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论文篇1
[关键词]wto规则；外商投资；软环境；
[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oftheelementswhichattractforeigninvestment,thearticlerecognizesthatinthisareatoomanyelementsarenotinconformitywiththewtorules.theauthorpointsoutfourdrawbacksoftheelementsofthesoftenvironmentforforeigninvestment.
[Keywords]wtorules;foreigninvestment;softenvironment
外商直接投资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以港台资本小额投入为特征，项目多为粗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为投资规模与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多次成为年度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外资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技术含量也逐年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世界500强企业有近半数在我国进行了投资，标志着我国正在从区域性投资市场转化为世界性投资市场。但这些成绩取得有其历史性原因，也有必然性原因，不能说明外商投资软环境已尽善尽美。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存在着大量与wto规则不相符之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才导致了外商平均投资规模偏小，大中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处于试探性、风险性投入阶段。在华外资总规模与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容量、丰富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低廉的土地价格及各种政策优惠条件均极不相符。如果扣除因文化因素而进入大陆的海外华人资本，因区位因素而进入的邻国（区）资本，因回避高关税等贸易壁垒而转移至大陆的生产性资本及为占领我国市场、不顾短期效益的投资外，真正意义的由于投资软环境优越而进入大陆的国际自由流动资本是少而又少。在当今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直接投资主体、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吸引外资的工作势必在软环境中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才会导致外资没有大规模全方位进入我国。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
1．缺乏必要的财产保护
外商投资，意味着将资产长期置于我国境内。这些资产的安全是否能得到长期保证，是外商投资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法律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进入我国的外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主要依赖于中国法律，其次才是靠政府权力。而我国法律在财产保护上存在不完备之处，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私人财产保护程度，没有禁止政府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或国有化。一些法规如土地法、规划法、水利法等多部法律认定政府对私人财产有处置权，且政府补偿标准严重低于市场价值，甚至不予补偿。因此，从法律角度讲，投资方不仅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保护上存在不安全性，甚至有形资产如房地产、机器设备等也缺乏有效保护。
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积极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并不存在以国有化名义进行的政府征收，必要的财产征收如修建水利设施和交通设施而进行的财产征收数量极其有限，且政府均给予合理的补偿。但由于依靠政府权力进行财产保护在投资者看来缺乏长期性和可靠性，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财产保护的法律才能解除外商投资的后顾之忧。
（2）政府权力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也构成了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的潜在威胁。我国各级政府拥有政府较多的经济权力，同时政府名义上又拥有众多国有企业。因此，理论上说，政府有牺牲私人投资保护国有企业的倾向。更何况我国已建立起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外商投资者与政府合作，共同经营改造国有企业，既易受到政府扶持，又可避免在基础工作上的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捷径。可是合作双方一旦发生财产纠纷，拥有一定的纠纷处置权的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使外方感到不公平和财产缺乏安全感。尽管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各级政府并不真正代表国有企业利益，因此，一般也不存在政府利用
特权替国有企业谋夺外方投资者资产的可能性，但这种危险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商对华投资。
（3）无形资产的保护问题
如果说，来自法律与政府权力上的对外资有形资产安全威胁只是潜在性的和理论上的，那么在我国外资无形资产受到损害则可能是现实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民众对无形资产认可程度较低，除商标与专利外对软件版权、地理标志权，外观设计权、商业机密权等权利的保护缺乏深入认识，不主动保护知识产权，认可各种侵权边缘行为，对侵犯知识产权采取宽容态度。这是外资企业无形资产安全得不到保护的基本原因。其次我国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小，设立时间短，缺乏品牌，也缺少创新能力。因此仿制与再开发是其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侵犯产权的问题，使轻微的侵权成为普遍性问题；第三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中，均存在观念上的偏差，认为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远大于利益，因此存在被动性和地方保护主义。
无形资产保护是一个体系，不仅包括法律条款和制度上的措施，更包括观念上的赞同和行为的主动性。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无形资产保护体系，外商才会将一流的技术引入我国。
2．过度的行政干预
外商能否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经营其投资项目，是外商选择投资地点时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国，受计划经济模式和国有经济体制双重影响，各级政府习惯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在外商投资领域，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中的某些部分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差别，构成对外商自由经营权的威胁。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主要有：
（1）外资企业设置主管部门，进行层层审批。
在我国，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拥有隶属关系的行政管理门。根据《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设立、企业终止、企业变更章程与合资和合同等重要经济行为时必须报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指定的机构审批，由此，类似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了事实上的业务主管部门。而在一些服务性领域，如旅游、广告、投资、建筑、医疗、商品批发零售，须接受相关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与外经贸部的双重管理。如果外商投资规模较大，还需报请计划经济委员会审批。于是，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对外商进行的非职能部门的管理。
（2）阻止企业竞争，限制外资准入领域。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它有关规定，政府有权
指定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地区。我国政府将投资领域划分为三类，即鼓励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领域一般均为难以获利的领域，如农业、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反，对进入电信、银行、保险、批发零售业、专业服务等易获利领域进行限制，甚至禁入。为了阻止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发生竞争，对一些国内生产能力饱和的领域也限制外资进入。政府这种根据资本来源划分企业类型并管理投资准入领域的作法与国民待遇原则严重背离，是阻碍外资大规模进入我国的直接障碍。
（3）提出种种附加要求。
我国企业除承担纳税任务外，还须承担许多社会义务，如安排复员军人、残疾人就业等，而对外资企业政府提出了更多的附加要求。如当地人员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外汇管制要求、出口实绩要求、技术转让要求、当地股份要求、雇用劳动力要求等，企图利用企业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对外资企业的开业条件，贷款条件、获取许可证配额条件的要求也高于其它企业。由此增加了外资企业的负担，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虽然在新修改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对有关要求进行了部分删除，但同时在新近开放的经济领域，其附加要求仍大量存在。
3．缺乏仲裁机构与国际仲裁机制
外商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难免不与中方国有企业、消费者、有关政府甚至有关法律发生矛盾。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矛盾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可以由法院裁决，一般性纠纷可由政府仲裁。但也存在例外情况，包括：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中国承认的国际上通用的法律法则
和有关承诺相矛盾且损害了外商投资者利益的。如我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缴纳所得税率与国内企业所缴纳税率不完全一样，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通常是根据企业利润率、利润规模确定为不同税率，最高为33%，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皆为33%（除去优惠税率部分，仅指一般情况）；
（2）中国各级政府做出的决定，该决定虽然不违背我国法律
但明显不合理且损害外资方利益的；
（3）由于文化差异而得不到公正解决的纠纷。这些矛盾与纠纷实质上是外资方同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作为弱势的外资方迫切需要进行公正的国际仲裁。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国际仲裁机构之前，公正地解决外资方与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较小。
4．歧视性环境
严格意义讲外资企业是一类资金来源于境外的中国企业，它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一样，履行着纳税义务，因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观念上，均不应对其另眼看待，更不应对其进行歧视。但目前歧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主要有：
（1）以保护民族工业、幼稚工业为由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保护国有企业的政策。在我国普遍地将外资企业产品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等同于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竞争，即将外资企业产品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产品等同于进口产品。因此，很轻易地将世贸组织容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作法，作为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民族幼稚产业政策的基础。其实，这是由于并未真正理解世贸组织相关规定的实质所致。利用较高的关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是为避免这些产业消亡或发展不充分而造成税收和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已经上缴了税费、雇用工人，也就不存在对其限制的理由。相反越是发展薄弱的经济领域和目前效率低下的领域均应鼓励其进入，以增加税收与就业，并带动相关经济领域的发展。
（2）歧视性收费。我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对外企和外国人收取高于国企和本国公民用费的作法，甚至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如土地价格）也有相同问题。由此造成经济意义并不大但外资方心里上难以接受的歧视性收费问题。
（3）透明度歧视。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经济贸易领域政策信息缺乏透明度问题。由于外商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这点明显不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者，而且由于与政府各部门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对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行政依据及相关信息知之甚少，而对一些变更的规定的了解常常滞后，造成透明度歧视。
由于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引进外资领域存在不完善实属必然。对此应进行充分讨论并逐步完善。上述问题是全国性问题但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政策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取得了明显效果。可见，目前存在于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iBRD.1992.GuidelinesonthetreatmenttoForeignDirectinvestment.[m]
