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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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人类健康；经济发展；辩证逻辑
一、引 言
市场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其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举世瞩目。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以不容小觑的速度持续恶化，并逐步侵蚀着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据统计，2012年全球约有1260万人的死因是“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约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4；①每年全球有1/10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导致42万人死亡；②1990年到2013年期间，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上升了近50%，全世界近10%的人口受到影响，精神疾患占全球非致命疾病负担的30%。③可见，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演讲，他指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并认为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两类人力资本形式。④此后，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研究不断丰富，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部分学者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继而通过模型和实证得出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①二是分析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类分析大多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和健康投资进而提高健康水平。②三是研究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③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陷阱”，阐明了健康—污染—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④与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沿着这一思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诸多视角探讨了人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因此必须重构传统社会主义；⑤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资本积累与生态的矛盾引入分析框架，试图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演变方向；⑥法国调节学派则指出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粮食、能源和环境的危机，并认为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转变调节方式。⑦在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部分学者从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生态异化、科技异化等方面剖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负面效应；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观进行了系统剖析，并认为这一思想能够为解决生态问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⑨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促进人与经济和谐发展、实现“全面而自由”的人的设想及实现路径。⑩综上可见，目前关于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大多讨论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则论证较为简单，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剖析则更为鲜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相关分析大多聚焦于“人的发展”，并未对人类健康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也就无法深入探讨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此外，现有研究对人类健康内涵的界定仍相对狭隘，大多将其与身体健康等同，这一界定已不再符合当前“大健康”的时代背景。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位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健康正是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并从经济学视角予以扩展和解读，也即人类健康的内涵包括如下四个层次：一是躯体健康，即指机体处于正常运作、没有疾病的状态，这是人类健康最为直观和基础的层面，目前对健康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局限于这一层含义。
二是精神健康，即“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做出贡献”①的状态，可进一步区分为心理健康（没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病态和疾病）和灵魂健康（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全面发展的人）；三是环境健康，包括生态环境（即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以自然事物为主体的所有外部空间事物是否遭到破坏）和社会环境（即人类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创造的以人文要素为主体的所有外部客观事物是否良好）两个层面②；四是经济健康，即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若经济运行完全以资本为核心，则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运行相对扭曲；反之，若经济运行能够“以人为本”，则经济主体在行动时会将他人利益纳入思考的范围，此时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躯体、精神、环境、经济的健康构成了人类健康的四重内涵，且四个层次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内在逻辑。首先，经济健康是其他三种健康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且直接决定了环境健康；其次，环境健康是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支撑，其直接影响到躯体健康；最后，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是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其中躯体健康是人类健康的较低层次，精神健康则是较高层次。四个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健康”视角下的人类健康内涵。如图1所示。基于上述人类健康的基本内涵，本研究旨在系统剖析现实经济中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关系，探讨理想状态下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继而深入挖掘促进人类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即健康的经济观，并提出重构健康经济观的政策建议。
二、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悖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获得极大发展，在人均寿命、平均营养水平、健康理念等方面均显著提高，因此不少学者直观地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便开始逐渐显露其缺陷，全球相继出现的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严重环境破坏现象，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食品安全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日益侵蚀着人类健康。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日渐凸显，且这种悖论有着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对于市场经济以资本为核心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他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货币便得以转化为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且价值增值的部分由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绝对的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①必然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②而实现无休止的价值增值。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是经济运行中最核心、最凸显的内容，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则反而成为隐在资本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影子。经济运行以资本为核心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观念、劳动行为、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日益扭曲和异化，也即一种不健康状态。（1）经济观念上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使得“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③成为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唯一动机，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人性的冷漠和丑恶显露无遗。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这实质上是人的经济观念的一种扭曲和异化。（2）劳动行为的不健康状态。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生产过程日趋智能化，人类劳动的扭曲和异化程度也不断加深。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日益畸形，真正沦为由机器构成的“死机构”中的“活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劳动进一步成为纯粹的谋生工具，成为高生活成本下不得已、不情愿、不自觉的被动行为。据调查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8.66小时，其中47.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30.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加班现象并不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企业压力下的消极被动行为。④（3）技术进步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创新和使用纯粹由利益所主导，因此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大部分人的长远利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⑤例如，1931年美国杜邦公司将二氟二氯甲烷（也即氟利昂）进行工业化生产，引致长达50年大规模使用氟利昂的时期，导致南极上空出现日益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再如，1993年美国市场率先推出转基因食品之后，转基因食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相反，那些对生态有利、对人类发展有益的诸多进步技术则往往由于缺乏利益驱动而进展缓慢或无法推进。其次，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必会导致环境的不健康状态，进而通过多种途径侵蚀人类的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不健康状态必然导致环境的不健康。（1）生态环境的不健康。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逐总是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度排放污染物等行为，且利益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也常常是污染加强型的。尽管这些行为也会损害资本所有者自身的长远利益，但扭曲的经济观念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眼光相对短视和狭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的十大生态问题，包括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森林锐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均与人类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2）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以资本为核心、唯利是图的经济观念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劳动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高强度、高负荷的生存压力，无时无刻不体验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甚至仇视，继而也逐渐沦为缺乏同情心、正义感、道德底线的“理性人”。以中国经济为例，2000年以后“地沟油”、“黑作坊”、“毒大米”、“毒奶粉”、“人造鸡蛋”等恶性社会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生着，使社会生存环境变得充满怀疑和不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的躯体和精神健康。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健康会直接损害躯体健康。这一点在医学、环境学等领域已有充分研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如日本发生的使近万人受害、上千人死亡的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市发生的致使几百名老年人超常死亡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发生的仅在4天之内就造成4000多人异常死亡的烟雾事件，等等。①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健康是造成精神不健康的重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超过2100万人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每年约有80多万人自杀身亡。
