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篇1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ch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
《新青年》为阵地，、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
，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
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
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
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
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
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
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
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
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
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
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
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
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这是进入20年代以来第一种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论著。论著把50年间的文学
分为古文学和白话文学两大部分。古文学涉及桐城派、宋诗派、常州词派，严复、林纾
的翻译，梁启超的散文，章士钊的政论文，而以章炳麟为古文学的结束人物。五四文学
革命的核心是主张和创造白话文学。白话文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最终取
古文学而代之，成为五十年文学演进的最重要的成果。胡适在本文中所运用的把文言写
作的作品称为死文字或半死文学，把白话写作的作品称为活文学的观点影响深远。1923
年，鲁迅用三年时间编著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小说
史研究著作。《史略》中的最后三章：《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清末之遣责小说》述及近代文学的内容。书中把19世纪中后叶印行的专写妓家故事的
《品花宝鉴》等数部长篇白话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把20世纪初问世的《官场现形记》
等数部小说称之为谴责小说。《史略》中有关于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的概念内涵及其评
价，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沿用。1927年周作人著《新文学渊源》一书，书中把两千年
的中国文学史，看作是言志与载道两派此消彼长的过程。又谓五四新文学当从晚明公安
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处追寻思想根源。出于立论的需要，周著追溯了明末至五四
的文学变化，对近代文学亦有涉及。胡适、鲁迅、周作人均为新文学主将，其著书立论
的新文学家立场是十分明确的。稍后出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振择的
《中国文学史》，其有关章节，立场与胡适等人自无不同。
1928年，陈子展应田汉之邀为南国艺术学院近代文艺讲座，陈氏最初拟用胡适《五
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作为讲义，但又感觉到胡著偏重白话文的倾向过于明显，不足以反
映近代文学的全貌，故而动手写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著所言的“近代”是从
开始。作者认为“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
近代文学的变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陈著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
全书涉及梁启超倡导的诗、文、小说界革命，桐城派、宋诗派新的发展、翻译文学的概
况等内容，最后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结。论述兼及新旧两派，立论平和而公允。
1933年前后，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钱著的所谓现代，盖指辛亥革
命前后。起于王闿运，止于胡适。书中叙述依旧分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全书
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
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前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
详尽，立论对旧文学也多有回护。
1940年起，吴文祺所著《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在《学林》连续刊载，所谓近
百年，实际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吴著较为注意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寻
找文艺思潮变迁的原因，已经带有唯物史观影响的痕迹。其对新旧两派文学的评价，也
不再落“死”“活”文学之争的窠臼。吴著中对桐城派与文选派之骈散之争，对王国维
文学批评的成就，对章太炎对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影响等问题的论述，超越流俗，多有见
地，显示出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
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按文体分类，还有以下重要研究成果；
小说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门类。胡适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征”理路
，对《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近代长篇白话
小说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小说研究范式。其对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的考证辩疑，对作品
思想艺术的议论分析，常为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称引。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小说
闲谈》以对晚清小说资料和文坛掌故的熟悉而为研究界所称道。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
》专设《最近十五年》一章，以一个作家的特别眼光，对清末民初的小说作了一番巡礼
，郭昌鹤的《佳人才子小说研究》涉及到近代有关题材的小说作品。赵景深对《品花宝
鉴》、《花月痕》等狭邪小说的研究，孙楷第、范鸱夷对《儿女英雄传》等侠义小说的
研究，杨世骥、包天笑对谴责小说的研究，郑逸梅、严芙孙对晚清小说资料的收辑挖掘
，都是极富有建设意义的研究工作。
诗文方面，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两文中对
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歌团体——南社的有关评价，中肯深刻。《关于太炎先生二
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如椽之笔，盛赞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
生的楷模，又以为太炎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有关严复翻译得失的评论，也极为后人重视。关于南社，
柳亚子、曹聚仁等，均有纪念文章。追昔抚今，感慨良多。胡先驌对宋诗派、常
州词派作家的论述，周作人对黄遵宪诗歌的注意，钱穆对龚自珍思想的研究，郑振铎对
梁启超于近现代文学发展贡献的评价，都各有创获，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
有关严复、康有为、王闿运近代文学家的传记，以平实严谨见长。
戏剧方面，洪深、郑伯奇对中国晚清文明戏到现代话剧进路的思考，赵景深对梁启
超戏曲改良运动成就的梳理，刘雁声等对京剧及地方戏典兴衰的考察，郭沫若、吴其昌
、梁启超对王国维整理戏曲成绩的评价，浦江清、叶德均对吴梅戏曲成就的论定，都可
以作为这一时期对戏剧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近代文
学的研究进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阶段。在1840年至1918年为中国近代期、1919年至
1949年为中国现代期的历史分期方法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的起迄年
限随之得以相对固定，中国近代文学被看作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中国近代
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学科分支，也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的第三时期，随着唯物史观的流行和深入，研究者普遍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
角度，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念，阐释近代文学
的发展变迁及其对近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所反映出的反帝、反封建的
思想主题和作品所体现出的阶级倾向和阶级情感，受到研究者空前的重视；反映下层劳
苦大众生活情感和近代志士仁人革命牺牲主义精神的作品得到褒扬推重。
应该承认，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为一种先进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方法，给予这个时
期的文学史工作者在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性质、特点等重大问题方面以极
大的便利，许多旧文学史家看不清，说不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得到迎刃而
解。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研究者对唯物史观运用得不太纯熟，或过于机械，这个时期
的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偏差。根据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近代文学属于旧
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中国现代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文学研究活动中，
原本存在的以五四文学为分界的新旧文学的对立被扩大化；五四文学与维新文学革命的
联系被粗暴割断；个别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作，流于贴政治与阶级标签。
第三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仍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标志之一是许多文学史的编著者
，如北大中文系1955年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
史著作，开始把近代文学列为专章专节。高等学校的文学专业，也把近代文学列入教学
计划。复旦大学1956级的同学还专门编写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近代文学作为一门
学科的意识得到加强。标志之二是研究论著日益丰富。小说中有关侠义公案小说、谴责
小说、晚清小说理论的研究成为热点，围绕这些热点，学术界形成了一些学术争论。诗
文中有关龚自珍、魏源、黄遵宪、梁启超、秋瑾等作家以及有关鸦片战争诗歌、太平天
国文学、南社等思潮社团的研究较为集中。戏曲中有关话剧、京剧及地方戏形成与发展
的研究论著数量较多。标志之三是建国前即从事于文学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新作不断，
建国后培养的研究工作者渐露锋芒。前者如王季思、阿英、唐圭璋、范烟桥、赵景深、
钟敬文、任访秋、吴奔星、吴小如、张毕来、钱钟书，后者如章培垣、杨天石、李泽厚
、傅璇琮、邓绍基、劳洪、刘世德、王俊年。在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三期的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舸争流的气象。标志之四是作家文集、选集、研究资料类编得
到有计划的整理。建国后的三十年间，近代重要作家如龚自珍、魏源、黄遵宪、谭嗣同
、秋瑾等人的全集、选集及选注本陆续出版。北京大学师生选注的《近代诗选》、舒芜
选辑的《中国近代文论选》、阿英编辑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
》等资料类编的问世，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是实事求是学
风逐渐恢复，近代文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进入80年代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思想的深入人心，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得到更新、研
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许多妨碍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
忌被不断打破，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强化和发展。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
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
变革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中，具有特殊的意蕴和典型的意义。有
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识。
197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将1919—1979年间有关
中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精选为七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学所与河
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1983年，在常熟召开了全国性
的近代文学史料工作会议，布置近代文学史料的全面整理工作。次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
、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期全面推进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十几年后，在综
合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学所推出10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其中，近代与现
代文学同为一编，而近代单独成卷。这种编排与50、60年代通行的把近代文学放在清代
文学末尾的作法相比大不相同。其本身应该说是对80年代以后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的小小回应。20世纪最后20年间，在学术界前辈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在学术界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确实是渐成气候。1988年建立的中国近代文学
学会，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会，拥有会员300余人。学会
会员所在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开设近代文学专业课程，招收近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
、博士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广东、江苏、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
与培养基地。
二、学科研究视野趋于广阔，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其系统性、组织性、科学性大大加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并涌现出一批
有着自己学术特色的学术群体。北京大学季镇淮先生60年代曾是《中国文学史》的主编
之一，80年代后担任《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部分的主编，其有关近代文学的
研究论文，近期收入在《来之文录》中。孙静先生在读书期间，即参与了《近代诗选》
的编著，后参与《大百科全书》近代部分的编写，现正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写作
。陈平原的《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
学道路》及其它学术论文，多有发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邓绍基研究员，担任中国近
代文学学会会长多年，对学会工作，贡献颇多。邓绍基与张炯、樊骏共同主编的《中华
文学通史》，其近代卷由文学所的王飚、连燕堂、梁淑安、张奇慧主要执笔写作，书中
的立意见解，深刻而不俗。文学所中王卫民的近代戏曲研究，牛仰山、赵慎修的近代诗
文研究，斐效维的南社研究，都极有造诣。河南大学的任访秋先生曾从事古典文学、现
代文学研究，60年代起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在各个研究领域均有建树。80年代后，所著
《中国近代作家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等研究著
作出版，其立论通达，古今不隔。关爱和所著《悲壮的沉落》、《从古典走向现代》、
《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论著在多方鼓励下，于90年代相继完成。河南社科院的王广西研
究员近年来新作不断，《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尤为学界所称道。河南社科院袁凯
声、河南师大李慈健，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创见。山东大学自陆侃如、冯沅君教
授起，就有注重近代文学研究的传统，1959年毕业于山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的郭延礼先
生，60年代即从事近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国近代文学新探》、《龚自珍诗选
》、《秋瑾年谱》、《近代六十家诗选》等著作颇具影响，80年代后，着手于三卷本《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并于1990年前后出版。该书广博深厚，且出于一人之手
，实属难得。郭先生近期又有《近代翻译文学史》一书问世。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曾整
理《人境庐诗草》、《海日楼札丛》，80年代后致力于《清诗纪事》的工作。其《梦苕
庵论集》，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论近代诗四十家》等论文，见识卓绝。其弟
子马亚中、马卫中等在近代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多项成果。江苏与苏大近代文学研究形成
呼应之势的还有南京大学王立兴教授、南京师大张中教授，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的近代小
说研究也颇具实力。上海与广东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大重镇。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
60年代关于近代小说、黄遵宪诗歌就曾发表过极有见解的文章，80年代后，主编了《中
国近代小说大系》。黄霖教授继承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传统，在完成《中国文学
批评史》近代部分的写作后，又以一人之力，写出近60万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受
到学术界的重视。华东师大的徐中玉先生、郭豫适先生在近代文学理论、近代小说研究
方面多有建树。上海师大的王杏根、曹旭教授在文学改良运动、诗歌理论的研究方面学
有专攻。上海社科院陈伯海研究员主持编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众多近代文学史
中别具一格。陈先生编的《近四百年文学思潮》，从晚明讲到20世纪，其中关于近代文
学的部分由袁进执笔，其文理路清晰，见解深刻。广东的近代文学研究以中山大学与华
南师大为基地。中山大学的陈则光先生、卢叔度先生60年代就有近代文学，80
年代后，陈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问世，不久，陈先生去世，其未完成的史著
便成绝响。中大张正吾先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杂志数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一辑，为功于学术界甚多。康保成教授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是这一时期戏剧研
究的力作。华南师大管林教授、钟贤培教授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多年，他们主编的《中
国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评林》以及钟先生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显示出强劲
的学术实力。陈永标教授关于近代美学思想变迁的专著于近年问世，汪松涛、谢飘云显
示出良好的学术前景。广东顺德电大的马以君是《苏曼殊全集》、《黄节诗选》的整理
者，其主编的《南社研究》杂志对推动南社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澳门大学的邓景滨
等人率先在澳门成立近代文学学会，并开展了积极而有效的学术交流。东北方面吉林教
育学院的郑方泽、沈阳师院的张永芳，兰州方面西北师大的龚喜平，都以各自的研究成
果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成绩蜚然。研究资料（包括作家的文集、选集、年谱、传
记、作品编年等）的整理工作进行的如何，是一个学科是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近代
文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在资料收集、筛选、汇编方面要作的工作相当艰巨，许多
研究者在资料整理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前面提到的七卷本《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
文集》、《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有关词条外，80年代以来，较为重要的资料成果还
有：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江西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安徽师大孙文光主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近代文学大辞典》，河北师大张俊才
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林纾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牛仰山编写的《严复研究资
料》，河南人民出版社袁健主编的《晚清小说研究概说》，山西大学董国炎撰写的《章
太炎学术年谱》，贵州社科院黄万机整理的《巢经巢诗钞》、撰写的《郑珍评传》、
黎庶昌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湘绮楼文集诗集》等等，都
显示出版近代文学研究的实绩。
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学术发展历史，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理解的逐步加深
近代文学篇2
钱基博作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学者,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个社
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由古典转入现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时期。本书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以近代文学为主,兼顾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断代文学史以这一
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学术着作。虽然,此前的同类着作尚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近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等。但它们的篇幅都
