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环境论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最近几十年"环境权"的出现扩大了环境法的范围，然而关于环境权法律关系主体范围问题存在争议，文章试图通过对环境权的解读来从理论上论证环境权的人权属性，从而在理论上否定动物、植物成为主体的可能性。
一、环境权解读
蔡守秋教授将环境权界定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义务，即：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1]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是人人有在适宜于人类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2]
环境权理论为世界所普遍接受体现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庄严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实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环境权："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3]
我个人认为周训芳教授的定义比较具体，从精神和物质的角度对环境权进行界定，且与国际会议的宣言表述存在相通之处。他的定义是与环境权的内容密切相关的，更强调了其个性，个人比较倾向于这种表述。下文我们将结合环境权的内容、特征等结合来进行理解。
二、环境权的内容
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环境权一般指公民的环境权，即公民有享受适宜的自然环境的权利，广义环境权泛指一切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特殊法人-国家）在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即国家、机关、团体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的公民，都有使用、享受其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权利，也都有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的义务。[4]
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包括良好环境权和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两个方面。良好环境权是人类的精神性权利，是当代和未来时代的人类个体和整体生活在一个适合于人类健康和福利的环境中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教育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权主要是当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权、渔业资源捕捞权、狩猎权、采药权、伐木权、航运权、探矿权、采矿权、放牧权、生物物种基因权、生态资源收益权、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权。[5]
而吕忠梅教授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并与个人生活密切联系的阳光权、通风权、眺望权、安静权、达滨权、嫌烟权等；二是既与公民个人生存和健康直接相关又与公益性或与公共性密切联系的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历史文化遗产瞻仰权等。[6]
虽然学者们对环境权内容的理解各异，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环境权是以营造更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终极使命的，不可避免得带有很强的"人类整体主观性"。周训芳教授关于环境权的分类是以人类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为着眼点，而吕忠梅教授则以私益和公益作为衡量的尺度，尽管如此，他们在关于具体内容的表述上却有如此相似之处，且不说清洁环境权、清洁水权的完全一致，单单看周教授的"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以及吕教授的"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就具有完全的人类主观的烙印。如果说空气质量和水的质量可以有具体的评价标准（无论其是否被认为是合理的和公正有效的），那么环境是否是美的？怎样的环境才是有文化氛围的环境，才能满足人们过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这些完全取决于个人意识，是个人的心灵体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此看来我们无法希求人人都为同样的环境叫好，更不可能站在非人生命体的角度上去看待周围的一切，环境权只能是人眼看世界的工具和产物。
私以为周训芳教授的分类比较具体且比较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关于开发利用环境权的分类更是如此。而蔡守秋教授和吕忠梅教授的分类比较抽象，可操作性弱。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周教授关于良好环境权的表述以及吕忠梅教授的分类不可避免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上文从环境权的内容直观上阐释了其只能是以人作为衡量环境状况的尺度，下文将着重系统探讨环境权的特征和本质。
三、环境权的特征
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的特点有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权是环境社会关系的反映和法定化，是自然权利和环境道德的法定化。二是环境权中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具有不可分割性。三是环境权具有预防性、公益性、指导性和有限性等特征。四是环境权是一种与多种基本人权或社会经济性法律权利有关联的新型法律权利。[7]
关于环境权的这四个特征，个人认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权利比较典型。关于第一个权利看到了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研究对环境权的影响。关于第二个特征在下文中将基于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角度来着重进行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周训芳教授认为，环境权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它是项共享权。环境权是一种全体人民的环境公益，在国际法上是人类环境权，共享权还包括代际权在内。第二，代际权是与生存权密切相关的权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环境法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人类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是共享权特征的合理延伸。第三，作为环境权客体的环境，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环境"本身是中性的，原本无所谓"好"与"坏"之区分。环境的所谓"好"与"坏"，"健康"与"不健康"、"清洁"与"污浊"、"安全"与"危险"、"宁静"与"喧嚣"，都是人类根据其自身需要对其加以价值判断的结果。[8]
关于第一和第二个特征本人不能全部同意，将环境权的特征用共享权来表述与其说是特征毋宁说是内容和外延，所以所谓的特征是不明显的。第三个特征我认为道出了环境权区别于其他权利的独特之处，而且再次印证了环境权带有强烈的人类主观的色彩，环境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
由以上特征我们看出，正如周训芳教授所言，环境本身无所谓好坏，所谓的好坏是人类根据其自身需要对其加以价值判断的结果。
四、环境权的人权属性
上文从环境权的特征简要说明了它也是人类主观的产物，下文将着重系统探讨环境权的本质。
目前对环境权属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公民环境权的层次上，有四种学说即"人格权说"、"财产权说"、"人类权说"、"人权说"。陈泉生、张梓太教授即认为"环境权是一项新型的人权，使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同时也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不能剥夺的"[9]
"人权或称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旨在"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和最自由的发展。作为权利，他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所授予的，也不能被实在法所剥夺或取消。"
"从渊源上讲，任何一项人权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验明和证实：一是利益需求的产生，即形成人权需求的主体的内在观点;二是需要得以满足的可能性，即具有实现主体的外在可能；三是需要不被恰当地满足，即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错位和分离，难以达到同一；四是主体的要求外在化，即主体的内在需求在不被满足而又有满足的可能的前提下，转抵达为外在的诉求，从而唤醒了主体的权利意识，人权由此被提出甚至被规范秩序所固化。"[10]
关于利益需要的产生，正是因为人们有生存和过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周围的环境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生活因素，假若某天空气和水不复存在，人将赖何生存？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进一步人们基本满足了温饱问题后便思考着如何活得更加精彩，更有生活情调，正所谓人的生活离不开吃但却并非为了吃而生活。人渴望在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自然中放松心情，缓解压力，所以美好的环境也是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环境权满足关于人权构成要件的第一个要件。
谈到需要得以满足的可能性，实践证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国内加强环境立法，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和相关环境研讨会都发表了相关的纲领性文件，将环境问题提升到关系全部人类和后代人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全球共同保护环境的力度，这些都表明了人类要生活在美好环境中生活的需要是可以被满足的。所以环境权也满足人权构成要件的第二个要件。关于需要不被恰当地满足，由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同时人口迅速膨胀，于是在人类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发生了冲突。例如工业污染、常规污染（石油污染、农药污染等）、核泄漏（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毒气泄漏（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暖、全球荒漠化、全球水危机等。而具体到我国则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矛盾尤为突出。我国资源总量是大国，人均占有量是小国，资源利用效率是弱国。我国虽然资源种类全、总量大，但资源组合不够理想、后备资源不足、人均占有量少，供求形势严峻。以耕地和水的分布来看，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量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而耕地仅占全国总量的36%;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水量不到全国总量的20%，而耕地却占全国总量的64%，[11]由此可见，人类关于环境资源的权利要求在现实中没有被恰当满足，所以环境权（尤其是环境资源权）也满足人权构成要件的第三个要件。
最后涉及到主体的要求外在化的问题。目前多数国家的宪法已经将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及其国家机关的职责，或者个人、团体、组织的义务和权利。有的宪法已明确承认国民有享有满意的环境的权利。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15条规定，保护自然界，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保持水域和空气的清洁，保护动植物和自然美景，是国家和社会以及每个公民的职责。韩国《宪法》（1980年第8次修改）第35条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美国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每一个人都有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一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作出贡献。"不仅国内法中有规定，国际条约或宣言中也有规定，如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不仅各国的法律在原则上规定了环境权，在实践中也有相关的案件来维护环境权的实现，如1993年菲律宾最高法院根据健康和生态的宪法性权利，作出菲律宾政府必须保护全体居民免遭热带雨林被大量砍伐的判决"热带雨林"诉讼案。[12]如此看来，环境权符合人权构成要件中的第四个要件。
综上所述，环境权符合关于人权的四个构成要件，是一项人权。
姚建宗教授曾阐述过"作为人权的真实基础的’人’是一个’类’存在，也就是作为与一切非人的’类’存在，如猪、牛、羊、狗等动物，或者花、草、树等植物，以及山川、平原、大海等自然事物相对应而存在的’人’’类’的’人’。显然，作为’类’而存在的人就是’人’本身而绝不是具体的、特殊的"某种人"--有种族、肤色、性别、民族、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社会出身、文化程度、财产或财富、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印记的人。"[13]
所以，环境权既然是一项人权，正如上文中姚教授所说的人权中的"人"是与动物、植物、自然事物相区别的类的存在，所以环境权是人所享有的权利，动物、植物、自然事物不享有这项权利。因此，以环境权的本质角度来看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人之外的其他事物成为环境权主体资格的可能。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第273页.
2周训芳.论环境权的本质.
3吴卫星.环境权概念之研究.
4蔡守秋.环境权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2(3).第33页.
5周训芳.欧洲发达国家公民环境权的发展趋势,比较法研究,2004(5).第96、97页.
6吕忠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第137页.
7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第276-289页.
8陈泉生,张梓太.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法律出版社，2001，第114页.
9陈泉生，张梓太.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法律出版社，2001，第114页.
10汪习根.论发展权的法律价值,珞珈法学论坛(3)，第17页.
11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第11、19页.
