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规则的作文篇1
不知道为什么，走在繁华的城市街道，望着那鳞次栉比的高楼，直插云霄的大厦，车水马龙的绿色大道，看着与我擦肩而过匆匆来往的行人，我不禁感叹：这个世纪已经是如此的繁荣而昌盛，脚步是如此的飞快而又不肯有一丝一毫的停留……
可是，每当我听见那刺耳尖锐的刹车声，那鲜红恐怖的血色，那……
我又开始颤抖：在这美丽而七彩的生活画卷中，你是否察觉，正有一个“黑色幽灵”悄悄地趁虚而入，悄悄地潜伏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之中，静静而又残酷地打破这这个平静而又美满的社会……
是个灿烂的下午吧！阳光迷离地倾洒在整个大地，城市依旧是这样的繁忙，即使是这样美丽而动人的午后，因为人们都在盘算着属于自己的事情吧……
就是在这样的午后，在三叉路口，一辆红色的小轿车疯狂野性地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一个20出头，蛮“靓”的“后生仔”倾斜着身子摇坐在驾驶室内，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似乎正谈笑风生地说着什么吧……红灯亮了，小轿车还一如既往地向前奔着。刹那间，“黑色幽灵”摇身一变，一辆载着满满地西瓜的货车稳稳地向轿车急速地驶去。“砰”的一声巨响，世界在这一瞬间寂静了……
血弥漫在空中，周围的是一声声尖叫，换来的是亲人无数的痛苦和泪水，以及自己的生命……
西瓜滚落一地，一幅惨不忍睹的悲剧发生了……“黑色幽灵”嘿嘿地冷笑了几声，冷漠地瞄了一眼血化作一股黑烟飞身离去……
人的生命永远只有一次，失去，你就将不再拥有……
让我们一起来呼吁吧！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2
规则和守则、制度都是由国家的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根据宪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制定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范性公文。其中，规则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为了进行管理或开展某项公务活动而制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范性公文。
规则适用于对一定范围内的某一具体管理工作进行程序规范和行为规范，以保证该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如《游泳规则》，是为加强游泳池管理工作而制定的，凡游泳者都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又如《交通规则》，是为加强交通管理，保证交通安全而面向社会制定的，行人、车辆行驶要遵守这些规则，管理人员要以这些规则为依据进行交通管理。
规则具有以下特点：
1．针对性。规则的制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某项管理工作或某项公务活动而制定的操作规定，其内容必须合法，不能有任何随意性。
2．可操作性。规则的规范事项必须周密、精细、具体，可以直接付诸实施，不需要再订出实施细则来保证其贯彻执行。
（二）规则的结构、内容和写法
规则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
首部
一般仅有标题项目。如果制发机关级别规格较高，还需要写明制发的时间和依据等项内容。
（1）标题：由事由和文种构成，如《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则》、《计算机房安全管理规则》等。有的则由制发机关、事由和文种构成，如《××市工人运动会参赛规则》等。
（2）制发的时间、依据：写在标题之下，有的用括号注明规则通过的年、月、日期与会议名称；有的注明批准、公布的年、月、日期和机关，有的写明公布的年、月、日期和机关。
正文
规则的正文内容由总则、分则、附则组成。总则是关于制定规则的指导思想、缘由、依据等项内容。分则是规范项目，它是规则的实质性内容，要求执行的依据。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3
一、“条例”“规定”“办法”间的区别
“条例”与“规定”和“办法”相比，主要特点是所涉及事物和问题的性质更重要，范围比较宽；内容高度概括；有效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广阔，稳定性强；对制定与机关的地位有较严格限制，如行政系统只有国务院有权使用，“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得称“条例”（见1987年4月21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的系统也只限“用于党的中央组织制定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见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一般属于“自主的”规范性公文，即自身即可创造新的规则。
“规定”的特点是使用范围广泛，对制定和机关的地位无严格限制；所涉及事物和问题不如条例重大，范围相对窄一些；内容详尽具体，针对性强；一般既可是“自主的”规范性公文，也可以是“补充的”规范性公文（内容为依法或根据授权补充其他规范性公文的内容，对其加以细化和完善），也可以是“执行的”规范性公文（直接为有效执行其他规范性公文而制定，自身不创造新的规则，只是对这些公文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做出具体规定，对有关概念和问题做出精细的解释说明）。但从实际使用情况看，规定更适合作为“自主的”和“补充的”规范性公文。
“办法”比“规定”所涉及的事物和问题的规模要更小一些，性质也相对轻一些；针对性更强，内容也更加详尽、具体而精细，更重直接的可操作性；除了一部分为“自主的”公文外，大部为“执行的”规范性公文，如各种“实施办法”即均具备这种性质。
二、“决定”与“命令”的区别
“决定”与“命令”的不同点主要在：在使用权限方面“命令”非常严格，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可以使用，“决定”则可较普遍地使用；在适用的事务方面，“命令”涉及的是特定的具体事务，“决定”则既涉及这类事务也涉及一部分非特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反复发生的事务，公文本身也反复适用，即具有规范性公文的一些特点；在表达方面，“命令”高度简洁，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决定”则既表达意志、要求，又阐发一定的道理，交代执行方面的要求，指明界定有关事物的标准等。
三、“指示”与“命令”的区别
“指示”与“命令”的不同主要在：“指示”的使用权限规定没有“命令”严格，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均可下达“指示”；在效用方面，“命令”对受文者来说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指示”有时则在必须无条件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受文者根据实际情况相对灵活地处置具体事务；在表达方面“命令”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指示”则既表达作者意志，又注意阐发道理，指出具体任务、具体规则，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还注意说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等。
四、“指示”与“决定”的区别
与“决定”相比，“指示”涉及的事物和问题更加具体和特定；其作用的范围也是特定的，不如“决定”那样更具普遍性，有效期限也比“决定”相对短一些；“指示”的内容比“决定”精细具体，更强调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决定”对受文者来说是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的，“指示”则在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具体问题，甚至变通执行某些具体要求。
五、“通知”与“命令”“决定”“指示”的区别
与“命令”“决定”“指示”相比，“通知”的用途更加广泛，但权威性明显要弱一些，自身一般不创设新的规则，只是依法或根据上级要求向受文者转达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并予以具体化（这也正是代替“指示”用于布置工作，交代政策的通知所以必须不厌其烦地指明“根据------的指示精神------”的原因），告知应知或应办的事项，使一部分公文完成升格（批转）、生效（）扩展有效范围（转发）的程序。
六、“批复”与“指示”（或指示性通知）的区别
“批复”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指示”在基本性?上与“指示”没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批复”内容的针对性更强，事物和问题以及所涉及的人员更加特定，更加具体，问题也比较专指单一；“批复”只用于回复请示的机关，一般不像“指示”那样具备普发性。
七、“通报”与“通知”的区别
“通报”与“通知”的不同点主要在：“通报”不是像“通知”那样以具体的任务、详细的规范化要求和有关规则来指导和推动工作，而是用典型事例、有关情况来传达意图，启发教育有关人员，指导有关方面的工作行为；有关执行方面的要求也比“通知”要原则，甚至不涉及直接具体的执行要求；发送范围广泛，一般情况下，均直接下达给广泛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版权所有
八、“通报”与“处分决定”的区别
“通报”与“处分决定”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制发公文的目的不同，“通报”是为了教育当事人更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指导和推动有关工作；“处分决定”则主要是为了正式确认有关的错误事实和合法有效的处分意见。其次，对象不同，“通报”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处分决定”则是针对所有需给予处分的人及事。再次，内容性质不同，“通报”介绍说明错误事实时概括而原则，以能引出结论为度，“处分决定”中的这部分内容则具体而微；“通报”中常需有要求其他有关人员记取教训，采取有关措施的基本要求，“处分决定”则无此类内容，“处分决定”中必须有明确的纪律处分意见，“通报”则不一定有。最后，发送范围不同，“通报”发送范围广泛，“处分决定”则一般只与当事人及有关方面见面，很少普发。
九、“通告”与“公告”的区别
“通告”与“公告”的不同点主要在：“通告”仅对国内公布，其告知和约束的对象是作者统辖范围内的中国公民及有关的外籍人士，“公告”则对国内国外公布，其告知的对象极广泛；“公告”的事项更加重大，应具备使世人知晓的意义，“通告”则不限于此类性质的内容；“公告”的作者地位大都较高，“通告”则没有此限；“公告”主要是重要消息，除特例外不涉及强制性的执行要求，“通告”中则常涉及有关人员的应遵事项，有具体细致的行为规范和对公文具体如何遵守的要求。
十、“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区别
“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差别主要在于：“通告”不涉及任何秘密；直接公开，即制成之后直接公之于众，而不像一部分“命令”“指示”“通知”那样，尽管最终也公开，但首先需按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逐层下达；“通告”的内容比“命令”细致具体，在文种使用上不像“命令”那样需受严格的权限限制；“通告”提出的规范是公民的行为规范，一般不像“指示”和“通知”那样涉及贯彻执行公文的要求，而主要提出公民应当遵守的具体事项；“通告”可依法自创有关规则，“通知”则主要是转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并使之具体化。
十一、“通告”与规范性公文的区别
“通告”的一部分内容也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它却与规范性公文有很大不同：“通告”所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行为规范，规范性公文则不限于此；“通知”中的规则更带有政策性而非规范性，因而稳定性不如规范性公文；“通告”的内容详尽具体，有一部分用于解释说明、阐发道理、叙述有关事实过程，指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例举有关情况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在规范性公文中一般没有；“通告”效力的存在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法定管辖权，对在辖区内的公民有强制约束力；“通告”的生效程序比规范性公文简单，机关的法定责任者签发即生效，不必依靠制发“命令”“通知”等完成其公布过程；“通告”的传递形式也比较简便和多样，张贴、广播、刊载等形式均可保证其有效。
十二、“请示”与“报告”的区别
“请示”与“报告”的不同主要在：“请示”用于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的情况下，可向其请求下达指示，请求其允许“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报告”则用于汇报、反映情况、问题或提出建议、答复询问，不能带有“呈请”事项；“请示”能强制对方复文，“报告”则不能，上级对“报告”可以复文，也可以不复文；“请示”必须是形成于事情发生之前，“报告”则可根据情况，既可在事前，也可以在事后或事情进行当中形成。
十三、“请示”与“议案”的区别
“请示”与“议案”在基本性?上是相近或相同的，但也有一些区别：“议案”的作者是被严格限定的，受文者也是非常专指的，作为行政公文的“议案”的作者须是各级人民政府，受文者只能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请示”则可用于同一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的任何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议案”所关涉的事项是提请国家权力机关审议的重大事项，“请示”所涉及的事项则不仅仅是重大事项；在效用上，“请示”可以强制对方回复意见表明态度，但内容并不能强制执行，“议案”则在经审议通过后，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有关机关或人员认真遵照执行。
十四、“会议纪要”与“决定”的区别
“会议纪要”与“会议决定”（决议）之间有如下不同：“会议纪要”一般不能独立对外发出，往往需要以“通知”等指明有效执行的范围与要求等，“决定”则可独立发出；“会议纪要”所记载的是会议的情况和议定事项，不一定必须如决定那样只针对重要重大事项；“会议纪要”不仅仅只反映议定的事项，“决定”则必须是完全确定的决策而不必反映其他意见；“会议纪要”中的议定事项是有关与会各方确立的意见，只要有一方反对即不成立，“决定”的内容则可根据有关会议规则由与会者中的多数人确认并通过即为有效，产生法定效力；在表达方面，“会议纪要”需综合反映会议的全面情况，对有关意见和观点进行阐述，“决定”则一般无这些内容。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4
关键词：刑法原则主义确立标准例外规定法律规范理论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3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震惊中国金融界的广东开平大案作出判决：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行长余振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按数罪并罚，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2年。在本案里，余振东贪污金额达6亿多元人民币，挪用公款达13亿多元人民币，他之所以仅被判处区区12年有期徒刑，是因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达成了有关协议。该协议产生的基本过程是这样：余振东逃往美国后被美国司法当局以涉嫌欺骗手段获取签证罪逮捕，并被内华达州法院以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罪判处144个月监禁。由于中美之间没有签有遣返条约，也未参加关于贪污、挪用公款罪遣返的国际公约，美方不存在将余振东交给中国政府的国际义务。为了能抓拿余振东归国审判，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协商，美方同意将余振东按难民遣返程序遣返回中国（这不是引渡——笔者注），同时，中国政府对余振东回国后涉及的有关刑罚及权利和待遇问题出具了正式书面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机关判处余振东不超过12年的有期徒刑。①
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涉案金额数以亿计，按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有关规定，其罪该判死刑或至少判无期徒刑，但是，该案涉及政府的承诺而得以从轻判决，这一判决违反《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段规定，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惊人巨大，其罪行的重大与其被判的12年有期徒刑显然不相称，这一判决又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许多犯罪分子贪污了几十万元或几百万元被判死刑，而余振东贪污数额超过亿元，但因有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承诺而仅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这明显地违反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综上所述，余振东案的判决违反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其判决的合法性值得质疑。虽然如此，但是，从法理上说，司法机关对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具有合理性。因为我国与美国之间并无引渡或遣返条约，也未参加有关对贪污、挪用公款犯罪遣返或引渡的国际公约，如果我国要惩罚余振东，就不得不作出妥协。
