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投资论文篇1
[关键词]环保技术创新方法
山西省是中国最大的炼焦用煤炭资源基地，也会使山西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焦炭生产基地和世界最大的焦炭出口基地。2000年世界焦炭贸易量2510万吨，中国出口1520万吨，占世界焦炭贸易量的60%。其中，山西焦炭出口占中国焦炭出口量的80%，占世界焦炭贸易量的48%，山西焦炭是世界焦炭行业的龙头，其焦炭产量占到全国的40%，约占世界焦炭产量的20%，焦炭出口量占全国焦炭出口量的80%，并且天津口岸的山西焦炭价格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价。可见焦炭对于整个山西省的重要性。而进行煤炼焦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焦炉煤气，如何有效环保的对焦炉煤气进行回收利用，如何对新上项目的综合价值进行评价，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对待上新项目的环保性能、经济性能进行评价，从而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使我们所关心的。
一、npV评价方法
净现值法（npV）：是评价投资方案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利用净现金效益量的总现值与净现金投资量算出净现值，然后根据净现值的大小来评价投资方案。净现值为正值，投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净现值是负值，投资方案就是不可接受的。净现值越大，投资方案越好。净现值法是一种比较科学也比较简便的投资方案评价方法。我们知道传统的项目评价中对于投资决策分析而言，主要是采用这种净现值法，这种方法也曾经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资本资产投资管理学院的DondleL.meeDer提出并且利用这种方法用于投资决策具有严重局限的概念中，因为它是以投资决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还原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项目的投资在市场条件恶化时，能够以某种方式还原，如果不能还原，则是一个要么投资，要么永远都不投资的决策，而如果公司现在不进行投资决策，那么它将永远失去投资机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净现值法利用现值可加性原理，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演绎计算，应该是一种最理性、最科学的分析方法，是投资决策分析中的法宝。
但是就我们所要研究的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决策而言,净现值法只是用于静态的投资项目分析,对于动态的多投资阶段的项目显得有些不足,得到的评价结果势必也是有局限性的。就焦化产业中的焦炉煤气利用技术的选择与比较中,关键是如何确定折现率,这也是一大难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这不得不依靠我们的主观判断,其道理就像任意多的已知数与一个未知数相加其结果还是未知数一样简单,在净现值为零的情况下,向左向右稍微调整某个因素,净现值就能变成或正或负。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焦炉煤气的利用技术的产生过程有其特殊的局限性和特点。焦炉煤气是指用几种烟煤配成炼焦用煤,在炼焦炉气中经过高温干馏后,在产出焦炭和焦油产品的同时所得到的可燃气体,是炼焦产品的副产品。对于单一焦化企业的主营业务就是焦炭生产和销售。而对那些利用焦炉煤气生产其他工业产品是由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的要求，故其计算时,当其净现值为零或者是负数时,也都可以投资。但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投资需要新的算法和条件,这也就是本文最终所要传达的信息。
二、实物期权定价模型
实物期权分析法是指企业或者是个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拥有的、能根据决策时尚不确定的因素，改变行为的权利（期权）进行投资可行性分析的方法。麻省理工学院FaimoK.Lamalain分析：如果投资者对某个投资项目进行首轮投资后，若该项目盈利前景良好，将能降低投资者进行第二轮投资的成本，而如果第一轮没有投资，今后想再投资该项目或进入该投资领域就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在进行投资时还要考虑应用动态规划中的整数规划进行投资时机的选取。可以看出，期权法强调了投资是分阶段进行的，投资资金往往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投入先期部分资金，生产销售该产品，同时继续对产品的性能、技术进行研发和改进，这可以减少投资者的潜在损失，其价值远远大于一次性投入的情况。这种方法就是针对项目的发展动态过程，根据项目开始投资后，管理者能够收集到更多的关于项目进程和最终产品市场特征的信息。后继的商业化过程是在前期的成功基础上实施的，是可以选择的;当新的信息不断到达,项目投资回报率不确定性逐渐消失时,管理者可通过修正最初投资策略,提高项目的价值和限制损失。如果项目成功，企业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投资收益；如果不成功,企业至多也是损失项目投入的沉没成本,相当于期权的成本。
对于期权定价模型而言，焦炉煤气的利用技术中，只有以焦炉煤气作原料生产甲醇这项技术可以进行下一步投资，可以利用甲醇为原料生产甲醛、聚甲醛、醋酸等化工产品。而其他的投资项目成为最终的消费品。期权的投资前提是筹资的无限可能性，但是在实践中难免有种种困难。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我们在进行环保技术创新项目投资决策中不能够简单的依靠一种投资决策方法。
三、灰色关联分析评价方法
灰色理论概述与于1982年由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所提出。邓教授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白色系统，又非一无所知的黑色系统，而是略知一二的灰色系统。灰色系统理论主要研究“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以往用白色的思想处理问题，要找到因素间明确的映射关系，然而确定性作用原理在社会、经济、农业、生态的等领域都没有物理原型，虽然能知道某些因素，但很难明确全部因素，更不可能建立明确的映射关系。比如影响物价的许多因素，如心理预期、政府导向等是无法量化的。一些可以量化的数据又缺乏详细的资料，因此对物价的定量预测具有一定难度，若不考虑这些因素，只将可以得到数据的因素考虑进去，必然带来预测结果的不准确。就白色系统常用的回归分析工具而言，在应用过程中具有其缺点。比如：要求样本有大容量，是正态分布，平稳过程才能得到统计规律，计算工作量较大，不容易分析复杂系统等等。而对于以上困境，灰色理论应运而生，它处理问题另辟蹊径，不是找概率分布，求统计规律，而是用生成的方法求得随机性弱化，规律性增强的新数据序列。这一新的数据序列既能体现原数据序列的变化趋势，又消除了其波动性，它可以较好的解决某些参数已知，某些参数未知的系统问题。
在我国焦炉煤气的利用技术上既有新的技术也有些不被淘汰的旧技术，当然对于现在的生产而言，这些技术是相当成熟的，而要将项目的技术性和经济性进行有效结合不是件容易得事情，更何况环保技术创新项目的投入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需要我们对项目的各方面进行综合性考虑，这就涉及了灰色系统关联评价方法。作为一种综合评价方法，这种方法在对白黑两种情况的考虑是相当充分的，即使实际中技术和经济都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也是能进行相应决策分析的。就焦炉煤气的利用上来说，可以根据项目的各种经济性参数和项目的技术参数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项目投资决策的分析提供决策依据。
四、结论
由于本文所要研究的是环保技术创新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方法研究现状，我们在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评价方法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在进行单一的项目评价时，如果考虑的因素不是很多，可以采用npV方法来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分析。可是这种方法又不能摆脱静态性，而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项目的投入具有动态性，可以提高决策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在进行一个项目的开发时，如果所要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因素，那么影响我们做出最终投资决策的就不能用npV方法进行简单的评价，必须借助于系统工程理论中的综合评价来进行综合评判，从而决定我们待上项目的未来。
通过对三种评价方法的说明，结合文章的背景，山西的焦化产业环保技术创新项目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投资性指标，还要考虑到技术投入指标和环境保护指标。只有将这三者考虑周全，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结果，从而有效的指导实际工作。这也是作者今后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利用净现值法和实物期权方法对经济性指标进行先评价，然后通过这一步整理好的经济参数与技术指标、环境保护指标进行结合，利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待上投资项目进行最终综合价值的评价，依据综合价值最高原则可以选择出优先进行开发的投资项目。这样就实现了我们的决策分析。
总之，在今后的研究中，努力将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不光考虑项目的经济特性、也要考虑项目的技术创新性和环境保护特性。充分利用项目评价中的各种评价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价工作，从而有效的指导实际工作。文中提到的综合评价方法灰色系统关联理论只是综合评价方法的一种，今后将其他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再分析，通过实际案例结合数学模型来分析这种投资决策评价方法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白思俊等:系统工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叶义成等:系统综合评价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
[3]杜栋等: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马中: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环保投资论文篇2
一、解放思想是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丰富渊博的知识是解放思想所必须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历史知识，了解、感知和通晓历史，从历史的进程中发现规律，总结规律，才会以历史昭示未来，锤炼自己的政治眼光；还要学习国外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明晰中国在世界坐标中的位置，才会充分摆正位置，冷静的分析所在部门和单位现状，才不会因小有成就而沾沾自喜，并沉着、科学地作出决策，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领导干部还必须学习地理知识，充分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现状，对当地的自然概貌作到充分了解，才会做到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合理地作出决策，使自己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领头人。在此基础上，还应借鉴和学习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去伪存真，借势发展。用思想的大解放换取经济的大发展，使解放思想真正成为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二、政治理论修养是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内推力。
