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权威篇1
法律的稳定性源自人们追求秩序生活的基本需要。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以便浑水摸鱼的闲杂人员，但是不可否认秩序生活是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秩序是一种有条理的状态，与混乱相对立。秩序是人们过上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小到家庭大至国家都是如此。国家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后出现的社会形态。国家需要秩序，只有在一定的秩序中，人们才能合理预见将来的行为后果以便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防止来自各方面的随意侵犯，消除由于无序带来的不安、焦躁或恐慌。但是，实现秩序的这些功能和价值，格外依赖国家法律的稳定。法律伴随着国家始终。只有稳定的法律才能对人们的行为提供可靠的依据和保障，如果法律随时变动就会导致人们的行为混乱，最终也就没有了社会秩序。
稳定性也是法律的基本属性。法律并非主观任意的产物，它的产生一般都经历了从主观到客观、从经验到理性、从思想观念到到规范设计以及周密的程式化的制定过程。法律一旦确定，就要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而该过程又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就天然地使法律具有了稳定性。除特殊情况外，法律一经制定就不允许立即修改或废止。依据稳定的法律，社会主体在相互交往中能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作出正确预测。这种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所产生的结果，能降低社会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投机行为，防止或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反复影响行为者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强化行为者在社会交往中遵循法律的行为方式直至养成习惯。人的行为由外部约束的自在行为化作内心自觉的自为行为，又从自为复归自在，循环往复，法律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构建了约束与自由良性互动的活动空间。
法律形成之后就面临实施问题。虽然现实中法律调整对象会有自觉遵守的情形，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第三方实施，至少守法者能意识到第三方的存在或影响。第三方是指保障法律实施的各种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属于外在的强制力量。自利本能的人们生活在各类社会共同体中，既要博弈又要合作。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以及信息不对称常常增加了合作难度，且自利行为产生的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相等也是不争的事实，等等，这一系列因素增加了合作成功的难度。毋庸置疑，法律是保障社会合作顺利进行的最佳手段，但是法律难以自我实施。因此，法律由第三方强制执行也就成为必要。通过法律实施，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惩戒的功能与作用能够避免人们行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有助于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认可的社会生活环境，不致于整个社会倒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
在古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所属的共同体基本上由熟人组成，相互之间知根知底，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交往范围比较狭小。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程度不高，人们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不强，经常面临集体生存危机，以集体生存为目的的共识易于达成，且人们所属的共同体总是强化该共识。因此，古代社会的封闭特性使得包含法律在内的一切规范制度似乎更容易自我实施。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由于古代社会集体成员是否采纳自我实施的惩罚不能确定，法律由第三方实施仍旧不可避免。自我实施要求集体成员采用不合作来惩罚任何偏离合作的行为。它要求每个成员对此有清醒认识并能进行理智计算，以致大家都选择合作。作为惩罚的不合作只是一种威慑，无需实际运用。但是，没有什么能保证每个成员随时随地都理性，理性决定也并非一定合理。譬如，某个成员在保卫家族的战斗中临阵脱逃，其他成员并不会放弃战斗以对其实施惩罚，因为这会招致家族覆灭的危险。家族可以通过集体权威采用其他方法来惩罚这个懦夫，无论哪种方法都比不合作惩罚导致家族灭亡要好得多。
近现代社会是开放变化的社会，当下社会尤其如此，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分工持续深化，人员流动量大面广，选择机会加速增长，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局限于古代社会熟悉的生活圈子，而是拓展到广大陌生人群体。交通、通讯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们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便捷条件，人们不再局限于古代社会的一村一地，交往范围可以无限扩大，甚至整个世界都成了地球村。除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外，社会中已不存在成员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集体生活，各种集体也可以取舍其成员，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暂时的。因此，相比古代社会，近现代社会法律自我实施的可能性更小，由第三方实施就更加普遍。在法律实施中，虽然行为主体的自我意愿在实践当中起着决定作用，但不能由此说人们的行为只是个人之间的利益考量和简单的自我选择，其实是权衡了包括第三方实施在内的各种利害因素之后的结果。尽管人们之间的合作均由自我控制的个人行为结合而成，但现实中具有社会本质的人几乎没有纯粹的个人行为，大多为集体意识影响下的个人行为。
人们自觉守法无疑体现了法律权威，但是，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社会这种情形并不多见，都要通过第三方的强制执行来树立法律权威。由于第三方是一个变量，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因此能否树立法律权威就成了未知数。如果第三方是一个公正的执法者，能够抵挡住各种诱惑压力且严格依法办事，那么的确能树立法律权威。可是，现实生活中第三方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实在的组织架构以及其下七情六欲的工作人员，不但组织本身存在不当或错误行为的可能，而且其工作人员的素质也良莠不齐，另外法律实践中第三方的腐败行为也经常发生。因此，社会大众不得不担忧第三方的信用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对第三方实施的需求和对它的不信任是法律实施当中长期困扰人们的基本矛盾。
法律权威篇2
[关键词]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宪政”、“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绳墨”、“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法律权威篇3
权威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对权力的服从和支持，从其“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利用”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权威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和德国的法学代表人物也都是把权威和权力摆在一起讨论。当今大部分国家都提倡民主治国和依法治国，法律有着无限的权威。如何让人们对法律敬畏？无论曾经主导的神权理论还是东方的王权主义都不能在今天占据主导地位，只有让人们在内心对法律产生信仰，法律才能一直具有权威。
authorityhaslongbeenconsideredtobethepowerofobedienceandsupportfrom"themostprestigious,themostpredominantuseof"interpretationcanbeseenintheauthorityandpowerarealwayslinked,FranceandGermany,representativesoflawauthorityandpowerarealsoputtogetherthediscussion.todaymostcountrieshaveadvocateddemocraticgovernanceandtheruleoflaw,thelawhasunlimitedauthority.Howtomakepeoplefearthelaw?nomatterwholedtheocratictheoryandorientalDespotismcannotdominatetoday,onlyletpeoplegeneratefaithintheheartofthelaw,thelawhastohaveauthority.