中国与加拿大于2001年就开始通过外交等途径谈判讨论特大走私犯赖昌星遣返中国审判的可能性，假若赖昌星被遣返中国审判，可能将遇到与余振东案类似的问题，即判决的结果违反刑法基本原则与处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具有合理性的矛盾问题。
余振东案引发了笔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重新思考，并使笔者产生了困惑：刑法基本原则是否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是否允许存在例外规定？除此之外，笔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其他问题也进行了深思，并产生了更多的困惑，例如，刑法基本原则是理论范畴？还是规范范畴？刑法基本原则确定的标准是什么？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立法和司法均应遵循的原则？等等。在思考过程中，笔者觉得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诸多问题产生了误读，同时，发现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法基本原则进行重新研究。
二、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
依通说，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这个部门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并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判断是否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标准是：1、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2、它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具体原则。此外，从前述概念还可推断出第3个标准，即：它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只有全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原则才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人们还普遍认为，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原则以外，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也属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②在研究刑法基本原则过程中，笔者产生了诸多困惑：
（一）刑法基本原则是理论范畴，还是规范范畴？
我国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在论述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时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即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等价主义，但是，从字义说，“原则”和“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就“原则”而言，“原”是指最初的、开始的，或原来、本来。③“则”是指规范或规则。④合二为一后，“原则”的意思应是最根本的宏观性规范。就“主义”而言，它是指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文艺等问题所持的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⑤若仅从字义分析，原则是指一种规范，主义是一种理论，因此，刑法学界将“原则”等同于“主义”的做法令人困惑：刑法基本原则究竟是规范范畴？还是理论范畴？
（二）刑法基本原则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所有部门法所共有的原则？
我国刑法学界认为，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是，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法的一般原则，这一原则是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原则在文字上作了处理后作为其基本原则。同样，我国现行刑法也明确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将法的一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作了文字处理后作为其基本原则。从外国刑法立法例看，有些国家也将法的一般原则作了适当的文字处理后作为其刑法的基本原则的，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条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作为其刑法基本原则。⑥既然如此，确立刑法基本原则时还能以“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所共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吗？
（三）刑法基本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原则吗？
依通说，能够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原则。若以此为标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是刑法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原则无法贯穿于追诉时效领域、以及刑罚执行制度的假释、减刑等领域，严格地说，这也仅是一个量刑适用原则。
我们知道，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合法原则等。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婚姻自由原则、一夫一妻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计划生育原则等。在这些基本原则里，并非每一个原则均是贯穿全部民法或全部婚姻法的原则。同样，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法律的所有基本原则也并非都是贯彻于这些法律的全部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大多数是这些法律中某些方面的重要原则。既然其他法律也未将“贯穿法律的全部”作为其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为何仅刑法的基本原则有此要求呢？
从其他国家的刑法立法例看，“贯穿于全部刑法”也不是其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除了规定法制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公正原则（近似我国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还规定了罪过原则、人道原则为其基本原则。⑦因此，我国刑法学界将“贯穿于全部刑法”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同样是令人困惑的？
（四）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均应遵循的原则呢？
人们在阐释刑法基本原则时，一般都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如果我们将“原则”等同于“主义”，将刑法基本原则看成是理论范畴，那么，以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内容去指导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是正确的。但是，其理论内容属于法理层次的东西，并无强制力，若人们不遵循，司法机关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假若我们将“原则”看成是“规范”，将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范畴，那么，刑法基本原则对刑事司法工作肯定具有指导和制约的作用，但是，由于制定刑法典之前刑法基本原则尚未存在，我们怎能说刑法基本原则对刑法立法工作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呢？
（五）刑法基本原则是否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刑法基本原则可否有例外规定？
当我们将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范畴时，我们普遍认为，刑法的适用和解释都必须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如果完全都遵循刑法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将无法抓拿犯罪分子予以处理或出现其他难题或负面影响，例如，在余振东案里，如果我国司法机关一定要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处理该案，就无法抓拿余振东或失信于国际社会。既然在有些情况下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也有合理性，那么，刑法基本原则是否还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呢？刑法基本原则可否有例外规定呢？
三、刑法基本原则的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问题是刑法中一个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准确地理解刑法基本原则的真谛，才能更好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为此，笔者尝试对前面所提到的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种种困惑予以解析，以期科学地掌握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一）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里的宏观性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范畴，而不是理论范畴。它是明文规定于刑法中的宏观性规范，这种规范是刑法里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重要法律规范，它指导和制约着刑事司法工作。既然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或解释刑法时就必须严格遵循这些原则，除非法律另有特殊规定。
一些刑法学者将“原则”等同于“主义”，这是错误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主义分属两个不同范畴，同样，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等价主义也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具体而言，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而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等价主义则属于理论范畴。归纳而言，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由于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因此，它同样可能存在立法缺陷的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所确立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可能不同，对同一基本原则的规定也可能不尽相同。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的主张和见解，对于某一个刑法基本主义，不同学者的理解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科学的刑法基本主义才能指导人们制定出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才能指导司法机关准确地适用刑法。
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刑法基本主义是理论主张，因此，刑法某一基本原则和其相对应的某一基本主义（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法定主义）在内涵上也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从理论上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有：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都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也都应由法律明文规定。简而言之，它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刑法定主义指导着刑法立法工作。而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导和制约着刑事司法的工作原则，它明文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从第3条规定看，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定罪量刑依刑法规定，二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刑。在这里，罪刑法定原则也可读为：定罪量刑依刑法规定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刑原则。由此可见，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法定原则在内涵上是不完全一致的。
（二）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法的一般原则在赋予刑法特有内涵后可内化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司法工作的法律规范。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法的一般原则往往需要在各部门法中重复明文规定并赋予特有内容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立法法也未规定法的一般原则不能作为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既然如此，我国刑法学界将“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标准，这是否科学呢？
笔者认为，法的一般原则在赋予部门法特有的内涵后而形成的原则也可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由于这种基本原则已赋予了该部门法的特有内容，因此，它们已内化为该部门法的特有原则。在《刑法》里，现行刑法第3条前段“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是“依法治国”（即法治原则）这一法的一般原则在刑法上的具体表现，它实际上是将“依法治国”这一法的一般原则赋予刑法特有的内涵而形成的刑法基本原则，同样，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也是法的一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上的体现，它实际上也是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法的一般原则赋予刑法内容后而内化为刑法特有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学界将“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作为刑法的必备标准也是合理的。
其实，许多部门法也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赋予其特有内涵后作为其基本原则，这说明根据各部门实际情况将一些重要的法的一般原则在部门法里内化为其基本原则予以规定，是具有一定立法价值的。
（三）未贯穿于全部刑法但是对刑法具有重大影响的局部性原则也可成为刑法基本原则
通说认为，可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贯穿全部刑法的原则，换言之，它必须是指导和制约刑法每一部分、每一制度的原则。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的重大原则，即使是局部性原则，也可能成为刑法基本原则，只要它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刑法各基本原则并不是孤立地单独起作用，刑法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体系、一个整体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起着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没有贯穿于追诉时效领域以及假释、喊刑领域，是一个量刑适用原则、一个局部性原则，但是，它同样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它和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构成了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共同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起到宏观的、根本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
