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责任论文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00:13:51

生态责任论文篇1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政府;主导作用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党的十报告又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构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符合人类历史可持续演进的必然趋向。在人类改造世界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先进文明形态。工业革命所塑造的文明形态,为人类带来了诸多重大改变;但不容忽视的是,与此同时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若继续恶化下去,人类历史的发展成果都将不复存在。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基石,没有良好的生态文明,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中华传统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敬天尊道”等思想以及和谐、仁爱等意识可以说是人与生态协调共处的价值观雏形。中国文化的三大传统,儒释道,虽然各有各的着力点,如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强调身心的和谐,但对和谐的推崇与强调,却是一虑百致,殊途同归。这些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更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养料和坚实的理论支持。传统思想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亲和力,能够从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对于自然的尊重和热爱,在思维方式、价值层面上实现生态转型。(三)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理性选择。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弊端也有所凸显,在英法等先进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短期内在我国呈现集中暴发之势。近年来,我们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积极进展,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工业污染程度有所下降,部分水域治理取得初步成效。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环境形势依然比较严峻。21世纪头二十年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历史和时代提供的极好机遇。

二、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生态责任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现有研究中存在口径略有差别的分类方法。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科学、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来看,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第三方组织以及公民。各方主体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协同运作。(一)政府:处于核心主导地位的第一责任方。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建设的推动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最为关键的责任主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态”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理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各级政府是生态质量的第一责任方。政府是公众利益的委托人,从策划到部署,从推动到实施,从治理到管理,在宏观层面进行管理和协调。生态文明呼唤政府责任。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如何实现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发展,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成为生态文明的先行者,做生态型政府,遵循生态规律,使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同步进行。(二)企业:在追求利益与社会责任间寻求平衡。企业的生存以利润的追求为前提和基础,没有利润,企业就无法生存。企业为社会创造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财富,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工业企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企业追求利润的价值取向应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合理调节的基础之上。如果企业丧失了其生态本质,其利润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以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破坏生态为手段获得的利润是有限的。企业在追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生态责任,在利润与责任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三)第三方组织: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间积极补位。第三方组织活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监督、咨询等积极作用。以民间环保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组织发展势头强劲,在理念传播、活动组织等方面有着良好的美誉度和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弥补生态问题上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民间环保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方组织构成了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环保宣传教育、绿色志愿服务、节能减排推广、倡导垃圾分类、辅助科学决策等领域做着不懈努力,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潜力股。(四)公民:广泛参与的庞大群体。公民是最广大的群体、最广泛的参与者,我国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程度、参与意识、实践能力的不同,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汇聚十三亿人口的力量,全民关注环保,厉行节约,保护生态,共筑文明,则会有力地支撑起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如果十三亿人口中有许多人意识淡漠、行动消极甚至损耗生态,则不仅无法承载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还会导致付出巨大的生态代价。

三、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责任协同模式

“政府主导——企业响应——第三方补位——全民参与”是理想的协同格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责任担当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角色。在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监督企业履行生态责任,通过经济政策的运用,引导企业选择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朝向生态化的经营发展方向。可以运用生产补贴、优惠贷款等正向激励,也可以运用征税、罚款等负向激励。政府代言人在工作中可能会帮助塑造企业领导者的生态思维,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在企业层面由被动变主动的转型。

在与第三方组织的关系上,政府助推其提升量级,帮助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有必要为其提供优质的外部发展环境,辅助其完善内在结构,合理定位第三方组织的生态职能,建立彼此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与公民的关系上,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把生态文明建设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紧密结合在一起,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品质。政府与公众的意志和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相一致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渠道为政府、公众达成行动共识提供了畅通机制。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2]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3]《辩证看务实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2》[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6.

[4]谷树忠,胡咏君,周洪.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1):2-13.

生态责任论文篇2

关键词:校企协同;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意义;生态文明意识途径

一、校企协同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意义

1.培育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文化修养、综合素质及全面发展的能力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生态文明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可以不断的去反思和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伴随着这一反思、训练和提升过程,大学生自身的文化修养也得到了提高。生态文明教育强调生态道德伦理,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观念,反对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反对人对自然的过度征服,倡导生态责任和生态行为准则,扩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规范了大学生的行为,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及全面发展的能力。

2.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第一,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主体,也是影响环境和消耗资源的主体。目前的生态形式严峻,迫切的需要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此外,我国政府的环境政策及法律法规都要求企业承担的责任。第二,企业承担生态责任也有利于其自身发展。追求生态文明的过程,是新旧模式的过渡,是一次改革、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企业通过承担生态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改善生产经营的环境,形成低碳环保的企业文化,这对于企业长远的发展来看是一笔无形资产。第三,我国高职院校培养的大学生将来会成为企业中的管理者、劳动者,即未来企业实现发展的劳动力。只有在他们头脑中根植生态文明的意识,才能在未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去承担生态责任,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校企协同培育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途径。

1.纵向路径,即从学校和大学生的角度都出发,培育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首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完善生态文明教育管理体系。第一,加强立法、重视教育规划,提供行动指导,调动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加大对生态文明教育的资金投入,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提供物质保障。第二,完善生态文明教育教师队伍配置,生态文明课程设置,教学评价和对学生的生态文明理论知识的考核,将生态文明的行为纳入综合素质的评价之中,作为大学生评先评优考核要素。其次,丰富理论教学、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素质。第一,丰富生态文明的教学内容。例如,教师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生态伦理学》或专业课等课程中,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第二,生态文明理论教学的方法上进行改革创新。在传统讲授之外,可以采用生态伦理典型示范法、生态伦理两难选择教育法、生态环境熏陶法、生态伦理互动式教学法、生态伦理多媒体教学法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效果。第三,提升教师的生态文明教育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理论教学方面,采取理论培训、资料共享、教研室的研讨、观摩听课等方式去更新生态理论知识。科研方面,倡导教师开展生态文明理论的课题研究,聘请校外的专家和学者开展生态伦理知识的有关讲座,以弥补专业知识上的欠缺。另外,开展实践教育。第一,利用学生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组织大学生开展生态文明的实践活动。塑造校园生态文化,通过校园运动会、艺术节,或个性涂鸦墙,间接的宣扬具有生态文明观的校园文化,以增强教育效果。第二,开展专门的活动来加强消费观的教育。带领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引导学生提高对消费的认知和评价能力,坚持绿色消费,避免盲目及不理性消费。

2.横向路径,即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培育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首先,加强到企业工学交替的大学生的生态责任教育。第一,带领工学交替的大学生体验大自然,达到对大自然的情感认同。定期组织企业中的大学生学习生态知识,或实地调研,参观企业环境污染的现场,让大学生真正感受到生态破坏对环境的伤害。给予大学生直观的强烈感受,使其认识到肩负的生态责任。第二,组织大学生及企业工作人员共同学习生态法律法规以及关于节能环保的科学知识。这些学习教育活动可以以多种方式去开展,可以自上而下的像思想政治教育一样深入到企业对大学生培养的各个阶段,也可以通过生态责任宣传的方式,将企业的生态形象和经济利益挂钩,在树立自身生态品牌形象的同时,带领员工及实习的大学生去承担生态责任。其次,树立承担生态责任的企业文化,间接引领大学生承担生态责任。企业文化体现的是企业的内涵和气质,是企业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企业文化对员工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企业能够意识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企业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生态意识的培养有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并将生态责任的践行融入到企业的方针、决策及日常行动中,营造起具有生态责任的企业文化,唤起企业中员工及实学生的生态良知。当工学交替及实习的大学生进入具有生态文化的企业工作,一定能够间接地增强其生态文明意识。

参考文献

[1] .生态文化与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4.

[2] 王淑英,孙克俭,郭岩.高职院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研究:现状、原因及对策[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1):49-52.

生态责任论文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审计问责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7日

一、引言

现代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发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昌盛,但是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使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十报告提出:“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4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指出,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2014年7月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指出,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环境治理的紧迫性。

有鉴于此,除了在环境治理的技术发展上寻求解决途径之外,其实最关键的还在于控制人们的环保行为方式。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者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同理,环境责任当然可以通过环境责任审计对领导者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估。但总体来看,目前所进行的环境审计主要还是合规性审计,包括环保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的绩效审计。环境责任审计是对环保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在中国,环境问题的责任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要加强环境保护,其重点应该是将环境责任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融为一体。怎样才能使环境责任审计在强化国企主要负责人应承担的环境责任以及对环境损害责任进行问责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怎样更好地揭示国企主要负责人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评价?通过哪些路径可以更好地服务环境治理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理论框架

(一)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颠覆了传统的“股东至上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股东一方的。弗里曼(1984)从所有权、经济依赖性和社会利益三个角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上述各类对企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对象。环境责任是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在新型的社会责任体系中,环境责任被认为是与经济责任同等重要的两个基础责任;二是受托环境责任。受托责任是伴随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委托关系可以通过托付行为建立,也可以通过聘请和任命行为建立。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可能规定人的所有行为,会相应产生一些委托问题。委托人必须选择有效的机制来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审计由此产生。公共受托责任在环境领域拓展形成受托环境责任,它催生了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三是权力制衡理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王勤学、吴瑞勤,2010)。我国企业现在的控制权日益沿着“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方向转移,经营者掌控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如果没有其他权力与其控制权相制衡,管理者就很有可能滥用权力,不能履行其受托责任的勤勉义务,环境责任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权,可以与监督者的控制权相制衡。环境责任审计后的问责制则可以作为一种惩罚权与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制衡;四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建立人、企业、政府、社会与环境的新型关系,确保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五是环境压力承载理论。环境承载力会因人类对环境的改造而变化,通过适当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和政策运用,区域资源的承载能力可能有所改善,因此企业对生产废弃物进行处理,进行技术改进,提高绿色生产意识是有必要的,国企领导人(此处指股东)实施环境保护方面的审计是有意义的。

(二)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要素。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审计主体和客体。由于委托人和人的不同,审计类型也不同,国有企业股东对环境保护履行情况可以由国家审计部门对其进行环境责任审计。股东为了免除其受托环境责任,作为原始委托人,需要对组织的最高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问责,因此需要民间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人对最高管理层进行审计。最高管理层是派生的委托人,组织内部的中层和基层管理者甚至重要岗位上的员工是派生的人,最高管理层作为问责主体,需要设立专门的部门为其问责服务,即内部审计。通过一层一层的责任追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产生间接的影响,最终服务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审计的内容。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内容是环境责任人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做出的、能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行为。环境责任人是指拥有环境管理决策权和对环境造成直接影响的执行人。他们要承担履行环境责任的义务。企业环境行为,是指责任人在使用公共资源或在相关经济活动中,做出的能够对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破坏产生影响的所有行为。例如,生产“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的产品。

企业内部的最高管理层及中层和基层管理者作为承担受托环境责任的人格化核心主体,其个人环境责任是对环境方面的决策、执行的信息报告、行为过程、活动绩效等应承担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如果仅以利润指标作为考核管理者业绩的标尺,管理者通常会为了突出业绩,而不顾环境责任的履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自己薪酬待遇的提升。环境责任审计则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评价、追究相关管理者的环境责任,督促管理者积极、主动地履行环境责任,实现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的。

三、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问责实施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家环境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作为资源环境的最大使用者,国有重工业企业对环境保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细分环境责任,明确审计内容,规范审计实施

1、决策责任。第一,最高层管理者在决策中应树立环境责任意识,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指导企业由“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的三高一低模式向“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的三低一高模式转变;第二,广泛树立环境教育和环境意识,把绿色经营管理理念作为环境竞争力之一;第三,如实向相关部门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第四,合理利用环保资金;第五,重视内部环境审计工作;第六,其他与环境有关的决策行为。

2、执行责任。第一,中低层管理者应妥善保管和合理使用环境资源;第二,如实向高层管理者披露企业污染治理和周边环境质量和污染事故;第三,其他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3、监督责任。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考评制度,依据环境责任履行指标完成情况对责任人进行奖惩,监督管理层环境责任履行情况。

(二)多元化问责主体,完善环境问责机制。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审计问责行为的实施者由国家审计机关对董事进行问责,董事根据民间审计结果对最高层管理者进行问责,最高层管理者根据内部环境审计结果对中低层管理者进行问责。这一过程是实现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治理的必然途径。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问责效果,必然需要更多的主体参与来共同推动。比如,道德责任需依靠舆论平台的支持。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多层级问责主体框架。这样构建的理论依据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图1)

要提高问责效果,国有企业内部必须建立完备的管理契约,建立起严格的考评制度,依据环境责任指标完成情况对责任人进行惩罚。人民作为消费者,应增强绿色消费的观念,通过消费者权利对企业施加外部市场压力来监督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情况,推动企业环境责任不断走向规范化。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对任何一家拒绝履行环境责任的国有企业均可进行全面曝光,以督促其履行环境责任。同时,对积极履行企业环境责任的企业应给予大力支持和宣传,提高企业信誉,赢得社会公众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春,陈晓媛.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定位、作用及未来发展之研究.审计研究,2007.1.

