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利篇1
关键词:道德回报;道德权利;道德义务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成分，任何道德主体都具有道德权利，任何道德行为都具有回报性。但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在实际道德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不求权利的道德义务和不要回报的道德奉献才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被人们尽量回避或予以否认，这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程。
一、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含义
1.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最一般最基本的人类权利，它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权利现象在道德领域的表现。道德权利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由道德赋予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可干涉的享有和要求某种利益的资格或名分，是道德主体在道德生活中具有的人格、尊严和应享有的道德自由、权力和利益。他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所具有的道德行为的自由度、按照道德所享有的利益、道德主体的主体地位，是主体追求和维护合理利益而享有的具有价值合理性和道义支持的权利[1]。
2.道德回报。道德回报是一定道德关系中的人们，把利益作为对个体行为善恶责任或其道德品质高低的一种特殊道德评价和调节方式，即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自觉或自发地评价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和效果的善恶的基础上，对行为主体进行的物质、精神的奖励和褒贬[2]。它是道德主体通过一定作用和影响的道德行为而获得相同性质和相同程度的奖惩和褒贬的道德过程。它分为赏善和罚恶两个方面，赏善是给那些实行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褒扬，罚恶是给那些实行不道德的行为的道德主体以物质上的处罚和精神上的贬损。正如亚当·斯密说:“对我们来说，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感激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应受奖赏;而另一方面，一个行为，如果它是怨恨的恰当的和被人认可的对象，那么，该行为一定该受惩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它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
二、道德回报:道德权利的应有之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的基本权利，它是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的基本要求，它具体包括:(1)道德主体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权;(2)道德主体人格平等权;(3)道德行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权。自由、平等、利益是它的基本构成要素，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履行了一定道德行为后而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和满足。它包括:(1)道德主体作为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2)道德施予者应当得到相当程度的道德回报[4]，从根本上看，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之后应获得的道德权利。
道德权利是道德主体履行道德义务后的基本要求，道德回报是道德主体通过道德活动而获得的尊重和报答，二者是内在一致的。一方面，维护道德权利是获得道德回报的前提条件，道德主体只有能够自由地选择道德行为，在道德关系中得到起码的尊重，作为一个平权主体能够承担道德责任，才能要求被社会和他人公正评价，才能要求获得道德回报，才能享受道德回报。另一方面，倡导道德回报是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道德回报是对主体道德行为价值的评价和报答，在本质上是对“道德人”的尊重，肯定道德回报的积极意义，完善道德回报机制，又是对道德权利的保障和维护。
2.道德回报问题的实质就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道德生活中只承认和强调道德义务，忽略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履行义务，却不强调履行义务后的道德回报，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造成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不公。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是一对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独特性质。这种独特性质主要表现为道德义务对于道德权利的先在目的性，也就是说，道德义务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以获得某种权利为目的前提[5]。道德义务是道德主体发自内心信念的活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是道德行为崇高性的具体体现，也是道德义务区别与其他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明，道德义务不是作为获得道德权利的手段而存在的，也不是以获得道德权利为目的工具，同时，道德义务的承担，也不能以他人是否对等的承担此种义务为前提条件。但是，道德义务先在目的的特殊性，不能将它理解为道德义务是脱离道德权利而孤立存在的，更不能由此得出道德义务是与道德权利分离的结论。道德权利在道德活动中不应成为道德主体的道德动机，不能成为履行道德义务的前提条件，但道德主体在履行了道德义务后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权利，应该要求得到相应的道德回报，这是道德关系维护和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我们有责任以善来回报一种美好的恩惠，而且在此之后，我们应当率先表现出自己的美惠”[6]，履行义务就应当得到公正客观的回报，这应当成为一条客观普遍的道德法则。道德回报体现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一致性。
三、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现实意义
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在道德生活中长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奉献社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报偿，无德者不履行义务反而占有享受他人的奉献;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有德之人，却给了不正当竞争者以投机取巧的机会;善行得不到善报，恶行得不到惩罚，甚至善行恶报，恶行善报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些现象极大的伤害了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严重影响了道德建设的进程。面对日益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强调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倡导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营造惩恶扬善的道德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在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只强调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权利缺乏应有的地位，更谈不上要求道德回报。道德主体在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中毫无个性、自由和权利，失去行动的主动性，在道德行为中是被动的、消极的，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和他人对道德行为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更不能要求道德领受者的道德回报，哪怕受到损失和伤害也只能自己承受。这种状况使道德主体在行为之前顾虑重重，空有满腔正义却无法付诸行动，极大的打击了道德主体道德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肯定了道德客体对道德主体的有用性，道德主体在履行道德义务后有权要求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公正评价并得到相应回报。这一行为突出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能动性，对道德主体的生活和活动有积极意义。
2.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体现了对道德主体道德人格的尊重。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道德主体是生活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利益是人选择行为的出发点，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选择时，人们出于道德良心和道德原则，舍弃了个人的利益得失做出超功利的选择。这一超功利选择虽不以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为动机和前提，但道德行为后果的施受者，也就是他人和社会，应该给行为者高度评价和一定补偿.德行不期望报酬不应该成为不应得到回报的原因，许多的行为事前无法约定报酬也不应该约定报酬，事后的补给报酬是对奉献者的人格尊重。这是道德主体在道德关系中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地位和利益。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使道德主体因为高尚的行为、公正的评价以及适当的回报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被重视的愉悦感和道德人格实现的满足感。
3.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是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善良人们的美好心愿，但现实往往是不尽人意的，行善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而成全了社会或他人，行恶的人却总是牺牲了社会或他人而成全了自己，行善者经济拮据、生活穷困，行恶者却日益富足、洋洋得意，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不公正使人们对道德建设失去信心，道德建设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下流于形式。道德权利能促使人们充分发挥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自愿地趋善避恶、扬善抑恶，道德回报则能够激励和强化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形成示范作用，动员和引导更多的人参与道德建设，提高群众性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参与的普遍性，在全社会形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氛围，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一种自然规律，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所以，道德回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维护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保障道德行为的道德回报，是当前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扩大道德权利而不履行道德义务，另一种是将道德回报狭隘地理解为物质回报。只有正确理解道德权利与道德回报的深刻内涵和交互关系，才能在道德生活中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的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林心雨.浅析道德权利的本质[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板，2001，(4).
[2]易钢.道德回报理论初探[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2.
[4]康化椿.论道德回报[J].社会科学研究，2004，(2).
