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论文篇1
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仍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因此可将监管权限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伴随着地方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管理也日益频繁，地方政府已逐步开始在地方金融监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已初露端倪。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金融办对地方金融活动更加熟悉和了解，建立由地方政府金融主导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已成为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将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非正规金融规划地方政府金融办统一监管，符合这一趋势和潮流。当然，全国性的监管指导和统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可根据相应法定职责，负责互联网金融指导性规则的制定、风险监测和预警。
二、金融监管方式：原则导向监管
互联网非正规金融目前还远未定型，发展方向和模式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初期的现状，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时，应对出现的一些问题适当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弹性，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充分吸收以往新金融行业发展初期的监管经验和教训，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在报章金融系统性风险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的稳步发展。
三、金融监管制度：走规范化经营路线，建“安全港”制度
作为资金借贷的中介平台，p2p网络借贷以及众筹融资必须做到不违反规定吸收贷款，不得进行资金放贷业务，其所承诺的利率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红线，这是p2p网络借贷以及众筹融资合法经营的最低标准。纵观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模式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我国，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不断，与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相互交织，因此在互联网融资监管方面构建“安全港”制度，厘清互联网融资活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将之与非法集资活动区分开来，意义重大，其应包含以下四项核心机制：
1.构建会员邀请机制，避免不特定性。互联网融资平台具有天然的涉众性，容易被界定为非法集资中的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会员邀请机制的构建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出路。会员邀请制度包括三个步骤，即会员注册、会员筛选和会员邀请。首先，招募会员注，开展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可包括投资经验、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其次，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筛选出合格投资者；最后对合格投资客户发出相应投资邀请，并开展投资人身份核查。经过三个步骤的处理，互联网融资平台面对的就是特定的合格投资者，避免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的法律风险。
2.构建资金第三方托管机制，避免集合资金。互联网非正规金融的融资领域，无论是p2p借贷还是众筹，其扮演的都应是信息中介而非资金中介角色，在业务中都不应承担任何中转客户资金的角色，资金池模式更应成为，否则，互联网融资台将成为非法集资工具。实行资金大三房托管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有了第三方托管后，借款人的资金进出根据用户指令发出，且每笔资金的刘董都需要有用途和记录，这样就能有效防范借贷平台挪用客户资金或者卷款跑路的风险。
3.构建简易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人权益。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与证券发行交易具有类似性，都属于直接融资的概念范畴，但在监管方面，目前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基本毫无规则制度可言，而证券市场的运行则具有一套缜密的制度安排，而其中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互联网融资平台作为信息中介，融资人作为资金使用方，都具有如实披露融资信息的义务，以确保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之前有获取真实、准确信息的机会。
4.构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保护合法权益。互联网融资平台作为信息的交互平台，存在大量身份和交易数据，涉及融资人、担保人、投资人等各互联网融资参与方。构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目的是进一步保护参与个人的隐私和参与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互联网融资参与各方的信息安全，可充分借鉴央行的做法，构建具体的适应互联网融资活动特点的信息安全保护监管机制，进一步明确参与方，特别是融资平台的信息安全保护义务。
金融监管论文篇2
内容论文摘要：金融创新是金融深化的突破口，金融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对金融创新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不同类型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在“博弈”互动过程中，共同促进金融业发展。abstract：Financialinnovationisthebreakthroughpointoffinancialdeepening.asameasureofcontrol,financialregulationcannotonlypromotebutalsorestrainthefinancialinnovation.Differentkindsoffinancialinnovationsdemanddifferentfinancialregulations.the"game"interplayofthefinancialinnovationandregulationpromotesthedevelopmentoffinancialindustrysimultaneously.关键字：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我国已加入wto。为了应对wto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只有继续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才可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而金融业的竞争又是异常残酷的，因此各市场主体通过不断地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频繁的创新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监管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本文拟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一．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1．概念创新这一概念是本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首次提出的。熊彼特使用“创新”一词是用来定义将新产品、工艺、方法或制度引用到经济中去的第一次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些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但是金融创新真正成为金融领域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则是80年代的事。虽然金融创新是一个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到目前为止，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阿诺德˙希尔金（arnoldHeertje）认为：创新，总的来说指所有种类的新的发展，金融创新则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显然，这个定义主要论及金融工具创新。大卫˙里维林（DavidLliewellyn）对金融创新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的金融市场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这个定义包括了金融创新的几个方面内容即工具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及服务的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谈金融创新。他指出，金融领域存在许多潜在的利润，但在现行体制下和运用现行手段无法得到这个潜在利润，因此在金融领域必须进行改革，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手段方面的改革，这就叫金融创新(。在他看来金融创新显然应该包括金融体制创新，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们对金融创新认识的深入，金融创新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外延，即金融创新的分类上。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2．理论基础金融创新是以金融深化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下面就简单阐述一下有关的基本理论。（1）金融深化理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S˙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将这种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金融先行论论。金融在所有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机制一方面会促使被抑制经济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金融领域本身被抑制或扭曲的话，则会阻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金融先行的政策。金融深化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提出“财富的研究比货币的研究更为重要”的观点。在以往的经济研究和政策制订中以货币为中心。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要研究经济，最重要的不是流量而是存量，只有研究财富的存量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也才可能看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发展潜力。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它的金融资产量越大。金融资产的大小跟该国的国民收入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越高，经济发展越快。据此，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适应，因此成了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2）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是从货币学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最早提出理性预期思想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70年代初，卢卡斯正式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命题有两个：第一，人们在看到现实即将发生变化时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第二，那些合理的明智的反应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据此，政府的责任在于确立一种有利于公众进行理性预期的政策规则，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强硬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力主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反对金融管制，这与金融创新的要求正相吻合。(3)利率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由凯恩斯于1923年在其《货币改革论》中首先提出，后经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发展而成。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间存在利率差异，投资方为获得较高收益，就将其资金从利率低的国家转移到利率高的国家。如甲国的利率水平高于乙国，投资者就会把资金从乙国调往甲国，为避免汇率风险，投资者一般按远期汇率把在甲国的投资收益变为乙国货币，并将此收益与乙国投资所得收益进行比较，从而确立投资方向，两国间投资收益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直到通过利率的调整，两国的投资收益相等时，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才会停止(。厉以宁先生指出，利率平价理论研究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个资本的流进流出和它的管制问题，都推动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而其本身也成为国际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3．分类同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如果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结合起来考虑，从金融创新产生动因的角度来划分的话，可以将金融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为规避监管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消极金融创新，另一种是因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而进行的创新，我们将它称之为积极金融创新。从金融创新的历史看，金融创新是“放松管制”要求的产物，因此，绝大多数金融创新都可归纳为消极金融创新，但我们不应忽略了积极金融创新，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及竞争的压力，积极金融创新已越来越多的产生出来，区分积极金融创新与消极金融创新也有利于我们采取不同的监管制度，以充分利用金融创新的益处而尽量减少其弊端。二、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1、概念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2、理论基础（1）从一般“市场失灵”理论角度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当发挥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金融领域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①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如私人阳台上种植的花草对行为所产生的愉悦作用等，后者如大气污染等。