人文环境论文篇2
当前，部分企业的管理人员并没有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在人事管理中，仍然采用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模式，暴露出了许多的不足和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稳定发展。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模式问题
受计划经济残留的影响，当前部分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在人事管理中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劳动管理模式，不仅与现代企业的发展战略相互脱离，也没有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紧密结合，一般只强调劳动人事管理工作本身功能的发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劳动力的配置及劳动纪律范围内规章制度的管理，又或者片面注重企业领导交办的应急事项，缺乏与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缺乏对员工的统一规划管理及对人才的有效选拔、培养和任用，难以满足现代环境下企业全方位人力资源管理的需要。
2.观念认识问题
在传统的资本理论中，一般都是将资本理论基础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同质性的假设下，其核心是实物资本或者物质资本。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过分强调了物质资本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3.内部机制问题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许多企业都建立起了相应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缺乏切实可行的考评比标准。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对于员工的激励一般都是以物质激励为主，通过奖金的形式实现，激励手段相对单一，无法形成对员工精神层面的激励，同时也缺乏对员工德、能、勤、绩的全面考核，没有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无法充分激发员工的潜能，导致在企业内部存在着干好干坏一个样，出现不求上进的情况。
4.缺乏合理的人才选拔
当前许多企业在人才选拔机制方面的管理也比较混乱，人才的流通性较差，而且也难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人才管理，一方面人力资源的质量难以保证，员工专业素质较差甚至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严重影响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很容易滋生问题，影响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二、现代环境下人事管理工作的转变
针对上述问题，在现代环境下，企业管理人员应该及时转变观念，切实做好人事管理工作的转变，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对问题进行处理，推动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1.强化人力资源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劳动人事管理模式，企业的发展目标受政府限制，人才的分配也是由政府进行的。而在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成为了独立的社会经济实体，摆脱了政府的行政干预，实现由劳动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可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将劳动人事管理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化对于员工的招聘和管理工作，确保员工的素质能够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企业中营造共同的价值观，对员工进行有效引导，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2.拓展人事管理的范围
一方面，要加强人才的培训和教育。人力资源的层次或者说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企业而言，支出相应的资金和精力，做出有意识、有目的的投资，就能够有效提升劳动力的层次，人力资源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因此，做好人才培训开发，是一项有利于人才增值和企业发展的双赢投资。对此，企业应该充分重视起来，立足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针对岗位需求，切实做好人才培训和教育工作。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应该制定合理有效的计划，确保培训和教育的长期性、持续性，对员工及整个企业的工作绩效进行改善。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也称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由价值观、信念、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特有的文化形象，是一种以企业为本的管理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对此，企业人事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起来，将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人事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充分挖掘其在企业中的导向、动力、融合力等功能，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3.建立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
在当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人才的流动是非常迅速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应该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留住人才。从目前来看，比较常用的措施包括高薪留才、带薪休假、事业留才、感情留才等。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和工作任务，对员工进行合理配置，同时有计划地对人力资源进行更新，促进其在企业内部的流通，确保员工潜能的有效发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使得员工可以获得完成工作后的成就感，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
三、结语
人文环境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科技发展，人文环境
1.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的界定
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广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社会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获得极大的丰富,人们也同样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人文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
（2）民族文化传统小论文。民族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像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4）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及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创造能力的大小，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方面激起创造热情和灵感小论文。而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的高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素养的高低。
上述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2.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1）人文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美国文化的积极方向是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二战”后至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观之，文化环境起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良好的人文环境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环境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科技工作者培养创新思想需要文化环境的创新小论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是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除与自身的科学素质有关外，文化素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文化环境创新为科技的发展获得了人道方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显现。为了找回科学的人性，使科学人文化，必须对它们加以引导和制约。文化环境便为科技发展规范了人道方向。对科学方案进行人道主义鉴定，对新工艺进行道德评价，对科学研究进行伦理调节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人道规范，这些都是文化对科技行为调控的准则。
3.如何改善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1）培植适宜于科学生根和发育的价值观念
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必须社会文化环境与它融合。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时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小论文。
（2）强化人文涵养对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
科学工作者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人文学识等对其科学创造活动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的意志、毅力、兴趣、激情和信念是其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诚实、无私、公正、宽容、协作等品质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前提。
（3）发挥正确自然观的导向作用
为了持久而广泛地促进科学造福于人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减少和避免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必须纠正各种有碍于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一是要用以人为本，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的应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对功利与非功利和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辩证思考出发，引导科学的合理应用，既避免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一味追求科学的物质功效的片面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又克服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
4.对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
（1）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培育风险意识。科技的发展随时可能遇到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多种风险，所以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入虎穴”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各种风险。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培育风险意识，应该宣传成功个人的创新事例。
（2）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必须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化以来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所造成的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失衡，是工业文明的病根之所在小论文。对此，人们提出了两条基本的途径以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一是用人文文化唤起科学的人文精神，重建科技理性；另一条途径是借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科学从根本上人文化。
（3）构建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新型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我国国民人文素质不高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知识的贫乏，人文意识的不足，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科技发展的前沿所提出的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崭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创新。
（4）构建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原创性与拿来主义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来获得知识和成果，但作为科技政策的基点，更要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强化原始创新。我们既反对非理性的民族狂热性，也应摒弃低迷沉沦的民族自卑心理。一个国家或科技经济实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努力探求原始性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小论文。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相对于科技创新本科毕业论文格式，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
个人创新和集体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充分发挥，也不排斥个人的重要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和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时代欢迎创新方面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宽容态度，呼唤带领团队创新成功的帅才、将才和领导人才。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的文化环境和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我们全社会应该重视和关注。对此，我们都应自觉地担负起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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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环境论文篇4
1．1乡土文化的定义
何谓乡土文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定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发端并积淀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和，包括民风民俗、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历史变迁、语言文化等。还有的学者认为乡土文化就是乡土社区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它包括农业知识、技术知识、医学知识、民间文学与艺术知识以及诸如信仰、亲属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等神圣与世俗生活知识等。我们认为乡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乡土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乡土物质财富和乡土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乡土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乡土观、文化观为指导，以调适乡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点而形成的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总和。乡土物质文化包括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和民间民俗工艺品等;乡土精神文化包括乡土孝文化、乡土宗族家族文化、乡土生活习惯、乡土传统文艺表演、乡土传统节日等;乡土制度文化包括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约乡规、乡存共荣的意识形态、乡土价值取向、乡土行为方式等;乡土生态文化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地理环境的大气、地形、地貌、土壤、湖泊、河流等自然山水以及形成生物链条的动植物种群等。乡土文化是特定区域的共性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既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又涵盖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
1．2乡土文化的内涵特征
我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乡土文化是华夏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寄托，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优秀的乡土文化既表现了乡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等，体现了乡村和谐为美的社会伦理思想，强调了人与人的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到社会和谐，又体现了乡民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观，还体现了乡民勤劳、朴实、热情、开朗、健康的品质特征，民族性情尽显其中，更体现了乡民崇尚劳动、尊亲敬祖、敬老敬贤等传统伦理观念。所以，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制度的还是生态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已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因此，乡土文化具有以下内涵特征:1)乡土文化具有强大的延续力。纵观世界上各个主要的农耕文明，大都发生过中断或衰落，唯有我国的乡土文化从未中断过，它一脉相承直到今天。2)乡土文化是一种农耕型的文化。这种形态的文化，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使农民群众形成了重农、尚农的思想，而且在社会心理和行为上也产生了深刻影响。3)乡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总是能够积极地吸纳和融合异质文化，而不是盲目地排斥或应付。4)乡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这种和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1．3乡土文化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关系