道德权利篇2
（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并且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复杂化使人们在主张道德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利益冲突和社会纠纷。本文从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基本概念出发，厘清两者的关系并对相关理论进行简单评析以望对道德主体有所启示，以便减少利益摩擦，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道德权利；道德义务；权利；义务
一、权利与道德权利
（一）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内涵
权利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但在人类早期，它主要是指法律权利。如边沁认为：“权利是法律的产物，而且只是法律的产物；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与法律相反对的权利，没有先于法律存在的权利。”人们把法律视为权利的专属领域，并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来主张权利、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利。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比较简单，社会关系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法律足以调节、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们思想层次的高度，与以自觉性为基础的教化方法相比，法律具有的特殊强制力更能有效地引导大众的思想、约束大众的行为和保护大众的权利。
随着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权利逐渐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中世纪的阿奎那提出把权利理解为正当要求的明确概念。这种要求的正当性更多地体现在道德方面，即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道德主体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道德主体的利益诉求。道德权利是以道德来衡量权利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之能力即可称之为权利。持道德为后盾者，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利。
什么是道德权利呢？它是指道德赋予的，由他人的义务保证实施的对事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获得尊重、帮助的资格。换言之，它是指在道德领域，道德主体出于自身正当利益的考虑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那种权利。道德权利虽然指向道德主体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但道德主体行使道德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或妨碍他人利益的实现，即一个道德主体的权利不能否定另一个道德主体的权利，否则就不是道德权利。
（二）道德权利的特点
首先，道德权利具有社会性。既然道德产生于在一定社会形式下的人类劳动，那么道德权利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谈不上道德权利。这是因为，道德主体的利益要求是道德权利的重要内容，孤立的个人之间不发生任何联系，他们就没有需要调节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更不会有为了自身需要而进行的道德主张。
其次，道德权利具有历史性。和道德一样，道德权利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形成而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道德权利的内容也处在变化之中，例如在传统观念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而如今丁克家庭的出现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成年人有权利选择是否生育子女而不受道德舆论的左右。同性恋和在有些国家不仅被看做是合法的，而且被看做是道德的。
再次，道德权利具有相对性。道德主体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处在同一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主体双方的道德权利是不同的。比如，子女有享受父母抚养教育的权利，父母有享有子女赡养扶助的权利；下级有受上级尊重的权利，上级有命令下级的权利。对特定的道德主体来说，这些社会角色决定了一定的道德权利是单向的，不能被道德主体双方同时享有，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最后，在阶级社会，道德权利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道德权利要求反映了该道德主体所属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而大多数道德主体的道德要求则反映了该社会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通过宣传本阶级的道德来实现这个阶级的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
二、义务与道德义务
（一）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内涵
义务不仅指个人对他人、集体和社会所应尽的责任，而且也指集体对每个个体和社会所负有的责任。和权利类似，义务包括道德义务、法律义务和宗教义务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但一般来说，它主要指道德义务，即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所应尽的责任和应对他人、社会和国家提供的服务。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最早从伦理学角度提出义务范畴，并把义务和行为的内在动机联系起来。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也讲义务，并把它说成是由上帝的意志规定的。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把义务看作是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认为义务是从先天的“善良意志”发出的“绝对命令”。康德所建立的伦理学，被称为义务论伦理学。叔本华认为，义务是应该的，就如同偿还债务那样。这种观点把义务看作是先天的、既成的事实，就像是每个人理所当然肩负的债务，而履行义务是每个道德主体不得不做出的行为选择。叔本华主张的绝对意志忽视了个体的自由意志，没有看到个体承担义务的自觉性和个体的道德境界，实质上是抹杀了主体的自觉能动性。
“道德不仅仅是思想观念，而且必须见之于实际行动。如果只有言论，徒事空谈，言行不相符合，就不是真道德。”人是理性动物，履行义务是人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自觉作出的道德选择。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的限制，个人无法实现自我保存。为了避免战争、自然灾害和野兽的攻击，实现自保和自我发展，人们被迫且自愿地加入了某个群体。被迫的意思是指人们结合为一个组织，就要服从组织的活动规则，承担作为一个组织成员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这种结合又是自愿的，因为组织可以给个体的安全和权利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义务的履行是道德主体在衡量个人的利益得失的基础上的自觉行为，道德主体拥有选择履行义务或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空间，而这种可能性空间恰好为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平台。
（二）道德义务的特点
首先，道德义务具有他律性。一定的道德义务体现着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对道德主体行为的外在约束，它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存在着；大多数人公认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社会环境和大众舆论对道德主体的道德判断、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其次，道德义务具有自律性。道德义务的履行来源于道德主体对特定的道德体系的认同和对特定的道德规范的认可，即来自于道德体系的正当性。一种道德要求越符合道德主体的内在需要和利益需求，它就越具有正当性，道德主体就越容易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把道德义务和内心的自觉结合起来，并通过自由意志把它落实为相应的道德行为。这样一来，道德义务不再仅仅是人们行为的负担，而变成了主体的自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道德要求的遵守。
最后，道德义务具有无限制性。道德义务不像道德权利那样有明确的界限，它履行和承担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主体的道德修养、道德责任感和道德境界。有的人只强调权利而不履行义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这是一种境界；有的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一种境界；有的人生活潦倒、命途多舛，仍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自觉承担起心存百姓、心系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又是一种境界。
三、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区别
1.从指向性上看，道德权利重在个人所得，强调对道德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表现为他人应该为该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便利条件或他人不得妨碍该主体权利的实现。道德义务重在个人付出，强调道德主体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不得影响他人实现自身的利益，表现为道德主体应该为他人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或不得妨碍他人权利的实现。道德权利更多地把权利指向道德主体自身而把义务指向他人，道德义务则相反。
2.从道德境界上看，义务高于权利。权利是一种个人要求，权利为个人利益所局限，就容易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义务则超越了个人利益，表现着对他人、社会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它将人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
3.从先后顺序上看，义务先于权利。权利不是先天的，它是在义务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要实现自身的利益要求，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正当利益需要，正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这个道理。道德主体要实现自己的权利就要“让渡”自己的权利，做出满足他人愿望的行为（这是实现权利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要实现权利必须以履行义务为交换条件（有时履行义务并不一定会享有相应的权利），这是满足每个社会成员正当要求的需要，是权利公平分配的需要，更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需要。
4.从产生效果上看，义务有更大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自觉的承担自己的义务，主动地为他人实现权利创造有利条件，那么每个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各种需要就能够在最大的限度上得以满足，社会用来实现每个人权利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就越大。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能够为集体甚至为整个社会进行权利分配提供可供调配的资源和有利条件。
（二）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联系
1.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相对应而存在，是不可分离的。没有道德权利就没有道德义务，没有道德义务就没有道德权利，两者统一于现实的、具体的每个道德主体之中。这正如不知道善，就无法理解恶一样。正因为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对应物的存在，我们才得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事物或现象，它构成了我们的认识方法。
2.道德权利是基础，道德义务是保障。权利是义务的前提，没有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需要的满足，就不会有个人对他人义务的履行和对社会的贡献。权利是个人生存、安全和发展所必需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个人价值得不到实现，他人权利和社会价值也就无从谈起。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享有，同时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多少往往是以他对社会履行义务的多寡为标准的。
3.在一定条件下，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具有同一性。有时，一项权利同时是一种义务，一种义务同时是一项权利。比如，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说它是权利，是说它能够满足公民的求知欲望，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个人发展所必需的；说它是义务，是说教育要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个人只有接受教育提高自己多方面的能力才能为社会多做贡献和为社会添活力。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在此时达到了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1]《边沁文集》第3卷，第221页.