纵观各部门法，笔者无法找到一个部门法，其所规定的每个原则均是贯穿于该部门法始终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贯穿于全部刑法”不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标准。
（四）刑法基本原则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它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
关于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的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主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刑法基本原则是宏观性的法律规范，刑法基本主义是理论范畴，是宏观性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是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刑法基本主义是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依据，例如，罪刑法定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指导下而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罪刑法定主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依据。罪刑法定主义不但指导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制定，而且指导着整个刑法典的制定，当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立法缺陷，也应在罪刑法定主义指导下进行修改和补充。可见，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是刑法的基本主义。
刑法基本原则是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它作为刑法典的一部分，与刑法典同时诞生，因此，刑法基本原则不可能指导和制约刑法典的立法工作。当刑法典存在缺陷，需要修改和补充时，应由科学的刑法基本主义来指导修改和补充，而不能在刑法基本原则指导下修改和补充，因为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其本身同样可能存在缺陷，而且作为法律规范的刑法基本原则，其本身还需理论的阐释，当然，在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时，除了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修改和补充外，还应考虑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
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主要是为了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而制定的原则，同时，它们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公民、单位抗辩或质询司法机关的法律原则。由于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因此，司法机关在适用和解释刑法时应严格遵循它们，除非有例外规定。
在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刑法基本原则，除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还应包括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笔者认为，由于罪责自负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没有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因此，这仅是一种理论主张，它们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五）并非所有的刑法基本原则均应绝对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着例外规定
刑法基本原则应否绝对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可否有例外规定？这是一个被刑法学界所忽略的问题。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一种宏观性的法律规范，在一般情况下均应严格执行，但是，在法律社会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刑法适用对象复杂多样，因此，刑法在制定之时既要考虑普遍性，也要考虑特殊性。在建立科学的刑法时，立法者必须考虑刑法内在的各个制度、各项原则和各条条文的合理配置，让各方面楔合，以更好地发挥刑法的效用。正因如此，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存在例外规定。
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刑法典里有独立的条文予以专门规定，例如，《刑法》第11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规定是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相冲突的例外规定。此外，《刑法》里关于自首、立功和累犯的规定属于刑罚个别化的情况，这些规定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抵触的例外规定。至于《刑法》第十二条有关溯及力的规定以及追诉时效的有关规定是否涉及刑法基本原则例外规定的问题，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一种情形是其他涉及有刑罚内容的法律（例如，宪法和各有关部门法）的例外规定。
我国《刑法》第101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其他法律可以作出一些有别于刑法总则的例外规定，其中，包括制定有别于刑法基本原则的特别规定，当然，这些特别规定必须经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批准。这些例外规定主要有：
1、我国《宪法》的赦免规定
我国198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项和第八十条规定了赦免制度。当一人犯罪后，如果他的罪和刑均被赦免，就会与现行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段“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相抵触，而赦免又不属于第3条后段“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的情况，可见，赦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规定。在处理时应依例外规定。而当犯罪人仅有部分刑罚被赦免时，这一赦免则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未被赦罪也未被赦刑的犯罪分子来说，赦免规定是违反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但是，赦免在国家统治中具有其独有作用，因此，其存在是有合理之处的。
2、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或协定所作的例外规定
基于外交和其他原因的考虑，我国与外国可签订条约或协定对罪刑法定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作出类似赦免的例外规定。2006年4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该条约规定“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否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根据这一条约，当某人触犯了我国现行《刑法》里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犯罪，而且其罪依现行刑法应判死刑（且不符合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时，在该人逃往西班牙情况下，如果我国欲引渡该犯罪嫌疑人，必须作出保证对犯罪嫌疑人不判处死刑或不执行死刑。审判机关也应依据该条约及我国所作的保证，不能判处被告人死刑或不执行死刑，这样的判决显然违反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但是，这一引渡条约为中国境外逮捕逃犯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并震慑了外逃的犯罪分子，它的规定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见，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或协定所规定的内容可能存在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3、其他部门法所作的例外规定
2000年12月28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该法第50条规定“被请求国就准许引渡附加条件的，对于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被请求国作出承诺。对于限制追诉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于量刑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对被引渡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应当受所作出的承诺的约束。”根据这一规定，如果被请求国家准许引渡附加的条件违反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在不损害我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国可作出承诺，司法机关受该承诺约束，司法机关可根据这一例外规定作出与刑法基本原则相冲突的判决。
通过前述的解读可知，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中规定的、指导和制约着刑法适用和解释的重大而宏观的法律规范，它属于法律规范范畴，仅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而不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这一解读有利于人们准确把握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其作用。
通过前文解读可知，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它和刑法基本原则是具有明显区别的。这一解读让人们准确地理解到刑法基本主义是指导刑法立法的理论规则。
通过前文解读可知，刑法基本原则并非均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的原则，刑法基本原则也可能存在着例外规定。这一解读有利于人们更完整地理解刑法基本原则，以更准确地适用刑法。
通过前述的解读可知，通说所称的确立刑法基本原则之三个必备标准是不妥的。根据前述分析，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确定的标准有两个，第一，能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刑法适用和解释的重大原则。第二，能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是刑法所特有的原则。“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是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必备标准，对于有些局部性原则而言，如果这些原则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大影响时，立法者也将其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这一解读有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以建立完善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更好地发挥刑法基本原则对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和制约作用。为了更好地适用和理解刑法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司法人员还应正确认识现行刑法三个基本原则的以下关系。
我国《刑法》第3条明文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该条文是这样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条文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积极的罪刑法定，二是消极的罪刑法定。该条文的前段“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属于积极的罪刑法定，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社会保护机能，而该条文的后段“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属于消极的罪刑法定，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所具有的防止刑罚权滥用、保障无辜者不受惩罚和保障犯罪人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人权保障机能。⑧对于司法机关的定罪判刑行为而言，一般来说，如果其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那么，其定罪判刑行为肯定是违反法律的，具体而言，它违反了积极的罪刑法定（即违反《刑法》第3条前段），同样，如果其定罪处刑行为违反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那么，这行为也肯定是违反法律的，它同样是违反了积极的罪刑法定。但是，如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各自均有例外规定，那么，在遇到例外规定的情形时，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或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因为《刑法》第3条前段所说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中“法律”包括《刑法》中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也包括其他法律中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依照这些例外规定定罪处刑，同样属于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适用刑法基本原则时应了解这三个基本原则的前述关系。
四、立法建议
通过对刑法基本原则困惑的解读，我们知道，刑法基本原则也存在着例外规定，但是，是否所有的刑法基本原则均应有例外规定呢？从前述分析看，我国现行刑法三个基本原则均有例外规定。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余振东案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达成临时协议后将余振东按难民遣返程序遣返（因不是引渡——笔者注），人民法院在该协议约束下作了判决，这一案件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从国际现实情况看，该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合理性，但是，它却违背了我国现行刑法的基本原则，可见，我国刑法还应增加一些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让刑法内部的各个原则、各个制度、各条条文得以合理配置和楔合。此外，我国现有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尚不够完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