法律权威篇4
[关键词]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绳墨”、“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第二，欧洲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不能有特别的人和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不适应，最终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全国的广泛声讨而终被废止。可以说，废止本身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胜利。
此外，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良好的法律必须为众人所服从，所切实执行。正如前述，需要法制，不等于必然需要法治，众人不按良法的要求去做，良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能有效的被遵循就要求法律必须有权威。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高志明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
2.《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张文显《法理学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
3．《法律权威论》刘杨《法理学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
4．《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夏勇2001年
法律权威篇5
【关键词】法律权威神学世俗化伦理多元性
谈到法律权威,学者们通常关注的是其结构形式、社会作用及实现方式,却极少追问其具体来源,而如果缺乏对法律权威来源的探讨,就难以合理解释法律何以存在并能支配不同社会主体之行为等相关问题。因此,如何分析、探究法律权威的来源就成为法学研究领域不可回避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问题。而从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法律权威的来源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西方文明中的法律权威的来源
应当承认,法治虽然是人类文明的共有成果,但的确率先产生于西方,也是在西方文明进程中长期孕育、先发而成的。因而我们倾向于首先从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诠释法律权威的来源,这就必须重视这一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及相互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并不排除这些因素本身可能成为判断法律权威来源的直接依据。
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并不是一种社会规范层面的独立现象,它往往与神话、宗教、道德融为一体。由于原始人类缺乏对自身以及所处世界的了解,因此其关于法律的思维和实践依附于对神话、宗教的崇尚和膜拜。从西方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在古希腊文明阶段,法律与神话、宗教之间的结合是十分紧密的,荷马史诗、苏美尔史诗等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描写。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评价荷马时代希腊法律的特征时指出:“当时法律被视为是由神颁布的,而人则是通过神意的启示才得知法律的。”①此种情形说明当时的法律必然是以某种宗教神话的神圣性为基础。此后,从古罗马时期直至中世纪,神学或宗教的神圣理念仍然是西方社会主要的法律权威来源。中世纪以后,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基督教的普世统治日益衰落,教权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以恢复教会权威和地位为目的的不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更加削弱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愈发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对人们世俗生活的渴望,并造就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自治、自由平等的城市市民社会精神。而同一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则在反对宗教神学主义,弘扬人文主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6世纪的路德宗教改革则进一步分离了人神世界。显然,此时需要从世俗的角度考察法律权威的来源。
从我们所要探讨的法律权威来源问题的角度来看,产生于16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法律权威来源认识的“世俗化转向”。虽然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不同代表人物的观点具有差异性,但是都以人类理性的论述而不是神的理性的探讨作为其理论的基点。而在西方社会出现以人为本的对法律权威认识的“世俗转向”之后,现实生活中法律权威的来源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多元趋势。换句话说,人们很难从同一角度来认可法律的权威。现实生活中法律权威来源的多元性具有必然性,其理由基于两点:第一,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生,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市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化市场也在逐渐形成,然而市场本身所具有的加剧贫富分化的弊端并没有得到克服,不同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在走向趋同之时也出现了较之以往更大的分殊;同时,大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得到显著增强,更多民众则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民众所应有的政治知情权无法得到保证,这就大大削弱了民众参政的热情,如此一来,法律的公共性必然会受到冲击,显然就无法形成对于法律权威的一致认同;第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社会多元价值观日趋形成,这些多元价值观之间不断呈现出一种张力,导致道德共识逐渐为道德相对主义所取代,人们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多迷茫和不信任的情绪,导致人们对包括法律权威在内的各种权威的臆测或否定。
传统中国社会中法律权威的来源
根据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看,与西方文明发展相似的是,神权观念也曾经主导着古代中国人们的思想。不过与当时西方社会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神权观念是为世俗政权服务的,目的在于使王权神圣化。按照张中秋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和教权②。对王权的信从也是当时主要的法律权威来源。这与当时西方社会法律权威主要来源于神权或宗教理念是有所不同的。
从西周开始,神权理念对法律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到了西汉以后,法律与神权理念基本分离,而被儒家重新诠释过的“礼”的思想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传统法律开始受到“礼”的影响和支配。从“礼”的起源来看,它最初是与祭祀活动有关。夏朝之后,礼遂渐由祀神“引申为凡礼仪之称”,其性质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成为规范婚姻、血缘、君臣关系的行为规则并逐渐制度化,“礼”的伦理道德价值得以确立,成为西汉之后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③。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受到“礼”的根本性影响和支配,学者们通常使用“伦理化”一词,这实际上是在揭示“礼”的本质的同时,表达了法律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的丧失。而这一“伦理化”过程,其实就是“引礼入法”、“礼法合璧”的过程。基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身份社会,家庭而不是个体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因此,其权威建立在伦理道德上的传统法律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不过,除了伦理道德,专制君权也应当是中国传统法律权威的来源之一。正是在历朝专制君主的支持下,许多法典才得以出自儒者之手。
伦理道德和专制君权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权威的来源,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治的缩影。而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中国,力图将法治作为治国之道而推行。但是事实上,在目前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伦理道德等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许多国人心目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一时期法律权威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伦理道德仍然是法律权威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从短时间来看,似乎还不能消除传统伦理道德对确立法律权威的影响。那么,是否可以在使法律权威的基础建立在符合人们心目中伦理道德标准的情形下,构建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等法治理念的法律呢?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而且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首先,中国传统伦理主张的亲属之爱的重要性,主张社会生活温情化及和谐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并且能为人们在心理上接受和欢迎。其次,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义利价值要求也不能说完全无可取之处。就市场经济的本质而言,它与中国传统伦理重义的主张并非必然冲突,商品的利己与利他的二重性本身就蕴含了利与义的双重选择。中国传统伦理的义利主张实质应是“取利以义”,如果对中国传统伦理的义利主张进行合理的创造性阐释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就是“义”,要想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只有体现“义”的法律制度才能完成这一目标。所以,中国传统伦理的这种主张对于经济立法、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分析法律权威来源需要考虑的方面
通过在历史和社会变迁中对法律权威来源的探究,我们发现,在这一探究过程中,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法律权威的来源,都必须考虑下述三个方面:一、主体性。法律权威的来源是与作为社会主体人的意识、行为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问题。法律是否具有权威性,主要还是看其正当性是否为社会主体所认同。而只有社会主体将法律后果同自身行为联系在一起并产生一种持续的心理上的预期判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威性。二、历史维度。对于法律权威的来源,只能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限,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来判断,法律权威的来源问题总是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三、多元性。无论从主体的角度还是历史的角度,法律权威的来源都不是唯一的。不同主体由于观念和理解程度的差异,必然会从不同角度去考虑服从法律的理由,这就会导致在确立法律权威时形成不同的依据,造成法律权威来源的多元性。可以说,上述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组合。对法律权威来源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思考如何为法律权威的确立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从而使法治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
注释
①[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法律权威篇6
【关键词】实践逻辑；法律权威；政府权威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法律权威篇7
（一）树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依法治理，法律处在具决定意义的中心地位。要促进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就必须对影响法治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积极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以法治国，就是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绝对地服从法律权威”。他认为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可见，普遍的守法观念不仅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依法治理的起码要求。其二，正确的法律教育至关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过教育和灌输形成的。但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教育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这种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确立。因为，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和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可以导致法治观念的生长，反之，法治观念的增长，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因此，普法工作的关键不能囿于让人们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养人们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并用这种观念规范和制约各级党委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促其依法办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对培养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则，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将徒劳。在我国，为了让人们知法懂法，先后进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启动，但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普法后，违法行政的现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对现有法律的简单宣传，而应是对人们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种塑造过程。换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们守法观念的形成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普法的应有之义。其三，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期待。这就必须使法律真正成为规范人们权利义务的有力工具。即当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法律能够及时进行补救。因为这种补救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为前提。公民对法律的信赖一方面决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于国家、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只有国家和政府对法律本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否则将会摧毁公民对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守法程度直接关系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因为完全缺乏对法律的经验，人们尚可以相信法律的价值及其作用，保留对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关于法律的信念，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维护人们的合法权利，那么，人们对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会消失。因此，要培养法律至上的观念，最关键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有力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川岛武宜认为，“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只有法律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这种守法意识不仅是针对民众的，更是针对作为执法主体的广大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领导者。只有这样，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才会形成，并反过来促进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发展。