较小,评述也颇为简略。钱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国,正本溯源,以阔大的学术视野为这部断代文学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史学价值。同时,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界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层次的挖掘。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谈樊增祥与易顺鼎,归于“中晚唐诗”;谈陈三立与郑
孝胥,则归入“宋诗”。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
全书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其他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着叙述旧文学则较为详尽,立论对旧
文学也多有回护。
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以专章的形
式为每一个值得在历史上留名的作者记录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到师承,既标明了每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又解读了作家创作的源流和创新之处。钱基博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却不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广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论争及参与时事的情况,往往对于同一事件的双方,都能从论述两方的不同单章中运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从而更加真实地再现历史真相,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史料。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正如钱基博以现代的学术观点品评近代作品,在强调作品承继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时,也能以现性态度看待这些作品在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尴尬与失落。他在增订序言中
说:“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
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
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
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永概
、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
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
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他们承袭清末李慈铭的批评,但认识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对立和交叉。他们承认“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为“旧
文学”辩护;也不同意“新文学”干将们全面西化的激进主张。
在钱基博看来,近代社会,亦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物质在于转变,在于西学东渐。如何看待这汹涌而来的西学浪潮,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极速异化的时代,确立自己的创作和评判原则,则是
判断一个近代作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一味守旧、视西洋学术如洪水猛兽固然不对,全盘西化也无异于削足适履,只是冲动地自乱阵脚而已。这种看似折衷的学术观点在当时轰轰隆隆的新旧文学斗争
中,无疑是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做法。而这也正是钱基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学术规范。所以,在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不仅以专章形式分别论及清末民初的新、旧两
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在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叙事中也注意到了新、旧两方面的融合。以林纾为例,一方面,钱基博着力肯定了林纾在古文创作中为发展桐城文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清之季,士大
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又能不执于言,详细剖析林纾一生创作风格的变迁,并结合时政,述清源流脉络,从而得出“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
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的结论,明确指出林纾在文学主张上多受人事影响的特点,进而将林纾与真正的桐城家区别开来。这一叙述不但澄清了这一段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文论之争,使林纾的
文学史身份得以明确,同时,明确提出林纾与章炳麟、胡适之争一蹶再蹶,其根源正在于“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抱残守缺,不思新进,从而被时代新风的车轮远远抛下,正是犯下了钱基
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指的“执古”的错误。钱基博本人也同样倾心于古文的创作与教学,然而正是他“顺应为用,阐变方今”的学术理念使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
在立论上多了一份客观理性。
第三,在钱基博手中,中国近代散文的研究范式基本得以建立。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
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也同时面临着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恰恰正是以
近代诗词及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在作品中,钱基博既强调“历史感”,又力求突出“问题意识”,在理清“旧文学”在近代时期异变的过程的同时,也能抓住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如桐城文脉的转
变等,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构建近代“旧文学”的发展脉络。钱基博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这也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其它一些仅仅突
出史学特色的文学史拉开了差距,它的理论研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钱基博在这一时候逆潮流而动,选择以近代“旧文学”尤其是近代散文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之对传统散文艺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代宿儒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
钱基博对中国近代地方文学史研究也贡献良多。在其所着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他条分缕析,就近百年来湖南出现的一大批学者、文人的学术成就、文学造诣、创作风格及诗人特点作出了明晰
且极具个性的评述。从中展现出了钱基博作为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一代学人的良好学术风范。钱基博在书中开篇即明言湖南一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
西接黔晚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
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含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
厉已,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从地域的独立论及文学的独立,再及思想、学人之独立,钱基博以“独立”一词作为了湖南近代文学的基调。
本书为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着作。《近百年湖南学风》采用传记的形式,分群别类,合传诸人,旨在彰显湖南学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书名立足于“学风”而
不是“文风”,所涉及人物也不仅限于文士,书中所论列的十三位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大多数(如魏源、曾国藩)却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构想展现出钱
基博意图借文学指点山河,以文学为引,勾勒湖南乃至全国文学、社会风潮走向的勃勃雄心。
更值得嘉许的是,钱基博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直接进行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他的文学作品涉及诗、词、序、传等多种文学样式,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的短篇小说集《技击余闻补》。
“技击”即是人们常说的武术,书中所列的全部是以武功见长的市井人物的传奇故事。全书由26个短篇小说组成。钱基博在序言中提到:“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以承祚三国,
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正是友人赠阅的林纾所撰的《技击余闻》一书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多年沉身于古文研究的一代学儒也禁
不住一时技痒,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创作了这部以“补”命名,然则欲与原着一争高下的武侠短篇小说集。书中集中描绘了一群出身市井却武艺超群的英雄侠客,他们或力大无穷,或技艺不凡,都以
其超群的武功演绎出一段不凡的人生。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叙事简劲,往往能于一二语中勾勒出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小说集《技击余闻补》作为近代文学文库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近代小
说的时代烙印。
首先,小说中洋溢着极其浓郁的平民色彩。《技击余闻补》中所叙的26个故事,其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或为僧侣隐士,或为厨师渔父,或是无名妇人,往往都与官府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他们作为普通的市井人物,全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好武艺行走江湖,谋生糊口,这些人物所遵循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多是“量敌虑胜,饬己自修”的市民生存法则。甘凤池身怀绝技却谦逊待人,因而
得以颐养天年。秦大、秦二事母至孝,才能在危急关头得以脱身。马永贞恃才自傲,终引火烧身,惨死于群贩手下。这些故事言不及怪力乱神,所描绘人物也都不是道德完人,但凭着一身神力和一片赤
子之心,为钱基博等文士所赞赏,为之写心立传。在近现代社会,政治风潮风起云涌,多变的时局早已让普通百姓无以适从。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平民武侠小说才在市民中有了一席之地,也才能
为钱基博这样的学者喜爱。毕竟乱世之中,就算是学富五车,也难有一分安全感。一介书生对武学之士的仰慕,也正来源于这样一种安全感的渴求吧。
其次,小说中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作者借此表达出讽世的良苦用心。钱基博虽生长于清末,思想中却仍然保留着汉族文人一以贯之的汉族正统观念。小说中他明确指出清廷“诛锄武勇,摧戮文
士”,其目的在于他们“自知外夷僭盗,不为人心所归往,惴惴惧天下不靖”。《范龙友》、《南杨北朱》等篇更是为汉人武士张目。如《范龙友》中“生有神力”,本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武师之一”
的范龙友由明入清后,“浙督李疑其有异志,移檄名捕。系狱,毙焉。或谓谳定,龙友戍极边,不知所终云”。仅仅是由于清人之“疑”,便将其陷害致死。小说叙写他们受清人猜忌,含冤而死的悲剧
不仅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更透露出钱基博强烈的民族情绪。
同时,近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其中尤以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作品中多次提到甲午海战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在《嘉定老人》中,钱基博借老人之口表达了普通百姓对这场战争
的看法:“汝吾敌也,吾国将士死于辽阳之役者不知几何,吾今授子以武术,子或尽吾技以授子国人,而反刃于我国,子之计则得矣,而吾何以对国人哉?吾不忍也!”话虽出自老人之口,却表达了钱
基博这一类文人的心声,民族大义当前,视钱财如粪土,身怀武艺之人更重武德,而德之大者莫过于爱国之心,钱基博在小说集中反复强调练武之首,习武之德,正是自身严谨的道德观念与至诚的爱国
之心的展现。
其三,小说中展现出近代社会所特有的过渡性特征。小说创作于1913、1914年,这正是全国上下响应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掀起近代最大的一次小说创作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代宿儒,钱基
博一生潜心学术,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然而却屈身投入到短篇小说这一历来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的文学样式中,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小说创作热潮的影响。小说既宣传了传统的
道德伦理,也不分种类地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才华予以了肯定;既遵循了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又溶入了一些现代小说的技巧;既坚持了文言写作的士大夫风味,又以一种平民的平等的眼光来审视社会
百态,这一系列特点都使它与传统小说拉开了一定距离,钱基博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型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新晨
总之,钱基博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一生笔耕不辍,秉持着“阐变方今,顺应为用”的学术研究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为近代文学的研究、整理及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对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公允的史料,也以他开阔深澈的学术眼光为后人理清了研究思路,树立起学术范式。在近代文学创作的亲身实践中,他熔铸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赤诚的爱
国之心,也为近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近代文学篇3
卢梭的《民约论》曾经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无不深刻地留下了卢梭思想的烙印。卢梭的《民约沦》明治时代传入日本,也产生很大影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撑。
据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知道卢梭之名是在1878年,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清政府出使英、法两国的大臣郭嵩焘在日记中对卢梭的事迹有所记载。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了《民约通议》,该书,节选自日本明治时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江笃介的汉泽本《民约译解》,《民约论》正式传入中国。《民约沦》的第一个完整的汉译本《路索民约沦》是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本原川潜的译本转译而来,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8年,马君武译本《足本卢骚民约沦》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20世纪初起,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生平的文章不断涌现。伴随着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的理论热潮,卢梭的名字和形象开始带着神圣的光环:高密度地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张维新、追求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将卢梭的学说看作救亡图存的“灵药宝方”,在诗文中热烈赞美卢梭,表达追随卢梭、投身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坚定决心。
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卢梭,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受到“东洋卢梭”中江兆民思想的影响,对卢梭的学说极为崇仰,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卢梭学案》、《民约沦巨子卢梭之学说》等文章为之宣传。在《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四首之四中,梁启超视卢梭为“先河”,立志要以卢梭为榜样:“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余子,卢(卢梭)孟(孟德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他在《自由书》中同样表达了对卢梭的极度崇敬和赞美之情:“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具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
康有为的另一位弟子韩文举也在杂文《卢梭论》中对卢梭大加褒赞:“盖今日文明诸国制度,谓其不出《民约论》之精神也可乎?呜呼!卢梭者,可谓圣人矣”。 “诗界革命”中成就突出、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智由也曾留学日本,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他最着名的诗作就是那首《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蒋智由《卢骚》的最后两句被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邹容引入他的《革命军·自序》中,邹容在书中以饱满激昂的政治热情宣扬卢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他极力赞美卢梭,井表达以卢梭为革命旗帜的决心:“夫卢骚诸大哲之微西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革命军》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鲁迅曾评价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被作为“女界卢梭”的近代杰出女革命家和诗人秋瑾同样崇敬卢梭,她的着名民诗《.吊吴烈士樾》中有这样的诗句:“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她在弹词《精卫石》中写道:“近日得观欧美国,许多书说自由权,并言男女皆平等,天赋无偏利与权。”可见,她的思想,与卢梭是一脉相通的。
近代文学史上有组织、有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人们也在讴歌卢梭,着名诗人、诗坛领袖柳亚子自青年时代起即仰慕卢梭,甚至改名“人权”,号“亚卢”(即亚洲之卢梭),以明心志,他在诗中多次赞美卢梭,歌颂卢梭,如“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闾。《民约》创鸿着,大义君民吕。胚胎革命军,一切粃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又如“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吴儿百炼刀”。南社的另一位着名诗人高旭也在诗中赞扬卢梭,表达自己要以卢梭为楷模,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向:“中夏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全国人民公许可,从此高涨红锦潮”。诗中激荡着慷慨悲壮的豪迈之气。
(二)在近代的小说戏剧中,崇仰卢梭的作者往往借作品中正面人物之口宣扬卢梭的思想和学说,表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热烈向往,如李宝嘉的《文明小史》、岭南羽衣女十的《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的《狮子喉》以及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等
《文明小史》是近代小说四大家之一的李宝嘉的作品,主要讽刺了上层社会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维新以及官僚媚洋惧外的社会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作者也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并通过他们表达自己对维新的信念,王公浦就是其中之一。王公浦是具有民主思想和叛逆精神的进步青年,喜欢读卢梭的《民约论)),并身体力行。小说第二十五回,写他向自己的书童宣讲卢梭书中的道理:“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你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我要与你讲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份儿就是了”。
《东欧女豪杰》是岭南羽衣女士写的一部政治小说,主要描写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的故事,自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革命。小说第一回中,俄国虚无党人羲弥对中国女留学生明卿说了一番话,表明她的向往和追求:“妹妹向闻法国自福禄特尔从英国携得自由之种而归,当时再有孟德斯鸠、卢梭诸子闻声倡导,至今那流风余韵,尚且浸淫民间,所以妹妹决意和几个同志一游巴黎,访那先哲的遗踪,搜那天民的口说,更欲一上那罗兰夫人的坟墓,凭吊一番,以表我们景仰的真心”。《东欧女豪杰》虽然只有五回,全书尚未完成,但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之时,仍然产生了较大影响。
《狮子吼》是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陈天华的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小说。小说借鉴了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写法,以倒叙的手法展开,先叙述中华民族光复后五十年的繁华富强景象,然后再回叙故事始末,描写光复前狄必攘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民权村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小说写狄必攘他们成立自治会、演说会,宣传卢梭的《民约论》,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书中人物的实践活动显然是作者的精心设计,从中寄托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小说开头所展现的国富民强的动人图画则蕴含着卢梭学说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美好寓,意。
柳亚子的剧本《松陵新女儿传奇》是个案头曲本,剧中只有一“旦”,辫发西装,自称“谢平权”,是个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剧中她以“卢梭”自比,唱道:“高唱自由歌,巾国卢梭,回天难挽鲁阳戈”。又云:“思我中华老大帝国,积数千年专制淫威,迂墟谬论,把国民的天赋权利,自由性质,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认为民族兴盛的希望在于妇女解放,“不如抖擞精神,实力运动,广开女智,收回女权,女权一昌,国势自盛,也不怕长蛇封豕的政府,雄狮猛鹜的强邻了”。
此外,曾朴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也提到了卢梭的《民约论》,但与上述作品角度不同,写的是抱持改良主义的人物对卢梭的《民约论》心怀不满,甚至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曾朴是近代着名小说家和翻泽家。曾跟从陈季同学习法国文学,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卢梭的着作,他写((孽海花》就是要表露自己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的革命倾向,为当时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运动推波助澜。作者还在小说中借陈千秋之口表达了自己的革命主张:“现在,我国根抵不清,就是政体好到万分,也是为他人作嫁,于自己国民无益,所以缓进主义都用不着,惟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二百年迷梦,扫除数千万腥擅,建瓴一呼,百结都解,何患不为亚洲盟主呢?”