对金融业而言，两种外部性可能都存在。②垄断。某些部门具有很强的由其技术决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其固定资本又具有很强的长期使用性和沉淀性，因而构成加入壁垒就自然垄断。金融业在本质活动上是规模经济的，因此就会表现追求超大规模，摆脱管理的特征。③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作为交易的双方，对其交易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金融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对称现象，这将导致市场主体在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即道德风险问题。（2）从金融业的特征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①金融业是“公共性”产业。金融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储蓄，而资金的运用又是面向社会公众，因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行为、业绩对社会公众产生直接的影响。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是高负债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往往盲目扩张资产导致资产状况恶化。③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家银行或几家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其他银行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并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综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说，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而金融监管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业的逻辑延伸。经济发展史表明，绝对的自由化和绝对的政府干预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当代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自由”与“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至于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因素。从理论根源上讲，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就象“自由”与“干预”一样，是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就这样互相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共同促进金融改革的深化。三、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影响1．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运作的基础条件，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出适当调整。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使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必然使得金融监管机构的原有调节范围，方式和工具产生许多不适性和疏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与金融创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已成为监管机构的一个主要挑战”(。2．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在总体上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极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金融创新是将诸多风险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再包装，这种组合后的风险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显得更加复杂，使金融监管机构难以控制货币及信贷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复杂化，一旦风险触发，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危机。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繁衍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捉摸不定，一些金融创新工具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汇率、利率波动的风险，但在实际运用中投机性越来越强。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破产都是因为交易员从事金融期货炒作导致巨额亏损引发的。金融创新的高速发展给市场主体提供了巨额利润来源，因此常被一些冒进的金融机构滥用，也常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金融业带来混乱。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禁止金融创新，只能相应地调整我们的监管手段，加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3.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的重叠与缺位并存(。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都采取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日益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通常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此外，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业务边缘，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是一种既包括储蓄功能又包括保险功能的业务品种，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4．金融创新导致金融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使传统监管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各国监管制度出现重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①监管方式上，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由于金融机构的全能化发展，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便不再适应，而应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②监管标准上，从资本监管到全面性的风险。传统监管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这种监管主要是针对信贷风险的，但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面临着其他各种风险，仅仅对信贷风险进行监管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目的。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各国及国际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③内部控制制度的加强。传统监管制度注重外部控制制度，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各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对金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有效性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四．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一般影响1．积极方面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侧重于指出金融监管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亦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学者指出，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产生和发展有保护作用，这一方面的监管可称之为保护性监管(。这种保护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交易商品的质量不能经常为所有交易当事人立即了解，确立监管框架，规定共同标准保持最低可信度，可能会减少交易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阻碍。（2）某种金融资产的市场组织本身就是公共机构，这样可以更好地公平地执行其职能，现在，大多数证券及期货交易场所采用会员制形式，它们不再作为一家私人公司来担负其市场职责。作为公共机构的市场组织不仅是监管制度的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亦承担着重要的监管职责。（3）监管可以减少损害新市场发展的过度竞争。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美国早期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不加管制，结果出现了出售“蓝天”的投机现象，而对上市公司的不加管制更是导致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崩溃，因而很多创新往往要求同时引入一个监管框架。（4）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例如，在美国，有许多对银行的特定管制，但却缺乏一个全面集中的公共机构，这种特殊结构构成了美国银行特殊的创新环境，否则，没有官方许可的创新便难以想象。（5）监管的变化甚至可以导致创新的产生。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废除是导致银行选择海外发展和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例证。还有，由于利率上限对银行存款的限制，在美国创立了货币市场互助基金。2．消极方面事实上，金融监管经常被用来解释金融创新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哈林顿在谈到美国的金融创新时认为，美国的银行传统上受到很多限制，许多限制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而现代技术使金融在形式上和地理上更容易变化，因此，在美国，新技术便难以避免地用于市场设计规避有关条例和限制跨州银行的管制的方式。事实上，国际市场的许多早期发展可以用美国银行想在国外从事在国内受到限制的业务来解释(。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金融监管都曾被解释为某种金融创新的理由，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美国早期的金融创新工具——存款凭证都是很好的例子。五、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的影响金融监管是一个公益性的管制问题，它既有利于受监管的产业（金融业），又有利于不受监管的产业（非金融业），但这种公益性是就整体和宏观意义而言的，从单个或微观金融机构看，金融监管总是通过限制性的方式出现的，在特定条件下，金融制度和体系中的微观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总是倾向于生产更多的“金融产品”，以求得更多的利润。受获利冲动的驱使，金融机构会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或经营方式以逃避监管，寻求新的盈利机会，扩大生存空间。这种“个人理性”行为规则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单纯市场调节的失败和金融体系的灾难性危机，即引起整体的“非理性”。其结果必然是：消极金融创新部分抵消了某些金融监管的预期效果，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内容和结构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监管的公益性决定了金融监管对消极金融创新必须采取积极抑制或规范的对策。否则，金融监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六、金融监管对积极金融创新的影响积极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和获利能力，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针对金融市场需求，主动进行的创新行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激烈竞争的压力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形成大批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使市场工具多样化。只有市场主体和交易工具的发育成熟，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积极金融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的金融监管应“消极”应对，尽可能地给金融机构创造更多地“自由”空间，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积极金融创新。但是应当注意，积极金融创新也存在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完全放弃监管，任其为所欲为，无约束的“自由”是产生金融风险以至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构建的国家来说，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同时还要有效利用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功能。简言之，对消极金融创新应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而对积极金融创新则应“消极”监管。七、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应对1．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可能变化等，此外，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2．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3．模式的选择上，应由侧重于外部监管模式向既重视内部监管，也重视外部监管模式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金融监管无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侧重于外部监管的美国模式，其特点是金融监管主体可以站在超然的地位监管金融活动，避免部门本位主义，协调部门的立场和目标。二是侧重于内部监管的英国模式。其特点是政府除按必要的国家立法行事以外，较少干预金融活动，对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金融行业协会等组织来进行。三是侧重于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德国模式。