（二）对法律运作质量进行有效监督
在我国，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从国家监督机关来看，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从社会监督来看，有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法律职业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监督体系不可谓不完善。但由于这种监督机制可操作性较差，其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仅以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为例，其监督方式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审查“一府两院”依法呈送的规范性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作出相应决议；质询；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并进行处理；开展执法检查；视察；督促办理人民代表和委员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审议撤销职务案；专题监督等。这些监督方式由于监督内容大多集中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监督往往难以顾及，且缺乏相关的具可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以至在许多时候这种监督已流于形式。而恰恰是这种被忽视的权利构成了民众“法治信心”的基石。对民众权利的忽视，无疑对守法精神的形成将是至命的。由此可见，完善我国的法律运作监督机制，不仅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体现，更是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形式上说，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是比较完善的。问题出在监督难以落到实处，即监督乏力上。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监督功能法制化的道路。即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监督主体实施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监督的内容、监督的职责义务等方面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以增强监督实施的可操作性，使这些监督职能从抽象的一般性规定中走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同时，应成立法律运作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当前，我国已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行政执法上有法不依的现象却很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许多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的部门去组织实施，没有法律运作状况的相应监督部门，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闲置的法律”现象。一些权威人士指出，我国在快速推进立法的背后却存在着对法律不重视、执法不力的隐患。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只占一小部分，法律无人执行或执法难的问题突出，目前有近三成到四成的案件执行不下去。人们对法律熟视无睹。事实证明，法律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并不等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对这些监督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受理查办的专门机关。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问题正是出在对社会各界发现、提出问题的查办落实难以到位上。因为，这种传统的监督方式并不是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交给另一个独立于问题之外的第三个部门去查处，而是监督部门提出问题后，又把问题的查纠责任交给出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就往往造成相关职能部门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声誉，对查摆出来的问题避重就轻，甚至人为阻挠，以至暴露出来的问题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如此反复，监督主体不仅丧失了监督的兴趣，就连被监督机关对这样的监督也很不以为然了，因为这样的监督并没有因为法律的规制而给他们带来任何压力。其结果，损害的是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信心。这就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公民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的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直接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被动局面，就必须解决当前一些地方有法不依、一些领域无人执法的问题。在强化原有的法律监督渠道的同时，国家应通过法律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专门负责对所有法律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建立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违法从受理到查处全程查办的工作机制，以彻底解决当前出现的“闲置的法律”现象，使法律真正发挥其规范社会的作用。此外，还应建立一套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依法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治理能否有效推行关键在行政执法机关。换言之，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不依法办事的就是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推进依法治理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就是来自于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因此，要改变当前依法治理工作的被动局面，还必须从治理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入手，建立起责、权、利明晰的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枉法、不依法办事、违法决策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要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及时查纠。把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查处纳入法律范畴，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而不仅仅是以当前的行政处罚或党内处分的形式来解决党委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对因政府行政决策失误、执法犯法造成群众利益受损的，应通过立法予以追偿，由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查办，并将这种追偿责任落实到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应责任人身上，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以警示一切违法行为，树立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如此，才能形成社会公众对法律权威的普遍遵崇，使守法的意识深入人心。目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对党委政府决策失误和行政执法违法或偏差造成的群众权利损害往往得不到追偿，不仅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也极大挫伤了群众对法律的信赖，还可能导致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如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对本属企业的行为却以政府的名义搞硬性的“拉郎配”，给群众造成损失后却百般推卸责任，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假种子案、强行规定农民种植烟草案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由于目前尚没有关于政府行政行为失误和执法违法造成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更没有相应的执法监督机关，因此造成损害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受到责罚的微乎其微。违法和失误既然不承担相应责任，执法犯法、随意决策甚至胡作非为就可能大行其道，如此反复，人们心中的法治信念便荡然无存了。因此，没有对违法责任的追究，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
（三）对权力秩序进行有效规约
潘恩曾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进程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都离不开民主政体和国家权力配置。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的性质与政体的性质是一致的，凡是专制政体的法律都不是良好的法律，而是恶法，只有共和政体，多数人的政治制定的法律，才是良法，才是法治的基础。这就是说，法治的基础从来就是与政治权力的制约是分不开的。没有对权力的规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依法治理就无从谈起，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孟德斯鸠认为，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问题，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他强调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他说，对公民自由和安全权利最严重的破坏来自权力的滥用，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地方，公民才有安全的自由。“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博登海默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提出了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主张。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理，就必须维护法律至上的权威，充分扩展法律调节社会的功能和作用，以法律规范制约权力，使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依法治理工作才具有法律保障。在西方国家，为达到权力制约目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分权的主张，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但依法对权力进行规制是完全可行的。首先，应强化规制政府行为的立法。要使政府依法办事，促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的形成，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立法工作成效显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立法工作与实际要求还很不适应。特别是对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的立法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反映公民基本权利和体现权力制约机制的宪法、民法不发达，甚至落后，而以禁止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刑法体系却非常健全”。[2]党委政府对管理社会事务、进行宏观决策、服务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规范还是沿袭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使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行政决策和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极不协调。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将党委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纳入立法的范围，用法律规范党委政府行政执法的行为，使党委政府行政决策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因人员素质的差异而出现朝令夕改或一时狂热的随意性决策。其次，要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全国人大应把党委政府行政决策、行政管理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用法律予以规范，并建立法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避免党委政府在行政决策和执法工作中的随意性，使权力运作严密控制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其三，民主管理要走向法制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用法律手段保障民主制度、规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权力滥用的最大表现是权力过于集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民主管理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国家立法对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以解决好一些地方对民主管理在行政决策中可有可无的问题。
（四）合理分配维权成本
