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论文篇1
(一)川端康成作品的忧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认识。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忧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描绘、展示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十分契合，其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深沉而纤细，交织着主人公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主人公的同情、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害，无所不在的恐惧．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对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忧郁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
3．佛教“虚无观”的影响
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讲究“万物一如，轮回转生”、“虚无”、“无常”，《雪国》结尾处描写了叶子的死亡，美到极致，蕴含了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招魂节一景》结尾处涂上了佛教“虚无”的色彩。佛教“无常观”不仅融于日本古代传统文学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忧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川端康成启发了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审美眼光，使其从政治化、社会化的写作中逃离出来。随着20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加强，20世纪中国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审美趋向。莫言说过：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品格，J端康成对美学的追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中国的作家创作时应该去感受真正的文学对象和审美品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作品既有J端康成式的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仅结合了日本式审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学，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忧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紧紧抓住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深切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日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大江健三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凝结在其文学作品中便体现出深深的忧郁性。“苦难”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里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作品都绵延着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绝望。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担忧，深深的忧郁性渗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形成原因
1．个人生活体验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的忧虑意识与时代幻变与个人体验直接相关。日本战败带来的民族屈辱，传统天皇制崩溃，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让他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残疾儿小说的灵感来自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残疾孩子与广岛的二战遭遇联系在一起。且将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终停留在萨特身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谬性，积极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倾向，与大江内心深处对于时代、民族、人类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这一切促使他力图在文学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忧郁性。
2．日本民族忧郁传统的影响
大江文学的忧郁意识无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忧郁传统。日本是岛国．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日本又是忧思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与浓厚。日本传统文学观念认为，在人们的各种情感中，只有忧愁苦闷之类的情感才会让人感触最深，结合日本的国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忧郁传统，不仅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独有的性格特征。这种民族忧郁特质深深植入171本作家的脊髓．并影响了大江文学的忧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的文化交流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莫言在《影响的焦虑》中表明了学习外国作家作品时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作家“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不大胆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不可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不积极地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文学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莫言之所以获得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与大江健三郎对他的作品高调的认同不无关系。大江作品启迪了中国作家。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
村上春树作品一般反映年轻人的快乐与悲哀。很少有实质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绪与感触。抒发莫名的迷茫与哀愁，具有典型的忧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写主人公的空虚、自我封闭，快乐时不与人分享，痛苦时不与人分担。看似坚强的外壳难以掩饰灵魂深处的空虚。自私的永泽，自卑的直子，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所爱的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也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死观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忧郁性。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孤独和忧伤．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为被剥夺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忧郁性格的影响
文如其人。从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倾向。实际上，村上虽然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学界来往．也不参加任何作家协会。他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也不做任何报告，不接受任何采访。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善与人交际，自己也很孤独，他将这种孤独忧郁的情感倾注在作品中。
2．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根源在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村上二十岁左右，对他来讲，这一时代就是甲壳虫乐队、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和“大学纷争”的代名词。当时政治动荡。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革命与经济繁荣，人们像无根的野草，产生了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不敢面对社会，也无力改变社会。村上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孤独、不安和空虚，在作品中呈现出忧郁的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应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梦想中世界无法实现的失落，是两个世界无法彻底融人的迷失。
(三)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在不断深化，模仿村上春树的作品不断出现。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题、情节、作品风格、结构、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孑L亚雷《不失者》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职员，一个失无可失、无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寻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作品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树的文学特色，但可以说比村上作品具有更高层次的审美文化。“8o后”作者张佳玮的《加州女郎》，也流露出村上春树式的忧郁性气息，显然其许多细节受了村上春树的启示。
四、结语
当代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俗文化；文化特征；积极意义；消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在文化建设与文化事业获得大发展的当代，重视俗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俗文化的当代形态与未来趋向，与文化发展基本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加强对于俗文化的理论认知与引导，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
一
俗文化是与雅文化相对应而存在的文化形态，二者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同时又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显现出各自的特点。
在历代的文化传承中，俗文化与雅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正是俗文化与雅文化的相得益彰，形成文化运行的基本态势。一般来说，雅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艺术成就，而俗文化则是一个时代与地域大众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满足着大众基本文化的需求，特别是一般娱乐文化的需求。自唐以来，文化的世俗化便显示出突出的倾向。在唐代，适合民众口味的通俗文学唐传奇便开始广泛流行。及至宋代，《清明上河图》等描绘市井风情的绘画作品与适应市井生活需要的词得以流行，话本与南戏的推出，均是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元代散曲和元杂剧的流行，明清小说、木版刻画、年画、寺庙壁画、以及戏曲的兴盛，特别是清代京剧的繁兴，不仅是俗文化发展的突出表征，而且是雅俗文化相互影响与互补的范例，二者的共存成为社会文化发展中两条并行不悖的文化轨迹。
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共存表现为辩证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补充，雅文化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的精华，但雅文化一般要以俗文化为源泉，来自对俗文化的提炼、整合与深化，而俗文化要以雅文化为指导，不断提高俗文化的艺术品位；雅文化主要满足人民大众高层次的审美与认知要求，而俗文化一般以普通受众的需要为中心,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娱乐性和可读性，重在满足大众的娱乐要求；雅文化一般以提升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为目标，而俗文化则在不放弃对于大众予以一定精神感染的同时，更在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增长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雅文化将有较多的作品进入历史传承的序列，而俗文化作品将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消失，代之以新的俗文化出现，只有极少量的作品方能得以传承。
雅文化与俗文化又是可以转化的。俗文化可以通过实践的磨砺和艺术家的加工与改进，使之成为艺术精品。雅文化也可以注入一些通俗的成分，使之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产品，获得更大的受众群。俗文化因其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易于接受，已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社会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俗文化的基本构成，在其广义上是指那些不属于雅文化的文化现象和形态，而在其狭义上，则与通俗文化同义，包括世俗文化在内的大量下层文化活动与现象，成为俗文化的基本构成。世俗文化是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解经典文化，藐视权威，调侃规范，制造娱乐和休闲，也体现为世俗文化的重要特点。历代社会俗文化与正统文化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若即若离，又作为正统文化的补充，居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通俗晓畅、易学易懂、便于流行，是俗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通俗，是俗文化的突出特征。但是，其俗的主体应属于通俗，即对于人民大众来讲，更加突出其晓畅、易懂、易于传播等特点。俗文化甚至包括更多不属于艺术范畴的文化现象。许多具有娱乐色彩的俗文化现象不宜指称为艺术，但属于文化的范畴。
为大众提供娱乐性文化产品，是俗文化的基本社会功能。世俗文化不是教化大众的主要文化样式，但其从来也没有放弃教化大众的使命。这类文化也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曾长期融入一定的对于大众具有一定教化性意义的内容，
为下层大众服务，是俗文化的基本宗旨。俗文化是下层大众的文化样式。它以民众的生活为创作源泉，以表现大众的生活与情感为基本形态，以通俗晓畅为基本特征。它甘于将自身置于典雅文化的之下，甘于承担娱乐大众的使命。低水准的、简便的文化操作，是俗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生产娱乐与消遣的文化产品，是俗文化的市场宗旨特性以市场为基础，以商品交易的形式作为其基本样式，致力于市场化运作，力求获得较大的市场利润，成为世俗文化的基本明确的目标。
不必讳言，俗文化中难以回避低俗、庸俗的文化元素的进入与淫染，致使俗文化中常常出现庸俗与低俗的成分。无论是俗文化还是低俗文化，都与俗相关联，因此很难将其与庸俗和低俗文化截然分割。一般俗文化应是指体现了积极健康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然而由于其与俗的表现形态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致使俗文化中难免会或多或少杂糅进一些消极的因素，甚至继续下滑，使得消极因素占据主流，成为庸俗或低俗的文化现象或制品。但是俗文化的主流应当是积极的和健康的，而不是低下与卑劣的。
由于世俗文化的大众性和通俗性，该类文化常常会受到一般大众的欢迎。大众在接受文化特别是艺术文化时，从来都是以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为首要目标的，而文化艺术对于大众的陶冶与教化，也是在首先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基础上，继而将精神内涵融入其中，使得精神与教化的内涵得以体现，潜移默化地完成感染与教育大众的目的。其间，寓教于乐，正是俗文化感染大众的主要功能体现。相反，如果一味注重艺术的教化功能，而将其娱乐的需求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就会致使艺术作品游离于娱乐之外，形成与大众的隔膜。
辨析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不同功能是重要的，如果不加区别地将文化艺术的功能全部混为一谈，等量齐观地强调文化艺术的一般，就会抹煞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功能与艺术特性的差异，导致对于艺术基本特性的单一性认知，影响人民大众文化需求不同层次与不同类型的体现。其结果，既不利于雅文化的提升与艺术精品的创造，也不利于俗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既不利于公共性文化服务的进行，也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
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与艺术实践中，俗文化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点与审美趣味，以及特有的表现方式与内容。
正是由于其鲜活的具有感染力的表现形式，俗文化方才获得大众的喜爱，成为人民大众难以割舍的文化样式。其艺术表现体现出充分的平民化、生活化，显现出平民的智慧，成为大众集体创造的结晶。他们的创造直接来自生活，是对于生活的广泛表现和对于人生社会真谛的平民化理解，其多样化形式也充分表现出平民的创造才能。