刑法基本原则体系是指由刑法典明文规定的、为全面实现刑法任务所必需的诸刑法基本原则组成的有机整体。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应与宪法精神、刑法基本精神要求相一致，各个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对刑法功能的实现起作用。⑨目前，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共有三个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均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适用和解释的重大原则，符合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它们均理应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原则。但是，我国许多学者已进行科学论证的刑罚人道、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等三项理论规则，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也将起到重大的作用，它们也符合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刑法立法中应将这三个理论规则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二）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为了更好地打击重大的国内犯罪和跨国犯罪，我国必须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但是，我国的国情、传统、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等方面和外国存在着不少差异，因此，在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中，我国在有些情况下作出适当的妥协是必要的。在国际司法协作中，我国与外国就刑事司法协作问题所签的条约协定或临时协议，对遣返、引渡和审理犯罪人将起到较大作用，而以这些条约，协定或临时协议所作的判决可能会与刑法基本原则相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应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就刑事司法协作签订有条约或协定时，应依条约或协定的有关规定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没有签订有条约或协定时，在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可由外交部或最高人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与外国相关部门就个案的定罪量刑问题临时签订刑事司法协作协议。在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应当受临时的刑事司法协作协议约束。”
注释：
①参见王小明、郑文文《余振东被判12年徒刑背后：中方为将其遣返作承诺》
②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6页。
③《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591页。
④《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602页。
⑤《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635页。
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6页。
⑦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8页。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5
关键词：配置规则；多维关联规则；粗糙集；规则提取
中图分类号：tm4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3）22-0025-02
在ap1000核电设备实例产品中，存在着大量的配置规则，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有效获取可理解的、核电业主感兴趣的参数，是产品设计人员关注的问题，关联规则挖掘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提取方法。
为了能够从海量的事务数据中，准确获取核电业主的个性化需要，且保证多维情况下的关联规则挖掘及提高频繁模式挖掘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粗糙集理论的ap1000核电设备产品多维关联配置规则挖掘提取方法。采用该多维关联规则提取技术，提取ap1000核电设备产品的变量配置规则、约束配置规则和有效性规则，以描述产品结构模型中抽象的功能、结构组件关系。
1基础知识
1.1多维关联规则的基本模型
1.2粗糙集的基本理论
1.3决策系统
定义5：冗余规则：若规则与规则、描述的关联关系相同，则称及为冗余规则。
在挖掘多维关联规则时，本着用较少的关联规则表达同样多有效配置信息的原则，在属性约简后只提取强规则而需将冗余规则删除。
3多维关联规则提取的算法描述
4应用实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个性化配置规则的数据挖掘提取方法，本文设定一个具体实例来对其展开说明。
钢制安全壳容器是ap1000压水堆非能动安全保障系统的重要设备，一方面作为核辐射安全屏蔽系统的一部分，是防止核辐射泄漏的第四道屏蔽防护体；另一方面作为非能动冷却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冷却核岛内温度的重要保证，反应堆厂房顶部水箱为防止事故工况下的温度剧增提供加速冷却的作用。
5结语
个性化产品配置规则的有效提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定制化的质量。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个性化知识提取的多维规则提取方法，从理论上给出了面向个性化的配置规则获取算法的描述，并运用实例进行了验证。这种配置规则数据提取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关联规则的挖掘时间和减少配置规则的搜索空间，达到迅速调用产品配置知识的目的，并可为构建基于数据库的产品信息模型知识系统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改进粗糙属性约简和关联规则提取算法的效率。
参考文献
[1]JiaweiHan，michelineKamber，范明，孟小峰.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6
总之，潜规则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扭曲着党内关系；潜规则如网似雾，在党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潜规则如同“雾霾”一样笼罩全党，干扰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侵蚀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污染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发展成为党的肌体上的“沉疴毒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党内潜规则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严重危害，决不可对党内盛行的潜规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当前，彻底清除党内潜规则的影响，是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最终破除党内潜规则、重构政治生态的根本举措。
党内潜规则的产生及形成是利益使然，追名逐利是诱发潜规则的人性弱点所在。当党内法规制度不能给当事者提供最大化利益，而潜规则则能为当事者谋取最大利益时，潜规则就会以其巨大的预期非法利益对人产生强烈的吸引效应。这便是一些党员干部把潜规则作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的利益动因。为此，必须通过完善党内制度法规营造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公平正义的制度的内在特点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并让一切侵害他人的人遭到惩罚。党内法规制度必须要充分体现维护公平正义、奖惩分明的特点。要通过建立党内惩处机制，使抵制党内潜规则的人受到保护，使热衷潜规则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还要健全党员检举揭发党内潜规则的保障机制，加大力度惩处搞党内潜规则的党员干部，同时严格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
党内潜规则之所以律禁不止，得以生存，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文化、人情文化、熟人文化、贪腐文化以及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人身依附等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影响分不开的。这些与当代法治精神相悖离的消极文化，已经成为党内潜规则产生的温床和土壤。因此，清除党内潜规则必须从铲除潜规则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做起。
一是要在党内树立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理念。党的十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先锋队的党员干部要带头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唯此才能鉴别党内潜规则，自觉抵制党内潜规则。
二是要培育体现法治精神的执政党政治生态，加强党的制度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潜规则与党内法规制度是此消彼长、此存彼亡的对立关系。要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打压党内潜规则的生存空间。要通过彰显以为核心的党的制度的权威，强化党的制度教育，加强党的制度意识的培养，促进党的制度内化为党员干部的内心信念、行为模式。当前，要在党内大力培养党内“敬畏制度”特别是“敬畏”的意识，特别要加强党的制度文化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法治观念、廉政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充分发挥党的政治规矩所具有的目标激励功能、行为规范功能、纪律约束功能、体现和保障党的纯洁性和先进，使之成为抵御党内潜规则的有力武器。
对党内潜规则监督的核心是要建立内外结合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机制，切实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使党内潜规则失去生存的空间。
首先要加大党内舆论监督力度，强化党员监督意识。一方面，党的领导机关通过传媒媒介影响党员和下级组织，如提出批评、施行规劝提醒、督促行动等；另一方面，普通党员和下级组织通过传播媒介影响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如揭露党内腐败现象，抨击谋私行为，提出建议、意见等。在此，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党内传播媒介的监督、制约功能。党报、党刊、党建网站是党的重要新闻工具和讨论党内事务的论坛，同时也是社会舆论的表达阵地。因此，党报、党刊、党建网站有责任不断完善监督职能和干预职能。
其次要理顺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党内监督机构对党内潜规则的监督作用。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是党内监督的主体部分，要在维护党的纪律、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党内潜规则方面的监督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党内潜规则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蔽性，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部门在这方面的监督功能，理顺党内监督体系，科学界定党内纪检监察机构的地位、职能、权限，保证专职监督机构的独立监督权。
其三要增强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党内潜规则，自我监督意识不强，思想上消极对待监督、工作上抵触监督，不支持监督，常常有意无意回避各方面的监督。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工作，切实增强党员干部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经通过立法程序，成为正式的法律。其中，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国民法第一次规定习惯为民法法源，具有重大意义，不过这一规定既有得，也有失。
《民法总则》规定习惯为法源之得
1.民法规定法源的含义和价值。民法的法源究竟是什么？就是民法的表现形式、民法的渊源。从一个角度上讲，民法包括普通法和特别法，即民法典以及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民法规范的总称。这些都是成文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民法除了成文法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成文法、习惯与法理。
在民法的成文法之外，还要规定习惯和法理是民法的法源，这是因为社会生活过于复杂，民事法律关系的种类纷繁多样，即使有再完备的民法，也不可能把社会的全部生活现象都概括进来。如果成文法遗漏的民事法律关系没有适当的法律进行调整，就会使这些社会生活脱离法律调整的轨道，特别容易发生纠纷；发生了民事纠纷又无法得到解决，就会使社会无法得到稳定的秩序，民事主体的生活也就无法得到保障。正因为如此，一旦出现民事纠纷，法律又没有规定，就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其他法源，以习惯作为习惯法，以法理作为没有习惯的补充，调整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进行调整的民事纠纷，使其得到解决。这是民法规定法源的一般含义。
民法规定法源的特别价值是，在很多情况下，民事争议的基础并没有成文法作为调整规范，但确实是民事权益的争议，对此，法院不能以没有法律规定而不予受理或予以驳回。正因为民法的法源包括了成文法、习惯和法理，这些都可以用来裁判民事纠纷，因此，法官不得以法律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审判。只要是民事争议，即使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法院应当采取的规则是，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如果以此拒绝审判，即为拒绝审判的裁判违法行为。
2.规定习惯为民法法源的理由。《民法总则》第11条规定习惯是民法的法源，这在1949年以来中国的民法中是第一次。其理由是：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不同。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刑法》如果对某种行为没有明文规定行为，那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只有放弃对这种行为的制裁，另一种是立法规定类推制度加以补充，不过刑法一般禁止类推适用法律。民法则完全不同。对一个社会生活现象，如果民法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因为民法没有明文规定而不存在，它仍然是社会的现实，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如果因为这个没有被法律明文规定的生活现实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了争议，争议是F实的、客观的存在，那就一定要解决。如果因法律无明文规定就让民事争议继续客观地存在下去，现实地发展下去，社会就不能安定、稳定、发展。因此，在民法适用中，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补充法律空白的规则。在一个社会生活现象还没有被法律所规范的时候，能够作为补充的，就是民事习惯，也包括法理。
民事习惯作为人民群众处理相互之间民事关系的惯常做法，是民事关系处理规则的积累，众所公认，在民间有着巨大的说服力，被绝大多数的民众所信服，因此，在解决民间纠纷和民事争议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具体的民间纠纷或者民事争议面前，如果法律没有进行规范，即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官就应当按照民事习惯作为判决的根据，对争议做出裁决，补充法律的不足。法官的裁判艺术就在于创造性地应用法律，有法律的，严格依照法律办案；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要依照民事习惯，依照民法公平正义的原则，创造新的规则，解决民事争议，正纷止争，促进稳定，维护安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正是由于法官的这种审判艺术，才使法官的职业充满了无限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有识之士向往着这个职业，为了它而献身。
中国最早规定习惯的法律是《物权法》第85条。该条文第一次作出了可以依照民事习惯作出裁判的规定，即：“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按照这一规定，例如，在《物权法》和《民法通则》都没有规定越界枝桠根系的相邻关系规则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习惯确定这种纠纷的处理方法，造成损害的要给相邻人予以赔偿。但是，这一条文确定的仅仅是处理相邻关系可以适用习惯，而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只有民法典确立了这个原则，才能够在处理所有的民事纠纷中，只要没有成文法的调整规范，就可以适用习惯进行裁判。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重视民事习惯的应用。法官应当增加自己的阅历，更多地掌握民情和民事习惯，在成文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敢于并且能够依据民事习惯作出判决。《民法总则》规定了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可以适用习惯，就解决了民法适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人质疑，如果准许法官依据习惯作出裁判，会鼓励法官滥用裁判权，违法办案。事实上，如果法官想要违法办案或者枉法裁判，即使没有规定适用民事习惯裁判的规则也是有办法的，照样敢于违法办案或者枉法裁判。法官依法办案，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时候，依照民事习惯作出裁判，这不是鼓励违法裁判，而是让法官更好地依法办案，为当事人解决纠纷。