[2]张勇.经济责任审计理论研究述评――基于国内1987至2007年研究的分析.审计研究,2009.3.

生态责任论文篇4

责任能力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德、日等国刑法理论通常在责任论中予以研究,近些年来,学者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个问题:一、责任能力的基本理论;二、无责任能力与限制责任能力;三、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本文拟对上述三个问题,依次分别加以比较研究。

责任能力的基本理论包括责任能力的概念、本质、地位和存在时期,分别论述如下:

(一)责任能力的概念

什么是责任能力?由于对责任的观点的不同,学者之间所作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写道:“对特定行为人的行为进行罪责非难,认为其行为是有责的先决条件是他具备正确认识社会要求并以该认识而行为之一般能力。立法和刑法科学中将该能力表述为‘责任能力’。可将其简称为社会行为能力,也即符合人类共同生活需要的能力。只有当行为人在行为时具备该能力,才能认定该行为是有责的的行为。”[1]前苏联学者H.a.别利亚耶夫等认为:“责任能力……是指某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苏维埃刑法认为,只有对有责任能力者才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2]日本学者西原春夫说:“有责性的第一要件,是行为人有责任能力,换言之,是行为人有足以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如前所述,在将刑事责任的本质解释为规范的非难时,所谓责任能力,归根到底可以解释为辨别是非,根据这种辨别而行动的能力。在行为人有这样的能力而实施违法行为时,行为人就要负担责任,科处作为规范的报应的刑罚。在行为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时,即使实施了违法行为,对这种违法行为也不能给以规范的非难,不过着眼于行为人犯罪反复的危险性,可以给予与刑罚不同的保安处分或改善处分。”

[2]

比较上述定义,我们认为,前苏联学者对责任能力所下的定义更具有概括性,也更易于让人理解责任能力的内涵。

(二)责任能力的本质

关于责任能力,首先,它是有责行为能力(犯罪能力),还是刑罚适应性(受刑能力),还存在着争论。

德国和日本的传统理论,虽然把它认为是有责行为能力,但通说以意思的非决定论为基础,立足于道义的责任论、报应刑论的立场。根据这种立场,对行为人科以责任的原因,在于这样一点,即自由的意思决定是可能的,从而尽管避免违法行为、实施适法行为是可能的,可是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因此,不可能自由决定意志的人,没有是非辨别能力的人,即对无责任能力者不能追究道义的责任,责任能力应当是有责行为能力。

与此相反,立足于社会的责任论、教育刑论的立场,情况完全不同。根据这一立场,意思的自由被否定,人因具备犯罪因素而犯罪,对该行为人来说,没有适法行为的可能性,从而,对这样的行为人不能追究道义的责任,之所以仍然承认责任的成立,不过是考察到他在社会上是危险人格的持有人和负担。以这样的人类观、这样的责任论为基础,凡是实施违法行为的人,从犯罪能力这一观点来看,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就不可能建立能力者与无能力者的区别。从而,现行刑法对无责任能力者规定“不罚之”这一法律效果,不是从犯罪能力的观点的差别待遇,而是从受刑能力的观点的差别待遇,即认为是由于科刑可以达到刑罚目的的能力这一观点的差别待遇。责任能力是刑罚适应性的见解,就是基于上述思想的主张。西原春夫立足于规范的责任论的立场,认为责任能力是根据规范而行动的能力,也就是有责任行为能力。[4]

我们认为,西原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把责任能力理解为犯罪能力,也可能包括受刑能力;而如果仅仅理解为受刑能力,就失去了能力的意义,实际上不过是为了防卫社会,使行为人处于受刑的地位。

(三)责任能力的地位

围绕责任能力的地位,有责任要素说与责任前提说的对立。1.责任要素说,认为责任能力是与故意、过失、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并列的各个行为的责任要素,团藤重光、庄子邦雄、大冢仁、内藤谦、香川达夫、西原春夫、内田文昭等持此说。2.责任前提说,认为责任能力不是关于各个行为的能力,是成为其前提的一般的人格的能力,小野清一郎、藤木英雄、前田雅英、大谷实、川端博等持此说。根据责任要素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认为责任能力在与各个行为的关系上是其责任要素;(2)作为责任能力判断的标准,重视心理学的要素;(3)根据犯罪的种类,责任能力被相对化,所谓部分的责任能力被肯定;(4)责任能力的判断,应在故意、过失的判断之后进行。根据责任前提说,可以得出的结论如下:(1)认为责任能力是离开各个行为独立的行为人的一般的能力;(2)关于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重视生物学的要素;(3)部分的责任能力被否定;(4)责任能力的判断,先行于故意、过失的判断。[5]

大谷实认为:“(1)像责任要素说所说的那样,假定责任能力是各个犯罪的责任的要素,责任能力毕竟归于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会失去以它为独自的责任的要件的意义。(2)因为人格是统一的,对单一的行为人的某一行为承认责任能力,对其他的行为不承认责任能力不应当允许。(3)刑法典,例如,对刑事未成年人,用不着进入各个行为责任的有无、程度的判断,即否定责任(刑法第41条),因为这种情况是离开其他责任要件独立的要件即显示是责任的前提条件等理由,所以认为责任前提说是妥当的。因此,认为仅仅对某种犯罪承认责任能力的一部责任能力或部分的责任能力的观念,在刑法上不应当承认。”[6]与此相反,大冢仁认为:“作为责任能力基础的生物学的状态常常不是一成不变的。再者,实际上对某种刺激表示异常的反应,由于暴行、伤害等的歇斯底里患者也存在。这样的人,对该刺激的行动虽然应当否定责任能力,但对其他犯罪,并非不能肯定责任能力。而且,刑法中的责任判断,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各个行为,是应当以对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的人格的非难为内容的。这样,责任能力也应当就该行为认定问题,从而,看作责任的要素是妥当的。”[7]

责任能力究竟应当是责任要素还是责任前提,看起来各自说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比较起来还是责任要素说为妥。所谓前提,其实也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只是认为在地位上,应当将责任能力放在故意、过失等要素之前。就这一点而言,应当说责任前提说是对的。泷川幸辰曾经指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责任就是法律上的非难,它由①责任能力;②责任条件(按:即故意、过失);③对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三部分组成。”[8]这里既将责任能力作为责任的构成要素,又在诸要素的排列上放在首位,可以作为我们的观点的佐证。但责任前提说否定部分的责任能力,难以赞同。因为它脱离世界各国立法的实际。世界上不少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划分不同阶段的规定,其中关于限定一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对某些犯罪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也就是对否定部分的责任能力的观点的否定。

(四)责任能力的存在时期

关于责任能力必须存在于行为的怎样的阶段,有实行行为时说与原因行为时说的对立。1.实行行为时说,认为实行行为之时责任能力必须存在,团藤重光、福田平、大冢仁持此说。2.原因行为时说,认为在成为实行行为的原因的行为的阶段中责任能力存在就够了,佐伯千仞、平野龙一、西原春夫持此说。例如,西原春夫写道:“责任能力在犯罪行为的当时行为人具备是必要的,只是这里所谓‘犯罪行为的当时’不是意味着实行行为的当时。不过,通常,责任能力存在于意思决定之时,或存在于实行行为实施期间。然而,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实施违法行为,事前有故意或者过失时(所谓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当时即使没有责任能力,仍然能认为是伦理上非难可能的行为。因此,责任能力不一定必须在实行行为的当时,应当认为也包括原因设定行为的‘行为’当时存在就够了。”[9]大谷实认为:“实行行为时说,主张作为责任主义的要求,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这称为同时存在的原则,但是应当在实行行为或者与其处于相当关系的原因行为与责任能力必须同时存在的意义上理解同时存在的原则。”[10]责任能力的存在时期对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特别成为问题,后面对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将专题论述。由于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得到普遍的承认,所以,可以说责任能力虽然通常要求在实行行为时存在,但是即使在原因设定行为时存在亦无不可。

责任能力按照程度的差别,可以分为无责任能力与限制责任能力。所谓无责任能力,指责任能力欠缺的情况,所谓限制责任能力,指责任能力减低的情况。因为关于责任能力的行为人的精神状态具有多样性与阶段性,所以认定责任能力存在时,进而还有其“程度”问题,因而刑法将责任能力的程度低的一定阶段,设立作为独立范畴的限制责任能力(减低责任能力)的观念。[11]

刑法认为,有故意或者过失,作为原则就有责任能力,根据这一见地,在刑法中没有积极地揭示责任能力的内容,只限于个别地规定无责任能力与限制责任能力。无责任能力是阻却责任事由,限定责任能力是减轻责任事由。关于责任能力的阻却、减轻责任事由,联邦德国刑法典规定了(1)儿童,(2)精神病患者,(3)限制责任能力;日本刑法规定了(1)心神丧失者、心神耗弱者,(2)刑事未成年者;法国刑法典规定了(1)精神紊乱或神经精神紊乱,(2)未成年人;韩国刑法规定了(1)刑事未成年人,(2)精神障碍人,(3)聋哑人。现依日本刑法的规定并参考其他国家的规定说明如下:

(一)心神丧失者、心神耗弱者

日本刑法第39条规定:“心神丧失人的行为,不处罚。心神耗弱人的行为,减轻刑罚。”

1.关于责任能力规定的立法主义。关于规定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的概念,在外国的立法例中,可以看到三种立法主义:(1)以行为人的精神障碍为基础的生物学的方法。例如法国旧刑法典第64条规定,“如被告实施犯罪时,有精神病……,既不构成重罪亦不构成轻罪”,属之。荷兰刑法典第37条的规定亦同。(2)以行为人行为时不能作自由的意思决定即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为根据的心理学的方法(没有立法例)。(3)并用生物学的方法与心理学的方法的混合的方法。例如,瑞士刑法典第11条规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意识错乱、或智力发育低下,因而认识其行为不法性或以其认识而行为的能力减弱的,法官可自由裁量减轻处罚。…

…“属之。当代很多国家的刑法典采用这种立法例。日本刑法中的心神丧失、心神耗弱不是精神医学的概念,完全是法律的概念,并且因为对这一概念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其内容只能委之于解释。责任能力虽然必须基于生物学的基础,但是根据刑事”责任“的理念的观点,同时具体地理解其行为的意义,是否能够采取与其相应的行为之心理学的方面不能忽视,因而混合的方法是妥当的。[12]

2.心神丧失。所谓心神丧失,指由于精神的障碍,完全没有辨识行为的违法性的能力或者根据辨识而行动的能力。“精神的障碍”属于生物学的要素,“辨识违法性的能力”与“根据辨识而行为的能力”属于心理学的要素。前者称为辨识能力,后者称为(行动)控制能力。亦即心理学的要素分为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

(1)精神的障碍。精神的障碍分为:(甲)狭义的精神病(基于精神的继续的病变的情况),(乙)意识障碍(基于精神的暂时的异常的情况),(丙)其他障碍(基于精神的发育迟缓的情况)。

(甲)精神病。精神病分为:外因性(脑内出现器质的变化的情况-传染性[脑梅毒等])、外伤性(脑挫伤等)、中毒性(酒精中毒、兴奋剂中毒等)、身体性(老年性痴呆、脑动脉硬化、羊痫风等)、与内因性(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在德国主张这些情况下作为原则应当无条件地认为是心神丧失的见解虽然是有力的,但在日本判例认定精神分裂症之后,经过心理学的要素的判断,才认定无责任能力。因为精神分裂症是精神障碍的典型的疾病,人格破坏是重大的,欠缺心理学的要素特别是控制能力,所以只要被认定实施犯行时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作为原则应当认定心理丧失。然而,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破坏也有强弱的程度,所以有必要根据心理学的要素给与限定,同样,对羊痫风或外因性精神病也是妥当的。再者,精神病既然被认定,就需要检讨精神病给与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的影响。

(乙)意识障碍。所谓意识障碍,指对自己或者外界的意识不明晰的状态。意识障碍虽然分为病的(醉酒-由于脑的器质的变化或中毒)情况与正常的(由于催眠状态、激情等)情况,但在给与辨识能力或控制能力影响的限度,毕竟限于病的情况严重,才应当纳入“精神的障碍”。

特别成为问题的是醉酒。关于醉酒在现代的精神医学上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意见并不一致。醉酒分为单纯醉酒与异常醉酒,异常醉酒进而分为复杂醉酒与病的醉酒。病的醉酒以病的因素为基础,由于饮酒,急剧呈现苦闷,产生幻觉或妄想,招致无差别的躁郁,伴随完全的健忘状态,可以说是通常的。这样的病的醉酒的情况,应当认为欠缺责任能力。复杂醉酒与病的醉酒不同,与单纯醉酒相比是量上的差异,因而根据行为当时的意识状态,可能认定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13]