2．oeCD.1976.Declarationofinvestmentandmne[m]
外商投资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领域；投资环境；投资贡献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兴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起，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宁波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9153个，总投资371．60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l1．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9．6亿美元。外商投资成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投资规模：外商实际投资稳步增长，尤其是2000年开始，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一轮大发展的态势。大项目投资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7项。(2)投资方式：已由中外合资经营为主转向以外商独资经营为主。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合资项目520个，合作项目14个，外商独资项目达到674个。(3)资金投向：外商投资行业集中度仍然较高，但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二产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实际外资。200年宁波外商投资项目共1209个，其中第一、第二产业为1154个，第三产业为45个。与此同时，外商投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趋显现。(4)资金来源：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近两年，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德国、英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增长较快。(5)地区分布：南北差距比较明显。鄞州、余姚、慈溪、北仑、镇海等县(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要大于南区的奉化、宁海、象山。(6)引资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闲置厂房和土地资源正成为宁波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宁波民营经济发展快、竞争力强，借助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可以提升产业层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而民企的不断壮大，产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稳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业与民企合资合作，这是“双赢”。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苏州的比较
(一)总量比较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总量上与苏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宁波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3亿美元，虽然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排名第五，但与排名第一的苏州的68．05亿美元相比，差距达近51亿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苏州累计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616．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232．22亿美元，而宁波这两项指标则分别只有96．5亿美元和53．55亿美元，不及苏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可以看出与苏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宁波总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资构成、投向比较
无论是苏州还是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以2003年为例，在两地投资处于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七个国家或地区相同，说明两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过度集中。同时宁波和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也较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幅射影响、带动力比较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缓解两地建设资金短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经济的参与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宁波与苏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市经济的贡献度还不高，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大。一在涉外税收占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两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无论是在绝对值上还是在比重上，苏州都高于宁波。二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宁波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苏州这几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说明宁波投资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不如苏州。三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莺上，宁波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偏低，长期徘徊在30％左右，而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就达到60％以上，2003年更是达到86．3％。这说明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外贸的拉动作用也明显不如苏州。四在三资企业从业人数上，从三资企业从业人员在城镇从业人数中的比重来看，宁波和苏州两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几年都在40％左右，这说明两地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
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落后，这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高
对利用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长期以来，宁波对利用外资的作用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解决建设资金不足这一点上，而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创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不仅领导重视程度明显偏弱，而且支持、鼓励利用外资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少，与周边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个节拍。
(二)配套条件不够强
宁波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生产要素积聚程度较低。外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进入，一般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灵通，企业配套资金能否保证，相关行业是否发达，市场潜力和辐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问题。而宁波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业布局呈现“低、小、散”的状况，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地区布局分散。1988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浙江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虽可调动各县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竞争，不利十生产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进程慢，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如2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有31个，山东有27个，江苏有22个，浙江仅有8个。这样，必然造成浙江工业企业布局重复雷同、生产配套半径过大、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质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资项目难以落户。
(三)工作体制不够顺
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经济圈范围内，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做好接轨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作机构不够稳定，专业招商队伍力量不足；管理体制不够统一，项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较分散；招商水平还不高，招商引资的成本较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招商网络不够健全，招商方法不够灵活，大项目批准难，公关手段少，变通方法少。
(四)投资环境不够优
有关政策的科学性不够，透明度、稳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编纂不及时，优惠政策承诺随意性过大；法律制度还难以满足外商对投资保障的心理要求，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不力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商的税外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发生，涉及外商的经济纠纷发生频繁，外商投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务机构建设上，除宁波开发区、保税区外，其他各县(市)区、各级开发区都没有建立完整的投资服务机构，市里虽然成立了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但服务、协调的制约很大。各地重招商、轻服务，不能为外商提供咨询、注册、建设、经营全过程、全方位专家式服务。服务工作不够深，服务效率不够高。
(五)舆论宣传效果不够明显
与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广东的招商重点为港澳，福建为台湾，上海为欧美大公司，江苏为新加坡，山东为日本、韩国，目标均比较明确。而宁波始终没有在招商的重点国别上有明确的定位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队伍走马观花，打一枪换个地方，钱花了不少，效果却寥寥。在招商项目准备方面，宣传资料十分简单，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项目资料也难以集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部门协调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导向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库，喊了多年始终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部级新闻媒体对宁波的宣传力度与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比相去甚远，宁波主要媒体很少有外语节目或宣传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的专门栏目。
四、宁波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宽领域有重点地利用国际资本。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向传统农业改造、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养殖加工等特色农业领域；重点吸引外商资金投向电子信息、现代医药、石化、纺织、服装等五大标志性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造纸业及纸制品、家用电器及设备、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长性产业；抓住我国开放服务业的契机，加大科研服务、管理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租赁、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等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和房地产、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的引资力度。
(二)做好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目前宁波的企业建设中，港澳台中小企业存量投资已经很大，今后引进国际资本的重点应放在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上，争取更多国家的大公司、大集团来投资设厂，并促进已投资跨国公司积极增资扩股。要制定更为完善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国外高技术企业来投资，以提升宁波的工业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三)加快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加速折旧，优先提供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等，来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转让先进技术。通过实施企业R&D退税补贴，提高财政科技投资支出比重，优先提供土地、建筑、运输、电力等政策措施，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在宁波设立R&D机构或基地。
