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政管理论文篇1
内容提要：管理是社会组织为了实现预期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而监控是管理活动的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本文以一个处级行政机关——郴州市地税局的行政管理实践为切入点，通过其行政管理活动的得失，总结经验，提取方法，分析存在的问题，指出未来的隐忧，并试图从行政管理与监控的一般规律中，寻找行政管理与监控的有效途径。
相对于地税机关而言，行政管理的一般含义不仅是指机关行政事务管理，而是包括征收管理、队伍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等全局行政活动。近十年来，省地税局一年一个工作主题，从征管基础年到规范管理年，从强调执行力建设到鼓励工作创新，其大政方针所指，无一不是打的管理牌，可见管理在地税机关的重要性非同一般。而任何行政管理活动的有效实施，都是靠抓落实，抓落实的过程，就是行政监控，它是指行政领导者根据计划目标的要求，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计划执行中的偏差，以保证计划目标实现的过程。在此，笔者拟就广义的行政管理与监控作粗浅的探索。
一、盘点过去：决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
作为行政领导的核心组织，郴州市地税局党组早在上世纪末就确立了“坚持依法治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向政策要税源，向管理要收入”的治局思路与治税方针。在总的方针指引下，自20__年开始作出了一系列的行政决策：在税收征管上有城区建安税收征管改革、城区车辆税收征管改革，私房产业、矿产业税收征管改革；在队伍建设上有城区年轻税干下农村分局锻炼，城>，！物业管理市场化等。这些决策的实施，使征管质量不断提高，地税收入大幅攀升；干部队伍和谐稳定，人员素质不断增强；内部管理有章可循，机关秩序日趋规范。这些决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效果，至少具备以下经验和特点：
1、有正确的行政决策。从决策的制定上看，具备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决策者们尊重科学，尊重民意，在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框架内充分考虑了上级的要求、下级的现状与本级的需要，同时把握了管理与改革的关系，以规范管理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口，通过管理保障改革实施，通过改革促进管理完善。
2、有充分的制度保障。每一项决策的出台，都经过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和考核措施，并且列入年终考核内容。在20__年的规范管理活动中，废除了10个过时的制度，修订完善了61个制度，重新下发了25个制度。最近十年，为实现年终总体目标，在考核机制上每五年有一个突破：20__年以前，对下属单位每年有工作目标责任状，20__年以后实行单位和部门正职考核办法，20__年自主开发了涵盖征收管理、行政管理、队伍管理的绩效考核软件。
3、有比较完备的监控机制。在党组会、局长办公会决策之后，郴州市地税局定期和不定期的例会、县市区局长会保证了工作任务的下达和分解，督查督办、明查暗访保证了工作任务的落实，专项检查、年终综合检查对任务完成结果进行了评估和考核，《地税督查》和《地税信息》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全过程反馈。此外，市县两级局领导还同时运用了工作指导、工作汇报、视察、调查、预决算与审计等各种行政监控方式，确保行政决策的有效实施。
4、有行之有效的执行手段。制度建设是以事为本的刚性管理，而文化建设则是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在全面完善制度的同时，郴州地税的领导者尤其强调文化建设。从20__年提出“二次创业”，到20__年提倡地税文化，从20__年开展“感恩文化”教育，再到20__年进一步提出建设文化地税，这些文化建设活动使地税干部知恩、惜恩、感恩的积极情绪被调动起来，与郴州地税局党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融为一体，进而产生强大的行政管理正面效应。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行政决策，但同时更是行政管理中的一种执行手段，它可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对调动执行者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制度不可替代的功效。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保证执行者实施决策的持久性和稳定性；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利益关系，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技术手段收集、和处理信息，提高行政效率。这些执行手段的运用，可谓刚柔相济，体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使全系统协调统一，令行禁止，确保行政决策指令达到预期效果。
二、正视现实：监控者的忧虑与执行者的彷徨
从地税成立到今天，软、硬件设施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内部条件明显改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为地税带来了发展机遇。然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使地税机关行政决策的监控者和执行者们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感到了隐忧和无奈。
1．上级的工作要求越来越严。在收入指标上，既要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又要坚持依法治税原则；既要考核税收增长幅度，又要考核宏观税负水平；既要看税收弹性系数，还要看GDp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既要考核收入总量，又要强调收入级次。这种决策指令的复杂与多样性给作为下级的执行者们带来显而易见的执行难度。在税收征管指标上，一方面有申报率、入库率、处罚率考核，有计算机定税、税控机推广等指标要求，一方面是纳税人税法遵从度难以提高；一方面有税收管理员制度实施和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信息化管理的要求，一方面是征管机构设置不科学，职能交叉重叠。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一方面有信息化建设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是人员进出口不畅，专业人才进不来。
2．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越来越难。从税收执法上看，地方政府客观上常常会站在地税的对立面，特别是对一些当地招商引资、重点保护的项目，一般会提出减免税的要求，甚至作出包税的决定。而且，每一级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想把本级财政的蛋糕做大，这就会有意无意地促使地税部门从税收级次上打主意。从经费来源上看，虽然税务分局一级脱离了乡镇政府的经费制约，但对市、县地税局来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仍然是地税经费的最大来源。既要排除地方政府对税收执法的干扰，又要争取地方政府对地税经费的支持，这种两难选择势必对地税机关行政决策与执行的合法性造成困扰。