1.戏谑。即利用用戏谑的形式和语言，将那些人们视为神圣和威权的事物拉下神坛，将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习俗打得粉碎，将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传统理念予以瓦解，同时赋予其平民化的表述和理解。正如春节小品创造的“大忽悠”，正是世俗文化的重要贡献，它赋予很多供人们联想的东西。不难想象，人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正是在忽悠和被忽悠的怪圈里折腾吗？许多人在无休止的忽悠中屡遭欺骗，逐渐扭曲了自己的思维，陷于混沌，认同了某些乖谬，对那些诸如个人迷信、精神谎言、虚幻世界等等笃信不疑，甚至为其舍生忘死、赴汤蹈火，做出连自己也不明白的荒唐可笑的行为。这一形象的出现，为世人提出了警示。
2.调侃。它在煞有介事和一本正经之间从事着淋漓酣畅的表现，它在故作卑微和自我践踏之中给人们带来欢悦，显现其平民的智慧和狡猾。它还以其对于世界的平民化的阐释，获得人们的会心一笑，致使某些貌似神圣、道德、正统、伟岸的形态，全都在一笑之间灰飞烟灭。一些山寨版的文化建造，正是世俗文化的专长。它以貌似正经的情态演绎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活剧，甚至假娱乐之名，借游戏之外壳，使得某些文化样式的庄严迅速消解，失去以往的道貌岸然，成为世人的笑谈。
3.佯谬。即对于一些事物，故意做出否定的态势，而在实际上则是对其意蕴的充分肯定。有时，俗文化的表现中出现对于世态的非理性阐释与描述，其实在其背后，恰是对于理性的深度渴求。有时人们对于一些事象做出漫画式的描述，似在解构其基本形态，呈现其悖谬，其实正是对于某些事象的认同与张扬。
正是在许多世俗的文化表现中，充分显现出平民的才华，以及民间底层的、近于流氓无产者的狡黠，甚至近于百无聊赖般的闹剧，而将其内在的意图得以淋漓酣畅的表达。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人格或尊严，以自身某些生理特点或缺陷加以自我调侃和反讽，借自虐以取悦大众，即便被人们视作非人性的和非人道行为，他们也毫不顾惜。
面对这样的文化表现，人们不免感慨。一方面，不难看到俗文化取悦于大众的基本意旨，而在其背后，则是俗文化的操作者或者为生计奔波的艰辛，或者是为探求某种文化趣味而矢志不移的意念。其实人们明白，俗文化均是短命的，它很难长久流传于世，其存在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即时性，但人们仍为之义无反顾。
三
俗文化从来便具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即使属于精英人士不屑一顾的世俗性艺术产品，也常常具有某种积极的和进步的作用。在文化历史进程中，俗文化同样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精英文化的强盛而消失，同样会伴随文化的进程而发展。
文化的历史演进表明，人们不仅需要理性与庄严、深度与视野，同时也需要欢悦和幽默、戏谑和诙谐，而这些往往较少出现于精英文化与典雅艺术之中，更多则是存在和活跃于俗文化之中。
俗文化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作为当代文化，俗文化较好地表达了大众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而同时，俗文化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相关因素，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不乏落后与消极因素的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俗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不断受到批评，它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社会文化或政治文化的重要补充。甚至在其影响下，政治文化中也时而渗入一些世俗化的倾向，这同样是当代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一，俗文化是对于人民大众基本文化娱乐需求的满足。
在一般的文化表达中，俗文化表现出突出的平易性、普适性、传承性等特点。正是由于俗文化的晓畅与易懂，使之便于流行和普及，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得到较快的传播，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俗文化易于表达和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和精神诉求，特别是对于一般属于草根阶层的大众，其精神意愿和价值理想在这些属于较低层面的具有浓郁娱乐特色的文化活动与制品中，更便于得到抒发和表现。
文化与艺术发展史表明，艺术除了精神表现和教化大众的功能以外，其最具基础价值的功能则在于娱乐；即使是精神表现与教化功能的实施，也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娱乐平台或方式才能得以实现。仅仅诉求和依赖于教化，不仅难以达到教化的目标，甚至还会导致观众的疏离。
文化与艺术产品的审美效应一般是通过作品对于人的感染、使人获得审美而实现的，同时也与人的生理或心理的结合有关。较多强调精神的审美，其作品的品位趋向于典雅艺术，但其艺术形态也不能缺失生理的和心理的因素；较多注入心理的或生理的因素，其作品的品位则趋向于俗文化，但其产品也不能没有审美的精神因素。无论是审美的精神，还是生理的和心理的，都属于人的基本需求，生理或心理是审美的基础，审美是生理或心理的提升。作为艺术活动与接受，人们既不能单纯强调其精神的审美，如此，将会导致艺术活动的僵直与枯涩，以及艺术的模式化；也不能一味追求生理的和心理的，如此，将会导致艺术活动精神品位的丧失，致使艺术走向低下。
第二，俗文化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构成，在艺术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中，俗文化同样也是增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构成。一方面，俗文化可以通过其流行的优势，达到广泛传播艺术成果的目的，其间既是对于产业增长的推进，同时也在传播与流行中，对大众予以精神的感染，实现较高的社会效益。
由于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娱乐型需求属于其最基本的需求，因此，偏于娱乐的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据主要的份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可以引导人们接受趋于较高精神和审美含量的产品，但是，人们又很难勉强大众去欣赏其不愿接受的产品。承认俗文化占居艺术市场的主要份额及其主流位置，并非是主导地位，正是对其本来的客观地位的强调。真正在文化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它更多是以主旋律文化与典雅文化的样式来体现的。
其实，最为理想的艺术样态应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产品，它既具有较高的精神含量，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娱乐化元素。正是这样的产品，可能会得到比较理想的精神与市场的双重收获。但是，制作这样的产品是比较困难的，它虽是我们倡导的目标，但又很难要求所有的艺术家和艺术制作均能达到这样的品位。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要求更多文化产品的涌流，其间难以要求所有的艺术作品均能达到这一要求。比较现实的做法是，既要强调以雅俗共赏的艺术创作为基本目标，同时又注重不同品位文化制品的并行。不能因为主旋律艺术和典雅艺术可能市场效益不高而放弃对其创作和生产，也不能因为俗艺术品位相对偏低而放弃对其引导和扼制其发展。
第三，俗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与完善。
俗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一翼，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对于国家主流文化的完善与补充。世俗文化是平面化的，缺乏深度的，但有时却又可以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再现，隐喻丰富的精神意蕴，积聚较大的文化力量。当主流文化不能充分满足大众需求时，俗文化的出现就会应运而生。正是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充，俗文化显示其重要的作用。
有时，俗文化能够从事和完成一般高雅文化难以叙说的内涵。它可以立于社会和底层大众的角度，敏锐地捕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合理现象，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难以全面企及的层面与社会弊端，对社会不公、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等现象进行深入的和形象的表现，并加以针砭，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导引下从不同侧面实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它可以对于社会一些处在边缘的现象，人们不易涉及的角落，以及普通人的心理进行表现，使之成为生活于下层民众甚或草根一族的人们的心声表达，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重要参照。
以俗文化为载体和平台，有时更具有特别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以其平直和晓畅的表达，起到雅文化不易发挥的作用，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同时由于俗文化的基本特性，既可以关注一点、不及其余，又可以将其表现披上一层嬉笑与调侃的外衣，甚至以山寨的方式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予以揭示。俗文化同样可以表现真理，但它可能是通过另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时甚至将真理隐于嬉笑怒骂之中，即使出现些微偏误，或者过正的现象，也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宽容。
第四，俗文化也能实现与精英文化的交汇与互补。
俗文化与社会精英文化历来是可以互融与互补的，世俗文化将从精英文化中获取营养和有益的元素，同样，精英文化的发展，也会不断从大量世俗的草根的文化表现中获取有益的素养。它没有精英文化的严谨与缜密，但是它可以说出精英文化耻于表达的话语；它没有精英文化的细腻与深刻，但是它可以表达一般大众的意愿；它没有精英文化的恒久的生命力，但是它可以以其短暂的生命，赢得社会大众的欢迎。
世俗文化的流行，有时甚至可以得到精英文化的激赏，但也有时又会遭到精英们的痛斥。在通常，得到激赏，是因为二者在某些方面得以交汇，进入同一条河道；遭到痛斥，也无非是因为草根们的行为对于精英的价值理想乃至话语权形成冲击和破坏，致使一些精英们为了精神贵族的尊严和威权，不得不屈身与草根们计较。他们明知如此会带来自身尊严的损害，但是也不能不予以绞杀。殊不知，这样一来，人们对于世俗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反倒得以增进。俗文化为大众提供属于娱乐和消遣的元素，可以消除身心疲惫，有时则成为某种精神表达的替代，甚或山寨版文化，同样能够生成文化意味，表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其实，即使精英知识分子也需要俗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有时俗文化也不失为一种调味品。
俗文化也表现真情，表达真爱，甚至其真切的程度不亚于典雅文化，它没有典雅文化的铺设与繁缛，但更显示其真实与朴实，它没有典雅文化的深沉与含蓄，但也不乏热烈与真切。俗文化甚至不乏理性，它是将其理性表述融于通俗易懂的文化形式之中，在其充满娱乐色彩的活动中显现其精神意蕴的。
四
无可讳言，俗文化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一，俗文化对社会的积极价值观具有一定的颠覆性。
俗文化同样具有对于社会、历史与人生阐释的可能，但是由于其往往停留于表层化体现，很难承担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深度阐释的责任。一般来讲，它一方面可以以其通俗晓畅的形式凸显出社会历史的某些真谛，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娱乐的外表之下，深藏着一些隐喻的时隐时现的文化符号。尽管这样的文化表达是微弱的，有时甚至是不足道的，但是比起某些以行骗和煽惑为专长的虚假文化，俗文化又往往具有其真诚的一面。
然而，浅薄毕竟是俗文化的痼疾。有时俗文化以山寨的方式模拟与勾画出社会的某种缩影，其隐喻和凸显的社会含义不言而喻，但是由于长期停留于社会表层的生活与精神层面，因而难以把握社会与历史的深刻内涵与实质，其表现的力度显得孱弱，其层次显得浅薄。它在揭露虚伪和毒瘤、荡涤社会污浊的同时，也在损害着理性与科学，颠覆着人们积极和健康的价值观。正是这一方面，需要人们加以警惕。
第二，俗文化具有对主流文化的消解性，显露其揭示社会与历史内涵的浅陋。
俗文化并非不承担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责任。在其表现中，时常显示出对社会主流文化的遵从，自甘居于社会文化的底层。它通常是通过对于事物或情态的嬉笑怒骂与调侃讥讽，让人们体悟到某种文化的意味和内涵。有时也不乏对社会或人格弊端揭示的犀利和深刻，但是由于俗文化与一般理性和科学思维的疏离，通常缺乏科学的规范和文化精神的指导，因而表现出思维的单薄与内涵的浅陋，难以承担对社会主流文化的高扬和对世界的理性思考。一些俗文化作品较多体现为对处在社会边缘人们生存状态的表层展现，以及人们自我个性的张扬与情感的宣泄，属于率性而为，缺乏全面的宏观的思考，因而会生成消极的意义，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第三，俗文化由于审美含量与精神含量匮乏，显现其文化品格的单薄。
由于俗文化以满足人们的娱乐要求为中心，因而在其文化表达与艺术形式表现等方面主要呈现为娱乐化元素的杂陈，以及生理与心理的袒露，而将精神内涵与审美的表达放在其次。正是由于娱乐性因素的过分渲染，消解了文化产品的精神性内容，不仅导致作品文化与精神内涵的单薄，同时致使作品在审美形式方面侧重于一般的满足，出现作品的表层化与单一性，难以形成丰富多元的审美层次和文化意象，更难以推向高远与深邃的审美意境。人们在一般俗文化中得到的大都属于短暂的当下的与表层的满足，掩卷沉思，便会发现其精神内涵与审美体验的收获偏少。
第四，俗文化因其与低俗文化的内在联系，易于滑入低俗的泥沼。
由俗文化滑入低俗文化是很难完全避免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方面，经常提醒人们对于俗文化的警觉。低俗文化的影响之大、危害之烈是有目共睹的，它将导致文化的失范、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以致出现对于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
俗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没有一条鸿沟，在俗文化中时常出现低俗的因素可以说是比较正常的。对于十分凸现的低俗现象，人们大都具有共识，但对于一般性通俗和低俗元素的界定，有时比较清晰，有时并非十分清晰，甚至比较含混。这一方面是由于低俗与否，通常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观相联系，而道德观和价值观也是可以变化的，或者是有差异的。一些表现元素是否低俗，一方面需要放在一定的地域中来看待，又需要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来考量，不宜轻率做出结论。在当下，人们对一些文化现象或作品的评价产生争议，难以判定其是否属于通俗或低俗，往往与认知低俗文化的尺度与标准不同有关。
俗文化也是需要提升的，它会从各种文化属性中获取营养，从而使自身得到提升。对于俗文化既需要爱护，又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对于其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应当及时予以校正。俗文化具有社会存在的客观性。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人们可以对俗文化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或不屑一顾，但俗文化客观存在的积极作用又是无法消除的，它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客观性，是因为其存在难以为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其合理性，是因其存在表征出文化的多元与丰盛。对于俗文化的爱护，则在于这种文化在其主体方面表现出人们大众的心声，在其主导方面对于主流文化是补充而不是对抗，同时，俗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社会大众心理的调节器，是大众心理的一种重要的宣泄方式和情绪转换的平台，因而具有存在的重要价值。
1.因势利导。即于社会大众的文化趣味引导应当因势利导，不能扭曲人们的意愿和趣味。文化是存在于人们大脑观念中的东西，对于文化的影响，以及其存在的方式，可以矫正，一争高下，但不宜封杀。
2.以理服人。其理即科学的真理，以科学的严谨的理论思辨表达其理论的正确，而不是以权力压服。对于俗文化中的大量消极的元素，应当予以矫正和批评，而不是轻易的否定。予以矫正的方式应当以理服人，任何一种对于俗文化的轻率否定，都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
3.循循善诱。即应当有充足的耐心，既要对于低俗的现象予以抵制，又应当对于大众中的一些低俗倾向加以耐心的说服。人们对于的娱乐要求不仅是大众的精神需求，而且是大众的文化权利，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在尊重的基础上因势利导，不断加以提升。
4.促其转化。即通过对俗文化的提炼加工与改造，实现对于糟粕的剔除，以及对于其精华的肯定与高扬，促其向着积极与进步文化形态的转化。对于富有较高价值的俗文化作品，则应努力帮助其加工，向着具有更高审美含量的精品文化提升。
任何属于文化的层面的意识，均属于精神领域的范畴，它的出现以及存在方式，均是与一定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相联系，与社会的民族的民俗的活动相一致，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应当承认其存在的一般价值以及其合理性，亦即存在的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认真对待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的地位与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性意义。（责任编辑：帅慧芳）
ContemporarymeaningofpopularCulture
tianChuan-liu
(SchoolofartandCulture,Shandongartsinstitute,Jinan,Shandong250014)
当代文化论文篇3
论文摘要;一部人类丈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全加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嫌介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嫌介化及嫌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当代丈化传播与媒介丈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徒进当今煤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媒介文化，它决定着文化传播的速度、内容和范围。所谓煤介文化是指传播者借用传播媒介在实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总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多种变数”。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人们淡薄了文化传播，更没有媒介文化意识。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以后，人们的文化传播、媒介文化意识不断加强，不仅重视了文化传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对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进行探讨。但研究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是空白，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要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可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