意大利刑法典对醉酒和麻醉品中毒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意大利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较多论述,值得重视。杜。帕多瓦尼写道:对醉酒和麻醉品中毒应按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a)如果行为人无认识或控制能力的状态是由不可预见或不可抗拒的原因引起的,应当排除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如果行为人的能力因上述原因而“极大地”减弱,则应减轻处罚。

(B)如果中毒状态是行为人有意或过失地造成的,或者说按刑法典第92条第1款的规定,“不是由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造成的”,行为人无能力的状态在刑法上就没有意义,而应将主体视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主体的无能力状态是自己有意识造成的情况中,“有预谋地使自己陷于无能力状态”和习惯性中毒属于两种应该加重处罚的情节。

(C)如果行为人的无能力状态是由“慢性中毒”造成的,按刑法典第95条的规定,这种情况属于精神缺陷范畴,应按刑法典第88条和第89条的规定处理(按:第88条规定完全精神错乱,为无责任能力;第89条规定部分精神错乱,得减轻其刑)。[14]

关于自愿或过失陷入中毒状态的规定,就是学者通常所说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关于“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后面将作为专题论述。

(丙)其他精神障碍。所谓其他精神障碍,指精神薄弱、神经症、精神病质。(a)所谓精神薄弱,指由于先天的或幼童期的原因产生智能发达迟缓者。因为精神薄弱者不仅辨识能力而且控制能力也低劣是通常的,所以不仅当然为“精神障碍”所包含,而且因为伴有性格异常或感情障碍是普通的,所以应当认为是心神丧失的情况也多。(B)所谓神经症,虽然指由于不安、过度疲劳、精神的冲动等主要是心理的原因引起的精神的机能障碍,但是关于是否成为给与辨识能力、控制能力以影响的生物学的基础则有疑问。(C)所谓精神病质,指由于性格的异常欠缺适应社会的能力的状态,它不是精神病的前阶段,也不是精神病。的确,也有被认为性格脱离平均人,由此反复实施凶恶犯行的犯罪者。然而,有被认为是精神病质者的人,不止是不欠缺辨识能力,也可能了解行动,控制能力不一定低劣。精神病质与神经症应当作为精神障碍的一个原因来处理,作为它本身不应当包含于精神障碍之中。[15]

(2)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所谓辨识能力,指辨识行为的违法性,换言之,辨识行为在法律上是否被允许的认识能力。可是,即使采取混合的方法,以这种辨识能力是否应当认为够了还有问题。英美的实践长期采用被称为m‘naughton规则,是以是否有对行为的性质及其行为的善恶的辨识能力为标准的测验,它虽然被批判为只强调辨识能力,而无视意思的、情绪的方面,但在这种测验中,特别是激情行动的解决,即基于憎恶急剧反应的情况的解决是困难的。在这样的案例中,即使有善恶的辨识能力,因为欠缺行为的控制能力,虽应认为是无责任能力,但如果认为仅仅辨识能力就够了,那么激情行为就成为应当全部认为是完全责任能力的情况。然而,即使有辨识能力没有控制能力的情况存在,应当认为控制能力本身也能够判定。再者,因为人的行动被认为是人格中的知、情、意的相互作用,所以,无视反映情、意方面的控制能力,不可能正确把握作为人格的能力的责任能力。作为上述议论的结论,美国模范刑法典第4.01条规定,“无论何人于犯罪行为之际,因精神之疾病或缺陷,对其行为的反犯罪性(反伦理性)之识别或依从法律之要求而行为之能力显有欠缺时,对其行为不负责任。”[16]我们认为,在判定无责任能力的心理学的因素时,不应只判断有无辨识能力,而且也要判断有无控制能力,这才能正确把握有无责任能力。因而在我们看来,大谷实的见解和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规定是正确的。

3.心神耗弱。所谓心神耗弱,指由于精神障碍辨识行为的违法性的能力或者按照辨识而行动的能力显著低劣者。其法的性质虽然与心神丧失的情况同样,但心神耗弱的情况,因为有责任能力,所以成立犯罪,以其能力显著低劣为根据,成为减轻责任事由,刑罚被必要地减轻。顺便说,提出“显著”,是基于不过分扩大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范围的旨趣,特别是为了避免精神病质者等成为限制责任能力者的情况。

4.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认定。因为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概念不是精神医学上的概念,是法律上的概念,所以,行为人精神障碍的有无、程度、辨识能力的有无、程度是法律判断,最终是法院应当判断的事项。法院确定生物学的要素之后,以精神障碍是否给与辨识能力、控制能力以怎样的影响的论述的事实为基础,立足于责任的理念,根据该行为人是否具有适于刑法上的非难的人格的能力的见地,是应当在规范上、法律上认定的。所以,在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认定中,首先,需要认定成为法律判断的基础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事实,在这个阶段,常常要由精神医学、心理学等专家鉴定。可是,由专家的鉴定,例如,得到被告人行为时精神分裂症被认定的鉴定结果的场合,法院鉴定没有合理的根据,却无视鉴定下法律的判断,即违反经验规则。当然,鉴定资料不完备或鉴定结果中推论有错误等,专家的鉴定不值得信赖时,法院可以排斥鉴定结果。法院以根据鉴定其他的证据认定的生物学的事实与心理学的事实为基础,作出行为时行为人是否存在心神丧失、心神耗弱的法律判断。

在日本实务上确立了一般的认定标准。即:(1)关于进行麻痹、精神分裂症、躁郁症、羊痫风的例外状态等所谓大精神病的事例,作为原则被认为无责任能力,老年性痴呆等外因性的精神病,根据精神障碍的程度,成为心神丧失或成为心神耗弱。(2)精神薄弱,一般重症的痴愚成为心神丧失,轻症的痴愚成为心神耗弱虽然比较多,但鲁钝的场合也不一定是这样。(3)关于醉酒,一般是病的醉酒,作为原则适用心神丧失、重症醉酒或异常醉酒适用心神耗弱,普通醉酒认定责任能力。(4)兴奋剂中毒,因为人格的障碍程度不深,根据症状的程度,适用完全责任能力或心神耗弱,心神丧失几乎不被适用。(5)精神病质与神经症,作为原则被认定具有责任能力。

[17]

(二)喑哑者

关于喑哑者的刑事责任,在很多国家的刑法典中并未提及,但也有一些国家的刑法典作了规定。例如,日本刑法第40条曾规定,“喑哑者的行动不处罚或减轻刑罚。”韩国刑法第11条规定,“聋哑人的行为,得减轻处罚。”意大利刑法典第96条规定,“处于聋哑状态的人在实施行为时因其残疾而不具有理解或意思能力的,是不可归罪的。如果理解或意思能力严重降低,但未完全丧失,刑罚予以减轻。”据上所引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只规定喑哑者,而未规定其心理学的因素;意大利则规定根据喑哑者的心理学的因素的不同情况,或为无责任能力,或减轻其刑,规定得具体、明确,便于操作。从立法论来看,我们认为,当以意大利刑法典的规定为适宜。

日本学者对日本刑法第40条的规定原来多有论述,并提出批评意见。如西原春夫写道:“这里所谓‘喑哑者’,指先天的或早期后天的(幼儿期)欠缺听能与语能两种机能的人。因为喑哑,是非辨别能力不充分,与心神丧失者程度相同的,基于无责任能力,认为无罪;可与心神耗弱者相比的,作为具有限制责任能力者,减轻其刑。现行刑法认定对喑哑者这样处理,可以认为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因为这样的人一般精神发育迟滞,不能认为有与通常人同样的责任能力。然而,由于最近聋哑教育发达,对喑哑者总是承认责任能力的欠缺或减退是不妥当的,作为立法论,应当删除刑法第40条的规定,在责任能力上有问题的喑哑者,可以作为心神丧失者或耗弱者来处理。”[18]西原教授的意义是正确的,1995年日本刑法改正中关于喑哑者的规定已被删除,就是很好的证明。

(三)刑事未成年者

1.各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规定。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随着达到一定的年龄而获得的,因而各国刑法都有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对刑事责任年龄及其起点的规定颇有差别。就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而言,多数国家规定为14岁,如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地利、阿根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均以满14岁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但还有不少国家不采取上述立法例,而表现出很大差异:规定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最低的,加拿大、新加坡、印度、泰国为7岁;其次,马来西亚为10岁;多哥为11岁;土耳其为12岁,美国的依利诺斯州为13岁。规定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较高的,捷克、丹麦、瑞典、格陵兰为15岁;西班牙、美国的纽约州为16岁;波兰为17岁;最高的,巴西为18岁。

2.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些国家对刑事责任年龄划分若干阶段,除了规定绝对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外,还规定在一定年龄阶段,为相对的刑事责任年龄。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1)对某些严重的犯罪负责。

如蒙古刑法典第6条第2款规定:“14岁以上16岁以下的犯罪人实施杀人、故意重伤和故意伤害他人而导致健康损害的行为,、盗窃、抢劫……应当负刑事责任。”(2)减轻其刑。如意大利刑法典第98条规定:“在实施行为时已满14岁,但尚不满18岁的,如果具有理解和意思能力,则是可归罪的;但是,刑罚予以减轻。”(3)具备一定的条件时不构成犯罪。如新加坡刑法典第83条规定:“7岁以上12岁以下的儿童,在实施行为时对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缺乏足够理解判断能力的,不构成犯罪。”

3.对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解释。日本刑法规定“未满14岁者的行为,不处罚。”西原春夫对此解释说:“

这里刑法考虑因为未满14岁者的精神的成熟不充分,是非的辨别能力或根据辨别而行动的能力一般还未成熟的结果。“[19]意大利刑法的规定与日本基本相同,杜。帕多瓦尼解释说:”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只能通过生理心理成熟进程而逐步形成,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刑法典第97条规定:‘实施行为时未满14岁的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个严格的限制,是一种绝对的关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推定。这种推定并不符合人格发展形成的渐进性(对特定事实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绝不是刚满14岁的第二天就一下子形成的);但是,这样的推定却为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必需,在刑事责任能力这个特别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上,更需如此。“[20]

各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规定,由于国情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不便评论;但考虑到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通过生理心理的成熟过程而逐步形成的,我们认为,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三分法(即分为无责任能力、相对责任能力、完全责任能力三段)比二分法(即分为无责任能力、有责任能力两段)更符合责任能力是逐步形成的过程的实际。

(一)概说

德国学者认为:“所谓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可以理解为,指行为人在责任能力状态下决意的行为,或者在这种状态下至少能够预见的行为,并且到了丧失行为能力或丧失完全责任能力的时间才被实现的行为。”[21]

日本学者认为:“所谓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指行为人基于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惹起构成要件的结果的情况。”[22]或者说,“所谓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指法益侵害行为(结果惹起行为)时虽然没有责任能力,但对陷于无能力状态(原因设定行为),行为人有责任的情况。”[23]结果惹起行为,又称结果行为;原因设定行为,又称原因行为。结果行为之时虽然没有责任能力,但因为原因行为是在自由的意思状态下实施的,所以称为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根据耶塞克等和川端博的定义,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分为:(1)故意的场合,即以实现犯罪的意图,招致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在该状态下实现意图的犯罪的情况。例如,以杀人的意图大量饮酒,以致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在该状态下杀人的事例属之。(2)过失的场合,即能够预见自己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有惹起犯罪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避免结果,可是因为不注意,没有避免产生这样的状态的情况。例如,因为不注意,母亲一面给婴儿喂奶一面睡觉,致使婴儿窒息死亡的事例属之。[24]