金融创新具有复杂性及危机隐蔽性强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弊端的反应往往较迟钝，而金融行业协会则反应灵敏，因此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需要更多的依据赖于内部监管。内部监管是第一道“防火墙”，外部监管是第二道“安全网”。总之，随着金融的日益深化，特别是金融创新和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系统风险和个别风险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此，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金融监管机构应时时掌握创新动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参考书目：①俞天一主编《中国金融运行机制转换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②刘宇飞著《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③王延科著《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④王中华万建伟编著《国际金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⑤陆泽峰著《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⑥秦凤鸣徐冬编著《金融大震-全球金融角逐与金融制度变迁》济南出版社⑦尚明主编《新中国金融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欧洲投资银行编：《创新、技术和金融》，中国审计出版社1993年版。p1(David.Llewellyn:theevolutionoftheBritishSystem,inGilbartLecturesonBanking,London:instituteofBarkers,1985.andtheChangingStructureoftheU.RFinancialSystem,inthethreeBanksReview145,maroh,1985.p19-34(厉以宁：《谈金融创新》，载《金融信息参考》。1997.5(厉以宁：《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创新》载《学习》。1997.1(杨有振编著：《金融创新与深化》，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p107(张涌泉，姚莉主编《当代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p29-37(厉以宁：《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创新》载学习。1997.1(蔡则祥，卞志林《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趋势》载《经济问题》2001.9(Financial innovationp47(钱小安《建立中国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构想》载《财经科学》2002.1(Changingmoney:FinancialinnovationinDevelopedCountries,p168(Financialinnovation,p65
金融监管论文篇3
政府监管供应商的重点是对其业务运营过程进行监管，监管机构直接对供应商的经营活动进行持续性监管，了解其业务活动的范围，掌握其执行外包合约情况、财务状况、资金用途、服务质量及发包方满意度等情况，及时纠正供应商的违规行为，确保在适度的监管强度下，不降低外包市场的效率，使供应商合法、合规经营，实现外包市场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政府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监管外包业务运营，可以防范由供应商引发的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信用风险、信誉风险和保密性风险，占《金融服务外包文件》中11类风险总数的54.5%［10］。外包业务运营期间，供应商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提供与服务水平协议不等值的服务，使业务运营成为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理想状态下，监管机构与供应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博弈。但实际上二者的博弈是有限理性的，双方往往难以一开始就能找到最优策略，而是在博弈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整，通过试错优化初始策略。有限理性意味着监管机构和供应商不会采用完全理性博弈的均衡策略，即均衡策略是不断调整和改进的，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双方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相互模仿、学习，通过试错寻找较好策略的动态复制过程。而具有真正稳定性和较强预测能力的策略均衡，必须能够通过博弈双方在模仿、学习的调整过程中达到，具有能经受错误偏离的干扰，不会因为博弈双方中某一方的策略改变而改变［11］。因此，监管机构与供应商是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均衡策略选择，双方的行为策略具有进化博弈论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政府监管金融服务外包供应商业务运营的有效策略选择。
2业务运营政府监管的稳定策略:理论分析
2．1外包业务运营监管模型建立进化博弈的均衡策略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由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Smith)和普莱斯(price)于1973年提出，eSS求解时［12］，假定两类行为主体均采用纯策略，令S和R(S和R均为有限集)分别表示两类行为主体的所有纯策略的集合，φt(s)代表所有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S的行为主体集合，定义状态变量θt(s)表示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的行为主体的群体比例向量。在现实操作中，供应商违规的原因和种类较多，政府监管供应商业务运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一个博弈模型中对各种情形都加以分析，但最严重和普遍的违规现象是由于供应商的财务状况不佳导致自身倒闭，以及经营质量不好导致其难以为发包方提供等值的服务。因此，综合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和金融监管的经验，以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质量作为监控变量，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供应商(用a表示)与政府监管机构(用B表示)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支付矩阵见表1。其中，支付矩阵中前一个函数表示供应商的效用，后一个函数表示金融机构的效用，全部字母都代表大于零的正数。根据前述分析，B对a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财务状况(用x1表示)和经营质量(用x2表示)两方面进行监管。R表示a的收益，a在不违规和违规两种情况下的运营成本C1G(x1，x2)和C1B(x1，x2)，以及违规行为被发现时的罚金m(x1，x2)，都是关于两项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供应商违规行为的主要特征是损害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利益获得超额利益，a违规时运营成本较小，即C1G(x1，x2)＞C1B(x1，x2)，进一步有R－C1G(x1，x2)＜R－C1B(x1，x2)。B进行监管的成本为C2，C2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项组成。a不违规时，能够给社会带来正的效用S;如果B选择不监管，a违规会给社会带来负的效用－D。为了反映政府监管强度对供应商的影响，模型中引入了供应商中试图违规的数量比例x，由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有限性，对供应商实施监管的概率为y。
2．2业务运营监管的进化博弈分析根据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和进化博弈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到供应商在业务营运过程中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策略时的期望效用u1B、u1G和群体的平均效用u1分别。即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的期望效用小于整个供应商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那么，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由于期望效用较小，会通过试错和学习改为采用“不违规”策略，这样x*=0就能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保持稳定，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它是一个eSS点。而在x*=1这种稳定点时，只要有一个“违规”的供应商改为采取“不违规”策略，就可以获得高于整个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其他供应商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违规”策略。
3监管策略稳定性提升:违规罚金设置
上述分析表明，为了从根本上减少供应商违规的利益驱动，需要减少其违规所得的超额利益，可以结合供应商的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来研究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同时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罚金函数m(x1，x2)，在供应商的运营成本和违规罚金之间建立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减少其违规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收取的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的有效补偿。假设政府根据综合资本充足率、资金使用情况等多项指标设立了供应商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财务状况合格的标准为p1，综合各项因素设立业务运营中经营质量的标准为p2。供应商达到设立的标准(xi≥pi，i=1，2)即为合格，如果未达到(xi＜pi，i=1，2)且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相应的罚金。
3．1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分析供应商为了满足政府监管机构设立的合格标准p1和p2，会支付相应的运营成本。理想状态下，假设xi＜pi(i=1，2)时，供应商的成本为0;超过设立的合格标准，即xi＜pi(i=1，2)后，成本线性单调递增。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这两方面超过标准越多，其短期成本必然越大，但是其长期收益更好;另一方面，不达标的成本较低，其短期利益会成为供应商发生风险行为的激励。为减少这样的利益驱动，政府监管机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控制:第一，设立市场准入制度、供应商信用评级、市场退出等一系列监管手段，形成内容完整、协同作用的监管体系，增加供应商风险行为的成本，改变其期望收益函数，从而影响其策略选择。第二，通过奖励优良供应商，促进供应商群体守法合规、诚信经营;对违规供应商进行重罚，形成警示作用。
3．2供应商的罚金函数m(x1，x2)分析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监管机构改变供应商违规的期望收益，应通过罚金来约束供应商的策略选择。为此，在实际监管中可以采用这样的惩罚规则:如果发现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中某一方面未达标，就对其进行处罚，并根据其程度增加罚金。对于各监管因素xi(i=1，2)，罚金都是随着不达标的程度大小而加速递增;同时，交叉项f(x1)•g(x2)的存在，使得当不达标的监管内容从一项增加为两项时，罚金会加速增加，使供应商再次违规的激励大大降低。据此可以画出罚金m关于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图像(图4)。比较供应商的成本函数和罚金函数可见，当供应商达到甚至优于政府设立的合格标准时，会付出越来越大的经营成本;当其运营状况未达标时，一旦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罚金。针对财务状况、经营质量两项监管内容，可以分别通过图6、图7表示罚金和成本的关系。比较供应商合规经营的成本与违规的罚金可见，对于超过或不足标准的程度都是同样的Δx的情况，罚金会比成本更高。并且随着Δx的增大，两者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如图5所示)。另外，由于罚金函数里交叉项f(x1)•g(x2)的存在，当供应商违规行为增加时，其罚金比成本增大得更多，将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和罚金函数m(x1，x2)画在三维图中，该趋势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图6)。综上所述，罚金函数的设立可以显著降低供应商违规的激励与动力。同时，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补偿的重要来源，让违规供应商承担部分监管成本，降低政府监管的成本，增大政府监管的概率与动力，形成通过监管降低监管成本、“以监管养监管”的经济有效监管方式。
4研究结论与启示
金融监管论文篇4
【摘要】国际上,信贷资产转让是获取“消费者剩余”的逐利行为;但是近期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异化的背后,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揭示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背负强化监管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双重任务。要完成任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从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资源,改善基本金融环境。
【关键字】信贷资产转让;异化;金融环境
一、引言
一般意义上,自主达成的交易,必须满易双方对市场条件变化之后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从国外金融发展历程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发展;在交易对手的范围上,由银行同业拓展到了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展开。最近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转让推进到了新阶段。随着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银行业也开始了对信贷资产转让中存在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与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信贷资产转让并无二致。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出现了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景象,甚至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基于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创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问题:信贷资产转让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与国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内在根源是什么?中国监管当局又应该从中获得何种启示?