3．外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自1994年至20__年，郴州全市地税收入规模从2.63亿元增至46.3亿元，17年间增长18倍，其增长比例远远高于GDp的增长比例，这是显而易见的。地税机关内部没有看见或者说视而不见的是，经费支出也即行政成本的增长比例又高于税收增长比例。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而社会上看到了这一点是旁观者清。审计机关定期审计，检察机关不定期进场，效能行风热线三番五次光顾，还有每年报考公务员时，国税地税的报名窗口都是挤破门槛，十分火爆，这些都说明外界的关注度在日渐提高。而一些地税人员服务态度与服务水平的差距，更是造成了地税机关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这种外部环境对地税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客观上至少是加大了监督和考验的力度。
4．内部的激励手段越来越弱。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最直接的手段无非于政治待遇和经济福利待遇。相对于地税初创时期，目前的状况通俗点说是：帽子发完了，票子减少了，房子分光了，孩子长大失业了。请问领导们，拿什么打动我们的心？此外，还有大量的农村年轻税干，他们大多是来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并不甘心在山沟里扎根一辈子，而是一心想进城，城区却已经人满为患，城区干部根本不想下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政治上不求进步，工作上不负责任，只想少做事、多拿钱，只要不少我的钱，我就不找领导的麻烦，我不犯错误，领导也别找我的麻烦，两不相干，轻松工作，潇洒生活，谁奈我何？干部职工是地税机关行政决策的执行主体，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决策实施的作用不言而喻，执行者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缺失，将使行政决策功败垂成。干部职工缺乏进取精神，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全局的创新争优意识下降，氛围不浓，效果不佳。郴州市地税局及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在上级局的考核评比中一度榜上无名，在各项竞赛中名落孙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当然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与主观上的进取意识和努力程度更是密不可分。长此以往，昔日的辉煌将会成为昔日黄花，昔日“全国文明单位”的桂冠则可能成为荣誉上的历史包袱。
三、探索出路：完善管理与加强监控
1、化解上级管理压力：忠实执行，灵活应对。对于上级的各种决策指令无法回避，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作为市州级地税机关，郴州市地税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又不能简单应付上级，成为行政指令的中转站，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而是要将各项决策指标进一步细化、亮化、标准化、流程化，把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复杂的概念变得简单，抽象的工作变得具体，使基层执行者便于操作，上级管理者也便于监控和考核。与此同时，在执行的过程中应结合本地本单位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发挥本地优势，克服不利因素，使决策效益最大化。
2、规避外部执政风险：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党和政府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只要地税机关自身的行政活动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再加上广泛宣传，勤于汇报，党政领导不仅会理解，而且会大力支持地税工作。树立外部形象，最重要的无外乎两点，一是公开政务，透明行政，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只要不是确需保密的机密事务，所有工作都应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二是规范执法，优质服务。行政管理的本质归根结底是服务，只要地税机关改善服务态度，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征纳关系就会和谐，社会认可程度就会明显提高。在自觉加强内部监督方面，聘请法律顾问和义务监督员、设置政策法规机构，就是保障依法执政的有效方法；在主动接受外部监督方面，减免税审批媒体公开和网络评廉平台的运用，就是阳光办税、廉洁从税的有益尝试。
3、吸取传统文化精髓：刚柔相济，恩威并用。中国传统文化对管理的论述可谓车载斗量，源远流长。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仁义道德，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对这些传统的管理思想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抽丝剥茧，为我所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既要以法律和纪律、以规范的机制和制度管理人、约束人，又要以德感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要一手抓制度管理，一手抓文化熏陶；一手抓纪律和制裁，一手抓教育和激励。首先要落实征收员、税管员、稽查员“三员”管理考核办法，实施绩效管理，条件成熟时，亦可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无为有错责任追究制。其次要加强精神激励。按照马斯洛原理，人的需要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逐步提高的，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没有止境，人对得到赞赏的愿望同样没有止境。没有人愿意在被批评和否定的情况下卖力工作，只要不断地得到鼓励与肯定，就能唤起旷日持久的工作热情。
4、引进外企管理理念：精细化管理。西方及中国一些有名的外资企业有许多先进的管理方法可资行政机关借鉴，比如科学管理、目标管理、项目管理、全面质量管理，还有学习型组织、团队建设等，这些管理方法有的已在逐步引进和应用，有的正在进入行政领导的管理决策视野。精细化管理既注重决策指令和任务的明确具体，更注重执行过程的有效监控。精细化管理专家汪中求指出：“中国绝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绝不缺少各项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条款的不折不扣的执行”。郴州地税的行政管理实践，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工作目标责任状到正职考核办法再到绩效考核系统的演变，这就是决策指令和考核目标由粗到细的过程。在精细化管理道路上，有的税务机关比郴州地税走得更远，譬如，广西北海市国家税务局用精细的岗位工作手册代替岗位职责，手册内容多达60万字，省内也有地税机关按iSo9000标准质量体系编制了全套行政管理方案。事实上，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得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行政决策者和管理者在研究方案时就必须明确规定执行的项目、内容、标准、时间、要求。