“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用语,由来于德国普通法时代。1751年的巴伐利亚刑法典对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可罚规定,曾普及于德意志各邦。但从1851年普鲁士刑法典开始,对这种行为的可罚规定已经消失。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同样欠缺对这种行为的可罚规定,以至于今日。[25]但在瑞士、意大利、波兰等国刑法典中则规定了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责任,不过它们规定的情况也不一致,分析起来,有以下不同情况:(1)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2条规定:“如果严重之精神障碍或意识错乱是由行为人自己故意造成,并在此等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不适用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第10条为无责任能力不处罚的规定,第11条为限制责任能力减轻处罚的规定。这是规定故意造成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犯罪的责任。(2)意大利刑法典第92条规定:“如果醉酒状态不是产生于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既不排除也不降低可归罪性。如果醉酒状态是为了实施犯罪或者准备借口的目的而预先安排的,刑罚予以增加。”这是规定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醉酒状态下犯罪的责任。(3)波兰刑法典第25条第3款规定:“如果犯罪人将自己置于他已经或能够预见到的导致排除或减轻责任的醉酒状态,不得适用第(1)、(2)项的规定。”(1)、(2)项分别为不构成犯罪、减轻刑罚的规定。这是规定将自己置于导致排除或减轻责任的醉酒状态下犯罪的责任。上述立法例为惩罚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提供了法律根据,应予肯定;但都有所不足。瑞士刑法典的规定不限于醉酒,是其所长,但它仅限于故意,而未说明过失,似有些欠缺。意大利刑法典的规定既包含故意,也包含过失,是其所长,但它仅限于醉酒,似不够概括和全面。波兰刑法典的规定,说明醉酒可能是导致无责任能力,也可能是导致限制责任能力,是其所长,但也仅限于醉酒,存在与意大利刑法典的规定同样的缺陷。日本现行刑法对此没有规定,但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7条规定了“自己招致的精神障碍”:“自己故意招致精神障碍,导致发生犯罪事实的,不适用前条的规定。自己过失招致精神障碍,导致发生犯罪事实的,与前项同。”所谓前条规定,即不处罚、减轻刑罚的规定。本条规定现在虽然还属于草案,但我们认为,就其规定的内容和表述来看,都优于上述三种立法例。

对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一些国家的刑法典明文规定了可罚性,即使对此在刑法典中没有原则规定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上都承认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责任。但由此也产生一些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例如,日本学者山中敬一在其著作中就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原因设定行为,毕竟已是实行行为的一部分,所以实行行为时存在责任能力,那么,责任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能够充分成立吗?原因设定行为时有责任能力,实行行为时不存在责任能力,认为能够处罚吗?承认责任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吗?或者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不能处罚吗?[26]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于是形成不同学说的争论。

(二)学说的对立

1.间接正犯的构成说,又称间接正犯类似说。根据此说,行为人像间接正犯那样利用自己的无责任能力状态中的行为惹起结果,因为承认原因设定行为之时,为实行的着手,所以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能够充分成立。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大冢仁、香川达夫等持此说。依照此说的观点,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与间接正犯具有同样的理论构造。“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作工具,与此相反,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是利用自己的无责任状态作工具,不过是在这一点上有差别”。“在这里利用自己的行为就是说原因行为,是否具备作为实行行为的定型性,是成为问题的要点。”(团藤重光)这个定型性对过失犯或不作为犯来说承认是容易的,然而,对出于故意的作为犯来说承认这个定型性要困难得多。例如,意图在泥醉中杀人而饮酒的场合,认为其饮酒行为具有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是无理的,饮酒行为本身不能认为具有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饮酒之后没有实施杀害行为的场合,认为构成杀人未遂罪,即使从“社会通念”上看,也是非常不妥当的。[27]

意大利学者杜。帕多瓦尼在论述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时写道:“按照actioliberaincause(按:即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理论,犯罪行为实际上是被提前到了使自己陷入无能力状态的行为,而真正构成犯罪的事实只是先前自愿行为的结果;按通行的说法,通过原因中的行为,主体将自己变成了自己实施犯罪的工具。因此,行为人对自己在无能力状态中实施的行为应承担何种责任,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主体使自己陷入无能力状态时的心理态度:……”[28].将自己变成自己实施犯罪的工具,就是基于成为间接正犯论的依据的工具理论。

2.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修正说,又称同时存在原则修正说。

(1)原因行为时支配可能说(中义胜)。根据这一见解,由于原因行为对结果行为是支配可能的,所以在此限度内,能够为责任奠定基础,并且不违反“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中义胜说:“余在结论上,亦采用第三说(佐伯说),但余并不认为已因此而将‘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之原则予以舍弃。何故要求‘实行行为时,须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耶?依余所见,所以产生此一原则者,在于‘因故意或过失所曾表象或可能表象之实行行为,由于行为者的规范意识而予抵抗、支配或可能予以抵抗、支配’一点。反之,例如,若将行为者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所遂行的杀伤行为,与其一年前所曾具备的责任能力相结合而加以考虑,则显属不当;盖上述之实行行为,并未由于一年前之责任能力所支配,且亦不可能予以支配故也。因此,就原因上之自由行为言之,无责任能力时之实行行为,因曾由于有责任能力时之表象(即‘于发生病态的酩酊后或于注射麻药后或将为暴行亦未可知’之表象)而支配或可能支配‘是否饮酒或注射麻药?并进而及于在因果上与此有关联之实行,’此在形式上,似与‘责任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之原则背道而驰,然此毋宁应谓为系与终至使此一原则产生之实质的理由密切的相结合者,故并无因采用第三说而放弃上述之责任原则的必要。”[29]

然而,学者指出:此说的问题在于,根据在原因行为时,无责任能力状态中的结果行为是“支配可能”的,为什么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依然不明确。在这一见解中,不是实行行为的原因行为被追究责任。然而,原因行为,即不是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它对实行行为只能说是支配可能的,为什么追究作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并没有给予说明。[30]

(2)意思决定行为时责任说(西原春夫)。西原教授提出:“鄙人意见的要点在于,行为开始时的意思决定,既然贯穿至结果发生的行为的全体,其最终的意思决定之际,能认为有责任能力,即使现实的实行行为即结果惹起行为之际丧失责任能力,不妨碍追究作为有责任能力者的责任。”[31]

在规范的责任论中,责任判断是对根据意思决定规范的立场所作的意思决定的非难,而且,责任能力必须存在于实施行为的意思决定之时。所谓刑法上的行为,是特定的意思的实现过程,一个行为是由一个特定的意思贯穿着的,由此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关于行为的责任能力宜在对该行为的最终意思决定之时;第二个结论是,责任能力不在违法行为本身开始时,而在包含该违法行为的行为全体开始时。这样,行为开始时如有责任能力,对其全部能负作为有责任能力者的责任。[32]

对西原教授的观点,平川宗信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认为责任能力在意思决定之时是有疑问的。因为责任能力不是对行为的事前的控制力的问题,是对行为同时的控制力的问题。对意思决定的控制力即不过有事前控制力的场合,不能认为与有同时的控制力的场合是“完全同样”的。再者,将最终的意思决定之时,看作“行为”的开始之时也有疑问。意思不是凝然不动的实体,行为通过当初的意思实施的场合,当初的心理状态不是像计算机、程序设计器那样能保存着,基于这种心理状态的行为并不能连续不断发生。使行为发生的意思正是行为的瞬间之事,是当时决定的。无责任能力者也有行为能力,能够作意思决定,不过是它不在正常的人格控制之下。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场合,最终的意思决定仍然被认为在结果行为之时,是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作出的。[33]

(3)相当原因行为时责任说(山口厚)。这一见解认为具备了责任能力的原因行为是追究责任的对象,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结果之间,如果能够认定“因果关连”(“相当因果关系”)与“责任关连”(故意、过失),对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可能追究责任。这一见解以“为了追究对结果的罪责,就行为认定的必要的危险性与未遂犯成立的危险性是另一个情况”的见解为出发点,并且将“实行行为”的概念,下定义为“成为作为因果设定行为的因果连锁的始点,从而成为追究责任的对象的行为”,认为“责任要件成为关于实行行为的时间问题。”(山口厚)因为原因行为是实行行为,所以,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的原则仍被肯定。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结果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在“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与“该危险的实现”能认定时被肯定。是否能够认定原因行为惹起结果行为、结果的危险性虽然特别是问题,但这种危险性必须是“相当程度的危险性”。成为责任关连的故意、过失,被认为在原因行为时存在是必要的。为了追究故意的责任,需要“原因行为,具有惹起结果行为、结果的认识(由于原因行为结果行为意思被创出、强化、维持等),实现该危险性的结果行为、结果的认识,进而发生结果行为、结果(特别是结果)的认识。”(山口厚)

针对上述见解,山中敬一批评说:实行行为,传统上指未遂处罚的开始时间的概念,此说也不能无视这一传统的用法,所以区别“两种实行行为”概念而使用。可是,实行行为的概念,是指成为正犯追究责任的对象,作为未遂可罚的行为,不是它以外的概念。概念的恣意定义只能招致混乱。其次,原因行为对结果行为、结果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如有故意、过失即认为是实行行为,就不限于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事例,通常的预备行为,也可能是实行行为。例如,计划杀害某甲,准备了手枪,据此,实施杀害者已处于预备的阶段,该准备行为是“相当危险”的,且具有杀害的“故意”。从而,预备行为已是“作为因果关系的起点的实行行为”。[34]其不合理,显而易见。

围绕原因中的自由行为,还有一些不同的学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如何评价上述诸说呢?我们认为,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与间接正犯确有类似之处:都是前一行为即利用行为系在有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后一行为即被利用的行为系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但两者的不同,不仅在于前者是利用自己的行为,后者是利用他人的行为;而且在于前者可以利用限制责任能力者的行为,后者不发生利用他人的限制责任能力问题;还有前者难以想像利用自己的过失行为,后者则可以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而构成。因而间接正犯构成说难以对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作出恰当的解释。同时存在原则修正说中又有多种学说,其中原因行为时支配可能说,似有道理,但正如普鲁士法律大臣萨维尼(FriedrichKalvonSavigny,1779-1861)所说:“行为者若意图犯罪,藉饮酒自陷于酩酊,而在完全丧失心神状态中实行者,则属显然矛盾;盖彼若完全陷于丧失心神,则彼应已不能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行为,如彼仍可以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行为时,则系彼并未丧失心神之证据,自不能免于归责,纵无特别规定,裁判官亦可加以处罚。”[35]这表明原因行为对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的结果行为的支配力是一个疑问,因而此说也不可取。意思决定行为时责任说,说明原因行为是基于自由的意思决定,结果行为不过是在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的意思决定的实现过程,所以应负责任,有一定的道理,因而赢得一些学者的赞同。但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1.原因行为不能说是实行行为,结果行为还是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因而它仍然不符合“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2.此说提出行为开始时有责任能力,这里用“行为”概念换去“实行行为”的概念,须知它所说的行为,不等于实行行为,如果认为是实行行为,则将实行行为提到过早的阶段。因而此说仍使人感到有所不足。相当原因行为时责任说,认为在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处于相当因果关系的范围内,能够追究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责任,这一论断有可取之处。但此说的不足是明显的:

一是认为原因行为是实行行为,人为地扩大了实行行为的概念,不符合刑法理论。二是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处罚的根据在于,以基于自由的意思决定的行为为原因实施结果行为,此说对此未给予重视。因而此说也难以令人满意。总之,以上诸说虽然都各有一定道理,但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如何给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以科学的说明,尚有待深入进行研究。

(三)限制责任能力与原因中的自由行为

1.肯定说。主张利用自己的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能够成立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日本学者植松正、西原春夫、大冢仁、野村稔、川端博持此说。如川端教授写道:通说认为,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只在类推间接正犯的范围内,使自己成为单纯的工具,因而使自己陷于完全无责任能力的状态是必要的。即利用自己的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场合,就没有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法理适用的余地。在这样的场合,在心神耗弱状态下的举动是实行行为,从而作为制限责任能力者的行为,应减轻刑罚。然而,这是不恰当的结论。

再者,如果贯彻通说的理论,如已见到的那样,虽然容认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犯罪而实施原因设定行为,但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前,在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违法行为的场合,就必须认为,一方面原因设定行为终了同时成立一个实行行为,他一方面在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了现实的违法行为,作为限制责任能力者的行为,应当予以评价为另外成立的实行行为。然而,它对一个犯罪一个社会现象,看作两个各别的实行行为,是不合理的。这样看来,认为对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适用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法理,可以说是妥当的。[36]

2.否定说。主张利用自己的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不能成立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在日本被认为是通说,团藤重光、福田平、内田文昭、山中敬一持此说。如团藤教授认为,为了成立原因中的自由行为,“首先,第一,使自己完全陷于无辨别能力状态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是使自己陷于单纯的工具。从而,仅仅陷于心神耗弱状态的程度时,其原因行为不能认为是实行行为吧!这样的场合,在心神耗弱状态的举动,其本身是实行行为,从而,作为限制责任能力者的行为不外乎承认刑罚的减轻。”[37]山中敬一认为,在利用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场合,“不是直接的危险创出行为,实行行为被认为是在结果行为的时间,不能追溯及于原因行为,从而适用第39条第2款,不能不承认刑罚的减轻。”[38]