杰出的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透彻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充分历练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党的各项大政方针，吃透中央和地方政策的精神实质，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夯实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坚定性，用诚信和忠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坚决反对学习上的形式主义，写几万字，抄几篇心得，就以为学到了精神实质，那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要学就要系统的学，扎实的学，达到学以致用为止。只有这样，党的干部用理论武装自己，用实践壮大自己，才会顾全大局，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规范行政行为，遵守工作纪律，把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落到实处。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会使领导干部统筹兼顾，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用政治上的坚定驱除植根于自身的种种不良行为，用政治上的崇高信仰规范自己的言行，达到立场坚定、政治清廉、服务于民的目的。使政治理论修养成为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内推力。
三、争先进位是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驱动力。
20__年，我们的责任重于泰山，经济危机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时代赋于我们新的挑战，同时，中央的扩大内需有给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三农问题”成为农村发展的大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中，争先进位必然成为我们的历史性选择。要做到争先进位，卡卡9来自于日常的工作它是实践和理论有机结合得出的结论。因此，我们要善于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坚决反对固步自封的，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同时杜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等腐朽思想；要做到争先进位我们要坚持“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的主导思想；要做到争先进位我们统筹兼顾，开足马力实现我们的工作目标。让争先进位成为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驱动力。
四、共艰克难是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凝聚力。
目前，农民工返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机场扩建将会封闭底张的门户，但是我们不会因为道路的艰难而停止发展的脚步，我们借机场扩建和扩大内需之东风，“跳出底张看底张”，加强“一园一区”建设，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做精做亮拳头产品，万民同心从困境中崛起，在困境中发展，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城镇化繁荣农村，使共艰克难成为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凝聚力。
五、借势发展是优化投资环境，保障科学发展的战斗力。
环保投资论文篇3
［关键词］生态投资环保投资生态补偿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生态问题是颇费物力和经历的。建设时不考虑生态问题，省了小钱，待日后产生了问题再去治理，就要花大钱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提高生态投资效益，可以在实现原定生态目标的前提下，节约生态投资，腾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可以用同样多的生态投资，取得较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各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期望能为生态投资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一、国内研究综述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张福庆，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1)生态环境保护投入；(2)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3)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二、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进入现代化比我国要早很多，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经历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加以保护。其中对于生态的投资，也较之我国早了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中，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美国的莱斯特R布朗在其《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就在分析了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之后，提出了新型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并最终得出要通过降低生育率以稳定人口、调整经济的手段（包括财政引导、税负转移、补贴转移、许可证交易和对财政调整的支持等）、加速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转变等来改善现在的生态环境，保护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地球。书中其实就涉及到了生态投资的主要议题：生态投资的来源，生态投资的多样性和生态投资的方向。加拿大学者布莱恩纳特拉斯，玛丽奥特梅尔著有《与虎共舞:环保导向带来企业成功》一书，介绍了公司、政府、非营利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如何在满足持续财务绩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同时，加大对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视，投资于生态环境，承担更大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而具体的关于生态经济的学说，国外和国内一样，也是从环保投资中引申出了生态投资的概念或是就认为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是同一个内涵。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环保投资包括：（1）环保设备的投入；主要是指“三废”处理和污染控制设备的投入，用于自然保护和提高城市环境舒适性的设施投资；（2）环保服务投入；（3）洁净技术和洁净产品的生产投入。而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包含于生态投资的诸多领域。西方国家对于生态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去体现，发达国家中，瑞士生态环保投资主要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家庭三部分承担，三者的比例大致相当。在投资方向上，废弃物的管理花费最大，占整个环保投资的1/3强，空气和水污染的防治费用次之，各占25%左右。而加拿大则设立了环保开支账户(epea)作为环境和资源账户体系(CSeRa)的一个分支，其范围包括发生在污染治理和控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栖息地的恢复、环境监视、环境评价和环境审计、土壤改造等方面的费用，但是，提高健康水平、美化环境等方面的费用则不包括在内。其投资的主要方面有：（1）关于环保的家庭开支。家庭环保开支是指居民对控制和减少日常生活对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而支付的费用。（2）政府对环保的现金和资本支出，包括中央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3）商业资本运营对环保的支出。而意大利对环保投资的分析以账户的形式反映在区域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并影响着环境政策。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已着手对环境税进行研究和实践。美国生态环保产业通过联邦和州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市场融资、企业自筹和公私合作（ppp）模式筹集更多的资金。而日本则通过建立财政投资于贷款项目基金、政府金融机构支持融资、会计预算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融资来满足其生态投资的需求。
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生态投资概念是由环保投资概念演化而来，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新形势下，环保投资的范围界定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忽视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活动；忽视了生态产业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难以真实反映生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解决我国新时期生态投资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因而，本文的着重点之一就在于剖析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扩大生态投资的多元投资体系加以探讨。
从以上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理论讨论来看，生态投资的范围并不统一，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视角下，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为了保证我国社会沿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必须深入对生态投资的研究，进而能够准确反映生态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综合生态投资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开始的时间并不长，对于生态头的定义众说纷纭，还没有统一定论；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课题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国内研究只是单纯的理论研究，缺乏对现实社会指导作用的研究，对于这些都有待更多学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萧琛等译:《经济学》[m](第1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龚玉荣沈颂东：环保投资现状及问题的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2.2
[3]陈克新：环保投资：筑就金融海啸防波堤[J].中国经济导报.2009.2.5
环保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环保投资；金融发展；融资约束；Gmm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扮演着我国环保投资的主体角色，承担了环境保护的大部分责任，显然，单纯依靠政府资金已经无法解决日益突出的环保投资供求矛盾，如何进一步推进环保投资主体多元化，极大地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是破解环保投资瓶颈的关键所在。然而，在我国各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直接导致环保投资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一方面，某些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拉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使地方财政支出变得十分有限，在保证经济增长的任务前，环保投资往往被搁浅，或并没有置于优先地位。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财政相对富裕的情况下，政府越有可能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增加政府环保投资。另一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还影响着当地企业的融资状况，当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生产性投资尚且缺乏，就更不用提环保投资了。因此，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政府环保投资和企业环保投资。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对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还有一部分研究关注了环保投资来源和环保投融资机制，不过这类研究多为政策研究和经验介绍，缺乏经验支持。本文通过两阶段Gmm估计方法，检验2003-2010年我国30个地区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总额和环保投资结构的作用与影响。