税政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政府非税收管理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分配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建议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性质、范围、管理原则、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等，以形成包括立项制度、审批制度、征收制度、预算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在内的科学管理体系。用以指导、约束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为。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
税政管理论文篇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地方政府正常运转、促进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重要财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诸如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监督失灵等问题比较突出，如少数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把收取的非税收入视为单位自有资金，大量非税收入在财政体外循环；多头征管，收费养人、三乱现象屡禁不止；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难于实施有效的监督等，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为此，湖南省2004年9月1日颁布实施了《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从体制上切断了个人收入与部门权力、资源占有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深化财政改革，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既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又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条例》颁布实施的成效分析
（一）规范账户管理，实行源头控收
根据《条例》规定，任何部门和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擅自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的，一律视同“小金库”处理。为了把这一规定落到实处，株州市财政部门一方面是在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统一设立了“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用于归集、记录、结算非税收入款项，并签订了代收协议，其网点均可代收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和缴款人可以就近将非税收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为执收单位和缴款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在征收管理系统上线和新版票据发放之前，通过严格审核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以湖南省财政厅统一制定的非税收入项目库和单位经过年检的收费许可证为依据，纠正了一些超标收费和乱收费问题。使用征收管理系统和新版票据后，单位执收的非税收入只能直接缴入“株洲市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单位过渡户得以撤销，“收支两条线”管理进一步规范。据统计，市本级共撤销严格意义上的过渡户14个，清缴以前年度滞留的收入211万元，接管国土收入过渡户收入4965万元。
（二）坚持收缴分离、依法加强征管
2005年元月1日起，市本级全面推行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征管模式。1.改进征收方式，坚持收缴分离。法定征收单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受委托征收单位在征收非税收入时，向缴款义务人开具《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款人持缴款书到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将款项直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当场收取之外，禁止非税收入执收或受委托单位当场收取现款。2.严格减免程序，做到应收尽收。非税收入正常的缓征、减征、免征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禁止随意减免、越权减免和收“人情费”的行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缓征或减免非税收入的，由执收单位提出意见，经同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3.明确征收主体，完善委托征收，进一步理顺了防洪保安资金、污水处理费、电费附加、水资源费、国土收入等委托征收收入的管理，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加强了核算。对防洪保安资金、国土收入、基本建设联合收费建立了征收台账。此外，对涉及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也逐步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实行就地缴款、分级划解。
（三）落实收支分离，推进综合预算
从2005年1月1日起，株州市本级根据《条例》规定，对非税收入实行了更规范的预算管理。株州市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于预算年度开始前，认真核定市直单位非税收入年度计划，测算并扣除政府统筹资金后，作为非税收入年度预算。株州市财政局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市级执收执罚部门取得的非税收入及时全额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各类非税收入都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归集后，定期划解株州市国库或财政专户，纳入财政管理。此外，在财政部门内部也实现了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管征收的部门不管支出，管支出的部门不管收入。
总的来看，通过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理顺了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推进了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增强了非税收入运行的透明度，发挥了非税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支持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了腐败。