道德权利篇3
关键词：公民社会、公民道德、道德权利、
一、道德权利：公民道德的题中之义
“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其原意就是“市民”。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住在城邦中的自由民，他们着重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公民权利。对古希腊人而言，权利就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的资格，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它是公民社会的根本。而在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则强调法律对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利益的保障，特别看重个人私有权或公民权利的私人性，这对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把公民权看成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在社会中实现这种自由平等，就必须使国家保障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国家的主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公民，所以，在西方形成了“公民意识即权利意识”的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属于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是国家中的“子民”，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臣民社会的基本构架是单向度的国家权利与个人义务，即国家拥有无限度的权力，而个人则有尽不完的义务，从“五伦”“十义”到“三纲五常”，都是义务性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反过来又强化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人民，如果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自保意识；没有自保意识，就只能企盼“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真正保障公民权益的社会，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范项目“法治社会中的德治问题研究”（01Ja7200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周蓉（1979——）女，湖南衡阳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们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缺泛应有的认识，甚至出现过公民权利普遍遭践踏的局面。因为经济上的高度计划性指令和政治上的绝对服从，使得在道德生活领域也是主体性丧失，尤其是无权利可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在法的意识上而且在伦理意识上，都明确了权利意识。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所以公民的权利意识，不但是公民社会的法治基础，也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道德权利篇4
〔论文摘要)公民道德可以说是一种以法律为资源的道德，公民道德基本要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敲”是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内容相一致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略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算重，这是道德教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倡和培养尊重他人、尊重权利、尊重公共生活规则的道德习惯，首先要让公民学会尊重自己，让整个社会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
我国公民是指拥有我国国籍，充分享有我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所有成员。每一个公民都拥有两项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身份平等、人格自由。这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并承担公民义务的基本前提。公民道德可以说是一种以法律为资源的道德，公民道德基本要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节约、敬业奉献”是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内容相一致的。当然，公民道德与法律规范是有区别的。公民道德是指公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是构成公民个人品行不可缺少的道德准则，也是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础，是整个道德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实现手段上，虽然公民义务与公民道德的实现都需要自律与他律的共同作用，但前者趋向他律，后者趋向自律，不容忽视的是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依赖于公民权利建设的成功。
我们一般不习惯于将权利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讲到道德就等于讲到了义务，虽然这种义务更多地以自觉的形式主动地履行的，但是权利与道德本来就是双向互动、辩证统一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没有权利的人(比如奴隶)，他奉献别人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奉献可以称之为道德吗?当然不，因为他是被剥夺的，因此他的奉献是没有道德价值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充斥着圆滑、世故、明哲保身，随时准备委屈自己去讨人喜欢的人，因为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甚至于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们太多的人习惯于为讨他人喜欢而将内心的愿望忽略不计，本该享有的权利随时准备放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做出的道德行为有几分是真实的?如果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尽的义务，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道德吗?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必须具备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当道德成为一个人的需要并自由选择付诸实践时这个人才称的上是有道德的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的道德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略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尊重，这是道德教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都指出，我国当前的道德失范现象，原因在于转型期的伦理精神蜕变。在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革，面临着新旧两种价值标准的冲突及双重评价标准的冲突，从而导致道德教育的迟滞低效和道德控制机制不力，道德监督功能难以发挥。换言之，就是自律没有了依据，他律没有了标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再用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人们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很恰当的，因此对一些领域的道德判断没有必要非常悲观，比如讲求效益、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家庭关系中强调夫妻恩爱和感情生活质量，虽然还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但认为其不道德或至少不高尚也未免失之武断。自律缺少依据在造成今天的道德现状中不是主要原因，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公民道德规范一是从法律上确认了必须履行的标准，二是无论从传统道德文化还是西方主流价值观都是一致确认了其正当性。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诈豪夺、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从道德认知的角度来看，几乎人人都可以作出否定的判断(特别是针对他人时)，但恰恰是因为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不道德的现象充斥于社会，我们才认为“公民道德建设是沉甸甸的时代课题。公民道德的缺乏，直接原因在于转型时期的道德监督、道德控制不力—没有了像传统道德一样“纲”、“常”、“目”齐备、结构完善、层次鲜明的道德规范体系。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一旦控制的力量减弱，道德的水平就大幅下降，我们应该追究导致公民道德缺乏的第二个原因。我们一直缺乏一种支持公民道德的公民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一直缺乏一种以平等、独立、自由为特征的道德主体意识，而这种道德主体意识是走向真正道德人的基础。
针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路，现在大多还集中于如何加强控制方面，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制度伦理，希望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加强道德规范的控制能力。通过建立杜会赏罚机制来改善道德秩序，提高道德风尚水平，这在当前的道德建设中无疑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是针对现实的一剂良药。同时我们决不可忽略的是:一切外在控制的手段都并不着眼于调动人的主体性，不着眼于调动人的是非感和人格力量，依靠它是无法培养出有自律精神的道德人格的，这一点与法律的控制别无二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只是第一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在整个社会把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风貌建设成功。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不是让人成为遵守道德的木偶，无条件的服从道德规范的奴隶，而是要让每一个都成为自由、独立、幸福，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丰富的生命体。同样，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也不是愚民道德建设，而是为了人的完善而确立，使公民成为“具有丰富、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所以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关注和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完整意义上人的精神解放。
早在清代，梁启超先生就指出:“凡权利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就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从公民权利的建设而言，首先应当是制度的设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指出，离开制度的正义性是不能奢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的，而制度的正义性在于使其最大限度的实现某种平等，这种平等当然是所有社会成员权利间的平等，在当前最基本的就是公民权利间的平等。公民所要求的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参与权利、经济生活中自主选择和追求利益权利、文化生活中的受教育权利、日常生活中的享有安全、和谐的权利，在宪法中已给予了充分的保证，相对于制度设置而言，我们现在更缺乏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
道德权利篇5
关键词：图书馆权利；读者权利；职业道德
一、图书馆权利