②精神不健康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社会保护、生活标准、工作条件、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最后，人类健康必然会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成为遏制经济发展的致命枷锁。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作为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彼此也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有研究显示，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密不可分，两者的不健康状态会相互恶化。此外，躯体和心理的不健康还会使灵魂健康更加难以企及。躯体与精神不健康状态的相互恶化，会反过来加剧环境的不健康，使人类健康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躯体的不健康会加重社会医疗成本，普遍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从而压缩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空间，这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更加不可持续、缺乏底线的生产方式，以挽回其利润的损失；精神的不健康常常使人更加偏激和冲动，倾向采取暴力、报复，这会加剧社会环境的不健康；而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健康又会进一步恶化躯体和精神的不健康，使三者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逐步形成，外部的调控措施将难以取得成效，即使对某一方面有所改善，但趋利性必将促进资本所有者寻求其他路径，因而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人类健康受损问题。“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必将导致人类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遏制力。资本得以价值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劳动力商品能够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一特殊性，因此劳动力能否得到及时并充分的补充是这一增值体系的根本，也即“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且“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③也即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当前劳动力健康以及未来劳动力健康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伴随人类健康的持续恶化，很可能成为影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继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综上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悖论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继而促进人类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又必然会导致经济、环境、躯体、精神各方面的不健康状态，并使之陷入恶性循环，人类健康的持续损失最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这一悖论关系如图2所示。
三、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与人类健康形成良性循环，既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取向。因此，如何推进和实现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对此，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得到启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及其对人的束缚之后，也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想，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关系。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是造成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社会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①二是消灭商品生产，对全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此不再需要为了交换而生产商品，所有个人组成的联合体劳动的总产品就是社会产品，并且“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②社会生产不再呈现无政府状态。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同时，社会发展还须以“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④也即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四是自由人联合体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那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这意味着“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⑥不难看出，所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和谐状态，其与本文所探讨的人类健康概念有着一致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健康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在“未来社会”构想中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其最终目标和夙愿，可见这一“未来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于是便可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自由联合体”完美地实现了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而是与“人的发展”协同提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构想的“未来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再受到私利的驱使，而是自发地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动，“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①这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经济观念，其决定了经济的健康，继而保障了环境的健康，最终促进了人类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健康状态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更加高效和自觉的劳动、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行为、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会文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②。恩格斯还从新型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会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③相比纯粹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状态。基于以上对“未来社会”的剖析，不难发现，要形成人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其核心所在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关键环节则是要转变经济观念，也即促使经济主体在行为决策时不再为私利所驱使，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为行为准则。④
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健康经济观的重构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缓和当前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并促进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的“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形成，该纲要也将成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在会议上强调了“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四大原则：一是健康优先，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创新，即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三是科学发展，即依托中医药科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健康信息服务体系等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四是公平公正，即促进健康中国全民共建共享，加大健康扶贫以及弱势群体健康保障工作力度。可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初步蓝图，其中也不乏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但要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仍任重而道远。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悖论关系，如果不能对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有所改变，政府的外部调控政策很难真正得以落实。对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要逐步实现人与经济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的转变，一个十分关键且具有能动性的途径就是，对经济观念进行重构，大力推进“健康经济观”，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健康经济观”，与当前的逐利经济观相对应，其核心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不再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而是自觉自发地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健康经济观作为经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环境健康、躯体健康、精神健康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正向的互促性，是缓和人与经济悖论关系的有效措施，也是构建人与经济良性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构建“健康经济观”，需对“发展”、“公平”、“效率”、“技术”等含义进行重新理解。首先，应倡导“健康经济发展观”，其核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健康不断损失，“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健康的良性互动。健康经济发展观是对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的扩展，它不仅要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导者将人类健康置于重要地位，还要求每一位社会经济主体逐渐转变其经济发展观念，从原有的逐利发展理念向人类整体发展理念转变。其次，应倡导“健康经济公平观”。其核心是：谁在生产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损害了他人的健康利益，谁就必须付出同等或更多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经济公平观包括起点、过程、结果公平三个层面：健康起点公平，意味着同代人之间、代际人之间应享有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健康过程公平，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损害了他人健康的行为，行动者须对受损者提供足量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结果公平，即指在起点和过程公平的条件下，若部分群体的健康利益仍显著低于其他群体，政府须发挥作用，以尽量保证所有经济主体获得大体相当的健康水平。再次，应倡导“健康经济效率观”。
其核心是：健康补偿的成本须纳入经济效率核算。传统的经济效率观通常只追求生产性效率的提高，也即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健康经济效率观则强调应将健康利益补偿及保障成本纳入经济效率来考量，包括对过去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害的追加补偿、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即时补偿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保障性支出。最后，应倡导“健康经济技术观”。其核心是：技术进步应以推进人类整体利益和促进人类全面发展为导向。与当前私利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不同，健康经济技术观要求技术进步须以促进人类健康为目标和导向。一方面，技术进步必须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牺牲人类健康的方式使技术创新者获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一味地用机器替代人，导致劳动者能力不断扭曲且愈发隶属于机器设备。基于以上对健康经济观的解读，本文提出如下重构健康经济观的对策建议，以推进和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第一，促进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转变经济主体现有的行为方式，促使健康发展成为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二是增强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路径依赖，也即加大经济主体放弃健康发展并转为传统发展的成本和代价；三是加强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宣传和教育，逐步扭转社会中极端逐利的风气。第二，推进健康经济公平观的对策建议。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健康体育产业
健康体育产业,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以健康和体育两大产业的有机结合为条件,以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国民的共同参与为基础,在本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育产业。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是从本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比较,在起步时间上落后了近十年,但是,我国体育产业强行对接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和经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时期,加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具备了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外健康体育产业友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为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和战略决策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一、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发展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一直是以国家的健康体育事业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为主导发展的。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健康体育产业形式,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健康体育产业规模,但是,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健康体育产业来认识并加以发展,却是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
经济发达国家的健康体育产业,由于长期健康体育事业的影响和雄厚社会经济基础下良好的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制度,限制了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虽然健康体育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形式存在着,但是,已经失去最佳发展时期,难以创造和职业体育产业(职业体育相关产业)同样的辉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物质基础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人类自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健康体育作为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的政府行为变得越来越淡化了,并且最终将被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完全取代,进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健康体育产业这时虽然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产业地位,锁定了特殊的健康体育消费群体,但是,这个健康体育群体可能会逐步脱离大众健康体育消费,形成特殊的健康体育高消费阶层。满足这个阶层健康体育消费经营的健康体育产业,很可能就是未来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的代表产业或主体产业。而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事业化发展方向,将使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更加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处于健康体育产业无法抗衡的特殊地位。