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灵魂，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乡土文化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与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之间的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新农村人居环境受乡土文化的影响，又是乡土文化在物质环境和空间形态上的体现，是乡土文化的写照。由于乡土文化具有延续性的特质，因此可以根据需求从乡土文化当中找寻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素材来获得设计的思想源泉。同时，乡土文化作为乡土生活方式的一种载体，在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时也是对新的乡土文化的创造和完善。即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一旦形成，就会对该地域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新的乡土文化情景。不同的乡土文化反映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上会产生不同的人居环境风格。
2乡土文化的作用
乡土文化使设计者在认识理解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乡土制度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的过程中转化为设计理念，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文化根基。
乡土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记录着乡土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殊性，承载着乡村的历史和传统，聚集并沉淀为一定的社会密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原生态文化。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必须从中吸取营养，寻找设计灵感。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模式或载体的选择，只有与当地的乡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由此可见，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根基。
2)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导向作用。
乡土文化导向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乡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乡土精神文化，发挥着无形的导向功能，能够为设计者提供方向和方法，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他们面向农村美好未来，以农民、农业、农村即“三农”整体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业为重，使设计者自发地去遵从，把“三农”与设计者的意愿和愿景统一起来，从而促使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更加符合“三农”的实际需要。其次，对农民、农业、农村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导向作用，引导农民、农业、农村树立大局观念，支持和配合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因此，乡土文化就像一个无形的指挥棒，使设计者自觉的按照农民、农业、农村要求去设计人居环境。
3)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
乡土文化具有传承的作用。乡土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薪火相传、稳定延续下去。今天的乡土文化，是建立在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优秀的乡土文化凝聚了乡民世世代代的智慧，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乡土文化的传承表现为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等方面的传承。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不能无视这些宝贵财富的存在，不能离开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否则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对乡土文化的传承要批判继承，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对于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又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应继承和发扬，对不符合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要求的、落后的、腐朽的，要自觉加以改造或剔除。
4)乡土文化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具有指导调适的作用。
乡土文化中有乡土奋斗目标、乡土的行为规范和乡土的共同价值观，这些都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有着强烈的指导作用。它让设计者明白自己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哪些地方该发扬，哪些地方该规避，为设计者指明了调整和适应的方向。通过这些指导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约束力，使设计者明确工作意义和工作方法，从而提高设计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挖掘乡土文化元素，尊重当地自然与人文印迹，坚持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实现人居环境设计与人的天人合一。乡土文化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
3．1对乡土物质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物质文化中有乡土山水风貌、乡土聚落、乡土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以及乡土地貌、乡土气候、乡土植被、乡土材料、乡土色彩、乡土符号等元素。它是在乡土地域范围内自然产生，且能被设计者利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带有乡土文化的真实性和朴实性，对节约新农村人居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作用。如对乡土色彩的运用。设计者在进行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前要深入了解当地农户的风情民俗，体验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场所精神，运用乡土地貌色彩、土壤的色彩、植物生态、人文内涵、天空、大地、山林、水体等自然物质实体固有乡土色彩，挖掘出当地的乡土色彩，并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去，使得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富有乡土气息，创造出独具匠心的色彩映像。乡土色彩对整个造型赋予了乡土个性语言，它是造型要素无法取代的。又比如对乡土符号的运用。设计者将乡土符号作为物质载体，再结合当地的风情民俗，并以艺术的造景手法运用到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从而设计出能真正体现乡土文化特色、个性突出、生态和谐的新农村人居环境。还比如对乡土材料、植被的运用，呈现出的是自然美。取材于大自然的石材、植物、木等自然材料，通过造景手法处理使普通的材料变得不普通，利用地产的瓜、果、梨、桃等水果或蔬菜作为绿化设计素材，使之成为新的景观观赏对象。同时那些乡土建筑凝聚了历代民间建筑设计师的灵感，体现了民俗风情与乡土文化，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设计者应重视保护乡土建筑，注重从乡土建筑的布局、墙体、屋顶、门窗和其他细部中吸取地域元素，让新农村人居环境与乡土建筑和谐共生。
3．2对乡土精神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看得见的东西是它的物质文化存在形式，那些看不见的是乡土精神文化，它飘离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载体之外，隐藏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形式的背后，透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物质文化所反映出的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情趣、设计理念、设计思想、创作手法、设计方法等，是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乡土精神文化。而这些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乡土精神、农耕传统、地域风情和民间技艺是乡土精神文化的精髓，可以作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主题和设计理念，通过新农村人居环境载体设计，去营造空间环境，不仅能体现乡民的意识观念、审美情趣、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同时还将反映蕴含在其中的深层次的乡土精神文化内涵。因此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乡土精神文化特征的表达，重在意境、神韵、场所精神的塑造上，在潜移默化中将地方的风俗遗存、生活模式、传统空间格局传达出来，作为一种乡土精神文化特色的见证。
3．3对乡土制度文化元素的运用
乡土制度文化介于乡土物质文化与乡土精神文化之间，相对于乡土精神文化而言，更具有外观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它既起着规范乡民行为和办事规程的作用，也起着规范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作用。乡土制度文化为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提供了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设计规范，这些共同的设计准则和规范反映了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共同意愿。同时，乡土制度文化是非物态文化，它的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乡土纪律制度、乡土道德准则、乡约村规等，有利于增强设计者的文物保护意识，了解乡村的发展历程，知晓先人留下的文物古迹，促使他们增强保护文物的意识，使之合理利用乡土物质文化、乡土精神文化和乡土生态文化资源，以乡土制度文化为切入点，引导设计者对新农村人居环境进行设计。如以乡土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为物质载体，引入当地农业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乡土材料，如古井、水车、石磨、古树等器物和农耕文化的簸箕、斗笠、锄头、风斗等原生态的生产农具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充分展现乡村特有的艺术美。
3．4对乡土生态文化元素的运用
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应有效利用乡土生态文化元素。因为“环境的背后蕴含着千百年来生态演进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它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经过了千百年来的改造，深深打上了人的实践的印记，成为‘人化的自然’”。然而，目前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缺乏对生态文化必要的尊重，对其运用还比较薄弱，大多以损害乡土生态文化为代价，过度的设计已造成乡村资源浪费。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是发展乡土生态文化、建设乡土生态文明的需要，设计者必须站在国家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高度，有效地运用乡土生态文化资源，在新农村人居环境设计中遵循生态的原则，遵循生命的规律，把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动、微生物、土壤、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土地、人口、体制、文化、历史等组成一个多维的复合生态体进行设计。也就是说，设计者要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去充分考虑，合理安排乡村土地及地上的物质和空间，创造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优化和美化的乡村人居生态系统，为农户创造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
4结语
人文环境论文篇5
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学习生活，学习者在网络上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等，控制学习过程，并进行评价和反馈，自主控制性得到充分体现。个人学习环境有助于给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有力支撑，帮助学习者管理自己的学习，例如自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方法、过程以及自定步调，汇聚与分享资源，发散与汇聚观点，创新与共享知识等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学习者的学习变得有序起来，学习者的独立学习得到了良好的支撑
2构建个人学习环境pLe的要素
个人学习环境pLe给个体学习者带来工具和资源，帮助学习者控制自己的学习过程。这些工具和资源通常是学习者可以选择和自身维持的，并且可以从计算机或从智能电话获取。构建个人学习环境pLe的要素包括：合作；创建内容的工具；内容库；简介及产品组合；规划与管理；评价与反思个人学习环境中的工具是指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学习工具。所谓学习工具是指有益于学习者查找、获取和处理信息，交流协作，建构知识，以具体的方法组织并表述理解和评价学习效果的中介。个人学习环境要求学习者选择和汇聚所需的工具以发挥工具的整体作用。一般来说，信息技术工具可分为搜索工具、整合工具、信息处理工具、工具和交流协作工具。个人学习环境的建构工具支持着个人学习环境构建的整个过程，学习者可以根据各自的学习风格、学习需求进行工具混搭。所有这些帮助管理学习的过程，例如，一个学业公文包让学生收集完成的学业以及更正式的成果的证据，如完成学业、等级、考试成绩等。学生可以选择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希望公开这些信息，并与他们的老师，同伴，并有可能未来的雇主分享它。例如学习经验，学习的语言，还有其他各人愿意与别人分享的信息。相关的学业公文包是一个概要文件。通常,显示个体学习者的学习经验,和任何学习者想要与别人分享的个人信息。协作工具允许学习者与他人交流。这样的工具可以是专门设计来帮助学习者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比如wiki,或者他们可以使用更为通用的工具,用来提出问题。例如包括脸书等社交网站Google+,以及社交书签工具可以分享有趣的学习网站书签。同步工具,要求参与者进行实时交流,聊天或即时通讯(im)等项目和互联网协议语音(Voip)像Skype也属于这一类。在学习管理方面,各种计划和监控工具帮助学习者设定目标,创建待办事项列表,并检查进度。例如,心智图帮助学习者头脑风暴和归类需要改进的地方。期刊帮助学习者记录和反思自己的学习,可以采取一个博客的形式,一个简单的文本文件,或许多专用程序和应用程序。最后,内容存储库是学习者存储语言学习内容,如影片(例如,通过订阅Youtube频道),网站(可以订阅RSS提要),和共享文档和文件,等等。这些工具似乎有一些重叠,但不同的工具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例如,一个学习者可以创建一个Google+页面,与其他学习者共享某些页面,保持私人用于个人反思的页面。大多数的pLe工具不是特定于语言学习,而是许多学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已经在使用的网站和应用程序。
3在外语教学课堂中实施pLe:技术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1）教师真的需要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应用软件吗?不一定需要，重点是鼓励学习者自己去这样做。你可能需要知道不同的应用软件,比如在线共享文档,但你不需要安装或使用他们。在某种意义上,pLe内的工具就像在图书馆的书,你不需要阅读所有的图书,只要指导学习者在使用它们。比如有些链接到一些网站,为不同的学习目的提供良好的编译软件的网络资源，这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2）谁创建了pLe?学习者自己创建。教师可能想使用pLe资源库中的一些例子作为模型显示学习者一个pLe是什么样子和是由什么工具组成的,但创建他们的个人学习环境的责任在于学生自己。
（3）学习者需要掌握更多的技能才能创建pLe吗?不一定，他们需要舒适的使用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但许多可用于pLe的工具通常是学习者熟悉的程序,比如社交网络、网站、微博和论坛。对于大多数学习者来说，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来支持他们的学习才是他们需要更新的技能。
4外语课堂中实施pLe对教学方面的影响
（1）实现学习者自我控制学习。最具挑战性和最激动人心的是pLe可以对学习和课堂教学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pLe改变了课堂上的传统模式,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一些学习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新的体验,并对这种变化提出一些的问题。在课堂实践中,教师最好的方法是解释pLe背后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循序渐进地布置以学生为主导的学习任务和给予充分的支持。
（2）监控个人学习。对于个人学习实践频繁反馈是很重要的,是额外的学习方式,起到建议进一步实践的作用。教师可以在回复学习者的反思或记录时提下面一般类型的后续问题:你为什么决定专注于这个语法点吗?这项活动是否帮助你练习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点?你还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你的同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对实施pLe学习的评估。pLe不是专门针对语言学习,而是关于组织、监视和批判性反思的学习。重要的是学习者看到你重视他们花在这些任务的时间。与学习者策略的评估一样,没有简单的测验可以管理或让你可以给的分数。尽管如此,你可以评价学习者实施pLe学习时的频率、程度和学习者反思的深度,并作出一些有用的评论。一些老师已经成功尝试了让学习者的自我评估。