文化传播是指“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会引起文化的变革。
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给社会和文化造成很大冲击，终于延续成为文化的一种积累。媒介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演进与共存，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传播因媒介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发展。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化传播也就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例如人是文化传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语言传播成为文化传播最初的形态，人的流动则成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后来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文字传播开始成为文化传播的形态。人类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传播，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它使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印刷机的发明的确是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报刊、杂志、书籍无一能离开印刷术，它们在传递、交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踵而来的是影视形象传播的诞生与通讯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宽银幕到立体声电影;从电报到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再到太空传播的卫星通信，这些成就造成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文化传播呈现网络传播的态势:“上网”和“在线”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景观、新档次以及势不可挡的新趋势，网络媒介的虚拟化使当代文化传播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传播形式经网络传遍，其性质由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二、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现代社会，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渗透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现象，技术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为当代人们构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样式，无不纷纷利用大众传播文化作为传播的渠道。
事实表明，技术对文化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技术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使远距离的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复制技术实现了对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此外，文化工业也带来了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事项:一是技术选择的内容由于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使文化信息未经解释的本原性丧失。生产技术越是完整的重负、负经验对象，人们就越容易产生错觉，必然构成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传播的互动模式变成了线性单向的过程，这在电子媒介中显得尤为突出。有千百万人参与的文化工业再生产过程，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化的产品。这不仅是文化生产越来越垄断化，而且在技术的支配下，每一个自发的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公众，都会收到来自机器设备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战胜了价值理性。三是大众传媒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它不但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文化形态，而且还以各种“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夺着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
技术化生存着的人类在功能上越来越趋于平均化，这种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使其个性变的荡然无存。现代技术对文化主体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费者的想像力渐趋萎缩。文化产品本身，臂如较有代表性的电影、电视，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力。当代电影、电视越来越片面强调技术的万能作用，为技术而技术，留给观众的除了视觉的冲击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影视本身缺乏人文内涵，故事情节苍白，情感空洞，把观众带人了技术主义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以至人们不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活动。另外，随着技术化在文化工业中的蔓延，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如歌舞厅、电子游戏厅随处可见。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在不断地生产着市民大众，而人们只能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于是，文化工业不仅决定着文化商品的生产，而且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技术对文化的渗透越是隐蔽，它的作用反而会越强烈。这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这就要求人们的思维及观念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规定性，对人生的态度及自我认知的方式进行重构。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使价值理性的主体和对象成为虚元。鲍德里亚把当代通过媒介使社会事件无限接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种呈现方式，看作是作为人性表现的身体的丧失。由于媒介对每个事件和政治活动的无限接近，政治和权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下，杜会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测。在他看来，如果身体失去了表现力，失去了空间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与其他身体相区别的东西，那么这个身体就是多余的，最终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渗透，特别是计算机电子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技术概念侵人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对主体的价值理性的挑战。网络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会对社会干扰产生令人忧虑的负面作用，这种对主体价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抛弃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对网络的服从，势必演绎成一种文化的病态。总之，现代技术对文化的渗透作用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愈演愈烈。对此采取视而不见或坚决抵制的做法，对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均有害。人们当然应该头脑清醒，趋利避害，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和动态平衡。
文化传播的前期大多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因为个人对个人的文化传播处于较低层面，缺少现代的信息工具和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补了人类的这个空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网络传播就如同社会运行的神经一样，对人类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络在技术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使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但与此同时，网络也使人们对传播的内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网络是工具理性的胜利，是技术的胜利。它强调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内容，它用形式颠覆了内容。对此，人们必须引起高度瞥惕。
总之.当代传播媒介是一种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动力，而且当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与传播同质同构”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三、媒介文化化
传播媒介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媒介的文化价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它在文化社会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系统，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媒介文化离不开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威尔泊。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媒介文化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
口语文化是一种民主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基于人先天具备的能力，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享用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但口语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易受时间的侵蚀而湮灭，而且它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书面文化使传播成为一种破解和使用符号的技术，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深远的。“书面语出现是语言脱离了口语传统向世俗权利转变，结果对空间关系的强调超过了时间关系”。书面文化摆脱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离，扩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围。电子媒介是书面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在电子传播方式中的融合。电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得以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文化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不论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声音与图像和文化接触。如同口语文化一样，电子媒介从传播方式来看，对使用者没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传播媒介文化的发展固然与某种特殊的传播技术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推动的。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关系表现为
1.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学会了进行丈化传播
烽火、击鼓是文化传播;驻寄梅花、鱼传尺素，也是文化传播。人类文化并非得自遗传，而是后天学习所得。人类文化的这种后天获得性，乃是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变迁与发展受到传播的巨大影响。而传播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变迁是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是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相结合则是世界传播文化的进步。
2.文化较多依技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没有传播，便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戈登限泽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传播而来的，而这一比例可高达90%。这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言，独立创造的文化只有10%。人类正是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传承、共享、发展、延续下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3.传播嫌介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播是文化跨时空，冲垮各式各样的社会篱笆，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变迁。
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经过接触交往后，彼此借鉴、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文化融合是传播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各种文化体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来，有的被抛弃，有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原有文化体系的新文化体系。传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机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文化的融合于同化为原有的文化圈补充了新鲜的养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适应、整合功能进一步增强。
文化增值是文化的放大现象。当一种文化原有的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出价值或意义，或者一种文化的传播面增加从而使受传体文化相对于传体文化有了某种增值放大，这就是文化的增值现象。
当代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身份；现代性；多元思想；微观叙事
一、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认同问题如影相随，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理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一定要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才会得到恰当的认识。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民族文化的意识不能容忍‘西化’，但却会为‘现代化’所激动”[①]。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书写现代中国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造，再到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的引进和学习，“现代化”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而文化认同问题带给中国人的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焦虑和不自信。于是，对传统的批判几乎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旋律。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模式”、“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等随之成为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学热等文化景观。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看，这些表明，经历了几十年现代化观念洗礼的中国文化，开始逐渐走出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自主的身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开始试图寻找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化认同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身份的困惑。全球化使得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同倾向，从而导致在文化形态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征，亦即流动性的出现，全球性的人才、市场、文化的流动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从而导致连接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纽带出现了断裂，很多时候，人们认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人们的实际生存经验不一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带来了一种身份的困惑。因此，这必然会唤起不同民族国家内在的身份意识，人们需要一种认同的力量从而能够凝聚在一起。