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落后于体育其他产业的缓慢的发展和已经体现出的均速发展趋势,既不能简单地判断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状况,也不能盲目地理解为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进步表现。只有将其置于经济发达国家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所处的社会,结合国家健康体育事业、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不同社会需要进
二、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的健康体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过去,举世闻名的中国武术(功夫)和武术精神,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健康体育传统。虽然我国的武术在很长时期内(新中国成立以前)只局限于民间,主要作为人的生存技能自然流传,但是,我国武术中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实际就是现在所说的提供武术指导服务,它客观上孕育了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产业的萌芽。只是因为人所共知的近代屈辱历史,使我国的体育产业萌芽时期延续了太长的时间。
1995年,我国启动了带有国家健康体育事业意义的、以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形式推广的全民健身计划;1998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标志着我国过去的体育政府职能全面向社会转移。这时国家健康体育发展事业,实际上已经提前开始了向社会健康体育福利事业的发展过渡,进入了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时代相适应的、国家健康体育事业补充(保证在校学生)、社会健康体育福利和健康体育产业同步发展的特殊健康体育发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全面发展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时期,特别是体育产业整体发展与世界体育产业全球化发展的强行对接,使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一度出现了领先社会健康体育福利的发展趋势。
三、对我国健康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考
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目前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健康体育产业规模、健康体育产业市场开发,还是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健康体育产业理论研究等等,都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因此,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能否把握机会,争取更大的发展,关键是能否认真吸取职业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一支健康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队伍,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管理队伍,努力做到理论研究超前发展,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思想指导健康体育产业实践,保证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健康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绝不能简单地原样抄袭,也不能盲目地妄加改动。要把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比较,充分认识、理解健康体育产业经营的未来社会价值和当前经济价值的不同体现形式,准确把握“健康”的内涵和外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只有这样,我国的健康体育产业发展才可能领先世界,才可能在世界体育产业领域树立中国的健康体育产业理论。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人力资本;员工健康;管理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资本，离开了人身，人力资本便发挥不出价值。同时，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教育投入、健康管理等方法进行提升，它表现在蕴含于人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一般来说，只要是经济学的问题，都会提到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人力资本的相关思想就有所表述。亚当•斯密认为社会民众获得的有用的能力便是社会资本，而这种能力是可以通过学校学习、其他方式的教育、培训来获得。因此，亚当•斯密建议国家应该鼓励甚至强制全体国民接受基本教育。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义务教育的由来。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认为企业家、各方面的人才在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无可取代。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精神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现状都是历史上一切发明、发现、努力的积累。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认为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要方法，通过教育，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会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教育结果并不是社会的直接投资，而是一种间接投资，这种投资可以给劳动者带来能力和就业机会。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愿意投资培训劳动者，但是整个国家社会需要办教育的原因。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分析。按照舒尔茨的观点，社会经济活动中，应该通过各种形式来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和能力，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十分重要，社会的发展不能偏废其一。但是，在计算人力资本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时，传统经济分析的方法往往得出的结论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大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基于此，美国丹尼森用计量的方法证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多大作用。丹尼森通过实证计量，论证出美国1929-1957年期间的经济增长中23%归功于教育的发展，即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由于对人力资本进行了教育投资，社会劳动力的平均质量提高了0.9%，对美国国民收入的贡献是0.67%，占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42%。
员工健康管理：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支
健康管理人员通过现实中的大规模的个体服务，归纳总结不同社区、年龄、性别、种族等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寻找疾病发生的规律和趋势，不断改进预防的策略，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和预防效果。健康管理最早起源于美国。健康管理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医疗成本的上涨、健康产业的发展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兴起。健康管理是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风险进行全面评估、预测和控制的过程，其宗旨是提高社会整体的健康意识、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人群生活质量的系统性工作。在美国，健康管理计划已经成为医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管理式医疗”，而且健康管理的推广已经被证明能有效降低个人和群体的患病风险，降低医疗开支。员工健康管理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分支，综合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管理学的有关内容，其中，人力资本理论是基础，健康管理是方法。舒尔茨和丹尼森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强调教育和培训对员工人力资本的提升。但是，员工的人力资本增值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和教育领域，而是员工的综合素质。其中，员工的健康是员工综合素质的基础，没有健康就没有所谓的综合素质。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国家主席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也是说的相同道理。而企业员工健康问题有着比较严格的社会约束条件，其中，社会发展的阶段、国家卫生状况和卫生条件、社会疾病谱的变化、员工职业性质、年龄差异、特殊员工职业病问题等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员工的健康问题。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医学技术也突飞猛进，国家的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从医疗卫生范畴来看，整个社会的疾病谱发生了重要变化，经过数据分析，我国主要疾病已经由上世纪60年代大规模传染病转化成了以“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为主的慢性病。同时，随着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员工工作条件的好转，企业员工的职业病问题比照上个世纪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所以，慢性病防治问题是现如今企业员工面临健康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波特-劳勒激励模型指出，激励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不是干什么事情给钱就行。很多时候，企业设置了激励目标，员工不一定满意，也不一定行动和努力，只有形成激励目标—努力—绩效—奖励—满意—反馈这样的良性循环才可以。波特-劳勒激励模型指出：工作绩效不仅仅受到个人努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的，绩效还与员工个人的素质、能力有关，与工作条件和环境有关，与员工的企业期望有关，与对企业文化、公平性感知等因素有关。企业对组织绩效的改善，很大程度上要着眼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按照波特-劳勒激励模型，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员工的工作意愿强烈、工作能力能得到有效发挥，其工作绩效会更容易提高。而良好的员工健康管理，无论供给资源来自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外部（大部分都是企业外部），一方面降低了员工健康风险对其工作能力的发展、工作机会的拓展带来的限制，改善了企业人力资本的质量；另一方面，使员工感到企业的人文关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员工的后顾之忧，优化了员工的工作动机与意愿，进而提升其努力程度，提高工作绩效。然而，企业员工的健康问题和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探寻路径又有所不同。首先，员工健康问题是从“生理-心理-社会”的维度来进行分析，而不是“教育和培训”的维度。无论是马歇尔的理论还是舒尔茨的观点，都强调教育、培训对人力资本开发和提升的作用。但是，企业员工健康问题与教育或培训这种问题存在着不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分为三个维度“生理、心理、社会”。其中，生理上的标准有两个，第一是主要内脏、器官无疾病，身体形态、体态发育良好、完整、体形均匀，人体各个系统组织具有良好的生理，有较好的身体活动和劳动能力。第二是人的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较强，能够适应环境变化、抵抗一般性的生理刺激以及致病因素对身体的作用，这是健康的基本要求。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人的健康内容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心灵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环境健康等。根据马歇尔的理论，教育投资的直接投资结果并不明显，但是给劳动者带来的机会却是很大的。而员工健康问题的“投资”效果、直接投资的结果往往短期内也不明显，但是对于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有着十分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员工健康的投资和教育的投资一样，其直接投资的结果可能并不明显，对企业的好处也不是那么快就显示出来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效果非常显著。其次，企业员工健康问题取决于社会医疗资源的整体配置，也必须依赖第三方专业机构予以解决。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分析的“教育、培训”等视角下，此类问题往往在企业内部可以解决，即便一些专业性的培训无法在企业内部完成，企业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学历教育、在职培训解决。同时，现代国家往往都具备完整的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这也为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培养提供了基础。但是针对员工健康问题，就与“医学”联系非常紧密。员工的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医疗资源配置的问题。作为以经济活动为主的企业，虽然可以提供一些技术层面或管理层面的“企业内训”，但是几乎无法提供专业的“健康咨询”和“疾病诊断与保养”。所以，企业在面对员工健康问题时，往往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此类问题，必须依靠第三方医疗机构，应用现代医疗技术和健康管理的方法，从生理、心理、社会的多重角度对企业员工的健康状况、健康需求进行跟踪、评估、统计、分析，系统维护员工的身心健康和身体状态，微观上降低员工的医疗支出，宏观上降低社会的医疗成本，提高企业整体生产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对第三方的依赖往往取决于社会医疗资源的分配。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译林出版社，2011
2.萨依.政治经济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1963
3.张燕，陈维政.管理员工健康控制工作场所偏离行为[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1）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5
【摘 要 题】全民健身
一、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我国国民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全民族素质的普遍提高既有利于构建未来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也有利于建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加合理地享受小康社会的建设成果。为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和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20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以“明显改善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1]。