（4）鼓励课外学习。从实质上讲,pLe是鼓励学生收集以学生作为主导性的学习工具的集合,如果他们是支持终身学习,学习者需要开始看到和使用它们。这只有当学习者感受到pLe是直接与他们的语言学习实践联系并要求利用所需工具逐渐完成超越课堂和学校任务时才行得通。学习者可以完成一组项目和报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学习者在线分享,其他学习者可以对他们进行评论。
人文环境论文篇6
1．1缺乏对环境科学新问题、新方向的了解
目前，环境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课程数量严重不足，跨学科课程（综合课程、问题中心课程）门类数量偏少，不能对学科前沿性动态产生足够的敏感和把握能力，从而使学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欠缺。
1．2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途径较为单一
传统的环境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当前的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多年来没有大的变化，无法跟随学科和人才发展的新态势，譬如新兴的环境监理、环境第三方监测和环境生态修复等领域有大量的人才需求，但是学生却没有掌握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这也造成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就业的“老大难”的问题。
1．3因材施教、分层次培养的环节欠缺
目前，本科生的毕业去向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有的学生希望继续深造，则要加大理论课程的深度，加强实验操作技能培养其科研工作的基本能力。而有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需要强化动力能力和应用技能，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在就业、深造过程中常表现出“博而不精，广而不专”，这也亟待通过分层次培养模式加以解决。
2协同创新机制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各教学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人才培养需要协同创新，协同创新也适用于人才培养。自2012年始，安徽大学在协同创新思想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将协同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强调创新，旨在培养出适应新形势下市场需求的创新人才，对过对人才培养中培养目标、培养策略、教学组织和人才市场等关键要素的分析，解决各要素间存在的矛盾，不断整合协同各要素的关系，发掘出新的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1通过“人才培养计划协同机制”的建立，优化课程体系
协同创新与跨学科教育的合作培养人才体现在为科研发展做好人才储备方面，特别是体现在对学生学术视野、开放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安徽大学“矿山环境修复与湿地生态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建立为契机，设置人才培养联通式管理机构。学校成立了由校领导、中心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由主管校长牵头，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院负责人、中心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协调中心管理。成立由资深教授、企业专家、教育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中心管理提供咨询。二级学院与中心成立工作班子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需求及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在协同创新中心体系内与协同创新单位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不断优化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在学校发展规划处的指导下，在校内强化学科间的协调，消除学科间在人才培养上的壁垒。通过加强生物学、化学、生态学、地质学与环境科学间的交叉，突出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学科基础、复合技能和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与校外协同单位机制的建立，把本科培养方案中与课程设计等实训内容安排在协同创新中心进行。调整了一批核心课程如环境工程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微生物学、环境生物技术中内容重复的部分，精心设计学习课程的深度与广度，科学分配课堂学习时间与课后学习时间的比重；按照社会需求和专业内涵合理设置专业培养方向，“人才培养计划协同机制”的建立，
2．2建立“师资队伍建设协同机制”丰富教学内容
以协同创新平台为依托，通过人员实质性互聘等举措，聘请科学家、企业家等作为学校课程教师，实行学校－中心“双导师”制，把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有效地传授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教师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两部分组成：专职教师为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校内教师；兼职教师为协同体内聘请的国内外知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设置名师讲堂，定期邀请校外知名专家就某一教学内容或科研进展进行讲座或授课，开办具有特色的专业选修课，以扩大学生视野，强化国内外校际间的交流，为人才培养增添新的内容，形成一套完善的“双导师”制实施、考评和激励办法。
2．3建立“平台共建共享机制”，强化实践育人环节
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多类型的实验教学平台，选派学生参与创新实践，研究优质资源平台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中作用。与企业合作建立多类型的实习实训基地，科学评估其在强化实践育人环节中效果。在协同体制下，联合制订实践教学计划、联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联合考核实践教学质量；共享教学、科研实验室资源，导师互选，在导师指导下自主选择课程。本科生可选择在协同创新中心开展暑期科研训练、实习、本科毕业论文。以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为契机，整合中心丰富的实践教学资源，通过构建实践教学平台、工程能力训练平台、工程技术开发平台、生活保障平台以及实践教学信息系统，形成完整的工程实践教学条件。
2．4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2．4．1“3＋0．5＋0．5”的本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从环境科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中选拔一定数量的本科生，围绕协同创新方向，制订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在成员高校中进行0．5学年的互认学分学习或相关课程的选修。在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单位中从事实践锻炼0．5学年。
2．4．2“寓言于研”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组建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以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单位教师为指导，鼓励其结合自身科研工作，提出一定量的适合本科生的科研题目或者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与能力提出自选题目，通过双向选择，成立本科生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实行动态化管理，将一部分学生吸收到导师的实验室或课题组参与科学研究活动，鼓励学生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对考核优秀的学生优先推荐进入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学院跟踪管理，学院领导小组及导师定期对团队成员进行考核。每半年对创新团队项目进行中期考核，每年对项目进行结项考核，特别优秀的报送攻读研究生，
3结语
人文环境论文篇7
关键词：清代；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生态环境变迁
近几个世纪，我国一些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特殊形态的人口过剩。在人地紧张的压力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性人口流迁运动，以稀释其日显拥挤的人口能量。不同区域的人口消化和在对外来人口吸纳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确定某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进而探讨移民的经济活动与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本文主要以清代浙西山区的外区域人口流入为讨论内容，并兼及浙西山区本地的原有人口状况，探究外来移民在本地的经济活动及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状况分析
据方志记载，清代浙西山区接纳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其移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移民以江、闽及本省温、处流民为主，多在山地搭棚为居，志书中称之为“棚民”或“蓬民”，如湖州长兴县，“有福建、江西棚民携妻子挟资本陆续而至，与乡民租荒山，垦艺白苎”（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严州府建德县，亦曾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而寿昌县也因为招徕了江闽流民前来垦荒，本地才有了麻、靛两种物产（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杭州府之于潜县则接纳了安庆移民，嘉庆年间有这样的记载：“邑中山多于田，民间藉以取息者，山居其半。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谓之棚民。”（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另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记载，“嘉庆初年，忽有民自他方来，云愿垦荒赁种，询所自，皆曰温州”，“山地价值不多，棚民多温处流入”。此类外来人口多向荒山野地、森林深处索取土地，开垦农田，属疆域开发型的移民。后期移民则以两湖、河南等外省民为多，在一些府县甚至超过当地土著，这类移民在志书常称之为“客户”或“客民”。《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载：“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亦有类似记载：“自兵燹后，本乡人少田亩荒芜，宁绍温台及两湖江北之民云集。”这些客民大多属战乱恢复型移民。
任何地区的人口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浙西山区既然有外来人口的吸纳，就必然关联到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出。探究其人换，首要关注的是人口流出的原因，这是一个“源”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而集中的耕地又极其有限，人满为患，过剩人口就必然外溢。江西、福建、安徽、两湖等地区在明清时期均先后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江西“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比比游食他省”（《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吉安府吉水县“土瘠薄物力无所出，计亩食口仅得十三，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光绪《吉水县志》卷九《风俗》）。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流徙。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早在明代，迫于人口的压力，其山区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闽中自高地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为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谓地无遗地矣”（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然而相对于剧增的人口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大量人口不得不到他省谋生度日，从而出现“人尚什五游食于外”的情况。安徽安庆县也是清代前期和中期长江流域人口输出中心之一。实际上，明清人口过剩一直是个全国性问题，就连一向被认为垦殖程度较低、人口稀少的两湖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如湖南平江“至明万历时，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同治《平江县志》卷十四《赋役》）。到清代更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与这些区域相毗邻的浙西山区出现外来移民就不可避免了。虽然浙西山区的开发早在清代以前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宋代已有梯田，但是在那些陡峭的山坡上，当地的土著依然无法开垦，“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种苎最为相宜。本地乡民未谙其法，有用之土向来概置之无用。兹异省之山民，辟荒芜以收地利，与古者货恶弃地意颇合”（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于是善于“凿岗伐岭”的省内外移民纷纷涌入。
而且，战乱与人口迁移亦密切相关。战争的力度及波及范围将制约一个区域的人口增减及地区移迁面积。在1644—1911年间，江浙一带虽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乱，但浙西山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对浙西山区人口秩序带来巨大影响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次战争期间，即使是偏远的山地也不可能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如地处浙西丘陵山区的严州府，便是太平军与清军多次厮杀之地。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死亡的情形，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报告：
“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连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难以穿越的灌木林。……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1］284
位于浙西山区其他府州的人口亦是损失惨重。如杭州府之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昌化县，“洪杨之役，由淳窜昌，首当其冲，民气凋残，垂六十余年，未易恢复原状”（民国《昌化县志》卷首）；湖州府长兴县，“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田赋之入仅十之四焉。故家遗俗十不存五；而城垣桥庙官廨之修复者仅十之三，而颓废者十之七焉”（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长兴知县恽思赞《序文》）；而在孝丰县，战后户口仅剩三十分之一（光绪《孝丰县志》卷四《户口》）。
由于战争持续时间太长，加之灾荒和饥馑以及同治元年由安徽传播过来的瘟疫，使得浙西人口损失惨重。如湖州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同治《孝丰县志》卷八《祥异志》）。这样，浙西山区人口在战争期间的或死或逃造成了一些府州县出现了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的状态，从而引起了此后外地区人口的填补活动。一些地方官也积极招徕客民进行垦种，如严州知府说道：“查严郡各属田地荒芜，人民稀少，较他郡情形，蹂躏更甚。……今欲招垦，必须外来之户乐于耕种。……无如外来垦户，由江西者则有衢之荒田可耕，由宁绍来者则有杭属之荒田可耕，惟严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严交界地方皆系荒产，断不肯舍此适彼。惟查有棚民一项，向来以种山为业，地方农民不与为伍。自咸丰十年后，粤匪滋扰，棚民僻处深山，未受大害，较农民尚胜一筹。昔日无田可种，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田之出息究胜于山。各棚民非不愿种，实不敢种，须设法招之使种。”（戴槃《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皇朝经世文编》卷十）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移民随之涌入。如战后的昌化县，“客民纷纷盘踞，以四、七都及外五都占大多数，不似他处之纯粹族居”（民国《昌化县志》卷首）；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三年，劝招开垦，客民四集，自此休养生聚。二十年余年始有丁口土客四万余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
最初来浙西山区开垦荒地的客民是本省人多地少的宁、绍、温、台诸府农民。如余杭县，据光绪《余杭县志稿》记载，各籍移民中，以来自绍兴府的最多，达50.3%，次则宁波和温州，分别占15%和11%，再次则为河南、苏南和本省台州府，分别在4%~6%之间。［2］又如严州府，李希霍芬对战后的移民曾有以下观察：“外来移民已经开始进来了，在分水河谷我发现相当数量的新移民，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但也有少数来自其他省份。”［1］285这些地区农民受战争影响较小，同治三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提及浙江各地的残破情形时说：“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九）
不过，由于浙西杭嘉湖平原地带在战争中受创也重，人口的缺口实在太大，而宁波绍兴等地本身亦在战争中受创，向外输出人口有限，何况一些客民的流动性较大，一俟家乡情况有所好转，常常弃佃返归，致使田地垦而复荒。又因为平原农民不适应山地耕作，所以向山地移民进展缓慢。就在这时，更远的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移民蜂捅而入，“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两湖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同治《湖州府志》卷十八《金其相建玖磬山书院碑略》）。其中就有不少人迁入浙西山区占耕荒旷山田。当时外地客民主要迁入湖州府的西部和南部，时人指出：“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湖北人蔓延郡东。”（民国《南浔志》卷三十）
据此可知，浙西山区的移民活动均属人口稠密的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的流迁模式，即依靠提供空旷的山地来吸纳周边地区的过剩人口，仍然属于向山区要土地，进行农业垦殖的人口流动模式。这与浙江平原地带对过剩人口的吸纳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后者主要是依靠突破原有的经济结构模式即通过非农化的转移来完成的。因此，这些移民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口流动与当地生态环境变化