其次，进入“后冷战”时期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甚至融合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同一性，不同的国家需要在文化层面确立自己自主的文化身份，从而构成一种民族认同的力量。在此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就是包括文化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而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仅要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一席之地，还要能够和其他文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流，在使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要用自己的文化影响世界，从而真正推动一种新的现代形态的文化的建构，而这涉及到的是“中国形象”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以什么形象走向世界的问题。所以，一方面，需要寻求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要思考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后，中国的新的文化形态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对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仅仅是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的开始，而并未结束。换言之，如何建立文化身份，建构何种文化身份，从而实现自我的确认，依然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多元的当代文化生态
一种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代中国，多元思想共生，并未有一种稳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被普遍认同，多种不同的思想资源构成了我们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②]。不同的思想形态往往决定了对不同的文化的认同，怎样理解并正确处理这些不同的“构成性力量”应该是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概括起来，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文化形态：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如同“国学”概念一样，“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相当模糊，儒家思想自然是其代表，但“传统文化”又绝非仅仅是儒家思想。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它所涵盖的范围和精神特质，对其进行挖掘、复兴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对待传统依然要保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精神，因为“问题在于应该意识到传统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一种对先辈的选择和评价，而不是中立的记录”[③]，所以，在理解传统的同时应当具有一种现实感，理解传统不是为了牺牲现在，更不是为了牺牲我们日常的生活。文化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动态的、演变的，不是简单的就能用进步和落后这样的观念来解释。当支撑一种文化存在的具体的礼仪制度和价值秩序已经消逝了的时候，我们所要继承的传统就应当具有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应该具有建构性，而非某种僵死的对象化的存在。充满悖论和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张扬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神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在不断的消退，反而是传统中那些惰性的、负面的东西却很顽强的延续下来，不断地构成对我们建构现代文明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传递的应该是那些经受过现代观念洗礼的传统思想，使这些思想能够为建设现代社会，建设新型的文化形态提供思想资源。换言之，应当让传统更具有现代感，并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构成性力量。
第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自身对现代性观念及其问题的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建立起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并形成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动力的现代性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理念，更进一步，又变成了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所说的“宏大叙事”。而20世纪西方思想家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文化，亦即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在今天对于已经走上现代性的不归路，社会发展问题丛生的当代中国来说，对于建构现代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理性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强调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文化上的中西对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百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建构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一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西方话语的绝对支配权，用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生硬的撕裂中国文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应该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要学习、借鉴西洋学说，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本民族的文化立场。正是这种观念撕裂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意识。事实上，在今天，完全可以跳出这种文化身份的撕裂和困惑，因为重要的不是怎么复兴传统文化，也不是到底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站在今天的语境中建构何种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秩序，没有这种文化理想和价值指向，建构文化认同就必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三、“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书写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是民族生存的危机导致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打“孔家店”，提倡白话文，改造国民性，都是建构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必然组成部分。理解五四，不仅要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和演变脉络来考察，还应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
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五四”是要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伦理秩序、文化观念、思维范式以及知识框架等失效之后，重估一切价值，为中国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而从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五四”也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正在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正在努力对传统进行批判的同时为自身文明寻找出路和救赎的可能性。而很多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并非盲目地全盘西化，而是在这种世界性地反思和批判传统，建构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为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资源，寻求建构中国新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所以，西方文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开端就已经被思考到并融入中国的现代文化之中。同时，由于“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又使“五四”内在地包含了民族独立、文化自觉等因素。因此，“五四”对传统文明的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对民族的独立、进步的追求，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追求使其具有了一种世界视野和天下胸怀，是在新的知识框架内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为现代文明的构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这也应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时需要具备的胸怀和视野。
第四，社会主义文化遗产。经过二十几年的革命和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尽管它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品格。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离开这一维度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一维度的价值指向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的就是现实性和人民性的价值指向。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同样不能忽视这一指向，因为它决定了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离开现实性和人民性，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不指向当代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人的价值观念、行为理念，不能进入精神世界，只是几个知识精英的话题，那么，它就缺乏一种有效性，而其生命力自然就是可疑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中国，强调现实性和人民性的价值理念，还具有更为耐人寻味的意义。
文化具有一种扩张性，寻求话语主导权是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共性和内在特征。但是文化又具有一种包容性，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单一文化形态的存在。从建构和谐的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不管站在何种立场、用何种视角来审视不同的文化，都应该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襟。如果片面地强调某一个，常常会遮蔽了其他思想存在的事实，并破坏了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对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体现了对历史的自我想象，并寄予了不同的文化诉求。但无论如何，确立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秩序是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建构什么样的文化身份
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考虑。从宏观层面来讲就是前文所述的对现代文化价值秩序和价值指向的建构。而从微观层面讲，这种价值秩序和文化理想最终还是要指向人的基本生存。文化认同问题虽然是一个相当宏大的问题，但讨论文化问题最终离不开个体的基本生存。人们的言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等都是文化的显性表现，个体经验的表达更容易让我们贴近一个时代的文化理念。
如前文所言，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理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现代性”问题，但是这种现代性观念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了西方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关现代性的叙事主要就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尤其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之上，刘小枫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④]。而如果从这一视域来考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在知识精英的观念和话语实践中，大众被看作是需要被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权力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的增长变成了社会发展唯一的目的。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以及身份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而这些又被人为的隐匿到社会生活之中。这两点纠缠到一起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对“底层”的怀疑和拒斥。因为“底层”意味着边缘、异质和差异，他们徘徊在社会生活之外，从而成为弱势群体。他们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有可能是罪恶、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底层的形象是鄙陋、野蛮和粗俗的，他们是现代性进程中危险的他者。而这种观念正是源自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开端所设立的一个基本原则：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塑造了观念的等级，更成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基本的思维框架内，“底层”和“弱势群体”既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惟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之间的无数的农民工和城市的弱势群体，失落了自己的身份，文化、身份意识的双重迷失使得“底层”群体既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权利也失去了被表达的机会。毕竟，他们曾经是构成这个国家认同的基础，当他们是现代性的他者的时候，如何让他们实现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所以，这种现代性理念必然导致社会在心理层面、思想层面乃至身份阶层上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就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它的价值指向和文化理想到底应该是什么？怎么才能让人对这种文化形态有认同感？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卑微的个体或群体如何在历史的边缘和阴暗的角落书写自己的历史？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语境中，被排斥的底层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建构？换言之，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底层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意识？底层是现代性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力量还是必然的缺席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已经走出“革命”的宏大叙事，力图建构现代文化身份的当代中国，是否依然还有“革命”的必要？“革命”，不是抽象的自由和解放，更不是血与火的暴力革命。这种“革命”，如威廉斯所说：“如果一个社会实质上无法在不改变现有基本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吸纳它的所有成员（整个人类），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需要革命的社会”[⑤]。所以，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种新的文化身份的话，它应该首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实现每一个个体向现代公民的转化，走出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单一关注。因为我们很喜欢为历史命名，并将希望投向未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问题往往被看成是历史阶段的一个部分，并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这实际上遮蔽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应将视角投向微观的小叙事，将个体的生存经验有效地表达出来。如果文化身份的建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它就不能算是成功的。