体育作为社会事业的构成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以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多地被作为“大事”[2]来抓，特别是20世纪后期，体育开始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要作为实现小康的内容，服务于建设小康，“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2]”，为20世纪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大把全民健身体系纳入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1]，这是自党的十二大使用“小康”概念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首次将“全民健身体系”纳入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是继中共中央2002年8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2]”后，党中央又一次从实现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肯定了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中共中央2002年8号文件提出要把中国特色全民健身体系建设成为一个面向全体国民、重点突出、能够适应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的多元化的体育服务体系，党的十六大则把全民健身体系进一步具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之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能够量化评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指标。从“大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其中蕴含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思维，它赋予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内涵，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是对当代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贡献。
二、关于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调了社会的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增长这一内容，它包括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体育等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的若干方面。只有将这些方面汇合起来形成一种互动的态势，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描绘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革命导师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规定了价值目标，即新制度要使“每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充裕的物质生活”同“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3]的精神生活的统一。这里的“每个人”强调了普遍化，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是通过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来实现的，强调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人们能够充分全面、自由地占有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丰富成果，能够在体力、智力等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这些精辟的论断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全面发展”理念，其所强调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的人与社会并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新世纪群众体育事业服务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就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提高对国民体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内容和国民素质的组成部分的认识程度，进一步明确国民体质是社会发展水平和小康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并因此切实将人置于发展体育事业的中心，以普遍增强人民体质为目标，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溶入构建“全民健身体系”的工作之中。
三、更高水平、更全面、发展比较均衡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目前达到的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谓低水平，是说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2000年底，我国人均GDp只有800多美元，属于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所谓不全面，就是总体上的小康基本上还处于生存性消费的满足，而发展性消费还没得到有效的满足，主要是解决民生矛盾。所谓发展不平衡，是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仍然存在。由此可见，上个世纪根据我国国情，我们建设的小康社会侧重点在解决温饱，提高物质文明的水平。总体上的小康只能说是刚刚跨过小康的门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宽裕；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求的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总体上的小康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差距，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惠及十几亿人口。
从生活水平总体上的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逐步提高小康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阶段，是由片面发展逐步转向全面发展的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决不是单纯指物质文明，还应该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对小康社会更全面的描述，是对小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的奋斗目标提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全民健身体系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更高水平、更全面、发展比较均衡的阶段。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任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事业，需要对这些年来群众体育事业发展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未来有一个科学的预期。《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目标为“通过努力，到201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4]”，2000年第一期工程目标和任务基本完成，初步建立中国特色全民健身体系基本框架。群众体育蓬勃开展，人民体质普遍增强，群众体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但是，客观评价我国群众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对此，可以结合有关文献精神作一解释。所谓低水平，一是发展水平低，“目前我国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与世界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相比，仍处在较低水平[2]”；二是认识水平低，“有些地方领导对体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发展经济，而不注意发展体育事业[5]；所谓不全面，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社会齐头并进，是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志，近20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社会事业发展上、社会事业管理体制上、社会结构调整上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发展快于社会事业发展，特别是作为社会事业的群众体育整个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其次，从体育事业本身来看，“体育运动的普及程度不高，只看重竞技体育成绩，而轻视发展群众体育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体育锻炼[5]”的现象还存在，全民健身的基本保障还不健全，加强管理、法规建设等方面做的还不够。所谓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育发展程度差距较大[2]”，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人群呈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上述表象说明，要真正建成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仍需做出很大努力。
如果说，过去20年的主题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今后20年的主题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就是说，要开始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从“先富”战略到“共富”战略，要求重点关怀困难人群的利益需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里所指的“全面小康”是一种发展比较平衡的小康，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要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强调公平，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成为顺利实施未来20年经济战略与政治改革的重要保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2]”与党的十六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它强调了更加广泛领域内的公平和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众体育发展差距的取向，这种广泛性包括服务对象的广泛性、保障供给的广泛性、分享发展成果的广泛性。由此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民健身体系应当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为基本目标任务。如果说，过去20年的主题是奠定群众体育的发展基础，普遍增强全民的健身意识，提高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今后20年主题将是努力构建与小康社会相适应、面向全体国民、能够适应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亲民、便民、利民的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这是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享有基本体育服务的保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把实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体育服务”的基本目标任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民健身体系的第一要务，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惠及全体国民的全民健身体系。
所谓“更高水平”，就是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呈较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对体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程度普遍提高；所谓“更全面”，就是体育运动更加普及，全民健身的基本保障更加全面，场地、组织、活动遍及城乡；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体育发展差距显著缩小。把“全民健身体系”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意味着对构建全民健身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实行监测或量化时，一是，原有指标已不适应，即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统计指标的目前的小康标准临界值需要提高，所以，应当制定新的标准；二是，增加新的评价指标以体现全面性，即标准要全面科学地反映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全民健身体系”作为小康目标，未来国家必将对其实施情况实行监测或量化，所以，体系的构建不仅要体现科学性，而且还要体现全面性，特别是在小康水平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民健身体系”，一定要体现与时俱进、开创创新的内涵。
新世纪开始要进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实施第二期工程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的“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大力发展服务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努力构建能够有效“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条件将发生新的变化，会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和变革的时代，建构本身亦呈动态特征。我们应当“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6]”，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待全民健身体系建构的问题，使全民健身体系构成真正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全民健身体系的内涵真正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全民健身体系真正面向大众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思考。
未来中国特色全民健身体系应当是一个由影响和制约全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普遍增强国民体质诸要素构成的服务性、保障性和自适应性的整体。其服务性、保障性、自适应性应当以完成“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基本任务为定位，这个体系大致应该由以下部分构成：组织领导（行政管理、群体社团、骨干队伍）、物质保障（资金投入、场地设施、体质监测）、体育活动（健身活动和竞赛活动）、法规制度、健身方法、评估检查、表彰奖励、舆论宣传、科学研究和信息网络等10个子系统构成。组织管理、物质保障和体育活动是全民健身的关键环节，也是全民健身体系构成的主体框架和核心要素。因此，亦可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民健身体系是一个以人为本，面向全体国民，定位基层，以组织管理、物质保障、体育活动三大关键环节为基本构架，以若干保证、支撑系统构成的一个可满足多元需求，服务与管理并重、结构完善、层次分明、功能有效的开放的系统。这一体系实质上是一个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亲民、利民、便民的服务体系，是一个组织管理科学规范，资源配置优化合理，有效保障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保障体系，是一个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在要求的具有主动调节能力的系统。
