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公共财政；教育财政
一、公共财政论及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
1.公共财政论
公共财政论是起源、发展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的财政理论，目前它已经成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财政制度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公共财政论由于强调财政的“公共性”而谓财政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论对“公共财政”所下的定义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1]公共财政的主要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公共财政是“市场”的财政。第二，公共财政是“公共”的财政。
所谓“市场”的财政是指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和适应的财政。它对政府财政活动范围的限定是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自己的活动准则，即政府财政只能活动于市场失效的领域内。市场失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经济中存在某些不符和完全竞争条件、市场机制无法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的领域，如公共产品、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失灵等；第二种情况是完全竞争市场运行结果本身的缺陷，如社会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公共财政活动要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在市场机制不能或无法很好地起作用时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公共财政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活动广泛深入到一般性市场竞争活动领域有着根本的不同。
所谓“公共”的财政是对公共财政活动内容的描述，它强调政府财政活动主要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在此，“公共服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公共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同于“家计财政”所提供的“家计服务”，它是面向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所提供的服务，它要求对所有的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第二，“公共服务”是指市场经济中的“公共事务”，这些公共事务是市场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都会涉及的，如竞争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维护等；第三。“公共服务”是“非经营性”的活动。经营性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营利性决定了其行为的个体性、本位性和短期性，没有哪一个经营性部门会完全站在社会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角度从事经营活动。相反，逐利的动机驱使他们总是首先从自身的、眼前的利益出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家庭等经济主体追求自身的、短期的利益行为被认为是合理的，为此必须要求有一个组织能够站在长远的全局的角度从事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服务即“公共服务”。为了避免政府财政活动陷入“个体”、“本位”和“短期”的特征，就必须保证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
2.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
近年来在财政领域最根本、最引人关注的改革莫过于从国家财政模式向公共财政模式的转变。自1998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初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以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成为近年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00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提出要加决定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公共财政体系。2000年11月李岚清在第二次省级干部财政研究班上作了题为“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建立公共财政的初步框架”的重要讲话，这既表明了国务院建设公共财政的决心，同时也预示了我国近期内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仅仅是在市场失效领域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该管的尽量不去管，同时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国家财政模式，其特点是以政府计划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财政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事务并介入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不该管的事也管了，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即存在着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显然，在市场化改革趋势下，政府财政必须全面退出市场有效运行的领域，在弥补市场失效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准则下正确界定政府财政活动范围，构建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公共财政框架。
从根本上来说，公共财政框架构建的核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对财政支出的规范。对财政支出的规范是公共财政框架构建的主要内容。就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财政支出是核心，财政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的公共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模式的财政支出范围过大，主要表现为对竞争性生产建设领域和经营性事业单位包揽过多，超出了政府财政理应开支的范围，这被称为政府财政的“越位”；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越位”占用了大量公共资金，在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政府却无力保障，这便形成了财政的“缺位”。构建公共财政框架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变财政供给的“越位”和“缺位”现象，规范财政供给范围。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直至取消财政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重点保证对国家安全、政权法制建设和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尤其是要保证对公共产品的支出，这是公共财政“公共性”赖以成立的基础。
其二，政府财政职责的转变。与政府财政支出范围的规范相适应的是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财政职责的转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相区别，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财政职责的特点往往被描述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即政府财政的行为规范是在某些事务上予以干预、在某些事务上不予干预，在某些事务上起主要作用、在某些事务上起次要作用。具体而言政府财政职责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对关系的处理上：公平与效率以及生产与调控。公平与效率是公共财政在职责上必须做出的选择。就政府财政的基本活动范围来说，公平应当成为公共财政主要的职责。效率尽管也是政府财政的主要职责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去解决，公平问题是市场所不能为的，属于市场失效的范围，必然要由政府来保证。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除了行使资源配置的职能之外实际上还担负着生产者或生产组织者的任务。当政府直接介入生产环节时，企业实际上就成为政府的附属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的问题都是由政府说了算，企业没有权利同时没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赢赚亏赔全由政府扛着，企业的生产资源也完全由政府支付，实际上政府的作用无非体现为企业的“总帐房”或“钱袋子”，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合理流动。在公共财政框梁下，资源配置职能主要由市场机制来执行，生产也主要由企业自主经营，政府要从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退出来，政府财政要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当把财政资金仅仅用作生产资源时它的功效只是“1：1”的，而把财政资金用作调控手段时则可以收到“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更推动了政府财政职责转变。
其三，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财政是“市场”的财政决定了市场机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政府要在充分尊重市场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在国家财政模式下，政府经济活动以指令性计划控制为主要表现形式，市场仅处于次要的地位，市场的运行规律往往不被尊重或被政府的意志所凌驾。构建公共财政就是要理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分工。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当放手让市场机制去自动调节，而政府经济行为则以弥补市场失效领域为界限，同时促进市场的发育与完善。
其四，政府财政的法制化。政府财政的法制化是指政府活动必须置于法律的根本约束规范之下。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规则和秩序之上的法治经济，政府财政作为政府的经济行为也必然要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约束之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实际上是连接政府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财政活动的法制性既是市场经济对财政的要求，又是现代公共财政的重要特点”。[2]中国传统的国家财政模式尽管也具有法制化的表面特征，但实际上由于国家意志的主导性地位而导致中国的财政行为并没有达到法治的状态，最典型的便是财政预算约束的软化及其相应所导致的财政行为的随意性。财政预算原来应当是约束财政行为的基本法律手段，然而在国家财政模式下预算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一来是因为预算本身缺乏预见性，财政支出类似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什么工作出了问题就多给一些钱，问题少就少给钱，这实际上就等于在不断改变预算，所以往往会出现“一年预算、预算一年，到了年底还在追加预算”的现象；其次是人情大于规则，“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叫的越响给钱越多，不声不响则少给钱或不给钱；第三，首长项目破坏预算的严肃性。在上述情况下，预算约束的弱化是显而易见。在国家财政模式下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这和国家财政模式中人们观念上所持有“财政资金是国家的，国家有权随意支配”的错误认识有关。公共财政特征非常明确地表明，财政资金是公共的、是取之于民众的，一切财政资金都必须纳入预算管理，而预算必须经立法机关审查通过，要充分反映提供了财政资金的民众的意愿，要充分维护预算约束的严肃性，预算一旦经立法机关审议通过就不得随意更改。对于预算约束软化、法制性不强的中国财政来说，通过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促进财政的法制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公共财政制度下教育财政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观念的更新和规范的重构是极其复杂的，必须置于相应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之下。同样，与公共财政制度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的构建也是极其复杂的，我们首先必须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理论分析的框架。
1.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财政框架最基本的核心理论，同时也是构建教育财政框架的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经济和政府介入应限制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而“提供公共产品正是政府最主要的活动范围之一”。[3]显然，以弥补市场失效力存在理由的政府财政，对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其最主要的活动内容。根据该理论，由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分别表现为不同属性的产品，教育财政的支出范围和支出重点也应当是有所限制和有所选择的。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教育财政支出首先应当用于提供教育中的公共产品。也即是说，对于教育中的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财政无偿向受教育者提供，对于教育中的准公共产品则应当采取由政府财政补贴加上向受教育者收费的混合提供方式。另外，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因而政府财政职责也存在着层次的区分。这为教育财政制度中不同级别政府教育财政职责的区分提供了分析的依据。
2.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的是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及其效率问题，其特点是将市场经济的原理和“经济人”假设以及“政治交易”分析应用于政府行为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财政活动的规范与约束以及公共产品生产与提供的分离提供了依据。该理论认为，无论哪一种公共决策方式都存在着制度缺陷；同时，由于政府并非“公益人”而是“经济人”，其对自我政治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导致财政支出的扩张、寻租行为和财政支出的随意性和短期性。在存在上述特征的条件下，如果不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限制和规范，政府的财政活动将不仅不能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甚至还可能有损于社会整体利益。由于教育生产的长期性以及教育效益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政府“经济人”特点在教育财政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鉴于此，在教育财政制度的建设中加强对教育财政的法制化建设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缺乏竞争、信息不充分等政府失灵现象还为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环节的分离提供了依据。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同时由政府来执行将可能是效率低下并品质低劣的，因此在公共产品提供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产品的生产环节将是可能的选择。这种生产与提供的分离显然会对政府财政活动方式发生深刻的影响。美国的“教育券”制度便是该种财政改革的具体典范。
3.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公共财政框架的两个基本点。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决定了公共财政政策或政府财政职责的选择性。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教育财政领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公共财政资源在不同阶段的教育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当公共资源更倾向于高等教育时有助于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但是同时却会因用于义务教育的公共资源的减少而有损教育的公平；另外，当公共资源更倾向于社会弱势群体时教育的公平程度提高，但却由于不能把更多的公共资金用于能力较强的人的教育而使教育投入的边际收益减少从而降低公共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显然，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完全取决于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选择，政府究竟把公平和效率何者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必然会导致教育财政活动有不同的结果。
4.公共事务论
公共事务论也是公共财政框架下规范政府财政行为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所谓“公共事务”是指“在私人社会里企业和个人家庭所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但却又是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实质上体现全体居民共同利益的那些事务”[4].在此，公共事务论所要强调的亦是政府活动的公共性。由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出发，公共事务论不仅和公共产品理论一样规范了政府财政的活动范围，而且对政府财政的活动方式进行规范。按照公共事务的公共性要求，政府经济活动应当是面向所有经济主体的活动，在经济体制中存在不同经济成分时，政府财政必须要一视同仁没有歧视地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这一点在教育财政制度中也非常重要。由于目前教育市场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办学主体，而对不同的办学主体提供同样的公共事务服务是保证市场公平和市场秩序、促进各种办学主体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教育财政的非歧视性也必然成为公共财政框架下教育财政的基本原则之一。