3.在民事审判中民事习惯的适用规则。按照《民法总则》第11条关于习惯作为法源的规定，在一个请求权没有具体的成文法律作为法律基础时，应当适用习惯作为其法律基础。
对于同一种类事物，由多数人继续通行而视为准则的，就是习惯。民事习惯也称作习惯法。一般的习惯与习惯法不同，习惯为事实、为社会所通行、须当事人自己援用，而习惯法为法律，为国家所承认、为审判官所适用。不过也有人认为习惯法即习惯，二者并无区别。
在民事裁判中，民事习惯的适用是必要的。近十多年来，有些法院对民事习惯的司法运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时间，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民事裁判中适用民事习惯，其规则是：第一，该请求权确系法律所未规定者，需要民事习惯予以补充。第二，该民事习惯具有通用性，被多数人所相信，并且在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的行为。第三，该民事习惯不违反民法的公序良俗规则。良以习惯之具有法之效力，既系由于国家所承认，则背于公序良俗之事，自无自而生，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亦不过对于习惯之限制，而示法官以适用之准绳而已。
《民法总则》没有规定法理为法源之失
1.《民法总则》没有规定法理作为民法法源。民法法源并非只有法律和习惯，还有法理。只有法律、习惯和法理三位一体，才能构成法源的完整体系，才能够全面应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民事纠纷。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行的。
在立法过程中，民法专家都建议规定法理作为民法法源之一，但是立法机关没有接受，《民法总则》只是在第11条中规定了习惯，没有规定法理。这是十分遗憾的，形成了中国民法法源制度的缺，使民法总则制定这样一个规定完整法源的好机会丧失了一半。
2.法理作为法源在实践中具有的重要价值。对于处理民事纠纷，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在一个具体的民事纠纷既没有法律调整，也没有习惯调整的时候，法理就会发挥作用，补充立法不足。适用法理作裁判依据的法源，最典型的案件就是无锡的人体胚胎权属的争议案。对于体外冷冻的人体胚胎的属性究竟为何，不仅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习惯，因此，由于人体胚胎的属性在法律上是空白点，受诉的两审法院都是依据法理进行确认，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民法总则》并没有对器官移植引发的问题，如脱离人体的器官、组织以及冷冻、冷冻卵子等作出具体的规定。遗憾的是，在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中，立法没有对物进行展开类型化规定，只是规定了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对物的其他形态却没有做出规定。当然，《民法总则》也不太好详尽地列出物的类型。但是遗憾的是，在《民法总则》第11条规定民法法源，由于没有规定法理可以作为民法法源，这样，多数法官由于没有法律规定，因而不敢依据法理作出判决。无锡发生的人体胚胎案，其实就是用法理作出的判决，二审法院改判主要考虑伦理情感，夫妻死亡后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又可适度减轻其丧子失女之痛，尽管有争议，但是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好的，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民法总则》没有规定法理作为民法法源，如果法官再保守一点，对于这样的案件就很难处理。
3.处理民事纠纷适用法理作为法源的常见性。《民法总则》第11条规定习惯为法源，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但是没有规定法理作为民法法源，是十分遗憾的。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裁判适用法理几乎是一个常规，各级法院都能够熟练地应用法理作为裁判依据。当一个请求权如果没有相应的民法规范作为请求权的法律基础，也没有民事习惯作为法律基础，就将法理作为请求权的法律基础。例如，《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在《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实施之前，中国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不存在这样的民事习惯。这样的案件有所发生，当时法院就依据法理作出了判决。法理，即法律通常之原理，例如，历来办案之成例及法律一般原理、原则。法理的基本功能系在补法律及习惯法的不备，是执法者自立于立法者的地位，寻求就该当案件所应适用的法则，以实现公平与正义，调和社会生活上相对立的各种利益。
在民事裁判中，以民法法理作为请求权法律基础适用法律，其规则是：第一，该请求权法律基础确系法律未规定者，且无合适的民事习惯作为补充。法理作为第三顺位的法源，于具体案件凡可经由解释而适用法律，或者有习惯可以依循，即无以法理作为裁判准据的必要。只有在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习惯可以适用时，方可适用法理作为裁判依据。第二，该法理为通说，为权威学说，为多数学者所相信。第三，该法理有相应的国外立法、司法经验作为支持。第四，该法理不违反民法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规则。第五，习惯法是否存在，一方面是由主张的当事人依法提出证据外，法院应依照职权进行调查。
以前述共同危险行为案例为例。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规定共同危险行为规则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共同危险行为法律规则，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采纳的是学者的学说。但该学说为多数学者所相信，并且有相应的国外立法、司法经验作为借鉴，又不违反中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能够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予以适用是完全正确的。
法理虽由法官认定，但即以为裁判之准据，则关乎人民之权义，实非浅鲜，故应注意的是：第一，不背离法之精神，第二，考虑当时周围之环境，方可得一公平而合于法理之准据，不能纯凭主观的见解，毫无限制。
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案件，本来有现成的法律适用规则，这就是依据习惯或者法理作出判决。中国法律由于不强调这个规则，造成中国法院的法官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时，往往惧怕没有法律依据而被上级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被算作错案扣发奖金等，而采取不予受理或者驳回了事。这是不对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那些极有价值的典型案例，对于补充法律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件，就这样一驳了之，而放弃了创造法律新规则的难得机遇。
《民法总则》没有规定政策为法源之正确性
1.不能把政策规定为民法法源及其理由。在立法过程中，有关方面建议，应当把政策写到《民法总则》中作为民法法源。我以及其他民法专家提出的意见是，政策不应写入《民法总则》，不能规定为民法法源。理由如下。
第一，政策是党和政府为解决某一个或者某一些问题而制定的指导性意见或者规范，但不是法律。而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尽管民法法源可以有法律、习惯和法理的表现形态，但是，习惯是指的习惯法，法理是指国内外的判例、理论通说、外国立法等，他们经过国家法律的认可，可以作为民法法源，在民事司法中适用。政策不具有这样的属性。
第二，政策虽然也是党和政府的规范性意见，但是其具有灵活性，会根据不同的形势做出适当的变通。而法律的最大特点在于稳定性，是立法机关经过立法程序之后确定下来的，长期适用，不可以临时改变，因而政策不是法律。
第三，制定的主体不同。政策的制定者是党和政府，而不是立法机关；而法律的制定者是立法机关，是立法机关根据党的政策和社会实际需要以及法理，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出来。
第四，法律具有公示性，制定程序复杂，并且要公开颁布，确定实施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生效，正式施行，并且有法院作为适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的强制力。而政策没有公示性或者公示性较弱，没有严格的公示程序，也不能作为法律被援引。
2.怎样看待《民法通则》曾经规定政策为法源。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以前的民事司法中，确实存在根据执政党的政策作出民事判决的事实。那是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足够的法律援引，并且当时的政策和法律之间的界限不清。《民法通则》确实写进了政策的内容，即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做出这一规定的前提，是没有完备的国家法律。但是目前，国家法治基本完备，且民法典编纂完成后，中国的民法就基本完备，并且有习惯作为补充，没有必要再作这样的规定。把政策作为法源的范畴，混淆了政策和法律的界限；在法治完备的情况下，再提出以政策作为法源，是不适当的。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8
关键词:法规则/经验规则/行政法源/行政惯例内容提要:惯例是在法规则与经验法则关系下的一个具体问题。法律规则作为理性的产物，面对社会经验时总有不少无奈与不足，这恰恰是行政惯例生成的内在动因。伴随着行政法理念的变迁，行政惯例作为非正式规范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行政法规则并发挥着不同的效用，体现缓解成文行政法规范的局限、规范行政执法裁量的合理程度、创制新的行政法规则等价值。但在行政法治理念之下，坚持在规则前提下的行政法学研究，仍然是行政法学的基本方法与立场。一、规则与经验之间的惯例马克斯·韦伯认为：“惯例为一种特定的行为，虽然存在着某一种影响，但是并不是由于任何有形的或心理的强迫，而且至少在正常的情况下，甚至也不是直接由于构成行为者特殊‘环境’的某些人仅仅是赞同或不赞同的反应。”这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理解惯例，它是一个行为重复地进行并为人们所认同、遵守，从而构成某个群体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在法学理论领域，惯例被视为穿行于规则与经验之间的特定的社会经验表现形式。法理学在探讨法规则与经验法则关系时，涉及惯例的问题就是，法除了正式规则之外，是否还应吸纳作为经验的惯例。在法学理论上，如何界定法的范围，法是否应包含正式规则之外的经验规则，决定了惯例在法规则中的地位。惯例可否纳入广义的法规范范围，不同理论学派素有争论。近代的分析法学派即强调正式规则，排斥其它一切经验规则。以分析法学派创始者奥斯汀为例，在其法理学框架内，任何一种法律或规则就是一个命令，这种命令包含了一种希望和一种恶，包含了责任、制裁和义务的含义。道德、习惯、惯例等排除在法的范畴之外，不具有法规则的地位，任何不成规则的法都不具有意义或效力。新分析法学派的代表哈特虽在《法律的概念》中对奥斯汀的理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对于奥斯汀的法律命令说，哈特予以否定并以法律规则论取而代之，但对于奥斯汀科学法理学的范围，哈特还是予以坚持。分析法学派的早期观点，遭受了其它学派的强烈批判。在19世纪下半叶，历史法学对分析法学提出质疑，指出若习惯应该被排除在法律之外，还是真正的民族法律的精神吗？法律是靠政治权力推行，还是靠法律背后的社会力量？在此基础上，历史法学阐明了习惯作为法的特定意义。梅因等人也对奥斯汀“独立政治社会起源于习惯性服从”的言说进行了批判。此后，习惯不再简单地被排斥在法律之外了。20世纪70年代批判法学运动，对几乎所有的传统法学进行了诘难，再次对传统上不可侵犯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展开创造性的和多学科的攻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注意到，分析法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虽仍在坚持其正统精神，但在如何对待法规则之外的惯例问题上，很显然作出了较大修正。正如其代表性人物麦考密克所坦白的：“作为制度事实的规则不是法律的全部，一些社会习惯可能与制定法一起发挥着作用。”他还提出法学家应回答有关法律的存在、它在社会中的活动方式以及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可见，习惯、惯例已经在分析法理学的范围中重新夺回一席之地。在中国法学发展进程中，法律规则与社会经验规则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法学家经常面对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法规则之外的惯例？新自然法学派德沃金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启示，他指出在一个社会稳定的时期，分析法学或者实证主义法学是有用的，它们可以解释一个社会的法律问题。但是当一个国家处于迅速变化和动荡的时期，这种法学就不够用了，它们都忽视非规则的“原则、政策和其他准则”的作用。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或许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变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包括惯例在内的社会经验规则，从而满足现实所需。所幸的是，我国法理学界对习惯、惯例的研究并不少见，有些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的法治激变的过程中，不论人们承认与否，习惯都将存在，都在生成，都在发展，都在对法律发生着某种影响。习惯也将永远是法学家或立法者在分析设计制定法之运作和效果时不能忘记的一个基本的背景。这就在我国正致力于不断完善法规范、强调规则权威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尽管可能不受主流观点欢迎却值得反思的问题。而行政惯例则是这一问题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如何分析、认识行政法规则与行政惯例等非正式规则的作用关系，是行政法学面对社会现实而必须重视的问题。二、行政惯例的生成及意义从行政法学发展史看，伴随行政法理念的变迁，行政惯例以非正式规范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行政法规则之中，并发挥着不同的效用。近代行政法治发展初期，行政法理念核心为控制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避免政府走上专制独裁的老路，依法行政成为绝对的、消极的、机械的公法学原理，表现为典型的形式法治。在这一理论指引下，立法力求细密，避免概括条款，习惯法、法理及司法判例、绝大多数的行政法规范解释不得为行政法之渊源，行政规章命令不得为拘束人民之规范成为近代立法国的基本信条。这与早期分析法学派理论也有密切关联。既然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到法律规则的严格规制，成文法成为唯一的法源，行政惯例当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向纵深发展，政府权力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有大量的扩张，再要求行政权力严格依议会立法行使已不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为适应社会对行政的需求，立法机关赋予行政机关大量的权力，其中也包括了行政机关的法规范制定权、解释权、行政裁量权。非正式规则也可能成为行政权力的解释依据或权力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超越法律文本的解释在实践中并不少见，“依法行政”显得有些徒有虚名。并且解释规则的多端变化甚至超越法规则的做法，无疑会使人们无所适从。为此，行政法理论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即重新返回到宪政框架内来进一步反思行政权力的运行，要求行政权力应受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民权利制约。在此前提之下，同时主张实施行政机关对行政法规范的解释及运用，发挥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对正式规则的补充作用，促进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互动。[11]然而完全遵循实用主义法治模式，允许解释权任意超越法律文本，也可能从根本上毁灭规则本身存在的意义。唯有在法规则之下来探讨与非正式规则的互动作用，即选择实质法治路线，才是更为妥当的策略，行政惯例在行政法领域仍有重要意义。行政惯例得以生成的动因还在于其本身内在的价值与效用。由于法律规则作为理性的产物，面对社会实践时总有不少无奈与不足，而惯例作为经验规则可以弥补正式规则的种种缺陷。美国学者德博拉·斯通(DoborahStone)在《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中指出，在城邦[12]中，正式规则的执行和观察都必须依据非正式的“基于经验的规则”，因而执法者往往更多地是依赖于一些非正式的、也许是基于直觉的指引，并以一种符合他们自己的公正观的方式来对犯罪现象施加处罚。而他们的公正观是来自那些非正式的规则，诸如：社会习惯、相应的规范、道德信念以及现存的惯例。[13]作为理性的法规则，固然寄希望于通过正式规则将社会的所有情况囊括其中，精确完备地陈述，并意图将这种规则彻底、灵活、价值无涉、平等对待地在现实生活中贯彻落实，但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往往并不能如其所愿，正式规则也不可能完成如此多的完美要求。所以，德博拉·斯通诉诸城邦模式的规则来弥补理性的法规则。