五、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着眼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应当坚持以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着眼点，这是多年来我们发展群众体育事业的一条基本经验，新时期新阶段仍需继续发扬光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
要真正实践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有一个基本定位问题，定位实际上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如何摆正利益的问题。多年来群众体育工作的实践证明，只要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譬如，为解决群众体育健身的场地设施而实施的“全民健身工程”之所以被誉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就是因为它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取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全民健身工程”的实施不但使广大群众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条件有了改善，同时，也美化了居民生活环境，净化了社会风气，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再譬如，中共中央2002年8号文件提出，要把建设好群众身边健身场地，健全群众身边体育活动组织，举办经常性群众身边体育活动作为构建元多化体育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而场地缺乏、组织不健全、活动少正是当前群众体育开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建设三个关键环节而实施“三边工程”（建身边场地、抓身边组织、办身边活动）实际上就体现了以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基本着眼点。
其次，我们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就能够充分体现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体育作为社会事业，其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市场）和看不见的手（政策法规）的调节。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民健身体系的要求，群众体育发展政策调整需要下功夫去做。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基本目标任务强调了在更加广泛领域内的公平，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体育发展差距，为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民健身体系必须要考虑如何惠及全国十几亿人口，特别是如果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广大农村居民享受不到体育发展的成果，我们就不能说“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基本目标实现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体育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大的难度在农村。而现阶段“我国农村体育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不尽如人意。1998年公布的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结果表明，农民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等大部分指标低于科技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工人等人群，部分地区的农民仍然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各种传染病的高发人群。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发达和完善的今天，农民的身体素质不高而发病率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7]。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民健身体系”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惠及全国十几亿人口的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8]，这是我们党依据我国国情在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问题”[8]。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样，“没有九亿农民的体育健身，就没有中华民族整体身体素质的提高，体育强国就将成为一句空话”[7]，如果占全国人口70%的广大农民仍不能享受体育发展的成果，就不能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目标任务实现了。
为此，“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切政策都要有利于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8]，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1]的发展目标，和中共中央2002年8号文件提出的“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的要求，以勇于探索、知难而进的精神，深入研究农村体育发展问题，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农村体育政策，以加快农村体育发展，保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基本目标任务的实现。
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动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应当坚持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基本动力。这亦是多年来我们发展群众体育事业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样，在新时期新阶段仍需继续发扬光大。与时俱进是一个动态的、永恒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代同步发展的过程，从实现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是两个20年和两个翻两番的过程。前20年艰苦奋斗，我们实现了一个翻两番和总体小康；后20年继续奋斗，再实现一个翻两番、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整个经济、社会环境都将发生变化，全民健身的实践也必将与时代同步发展，实践不断发展，理论就要不断创新，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民健身体系”的实践中，我们应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使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发扬已有传统，又创造新鲜经验。为此，我们应当紧跟全民健身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民健身体系的创新，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创新的重要意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体育服务”的全民健身体系的事业中，实现理论、体制、科技的全面创新。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6
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改革不断推进，由于各国的卫生领域实际情况不同，改革内容也大相径庭。我国从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研究得出之前的医改基本不成功开始，即掀起关于新医改的大讨论，直到2009年4月新医改总体方案才颁布，期间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确定新医改的方向，是因为新医改在讨论中出现众多不同观点甚至是争论，到目前为止，就如何落实新医改政策，依然需要对相关政策不断探索完善以及开展试点工作。卫生经济学者们对于新医改政策持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很多健康及医疗的观点不同导致的，美国经济学家mus-grave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本概念的框架，使不同的观点可以对照。他提到的框架就是卫生经济学的X和Y理论[1]。
1卫生经济学的X和Y理论
1.1卫生经济学的X理论
X理论认为疾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一些人得病、发生意外事故或因疾病困扰而异常短寿，而另一些人活得健康而且长久；X理论将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必需品、消费者无知、无弹性需求和政府干预都使医疗服务成为独特的服务；X理论认为医学是一门科学，专家将能用最佳的方法去治疗各种疾病；X理论提出财务上的回报及追求获得利润阻碍了合理的为病人服务，因此认为财务回报是制度失败的原因，政府需要更多的信息及法规控制卫生服务提供者；X理论建议对健康的人征税用以支付不健康者的卫生服务成本；X理论不鼓励发展新医疗技术。
1.2卫生经济学的Y理论
Y理论将疾病和意外事故看作是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人更健康长寿；Y理论认为医疗服务与其他任何商品和服务没有区别而将医学看成是一种艺术，卫生服务提供者将永远不会发现最佳的治疗方法，因为许多疾病是病人特有的、新的、较少疼痛的，而人们需要的总是低成本的治疗；Y理论认为财务上的回报是高质量医学的理由（以美国为例），卫生服务提供者处于最佳地位决定卫生服务资金的真实需要。Y理论认为卫生服务市场已经管制过度，提倡竞争的市场力量激励卫生服务提供者；Y理论认为资助患者或税收支付卫生费用将减少想要保持健康的人的数量，用健康人的税去补贴不健康的人缺乏效率；Y理论鼓励发展新的医疗技术。
2结合卫生经济学的X和Y理论对医改的思考
musgrave给出的卫生经济学的X和Y理论对于分析卫生经济领域的众多争论极其有意义，但X和Y理论毕竟是两种极端，在现实的卫生领域中，不可能是完全依照X或者Y理论来决定卫生改革的方向。如果把X和Y理论当成是一个平面的两个边缘，那么如何在这个平面中找到最适合的那一点才是最关键的。因此，医改应该结合卫生经济学的X和Y理论分析，才不至于太偏颇，通过对卫生经济学的X和Y理论的分析，笔者作出以下几点思考。
2.1全民医保与公共卫生服务同发展
既然疾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每个人都可能存在疾病风险；很多情况下疾病风险的发生可能是个人和家庭无法承受的，对于风险很普遍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保险来转移。疾病风险也一样，全民医保作为我国近期重点改革之首，正是把民众疾病风险转移给非疾病民众，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全民医保的实施正是基于卫生经济学X理论对健康和疾病发生随机性认识的考虑。不可忽视的是Y理论者支持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影响健康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行为和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生物学因素和健康服务因素，而其中行为和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占60%的比重。根据美国调查，只要有效地控制行为危险因素：不合理饮食、缺乏体育锻炼、吸烟、酗酒和滥用药物等，就能减少40%~70%的早死、1/3的急性残疾、2/3的慢性残疾。可见，人类追求健康就离不开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如果站在对全体居民健康负责的高度来制定卫生改革政策，除了在医疗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包括全民医保以及加大对医疗系统的改革和投入外，更应该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发展健康教育、公共卫生服务及预防保健服务予以保证。国家应该培养一定数量的公共卫生医师、保健医师和健康教育专业人士来指导居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减少疾病的发生，实现医疗模式有治病向健康管理的转变[2]。
2.2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卫生服务具有特殊性，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供方为追求利润提供不合理服务，基于X理论的考虑，几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对卫生领域进行干预，只是干预的程度有所不同。通常的认识是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公平，市场机制可以提高效率。然而，效率和公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或相互排斥的，它们在不同领域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或互为补充[3]。卫生领域政府通过干预来矫正市场失灵，促进健康公平，为避免政府干预可能导致的低效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即将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一方面，在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上，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政府的干预应以这些服务为重点，以保障居民健康权。另一方面，根据Y理论，需方乐于获得有关卫生信息，因为获得信息的效益极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那么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政府应尽可能使卫生服务市场信息透明化，让需方获得更多的信息，增加选择的机会。同时，将市场机制引入卫生服务内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激发供方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
2.3发展医学科技与提倡医学人文关怀并举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医学科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先进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医学科技对于诊断和治疗疾病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现代医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并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许多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没有弄清楚，先进装置和设备的使用也可能给人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另一方面，“科技万能”、“技术至善”主义的张扬使当今医学出现了非人性化的倾向[4]，由于忽视了医学人文关怀，医患关系恶化，医疗纠纷频繁发生。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医学发展不能再是简单追求科学技术，而是在发展医学科技的同时，更要提倡医学人文关怀，医学实践需要把患者当成有思想和情感的人，重视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医学人文关怀是现代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要求，也是现代医学模式的要求，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和减少医疗纠纷[5]。医学科技发展与提倡医学人文关怀并举是把医学不仅看成是科学，而且当成艺术的要求，是基于卫生经济学X和Y理论的共同考虑。把对医学的追求发展到追求艺术的高度需要包括卫生系统人员、政府、患者等社会各个方面观点的转变。#p#分页标题#e#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7
专家学者认为，现在最新的健康定义有四条：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道德健康。这种关于健康的新概念，是现代养生学的重要内容。