三、教育财政制度的变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教育财政制度
遵循公共财政制度的要求以及公共财此制度下教育财政的基本分析框架，针对当前教育财政制度中与公共财政理念不相符的内容，本文认为当前教育财政制度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目标在于构建与公共财政框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
1.重新规范教育财政的支出范围和支出重点
规范教育财政支出范围和支出重点，主要是针对教育财政资金的支出结构而言。公共财政将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公共产品和非市场领城。教育是政府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政府在退出竞争性生产领城之后应当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同时，由于教育领域内部也存在着公共领城与市场领域的区分，教育财政也必须遵据公共财政的规范对教育财政的支出范围和支出重点有所限制和有所选择。根据我国教育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教育财政支出的重新规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教育财政活动要退出教育活动中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对后勤的支出、对学校社会服务活动的成本支出、对成人教育的支出等，这些活动并不具有公共性特征，应当遵循市场规律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其二，教育财政支出应当以义务教育为主。要进一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义务教育在教育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众所周知，目前我国教育财政支出的结构是“高重心”型，即高等效育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偏高，而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偏低（我国教育结构是“低重心”型，以1994年为例，小学生数量和大学生数量的对比是68.2%：1.5%.而两者所获教育财政资源的数量对比却是33.27%；21.05%，同期国际水平则是高等效育经费比重在17%—18%之间，小学经费比重在40%—50%之间）。从公共财政的规范出发，这种支出结构是极不合理的，必须要转变教育财政支出的结构，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才符合公共财政制度的要求。
2.重新划分政府间教育财政责任
所谓政府间责任的区分主要是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资责任的分工而言。公共财政在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进行分工时主要遵循的是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层次论和财政联邦主义。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层次论认为，政府责任的区分应当根据公共产品受益覆盖范围来决定，受益范围覆盖全国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益范围覆盖地区或地方的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财政联邦主义，当地方公共产品存在收益外溢性时，地方政府会做出某些无效支出的决定，此时要求上级政府要对这些决定进行纠正；另外财政联邦主义还规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应原则，即任何公民无论居住哪里都应当获得同等的最低水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当某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不发达而不能保证本地居民在正常条件下获得与其它地区同等的最低的基本公共服务时，上级政府有责任在财政上帮助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政府。
据此我们认为，政府间教育财政责任的区分应当遵循下面的基本思路：
第一，高等教育是一种受益覆盖范围比较广的地方性准公共产品、其主要的财政责任应当由省级政府负责。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正顺应了这一思路。但是，目前中央政府还负担着少数部级高等学校的财政责任，从原则上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优势发展战略的需要，这种状况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然而从公共财政的规范要求来说这种状况必须转变，正如世界银行1995年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所有的中国大学都可以成为省属大学，届时，大学的财政责任将必然主要由省级政府承担。
第二，义务教育是一种更具全国性特征的公共产品或者说是一种正外溢性很强的地方性产品，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应当担负更多的财政责任，并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异。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理由是义务教育是地方性公共产品。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表面看起来义务教育的受益覆盖范围主要在地方区域，然而由于义务教育并不能给地方带来具体的经济收益，义务教育的收益更多表现为公民社会道德水平提高、文化素质改善等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方面，因此它更像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同时，即便把义务教育视为地方性公共产品，它也是一种正外溢性很强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往往在毕业以后就通过上大学等途径流往其它地区，使得义务教育的收益外溢。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投资义务教育的积极性如果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教育投资往往会出现以拖欠、减拨为特征的政府责任转嫁现象，其结果就是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到位。另外，在地方政府之间财力悬殊的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提供方面根本达不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应，使得义务教育发展的地区性差异过大。鉴于此，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应当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为此需要在两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是观念的改革，要强化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在保证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义务教育财政责任落实的制度建设方面下功夫，如建立规范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以及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等。
3.加强教育财政的法制化建设
如前所述，公共财政是法治财政，为了达到法治就必须加强法制化建设，这既是为了防止政府财政活动随意性的需要，更是为了提高财政自身效益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教育财政法制化建设非常迫切。目前教育财政预算被随意更改的现象非常普遍，往往是某个首长的一句话就可以使某个项目上马或者下马，预算不仅没有约束力甚至还随着领导的意志而更改，预算实际上形同虚设。这种状况被称为“软预算约束现象”，该现象显然不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更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现象”的原因主要有预算的预见性差、公共资金分配不公、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以及财政中的人情因素等。在公共财政框架下预算应当成为教育财政法治的主要手段，克服“软预算约束现象”，加强预算约束的硬化应当是教育财政法制化的主要体现。为此，一方面应当加强教育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如取消预算外资金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审批的程序管理。
4.公平对待不同类型的办学主体
在教育市场中存在不同的办学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是政府执行国有化政策的关键工具，财政对国有经济的优惠和对私有经济的歧视几乎已经是一种习惯，然而这种习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极为有害。在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必然要求财政必须消除对不同经济成分的不同的财政待遇，这也是政府财政尊重市场规律的具体体现。在教育市场中存在不同办学主体时，强调教育财政公平对待不同类型的办学主体也是非常必要的。既然是“公共”财政和“公共事务”，那么在公共事务的范围内就应当是一视同仁的。比如在对学生的财政资助方面，公立学校的学生和私立学校的学生同样都有获得政府资助的权利；再如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享受政府财政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方面，只要它们为社会提供了同样的公共服务，它们就有权享受同等的待遇。
5.明确“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教育财政职责
“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含义是指，在教育财政制度中，公平应当成为教育财政的主要职责，在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中，公平原则应当是首要的原则；同时，为了提高教育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益，更加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教育财政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也应当考虑效率原则。
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效率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则，效率优先是市场的自然选择。然而政府行为的原则与市场不同，财政的公共性决定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政府首先应当选择公平。这一点在教育财政中尤为如此。首先，教育的公平是市场所不能为的，教育的公平只有通过政府财政的干预才能有效实现；其次，教育公平是通向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如果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手段的教育本身就是不公平的，那么社会公平只能是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
当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教育财政的整体原则，实际上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属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上往往有着不同的追求。一般来说，由于地方政府更关注地方利益因而也更关注资源的效率问题，中央政府则可以超越地方利益而关注社会整体的公平问题。所以，通常中央政府和较高层次的地方政府在教育财政活动中应当以公平作为优先原则，而地方政府则以效率作为优先原则。比如在高等教育财政中，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投资因更关注效率原则而倾向于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优质的学校和优秀的学生，而中央政府则应更关注公平而把钱主要用于扶持薄弱学校和处在劣势的学生；在义务教育的投资中，市县级政府更关注财政资金的效率问题，而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则应当以保障义务教育的公平、平衡人群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为主要职责。
6.在义务教育阶段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教育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义务教育阶段引入市场机制是对市场机制的充分的尊重，只要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让市场起作用；同时在义务教育阶段引入市场机制还可以避免政府失效所可能产生的公共产品提供的低效率。公共产品理论把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分离为两个环节，这为教育财政活功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在公共产品生产中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又不违背教育财政的公共性提供了可能。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的生产是指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即由谁进行生产的问题；公共产品的提供则是指公共产品的消费方式，即由谁支付获得产品消费权的费用。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1）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投资直接组织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品；（2）公共生产，市场提供。即政府投资并组织生产，消费者以付费的方式取得产品的消费权；（3）私人生产，公共提供。即由私人投资并组织生产，由政府出面购买让消费者无偿消费；（4）私人生产，市场提供。即完全的市场化，由私人投资生产同时消费者付费消费。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关键主要体现在消费方式上，只要该产品是公共提供的便可以保证足额供给，至于生产方式则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将该理论运用到教育财政，主要与义务教育的财政投资有关。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过去我们采取的实际上是“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政府投资兴办学校同时受教育者免费入学，这种模式下财政资源直接投向学校，所需资源较多。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大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弊端。如同样都是政府投资兴办的学校，学校之间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竞争，质量不高；另外，由于政府“经济人”特性和其它政府缺陷的存在，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往往不够从而导致生产不足、义务教育发展缓慢。鉴于此，我们可以将义务教育的生产与提供分离，在义务教育的生产环节引入私人资本，让私人投资兴办学校，政府财政资金则主要集中用于保证消费者无偿接受义务教育。这样一来，由于政府节约了大量的用于兴建学校的资金，可以保证更多的学生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同时，由于在义务教育的生产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可以通过竞争来促进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义务教育财政经费的利用效率。目前，许多国家出现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私营化实际上就是生产方式的市场化，这其中其实蕴含着义务教育财政模式的变革。
参考文献
财政制度论文篇2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预算支出体系，本人认为应以合理界定支出范围为前提，完善部门预算、逐步推行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为基础，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和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及现代化的财、税、库计算机网络系统为配合，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有机系统。
一、构建公共预算支出体系的前提：调整政府公共支出预算的范围，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公共支出预算范围是指公共预算下资金分配使用的领域，它是由政府职能的范围决定的。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应由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中国的特性共同决定，它至少包括以下部分：市场干不好但政府可以做得更好的领域，经济转轨时培育和完善市场的任务和中国国情决定的特定任务。据此，公共预算支出的范围可以界定为以下四个领域：
1、公共服务领域。该领域重要包括政权建设和事业发展两部分：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管理、国防等部门和机构，由于国家政权机关提供的公共服务属于纯公共商品，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方式补偿其耗费的成本，因此，必须以公共预算拨款的形式来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资金需要。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依法成立的政党组织、政协常设机构及部分人民团体等，也由公共预算拨付资金来保证其开展活动所需的必要财力。
由公共预算供给资金的事业发展领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纯公共商品的事业单位，如义务教育、基础研究单位、卫生防疫单位、文物保护单位、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纯公共商品具有很强的收益外部性，私人不愿或无力承担，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并由公共预算保证其合理的经费需要：另一类是提供混合商品的事业单位，如高等院校、应用基础研究单位、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特殊艺术团体等，它们提供的产品虽具有公共商品的部分性质，但其发生的耗费也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收费获得部分补偿。公共预算对这类单位只是拨补其正常收入不能抵补支出的资金差额。