外商投资论文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购并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高潮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国际经济合作,2004(9)
外商投资论文篇4
一、外商投资我国零售业的现状与趋势
（一）投资规模普遍较大
由于进入中国零售业的外资企业大都资金充足、实力雄厚，所以投资规模普遍较大。
1.从数量上看：迄今为止，国际上5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已有2/3进入中国。中国商业联合会的《中国零售业白皮书》披露，到2001年底，限额以上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已发展到362家，其中110家法人单位，252家活动单位。港澳台投资零售企业有100家法人企业，134家活动单位。
2.从销售额上看：2001年限额以上外商投资零售贸易业商品零售额占中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零售业总额的5.29％，占中国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总额的1.46％。在外商投资零售业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外资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该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6％和8.9％。
3.从采购额上看：外商投资零售企业纷纷将全球采购中心移至中国内地，中国已成为国际零售业的重要采购基地。如沃尔玛每年有1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往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沃尔玛出售。2001年沃尔玛的直接采购额超过100亿美元，家乐福为35亿美元，麦德龙则达到50亿元人民币。采购额呈逐年稳定增长的趋势。
（二）投资区位选择
1.宏观的地域选择：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开放区域已扩大到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有巩固现有零售市场并逐步向中西部发展扩张的势头。
2.微观的店址选择：在国外零售业被称作是“选址的产业”，店址选择的好坏直接影响销售额和利润。外资零售企业普遍重视选址，遵循着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多是经过严格的论证，利用GiS系统，对商圈周围的人口信息、消费水平进行集成。
（三）投资业态选择
目前外商在中国零售市场避开了已出现过度竞争的百货店和中国式的食品超市，所经营的零售业态形式主要为大型超市，仓储式商场和会员店。大型综合超市同时具备了食品超市和百货店的双重功能，能够为大众提供更多选择、更低价位、更优质量的商品。到2001年底，家乐福已在中国开设了27家店，沃尔玛已开设了19家店，麦德龙已开设了15家店，继oK店之后，7-11便利店也拿到中国第一张外资连锁便利店经营牌照。
（四）外资进入我国的策略
外资零售企业进入我国主要采取合资、自行开设新店、给予特许权和并购四种策略。这些零售巨头在决定采用何种战略之前，通常会对这个市场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进入障碍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做出选择，而且这四种策略常常混合使用。
此外，外资为了避免中央政府繁琐的审批程序，部分选择了各种渠道。如地方政府自行批准一些外商独资的零售企业、中外合资合作零售企业、国内一些零售企业委托、聘请或承包给外商进行管理的企业。中外合资，实际上由外方公司进行管理，中外双方成立合资的商业咨询公司，直接管理国内商业企业以及外资提供专用品牌等等。
二、问题及其成因
外国零售企业在管理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诸多方面优势明显。它们通过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统一管理，使管理成本大大降低；通过全球采购，得到供应商的折扣和返佣；通过高薪或其他手段挖走中国零售企业的优秀人才，抢占中国市场。
（一）外商投资我国零售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业态和地域过于集中，导致商业网点的地域性分布严重不合理。根据国家经贸委内贸局最近对全国27个城市零售业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营业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卖场和超市中，外资企业零售额的比重已达到23％，在百货店中外资所占的比重为6％。外资零售企业绝大多数都避开了已过度竞争的百货商店，而选择位于高端的拥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大型综合超市，并且近80％的外商投资企业集中在东部城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对其周围的大，中、小零售企业的销售额有不同程度的冲击。
2.地方越权审批严重，部分外商违规开店，经营。虽然中国自1992年零售业才有步骤地对外开放，但各外商投资企业已采用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市场。全国各地政府为吸引外资，致使全国有2/3的城市出现了违规审批行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中央正式批准的中外合资零售商业企业只有21家，实际上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近300家。例如：2001年家乐福未获中国政府批准，独自在全国各地开设超市27家，这违反了我国有关外资企业的规定，家乐福被要求停业整顿。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的股权不得超过65％。而家乐福1家沈阳分店、2家大连分店却拥有100％的股权。2002年6月份，家乐福被勒令将其全资拥有的三家东北超市至少35％的股权出售给两家中国公司。
3.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对我国流通主渠道的控制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外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流通利润，更是为了能够任意销售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进而能够销售其国外母公司生产的商品，能够销售国外其他公司生产的商品。大型综合超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它往往占据有利地形，拥有巨大的人流，具备一个相对完善的物流系统和销售网络，对商品的成功展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对想依靠大型综合超市占领市场或走出国门的我国生产企业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外资零售企业牢牢掌握淘汰供应商的大权，通过大量的采购，迫使我国的供应商提供“物美价廉”的超低价商品，使我国的生产企业靠极低的利润惨淡经营。而且一旦外商控制我国的分销领域，我国相当一部分生产企业会沦为外商的加工车间，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利润，很难再大造民族自身品牌。
（二）问题的成因
1.投资国本国零售市场的过度饱和或过度竞争。零售业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西方发达国家的零售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并且近年来随着国内并购活动的频繁，零售业的集中度也相对提高了，人工成本和经营成本居高不下，零售企业的增长停滞或较为缓慢。而所有这些都促使外国零售商主动开拓全球市场。我国零售市场的逐步开放，为外商零售企业纷纷进入我国零售市场提供了条件。
2.中国市场前景广阔、发展空间巨大。我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足够的人口规模和良好的经济前景，促使外商零售企业纷纷进入我国零售市场。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和购买力的提高，使我国零售市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又因为零售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劳动力成本低下，外商更愿意分享我国的制造业优势。
3.竞争优势明显。在经营规模方面，外资在中国的单店投资额达到3亿多美元，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在中国的单店平均建筑面积达9.455万平方米，大大地高于我国零售企业的水平；在商品零售价格上，外资零售企业多采用低价策略，这对收入不高的中国消费者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品牌经营方面，许多外资零售企业经过长期发展，正经营管理，服务、企业定位和购物环境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特点，他们早已被世界各国的消费者认可，具有很强的品牌优势。家乐福集团是欧洲最大、全球第二的零售商，它们在世界31个国家拥有9200多家连锁店，去年的销售额达到780亿欧元。从1995年开始，家乐福相继在我国的16个城市开设了28家大型综合超市，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大连等11个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全球采购基地。
三、规范和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的对策
（一）按照国际惯例，渐进开放零售市场
对中国零售市场规范和完善并不意味着国家力图保护民族零售业，限制对外开放。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培育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大型零售企业集团，发展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是我国零售业的长期目标。
1.集中审批权。随着零售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在有效监控的条件下逐步下放审批权。消除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渠道审批引进外资的混乱现象，保证中央政府对零售业的开放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促进全国零售市场的均衡发展。
2.加强对外资零售企业的管理。一方面提高引资标准，让那些具有资本、技术，管理优势的大型零售企业进入我国零售市场。注重外资企业业态结构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做好外资零售企业可能并购我国上市商业零售企业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市场准入规则，并对违规进入的外资企业按国际惯例进行查处。对提前违规进入的外资零售企业要停止其再开新店，直到其现有违规店数量达到原定批准数量后才能再开新店。
3.逐步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中国有关主管部门要在短短的保护期内，努力加快创造均衡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流通企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国家应该在宏观政策层面，对开放服务贸易持理性态度，缩小内外资企业在优惠政策上的差异，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二）建立和完善新建、扩建、改建大型零售商业网点的市场准入制度，以避免浪费资源，重复建设
1.根据国际惯例，地方政府可根据其具体情况颁布一些地方法规。各地政府应把商业网点的建立纳入到城市规划中进行综合管理，行业协会组织听证会，根据周围已存在零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零售业态的结构，当地居民的人口和收入状况实际等情况，对零售企业（含外资零售企业）是否设立，新建建筑物的外观、面积、高度是否合理提出明确的要求。
2.对于外资进入的新的流通领域，应扩大法律、法规的覆盖面，促进零售业的规范发展。如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经营管理办法必须加快研究制定。
3.利用外资，优化我国零售市场的总体布局。鼓励外资零售企业到我国中西部投资，尽量改善我国零售市场东西部差距巨大的布局结构。
「参考文献
[1]刘小燕。《服务贸易总协定》与我国零售业的对外开放[J].国际贸易问题，1999，（10）。
[2]麦克尔。利维，巴顿a.韦茨。零售管理学[m].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外商投资论文篇5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应从引进FDi的水平和利用FDi的效应来把握FDi的质量。一方面，引进FDi的水平是保障FDi质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包括FDi的投入规模、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领域及其区域分布等。另一方面，衡量利用FDi效应的优劣，要强调外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更应关注FDi对产业调整、技术溢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所造成的关联效应。【论文关键词】FDi质量评价一、FDi质量的主要评价方法综述1、FDi质量内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对FDi质量内涵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较少。早期一些学者的研究仅从溢出效应这一项指标来衡量中国利用FDi的质量。如何洁借鉴Feder(1982)的模型，把生产部门划分为国内生产部门与外商企业部门，用生产函数的方法量化评价了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在此基础上，张建华和欧阳轶雯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及实证研究。近来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更多学者开始关注FDi对东道国所做的贡献，或FDi为东道国带来的收益。Kumar认为FDi的质量是对东道国技术、出口、产业结构、R&D、企业管理知识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类似地，魏彦莉等学者进一步将利用外资质量界定为某一时期内通过外资引进对实现本地区战略目标所做的贡献力。结合和谐社会的引资目标，构建利用外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利用外资规模、外资产业结构、经济社会效益和技术进步四项主要指标。