第二十四条财政部门及其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财政部门的规定，购领、保管和发放财政票据，并对财政票据的使用进行稽查和核销。
第二十五条执收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和收入级次或者财务隶属关系购领、开具、保管、核销财政票据，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保证财政票据安全和合法使用。
第二十六条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转让、转借、串用、代开、伪造、变造、私自印制和销毁财政票据；禁止利用财政票据乱收费乱罚款或者超出规定范围和标准征收非税收入；禁止使用非法财政票据。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入库、支出和财政票据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反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审计、物价等部门应当依法对非税收入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处理。
监督检查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后，应当出具检查结论；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依法移送。受移送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部门。
第二十八条各部门、单位应当加强对本部门、本单位及所属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的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纠正和处理；接受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隐匿、谎报、阻挠、拖延，并应严格执行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检查处理决定。
第二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监督检查部门检举违反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受理的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有联络方式的检举人；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负责受理和查处的部门应当为检举人保密，不得将检举人姓名及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的单位和个人。
对举报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或者财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属于《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所列违法行为的，依照该条例规定予以处罚或者处分。
第三十一条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审计部门责令改正，追缴应收、应缴的非税收入，退还违法多收的资金，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执收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征收、代收非税收入的；
（二）违法多征、少征非税收入的；
（三）违反收缴分离规定的；
（四）转移、私分或者变相私分非税收入的；
（五）不按规定办理非税收入退库的；
（六）不按规定购领、开具、保管、销毁财政票据，利用财政票据乱收费乱罚款或者使用非法财政票据的；
（七）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职责的。
第三十二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审计部门责令改正，追缴应收的非税收入，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作为缴款义务人逃避缴纳非税收入义务的；
（二）不按规定执行部门预算的；
（三）违反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
（四）不履行内部监督义务或者拒绝接受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监督的。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市财政部门应当依据本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部门预算、综合财政、分类管理、收支分离、监督检查等实施办法。
税务部门实施本办法的具体操作程序由市财政部门与税务部门另行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