2、经济发展领域。公共预算安排的投资支出主要针对非经营性、非竞争性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有战略影响的项目。它由以下基本方面构成：一是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机场、码头、水利设施、污染治理、环保工程等：这类项目具有公用和公益性质，难以产生直接收益。二是自然垄断产业，如铁路、邮政、供水、供电、供气等。这类产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的特征，难以实现竞争性经营，若由市场调节，就会降低乃至丧失配置效率：三是高风险、高技术产业，主要是重大的技术先导产业，如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政府应保证对这类产业的诱致性投资。此外，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属于弱质和有风险的产业，并且农业的发展状况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有重大影响，因而农业投资也是公共投资的重要内容。
3、转移支付领域。通过公共预算支出进行的收入分配调节，通常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安排。与收入分配调节有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两个基本层次：(1)公共财政体系内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它着重解决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均等化，以及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如对收入水平较低地方的财政补助，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援助等。这类转移支付是合理配置公共资金，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2)公共预算对企业和居民的转移支付。对企业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扶持和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弥补因公共定价政策造成的部分公共企业的亏损。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以社会保障为主，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收入保证、灾害救济等。通过社会保障使社会成员享有基本的生活权利和收入来源，有利于实现收入公平分配，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4、培育和完善市场的任务。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发产生的，政府是市场制度的主要提供者。政府进行的每一项制度创新，即政府从外部将新的制度引入市场时，与自然演变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具有相对的突然性和利益重新分配的激烈性。虽然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制度最终会在市场经济下形成均衡，但由于其突然性和利益重新分配的激烈性，可能激发起重重社会矛盾而使新的制度无法引入市场。财政在新制度引入市场而尚未形成均衡时的任务是充分调整支出方向，缓解社会矛盾，一旦新的制度均衡形成，则可以从该支出项目下抽身而退。财政对以前的价格机制改革和目前的税费改革所做的支持，就是培育和完善市场方面的特定支出，事实证明，财政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构建预算支出体系的基础：完善部门预算、逐步实行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
我国过去的财政资金按功能归口管理，即将同一性质的财政资金统一编制到预算中去，再分配给使用资金的部门。由于每个部门对应着多个功能性预算，所以产生了多头要钱，预算管理混乱的问题，也不利于考核各部门的业绩和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益。对市场经济下的公共预算，国际上主要有“费用论”和“报酬论”两种观点，前者是传统的预算理论，它认为公共预算是维持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拨款，至于它们提供什么服务、服务质量如何，则不属于财政的范围；后者是80年展起来的新兴预算理论，它认为公共预算是政府支付给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价格和报酬，预算拨款多少取决于其服务的质和量而不是“养人”多少。根据“费用论”编制的公共预算称为部门预算或单位预算，它以部门或单位作为预算对象，按人头费和事业费分开核算的原则进行编制。根据“报酬论”编制的公共预算称为绩效预算，是90年代初出现的预算模式。它按“部门十业绩指标”公式来确定预算，分为三个环节：(1)绩：即部门应达到的业绩指标。(2)预算：达到这一指标应当花的钱，即成本，通常，这是包括工资和业务经费在内的全部预算。(3)效：通过对上述绩效指标的考核，决定实际预算拨款额度。对于达不到指标要求的应当减少拨款。绩效预算是比较科学的预算，它解决了过去难以解决的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质和量的评价问题，也有利于及时停止对“过时机构”的拨款，提出公共支出效率。其困难主要是指标的确定和成本计算标准。据有关文献，世界上目前有近50个国家使用或者部分使用绩效预算。
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还有一种称为“投入预算”。美国70年代末提出的“零基预算”就属此类。顾名思义，零基预算为支出基数为零的预算，就是说，它不再考虑部门，而是按政府所要做事的内容，即“事件”来编制预算。假如政府今年计划做100件事，则先编制出各自预算。若某一部门有三件可做，就获得了三件事相加的预算，若另一个部门一件事也没有，则其基数就是零，只能关门解散。实践中，零基预算有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完全意义上的零基预算；第二种是“改良的零基预算”，即只对办事经费部分实行零基预算。人头费部分则按编制和人头来确定。我国目前的零基预算，对工程项目来说是指前者，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来说是指后者。然而，改良的零基预算很难说能够提高支出效率。因为，只要公共预算中仍保留着“养人”部分，则无论采取何种预算，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来说，就永远有人员膨胀的可能。零基预算的缺点是编制过程过于复杂，工作量过大，编制时间过长；有时还会出现“打井列入预算，填井也列入预算”，而总效果为零的荒唐现象。
针对功能性预算的缺陷，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到实际情况，我国公共支出的预算改革目前应以完善部门预算为主，创造条件逐步推行零基预算，最终实现绩效预算。2000预算年度的部门预算编制改革，所有中央一级预算单位都试编了部门预算，但只选择了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四个部门上报全国人大审议。按照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要求，2001预算年度要编制27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并上报全国人大审议。上报内容、上报形式也要改进，要在上报原有功能预算的同时，将27个部门做成一个汇编本的部门预算一并上报，并力争在优化报送质量上更进一步。2001年向全国人大报送的部门预算，力争做到既能反映27个部门的预算全貌，又能反映出各部门不同的特点，既包括中央财政安排的预算拨款安排的项目，又包括部门用预算外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单位自有收入安排的项目，在规范和细化预算编制上做更大的努力。同时，要加紧进行定员定额和项目预算试点的工作，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部门的定员和经费定额，改变传统的“基数法”，为实行零基预算创造条件。我国现行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的基本框架，是建国初期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预算管理要求建立的。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这种分类已越来越不能适应财政管理与改革的需要。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预算的需要，需要改革现行政府预算科目，建立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应包括部门分类、功能分类、经济分类三个部分。部门分类主要明确资金管理责任者，解决“谁”的问题；功能分类主要反映政府支出的功能，明确“干什么”；经济分类主要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经济性质，明确收入的具体来源和支出“如何使用”。初步的收支分类改革应包括预算内收支，积累经验和时机成熟后将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及政府行政事业单位的自有收支等都纳入政府收支分类范围。根据政府职能进行的功能分类，反映政府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等政府职能，体现政府一定时期内的方针政策、支出结构和资金的使用方向、。按经济性质设置政府收入经济分类和政府支出经济分类，并将各类收支充分细化，以反映政府收入和支出经济要素的构成情况。这项改革是规范财政预算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它不仅为预算编制进一步细化，零基预算、综合财政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一系列财政预算改革的顺利推行创造有利条件，而且也为依法治国、强化预算监督、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打下良好基础。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情况，在人员、技术和思想观念转化方面尚不具备全面实行绩效预算的条件，现实可行的是在公共投资领域选择试点，为最终实现绩效预算创造条件。
三、构建公共支出预算体系的条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1、完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就是将现行的国库分散支付制度改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其核心是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取消各预算单位在银行多头开立的帐户,即实行”零户统管”,只有财政代表国库的账户与单位对口。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分为集中收入和集中支付：集中收入就是单位的预算内收入直达国库，预算外收入直达财政专户：集中支付就是单位需要的钱由国库直接拨付，人员经费（工资费用）委托银行支付，所需的设备、办公用品及服务，由政府集中采购进行分配。集中收入是统一预算编制的要求，集中支付是严格预算执行的要求。长期以来，吃皇粮的人的工资发放是采取“年初预算切块，资金层层下拨，单位发放到人”的松散管理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一方面造成吃空头现象，乱增加发放项目，擅自提高标准：另一方面存在工资发放不及时，甚至被挤占挪用的问题：还由于行政事业单位账户过于分散，加上层层下拨，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产生使用效益差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推进工资发放银行化，由财政部门根据各单位人员编制和工资发放标准，将工资划转到银行统一发放，从而有利于实现对财政资金流向、流量的全面监控，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切实提高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适应改革需要，财政部已经成立了国库司和支付局，一些地方也进行了国库集中支付的改革试点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积极稳妥地进行完善，既要大胆吸收国际经验，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这项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要触动一些部门的现有权益。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可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先预算内，后预算外”等办法。目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使这项改革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仅财、税、库三家的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国库单一账户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还要使那些现有权益要相应调整的部门和单位确立改革意识和全局观念，接受这项改革。二是要在充分学习和消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尽快拟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库单一账户管理办法。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之中，情况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学习和消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在统一的国库单一账户框架下，因地制宜地处理某些特殊问题。三是要积极组织多层次试点，边试点边完善办法，为全面推开创造条件。改革试点可采取自愿参与与重点选择相结合的形式逐步推开，有条件的地方可先行一步。可在市（县）、中等城市或选择某个部门和单位进行试点。为积累经验，减少震动，可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四是要妥善做好有关配套改革。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需要进行两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方面，要建立独立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和联行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财、税、库网络系统，使财、税库和各支出部门之间形成网络关系，共享资源，互相监督，提高效率。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把国库单一账户改革与财税、金融其他方面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尽量增加合力，减少阻力。
2、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分散的政府采购方式削弱了支出政策效力，不利于发挥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也增加了采购成本，而且使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相脱离，财政监督形同虚设，为吃回扣、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创造了条件，所以预算执行中要强调办公设备统一采购，由政府设立的采购中心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购买，再由国库直接支付采购费用，实现预算管理和拨款两分离的财政运行机制。
近几年来，政府采购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是强化了支出管理，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二是提高了采购活动的透明度，有效地抑制了腐败；三是初步营造了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为国内优势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但是，由于政府采购在我国实行的时间不长，下列问题需要逐步加以解决；
一是政府采购的规模小、范围窄。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政府采购的规模一般为GDp的10%以上，或为财政支出的30%左右。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的规模明显偏小，2000年初步统计仅占GDp的3%左右。所以我们要积极扩大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认真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提高政府采购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政府采购支出占部门经费支出的比重
二是政府采购队伍的专业水平不高。政府采购涉及到经济科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要求管理人员不仅要熟悉财政工作，还应当掌握招标投标、合同管理、商品性能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目前，我国大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基层单位缺少熟悉国际通行采购方式的采购管理干部和专业人员，采购活动中时常出现采购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我们应该加强政府采购宣传及培训工作。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宣传的主渠道，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培训力度，特别是对地（市）、县级管理人中的培训，不断提高政府采购人员的业务素质
三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采购活动中，市场分割、歧视供应商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有些地方通过地区封锁、部门垄断等方式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标。
四是采购资金拨付办法和管理程序不规范。今后应加强对分散采购的监督管理，积极试行政府采购卡支付制度。继续搞好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工作，重点研究中介机构和供应商市场资格准入管理办法等，积极做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研究起草工作。同时，对政府采购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作出规定。