有意思的是,卢梭的《民约沦》有时还会作为道具出现,成为作品中人物“民主”、“革命”的象征。江苏无锡人张肇桐1904年写的《自由结婚》记叙一对青年所进行的反满抗清革命活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绝世英雄黄祸到女主人公绝代美人关关家,“见其壁上挂着两幅天文地舆图,古今东西女豪杰的照相,书桌上罗列着各种普通教科书及《政治浅说》、《民约论讲义》、《通俗法兰西革命史》等书……。1906年新小说社刊行的十回本社会小说《立宪镜》主要记叙了伪维新派人士的种种丑态,小说中写曾游学英、法、比、德诸国的主人公金人一心立宪,回国后到上海考察国民程度,不巧“走错路头,误入自由村”,“见主人几上之《民约论》,心中揣度系何等人物,夜问梦遇革命党造反,立宪立不成了”。
(三)卢梭以文学形象出现在小说的楔子中,向小说中的人物宣传革命思想,撒播民主火种,如蕊卿的((血痕花》、怀仁的《卢梭魂》等。
蕊卿的《血痕花》主要记叙巴黎大学生美藤守正在法国大革命的作为。楔子写一留法中国女学生在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纪念日,回想自己的祖国被列强瓜分,心痛之极,梦卢梭,与自己畅谈打破专制之志,梦醒后得一书《血痕花》,遂将其中革命史实编译出来。
近代文学篇4
一、前现代性的理解
前现代性概念是一种时间概念，体现为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确信一种线性向前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观，一种与任何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截然相反的历史观。线性时间观念是以“进步”的目的论为内涵的，它把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
前现代性概念与现代动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第一回中描写了这样一幅情景：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这艘帆船是旧中国的隐喻，帆船与轮船作比较，表明作者意识到现代动力所造成的差别，不仅是机械动力，更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
二、近代文学的研究
为了更深入的研究近代文学，首先要探究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同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对文学的影响最为突出。不同地域的文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有关。就近代文学来说，有几个地区的近代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形成了几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作家群，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作家群放在相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考察他们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论证这些作家群对文学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从而显示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次，学术与信仰的多元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在兼收并容的宗教政策下，各种宗教都得以发展。儒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己不复存在，加之草原游牧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使得很多千百年来奉若神明的观念和教条受到冲击，包括传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以及在中土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等等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大汉民族失去了以往的独尊地位，与之相关的一些神圣的、至尊的东西因而也没有了以往的尊严，于是许多传统的禁区在元代可以畅通无阻。著述无须为尊者讳，甚至皇帝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成为丑角。
近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也没有任何组织和计划。然而由于各人的兴趣不同，学识有别，结果倒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而。在研究对象上，或各选自己喜欢或认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或对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思潮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传统的序跋、笔记式，或采用舶来的专论、专著、文学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或专注于作家、作品史实的钩沉与考订。可以说，他们己经利用了一切现代性的文学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三、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
中国近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从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以及重要观点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的需要，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近代文学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现代国家的梦想，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获得了全民族的衷心爱戴，建立了至高无尚的权威，他成了民族灵魂的化身。对毛泽东的信赖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成了一个时代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经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学生产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文学家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
近代文学篇5
人教社历史室编写的《中国近代现代史》，在高二年级使用，今秋进入第四轮。如何用好这套教材，已有多人论述。笔者现就高二文科班如何教学《中国近代现代史》谈些粗浅认识，作为抛砖引玉。
一、以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精神指导教学
目前指导中学历史教学的是1990年修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但该大纲中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史教学内容与现行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比较，是不协调的，大纲起不到指导作用。因此，有的教师干脆用高考《考试说明》或会考纲要来指导教学，这对于高二文科教学来说都是不合适的。新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尽管要到2000年才正式在全国普遍使用，但其基本精神，对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也有指导作用。从“新大纲”中国近现代史部分教学目标来看，其基础知识分为近代和现代两部分，每一部分都包含起讫时间、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几条主线（近代史分“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近代工业、科技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业发展等方面；现代史部分主要是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等方面内容）。就教学的重点来说，“新大纲”侧重在中国近代爱国救亡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曲折进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就具体内容来说，加强了对近代史上若干政治运动和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如有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斗争，都点明是在反动势力镇压下遭到失败；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如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去一度提‘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是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中流砥柱与抗日的中坚力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还有些是现行课本中未提的，如“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另外建国后的外交成就放在各个时期内容中，而现行课本是集中的，这更能说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与一国国际地位、外交成功的关系。“新大纲”对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也分别作了比较具体明确的阐述。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并结合现行教材和学生实际，予以贯彻落实。笔者对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学习是初步的，对其精神的理解比较肤浅，不妥之处请同行指正。
二、抓住中国近现代史的编写特点进行教学
《中国近代现代史》与以往有关教材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区别：每章开头有一段引言；课文分正文和阅读两部分；图表与文献资料数量大幅度增加；除练习题外每章节都有较高难度的思考题；注释中介绍了一些不同学术观点；加强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与结果的分析等。现从中抽出三方面分析说明。先说“引言”，主要是介绍本章内容的时代背景、特征与历史阶段。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近现代史更是与世界形势分不开，这是因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中国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世界变幻的风云波及到中国，中国近现代历史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具有那个时代的新特征，教学中必须有机地将这些背景、特征与史实联系起来。如1994年高考第42题“19世纪末中国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相比，两者在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上有何不同？为什么？”答案中“力图改变中国现状”之说教材里没有，但如果将此说剖开，便会发现要改变的是“民族危亡”这个现状。从时代背景、特征思考，由“民族危亡”必然想到中国人民的斗争要求，而这一要求必然会指导着爱国各派的思想和行动。其次思考题，教材编写说明中言明是“高一个层次的练习”，其难度超过会考要求，加之它多数就原材料而问，又重因果分析，这正是我们高中历史教学需要加强的内容。一堂课有几道思考题加深了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认识，也便于学生辨明一些理论问题，思考和掌握一些规律性的知识，更何况近年某些高考题就直接取自教材思考题，如高考1995年第9题“‘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1996年第44题第2问洪仁gān＠①“对外态度”，分别是上册教材第九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二节的思考题。再次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介绍。教材有11个历史问题以注释形式介绍了其不同的观点，其中“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问题，注释说明为“史学界有三种观点”，并分别列出，比照课本细察便会发现编者持的是第三种观点，据此我们可让学生从中学会对历史的分析阐述。另外教材中的思考题“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想一想，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也可从肯定与否定两个不同角度来分析。此类问题要求学生大胆发现、逻辑严密地论证，能够自圆其说，象1996年高考第47题评分说明中所提到的那样“言之成理并有正确说明”。
三、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重视学法指导
高二文科学生近期的直接目标是参加高考，从这个角度说高二、高三是一个整体。《中国近代现代史》是文科学生学习历史的第一部分内容。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重要的是走实走正第一步。走实——在知识、能力等方面为高三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走正——掌握一些好的学习方法，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教师作为一个知识信息传播者，讲授显得不可或缺，但必须有“度”。因为一节课对于师生来说，时间、精力是常量，讲授时间以全课的1／3或稍多一点为宜。起始阶段作引发铺垫性讲授，提供给学生广阔的知识背景，打开学生的思路；新授阶段作剖析释疑性讲授，使学生茅塞顿开，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结束阶段作总结强化性讲授，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并贮存于大脑中，达到巩固记忆的目的。此外，教师还是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者，他要指导学生看材料、理线索、记笔记等，并使其学会归档整理，单元总结，他还要设计组织教学全过程。知识巩固、能力提高离不开练习，教师要精心设计题目，根据不同教学内容安排一定时间进行课内练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学生学习的深入、认知能力的增强而渐呈剪刀式变化，学生认识主体作用越来越大，这时教师就要不断变更教学方式，逐渐加大教学中学生自学比重，多用启发讨论型的教学方法，以好的教学问题引发学生兴趣，使其产生急于解答的期待心理。解题中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逐步养成主动探求的学习习惯。由于此类思维能力题有一定难度而不宜过多，每课只能围绕重点和难点设计几个问题，以便于学生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讨论中错误提法在所难免，但其中也不乏大胆合理的成份，这应该得到赞许，在此基础上教师紧接学生错误思路阐发两句便嘎然而止，像一石子投入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引发争论、思考，最后答案渐趋一致、普遍认同，问题教学也告完结。然而这种问题教学，学生个体认识虽有了表现机会，但登台亮相的大多是优生或中等生而不是全部学生，应该说刚开始进入文科班的学生基本上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差异较小，即使真有较大差异，但要想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在教学的时间、方法上，甚至要变过去的溺爱优生为偏爱差生，以谋求应试与素质教育的和谐统一。美国教育家布卢姆根据其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个命题：只要学习得法，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达到优等生的学习水平，那么怎样才能使学生学习得法呢？
学生学之得法源于教师导之有方。学法指导是我们教学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这里主要谈谈思路教学与主要记忆方法问题。1．思路教学：首先教师要提供范式，以《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一、二章思考与练习为例：①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要求讲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重大变化，说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与古代史的诸多不同，从而明确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②“与以往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哪些新特点“先要回忆以往农民战争有哪些共性？太平天国运动如有相同或相似的则不需回答：再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个性”，如与以前的起义近似则舍去，余下的即新特点。其次，要求学生答问时口述思维过程，使思维外化，让内隐的思路变得可以感知，这实际上就加强了对学生思维过程的指导。2．几种主要的记忆法：①歌谣记忆法：《天津条约》内容多，可将其编为四国签约在天津，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10处作口岸，外船航行各口岸；游历经商加传教，鸦片合法四国笑；英法军费各二百（万），赔偿英商又二百（万）。②谐音记忆法：多用于人物类。如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创立的左右江根据地，可想象为邓政委敢与“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等。③联想记忆法：多用于易混内容。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四大召开时间可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于1978年，将1978后两位数互换就成1987，这正是十三大召开的时间，从三中全会召开，我党在走过14年后召开了十四大（1978＋14＝1992年）。④排序记忆法：适用于强调先后的一组历史内容。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发生时间分别为1911、1913、1915、1917年，其规律是每隔两年发生，尾数为自然数的奇数，其发生地分别在湖北、江西、云南、广东，记忆时颠倒过来即为“东南西北”。⑤浓缩记忆法：多用于并列式内容。如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可简记为“一化三改造”。⑥路标记忆法：记住一些里程碑性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将其他事件放在由它们构成的时间段中，如党的成立是1921年，由此推断“五四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爱国运动”的提法不正确。⑦常识记忆法：了解一些常识有助于记忆，如近代商埠一般都不是在以其名称命名的条约中开放的，如南京、天津分别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开放的。以上七种只是一些常用记忆法，类似好的方法还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应该指出的是学法指导的根本目的是“教是为了不教”，方法要因人而异，每个学生细加总结、发现，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好方法，从而达到“展卷而自能通解，执笔而自能合度”的水平。果皆如此，何愁教学质量不提高呢？！
近代文学篇6
法学近代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我们在法制近（现）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诸多成果，但对法学近代化问题则尚未展开充分的论述。本文试对法学近代化的模式、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表现、法学近代化的若干规律等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法学近代化是自中世纪后期开始的波及整个世界的一场法学变革和进化运动。为了不使人们对本文的论题产生歧义，我们先就法学近代化中“近代”一词作些界定。《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对“近代”一词的释义为：“1.过去距离现代较近的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期。2.指资本主义时代。”由于第一种解释在时间的上下限上与国外有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种释义。⑵换言之，本文所说的“法学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学的（自由）资本主义化，即法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水平和特点。那么，世界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限于篇幅，我们仅就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法学近代化状况作些分析。在英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不是在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通过和缓的、改良的方式实现的，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法学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纪封建法学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法学成果的继承和改造慢慢实现的。早在中世纪后期，英国就发展起了比较发达的法学形态。格兰威尔（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纪英格兰的法和习惯》（1187年）、布雷克顿（D.Bracton，约1216-1268）的《关于英国的法和习惯》（1250年）等标志着英国封建法学的成熟与发达。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16至18世纪的法学家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加上同一时期国会大量颁布确立资产阶级原则和内容的新法律，英国的法学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1628至1644年，科克（e.Coke，1552-1634）的《英国法总论》（全四卷）面世。在这部被西方学者誉为英国法百科全书的著作中，科克开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16世纪的观念，对英国普通法的整体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从而使英国普通法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⑶1689至1690年，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洛克对保皇党人鼓吹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以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对议会制度、自然法、立法权以及权力的分立等作了系统的阐述，从而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建立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创造了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王室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Lordmansfield，1705-1793）运用近代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其所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初步确立起了各项资产阶级的私法原则。而布莱克斯通（Sirw.Blackstone，1723-1780）则在《英国法释义》（全四卷，1765-1769）这部不朽的作品中，进一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对英国的普通法作了全方位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初步完成了英国中世纪封建法学向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过渡。