一、理论分析
金融市场发展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深度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朱闰龙，2004）。学术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GurelyandShaw（1955）指出金融中介所能创造出的货币供给额和信贷总额，能加速借贷双方的交易而使得一国的实际经济活动能更蓬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Goldsmith（1969）使用金融发展中介资产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利用35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Kingand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选取了更多的样本数据和更多的金融发展指标，并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LevineandZervos（1996）证实了银行发展水平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认为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谈儒勇（1999）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国金融中介体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康继军等（2005）证明了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正是促进环保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胡海青等（2008）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我国1981-2005年环保投资增量与GDp增量的因果性，发现GDp增量的变化是引起环保投资增量变化的原因。王金南等（2003）则认为环保投资缺乏固定的来源渠道，也没有建立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等稳定的、有约束的联动机制，环保投资受经济发展等外部制约性较大。因此，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作为环保投资主要来源的财政收入越多，来自政府的环保投资越多。由此得到假设1：
假设1：金融发展越好，政府环保投资越多。
融资约束指的是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由于内外部融资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无法支付过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导致融资不足，由此使投资低于最优水平、投资决策过于依赖企业内部资金。金融发展水平从规模和效率两个方面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重要因素（饶华春，2009）。首先，金融发展能够扩大金融市场的总体资金规模，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这就为企业环保投资开拓了资金来源，更保证了环保投资的流动性。其次，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沈红波等，2010）。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降低又有利于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环保投资是企业投资的一部分，因而，金融发展是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重要因素。由此，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弱，来自企业的环保投资越多。由此，得到假设2：
假设2：金融发展越好，企业环保投资越多。
二、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同时考虑到环保投资的动态调整过程，以及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影响的时滞，设定如下包含滞后变量的经验模型：
（1）
其中，因变量为环保投资（ei），用环保投资总额（eiall）、政府环保投资（eizf）和企业环保投资（eiqy）的自然对数表示。自变量为当期金融发展（FD）、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FDt-1）和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FDt-2）。借鉴Goldsmith（1969）的金融相关比率，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GDp的比重表征当地金融发展水平，这种方法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控制变量包括前期的环保投资（eit-1），用环保投资（ei）的滞后一期表示；当期政府支出（Ge），用当地政府支出的自然对数表示；产业结构（inD），用当地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表示；年份（YeaR）为哑变量。
以2003-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对象，由于个别数据缺失，剔除了。面板数据是平衡的，包括8年30个截面，共240个观测点，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
分别以环保投资总额（eiall）、政府环保投资（eizf）、企业环保投资（eiqy）为因变量，对实证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回归结果
变量环保投资总额
（eiall）政府环保投资
（eizf）企业环保投资
（eiqy）
金融发展（FD）0.536*
（1.96）2.012**
（2.94）-1.390
（-1.33）
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FDt-1）1.367
（1.83）-0.876
（-0.73）-1.629
（-1.11）
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FDt-2）0.679
（1.77）-5.004
（-1.71）-0.172
（-0.49）
前期环保投资（eit-1）-0.700**
（-2.43）0.396
（0.93）3.333
（1.38）
政府支出（Ge）1.124***
（5.74）2.415***
（5.30）-3.399
（-1.38）
产业结构（inD）1.429
（0.99）12.725*
（2.05）-19.834
（-1.72）
aR（1）0.0020.0000.019
aR（2）1.0001.0001.000
HansenJ1.0001.0001.000
观测值数18018018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aR（1）和aR（2）分别表示误差项一阶和二阶自相关检验的p值。
在以环保投资总额表征环保投资的回归中，当期金融发展（F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环保投资的增加。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FDt-1）和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FDt-2）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具备长期效果。政府支出（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财力越强，环保投资越多，这个结论与以往研究是一致的。产业结构（inD）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未提供有意义的结论。
在以政府环保投资表征环保投资的回归中，当期金融发展（FD）的估计系数显著正，可以认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为主的环保投资，假说1得到验证。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和滞后两期的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金融发展对政府环保投资也不具备长期效应。产业结构（in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环保投资受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大，政府环保投资越多，这与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结构调整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在以企业环保投资表征环保投资的回归中，当期金融发展（FD）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不显著，表明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并不明显，假说2没有得到验证。以往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投资决策，而模型（3）却并没有进一步这个结论。可能的原因在于环保投资还并没有纳入企业投资决策的范围，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企业还没有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它们只是不得已地进行环保投资，以应对环境规制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原本对投资决策影响很大的金融发展，表现出与环保投资关系不大。
四、结论与启示
论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两阶段Gmm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环保投资的动态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政府环保投资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的长期效果仍未显现。由于环保投资只是企业投资行为的一部分，而目前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意识到环保投资对企业技术升级的长期作用，大部分企业将环保投资视为一种高昂的成本支出，这使得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并无体现。
参考文献：
[1]GoldsmithR.w.，1969.FinancialStructureandDevelopment.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
[2]Gurley，JohnG.andShaw，edwardS.，1955.FinancialaspectsofeconomicDevelopment.45（4），515-538.
[3]King，RobertG.andLevine，Ross，1993.Financialintermedi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Financialintermediationintheconstructionofeurope.eds.：CoLinmaYeRanDXaVieRViVeS.London：Centr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
[4]Levine，RossandZervos，Sara，1996.Stockmarkets，Banks，andeconomicGrowth.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no.1690.
[5]胡海青，李建，张道宏.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基于1981-2005年的数据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7）.
[6]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中国、日本、韩国的经验[J].金融研究，2005（10）.
[7]饶华春.中国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金融研究，2009（9）.
[8]沈红波，寇宏，张川.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6）.