他们的研究从FDi的正面效应肯定了中国利用FDi的质量，片面地忽略了东道国利用FDi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上述观点多是笼统地分析FDi的质量，没有将引进FDi的质量和FDi的利用质量区分开来。朱晓菁、韩福荣在《我国利用外资质量评析》一文中将利用外资质量定义为引进和利用外资对利用方要求满足的程度，明确提出了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两大概念。鉴于FDi可能或实际为东道国带来的收益，傅元海、彭民安进一步界定了FDi质量的内涵，将FDi产生的收益划分为潜在收益和实际收益两大类型。具体而言，潜在收益反映流入FDi的投资水平，实际收益则体现东道国对引进FDi的利用效应。流入FDi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利用FDi的效果，与之相对应地，FDi的利用效应越高越有利于引进高水平、高质量的FDi。2、FDi质量的主要评价标准目前，针对FDi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多侧重于评价利用FDi的质量，却忽略了FDi本身的质量。国外学者Kumar所提出的FDi质量评价指标具体包括四大板块，即子公司产出的本地化程度、对现代产业发展的贡献、出口导向的范围和子公司的研发活动。库玛尔总体把握了FDi对东道国造成影响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但还缺少一些能反映东道国引资目标和意义的指标，如环境友好、人力资源开发及企业管理知识等。在国内，陈自芳提出的外资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基本分为两大层次，FDi直接对本国经济的推进作用和FDi对本国产业的效应影响。具体而言，FDi对东道国经济的显性影响涉及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技术水平升级、出口创汇、人力资源开发、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FDi对东道国经济的隐性影响可以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的关联效应的视角来衡量。该评价标准突出了技术、知识的溢出和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目前国内评价FDi质量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但是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也忽略了一些重要方面，如FDi的投资分布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国内固定资本存量以及技术研发创新等方面的影响。另外，对各指标赋予主观权重，由于缺少某些统计数据的支撑，暂未能较为客观地评价FDi的质量。另有学者徐春骐和王春法尝试从引进FDi质量的角度出发，对我国16个主要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FDi质量进行了评价。在科技产出与技术水平、FDi质量与其母国技术水平正相关的前提假设下，提出了以科技产出与影响大小代替技术水平的间接评价FDi质量的方法，并就我国引进FDi策略选择问题，提出引进FDi应该以外资技术能够向中资企业转移，弥补我国技术缺口为标准。使用的指标包括R&D费用支出(GeRD)、R&D投入强度GeRD/GDp、总技术人员、三类专利数、oeCD成员国在R&D高集中行业航空、电子、办公机具与计算机、制药业和仪器业的贸易份额。该评价标准注重对技术投入产出的衡量，仅从单一方面反映投资母国的FDi水平，相对较片面。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质量的综合评价标准基于以往研究成果，FDi的质量应包括引进FDi的水平和利用FDi的效应(如图1)。一方面，主要通过FDi的投入规模、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领域及其区域分布等方面来反映引进FDi的水平，这是进一步提高利用FDi质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利用FDi的效应是指FDi对东道国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评价利用外资效应的优劣，不能仅局限于外资投入项目的经济利益，而应研究FDi对产业调整、技术溢出、环境保护等多方面所造成的关联效应。1、引进FDi的水平(1)投入规模。FDi的资金和项目投入是衡量FDi质量的基本要素。中国大规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总体规模从1979年的17.69亿美元到2008年的923.95亿美元，近30年间增长了近52.23倍。2000年以后，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势趋向稳定，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95%左右。2008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514家，同比下降27.35%，为1997年以来出现的最大降幅。而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8%，显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资金规模有所提高。(2)资金来源。资金来源结构反映跨国直接投资的垄断与竞争程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其他国家投资的增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局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未对国际投资带来较大影响，除来自韩国和维尔京群岛的投资明显下降外，其他国家/地区均有所上升，包括受金融危机波及的发达国家。美国、欧盟及日本实际对华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2.54%、1.76%和30.12%。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金来源多元化能有效避免单个或少数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控制及对民族企业的排挤效应。(3)投资方式。投资方式决定了外资的进入策略。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资金供应十分短缺，加上国家政策的限制，合作经营企业是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形式。1986年政府出台《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大力鼓励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经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松、市场机制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当地经营经验的积累，外商独资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截至2008年独资经营企业占78.3%，合资经营企业占18.7%，合作经营企业占2%。由合作、合资到独资为主的投资方式转换，体现了外商由最初的试探性进入向大规模进入的转变，同时伴随涉及领域广泛和技术含量提升都会影响FDi的质量。(4)投资领域。外资投向领域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投资环境的逐步完善，外商在制造业的投资日益增多，投资产业结构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近年来，FDi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服务业2008年实际吸收外资381.20亿美元，同比增长24.23%，占非金融领域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41.26%，同比增长0.26个百分点，我国的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新热点。(5)区域分布。投资地区分布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无论是按流量还是按存量来衡量，其区域流向极不平衡。这一状况与中国的区域开发政策、地理区位、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上出现了从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步推进的趋势，但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分布的格局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在沿海地区的投资，累计仍占全部投资额的近九成。这种利用外资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日益扩大的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从而形成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距上的“马太效应”。2、利用FDi的效应(1)经济效益。FDi对GDp增长的贡献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主要指标之一。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82倍多，FDi存量占中国GDp的比例持续稳步增长。FDi在中国工业的迅速扩张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外商投资企业已逐步成为重要产出来源，在中国工业产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3年的8.4%，增加到2007年的25.17%。与此同时，外资企业成为我国贸易增长的重要源泉。截至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12547.8亿美元，同比增长21.07%，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比重57.72%。(2)产业调整。FDi对产业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一批相关联生产企业的发展，并将其带入国际市场，使我国企业能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必然引起国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国内产品结构的调整，逐步实现由传统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从总体上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向具有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结构转化。(3)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和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主要通过技术贸易，以设备进口的方式引进技术，而外资的进入改变了这种格局。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共登记技术引进合同4955份，合同总金额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21.1%。另一方面，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中国高技术行业等新的领域，并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而且得到了更多的先进技术和专业管理经验等一系列“溢出收益”。(4)人力开发。外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2007年对同期全国城镇就业新增数的贡献率达到9.5%，一定程度缓解了我国就业的压力，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逐渐将投资转向电子和通信设备等附加价值高、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高的行业，相应地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岗位。通过国际平台上人才和信息的流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迅速传播，从而孕育了一批新型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专家。(5)资源环境。随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也日渐凸显。由于环保标准的缺失或较低，使发达国家有可能将不符合本国环境保护要求的产业与生产技术转移到中国。另外，有的外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也不注意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这些都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据统计，2007年外资企业中污染密集型行业所占的比重将近31.8%，约合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总资产的36.23%，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中30%以上分布于污染密集型产业。三、结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迫切需要对外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从盲目地注重FDi的数量，到全面地考虑FDi的质量以保障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FDi质量评价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较少，缺乏对FDi质量内涵的科学界定，且仅从理论上就FDi影响的某一或几个角度来分析利用FDi质量，尚未形成系统评价标准。综合以往文献来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质量应从两方面把握，即引进FDi的水平和利用FDi的效应，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奠定了基础。【
外商投资论文篇6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外贸发展的角度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考察。自1992年以来，无论国际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全球FDi总流量发生怎样的波动，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缩写为FDi)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和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从1983年的9.2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92年的110.1亿美元。2002年，实际利用的FDi达到527.43亿美元，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位。同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