以后，经过边沁、奥斯汀、梅因、戴雪（a.V.Dicey，1835-1922）、梅特兰（F.w.maitland，1850-1906）等学者的努力，近代英国的法理学、宪法学、私法学和法律史学等也都先后形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体系。此外，1758年和1800年，英国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英国法课程（在此之前，只讲授罗马法）。这种大学法学院教育，连同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法律学院”（innsofCourt，也译为“律师公会”）教育，在英国培养起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使英国法学近代化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在欧洲大陆，法国和德国也在18至19世纪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就法国而言，早在君主专制时期，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法权要求，就出现了博丹（J.Bodin，1530-1596）的国家主权理论和朴蒂埃（R.J.pothier，1699-1772）的私法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还带有不少封建制度的影响和痕迹，但却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学的成立提供了历史基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以及稍后拿破仑统治时期各大法典的制定颁布，为法国近代法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革命前夕，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罗伯斯比尔等思想家的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近代法国的法理学。19世纪中叶以后，艾斯曼（a.esmein，1848-1913）、狄骥（L.Duguit，1859-1928）、马尔佩（R.C.malberg，1861-1935）等人的理论，奠定了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宪法学的基础。莱菲利埃尔（e.Laferriere，1841-1901）、狄骥、贝泰勒米（H.Berthelemy，1857-1943）以及奥利弗（m.Hauriou，1856-1929）等学者的努力，在法国建立起了近代行政法学。而奥伯利（aubry，1803-1883）、劳（Rau，1803-1877）、萨莱耶（R.Saleilles，1855-1912）和惹尼（F.Geny，1861-1956）等学者的成果，则确立起了法国近代系统发达的私法学体系。此外，早在16世纪，在法国就形成了一个职业的法律家集团。⑷167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XⅣ，1643-1715）下令在巴黎大学第一次开始以法语（代替以前的拉丁语）讲授法国法课程后，⑸法学教育迅速在法国各大学中普及。大革命胜利后，法国各大法典在大学中的讲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并为法国法学的近代化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就德国而言，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发生得比较晚，且具有妥协的特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德国的统一）也迟至1871年才得以实现，但法学的近代化却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普芬道夫（S.pufendorf，1632-1694）、沃尔夫（C.wolff，1679-1754）等人的自然法理论，标志着近代法哲学思想开始在德国兴起。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为德国近代法理学和法治国家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G.Hugo，1764-1844）和萨维尼（F.C.VonSavigny，1779-1861），追随者普赫塔（G.F.puchta，1789-1846），以及耶林（R.VonJhering，1818-1892）、祁克（o.p.VonGierke，1841-1921）等学者的法哲学理论，进一步表明了近代德国法理学的博大精深。胡果的《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1798年）和《潘德克顿》（1805年），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全8卷，1840-1849），以及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的《潘德克顿教科书》（全三卷，1862-1870），确立了近代德国民法学的基本体系。而盖尔伯（C.F.w.VonGerber，1823-1891）的《德国国法体系纲要》（1865年）、拉邦德（p.Laband，1831-1918）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论》（全三卷，1876-1882），以及奥托·迈尔（ottomayer，1848-1924）的《德国行政法》（全二卷，1895-1896），则分别确立了近代德国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而17至19世纪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法学院的教育，以及1813至1814年海德堡大学民法教授蒂鲍特（J.thibaut，1772-1840）和萨维尼之间进行的关于编纂法典的争论，对近代德国法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英、法、德等国这种自发的模式不同，近代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法学近代化，则走上了一条移植、改造并日益本土化的道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与英国的同种同缘，以及社会性质的大体接近，英国法律和法学的移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奠定美国近代法学基础的肯特（J.Kent，1763-1847）和斯托里（J.Story，1779-1845）的评注美国法的作品，⑹都是模仿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而成。从近代美国法学的内容来看，法哲学、行政法学、私法学和诉讼法学等，都受到了英国法学的巨大影响。同时，美国最早的一批职业法学家，或是在英国接受的法律教育，或是在美国自学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而成长起来的。所以，美国法学的近代化，是在英国法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美国近代法学对英国法学的移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吸收那些对美国有用的知识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创新，如美国的宪法学（成文的宪法典、联邦制、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以及违宪审查制），几乎都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阐发。此外，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体制和内容、判例教学法等，也都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法学研究领域还是封建法学的一统天下。当时法学的主要形态是对幕府颁布的法律的解释以及中国传入的法典的注释，前者有《御成败式目荣意注》、《芦雪本御成败式目抄》等，后者有《明律国字解》、《大明律例译义》、《大明律例谚解》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移植西方的法律，从1880年至1899年，先后制定了《明治宪法》（1889年）、《治罪法》（1880年）、《裁判所构成法》（1890年）、《刑事诉讼法》（1890年）、《日本民法》（1898年）和《日本商法》（1899年）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法典的注释学，如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1889年）、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和《行政法大意》（1896年）、上杉慎吉的《行政法原论》（1904年），村田保、织田纯一等人的《治罪法注释》（1880年），矶部四郎的《刑事诉讼法讲义》（全2卷，1890年）、金子源治的《刑事诉讼法注释》（全2卷，1891年），牧野英一的《刑法通义》（1907年）、大场茂马的《刑法总论》和《刑法分论》（1909年），梅谦次郎的《民法要义》（全5卷，1896-1900年）。并出现了一批与法典注释学相区别的法哲学、法史学以及国际法学作品。此外，自1877年日本创办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型的法律教育也开始起步。从而为日本法学的近代化培养了必需的专业人才。⑺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中国的法学近代化也开始于向西方（包括日本）的学习、移植。如1864年，北京同文馆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⑻，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译著。1903年，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订法律的工作。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沈家本会同中西，致力改革，陆续引进了西方的宪政、民商、刑事、诉讼等各个领域的立法，并通过开办法律学堂、聘请外国法学教授、组织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推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法理学及部门法学作品，如《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宪法讲义》（美浓部达吉著、王运嘉等译，1907年）、《商法》（志田钾太郎著、陈汉第译，1907年）、《刑法总论》（牧野英一著、卢汝冀译，1906年）、《刑法各论》（袁秋廉编译，1907年）、《行政法》（上海作新社编，1903年）、《国际私法》（夏同和著，1905年）等。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情与日本的不同，如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如日本发达、中国在政治上仍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掌握实权，而日本已是革新派当权，中国深受儒学正统思想束缚，且在对外学习方面不如日本那样积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上升为当时东方的强国，而中国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的惨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加上中国在近代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内容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法学近代化的任务在近代没有能够完成，而是拖至现代才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⑼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近代化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原生型和派生型，⑽前者有英、法、德等国，后者有美、日、中等国。而在后者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它虽是殖民地，但它的主体居民是宗主国的后裔，是同缘民族的殖民统治，它的近代化并无多大障碍。一种是日本，它虽受到西方兵舰、大炮的威胁、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但它却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励精图治，改革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第三种是中国。它的情况既与美国不同，也与日本相区别，所以法学近代化的道路更加特殊。⑾从上述法学近代化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抽象、概括出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一些基本标志。第一，必须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各个法学家或法学流派的作品中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如下一些方面，则是一致的：1.法律的渊源或是人类的理性（自然法），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2.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3.国家或政府是人们之间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政府如果不能保护人民，人民就有权推翻它；4.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肯定不再有政府存在⑿”；5.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具有神圣性，但它不能侵犯公民的生命和财产；6.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7.法律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9.法律与自由相联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自由；10.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力或法律来制约权力。这些对法的基本观念，逐步深入近代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法学的世界观（法学观），它决定了法学近代化的基础和方向。正是在这种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提出了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国民主权，代议制，公民权利保护；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对国民的救济和补偿；民法上的民事权利人人平?龋接胁撇袷ゲ豢汕址福踉甲杂桑恍谭ㄉ系淖镄谭ǘㄖ饕澹ú凰菁凹韧镄滔嗍视Γ谭5娜说乐饕澹凰咚戏ㄉ系奈拮锿贫ǎ贡缰饕澹笔氯酥饕澹还史ㄉ系墓抑魅ǎQ笞杂桑蕴概蟹绞浇饩龉收耍晕勒秸钦宓模秸械娜说乐饕宓纫幌盗凶什准斗ㄖ圃颍佣狗ㄑУ姆⒄狗⑸嘶贝木薇洹?/p>第二，产生了系统发达的法律注释法。法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法律注释学，这是区别于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法律注释学虽然早在古代即已产生，如古代罗马的私法注释学、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释学等，即使在没有法典的中世纪英国，也产生了法律注释学即判例法注释学。但近代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古代中世纪的法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奴隶主阶级（罗马）、封建主阶级（中、英、日等）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权要求和法律原则。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注释学或者依附于神学（西方），或者依附于经学（中国），而近代法律注释学则从神学或经学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并具有了规范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这一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与古代、中世纪法律注释学的最大区别，也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出现了使法学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形态所必需的基础法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当其仅仅局限于探讨什么是法等关于法律自身问题以及注释法律（判例）条文的程度时，它还处在前科学状态，只有当它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法律与哲学、道德，法律与社会以及各国各民族法律之间的异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时，法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永无止境。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法律与心理、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等问题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经济学等新兴的理论学科，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完善了法学的内涵。第四，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发达的各个部门法学。部门法学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比如在罗马和中国，事实上还未达到按照各部门分门别类研究的水平。当时，在罗马，除了私法学，还没有形成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私法学在人们的眼中就是法学。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刑法学是比较发达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学指的就是刑法（注释）学。对法的研究的分工日益细密，门类逐步齐全，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国家机器的成熟发达相联系的。此时，不仅民法学和刑法学更为系统、发达，而且也进一步产生出了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学科。各个部门法学之间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部门法学的产生和发达，则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第五，形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阶层。职业的法学家阶层在古代即已存在。如在罗马，就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法学家群体。但近代形成的法学家，一是由于司法独立、法官终身制（1701年由英国所确立），因而法学家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这与罗马时代法学家或依附于神职，或依附于皇帝是不同的。二是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在古代是个别现象（只有罗马国家有），而在近代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三是古代法学家一般都是多面手，即他们研究的领域涉及当时法律现象的整体，涉及各个领域。而近代以后，随着部门法的出现，法学分科的日益细密，法学家的职业也越来越专门化，除了仍有许多法学上的“通才”之外，法学专才（如法哲学家、宪法学家、民法学家、刑法学家等）也越来越多，这与法学的进步是相联系的。四是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勃兴，近代职业法学家所能借助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也比古代法学家更为丰富、更加系统。第六、普及了大学法学院教育。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学教育是不发达的。当时的教育或局限于家庭式、私塾式（中国），或仅仅限于行业内部的学徒式（英国），即使象古代罗马那样建立起了法律学校，其规模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中世纪欧洲大陆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始普及了大学法学教育，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法国的巴黎、奥尔良、蒙培利埃等大学，德国的海德堡、马尔堡、慕尼黑、柏林等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马里兰等大学，日本的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大学都成为近代培养法学家的著名摇篮。即使象中国这种近代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初叶也纷纷兴办近代式的大规模的法学教育。⒀大学法学教育的普及，不仅是法学近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也是法学进一步发展、进化的基础。诚如美国学者伯尔曼将大学对西方法律科学形成（法学近代化）的影响归纳为九个方面：1.大学帮助西方法律科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2.大学使法律本身具有了一种超国家的术语和方法；3.大学中讲授法律的方法，为消除各种法律渊源之间的矛盾、协调各种法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4.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5.法律由于受到大学其他学科的影响，因而拓宽了研究的领域；6.法学教育的发展，使法律从其他学科如修辞学、政治学等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7.在大学讲授法律的结果，导致了依据一般真理对法律作出批评和估价；8.大学使法律制度概念化、系统化，使其成为融合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科学；9.大学产生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⒁三从上述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以及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原生性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即使是派生性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的法学近代化，也都是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相联系的。详细考察各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需指出，由于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使各国的法律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为法学近代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前述英国近代大法官曼斯菲尔德、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19世纪法国的私法注释学派，以及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等，都是试图对当时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以后，社会上出现的诸多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以及各种立法的现状作出的理论反映。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派生性国家（如日本、中国等），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有时往往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有时甚至比它还要早。然而，这并不改变法学近代化受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制约这一基本规律。因为，在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起步时，英、法、德等国的法学已经或即将完成近代化。因此，它们可以将外国现成的法学近代化成果移植进来，马上适用于正在形成发展着的商品经济。