[9]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环保投资论文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30-03
截至2006年11月底，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766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约480家来华投资兴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就业机会的创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投资理论分析
现有投资理论没有很好地考虑环境保护问题。现有投资、技术转让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追求狭义的经济比较利益而没有考虑广义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结果是一方通过国际投资获得了利益，另一方付出的生态环境成本很高，很可能大大超过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结果牺牲了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些投资理论本身就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该理论被用于解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动机。该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周期是产品生命运动的普遍现象。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产品阶段，少数在技术上先进的国家首先推出新产品，生产新产品的企业是个垄断者，它在国内生产并满足国内的需要，也有一定量的产品向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相近的国家出口；二是产品成熟阶段，消费者对产品已有较深的了解，需求的价格弹性逐渐增大，同时国内的其他企业开始模仿，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对此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该企业便向国外寻求出路，选择那些经济水平、消费结构类似的国家作为投资对象；三是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完全成熟，生产工艺等已完全标准化，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原投资国又在发展中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其产品被出口到母国［1］。可以说，这一理论也为污染密集产业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国内已淘汰、高能耗、高耗原材料、高污染的产业，然后再将干净的产品出口到母国。
（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小岛清认为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而这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日本转让的多以适用技术为主，符合当地需要，投资也大多采取合资形式，这种投资扩散效应大，不但发展了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了出口，而且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培训了人才，因此，边际产业扩张对双方均有利的这一理论实质上等于直接主张以直接投资形式转移污染密集产业。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实施“生态侵略”战略
新一轮生态侵略的迫近将使我国环保面临新的威胁。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以邻为壑，损害本国管辖范围以外的别国的环境，大肆开发利用别国的自然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进行“生态侵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遭受“生态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一般要比发达国家宽松，许多企业为了追求引资数量而置生态环境于不顾，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普遍存在。相比而言，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较高，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母国或第三国严格的环境治理规定，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我国，主要包括化学、能源、橡胶塑料、制药、制革、纺织印染、造纸、建材等行业，给我国环保工作留下新的隐患。
（二）外商投资给我国带来臭氧层损耗物（oDS）的生产和消费转移问题
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求很高，环境标准日益提高，环保法规日趋严格，它们根据《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制定了实施条例，逐步停止生产和使用受控物质及其相关产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把受控时间推迟到2010年，这促使部分外商利用时间差将受控物质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我国，以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冰箱生产线，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必须淘汰的生产线。尽管制冷行业和气溶胶行业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大多数目前已开始注意保护臭氧层问题，有些企业在采用替代品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许多中小外商投资企业对保护臭氧层不重视，措施不力。例如，有不少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曹秋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研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将oDS生产和消费转移到我国，并集中于清洗、制冷和泡沫行业［2］。
三、外商直接投资恶化我国的生态环境并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影响
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
（一）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般理论
1.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栖息的家园，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物质承担者。生态环境的影响极为广泛，一旦一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覆巢无完卵”，失去生存条件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说，生态一旦被破坏，就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大家全是输家。
2.生态危机后果极为严重，相当一些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将不再逆转，受到人类破坏的大自然的报复往往再也不给人类改正的机会，让后来者没有纠正错误，重新选择的余地，或者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来进行恢复和治理工作。目前，淮河流域污染治理的费用已远远超过沿岸中小排污企业创造的价值，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
（二）生态环境恶化降低我国经济安全度：实践考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公众环保意识的淡漠，以发展和保护互为条件的理念还没有被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态侵略”，致使资源被掠夺性地开采和破坏，环境严重污染，水土严重流失，一系列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危害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和危害已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影响了我国经济安全。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要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环境为重要的基础条件。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2004》绿皮书，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05%。生态环境破坏给我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加剧了社会贫困，影响了社会安定，宁夏、内蒙等地沙化严重地区，农民被迫远走他乡。近年来洪涝、干旱、沙尘暴的频繁性，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后果。
四、完善外商直接投资体制维护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对策
生态环境的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呼吁全社会重视生态环境安全。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脆弱性，已经不允许我国走传统的掠夺式的灰色道路，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
1．进一步完善体制政策环境与产业准入政策。通过制定不同行业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作用，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生产污染较少的领域。新批工业领域的外商投资项目，均按新的准入标准予以审批，已批项目也要按新的标准要求提出达标的时间表，并对此承诺负有经济责任。内资企业也要按国民待遇的要求逐步与外资企业的标准接轨。不同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公开透明，受到全社会监督；各地招商引资的数量与质量差异，也要受到全社会监督［3］。
2．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法治在促进和保障一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的法规，切实执行《水土保持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法》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资源掠夺、污染转嫁和生态侵略，使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外来生态安全问题通过生态安全评价、预警、生态安全标准等制度得以防范，并依法打击各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违法行为［4］。
3．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根本出路。循环经济是基于生态经济原理和系统集成战略的减物质化经济模式，其“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5］。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通过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教育等手段，动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和高效利用各种资源，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全社会较高福利水平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
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是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面对经济全球化下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转移，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对维护国家资源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夏友富.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3）：116．
［2］张燕文.外商直接投资中的环境负效应与消解［J］.求索，2006，（7）：45．
［3］韩彩珍.中国利用外资过度了吗［J］.中国外资，2006，（6）：43-44．
［4］张炳淳.论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17-122．
［5］乔海曙．树立金融生态观［J］．生态经济，1999，(5)；18－19．
Research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ward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SecurityinChinaCaoQiuju
(Departmentofeconomics,HunanBusinessCollege,Changsha，Hunan410205,China)abstract：therearesometheoriesondevelopedcountriesexportingpollutionstodevelopingcountries,socalled“ecologicalaggression",byinvestment.withthedeepenofutilization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alargenumberofindustrieswithheavypollutionandhighresourceconsumptionweretransferredtoChinaviaforeigndirectinvestment,whichaffectedbothChina'secologicalenvironmentsecurity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hineseeconomy.therefore,itisnecessarytofurtherimprovethepolicysystem,strengthenlegalconstruction,protectandfatherecologicalenvironmentunderthelaw,developcycleeconomyandconstructresourceseconomizedsociety.