任何道德的进步，都不是社会学家们头脑里的幻想，都有待于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新的社会文明的建设。前几年，理论界讨论最多的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社会”等问题。现在，人们对“知识经济”的提法已经降温，但这种经济形态却依然发展。不管人们对“知识经济”的理解如何，这实际上是指一个高科技、高智慧、高文化、高品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或时代的发展趋势里，知识成为生产要素中更加重要的组织部分；人的潜能的开发和文化价值的追求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企业的竞争，不仅表现为经济技术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文化力的较量和富有魅力的文化力的竞争，组织、体制、内聚力国家与地区及财富的重要标志。同时在这场经济、文化、科技的巨大进步中，必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深刻的影响。这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协调统一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科学发展观成为人类认识生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思想基础，人们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大大增强；合作共享、多赢成为人们新的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可以说科技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人们的人生观、生命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21世纪健康新理念，使生命焕发出澎湃的青春激情，逐步形成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生命文化时代。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和信息文化的迅猛发展，又使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具有的独创性、共享性、无私性增强。推动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制的改革和管理创新。与此同时信息的对称性的强化，又加强了公平与正义方面的进步。科技和知识只有在创造和传播中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切有形的财富，会因占有人数的多少，而减少个人的相对占有量，但科学、文化、知识却会因了解的人越多而价值越高，而每个人的精神财富不但不会减量反而会增量。社会精神财富的共有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经济形态下的协作、共享等原则的确立，将有利于人际关系向着平等、协作、团结、友善的方面发展，引发社会道德的进步。
20世纪90年代，作为人文科学的某些知识分子，曾经陷入困惑，面对市场经济的某些现象，传统的忧患意识、精英意识，从深刻的使命感出发、长呼短叹，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之外。但历史却依然呼啸而过，他们的悲剧在于，没有从复杂的现实中看到新的文明形态的来临。与此同时，一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却十分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潜心于医学、心理学、营养学、管理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现代养生学悄然兴起，逐步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随着养生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以及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普及性宣传，人们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将提高一个新的水平，人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道德健康将会出现全面的发展。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体育全民健身生活方式社会化
1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与全民健身
体育生活方式的概念由国际卫生组织与国际奥委会联合所提出，它强调把个体的健康与生活内容、与体育相结合，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健康”和“人人健康”。而实现“社会健康”和“人人健康”的关键却在于体育生活方式的广泛推行，即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是国际组织所极力推崇的，它是现代社会以体育作为健康生活的内容与手段，从社会个体的全面健康入手，来实现“社会健康”和“人人健康”的基本途径和根本趋势。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政府在针对全民的健康问题方面正致力于推行全民健身运动。因此，体育文化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以体育为内容和手段的健康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便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一项基本发展目标。而对于我国政府来讲，实现这一基本目标的实践过程就在于全面深入推行“全民健身”运动，“全民健身”是我国政府的一个重要体育实践手段，它的核心在于科学的全民健身体系的确立、其关键在于以体育为内容和手段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广泛形成，“全民健身”的深入发展必将落实到推行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上来。
2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的基本内涵
2.1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的本质是体育文化的现代化
体育文化的核心是关于人的“身体”的“人化”，是以“人为”的手段使人的身体得以发展的过程，体育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在增进健康、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个人的社会化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等方面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代体育文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促进体育产业经济、管理体制和体育文化发展机制的全面社会化是实现体育文化现代化，最终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使命。而在体育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一体化过程中，以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现代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所极力推崇的。体育生活方式是“健康促进”与体育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现代体育文化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手段，体育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健康、文明、具有明显现代性特征的体育生活方式，实施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其实质和核心就是促进体育文化全面现代化的过程。
2.2实现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具有广泛而现实的社会途径
体育文化与其它社会文化的一体化是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有利于体育与其它各种社会文化成分间的互动整合以适应社会主体文化发展的要求。促进体育文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可以广泛利用已有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技术方法，在拥有科学研究、教育、宣传媒介、社会组织、政府政策（法规）与经济支持的基础上，广泛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技术手段促进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实现“社会健康”的目的。另外，在现时的体育现代化进程中，由政府组织并推行体育社会化和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发展，是我国实现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所选择的一种特殊途径。
2.3面向生活世界和面向大众是科学实践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的基本原则
推行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必须以生活为本体，以体育为内容，以社会大众为对象来考察体育事业的发展。离开社会大众、离开生活世界来谈体育社会化、全民健身和体育文化的发展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只有全面面向生活世界和面向大众，让体育文化植根于生活和深入群众，服务于生活，服务于最广泛的人群，体育文化的发展才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全民健身运动才能顺利开展，实践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全面面向生活世界和面向大众是推动社会体育文化发展，科学实践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的潜力所在和基本原则。
3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的功能与意义
3.1强化体育的健身功能，支持全民健身发展
“健康”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与标志，“全民健身”是小康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我国实现全民健身是极其需要理论与方法支持的，研究和实践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是对全民健身的全面深入，将为现时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建立提供科学的社会学理论支持，有助于有效的实现“人人健康”和“社会健康”，这是任何其他领域所不能根本替代的。实践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将促使体育文化生活成为一个主动的主体活动过程，使体育成为人的自觉的生活过程，从此，体育将不再是一个工具和手段的问题，不再是被动的和形式的，而成为人们日常健康生活的根本内容，这正是全民健身发展的方向、目的和内容，这样才能使得体育存在的目的和发展手段与其本质功能相一致。研究和实践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是对体育健身的本质功能进一步强化，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最终将使得体育回归于生活、回归于社会，真正发挥出面向大众生活的健康功能。
3.2拓展体育的经济和文化功效，促进体育文化与其它社会文化的一体化
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体育文化生活在日常的消费与生活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有所提高，这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也必将拓展体育与经济联系的视野，使体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可能。体育生活方式的有效形成在体育文化生活过程中将拓展出巨大的生产与消费空间，这是体育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并发挥出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资源配置作用。
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是关于健康生活方式与体育文化一体化的标志，在我国它是全民健身体系方面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关于宏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有效补充。体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能促使体育文化、体育精神与其他社会文化有效的一体化，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将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体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体育事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文化生活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产业经济和文化价值的开发将是今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潜力和热点所在，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将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方向、视角、思路、方法和基本措施。
4结语
目前，体育社会学关于观念与内容创新的研究正力图寻找新的突破，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这一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新内容的出现，在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和认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阐述体育生活方式社会化命题，使体育科学研究全面介入了人的生活层面，这是以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为根本历史前提，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思想指导我国体育工作实践的一项理论研究工作，它指出了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与社会体育工作需要从新的思想、思路、视角、策略、方法、手段上开展，并为全民健身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更全面的社会学支持。体育生活方式理论研究还尚未形成气候，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观念上和思考方向上还应充分重视“生活世界”方向的现代化体育内容的研究，并努力创新，广泛借鉴和应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促进体育文化与其它社会主流文化一体化，使体育文化的发展保持与社会主体文化发展方向的协调一致。
参考文献
[1]宋泽滨，齐爱兰.社会全面进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健康经济学论文篇9
关键词：农村居民；健康；影响因素；ordered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18；G4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9-1769-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9.043
StudyontheHealthConditionofRuralResidentsinChinaanditsinfluenceFactors――BasedonCHnSSectionData
HaoQiu-jie，XUHan-long，YUKang，YanGLi-xia
（ZhejiangprovinceFarmer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Zhejiang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Hangzhou311300，China）
abstract：withthesectiondataofChinaandnutritionsurveyin2011，andbasedonthedescriptiveanalysisofhealthconditionofruralresidentsindifferentage，gender，region，anddifferentlevelofeducation，the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householdcharacteristic，livinghabitandotherfactorsonhealthwereanalyzedwiththeorderedLogitmodel.theresultsshowedthattheeducationallevel，farmers'incomes，medicalinsuranceandgoodlivinghabithadobviouspositiveeffectonthehealthofruralresidents.accordingly，measurestoenhanceeducationallevel，promoteincomesofruralresidents，expandthecoverageofmedicalinsuranceserviceandleadimprovementoflivinghabitofruralresidentswouldbesignificantforthehealthofruralresidents，aswellashavereferenceimplicationtotheformulationofruralhealthpolicy.