但是，这些近代化的法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或在本国扎下根，则有赖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否则，这些已移入的法学成果也会因商品经济的落后而趋于衰落，或不能扎下根而无法生存，日本用法律摧毁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成功事例⒂，已经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一个规律。各个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进程，与各个国家的政治解放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联系。在英国，从17世纪初开始的新贵族和市民阶级与国王之间的紧张对立、斗争，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近代的法律。从革命爆发前夕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革命中的《人身保护法》（1669年），到革命胜利后的《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宣告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从而为资产阶级全面改革封建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英国的法学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时间、彻底程度虽很不一样，但两国的法律和法学近代化的最终确立，也都分别是在其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成功、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完成的。在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仅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美国的一切政治改革（或称“政治实验”），如联邦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公民权利保障等，也均从此时开始。而这些，又要求法和法学为其服务，要求法和法学的近代化。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结束了260多年的封建保守的幕府统治，开始了全方位的学习西方、改革国政的进程。虽然，?毡镜淖什准陡锩懿怀沟祝髦挝潞螅毡菊囊幌盗姓胃母铮绶⒉肌巴跽垂拧壁椤⒎铣饨ㄖ醒胝桓耐持危?867年12月），宣布“版籍奉还”、废藩置县、铲除地方封建割据势力（1871年），废除封建性质的太政官制，改行内阁制（1885年）等，以及各大近代法典的制定，使日本实实在在地向西方列强靠拢，法学近代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完成。中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但法和法学的变革也与近代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革事件息息相关，戊戌变法、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建立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编译馆、沈家本的立法改革、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府的建立以及其后的比较系统的法典编纂，等等，均对中国法学的近代化以及其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制约了中国法学近代化的进程。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巨大进步，为法学近代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然科学的崛起，如哥白尼（Copa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布鲁诺（Bruno，1548-1600）的“宇宙无限说”，伽利略（Galilei，1564-1642）的“物体落地定律”，牛顿（newton，1642-1727）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达尔文（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推翻了千百年来神学对宇宙、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馐停谷死嗟氖澜绻鄯⑸烁拘缘淖洹＝苎У牡缗喔˙acon，1561-1626）的唯物主义、归纳方法和知识论，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的唯理论、演绎方法，洛克的政治哲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对旧哲学的批判精神，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辩证发展规律和逻辑学方法，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为近代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学的巨大成就，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立场和比较研究方法，维柯（Vico，1668-1744）的关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的学说，孔多塞（Condoroet，1743-1794）提出的人类依据知识的进步所发展的时期划分理论，兰克（Ranke，1795-1886）的历史应当“展现历史的真情”的历史观念等，为近代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基础。而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巨作的不断面世，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的《哈姆雷特》，卢梭的《忏悔录》，歌德（Goethe，1749-1832）的《浮士德》，拜伦（Byron，1788-1824）的《唐璜》，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的《红与黑》，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突出了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人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法学的形成，如法学世界观的产生，对人的权利尊重之法的精神的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以及法哲学、法史学、法社会学等基础法学和各部门法学学科的产生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三个规律。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条件，并与之相辅相成。在法国，如果没有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就不会形成19世纪法国私法学。而19世纪法国私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又为《法国民法典》的修改、进步，并不断适应近代社会，保持其持续的生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近代法国的宪法学、刑法学、商法学、诉讼法学也都如此。在日本，近代法学的各个学科，也都是以各个部门法的发达与完善为基础的。在英美两国，虽然近代以后没有制定系统完善的成文法典（美国有例外，即有成文宪法），但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并未改变。因为无数带有近代色彩的判例，或者古老的判例中所包含着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为法学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这里，德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应该承认，19世纪德国的法学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尤其是以胡果、萨维尼、普赫塔、温德海得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学的基础。然而，德国的民商法典迟至1900年才施行。换言之，萨维尼等德国法学家是在没有本国的成文民事立法的基础上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系统发达的民法学体系的。这似乎违背了法学的发达以立法的发达为前提的规律。其实不然，因为德国法学家在创建近代民法学时，虽然没有本国的民法典，但他们有法国的民法典，有罗马的国法大全。前者一公布施行，就对德国发生了巨大影响。⒃而后者自13世纪后，就一直对德国发生着持续的、全方位的影响。⒄因此，德国的例子，并不能推翻法学的近代化必须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具有跨时间、跨空间移植（“普适”）属性的又一个例证。最后，法学近代化也是法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第一，法学近代化与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以上各主要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英国近代法学是英国中世纪法学的必然延伸，法国近代法学曾经相当程度地吸收了中世纪法国习惯法学的诸项成果，德国近代法学将历史上的日耳曼法学作为其基础之一，日本的情况也一样，封建时代法学的许多原则和观念被包容在近代法学之中。因此，法学的历史，如同一根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法学近代化仅仅是这根链条中的一环，只是这一环的光彩特别夺目而已。第二，法学近代化也是充分吸收外来法学成就的结果。派生性的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原生性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的近代法学曾深受罗马法学和教会法学的影响。德国的近代法学除受罗马法学、教会法学的影响之外，还深受法国法学的影响。即使是所谓土生土长的英国近代法学，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古代罗马法学和近代法国法学的影响。如成为科克和布莱克斯通作品之基础的格兰威尔和布雷克顿的著作，就曾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而近代英语法律概念中所夹杂着大量的法语词汇，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⒅第三，在法学近代化过程中，任何一项法学成果，只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不受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被吸收、采纳。比如，罪刑法定主义，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1738-1794）提出的一项近代刑法学的重要原则。⒆由于其反映了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迅速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所吸收，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⒇即使是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也在最近通过的新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他，如近代德国法学家提出的“法人”（juristischeperson）、“法律行为”（rochtsgeschaft）等理论，也都被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各个国家的民法学所吸收。第四，法学的发展，比法的发展具有更多的、更深厚的人性基础，以及“普适”成分。比如，就法律而言，虽然其优秀者、具有普遍性质者，可以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吸收，具有全人类性，但法律中的民族色彩、国家色彩以及意识形态色彩还比较强，因此它的普遍性和全人类性还比较弱，实施起来会有种种障碍。而法学作为一种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它比法律更为抽象，更加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更为超脱（当然，法学也具有阶级性），因而也更具普遍性和全人类性。比如，就三权分立而言，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可能会因为国家性质、民族传统、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未必被大家所采纳。但是，关于三权分立的学问，即关于权力的分立与制约，以及权力之间互相监督，以防止其腐败的理论，则可以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至少这一法学成果可以在别的国度中得到介绍、研究。此外，如联邦制、违宪审查制、信托制、物权分类原则，以及宣告死亡的制度等，都未必能为各个国家都接受，成为同一个模式，但关于这些制度和原则的理论、学说，则可以写入各个国家的宪法学和民法学的教科书之中，成为全人类的一笔共同的法学财富。注：⑴在英文中，“近代”一词是用modern来表示的，但modern这个词，并不象中文中“近代”一词那么狭窄，它除了表示近代以外，还表示“现代”（如moderndance，“现代舞”）乃至“当代”（如modern-dayChina，“当代中国”），即它是指与古代、中世纪相对的，自中世纪结束直至现在的一长段时间。在日语中情况也一样，日文“近代”一词，既可翻译为“近代”，也可以译为“现代”。⑵严格地说，“近代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它也贯穿了我们观念中的近代、现代和当代。⑶Sirw.Holdsworth,aHistoryofenglishLaw,vo1.5,pp.489-490.thirdedition,thirdimpression,London,1978。⑷（德）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等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⑸沈宗灵著《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⑹前者的主要著作为：CommentariesonamericanLaw,4vols,1826-1830,后者的作品主要有：ontheconstitutionoftheU.S,1833;Commentariesontheconfilictoflaws,1834;Commentariesonepuityjurisprudence,1836。⑺日本没有和英国的法律学院（innsofCourt）相类似的法律教育机构，近代法学人才除少量是在欧美受的教育之外，主要是在大学法学部接受的教育。⑻该书原书名为elementsofintemationallaw，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85-1848），1835年在美国出版。⑼关于中国法学的近代化问题，笔者已有专论述及，故这里不予展开（参阅拙文《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⑽有的学者将前者说成“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ormwithin），后者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formwithout），我认为内涵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将美国也列为内源的现代化国家。参阅吕世伦、姚建宗：《略论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模式和类型》，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⑾在派生型法学近代化的国家中，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就是印度。它的情况既区别于中国又区别于日本，因为它已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又与美国不同，因为美国与宗主国英国具有同种同缘的关系，而印度与英国并无什么各族和血缘上的联系，因此，印度的法学近代化是又一种类型。可惜的是我们对印度法学近代化的情况所知甚少，尚无法对其作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⑿洛克著《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2页。⒀据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35页）一书的记载，从1895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首开法律教育课程之后，至1909年，中国先后兴办了47所法政学堂，涉及省份达20多个，1909年一年法政学堂在校学生达12282名。⒁[美]伯尔曼（J.Berman）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8页。⒂如1868年设立商法司，规定允许股的买卖自由，1869年，颁布法令废除了藩与藩之间的关税壁垒，打通了国内市场，并允许普通百姓拥有大型船舶从事航运业；1871年，废除了对利息的限制；同年，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宣布贵族与平民地位平等，并通过赎买政策，使封建贵族投资工矿企业；1872年，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允许一切人自由买卖土地；同年，建立了国家银行，1874年，颁布股份交易条例；1876年，颁布公司条例，1880年，又颁布了一系列的保险条例。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年民法典和1899年商法典的实施准备了条件。⒃《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自动在德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当时为法国领土）生效，1806年后又向莱茵河以东地区扩展。拿破仑下台后，这种扩展虽然受到遏制，但一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国民法典》在德国的莱茵和巴登地区始终生效并受到法院的维护。参阅前引（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第190-191页。⒄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西欧各个国家之中，德国是继受罗马法最彻底、最全面的国家。⒅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世纪时留下的，因为当时英国上层社会使用的是法语，但有些是近代以后传入英国的，如droitinternational（国际法）、droitadministratif（行政法）、benefcedcdiscussion（要求先向主债务人追索债务的权利）等。⒆“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⒇1972年，英国上议院在“克努勒股份有限公司诉检察长”一案中，否定了法院创制罪名的权力，从而肯定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法制原则。参阅（英）鲁瞿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著，赵秉志等译《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近代文学篇7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ch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
《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
，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
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
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
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
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
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
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
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
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
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
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
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
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
学》，这是进入20年代以来第一种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论著。论著把50年间的文学
分为古文学和白话文学两大部分。古文学涉及桐城派、宋诗派、常州词派，严复、林纾
的翻译，梁启超的散文，章士钊的政论文，而以章炳麟为古文学的结束人物。五四文学
革命的核心是主张和创造白话文学。白话文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最终取
古文学而代之，成为五十年文学演进的最重要的成果。胡适在本文中所运用的把文言写
作的作品称为死文字或半死文学，把白话写作的作品称为活文学的观点影响深远。1923
年，鲁迅用三年时间编著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小说
史研究著作。《史略》中的最后三章：《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清末之遣责小说》述及近代文学的内容。书中把19世纪中后叶印行的专写妓家故事的
《品花宝鉴》等数部长篇白话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把20世纪初问世的《官场现形记》
等数部小说称之为谴责小说。《史略》中有关于狭邪小说、谴责小说的概念内涵及其评
价，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珍视沿用。1927年周作人著《新文学渊源》一书，书中把两千年
的中国文学史，看作是言志与载道两派此消彼长的过程。又谓五四新文学当从晚明公安
派“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处追寻思想根源。出于立论的需要，周著追溯了明末至五四
的文学变化，对近代文学亦有涉及。胡适、鲁迅、周作人均为新文学主将，其著书立论
的新文学家立场是十分明确的。稍后出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郑振择的
《中国文学史》，其有关章节，立场与胡适等人自无不同。
1928年，陈子展应田汉之邀为南国艺术学院近代文艺讲座，陈氏最初拟用胡适《五
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作为讲义，但又感觉到胡著偏重白话文的倾向过于明显，不足以反
映近代文学的全貌，故而动手写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陈著所言的“近代”是从
戊戌变法开始。作者认为“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
近代文学的变迁，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陈著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
全书涉及梁启超倡导的诗、文、小说界革命，桐城派、宋诗派新的发展、翻译文学的概
况等内容，最后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结。论述兼及新旧两派，立论平和而公允。
1933年前后，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钱著的所谓现代，盖指辛亥革
命前后。起于王闿运，止于胡适。书中叙述依旧分古文学与新文学两派。全书
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
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前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
详尽，立论对旧文学也多有回护。
1940年起，吴文祺所著《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在《学林》连续刊载，所谓近
百年，实际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吴著较为注意从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寻
找文艺思潮变迁的原因，已经带有唯物史观影响的痕迹。其对新旧两派文学的评价，也
不再落“死”“活”文学之争的窠臼。吴著中对桐城派与文选派之骈散之争，对王国维