二、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条例》颁布实施后，在现实的政府非税收入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收支脱钩和全口径预算还没有真正到位
《条例》规定，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统筹安排，实行综合预算管理。此外，从规范的部门预算角度来讲，也要求做到财政性资金统一调度、统筹安排、“收支”脱钩，即单位的支出与单位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单位的支出依据其工作职能、工作项目的重要性来确定。但实际上，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在利益面前，仍有不少单位、部门思想上对此难以接受，所以目前为止基本还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从而导致单位、部门之间分配不公，苦乐不均，财政仅仅成了资金的“中转站”，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难以发挥。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收支真正脱钩，又将影响单位执收的积极性，致使非税收入不能应收尽收，导致收入任务难以完成。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当前，有些行政事业单位钻了政策的空子，将一些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服务性收费管理，仍然凭借行政权力变相收取，使用税务票据规避财政管理，增加了群众负担；还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下设的所谓的社会团体（协会），同样是凭借行政权力收取会费或拉赞助，没有纳入财政管理，有些就变成了单位的“小金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非税收入增收与规范管理不协调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一15%，中等收入国家为15一25%，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20－30%。一般说来，非税收入在各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多为20%左右。株州市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30％左右，比例较高。当前，株州市财政收入每年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水涨船高，对非税收入也有较高的增长要求。如果按照《条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那么，从短期来看，传统模式的非税收入规模必将受到影响，至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将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不会有较大的增长，对年度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将产生负效应。在县区特别是乡镇（街道办事处）一级，推进非税收入规范管理进度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财力的限制，不少基层单位经费不足，其本级财力无法保证正常运转，于是一些不规范的收入应运而生。要规范管理，首先要痛下决心，对这些不合理的非税收入进行规范，但同时又给财政增加了压力，所以，不少地方进退两难。
三、对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改进措施与建议（一）强化资金预算管理
非税收入是各级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规范非税收入资金管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财政收支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在当前非税收入尚未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的过渡阶段，政府应加大非税收入的统筹力度。要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真正统一的财政预算，把收支两条线落到实处，从而逐步改变过去那种“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分配格局，从机制上解决以前那种受部门利益驱动，乱收、乱罚、乱支等现象。总之，非税收入管理涉及面广，面临的问题很多，必须综合考虑，既要考虑到执收单位的利益，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又要规范其执收行为，做到应收尽收。只有这样，才能使非税收入管理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二）加强监管，规范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
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行政机关不得有服务性收费。以服务性收费为主的事业单位，要按照彻底脱钩的原则，逐步、真正走向市场。因此，当前对于部门预算单位的服务性收费，要按照《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市直单位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将其税后净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目前，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门面出租收入利用非税收入征收平台进行征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于社团收费，也要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规范。对于机构、人员、经费尚未与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真正脱钩的社团组织，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摸清底子后，这一块的收费要纳入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防止行政事业单位权力滥用以及社团组织变成机关的附庸。
税政管理论文篇4
abstract:thisarticleinhasstrengthenedthelandtaxhonestgovernmentculturalreconstructionaspecttothelandtaxdepartment'ssincecreationmorethantenyearstheresulttocarryontheelaboration,andwillstrengthenthelandtaxhonestgovernmentculturalreconstructiontocurrentandeventhepresenttobeworthstudying,theponderandthepracticecountermeasurehascarriedontheanalysis.