环保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经营绩效
1引言
中国政府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占河南省工业增加值12.5%的煤炭行业实施绿色化转型战略，对于河南省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按期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知网、SpiScholar学术资源在线等中外数据库中可以查阅到的文献来看，以煤炭行业绿色转型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河南省煤炭上市企业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例，运用Stata14.0统计软件，实证分析环保设备投入、绿色技术投入对煤炭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探讨煤炭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同时为我国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2文献回顾
2.1环保设备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
支持企业环保设备投入与经营绩效负相关的观点：erdiaw-Kwasie等（2016）认为，企业环保设备投入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减少企业利润等[1]。王鹏和张婕（2016）以2009-2013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检验方法得出，企业环保投资与财务绩效呈显著负相关[2]。持相反观点的Siegel（2010）认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行为能够加强绿色技术的应用，强化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使用，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3]。杨霞等（2017）以我国农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得出：所选取的上市企业环保投入对企业经营方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
2.2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企业绿色技术投入对经营绩效大多为正向影响：Ki-HoonLee和Byungmin（2015）用10年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得出：绿色技术投入能带来绩效的提升，帮助企业提高市场价值[5]。姚西龙等（2015）使用了全国各省市的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数据，表明了企业增加绿色技术研发投入的转型行为，更能有效提高其经营绩效指标[6]。车亮亮等（2016）选取典型煤炭上市企业作为案例进行详细剖析。结果显示，该企业实施的措施中绿色技术投入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能力[7]。
3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主要包含4个方面：案例样本与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测量、研究假设以及评价模型的构建。
3.1案例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河南省2010-2019年煤炭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选取的案例企业分别为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选取环保设备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来源于企业定期报告及环境报告，运用excel进行手工整理；其他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和国泰安数据库。文中相关数据采用Stata14.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检验。
3.2变量设置与测量
本文的变量在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指标选取的综合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分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3个部分。详细的变量介绍如下。
3.2.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主要是测度企业经营绩效。大多数文献关于企业经营绩效的衡量主要分为2种：一是财务指标，如资产净利润率、销售净利润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二是非财务指标，营运指标如人均销售收入、能源节能减排效率和原煤生产综合能耗等。本文主要选取营运指标下的人均销售收入来得出绿色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计算公式为：pCi=总销售收入/总职工人数。
3.2.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企业环保设备投入和绿色技术研发投入。现有文献对于环保投资额的衡量主要来源于环境报告中列出的企业与环保投入相关支出明确的数据的总和数（李虹等，2016）[8]。另外一种主要取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主要包括“在建工程”“管理费用”等相关科目的明细额（胡珺等，2017）[9]。本文选取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相关明细科目的数据作为环保投资额。以企业环保投入总额占年末总资产比例作为企业环保设备投入变量（epi）。公式表示为：epi=环保设备投入总额/年末总资产。相关明细科目主要选取“专项储备”中的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费用”中的排污费、绿化费等。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与企业营业收入息息相关。所以本文采用绿色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变量（Gti）。公式表示为：Gti=绿色R&D支出/营业收入。
3.2.3控制变量
关于控制变量的选择，首先从企业特征角度考虑，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性质（State）作为控制变量（黄涵悦，2016）[10]。其次，借鉴范宝学等（2019）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11]，本文在经营状况方面控制了盈利能力（Roa）、现金持有水平（Cash）和企业成长性（Growth）等对企业解释变量的影响。其中，为控制企业性质（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对解释变量的影响和不同年份的可能差异，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企业性质（State）和年度变量（Year）。同时，为控制公司治理方面，本文还引入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oC）和股权制衡度（Z）。所有变量定义如下：人均销售收入属于被解释变量，代码为pCi，度量方式为总销售收入/总职工人数；环保项目投入属于解释变量，代码为epi，度量方式为环保设备投入总额/资本存量；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属于解释变量，代码为Gti，度量方式为绿色R&D支出/营业收入；企业规模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Size，度量方式为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性质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State，度量方式为虚拟变量，国有控股企业为1，其他企业为0；盈利能力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Roa，度量方式为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现金持有水平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Cash，度量方式为货币资金/总资产；企业成长性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Growth，度量方式为（当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股权集中度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oC，度量方式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企业总股本；股权制衡度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Z，度量方式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第二大股东持股数量；年度属于控制变量，代码为Year，度量方式为虚拟变量，10个年度，产生9个虚拟变量。
3.3研究假设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企业环保设备投入和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目前还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传统观念认为，煤炭企业承担绿色化投入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影响经营绩效水平。但事实上，绿色化投入的承担也有可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如赢得社会信誉、获得政府的支持等。对此，研究引入企业内部变化和外部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影响变量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煤炭企业绿色化转型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3.4评价模型构建
根据提出的假设1和2，构建如下2个回归模型。
4实证结果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根据整理后的样本数据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值和方差等信息，对样本数据呈现出的相关性与差异性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为回归部分作准备。
4.1.1环保设备投入规模（epi）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从总体统计数据值与每年的数据值来看差距较小。全样本环保设备投入的均值为0.017，可以看出煤炭企业的环保设备投入处于较低水平。从每年子样本统计值来看，环保设备投入额最大值为6.25%与最小值0.13%差异较大，表明煤炭企业之间的环保设备投入（epi）的差异较大。
4.1.2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从各个年份的数据值可以看出，煤炭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平均水平较低。从总的数据值中可以得到绿色技术投入均值为1.10%，中位数为0.81%，表明部分样本煤炭企业的绿色技术投入（Gti）水平低于平均水平，而且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最小值为0.0014%，最大值为4.13%，表明煤炭企业之间的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存在较大差距。
4.1.3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3所示，对于控制变量，对数处理后的公司规模（Size）的均值为23.68，说明样本企业资产规模普遍较大；盈利能力（Roa）的均值为0.10，且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异较大，说明所选上市企业盈利能力普遍较低，且盈利水平参差不齐；企业人均销售收入（pCi）的最大值为155.59，最小值为8.75，表明样本煤炭企业的经营绩效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为50.46%，股权制衡度（Z）为31.39，表明煤炭企业的股权相对集中。
4.2回归分析
本文将经营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环保设备投入和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研究环保设备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和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
4.2.1环保设备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回归分析
由表4可得，模型一的R2为0.7202，说明模型一整体拟合优度较好，回归方程显著。企业环保设备投入（epi）的系数为4.6530，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环保设备投入（epi）对经营绩效（pC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通过检验，证明假设1成立。
4.2.2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回归分析
由表5可得，模型二的R2为0.7167，说明模型二整体拟合优度较好，回归方程显著。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的系数为4.4233，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对经营绩效（pC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2通过检验，证明假设2成立。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与环保设备投入（epi）和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对大企业来说绿色投入受社会关系影响较大，会比较偏向于经济效益高的项目。学者胡海玲（2018）研究指出，行业的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更强[12]。企业成长性（Growth）与环保设备投入（epi）和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发展能力越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绿色化投入，由于发展能力好的公司，其资产状况较好，良好的资产能力是进行绿色化投入的基础。
4.3稳健性检验
本文借鉴范宝学等（2019）的衡量方法，采用变换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用环保设备投入强度（eiS）代替环保设备投入规模（epi）来表示企业的环保设备投入。公式表示为：eiS=企业环保设备投入总额/营业总成本。用绿色研发投入强度（GiS）来代替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投入（Gti）。将变量epi换为eiS、Gti换为GiS后，模型一中eiS的系数为1.722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保设备投入对经营绩效呈正相关，与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模型二中GiS的系数为6.4597，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绿色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呈显著正向影响，与回归结论一致。综上，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前文的结论一致，说明本研究的结论稳健性较强。由此可见，本文的假设H1和H2均成立。
5煤炭企业绿色转型优化路径分析
5.1加大研发力度，注重绿色技术投入
煤炭企业要在当今环境下找到符合自己发展的高效途径，必须向技术发展靠拢。从本文选取的案例企业中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一方面，推动从煤炭生产环节、洗选加工环节到煤炭消费环节的变革，运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措施，实现煤炭清洁化和低碳化。以煤为基础的产业链延伸，增加煤炭资源的附加值，发展循环经济。另一方面，建立生态矿山，大力推行绿色开采理念，创建开采方式的科学化，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5.2完善环境管理制度，优化环保设备投入结构
煤炭企业应客观看待由于前期环保设备与绿色技术投入占用企业资金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期的环保投入会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企业会慢慢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应建立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环境管理制度，实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原则。在优化环保投入结构方面，企业应积极进行环保设备投入和绿色技术研发。同时，将环保投入的重心放在前期预防上，可以减少后期处理污染物所发生的支出，从而降低企业整体环保成本。