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状态。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人类实践对生态环境的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除受当地的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常常受到人口的负载量和生产配置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清代大量涌入浙西山区的移民及其经济活动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迁往浙西山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但并非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山土高燥多石也不利于种植稻麦），而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包括苎麻、靛、落花生、玉米（苞芦）、番薯等。如迁往湖州以西一带山区的温州人，“其人剽悍多力，荷锄成群随垦，结厂栖身。所种山薯或落花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寿昌县，“然如麻、靛两种，亦自近年江闽蓬民有之”（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时人张鉴在其《雷塘庵主弟子记》中也说：“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其中种植玉米与番薯等转杂粮主要是解决自身的口粮，产品进入市场的较少。然而苎麻、靛青、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却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如在安吉，种植苎麻者“自闽人及江右人租乡村旷地设厂开掘而种莳壅既工，获利始倍”（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在热衷于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的同时，这些外来移民也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从事筑窑烧炭、砍竹造纸、烧制砖瓦等带有显著山区特色的手工业活动。如炭为安吉山区土产，二三月间，“万家岸、马家渎小市诸处肩卖者络绎不绝”。其中生炭（亦称硬炭）多为徽宁人居此筑窑烧制的。炭又可以用于烧制砖瓦缸甏，安吉北乡烧缸甏者“有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而砖瓦则大多由徽宁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竹亦是山区特产，同时竹也是造纸的好原料。在安吉，来自本省的萧山、富阳的移民大多是造纸工匠①。(注:新版《安吉县志》第三编《居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安吉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开发的蔓延，浙西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山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和繁荣，生态环境包括生态平衡与土壤条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为浙西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改变了当地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流民之来益众，则棚益广，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且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居”，“联络盘踞，岁引日多”，“由是地日以辟，类日以聚。厥后接踵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使大量荒漠的山地得以开垦，而且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副产品通过市场进入了流通领域，丰富了当地农村市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有些移民租用或开垦大片土地从事商品性农业垦殖，其间亦多有采用雇佣劳动从事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山区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嬗变，在较落后的地区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萌芽。
浙西山区移民的迁入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山区小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有些山区小市镇的兴起甚至完全是因为移民的迁入。如长兴县的鸿桥镇，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乱流入大量难民应运而生。“阖邑难民及四处商贾，俱麇集于兹。帆樯林立，(缺)尘嚣，俨然一哄之市。”（同治《长兴县志》卷一下《建置汾革•镇市》）虽然这些小市镇仅仅是地方性的小市场，远不及浙江平原地带诸如双林、菱湖、南浔等巨镇的发展，但也颇有自己的特色。如长兴县施渚镇成为山货集散地，“街道宽长，山货骈集，茶笋时尤盛”（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村镇》）；武康县的三桥埠是竹木集散地，“舟楫交通，商贾辐辏”；上柏镇，是浙西竹木山货的集散市场，“西南余杭、安（吉）孝（丰）货陆运者，皆出于市。省会郡城操羸者胥来市购焉，而悉达于镇市之河”（乾隆《武康县志》卷八，刘守成《开湘西市河记》）。山区市镇的繁荣又吸引了外地商贾来开店设肆。如施渚镇，清中叶“居民约上千家”，与平原地区部分市镇相比也不逊色（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昌化的栗树溪市成为“商民聚集，舟楫停泊之所”，白牛桥市“居民稠密，水陆交通”（民国《昌化县志》卷一《疆域》）。安吉的四安镇由于各地商人汇集于此，同治中曾建立新安公所于西门，光绪十七年宁绍商人亦建宁绍会馆于四安南门，以地缘纽带联络乡谊，保护同乡的利益（光绪《长兴志拾遗》卷上《公建》）。
不过，前来开垦浙西山区的移民大多数是自发性的封建流民，他们“聚散无常，往来莫定，其间良顽不一，易於藏奸”（光绪《严州府志》卷之九《食货》）。一些流民性情凶悍，为了生计，往往“强垦人土，或掠人妇女畜产”，扰乱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奸猾时闻”、“斗殴争论之事繁矣”，引起当地官府的惊慌和本地人的痛恨（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
他们来到当地，往往“视土所宜”从事各式生产，是一种盲目的无组织生产活动。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载，在山区其垦殖扩张所及，多为“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崇山峻岭，密菁深林”之处，在此类地方进行农业开发，只能是采取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尤其是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引种，更使得这种经营方式在山区非常流行，农业经济效益一时似乎显露，但时间稍长，这种盲目性、掠夺式的开发便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其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松动的山土砂石冲入河流，堵塞水道，淤积下游田地，淤塞河溪、湖泊以及其他水利设施，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在清代方志中多有反映。道光《建德县志》卷二十一《杂记》记载：“近来异地棚民盘踞各源，种植苞芦，为害于水道农田不小。山经开垦，势无不土人松石浮者，每逢骤雨，水势挟沙石而行。大则冲田溃堰，小则断壑填沟，水灾立见，旱又因之。以故年来旱涝濒仍皆原于此。”嘉庆《于潜县志》亦有外来移民垦山种植玉米导致水土流失的记载。此外，在地方官的禁令和上奏的奏折中也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嘉庆二年浙江巡抚颜检上了一道奏折，指出棚民“翻掘根株，种植苞芦，以致土石松浮，一遇山水陡发，冲入河流，水道淤塞，濒河堤岸多被冲决，淹浸田禾，大为农人之害”①。［注:《浙江巡抚颜检为遵旨酌议稽查棚民章程事奏折》（嘉庆二年），刊于《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嘉庆六年的《抚宪院禁棚民》也指出，“棚民佃种山地惟苞芦一项，苗壮根长，必须掀松砂土，一经雨水冲激，溪河每致淤积，地方屡受水患”，“山土砂石乘雨流淤下游田地，易起争端，大为目前水利之害”。
其二，造成垦殖之山地物产枯竭，地力尽失。由于客民、棚民来到山区一般都是以租赁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初至时以重金谄土人赁垦土地，赁之值倍于买值，以三年为期。土人不知其情，往往贪其利。三年期满，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垦处皆石田不毛矣”，“湖州以西一带山，近皆棚民垦种，尤多植包谷，一孝丰人云，山多石体，石上浮土甚浅，包谷最耗地力，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山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沈尧《落帆楼杂著》，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八《风俗》）。这种开垦山地，习种杂粮的行为对山地地力和山土极具破坏力。数年之后，所垦山地往往变成不毛之地，很难再恢复山力、地力。
山地的过度垦殖，既损害了原山主的利益，又使下游农民利益遭受惨重损失。因此，生态失衡也加剧了当地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矛盾冲突，以致浙西山区一些府州县的土著居民以此为契机，要求政府驱逐外地移民。如于潜县，由于垦山种植玉米引起水土流失，“奉阮大中丞出示严禁，产限驱逐，渐见安辑，然犹有年限未满而延捺如故者”（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建德县也在道光年间了禁止棚民垦山的命令，迫使棚民不得不撤离。而移居长兴县的福建、江西移民是因为擅长种植苎麻才获得了永久居住权。同时，为了将外地人口纳入当地的统治秩序之下，官府对有大量外地人口的府县则“别编棚户，各设棚长，以专约束”（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严厉禁止当地土著居民将山地出租给非“编甲”的远方流民（光绪《淳安县志》卷一《旧序•刘世宁序》）。对有棚户留住的地方，每年年底派员视察，并责成山主田主监督检举，否则一体查办（光绪《严州府志》卷九《食货》）。
三、结语
人口迁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这是因为一定的人口分布受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过程的制约，而人口分布的合理与否又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清代浙西山区接纳了大量区域外移民，这对输出地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日趋紧张的人口压力；对本地区而言，则不仅解决了山区劳动力资源匮乏的难题，又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种自发调整所形成的人口分布并非是合理分布。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有限的山地资源遭到掠夺性的开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结果又取消了。”［3］山区过度垦殖的恶果又激化了土客之间的冲突，外来移民受到驱逐或限制，山区经济的繁荣最终成为昙花一现。
参考文献：
［1］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m］.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人文环境论文篇8
二、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有没有规定或体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能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从概念、抽象思维上找答案，而应该从现实的、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找答案，从环境资源法的实施中找答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对环境资源负载能力和净化能力并没有形成过度的冲击，这时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其他人无关的个人自由行为，与矛盾尖锐的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当平静，国家法律的注意力是保护与人们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来不及考虑通过法律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以往法律或法学理论较少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当今所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或法规，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部良好的环境资源法律应是一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网，应是一幅反映、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蓝图。（一）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和含义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由环境资源法所确认、规定并在环境资源法实施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包括如下含义：1.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所规定的关系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环境资源法（包括环境资源法的各种渊源）中有明确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在环境资源法中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并不是所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环境资源法中所规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种类很多，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仅仅是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小部分；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关系很多，法律只能调整其中一部分的道理一样。环境资源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利用关系、生态关系、物质交流关系和因果关系，即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资源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点。2.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有些法理学家常常把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思想意志关系或精神关系，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现实关系。法律关系当然体现或反映人或阶级的思想、意志和意识，但是如果因此而将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意志、思想关系则未免失之偏颇。其实，法律关系是法律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是一种由法律适用或实施所引起或形成的现实关系。近年来我国法理学界开始改变对法律关系的传统看法，例如《法理学》指出：“不能仅仅看到法律关系的意志形式，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物质关系。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法律关系看做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外壳的幻想”，“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具体地贯彻”，“是现实的、特定的法律主体所参与的具体社会关系”。[27]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本来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一定与法律设定的“人”和“自然”相吻合，更不是经过某些法学家主观解释、加入了主观意志的法律关系。大家知道，法律是人制定的，不同法律对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甚至人有不同的定义。例如，有的法律将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法律将人拟物化，如法律将奴隶规定为物），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而应该属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范畴；有的法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定为“人与人的关系”（即法律将物拟人化，如有的法律规定动物不是物、将牛马与奴隶同等对待），则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实际关系，即实际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为虚拟的关系，它不因人们的主观意识或认识而改变。例如，有人在市场上买回一条鱼，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认识：一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的鱼发生了人与鱼之间的关系；二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认为这一过程同时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分析发现：第一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鱼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得到了一条鱼这种实物，人上街买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鱼而不是为了与某人发生关系，因而首先是人与鱼的关系，是某人看到鱼才产生了买鱼的想法并实施了买鱼的行动，所以这次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鱼的关系；第二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与某人发生了交易这种社会活动、想突出人的重要性，买鱼人之所以去市场首先是因为有人卖鱼，所以这种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这次买卖鱼的活动中，既发生了买鱼人与卖鱼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买卖双方与鱼的关系，这次买卖活动中人与鱼和人与人这种实际关系并不因人们的不同意志、定义和人为取舍而消失；更不会因某些法学家从法理学上进行解释而可以否定。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指出的，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28]，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29].