《辞海》中的权利，指自然人或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力与利益，它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关于图书馆权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图书馆用户角度看，权利是指用户在接受图书馆服务过程中依法所享受的利益；就图书馆而言，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保障公民自由、平等获取知识，保护图书馆用户借阅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理解，图书馆权利更象是一种义务，一种图书馆保障用户信息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这种职责或义务的实践，离不开国家法律、政治的支持，同时需要图书馆人的责任感、使命感来完全。图书馆权利并不是图书馆对用户施加某种限制的权利。图书馆权利有别于图书馆权力，图书馆无权向用户施展权力，图书馆权利发端于对用户阅读行为的支持之上，是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保障。各国图书馆事业皆以保障公民信息权，消除信息障碍为己任。
二、图书馆权利的实现需要法律作保障
纵观世界，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需要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保障。由于图书馆在我国的社会公众认知程度较低，我国图书馆立法工作仍进展缓慢。200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立法工作正式启动。至2002年6月，法律草案形成第三稿。第三稿中对图书馆的权利表述为：“国家保障公民、法人及非法人单位享有公平、自由、合法利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权利”。图书馆界在研究和维护读者权利时发现；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履行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为了更好地维护读者权利，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由空间和职务权利，如获得必要经费、依法自主管理等，这就是图书馆的权利。图书馆界不应该因为属于服务性行业而曲意迎合行政意志或社会舆论，甚至放弃对自身职业价值和职业精神的追求，而应该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以对抗各种干扰或者有关法律对知识信息共享的限制，甚至可以对读者的不合理要求说“不”。尽管这些主张有些超出了我国当前的国情，但图书馆界总算是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李国新教授也从理论上证明了读者权利与图书馆权利的一致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图书馆权利和读者权利仍然存在矛盾。当读者要求权利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图书馆应该承担相应之义务。如果读者对自身权利要求过高，以致超出了图书馆履行义务之能力，或者以损害图书馆权利为代价，读者权利的实现自然会受到抑制。图书馆权利固然不能成为一种特权，但是为了读者权利而牺牲图书馆合法权利，显然也是不公正的。例如，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有获得尊重的权利和休息权，如果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法定节假日开放图书馆的话，他们依法享有加班报酬的权利。图书馆为了履行社会职责有权利安装监测仪器和电视监控设备，尽管这有可能损害读者的人格权。如何在充分维护读者权利的前提下，保证图书馆权利的独立性，应该引起图书馆界的思索。
关于图书馆平等原则，李国新教授认为包括两层含义，从国家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和图书馆服务系统的角度说，应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所有国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就具体图书馆来说，还有一个“比例原则”：同样比例人享受同样比例的图书馆服务。不同图书馆实行的不同的比例原则的总和，成就了整个图书馆服务系统的平等原则。
三、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
与国外相比，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起步较晚，图书馆数量少，分布不均衡，2006年3月20日，《南方日报》以《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的醒目大标题披露零点调查的《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调查数据：“数据显示在我国农村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当地没有任何可供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在当前中国所有的公共服务事业中，农村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得分仅24.89分，是所有调查项目中得分最低的一项”。我国约46万人分到一家公共图书馆。另外，我国民众对利用图书馆的意识淡薄：2001年中国科协对社会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表明：全国有78％的人没进过图书馆。与此对照，60％英国成年人使用公共图书馆服务，1996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登录利用者人数就占到了总人口的40％以上……迄今为止，阅读仍然是接受文化洗礼的最有效方式，但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有条件接触到图书馆，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村的文化建设能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文化建设需要硬件的支持，我想应该把图书馆、剧院这样的文化场所也列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名单，当然，建好之后如何用好管好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四、图书馆职业道德
在读者权利维护方面，道德是起着经常性、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作为图书馆服务工作主体的图书馆员素质或职业精神，需要全面提高。法律只能设定一个伦理底线，而道德才是创建和谐图书馆的最佳润滑剂。一个高素质的、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必然是维护读者权利的模范。用《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每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都能做到爱岗敬业、文明热情、保守读者秘密、尊重读者权利，读者权利被侵害的事件就会大大减少。图书馆人文管理既要注重“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服务宗旨，又要强调“以工作人员为本”的主观能动意识。在诸多图书馆管理客体要素中，以人为中心来配置管理资源，培植人文精神，实施人文关怀，营造人文环境，充分调动和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最终达到创新服务的目的。
纵观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学会或协会都非常重视对馆员职业道德的培养，注重职业道德建设。美国图书馆协会早在1939年就制定了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范，2002年底，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布试行了《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这表明中国图书馆界已经向行业自律的道路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现今，我们可以在已有的《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加强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培养。
五、注重人才培养，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素质
图书馆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将人才资源当作图书馆“活”的资源，对于人才的培养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根据现代化图书馆发展的要求，可以把培养的重点放在非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工作人员身上，尤其是鼓励一些年轻有为的精通计算机、外国语言的非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骨干去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素质教育，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从根本上保证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辞海》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
[2]蒋建林．我国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综述．图书馆，2004，(1)：30～34．
[3]刘羚．现代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技术体现．河北科技图苑，2004，17(6)：19～21．
道德权利篇6
一、从严复对「权利的翻译讲起
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用「权利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当时他就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在英文词源中，自九世纪起至今，rights核心意义均为「直和「尺度，从中可引出「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严复认为：用权利来翻译rights，是以霸译王；经过深思熟虑，严复主张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在弥尔on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严复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一百年过去了，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并没有为中国人所接受。为甚幺今天中国人用权利来代表rights？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翻译中用词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去考察权利这个词在过去一百年中意义的变化，并将它同rights的意义在西方语境中的演变作比较，就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在近现代转型中是如何选择性吸收西方理念的。
众所周知，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法律的，即它指那些合法性正当权力和利益；第二个层面是普遍价值，它作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核心概念，其含义为「个人的自主性；它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例如，当人们强调拥有某种权利时，是注重每个个人的独立自主，并不涉及这些行为应不应该，或是好是坏。权利主张人的自主性具有非道德的合理性。即并不要求在自主性名义下人的行为都是好的、向善的；只要这些行为不损害他人利益（或公共规则），人就有权做这些事，权利保证了这些行为的正当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今天西方政治哲学家在界定权利时，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权利具有甚幺意义上的道德含义，并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归为伦理学。但是必须注意，今天政治哲学家在讨论权利的道德属性时，道德的定义已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同。根据康德的定义，道德是「向善的意志。而今天政治哲学家所讨论的权利的道德属性，大多属于麦金太尔所说的「规则的道德（moralityofrules），其道德定义已同传统使用的定义不同。因此，如果我们固守康德对道德之为非道德的正当性。其实，只有的定义，那幺就可以说，「权利既不是道德的，亦非「不道德（immoral）的，我们可以称将权利看成非道德的正当性，才能彰显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所以哈柏玛斯高度重视自主性概念，认为它是现代性的本质。一旦对权利概念的认识出现价值偏差，如将其理解为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传统的道德，就很可能出现价值理念上滑向极权主义或革命乌托邦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权利这一观念不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又会变成甚幺样子？显然，当权利所包含的平等自由变成古典意义下的道德，即使权利的具体内容不变，由此引出的推论和社会制度运作原则就会和自由主义冲突。道德作为一种向善的意志，具有权利不可能有的如下两个特点：第一，道德是应然，它反映在社会制度上，就是那些代表道德价值的社会是应然的社会。由此可以根据道德原则蓝图来设计社会，这时道德原则就具有某种建构社会之功能，它的实施极易转化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第二，道德是一种善，反对这种道德价值就是不善，不道德和破坏道德是应该受谴责的。如果把这种观念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本来属于工具性的处于不断试错中的某种制度就会和道德价值划上等号。即使这种道德价值是所谓「自由与平等，但对不道德之谴责也极易变成迫害不同政见的人。作为道德的自由平等转化为社会制度，就存在着形成一个取消个人自由的专制或极权政府之可能。