依法治理工作作为法治文化的重要体现，它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任何文化的发展进步，都必然存在相应的成本支付，依法治理工作也不例外。这种成本支付最集中的表现是对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即当权利受损时，对损害的追偿往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问题是由于当前诉讼成本的过于高昂，作为权利受害人的一般公民，如果诉讼成本远远高于应维护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往往选择低成本的道路。如上访、私了或走极端，结果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要促使人们对法律的信仰，首先必须解决好法律运作过程中的成本支付问题，对法律运作的成本进行重新分配，建立维权与成本支付相统一的国家诉讼制度。由于当前我国法制尚不健全，执法过程中的执法犯法、枉法裁判、以权代法和执法队伍素质差等问题仍然较突出，法律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支付问题显得更引人注目。是否运用或规避法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众的成本支付能力。要防止人们对法律的规避，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把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引发的诉讼成本支付纳入国家法律运作成本范围，由国家建立的专项支付资金统一解决，才能消除因一些当事人难以支付相应成本而无力进行权利请求和执法机关因利益驱动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彻底杜绝当前出现的“赢了官司输了钱”的不正常现象。本文以为，在当前法治主体素质尚还较差、守法精神尚未全面形成的情况下，国家应承担起这种成本投入的义务，把法律运作成本计入国家成本范围，建立起由国家支付为主、个体支付为辅的法律运作支付体系。即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在诉讼前应先由国家支付，待诉讼结束后，再将相关费用转移给相关违法责任人，由责任人承担诉讼发生的所有费用和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有无发生当事人与执法主体的钱权交易作为案件违法的一个构成要件加以限制，以此来规制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驱动问题，以保障任何法律规范主体充分行使参与诉讼的权利，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成为可能。同时，国家还应用这笔资金支付因国家机关行政执法违法给群众造成损害的赔偿，使群众利益不因法律运作面临的困难而受损，以增强广大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当然，群众这种“无障碍参与诉讼”的权利是相对的，它必须以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权利为前提。而对无理纠缠则应视为对法律秩序的干扰和破坏，应予以严肃追究和惩处。
综上所述，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又要规制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唯其如此，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信心，促使依法治理工作真正融入法治文化的轨道。
法律权威篇8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012-02
一、从社会转型看社会动荡（犯罪）的必然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最根本的表现就是解决了“市场经济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并由此，推动了我国社会多方面的变革。计划经济的打破，决定了国家放弃了对社会的过度控制，转而将很多领域交由市场调解。这使得政府从繁重的工作中脱离出来，可以集中力量解决社会的重要问题。而市场接手的部分，因为其发展相较于计划经济而言十分自由，因此也必然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多元化的发展，为社会创新铺垫了道路。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这也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
然而，无论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或者是从社会转型的结果看，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两面性的，亦即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满足、精神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的同时，还必须忍受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从刑事政策角度出发，就是犯罪问题。“社会转型是对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创造性变革的总称”，“它是社会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破原有的社会模式而发生的全方位的革命性转变”。这种社会转型或称变革，必然带来的是社会的动荡，迪尔凯姆所提出的社会失范理论可以来解释这一问题。
迪氏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以证明社会失范状态对于“犯罪”的影响。他认为，“对平衡的破坏，哪怕由此而导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会引起自杀”，正是因为对于集体秩序的打破，使得这些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反常的高发态势。当然，根据恩里科·菲力的“犯罪饱和”理论来说，在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存在一定量的犯罪。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增长或减少，但从整体上来看会相对保持稳定。但在社会动荡时期，犯罪则会呈现出超饱和的状态。迪尔凯姆认为，这是社会失范的结果。“简而言之，社会失范理论是，当社会急剧变迁时，犯罪缺乏合适的社会规范调整的状态下，个人欲望无限膨胀而用不适当方式加以满足的产物”。迪氏认为，社会的稳定在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其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的合理搭配。然而，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而这种无限的欲望在获得满足的道路上遇到阻碍，便会转化为生活的苦恼。就人类的本性而言，决定了个人是无法从内部限制自己欲望的膨胀的。因此，只有通过外在的限制才能使需求与手段间保持理性的一致。这种外在的限制可以被表象化为法律法规、道德、宗教甚至社会组织内部的行为规范。
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起，社会制度发展的滞后性就决定了，其在面对现实飞快发展而引发的新事物上的规范供给不足。换句话讲，就是对于人的外在限制力不足。因而，这使得社会转型时期，犯罪问题呈现出难以抑制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需求与手段之间的没有形成合理的搭配，主要表现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满足合法的需求，或者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满足不合理或者违法的需求。而这种问题终难治理的问题在于，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缺乏相应的规范手段，例如法律空白、法律规定不明晰等。
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段来看，我国从1983年开始到2003年间经历了三次“严打”战役，但其效果仅能维持一时。总的来讲，犯罪案件还是居高不下而且增长势头较猛。从近三年的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来看，2011年各级法院全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79641件，判处罪犯1006420人，同比分别上升1.68%和0.98%;2012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84万件，判处罪犯105.1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7%和4.4%;2013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414.1万件，判处罪犯523.5万人，同比分别上升22.3%和25.5%。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刑事问题的现状不容乐观。
二、效率价值的重要性——社会转型期的规范权威维护
哈罗德·伯尔曼（HaroldBerman）曾经在其所著的《法律与宗教》一书中写道，“Lawhastobebelievedin，oritwillnotwork”，大意是法律必须为人们的相信，否则它起不到任何作用。法律的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关键就在于其能够在社会中树立一种权威并得到人们的认可。而这一权威树立的目的就在于社会控制，刑事政策的功能（社会控制、人权保护、人权保障、导向作用）之一也在于此。
从规范层面来看，“一切法制度的最终价值，必将落实于其对社会控制所能发挥的功能之上”。因此，一旦法律丧失了其对于社会控制的功能，一切法律就变得不再有意义。法律对社会的控制依靠的是法律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单单来源于制定主体的主权者地位和强制力，更是建立在社会对法律的遵守与执行上面。在理想主义的刑事诉讼理念前，人们似乎更加强调正当程序对于正义的实现，但却忽视了“效率”这一诉讼程序所追求的另外一种价值。正义和效率看上去似乎是一种矛盾的关系，但是效率的保证同样是正义的内在要求。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违法犯罪的案件量激增。而政府整体上对于刑事司法的投入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这样就导致了公安、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压力巨大。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同美国当年经历相同的“诉讼爆炸”现状，这不仅是因为国民更愿意将纠纷诉诸法律，更在于我国的犯罪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而快速增长。在面对犯罪案件不断增多而司法资源维持稳定的冲突面前，效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而正是由于效率的降低，使得民众对于国家的公安司法体系在打击犯罪方面的权威产生了质疑，这很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的失信，转而诉诸其他形式的救济。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社会失范的表现形式。这种认可程度的降低，必然从客观上导致法律对于社会控制力的减弱，法律也因此丧失其作用。因此，抛开社会失范时期的犯罪化、刑罚化等问题不谈，但就在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方面，其对平稳度过社会转型期十分重要。所以，刑事政策本身应当更加注重在刑事司法领域，提高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效率价值的重视。
三、如何实现社会转型期的法律权威性的维护
提到提高效率，首先会想到的是在办理每一起案件时都要从快。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很容使人们重陷“严打”政策的窠臼。因此，应当转换思路，并不从个案角度实现效率的提高，而是应当整个司法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就是如何在刑事案件激增的社会背景下，实现效率的保障。而在此应当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运用刑事政策来保障效率价值不被忽视？可谓，“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予巨大启发。
很多学者都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即轻者更轻，重者更重。而事实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远非如此，陈兴良教授在其文章中就明确提出，“‘轻轻’的刑事政策不再是只包含‘轻罪轻罚’这样一种简单的内容，而是包括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司法化”。而这一政策的重要前提就是“分类”。
从刑事司法分流程序来看，很多社会危害性不高的案件都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这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作用。因此，是否可以通过扩大分流制度的适用使得效率进一步提高呢？笔者认为，这种扩大的前提就在于“分类”的细化。这种细化不是穷尽的列举型，而应当是存在一定外延的类型化处理。因此，刑事政策可以通过这一理念的指导，实现效率价值的维护。
首先，刑事政策的本质是一种规范。规范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人的行为的限制和引导，以保障人们的活动符合某种价值要求。从规范的对象来看，其可以是针对一般人的规范，也可以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范，这其中也包括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规范。虽然，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明确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办案，然而刑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严打”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因此，党和政府在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于法律缺乏某些规定的领域可以提出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的政策，这是法治原则的要求。
其次，就是通过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实现效率价值的法律化。严厉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刑法化仅仅是指实体性刑事法，而不包括程序法。然而，效率价值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便在于程序法，例如程序法中对期限的规定以及对于程序分流的规定。所以，必须通过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程序进一步强调“效率”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同时，还要进一步细化“分类”或分流标准，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适用不同审理刑事、不同审限的方式。以便集中力量来处理大案要案以及过程复杂的案件。当然，凡是涉嫌犯罪的案件必须要有司法机关（即法院）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处理结果的正当性。
社会失范是一个社会质变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科学地预见，以减少社会失范对社会本身的伤害。那么，从刑事政策角度来看社会转型，对于刑事司法过程中效率价值的坚持，是面对“诉讼爆炸”时必须要做到的。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法律的滞后性本就决定了很多领域的规范空白。除此之外，一旦法律本身因为其无法处理案件量暴增的情况，那么其权威性就大打折扣。总之，为了避免这种境遇，就必须要再次关注到“效率”的作用，而对案件的分类就是提高效率的关键。
注释：
李刚.论社会转型的本质及意义.求实.2001（1）.55.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61.
韩笑莲.社会失范理论—浅析迪尔凯姆和莫顿的犯罪学思想.法制与经济.2008（1）.130.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1），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2），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3）.http：//chinapeace.gov.cn/.
姜涛.刑事程序分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学位论文.2004.5.