结合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特点，他指出城邦模式(经验规则)与理性模式(正式规则)并存，有必要性及重要意义。这些理由包括：适当的随意处置权是必要的；政策问题过于复杂而多变，乃至于不可能形成完全详细的规则；危机感以及立法议员可能通过起草模糊的规则来取悦选民；起草不带有弥漫性激励的规则是不可能的；规则的灵活性可能要求其模糊一点；执行者是处于许多影响和压力之下，而无法彻底贯彻之；等等。[14]无疑，上述论证观点已从规则的内、外部原因，以及国家政策本身的内在特性角度全面总结、揭示了行政法规则在现实中必然依赖于经验规则这一客观事实。具体来说，行政惯例在规则治理之下的行政法治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可以弥补行政立法的缺陷。立法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现实，不可能摆脱“滞后”或者“空缺”之尴尬，在规则范围内借助、参考生活经验来进一步规范解释行政权力，既是维护现有的形式法治之需要，也是满足实质法治更高要求之需要。二是可以减少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由于立法机关的目标是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随意处置权，而不可能消除所有的随意处置权，[15]法规则之下的裁量权是行政权必须预留的空间，因而行政法规则时常会有不确定的概念或模糊表述，交由执法机关或执法者来裁量判断。三是参照行政惯例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行政裁量的随意性，约束行政权力，保持权力的连贯性、一致性。如前所述，中国法治处于德沃金所谓“处于迅速变化和动荡的时期”，特定法治发展背景及发展路径决定了奥斯汀等代表的纯粹分析法学远不够用，法律的稳定性无法满足社会变化的要求，法律不能不顾及社会新的要求，更不能否定新的社会要求，不能“忽视非规则的‘原则、政策和其他准则’的作用”。这就要求行政法学不仅从形式而且从实质的角度来考察行政与法的关系。那么，行政法治的关键已不再是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还需考察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正义性”，从而使“依法行政”上升为“合法行政”。[16]当然，行政惯例并不总是体现积极作用，也可能存在负面的掣肘作用，甚至破坏现行的行政法规范，给行政法治造成负面影响。常见的现象就是，部分行政规范实质上已为所谓的“潜规则”所代替，规则在原来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中已悄然走形。这些所谓的“潜规则”俨然就是名副其实的惯例，此类惯例很可能通过行政执行者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明示或者心领神会的默示来得以实现。德博拉·斯通就指出，公共住房的官员为了让处于一种正式的“先得先到”制度中老年人或白人的公房申请优先得到满足，教他们如何才能取得急需住房的资格。[17]在中国特定的行政法治环境下，类似情形并不少见。行政执法部门在面临着人力、财力不足，整体社会法治程度不高，法治意识不强，配套法律规范不齐全等诸如此类的不如意现状时，执法者会在公共利益、部门利益，或者一小部分人利益选择中徘徊不定，甚至通过惯例选择性地规避法律，这种较为常见的惯例可称之为“选择性执法”，在一些行政机关“选择性执法”已成为惯用思维。这种所谓“选择性”的执法与过去背离法治规则之下的“严打”不同，前者是通过规则下的技术手段或者在裁量范围之内借助社会经验规则选择执法，这些执法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社会普遍共知的“惯例”。诸多此类的“潜规则”虽然披着合法的外衣，但已对规则所保护的“公平正义”构成威胁，其本身往往就是权力寻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比如，文化管理部门定期举行一些专项的检查工作；公安治安执法大队在一些重大节假日之前突击检查治安管理工作；环境保护部门在面对大量的执法任务而人力不继的现状面前，并不是加班加点地忙碌于执法工作，而可能借助其内部一些执法者或者执法对象知晓的经验规则来执法。税务部门执法中存在的一些惯例法则，更是常为社会公众所抨击。这些执法过程中，均存在执法时间、执法对象、执法力度等多方面的权衡与选择。虽然这些行政惯例有其实用主义的背景及缘由，但与行政法治目标还是相去甚远，正如近年来宪法学科曾经有“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学术争论[18]一般，也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这些经验规则是否已经蚀损正式规则的公平性与正当性姑且不论，其生存于法规则之下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对其视而不见。三、作为法源的行政惯例行政惯例系在行政活动过程中形成，是行政机关在针对同类事务反复使用的处理方式、手段、步骤等等。这些惯行做法，经过渐进的选择与定型，遂成惯例。行政惯例形成有其行政内部的自生自发机制，一般来说，所形成的惯例规则，必然融合了众多有影响力的事件或者具体的情况，结合了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和经验，并整合了利益不同的双方或多方的共同意志。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通过司法审查来检验行政机关在规范解释权中适用的行政惯例等经验法则是否越权，司法审查的范围与强度直接决定了行政惯例可能的生存空间。[19]而在成文法系的国家，行政法学理论更多是围绕行政惯例能否成为行政法法源等基本问题展开研究。本文考虑到我国成文法系特点，选择了作为法源的行政惯例这一视角分析。德国行政法理论认为，习惯法的产生必须具备下列三项前提要件：一在客观上，必须有长期的及一般的惯行存在；二在主观上，当事人确信此项惯行的合法性；三在形式上，该惯行有作为法规的可能性，亦即其内容充分明确特定。[20]此外，习惯作为特定的行政法之法源，与传统的成文法法源相比，其特征及形成条件还有：一是习惯不应与现有的成文法相冲突，且得到长期普遍的实践惯行；二是习惯与成文法的制定不同，是由当事人及关系人自己共同创造的法规范；三是习惯法的成立并不一定以得到法院承认为要件，仅有存在争议时，才可能进入法院视野，法院在裁决争议时一般也承认其做法；四是习惯法可因前述的前提要件丧失，即归于消灭，或因事后成文法公布或另一个变更的习惯法，以致失其效力。[21]习惯与惯例内容是否同为所指，祖国大陆学者一般没有更深的探讨。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存在异议来看，其认为行政惯例系行政机关处理某类事务反复之惯行，与习惯法含有一般人普遍确信其法的效力之要素者不同。[22]笔者认为，两者的分歧在于，习惯法理论上是根据民间法、社会经验法则提炼而成的，而行政惯例是行政机关内部形成的习惯做法。出于对行政力控制及保障民权之考虑，要求出自行政内部的惯例唯有取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具备了习惯法的基本要素，才可视为习惯法。这就是行政惯例可作为法源的基本要件与前提。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的判决中也认同具有行政先例性质的惯例可视为习惯法，即单纯的行政惯例不可视为习惯法，但由行政机关一般性的反复继续进行处理所形成的行政先例，则可承认其具有习惯法地位，行政机关也应受其拘束。如在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59年“判字第五十五号判例”即采此见解：“行政先例原为行政法源之一，如非与当时有效施行之成文法明文违背，自得据为行政措施之依据。”[23]可见，行政惯例能否成为行政法源，条件限制非常严格。尽管行政惯例的定位在理论上并无争议，在实践中也得到承认，但“行政法院”历年裁判中直接适用为习惯法的，并未可见，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事实来认定，不发生是否采用习惯法作为裁判依据的疑问。[24]我国作为行政法治相对薄弱的国家，行政法理论界长期以来并未对不成文法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不成文法源的重视及深入论述直至近几年才开始出现。[25]专门针对行政惯例的研究成果更少。早期的研究者，大多将行政法的法源定义为，行政法来源于哪些法，其表现形式怎样。[26]长期以来，囿于成文法的传统，我国行政法学界大多数学者一直不承认包括行政惯例在内的行政习惯法、司法判例、一般原理与法理、学说以及国家政策等诸多不成文法渊源。只有少部分学者敏锐地指出不成文法源的应有地位，提出在我国行政法的渊源中，法的一般原则、判例、惯例等不成文的形式也应得到考虑和重视。[27]但他们也并未深入开展更多的研讨。从目前学术观点来看，行政法上不成文法源的意义及其正当性已取得一些共识，主要包括：一是成文法的局限性；二是法律多元之趋势；三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不成文法渊源在行政法上存在的主要理由是：有效克服成文行政法律规范的局限；主动应对行政裁量日益扩展的挑战；积极推动行政法规则的自我更新。[28]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可体现出的基本功能有：缓解成文行政法规范的局限；规范行政执法裁量的合理程度；创制新的行政法规则。行政法理论研究者将行政惯例视为行政法上的不成文法源，这本身就是采取折中的做法，这种做法或许既能解决不成文法国家受束缚于正式规则的困境，又能将这些惯例等不成文的经验规则纳入行政法之视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行政法学理论的研究趋势表明，行政法学理论已经愈加注重关注社会的经验法则对行政法治的功能。有学者提出，在行政法的解释中应该重视目的论及能动论的解释，注重考虑法的目的、法的制定时期、与其他法规的协调以及现实社会的要求等，持随机应变的态度，尽量求得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结论。[29]现代行政法治提出的诚信政府、合理行政、信赖保护等原则与目标，也对进一步发挥行政惯例的效用进行了思考。例如：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因素[30]及情理性，[31]无疑，行政惯例即属于其考虑的因素之一。也有学者提出，政府诚信原则的内容包括行政主体之间的诚信、行政立法的诚信、自由裁量领域中的诚信、行政合同中的诚信、行政指导中的诚信。特别是在自由裁量领域中的诚信，应考量行政惯例。[32]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新近的研究已将行政惯例的定位提升到行政的合法性之高度，指出先例(惯例)能够成为法律议论的根据是出于法治的一个内在要求，在行政法中，政府也需要尊重或者考虑民间的习惯，而悖逆惯例的行政行为将引起合法性危机。可以预见，我国的行政法学发展在成文法规则基础上加强行政惯例这一不成文法源的研究显得日益重要。另外，司法权通过判例的形式强化行政惯例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行政法领域并无判例制度，但司法实践中的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已然展开，部分案例将行政惯例确定下来后，强化了惯例规则的内容和效力。将判例作为行政权力的指导性规则，本身就是一种惯例，而“遵循司法先例”有较为成熟的理论系统支撑，因而以司法判例的新形式保存下来的行政惯例的规则内核，将更少受争议和更具可接受性地成为行政法法源，在未来的行政审判中实现其规范价值。四、行政惯例的现状分析在对行政惯例的现状分析之前，须给行政惯例以科学的界定。笔者认为，行政惯例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基于对某类行政事务处理方式的反复适用而自然形成的，并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行政性。这一特征决定了行政惯例的形成与行政活动密切相关。第二，自发性。行政惯例是在行政过程中，由当事人及关系人自己共同创造的规范。第三，反复性。行政惯例是由于某种行政处理方式的反复适用而形成的，可能因为事后立法公布或为另一个变更的惯例所代替而失效。第四，约束性。单纯的行政惯例并非行政法的正式法源，但是行政惯例在实际行政活动中发挥着准行政法律规范的作用。第五，不成文性。行政惯例以不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某种做法一旦予以明文规定，则演变为其他成文法。第六，合法性。一般来说，行政惯例不应与现有的成文法相冲突，否则即因违法而无效。从行政惯例的具体形态来看，既有书面的、要式的规则，也有非书面、非要式的惯行，所以行政惯例是不可能穷尽列举的。鉴于行政惯例的复杂性与灵活性，笔者结合我国行政实践中出现的惯例及问题，对行政惯例作以下梳理、分类，并罗列一些例子作实证分析。(1)行政内部的工作规则。这些内部规则主要用来规范会议、文件、请示、指示、批示、组织人事、工作制度等。[33]这些行政惯例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部分规则是关于行政程序的惯例。比如，关于批示的惯例，下级请示上级，先由分管领导批示，最后由主要领导批示。再如，关于副职分工的惯例，组织法(编制)虽然有对领导职数的规定，但具体哪个人分管哪一“块”并无明确规定，惯例是资历老的作为“常务”副职，其次谁分管的事务重要，谁的“排名”在前。[34]又如，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形态包括六种：请求批准的内部程序、指挥命令的内部程序、指导建议的内部程序、行政认可的内部程序、记录在档的内部程序，行为备案的内部程序。[35]这些内部程序基本上也是以惯例的形式出现的。(2)行政权力对外运行时形成的惯例。这一类惯例是行政主体根据法规范，结合实际的工作需求，形成的用以规范行政管理过程中有关程序内容及实体内容的惯行做法。如公安派出所在处理治安案件时的调解制度、婚姻登记部门形成的询问调解制度、国务院每年的第一号文件内容为三农问题等等。(3)参照法院案例指导制度形成的先例。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行政法领域无判例制度。但是法官及行政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往往会参照案例的判决，包括权威法学家选用的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判例，这些案例是具有一定指导作用的先例，也可视为确认下来的行政惯例。(4)根据行政法原理(非原则)形成的行政惯行制度。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法并未规定“复议不加重原则”或“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但这些原则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认同的行政法原理，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实践中一般也是这样做的，这种做法也可视为行政惯例。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行政惯例的相关制度。首先，我国的行政法治特别是内部行政行为及相关制度完善尚需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行政惯例在行政法中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行政机关运用惯例就是行使公权力的过程，它既可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也可能侵犯公民的权利，这是一把双刃剑。有些行政惯例在世界各国公共行政领域之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相提并论，具有类似的约束力。例如《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1984年)第8条规定：“跨国公司的机构单位应受其经营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确立的行政惯例约束。”wto透明度原则也明确要求，成员方应当公布行政惯例与行政政策。因而约束行政惯例非常必要，应尽快将条件成熟的惯例通过正式的规则确认下来。其次，应将行政惯例公开化、透明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信息公开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该条例的颁布确实为行政惯例的公开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大部分行政惯例也应属于该条例第九条所列的应该公开的信息内容。该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因而，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一些工作惯例，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再次，适时考虑将部分行政惯例纳入司法审查。行政惯例虽是没有形成法规范的一种惯行做法，但事实上作为不成文的法源，直接约束行政机关，间接约束行政相对人。因而通过司法程序客观公正地审查依据行政惯例和行政规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在这一点上，有学者进一步结合行政机关法律适用的特点，指出行政惯例应受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会优先适用低位阶的规范，更多的情况是首先适用自己本部门的一些行政规范(规范性文件)，依照自己的行政惯例作出行政行为，即所谓的适用优先原则。这种行政机关法律适用和司法机关法律适用顺序倒置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机关对行政规范和行政惯例需要进行司法审查。[36]仍需强调的是，惯例固然有其生命力及其价值，但在法治理念之下，坚持在规则前提之上的行政法治研究，仍然是行政法学的基本方法与立场，但若不从生活中吸取营养，对鲜活生动的惯例予以充分关注，进而反思规则的效用与实现，也不可称为行政法治的长久之道，这也正是行政法学者仍需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的动力与源泉，或许这也验证了行政法自身发展特有的规律：重构、解构反复循环的复杂过程。注释:[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6页。J.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p.89，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895.