可见，一旦权利道德化，现代自由社会就会退化或变质，在某种程度上会退回到传统社会组织形态或成为极权主义。然而，从追求自由平等转化为认同革命乌托邦，以至最后形成类似于极权主义制度，这恰恰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脉络之一。这样一来，研究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如何使用「权利这一词汇，就不仅是一个翻译中如何用词的问题，它可以揭示「权利的意义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这有助于发现中国思想如何拒斥西方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的内在理路。1997年，我们开始了中国某些政治观念形成的计量研究。该研究计划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部分重要报刊言论中出现的政治文化术语作出统计分析，这使得系统探讨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成为可能。据此，我们可以从「权利观念的演变来透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并探讨决定这一命运的思想史方面的因素。为了展开这一分析，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权利这一代表非道德正当性的理念是如何在西方形成的，以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如何从自身意义结构接受西方观念的背景。
二、非道德正当性的起源
早在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中，就有类似于权利这样的词。当时它的意义是在某种前提下特许做的事；在价值上，权利和「正确、「正义意义相同，它是一个纯粹法律概念，意义为法律保护的利益和可做的事情；并无今日具有的「自主性、「自由之含义。权利这个词被引入欧洲语言中大约是十四至十五世纪。据柏林考察，像个人私隐权这种代表自主性的观念在西方出现，最早不会超过十六世纪。也就是说，权利一开始作为一个纯法律概念，演化到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理念，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西方思想史家在研究这一演变过程时，大多重视两个环节：一是基督教世俗化的贡献，如自然法和对灵魂价值的推崇如何有助于确立天赋人权。另一个环节是启蒙运动。而我们认为，有一个因素长期来引起足够重视，这就是文化系统如何对道德进行论证。
传统社会的人生活在由等级和身份组成的关系网中，不可能有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样的理念。而在近代打破人的等级、解除传统束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肯定自由和平等时，又极易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向善意志的新道德。我们认为，权利从一个纯法律概念转化为非道德正当性，其前提是人们意识到「正当（对某种行为的肯定）与「应该是不同的。「应该不仅意味认同的该行为是「善，而且在其背后还存在向善的意志。那幺，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会意识到肯定某种行为（或规范）而同时又不将善的意志指向它呢？这只有在道德基础论证失败时才会发生。西方文化大传统中道德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对上帝的信仰，这是希伯莱传统；另一个是注重求知，这是古希腊传统。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和消化这两种传统，形成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道德论证结构。一旦社会发生转型，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主权国家的出现，需要论证个人自由和平等这些新价值的合理性时，上述传统结构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对上帝的信仰至多只能维系传统的道德，随着社会的世俗化，由基督教提供的传统道德逐渐退到家庭和私人空间。至于新的行为规则，不可能将其视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契约。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有真假之分，所以由知识来证论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合理性，就会碰到实然不能推出应然这一逻辑困难。于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像自由这种新价值很难成为一种新道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道德的正当性才顺利地成长起来。麦金太尔（alasdairC.macintyre）考察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道德基础论证的历史，他有一个惊人而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十七世纪后直至今天，西方所有道德基础的论证都是失败的。我们认为，西方近现代对道德基础论证的失败和非道德正当性的形成，实为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个人权利作为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历史上主要是在英国逐步成熟的。思想史家常常津津乐道如下事实：自十六世纪以来，英国思想家开始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保证个人自由避免受任何权力集中可能带来的威胁。格林利夫（w.H.Greenleaf）称其为Libertarianism.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视为这种价值理念在政治领域中的成熟。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的《论出版自由》和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政府论》，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中，这种自由的理念进一步扩张到经济领域，表现在自由贸易、商业和有关劳动阶层等各个方面的讨论。如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天赋自由（naturalliberty）概念，弥尔（Jamesmill，1773-1836）对市场经济是体现自由价值的论证，以及边泌（JeremyBentham，1748-1832）提出功利主义（主张有利于个人的行为也有利于社会），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为甚幺恰恰是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成为孕育非道德正当性-权利这一理念并的温床呢？
如果我们撇开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有助于个人权利观念成长的独特政治和经济条件，仅仅从思想内部寻找原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英美经验主义思想比欧陆理性主义，更不利于对个人自由和平等这些新价值作出道德性论证。也就是说，对新价值道德论证的无效，乃是非道德正当性成熟的文化条件。在欧陆，笛卡尔（ReneDescartes）把那种来自于科学的几何式推理的清晰思想方式作为自明的理性，从理性可以推出上帝的存在，也可以建构人类道德的原则。在英国，却把道德基础归为信仰，不属于理性，即认为人类的理性不足于发现宗教真理。他们认为上帝的存在和道德的基础并非理性所能证明，而必须基于信仰。而信仰只能用来支持人们早已熟悉的传统道德，它们和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无关。这样，这些新价值要存在，只能是一种非道德的正当性。
今天，思想史家在讨论英国经验主义的起源时，十分强调主张不能从理性推出道德的信仰主义，促使了英国怀疑论的成长。十七世纪后，这种二元论信仰主义和皮洛怀疑主义（pyrrhonism）结合，把一种知性上的谦卑灌输到人类心灵中去。我们认为，随着怀疑论成为英国经验主义的重要成分，英国启蒙思想家终于发现，要给自由、平等这些新价值以道德论证是不可能的。他们最早认识到应然和实然之间的断裂。这方面，休谟（DavidHume）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实然不能推出应然。休谟曾这样论证：「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的连接，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中推出来，应当列出理由加以说明。
怀疑论者一旦意识到由知识推不出「应然，那幺理性就永远不能成为道德论证的根据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理性至多是人指向求知的意志。「实然和「应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人的意志无法与自由平等整合。故麦金太尔将休谟发现实然和应然之间的不可推导性，称为道德论证运动的墓志铭。确实，正是休谟成为从怀疑论角度论证权利是一种非道德正当性的集大成者。例如他把这种怀疑论推衍到政治方面，提出如果没有政府，人们可能过得更好。这种态度一直贯穿到边泌和其它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怀疑主义一方面用信仰作为基督教的基础，尽可能保持它不受科学革命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但同时并不把来自数学和科学的理性置于人的心智之上，使它成为道德的基础。这时，自由平等自然被理解为一种和自主性有关的权利而非道德。
纵观西方近现代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只要人们不是那幺清醒地意识到道德论证失败，权利一旦超出法律含义，转变为普遍价值时，极易滑向一种新道德。这方面，欧陆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是明显例子。欧陆理性主义者普遍相信理性和人的感情应该是道德的基础。德国哲学力图用理性推出道德，而法国启蒙思想家则更喜欢用人的感情来论证道德的合理。他们并无英国经验主义那种道德论证失败的认识。即使他们也发现「实然与「应然有别，甚至「实然不能推出「应然，但理性的追求可以含混地看作趋向普遍规则的意志，它可以和道德联系起来。这样，当他们把自由平等这些价值看作是从理性或感情推出时，就很容易滑到一种道德论证，即它被纳入人的向善意志。在这种结构中，权利不仅代表正当和善，还带有某种「应然即道德的性质。例如弥尔在《论自由》中指出，法国式的自由是平等为先的自由，这里平等首先被理解为一种道德价值，而不仅仅是权利。又例如，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把自由分为自然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人的一种新道德。柏林（isaiahBerlin）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认为欧陆理性主义所认同的自由更接近于积极自由，它有别于英美强调免于别人干预的消极自由。为什幺自由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认为，积极自由的本质是把自由看作主体性并强调应该去实现自由这种价值。这里自由已被等同于善，而追求自由则是一种向善的意志。人的意志指向善恰恰是道德的基本结构。因此积极自由之所以不同于消极自由，乃是因为它比消极自由具有较多的道德色彩。
一般来说，道德注重应然即强调人的义务。积极自由既然把人在法律许可下的自主性视为一种应然，「应然自然也包括人的义务。这样，在积极自由和理念中，人为社会尽义务是他享受权利的前提。此外，当权利仅仅用以刻划人的自主性为正当时，并不要求人一定有能力可以实现权利所规定的各项内容。而一旦权利（或自由）道德化，道德要求其内容为人之可欲；人们就会认为人的权利一定是人之可以做到，即如果有人没经济能力实现法律赋予他权利时，就认为权利的虚妄。进一步，把每个人向善的意志集中起来，就是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为向善意志的普遍化，就是一种道德。这样一来，社会制度作为公共意志的表现当然也就等同于新的道德。在卢梭那里，社会公义既是公共的大我，又是全体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和道德，它既是国家，又是公民。民主则被认为是一种实行了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法律的行使，应该有助于人类的道德化。这就构成了张灏所说的高调民主，它有别于英美自由主义将民主视为一种保护个人权利制度的低调民主观。而一旦把社会制度作为道德价值的实现，必定包含着用理想原则来设计的含义，它极易转化为乌托邦。
因此，我们可以用自由平等这些理念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成份多少（即对向善意志强调程度的不同），将相应的观念和观念系统分类（表1）。随着权利这一观念中所蕴含的道德成份增加，出现权利的道德化，个人权利和消极自由也就变为积极自由和强调义务的权利。进一步将积极自由道德化，个人权利完全转化为平等，自由也变成号召人们参与解放事业的一种公共意志。与其相应的观念系统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十九世纪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