Keywords：health；ruralresidents；factors；orderedlogitmodel
健康羁鲎魑衡量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正逐渐改变传统以收入和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水平的衡量方式。近十年以来，中国在医疗健康方面的资金投入总量不断增加，从2003年的6584.10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31668.9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24%；且国家的医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由2007年的4.00%上升到2013年的5.91%，可以看出国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卫生投入对居民健康的作用。而在个人卫生费用投入方面，中国城市人均卫生费用由2003年的1108.91元上升到2013年3234.16元，年均增长率为14.62%；农村人均卫生费用从2003年的274.67元上升到了2013年的1274.22元，年均增长率为18.88%。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健康问题都逐渐被重视，并且农村居民近年来在健康方面的投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城市居民。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一直占据较大的比例。农村居民健康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不仅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全国居民健康水平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农村医疗服务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占全国总人口近50%的农村居民仅能享用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加之农业工作性质相对特殊、环境艰苦，决定了农村居民健康的身体是第一位的生产要素，故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是带动农村经济，促进全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环节[1]。那么，如何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影响健康的因素有很多。Gerdthamu等[2]认为健康是一种耐用的资本存量，这种资本存量可以增加健康生命时间的产出，健康的影响因素除了医疗费用外，还包括工资、教育、营养摄入和环境条件等非医疗卫生因素。中学教育、收入和家庭环境卫生对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收入对健康的影响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即持久收入越高，农民健康良好的概率就越大。但另外一些学者却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女性的教育程度对健康有正的影响而对于男性则不显著；年龄对男性健康的影响比女性要大；收入或工资水平对健康的影响不显著[3]。
综上，已有的对健康状况研究的文献有很多，但是结论却不相一致且定性研究比较多。因此，需要采用较新的数据和更科学的方法来探究影响健康的因素。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项目2011年的截面数据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研究，在收入变量之外增加了生活习惯和其他的一些变量对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指导农村居民人口健康的良好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论依据。
1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1.1健康需求模型
根据健康的特点，Grossman[1]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构建了健康需求的理论模型，提出健康也是一种资本的概念。模型中假设一个典型的消费者在一生中各个时期的效用函数为：
U=U（？准tHt，Zt），t=0，1，…，n（1）
式中Ht是t期累计的健康资本存量，？准t是单位健康资本的收益，ht=？准tHt则是第t期所消费的健康，Zt是第t期健康之外所消费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初始设定外生的健康资本存量为H0；以后各期的Ht则是内生的，由消费者自己选择，消费者的寿命时长n也是内生的。其中健康资本的增量为：
Ht+1-Ht=it-？啄tHt（2）
式中it是第t期对健康资本的投资，？啄t是外生的折旧率，且随年龄的变化而不同。it和Zt由以下函数决定：
it=it（mt，tHt；e）Zt=Zt（Xt，tt；e）（3）
式中mt是可以购买到的一系列商品，例如卫生服务，他们作为投入，可以产出it；tHt是用于提高健康的时间；Xt是可购买的一般消费品；tt是用于产出Zt的时间。上述四者是内生的。e是健康之外的人力资本，是外生的。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是：
■■=■■+a0（4）
pt和Qt是价格，wt是工资率，twt是工作时间，a0是初始财富。除了预算约束外，消费者还面临时间约束。在每个时期的总时间为？祝，而且必须当期用完，因而：
twt+tHt+tt+tLt=？祝（5）
式中tLt是健康状况不良造成的时间损失，例如由于生病而不能工作的时间。式（1）～（5）构成了消费者的健康需求模型。消费者的目标是在预算约束和时间约束下使效用最大。
1.2研究方法―orderedLogit模型
由于健康质量的指标主要是采用受访者对自己健康的主观评价，本研究将评价指标归为三类，主要有“较差”、“一般”、“较好”。这类问题属于多元离散选择性问题，且不同的选项之间具有逻辑次序关系。所以建立orderedLogit模型来分析农村居民健康需求影响因素，公式如下：
y■■=zi+？孜i，其中zi=■？茁kxik（6）
yi=1，y■■≤k12，k1k2（7）
p（y=1）=F（k1-zi）p（y=2）=F（k2-zi）-F（k1-zi）p（y=3）=1-F（k2-zi）（8）
式（6）中y■■为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其取值取决于一组影响居民健康的因素xi。式（7）表示，当y■■≤k1时，yi取值为1，表示“较差”；当k1k2，yi取值为3，表示“较好”。式（8）分别表示“较差”、“一般”、“较好”的概率。模型中F（.）如果是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则为probit模型，如果是Logistic累积分布函数则为Logit模型。不论是probit模型还是Logit模型，都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本研究选择Logit模型。根据上述模型，可以估计解释变量对健康的边际效应。对连续变量而言，边际效应计算式为：
■=p（y=m|x）{？茁k，m|J-■？茁k，J|Jp（y=j|x）}
（9）
对离散变量而言，其边际效应计算式为：
■=p（y=m|x，xk=xe）-p（y=m|x，xk=xS）
（10）
根据式（10）可知：对于因变量yi=1，解释变量xi的边际效应与参数符？茁i相反；对于因变量yi=3，解释变量xi的边际效应与参数？茁i符号相同；对于因变量yi=2，解释变量xi的边际效应的符号则是不明确的，且边际效应之和等于0。
2变量描述
2.1数据描述分析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采用多层随机抽样的方式从全国12个省、市（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北京、上海和重庆）选取样本进行跟踪调查，至今已经进行了9次，本研究所采用2011年的数据，数据中包含了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健康、营养和收入等多个指标。在调查数据中，被调查者需要在“很好、较好、一般、差、很差”中选择其一作为其自评健康。将“很好”和“好”归并为“较好”一类，“差”和“很差”合并为“较差”一类，将自评健康为“中等”的单独划分为“一般”。
从表1可以看出：①不同性别之间健康状况的比较，可以看出女性健康在总体上要比男性健康略好，但是差别不是很明显，在健康状况为“一般”和“较好”之间差距分别为1.98%和1.21%。②不同年龄段健康状况比较，30岁以下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中，较差的只占其总体样本的1.66%，远远低于其他年龄阶层；51～60岁的人身体较好的比例明显比其他年龄阶层高，为59.72%。健康评价为一般的，各个年龄阶层之间的差别并不大。③从不同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及以上的健康状况中没有较差的自我评价，健康状况较好的占到了70.99%；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农村居民中，健康较差的人占7.56%，较好的只占49.12%，表明受教育的程度对健康状况的影响较大。④不同地区进行比较，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健康状况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西部地区的健康状况较差的比例为10.55%，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健康状况较好的样本比例只占34.57%，远远低于东部的67.04%和中部的56.90%。由此可见，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很不平衡。
在总样本层面，近4.77%的人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是比较差的；38.82%的人觉得自己的健康相比较而言处于一般水平，也即健康状况较好之外的农村居民仍然占到了43.59%，这也表明了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整体不容乐观。
2.2变量选取
本研究主要考虑个体健康的影响因素，因此研究的因变量是个体健康水平。在健康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健康的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健康的概念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躯体健康，现代健康观更是包括了生理、心理、精神、社会、道德等多维度的一个概念。健康状况一般从医学、机体功能、主观三个方面来测量。目前采用最多的是个人健康自评，自评健康与疾病发生率及预期寿命高度相关，因此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调查数据，把健康自评分为较好、一般、较差三个等级。自变量从四个层次考虑，分别是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活习惯和其他因素等，其中个体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等4项；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收入、户口类型等3项；生活习惯包括是否吸烟、喝酒次数、睡眠时间、是否工作、工作时间、身体健康指数等6项，其他因素有4项，共17项（表2）。
3实证结果分析
表3为ordered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3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个人特征因素来看，女性健康的可能性比男性要高并且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提高居民的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已婚状态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个人年龄及其二次方项对健康的影响从其系数的符号来看是满足人的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逐渐下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年龄所具有的健康折旧的程度。
2）从家庭因素来看，家庭的人均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有显著的正影响，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越能提高健康的可能性。家庭的人口规模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成负影响，但是并不显著。城镇户口的家庭比农村户口家庭的健康可能性更高，但影响不显著。
3）从生活习惯来看，喝酒对健康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可能酒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身体来说是一种有益的保健品；个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时间对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有工作的人比没有工作人更有可能健康，而工作时间则对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身体质量指数高的居民更加健康，且具有显著影响；吸过烟的居民和没有吸过烟的居民相比，健康可能性要低；睡眠时间越长越能提高可能性，但是否吸烟和睡眠时间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