3、规范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统一预算，推行零基预算，采取国库集中收付制，这需要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相配合。统一预算要求扩大预算范围，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控制，还将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和制度外的非法收费，这势必减少各地所取得的总收人。零基预算要求“事事有预算，处处有预算”，虽说各地政府的事权可按轻重缓急进行排队，预算先保证必要的事项开支，然后再安排其它开支，但有些地方的收入连基本的开支都难保证，在预算不规范的情况下，则可以通过截留、克扣或挪用甚至乱收费来勉强维持。国库集中支付虽可提高资金效益，甚至减少一些虚假支出，但国库集中支付要实行，应该有按时支付、足额支付的保证。如果有些地区预算收入不及时或不足，将对国库集中支付产生重大打击。国家目前正大力推进西部开发战略，一般的惯例是财政优惠政策要先行，虽说长远看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但目前意味着地方的预算收入要减少甚至预算支出还要增加，西部薄弱的财力能否承受得起呢？如果光有政策却没钱，要么西部的税收优惠落实不了，要么地方政府还得另外找钱，在转移支付渠道不畅通时，另外找钱则意味着现在想推行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将遭到破坏，使其徒有形式而没有实质。适应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也为了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有必要结束“过渡性的转移支付方法”，制定一套科学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它至少应规范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合理确定转移支付的资金规模。在确定转移支付的资金规模时，国外一般都有可供参考的指标,如加拿大联邦政府对财政均等化补助总额规定不得超过GDp的1.2%，否则要相应地扣减对各省的转移支付额；韩国规定要将国税收入的13.27%作为地方交付税转移给地方使用。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额也应确定一个相对指标，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在预算执行中就可省掉一些不必要的讨价还价，地方政府的预算由于中央补助规模有规律的变动也容易确定。
其次要合理确定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对于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分配，各国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收入能力法，收入能力一一支出需求法（即综合因素法）
收入能力法：即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异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依据，基本思路是把全国均等化的标准入均财政收入作为参考指标，只要人均财政收人能力低于该标准的地方，就可据此获得中央的转移支付。
综合因素法：对转移支付总额进行分配时，除考虑各地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外，还需考虑各地财政支出需求和成本的差异，如由于地区条件差异过大，各地提供初等教育的人均成本可能大相径庭，为保证各地居民能够事受到与全国平均大体均衡公共服务水平，光在人均财政收入能力方面实现均等化是不够的，必须增加对财政支出需求和成本高的地方的转移支付额。基本思路是确定地区的人均标准化财政收人和人均标准化财政支出，收入大于支出的地区，不需进行一般性的转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的地方就其差额进行转移支付，如果各地的差额总数超过转移支付总额n，则按比例减少转移支付额。基本步骤为：
步骤（1）计算出全国均等化的人均财政收入Y
Y=R／m
R＝tlr1＋t2r2＋……＋tnrn
＝t1＋t2＋…＋tn
＝t
R为全国的预算总收入，m为全国的总人口。tn为第n种税的全国总额，tn为第n种税的标准税基（即为剔除了不正常的减免或故意少征、漏征等因素后的税基），rn为第n种税的全国平均有效税率rn＝tn/tn
（2）计算人均标准化支出Ci
Ci＝C1a1＋C2a2＋…＋Cnan
财政制度论文篇3
摘要：社会保障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必须要由国家或政府统一管理，由财政承担主要的费用支出和兜底责任，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职能的缺位，我国农村一直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以财政为主导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因此，必须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权责划分，增加农村社会保障的合理投入，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构建以财政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财政；农村社会保障；土地保障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以财政为主导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社会成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不仅是每一位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更是政府应尽的职则。
一、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财政缺陷
1.社会保障立法滞后导致财政政策缺乏稳定性、连续性
我国现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法规主要包括：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2003年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联合的《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2004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但层次低、稳定性差、权威性不高，甚至得不到相应的贯彻执行。20世纪90年代末,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将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缴费视为农民负担不允许征收,这与国家支持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法规政策相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1]。
2.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不合理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缺失
从受益范围来看，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应该属于全国性公共品。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全国性公共品的提供应该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实行的是县级统筹，农村社会保障的提供是以县乡两级地方政府为主。然而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政府为了保障各自的财政收入而层层下压，造成作为最基层财政的县乡两级预算内财政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加上分税制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只解决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与财政支出密切相关的事权并未得到合理划分，造成事权与财权的分离。现在农村社会保障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不仅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压力，而且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容易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我国现实已表明,地方财政实力越强，该地方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相反,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则该地方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甚至造成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3.财政投入偏低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
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伊始，政府就逐步增加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数额亦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农村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比重仍然一直在极低的水平徘徊。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仍严重偏向城市，对农村投入水平偏低，不足以支撑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有资料显示，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支出总数的88.6%，农村仅支出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其中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近30倍。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平均为15%，已经达到某些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杨翠迎，2005）。同时，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风险的加剧等有了明显的提高，财政供给不足和需求增长的双重压力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4.农村社会保障的多头管理导致社会保障资金的分散运行和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是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条块之间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无统一的管理立法。最低生活保障、优抚安置和社会救济归民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医疗保障归卫生部门管理,形成了“多龙治水”的管理格局。与此适应,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也分散于各种保障项目当中,由各具体职能部门分散使用。仅以政府财政为支撑的保障项目来看，主要包括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和社会救济等，目前各级财政、民政、扶贫、教育等部门都安排有一定规模的资金用于救济、扶助农村特困弱势群体。这种管理体制必然会导致机构重叠,执行成本高昂,有限的农村社保资金很难真正落实到急需的农民手中[2]。例如农村的五保户供养、特困户救助、社会救济、优抚救济等都会出现统计重叠的情况,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影响了保障的社会功能。
二、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对策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财权和事权
在我国现在地方各财力不足的现实状况下，中央财政应该处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主导地位,统筹兼顾全国各地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需求。地方政府只能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实力对各地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起到辅助作用。当我国经济实现城市化、一体化,农村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此适应,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可以转变为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支出为辅,并配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就地方政府而言,省、市、县、乡四级也要合理划分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事权,建立与其事权一致的财权,尤其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的需要。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在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应尽快扭转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首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建设性和竞争性支出，尽量控制和压缩一般性开支,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比重。另外，由于部分省、自治区地方财力薄弱或者属于老工业基地,要完全承担起按照分税制划分的社会保障责任确实有困难，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必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建立对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其次，从重点项目入手,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谓的“统一”,是指统一的整体制度体系,不同的保障水平,灵活的保障方式；最后，从长远来看，要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加适当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持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接轨[3]。
3.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就农村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来源与发放、保障项目的标准、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其次，国务院根据《农村社会保障法》的要求，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使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具体化，增加可操作性。再次，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等方面
存在不平衡，各地可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在与全国性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就地方财政拨款支持的额度和逐年增长的比例，保险机构的设置、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制度，确保兑现。
4.理顺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提高财政投入资金的运行效率
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事业由于难以分割的关联性，因而适宜统一的机构集中管理，这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衔接、配套，有利于所有农村财政保障资金统一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统一管理使用必然会要求保障措施的整合。有人提出，以财政为主导建立统一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配合其他的社会保障措施将会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4]，传统农村保障体系中的五保户供养、农村特困户生活救济等都可以纳入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中。相应地可以把现有针对农村贫困人员的各项财政救助资金,如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有关五保供养资金、农村特困户救助资金、部分农村扶贫资金等进行整合,统一用于农村社会低保投入,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各类资金的整体效益。
三、结束语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以确保广大农民基本生活条件为宗旨和目标的，具有非营利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性质，政府应负起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主导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就是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唯一来源，财政一般只承担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的资金需求,例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其他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筹措，如福彩公益金、社会捐助、村级组织、集体经济的其他收入、村民互助等，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放,韩艳翠.试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支持[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1）.
[2]王艳君.浅析以财政为主导的湖南农村社保体系的构建[J].邵阳学院学报,2006,(12).
财政制度论文篇4
乡镇财政管理具有自身特点，除少数乡镇实施了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改革外，较多乡镇财政仍然是独立的一级财政体制，简单复制现有模式，无法解决好乡镇财政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必须实现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要在制度的规范化上进一步创新。要对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行优化完善，较好解决现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二是，要在预算管理上加强监管，进一步发挥好预算指标对资金支付、会计核算的控制、约束作用，克服指标窜用、借用问题，解决预算指标与预算执行、会计核算多张皮的问题。三是，要在软件及业务流程设计上进一步突破，适应乡镇财政资金支付的复杂多样，切实解决好管理精细化与工作量增加之间的矛盾。
二、乡镇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如何创新