四、结语
我们站在今天的语境中，讨论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力图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的时候，既要尊重多元的当代文化生态，也要具有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问题意识；既要能够实现对现实中每个个体的关怀与认同，也要能够成为普遍认同的价值秩序和文化理想。在这样的前提下，这种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开放的胸襟，海纳百川，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世界的和谐及人类的福祉为目标，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公正、平等、开放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天下胸怀、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①]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76页。
[②]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③]【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当代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诉求；现实威胁；创新使命
中图分类号：G40-0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4）01-0048-05
大学生命力之旺盛，在于大学的文化追求。大学的文化性格是大学在发展变迁中逐渐沉淀固化而成的内在品质，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大学功能更多体现为以内在的文化属性去诠释整个世界。以外在的社会属性进行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造。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的整体转型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冲击，客观上挑战着大学的文化性格。回归大学文化本位，提升大学文化品位，创新大学文化使命，凸显大学文化价值，是大学文化的题中之意，也是文化大学的魅力所在。
一、大学的文化渊源与基本诉求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组织，通过大学价值观、大学精神和大学传统的共同作用，营造出一个和谐宽松、自由自主、宽容相济的知识文化氛围，促进学生成长和人格养成，实现着大学的文明守卫、涵养人性、砥砺品行、文化引领和价值批判的社会功能。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文化组织，文化的存在和守护是大学的永恒之魂，是大学的立足之基，也是大学永远的理想和诉求。
大学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没有文化底蕴，大学便失去了自身的灵魂和操守。大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修会学校。其宗旨是通过传授知识和研究经典去传播基督教教义思想。拯救欧洲文明和培养人才。由于基督教的世界精神和神学研究的超世俗文化特性，中世纪的大学初步具有求知无界限、研究无的文化特性。随着历史的变迁，中世纪的大学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控制，修会学校逐渐由知识分子创立的行会组织控制。由最初研究和传播神学文化为主的文化组织转向致力于寻求真理的共同体，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以及开展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成了大学生活的主要取向。由于知识传授的规范性和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大学在其发展和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认知范式和科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当封建体制崩溃、宗教神学被世俗生活所取代，大学虽经“象牙塔”、“研究所”、“服务站”的多次变迁，但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和文化诉求始终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大学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
大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物。没有文化精神，大学便失去了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大学精神是大学人在长期的教学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反映大学文化和大学追求，并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内在文化属性。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注重理性、自由独立、厚德济世等精神传统永远是大学的文化追求，也是大学信守的灵魂。离开了大学的精神文化。大学便不再有教育的发生，也就不再有大学的庄重、尊严和神圣。
大学是以真、善、美为价值取向的存在物。真是衡量和评判个体认识活动的价值尺度，善是衡量和评判个体行为活动的价值尺度，美是衡量和评判个体情感和行为艺术的价值尺度。伴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和分化。大学逐渐具有“探索未知”和“达致修养”双重价值。除了传授知识外。大学还要进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随着社会功能的不断拓展，大学成为以真善美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求真”是大学育人的核心内涵，也是大学应当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信守真理”是大学始终坚守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取向。大学不仅是“求真育人”的文化殿堂。更是一个崇善尚美的文化荟萃之地。古今中外，多数大学依山傍水，远离闹市，成为学子和学者们尽心养性、安身立命、涵养人性的清静之地。
大学是有大学传统的存在物。大学传统是大学历史变迁的熔铸，也是大学发展变化的延续。大学传统记录着大学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和社会服务方式，传承着大学的理想、信念、行为和习惯，隽刻着大学的年轮和时代印记，珍藏着大学的浩瀚和辉煌。大学传统既是大学历史的记忆，也是大学现实的写照，同时也是大学未来的展望。正是置身在大学传统的氛围中，才使得大学中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了文化的容光，焕发出文化的气息。大学是现在的，更是过去的；大学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大学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这一切都来自于大学的传统。失去了大学的传统。大学便不再是大学，也不再是具有文化气息的精神殿堂，这正是大学的文化特质。
二、大学文化的现实威胁
大学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组织，以传播知识、追求真理和科学研究为目的，维护文化尊严是其核心使命，也是大学守护社会良知的要义。然而，如今我国一些大学却偏离了文化的追求而置尊严于危险之中，主要表现为：
学术文化行政化。大学学术文化是大学人在发展学术过程中共同信守的行为方式、行为准则和行为取向，是大学学术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大学的学术文化是求真的文化，是大学中教师和学生在学术研究过程形成的软实力。也是大学人探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出发点和原动力。然而，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并没有因市场化改革而减弱，反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迹象，这种迹象不仅弥漫在大学的日常管理中，而且渗透到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挤压学术权力、抢占学术文化的现象。如：在大学里，要想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必须握有行政权力，有了行政权力就可以优先获取、占据学术资源，就更容易获得学术职称、学术奖励、学术出版、学术评审和学术课题及学术经费，同时也就拥有了学术声望。这种以行政权力塑造出来的学术文化并非是求真务实的学术文化，实际上是崇尚权力和谄媚权贵的官僚文化，其结果必然会伤害学者和学子们的创造热情。侵蚀学术的品质。
学科文化名利化。学科文化是指“以学科知识为载体，以学科价值观为核心，以学科成员形成准则为外在显现”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学科文化是大学的组织节点。是学科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的产物，也是学科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晶。学科文化通过学科团队的全体共识、准则，能够激励和约束师生的行为，引领师生的教学实践、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大学发展的核心所在。一所大学之所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就是因为积聚着一大批具有学科声望的学术大师、潜心学习专业的大学生、始终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学科学术氛围，以及真知灼见、潜心研究的学者。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发展和其在社会建设中功能的不断凸显，一些大学的学科建设呈现出速成化和功利化的特点。为了招揽声源、扩大规模，一些不具备升格资质的高等院校在名利化思想的作用下，贪大求全，千人学校向万人大学靠拢、专科升格为本科、专业院校升格为综合性院校、本科院校升格为硕士、博士立项院校等等。速成式、放养式的专业教育带给学子们并非是真知灼见的知识和财富，反而造就了一大批追名逐利、不视学业的庸俗之辈，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学科建设的荒芜和滥觞。
教学文化庸俗化。教学文化是指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及互动状态。教学文化主要包括教师教学过程的有效性、学生学习过程的主动性，以及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互动性三方面。教学文化是师生教学活动赖以展开的背景和氛围，是激活和链接师生信息传递、资源分享、知识理解和能力发展的前提，对于构建良好的教学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评价为中心的教学文化影响下，一些大学教师为了赢得学生较高的教学评价，主要精力并未放在精心备课和严密教学设计中，而是一味迎合学生的消费心理和浅思维意识，课堂教学中尽情地卖弄知识、讲笑料、爆灰色新闻、拉家常事理、现黑色幽默、看世俗视频等等。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好评”，但从长远来看必将形成学生浅层次的专业知识、浅层次的思维意识和庸俗化的生活态度，其危害将是非常严重的。
学业文化市场化。学业文化是指个体在学问、学术和学习课业上的行为方式和外在显现。学业文化反映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折射出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是大学后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号角响彻整个中国大地，大学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市场潮流的冲击，“教育产业化”、“大学市场化”、“知识商品化”的思想和行为不时地冲击和影响着大学的发展方面，因而使得一些大学在办学理念、办学思路上套用办企业、办工厂的思路与做法，大学俨然与工厂、企业没什么两样，校园内静心读书、苦坐冷板凳钻研学问、追求学理探求真理的人少了，贩卖知识、贩卖文凭、速成学习的人多了。大学学业文化的市场化渐渐侵蚀着大学的文化根基，蚕食着大学的精神根基，威胁着大学的尊严、神圣。
学风文化娱乐化。学风是指一个学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思想道德行为的具体表现，反映着学校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原则。大学的学风文化通过大学生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加以体现：良好的学风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砥砺学生的品性。规范学生的行为，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学风建设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目标和学生自身状况是影响学风建设的主要因素。当前，由于受教育产业化和高校扩张政策的影响，一些大学办学思路不明确、培养目标不完善、规模扩张后的软硬件设施严重滞后，使得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迷茫，以致在人才培养方面上不知所措。多数学生对于学习盲目和被动，缺少必要的约束和引导，我行我素、自由散漫的现象屡见不鲜，日渐形成了对学习“无所谓”的态势。有些学生沉迷于网络、学生社团、恋爱、出入各种娱乐场所等。大学学风文化的娱乐化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正在威胁着大学的教学质量，挫伤着大学的主流文化。
三、大学文化使命的重塑
文化追求是大学的独有性格，文化创新是大学的重要使命。围绕大学功能和教育使命，深入文化层面，是大学文化创新的现实路径和当下选择。
弘扬“自主求真”的学术文化。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之父鼐特先生说过：“学术的基本原则（追求真理和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客观性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任鸿隽说过：“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西方学术上的求真传统客观上反应出了他们在学术文化塑造上解释世界、探索存在的求真精神，也体现出了他们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神。正是这种自主求真的独立精神，使得西方避免了学术沦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和学术文化。我国大学要想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回归大学学术本位，弘扬“自主求真”的学术文化是必然选择。只有树立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淡薄对商业市场的追逐，弘扬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并把这一学术精神作为评判大学学人为学、成才的基本标准，我国大学才会走出目前的困境。正是源自于对高深知识的自主探究，以及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才奠定了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学术活动只有以真理为标准，不屈从于外在的压力，才会体现出大学的神圣和尊严。
坚守“育人为本”的教学文化。大学自产生以来，虽然对其社会功能的探讨众所纷纭，但“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任务和使命始终没有变化。大学作为一种教育性社会组织，教学活动是其常规性的基本活动，正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展开，才使大学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学活动是大学的基本活动、常规性活动。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在于用高水平的知识去教育人，以高尚的道德风貌去鼓舞人，以正确的舆论去引导人，以科学的方法去塑造人。这就要求大学在坚守“育人为本”的过程中，要重视课堂教学，坚持以德为先，凸显课堂教学的育人文化意识，在知识传授中培养学生的品行和学科素养。同时，在评价教师的教学活动时应该重视教师的课堂教学中育人活动的考核，在考核学生课业学习情况时要体现出学生的学业品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成为知识的殿堂、文化的殿堂。
重塑“学术理性”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是学科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语言规范和伦理准则的综合，是大学文化的核心部分。要提高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应重视大学学科的内涵培育，重塑“学术理性”的学科文化，使大学真正成为学科丰实、学术发达、潜力无限的高等学府，这是大学学科发展的要义。大学学科的学术理性包括学科建设理性、教学理性以及人才培养的文化理性。重塑大学学科文化的“学术理性”应该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有所为”就是大学学科文化建设中要尊重学科传统。坚持学科特质，追求学科科学，为学科真理而坚持，进而去营造学科建设环境，设计课程方案，构建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教学安排和科学研究，推动学科的发展；“有所不为”就是在大学学科文化建设中，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不被形式主义的表象所蒙蔽，不急功近利跟风式的贪大求全，而是依托学科，理性地看待各种学科现象，激发师生的学科创造力，提高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学科发展水平。