二、信贷资产转让的理论分析
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是指银行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买卖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的业务;其转让对象仅限于同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机构为信贷资产转让提供担保;转让标的仅限于同业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产,不包括金融同业的各类权益性资产(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转让方式包括有一次性买断和回购。
一般而言,信贷资产转让是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利用。按照现代金融理论,银行是生产金融产品的机构,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实质是银行向社会上的个人和机构通过转让资金使用权而生产金融产品并收取服务费的过程。因为信贷业务的实质仅仅是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让渡,所以银行拥有信贷类金融产品的部分控制权,比如银行拥有贷款合同,以保证贷款到期时能够收回资金的使用权。故,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结果就是:贷款者获得了资金的暂时使用权,银行获得了信贷类金融产品的标志物——保证到时收回资金并获取服务费的信贷合约。
从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看,只要两个主体对同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的主观评价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间,并可能为交易双方带来“消费者剩余”。依此看来,只要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产的评价不同,他们也就具有对信贷合约进行转让的动力。而对同一信贷合约产生不同主观评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于某一时点,不同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需求约束不同,而流动性需求往往为硬约束,所以部分银行为了获取流动性,就会降低对已经发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贷资产的评价,而提高对现金资产的主观评价。二是在某一时点不同银行为分散风险而需要调整的信贷合约的区域、行业、企业分布结构的内容不同。对于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对a银行而言,也许是需要增加的项目,但对于B银行而言,也许正好是需要减少的项目。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三是不同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风险偏好发生了相对变化。比如,a银行因为资本结构变化等原因,风险承受能力降低,他们对于风险较高的信贷资产合约的评价就会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银行会提高对于该合约的主观评价。特别是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国家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态势的评价的不同,不同银行之间对于同一信贷资产合约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观评价。由于主观评价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费者剩余”。只要达成交易的成本低于这一“消费者剩余”,我们就可以肯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肯定会进行这一类信贷合约的交易。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寻常的高速在增长。
三、中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异化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银行参与信贷合约交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不同银行对同一信贷合约主观评价不同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一种明显的趋利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我国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我们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2002下半年,我国央行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事实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银行已经秘密开展此类业务(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信贷资产转让主要采用回购形式;二是信贷资产转让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贷资产转让协议达成的时间往往是商业银行上报非现场监管资料的前几天甚至当天。其实,正是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完全不同的涵义。如果极端一些,甚至可以认为,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不是正常寻利行为,而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种特征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并不能够从实质上优化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因为信贷资产转让采用的是回购方式,相当大一部分转让期限在十天之内。这样一来,卖出行能够改变信贷资产结构的时间就少于十天。这样一个相当短期限的信贷资产结构改变,对于银行业务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这种转让很难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因为回购期限短,信贷资产转让只会带来帐面信息的改变,并不一定带来现金的实际流动。即使有现金流动,除非卖出行面临特殊的支付困难,否则这种确定的非常短期的现金流对银行的流动性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并且,对于如此短期的现金需求,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业拆借等方式进行,而不必须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因为同业拆借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银行参与该市场的参与成本很低,合约的谈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贷资产转让方面,要涉及很多笔业务,要涉及信贷资产的合约条款和资产状况的确认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这种转让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监管。我国目前对银行的监管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对于银行日常经营状况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监管进行。为此,在我国目前的监管框架中,设计了十项指标,来保证监管者比较充分地掌握银行的经营信息。如果在上报监管信息前夕,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只要所转让资产组合适当,完全可以轻易的修改这十项指标。又由于这种转让业务期限极短,在商业银行上报监管信息之后的极短时间,商业银行相关的经营状况又会还原。这样,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数据事实上就处于严重失真状态。或者说,监管当局掌握的仅仅是银行上报监管数据时的信息,而不是银行日常经营中的信息。
如果银行依据上述非现场监管数据,对相关银行下监管结论,制定监管策略,那可能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幸运的是,目前监管当局一方面有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同时还有强有力的现场监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续监管的机制与架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上述信息进行甑别。但是,因为甑别成本相对高昂,而监管当局受限于监管资源和监管成本的约束,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对此进行清理。所以,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这种合法方式掩盖经营信息,逃避监管的。如此一来,我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就不仅不具备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资产转让的积极功能,相反异化为合法逃避监管的工具。
四、异化的原因
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紧迫进程中,同时形势要求监管当局鼓励中国银行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竞争能力。所以,面对这种异化,我们不能够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够对此视若无睹。从金融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药方”才是上上之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之下,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中,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剩余”供商业银行获取,而规避监管成为信贷资产转让的根本动力。
从金融基本制度环境看,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因为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银行经营者一方面要面临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压力,比如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压力和股东每年分红的压力;另一方面,政企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完全分开,政府干预金融的现象虽然有在最近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银行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要考虑政府当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与银行长期经营战略在时间轨迹上趋同,有时甚至明显背反。再则,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银行家市场,应行经营者面临的不是市场化的约束,其准入与身价不是由市场确定,相反银行经营者面临的只有法律的约束和监管当局的行政约束。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转轨进程中,金融法规与监管框架都处在不停的剧烈变化之中,银行经营者难以形成长期的预期,自然其行为就难以长期化。在行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时,银行经营者的行为会发生明显的变异,突出体现在并不关心银行未来的长远发展,而是特别关注银行当期在同业中和监管标者评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银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们可以预测,凡是能够改善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充分利用;相反,对于恶化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尽量规避。从金融市场环境看,目前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并不大,自然,通过信贷资产转让获取信贷合约“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而利率浮动范围差别不大。这限制了各个银行充分发挥各自管理不同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的能力。于是,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定价的差异很小,各家银行都没有为获利目的进行资产转让的交易价值空间。价格管制导致了消费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许获得了另外的例证。