为甚幺中国人要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这同「权利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直接相关。我们知道，中文里「权和「利两个字连用，一般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权势和货财；另一谓权衡利害。先秦文献中很少使用「权利，但《荀子。劝学》中已有这样的用法：「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其中「权利就是指权势与货财。但「权利也有权衡利害的意思，如《商君书。算地》：「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到汉代，文献频频出现权利二字联用，其含义大多是权势与货财。值得注意的是，专题讨论国家权力、利益与儒家道德关系的著作《盐铁论》中「权利一词的用法。该书有十一处使用「权利（见表2），其意义均为权利和利益。汉以后，权利的主要用法是泛指权势和利益。这表明，或许除了权利一词外，另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在某种条件下特许的权力和利益这一意义。我们认为，近代中文里之所以用权利译rights，是为了表达rights法律含义中对国家或个人权力和利益两方面的界定。
据刘广京考察，中文用权利一词翻译rights比日文书刊要早，它最先出现在1864年总理衙门斥资刊印的《万国公法》上。这证明，中国人对权利的认识也同西方一样，是从其法律层面开始的。《万国公法》由西方传教士丁韪良主译，是一部讨论西方国际法及其历史的著作。该书提到权利一词有几十处，其含义大多是法律的，指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见表3）。《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s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这一翻译应该说是符合rights的原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正当性极为牢固地和儒家道德相联。特别是由于对甚幺是正当的权力和利益，中西文化是有不同理解的。在近代西方，法律为权力的正当性根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例如在《盐铁论》这十一个例句中，「权利除了一般意义上指涉权势与利益之外，大多与「王道、「仁义对用。也就是说，在讨论国家或个人权势和经济利益时，不能脱离儒家伦理。特别是汉代以后，权力和利益的正当性越来越明显地与儒家伦理而不是法律挂。即在中国政治文化大传统中，儒家伦理是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正当的经济利益也不应同儒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合法的正当权力的利益应该就是符合儒家伦常的权力和利益。据此，康有为将符合春秋大义的权力和利益称为权利，他曾这样论证：「《春秋》有临一家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天下之言焉，自臣民身家之权利义务，与国家君相之权利义务，天下万国之权利义务，皆规定焉。权利义务者，《春秋》、庄生谓之道名分也。令人人皆守名分，则各得其所矣。。这样，由于中西文化对正当性理解的基本差异，用权利这个词来翻译rights的法律层面含义，一开始就存在着道德化的危险。
道德权利篇7
关键词：伦理；师生关系；权利关系
中图分类号：G4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08-0077-02收稿日期：2016-01-26
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不断推陈出新，作为教育基本范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的以师道尊严为核心的师生关系已被打破，看似良好的师生关系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与冲突。师生间不断发生的抵制对抗使得师生关系冲突显性化。
例如：曾有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发微博公开信以断绝与新招研究生的师生关系的事件，而这仅是师生关系冲突的一个小点，或许还有更多的不为我们所察觉的潜在的其他形式的师生关系冲突。但这一现象的凸显，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师生关系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在传统社会条件下，也必然会有矛盾冲突，只是这种冲突被当时的社会文化抑制了。
究竟是什么激化了原本和谐的师生关系间的矛盾冲突？现代师生关系该何去何从？首先我们要了解师生冲突的本质是什么。
一、师生关系的概述
纵观教育的发展，关于师生关系的界定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教育下，强调学生要尊重教师的权威和地位；另一种是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构建一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合作关系。传统教育中的“师道尊严”给予了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权威地位，而新时期的教育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强调学生的主体价值和师生的平等。现在教育界对师生关系的界定局限在教学的有效性上的分析，更多的是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来规定师生关系。而没有从师生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权利主体角度来分析两者的关系。此外，在社会法制发展的今天，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师生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这些法律条文的规定的解析与实行最终也只是局限在教学活动领域。出于对传统教育弊端要根除的教改思路，现在的教育界出现了矫正过偏的现象，只关注了学生的平等地位和人格尊严，而漠视了教师价值的凸显；只关注了学生这一单一的价值主体，忽视了伦理价值、道德维度的底蕴，以致成为师生关系冲突激化的一大诱因。
师生关系的界定要超越课程教学领域，以及法律规范的视域。现代师生冲突现象发生的背后实质上是师生关系中道德权利的失落和师生关系世俗化的发展所致。现代教育的民主化理念的倡行，解构传统教师权威成为了突破口，但在这个过程中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学生权利绝对化，教师成为了弱势权利主体。事实上，现代师生关系的现状在提醒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已不是教师、学生权利孰轻孰重之分，而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师生关系就如同一座天平，倒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两者的冲突不断。师生关系的制衡，需要道德权利主导法律权利，法律权利起支撑作用，履行道德义务保障权利的实现。
二、师生关系冲突现状的原因分析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思想逐步成熟，更加强调个体价值在各个过程的体现。在教育领域，学生个体的权利和地位逐渐凸显。在师生关系中出现一个新的利益体，即学生利益体的释放。加上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根除思想的影响，师生利益体之间的力量发生了一个逆转，走向另一个极端：学生利益张力扩大，使得教师成为一个弱势主体。在师生关系这座天平上，两种力量的不平衡发展就会导致冲突的激化。也就是说，师生关系冲突激化的根本原因是个体价值和权利的释放。
不管回顾以往，还是直视现在，个体的权利都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健康的发展，最终导致教师与学生权利关系的组合失衡，主要体现在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的不平衡。主要从两个大的方向来分析：
（1）在传统教育下，教师拥有绝对权威，而学生则是一种绝对服从的状态。权利主体是单一的，即教师。在这种师生关系形态下，教师具有权利的优势，而学生成为了义务的承担者，权利也变成了“权力”。这种关系状态下，学生成了被动体，没有自身的独立人格、创新能力，最终不利于人的发展。
因此，现代教育改革以改变这种关系状态为着力点，赋予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以新的内涵。
（2）随着法制社会的发展，师生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法律权利独占鳌头、道德权利缺失的一种现状，集中体现在权利内容的不平衡。传统教育中教师绝对权威是在传统社会伦理文化中逐渐形成的，而随着民主教育理念在现代社会的盛行给这一传统的“绝对权威”强烈的冲击，使得师生关系的权利内容发生改变。传统教育中的教师绝对权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产物，而现代学生平等地位是法律的产物。
教育改革要求解构传统师生关系状态，使得道德和法律这两种力量失衡，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利退出了师生关系范畴。在用法律来规范师生关系的过程中，忽视了贯穿整个教育发展过程的伦理传统，丢弃了“师道尊严”的伦理价值在教育中的作用。道德和法律力量的失衡，使得师生关系发展缺失了道德价值的规范，而仅是一种法律规范下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是现代师生关系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
三、缓解师生权利关系冲突的对策
现代师生关系冲突现状的缓和不能从单一解决方向出发，否则将会重复走老路。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关键点就是要在师生关系中平衡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整合道德与法律两种力量来发展师生关系。关于权利主体与权利内容方面的解决思路已有很多，就不再重复。笔者主要从道德权利层面来谈解决之策。
道德权利含义广泛，但本文论述的师生关系中的道德权利侧重于强调人格为核心的道德权利，即师生权利主体作为独立人格的个体应享有的尊严、荣誉和权利。在传统教育中，以“师道尊严”为基奠，强调师生之间在学识上的平等。
例如《论语》为学篇中指出“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韩愈也在《师说》篇章中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些古代圣贤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原则：不以学识居高，不以自己的师者伦理地位压制学生的学识竞争。师者与学者之间达成一种默契，即尊师前提下的从师学习，爱生如子基础上的授艺传教。
在现代教育改革中关注了学生的平等，并以法律的方式规范下来，却忽视这层平等上的“尊师”的伦理要求。古代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说，也就是强调师者在社会当中的伦理地位以及人格特质。因而从道德权利层面的解决思路主要有两个方面：
1恢复道德权利在师生关系中的基础地位
现代师生关系的现状是：法律权利压制下的道德权利虚无。众所周知，权利的实质是人格。道德权利作为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律权利的实体，更是赋予了人类个体特有的人格规定，侵犯道德权利，就是侵犯了特有人格。人格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就失去了其原本的生命色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变成了机械的、僵硬的，没有了血肉的共性亲近。
因而，道德权利在师生交往中处于一个基础地位，师生关系的发展、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都必须要基于此。道德权利是出于主体的人格自觉，能有效监督道德义务的履行。只有当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其自身以外的生命主体充满了尊重和关爱，才会具备这种特有的人格自觉。道德权利的发展更能够推动道德人格的形成，而道德人格的完善是师生权利关系和谐、发展的主体前提。
2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结构性调整，以达到两者的平衡
发展到现在的师生关系范畴，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已然统一于其中，两者谁也离不开谁。忽视法律权利，则走向传统教育中的绝对权威极端；道德权利虚无则导致冲突激化。
因而，在师生关系这座天平中，要把握好两者的力量，实现两者的不同范畴下的平衡。在社会伦理范畴下，道德权利要基于主体基础地位，要凸显道德权利的社会价值。在学识领域，则要使法律权利在道德基础上发挥其重要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不同主体。
换句话说就是师生关系和谐化需要以道德权利为基础，师生双方人格尊重，即“尊师爱生”；同时也需要法律的规范与约束。在这个结构体系下，主要是将道德权利中的主体性和价值性根植于法律权利的发展，有力促进法律权利的发展和完善，增添法律权利发展的人性化，加深法律权利的价值内涵。
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是现代师生关系的两个平衡力，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师生关系的不和谐。而在法律权利日益完善的今天，道德权利的回归是缓解师生关系冲突现状关键的一环，实现两者的均衡发展才是师生关系和谐发展之路。
现代师生关系的发展，必须回归本源。在保证为师者应有的社会伦理地位的同时，打造一种在师生之间的学识的“百家争鸣”。和谐的师生关系应是以“师道尊严”为伦理基础的一种民主、平等的状态，应是一种师者爱生、学者尊师的状态。也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是尊重了知识，才能实现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朱飞学校师生关系冲突的伦理解析――兼论伦理视域下师生权利关系的拓展伦理学研究，2013，（1）.