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的FDi达到606.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而2005年进出口总额则达到14221.2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收的FDi及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深化。同时，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都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资额和外贸额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显得很有必要。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10多年来，我国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国的FDi流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总流量与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达到了新高，为535.0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400亿美元，继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05年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4001家，同比增长0.7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略有下降，为603.25亿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909家，同比下降4.2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46亿美元，同比增长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的FDi只有71.4亿美元，截止到2003年该数据已经上升到130.86亿美元。
三、我国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来源比较集中
自我国开始吸收外资以来，100多个国家在中国投资，但FDi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对华投资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韩国、日本、美国。2005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排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6个超千亿美元的贸易伙伴。欧盟连续两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2173亿美元，增长22.6%。美国上升为第二位，双边贸易达2116亿美元，增长24.8%。日本长期以来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2011年降为第二位，2005年降为第三位，当年双边贸易额1844.5亿美元，增长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区，韩国和东盟。特别是我国与韩国的贸易首次超千亿美元，其中，进口增长23.4%，我国对韩贸易逆差超过300亿美元。在与东盟贸易中，进口增长很快，其已成为我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这和我国引进的FDi的国家或地区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是因为制造业FDi的流入和东道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张红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业FDi的流入虽然仍占有绝对优势，但比2011年已经有所减少。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FDi流入却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说明FDi流入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通过比较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进出口的产品构成发现，外资企业资本品的进口平均高于国内的10%~15%。也就是说，外资企业的进口主要是资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为主的中间品，能够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
(三)FDi的地区分布
2003年以前绝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表2所示：2002年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6.6%、9.5%、3.8%。这种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变，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中部为61.4%，而东部则下降为30.5%。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推动，FDi从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中西部地区许多省区如河南、甘肃、青海、宁夏的进出口总额在较低的基数上实现了较快增长，尤其是进口增长比较明显。而外贸大省如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却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品的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现在一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及其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二是初级产品出口减少，工业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显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衡量外资对我国贸易增长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检验外资企业的贸易表现。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进出口增长外资企业1993年出口金额为917.4亿美元，2011年为3386.1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也从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7620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4442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8.3%。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表3显示了1985—2005年外资企业在我国的贸易业绩。如表3所示，按贸易总额计算，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23.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8317亿美元。
其余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计算整体所得。表3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全国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实证分析证明了FDi在我国商品对外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1.FDi与初级产品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比的相关性1980年，初级产品进出口额160.7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2.15%。其中，初级产品出口91.1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1980年初级产品进口69.5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35%。1989年之后，初级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至29%，同时进口的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也有所降低，为20%。截止到2011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578.1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其中，初级产品出口405.4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级产品有了大幅度的减少。同年进口的初级产品为1172.67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18%上升至21%。选取1989—2011年的数据，通过SpSS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得到如下结果：FDi与tpCR(即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04(见表3)。表明我国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初级产品的对外贸易。这也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需求下降，特别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处于迅速减少的趋势。
2.FDi对工业制成品的净出口贡献率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220.6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7.85%。其中，出口90.0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0%，进口130.5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65%。2011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已经增加到9967.39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6.33%，较2003年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52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7.0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93%，较上年增长1个百分点，进口4439.62亿美元，同比23.42%，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79%，较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1477亿美元，增长26%，占进口总值的19.4%，增势回落了1.5个百分点。其中，铁矿砂进口2.8亿吨，增长32.9%;原油进口1.3亿吨，增长3.3%;原木和锯材进口增长9.3%;大豆进口2659万吨，增长31.4%。
1990年以来，我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级产品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与其相反，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其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同方向变动，而进口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初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上升，工业制成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缓慢下降。用SpSS软件包对1989年以来FDi与tiFpR(即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可见，FDi和tiFpR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05。得出结论：FDi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三)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规模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而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发达国家主要以证券投资为利用外资的形式。确切地说，我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衡量一个国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规模，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因为，仅仅从绝对规模评价，规模偏小的国家永远无法与大国相提并论。虽然我国吸引FDi从绝对金额来说非常可观，但如果用GDp矫正后，我国吸引的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比较客观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依存度和开放度。1985年FDi占我国GDp的比重仅为0.64%，1991达到1.08%，之后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到1994年达到最高为6.22%，1995年以来，该比值不断缩减，到2011年为3.67%，可见我国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的结论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真实反映。图1反映了1985年以来，用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国对外依存度的趋势。图1历年FDi对我国GDp的贡献五、结论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对外进出口增长以及进出口产品结构等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增大。