第二,风险评价粗放,差异不大,各家银行缺乏对某一类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获利的能力空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银行业目前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各家银行还在以扩张市场份额为核心进行运作。信贷资产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精细化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议事日程上来。对于风险管理,核心也就仅仅是应对监管当局的监管,消解因风险过高带来的监管当局对于该银行发展强加的外部约束。真正为了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强化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还明显不足。这样一来,各个银行对于风险管理就显得比较粗放。突出表现在贷款风险分类比较松,没有专门的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已有的风险管理部门更注重于不良贷款的清收,而不是对于全部信贷资产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粗放,使得银行之间对于同一笔或一类信贷资产的风险评价没有太多的本质性差异,自然,他们对于该笔资产的评价差异不会出现太多的差异。当然,不存在他们在承担这些资产转让带来的交易成本之后还能够获益的风险定价空间。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国银行业经营的根本态势不发生改变,即使利率市场化成为现实,我们也不能够奢望标准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能够顺利出现。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格局,促成了银行经营战略的同质性,阻碍了银行对信贷资产实行差别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国银行发展的多元化,差别化可以说是监管当局梦寐以求的。为此,监管当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拼命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正全力以赴,要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谋求成为城市商业银行。金融差别化,并没有成为商业银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扩大势力范围,获取一切可能的客户资源正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种时尚和目标。这样就导致了,我国每一家银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银行业务,而所有的银行都在相同的业务领域进行残酷的“搏杀”。于是乎,银行之间的个性化服务,差别化服务都成为服务于该“搏杀”的工具。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非不理性。因为,我国目前的人均GDp还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能够为金融服务提供盈利空间的潜在客户是相对集中的。目前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备,个人征信体系又相对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成本。所以,各家银行就努力争取相同的高端客户,互挖墙脚,进而业务趋同。遗憾的是,这种合乎个体理性的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银行真正进行差别化服务的努力。在此,合符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银行不会主动出让某一类优良信贷资产,也不会在没有额外补偿的前提下受让某一类高风险不良信贷资产。
总而言之,我国银行利用资产转让业务修改非现场指标,合法逃避监管,正是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监管当局批准此项业务时,所希望的银行优化资产组合、改善银行流动性、提高银行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产品。
五、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监管当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觉的启动和放开了资产转让业务;另一方面,资产转让业务“理性”的异化导致非现场监管部分失效。这其实是目前中国监管面临双重目标的典型表现。这个双重目标就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不仅仅要负责金融的规范;还要促进金融发展。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同时满足规范和发展的双重目标,是非常矛盾的。因为规范意味着对己有的监管制度的认同和毫不动摇地执行;而发展意味着商业银行某一些突破现有规则和制度的行为应该也必须得到认可。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是在考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艺术和水平。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低速发展都不行,不发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目前的层次上,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再加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金融业已经承受了较多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没有太多的能力承担试错成本。所以,规范,尤其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规范,避免银行发展落入低效率“纳什均衡”陷阱是监管当局必须面临的现实。
这样看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双重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进中国金融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在监管中,对于发展中的新问题,要通过发展监管技术和模式的监管发展理念来解决,要主动的促进中国监管事业的发展,使其适应金融发展的形势。决不能受限于监管技术和水平而让金融业“削足适履”。
要促进中国金融发展,必须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改善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可能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少部分人和地区获取资源的便捷手段,而对改进中国金融业的水平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将更多的变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业务范围趋同,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致,对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对另外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进而出现金融业整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方向,以及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的资源,通过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的纵深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胡美军.中国金融监管的困境解读[J]上海金融研究,2001(6).
金融监管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集权多头;监管主体
一、中日金融监管政策相同点:集权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职称论文
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集权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
2000年某国合并了金融监督厅和原大藏省的金融企划局,成立金融厅,全面负责金融制度的计划、立案和金融监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某国银行,其职能并没有实质改变。因此,某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仍然属于集权多头式。
二、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同点
(一)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同
1.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国家局,是依法进行外汇管理的行政机构。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都在监管范围之内。
2.某国金融体系的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
某国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组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模式。中央银行是某国银行,其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的要求,调节某国银行的业务,调节通货,调节信用以及实施金融政策。
民间金融机构有普通银行,普通银行相当于英美的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其中城市银行面向全国,提供存款、放款、票据贴现、汇兑等业务服务。
(二)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政策的现状与问题
1.中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所谓“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所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混业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晰,现有层次不清楚、不分明的金融监管制度将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目前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缺乏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如明确的职能定位,信息收集、交流和共享等的安排,无法成为一个长效机制。
(2)监管内容和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机构的审批(市场准入)和合规性(市场经营)上,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对金融机构日常的业务运营、资产质量和财务盈亏状况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监管更是严重缺乏。
(3)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行政干预较多,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
(4)缺乏统一的监管制度安排和工作规范,监管成本较高
监管法律规章中有许多内容相互重复,一些相同或近似的经常性监管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每开展一次监管活动几乎都要进行监管制度的设计,监管成本很高。
(5)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保障,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
(6)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督管理存在利益冲突
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并成立银监会的理由之一便是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银行监管时的双重角色冲突。
2.某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某国的FSa是统一金融监管机构,还需要对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某国金融监管政策存在的问题:
(1)新FSa缺乏独立性和权力制约
新FSa在拥有金融监管权的同时,也拥有金融政策制定权、立法权,权力过于集中,政监不分,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某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此外,某国政府在赋予新FSa极大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对其监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新FSa的监管失灵。
(2)FSa没有发挥统一监管者的潜力
由于监管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新旧FSa都没有尽到统一监管者应尽的职责,出现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态势。
三、某国金融监管政策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金融领域,某国与我国存在许多相似的问题。自1998年开始推行统一监管以来,某国金融监管改革有着深刻的教训,这对我国也很有借鉴意义。
第一,我国的金融混业经营还没有到非进行统一监管不行的地步,因此,金融协调监管模式的第一层次并不是撤销、重组现有的三个分业监管机构,设立新的统一监管机构,而是缔造更加独立、公正、高效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第二,金融协调监管模式的第二层次是协调监管机制,完善对“三会”的再监管。一方面要完善“三会”“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央银行及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在更高层面上与“三会”进行协调的机制,即对“三会”的再监管机制。
第三,即使再严格的政府监管也有局限性,需要自律和社会监管作为补充,以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因此,要加强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重点、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框架建设。
此外,为了提高“三会”监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还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以及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作用,强化它们参与金融市场监管的责任,以尽其微观层面上的风险揭示义务。
四、结束语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分业监管基础上的金融合作监管,吸取某国统一金融监管中的教训,完善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推动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重点、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框架建设,建立层次构架分明的金融协调监管模式,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从而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
参考文献:
[1]付文阁.某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J].广西大学学报,2003,(2).