目前，在各种环境资源法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会发现类似于上述“买卖活动形成的是因鱼而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说法，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环境保护法是“调整因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0]；《环境法概要》[31]认为环境法是“国家为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与改善环境而制定的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自然资源法教程》[32]认为，“自然资源法是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切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保证各种可更新资源的恢复、繁殖和再生有关的社会关系，都是自然资源法的调整对象”；《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认为，国土法是“调整有关国土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33]土地法是“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4].笔者认为，“因环境、自然资源、土地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同时发生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法学博士奥？斯？科尔巴索夫于1976年在其《生态学：政策-法》一书中提出了“生态法”的概念。其广义的理解认为，生态法是调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社会关系，具体是指人们在利用、保护和再生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保障生态安全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亦称“生态社会关系”。将俄罗斯生态法定义为俄罗斯联邦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承认环境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发现，“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即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实质上是承认环境法在同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环境法或生态法是调整“生态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前面加上一个“生态”作为限制，实质上也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结合。3.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都可以纳入利益关系的范畴当代环境资源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大自然（包括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环境资源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对人的生存、发展所起的积极的促进的作用；是指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即人们可以从环境资源获得的利益。大自然或环境资源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载体、成为人的物质利益的载体，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某些特定的属性或性质或有用性；当然人也有对自然的需要和要求。环境资源具有价值的新价值观的确立，表明了人（价值主体、财富主体）与自然（价值客体、物质利益载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即自然对人的需要同自然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对个人、集体、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人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这是一种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即因为这些关系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人类的各种利益，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正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保护人与保护环境资源、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统一起来、并行不悖。目前有的学者从“人的利益”出发认为，人类和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的利益不能是保护环境，只能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能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不仅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而且暴露了其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保护人的利益与保护环境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命题，熊掌与鱼不能得兼。从语义学上分析，保护人与保护人的利益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在环境保护法中常常将保护人与保护环境并列[35]，这时可以将保护人理解为保护人本身（或人体健康），将保护环境理解为保护人的利益（或环境利益），显然“人的利益”不是指人本身而是指与人有利益关系的某物或某事；在环境资源法中，保护人的利益主要指保护人的环境利益，而环境或大自然就是人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的载体或物质实体，所以说保护人的（环境）利益就是指保护与人有关的自然环境；正如说保护人的（房产）利益就是保护人的房产一样。某些学者坚持环境保护法只能保护人的利益，不能保护环境，与某些持男子大丈夫主义的丈夫的认识颇为类似。在夫妻关系中，大丈夫主义者认为，维护好的夫妻关系，只能是为了保护丈夫的利益，不能说是为了保护妻子的利益，他们不仅不知道妻子就是丈夫（夫妻）利益的实体或载体，而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把妻子仅仅当作丈夫的客体的思想。目前不少环境资源法已经确认环境资源的价值，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声明，“发展和增进一般福利，创造和保持人类与自然得以在一种建设性的和谐中生存的各种条件，实现当代美国人及其了孙后代对于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乃是联邦政府一如既往的政策”（第1节第1条）。这说明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对这种利益关系的正当化、法定化。正当化是一定利益关系的规范化，它有两种形态，一是道德化，一是合法化（法律化）。道德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舆论对一定的利益关系形成社会共识，将利益关系内化为习惯性权利（应有权利）与应有义务关系。合法化是指通过国家中介的作用，将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关系内化为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则。如果没有正当化、规范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常常会处于一种冲突状态。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用的或良好的环境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欲望又总是无止境的。这就形成了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种总体上看属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即转化为人们之间尖锐的、无休止的利益之争。只有通过规范划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界限，才能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4.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自然物、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本文之所以强调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是因为有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他们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习惯于用人与人关系或物与物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衡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将自然现象本身和自然过程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有些人在反驳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时认为，“自然过程与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如台风、暴雨、生物的生长等等，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些现象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发展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法律可以考虑到这些情况，把它们作为法律事实，要求人们遵守自然规律，利用它为社会谋福利，但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调整的对象”[3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它们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以法律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段话本身是相当谨慎的，他仅仅说自然过程“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笔者可能比他更干脆，我想进一步强调指出，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将来也不会成为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反对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张的错误之处是，他们将自然过程或自然现象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一正确结论出发，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他们将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这模糊概念中，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我们研究的法律调整对象是指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凡是关系都是指两个方面或数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而不是仅仅指一个方面，“孤掌难鸣，一个巴掌拍不响”，单纯的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但不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加入人后，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自然这两个“巴掌”结合起来，才能拍出响声。诚然，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目前在大多数法律法规中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除了自然这一方外，还有人，人是有意识、有意志、有能力的另一方，人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环境资源法才具备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条件，环境资源法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正如法律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道理一样。有些学者的用语比较混乱，他们一时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时又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或人的行为[37]；一时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时又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在他们的逻辑中，人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概念，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意思。其实，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等同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或自然规律，也不能等同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即非人物与非人物的关系），没有人的因素或人的参与，而法律的基本出发点或逻辑起点是人的行为，所以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法律不能调整物与物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有人参加的关系，因而都可以通过法律加以调整。当然，这两种关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双方都是人，因而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双方意志或意思的双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单方意志或意思的单向关系（例如，有法律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的人与虽有法律主体资格但无行为能力的婴儿、白痴之间的关系，由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违法者或罪犯单方面行为所引起的违法关系或刑事关系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由于有一方是人而另一方是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所以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单方意志即人的意志的单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双方意思的双向关系（现代科学证明，某些非人动物同样具有感情和意识，它们可以与人进行身体语言和声音交流）。有些学者以法律调整的关系必须有关系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关系为理由，否定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在用人与人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用错了地方；既然法律可以调整单方向的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法律不能调整单方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二）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美国学者凯尔森（H.Kelsen，1896～1973）认为，“法律规范调整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发生的，因此，法律规范是与时间有关的。它们是在某一时间和在某一空间（土地）上有效的。所以，我们说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属时和属地的效力范围”；他还认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因而法律规范又具有属人和属物的效力范围，“属物效力范围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事项。规范不仅可以因地、或因时、或因规范所拘束的人的不同，而且因它所调整的事项而不同”[38].这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法律调整对象，而且他认为法律规范可以调整人的行为和事项，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法律调整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年2月2日订于伊朗拉姆萨）是第一个明确承认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序言申明：“承认人类同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1991年）第1条规定，“以保护自然资源和个人生活方式为目标、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俄罗斯联邦环境立法的首要任务之一”。显然，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该法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保护法的首要任务，雄辩地说明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对于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是对某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确立、确认、鼓励、限制、改善和取消，也可以是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代替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包括环境资源法所要求建立、鼓励、限制、改善、取消、替换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分析综合有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丰富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1.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它包括法律规定的眼前关系和将来关系。时间关系的表现，一是法律规定的人与环境资源作用的时间，二是法律规定的不同时间或不同时期的人对环境资源的作用。反映在法律上包括对具体环境资源法律行为的时间规定、法律的适时范围问题、时间尺度问题和时际原则问题等。例如，任何环境资源法都有一个适时范围问题，环境资源法中规定的环境行为也有一定时间尺度问题。适时范围，是指环境法规在什么时候有效，包括何时生效、何时终止效力，以及对开始生效以前的活动和事件有无效力（又称环境法的溯及力）等与时间有关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法律所设定或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存续时间。环境资源法规定的环境行为的时间尺度是其调整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主要表现。例如，根据《逸周书？大聚篇》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39]这条法令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在春天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山林砍伐树木，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以进入山林砍伐树木；在入夏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川泽张网捕鱼，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可以进入川泽张网捕鱼。和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资源法时际原则。