关键词:地税廉政文化建设思考
keywords:thelandtaxhonestgovernmentculturalreconstructionponders
作者简介:翟文,男,1985年生,湖北省利川市人,湖北省建始县地方税局
地税部门自组建以来的十多年。尽管一直在强调大家要好好学习理论知识,要扎实工作,尽职尽责,要团结互助,要以“纳税人为服务中心”,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服务,要规范执法、严格执法。这些无论是否在有意建设廉政地税文化,其实,地税廉政文化早就存在于地税系统,都在做着建设廉政地税文化的事,只不过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加强廉政地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以致一些单位和个人对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存在着认识不足、目标不清、方向不明,廉政文化载体单一以及群众参与性不强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积极尝试与探索如何把地税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用创新的方式构建符合具有地税特色的廉政文化,是当前地税部门值得研究、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地税廉政文化是地税干部在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的以“聚财为国,执法为民”为主要内容,融合了来源于地税工作实践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精神追求、行为准则、地税形象等,并统领地税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加强地税部门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地税事业新跨越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行动,同时也是地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笔者结合当前地税廉政文化建设的实际,就加强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谈点初浅认识。
第一,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要与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结合起来。
加强地税廉政文化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把发展社会主义廉政理论与建设廉政文化结合起来,加深对廉政文化建设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积极探索总结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发展廉政思想,创新廉政理论,改进廉政文化建设方法。全面建立包括税收业务管理、日常事务管理、干部人事管理,廉政纪律、领导班子、党群组织建设等各项制度,建立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的工作机制,以制度保障“廉政文化”的长期化、长效化。大力倡导适应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效率诚信和民主法制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新观念、新道德,深入开展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只有发挥廉政文化潜在的熏陶、引导、渗透、影响力量,来感化、优化地税干部的从政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树立廉洁从税的思想观念,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从而使反腐倡廉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第二、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要与切实抓好廉政教育结合起来。
加强地税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纪法规为准绳,以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主线,以狠抓廉政教育培训为重点,以廉政制度建设为出发点,以组织各项廉政文化活动为载体,进一步抓好廉政谈话教育。要进一步改革谈话形式,完善谈话内容,深化谈话效果。对有不廉洁“苗头”的干部职工进行教育、挽救和诫免性谈话;对大多数干部职工则进行沟通思想,征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谈话.廉政教育活动,要突出特点,使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充分发挥其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构建反腐倡廉思想防范体系。具体可通过着力打造网络传播平台、宣传展示平台、大厅服务平台、廉政互动平台等方面入手。实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静化心灵,陶冶情操、规范行为,使干部职工在耳濡目染中受教育。
第三,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要与地税行业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地税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必须紧密结合地税行业特点,突出时代特色,体现鲜明的个性。地税部门是为国聚财的重要经济管理部门,“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是其根本职责。广大地税干部能否廉洁从政,不但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而且关系到地税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加强地税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要很好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营造一种反腐倡廉的公众文化氛围,更好地教育引导广大地税干部追求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目标的崇高精神境界,构建以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要把地税干部职业道德修养作为重要内容,健全和完善以“热爱税收、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文明办税”为核心内容的各岗位职业道德体系,用以规范广大地税干部的职业行为,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健全和完善以“热爱税收、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文明办税”为核心内容的各岗位职业道德体系,要坚持以“公正、廉洁、文明、高效”为定位,大力营造地税廉洁从政氛围,使广大地税干部不断地接受中华民族优秀廉政文化的沐浴,不断地冲洗思想上的污秽,筑起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堡垒,保持灵魂的干净,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已之心,使勤政廉政成为广大地税干部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一种自觉行为。
第四、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要与健全和完善机制结合起来。
制度建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健全和完善廉政机制制度。廉政规章制度是基础、廉政规章制度是保障.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中,要不断完善地税系统内部的各项廉政规章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制”,发挥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考核机制,将党风廉政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税收业务建设同规划、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完善内部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税收管理、后勤管理等长效监督制约机制.逐步形成工作、学习、教育、监督和处罚并存,各环节环环相扣,首尾相接的制度链。强化源头治标治本力度,规范行政管理行为和税收执法行为,逐步形成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和税收管理体制。
第五,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要与依法治税结合起来。
地税部门作为经济执法部门,就必须始终坚持依法行政,廉洁从税。因此,地税廉政文化具体附着于税收征管各个工作环节之中,要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原则,并切实贯彻到实际征管工作中,确保各项税收政策执行到位,维护正常的纳税秩序。要深入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严格行政执法,规范征管行为。认真执行税收实体法,深入贯彻税收征管法和其他程序法。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强化税源控管。通过建立健全行业税收管理办法,组织重点行业税收专项检查,堵塞征管漏洞;通过拉网式税源普查,建立税源动态管理数据库,夯实税源管理基础;通过严格欠税管理,建立欠税公告制度,实行欠税与纳税信用等级评定挂钩等措施,加大对欠税的控管和催缴力度;通过强化以票控税,切实发挥发票控管税源的基础作用。要全面深化税收执法责任制,努力做到监督有重点,纠正有实效,考核有标准,责任有落实,全面提升税收执法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程度。
第六、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要把文明建设与各项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