当代文化论文篇6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讨会，于2012年10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几位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及转型期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和文化观的关系，是会议讨论最热烈最集中的一个话题。与会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包含真正科学的文化观、包含了怎样的文化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提出文化发展中需关注的三个问题：（1）马克思哲学话语中的文化问题。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关系，以及文化逻辑的自身理路是什么？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什么？马克思哲学遗产与后继者的文化情怀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作为理论前提需要加以思考的。（2）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理论问题。基于文化的现实定位、逻辑定位，文化的精神维度、实践特性日益凸显。从社会资本、文化安全、文化决定论、文化史观等视角思考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的关系等等，需要进一步廓清。（3）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反思的哲学是文化的自我关注，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哲学的自觉。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文化自觉的语境下开阔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正确破解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副研究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1）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提出过严谨明确的文化定义，也没有对文化问题进行过系统完整的论述。（2）后人整理出来的唯物史观命题，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类似于自然必然性的铁的规律及相应的真理性认识，而“文化”只是作为一个分支性论题而得到了附带性的阐述，因而唯物史观并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真正科学的“文化观”。（3）绝大多数当代研究者在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时所使用的文化定义，大多未加以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和严整的学理论证，而是单纯以“平移”的方式，直接从具有实证主义哲学背景的文化人类学学科中移植过来的。真正在确立唯物史观的文化观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是有待于我们努力完成的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有三方面原因：（1）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原则来说，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或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被捍卫还是被批判。（2）历史唯物主义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存在论意义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基础上领会自己的前提和限度。（3）文化研究适应、契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
尽管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观是有分歧的，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各持所见，但都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考虑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文化发展问题，使文化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理论深度；另一方面，文化问题的哲学研究会进一步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使唯物史观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凝聚奋发的精神纽带。文化内蕴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繁荣的重要表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与会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在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我们应重视在广义上对文化的理解。在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之间，自觉是首要的根本性的，缺乏自觉的自信，不过是盲目的自信，形同无根的浮萍。只有在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根基上，才会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同时，在关涉文化的理解、持守和创优等问题上，尤其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关注，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文化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创优的过程，文化创新重在创优。中华文化要在当代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就必须发扬这种文化的创优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副教授指出，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繁荣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人的思维创新同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文化的哲学规定与实践选择，认为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实践是思维创新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体现中华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胸怀。确认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规定，审视文化实践进程中的观念变迁，领悟在文化自觉中培育的创新思维，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幸福中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阐述了超越“王道”理想，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向民族传统回归的思潮，试图从道德良心和王道政治中寻找当代社会治理和制度重构的思想资源。他们呼吁用儒家的“王道”逻辑、“天下主义”置换西方社会的“丛林法则”，这是片面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节点在于公共交往领域的现代化，包括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德的重塑等等。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确立公民的社会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确定国家权力来自每个公民的权利授予，确认在社会事务中人人自由、在权利和义务上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本质上界定公共权力的来源。
三、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华文化凝聚力之最本真、最集中的体现。与会学者就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各抒己见，相互启发。
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内的文化论争，是自西洋文明输入后中国文化反思的承继和深化。“全盘西化”派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试图在“破”与“立”的更替中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借以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中国本位文化”派则立足于文化的民族性，意欲在“存”与“废”的抉择中发展自身，迎头赶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两派虽在各自论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恰当地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其间必然伴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指出，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来看，在唯物史观的界域中研究文化，对唯物史观自身的建构颇有意义。唯物史观既要在科学认识上具有开创性，又要在价值取向上登临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必将呈现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地域性。文化在互相激荡中碰撞、交汇、融通，在互相吸取他者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多民族的文化态势。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中保持一种张力。文化的民族性要坚持，同时要重视文化的普遍性，要吸收其他先进文化。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力主要取决于价值层面。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具有普适性。
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认为，文化要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和超时代性。近来媒体对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极为关注，但莫言本人并不高兴，这背后反映了什么？前些年人们一直关注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有人说这是西方人偏见。但我们应该公正地看到，西方那些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有很深的哲学造诣，而哲学使这些人具有特殊的思想能力。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获诺贝尔奖？有人认为是制度问题、思想问题、舆论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要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并注重文化自身思想力的锻铸，使之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和超时代性。
四、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出路
文化问题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理论生长点。针对转型时期我国文化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涉及文化发展思路、发展困境和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会学者从文化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认为，文化发展的迫切性是社会历史发展迫切性问题的集中表征。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当前文化发展中的问题：（1）从生态和环境危机与人的文化观念的关系，论述了当前严重存在的“文化过度”问题。（2）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诸乱象的现实出发，批判了正在泛滥的“文化拜金主义”倾向。（3）基于新媒体时代形成的广阔背景，展望了“文化虚拟化”的发展前景和问题。（4）面对由“熟人社会”向“身份社会”的转变，谈及了当前“文化原型改造”的重要性。（5）针对当今民族道德习俗和信仰的状况，阐明了“文化国民性”建构的迫切性。这里所涉及的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在自觉的理论指导下靠实践来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诸如文化市场化、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等。因此，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文化发展中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导向。
当代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思想文化；传播受众；传播载体
思想文化是与人类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思想和观念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包括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思想以及艺术等内容。优秀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增进国民凝聚力、促进社会发展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在当代社会，如何更有效地传播先进思想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里，拟从文化创作、文化传播和传播受众三方面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
一、文化受众
思想文化的传播要达到有效性，必须要处理好文化受众、思想内容与传播载体之间的关系，需要在充分了解传播的接受对象基础上，采取适当的传播形式和借助适当的传播载体。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受众问题，所谓文化受众问题，也就是同志所指出的，在文化工作中需要解决“工作对象的问题、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1]。对于思想文化传播的受众，应当了解他们因时代、地区，以及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地位的不同，所处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深入把握这些受众群体和个体的生活内容、文化背景、接受心理，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传播形式和传播载体，使思想文化的传播有效性充分达成。要更好地了解传播受众，应当注意宏观性把握和具体针对性的结合。对人的宏观性和个别性的了解是相辅相成的，要更好地了解个体，必须把他放到社会大背景下；同样，应当注意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深入而有针对性地剖析特定群体乃至个体的心理，进而汇聚和体现出时代的要求。对于传播受众的了解，会相当程度地影响到新思想文化创作的内容、适当的文化形式的选择等，对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作品进行形式改造，和新的文化形式的形成，以使思想文化的内容和表达形式更和谐，更切合当代人的接受习惯。如何更好地对青年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需要了解教育对象，要在深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大背景的基础上，结合青年大学生的成长经历，深入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制定教育措施、改善教育方法，找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更有效途径。
二、创作形式与传播载体
探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还需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创作形式——一定的思想文化被创造出来时的本始形式；传播载体——思想文化被传播时所附着或借助的载体，即被传播时采用的形式。这两方面有时交织在一起的，互相影响，共同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首先，思想文化内涵丰富，表达形式也是多样的。当思想文化被创作出来时，需要有与之相适的表现形式：如表述哲学或宗教思想的经典、专著；有关的政治和法律的条文规范；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形式；艺术创作的音乐、图画、雕塑等形式。虽然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式都是对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它们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和深度进行反映的，各有各的特征和作用。最抽象、理论性和概括性最强的是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通过抽象的理论论述和严密的逻辑推衍，完整而概括地表明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总体意识。宗教是形象与直观感性的混合物；道德和政治法律等思想表述所使用的是同人们的具体行动密切相关的特殊概念；艺术最形象，而同为艺术作品，不同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反应、产生的感染效果也不同：音乐的效果不同于雕塑，文学表达不同于绘画；即便都是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戏剧也各有特征：诗歌长于抒情，语言精练而有音乐性；小说长于叙述，能更全面、细致地表达内容，富有生活的真实性和细节的生动性；戏剧主要借助戏剧人物充分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特定情境中人物间彼此的联系、冲突。因此，在思想文化的创造环节，要求作者根据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以期达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使欣赏者产生感动和共鸣，达到特定效果。[2]思想文化要得到良好的传承、有效的传播，首先与它被创作和表达的本始形式有关。思想文化的传播所借助的载体有时即创作本始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形式和创作形式基本同一。传统的传播方式大多如此，如将学术或文艺著作出版印刷成书籍，或在报刊、杂志上，传播到社会中去，人们接触到的就是作品被创作出来的形式。但也有思想文化的传播形式与创作形式不相同的情况，如戏剧以文本形式被创作，它的传播则需要现实化的舞台表演来实现，需要具备表演者、场地、布景、成批次的观众等诸多条件。在过去，思想文化通过一些较传统的媒介和方式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传播形式变得越来越具有自身的特点，当今时代，需要更多地讨论相对于创造的本始形式，传播形式发生的变化、传播载体的特殊性。一定的思想文化可以借助于各种不同传播载体、采用不同的传播形式，使传播更快速、全面；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传播是进行着思想文化的再创造，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了解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传播的新动向，了解和掌握属于这一时代的新型传播载体。
三、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传播新动向