5.3完善法律法规，重视环境信息披露
环保投资论文篇7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和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后，提出了盈余管理与投资者保护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研究假设，然后根据这些假设进行实证设计及检验，并分析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本文从法律与监管指数、地区治理指数以及公司治理指数三个方面来度量投资者保护变量程度，以检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衡量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三个变量，均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法律与监管环境、地区治理环境以及公司治理环境越好，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文章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以期减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投资者保护关系
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以及流动市值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出现很多大股东利用控股权侵占中小股东权益、利益输送以及掏空等问题，投资者保护被提上日程。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一国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好坏密切相关。大量的研究表明，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推动其经济的发展，而投资者保护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外部中小投资者将资金交给上市公司时，会面临公司控股股东或管理层利用其掌握的控制权以牺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来谋取私利的风险，为了控制这种风险，需要法律以及监管机构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利，比如选举权、知情权、表决权等。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投资者很难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上市公司在重大事件、财务报告、股权变化等方面的披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盈余管理现象普遍存在。
研究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可以指导监管部门采取手段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指导法律监管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保证法律的执法力度。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投资者教育历来受到重视和强调，但是，投资者教育需要建立在真实透明的信息披露基础之上。如何控制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管理来加强投资者保护，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大都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探讨投资者保护问题，而本文旨在从法律和证券市场监管、地区治理环境以及公司治理三个维度全面探讨盈余管理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以期为给我国投资者保护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从现有的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投资者保护和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国外学者来说很少，国外学者的研究也一般是采用跨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针对某国的具体情况的研究还不多，更没有针对我国具体国情而进行研究的文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我国多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以投资者保护为切入点，进行盈余管理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相关理论支持和研究文献，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法律和监管环境越好，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
假设2：地区治理环境越好，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
假设3：公司治理环境越好，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
在研究假设中，因变量盈余管理程度采取修正的琼斯模型计量，计算方式如下：
nDa=b1(1/at-1)+b2[(ΔReV-ΔReC)/at-1]+b3(ppe/at-1)
Da=ta-nDa
自变量投资者保护采取国家、地区和公司三个层面的指数化方式测度，其中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包括立法、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执行；地区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涉及地方政府治理和中介组织发展；公司层面投资者保护重点是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本文分别采取法律与证券市场监管指数、地区治理环境指数以及公司治理指数来度量投资者保护程度（见表1）。
根据上文的分析及变量定义，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度量投资者保护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回归模型如下：
Da=β0+β1*Law+β2*GoV+β3*iCG+ε
本文以我国2006-2008年的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初选样本，剔除了保险、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这是因为，金融和保险行业的公司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其经营性现金流和资产负债结构与其他行业的公司相比较为特殊。因为St、*St的公司盈余的波动很大，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在变量的筛选中也剔除了含St、*St股票。经过上述的数据筛选过程之后，本文总共得到了1463家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4389个数据。本文采取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实证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中，一般将法律与监管指数从立法、证券市场监管和执法效果三个方面测度，将地区治理指数从地区治理环境、政府治理和中介组织的发展程度三个方面测度，而将公司治理指数从公平性、透明合规性、激励性和独立约束性四个方面打分。在对我国法规、各地区治理环境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后综合打分计算出的均值。表2表明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国投资者保护的程度越来越好。
从表3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Da的平均值为0.070，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正的非正常应计利润，即有调高利润的动机。法制环境、地区环境和公司治理环境的指数波动均不大，而且非常平稳。
环保投资论文篇8
关键词：两权分离制度环境过度投资
在世界范围内，除英美等少数国家外，公司股权集中或相对集中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所有权结构，大多数公司被终极控制人控制（Laportaetal.，1999；Claessensetal.，2000；Faccioetal.，2002）。在公司股权集中模式下，控股股东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攫取私人利益，引发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开始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转移到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近年来，应用终极产权论，追溯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研究终极控股股东的侵占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公司投资行为角度探讨终极控股股东的侵占问题，研究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另外，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借鉴Laporta等人的跨国比较研究框架，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可以解决股权分散下的“搭便车”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辛清泉，郑国坚和杨德明（2007）认为，掏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分配行为，即在分配投资带来的成果时，控股股东不公平地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理论上，控制权收益来源于公司的控制性资源或资产，而控制性资源的形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控制权主体的投资决策（郝颖，2010）。可见，控制权私有收益驱动下投资所形成的控制性资源是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基本来源，控股股东对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
我国学者在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了一致性的结论。俞红海等（2010）理论上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加剧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且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实证得到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的结论。宋献中等（2010），唐蓓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公司的过度投资越严重。基于上述分析及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
（二）两权分离、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
近年来，Laporta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公司治理的看法，促使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而这些根本因素则构成公司治理环境（夏立军，方轶强，2005）。Laporta等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必定要以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基础（Laportaetal.，1997，1999）。此后，学者们开始将治理环境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考察企业所处的治理环境对企业的委托关系的影响。
我国学者借鉴Laporta等人的跨国比较研究框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高雷，何少华和黄志忠（2006）研究发现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均显著影响了控股股东的掏空。高雷和宋顺林（2007）发现投资者利益保护水平与关联担保显著负相关。王鹏（2008）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的关系，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并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吴宗法和张英丽（2012）研究发现，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越低，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法律环境的改善能够缓解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从而对公司资金侵占产生负面影响。国内学者的这些研究都表明了随着上市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程度会有所降低。由于治理环境的改善显著提高了控股股东面临的法律约束和监管程度，加大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成本，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将会有所收敛，控股股东在控制权私有收益驱动下的投资行为将会趋于理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大。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一）变量定义与研究设计
1.过度投资。过度投资，是指企业经营者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投资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Jensenandmeckling，1976）。Richardson（2006）运用一个模型估算出企业正常的投资支出水平，然后用模型回归的残差代表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Richardson（2006）的投资支出模型在Verdi（2006），Biddleetal（2009），辛清泉、林斌与王彦超（2007）等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本文也借鉴这一模型来估算企业正常的投资支出水平。因此，本文的投资支出模型如下：
模型1：
inew，t=α1+α2Leveraget-1+α3Sizet-1+α4Casht-1+α5Growtht-1+α6Returnt-1+α7aget-1+α8inew，t-1+∑Year+ε
在模型1中，因变量inew，t表示企业当年实际新增投资支出，本文对其计量参照Richardson（2006）和Biddleetal（2009）的方法，等于资本支出+并购支出-出售长期资产收入-折旧摊销，其他变量说明具体如表1所示。由于模型中需要使用滞后一年的数据，通过使用2007-2010年在a股上市的制造业样本的数据对模型1进行回归，就可以得到各个企业在第t年的预期投资支出，然后用各个企业在第t年的实际投资支出减去预期投资支出，就可以得到各个企业在第t年的投资扭曲程度。如果投资扭曲程度大于0，则定义为过度投资，并用符号overi表示。
2.两权分离程度。本文对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计算方法参照Laportaetal.（1999），Claessensetal.（2000），Laporta（2002）等的做法。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以控制链上最小的持股比例来度量，如果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多条控制链，则把每条控制链上计算出来的控制权相加求和作为最终控制权。现金流权，以控制链上所有持股比例的乘积来度量，如果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多条控制链，则把每条控制链上计算出来的现金流权相加求和作为最终现金流权。
本文对两权分离程度采用两种方法度量。一种计量方法是借鉴Laportaetal.（2002）的做法，采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来度量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即Div1=Control_right-Cash_right。另一种是采用虚拟变量，若控制权与现金流不等，则两权分离度Div2=1，否则，Div2=0。