文学批评的成就，对章太炎对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影响等问题的论述，超越流俗，多有见
地，显示出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
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近代文学研究按文体分类，还有以下重要研究成果；
小说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为繁富的门类。胡适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征”理路
，对《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近代长篇白话
小说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小说研究范式。其对作者身世、成书过程的考证辩疑，对作品
思想艺术的议论分析，常为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所称引。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小说
闲谈》以对晚清小说资料和文坛掌故的熟悉而为研究界所称道。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
》专设《最近十五年》一章，以一个作家的特别眼光，对清末民初的小说作了一番巡礼
，郭昌鹤的《佳人才子小说研究》涉及到近代有关题材的小说作品。赵景深对《品花宝
鉴》、《花月痕》等狭邪小说的研究，孙楷第、范鸱夷对《儿女英雄传》等侠义小说的
研究，杨世骥、包天笑对谴责小说的研究，郑逸梅、严芙孙对晚清小说资料的收辑挖掘
，都是极富有建设意义的研究工作。
诗文方面，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两文中对
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歌团体——南社的有关评价，中肯深刻。《关于太炎先生二
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如椽之笔，盛赞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
生的楷模，又以为太炎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有关严复翻译得失的评论，也极为后人重视。关于南社，
柳亚子、曹聚仁等，均有纪念文章。追昔抚今，感慨良多。胡先驌对宋诗派、常
州词派作家的论述，周作人对黄遵宪诗歌的注意，钱穆对龚自珍思想的研究，郑振铎对
梁启超于近现代文学发展贡献的评价，都各有创获，王森然所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
有关严复、康有为、王闿运近代文学家的传记，以平实严谨见长。
戏剧方面，洪深、郑伯奇对中国晚清文明戏到现代话剧进路的思考，赵景深对梁启
超戏曲改良运动成就的梳理，刘雁声等对京剧及地方戏典兴衰的考察，郭沫若、吴其昌
、梁启超对王国维整理戏曲成绩的评价，浦江清、叶德均对吴梅戏曲成就的论定，都可
以作为这一时期对戏剧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近代文
学的研究进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阶段。在1840年至1918年为中国近代期、1919年至
1949年为中国现代期的历史分期方法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的起迄年
限随之得以相对固定，中国近代文学被看作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中国近代
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学科分支，也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的第三时期，随着唯物史观的流行和深入，研究者普遍注重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
角度，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念，阐释近代文学
的发展变迁及其对近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所反映出的反帝、反封建的
思想主题和作品所体现出的阶级倾向和阶级情感，受到研究者空前的重视；反映下层劳
苦大众生活情感和近代志士仁人革命牺牲主义精神的作品得到褒扬推重。
应该承认，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为一种先进的历史观念和思想方法，给予这个时
期的文学史工作者在认识中国近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性质、特点等重大问题方面以极
大的便利，许多旧文学史家看不清，说不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得到迎刃而
解。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研究者对唯物史观运用得不太纯熟，或过于机械，这个时期
的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偏差。根据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近代文学属于旧
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中国现代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文学研究活动中，
原本存在的以五四文学为分界的新旧文学的对立被扩大化；五四文学与维新文学革命的
联系被粗暴割断；个别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作，流于贴政治与阶级标签。
第三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仍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标志之一是许多文学史的编著者
，如北大中文系1955年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
史著作，开始把近代文学列为专章专节。高等学校的文学专业，也把近代文学列入教学
计划。复旦大学1956级的同学还专门编写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近代文学作为一门
学科的意识得到加强。标志之二是研究论著日益丰富。小说中有关侠义公案小说、谴责
小说、晚清小说理论的研究成为热点，围绕这些热点，学术界形成了一些学术争论。诗
文中有关龚自珍、魏源、黄遵宪、梁启超、秋瑾等作家以及有关鸦片战争诗歌、太平天
国文学、南社等思潮社团的研究较为集中。戏曲中有关话剧、京剧及地方戏形成与发展
的研究论著数量较多。标志之三是建国前即从事于文学史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新作不断，
建国后培养的研究工作者渐露锋芒。前者如王季思、阿英、唐圭璋、范烟桥、赵景深、
钟敬文、任访秋、吴奔星、吴小如、张毕来、钱钟书，后者如章培垣、杨天石、李泽厚
、傅璇琮、邓绍基、劳洪、刘世德、王俊年。在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三期的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舸争流的气象。标志之四是作家文集、选集、研究资料类编得
到有计划的整理。建国后的三十年间，近代重要作家如龚自珍、魏源、黄遵宪、谭嗣同
、秋瑾等人的全集、选集及选注本陆续出版。北京大学师生选注的《近代诗选》、舒芜
选辑的《中国近代文论选》、阿英编辑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
》等资料类编的问世，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是实事求是学
风逐渐恢复，近代文学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进入80年代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思想的深入人心，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得到更新、研
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许多妨碍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
忌被不断打破，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强化和发展。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
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
变革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中，具有特殊的意蕴和典型的意义。有
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识。
197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将1919—1979年间有关
中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精选为七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学所与河
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1983年，在常熟召开了全国性
的近代文学史料工作会议，布置近代文学史料的全面整理工作。次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
、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期全面推进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十几年后，在综
合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学所推出10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其中，近代与现
代文学同为一编，而近代单独成卷。这种编排与50、60年代通行的把近代文学放在清代
文学末尾的作法相比大不相同。其本身应该说是对80年代以后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的小小回应。20世纪最后20年间，在学术界前辈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在学术界人士的共
同努力下，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确实是渐成气候。1988年建立的中国近代文学
学会，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会，拥有会员300余人。学会
会员所在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开设近代文学专业课程，招收近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
、博士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广东、江苏、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
与培养基地。
二、学科研究视野趋于广阔，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其系统性、组织性、科学性大大加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并涌现出一批
有着自己学术特色的学术群体。北京大学季镇淮先生60年代曾是《中国文学史》的主编
之一，80年代后担任《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部分的主编，其有关近代文学的
研究论文，近期收入在《来之文录》中。孙静先生在读书期间，即参与了《近代诗选》
的编著，后参与《大百科全书》近代部分的编写，现正从事《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写作
。陈平原的《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
学道路》及其它学术论文，多有发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邓绍基研究员，担任中国近
代文学学会会长多年，对学会工作，贡献颇多。邓绍基与张炯、樊骏共同主编的《中华
文学通史》，其近代卷由文学所的王飚、连燕堂、梁淑安、张奇慧主要执笔写作，书中
的立意见解，深刻而不俗。文学所中王卫民的近代戏曲研究，牛仰山、赵慎修的近代诗
文研究，斐效维的南社研究，都极有造诣。河南大学的任访秋先生曾从事古典文学、现
代文学研究，60年代起从事近代文学研究，在各个研究领域均有建树。80年代后，所著
《中国近代作家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等研究著
作出版，其立论通达，古今不隔。关爱和所著《悲壮的沉落》、《从古典走向现代》、
《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论著在多方鼓励下，于90年代相继完成。河南社科院的王广西研
究员近年来新作不断，《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尤为学界所称道。河南社科院袁凯
声、河南师大李慈健，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创见。山东大学自陆侃如、冯沅君教
授起，就有注重近代文学研究的传统，1959年毕业于山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的郭延礼先
生，60年代即从事近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国近代文学新探》、《龚自珍诗选
》、《秋瑾年谱》、《近代六十家诗选》等著作颇具影响，80年代后，着手于三卷本《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并于1990年前后出版。该书广博深厚，且出于一人之手
，实属难得。郭先生近期又有《近代翻译文学史》一书问世。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曾整
理《人境庐诗草》、《海日楼札丛》，80年代后致力于《清诗纪事》的工作。其《梦苕
庵论集》，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论近代诗四十家》等论文，见识卓绝。其弟
子马亚中、马卫中等在近代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多项成果。江苏与苏大近代文学研究形成
呼应之势的还有南京大学王立兴教授、南京师大张中教授，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的近代小
说研究也颇具实力。上海与广东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大重镇。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
60年代关于近代小说、黄遵宪诗歌就曾发表过极有见解的文章，80年代后，主编了《中
国近代小说大系》。黄霖教授继承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传统，在完成《中国文学
批评史》近代部分的写作后，又以一人之力，写出近60万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受
到学术界的重视。华东师大的徐中玉先生、郭豫适先生在近代文学理论、近代小说研究
方面多有建树。上海师大的王杏根、曹旭教授在文学改良运动、诗歌理论的研究方面学
有专攻。上海社科院陈伯海研究员主持编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众多近代文学史
中别具一格。陈先生编的《近四百年文学思潮》，从晚明讲到20世纪，其中关于近代文
学的部分由袁进执笔，其文理路清晰，见解深刻。广东的近代文学研究以中山大学与华
南师大为基地。中山大学的陈则光先生、卢叔度先生60年代就有近代文学，80
年代后，陈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问世，不久，陈先生去世，其未完成的史著
便成绝响。中大张正吾先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杂志数期，主编《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一辑，为功于学术界甚多。康保成教授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是这一时期戏剧研
究的力作。华南师大管林教授、钟贤培教授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多年，他们主编的《中
国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评林》以及钟先生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显示出强劲
的学术实力。陈永标教授关于近代美学思想变迁的专著于近年问世，汪松涛、谢飘云显
示出良好的学术前景。广东顺德电大的马以君是《苏曼殊全集》、《黄节诗选》的整理
者，其主编的《南社研究》杂志对推动南社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澳门大学的邓景滨
等人率先在澳门成立近代文学学会，并开展了积极而有效的学术交流。东北方面吉林教
育学院的郑方泽、沈阳师院的张永芳，兰州方面西北师大的龚喜平，都以各自的研究成
果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成绩蜚然。研究资料（包括作家的文集、选集、年谱、传
记、作品编年等）的整理工作进行的如何，是一个学科是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近代
文学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在资料收集、筛选、汇编方面要作的工作相当艰巨，许多
研究者在资料整理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前面提到的七卷本《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
文集》、《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有关词条外，80年代以来，较为重要的资料成果还
有：上海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江西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安徽师大孙文光主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近代文学大辞典》，河北师大张俊才
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林纾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牛仰山编写的《严复研究资
料》，河南人民出版社袁健主编的《晚清小说研究概说》，山西大学董国炎撰写的《章
太炎学术年谱》，贵州社科院黄万机整理的《巢经巢诗钞》、撰写的《郑珍评传》、《
黎庶昌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湘绮楼文集诗集》等等，都
显示出版近代文学研究的实绩。
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学术发展历史，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对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理解的逐步加深
，随着研究者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扩大，随着近代文学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
近代文学的研究，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将显示更加美好的学术前景。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亻右加叔
＠②原字为犭右加卞
＠③原字为王右加交
近代文学篇8
关于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往由于我们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化要求和传统研究习惯的沿袭，大多拥挤在政治——历史研究的狭窄视点上，缺少更宽阔的视野和创新的学术意识。80年代中后期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随着新批评方法的倡导和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已为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所接受。郭延礼先生及时吸取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方法，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的背景考察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以往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相比，显示了独特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又有文化的变化，而对于近代文学的生成来说，文化因素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郭先生由此入手，把握住了近代文学变动的历史特征和深层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变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入探讨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对近代文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重新梳理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近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郭先生指出:近代文学的形成，除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促动外，还在于作家一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理性精神的形成。这种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封建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可与引进。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中的“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口号的提出，这种近性精神的不断觉醒与形成过程，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由表层逐步向深层发展，直至推动中国文学实现彻底变革的过程。因此，由这种文化变动原因而形成的近代文学的性质，就不仅只是以往被人们确认的单纯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性质，并且具有着由这一性质而构成的特征。
郭先生特别强调，整个近代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蜕变过程”。“变”，是近代文学主要的特点。近代文学体现了近代作家鲜明的革新意识和时代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追求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嬗变。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结构变化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郭先生能够更为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特点，也使他这部著作无论是就宏观视野还是微观评价而言，都具有独特的理论风格和个人建树。
在宏观结构上，这部著作显示了极为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研究兴趣。不仅对以往近代文学研究中被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郭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给以新的评价，而.且有许多以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研究对象他也给予了重新发掘。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现象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这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同类著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此，在这部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主潮文学发展的面目，如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可以了解到非主潮文学发展的轨迹，如桐城派古文、宋诗运动、鸳鸯蝴蝶派文学等，既可以看到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民族文学的成就，也可以了解到属于中国文学总体成分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既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了解到伴随文学创作一起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同时，出于从中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流变的目的，本书还特别着意于对翻译文学的梳理与评介，这是为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往往忽略的。