法律权威篇9
在中国，宪法权威看似一种常识，但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与价值，也没有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围绕宪法权威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存在着否定宪法权威的倾向。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凸显，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尤为突出，社会正失去共识，主流价值正处于无序化状态。
可以说，建国60多年来，在社会价值的共识上，目前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最深刻的。面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提出了各种“药方”。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并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更不是贫富差别问题，而最核心的焦点是承载社会共识的宪法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权威，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治国的根本法”无法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我们谈论问题时，往往避开宪法，不正视宪法缺乏权威的现实，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是“非法治的”，迷恋于人治时代的治理方式或者以“法治”的方式实现人治。
目前，在中国宪法权威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如通过否定社会主义来削弱宪法权威，人为地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而做出的成就与努力。
凡是有一点宪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就是宪法实施，社会主义宪法的实施与状态就是社会主义，其基本目标就是维护宪法尊严与权威，其核心价值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宪法有权威的国家中，任何特权的行使都是被禁止的，任何人都只能在宪法“统治”下生活，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生活被宪法控制，不可能享受法外的利益。对公权力是一种限制，对基本权利是一种保障。由于宪法缺乏权威，社会缺乏凝聚力，矛盾与冲突无法有效消解，社会结构自我调整能力有限，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稳定机制脆弱，国家社会中人治重新抬头，法治国家的核心价值被“庸俗化”、“地方化”和“部门化”。
所谓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理念与理由，尤其体现为宪法对公权力和所有国家生活产生的拘束力和规范力。
宪法权威的出现，完成了价值命题的核心任务，即宪法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利益的协调与妥协，“是平衡权力和权利之产物”。宪法是不同利益主体进行妥协的产物，反映了利益主体的共同意志。由此形成了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共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大家应当服从基于“同意”而形成的“宪法文本”，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权威无法超越共同体意志，唯有宪法才是国家、社会与公民生活的“根本规范”，唯有宪法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当宪法缺乏权威时，社会无法形成合理的利益平衡，维稳只能靠非法治手段进行，虽然为维稳付出的代价沉重，但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并没有根本好转。
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回到宪法，尊重宪法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建设实现社会主义。
宪法权威作为一种服从的理由，其类型具有多样化。要判断宪法在国家生活中是否具有最高的权威，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威中，宪法效力如何得到体现，如何保持其权威的“最高性”。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法律权威、制度权威等不同形式的权威。要维护宪法的最高性，其他权威就不能超越宪法的权威，并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其他权威与宪法权威的关系。宪法权威的“至上性”
宪法权威具有至上性是基于宪法的至上性，是人民通过制宪权而做出的选择，宪法之外的其他权威必须服从宪法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否则会失去正当性与合法性。1.政治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即对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政治权威通常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以政治权力为最具效能的体现。然而，正如政治国家属于一种建构的秩序一样，政治权威所依凭的政治权力同样需要具备正当理由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仰。
但在法治国家，政治权威，包括中央权威的树立必须依靠宪法和法治来实现，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维护。
民众之所以支持某种政治权威，首先这种权威是基于宪法的授权下形成的，如宪法获得权威，政治统治也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并具有合法性，政治秩序才具有正当性。
既然政治权威以政治权力为支撑，那么对于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政治权威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必须保持警惕。政治权力还有着不断扩张的天然冲动。宪法和法律能够约束政治权力，但权力往往通过各种可能的漏洞突破法治的框架，凌驾于宪法和法治之上。对此，强调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在理念上确立权力绝对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价值原则，使得政治权力只能在法治范围内运作成为政治运作的自觉，才能保障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
要保持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需要从宪法中不断获取资源，强化合宪性基础，不能通过宪法外的途径追求其利益。宪法权威内的利益是正当的，宪法权威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滥用政治权威将导致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所谓政治权威的滥用，就是权威的支配者违背受支配者的真实意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双方主体在利益需要、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上完全背离。
滥用政治权威最终将消解支配者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传统的政治权威正在失去其有效的支配力，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进一步要求政治权威的民主化、制度化。避免政治权威的弱化，强化政治权力的统合功能，就必须基于政治认同而使之获得不断地承认。这种政治权威的再造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活法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法治国家的过程。2.执政党的权威要通过宪法权威来实现
在现代民主国家，执政党是政治权威最主要的代表者，维护执政党的权威要通过宪法权威来实现。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宪法序言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但政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领导需要以宪法权威为保障，只有具备有效的权威能力，党才能领导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建设。
因此，要维护党的权威，必须尊崇宪法权威，从宪法权威中寻求党的权威的依据，包括执政的行为、执政程序、执政理念。
以宪法权威体现党的权威，并不是说宪法是执政的工具，否则宪法就将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而丧失其价值的至上性。党的权威是服从并服务于宪法权威的，只有尊崇宪法权威，才能保证党的权威。只有认真落实宪法，才能真正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党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是维护党的权威的根本途径。
在我国，处理好宪法权威与党的权威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上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片面强调党的权威，有的时候甚至存在着以党的权威代替宪法权威的现象，一些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基本的宪法意识，对本国宪法的忠诚度也不高，甚至对本国制度的理解偏差，客观上抹黑中国的宪法形象，抹黑国家法治形象。
执政党维护宪法是宪法和规定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除了在序言部分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外，还在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所讲“各政党”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而且该条款主要规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
《中国共产程》根据宪法的规定，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共十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一思想是执政党的基本理念，也是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积极探索和实践的成果。
2002年，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4年9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略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作为执政党自觉地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明确依照宪法治理国家的思路与途径。
时隔十年后的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并将宪法实施上升到了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高度。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并要求“必须依据宪法治国理政”，以“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有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讲话是执政党宪法观的精辟阐述，充分说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
执政党落实依宪执政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设定的权力范围、确立的原则行使权力，切实提高运用宪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推进党的决策活动与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切实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
依宪执政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宪法实施。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宏观背景下，执政党应当实现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克服以“改革”“试点”等名义破坏宪法秩序的现象，使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执政活动中得到落实。3.个人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对于宪法权威与个人权威的关系，从逻辑上说，宪法权威具有至上性，一切组织和个人不能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但是，特定个人基于行使公权力，在某些领域也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是必要的。
在马克思·韦伯的合法统治的类型中，“魅力型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类型。这种统治适用于被统治者对领袖的崇拜和信赖，需要被统治者的献身精神。然而，魅力型统治的缺陷在于，“倘若他长久未能取得成就，尤其是倘若他的领导没有带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那么他的魅力型权威的机会就消失。”显然，只强调“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对于共同体来说并不具有持久的有效性，而且有可能导致统治的失灵和对民众利益的危害。