二是FDi增强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出口贸易结构由初级产品升级为工业制成品，产业结构有所升级，从而提升了我国的贸易结构，而贸易结构的变化又会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的作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跟随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当出口贸易结构又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时，必将极大地鼓励工业制成品部门的生产，促进其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改造。中西部地区可以利用FDi开展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为主、而东部地区则要以利用FDi开展一般贸易方式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及贸易活动，这样不仅有利于不同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区间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的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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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避税；对策
针对外商投资中避税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反避税对策，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避税手段
(一)通过转移定价逃避税收。一些外商利用我国沿海的优惠政策将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沿海地区，设立“两头在外”的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独立的购销网络，其购销活动须依赖于境外关联企业，而其与境外关联企业的交易多采用内部定价策略，此办法主要表现为人为提高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劳务费用、无形资产的价格等，从而压低产(商)品的出口价等。
1．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抬高定价转移收入。实现避税。有些实行高税率增值税的企业。在向其低税负的关联企业购进产品时，有意抬高进货价格，将利润转移给关联企业，降低出口价格，造成虚假亏损以逃避税收。这样，既可增加本企业增值税扣税额，减轻增值税负，又可减轻所得税负。然后，从低税负的关联企业多留的企业留利中多获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各类避税手法都有表现，其中尤以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采取“高进低出”的形式最为突出。表现为：通过境外关联企业高价进口原辅材料；压低企业销往境外关联企业产品的价格。
2．提高设备价格，虚增投资成本。我国税法规定，作为投资的进口设备可不纳税。外商常利用我们不了解设备和技术真实价格的情况，从中抬高设备价格，压低技术价格，把技术转让款隐藏在设备价款里。也有些外商利用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的有利条件，将投资设备的报价提高。超出国际市场价格的几倍，甚至把淘汰的设备当作新设备报价。通过提高设备价格，不但使外商增加了在合资企业中占的股份，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多的股息和红利，而且通过扩大设备折旧数额，增加生产成本，减少企业利润，从而逃避我国税收。
3．企业通过与境外关联公司间相互服务时多付劳务费及支付巨额的技术指导费和服务费等办法转移利润。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企业间劳务采取不计报酬或不合常规计算报酬的方式，转移收入避税。如，外商投资企业在向其境外关联企业提供销售、管理或其他劳务时，不按常规计收报酬，采取要么不收、要么多收、要么少收的策略，相互转移收入进行避税。
(二)通过缩小股份融资，扩大贷款融资来避税。跨国企业内部贷款有较大的灵活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避税好处。为达到在东道国少缴税的目的，跨国公司可按较高的利率向子公司收取利息，子公司偿还给母公司的贷款利息不仅可作为子公司的费用而在税金中扣除，而且可免缴汇兑税。而如果跨国公司注入的是股本金，则向境外关联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就无法使应纳税所得额得到冲减。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高比例的借贷资本导致投资公司出资不到位，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在今后的还贷付息时，减少在我国的应缴税款，轻而易举地将利润转移出境；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投资公司在获取高比例债权收益和股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三是税收权益流失。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减少了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从投资国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投资公司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资本弱化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冲击。
(三)利用我国税制的差别进行避税。税法不完善是纳税人可避税的先决条件，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税务部门对外商管理不力，客观上对外商的避税行为起到一定作用。同时，我国涉外税务人员力量薄弱，征管手段落后，缺乏信息交流，而且涉外税收征、管、查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征管工作存在漏洞，也是容易被外商避税的原因之一。
1．滥用税收减免优惠。一是利用“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我国税法规定，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连续五年向后结转亏损的税收优惠。一些外商便人为的调整利润来逃避税收。如，在开业当年获利的企业尽可能的推迟获利年度，将利润的实现安排在“两免”的年度里；从获利第三年开始后的“两免三减”的五年内，尽可能将利润提前在“两免”的年度内实现；从开业之日起两年未获利，后五年享受“两免三减”，从第八年开始停止，又开始新的合资企业生涯，实际上又可以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为追求更多的利益，有的外商在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后，或是更换厂名，或是搬迁厂址，或是将其主要车间划出，把一个旧厂变成几个新厂，而产品品种及销售渠道等均未改变，却要求再次获得“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二是利用再投资优惠政策避税。将从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来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大于五年，经投资者申请和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即便在投资退税后，经税务机关发现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缴回40％的退税，对投资者来说仍是一种利益，因为它利用了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三是利用保税区优惠政策避税。我国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商将企业的经营地点设在保税区，将生产场地设在原材料、人力相对集中的高税区，依法可享受低税区的税收优惠。2．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的一些条款进行避税。一是利用常设机构避税。由于我国对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常设机构，从我国取得的与上述机构没有联系的收入，不计入常设机构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一些在我国设立常设机构的外资企业，或绕过常设机构直接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或虽通过代表处代购原材料，但期间发生的费用不进行分摊，全部由代表处负担，以冲减其营业利润，从而逃避税收。二是机构设在避税地。总机构是否在境内，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判定准则，看注册地或是看决策地。在中国境内主要是看注册地，因此，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避免在中国境内注册总机构，进而享有避税的好处。三是中断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系。其他所得指发生在中国境内外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如果以上各项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不发生实际联系，那么至少境外部分的其他所得就不必申报纳税。另外，作为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也比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低13个百分点。
二、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危害性(一)税收流失。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降低整体税负，将严重侵蚀中国政府应得的税收收入，并直接影响税收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在现实中，“操纵性”转移定价与关联交易密不可分。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使得转移定价避税非常容易实现。此外，避税活动所采取的转移定价、资本弱化等手段，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也造成影响，而避税中转移出去的利润对我国保持外汇收支平衡也很不利。
(二)滥用税收优惠。我国通过“两免三减”等优惠税率和其它减免税措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这本身就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为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避税手段，将利润转移出中国，又使我国税收收入进一步遭受损失，使同地区、同行业的企业税负不均现象更加严重，不利于公平竞争。
(三)不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许多税收优惠。如，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享有诸多优惠政策，东部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利润通过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到东部纳低税。中西部耗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却没得到应有的纳税补偿，而东部地区没有付出成本却坐享其成，严重破坏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国家对西部地区也给予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中部地区竞争环境更加恶化，形势更为不利。
(四)不利于鼓励外商积极来华投资。由于避税行为造成外资企业亏损面大，甚至有的地区高达70％以上，从而错误地产生中国投资环境差的负效应，这会影响不明真相的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客观上给其他潜在的外国投资者造成投资环境不良的印象，打击了这些投资者进入中国投资的决心。
三、我国反避税的对策
(一)完善转移定价法规。目前，我国转移定价法规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1998年制定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完整、最全面的转移定价税制，但它仅是一个试行规定，其严肃性和权威性都不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又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此外，由于转移定价调整是一件实践性强的工作，在许多国家的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往往还会列举许多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而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缺乏一些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也使法规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针对我国在转移定价税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该法规的完善应主要突出以下方面：
1．完善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一是增加国际上新出现的利润分割法、交易净利润率法等作为现有方法的补充。二是借鉴oeCD等国家的做法，细化可比性的规定与说明，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是对各种调整方法作进一步细化，详细说明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及优缺点等，并列举如何使用的实例。
2．推行预约定价税制。从1998年开始，厦门市、深圳市开始尝试与外企签订预约定价协议。引入预约定价协议，以征纳双方事先签订的预约定价协议作为以后征纳税的会计核算依据。这种方式与原来的事后调整方法相比，可给纳税人安排自己的事务以更大的确定性，只要纳税人按协议约定的方式定价就可避免税务部门对其进行调整，也省去复杂的事后审计。
3．综合运用关联关系判定标准，拓宽关联关系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体现在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四条，从中可看出，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采用的是股权测定法和实际控制法。建议考虑国际发展趋势，将与避税地进行交易的企业纳入具有关联关系的关联方范围中，以进行规制。
4．细化劳务费用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劳务费用的纳税扣除条件和非纳税扣除条件，并规定劳务费用的正常收费标准，对集团内部转让劳务成本应包括的因素和正常收费何时可以包括利润因素等一系列操作性问题做出规定。对于劳务费用的非纳税扣除项目，即企业不得列支向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借鉴oeCD准则，应作出规定。