[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SeeHutchinson&monahan，"Law，political，andtheoriticallegalscholars"，36Stan.L.Rev.199(1984).转引自吕世伦：《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neilmacCormick，institutionsofLaw:anessayinLeg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p70-72(2007).[英]麦考密克、[奥]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SeeH.w.R.wade&C.Forsyth，administrativeLaw，7thed.，Clarendonpress，p.5.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增订新版)，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11]高秦伟：《行政法规范解释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19-20页。[12]作者将城邦中的规则分为理性模式及城邦模式两种。前者指正式的法规则，后者泛指经验规则。[13]、[14]、[17][美]博拉·斯通(DoborahStone)：《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顾建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第295-296页，第295页。[15]K·C·大卫：《随意处置的公正》，3版，217页，乌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1年。转引自前引博拉·斯通书，第292页。[16]胡建淼：《关于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的探讨》，《中国法学》1998第1期。[18]参见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法学》1997年第5期等有关文章。[19]有代表性的案例如：ChevronU.S.av.natur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467U.S.837(1984).[20]Fritzossenbühl，inerichsen，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10.aufl.，§6Ⅷ1Rn.73.转引自翁岳生：《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21]、[23]翁岳生：《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第142页。[22]、[24]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25]应松年、杨伟东：《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26]参见王珉灿：《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7-10页；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1996年版；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等。[27]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新论》，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王连昌：《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17页。[28]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43页。[29]胡锦光、杨建顺、李元起：《行政法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30]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7页。[31]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32]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33]崔明逊：《行政惯例论》，载应松年、杨伟东：《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266-270页。[34]宋功德：《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载罗豪才：《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35]吉龙华：《试探行政惯例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36]胡悦、刘剑明：《试论行政程序惯例的表现形态与社会功能》，《河北学刊》2009年5月。[37]张淑芳：《论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地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38]尹权：《论行政惯例的司法审查》，《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9
【关键词】企业公文；处理工作；问题
一、做好公文处理要完善制度、明确职责
公文处理，贵在按章操作。这个“章”就是各级机关出台的有关规章制度。国家、企业所在地党委政府都有明确的公文处理办法和相关制度，企业应结合生产经营活动，参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制度，适时制定和修订企业自己的公文处理办法，使之成为企业公文办理的主要依据。
企业的公文处理办法，要对企业机关公文处理的内容、流程、权限等作了详细规定，明确各级领导、机关部门和各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在公文处理中承担相应职责。一般来说，国有企业的机关办公室是企业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和公文运转的中心枢纽，通过公文处理为领导决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在公文办理中，以企业名义上报的上行文，以企业名义制发的下行文、平行文，均应由办公室统一负责审核把关、流转办理。同时，企业办公室应负责指导下级机关开展好公文处理工作。由于企业业务层面多、专业特点突出、工作即时性强，企业办公室可根据实际提高企业职能部门发文的权威性，规定企业机关各部门在规定的发文事项范围内，可以向所属机构印发部门文件或函件，这样可以提高专业工作发文的效率和质量，这样自然会加大部门和审核责任和办公室的监管责任，所以相关的制度建设和培训工作也要及时跟进，责任和分工必须明确。
二、公文处理环节要严格程序、有序运行
企业公文处理工作一定要讲程序、讲规范，这是公文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体现。一个企业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及有关规定就是企业公文处理的“尚方宝剑”，公文的运行管理必须按照“办法”规定履行严格的审签手续，严格按照程序办事。
首先，要严格按权限行文。企业的总部机关还是下属部门、公司都要在企业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文。拟文时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主动与有关部门口头协商后行文。凡涉及到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的公文，在办公室审核之前应由企业管理和法律部门对其合规性进行审查，以确保企业经济运行的安全。公文送负责人签发前，应由办公室，对“是否确需行文，行文方式是否妥当，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和拟制公文的有关要求，公文格式、文种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等进行认真审核把关。公文正式印制前，应当进行复核，重点对“审批、签发手续是否完备，附件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统一、规范”等进行复核，经复核需要对文稿进行实质性修改的，应按程序复审。
其次，要严格按程序报送。不规范的公文要坚决不予上报。凡报送上级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文件，须以企业名义一个出口上报，以保持决策的统一性和信息的完整性，相关业务部门和办公室必须认真审核、严格把关。企业对外发公文尤其要严格把关，外发公文主要包括向上级单位报送的上行文和向地方政府、社会机构等报送的函件，这类文件的受文单位不是企业自身，因此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公文办理要求处理，以免退文而影响公文运行效率。如报送请示性公文，应坚持一文一请的原则，主送一个上级机关，不得多头请示，否则不能办理，如需其他相关的上级机关阅知，可以抄送；无特殊情况，不得越级向上级机关行文，更不得越级请示问题；请示、报告不得联用，报告中不得夹带请示事项；不得将需报请地方党委、政府审批的公文直接报送领导个人。对不按程序越级行文、擅自横传、多头报送的现象，企业要严格把关、及时通报、规范运行。
三、公文审核要严格把关、确保审核质量
按照国家和地方党委、政府一般公文处理要求，企业办公室必须从文件签发前、印制前、收文办理的拟办前三个环节加强审核把关，以提高公文办理质量。一般来说，公文审核应首先要审核有无行文的必要，应该会签的部门是否会签，内容是否符合法规政策，结构是否合理；然后再从文字、语言风格把关；其次，要协调拟稿部门搞好修改。拟稿人员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要依靠主办部门，对于内容不成熟或需作大量文字修改的文稿，可协商退回修改，不可包办代替。再次，核稿人员要尽量掌握发文背景和意图，遇到不清楚或者有疑问的地方，业务部门是调查的对象，必须虚心向专业部门请教，弄清来龙去脉。
有关规则的作文篇10
过去，我国刑法学和立法学研究很少涉及刑事立法技术问题，偶尔涉及也仅限于对罪状表述方式的分析。这样造成我国刑事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刑事立法技术问题亟待加强研究。本文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刑法中总则与分则、普通法与特殊法、列举与归纳关系问题加以探讨，总则规定的内容具有共性，它指导着分则内容的正确实施。分则规定的内容具有个性，它是总则内容的具体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总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结构简练，但也有不够明确的缺点；分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条文明确，但也有不够简练的缺点。为了使法典既简练又明确，刑法典采用总则、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总则、分则二者的关系遵循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逻辑原理，使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在不违背总则的原则下，分则得特别规定优先适用。当然，如果分则没有特别规定的，应当以总则进行定罪处罚。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是面与点的关系，使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特殊法优于普通法适用，但是，特殊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普通法与特殊法互相配合，就严密了法网，提高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程度。列举法与归纳法这两种立法技术在刑事立法乃至整个立法活动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列举法简单明了，让人一目了然，但是不能穷尽。归纳法从大处着眼，覆盖范围广，但是往往不够明确。为了既严密法网又明确规范，我们应用这两种立法技术时，应当注意列举要尽量穷尽，归纳要尽量让人明知。以求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技术，从而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执法统一以及公民理解和掌握法律。
关键词：
刑事立法技术罪刑法定总则分则普通法特殊法列举归纳
一、刑事立法技术的概念、范围及其意义
（一）概念
刑事立法技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使立法技术科学统一、可行的基础。虽然刑事立法技术看起来只是一个有关法律内容科学表达的形式问题，但从执行和守法的角度看，它其实又是一个内容问题，立法技术的完善与否关系到罪刑事定、法制统一和司法公正的实现。[1]
一般来说，立法技术是指关于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规程和方法的总称。立法技术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立法技术指关于法律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系统化以及法律条文的修辞、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达的规则等。广义的立法技术出了包括上述狭义立法技术范围之外，还包括：1、关于立法机关组织形式的规则，包括立法机关的产生、组织、职权、任期、会议形式等；2、关于立法程序的规则，包括提出和讨论法律草案，通过和公布法律的形式等。
鉴于立法机关与组织形式的规则、立法程序的规则等问题是所有立法的共性问题，跟刑法内容不甚紧密，在此，我们仅就狭义的刑事立法技术加以探讨。
（二）范围
根据通行的关于狭义的立法技术的观点，刑事立法技术的范围包括：1、刑法的延续技术。即刑法的承前启后或立、改、废技术问题。它要求立法者认真研究法律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既是对刑法进行修改与完善的形式和方法。2、刑法的结构技术。即刑法的结构形式。它要求刑法的各章、节、条、款、项、目及条文内部要素中的罪名、罪状、法定刑应当安排得统一、合理，与法律的内容保持一致。3、刑法的语言技术。即刑法如何使用语言、文字，合乎逻辑地表达法律的精神。它要求法律内容必须表达明确，语言要简洁、易懂、通俗、正确地反映法律规范的立法原意。
（三）意义
一部好的、完整的法律，其立法技术的运用起着关键的作用。完善刑法的立法技术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目前在我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中却遇到了现实的冲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技术上的问题。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多义性，不完善的立法技术使人们对法律发生误解、矛盾的规定更使立法者不知所适从；而立法中有些只有假定，没有处理和制裁的规定，则使司法人员无所适从。因此，罪刑法定必须是罪刑的明确、唯一的规定，否则，罪刑法定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还是由人定。
2、有利于执法统一。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使刑法中很多问题的界定和判断交给了法官。法官不是立法者，立法技术上的缺陷，造成了立法权的旁落，也导致了执法上的混乱，“执法必严”就必然有了水分。只有改进立法技术，才能使执法者对法律有统一的理解。
3、有利于公民理解和掌握法律。我国现行刑法的技术上的缺陷，使法律专家也对某些问题上的理解众说纷纭。“立法者的谦虚成了理论界的骄傲”。因此，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应充分尊重我国公民文化素质的现实，在协调统一的同时，还要能明确、易懂，在用法上是充分尊重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和含义，使刑法能够真正“布之于百姓”。
二、刑事立法技术与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之实现
法治国原则作为现代民主的一般指导原则与理念，要求对干涉公民自由的行为首先应从立法上加以规定，以实现法的安定性。对这种基于人权保障的要求波及刑法领域，便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生。由此，罪刑法定主义便成为一项基本的法治国原则。是否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及其施行程度如何，成为衡量一国法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国自1997年于新修订的刑法典中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地位以后，朝着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进程迈进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一）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涵义