推崇宪法权威还是推崇个人权威，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不同道路选择。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有多大的魅力，无论其有多高的权威，都不能超越宪法权威。个人权威是一种人治式的权威，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共同体的维护需要个人作用的发挥，但如果个人具有根本上的崇高地位，则会架空制度，取代法治。邓小平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2年宪法关于最高领导职务连续任职不超过两届的规定也是对个人权威的否定。这总结了只推崇个人权威而忽略制度权威所导致的沉痛教训，因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本质上破坏了宪法权威，把特定个人置于宪法权威之上。
中共十报告特别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当然，推崇宪法权威并不必然反对领导人应有的个人权威。在国家治理中，基于统治效率的要求，领导人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客观上是允许存在的。但是，领导人的权威一方面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基于其自身道德、素养、能力产生的，尤其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这种权威也不能单纯基于其所掌握的权力而产生，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控制，否则这些权力就有可能沦为维护其领导地位的工具。
要保持一定的个人权威，领导者必须以宪法思维处理现实问题，不能留恋人治的治理方式。
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处理利益关系时的最高判断标准只能是宪法。如领导人的讲话多引用宪法和法律条文，不能讲违背宪法规定的话，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更不能为了追求个人的人格魅力，以个性化的方式挑战宪法权威，靠非法治手段树立起来的宪法权威是不可靠的，最终会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4.法律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在一些法律文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宪法权威和法律权威有时是相提并论的，有时两者包含着相同的理念，从表现形式上，宪法和法律创制的乃是体系化的规则，它们在生成方式和规范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宪法与法律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规范体系，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在权威系统中，宪法和法律制度处于中心地位。
但是，宪法和法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效力。与法律相比，宪法的独特性体现为：（1）在产生方式上，宪法是立国的基础，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出来的，而法律是根据宪法产生的“人民的代表”制定出来的；（2）在规定内容上，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它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是根本的、全面的调整，而法律是对宪法的具体化，是对国家生活具体方面的调整；（3）在规范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范是法律规范体系中具有最高价值的规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法律的制定要依据宪法的价值，法律是否正当要以宪法为根据进行评价。
正是基于宪法和法律存在的这些区别，我们才说法治之治首先是宪法之治，法治思维首先是宪法思维，宪法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规范体系中，法律权威要服从于宪法权威、维护宪法权威。法律权威不具有最终性和根本性。
由此，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命题在一般意义上是成立的，但需要根据不同的规范体系和语境，针对不同问题区别对待两种规范形式的效力，比如在宪法监督问题上首先确保宪法的权威，不能只重视法律权威而忽略宪法权威。违宪审查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纠正违宪的法律，强化合法性的宪法基础。这要求：（1）宪法应当得到直接适用，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2）立法行为和法律必须接受宪法的评价，即接受合宪性审查。
宪法的直接适用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不过对于宪法的实施方式，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学术界也对宪法究竟是直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存在一些争论。如何直接适用宪法？我们首先需要从现有的规范体系中寻找依据，推进宪法的实施。如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不能排斥宪法，要根据宪法第12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在审判活动中适用宪法，并把宪法作为审判活动的根本依据。
审判权的来源是宪法的授予，任何审判活动都不能脱离宪法。由于宪法赋予法院审判权，“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中自然包含着法院要遵循宪法约束的原则。当然，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意味着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也不意味着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宪法。
基于宪法和法律具有不同功能，法院审理案件时首先以法律为依据，遵循宪法与法律的界限，区分“规范性的法律”和“具体的用于裁判案件的法律”，在承认合宪性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裁判的案件中适用具体法律。但在说理部分，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运用宪法条文；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时，法官可以根据宪法的规定与原则进行裁判。如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可能违宪的法律，法官基于职权不能宣布违宪，但有义务将有争议的法律条文提交有解释权的机关进行解释，以最终的解释为依据进行裁判。
另外，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对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为宪法的直接适用提供了规范依据。
由此可见，在现行的宪法与法律框架内，审判机关具有以启动宪法审查的职权形式维护法制统一的义务和权利，这是构成完整的宪法审查程序的重要部分。
我国宪法实施状况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是，有权启动宪法审查的机关疏于或者怠于启动宪法审查程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宪法机关之一，在这一方面具有重大的宪法，对于推动宪法实施应该而且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关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审查问题，目前已经确定的规范体系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面对大量的规范冲突，拥有审查要求权的机关基本处于“不作为”状态。如根据立法法第9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违宪的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要求，但十多年来，从未行使过这一职权。而法律与基本法律、法律与规范之间的大量冲突，以及法律中存在的违宪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预防和解决。
因此，为了维护宪法权威，必须充分地运用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完善控制法律、法规的规范体系，及时预防与解决违宪现象。为了实现依宪治国的理念，我们需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完善监督程序入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成本最低、最具可行性的一个方案就是增设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并把法工委的法规审查备案室调整为宪法监督委员会下设的工作机构，明确其工作职责与程序。这是落实“12·4”讲话精神，完善宪法监督程序的有效措施。5.制度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制度是各种规则的集合，并以之规范个体行为，目标是实现一定的社会秩序。显然，宪法也属于一种制度，是以宪法规则调整各类行为的制度体系。相对于人治的传统治理方式，制度之治具有进步性，它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治模式下的随意性、任意性和不可预测性，提高了公权力行为的规范程度。
但制度权威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特别是没有法制化的制度无法获得稳定性与权威性。因此，需要通过确立宪法制度的至上权威，能够消除其制度隐患。如前所述，宪法的正当基础在于，它是民主论辩的产物，其实施有赖于民主过程和专业判断。良好的宪法必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也具有拘束其他一切制度的能力。判断制度本身优劣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宪法在其中是否具有根本性的支配地位，宪法是否有效地支配各项制度，并把基本的制度法制化。
制度权威是系统和多层次的，而宪法权威在其中发挥着统领功能和评价功能。宪法不但设定了制度的价值取向，而且“一部正义宪法应是一个旨在确保产生正义结果的正义程序”，宪法本身就是创设各种制度时必须遵循的程序要求。
这里需要纠正的两种观念是，不能因为建立了一些制度，就认为不需要宪法；也不能认为有了宪法，其他制度就不那么重要，或者其他制度自然就能建立起来。前者应当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后者需要特别加以注意。有宪法不等于它就有权威。宪法本身是抽象的，其内容是相对有限的，只能规定基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只能保障那些具有基本地位的权利，它需要一些制度的配套。
宪法是制度体系的根本，其落实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来完成。以宪法为价值指引和规范依据完成这一过程，便是宪法的具体化。宪法具体化并不一定要通过部门法方式实现，但一定要有完善的制度设置。同时，制度规范本身也需要体系化，而不能“碎片化”，否则就会消弭制度自身，最终将架空宪法。
我国目前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虽然我们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如何整合制度的效力、发挥制度的权威，在观念和程序上还存在缺失。比如国家机构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但在权利保障上制度的有效性显然不足；在社会管理方面建立了比较丰富的制度，但在激发社会自身活力方面着力不足；在权力的配置上建立了层次比较清晰的制度，但监督和约束权力运行方面的制度同样比较零散、不够有效。这有损制度的权威，也根本上损害了宪法效力的有效性。
同时，徒“宪”不足以自行，有宪法而缺少能够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是影响宪法权威的重要原因。客观来说，目前我国宪法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宪法实施制度是不完整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立法制度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制度的完善，以立法方式实施宪法只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不能人为地夸大其功能，以价值引导社会生活只是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宪法要得到全面实施，就必须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不但要审查立法行为，而且要审查一切公权力的违宪行为。宪法权威与社会共识
宪法具有至上的权威性，它不仅体现在宪法同法律相比时所具有的根本法、最高法效力，更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威同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制度权威以及道德等其他权威相比，具有确定性、统一性的支配力。宪法要具有这样的权威，首先要求其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进而要以宪法为根据安排国家生活，形成宪法至上的社会共识。
宪法权威是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在人类的各种发明中，宪法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类在治理国家进程中，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通过制宪、修宪等方式将具有一定共识的思想、理念与原则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宪法治理的根据。将社会共识体现在宪法之中，使国家保持理性与人性，防止公权力执掌者的肆意、任性，以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同时，宪法通过其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机制，为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提供法律基础与依据。
在社会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宪法权威，遵循着一种理性的原则，使宪法的存在体现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反映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从而在根本上使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使人类生活更加幸福和多样化。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人类社会背离宪法价值、背离宪法治理的基本规则的时候，社会就会陷入灾难与无序之中。