在国际环境公法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未来世代、当今世代和过去世代的关联等方面。在适用国际环境条约时，要依照条约形成的情况对法律进行适用；对于已经通过国际法上规定的有效方法获得的权利，如果在适用时不能适应国际法的变化，就有可能消灭。“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应当服从于“情势不变”的原则，即在缔结方的协议是以缔约时存在的某种情势继续存在为前提的情况下，当该等情势发生变更时，缔约方便不再受协议义务的约束。在国内法方面，包括当代和未来世代的时际问题也很常见。目前民法对法律冲突案件的时际法已经形成完善的理论。时际问题在环境资源侵权案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对数年前发生的放射性、有害物质、危险物质侵害时。由于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特点，有的环境资源法对法律溯及力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规定。如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制定，1986年修改）规定：即使在该法成立以前属于合法，如果事发时违反本法，也要被追究责任；即使是按当时的法律办事，如和本法相违背，也按本法处理。我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3月1日颁布的《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也规定对该《条例》实施前的滩涂围垦项目有追溯力。2.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它包括环境资源法律规定的适地范围以及环境行为的当地关系、区域关系和整体关系。这里的适地范围，是指环境法在地域或空间的什么范围内有效，也称空间适用范围。不同级别和不同调控对象的环境法律对其适地范围有不同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条和第46条的规定，环境法只能调整在如下地域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上述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包括我国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以及延伸意义上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是指根据我国的法律及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或者其他有关国际法，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海域，主要指中国的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第2条的规定，环境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空间关系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的区域，在这些区域法律也调整任意排放有害废物污染我国海域的关系状态。另外，不同的环境法律可能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一般而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环境法律，以及由国务院制定的环境行政法规，在全国领域内生效；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环境法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生效。由于环境法律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可能不同，所以某些法律、法规仅适用于某些区域。例如，《水污染防治法》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而不适用于我国海洋的污染防治。这实际上是调整人与自然的空间关系或地域关系。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大量表现在对人的具体环境行为的地域限制上。最典型的是环境资源法有关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各种环境资源功能区的法律规定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改）第42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滨风景名胜区、重要渔业水域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不得从事污染环境、破坏景观的海岸工程项目建设或者其他活动。”这就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地域、空间关系，即规定人们在上述区域内不得从事污染环境、破坏景观的海岸工程项目建设或者其他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的规定，国家依法划定各种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参观考察等活动。这实际上是调整人与自然（即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地域、空间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将形成人与各种自然保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各种人地关系。在没有制定《自然保护区条例》之前，人与该区域是一种人可以在该区域任意处置自然物（如任意打猎、砍伐、开垦）的关系，而在《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和实施后，人与该区域是一种人必须保护该区域的野生生物和自然景观的新型关系。3.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都有明确体现和规定。例如，《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0年8月1日制定，1993年6月11日修正）第24条关于“鉴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保全是人类的生存及生活的基本，因此国家和国民应努力维持、保全自然的秩序和平衡”（第24条）的规定和印度《环境保护法》（1986年）关于“环境”包括大气、水和土地以及他们“与人类和其他现存生物、植物、微生物和资产的相互关系”的规定，都体现和规定了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改）第1条关于“为了……维护生态平衡……特制定本法”的规定，是从立法目的上体现和规定了环境法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规定或要求，实际上是在调整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因为生态环境就是反映人与自然的生态联系的一个概念、一种状态。很多有关森林、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规定，都体现、规定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4.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是各国环境资源法普遍重视的关系。因人的开发、利用、保护、建设、整治环境资源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往往引起自然环境资源质量和数量的变化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大多数环境资源法律法规都体现、规定了这种因果关系，环境资源法调整机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的环境行为达到良好的后果，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例如，当代环境资源法中所谓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或环境公害，一般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日本环境法教授原田尚彦认为，所谓公害，“是指以事业活动及其他人为活动为原因，大气、水、安静、稳定等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乃至污染作用为其结果，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财产及其他生活环境发生损害”这一定义下进行的。[40]也就是说，环境资源法中的公害涉及人与自然这两个主要方面，公害实际上是人为活动造成了污染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的后果，法律对环境资源污染的控制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调整。美国当代著名环境法教授威廉？罗杰斯（williamH.Rodgers）认为，环境法“是旨在保护这颗行星和它的居民免受损害地球及其生命支持系统的活动所产生的危害的法律。”[41]威廉？戈德伐教授（williamGeldfarb）认为：“环境法是关于自然和人类免遭不明智的生产和发展的后果之危害的法规、行政条例、行政命令、司法判决以及公民和政府求助于这些‘法律’时所凭借的程序性规定。”[42]其实他们是在说，环境法是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法。5.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是指环境资源法所体现和规定的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人是利用者、保护者，环境资源是被利用对象、被保护对象。这种利用关系和保护关系，是当代环境资源法的主要内容。环境资源法是对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保护关系的确认、设立和改变，是人们开发、利用、享受、保护、改善、建设环境资源的活动的法定化、正规化、制度化。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开发利用海洋环境资源，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合理布局，不得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通过实施上述规定，就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保护关系。有的人认为，环境资源法过分重视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是人的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作怪；环境资源法应该重视和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友好关系。其实，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用关系，即互相依靠、利用、促进的互利关系。现行许多法律所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人的相互利用关系，如法律规定的合同关系、买卖关系、行政关系等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用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并不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平等关系完全对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可以是平等的、友好的互惠关系。既然法律所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大都是一种利用关系，环境资源法出现大量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是不足为怪的，人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互惠而平等的关系。例如，人为了享受和利用高质量的生活、休息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友好、和谐关系。6.人与自然之间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目前，环境资源法体现、规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不多，但有迹象表明这方面的关系正在发展。《世界自然宪章》（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应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印度宪法第四部分第51条a款规定每个印度公民都有义务“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包括森林、湖泊、河流和野生动植物，并对有生命的东西怀有怜悯”。日本在1993年11月公布的《环境基本法》强调“现代以及未来的人类享受健全而又富饶的环境恩泽的同时，必须妥善地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环境，直至将来”。《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3年6月）在第2条（基本理念）中也强调“使现在的国民能够享受环境的恩泽，同时让后代能够继承”。在环境基本法中使用“环境恩泽”这种富于人类感情色彩的语言，可以认为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在实体法律方面，某些国家的法律已含有非人生命体的权利的规定。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有保护动物的立法，其中伊利诺斯州的《人道地照料动物的法律》（1973，HumaneCareforanimalsact）是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典型立法。该法要求动物的所有者为他的每个动物提供：足量的、质量好的、适合卫生的食物和水；充分的庇护场所和保护，使其免受恶劣天气之害；人道的照料和待遇。该法还禁止“任何人和所有者不得打、残酷对待、折磨、超载、过度劳作或用其他方式虐待任何动物”。意大利政府曾制定一项关于家养动物的法律，该法规定了动物的“权利和义务”，承认它们的“生活权利”，所有家养动物都受国家保护，那些虐待、遗弃家养动物的行为将受到谴责，所有家犬必须在6个月内登记注册、领取身份证，“以确保人和动物和睦相处以及保护公共卫生与环境”[43].澳大利亚有专门的禁止野蛮对待动物法。在诉讼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在一些国家，动物与人一样获得司法待遇。例如，美国在1973年制定的《濒危物种法》中规定任何人都可以针对物种的侵害而提起诉讼；法院基于此种诉讼还作出了胜诉的判决，其中包括以物种作为共同原告表示的诉讼；从1974年～1979年间，美国还开展了以列举河流、沼泽、海岸、树木名为原告的诉讼。[44]目前美国各地都有为动物打官司的律师和为动物当律师的专业律师组织，纽约州、德州与密西根州的律师协会成立了专门研究动物权利的委员会。国际法学家亚历山大–基斯（alexandreKiss，1925～）教授[45]在其《国际环境法》一书中发人深思地写道：“人们能够在法律上保护整个生物圈吗？如果人们愿意实现这种保护，最适合的法律手段是赋予生物圈以相当于法律人格的法律地位。”[46]7.人与自然的其他关系除了上述几种关系外，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环境资源法中体现、规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其他分类。例如：人与自然的管理关系，即人是环境资源的管理者，环境资源是人的管理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是环境资源的人，环境资源是被代表对象；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关系，如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人地关系（人对土地的直接作用）、人水关系（人对水体的直接作用）、人气关系（人对大气的直接作用）、人物关系（人对野生动植物的直接作用）；人与自然的间接作用关系，如环境资源法间接调整的人工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的隐性关系，包括因污染物积累、复合和偶然性、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一条环境资源法律条文只体现、规定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时，在某个环境资源法的同一条文中，可以同时规定几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1996年4月22日颁布施行）第17条规定：“风景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布局、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等，必须注重保持庐山特色，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这里体现了人工建筑物与自然环境即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高度关系、大小关系、形态关系和色彩关系。随着对环境资源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的深入，人们还会总结归纳出其他类型的关系。（三）调整的概念与含义所谓调整，一般指为了达到特定目的、通过特定手段（包括工具、方法、措施、途径等）去影响、改变、协调特定对象（包括特定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所谓法律调整，是指通过法律制定和实施，去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特定对象（包括特定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因此，法律调整是从法的运作方面描述法的实现、法在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一个范畴。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根据环境资源工作特别是环境保护活动的需要，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即法律规定的各种行为规则、措施和制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施加的影响、改变和协调。简言之，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根据环境资源法的目的和需要，通过环境资源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人与自然关系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包括确认、限制、改变、禁止、鼓励、提倡某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具有如下性质：第一，它是人类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人类可以通过工程技术手段、物质工具设备、自我适应回避、环境道德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第二，它是人类社会通过法律这种工具、手段进行的调整，属于法律调整范畴；第三，它是一种带有目的、结果并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法律保障性的调整；第四，它是环境资源法的一种作用或功能，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所谓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如下含义：1.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否定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环境资源法既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资源法能够同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之所以专门论述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第一，法律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法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在法学界尚存在不同看法或争议；第二，环境资源法的直接、主要目的和功能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的产生、发展和健全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和恶化，而为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相应地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我们论证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否定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突出了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和功能。