余涌道德权利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道德权利篇8
[关键词]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滥用道德制约优势互补
一、行政权力的含义
从本质上来说，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作用力，就是使被支配者的意志服从于权力拥有者的意志，如果被支配者拒绝服从这种支配力量，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惩罚。在所有社会权力之中，行政权力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最能体现权力的本质，因为它要借助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来实现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支配。行政权力是由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担当的执行法律、政策，为实现国家意志，通过使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管理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
二、行政权力滥用的含义
行政权力就好比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运用不当，则会成为侵犯人民权力的工具。一个不受制约和监督的行政权力会导致腐败。法国学者孟得斯鸠曾经断言：“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行政权力滥用是指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超越权力界限造成他人或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以满足自身越权目的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力滥用表现为枉法裁判、办事推委、责任不明、没有程序等。www.133229.Com
三、行政权力与行政权力滥用的关系
行政权力滥用直接根源于行政权力的特征极其运行过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权力的手段性导致行政权力滥用
行政权力派生出于政治权力，是对政治权力的具体运用，它必须执行公民或国家立法机关的意志。行政权力的这种手段性是正当的，但是担负行政官员利用它，在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下谋取私人利益时，便把行政权力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性”变成了获取私人利益的“手段性”。
2．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导致行政权力滥用
行政权力往往掌握在少数行政官员的手里，因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这些官员不可避免的为获得自身的特殊利益，把权力的独立性演变成权力运用中的我“制约性”，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获取行个人利益。
3．行政权力的一元性导致行政权力滥用
为了确保行政权力实施的强度和执行的有效性，行政权力必须是一元的，行政权力必须集中统一，上下级之间责任明确，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这种威慑力，使得拥有行政权力的官员常常把行政权力本身的威望当作自身的威望，从而导致滥用行政权力的现象常常发生。
4．行政权力的时效性导致行政权力滥用
要有效的执行国家意志，而且要有效率，行政权力就必须具有时效性。但是这种时效性也成为行使行政权力的一些官员为自己营利的手段，他们利用职权获得并出卖“内部消息”，而不惜损坏国家的公共利益。
5．行政权力的膨胀性导致行政权力滥用
现代国家随着政府公共事务的增加，政府管理幅度日益扩大，政府机构不断膨胀，行政人员也不断增加，而且行政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呈倒金字塔的结构，行政权力也会随之扩大其范围。另外，各级行政权力行使者都有扩大自身权力的欲望，也导致了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从而导致行政权力滥用行为。
四、道德制约方式与政治、社会、法律等三种制约方式的互动
一个社会是一个整体，由于一切领域和一切因素的相互联系而使社会整体具有总体性。目前，行政权力滥用现象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对行政权力滥用的制约，只有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将政治的、社会的、法律的三种制约方式的优势与道德制约方式的优势相结合，相互配合、共同作用，更有效地制约行政权力滥用。
1．道德制约与政治制约的优势互补
道德和政治历来是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从各自特定角度反映社会存在的，各自以特有方式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政治与道德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是最直接、最集中地反映阶级的经济利益的，经常需要国家强制执行。而道德与政治相比，道德主要通过教育、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的力量，唤起人们的自觉自愿地维护社会的经济基础。道德是服务于政治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运用国家的政权力量，促进和加强本阶级的行政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实际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而这种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又能动地为阶级统治服务。以强制性权力作为保障和后盾，既从行政人员的道德层面进行制约，又具有强制约束力，有效地避免和克服了一些行政人员对于内省的惰性。
2．道德制约与社会制约的优势互补
完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规范通过各种舆论宣传，通过社会家庭各个方面的教育，从而营造出一种社会风气。对全体社会公民来说要积极的开展道德教育，遵守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从而为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舆论是道德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正确的社会舆论代表着人民对行政道德的要求，表达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一定的社会舆论，又可以转化为一种增强内心信念，培养善恶是非的观念。因此，各级政府要逐步实行政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让群众参与评价公务人员的行政道德，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公共舆论，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媒，对行政权力所有者的德政加以支持、褒扬，对丑恶的行为丑闻加以曝光，从而转化为强有力的道德社会权力，在公共舆论压力下，监督政府承担政治的和道义的责任，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增强其义务感和责任感，防治行政权力滥用现象。
3．道德制约与法律制约的优势互补
道德与法律虽然有区别，但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法律与规则的执行依赖于良好的道德氛围和道德环境，依赖于宏观社会环境的道德程度。在历史上，不论哪一个统治阶级，都把他们的道德与法律作为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两种有效手段。一方面，要用阶级道德辩护他们的法律，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法律推行本阶级的道德规范。道德与法律关系十分明显，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人员所具有的道德信念与法律后果是密切相关的。没有浓厚的行政道德氛围，单靠法律制裁是不能维护行政机关的风气纯正，高效运转的。实践经验证明，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道德环境的形成，这种道德环境的形成有赖于政治承诺和领导层的支持，并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准则的要求必须为行政人员所接受，并依赖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信念和道德自主性。而法律不仅是行政人员进行道德教育的有力保证因素，而且有一些内容又直接表现了道德的要求，不仅是法律规范和义务，而且也是道德规范和义务。
参考文献：
[1]李建华.行政伦理导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道德权利篇9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者素质；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存在于委托关系中的一种道德现象，用以描述受托人不尽职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委托人利益面临重大损失的危险境况。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是和公共权力的“委托———”性质分不开的，公共管理者是由社会公众委托执行民众拥有的公共权力的人，民众将自己的权力授予公共管理者执行以实现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共管理者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承担着他们委托的义务，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行使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并取得相应的报酬。在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中，由于公共管理者的权力价值观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道德意志状态，使其经常有充分的机会背离社会公众的意愿采取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使公共权力，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潜在和现实的损害与威胁，从而导致道德风险。
一、公共管理者权力价值观的迷失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权力价值观是关于权力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追求及其评价的根本观点，它指导公共管理者的权力运作方向、决定其道德行为。公共管理者一旦形成特定的权力价值观，就会表现相应的行为选择，如果权力价值观一旦陷入误区，则会产生越轨的权力行为，引发道德风险。在我们当前存在的多种形态的价值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价值观，即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和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牟取个人利益为目标。公共管理者应当坚持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作为其价值取向的唯一标准。在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的影响下，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权力往往出现错位表现。有的公共管理者把公共权力私有化，把社会公众给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私的工具，执行多大的权力便用多大的权力为自社会科学论坛2008·10（下）己谋取利益；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商品化，将权力异化为商品，把权力当作交换中的筹码，搞权钱交易、权物交易甚至权色交易；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庸俗化，把权力变成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互相利用的工具，使神圣的公共权力走向庸俗；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特殊化，认为人性的尊严取决于权位的高低，人生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支配权力的大小，一旦拥有权力便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荫庇亲朋、高高在上，却对社会公众的利益置若罔闻，凡此种种，不一而别。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影响下的公共权力错位异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公共权力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往往对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威胁。
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现实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扮演多种角色身份，公共管理者也不例外，他们既是“个体”的人又是“公共”的人，这样在他们的道德选择中会经常性的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个人义务与公共管理者义务的冲突”“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的冲突”，这种由于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道德风险。第一，公共管理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公共性是政府的第一属性”①，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者就成了“公共”人。“所谓公共人，是指在公共领域中代表人民的公共利益，并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人”②。公共管理者成为“公共人”正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也是公共管理者应当具有的特性。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管理者应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念，即“公共利益至上”。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建立和拥有这种信仰，他就不应当进入公共管理者队伍中来。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取决于他能否建立和是否拥有这种信仰。而在私人领域中，个人利益追求的是一种现实的活动，个人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个人没有理由运用公共权力来扩展自己的权利。现代社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共意志基础之上的，公共权力是代表公共利益、执行公共意志的。在公共领域中，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如果公共权力被用来优先维护公共管理者个人权利的话，那么公共权力就会变质，发生异化。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管理者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冲突和选择：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一方面他们又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所执掌的权力，把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混为一谈，用可以支配他人以及公共资源的公共权力牟取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存在。第二，公共管理者个人义务与公共义务的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作为公共管理者的个人义务是指他们在个人领域里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职责和义务，公共义务是指公共管理者在公共领域里为维护公共利益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公共管理者既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同时也是一个一般的社会成员。