1.统一财政直接支付与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支付方式下的业务处理办法。首先，统一两种支付方式下的用款计划的处理模式，即，将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的用款计划下达和资金清算模式向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的流程模式转变，取消财政授权支付用款计划额度下达需先行通知银行的业务流程，银行不再参与授权支付计划的登记管理。其次，统一两种支付方式下的资金清算方式。即：按照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的资金清算模式对财政授权支付业务进行资金清算。第三，统一两种支付方式下的拨款收入会计核算方式。即，将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的财政资金收入核算方式，从按用款计划额度虚列收入改为按支付清算额列收入，与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的收入登记方式一致，确保预算单位收拨经费额与财政部门的方便核对和核对一致。
2.将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与财政授权支付方式的划分延后到资金实际支付环节。分月用款计划是对年度预算的细化，用款计划与实际资金支付往往存在误差，例如，预测需要财政直接支付的资金很可能受客观条件限制，在实际支付资金时，可能需要调整为财政授权支付方式，而这种调整过程不改变资金是否需要支付的基本点，同时，调整过程需要按调减再提报计划的程序操作，过程复杂而无实际意义。在创新后的制度下，计划提报的环节不设定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的属性，也就是对用款计划不区分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只是在资金实际支付的时候才根据实际情况和制度要求区分两种方式支付，从而支付方式的划分才是准确的、可控的和方便操作的。
3.优化年终剩余额度处理办法。年终时，首先将剩余额度恢复为剩余指标，财政预算管理部门对全部剩余指标进行审核后，区分情况将剩余指标结转到次年或平衡预算，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都不再通过暂存款、财政应返还额度等方式虚列支出和收入，这不仅简化年终处理的复杂性，同时也符合收付实现制的记账原则，真正实现以支列收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
财政制度论文篇5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财政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行政性公共财产;网格/团体文化伦理;管理模式;交易成本
一、行政性公共财产的含义
行政性公共财产也称行政性国有资产,是指由行政部门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立为国家所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国家拨给行政部门的资产、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馈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也就是说,它指行政机关占用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法律上强调国家拥有完全产权,而单位和个人不得占为己有、私自处置和收益的公共财产。所谓的行政机关,是行使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种机关的统称。根据实际管理惯例,本文采用广义行政机关的概念,按照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分为权力机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行政机构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机构;司法机构即法院、检察院、警察、监狱等。另外,我国按照一定原则并经过法律手续组织的、列入国家行政编制、在预算管理上视同行政单位管理的党派及社会团体也包括在行政单位之内。
二、公共财产管理模式的争论
公共财产管理思想的差异主要是集中控制、私有化产权和自治管理三个派别,他们分别对公共财产管理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以政府集中控制为唯一方案
当稀缺资源是公共所有时,没有人会节约使用一种公共资源,也没有人会将资源的所有制安排给其他人,即人们所熟知的“公地悲剧”。对于公共财产的“公地悲剧”,有学者赞同国家实行集中控制和管理的方案。加利特・哈丁认为:“在一个杂乱的世界上,如果想要避免毁灭,人民就必须对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灵的强制力,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对‘利维坦’表示臣服”。对公共财产实行集中控制和管理的政策方案已经得到广泛的赞同,在第三世界国家尤为如此。
(二)市场化方法为解决方案
市场化方案提倡者认为,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就会导致很大的外部性。德姆塞茨(DemsetzH.)认为,公共财产排除了使用财产就要付费的体制,因此强制实行私有财产制度,才能将由公共财产导致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他认为私有化是最优的解决办法。
(三)自治管理的治理方案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治理公共财产的制度理论,从而在私有化理论和国家控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解决公地悲剧的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用博弈论的方法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的可能性,中心思想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逃避责任或其它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保持自己努力所形成的剩余。
三、公共财产管理模式与网格/团体文化理论
关于如何进行公共管理的话题,人们总在不断地探索,长期以来关于如何选择管理国家经济的模式问题上一直围绕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争论不休。网格/团体文化理论(grid-groupculturetheory)作为一种分析方式,起源于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1982)的作品,如今已经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界的制度分析。网格表示我们生活被习俗和规则所限制的程度,其功能是缩小以个人协商为基础的生活范围;团体则表示个人选择受团体选择限制的程度,其结果是将个人整合到集体中。网格和团体在公共管理中是根本性的。过去关于政府本质的争论均集中于在多大程度上依据规则机械的做法与运用智者判断和就事论事的权衡。关于如何进行公共管理,可以把“网格”和“团体”的向度放在一起,组成一个简单的矩阵,界定出一些基于文化伦理的基本的组织框架(见表1)。
文化伦理组织类型的框架促使我们思考公共管理的多样性,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那么简单。这里只考虑积极的公共管理模式,即将文化理论的三种积极模式对应于公共财产管理的三种模式和三种管理手段。每一种文化伦理决定的组织类型决定了公共财产管理模式的方向和手段。表2描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公共财产的管理问题上,等级主义趋向于政府集中控制管理,对公共财产的管理采取集中所有权、集中控制、集中审批的方式,一般能够达到较高的行政效率,促进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个人主义趋向于取消政府的集中控制管理,采取用经济手段和市场化的方式,将公共财产私有化或者交给私人进行管理;平等主义的文化伦理要求公共财产管理应考虑到直接相对人的利益,这就要求公共财产管理不仅满足政府部门命令上达下传、严格执行的行政效率,也不仅是学习企业部门追求利润、重视成本的经济效率,还要基于罗尔斯所提出的“无知的面纱”下通过个人意愿、民主过程、投票抉择等机制,形成普遍公正、公平、公开的公共财产管理模式。
四、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模式选择――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
表2列出公共财产管理的文化伦理、公共财产管理模式与手段关系矩阵,在公共财产管理的各个环节到底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至今人们也未取得一致意见。新西兰著名经济学家穆雷・霍恩认为,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有效的公共管理应当确保交易费用最小化,这是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方式。在此也利用交易成本的方法来分析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模式和方法的选择。
(一)选择制度性工具
上文中关于公共财产管理模式已有了三种争论,即等级主义的集中控制式、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式、平等主义的自主治理式。究竟用哪种方式来管理行政性公共财产,这三种模式对应了三种制度工具。
1.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主体集中控制公共财产的程度。这种控制力量会随着政府主体对部门财产控制能力的大小而变化,令这种控制程度为D,变化范围从“分散管理”到“完全集中控制”,用[0,1]表示。
2.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环节可市场化程度的大小。市场化程度的大小随着公共财产的管理环节对于公共财产公共性大小以及政府职能转变而变化,令市场化程度为m,变化范围从“不可采用市场化机制”到“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机制”,用[0,1]表示。
3.外部监督主体参与权力的大小反映了行政部门以外的力量对于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的参与权力以及监督权力的大小。公共管理过程中有些规定了公众参与执行领域的决策权利,例如必须告知公众即将作出的决策,给予公众作出评议的机会,令这种外部参与程度为p,变化范围从“没有参与权力”到“完全有参与的权力”,用[0,1]表示。
(二)交易成本分析及我国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模式的选择
交易成本是指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包括一次易(发现交易机会、洽谈交易、监督)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成本。在公共财产管理领域中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存在四种交易成本,即决策成本(eC)、委托成本(pC)、成本(aC)以及行政管理成本(mC)。下面就用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来探索公共财产的管理制度。
令D[0,1],m[0,1],p[0,1],使得tC=eC+pC+aC+mC的值最小
其中:eC=aD+bm+cp;pC=dD+em+fp;
aC=oD+pm+qp;mC=rD+sm+tp。
四个交易成本等式中的参数意义分析如下:
1.决策成本(eC)。公共财产有可能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有可能分散在各个部门进行管理如事业单位公共财产或公共设施类公共财产,也有可能将管理权力下放到社区中。随着政府对公共财产的控制力度的增强,政府关于公共财产有关管理方面的决策成本降低,因此a是负值。公共财产可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共讨论进行决策的成本就越低,因此b是负值。外部力量参与权力越大的话,对于公共管理决策过程的牵制就越大,因此c是正值。
2.委托成本(pC)。不断加强的政府控制力量,使得政府更容易对行政性公共财产的具体管理进行干涉,增加了委托问题,所以d是正的;但公共财产的可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直接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e是负的;如果外部力量很难参与公共财产的管理决策或对公共财产管理行为有所影响时,委托问题就相对增加了,所以f是负的。
3.成本(aC)。政府集中管理公共财产的权力和力量越大,代表政府控制力量越大,那么各管理公共财产的公共部门利用公共财产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就越小,成本就越低,因此o是负值。公共财产管理的相关业务公共性越强,可市场化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么占有使用公共财产的部门侵犯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就越低,成本也就越低,因此p是正的。同理,外部力量参与决策或监督的权力越大,公共部门发生道德风险、侵犯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q是负的。
4.行政管理成本(mC)。政府集中管理公共财产的权力和力量越大,代表政府控制力量越大,避免了公共财产管理权力分散在占有使用部门,从而可以降低公共部门之间协调管理的行政管理成本,因此r是负值。公共财产管理可市场化的可能性越大,越可以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或者将公共财产部分业务承包给私营部门管理,如此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化方法,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因此s是负的。同理,外部力量参与决策或监督的权力越大,公共部门发生道德风险、侵犯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q是负的。
总成本tC=(a+d+o+r)D+(b+e+p+s)m+(c+f+q+t)p
我国公共财产管理体制和模式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可以根据交易费用的理论来作出抉择。从上文关于文化伦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手段的分析矩阵中可以看出,每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都有其自身的缺点,克服每种管理伦理和手段“阿喀琉斯脚跟”的最好办法是:融合三种管理伦理和管理手段的长处,避免其缺点,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
如何融合三种管理伦理和管理手段,提高公共部门管理公共财产的绩效,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课题。在这里,笔者就公共管理的文化伦理、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并根据行政部门的实际现状,对应于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的不同层次,尝试提出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的模式设想“三论”。
一是政府决策和行政主管层面――等级主义的“整体政府论”。
公共财产的重要性和保护的要求在宪法、行政法规上都有体现,但政府各部门或地方违反规定行事的现象却层出不穷,公共财产管理的行政效率目标并没有实现,公共财产管理整体状况不容乐观。
从实际情况来看,职能部门直接掌握经济资源,在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处于平等抗衡的地位,部门或个人占有使用财政资金拨款形成的公共财产,却把公共财产当成部门财产或者个人财产。而实际上,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是行政上的委托―、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政府部门占有使用的公共财产是政府委托其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非借之以改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私有财产。在政策和行政主管层面实行政府集中控制公共财产的边际成本a+d+o+r
二是行政性财产管理机构日常管理层面――个人主义的“市场交易论”。
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中存在的预算额度最大化、成本偏高、效率低下、管理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可以通过在日常管理层面引入市场机制,或内部模拟市场来解决。此时,对于公共性不强的行政性公共财产进行市场化管理的边际成本,采用个人主义的管理文化伦理理念、选择市场化控制是理性的。第一,对于单位占有使用的房产、车辆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产管理模式,引入内部市场,要求占有使用部门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支付租金,租金由财政预算安排,管理机构租金收入须入财政专户。第二,至于房产、车辆、设备等大额资产的维修、保养、清洁等服务性强,但不具备公共品性质的服务项目可以招标承包给私人机构管理,以降低行政机构专门机构专门人员负责管理的成本。第三,设立激励机制,鼓励节约,提高管理单位努力管好行政性公共财产的积极性。众所周知,企业通常采取提成、加薪等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行政性公共财产使用管理方面也可加以效仿。
三是行政性公共财产管理监督层面――平等主义的“高度参与论”。
公共财产来源于公共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贡献,所有纳税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更多公众要求政府公开公共管理的信息知晓权。如果政府在使用公共财产之前更多地重视公众的反应以及引入公众对公共财产的监督,那么就会避免层出不穷的贫困或灾难出现等不协调的公共财产管理事故,公共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也会更加合规、合情、合理一些。
在现代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再也难以将政府部门及其管理封闭起来,政府必须打开门户,在行政性公共财产预算、决策、配置、使用、评估、处置等环节使公众参与进来,听取公众的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用詹姆斯・布坎南的观点来讲,“在一切关系到制定规则的规则方面应该最大限度地引入超多数投票机制”,使公众高度参与。外部力量参与决策的边际成本c+f+q+t
【主要参考文献】
[1]H.德姆塞茨,刘守英等,译.关于产权的理论[m].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11月新1版,p192.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务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3][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彭勃,邵春霞,译.国家的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
[4][新]穆雷・霍恩・汤大华,颜君烈,等译.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部门的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5):38-49.
[5][美]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蒋琳琦,译.产权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43.