现代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型传播载体，具有代表性的，如，几乎已覆盖全球的互联网，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综合性载体，在当代思想文化的传播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另外如影视作品的出现，凸显了文化传播的再创造特点，并对整个文化生产链条发生影响。互联网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在上世纪90年展成熟，成为联结整个世界的最方便快捷的传播载体，对当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其中手机网民达到3.88亿。[3]作为全球计算机的互联，无论从地理范围，还是从网络规模来讲它都是覆盖最广的一种传播形式。它的优点非常明显：信息量大，速度快，传播广。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联上互联网就可以对任何联网用户发出你的信息。当前，互联网更通过手机等终端，以微博、微信的形式使信息的交换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方便快捷，它已经成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使用的一种交流工具。影视作品综合了音乐、美术、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并具有这些传统形式所不具备的特点，是契合现代人欣赏习惯的艺术形式和传播载体。影视作品源于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的戏剧，戏剧的传播，需要现实化的舞台表演作为载体。影视的出现，使戏剧的现实化不再受现场表演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并且往往综汇戏剧、音乐、图画的美感，有强烈的感染力。通过影视与小说、戏剧等不同文艺形式之间的沟通转换，在对小说的影视化改编中，在对戏剧剧本的影视化表达中，更显现出丰盛的文化再创造能力，也使得思想文化得以借助各种不同的形式，达成传播范围、效果的最大化。传统的文化传播顺序，一般是先有文本形式，然后有戏剧的编排和影视的拍摄，周期也往往会较长。在当代，周期大大缩短，经常是一部好的小说一出版，紧接着就会被影视创作人员购买版权改拍为电影或电视剧。在有些情况下，传播运作与传统文化链的顺序不同：如果一些好的影视作品在公映后，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好评，会有依据这部电影或电视剧而改编的小说出版发行，并会带动形成系列的相关文化产业创作和传播。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影视行业的产业化发展，影视作品向全球的发行，成为他们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好莱坞为龙头的美国电影产业，由经济实力雄厚的著名电影公司、著名导演、优秀剧本的选择、创作或改编，高科技的特效，明星制度所推出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明星等共同成就。通过向全世界发行电影，展现和美化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断输出美国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文化和经济战略推波助澜。美国的电影产业在广告宣传和层次性销售过程中，还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体和传播工具，呈现出当今时代文化传播的全面性、交叉性特点。
在当代思想文化的传播中，影视、网络等这些新形式、新载体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当代人的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选择利用这些载体，将会使思想文化传播更高效、更易为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所接受。
在处理好文化受众、文化内容与传播载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达到思想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既体现在通过传播达到文化的传承和普及，更体现为思想文化的更新创作和提高。
参考文献：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选集[C].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6.
[2]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7.
[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2-07.
当代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素质教育
abstract:thetraditionalcultureguaranteethesamegroupofcontinuityandstabilityoftheculturalcharacteristics."oldcultureoftheChinesenationhavepassedsinceinthefuture,butitisalsoasourceofnewChineseculture,itisnotonlytheendofthepastisthefutureofthebeginning".inthispaper,thecontemporarymoralcultivationtoascendfromtraditionalcultureminingtheoutstandingspiritresources,combinedwiththepracticeofsocialismwithnewconnotationstodeepenitsfunctions,"graspthespiritofnationalcultureandqualities,theconstructionofChinesecharacteristicsocialismadvancedculture",soastoenhancepeople'smoralaccomplishmentisimportantinthearticlediscusses.
Keywords:traditionalculture;modernculture;Quality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包含国民素质在内的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传统文化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问题上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的，我们应该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才具有历史的承继性和深沉的文化底蕴”。
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作品所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反映中国伦理价值取向的、长时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社会精神”。但是，大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传统文化知识的缺乏导致他们对我国古代文明的不了解，而不了解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就直接导致大学生缺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爱国心。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缺乏，究其教育根源，问题在以下几点：
1.教育目标缺失。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要想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要求大学毕业生有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符合时展需要的各项工作技能。因此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越来越体现出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而忽视了在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理潜力方面的作用。在高校教育中强调学校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而忽视其教化育人功能，特别是在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上的重要功能。
2.内容设置不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鲜有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更有很多院校根本不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这就切断了作为大学生吸收传统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科学分析、正确对待选择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而来的。而现今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设置的不全就使得大学生们不能完整的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来龙去脉的历史发展过程。
3.教育方法过时。传统文化的教育通常都是注重教师的讲解，教学过程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这种过时的教学方法，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久而久之，学生便会厌恶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不管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都提不起他们的兴趣了。我们引以骄傲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沦为了“无聊”、“枯燥”的代名词。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
1.提高道德素质。“我国古代具有重视德治与德教的传统，形成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道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我国历史上讲道德、重修身的传统美德，在今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需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道德学说和教化方法规范并制约着古代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灌输是教化的基础，儒家为了进行道德灌输，将道德规范设计成“四心”、“四端”、“五伦”等多个道德条目，让人们在道德实践中遵循。身教重于言教，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道德素质教育方法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当代的教育者应该在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同时，有效的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和内化过程。
2.增强爱国情怀。中国人历来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培育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蕴涵了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我国各族人们共同的精神支柱。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爱国传统的国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已是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喊振聋发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感慨掷地有声。“大学生们受教育的机会多，知识积累多，对祖国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多，就会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民族国家认识深刻，自身的责任感也会不断增强，归属感也就越强烈，爱国情怀也就越加深厚和自觉”。
3.消除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相当数量的国人无不为利益而拼搏。这种环境容易引发大学生唯利是图享乐至上等思想。随着我国加入wto与世界全面接轨，拜金主义作为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价值观或多或少的对大学生们起着负面的影响，教育者们可以“通过追求礼义仁智，必须以义为荣，以利为耻”等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来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勤俭与奢侈的关系，尽量将极少数大学生的拜金意识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法。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途径同样要适应环境的新变化、教育对象的新要求，要解决实践领域中的新问题。
1.更新目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被重视，就必须更新教育目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让大学生们把握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特质，进行吸收和改造，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我们在高校开展和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有较为系统的了解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大学生们对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热爱，以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可以立足中国化，推动现代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扼制殖民文化。
2.完善内容。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传播，首先就是要完善教育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应在大学课程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或系列讲座，“我国传统文化注重政治、教育和伦理道德，以及中国历史、文学、艺术发展情况的阐述。课程的设置应该要求每个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选修过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让每一位大学生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与熏陶。
3.创造氛围。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增加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内容，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名言警句与校园景观相互映衬，更好地体现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开展古典诗词朗诵会、演讲比赛或辩论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通过邀请国学名师讲座、学术沙龙以及书画作品展、征文比赛等活动的开展，尽可能突显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渗透传统文化的精神，“使大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受到浸润、滋养，使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全面提升，真正树立崇高的理想，养成优秀的品质，塑造健康的人格”。
在现在和将来的高校教育中，我们必须矢志不渝地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育当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求实务实的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文化鼓舞人们不畏艰难曲折，朝着理想境界迈进。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植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学生才能健康发展，我们国家的未来才能保存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弘扬崇高进取传统,培养高尚人格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倡导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注重气节、操守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强调忧国忧民、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尤其强调一个人只要按照修身的原则和方法,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发挥出自身的潜能,就一定会锻造出理想人格。道德伦理观念和为人处事哲学等道德修养的精义,对于塑造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精神,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总结：如今，我们要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化，首先必须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这种文化必须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四项基本原则。现实的需要与奋斗的目标明确之后，那么我们所欲建构的现代文化的内容也就可以确定。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构，我们认为除了继续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优点之外，仍然需要批判地汲取外来先进文化，走中外文化交融合璧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曾长秋.中国传统文化[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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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长秋，薄明华.网络德育学[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5.