3.区别对待说。主张利用自己的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能否成立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应当区别对待,在意思不连续类型不能成立,在意思连续类型的场合能够成立,平野龙一、内藤谦持此说。如平野教授指出,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有两种形态:第一形态是原因行为者的意思不连续地产生结果行为的意思的场合,例如,饮酒,如果醉酒,在醉酒状态成为产生杀伤的意思的原因的情况。第二形态是意思连续的场合,即一开始就有实施杀伤行为的故意的情况。实行行为时是限制责任能力的情况,是否能够适用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法理,根据上述形态有若干差异。限制责任能力不是单纯的工具,因为保留有改变主意的可能性,所以也有见解认为,利用限制责任能力者的情况,与不是间接正犯同样,不应当适用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法理。的确,第一形态的场合,对限制责任能力者来说,期待醉酒成为产生犯意的原因,比无责任能力者的场合期待更加偶然,所以作为原则应当否定原因性。第二形态的场合,虽然有限制“责任能力”但不改变意思,也是自己的责任,由于是“限制”责任能力,改变意思是困难的,因为为了其实现的是自己的意思,所以将两者结合可能追究完全的责任。[39]

以上诸说,我们认为,当以肯定说为妥。因为利用自己的无责任能力状态,负完全的责任;而利用自己的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只要求负部分的责任即减轻处罚,显然有失均衡,从刑事政策上看也不合理。所以,只有采取肯定说,才能解决这些矛盾。

(四)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与实行的着手时期

在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场合,何时是实行的着手时期,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1.原因设定行为开始说。认为原因设定行为的开始为实行的着手时期。此说被认为是通说,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植松正、大冢仁、福田平、香川达夫、吉川经夫等持此说。如植松正写道:“在这种场合(按:指原因中的自由行为)

,尽管实施结果惹起行为时不存在责任能力,但因为设定其能力障碍的原因行为,例如饮酒行为的当时,精神上没有障碍,是处于自由的状态,所以被命名为‘原因中的自由行为’。这样,被解释为适应行为人原因设定行为的当时责任能力的程度而应负责任。从而,这里如不解释为以原因设定行为的开始为犯罪行为的开始即实行的着手,就不能维持同时存在的原则。为此,将从原因的设定到事实的实现的全部行为作为犯罪行为来把握,必须将原因设定行为作为与构成要件的实现密切相接的行为来理解。“[40]

2.后行行为开始说。认为后行行为的开始为实行的着手时期,或者说现实的结果惹起行为为实行行为,川端博、西原春夫等持此说。如川端博指出:通说虽然将原因设定行为看作实行行为,但这是将实行行为的范围不适当的扩大,将实行的着手提到非常早的时间,是不妥当的。通说根据客观说的见地,在通常的场合,虽然将定型的实行行为的开始时间,解释为实行的着手时期,但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场合,将这样的行为前的原因设定行为的开始,解释为实行的着手时期,这不能说是采取统一的理解。通说是基于间接正犯的类推,然而,即使间接正犯的场合,必须将利用行为作为实行行为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实行的着手时期,应当认为是法益侵害的现实的危险性产生的时间,即使在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场合,这样的情况也适用。即不是原因设定行为的时间,而认为后行行为开始的时间是实行的着手时期。[41]

比较上述两说,我们认为后一观点是合理的,因为原因设定行为,尚未开始侵害法益,不符合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谈不到实行犯罪,如果认为是实行行为,在以后没有发生法益侵害时,就应当认为是未遂,这样的结论是不合理的。而正是结果惹起行为造成法益侵害,符合实行行为的定型性,是实实在在地实行犯罪,所以,只有认为后行行为即结果惹起行为的开始是实行的着手时期,才与刑法理论上关于实行行为的观点相一致,并可避免出现上述不合理的结论。

(五)适用范围

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在如下场合适用:

1.故意犯的场合。对故意犯,为了承认原因中的自由行为,除认识原因行为外,还要在原因行为时有实行犯罪的决意即故意。再者,因为成为刑法上评价对象的事实是结果行为,所以结果行为必须符合构成要件,并且是违法的,同时在结果行为之时存在故意。如果犯罪的结果基于自由的意思决定,是能够追究完全的责任的,利用自己的心神丧失或者心神耗弱状态实现犯罪意思也不一定必要。

结果行为(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实行行为)要求是基于原因行为时的意思决定而实施的故意行为。所以,在产生与原因行为时的意思内容不同的结果的场合,对结果行为不能承认故意犯。例如,以杀人的意思饮酒,陷于病理醉酒的结果而实施盗窃时,不构成盗窃罪。这样,对故意犯,为了能承认原因中的自由行为,要原因行为的故意连续到结果行为。但是以杀甲的意思杀乙的场合,在法定的符合的范围内,应当认定是杀人罪。在结果行为的阶段,关于故意的存在是否常常必要,虽然有(1)肯定说(中森喜彦)与(2)否定说(藤木英雄)的对立,但既然要求基于原因行为时的意思决定而实施结果行为,至少要有与结果行为的意思的连续性,所以肯定说是妥当的。顺便指出,以杀人的意思为了壮胆而饮酒至于泥醉,就那样入睡了的场合,因为该饮酒行为未至于未遂所必要的实行行为的阶段,所以不构成杀人未遂罪。

2.过失犯的场合。为了承认过失犯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第一,原因行为时对自己以精神障碍的状态惹起犯罪结果的可能性可能预见却没有预见的不注意是必要的。再者,虽然也有认为实施违反注意义务的意思决定是必要的见解,但因为结果行为基于原因行为时的不注意的意思能够追究完全的责任,所以这样的见解不妥当。第二,作为结果行为的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必须是作为原因行为时的不注意的结果而实施的,即原因行为时的过失与结果行为之间有相当的因果关系,要能承认过失的连续性。例如,多量饮酒致陷于病理醉酒有加害他人危险的人,不注意饮酒致陷于心神丧失状态而杀人的场合,杀害之时即使无责任能力,但因为其杀害的结果是由于饮酒行为时的不注意惹起的,所以构成过失致死罪。[42]

德国学者耶塞克等对故意与过失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也作了论述。他们写道:被认为故意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是行为人以故意惹起自己的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并且在这种状态下已故意遂行在原因行为之时故意所指向的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情况。从而,故意必须既指向缺陷状态的惹起,又指出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遂行本身。所为的遂行之际虽然是无责任能力但允许故意构成要件的适用,决定性的是,继续给所为以作用的行为意思,基于这种意思的所为决意有责地被形成。能认为过失的原因中自由行为的,是行为人以故意或过失惹起自己的无行为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并且此时将实现是该状态的特定的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能够计算在内的情况。过失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惹起无责任能力本身不能说已成为符合构成要的过失行为;责任能力的丧失在最终被实现的法律上的构成要件没有包含时(例如,自己醉酒,不能说就是德国刑法典第316条意义上的“驾驶汽车”属之),过失责任借助原因中的自由行为这一法的形态,必须能从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以前为行为引出。[43]

上述日、德两国学者对过失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论析,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对故意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则意见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他们对过失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的论述是可取的;对故意的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日本学者大谷实强调在结果行为之时存在故意,则值得研究。因为当结果行为之时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虽然可以这样认定,但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后,是谈不到故意或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在原因行为之时存在着对引起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故意和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结果行为的故意。因而我们赞同德国学者耶塞克等的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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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责任论文篇5

 

2018年以来,**镇党委深入贯彻中央、市委、县委关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狠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坚决种好“责任田”、守好“主阵地”、汇聚正能量,根据县委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自查整改的要求,**镇高度重视,召开班子成员会议专题研究,对照监巡办文[2018]37号和监宣文[2018]25号文件精神,认真自查整改,研究制定相应整改措施,现将自查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所做的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镇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建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第一责任、直接责任、和“一岗双责”。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并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坚持做到与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査、同考核。党委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要工作亲自布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战线及联系部门意识形态工作。党委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报告中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阐述。 

2、深化政治理论学习。持续推进党的19大精神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系列讲话重要精神,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导向作用,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安排有意识形态专题。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导向作用,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安排有意识形态专题。将“两学一做”活动引向深入,形成常态。

3、把握正确方向导向。**镇党委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作出工作安排。镇党委始终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树立起思想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措施怎么强化都不为过、要求怎么严格都不为过、工作怎么落实都不为过。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对待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坚持“红线”不能逾越、“底线”不能突破、“主线”不能偏离,做到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念好“紧箍咒”。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工作丝毫疏忽不得、懈怠不得、侥幸不得的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舆论主导权,加强正面引导。

4、明确工作举措。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党建重要内容并纳入年度工作计划。与各党支部签订了《**镇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全面梳理明确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具体举措与任务。同时,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将党风廉政纳入“三会一课”重要内容,充分发挥镇纪委作用,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社情民意调查。配强镇、村级网格队伍,加强人员培训,积极做好本地舆情的动态收集研判。同时,建立重大舆情应急预案,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舆情态势平稳。

5、壮大主流文化。广泛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宣传教育,提升“四个自信”大力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活动,广泛实施文明行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大力弘扬文明新风尚。组织评选了一批十星级农户、五好家庭、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等。结合全县百日攻坚,实施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秸秆禁烧、人情风治理、非法宗教场所拆除等专项行动,结合“三大攻坚战”、扫黑除恶、人情风治理等工作,大力加强宣传引导,促进乡风民风好转。结合全县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弘扬红色革命历史传统文化。

二、存在的问题

**镇党委在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六个纳入”存在不足方面。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全落实到位,2017年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没有将意识形态内容纳入进去。

2、“四个责任”没有压实方面。意思形态工作责任落实中具体行动不足。在工作中落实会议精神、印发文件的多,深入村组、农户还不够。平时对基层党支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检查也不够,导致部分村第一书记及支部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不深,站位不高,带头作用不强。

3、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知识和能力欠缺方面。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有对主要领导干部要求高,对一般干部要求低;对干部要求多,对普通党员要求少的问题。干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欠缺,普通党员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不够。

4、重点部位与重点人群意识形态风险加剧方面。**镇历史遗留问题多,信访矛盾突出,特别是随着今年来稻田养虾模式推广,导致**镇土地矛盾突出,风险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较多,在当前新媒体,信息技术发达的形势下,存在安全隐患。

三、整改的措施

1、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迅速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针对党委班子及班子成员个人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2018年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的内容。

2、压实四个责任。以主体责任落实带动四个责任落实,镇党委积极谋划把责任担当时时扛在肩上,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压实驻村第一书记及党支部书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纳入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一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

3、抓好理论学习。以中心组学习为龙头,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重点,以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内容,创新理论学习方式,丰富理论学习内容,不断完善落实好理论学习活动,增强理论学习的广度和深度。采取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对组织开展学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定期抽查;定期检验学习成果,将检查结果运用与干部的个人考核中去。

4、提高工作能力。针对农村意识工作中干部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强化组织措施,解决“不想抓”问题,把意识形态工作列为干部任用考核范围,通过培训提高理论素养和工作水平,不断完善保障措施,使基层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有依据、有底气、敢下手,提高干部队伍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水平和战斗力。

5、积极化解矛盾。对当前以及历史遗留矛盾问题来一次大排查,积极研究解决方式,将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镇党委将对照问题及整改方案,不打折扣开展整改,强化思想引领,营造良好氛围,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精神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笔强化“四个意识”,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建立长效机制,严格落实**镇意识形态工作“四个责任”,发挥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力量,促进全镇政治社会生态向良向好发展。 

 

生态责任论文篇6

一、企业绿色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升级版,是实施绿色发展和实现绿色崛起背景下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的更高要求,其内涵更加丰富,体现了时代特色和要求。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理论界一直未形成统一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如利益相关者理论、三重底线理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理论等。王新爱(2011)在其论文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除了包括为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及服务和为投资人创造利润的有效经营责任之外,还包括对员工、消费者、政府、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和进行环境保护的环境责任,依法经营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关注提高社会效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层次价值追求。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企业价值观念,一种经营理念,一套管理原则,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性。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关于企业绿色社会责任的定义,国内学者的研究还尚属初步,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叶六奇等(2010)认为企业的绿色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要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产品安全,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存。蔡叶利(2008)提出公司承担绿色社会责任是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环保领域的延伸。可见,多数对于企业绿色社会责任的描述主要是把环境责任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本文认为,企业绿色社会责任是对企业以科学发展为宗旨,以绿色发展为手段,以营造健康的内外部环境为线索,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一种健康经营理念和管理原则。其本质就是要求企业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态度,自觉做到人与自然、组织与公众、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强调企业对相关公众以及社会、自然的贡献性。

企业作为法人,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利,因此有责任参与解决一些超出自己正常范围之外的社会问题。当然,权利要得到约束,才可以有效规避寻租行为。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法律或者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公司应树立承担绿色社会责任的新理念,对于建设协调可持续的经济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践行企业绿色社会责任的阻力分析

1.企业经营的短视效应

多数企业经营都在寻求一种“短、平、快”的发展模式,醉心于降成本、抓效率等可以实现更高经济效益的管理研究,从而忽视了社会效益的实现以及由此给企业长远发展带来的问题。此外,环境治理的成本短期内无法回收,即使有回报,收益也难于测量;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等绿色环境也非一日之功、一家之力就可以实现的,所以,在这样的企业价值观以及竞争压力的影响下,一部分企业选择忽视社会责任、漠视环境恶化、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就不足为奇了。