财政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财政完法释义学完法内涵
[中图分类号]F812；D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42-06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发表的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引发了中国法学界对于所谓“物权法草案”是“合宪”还是“违宪”的持久争议。这一争论似乎已经由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物权法》，“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由此取得民法上平等保护的地位而宣告终结。但是，政府应否、如何通过公共融资等公法手段扶持国有企业发展，此种公法手段又应该受到何种规制等问题，并未随着“物权法”的通过而消失。“公共财政”这一被中国政治决策层确定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目标却又尚未被宪法和法律所明确规定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现时语境下更加凸显出其“扑朔迷离”的前景，亟需在宪法释义学的导引下厘清其宪法内涵，以期实现其“定分”、“止争”的宪法决断功能。本文旨在运用功能主义视角及宪法释义学的方法，在诠释“公共财政”之宪法内涵上作一番理论尝试，以期得到学界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公共财政”的理论争议――基于法学视角的观察
(一)中国经济学界有关“公共财政”理论争议简介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公共财政问题的激烈争议，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1993年，叶振鹏与张馨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由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组成”的“双元财政”观点，而后张馨、安体富、高培勇、刘迎秋等人正式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的主张。1996年、1997年，张馨发表的关于公共财政方面的文章受到了许多财政学者的激烈批评，使得“公共财政”概念的存废一度成为中国财政学界的关注焦点。1998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了初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表明了中国政治决策层对此的基本态度，但是理论界有关“公共财政”的理论争议却并未因此而终结。如就“公共财政”之理论构建目的，有学者认为：“从对国外财政收支模式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在许多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收支模式是有相似之处的。这就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纠正市场失灵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为了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财政收支模式同我国长期实行的所谓‘生产建设财政’模式相区别，并且，以此为基础，探索我国自己的财政运行机制构建方向，我们给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运行模式冠之以‘公共财政’。”有学者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就不仅仅只是财政模式的变革问题，而且它还反过来直接引起我国政府行为的变革，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关键性步骤，它将大大地加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进程。否则的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只能是空话一句。”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如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在进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政府的经济活动大为扩展，过去的所谓“公共财政”越来越不能充分解释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故而出现了“公共财政”转向“公共经济学”的趋势。还有学者在总结国家之经济作用的几种学说之后，对“公共财政”的概念界定、公共财政论是倒退还是进步、公共财政能否推出财政的三大职能、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究竟是否存在本质区别等提出七大质疑。
有公共财政论者认为，中国财政理论界就公共财政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主要可以概括为“姓‘社’姓‘资’之争”、“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概念之争”等三个方面。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自1998年以后“公共财政”的所谓“姓‘社’姓‘资’之争”已渐趋式微，财政学者们对于公共财政的理论争议，仍然主要是围绕“公共财政”概念表述之妥当与否、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之目标设定以及当前财政改革的主要措施等问题。因不少“公共财政”论者主张公共财政之外仍然可以保留“国有资产财政”，故就政府财政职能及财政支出范围等方面而言，他们与反对者的观点之间似乎并无本质对立。其真正的分歧乃在于当前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与方案等诸方面。
(二)中国经济学界有关“公共财政”理论争议之法学评价
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前揭经济学者们有关“公共财政”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财政政策层面及财政制度如何建构等“应然”层面，对于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所作的经济学分析。尽管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并未形成一致意见，甚至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看法还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公共财政”概念对中国法学、尤其是对中国宪法学产生的重要影响已不可回避。对此，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其一，在立法科学及立宪科学的理论层面，“公共财政”理论之探讨，将为今后中国政府职能改革、财政制度转型等奠立理论基础。尤其是公共财政论者提出“公共财政”之具有“弥补市场失效”、“对市场活动一视同仁”、“非市场营利性”、“法治性”等基本特征，以及对于公共财政之基本制度框架的探讨，当可作为未来中国财政立宪与财政立法之“脚本”。其二，从法释义学、尤其是宪法释义学的视角而言，“公共财政”概念之产生及其作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目标之确立，亦必然涉及到中国现行宪法及相关法律在财政体制内涵上的重大变迁。在法律解释与适用等操作层面上，“公共财政”的宪法与法律内涵当对于相关财税条款之解释具有“导引”功能，故而需以法释义学、尤其是宪法释义学的方法予以深入研究，以确定其相对稳定之内涵，为其发挥宪法和法律的规制、评价等功能奠定法学基础。
二、中国“公共财政”之宪法解读――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的考察
(一)“公共财政”的宪法内涵
自1998年“公共财政”被确立为中国财政改革目标之日起距今已有10余年之久，但是中国法学界对此的法释义学研究成果仍然是“乏善可陈”，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中国现行宪法与法律并无对“公共财政”的明确规定，更是由于中国法释义学、尤其是宪法释义学的发展尚不发达。对于类似于“公共财政”等并不见诸于宪法与法律文本的重要概念，法学学者们可能是既缺少研究的兴趣，亦缺乏必要的方法，更无对此采取精细化的释义学研究。其实，对于此种现象，英国公法学者马丁・洛克林已有深刻阐述：“政府的角色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变化对我们的非正式宪法安排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公法学家却似乎未能对关于这些问题的反思性公共讨论做出多少贡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混淆，主要是由于公法学者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公法并不是一个具备自身独
特法律研究方法的自治和客观领域，相反，我们最好把它看作一种相当特殊的政治话语形态。”洛克林认为公法并不具有自身独特的法律研究方法而仅仅是一种政治话语形态，这种观点或可商榷，但是他所阐发的所谓公法学研究方法上的“规范主义风格”与“功能主义风格”却对我们颇有启益。他提出：“公法上的规范主义风格的根源在于对分权理想以及使政府服从法律的必要性的信念。这种风格强调法律的裁判和控制功能，并因此而关注法律的规则取向和概念化属性。规范主义基本上反映了一种法律自治的理想。相反，公法上的功能主义风格将法律视为政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关注点是法律的规制和便利功能，并因此而注重法律的意图和目标，并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社会政策路径。功能主义体现着一种进化式变迁的理想。”换言之，规范主义主要立足于司法审查的传统法学视角，重视法律文本中的“正式”法规范、法概念及其逻辑推演；而功能主义则体现了一种更为宽泛的法律观，不仅那些作为法官裁判基准的法规范可以作为公法学的研究对象，而且那些从未被纳入司法审查视野、甚至并未以成文法形式出现的公法惯例与公法习惯，因其在政府运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应该纳入公法学研究的范围。对此，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詹宁斯曾经对“宪法惯例”的作用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宪法惯例的意义在于，它们充实和丰富了空洞的法律框架，使宪法得以发挥功能，并使宪法与思想观念的发展保持联系。”“宪法惯例就是为促进那种合作而精心演成的规则，同时，宪法的作用必然要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当中，法律要求稳定和连续，而新的需要要求新的重点和新的起点。人们必须使旧的法律发挥作用以适应新的需要。”这说明，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成文宪制的国家，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宪法惯例。这些宪法惯例以成文宪法规范为前提，而且不得与成文法规范相抵触；但是其一旦形成，又构成成文宪法的基础。它使得宪法与法律能够发挥其实际功能。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现时语境下“公共财政”的宪法与法律内涵做一番深入解读，除了在宪法和法律文本上展开成文法规范的释义学研究之外，对于宪法和法律文本之外的宪法惯例之考察绝不可少。
(二)中国现时语境下“公共财政”的宪法内涵
根据笔者所找到的法律法规文件，我国宪法文本中虽有5个条款包含“财政”一词，但均未明确采用“公共财政”这一用语，而且它也未见诸于现行法律法规文件之中。如前文所言，“公共财政”是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先由学者提出并论证，后为政治决策层所采用并作为财政改革目标的一个重要概念。从1982年宪法制定之后的4次修改及31个“宪法修正案”来看，除了第7条宪法修正案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直接相关之外，其他不少经济条款亦与此有关。如第1条修正案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第2条修正案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第5条修正案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第6条修正案确认了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地位，第8条、第9条修正案确认了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法律范围内的自主经营权。而且，第14条修正案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分配制度的规定，第16条修正案对于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之合法地位的进一步确认，尤其是第20条、第22条对于有关土地征收征用、私有财产征收征用应该予以补偿的规定，以及第23条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均体现出中国政府职能、特别是财政职能之“公共化”的改革取向，及其与市场主体多元化、国有企业市场化等制度改革相适应的基本精神。此外，根据笔者在“中国法院网”之“法律文库”的检索结果，目前仅有9个部委规章文本中包含有“公共财政”概念，其中财政部3个、国家经贸委3个，卫生部、科技部和文化部各1个。①不少地方政府还颁布了有关公共财政的政府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如2001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县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意见的通知》等。在这些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公共财政”概念之内涵，均是以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服务职能为特点。鉴于中国目前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演进的社会转型时期，故而“公共财政”之宪法内涵的确定，还需要我们从宪法惯例的视角予以考证。
毋庸讳言，中国宪法制度中同样存在许多宪法惯例，其中尤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为其核心内容。目前，中国共产党以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归口领导制”为其典型领导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国的权力核心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其办事机构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等，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均是最为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之一，它对于宪法、法律的修改与实施均有重要的宣导、补充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资为诠释相关宪法及法律条款、概念的重要参照。如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即提出了“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目标。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凡能纳入预算的都要纳入预算管理。改革预算编制制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将“公共财政”体制之构建与整个国家财政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框架性”思路。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以上诸文件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政治决策层对于“公共财政”概念之采用，先是着眼于“适应市场经济建设之要求”，而后则以之作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之目标，自2005年以后又加入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从宪法学的视角来看，此种财政理念之变更，不仅关系到政府职能之调整，还涉及到政府权力分配之调整，以及宪法上平等权内涵之实质变迁。结合中国现行宪法及宪法修正案的文本，“公共财政”在中国当下宪法语境中当具有如下含义。
第一，“公共财政”乃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础的民主财政。我国现行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行使财政预算的审议与监督权力。因此，我国近年来为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诸种改革措施。如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以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尤其是绩效审计监督，等等，其核心环节在于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预算监督职能，使政府财政真正成为代表民众公共意志、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公共财政”。
第二，“公共财政”是以基本人权之均等保护为目标的财政。宪法第23条、第24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自建国以后，为了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二元化的区别对待，此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所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临时措施。就长远而言，中国政府财政当以基本公共服务之均等化保护，亦即“基本人权之均等化保护”为目标，加大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构建合理的政府间财政资源配置与调整制度，使得政府的“公共财政”真正成为服务于基本人权之平等保护的“财政”。
综上所言，“公共财政”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目标，目前仍然是一个调整财政支出范围与财政管理制度的政策性概念而非实定法概念，主要指代现阶段我国财政制度改革与制度实施的政策取向。但是，中国宪法文本及宪法惯例的发展，已经使之成为一个对于现行财政宪法制度及其改革方案极富解释力的重要宪法学概念。与“公共财政”有关的国家权力条款与基本权利条款之明确宪法内涵，尚有待于修宪立法活动之补充完善，方可在我国实践中发挥更多、更大之规制功能。
三、中国“公共财政”何去何从――基于宪法释义学理论的分析
(一)“公共财政”概念之宪法释义学研究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法释义学”通常可以发挥三项重要的功能：“一是法律教育。尤其是对于专业法律人的教育。二是法律适用，有助于减轻司法和行政机关找法、用法的负担。三是法律政策，因为释义学本身虽不质疑规范的合理性，而只尽最大努力去整理出最合理的规范体系，但它呈现的规范适用的效果，当然还是可以作为政策思考的起点。”但是，从“齐玉苓案件”之后中国各界对于宪法之司法适用的争议来看，宪法释义学之于法律教育与法律适用的功能，虽然未必可以说是毫无疑义，但是至少颇受局限。特别是2008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7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该文件明确废止了“法释(2001)25号”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至此，从实证角度言之，宪法释义学之司法适用的作用空间，虽然未必是消失殆尽，但也可说是已被大量限缩。当然，诚如英国著名法学家詹宁斯所言：“无论如何，决不应该认为欧洲大陆行政法的重点在于诉讼程序，有关司法诉讼的规则仅构成行政法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行政法律涉及的是行政机构的组织和权力。”公法，包括宪法与行政法，并非仅仅是关于司法诉讼的规则，它还涉及到大量的国家公权力组织之职权、机构及其相互关系等法规则。因此，“公共财政”概念的宪法释义学研究，不仅可资为修宪立法之参考，亦可成为法律适用之重要参照。
一般而言，修宪、立法均属于宪法正常变动的重要方式。立法应该在宪法文义范围内为之，学者们对此已有共识。但修宪是否应有必要界限，则理论界对此颇有争议。“限制说”认为宪法修改必须以现行宪法为前提，因而不能修改与宪法基本理念密切相关的规定；“无限制说”则认为既然宪法所依存的社会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则限制宪法的修改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笔者认为，从实质意义上讲，宪法是一个相对独立而且完整的制度体系，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与基本理念。故而，为了维护宪法制度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修宪、立法等活动，应与宪法基本制度、基本理念相协调。“公共财政”作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概念，不仅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分权体制的内在原则，也揭示了基本人权之均等保护的财政改革理念，可资为我国修宪立法之重要参考。除此之外，在财政法律法规适用的过程中，“公共财政”亦可藉由“合宪性解释”等方法，发挥其政策诠释与规制功能。
(二)“公共财政”作为宪法学概念的规制功能
就广义言之，行政、司法等部门实施法律法规处理具体事务的行为，均可被称为“法律适用”。有学者指出：“法律适用上之困难主要在于解释上，而非在于语意上的问题。盖在适用法律之际。其所困扰者并非在于法律规定之文义，而在于利用这些文字之规范意旨的探求。因为语义学上的探求，只能说明这些文字的文义所在，而无法说明该规定之规范意旨所在。探求文字(规定)之意旨所在，为诠释学的功能。只有诠释学上的探讨，才能充分考虑预先储藏于该规定中的价值。为使诠释学在规范意旨的探求上能发挥其功能，其概念之建构过程中，便应重视拟利用规范实现之价值的承认、共识与储藏。只有经由共识加以储藏，该规范所欲实现之价值才能经由相约，而成为日常用语约定俗成的内容，变成俗语中所肯定之伦理观的一部分。”“公共财政”作为一个重要的宪法学概念，具有“承认”与“储藏”相关价值“共识”之功能，其对于政府财政汲取、财政管理及财政支出等行为均具有重要的规制价值。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探讨“国有资产预算管理”问题。