当代文化论文篇9
论当代都市情感剧的文化研究精品源自语文科
论文摘要:近年来以婚恋为题材的都市情感剧很受观众欢迎,比如《金婚》、《双面胶》、《蜗居》、《王贵和安娜》、《婚姻保卫战》。这些电视剧在取得了骄人收视率的同时,还引起了社会话题的热议。随着媒介重心的转移和视觉文化的强势崛起,中国电视剧逐渐摆脱了对小说等文学作品的依附,获得了强势话语权和独立主体的地位,成为当今最广泛和重要的叙事艺术之一,其社会文化地位已是今非昔比,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时下最具影响力,负载社会文化意义最多的艺术样态。而情感剧热播的背后,恰恰折射出的是现代中国人婚姻城堡里种种不可言说的问题,记录的是中国人婚姻伦理文化变迁的无奈与希冀。
都市情感剧的概念
都市情感剧,指的是以现代人的恋爱和婚姻经历为主要内容,表现和挖掘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情感迷茫和困惑的电视剧。它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要内容——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因此从题材上讲,应当说是包含了部分家庭伦理剧以及言情剧。近年来,随着表现内容的丰富、表现手法的多样和剧集数量的不断增多,这类剧越来越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们以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纠葛、婚恋故事为主题,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做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从而折射出现代人以恋爱观和婚姻观为核心的感情观和价值观的变迁。这些电视剧不同于青春偶像派的言情剧,走的是以理言情的路子,在关注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同时,努力挖掘情感与责任、婚姻与道德等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同时,由于所涉及的内容与伦理关系和传统的家庭伦理剧相比要相对简单一些,伦理教化色彩也并不十分浓厚,而代之以亲和力和感染力,这也成为它能够同时吸引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等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原因。
当下我国都市情感剧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指出:“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感受一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成为中国人通向外来文明的窗口,同时由于工业化的逐步深化和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都市商业文明开始迅速兴起。都市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所在,都市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新生的电视剧艺术也敏感地体察到了这个新兴世界的脉搏,感应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需求,一大批反映改革大潮中城市和市民生活变迁的电视剧迅速涌入人们的视野。同时,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说,都市的形成不仅以都市的经济发展为标志,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都市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化交通、通信、印刷和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高智商的人群。城市人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机遇、陷阱、矛盾、选择、困惑、失落与希望。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也有在艺术形象中寻找认同的需求。都市文化的土壤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丰厚,人们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情感生活作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其情感需求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情。这些都为以都市人婚恋和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都市情感剧发展反映出我国当下受众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
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第二、第三次科技浪潮,为现代人带来的绝不只是发达的网络技术、高效的通信手段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人类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受到的冲击才更为巨大和深远。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精神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的匮乏。人们需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吸取经验,有时甚至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在商业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婚姻和情感的内容、地位以及表达方式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家庭稳固、婚姻稳定,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对婚姻家庭的幸福期望值不可太高。神圣的爱情受到挑战,家庭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艺术创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传播的需要和社会的呼应。中国人的家庭和婚姻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再也无法隔绝于世界之外,被纳入现代艺术的视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反映家庭、婚姻问题的电视剧也因此备受关注。这些作品往往不是简单地去演绎一个“陈世美”或移情别恋的模式,而是深入到伦理、文化的更深层次,表现当代社会在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多重制约下的男女两性性别心理意识及其复杂多样的情感问题,其中不少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比如《蜗居》,以海萍、海藻姐妹俩的情感生活与所需求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为故事主线,内容涉及房价、反腐、外来人员融入城市的艰辛等极具时代特点的话题,把当下民众所面临的区别以往时代的困惑一一展现,使观众在关注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开始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价值取向。在当年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时成为社会性的话题。
都市情感剧对当下受众审美心理的精神抚慰
电视剧从兴起到今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土壤、契合大众的需要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创作者的努力分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娱乐、大众消费的呼声渐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疲劳的工作之余,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愉悦,大批的言情剧应运而生。”①这类电视剧从兴起伊始,就主要以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们最熟悉也最渴望的感情为讲述对象,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喜剧、悲剧、闹剧,有的以曲折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观众,为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放松;有的则以情感人,滋润观众心灵,成为一剂抚慰心灵创伤的良药。
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是艺术表现的永恒题材,美好的爱情、完美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人人心中的渴望。婚恋题材电视剧兼具言情剧与家庭伦理剧的共同特点,既具有时代感,同时又具备与传统因素的契合点,对观众有一种“圆梦”的吸引力。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到婚姻家庭,也让它与电视剧本身的家庭收看方式相符合,更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由于“该类题材的电视剧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政治敏感度不强,因而也就在创作上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是电视剧国情化、地域化、叙事化特色最重要的表现领域”②。
都市情感剧的发展也体现了创作者们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近年来,电视人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的婚姻危机和情感危机,充分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努力下,以都市人情感为题材的电视剧正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以及直面现实的精神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结语
任何艺术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现代新兴的艺术门类,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更有着最为敏锐的嗅觉,它关注的焦点,往往就是社会的焦点和热点。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③。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以婚姻伦理精神为核心的我国婚姻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并存的情况。正是这种变迁,使得以表现现代人婚姻情感为核心的婚恋题材电视剧,从创作理念到价值取向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综观近年来数量庞大的电视剧创作,在内容、题材、主题上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和贴近,创作视角的平民意识和强烈的现实主义再现风格,成为当下都市情感剧的特征。(本文为2010年度南京艺术学院校级重点课题“都市情感剧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DGCYYDS10)
注释:
①曾庆瑞:《通俗电视剧艺术论——世俗生活的神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当代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政治文化;冲突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冲突
政治文化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1956年美国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儿・a・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第一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并运用它来分析比较各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他在文中指出政治体系中支配人们政治行为的各种主观因素。
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其科学内涵：一是其主体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党、政治社团和政治人，二是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综合作用的产物;三是其目的是要揭示政治人与政治体系及政治过程的关系，揭示政治文化与公民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四是它包括政治认知、情感、评价、态度、动机、意向、信念、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等内容。
二、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冲突
（一）当代大学生政治文化冲突的产生及其根源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一个人离开了社会离开的政治是无法生存的。当代大学生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和接触的事物不同，形成的思想与政治认知态度也不同，从而导致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冲突。具体原因如下：
1.大学生自身的个性不同会导致政治文化冲突的产生。首先，当代大学生由于专业等限制对于政治的认知程度不同，有些大学生对于政治文化的了解甚少，理工类的同学对政治没有丝毫的兴趣。其次，性别的原因。性别也是产生政治社会化冲突的原因之一。相比来说，男生对政治问题更感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注也非常多，对某些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分析的也更加透彻。
2.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不同导致政治文化冲突。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认知大部分来源于各个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很多教师还停留在课本的宣传教育上，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完全脱节，不注意与时俱进的引导，导致大学生对当代的很多政治现象一知半解，这就导致了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冲突的发生。首先，当代的思想政治教师也要注意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对症下药，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次，现在很多媒体对于丑恶的政治现象曝光的频率过高，大学生看到的阴暗面也越来越大，有太多的负面因素充斥在大学生的思想中，现实中的政治文化同书本中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大学生的政治文化的冲突。最后，很多家长、教师、校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部分党员被曝光，不能做到以身作则，身边的人会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会加重政治文化的冲突。
（二）当代大学生政治文化冲突的心理表现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心理特点。政治心理学主要是对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进行心理因素的分析，我国对政治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与应用心理学的交叉领域，王浦劬将政治心理定义为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其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政治关系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而这些因素的综合，构成了社会成员的政治人格。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心理：首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即使是同一时期参与的同一个政治现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心理表现，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也是各有千秋的。其次，表现出来的是自发性，很多大学生都自愿的关心时事政治，但由于对政治现象的不了解，往往认知不够深入，空有一腔热血行事鲁莽是最不可取的做法。最后，叛逆性，大学生毕竟还处在青春期，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新鲜的观点也随之而来，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个性是必不可缺的，所以有些同学为了彰显个性寻找存在感，对于各大媒体的曝光不分善恶，甚至对于某些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三）当代大学生政治文化冲突的行为表现
1.政治冷漠。最突出的行为就是表现在政治冷漠上，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四个方而，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加入政治团体、参加政治生活。而现实中多数人学生还仅仅停留在关注这一层，人学生群体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程度并不高，且参与目的有功利化倾向。
2.反主流政治文化。社会信息化使思想政治教育而临机遇与挑战的二重境遇。信息化冲击着政治文化教育的主流导向，政治多元文化存在，人学生对各种信息的辨别、选择陷入困境。改革开放以来，人量的西方思潮涌入国门。西方文化的输出，影响着我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山于青年人学生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价值判断能力，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也认识不足，以至于对西方文化不加鉴别的一味接受，甚至疏离和反对本国的优秀文化。
（四）当代大学生政治文化冲突的极端表现
当代大学生政治文化冲突的极端表现就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的对立情节。日本是当代大学生最憎恨的国家，近年来日本首先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事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激起了大学生的愤慨，很多冲动派的大学生自发是组织“抵制日货”活动，甚至激动的要求日本人民血债血偿，而二战以来日本的很多正面形象和国际形象他们都一概不知，甚至拒绝接受，这一类极端的爱国学生也出现了砸日本车等不文明现象。这些都是极端的政治文化现象，只能暴露出自己的思想的不成熟，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