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对什么是犯罪以及对犯罪处以何种刑罚由刑法条文明确予以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为刑。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主义之“法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成为罪刑法定主义的重要派生原则。因此，刑法条文必须清楚地规定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是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对犯罪的规定，对于概括性或模糊性的表述尽量不用或少用，以使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从最伟大的哲学家到最普通的公民都能一眼看明白。”刑法规范是否达到明确性的基本要求，是检验现行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要求的技术标准，也是立法者制定未来法律时必须遵循的宪法义务。尽管刑法规范明确性原则是对全部刑法规范的要求，如基本原则、效力范围、因果关系、排除犯罪的原因、犯罪的表现形态、量刑的情节等，但意大利学者一致认为，其核心是“要求对犯罪的描述必须明确，使人能准确地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即立法者必须用明确的语言描述各种犯罪具体的犯罪构成。所以，不少人干脆就将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称为“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或者“构成要件典型性原则”。
由于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原则能够明确立法意旨，能够有效划分刑罚权的界限，能够防止司法擅断，能够给公民提供安定的法准则，以便准确地预见自己的行为，最终有效保护公民的自由。“如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准则，比方说，由于模糊的、不精确的法规而受到侵犯的话，那么我们能够自由地去做的事情就同样是模糊的、不精确的。我们的自由的界限便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行使自由就会产生一种合理的担心，从而导致对自由的限制。”因此，“通常对罪刑法定原则真正构成危险者，并非类推而适用法律，而是不明确之法。”明确原则因此可以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
如果法律规范不明确，即使罪与刑都由法律做出规定，仍然难以做到准确定罪量刑。过于笼统、粗略的立法规定，只能徒增司法的随意和难度。一方面既可能因其具体含义不明难以适用而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又可能诱使权力滥用，导致出入人罪，宽严皆误。因此，最大限度地实现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当然是我国刑事立法上永远追求的目标，这对于法治建设相对落后的我国来说自不待言。但是，对于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然状态也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勇敢承认，以使我们在追求明确性目标的过程中不至走入极端，不至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地说，新刑法将罪刑法定做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于刑法第3条之后，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法治观念已经大为改观，但同时还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
（二）刑事立法技术的应用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现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如立法正确指导思想的树立、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等。由于过去我国刑法学和立法学研究很少涉及刑事立法技术问题，而刑事立法技术问题对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此，我们就着重对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进行探讨。
过去，刑法学所关注的立法技术问题，往往仅限于对罪状表述方式的分析。诚然，罪状描述方式的多样化，为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方式提供了必要的选择余地。但就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而言，刑法分则对罪状的表述，应主要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来阐明其犯罪构成的特征。如果有必要采用引证罪状或参见罪状的方式，则所指行为的特征应在相关的法律条款中得到具体反映。这里着重探讨的是另外几种对增强罪刑法定明确性有积极作用的立法技术问题。
1、总则与分则
（1）我国刑法中总则与分则关系问题检讨
总则规定的内容具有共性，它指导着分则内容的正确实施。分则规定的内容具有个性，它是总则内容的具体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总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结构简练，但也有不够明确的缺点；分则的优点是能使法典条文明确，但也有不够简练的缺点。为了使法典既简练又明确，刑法典采用总则、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总则、分则二者的关系遵循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逻辑原理，使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在不违背总则的原则下，分则得特别规定优先适用。当然，如果分则没有特别规定的，应当以总则进行定罪处罚。[2]
就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总则与分则的关系看，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检讨。现行刑法总则结构基本上沿袭了1979年刑法总则的规定，根据当前刑事司法的变化和刑法科学的发展，在与刑法分则关系的协调上，其存在下列问题：
①刑法总则的涵盖范围过小，有必要进一步充实其内容。我国刑法总则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保安处分、刑罚和保安处分的执行等内容。对刑事责任虽然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对刑事责任的概念、依据、实现方法没有作系统规定，有必要补充增加上述内容，以完善刑法总则内容。
②刑法总则的有关章的排列顺序与分则条文的排列顺序不符。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可以调整为：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事责任；第四章刑罚；第五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六章保安处分；第七章刑罚和保安处分的执行；第八章其他规定。这种刑法总则结构能够体现刑法适用的内在逻辑规律，即：一般原则规定，什么是犯罪，犯罪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人应受刑罚或者保安处分，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或者保安处分，达到改造犯罪分子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其他规定”的内容重点是关于名词含义的规定，其效力涉及总则、分则和负责以及其他刑法规范等整个刑法范围，因此应将它列入总则。这样刑法总则就真正地统领指导刑法分则，刑法分则也便是真正的刑法总则具体化了。
按照当代科学性法体系来衡量，刑法分则存在下列问题有必要进行改进：刑法分则章、节、条结构规定的不统一，不协调。刑法分则共分10章，其中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下分别设八节、九节，在节下设条，其他各章，在章下直接设条没有节的规定，这种结构显得非常不协调；各章规定的条文多少相差很大；刑法分则条文的设定很不一致，有的一条规定一种犯罪，有的一条规定集中犯罪，有的几个条文规定一种犯罪，还有些条文没有规定犯罪，致使规定一些解释性的内容，显得条文规定很不统一。例如，刑法分则对贪污罪的规定就分别规定在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第394条、第271条、第183条中，既分散又不集中，更不便于适用。走私本应归并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专节规定中，却生硬地规定在犯罪之中；将第五章中“”解释规定在这节中，显得不伦不类，既有损于刑法结构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也便于对刑法的理解和实施。
（2）总则与分则立法技术的完善
在总则方面，除了进一步充实刑法总则内容、调整有关章的排列顺序之外，应当进一步健全刑法总则中每章下设的节，同时将刑法的溯及力问题规定移到刑法附则中。这样可以使每章内容清楚，便于对刑法总则内容的理解和运用。
在分则方面，应作如下完善：①分则应只设章、条，不设节。将所有的犯罪严格按其同类客体分类，如将金融诈骗罪归类于诈骗罪中，每类犯罪为刑法分则的一章，可以比现行刑法规定十章多几章，但也不宜规定太多章，宜将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下设的节犯罪合并为几章犯罪，从而使每章规定的犯罪趋向相对平衡。②刑法分则条文设置上坚持一条一罪的原则，取消一条文规定数罪和数条规定一种犯罪的立法模式。例如，所有贪污罪都规定在刑法第382条中，其他条款不再另作规定。③统一刑法章罪排列顺序标准，力求完全按照同类客体社会危害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④解决罪名阙如问题，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补充新罪名。
2、普通法与特殊法
（1）我国刑法中普通法与特殊法关系问题检讨
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是面与点的关系，使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特殊法优于普通法适用，但是，特殊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普通法与特殊法互相配合，就严密了法网，提高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程度。
（2）在处理普通法与特殊法关系问题方面，现行刑法典有一些地方需要检讨。1979年刑法中存在“口袋罪”问题，现行刑法分解了这几个“口袋罪”，可为使立法技术的一大进步。这是因为“口袋罪”问题不利于罪刑法定明确化，不利于执法统一。“口袋罪”罪名抽象广泛，罪状模糊、笼统，法定型与具体罪行缺乏对应性，在实践中带来了很多弊端。新刑法对“口袋”进行了详细分解，使之罪状清晰，罪行结构合理，合理地处理了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
但是，现行刑法中还存在着一些普通法与特殊法关系处理不当的问题。如：诈骗罪问题在刑法分则中分成普通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两部分规定，金融诈骗罪又分为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金融凭证诈骗罪等，内容庞杂，但漏洞百出。还有从“口袋”罪中分解出的罪、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罪，更是问题丛生。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对这一问题认识不一，分歧很大。[3]
（3）普通法与特殊法立法技术的完善
新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是一种概括的罪名，除此外还在其他章节中规定了一系列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骗取外汇罪等。这些诈骗罪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虚构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的行为。只不过是诈骗的具体手段或者财务的具体性质不同而已。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即是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从节约法律条文看，将所有的诈骗罪都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分别规定处不同的法定刑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所有诈骗罪都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可以充分考虑各种诈骗犯罪行为的处刑轻重，使其定罪处罚都协调。
此外，新刑法第397条规定，凡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具体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都要按照有关的具体条文规定定罪处罚，不能再按照本条规定定罪处罚。这个对渎职犯罪的概括规定仍然是一个“口袋罪”，违反了普通法与特殊法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亟需对此加以完善。我们可以在修改刑法时将罪、罪、罪分别设立专条规定，对各自的犯罪构成、法定刑分别作出规定，并表明其概括方面的罪名。
3、列举与归纳
（1）我国刑法中列举与归纳关系问题检讨
列举法与归纳法这两种立法技术在刑事立法乃至整个立法活动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列举法简单明了，让人一目了然，但是不能穷尽。归纳法从大处着眼，覆盖范围广，但是往往不够明确。为了既严密法网又明确规范，我们应用这两种立法技术时，应当注意列举要尽量穷尽，归纳要尽量让人明知。
综观我国刑法中列举与归纳着这两种立法技术的运用，要检讨以下这些内容。我国1979年刑法中，存在一条多罪，甚至一款多罪，并共用一个法定刑的情况。这就是列举式罪名，也称并列式罪名。如1979年刑法中第122条规定的伪造货币罪与贩运货币罪，第121条规定的偷税罪与抗税罪、第128条的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第151条规定的盗窃罪、诈骗罪与抢夺罪，第157条的妨害公务罪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等。这种列举式罪名的弊端是很多的。首先，它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列举式罪名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二个个罪名间社会危害性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共同法定刑体现不了个罪在不同行为时的罪轻罪重。其次，它与选择性罪名很相似，都可以多行为加对象的形式出现，立法上没有区分标志，司法中只能根据理论和司法人员的个人理解加以区分，导致罪数混乱，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无从落实。再次，列举式罪名造成了罪名概括上的困难，即概括为一罪还是数罪不确定。可是，新刑法在取消了部分列举式罪名的同时，却仍然保留了1979年刑法的第105条、106条列举式罪名，将其确定为114条、115条。
此外，新刑法对归纳法的应用也很不够。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修订后刑法没有标题式罪名。这就使司法人员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学习、交流与引用法典等时无所适从，对哪一种罪名概括正确难与决断。二是由于立法者立法时没有考虑将来罪名成为问题，有些罪概括起来十分困难，如第130条就不得不概括成“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罪”，十分冗长，简化起来也较困难。
（2）列举与归纳立法技术的完善
为避免列举式罪名带来的后果，目前可通过立法解释，明确指出那些为列举式罪名，哪些是选择性罪名，并确定各自定罪量刑的一般规则。当然，最好是通过修改刑法彻底废除列举式罪名，做到一条一罪，这有利于罪刑法定明确化。结合刑法第116条等来看，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备等8种罪名分别集中在4个条文中，特别是将这几种犯罪的加重处罚集中规定在刑法第119条中，既违背一条一罪的立法原则，又使具体犯罪的规定上有些混乱，失去个性，不便于理解，也不便于适用。因此，我们应对每一种具体犯罪设单条规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以列举具体行为的方法补充描述罪状或者对影响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后果加以列举的立法技术。这种列举法有助于明确罪状的行为界限和其他构成要件的特定内容，是提高罪刑法定明确性程度的有效方法。
另外，在修订刑法时应在具体犯罪的条文之前标明该罪的罪名，这虽然增加了立法责任和技术要求，但是为刑法分则条文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概括罪名，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罪名是对具体犯罪的本质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司法机关和学者在命名时，可能对立法原意的理解有所偏差，从而影响准确概括命名。而且还存在不同司法部门以及各地地方司法机关如何协调统一使用罪名的问题。立法者对刑法规范的立法精神和实质原意最为了解，也最有资格准确地概括罪名。因此，应由立法者对罪名进行概括，这样既可避免司法机关使用罪名时出现混乱现象，又有利于一般公民领会刑法规范的立法原意和精神实质，更有利于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实现。[4]注释：
刑法是我国针对刑事犯罪的有关针对性很强的法律，刑法的语言文字不但要合乎逻辑，且每字都有严格的含意，因为法定准绳、文字语言不准确在执法中就会有偏差或由于概念模糊而造成错案。本文在立法概念范围等方面比较详细的作了论述，就是想通过研讨使法的内容科学、完善、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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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6
[3]周其华.刑法典问题之全景展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