转贴于为了发掘近代文学本来应有的瑰丽丰富的思想艺术遗产，郭先生有意识地贯彻了一种历史还原意识。这点既表现为该书容纳对象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又表现为作者那时时处处注重从史实出发、不苛同于定论、不盲目附和前人的史家眼光。郭先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准备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由此抉微探幽，发掘了近代文学发展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并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可以说是郭先生对近代文学宏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先生在评论具体作家和文学流派时，本着价值重估的原则，进行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过去文学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文学流派(如宋诗派、同光体、桐城派、鸳鸯蝴蝶派)和作家(如金和、王闿运、陈三立、曾国藩等)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郭先生的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同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宏观梳理文学现象、概括文学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内部研究。美国文学理论批评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韦勒克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同我们以往的许多文学史研究颇有近似之处。其实，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把文学的发展仅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衍生物加以看待，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僵固，它只能造成文学史模式的单一化。真正从内部研究入手，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是一个尚待认真开发的领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郭先生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重大意义。
这部著作在作品内部研究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郭先生尤为注意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分析与评判文学作品，同时注意融入美学理论和专业技术理论，不流于一般的印象式的分析，不以作品思想内容的价值取代其艺术的价值。这样的作品分析令人感到有深度、有新意，超越了干巴巴的说教，还文学以丰满的血肉。如在评价徐枕亚的《玉梨魂》时，郭先生特意分析了这部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领衔之作的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指出这部小说“凡叙事、对话和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大多是用这种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文言”，“虽中间杂有骈句，但文字流畅，对仗自然，富有表现力”，描写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真实而细腻”，这样的文字既不同于有人所批评的“空泛、肉麻、无病呻吟”，也不同于一般公认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那种堆砌词藻、滥用套语、“随处牵强”、“俱失生气”的语言现象。因此，郭先生得出结论说:对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应有区别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应单从既定观念出发一概而论。
近代文学篇9
【摘要题】思潮与流派
【关键词】中国文学/转型/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正文】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嬗变深受日本文学影响，日本文学的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以要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反思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弄清中国近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追问日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想象、建构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意义何在，由此深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
一
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当时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在心理上却有一种恐惧感，担心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会危及中国固有之文明，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日本却依靠专制的国家主义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维新变革，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实际上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树立了一个榜样，张之洞乃至一些文化精英倡言留学日本，最根本的动因，在我看来，主要不是路近省费，而是对日本那种有助于巩固专制的国家主义利益的近代化模式的认同。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注：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注：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载《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情热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留日学生这些特点和上述张之洞所流露出的两种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变得极为复杂，即：它在促使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长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
二
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文学转型、现代性追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立足点，一方面使认同、接受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而另一方面又使认同、接受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接受空间被限制，作家们在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未能全面、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意义。
作家们是带着问题去请教日本文学的，诸如：文学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承担、传扬维新与启蒙意识；怎样才能使传统的封建文学迅速地转换成新世纪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内在关系、价值取向与意义应如何界定；文学革命应如何向前推进，如何向革命文学转变；萌动于五四时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1930年代应如何开拓生存空间，取怎样的存在形式，等等。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使得认同、接受虽为个人化行为，但目的却是现代民族文学建构。所以，对日本文学的任何一种述说，都具有现实针对性与目的性。这样在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三阶段的转换、流变的关键处，都留下了日本文学的印迹，每一阶段文学的展开方式都多少与日本文学间存在着联系。换言之，在许多问题上，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日本文学那里获得了启示，增强了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叙事的自信心，日本文学影响有助于转型期中国文学走出某种困境，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
这种强烈的现实意识的介入，使得鲁迅、郭沫若等接受者，虽留日多年，但从未产生被他者同化的焦虑感，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中国式的，没有移民文学中那种唯恐失却自我的焦虑意识。他们尽管有时对日本某种文学理念、思潮十分认同并积极借用，但强烈的问题意识使这种认同、借用永远只具有工具意义，他们的创作（哪怕在日本）始终未因被影响而失去民族性、现实感。
然而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本身即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的反映，它使整个接受过程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寻找答案的意图与方式，使作家们很少去深入地研究日本文学，无法真正品味出日本文学的神韵，使作家们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主要落实在那些与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相契合的内容上，如政治小说、新村理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等。加之受中国传统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往往无意于去深入分析它们所发生、存在的具体语境，以及这种语境所赋予它们的特定含义与意义，而是以直观的方式，作笼统的理解、认同，然后从自己的现实需要出发，去夸大某些表层意思，使之偏离了原义。比如“新感觉”在日本往往具有象征的深度，而刘呐鸥、穆时英却将“新感觉”完全平面化，强化其字面意思，使之仅具有呈示感官性都市表象的功能；又如梁启超在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作用下，从维新改良目的出发，赋予了晚清政治小说较之于它的效法对象——日本政治小说更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使之极端化。而对那些远离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的美学因素，他们则不感兴趣，也就谈不上去探寻、揭示它们对中国文学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比如日本文学的“余裕性”，对于功利主义的中国文学来说，能起到某种平衡作用，但除鲁迅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
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反传统相统一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文学一开始便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上，从日本近现代文学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加速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反传统的立场又使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也就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使中国文学在对日本文学认同、接受的同时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
费正清认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注：[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10页。）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因民族歧视而起，而民族歧视又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溃败的结果。何以溃败？他们大都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无能，认为中日关系逆转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面前的无能与败北。陈独秀、鲁迅等无不将近代以来的落后归之于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若不革除旧文化的陋习，即使没有外族的入侵，也难以自立于世界。于是，他们将民族主义情绪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倡导。反传统与学习西方统一起来了。而日本虽然给予过他们不公正的待遇，但日本近现代文化却来自西方，是西方文化东方化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现代性文化，对日本的学习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追寻。这种话语置换为长期以来鄙视日本且又受到日本民族歧视的中国知识者提供了学习日本的理论依据。对传统的背离，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寻，使他们很自然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上。
日本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典范而建立起来的。自启蒙文学始，经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到白桦派理想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及新感觉派，留下了一串追寻西方文学的脚印，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精神不断加强，现代意识日益鲜明。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这些不断更迭的思潮、流派及相应的文论观念上。他们从中接受了种种“现代”刺激，并在刺激中想象、建构中国现代民族文学。现代意识可谓是日本文学给予中国新文学的一种积极性影响与启示，它无疑加快了中国文学追赶世界现代文学潮流的步伐。
然而，强烈的反传统姿态，又使他们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认识往往失去了准确性。日本文学近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学尽管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因素，起了重要的参照、导向作用，但日本文学的传统观念、传统形态仍作为近现代化的根基而发生作用，使日本文学在学习西方文学过程中，仍保持着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千叶宣一说过：“从宏观来看，日本近代文化史的结构，是以从外从上而来的西欧文明的冲击，与从内从下保持传统文化的调和形式展开的。”（注：转引自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文学史亦如此，近现代日本文学可谓是日本民族文学与西方文学相遇时民族文学西化，西方文学民族化的结晶。而中国作家面对如此特性的文学时，由于反传统的立场和建构现代民族文学理想的共同作用，他们很少注意到日本文学是如何以民族文学为基础，化用西方文学的方式、方法，往往只是直接择取日本文学所化用的西方文学特征，如对“政治小说”、“新感觉”的接受即如此；而对日本近现代文学所承袭的民族传统文学因子，则因现代性追寻而缺少兴趣，也就谈不上研究与自觉借用。至于地道的日本传统文学则更是被冷遇，只有周作人等少数作家因个人性情或特殊境遇中的心理需求，一度产生过某种兴趣，如对和歌、俳句及古代随笔的译介，但这种兴趣却受到了以成仿吾为代表的创造社的嘲讽与批评。
不仅如此，以反传统的姿态学习日本文学，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使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学习失去了根基，从而削弱了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流变的积极意义。杜维明曾说过：“日本保留了传统意识，在西化和传统中造成一种良性循环。”（注：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第96—97页。）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经验。而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反传统的激进立场，使他们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学自觉的认识与继承，未对本土文学与日本文学作深入的比较与分析，也就难以真正辨析出日本文学的特点，难以将日本文学美学因子化入民族文学体系内，转换生成出一种新的适宜于中国语境的美学原则。对日本文学的认识，在许多时候难以深入，也就难免不生搬硬套。如前所述，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如果这种接受能倚重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学背景，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将更大。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的缺席，使接受中关注“现实”这一特点所具有的可能性优势被弱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现代何以少有如日本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的《文学论》那类不朽的理论著作。
四
留日作家主要是从社会革命视角看取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这使他们以激进、革命和注重文学外部规律等特点而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区别开来，他们从日本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急躁的“革命”情绪。
日本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它的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楷模而建立起来的。作为后进国，它的现代性追寻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既要学习西方又要保持民族独立性而带来的急躁的“革命”情绪，没有固定的现代性标准。文学思潮、流派更替过快，表现出一种迅速追上西方的急躁情绪。文坛始终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变动不居，未像西方那样因长期积累而形成某些固定的流派模式。于是，留日作家就不可能像留学欧美作家那样，以某一种主义、信仰，作为自己追寻的固定目标，例如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信仰、李金发对象征主义的热衷、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推崇，等等。相反，他们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影响，比如创造社就受到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乃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的多重影响，导致了内部倾向复杂。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一特点促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革命心态，积极地充当文学运动的弄潮儿，努力使中国文学追上世界文学的发展步伐；他们大都能兼容并蓄多种流派影响，避免了保守、固步自封的倾向，从而加速了中国文学的流变。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特点又导致他们中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情绪的骚动之中，浮躁不安，无法沉潜到文学深处，无法对文学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探寻，往往只能浮光掠影地去理解和接受日本文学，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从社会革命角度去看取日本文学。无怪乎他们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说留学欧美的作家大都保守、沉稳、自由主义倾向严重，注重文学本体追寻、形式探索；那么，留日作家则大多较激进、革命，探索的重心往往在文学外部规律上，他们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
五
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致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错误。