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正当、独特的个人权益，在这一点上公共管理者也不例外。然而，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共管理者更有责任与义务为公共利益服务，很显然，一个公共管理者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与作为普通社会成员，这两种角色如何和谐共处是个很难两全的问题。基于这两种角色期待所发生的角色职责，会发生冲突和碰撞。这种冲突和碰撞，究其实质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他人的利益来履行角色职责。如果公共管理者不能准确恰当地界定和维护个人的自我利益，就很难保证公共管理者个人自我利益的伦理合理性。此时，作为公共管理者个人必须要对自己的职责义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必须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区分开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的职责义务。当公共管理者在这两种职责义务冲突中，分不清二者的界限，甚至有意模糊二者的界限，放弃公共义务而注重个人义务的履行，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第三，公共管理者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的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本位职责是指他们在公共管理组织体系中，由于职责位置所决定了应当担负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公共管理者的社会职责是指公共管理者作为一般社会成员所应当承负的社会责任与义务。通常情况下，公共管理者的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公共管理者的利益和社会民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社会的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存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矛盾冲突。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认知能力和道德意志能力，在许多情境下对问题的认识有差异，不能用正确的道德理性调控自己判断和选择，往往会对现实中的邪恶妥协，而发生公共管理者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之间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事例发生，本来按照政府和公共组织的活动原则来说，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要求来贯彻执行的。但是，上级并不是万能的，上级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当上级领导的决定是错误的时候，或者上级领导以代表组织的名义出现，但却是为了维护其个人的私利，这时，作为下级的公共管理者会如何面对呢？是选择服从上级的错误决定，还是选择服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职责的要求？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道德风险。在当前社会公共管理中，许多公共管理组织在授权方面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级对下级有时有着绝对的决定权，上级部门和管理者掌握着下属部门和人员的职位升迁、薪酬发放、福利待遇等关系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大事。所以，除非公共管理者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在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发生冲突时，他往往不会舍弃自己的前途和未来，而更倾向于选择服从本位职责要求。这种原因引起的道德风险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三、公共管理者道德意志状态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人的社会化需要一个过程。道德不是个体生而知之的，它存在着一个认知和接受的过程。“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的自律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一个人的道德意志力，不同的人，其道德意社会科学论坛2008·10（下）志力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况且道德意志力的养成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管理者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和行为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也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一般而言，人在行为中是行善还是作恶往往和一个人的道德意志状态相关。一个人为善还是作恶往往就在道德意志能否克制不道德动机的一瞬间。有道德意志的人往往在许多情况下都更有抗拒诱惑的能力。但是，道德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主观上看，道德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行为主体的自身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的让渡甚至利益牺牲，这就要求人们首先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正确看待自身利益的得失。没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力，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从客观上看，道德行为的过程还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一个人在为善之后却没有得到社会公正的评价，甚至被人们误会和责难，这都会给行为主体带来思想上的斗争和情绪上的波动。人们能不能按照自己的道德信念将道德行为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关键也在于有没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力。在特定的条件下，道德意志力的强弱，往往会影响人的行为的道德性质。道德意志对道德行为的影响通常被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对个人直接愿望的调节和控制，即当个人需要、兴趣等引起个人的直接愿望与道德要求发生矛盾时，能按社会道德要求控制自己的欲求。第二，用道德的动机战胜不道德的动机。道德行为前和道德行为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各种动机斗争，能否用道德的动机战胜不道德的动机，就表现出个体的道德意志。第三，对自己情感的控制调节。即当理智与情感发生冲突时，用道德意志的力量使人的情绪服从于人的道德理智。第四，与困难做斗争的精神。第五，抗拒诱惑的能力。有道德意志的人能抵制外界的腐蚀、引诱和压迫，保持道德高尚③。在道德意志的约束下，公共管理者的行为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就会将一定的社会道德职责要求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将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转化为个体客观的行为活动。反之，如果没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就会经不起外界的诱惑，不能战胜自己不道德动机，而在一瞬间选择不道德行为。所以，公共管理者道德意志的坚强与否直接决定着其道德行为的性质。如果行为不道德，就会形成道德风险，直接危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公共管理活动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总是由现实中一个个活生生的公共管理者来承担，公共职责也是通过具体的公共管理者来履行。这些承担相关职责的具体公共管理者个体的道德状况对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实施及其实施的结果会有重大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方面原因的考虑，人们在选择公共职位的实施个体时，总把他的道德素质作为一个重要品质因素加以考虑，对管理者做德才兼备的素质要求。因为只有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行为很可靠、很确定时，道德风险才可能有效避免。
注释：
道德权利篇10
摘要: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严重威胁着社会的政治稳定、法制建设、经济发展和伦理秩序。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与公共管理者的素质密不可分,深刻分析这些导致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主观因素才有可能有效避免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管理者素质;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存在于委托关系中的一种道德现象,用以描述受托人不尽职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委托人利益面临重大损失的危险境况。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是和公共权力的“委托———”性质分不开的,公共管理者是由社会公众委托执行民众拥有的公共权力的人,民众将自己的权力授予公共管理者执行以实现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共管理者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承担着他们委托的义务,按照社会公众的意愿行使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并取得相应的报酬。在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中,由于公共管理者的权力价值观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道德意志状态,使其经常有充分的机会背离社会公众的意愿采取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使公共权力,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潜在和现实的损害与威胁,从而导致道德风险。
一、公共管理者权力价值观的迷失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权力价值观是关于权力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的追求及其评价的根本观点,它指导公共管理者的权力运作方向、决定其道德行为。公共管理者一旦形成特定的权力价值观,就会表现相应的行为选择,如果权力价值观一旦陷入误区,则会产生越轨的权力行为,引发道德风险。在我们当前存在的多种形态的价值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力价值观,即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和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个人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牟取个人利益为目标。公共管理者应当坚持集体主义的权力价值观,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作为其价值取向的唯一标准。在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的影响下,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权力往往出现错位表现。有的公共管理者把公共权力私有化,把社会公众给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私的工具,执行多大的权力便用多大的权力为自社会科学论坛2008·10(下)己谋取利益;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商品化,将权力异化为商品,把权力当作交换中的筹码,搞权钱交易、权物交易甚至权色交易;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庸俗化,把权力变成拉帮结派、排斥异己互相利用的工具,使神圣的公共权力走向庸俗;有的权力运用者把公共权力特殊化,认为人性的尊严取决于权位的高低,人生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支配权力的大小,一旦拥有权力便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荫庇亲朋、高高在上,却对社会公众的利益置若罔闻,凡此种种,不一而别。个人主义权力价值观影响下的公共权力错位异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公共权力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往往对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威胁。
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现实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扮演多种角色身份,公共管理者也不例外,他们既是“个体”的人又是“公共”的人,这样在他们的道德选择中会经常性的面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个人义务与公共管理者义务的冲突”“本位职责与社会职责的冲突”,这种由于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道德风险。第一,公共管理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引发的道德风险。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公共性是政府的第一属性”①,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者就成了“公共”人。“所谓公共人,是指在公共领域中代表人民的公共利益,并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人”②。公共管理者成为“公共人”正是现代社会的要求,也是公共管理者应当具有的特性。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管理者应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念,即“公共利益至上”。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建立和拥有这种信仰,他就不应当进入公共管理者队伍中来。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取决于他能否建立和是否拥有这种信仰。而在私人领域中,个人利益追求的是一种现实的活动,个人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个人没有理由运用公共权力来扩展自己的权利。现代社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共意志基础之上的,公共权力是代表公共利益、执行公共意志的。在公共领域中,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如果公共权力被用来优先维护公共管理者个人权利的话,那么公共权力就会变质,发生异化。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管理者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冲突和选择:一方面,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一方面他们又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所执掌的权力,把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混为一谈,用可以支配他人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