2.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途径是规范人的环境行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调整是一个动词，调整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人的行为或活动，被调整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行为实施者即行为主体是人。影响、决定、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力量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力即大自然的活动，二是人力即人的行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实现，即通过控制人的行为去影响、改进、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因为：第一，自然力中的许多活动（如火山、地震、海潮、风暴等）是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人力所无法决定和改变的，环境资源法只能遵循、适应这些自然活动，而无法改变、控制这些自然活动；第二，在自然力相对不变或平衡的情况下，与自然力相比，人力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环境资源法主要通过规范人的行为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第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人的能力的增强，人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通过控制人的行为能够很好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说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指环境资源法能够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力能够影响、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突出了环境资源法控制人的行为的作用和功能。3.只能通过环境资源法的制定和实施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是指法的作用、功能和运行机制。环境资源立法主要解决其具有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问题，即解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现、规定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只要法律法规规定或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意味着环境资源法有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或潜力；环境资源法的实施解决其实际调整作用问题，即解决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
人文环境论文篇9
论文摘要：阐述了公共图书馆在为读者服务过程中要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人性化管理，多一些对读者的体贴与关爱，这才是图书馆的服务宗旨。
读者是构成图书馆的重要因素，图书馆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读者服务的。没有读者不会有图书馆，也不需要图书馆，图书馆是因读者而产生的，因此，如何做到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应怎样营造一个满足读者借阅的环境空间，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和不断解决的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性化服务已被很多的服务行业所推崇，因为它更能体现出以人为本，为人着想的人文精神。图书馆从事的是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以人为本应该贯穿在我们的服务工作中，我们应该为就读者营造一个开放、平等、舒适的借阅环境。
l开放的空问使读者与图书零距离
2o世纪9o年代初期，各公共图书馆逐渐从闭架借阅方式向开架借阅方式转化。书库开放了，读者可自由出入书库阅览、选书，封闭的藏书楼变成了开放的图书馆。读者与书的距离通过开架拉近了，使读者感到了一种亲切感，使他们从开架中感受到了一种人文关怀。
开架让读者感到了一种漫步书海的惬意，这种感觉与在大书库外一张张翻阅目录和点击键盘的感觉完全不同，开架的书库让读者感受到充分的自由，读者可以直接捕捉自己需求的信息，也可以随意浏览一些其他类目的图书。闭架时书库的神秘感被进库阅览的新鲜感所代替。
开架不仅仅是一种借阅方式，它从本质上代表了图书馆对读者的文化态度，体现了图书馆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对于读者来说再也没有比开架借阅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利用图书馆的快乐和开心了。通过开架让读者充分享受到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开架借阅使读者与图书零距离接触，是真正体现了图书馆把读者放在第一位，把藏书列后于读者需求，读者不但可以走进图书馆，而且可以走进书库、走进书架，直接面对藏书，使读者置身于知识自由和人文关怀的氛围之中。
2平等的原则让读者感受到尊严和权利
平等是民主的基本意义，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平等享受阅读是公共图书馆最基本的原则，平等阅读的概念是指读者到图书馆接受的所有服务。平等原则是国际上图书馆共同遵循的重要原则，1994年通过，国际图联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公共图书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供服务，无论人们在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著名的阮冈纳赞五定律中明确指出“书是供所有人使用的”平等原则事实上是民主制度的体现，当前我们的社会正逐渐进入信息社会，信息获取的不公和由此引起的社会贫富不均日益明显，因而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的公平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图书馆平等的原则，反映在服务过程中，应该是平等对待每一位读者，不应按读者的职业、学历、年龄、读书兴趣等人为的划分出“重点读者”与“一般读者”。读者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读者享有的权利是一致的，平等服务是图书馆最基本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读者就能感受到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感受到在图书馆享受平等服务的愉快和喜悦。
3自由的空间让读者尽情漫游书海
图书馆自由是在我国图书馆界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理念。以前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多为偏颇，一段时间人们将自由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化等号，实际上自由应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知识自由这一理念渗透到图书馆应当说将会使图书馆服务上升到一个新境界。将为读者营造一个遨游知识海洋的无拘无束的广阔空间。
我国图书馆在服务理念上自由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在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中有一项是教育智能，怎样来理解这一职能，在执行过程中就曾有偏差。有一种观点任为图书馆是一所社会大学，那么图书馆人就应当承担起老师的职责，在这种理念下，图书馆习惯以老师自居，经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与读者，以为读者到图书馆是来接受教育的，特别是一些图书馆在读者须知中规定了一些霸王条款，如读者丢失多卷书中一册却要按整套图书赔偿，有些书库限制读者使用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自由阅览。读者到图书馆探索知识是通过知识受益，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源充实自己，它接受的是一种社会大文化的教育，而不是接受图书馆员的教育，图书馆要做的是充分尊重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取向，以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为读者营造一个自由的阅读空间，要淡化教育功能，强化服务功能。
4舒适的环境为读者提供良好的阅读空间
前述的开放、平等、自由的阅读空问，主要依赖于图书馆人文理念的提升。改善图书馆阅读的软环境，为读者营造舒适的阅读空间，则是对图书馆硬件条件提出的要求。
图书馆的环境包括建筑环境及阅览环境，近几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文化事业投入的不断加大，一些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相继落成了一批新馆舍，这些新馆的落成，使图书馆的外部环境、面积、设备都有了根本的好转，特别是一些新馆的建筑风格一改过去死板、压抑、没有特色的缺欠，在建筑风格上向现代、开放、时尚的方向发展，有些建筑已成为城市形象的经典之作。在内部读者借阅环境上也在不断的追求开放、舒适、功能齐全的目标。
在图书馆内部环境上，读者已不满足来图书馆单纯的借书、阅览，他们希望图书馆是一个集读书、阅览、文化休闲为—体文化娱乐场所，在这里除了看书读报之外还可以听音乐、看影视、观摩表演等等。
图书馆在布局上也应该从读者需求出发，将各阅览区合理划分，如图书借阅区、报刊借阅区、音像欣赏区、娱乐休闲区等，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利用。
人文环境论文篇10
由于自身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南宁市产生了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相互交汇、川滇方言与粤语方言并行不悖、汉族生活与壮族生活高度融合的奇特人文景观。在城市的人文建设中，南宁市根据汉族文化与西南文化、岭南文化、东南亚文化、壮乡文化交融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个性特色和城市精神，把南宁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地方风情、风俗习惯、文化脉记和独特景观放到应有的位置加以重视，按照打造“中国绿城”、“中国壮都”、“中国糖都”、“世界民歌之都”的要求，把南宁建设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上，南宁市提出了“发扬能帮就帮的南宁精神”这一城市口号，充分发挥南宁特有的城市包容性、宽容性、互等特点，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与先进的社会主义道德，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语境中赋予新的诠释，以良好的素质文明迎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浪潮。
二、南宁市城市人居环境评价分析
（一）自然环境地利人和南宁地处南宁盆地，物产丰富；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原始常绿森林众多，呈现出一年四季绿树环绕的景象，这是南宁先天性的自然条件优势，即“地利”。南宁市以建设“一水”、“二山”、“二环”、“二网”、“六保护区”、“十森林公园”、“二十生态主题园”、“400万亩公益林”、“900万亩商品林基地”等一批森林城市工程为载体，结合城市园林绿化系统，在政府与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森林城市发展模式，这是“人和”。自然环境的“人和”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城市噪音控制、水环境与水流域的监测与治理、空气质量保护等，环境质量日益提升，在城市化污染的全国现状中逆向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惠及了南宁市的市民生活，也为南宁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与投资商，推动了城市总体经济的发展。
（二）社区建设乏善可陈南宁市社区环境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现阶段仍无法令人满意，面临如下问题。（1）社区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南宁市鲜见将文化建设作为社区工作重点任务内容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配备较少，每个社区配备的干部所面对的居民数目巨大，导致力不从心，拖缓社区文化建设步伐。（2）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较为落后。由于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南宁市不同社区之间的条件差异较大，有的社区的设备陈旧，有的社区面积小而无法提供必要的社区活动与居民交流场所；社区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布性差异，如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新区，小区内的配套设施十分崭新齐全，但在面积更大的旧城区，大部分小区的设备年久失修，已无法使用或存在诸多安全隐患。（3）缺少社区建设的精品示范与指导方针。南宁市提出了“能帮就帮”的城市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在具体的建设上，各社区管理间缺乏统一的规划与交流，缺少精品社区建设的带动作用，缺乏必要的指导方针[2]。
（三）公共交通环境亟待改善近年来南宁市公共交通在车辆数、线路数及线网覆盖面等方面都有了较快增长，但由于在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战略上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制约了南宁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众普遍反映南宁市的公共汽车车体较为陈旧、质量较差、速度较慢、不守时、乘坐体验不佳，道路缺少公交专用通道设置；的士则不时发生拒载、宰客、不守交通规则等现象；而南宁市的地铁及轻轨、城市快速公交系统（BRt）等目前仍未修建完成，未来几年内公共汽车及的士仍将主要负担起公共交通出行需求。这些情况导致市民对南宁市的公共交通环境评价普遍不高，许多市民更愿意选择私家交通工具出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交通的拥堵和尾气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形成恶性循环。南宁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尚未很好地承担起城市运输职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南宁市的人居环境建设，公共交通环境的改善已迫在眉睫。
（四）文化建设独具风格南宁作为东盟十国与中国交流的最主要通道，其少数民族本身就与东盟国家存在着渊源。民族文化的相近和地理位置的优越（广西既与外国接壤又沿海）给了这个城市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也拉近了东南亚国家与这个城市间的文明对话的距离。中国—东盟博览会（CaeXpo）每年都邀请东南亚国家重要领导人和大量商户参加，给南宁带来占年GDp总量约1/4左右的拉动效应。在互通贸易的同时，东盟商人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并与南宁的现代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中外共融文化活动。在以民族交融和东盟国家交流为主的文化下，南宁的城市化特点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式文化的特点，也容纳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以及岭南粤文化的精华，更结合了东南亚国家风情、礼节。城市内既可见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也能找到孔庙、文庙等传统文化的踪迹，更能找到会展中心等民族和国际文化交流的特定场所。南宁成为中国最特别的一座文化混同的现代化城市[3]。
（五）经济建设缺乏支撑南宁市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缺少强有力的支柱产业的支持。目前南宁市的特色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竞争力不足，技术含量较低，产品难以走向世界，甚至难以走出广西，全市的经济产业发展呈现出“多点开花，花开不盛”的局面，即多数领域均有涉及，然而却没有形成具有支柱产业的产业结构。农业方面生产效率偏低，机械化水平不高。旅游业方面名气不响，尚未成气候。高新技术产业方面难以吸引到资金与人才，缺少产出。尽管南宁面向北部湾，辐射西南腹地，又与珠三角经济圈遥相呼应，然而实际上南宁市的经济建设缺乏后劲，投资环境仍未达到最优，全市范围内居民从事第一、第三产业的比重仍较大，并在一段时间能仍将维持行业分散的态势。
三、未来南宁市人居环境发展的建议
（一）继续打造“绿城”品牌在南宁市未来的人居环境发展中，应当继续打造来之不易的“中国绿城”的品牌。具体来说，要将南宁市的城市自然环境建设置于重要位置，以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考量目标，决不能让经济发展走损害环境的老路，努力保持南宁市获得的一系列人居荣誉称号并与之相称。政府与相关管理机构人员应当加大“绿城”建设力度，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南宁市的高速铁路网及市区地铁建设的进行，城市绿地的减少以及城市空气质量的下降应当引起格外重视。更应当号召全市继续保持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习惯，从市民层面到政府层面共同为人居环境建设而努力。
（二）以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感为重任市民生活幸福感应当成为南宁市人居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生活幸福感的提高与否直接表明了市民对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认可与否。当前南宁市的雾霾天数的增加、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导致的市区道路拥堵、城市不文明现象、公共交通出行不便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宁市民对于南宁城市人居环境认同度的下降，故政府及相关的规划、城建、环境等部门应当妥善处理好这些急需解决的城市问题[4]。尤其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地铁施工是为提高城市公共交通便捷性所进行的工程，但这一工程进展中本身可能会带来短期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这可能引致部分市民的不满，应当积极引导这部分市民，妥善出台短期的交通拥堵解决办法并主动宣传告知，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环境的一次损害，以及由施工引发的其他可能的人居环境二次损害。
（三）加快支柱产业建设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建设中，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第二、第三产业，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尽早形成南宁自身的特色产业链。积极铺开与珠三角、西南经济腹地、东南亚等不同经济区域的交流与建设，找准南宁市的自身定位，发展出具有南宁本地特色的高技术、优人才、强资源的地方性支柱产业，打造出真正的西南出海大通道，为南宁市未来经济发展搭建平台，拓宽空间，提升高度，以此为契机，带动南宁市所有产业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