2.企业经营的义利相悖论

企业之“义”,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更高一层的涵义是企业绿色社会责任,“利”是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义利”之间是一种怎样的辩证关系呢?长期以来,很多经营者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意味着更多的投入,如购置环保设备、研发新技术、提供丰富的员工福利、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等等,无一不需要大把的资金投入,这就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上升的成本短期内又不能在产品价格中得到补偿,因此降低了盈利能力,于市场竞争不利。所以义利是相悖的,是不可兼得的。在这种认识下,企业很难有积极性履行社会责任。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有理有据,然而这正是企业急功近利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错误逻辑。

关于义利之间的关系,古语有诸多论述,如:《易?乾传?文言》中有“利者,义之和也”的话,是说人们如果都按照义的要求行事,相互之间关系协调,社会稳定,则每个人都能得到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应的一份利益。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的话,即代表名誉的义是可以生利的,他教导人们在认识上要“见利思义”,在行为上要“取之有义”,在实际效果上要“先义后利”,在价值上要“重义轻利”等。由此可见,义利之间不是表面上的相悖相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要做到“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就能够实现责任与利益的对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赢,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今,社会责任投资(SRi)的概念正在悄然兴起,它是指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之外,加入对社会伦理性标准,如企业对法律的遵守、对人权的尊重、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环境等问题的关注。以此作为选择投资对象的尺度。社会责任指数良好的企业,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和追逐。这表明负责任的社会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赢利的同时为社会创造财富,实现更大意义上的社会价值。

三、实现企业绿色社会责任的路径分析

实现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一方面要依靠外部力量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是提高企业履行绿色社会责任的自觉性。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中所言,“只有当企业、工厂成为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问题的制造者的时候,人类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

1.完善制度建设是保障

(1)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企业实现绿色社会责任,一方面我们强调这应是企业的自觉行为;另一方面,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完全寄希望于企业经营者的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在道德与利益的天平上,经营者往往被利益所引诱。因此,必须引入外部约束机制,即完善制度的建设。一方面,制度的刚性约束对不遵守规则的个体或组织进行约束和惩罚,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买单,使之付出违规的高昂代价;另一方面,对守法经营者起到了保护作用,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倒逼效应。

(2)制度建设的内容分析

制度建设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依靠行政管制。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转型,实现绿色发展,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执法等综合行政手段,如制定完善环境补偿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绿色信贷制度、市场绿色门槛准入制度等,对企业履行绿色社会责任给予外部的强制和引导,继而内化为企业的自觉行为。

另一方面是完善绿色市场化机制。传统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能实现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因此需要建立与绿色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态化与市场化有机统一的现代市场制度,即绿色市场经济制度,包括绿色经济运行目标机制、绿色经济动力机制、绿色经济要素优化配置机制、绿色经济激励机制、绿色经济保障机制、绿色经济决策机制、绿色经济协调机制等。只有建立绿色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生态要素和社会要素“内生化”的生成体制机制问题,真正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绿色转型和绿色崛起之路。

因此,完善制度建设是企业履行绿色社会责任,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保障。

2.树立绿色发展观是关键

企业经营者必须认识到,发展绿色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潮流。发展绿色经济履行绿色责任,不是只要“绿色”不要“经济”,而是以“绿色”为前提,以“经济”为核心,以“绿色”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即“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因此,企业经营者必须树立正确的绿色发展观,从长远角度出发,克服短视效应,自觉履行绿色社会责任,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3.开展绿色生产经营是基础

随着绿色经济的兴起人类即将发起一场绿色工业革命,绿色工厂、绿色生产的概念应运而生。履行企业的绿色社会责任,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现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的“绿色”化,即设计绿色产品、创新绿色技术、采用绿色工艺、使用绿色包装和运输、强化绿色营销、申请绿色认证、建设绿色企业文化和企业绿色环境以及引导绿色消费等,即在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都以“绿色”为前提,评估生产经营活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生态责任论文篇7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我局将本项工作作为了本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建章立制。局长xx同志带头贯彻落实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组织制定了《xx局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计划》、《xx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工作方案》,为我局意识形态责任制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真正履行了岗位职责,形成“一把手”负总责、相关股室密切配合的工作合力,进一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细化、量化、具体化。二是强化工作的领导主动权。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及主体责任意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设立微信工作群,分享时事新闻及相关政策文件,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责任意识。三是健全研判考核机制。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坚持“四同”机制,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目前广大干部撰写心得体会6篇以上,查摆问题整改率达99.6%以上,开创xx局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新局面。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

我局认真落实理论武装大推进,理论宣传大加强,理论研究大深化要求,坚持把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为主要途径,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工作。一是加强培训,构建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出台了《xx局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学习计划》、《xx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xx局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的情况安排表》等文件,建立了xx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制度、考核制度、考勤制度、培训制度等工作制度,对学习时间、内容、人员、质量、交流、检查等作了具体明确,形成了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的良好格局。二是深化学习内容,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道德大讲堂、网上在线学习、干部自主选学等学习体制机制,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交互式领导干部学习平台,我局党支部于2017年10月组织了“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学习会议”、《系列重要讲话》、《谈治国理政》、学习传达市委政法会议精神等专题集中学习6次。三是丰富学习形式,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简报、电子显示屏、经科局门户网站等多种形式,宣传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指导原则、基本要求,并通过向全局干部职工发放《廉洁齐家党员干部教育读本》、《基层“微腐败”典型案例剖析》、《监督执纪问责实务问答》等书籍提高政治意识、服务意识及清廉为民意识,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

三、多举措抓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地生根

(一)完善责任体系,落实工作职责。我局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党组书记为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一是健全责任分工体系。建立党组统一领导,办公室、人事教育股、信息产业股等有关股室落实意识形态各司其职工作格局。与各股室负责人签订《2017年度意识形态工作目标责任书》,建立了分管领导负责、各股室具体分工,一环扣一环、层层相连的工作责任;二是建立责任追究体系。对照党委(支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责任追究13种表现,对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问题的领导干部,依据有关规定进行问责和约谈。

(二)拓展工作载体,提升教育实效。一是深入开展文明礼仪进机关活动。我局下发了“文明礼仪我先行,党员干部作表率”倡议书,倡导全局职工干部礼貌待人、微笑迎人、阳光服务,加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进一步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品德意识,有利于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以全国3月5日学雷锋日活动为切入点,我局制定了《xx局学雷锋志愿者活动方案》并据此方案开展了“雷锋月”的志愿植树活动以及“雷锋在心,志愿同行”之提升自身文明素质活动,采取举办志愿服务研讨会、文明要义学习会、知识竞答比赛以及发放宣传册等形式,不断激励和引导我局干部职工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提升自身道德文明素质,塑造团结友爱、勤于劳动、甘于吃苦、乐于服务的经科形象。

(三)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共管格局。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下发了《xx局领导定点帮扶贫困户制度》《xx局首问责任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等10多个文件,健全了局党组定期听取意识形态工作汇报及研讨机制。二是健全防控体系。对我局信息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知识技能培训,提升专人管控信息的精确度,对我局门户网站、企业申报及备案登记、报纸刊物等统一登记,对重大思想理论和舆论问题凝聚共识。三是定期进行研判。积极发挥党组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个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建立以党支部为中心,股室相互联系机制,实行信息互通共享,将意识形态工作与稳定安全、经科工作一起部署,定期研判,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四、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在舆论引导与对外宣传中,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尊重舆论宣传规律,讲究舆论宣传艺术,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全市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进一步健全完善新闻“三审制”,搭建信息互通的平台,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及突发性问题及时尤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别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导主动权。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投入3余万元,设置了单位电子显示屏用以政策宣传等,在大院内粘贴大幅海报宣传“两学一做”、廉政法治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等内容,强化宣传载体建设。

五、立足当前抓谋划,助推工作上台阶

生态责任论文篇8

 

2018年上半年,******在师市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师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党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按照师市党委宣传部的要求和年初******的工作安排,紧紧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兵团的职责使命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新的要求为根本,按照兵团党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兵团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精神和师市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师市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意识形态相关要求,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切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一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后,及时调整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研究下发了《关于印发******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意识形态工作测评考核办法》等文件。二是明确了分工定责任。确定了******主要负责人为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带头承担好党委领导班子的主体责任,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管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同时也明确了分管领导和其他领导班子领导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分工,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为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服务。三是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安排部署。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了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及时学习传达贯彻有关文件精神,重点学习了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自治区、兵团及师市相关文件精神,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使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四是签订责任书,层层传到压力。通过签订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所属党总支(各支部)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为贯彻落实精神及上级党委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将意识形态工作内容层层传导,工作责任层层压实,推动和改进新形势下局属党总支(各支部)意识形态工作奠定基础。五是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在QQ、微信等网络平台、转发政治敏感信息或其他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不以职务身份在网络平台上注册账号、建立群组,避免在论坛、群组等平台上暴露单位职务等身份信息;不得通过政务邮箱、微信等网络通讯工具传输涉密信息、处理涉密工作内容;需在网站上的政务信息,要经严格遵守“三审”(部门领导、分管领导、主要领导签字)制度通过才能在网上;层层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坚决不信谣,不传谣,不妄议。

二、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思想认识。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单位年度工作目标,并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切实抓好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理论学习第一位。一是******坚持理论中心组学习每月不少于1次,今年上半年***中心组学习共13次。***坚持半年研究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半年总结和通报一次,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组织党员干部职工集中学习每周不少于1次,基层党组织书记学习每月不少于1次。理论学习采取集中学、自主学习、讲党课等方式,反复学、扎实学,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开展,确保将精神深刻领会,并学以致用贯彻到日常工作中。

三、狠抓党建工作,强化意识形态。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抓好党建是关键。一是科学部署党建工作。年初,按照师市党委组织部2018年工作要点要求,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围绕新形势、新要求下党建工作的重点,制定了全年的党建工作要点,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以“访惠聚”工作为抓手,以党的建设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为着力点,全面加强***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切实促进***党建“提质增效”。二是严格组织生活。***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上半年,各级领导班子带头讲党课40余场,学习人数2000余人,开展警示教育1次,参与人数90余人。2018年,***下发了《******党建工作考核细则》、《******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生活规范化建设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强化对基层党建工作的考评力度,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水平。

四、加强队伍建设,筑牢阵地管理。

一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加强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精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等主题,在***微信平台、网站上做好内部宣传,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半年,***内部发稿50余篇,外部刊稿30余篇,为***创造了良好内外部舆论环境。二是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执政目标、体现执政水平的基本队伍。***在每个部门、每个基层党组织、非公企业都选配了宣传思想人员。为了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正面教育,深化理论武装工作,党员强化主人翁意识,不仅要信仰坚定,坚守“六大纪律”,对党的事业高度认同,而且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领路人;严格管理意识形态阵地,确保内容安全、传播安全。切实管理好辖区各类宣传内容,今年上半年,按照师市党委宣传部的要求,***辖区共清理不符合要求的宣传展板500余个;加强互联网宣传阵地建设,***现有44名网络评论员,30名网络舆情检测员,网军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充实。***与辖区40余家网站签订了网络安全责任书。

五、增强监督实效狠抓意识形态。

加强督促考核,是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的有效抓手和“指挥棒”。一是今年5月,***组成2个督查组,对15个基层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情况和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情况开展实地督查,打通了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二是***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委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述职报告、履行党建责任制的重要内容,6月,***班子成员把意识形态作为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重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较好效果。三是建立意识形态工作定期分析研判机制,全面排查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隐患,及时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对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开展谈话提醒、诫勉、函询,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到实处。按照《师市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第十条所列情形,***及时进行了梳理、研判和问责。如:今年,河沿工作站3.04案件发生后,******班迅速应对,加强研判、果断处置,牢牢占领意识形态主动权。河沿工作站原站长冯保林任职期间参与非法传经讲经活动,现已被公安机关收押;河沿工作站原党支部书记张振东2005年-2011期间对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上,没有站在第一线,没有带头与错误的观点和倾向作斗争,今年3月和6月******对其进行了免职和开除党籍处理;河沿工作站计生专干张莉、治保主任何银忠对宗教思想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致使河沿工作站出现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等情况,现已解除劳动合同,今年3月送转化中心接受转化教育。又如:近几年,随着***的发展,建筑工地的增多,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租住民房,给工作站的管理和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今年,为了有效遏制农民工租住民房,***领导及相关部门多次深入工作站调研,耐心给村民做宣传教育,召开研判会,制定相关文件,及时遏制了农民工租民房问题。目前***7个工作站外来农民工租住民房数量为零,社会秩序明显好转,有效控制了局面。

六、加强宗教管理,大力去“极端化”。

(可加QQ联系3247328032)