[2]宋效中.中日金融政策比较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
金融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功能性监管
一、当前金融运行格局下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面临的问题
由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资金的结构和流向、投资品种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和通讯的进步，为金融投资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崭新的运行形式。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杠杆投资和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竞争压力和追求高回报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冒险意识上升。这一切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金融业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集中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这些超级巨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机构乃至国民经济将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太大不倒”（toobigtofail）。其次，金融业的兼并浪潮使金融业的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如何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积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成为监管当局的新课题。再者，金融业的兼并逐渐冲淡了银行业和证券、保险的界限，无疑加大了监管难度。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但是从全球或全国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的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非常明显地显示传统监管结构和方法已不再合适。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程度相比，原有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随着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银行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低，并且依赖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国界进行低成本扩张。如何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将是摆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目前在因特网上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多数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协调和处理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与此相对应的是调整了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首开统一监管先河的国家是英国。1997年英国政府率先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美国通过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了由完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模式的转变。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浪潮就席卷全球。现在，从西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比例为53.4%.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律水平，成为国际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监管领域正呈现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转移的趋势，即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官方监管的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注重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作用的环境。《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第一，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一些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第二，调整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作为监管体系主体的监管机构，应该是组织结构设置合理，职责分明。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现存的机构性监管（entityregulation）已不适应，应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功能性金融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所谓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
在目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应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范围，强化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逐步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其具体内容为：（1）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责。（2）加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并将其制度化。（3）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4）对业务交叉领域和混业经营集团建立主监管制度，由主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指金融机构稽核部门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的经常性监控，它是非现场监测信息处理与现场检查稽核方法的统一。我国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独立的稽核监督体制，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控制。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金融风险，对风险进行早期预警。三是建立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及传递控制机制。四是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创造一种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的秩序和氛围。通过建立金融业行业自律组织，督促金融机构认真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金融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防止恶性竞争，确保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确立的条件下，提高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是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4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信息披露制度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对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对风险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公示，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信息披露强制公示整体经营状况，弱化内部人控制，构成了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改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对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质量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库和指标体系；三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咨询机构的建设，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力量，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
（三）实施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监管
金融监管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监管重点，要实现监管目标，必须实施持续性监管。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对其经营活动实施全方位和规范化的持续性监管。持续监管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业务特性和风险程度等因素，确定不同的监管周期以及一个监管周期中各个阶段的监管安排，按照监管计划逐步实施监管。在事前监管方面，包括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机构的数量、结构、规模和分布符合国家经济、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需要。在经营监管方面，应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稽核，建立并完善一个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稽核相结合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确定问题机构重点监管对象的依据，以防范风险为基础，形成一个高效完备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和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在事后危机处理方面，要完善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处理手段。建立稳妥透明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包括存款补偿机制、收购兼并机制和资产保全处置机制。
（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必须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这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也包括我国在外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监管规则的制订，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1]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李早航。现代金融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金融监管论文篇7
内容提要:金融监管不力往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为克服金融危机，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加强金融监管渡过金融危机后，经济一繁荣，往往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一逻辑可以归纳为：“监管不力—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螺旋式上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也需加强金融监管，包括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一部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面对金融危机，人们往往会想到金融监管。那么，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究竟为何？本文从金融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并得出若干启示。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本次金融危机和美联储的监管不力有一定的关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1]还有的学者认为，以1976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推动的保守主义政策革命，是“为现时的金融危机铺路”。[2]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格林斯潘的著名观点是“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金融衍生产品最佳监管者是市场参与者们自己，而不是政府的机构和法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监管理念实际上听任和鼓励了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结果却酿成了本次金融危机原因之一。
二、克服金融危机，要加强金融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31日，公布了改革蓝图（简称“保尔森计划”），提出了短期和中期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以加强监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着“目的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regu2latoryapproach）转变，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欧洲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这次危机同时暴露了在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存在的真空，为此，欧盟公布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信用评估机构在注册、治理结构、评级方法、透明度等方面采取比国际证券业协会（ioSCo）原则更为严格的监管。这次金融危机还暴露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漏洞，为此，欧盟正着手修改其2006年《资本充足指引》，试图对交易账户、跨境机构流动性监测及特殊投资管道等内容加以改进。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步调并不一致，为此，部分成员国建议成立欧洲金融监管局，解决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与各国分散监管不匹配的矛盾。
从历史上看，1929年-1933年大危机爆发后，罗斯福加强监管的措施已在前面有所涉及。此外，美国《1933年银行法》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明确分开，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mpany），用存款保险的方式为商业银行经营提供安全性保证，并相应建立一整套稽核、检查系统，负责监督管理所有不参加联邦储备体系的州注册银行的经营活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国会通过了《韩国银行法》等13个金融改革法案，成立了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自1998年4月1日起，日本启动一项名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tokyoBigBang）的金融改革方案，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法》和《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著增加。此外，日本还模仿英国，于1998年成立了金融监督厅，原大藏省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并入到金融监管厅内，目的也是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时改变了一直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坚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4年1月，泰国开始实施新的金融系统总规划，进一步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重整金融体系，解决银行呆账问题，完善金融法规，健全监管体系。
三、金融危机过后，放松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加强有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束缚企业的手脚，出现监管过度的问题。金融危机过后，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里的放松监管，又称放松管制。