3.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假设1预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权分离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本文通过模型2来检验这一假说。
模型2：
overit=β0+β1Divt+β2Fcft+β3mfeet+β4occupyt+∑Year+η
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在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本文预期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相关变量说明具体如表1所示。
4.两权分离、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为了检验制度环境对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即假设2，本文使用了樊纲、王小鲁（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总得分。市场化指数总得分越大表明该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制环境越完善、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本文通过模型3来检验假设2。
模型3：
overit=β0+β1Divt+β2instt+β3Divt×instt+β4Fcft+β5mfeet+β6occupyt+∑Year+η
在模型3中，inst表示制度环境的虚拟变量，若样本所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市场化指数总得分大于中位数，则inst=1，若小于等于中位数，则inst=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模型2相同。在回归检验中，通过检验交乘项系数来衡量制度环境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增效作用。如果显著为负，则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将弱化两权分离度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二）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中国沪深股市2007-2010年共4年的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本文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选择一个行业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行业因素的影响；其次，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占整个上市公司数量的60%左右，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再次，制造业企业具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回收周期长及资产专用性强的特点，更能体现实物投资的特点（魏锋和孔煜，2005），并且许多关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是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剔除了如下公司：同时有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研究窗口期内被St、pt处理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1的公司；有海外公司控股的公司及终极控制人不详的公司；数据不全的公司。经过筛选后。本文最终得到了1843个年度观察值。
（三）实证结果分析
1.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表2列示了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的回归结果。从表2回归结果容易看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Div1）与过度投资（overi）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虚拟变量（Div2）与过度投资（overi）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企业越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行为，这与almeidaandwolfenzon（2006），俞红海等（2010），宋献中等（2010），唐蓓等（2011）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大，过度投资越严重。控制变量方面，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由现金流量越高，企业越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行为，这与Jensen（1986）的理论分析和Richardson（2006）及辛清泉等（2007）、杨华军等（2007）的经验证据相一致。管理费用率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成本越高，企业越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行为。大股东占款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大股东的资金占用导致了上市公司资金紧张，由此削减了投资支出，但不显著。
2.两权分离、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为了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差异性，模型3中加入了制度环境虚拟变量（inst）以及制度环境虚拟变量（inst）与两权分离（Div）的交乘项。表3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这一因素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Div1）的回归系数依然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虚拟变量（Div2）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一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Div1）与制度环境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虚拟变量（Div2）与制度环境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制度环境的改善弱化了两权分离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两权分离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越弱，研究假设2得到了验证。这一结果说明了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成本加大，因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将会有所收敛，控股股东在控制权私有收益驱动下的投资行为将会趋于理性，其过度投资的程度也就会有所降低。控制变量方面，回归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
结论
本文通过追溯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研究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文献，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然后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实制度背景提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最后，以2007-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作出了检验。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本文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差值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是否分离两个维度来度量两权分离，借鉴Richardson（2006）和辛清泉等（2007）的投资支出模型估算出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实证研究了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这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进一步加剧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增加了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动机，进而驱使控股股东通过投资扩张形成控制性资源，导致了过度投资。
进一步，本文结合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着差异这一制度背景，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通过引入两权分离与制度环境的交乘项后研究发现，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所有弱化。这表明，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法制监管更为完善，信息透明度更高，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越强，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成本越大，因而降低了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行为，其过度投资的程度也就有所弱化。
参考文献：
1.郝颖，刘星，林朝南.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6（8）
2.刘芍佳，孙霈，刘乃全.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3（4）
3.刘星，刘理，豆中强.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0（12）
4.唐蓓，潘爱玲，王英英.控股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8）
5.吴宗法，张英丽.基于法律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利益侵占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1）
6.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8）
7.俞红海，徐龙炳，陈百助.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J].经济研究，2010（8）
8.Claessens，S.，Djankov，S.，andLang，L.H.p.2000.theSeparationofownershipandControlineastasianCorporation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58）
9.Faccio，m.，andLang，L.H.p.2002.theUltimateownershipofwesterneuropeanCorporation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65（3）
10.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andVishny，R.1998.LawandFinance[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06（6）
环保投资论文篇9
【关键词】共同前沿；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205；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7）11-0075-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1]。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2]。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3]。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4]。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5]。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6]。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7]。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8]。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9]。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0]。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11]。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
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i种资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r种产出（r=1，2，…，s），则在假定规模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决策单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测度结果统计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
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
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
本文应用共同前沿模型定量评估了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主要结论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最低；从整体来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70，且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说明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
【参考文献】
[1]谭志雄.我国环境保护投资运行效率评价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aYReSRU，GUtmainSt.technologicalchange，pollutionandtreatmentcostcoefficientsininput-outputanalysis[m].R.G.Ridkerlet.washingtonD.C：U.S.CommissiononpopulationGrowthandtheamericanFuture，population，Resourceandtheenvironment，1972.
[3]冯健.农村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分析[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杨艳.农村环境治理不足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建议[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29-31.
[5]袁华萍.基于Dea视窗分析的中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研究[J].生态经济，2016，32（4）：154-157.
[6]兰明慧.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7]陈雯.华东地区工业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静动态评价[J].北方经贸，2012（7）：43-44，48.
[8]戴红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的综合评价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9]王兵，罗佑军.中国区域工i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与综合效率实证研究：基于Ram网络Dea模型的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15（1）：99-119.