4）其他因素方面，具有医疗保险的居民比没有医疗保险的具有更高的健康可能性，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中部地^和东部地区健康水平比西部地区要高，并且这两个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究其原因可能是中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要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4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1年CHnS在全国12个省、市对5000多户农村家庭调查的数据，在描述分析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现状的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健康的决定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从个人基本特征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对居民的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年龄对健康的影响不是很显著。②从家庭特征角度来看，家庭的人均收入对个人的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的户口类型对健康影响但并不显著。③从生活习惯因素来看，是否经常喝酒、是否拥有工作、工作的时间、身体质量指数对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否吸过烟以及睡眠时间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④其他变量中是否具有医疗保险和地区因素对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东、中部地区健康水平要比西部地区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①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充分发挥家庭对健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控制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公平性，避免收入差距过大。②加强健康文化教育，提倡良好的生活习惯。教育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对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使农村居民注重自己的健康水平。使农村居民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注重合理膳食和身体锻炼。③积极推进农村居民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强基层社区的医疗机构建设。④缩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使各要素能在地区间自由流通，促进健康卫生资源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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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经济学论文篇10
体育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本身对整个实体经济发展的联动推进作用;二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加以考虑,他们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相互进步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在社会效益方面,该文主要从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健康体质养成的角度来阐述,同时在此基础上探讨由于国民健康素养提升对于改良社会气质具有的重要作用。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更为中国梦的实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创造良好的民族根基和国民基础。
关键词:
体育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中国梦
在各项事业中,体育事业是基础性事业,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乃至于社会系统有机协调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前提和必要准备。是事关国家强大民族兴衰的大事。体育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甚至是改善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构和发展质量,更可以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改善社会气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指标,也是该经济实体或是社会实体得以综合进益的重要基础。因此,该文主要从经济和社会效益两个视角来探讨体育产业发展的问题。
1体育产业发展中的经济效益
应该讲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该文所论述的是体育产业,是一系列关联事物,而不是单一的体育。因此，该文的逻辑思路必然是因果的同时也是发散的。简单说来,体育产业的发展除了是基础的同时,也就是体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会提升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和进步之外,当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之后也能反过来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他们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相互进步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除次之外,还用要用一点来论述如果体育产业落后或是停滞的危害,当然也是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视角加以论述的。
1.1体育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同一实体经济中的各个层次和结构部分,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协同进退的。一产业的发展或是迟发展都必然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这样说,各个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都和其他产业的发展都是正向相关的。这在经济学里叫做产业发展的溢出效益,也叫做联动效应。也就说,体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实体中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首先,体育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落实到每个国民的身上。具体而言,由人们的通过人们身体素养提升获得。简单来说,在人们身体健康水平提升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体育消费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现代中国,人们的强身健体必然对体育基础设施和体育装备产生巨大的需求。这就能够直接推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健身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个过程,也同样是体育用品、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和体育衍生品得到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其次,体育产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其他与人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和开发。简单说来,人的发展是满足自身各个层次需求的发展。而这当中,身体素质的提升是最根本的,只有人的身体素质的大幅度提升或是保健水平的上升,人们其他乘此的需要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刺激和开发。举例而言,对于一个身体伤残或是疾病缠身的人而言,它不可能让自己有更多的经历和体力去发展自己其他的需求,比如旅游观光或是娱乐场玩了等等。因此，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体育产业发展是基础产业的发展,它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大力促进经济实体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有机整合,促进自身结构的完善和进步。最后,体育产业发展可能推荐你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认识水平和乘此的认识,从而改善自己的经济发展思路和实践过程。简单来说,体育通过提升人们的生物机能的方式来推动人们自身能力的提升。对于经济的发展层次而言,是一个需要认识的过程。这只有健康要素的保证,以及他们认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对于认识和改造世界才能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态势。
1.2体育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源存开发和保持为什么要注意人们身体健康和训练。一方面在于身体健康是生理健康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说。身体是人人力资源的载体,如果身体出现重大的问题,即便仅仅是不能像普通人一样从事相应的学习或是工作以,也必然会影响知识能力的同化或是异化作用。身体是一切智慧和能力的根本,也是人力资源形成的必要准备。而体育产业的发展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们身体素质的提升。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育产业的反战发展,意味着这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升,也就是这个国家人力资源的形成和保存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载体。与此同时,但人力资源的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有了必要的保证之后,其他层次的发展也就有了可能。从资源学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源是第一经济资源,因为它不仅自身创在价值甚至它本来就是价值,同时其他资源产生价值都是有人力资源来驱动的。
1.3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则会造成经济发展不顺畅,社会进步迟滞等问题毋庸置疑,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导致重大挫折的原因之一就是体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甚至是落后于整个世界的。简单来说,抛开文明和伦理也就是讲的社会性这一因素,人类世界本质上就是动物世界,也遵循的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什么叫做动物性,也就是生物性？那必然与人们作为动物的身体机能的强大具有重要的相关性。一个体质羸弱的民族,不可能在世界民族的竞争当中处于优势的地位。反过来,即便是当今国际竞争,其实际也是人才的竞争,而体育正式人才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中国的基础性或是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要论述的为什么体育之后必然导致社会迟发展的问题。几乎是同样的道理,也不会冀望一个身体羸弱的民族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建树。这个可以从历史乃至于显示的经济发展实际中得到启示。美国和西方重要发达国家中,他们的国民素质当中的体育素质五一不是排在世界前列的至少是和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
2体育发展发展中的社会效益
在现代社会,单个事物或是关联事物的发展的积极价值的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社会价值,也就是看该事物的发展有无重要的社会意义。什么叫做社会意义呢？根据社会运行雪飘的观点,社会意义就是能够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有序发展的意义。社会运行学派有中国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所领导,社会良性运行理论也主要是该学派提、解释并最终加以发展和壮大的。它具有中国本土特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指导社会实践和分析。
2.1体育产业发展,可以改善国民健康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国民健康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中亚衡量指标。而体育产的发展,在很大层次上可以推动国民身心健康的发展。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健康强壮的社会成员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最重要指针,而上文已经论说过,体育产业的发展,必将促进人们身体素质的提升,他们之间是一个正向相关的关系。同时,体育产业发展,还可以改变国民的心理健康和人力资源的结构和其他能力。从而推动其他结构的进步和发展,从根本推动我国国民素养的上升。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大变化。
2.2体育产业的发展,可以推动中国社会气质的改善体育是基础性社会事业。社会有单个的社会成员构成,健康的体魄必然酿造出强大的魂灵,而这刚好是社会所亟需的。单个健康强大的壮硕的国民最终将整合成一个健康向上,风气向上积极进取的社会结构。因此,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基础性事业的发展,能够推动中国社会气质的改善,从而打造一个进取的,奋发有为的大踏步向前进的中华民族,这是过埃及和民族兴旺的必然之路。
2.3体育产业的发展,能够推动民族气质的升华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有一个积极敢为奋发向上的民族气质。然而当前我国民族气质仍然还没有完全从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到的整个民族的失败阴影当中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了要大力发展体育,提倡打造体育强国的最根本原因。这里的体育强国,有两层意思。一是工具层面的意义,也就是说,要以体育作为一项工具,来推动中华民族民族气质的升华。另外一层则是结果层面的意义。简单来说,就是应该要成为体育事业和体育相关产业上的大国。前者是该文索要参考的意思,对于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进一步加强论述的过程。不仅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努力促进自我能力的升华从而从个体的角度,为国家和民族气质的升华做出必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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