如前文所言，我国财政学者在最先提出“公共财政”概念时，乃是基于“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二元”并立之构想，此即所谓“双元结构财政”理论。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1款规定：“各级政府预算按照复式预算编制，分为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其他预算。复式预算的编制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依据这一条款，如果将“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等计为“公共财政”而与“国有资产财政”并立，则“双元财政”论点似有合理之制度依据。1988年国务院根据世界银行及体改委的建议，设立财政部归口管理的直属机构国资局；1998年财政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后，国务院又经人大批准于2003年设立了独立于财政部的“特设机构”，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说明，单就财政支出范围及财政管理体制而言，1998年以后中国财政改革的目标其实正是“双元财政”而非单一的“公共财政”。但是，近年来有关国资委是否可以独立编制财政预算的争议，其实也体现了相关部门在“国有资产财政”是否应该被纳入统一的“公共财政”予以管理之重大分歧。这一争论终以2007年9月8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而告一段落，该《意见》明确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独
编制，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各级财政部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有国有企业监管职能的部门和单位，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2008年收取实施范围内企业2007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等等。其实，国有资产之经营管理并非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其盈亏必然会影响到财政资金之调度。国家财政本应遵循“一体化经营管理”之原则，国有资产之存续、运作、其规模之扩张或缩小，都应以国民经济之发展及民众福祉为依归，而不宜单纯以“国有资产”自身存续为目的。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经营活动经由预算审议与监督的管道而被统摄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民主决策程序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预算制度其实已经初步被纳入统一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之中。在“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之内，国有资产之经营管理亦当符合“公共服务”之目的，政府虽不宜对国有企业经营之利润“竭泽而渔”，亦不能听任政府或相关企业无视民众诉求肆意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之目标，更不能在公共利益的目的之外单纯为了某个国有企业之存续而恣意投人财政资金。此为“公共财政”之作为“民主财政”、“财政”当然应有之义，其体现于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宪法政策内涵，当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具有相应的规制功能。
[参考文献]
[1]刘溶沦，赵志耘主编，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高培勇主编，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叶振鹏，张馨，双元结构财政――中国财政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4]张馨，财政公共化改革：理论创新・制度变革・理念更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中译本)[m]，北京：三联书店，1997。
[7]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9]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10]周刚志，宪法的变动[a]，朱福惠，刘连泰，周刚志，宪法学专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财政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财政体制的公平性和运行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地方政府在获取地方收入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引发了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职能和财政收入不匹配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方面的原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也存在不一致性，地方政府往往要承担一部分的财政缺口。这两方面的财政问题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成为调节财政收入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也将财政转移支付视为实现政策意图、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制度开始确立。199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仅为2296亿元，2014年达到46787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平衡财政资金、支持地方财政收入、弥补地方财政资金缺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转移支付是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全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的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供了分析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将分以下部分来研究财政分权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状况：一、引言；二、相关的文献综述；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四、计量结果分析；五、稳健性检验；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外文献综述
tsui（2005）通过1994～2000年的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对中国县级财政差异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同时，文章中还通过因素分解法来分析中国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的财政差异。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财政差异没有明显的缩小。
Huang、Chen（2012）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均等化的作用，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财政转移支付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水平差异，没有起到地方财政均等化的效果。
（二）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的国内文献综述
郭庆旺、贾俊雪（2008）的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均衡地方公共服务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在配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没有充分权衡公平和效率，导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出现了偏差。
郭庆旺等（2009）在两部门模型下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出最优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并说明了最优规模主要受财政分权水平的影响。
刘群（2011）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文章还提出应当扩大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模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后四川的数据不再包含重庆市，分离后，四川省的数据收到较大影响，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剔除了重庆市和四川省的数据。地区由于各种原因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也将省的数据剔除样本之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致使2008年以后，中央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突然加大，造成了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的不平稳性。为了客观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建立计量模型时，舍去了2008年以后的数据，在时间段选择上，本文选择1997～2008年的数据，力图全面、客观地显示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参照现有的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回归检验的基本方程为如下形式：
yit=tranit+capit+labit+openit+FDit+taxit+μit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i表示省份，t（t=1997，…，2008）表示年份。y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指标。tranit表示财政转移支付程度，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tranit=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capit表示投资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率来衡量。labit表示劳动增长率，本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来度量。openit表示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用各省年度进出口总额/当年本省份GDp加上各省份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本省GDp之和表示。FDit表示财政分权程度用各省的财政收入/中央的收入来表示。taxit表示各省的实际税负水平，本文用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占各省份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
四、计量结果分析
由于数据为面板数据，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andomeffect）模型，本文确定使用固体效应（fixeffect）模型进行回归。全样本回归时，加权后各变量的系数更加显著，表2列出的是加权后的回归结果。
yit=0.00543+0.08636tranit***+0.105capit***
+0.02751labit***+0.03201openit***+1.03983Fit***
-0.01799taxit
R2=0.69Dw=1.24
从的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某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对某省的财政转移支付）比率衡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里得到的结论与许多文献的结论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根据委托理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能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转移支付的手段给予地方政府，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其次，中央在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时，着重向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地资金，帮助中西部地区更快发展。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域性，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情况更好，自主财政收入更多，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财政补贴，本身就应该考虑其公平性和补贴效果，对于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补贴，可以使得中西部的省份财政资金更加充裕，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最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还与当地政府的绩效挂钩，经济建设较好的省份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进行经济建设，在转移支付中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效益，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
另外，从计量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投资cap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近些年，大量投资拉动增长这一实际情况相符。lab变量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劳动力增长虽然对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不够，并没有体现出劳动力增长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这一普遍规律，究其原因，可能是模型建立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和计量方法使用不恰当，需要进一步地改进。经济开放程度open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了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分权指标FD为正且显著，表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tax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是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我国各省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测度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使用的方法是将不同的控制变量分类逐个加入，观察各个变量的系数是否有较大变动的方法。下表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逐个加入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的各个指标始终为正且显著，系数的大小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其他指标的系数也保持平稳和显著，没有很大的变动。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997～2008年的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经过细致的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1997～2008年，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存在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力，可以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进行建设，同时也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大地方经济建设的力度。2.投资增长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速的投资增长可以有效地拉动需求，提高经济增长。3.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与模型本身的不足和数据完整度不高有关。3.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与现实中的情况相符，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吸引外资，增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4.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系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应该继续坚持，不断完善。5.税收负担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适当情况下应该减小地方的税收负担。
上述结论对今后宏观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提出几条政策上的建议：1.确定具体的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应该是保证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重点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能源、交通、通讯、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以及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就业培训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2.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各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时，应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责任、收益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使得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更好的平衡地区间的发展。3.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评价、反馈监督机制。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评价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情况和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设计一套反馈监督机制，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施反馈和有效监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贾俊雪，高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9（12）.
[2]曾军平.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0（06）.
[3]乔宝云，范剑勇，彭骥鸣.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J].管理世界，2006（03）.
[4]贾俊雪，郭庆旺.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8（06）.
[5]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3（03）.
[6]刘溶沧，焦国华.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创新[J].财贸经济，2002（06）.
[7]曹俊文，罗良清.转移支付的财政均等化效果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6（01）.
[8]刘群.我国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山东轻工业学院学报，2011（03）.
[9]史桂芬.政府间财政能力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0]oates，w.e.FiscalFederalism！[m].n
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2.
[11]oates，w.e.theeffectsofproper
tytaxesandlocalpublicspendingonpropertyvalues：areplyandfurtherresult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3（07）.
[12]Devarajan，S.，V.Swaroop，andH.Zou.thecompositionofgovernmentexpenditureandeconomicgrowth[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96.
[13]Bird，Richard，andandreyV.tara
sov.ClosingtheGap：FiscalimbalancesandintergovernmentaltransfersinDevelopingFederations[R].GeorgiaStateUniversityinternationalStudiesprogram，Schoolofpublicpolicy，2002.