应当承认，当前我们的社会信任度相对低，共同体内部缺乏一些基本的共识。没有共识的共同体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稳固的。重塑社会共识，最基本的根据是宪法，最基本的途径是认真对待宪法、全面实施宪法，让宪法中蕴涵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与共识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以宪法共识来建立、维护并发展社会共识。宪法权威来自于社会共识，同时通过宪法权威不断巩固与发展社会共识。
首先，要维护社会共识，必须尊重宪法文本。不尊重宪法文本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法治发展中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要维护宪法权威，首先要尊重、爱护与信任宪法文本，对宪法文本要持历史的、客观的和宽容的评价，它并非单纯是法律文件，而是代表了国家精神，任何回避乃至消解宪法文本的做法都是对国家价值观的伤害。
现行宪法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通过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方式可以继续赋予其规范的开放性，使其保持生命力。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理由，否定、诋毁自己国家宪法文本是对宪法历史无知的表现。其实，现行宪法仍然有充分发挥功能的空间，我们的问题是已有的制度没有发挥作用，不能再在规范之外寻找出路。关键是要以宪法为基础，积极落实宪法的规定，发挥宪法的潜能，推动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的转型。
其次，实现宪法共识必须加强宪法实施，它是民主社会公共理性的载体，是通过宪法凝聚民心、“走向法治大国”的根本途径。宪法共识体现了多元价值在宪法层面上的沟通，而实际上，宪法共识的表现很简单——遇到现实问题从宪法中寻找解决途径，任何制度、任何公权力行为都以宪法为根本的评价尺度，做到这些，宪法共识便自然能够形成，宪法权威便自然得到树立，法治国家便真正建成。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实施对于宪法权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宪法实施是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与过程，宪法实施状况的好坏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只有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项制度和体制，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
再次，执政党尊重宪法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关键。在中国，宪法要获得尊重，执政党对宪法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既要“依宪执政”，又要“依法执政”，二者互为表里，都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我们在实践中既要坚持两者的统一性，同时也要分析两者在性质、功能与表现形式上存在的区别，确立依宪执政的基本理念与目标。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建设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国家机关都依据宪法授予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凡宪法没有授予的，就不得行使，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权力行使的有序性。
法律权威篇10
关键词：权威，宪法权威
权威一词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1]以此推理，宪法权威亦应是宪法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在有人们心目中具有威望并得到普遍支持与服从。这种普遍支持与服从是一切法也应具有的普遍特点，那么宪法权威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宪法权威的内容是什么？我国宪法权威的现状如何？该如何去维护宪法权威？这些问题始终萦绕笔者的心头，也是一个研究宪法的学子所深深关心的问题，本文意图不在于解决什么问题，只想在此阐述一下所想到的和所看到的现实。
一、宪法权威的地位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早表述应是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谓根本法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法律。它规定的内容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所谓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指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效力最高，它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它法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否则，将归于无效，不得实施或被撤销。”[2]宪法第5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四个条款的内容对宪法权威加以具体化，也是我国宪政史上的重要一笔。由此可见，我国宪法从自身保障的角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宪法所处的最高的地位，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那么为什么需要如此规定呢？这样的规定能不能真的说明宪法是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这样的自话自说，能不能就能让人们相信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需不需要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到具体的纺纱厂、铁路以及航海的例子全面论证了社会是需要权威的，有力地反驳了当时巴黎公社后出现的反权威的一股思潮，最后他讽刺道：“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革命的第一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古今往来，权威广泛存在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家庭等人类活动和共同事务中，只不过是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权威理解而已，一个缺乏应有权威的社会是不健全、无组织、无统一目标的、无秩序的社会。
其次，社会为什么需要宪法权威？法治国家无一例外，都把法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当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发生冲突时，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用潘恩的话来说就是：“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4]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实现了法制到法治的历史性转折，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使中国的法治之路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树立法在治国中的权威地位，而其中宪法是最高法，这决定了要实现依法治国首先要的是宪法在治国中的权威地位。有学者就认为宪法能否有权威是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5]马克斯。韦伯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守旧势力的权威，即习俗的权威，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或借托于神的意；二是非凡个性的魅力型权威（卡里斯马权威），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气质；三是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对合法章程有效性的信任，按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权威。[6]宪法权威则是属于合法性信任基础之上对宪法的一种服从和遵守，现代社会都应属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法理型的统治。宪法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必然，更是现实的需要，随着依法治国的口哨号的提出，凡共和国所及之处，都能见到或听到依法治国的呼声，但“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这种类似合乎逻辑，可却是画虎成犬的事大行其道，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难道这些领导人真的不懂依法治国的意思，他们治省、治市和治县的法是什么法？治省、治市、治县是需要依宪法，但别忘了，中国这么多又各不相同的省、市、县就一个宪法能解决吗？所以，在这里笔者不是在对那些依法治理人士加以批评，而是在提醒他应注意依法的真正内涵！ 这样的现实，更是需要我们去澄清依法治国诸多误区，对宪法权威的认识不是在于什么地方都要抬出宪法，而是在于去理解“最高”这二个字所包涵的意思。
再次，宪法为什么具有最高的权威？首先，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的权威？宪法只不过是由一定的机关制定出来的写在纸上的东西或习惯中产生的惯例而已，要说它本身应是无权威可言的，但是，自宪法产生那天起，宪法就被定格于最高法的地位，同时赋予它最高权威的力量。“宪法制定者将宪法确定为治理人类政治组织群体的一种根本大法。宪法文献提出并阐明一国政体所赖以建立的原则……也正因如此，宪法成了最高的法律。”[7]其次，这种权威从何而来呢？来自于人民！作为宪法的原创者资产阶级无一例外，以人民的授权作为最高准则，不管它真不真实。社会主义宪法则更是以庄严的声音宣布，人民是宪法的主体，宪法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是宪法权威的理论基础，法国人权宣言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身为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更是具体说到了宪法的权威“宪法与法律相比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代表相比，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8]这一理论直接指导着美国宪法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近代法治理论通过对国家用权力来源以及权力的性质的分析，认定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公民的让予，公民通过契约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转让给了政府，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宪法规定的内容主要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也许我们还可以从其它许多角度去说明宪法的最高权威理由，如从正义、理性、科学等等角度，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似乎都有些空，而且正义、理性、科学是所有法的应有之义。这里可能也有人会说，难道人民两字不空吗？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不要把这里的人民等同于我们中国所特色理解的“人民”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词，这里的“人民”代表的是站在宪法背后的阶级力量。最后，宪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什么？首要的是宪法内容建立在正当性、合理性、科学性之上，同时，宪法又必须反映其所依赖的社会现实。宪法权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运用权力赋予并保证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宪法最高权威的内容
（一）从法律立法层面上来看，宪法最高权威，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这就是说宪法与普通法律有主臣之别，普通法律与宪法条文相抵触时，则普通法律失其效力。”[9]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所有行为规范中，宪法的地位是最高的，效力是最大的，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规范。宪法的内容是有关国家最根本的问题，调整的是国家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宪法的最高效力还体现在宪法规范的变化具有严格的程序，从各国的宪法修改程序来看，宪法修改比其它普通法律修改具有更复杂和更严格的特点。
（二）从法律运行层面上来看，宪法权威预示着宪法对社会关系的恰当调节或在法律运行中对经济发展、主体自由、社会秩序等的最有效的促进，是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客观表现出来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指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宪法为根本准则，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违宪法不是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这为美国宪法权威的实际运作奠定基础，也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宪法司法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但无疑是宪法权威在运行上得以实现的重要一步。