1933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但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的到来，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他们重申市场的基础作用和经济自由的价值，私有化风潮席卷西方。在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里根经济学，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开支。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去非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在金融领域放松了原来在经营范围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管制。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显著的成果就是美国通过了银行放松管制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1933年以来分隔银行、保险和投资活动的法律。很多人认为，正是该法案使得贪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可以肆无忌惮的转嫁风险，躲过监督和问责，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
在大危机之前，还有一段相似的历史。美国1864年《国民银行法》严厉禁止国民银行从事证券市场活动，只有那些私人银行才可以通过吸收储户存款，然后在证券市场上开展承销或投资活动。但美国国民银行想方设法绕过相关的法律规定，通过控股的证券公司将资金投放到证券市场上。美国的J.p.摩根、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就是私人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混合体。1927年《麦克顿法》取消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这导致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繁荣”，但一年之后，股市崩盘，大危机爆发。于是，《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又收紧了6年前放松的监管。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可以总结为：“放松管制—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次金融危机都会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金融运行模式、理念和制度存在的问题或缺陷，并往往能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都和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关，于是出台相关法律，加强金融监管。但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现有的监管框架，或者游说政府通过放松管制的法律，这在短期内固然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和繁荣，但盛级而衷，繁荣之后就是又一轮的金融危机。
四、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放松管制并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如1927年《麦克顿法》。但有的放松管制还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遗憾的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还要加强监管。这里的放松管制一般是指在经营范围上的放松，这里的加强监管是在监管深度上的加强。
英国是放松管制而加强金融监管相结合的典范。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是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分别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进行监管。80年代以后，英国认识到，分业经营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90年代，英国启动了“金融大爆炸”，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同时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这种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FSa的金融监管权力高度集中，它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如从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订协议，将原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的职能移交给FSa；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到FSa手中。换言之，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有问题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统一行使。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正因为英国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很好地加强了金融监管，因此，英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出现大的金融机构倒闭。由于FSa的加强监管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的，因此，这个加强监管是螺旋式上升。
五、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选择
（一）考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如今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分割的监管体制弊端严重，难免会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协调成本巨大。美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这和分割的监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最近兴起了设立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潮流。关于“超级监管机关”，有一个争议是成本过高，但还是比造成公众危机的成本要低。[3]因此，我国也应该考虑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起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二）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
目前我国的股市还很不成熟，暴起暴跌，加上其他内外部因素，共同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困难。股市暴起暴跌源于市场不当行为太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盛行，公司上市门槛高，证券监管的重点在上市时的审批，而不在上市后的监管。这也暴露了证券监管的不力。针对这一问题，应加强证券执法、司法力度，全面开禁证券民事诉讼，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尤其是要依靠诉讼的力量，依靠股民、律师、市场和法院的力量，共同提高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三）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的发生，信用评级机构也难辞其咎。那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发行的金融产品漏洞颇多，评级机构“视而不见”，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一位在某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什么都可以评级，我们甚至可以评估一头被结构化的母牛。[4]因此，欧盟起草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该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严格监管。这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也应该制定法律，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四）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这次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华尔街高管的报酬包括基本年薪、分红、股票奖励以及股票期权。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公司的股价与上一年的公司业绩。投资银行高管的薪酬与一般的商业性公司比起来要高得多。例如，理查德·福尔德，这位雷曼兄弟的Ceo，8年来从雷曼兄弟卷走了4.848亿美元收入。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美国已经对此有深刻反省，并已经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捞一把就走”的投机行为。根据美国《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美国政府将对于受援企业新任高管的薪酬做出限制，不得实行高官离职得到数百万美元的“金色降落伞”计划。奥巴马上台后，则要求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欧盟在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入资本时，也将政府出资与受助机构的高管薪酬及分红限制相挂钩。在我国，部分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弊端已经显现。对此，保监会、财政部发文限制国有金融企业对其高管“脱离国情、行业发展阶段和公司实际发放过高薪酬。”[5]但无论是国外对高管薪酬的限制，还是国内高管薪酬的限制，都仅仅针对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机构，完全民营的金融机构的高管的薪酬依然没有限制，因此，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构建不区分所有制的金融企业的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才算是“对症下药”。
注释:
[1][美]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3期。
[2]《金融危机或迫使诺贝尔经济学奖改变评审准则》，资料来源：http：///htmlnews/2008/10/06/1318627.htm.
[3]沈联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载《财经》2008年第24期。
金融监管论文篇8
摘要：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金融监管体制本身其实也不一定是首要问题，加强金融监管的能力与效果才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而且监管体制的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决定。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交叉监管，监管模式，重复监管，金融稳定，金融改革，风险约束
一、交叉监管明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
各州和联邦分别对在州和联邦注册的银行进行监管，注册地成为界定银行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对于在联邦注册的银行，成立于1870年的财政部下属oCC对非联邦储备银行（peD）的会员银行进行监管，其主要运行不是依靠财政资金，而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支付服务和收取监管对象费用获得收入。而成立于1929年大危机中的联邦储备银行则对其会员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它主要利用会员银行的资本金提供贷款获取利息，并从FeDwiRe的银行间大额支付及aCH零售支付服务中收取费用。美洲银行（Boa）每年就向oCC支付4000多万美元的监管费。上述两类银行大多是大银行。而对于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由各州的银行厅监管。
由于银行具有是否加邦储备银行的权利，实际上也就获得了选择监管部门的权利。oCC与FeD之间的这种平行结构造成二者之间的监管竞争，从而争相讨好金融界，单方面给银行松绑，以吸引银行加入或不加入FeD的会员。如FeD按照巴塞尔协议Ⅱ进行监管，而oCC和FDiC则按巴塞尔协议i监管。大通银行就曾因为FeD的管制严格而脱离FeD会员而转向oCC。FeD与oCC在进一步紧缩还是开放银行管制上不断发生政策冲突。尽管FeD、oCC可能长期在银行驻守，但如非必要，并不经常打扰银行的日常工作，甚至可能在银行下班后独立工作。
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在各州注册的非FeD会员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主要是一些中小银行。储蓄机构监管署则负责监管在联邦注册的储蓄机构和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办公室（09S）负责监管联邦注册和州注册且加入其保险系统的信用社。
至于证券业、基金业、保险业及期货业的监管，则分别由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SeC）、联邦保险署（SiC）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负责。正如FeD将稳定货币及支付体系的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一样，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SeC对证券业监管的主要目标，因此它并不管理证券经营机构的具体业务，也不管理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而只要求投资银行、上市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提供连续的年度财务报告，监督其信息披露，并且只监管证券经纪业务，不管其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的监管则主要由州政府负责。
上述联邦监管机构的组成人员均由国会任命，任期大多与总统任期错开，只对国会负责。如FeD并非美国政府的内阁组成机构，与财政部之间也没有任何人事任免关系，但其社会地位和公众威望却高于财政部。一方面，其政策制定主要依赖公开市场委员会，无需总统和政府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中任何人批准；另一方面，FeD最高管理机关的联储理事任期14年，理事会主席、副主席任期4年，虽然理事由总统任命，主席、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由于与政府换届错开，使得行政部门对其施加影响的空间大为缩小。FeD作为中央银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基本上届于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对速发展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SeC仅掌握部分自愿登记的对冲基金情况，对于大多数以私人公司形式设立的对冲基金则毫无办法；而FeD也只能基于稳定金融体系的考虑，要求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方如银行等提供相应的数据。对于国会一再试图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入股权基金的做法，FeD内部中立的十人专家委员会在2007年6月最新的一次内部听证会上却不予以支持，至今仍无任何专门监管此类基金的法规。至于此类基金对新兴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危及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稳定性的行为，无论是FeD还是SeC或oCC都缺乏基本的国际间监管协调上的考虑。目前，它们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也局限于对各自所在国家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且局限于一年一次，缺乏经常换机制和应急救援机制。而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救援显然缺乏适应危机的应急作用，反而造成极大的困扰。这一缺陷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得尤为充分。
此外，1991年，还设立了独立、中立的总统金融工作委员会，由FeD、财政部及各类专家组成，为行政当局的金融决策更好地理解金融行业，监督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专业性的咨询意见。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前些年，以美国为主要样本而实行金融分业监管，其目的在于通过分业经营，促进金融各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往相对落后部门的发展进程，同时避免风险的相互传递。经过几年的实践，金融业得到一定发展，金融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监管的目标逐步明确，监管方法也有所改进。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境外金融机构进入，其混业经营的模式以及在母国接受的混业监管与中国分业监管极不适应。一是境外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受到制约，不同机构、不同的业务受不同部门的监管，重复监管，监管过度突出，创新的效率下降；二是国内金融机构因受分业经营的限制，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业务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也逐步开始向混业经营转化，但仍因金融监管部门的分歧，而常常陷入困惑；三是不同监管部门对于同一机构的不同业务，以及不同机构的同一业务理解存在差异，各自出台政策、规章，为金融机构利用政策进行套利提供丁空间，这就暴露出监管上的空白。