[14]Kai-yuen，tsui.LocaltaxSystem，intergovernmentaltransfersandChina'sLocalFiscalDisparities[J].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2005.
[15]BihongHuang，KangChen.arein
财政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基础；课程体系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就决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财政问题，是当代财政学的主流。首先，从西方财政学科的发展演变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财政学与经济学具有无法割裂的天然联系。
从亚当?斯密将财政学发展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到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br.C.F.）出版《公共财政学》期间，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均是在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述。在经历单独冠以“公共财政学”之名的阶段后，以1959年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财政学再次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为公共经济学，进一步突显财政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正是由于这种演变，促成了财政学科研究在随后20多年中的壮大与繁荣[1].其次，从财政学的研究任务看，财政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西方理论对财政产生原因的解释，政府主要是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存在，财政学研究的是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分析市场资源配置问题的逻辑与范式同样可以在财政领域运用，构成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以及费用分摊的理论基础。因此，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与完善，成为联系和沟通财政学与经济学的主要桥梁。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财政学科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独立与成熟，如李嘉图（Ricardo，1817）的公债效应分析；古诺（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税收归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关于税收对生产企业的效应分析；拉姆齐（Ramsey，1927）的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优所得课税理论等等。[2]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新晨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1]张馨美英财政学内容体系之演变特点[J]财政研究，1996，（3）：20-25.
[2]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财政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商业金融；资源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F810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体。财政制度是政府行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观意愿的表达，又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的主要途径之一。而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由金融业内部个别子系统危机扩散到金融整个系统，进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金融系统之外的实体经济，最终引起更大范围经济危机的现实提醒着人类，金融经济化、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无效或者低效的经济就是无效或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际是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果。”①金融要素渐渐成为经济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员。资源型经济的转型，不仅需要财政制度提供公平环境，更需要金融资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协调，是集中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研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调控手段和效应，在现实操作中也很难明确区分开来。货币政策是由中央银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针对货币运动本身，以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等作为政策目标，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作用。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决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从政府收支两个方向来实现的，税收、基金、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配置的活动。
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伊始，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长期的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方面比货币政策更能为有效；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货币政策便显现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货币主义代表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政策是一根绳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货膨胀，却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财政一支独大，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的一种信贷安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设也极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是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信贷政策依然是金融发挥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作为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的成立，金融市场规则、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财政虽然逐渐从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但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时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诱发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失业严重问题，从最初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的局限性，到及时启动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践证明。
（二）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是西方经济学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支撑，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所说，“技术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作为更为宽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的协调性，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决定制度效能的关键要素。
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补贴相联系的制度总和。财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主，无论是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还是转移支付制度调节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平衡发展，以及专项基金、财政补贴等，都是用某一种特定手段对现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是为缩小区域之间、社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而服务的，财政制度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也不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财政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基础建设的项目，会创造国民收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运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可见，财政制度的设立，是为社会提供公平环境的，在效率领域，财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因素，已经是被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客观规律。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以其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印证了金融已然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事实。根据金融资源理论的界定，金融资源从层次上划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资源。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资源，也称为功能性金融资源。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服务的制度设计。但是，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为保障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提供动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资源的配置权，就掌握了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获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权始终掌握在金融当局或者立法当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保证社会公平却无能为力。
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仅需要公平机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机制为社会稳定服务，效率因素加速经济增长，二者缺一不可。单条腿走路，或者跛行，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高效运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实现效率，需要财政制度提供社会公平的环境；财政制度要更好地践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
任何资源都有相对独立的效应功能区，“作为金融资源系统的动态控制来讲，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所以它的出台过程或出台后的实施均会对我们的控制对象产生特定的效应，这种政策效应的辐射功能必然将其作用对象以及与该作用对象附有相关性的相关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围。”②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也有其独立的效应功能区。
（一）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要素
“效应功能区是指具有社会功能的各种社会资源开发、配置过程和开发、配置结果的效应功能动力学区间。是具有资源属性的社会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其动态作用在实现预设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正负效应功能区间。这种动态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系列组成的多维空间就是社会资源的效应功能区。”②效应功能区的划分，由初始条件、宏观调控目标、过程控制和选择对策等组成。
1.初始条件
自然资源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也是财政金融协调初始条件的基础要素。而经济系统初始的开发配置状态，是财政金融协调的原始动力，社会系统中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客观配置状态，会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金融与财政协调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标设定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首先是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内生动力。无论是财政或是金融，都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无论是子系统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协调配置的目标，都不仅仅是为实现自身的微观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切社会系统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终体现为人类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因此，金融与财政的协调配置，不仅是自身系统效率的要求，更应将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3.过程控制
从初始条件，到既定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同样需要三个层面的过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与财政制度要素间的协调控制过程，包括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与货币资源、资本资源等之间的协调控制，还包括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本身的协调控制；其次，是二者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其中，一是目标的控制，二是过程的控制；最后，金融与财政制度的协调配置与社会系统资源的开发配置协调控制过程。但是，“依赖于特定初始条件确立的发展目标有时候可能出现‘虚化’现象，真正能够保证实现目标的实在性，在于执行过程的保证程度与保护措施。”②
4.对策选择
对策的优化选择，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保证。对策的选择依据，依然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历史的沉淀、横向要素功能传导与逆转等。其中，对策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复杂的初始条件和目标的动态性的认识和把握。突发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类可预知与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变化。因此，对策选择的动态性，是保证目标实现的关键，也是本文动态性原则的具体体现。金融与财政协调的最终效果，也取决于对制度变迁与动态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总之，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即当前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现有开发配置与相互作用的动态关联状态下，通过设定具体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自组织系统目标，对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严格控制与保护下政策的安排与配置过程。
（二）金融与财政协调效应功能区的传导机制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效应功能区，是以系统科学基本理论、混沌理论为基础，以过程控制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性与社会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这种作用力，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动力学状态。
1.纵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与财政制度对直接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线性效应功能区。在此功能区内，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首先表现为一个与金融制度、财政制度的既定状态以及增量状态的过程，其次表现为二者直接目标的实现。
2.横向动力学状态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对其他金融系统要素、财政系统要素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目标的效应功能传导与逆转的动力学系统，称为发散性效应功能区。任何制度的开发，都会对其他与之相关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对金融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开发与配置等。而这种作用，对线性效应的两种情况产生类似的效果。共同组成了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应功能的发散性区间。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效应功能区，是以二者的线区为主，发散区为辅，以二者的协调配合为手段，以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动态区间。
值得强调的是，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同样具有互补或者互斥的状态，即有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分。正效应的体现，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时，又提升其他相关要素的效用功能，进而最终推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整体效用功能，达到制度开发与配置的终极目标。负的效用功能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则只针对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着力点：商业金融
本部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的层次
商业金融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结合的金融系统内在要素，是资金活动的主要媒介与场所，也是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微观主体。按照金融资源理论的划分，金融资源从纵向上分为货币资源、资本资源、制度资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资源。货币资源是贮存于经济生活和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总量，是货币化的社会资本，也是最基础的金融资源。“由于以实体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货币资源具有量的累积或功能累积的特殊性，所以它对所有层次的金融资源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都必须建立在货币资源量的累积和功能累积的基础之上。”②货币资源形成后，一部分在当期执行着交换媒介的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费”掉，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另外一部分货币资源虽然以货币形态存在，但是却始终以量的积累形式贮存，变成后期开发的基础性金融资源。最后一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转化为资本资源。资本资源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货币资源，是为满足生产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资源，通过与劳动力和劳动资源等的结合，投资于社会经济的某个领域，发挥了创造新价值的功能，这也是资本增值性的本质要求。
金融制度资源也被称为金融功能性资源，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规、金融市场和金融文化在内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是承载金融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主要载体。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决定着金融资源整体的效率，金融制度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给本身相关约束条件的结果，如制度决策者的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科技的驾驭能力、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能，都是金融制度资源开发的约束条件。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开发的“产品”，有传统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场交易中体现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各种有价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后者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也是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化，对国际金融活动与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明创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与不断发展，客观上加速了资金的运行速度，但是其虚拟性却也为金融领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极好的佐证。金融商品（工具）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当它们的存在是发挥社会财富的开发、配置功能的时候，是金融资源；当它们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对象的时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资源属性——此时它和一般的消费品没有两样。”②
货币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基础领域，资本资源是金融资源的延伸领域，金融商品（工具）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派生领域，而金融制度资源是金融资源的特殊领域。
（二）商业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讲的商业金融，是以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为媒介，以商业金融机构为载体的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资本资源的开发主体之一便是商业银行，而资本资源开发过度也大多是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功能过度使用的结果。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确定一样，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种客观规则，即由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需求所决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况下会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也都与商业银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型经济的转型，货币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合理开发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这两者最终都要通过商业金融对经济系统产生作用。资本的效率，体现了企业的效率，也体现了经济的效率。商业金融对货币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合理运用，最终会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效率要素。无论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最终必须通过商业金融才能传导于实体经济，提升经济效率。而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协调，必须要有统一的着力点，才能最终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实现最大的功效，商业金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为边界，财政通过对商业金融提供奖惩和鼓励机制，利用商业金融内在逐利的本质属性，实现财政对公平机制的需求。金融资源是可以通过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而配置其他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通过金融制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利用商业金融的特殊属性来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得各种资源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最终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转型。
五、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的目标：可持续发展
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协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路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重新构建租金分配体系，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制度与财政制度协调目标不谋而合。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见，人为再造经济发展模式（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为例）相比自然演进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用了更短的时间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政府干预的理论支撑。然而，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后期经济危机的频发，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协调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资源理论主张政府的适度干预，他认为，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矫正或控制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应功能逆转问题，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效应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预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方式将政策传导于实体经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在这当中，离不开财政制度，更离不开金融制度。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各经济要素的协调配合，而运行的效率，取决于各要素配合的协调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对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劳动手段（技术资源）和将三者联系起来的各种制度资源。利用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优势，实现功能的强化与互补，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转。对财富存量与增量的调节，是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本质属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体系，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仅能够降低由产业结构的固化堆积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的风险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资源型经济恶化走入“资源诅咒”陷阱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理念，并不是某种存置的状态。因此，财政金融协调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时刻围绕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不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当期发挥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资源（金融制度）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延伸结果，只要这一制度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的，它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次被作为金融资源来重新开发和配置；只有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变态要素才是需要摒弃后重新开发和配置的内容——这时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复归它金融资源的自然属性。”②与此相类似，财政制度的开发与调整，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二者的开发与配置，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终究目标。
注释：
①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②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崔满红.金融资源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白钦先.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变迁——百年金融变迁与金融理论创新的探索[D].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