5．完善无形资产转让规定特别条款。无形资产的转让具有与商品交易不同的特点，特别是无形资产具有独占性和专有性的特点，往往很难找到对应的参照标准来确定正常交易价格，调整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对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单独进行税法规制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转移定价的确定方面，首先要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区分开来。其次，由于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包含的开发成本费用及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两方面因素，而后者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估计，无形资产转让时估计的价格与实际价格很可能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事后调整制度，可以使对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的调整尽量准确。
(二)制定资本弱化税法。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弱化”的避税行为，税法应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与资本金的比率。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法规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资本弱化虽然是企业融资自的体现，但过分的资本弱化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所以必须加以限制。美国、英国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资本弱化进行法律约束，其中一般规定负债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率，美国为1.5:1，英国为3:1。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采取从宽政策，债务股本比率应较发达国家略高，定为3:1到4:1之间较为合适，允许跨国公司在一定比率内对债务利息进行税前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抵扣。
外商投资论文篇8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是“存”还是“废”，要从多方面考证后，才能作出结论。
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性质分析及评价
因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观察角度各异，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提出的有关该制度定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类试图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另一类则与法律定性无关，实际上是对该制度经济性质的说明。[3]
（一）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经济性质的学说评析
1．优先补偿说。该说认为，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对其投资的一种优先补偿。在合作企业的创办实践中，外方通常以现金、机器设备和技术设备等投资。外方的出资往往贷之于国外的银行，需要分期还本付息，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合作企业外方就可以用每次回收的资本金，逐笔偿还国外银行的贷款，从而大大减轻其还贷的压力，刺激其持续长久投资的积极性。从资本制度的表征来看，中国虽然没有资金配套问题；但不能据此认为中方占了极大便宜，外方合作者仍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惠：一是因土地使用费在合作期内不收取，合作企业不需缴纳场地使用费，因而减少了开支；二是由于土地使用费不必一次性计入投资总额，这就避免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和责任，外方的分配比例可以大于中方。由此可见，合作经营方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补偿大致是相当的。[4]
2．保本经营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从而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5]显而易见，保本经营说违背合营企业中外双方“共担风险”原则；也违背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保本经营说也不符合合作企业法中有关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承担合作企业后续债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3．让利说。[6]该学说被学界达成共识者居多。该说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的投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2）中国政府的让利。笔者认为把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定性为让利说欠妥，起码应该称“暂时性让利说”。让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笔者个人认为从我国和谐社会语境来审视，合作合同成立基础“显失公平”，但从原初条件视角来分析，这是一种“妥协式的意思自治”，是主动“妥协契合”。这一点我想中国政府特别是当初该制度的制订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暂时性让利说”是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的经济说明”，那么“妥协式契合说”应该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定性（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
以上三种学说都力图从经济上阐明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不同的是选择的视角不同。尽管如此，以上三种学说的缺陷亦很明显，再说这些学说毕竟没有道出该制度在法律上的实质和特征。
（二）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定性的学说及评析
目前，针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股权转让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合作企业内部的股权转让过程，外方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在合作企业中逐步减少股本，等于中方用本来应该分得的利润来购买外方对应的股本，而不是外方从合作企业中抽出资本金，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会减少。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中方让渡利润，取得股权；外方出让股权，获得利润。按常理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股权转让关系，照此推理下去，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随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亦即随着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进程的深入，向中方倾置，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变更将在所难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最终要蜕变成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了，倘若如此，外方投资回收完毕，外方实际已经不是该企业的股东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外方先行回收完毕，其在合作企业中的地位不会改变，仍然享受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1995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50条以及2005年财政部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股权转让说违背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与民法的精神相悖。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渠道来论证股权转让说的不足：在中外合作企业不盈利的情况下，外商仍可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回收投资，这种情形无关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股权转让说的缺陷不攻自破。
2．减资说。该说认为外方在合作企业的资本额随着外方先行回收投资而逐步减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有四种方式，即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税收同收投资，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提无形资本摊销金。显然，从企业利润中以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的方式，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从企业税收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会减少国家税收，但也不涉及到注册资本。但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中回收投资和从无形资产摊销费中回收投资，可能会导致注册资本的减少，这与资本维持原则背道而驰。减资说的缺陷亦显而易见。
3．特殊信贷说。[7]即把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信贷。这种学说表面上能弥补股权转让说和减资说的不足，既不构成外方对中方的资本转让，也不会减损外方在合作企业中的股本，同时要求共担风险。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因理论而理论，缺乏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分析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脱离实践的海市蜃楼。它既忽略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也忽略了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和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现有的各种理论来看，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阐明这一制度的法律性质，容易造成对该制度理解和运用的不当，导致中外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或不当，进而影响该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这就促使我们在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立足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符合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新的学说来支持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妥协式契合说”与上述标准相吻合。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围绕“妥协式契合说”渐进式地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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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废止论
[日期：2009-05-31]来源：作者：陈业宏[字体：大中小]
三、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如前所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在促进、激励外商投资的实践中确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和种种棘手的问题逐步消除，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了显著的变化，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当时中方制定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从和谐社会视角去考察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实施的历程来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于理相悖。若不及时调整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仍“妥协契合”，笔者认为实属不必，亦不值，抑或叫错误，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有“抑内让外”之嫌。从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通过，历时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且不断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再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优惠政策，不但违反了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中方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就算合作期届满，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按照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其合理性究竟几何，需要进一步探讨”。[8]笔者无力进行精确的量化，想必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引进时“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在合作期限届满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早就被淘汰出局，这种不对价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合理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中方政府来说，眼前的税收，是要用巨额的外汇收支不平衡作风险代价的。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的回收期限内，如果人民币币值产生波动，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汇率损失所导致的巨额债务负担的教训早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但令人担忧的是中方和其主管部门都没有重视和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措施。[9]