中国近现代文学流变呈现出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政治文学——人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现代派文学。这种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两国近代以来遭遇西方现代性挑战这一相似的历史命运所致。日本是一个相对西方现代化国家而言立于边缘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既要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又要不失民族的主体性，既要西化又要民族化，明治以后文学就是对这一痛苦历程的书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近现代文学与现代化处境相似的中国对文学的期待相契合，自然成为中国文学近现代化效法的对象，从这层意思上看，两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相似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发展路径的相似，从接受影响角度看，在根本上还是由于中国文学在具体接受日本文学时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不强烈所致，是主体性不足的体现。这种焦虑感不足，是多数后现代化国家在追寻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作家们尽管在理智上也意识到应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以维护民族文学的独立性，但在具体接受过程中，这种意识却并不强烈，因为惟恐模仿得不像，哪还能顾及自我命名、自我独立的重要性，它是弱者的一种心理表现。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这种焦虑感不足现象，则还另有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原因，一方面与前述19世纪末中国开始萌动的对日本近现代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的一种信赖感、依赖心理直接相关，在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作用下，哪还会有将自己与他人相区别的强烈的焦虑感；另一方面又与接受日本文学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有关（注：一方面对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有一种信赖乃至依赖感，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立足于传统这一重要经验，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时存在的一种矛盾现象。），反传统的立场使近现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这种焦虑意识的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日本近现代文学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就谈不上积极地质疑，以致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而日本近现代文学，虽然如前所论，在学习西方时能立足于传统，化用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子，使自己在获取西方文学现代意识的同时仍保持了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但与此同时，日本近现代文学又由于受到日本作为后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急躁情绪等的影响，而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启蒙时代的政治小说，不顾艺术性直接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接，政论性取代了艺术性，成为一种政治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小说；又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情绪与非文学化倾向，将文学运动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夸大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大搞“理论斗争”以纯化作家队伍，将文学等同于宣传与组织生活的工具，文学描写的“现实”被错误地阐释成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本质化的“现实”，等等。这些非文学化的错误做法，本可作为一种教训对后来的中国文学起一种警示作用，但焦虑意识的不足使中国作家往往未能及时地吸取日本近现代文学所呈示出的这些教训，相反，他们常常重复着日本近现代文学所犯的这类错误，例如梁启超之于日本政治小说、后期创造社之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梁启超本可以由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直接获取写实主义观念，使中国文学于新旧转型期少走弯路，但梁启超的政治家身份，急功近利的心理，使他看取了日本政治小说，如日本政治小说倡导者那样，将文学导入政治化歧途，使20世纪初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十分尴尬的误区。冯乃超、李初梨等因亲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缺少一种由距离而生的冷静分析精神，缺少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以至于不顾中国语境的特殊性，盲目照搬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做法，进行盲目的“理论斗争”，也就是严酷的内部清算，将批判矛头对准鲁迅等人，致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充分发展中国新文学的良机。接受影响的过程，应是一种自觉地创造的过程，然而焦虑感的不足，抑制了主体的创造意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未能经由借鉴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学。
近代文学篇10
[关键词]人文主义；西方近代科学；文艺复兴
abstract：aftertheRenaissance，humanismgraduallytookrootinthewesternsociety.Humanismnotonlyliberatedthewesternpeopleandsocietyfromthereligiousandtheologicalshacklesofthemiddleages，butalsoarousedthewesterners’fervorofexploringnatureagainandremovedthevariousthoughtobstaclesonthewayofscientificresearch，thusgivingaforcefulboosttothebirthofwesternscience.
Keywords：humanism；modernscience；Renaissance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科学是在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后诞生的，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意大利，与此相对应，意大利也是世界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中心。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无论是在杰出的科学家还是在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方面，意大利都是其他欧洲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人们几乎无需做缜密的研究和逻辑推理，仅凭直觉也可以感知到，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史无前例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必然存在密切关系。
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会促进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呢?很显然，这是人文主义思潮的伟大功绩。关于这一点，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人文主义哲学运动内在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崭新的世界知识的迫切需求，此种需求最后在自然科学的建立和自然科学按原则而扩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但是此事发生的方式和赖以完成的思想形式，在所有重要观点上，都表现出依赖于由于吸收了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刺激因素。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473在文德尔班看来，近代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通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推动来实现的，而人文主义与此相关的思想则是由于直接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就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也作了类似的陈述：“但人文主义者毕竟为科学的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并且在开阔人们的心胸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假如没有他们，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就很难摆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竟无法克服。”[2]157丹皮尔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主要归功于人文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挣脱了宗教神学成见的桎梏，没有这一点，人们就不可能自由地进行探索，因而也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诞生。罗素说得更清楚：“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在这样的思潮中，人的活动应当以其自身价值而受到重视，科学的探索因此也开始以新的惊人步伐向前迈进。”[3]
这充分说明，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科学史的实际情况看，人文主义对近代科学的诞生所起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人们的言行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与宗教教义相悖的言论被称之为异端邪说。犯异端邪说罪的人轻则坐牢，重则被判火刑。其时，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神学体系，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
可想而知，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中，人们要想沿着正确的道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研究和探索自然界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令人欣慰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为科学研究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也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首先，人文主义思想使研究自然界合法化，并激励人们去努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摒弃神启；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反对宗教神学的束缚；注重现实世界，看轻来世和天堂。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研究问题的对象逐渐从天上转到地下，从注重上帝与人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一句话，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样一来，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古希腊人的那种注重研究自然界奥秘的传统在文艺复兴后得到了全面继承和发扬。人们把探索自然界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是最有价值的事。因此，探索研究自然界不仅成为合法，而且成了人们热衷的事。
其次，人文主义思想为研究自然界提供了哲学辩护。谈到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到新柏拉图主义复活的作用。15世纪，佛罗伦萨建立起“柏拉图学院”，专门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学说，“此种热忱堪与古代晚期对柏拉图的热忱相匹敌”[1]486。但是，“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突出了宇宙之美；神性、太一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崇高的宇宙统一体，繁多性谐和地孕育于其中；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得以歌颂宇宙无边无际，引人神往；他陶醉于歌颂神性为普照的光的形而上学中”[1]487。这就是说，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眼里，上帝的本质与宇宙是合一的，神性实质上就体现在自然界的奥秘中，这无疑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这样，在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作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一支主要代表力量，为促进人们研究自然界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因为上帝的本质或神性就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上帝的映象，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我们要想认识上帝，认识神性，就只有研究自然界，舍此别无他途。
二、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培育了人才
在12—13世纪，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建立起了一大批大学。这些大学几乎都是由当时的教会所办，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但是从13世纪到15世纪，欧洲又陆续办起了许多世俗学校，这些学校的目的主要不是培养神职人员，而是培养能够适应社会，能够为社会服务的各种有教养的人。在这些世俗学校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占有重要地位，人文学科是学校的主要学习科目，这些学校的创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布洛克就指出：“不论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他们全都(包括伊拉斯谟，也包括路德和梅兰克东)同意教育的重要性。在意大利，原来市镇办的学校都恢复了。开明的君主还创办了新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孩子同主要宫廷人员和市民的孩子一起，在那里跟着人文主义的教师学习。优秀的教师到处吃香。其他国家相继仿效，设立这种学校。”[4]42
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并不是说学校的教育内容仅仅涉及人文主义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学校除了教授人文主义知识，灌输人文主义思想以外，还开设了其他许多有关自然哲学的课程。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这些自然哲学知识包括几何学、数学、力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因为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有多方面的才能，但是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们充分发挥或显示出来。正如布洛克所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力和创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是潜伏的，需要唤醒，需要让它们表现出来，加以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教育。”[4]45这正是人文主义者特别注重教育的主要理由。
人文主义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教育基础。事实上，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现在看来，没有人文主义传统在西方的全面继承和发扬，就不可能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和教育，当然就不可能诞生出像哥白尼、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这样的科学人才；而没有这样一流的科学人才，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一句空话。
三、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对于学术进步而言，自由平等地争鸣、质疑、批判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同理论和学说的自由平等争鸣，可以导致学术上的“优胜劣汰”。而且，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互争论很容易揭示出双方的漏洞和错误，从而非常有利于各自理论和学说的修正、完善和发展。相反，如果某一时期只准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存在，不准其他理论和学说与之争鸣，那么这无疑将严重阻碍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能够自由平等地相互争论，能够自由地提出个人的学术观点，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说西方国家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氛围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J·S·穆勒就此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是它为了机器更加顺利的工作而加以扼杀的。”[4]163
为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在学术上能够自由平等地提出各自的学术观点，能够自由平等地争鸣呢?这又不得不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正如布洛克所指出：“在这个新世界里，到哪里去找人文主义传统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自由主义在创造这个新世界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4]174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从文艺复兴运动后到20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尽管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贯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从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既是人文主义的一贯传统，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因而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这些影响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甚至宗教等各个领域。
在学术上，自由主义使每一个人不仅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够对任何权威发出挑战；使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不同观点能够平等地共存和相互争论。从科学史看，世界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与有关国家的自由、开放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例如，世界第一个科学中心是意大利，维持的时间是1540—1610年。其原因显然是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人文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自由探索之风席卷全国，尤以佛罗伦萨为甚。而达·芬奇、伽利略两位科学巨匠恰恰就是佛罗伦萨人。
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和原因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所以说，人文主义通过自由主义为促进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直接贡献。
四、人文主义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诞生
近代科学主要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其奠基人是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说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创立了近代科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创立了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为更有效地探索自然界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科学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方法：观察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前者是获取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和进行科学检验的方法，后者是整理科学事实并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一统天下，除了与之相适应的那种抽象、空洞、思辨、脱离实际的繁琐论证方法外，实际的观察实验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运用和发展。在欧洲中世纪漫长的近一千年时间里，科学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方法上的缺陷。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对人的价值的颂扬使人们越来越坚信人的潜能的无限作用和人的伟大。人的伟大就在于人能够思维，具有理智，因而能够进行各种创造活动，包括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活动。而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对近代科学诞生作出早期贡献的人文主义者达·芬奇指出：“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2]165另一位对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是开普勒，他热衷于用数学方法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开普勒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天体的音乐，乃是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2]193开普勒运用数学方法对他的老师第谷留给他的大量天文观察资料进行了精确的分析研究，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后来，伟大的近代科学奠基人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近代科学彻底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更重要的是，伽利略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关于这一点，与伽利略同时代人培根指出：“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者也正像这样。因为它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保存在记忆中。”[5]培根所说的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采取的蜜蜂的方法，实质就是指既要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收集经验材料，又要运用逻辑或数学方法对收集到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科学史家丹皮尔也明确指出：“经院哲学不但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大道。”[2]192在这里，丹皮尔所说的培根所指出的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正确道路显然就是指实验方法和逻辑、数学方法的结合。
因此我们说，近代科学的诞生应当归功于科学方法的创新和革命，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的创立则是人文主义的伟大功绩。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归功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归功于人文主义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值得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后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显然，这对我们促进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罗素.西方的智慧[m].崔权醴，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