环保投资论文篇10
[关键词]环保技术创新方法
山西省是中国最大的炼焦用煤炭资源基地，也会使山西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焦炭生产基地和世界最大的焦炭出口基地。2000年世界焦炭贸易量2510万吨，中国出口1520万吨，占世界焦炭贸易量的60%。其中，山西焦炭出口占中国焦炭出口量的80%，占世界焦炭贸易量的48%，山西焦炭是世界焦炭行业的龙头，其焦炭产量占到全国的40%，约占世界焦炭产量的20%，焦炭出口量占全国焦炭出口量的80%，并且天津口岸的山西焦炭价格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价。可见焦炭对于整个山西省的重要性。而进行煤炼焦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焦炉煤气，如何有效环保的对焦炉煤气进行回收利用，如何对新上项目的综合价值进行评价，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对待上新项目的环保性能、经济性能进行评价，从而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使我们所关心的。
一、npV评价方法
净现值法（npV）：是评价投资方案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利用净现金效益量的总现值与净现金投资量算出净现值，然后根据净现值的大小来评价投资方案。净现值为正值，投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净现值是负值，投资方案就是不可接受的。净现值越大，投资方案越好。净现值法是一种比较科学也比较简便的投资方案评价方法。我们知道传统的项目评价中对于投资决策分析而言，主要是采用这种净现值法，这种方法也曾经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资本资产投资管理学院的DondleL.meeDer提出并且利用这种方法用于投资决策具有严重局限的概念中，因为它是以投资决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还原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项目的投资在市场条件恶化时，能够以某种方式还原，如果不能还原，则是一个要么投资，要么永远都不投资的决策，而如果公司现在不进行投资决策，那么它将永远失去投资机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净现值法利用现值可加性原理，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演绎计算，应该是一种最理性、最科学的分析方法，是投资决策分析中的法宝。
但是就我们所要研究的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决策而言,净现值法只是用于静态的投资项目分析,对于动态的多投资阶段的项目显得有些不足,得到的评价结果势必也是有局限性的。就焦化产业中的焦炉煤气利用技术的选择与比较中,关键是如何确定折现率,这也是一大难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这不得不依靠我们的主观判断,其道理就像任意多的已知数与一个未知数相加其结果还是未知数一样简单,在净现值为零的情况下,向左向右稍微调整某个因素,净现值就能变成或正或负。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焦炉煤气的利用技术的产生过程有其特殊的局限性和特点。焦炉煤气是指用几种烟煤配成炼焦用煤,在炼焦炉气中经过高温干馏后,在产出焦炭和焦油产品的同时所得到的可燃气体,是炼焦产品的副产品。对于单一焦化企业的主营业务就是焦炭生产和销售。而对那些利用焦炉煤气生产其他工业产品是由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的要求，故其计算时,当其净现值为零或者是负数时,也都可以投资。但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投资需要新的算法和条件,这也就是本文最终所要传达的信息。
二、实物期权定价模型
实物期权分析法是指企业或者是个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拥有的、能根据决策时尚不确定的因素，改变行为的权利（期权）进行投资可行性分析的方法。麻省理工学院FaimoK.Lamalain分析：如果投资者对某个投资项目进行首轮投资后，若该项目盈利前景良好，将能降低投资者进行第二轮投资的成本，而如果第一轮没有投资，今后想再投资该项目或进入该投资领域就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在进行投资时还要考虑应用动态规划中的整数规划进行投资时机的选取。可以看出，期权法强调了投资是分阶段进行的，投资资金往往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投入先期部分资金，生产销售该产品，同时继续对产品的性能、技术进行研发和改进，这可以减少投资者的潜在损失，其价值远远大于一次性投入的情况。这种方法就是针对项目的发展动态过程，根据项目开始投资后，管理者能够收集到更多的关于项目进程和最终产品市场特征的信息。后继的商业化过程是在前期的成功基础上实施的，是可以选择的;当新的信息不断到达,项目投资回报率不确定性逐渐消失时,管理者可通过修正最初投资策略,提高项目的价值和限制损失。如果项目成功，企业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投资收益；如果不成功,企业至多也是损失项目投入的沉没成本,相当于期权的成本。
对于期权定价模型而言，焦炉煤气的利用技术中，只有以焦炉煤气作原料生产甲醇这项技术可以进行下一步投资，可以利用甲醇为原料生产甲醛、聚甲醛、醋酸等化工产品。而其他的投资项目成为最终的消费品。期权的投资前提是筹资的无限可能性，但是在实践中难免有种种困难。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我们在进行环保技术创新项目投资决策中不能够简单的依靠一种投资决策方法。
三、灰色关联分析评价方法
灰色理论概述与于1982年由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所提出。邓教授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白色系统，又非一无所知的黑色系统，而是略知一二的灰色系统。灰色系统理论主要研究“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以往用白色的思想处理问题，要找到因素间明确的映射关系，然而确定性作用原理在社会、经济、农业、生态的等领域都没有物理原型，虽然能知道某些因素，但很难明确全部因素，更不可能建立明确的映射关系。比如影响物价的许多因素，如心理预期、政府导向等是无法量化的。一些可以量化的数据又缺乏详细的资料，因此对物价的定量预测具有一定难度，若不考虑这些因素，只将可以得到数据的因素考虑进去，必然带来预测结果的不准确。就白色系统常用的回归分析工具而言，在应用过程中具有其缺点。比如：要求样本有大容量，是正态分布，平稳过程才能得到统计规律，计算工作量较大，不容易分析复杂系统等等。而对于以上困境，灰色理论应运而生，它处理问题另辟蹊径，不是找概率分布，求统计规律，而是用生成的方法求得随机性弱化，规律性增强的新数据序列。这一新的数据序列既能体现原数据序列的变化趋势，又消除了其波动性，它可以较好的解决某些参数已知，某些参数未知的系统问题。
在我国焦炉煤气的利用技术上既有新的技术也有些不被淘汰的旧技术，当然对于现在的生产而言，这些技术是相当成熟的，而要将项目的技术性和经济性进行有效结合不是件容易得事情，更何况环保技术创新项目的投入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需要我们对项目的各方面进行综合性考虑，这就涉及了灰色系统关联评价方法。作为一种综合评价方法，这种方法在对白黑两种情况的考虑是相当充分的，即使实际中技术和经济都存在不确定性，我们也是能进行相应决策分析的。就焦炉煤气的利用上来说，可以根据项目的各种经济性参数和项目的技术参数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而为项目投资决策的分析提供决策依据。
四、结论
由于本文所要研究的是环保技术创新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方法研究现状，我们在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评价方法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在进行单一的项目评价时，如果考虑的因素不是很多，可以采用npV方法来进行项目投资的决策分析。可是这种方法又不能摆脱静态性，而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项目的投入具有动态性，可以提高决策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在进行一个项目的开发时，如果所要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因素，那么影响我们做出最终投资决策的就不能用npV方法进行简单的评价，必须借助于系统工程理论中的综合评价来进行综合评判，从而决定我们待上项目的未来。
通过对三种评价方法的说明，结合文章的背景，山西的焦化产业环保技术创新项目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投资性指标，还要考虑到技术投入指标和环境保护指标。只有将这三者考虑周全，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结果，从而有效的指导实际工作。这也是作者今后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利用净现值法和实物期权方法对经济性指标进行先评价，然后通过这一步整理好的经济参数与技术指标、环境保护指标进行结合，利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对待上投资项目进行最终综合价值的评价，依据综合价值最高原则可以选择出优先进行开发的投资项目。这样就实现了我们的决策分析。
总之，在今后的研究中，努力将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不光考虑项目的经济特性、也要考虑项目的技术创新性和环境保护特性。充分利用项目评价中的各种评价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价工作，从而有效的指导实际工作。文中提到的综合评价方法灰色系统关联理论只是综合评价方法的一种，今后将其他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再分析，通过实际案例结合数学模型来分析这种投资决策评价方法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白思俊等:系统工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叶义成等:系统综合评价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
[3]杜栋等: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马中: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