七、加强精神文明创建 创新活动载体。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生态文明建设等,在各工作站(社区)活动场所,做好公益广告悬挂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栏张贴工作,营造文明和谐社会氛围。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从元月份至今相继开展了“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会、送春联、剪窗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除极端化”农民画专题展、“新中国成立之初进疆女兵”图片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猜灯谜活动、庆“三八”系列活动、庆“七一”系列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60余场。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丰富了新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同时,***做到党员干部结亲和发声亮剑全覆盖,***92名干部职工全部与少数民族结了亲戚,今年已开展了五批次“结亲周”活动(目前第五批已经入住亲戚家),开展发声亮剑60余场,发声亮剑人数280余人次。

八、存在的问题。今年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一是***重经济发展,轻意识形态工作,没有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协调起来抓,工作安排部署多,检查落实少;二是虽然设立了网评员和网络监管人员,但是网评员和网络监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还有待加强。基层从事意识形态人员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理论功底有限,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知识结构更新不够快,思想观念相对滞后,难以达到新时期基层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准和要求;三是群团组织作用不凸显,文化阵地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尤其是基层,活动经费少,群众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少,在参加文艺表现等方面积极性不高;四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比较单一,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生态责任论文篇9

一、社会责任会计含义: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利益相关者理论

1968年美国会计学家大卫弗林斯最早提出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并进行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社会责任与传统会计的有机结合,是会计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应用。大卫?弗林斯的社会责任会计概念理论基础是利己主义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美阔会计学家斯雷克?莫布雷认为,公共部门的许多社会后果与经济后果,来自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社会责任会计应对其整理、加工、分析和评价,并向公共部门报告。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是公共部门。

美国会计学家艾哈迈德认为社会的许多不利影响.来自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社会责任会计应核算、披露企业的不利影响和治理其不足之处在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不反映企业对社会的有利影响.企业报告社会责任的主动性缺失。

曰本会计学家番田嘉一郎提出社会责任会计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社会责任会计应核算众多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其目标是社会财富(而非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生存依赖于被社会认可的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服务对象包括股东、债权人、供货商、社K.政府.消费者等相关利益人。

在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中,社会责任的服务对象不断扩大,从公共部门—整个社会;职能不断完善.从信息的分类、加n、分析和衡量—不利信息的治理和补偿.,最后研究的中心是企业和汁会关系。n丨:述社会责任会计的含义界定不够具体本义经过研究得出社会责任会计是财务会计学的分支,核算,计量和报告依据会计准则(阳秋林,2006),运用数观统计等多种方法,反映、监督企业社会责fe的履行情况,向相关利益人报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以增进扑会福利,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责任会计目标:从决策有用观到受托责任观

(一)决策有用观的驳斥

FaSB(1978)认为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观。iaSC(1989)提出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观。

雷曼(1995)反对决策有用观,批驳该观点信奉由市场经济,企业的社会责任依靠市场来完成。然而,市场是不完善的,企业是H利的经济人。它们为了自身利益常损害社会利益,正是这一状况,社会责任会计才应运而生。伯克斯蒂和朗林(1983)批判决策有m丨观认为FaSB的决策有用观存在福利性假设,如优化资源配肾服务公众利益。然而,现实市场中.资本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致使企业行为损害社会福利,伯克斯蒂和朗林(1983)得出:“在现实世界中,决策有川观+能成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

(二)民主受托责任观

格雷(2ooi)自先提出r社会责任会计的受托责任目标企业使用社会资源,理应向社会各方报告社会责任的履U悄况威廉姆斯指出社会责任会计的受托责任观是企业使用资源、提供倍息的权利义务行为。

格雷早在1992就指出了企业逋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民主性和社会性⑴。企业与社会存在隐性“社会契约”,亨受良好的经营环境、消耗社会资源,应该向公众报告社会责任信息。并且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法规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服务的对象、披露信息的内容(布朗和费热,2006)如,投人信息、生产信息、贡献信息。信息的应使州事项法,满足不同公众对特定信息加X、整理、分析的需耍.形成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式民主的理念。

(三)道德受托责任观

雷曼(2002).认为,格雷的受托责任观不够彻底,很难生成公正的社会赶任信息。人权、祸利、工作等“基本物品”对公众域存用,并且比其它物品更重要,但却不具有市场价值,决策仃用观忽视这些基本物品信息,认为会计的职能是核算数据,不报告社会责任信息。然而真实社会中,企业承担荇社会责任.需要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促进企业的和谐、持久发展,需耍数字和非数字的语言表达,披露使用社会资源的理由和w此产生的结果。世界经济论坛(2012)也倡导公平、非歧视、机会均等的社会责任目标,因此,雷曼的公平、正义标准,属于激进的受托责任观道德观。

三、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基础: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甩德曼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t他认为企业经营产生更大的盈利就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企业是股东的私产,对股东负责,不应承担社会责仟斯密认为,企业根据股东利益最大化理念,能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企业社会责仟推给市场,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市场并不能服务社会利益,常损害公众利益(格雷,2002)新古典经济学不是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布朗,2006)。

(二)合法性理论

拉马纳森(1976)首先倡导社会责任会计的合法性理论,公司决策者的行为和战略要相同于居民社会文化.企业被认同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萸尔和韦布,2005)和顾客忠诚度(马琳、萨尔瓦多和路易斯、艾莉西亚和鲁维奥,2009),企业要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谣来完成这一认同。林德布洛姆(丨994)指出.合法性理论成该使用合法化的过程去实现合法性理论考虑了社会群众,似不能真正考虑社会群众的利益。因为倡导股东利益在居民利益之上,公司社会说任会计的履行以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利益一致为条件。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持续发展依靠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摒弃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斯坦福大学,1%3)?利益相关者利益均等。企业的经营理念是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而不是股东至上(詹森和麦克林,1976)。企业的资产基础包括债权人的债务资本、供货商的信用资本、雇员的人力资本、公众的支持和政府的经背环境资本,企业应该给以回报,赢得公众信赖(琼斯和威克斯,1w5、李,2008、柯尔克,2011)。

利益相关者理论有两大进步:一是利益相关者平等;二是接受利益相关者监督

(四)政治经济学理论

菩提(1986)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各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利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社会责任会?的理论基础会计学家森科(1980)批评弗里德曼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错误假设,提出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财务数据。施勒和库柏(2004)首次使用政治经济会计学术语,企业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经营,常损害弱势群体利益。波特和克莱默(2011)认为,会计的职能超出f对企业经济行为的数字披踮社会责任会汁既是经济问题,乂是政治问题似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官僚主义,易导致“大花板效应”,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巴登,2009)。

四、社会责任会计披露方法:从问卷调查到大样本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社会责任信息报告先后经历了声誉法、会计法、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和数据库法。

声誉法是给企业设定一些社会责任指标,赋予不同分值,以问卷的形式让居民等评价人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情况打分u汇森和阿尔伯特(1979)指出应答者对企业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存在信息不对称,加之应答偏见,同一个企业会有不同的得分,所以研究结果质量低。声誉法很少被研究者使用。

会计法是把企业魄行的社会责任信息划分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资产和社会负债,运用会计信息系统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肖那和爱波斯坦(1976)对美国aBt联合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使用会计法进行研究。迪尔克斯(1979)对Stage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也运用该方法进行研究,马哈帕崔(丨984>对五类企业盈利能力、污染支出、系统风险的相关性运用该方法进行研究。拉马纳森(1976)指出,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计法无法进行市场检验。斯顿(1982)指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资产和社会负债在部分领域会计法不能进行计8,当前,会计法也很少被研究者采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指数法由蒙逊和雅培(1979)首先提出,假设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问题越多、数it越大,则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信息质m越高。并用该方法对财富五百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年度报告进行研究,计算SiD指数。此后,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中,指数法成为主要方法£阿乌加和辛格(1981)、理查德森(2001)、库克和哈尼法(2005)等均运用指数法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布斯(1987)评价指数法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准确。但缺点是不研究信息披露质量(伦德郝姆和朗格,1993)。

内容分析法运用加数法计算企业披露履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数量,主要依据是字数、句数、页数。艾哈迈德和杰哈(1990),坎贝尔(2003)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根据字数计算。乔伊?史密斯(2005)在坎贝尔的基础上增加了句数和页数计tt。该方法具有主客观相结合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类,实行大样本研究的优点,缺点是信息小类确定具有主观性。

数据库法。企业社会责任专业评估机构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来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效果最好的是KLD多维指标,包括企业文化、员t和谐及多样性、环境绩效,产品质量、社会认同、契约执行、原子能、南非业务等(阿盖兰斯和古德,2005)。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数据库评价社会责任客观,但数据库是一个动态数据,且多数来源于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构建成本高。

五、社会责任会计的实证研究:从百家争鸣到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布拉格登和马林(1972)、鲍曼和海尔(1975)运用价值法实证研究得出社会责任屉行与股利正相关。海因茨(1976)、格因特(丨977)实证得出公司社会责任和股东每股收益正相关,但使用价值衡量法对证券市场研究取得的结论不相同?莫斯科维茨(1971)得出企业良好的社会价值行为促进股票价格上涨。万斯(1975)的研究结论相反。亚历山大和布赫霍尔茨(丨978)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股票风险关系进行研究.两者没有相关性。孟森与雅培(1979)得—152—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股东投资报酬率不相关。从上可知,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和企业价值关系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

海斯格特和科特(1992)对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好的公司与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差的两类公司对比研究,前者的企业价值较大。波拉斯和科林斯(1994)对注重企业社会责任且披露及时与注重企业短期行为信息披露不及时的两类企业进行研究.从长远看前者的财务反映好于后者。拉奥和汉密尔顿(1996),福特曼(1997)研究不良经营行为企业,结果企业业绩下滑。白求恩(1998)验证出没有成本收益优势“徘徊其间”的企业,通过对产品使用者的忠诚服务可扭亏增盈。米勒和贝瑟(2001)大样本研究了675家小企业,结果是社会责任行为积极的企业,经营效果良好。希尔曼和凯姆(2001)对企业社会责任及相关利益者对企业价值影响采用大样本回归分析研究,得出两者正相关,利益相关者管理对提髙企业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约翰逊(2003)对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的两类企业进行研究,社会责任行为积极的企业带来利润增加,而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业绩下滑㈧41。波特、克拉姆(2002)和威廉斯(2006)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提升企业业绩战略资源。内曼等(2007)对企业网站的社会责任报告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企业价值不具有规律性,有些企业两者正相关,有些企业两者不相关,雇员利益、产品质量和企业价值正相关,社区环保利益和企业价值局部相关。伯内特、罗伊斯和汉森(2008)通过对电力公司的污染和绩效关系研究.得出积k的环境绩效管理能降低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境效率D蔡(2010)研究韩闻企业得出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指数正相关。

由上述可知,社会责任会计实证研究是&家争鸣,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的实证研究结果,但近年来存在一种趋势: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或在某些方面)正相关。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加人利益相关者贡献,进行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表现出科学性和可行性。

六、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评述

(一)国外社会责任会计述评社会责任会计不同于传统会计的思维,是全新的一个会计分支,具有多学科知识,如行为科学、经济学、数理统计、信息论、政治经济学等,会计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绿色会计”、“可持续会计”、“环保会计”等社会责任会计具有了监督、推动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职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计量、披露从空中楼阁成为现实。社会责任会计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传统会计的批判。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决策有用观fl标。社会责任会计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产生于物资缺乏、生产力落后的卖方市场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企业的包容力很强。而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买方市场时期,企业行为、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决定企业的发展。企业理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相一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增进企业价值,使所有者权益增加,产生合法性理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跨国公司大量涌现,竞争苒、供货商、分销商、消费者、职工、政府等利益息息相关,企业的发展壮大依靠利益相关者的协同.企业价值链由各利益相关者活动组成,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但上述理论尤法解释周期性烃济危机等市场失灵给社会经济和居民福利带来的破坏,市场的制度背景和有组织导致r社会赀任会汁的阶级性,其参4_民收人初次分配的职能影响若不同社会阶的利益,由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这种分配导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政治经济学民主社会的新思维很快成为会责任会计增进社会福利的新论会计成为变笮社会分配的动力。

第二,规范会计縄论研究。与传统会计不同。社会责任会计是经济高度发展出现的新的会计分支,具有崭新的会i十h标.必须建造全新的会汁理论抿架以服务会计n标(拉曼纳森,1976),规范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然后引导出良好的会计实务实证会计现论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出假设,用证据判断其真伪w为各p)会计准则对企业会计问题规定很少,所以企业的会计报告很难找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即使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也不能做到“标准公允”和“信息公允",加之,社会丧任会实证理论研究缺乏,学枵们众说纷纭的假设根本没有可获得的企业社会责任倍息数据接验证,所以: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取点应该m?规范会i丨理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优点是没行假设、偏好,逻辑推理严密当前,企业社会责任感缺乏,完整、成熟的规范会计理论框架来指导企业的社会责仟行为:罗伯逊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描述企业的社会价值活动,涪要从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开始,贝瑟也持相同观点。

第三,开放性社会责任会计是各学科相互交叉的集合体在其发肢历程中理论在发肢、内容在丨;.富。从单纯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社会利益—全球利益,坏境问题(社会资源竹约和浪费、环境污染和恢铋)、消费者利益(产品质tt和服务)、公众福利(慈善、捐赠、杜区利益,弱势群体救助)、鹿员福利(生产坏境、就业、安全.健康及教_),其他利益(权利平等、信川保障、道德,文化、通货膨胀、壮界和平h还包括今天的和谐社会、绿色环保、低碳排放。

闻外社会赉任会计研究存在的不足:首先,没有明确社会责任会H?不仅仅是企业的会计,在社会责任会计概念研究中,没有闸明杜会贞任会计的信息质量特怔,如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实证性.公平性、可审计性。其次,在目标和理论基础的研究中缺少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会计因素如建*可持续发展会计(即牛态会计和服务会计)的理由:绿色生产、稀缺资源、企业压力、法律限制、企业文化道德'企业律垴后,没能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加大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如缺少交易许可权、环境税,总量-交易计划、现值技术、成本收益原则等工具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缺少不同国家法律结构和财政结构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我闸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和实证研究较晚,并且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环境。当务之急是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并增加理论研究的协调资产?