美国FeD、SeC、oCC等部门及花旗集团、美林集团、高盛集团、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富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业界机构的专家均表示，各国金融业发展情况完全不同，金融体制、政治体制差异很大，金融监管体制也不应照搬照抄，而应从本国实情出发，适时地根据金融发展的特点，调整金融监管的模式及功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及方法等。他们均认为，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不主张中国模仿其体制特点，而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一）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由通过限制竞争来维护金融稳定
转向追求金融稳定、市场效率与监管成本收益的有机结合。英、德等国改革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这从英国迅速上升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海外公司股票发行地和基金最发达的地区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而日本等则是危机推动下适应金融全球化竞争的产物。监管机构的设立既非一成不变的模式，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其核心是协助金融业的发展，敦促金融机构控制风险，为满足市场对外部监管的需求而提供监管服务，通过效率改进来维护金融的系统稳定。那种将监管作为外生变量，视为金融发展的成本而非风险的管理者、效率改进推动者的看法显然已不适应新的金融全球化与创新的形势。将监管作为服务，直接决定监管体制的内涵将发生根本变化，也是应对金融全球化与创新加速的挑战的积极反应，主动地为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提供信息服务、政策支持和支付结算服务等，而不仅仅是监督、管制和制约。
（二）重复监管与部门博弈不仅给金融机构造成过多的负担，而且也导致监管效率下降，拖延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
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特点及最新的动态来看，各部门也开始意识到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基本信息的及时、全面收集，还是对市场波动的随机应变，都因体制缺陷而可能导致风险事件甚至冲击金融稳定性。因此，应试图在现行体制下，通过对信息收集的统一、共享，提高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除英、德、日等十四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监管，现在已有四十八国采取行动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
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形成的"三会一行"式的监管框架经过五年左右的实践，显现出与上述美国监管体制中极为相似的现象，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三会"之间通过联席会议实现协调、磋商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是每次会议间隔时间太长，丧失了及时交流、沟通的意义。二是对于会议议题由谁提出并主导，如对无法协调或协调结果得不到执行如何处理等事项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约束，尤其是对一些边界模糊的新兴业务监管存在分歧，缺乏牵头和协调机构，很多事情不了了之，从而达不到协调的目的。三是金融领域的诸多业务如企业债券的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境外机构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境内机构发行境外债券、私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零售支付结算服务等的管理却分别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这些部门并不在上述"三会"的联席会议范围之内。这些部门显然在实际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等方面都明显优于上述三个监管机构，而协调这些部门已经不是目前联席会议的功能所能解决的，仅仅依靠部门间联席会议解决监管部门间的争端难以取得成效。
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可借鉴英、日等国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从体制上解决现行监管结构和监管理念的矛盾。在机构设置上，则可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或日本的金融服务厅的模式。在操作上，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分步骤进行操作。针对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组织结构上，借鉴德国经验，考虑部门差异，对于金融市场跨部门的任务由专门的交叉部门负责，如交叉业务部门负责处理涉及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集团的交叉监管问题；负责处理涉及交叉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立法问题，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此外，专设内部考核及预算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各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水平，提出意见和建议，编制部门预算等。此外，针对不同目的，设立多个不同的专业咨询委员会，集中民智，体现专业性特点，由金融市场各领域的专业机构人士、消费者代表和学者组成，为金融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咨询意见，并对各监管部门的执行状况提出评估意见。
（三）基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独立于国务院的领导都不现实
中央银行内设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由于其行政部门的特点，无法保证其完全地代表市场和社会各方的利益，其职能事实上仅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层议事机构。因此，较为现实的是增加主要金融机构和专家的代表，逐步提高其独立性，增强运作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的理性预期。同时，借鉴十国集团的经验，设立跨部门的支付结算委员会，将建立标准统一、系统互联、转换有效的支付结算体系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促进支付结算体系的稳定。
（四）金融监管毕竟是来自外部的风险约束，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从内部有效地控制风险
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充实改善内控设施，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输的自动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实现快速、准确、合理的预测和分析，提供内部控制的信息来源和最终决策支持。修改完善内控制度，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动态地适应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五）健全金融同业自律机制
金融监管论文篇9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
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刘宇.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4）.
金融监管论文篇10
一、政府主导是当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当代金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1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的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超调，相互刺激，形成经济泡沫，往往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荣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市场任何环节的纰漏都可能因牵一发而动全身酿成金融灾难。3仅仅市场预期转坏就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剧烈收缩，引发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因为建立在乐观预期基础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而预期一般是很不稳定的。4金融市场吸引的资金来自于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一次金融灾难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暴乱。
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确保金融市场及时纠偏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以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或者被拖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唇齿相依、利益共生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金融机构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规则下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尽管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一切经济后果，但当它们停业或破产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时，政府会给予它们必要的援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
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具备下面三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东道国政府处于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第二，东道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铸币权为基础。第三，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财富基金参与的情况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说东道国政府监管和调控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干扰。首先，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东道国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是为了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诱发社会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输送的色彩。然而对于财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财富基金可以成为仅次于甚至优于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在救市行为中，东道国政府往往会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这必然迫使相关金融机构权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财富基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道国政府的权威。再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财富基金更容易逃避东道国政府的监管。规避管制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能。实力雄厚的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从而使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东道国政府调控金融市场时，财富基金在暴利的诱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调控金融市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缺乏实体经济面的支撑，东道国政府必须承受财富基金“对着干”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传统的由一个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模式可能变成两个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营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从实践看，财富基金凭借雄厚财力挑战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权威毕竟是理论上的。因为财富基金的投资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对东道国政府权威的挑衅行为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所以财富基金对东道国政府的威胁应该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家财富基金对弱国的攻击和讹诈。客观地说，财富基金对东道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远远小于现有的对冲基金。
三、财富基金的“原罪”
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等国成立财富基金备受关注，只可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身有关，或者说这是财富基金承受的一种“原罪”。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回流东道国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规则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不但不会为东道国金融机构所利用，反而可能成为它们的强劲对手。第三，既然财富基金是另类。乘其羽翼未丰就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为东道国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因此在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财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标签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今世界比较重要的金融市场，不管其地理分布，主导权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及其金融财团手中。财富基金问世多年，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主导权一直没有被动摇过。2000年以前，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盈余也好，中东的石油美元也罢，它们不是规模小掀不起大风浪，就是尽管量大，但美国有能力控制并且可以有步骤地加以利用。2000年以后，以中俄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是受惠于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或是受惠于迅速攀升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都诞生了巨无霸型的财富基金。这种巨无霸型的财富基金不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更因为其可能具有操控市场的力量，最终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慌和不安。尽管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警惕财富基金的理由令人眼花缭乱，但其核心仍然是西方国家对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担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资金回流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稳定，但试图寄希望于发达国家让出甚至分享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换取发展中国家财富基金的进入，显然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