关于宪法权威的内容，不少学者从法律、道义和政治的角度加以阐述，每一种说法都有其合理的可取之处，但笔者更趋向于认同龚祥瑞先生的结论：“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不一；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的政治权威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不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于力量的对比。”[10]确实如此，宪法权威不是宪法自说自话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靠道义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来证实的，而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力量的体现，宪法权威的内容也应体现在宪法的实际运用中。
三、我国宪法权威的现状及原因
宪法自称权威是一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国宪法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史，1954年宪法是一部好宪法，但它的实施过程却充满着艰难和坎坷，十年动乱把宪法处于名存实亡地步。1975年宪法依然充满着极左的色彩。1978年的再次修宪，在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质性变化。1982年宪法一诞生就处于一片赞扬声之中，宪法权威也理应由此真正开始确立，但事实总不是人民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宪法实施的步伐还是未能迈开，虽经过了88、93、99的三次修宪，但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修宪似乎陷入了为修宪而修宪的尴尬局面。
宪法权威在我国没有确立，而且可以说从来就不曾确立过。首先，体现在普通公众对宪法的陌生和冷淡，宪法在我国只是一个属于宪法学家理论讨论的问题，对普通百姓来说则是遥不可及的东西，所以也是不需要他们去关心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更关心的是与生活有关的普通法律，那怕是学法之人一听宪法，也都会说一句头都大了，再加一句都是空的。四十多年的宪政实践，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仅仅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而已。其次，执法机关未把宪法作为最高之法来对待，权力机关没有应有的权威来监督和控制其它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出来的宪法也就无法真正完成人民交于它的使命。宪法仅仅是一部宪法，是一部名义上的最高法，只是为了完整我国的法律体系而存在的一部法，说一句我国宪法只具有最高法的躯体一点也不过分。我们的人民在受到不法伤害时，想到的不是宪法。我们的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不会想到宪法也是需要执行的。我们的司法机关在审判时不会用宪法来做判决的理由。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复函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准援用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仍然重申这一规定，将宪法排除在可以引用的范围之外，更不用说按司法程序去追究违宪行为了，宪法成了一部束之高阁的法律文书！再次，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流行，宪法成为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诸多手段中的一种，无足轻重的宪法现状与宪法所应具有的最高权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远远不如一部部门法的宪法让人从何去谈它的权威？最后，宪法规定一切政党必须在宪法范围，但事实中执政党直接或间接地行使着国家的权力，超然于宪法和法律之外不需要承担责任，所谓“党委作报告，政府做被告，书记出点子，乡长挨板子”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直接表现于外是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不顺，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体现。但现实中，要么政策直接取代于法律，要么法律跟随于政策，有学者以政策性修宪来描述我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11]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宪法权威在我国的现状是贫乏的，其原因何在？综合起来，无非是这样，中国传统的 “法即刑”、“家即国”法律思想产生了民众对法的排斥，宪法也不能幸免；中国传统的“君权至上”政治文化使人们崇尚权力，迷信权力，法律成为君权的奴婢；中国传统的经济方式从根本上切断了法律普遍性的道路，法律的权威与至上性在温情脉脉的人情网下丝毫不起作用，就笔者看来，这些确实都是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毕竟是过去的历史，难道历史给我们后人东西我们就不能去改变吗？！历史的债我们就必须如此记住不忘吗？就因为历史如此，所以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一边骂着法没有权威，一边又不去做改变它的努力吗？所以，笔者认为，宪法之所以没有树立其应有最高权威，真正的原因在于现实的人们没去努力地确立和维护，美国宪法权威的确立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美国人民看到了宪法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去相信，最终是去信仰它，“没有一部行之有效的宪法，没有一个具有高度应变能力的宪政体制，美国不可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历史的挑战，不可能准确有力地把握她所面临的机会，也不可能敢于面对并致力改正她历史上的不公和错误。”所以一定程度上可说“没有美国宪法，便没有美国的发展”。[12]因此，宪法在我国未能树立最高权威，在于立法机关没有在立法完了以后再加以监督和控制，在于执法机关没有在执法过程中以宪法为最高准则，在于司法机关没有在司法过程中运用宪法。依法治国没提出之前，这一切可能还算情有可原，但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后的这几年中，宪法的作用还是没有被认识到，这真是要命。人们的法律意识差，宪法观念淡薄，这是个问题，但要让这些提高，也必须有上述国家行为的行动实践来促进，虚无飘渺的意识只有在坚实的现实生活中才能生根落脚，只有让他们感受到宪法的威胁力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服从它，去遵守它，只有这样宪法才能有权威可言，只有宪法实实在在带给人们希望和利益时，才会产生人们对宪法的真正的信赖和信仰。因为“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13]总之一句话，我们无权去怨历史，更不必去恨历史，宪法无权威的现状最终是现实造成的，最终也只能通过现实去解决。
四、 维护宪法权威的对策
从根本来说，要维护宪法权威，首要的是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观念，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是一个长时期同时又是根本性的对策，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美国宪法在美国人民心中无疑是占极崇高的地位，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最令有信服的解释是将此归结于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几乎从宪法提交制宪会议讨论的那一天起，这种信念就对美国宪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4]公民的宪法信念对于宪法权威的树立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卢梭所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15]宪法本身无权力可言，也无强制力可言，而是在借助外在强制力的手段下，要求主体自觉得服从，树立宪法权威最重要的是树立公民对宪法的一种信仰，只有这样才会对宪法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由此才能真正激发公民对宪法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里最重要是要树立我国公民对自身权利的信仰和尊重，把自己看作上帝，因为中国人实在太习惯于崇拜国家、政府以及自身以外的权威，而不习惯于对自身权利的崇拜。可要确立宪法权威首先必须对权利的看重，宪法精神的核心就在于以权利制约权力，宪法权威的树立最终看权利能否真正有效地制约权力。“权利意识与法律信仰是一种互动关系，权利增强导向对法律的认知和对法律价值的认同，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长，反之，对法律的信仰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从而又推动人们法意识的增强。”[16]提高公民的宪法的意识，除用传统的法制宣传，法律教育手段以外，更为重要是要让公民能切实感受到宪法所能给予他们的保护作用，能让他们感受到宪法所治理下国家的强大，只有这样，才能让公民真正的从内心里去服从并去信仰宪法。
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培养公民的宪法信仰，这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了的，那么，现在迫切要作的应是什么呢？（1）切实推行法治，这是根本之策，以有效的治理结果来显示出法律的权威，更是体现出宪法的最高权威。（2）完善宪法自身的内容，切实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紧跟社会步伐。（3）改革和健全宪法运行制度体系，包括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宪法监督，引入宪法司法诉讼制度和违宪责任制度。（4）修正我国法律制度的各个环节，注意法律与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和立法程序上的严格性，建立和完善立法制度、司法制度与执法制度，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和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宪法权威性的损害。（5）增强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执法人员的洁身自好本身就是宣传的活材料。（6）正确处理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意志与宪法的关系，理顺党政关系和党法关系，建立合理的“权利－权力”结构，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宪法权威高于领导人的权威，党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行动。邓小平早就强调过“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范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去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7]（7）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但绝不是政策高于法律或政策取代法律，我国宪法权威之所以未确立的最大根结在于宪法没有自治性，所谓自治性是指宪法是依法律理念和信念来认定其内容和效力的。而我国几乎每一次党的大政方针的改变，都要引起宪法的重大修改，宪法权威面临党的政策受到严重的挑战。（8）扬弃法律工具主义，把法律作为现代社会有序化的主导模式和走向法治化的目标性选择，虽然，法律在中国的开始是以救国的工具的出现的，但是，社会在变迁，时代在进步，法律作为阶级镇压的工具在现今社会已没有这个必要，法治下的法律应成为人民心中一种信仰和执法者的权威。（9）限制权力经济，发展权利经济，为宪法和最高权威提供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计划经济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规则的经济模式，而现代市场经济天生是一个规则经济，从它一开始产生起就是由众多的规则来调整的，市场经济中主体天生的平等与意思自治就本能地要求法律的至上权威，才会要求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
“西方立宪主义的历史一直就是以不断的压力来维护‘立法机关’最终权威的历史”[18]我国的宪政最缺的就是这样的压力，宪法权威的最终确立有其内在因素，但没有外在压力的宪法始终只能似花瓶一般摆放于宪法研究者的案头。卡尔。波普尔说过“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19]属于宪法的美好世界会不会出现？我们期待着！
注释：
1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国宪法精释》：蔡定剑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 第551-554页。
4《潘恩选集》： 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36页。
5 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6 参见韩水法主编：《韦伯文集》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410页，这里的“卡里斯马权威”按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导论中解释应理解为一个人的非凡的品质，被统治者凭着对这个人的特定的个人的这种品质的信任而服从这种统治。
7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8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
9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10 龚祥瑞： 《论宪法的权威性》收于《政治中国》。
11 殷啸虎：论“政策性修宪”及其完善 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殷啸虎、房保国：论“政策性修宪”与“制度性修宪”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2期。
12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1991年版，第90页。
14 克林顿·罗西特：《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考文著）序言第2页， 强世功译，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5 卢梭：《社会契约论》下卷，第20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