(二)构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

1.我闻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生态受托责任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逮设已经取得厂举世一目的成就,

人民福祉、社会基础建设巳得到很大改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生态的极大破坏,资源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成稀缺资源,生态需要成为人们第一需要,生态产权成为第一产权企业直接使用公众生态资源,产生公众牛态成木,是第一生态个体,理应向公众报告生态生产和生态改善,赠行生态受托责任,否则,将导致弱势生态产权及生态破坏.当前,我国政府已推行生态市场环境建设.生态计域技术改进、生态认证,生态核算得到程序保证生态受托责任观,不仅能考核企业生态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还能鼓励生态投资,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2.我闰社会主义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我_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引导市场经济眭康发展,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思想,实现r社会责仟会i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我s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荇企业相比承抱着丨:人就业的更大压力,涉及到wi十民生的部门多有国有经济承担,这些部门大多高投入、低回报,所以,国有企业承拘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产生r更多的相关荇利益,w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和理论能激励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如果用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将+利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不利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公平盘争

3.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

我国是社会主义闷家,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市场和利己主义,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只能是股东、债权人和政府我闻当前倡导和谐社会和和谐发展,包括社会各成员和谐和生态和谐,所以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是全部利益相关者(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相关荇利益最大化决定的)。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供应商、消费苕、雇员、社会大众、社区、弱势群体等。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应完整确认、汁童、报告企业社会责任w行信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

4.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

我w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要求企业在追求n身发展的同时,还要承担社会繁荣、生态发展、人民福祉改善的多重任务(特别是国有企业),所以,我国社会贞任会汁的内容不同于德国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会计,也不同于法国的福利主义社会责任会i十.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既包括企业经济效益,还包括人力资源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人力资源效益指雇员薪酬、塥利、医疗、安全、就业、培训等±态效益指企业进行生态投资和生态友好行为(遵循牛.态规律、生产生态产品.提供生态服务、使用生态技术)获得的生态改善。社会效益指企业诚信、良性竞争、安全生产、依法纳税、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捐赠、法律建设(保ilH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5.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

传统会计采用货币计量.但是社会责任会计内容的复杂性决定社会责任会计计量单位的多重性:货币计量.食物计量,劳动计计,并且,劳动计贽、食物计量在某些方面优于货币计算。如.减少雇员工作时间3小时,减少空气噪音30分贝,比货币计m更能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所以,食物计量在某些方面更能客观、全面、具体、真实地反映企业社会责任信息3社会责任会计应该采用定量数据(报表中)和定性文字描叙相结合的方式(附注中)。具体的汁S方法包括:历史成本法、复原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替代评价法、调查分析法、法院裁定法。

6.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实行自愿披露社会责任制度,法国实行强制披露社会责任制度。当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低,且法律不完善,所以应采用强制和自愿披露相结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对于法律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必须强制披露,企业的道义责任采用自愿披露。国家应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如,人力资源效益责任、生态效益责任、社会责任的最低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试点,然后全面推行。给予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以声誉激励,产生声誉优势收益

7.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绩效评价指标

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包括企业经济效益、人力资源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所以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应主要集中在这儿个方面。人力资源效益指标包括:就业人员、员工薪酬、员工培训费、员工事故率、员工满意度。生态效益指标包括:原材料投人产出率、能源利用率、水资源循环率、废品率、废气废水排放tt和处置比率、环保资产金额。社会效益指标包括:企业社会贡献总额(雇员薪酬+退离休人员薪酬+福利+利息+利润+纳税额)、社会捐赠额、社会捐赠率、社会积累率、顾客满意度、矿难次数和死伤人员等U8#。

生态责任论文篇10

一、各项工作完成情况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狠抓意识形态工作落实

学院党委自觉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作为发挥党委领导核心的重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体制与工作责任机制。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组织领导。党委自觉提高政治站位,明确了党委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成立了党委书记任组长,院长、党委专职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其他党委成员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党(总)支部书记为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宣传统战部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指导、组织、协调、督查意识形态工作。

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制定了《学院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明确了党委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和党委书记第一责任,明确了党支部对意识形态的主体责任和党支部书记第一责任,明确了党委及党支部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责任主体及责任追究等,对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各系部及处室负责人实行意识形态工作“一岗双责、党政同责”,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列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运行机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通过学院阳光服务平台、学生班级新闻宣传记者队伍信息反馈、新学期学生思想动态座谈会等途径,加强信息收集,及时掌握和应对意识形态发展态势。出台了《学院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研判联席会议制度》。

(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创建全省一流的卓越高职院为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充分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方面工作的育人功能,挖掘育人要素,完善育人机制,优化评价激励,强化实施保障,切实构建“十大”育人体系。本年度,出台了《学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通过了湖南省教育工委对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督查。

(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抓好理论学习。本年度,学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水平,进一步加强学院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

抓好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认真学习党的精神,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学习领会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学习的主题和主线,紧紧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围绕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通过集中学习、自学等形式,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本年度组织学习了意识形态,党风廉政,脱贫攻坚,全国“两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美贸易摩擦,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21个专题学习。着力提高党委中心组成员的政治意识、看齐意识、核心意识、大局意识,为开创学院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科学指导、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其中,暑期创新中心组学习方式,组织党委中心组成员及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赴延安开展实践学习培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延安精神深深教育着参加学习的学员。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抓好教职员工的理论学习。重点组织教职员工学习意识形态,党风廉政,全国“两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通过组织开展集中学习、讨论,组织教职员工到实践教育基地学习,根据湖南省委、省教育厅,衡阳市委、市委宣传部的要求,邀请衡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衡阳市社科联、市委讲师团专家来院作专题讲座,着力提升广大教职员工的理论水平。

(四)以全面育人为目标,开展校内宣传工作。抓好主题宣传,做好各类常规校内宣传阵地的管理工作。贴近师生、贴近校园生活,突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校内宣传文化阵地的育人作用。

做好校报编辑发行工作。认真做好《通讯》的组稿、编辑、送审、发放工作。本年度,共出版校报8期,其中“党的精神”“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精准扶贫”“教学改革与成果”“文明创建”等内容,宣传了学院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教育教学亮点、成果和校园文化生活,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导向性。

完成校园网日常管理更新。学院努力把校园网建设成为学院的形象窗口,充分发挥校园信息传递、丰富校园文化、服务师生的功能,在校园网设置“学院要闻”“系部动态”“社团风采”等专栏,连同各部门建立的二级网站,成为师生吸取科学知识、感受校园文化、开展思想交流的重要阵地。本年度,共完成各类新闻报道438篇。同时,认真做好校园网信息审查工作,开展了2次部门网页考核工作。

有效进行校内文化阵地建设。突出校内宣传重点,充分发挥校园广播、宣传橱窗、大型户外电子屏、文化宣传墙等校内宣传阵地的作用。本年度,共刊出宣传橱窗、展板150余块,图片新闻8期。对学院办公楼、教学楼门牌号进行标志识别,增补90余块,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文明创建”等重大活动的氛围营造工作。组织全院教职工开展了“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主题演讲、“党的精神和党章”学习知识竞赛等活动,并做好全员教职工“测一测,2018政府工作报告知多少”在线学习及答题活动有关工作。大型户外电子显示屏自开播以来,坚持做到每天进行内容更新及播放,本年度,利用户外电子屏开展了7场重大晚会和活动,日常制作播放近2500个视频节目。

抓好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通过自学、外出培训等形式,全面提高部门人员的工作作风和业务水平。本年度,部门人员共参加校外培训8次。同时,通过参观学习、外请专家培训讲座等形式,提升学院宣传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本年度,共组织全院通讯员培训2次,为校园记者开展新闻写作和新闻摄影培训6次,组织校园记者活动4次。

(五)以建设卓越院校为契机,精心策划开展对外宣传工作

以学院建设卓越院校为契机,创新思路,主动策划,拓展对外宣传渠道,加强与各级各类媒体的沟通和交流,围绕学院在党建、教学、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就,深层挖掘学院各项工作的成果和特色。学院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外界媒体播发的关于学院的新闻报道147篇/次,其中,部级媒体3篇,省级媒体68篇,市级媒体69篇,市级电视台报道7次,为学院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了以“按章办学创一流依法治校谱新篇——财工院发展纪实”为题的文章,在湖南日报发表了以‘劲风鼓满帆匠心创卓越——全面推进“卓越校”和“双一流”建设纪实’为题的文章宣传了学院形象,影响广泛,宣传效果显著。

(六)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着力加强网络舆情管控工作。严格按照上网信息审核制度和二级网站建设管理制度,抓好校园网信息工作。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管理,创新传统思维观念,启用“舆情秘书”监控系统,对互联网新闻、论坛、博客、平媒、视频、微博等载体进行24小时整网监控,有效提高了网络舆情管理能力和水平。做好网站巡查记录表、网络舆情监控和宣传阵地值班登记表相关审查记录工作,确保网络安全,出台了《学院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研判联席会议制度》,举行了意识形态领域分析研判会,加强对各类信息的收集,及时掌握和应对意识形态发展态势。结合重大事件或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问题防控,及时疏导情绪化解矛盾。组建了由宣传统战部新闻宣传专职人员、各部门通讯员和图文信息中心网络技术员三个部分共同组成的网络舆情监控队伍,在师生关注的QQ群、世界大学城、微博、微信、贴吧等多媒体平台上,及时宣传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和战略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发表正确观点,提高新闻舆论引导力。

(七)积极融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努力构建和谐校园

贯彻落实党的精神,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坚持把文明创建作为学院发展的实践创新载体,把融入衡阳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契机,夯实文明创建基础。一是深入开展省市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广大师生参与文明校园创建的积极性,持续提高文明创建水平,建设平安和谐校园,着力提高广大师生的文明素质,营造文明环境,圆满完成文明创建各项工作任务。今年6月,学院荣获衡阳市三星级文明校园称号。12月,学院又被成功推荐入围第一届湖南省文明校园;二是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户外电子显示屏为核心标志的行知广场成为校园文化亮点,用宣传橱窗、宣传标语点缀校园优美环境;三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把道德教育和实践养成融入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一年来,在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内涵建设,深入开展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学院各项改革建设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坚强思想理论保证和舆论支持。

二、存在的不足

一年来,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上级要求,通过认真查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抓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工作与学院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结合不够,有重任务轻意识形态工作的现象,在意识形态工作考核和日常督查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二是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不经常,本年度的意识形态工作专题评议总结活动同上级要求还有差距,对意识形态工作动态进程调度次数较少。

三是学院党委中心组和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在学习方法、形式及手段上,还是比较单一,大部分采取传统的开会、听报告、念文件、学资料、写心得体会的形式,邀请市委、省教育工委领导、专家辅导较少,利用新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较少。

四是宣传工作队伍缺乏活力,且工作积极性不高。一些部门对宣传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一些从事宣传思想文化的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受影响。大部分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科班出身的较少,知识结构相对老化,很难有所作为。

三、努力的方向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确保上级精神落细落实。一是进一步强化学院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力度,从制度上建立完善和加强的政策保障机制;二是进一步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党委宣传统战部组织、协调、督查责任,其他部门分工负责的意识形态大格局;三是广泛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宣传,形成全院师生员工人人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四是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确保中央和省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二)强化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向党中央看齐,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到学院工作的各项工作中,细化任务,督促落实检查。严格落实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研判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