第三，在新时期，税收优惠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根据美国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23个国家和722家企业就投资环境问题的专项调查显示：外企认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技，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健全的汇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生和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水平、人的素质、生活质量、犯罪率等）[10]。这说明外商的投资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由寻求政策优惠向依靠市场优化转变。寻求市场的投资者认为，市场保护的重要性高于财政优惠和其它优惠。[11]可见，优惠措施只有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优惠政策依旧故我。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契合以及这种不契合所体现出来的不合理就成了我国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和中方在合作企业的地位、保护中方利益的一大障碍。
四、对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回收投资制度合法性的质疑
（一）从公司法的视角来分析
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2条、《实施细则》第14条的规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合作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债务，但双方也可以约定债务分担方式，即合作双方中的某一方可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超出或低于自己出资额的风险责任。据此约定承担低于出资额责任的那一方就可以以其全部资产向外承担责任后享有向合作另一方追偿的权利。[12]这种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承担机理相悖。不管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发起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发起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存在发起人与公司债务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也不存在债务分担约定问题；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中方风险还本，这还与公司法“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相违背。因此，有学者认为将合作经营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把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13]
（二）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
经济法又被称作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如何摆正自己在外商投资领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提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业绩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种是抑制或取消过分、严格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这种主张的成员认为，对国际投资的政府干预与多边国际投资立法所追求的理念相悖。目前，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干预和影响。[14]
第二种主张是支持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导向规则是并行不悖的。[15]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主张。该观点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而何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相关的法律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立法内容为中外双方的“意思自治”提供了过于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中外合作企业虽然为契约型合作企业，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用弱化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进行规制，与经济法精髓“适度干预”、“适时干预”理念相背离。
（三）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
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人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因此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义务。[16]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过内国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明显与现代国际法和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合。
通过上述对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的合法性的分析，笔者不敢说“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这一对外商的措施于法无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用现代法的理念去评判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表现出很多与现代法理念不和谐乃至相冲突的因素。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已经发现该制度对中方的不利，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能揣摩出其中之意。那中方又奈何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优惠的政策呢？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不理想，中方又想多、快、好、省地发展本国经济，在这样一种“为难”的局势下，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的优待，与其说是一种促进激励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式契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让利优惠，对外方而言，确有“不当得利”之嫌，也含有“乘人之危”之意。
五、结论
结合“对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笔者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
在新形式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关系契约化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相阻相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其积极作用逐渐消退，其负面效应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长此以往，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17]对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应予废止。
注释:
[1]丁邦开、刘恩媛：《对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4期。
[2]谢晓尧、刘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刘丰名、周新成、易礼贤、姚文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概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4]蔡冰菲、张纯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之法律分析》，载《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5]杜新力、曹俊主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谢晓尧、刘亘：《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的法律制度性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
[7]徐崇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8]徐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周元元、徐明贞、陈红：《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外管理》2000年第5期。
[10]郝红梅：《谈我国的外方投资环境》，载《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第2期。
[11]ReuberGHprivate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ment（m）claredonpress．
[12]徐犇：《中外合作企业中外方先行回收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陈治东：《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问题之剖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卷一），法律出版社1998版。
[14]see．wt/wGti/m18．para．9．
[15]see．wt/wGti/m18．para．14．
外商投资论文篇9
[关键词]投资比例GDp等级相关
投资按其主体不同，分为政府投资、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这种划分对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促进GD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投资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有研究表明，外商投资增长率、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同向变化的变动趋势，因此促进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提高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是提高GDp增长率的有效途径。政府投资率与GDp增长率呈非同向变化的变动趋势，并且政府投资增长率不宜过高，因此要适当控制政府投资。当然政府投资在现实经济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也要保持适中的增长率。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在一定期间内保持增长率的差异，就会影响到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因此，有必要分析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比例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一、投资比例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分析
根据1987年～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和构成分）的有关资料计算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详见表1），并运用等级排队对各类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数据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运用实际平均等级与理论平均等级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其中1987年～1991年为第一阶段，1992年～1997年为第二阶段，1998年～2002年为第三阶段，详见表1）。
运用实际平均等级与理论平均等级的方法对表1的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列于表2。
表2各阶段各类投资比例与GDp增长率的实际平均等级和理论平均等级计算表
结果显示：实际平均等级越低则投资比例越高，反之反是。因此可将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比例与GDp增长率划分为较高、中等和较低三个等级，用文字形式表示，即得到表3。
表3GDp增长率与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比例的相互关系
政府投资比例的实际平均等级和理论平均等级比较接近，且各个阶段的实际平均等级的数量差别比较明显，因此其较高、中等和较低三个阶段的划分对于此种分析而言是比较正确的,分析得出表3显示的GDp增长率与政府投资比例的相互对应关系的结论也比较可靠。而外商投资、民间投资比例的实际平均等级和理论平均等级有一定差距，且各个阶段的实际平均等级差别不是很明显，因此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比例较高、中等和较低三个阶段的划分对于此种分析而言是不十分可靠的,分析得出表3显示的GDp增长率与外商投资比例和民间投资比例的相互对应关系的结论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对应关系的结论的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定量的相关分析予以证实。但表3显示的对应关系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计算等级相关系数的方法，得到GDp增长率与政府投资比例、外商投资比例和民间投资比例的等级相关系数分别为-0.0882、0.2268、-0.0706。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GDp增长率与各类投资比例基本不存在相关关系，即各类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的变化不会影响GDp的增长。
二、结论
外商投资论文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