要充分发挥先进带动、典型示范效应,自觉地把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过程转变为文明行业塑造的过程,打造良好的地税文化品牌。始终与建设服务型地税相结合,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单位、青年文明号、文明窗口、“巾帼文明岗”、服务明星、征管能手、五好家庭、文明楼院等系列活动。这些优秀的廉政文化能够起到吸引人、熏陶人、团结人的作用,能够帮助干部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切实发挥文明建设的感召、约束、引导作用,努力营造廉洁文明的发展环境,真正把“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落到实处,实现点、线、面整体推进,形成“人文税务、和谐税务、活力税务”。
第七,开展地税廉政文化建设,要与弘扬地税精神结合起来。
税政管理论文篇5
一、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渊源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过程中,认真总结多年来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税务系统的工作特点,“将内部控制理论引入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建设”而创造的一个全新的专有名词,是税务系统各级工作人员对税务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运行中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自我发现、自我防范、自我控制的一系列制度、方法、措施的总称,是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工作理论创新的一个标志:也是税务系统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具体方向和思路。
1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对党中央关于预防行败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具体应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以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我们党对反腐倡廉战略方针的调整和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部署和实施,表明党中央对预防腐败的理论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反腐败的实际工作越来越重视,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思路越来越清晰,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明确。当前,国家税务总局在认真总结系统内多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部门的工作特点,将在企业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引入到税务系统的反腐败倡廉工作之中,形成系统的具有部门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思路和方法。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关于反腐倡廉理论与税务部门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反腐倡廉理论的继承应用和发展创新。
2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对税务系统多年来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多年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注意与税收业务相结合,积极探索,创造了一系列与税收工作相匹配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为了加强对税务干部行使行政权力时的监督制约,有效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就改“一人进厂,各税统管”,为“征、管”两分离或“征、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新模式,随着形势的发展又经历了以“纳税申报、税务、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和“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为标志的税收征管模式。在注重对税务行政执法权监督制约的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在90年代中期又提出要加强对于部人事管理、大宗物品采购等税务行政管理权进行监督制约,形成了有税务部门特色的“两权监督”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按照国务院“建立法制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总体战略,结合税务工作的特点,建立并实施了以细化税收执法岗责体系,统一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明确执法责任为特点的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税务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体系,强化了对税务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对违法、违纪、执法过错行为责任追究的力度。在此过程中,一些税务机关还积极学习、借鉴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将流程再造理论、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等理论和方法引入到税收管理之中,通过对税收征管流程的再造,强化各环节的监督制约,使目标管理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岗位和环节,进而达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的目的。税务机关的这些探索和实践,为建立行为规范、权责明确、运转流畅的内部控制积累了实践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理论是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在税收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和进一步拓展。内部控制理论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及时发现和防范风险、制止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保证管理权力的顺畅运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内部控制理论的目标、理论方法、技术措施等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内部管理的工作机理是一致的,与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和反廉倡廉的目标要求是一致的。因此,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应当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内控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将内控理论中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应用到税务行政管理工作中,并结合税务部门的工作特点,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二、构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框架结构的具体思路
国家税务总局肖捷局长指出:“要把内控机制建设作为税收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税制、征管、内部行政管理等改革,积极完善内部岗责体系,优化流程,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形成权力层层分解、工作环环相扣、相互联系制约的科学严密的管理链条,从源头和机制上防范腐败风险。”这无疑为各级税务机关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指明了方向。
结合当前税务系统的工作实际和对内控理论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当前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建立和完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坚持依法治税和反腐倡廉的基本原则,以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目标;在各级税务机关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督察内审、巡视、法制等监督部门的组织作用,各有关业务部门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整体合力;根据现有的机构设置和税收征管模式,以建立健全税务机关岗责体系为基础,明确各个工作岗位权力和责任;以优化税务工作流程、科学配置权力为主线,以完善税收工作程序和规范税务工作行为为重点,以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为主要内容,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强化信息传递、沟通;加强税务文化建设,培育、塑造以法治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的内控环境;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对税务系统行政权力的行使和运用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制约。进而构建起工作岗位标准化、权力责任明晰化、办事程序化、监督实时化、追究及时化的体制机制,体现出分权制衡、流程制约、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追究的风险管理功能,实现对税务系统“两权”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内控机制,保证各级税务机关“两权”运行的规范、透明、高效。
1明确内控目标,把握内控机制的建设方向。依法治税,用法律的手段指导和规范我们的各项工作,是多年来税收工作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是党和国家对税收工作提出的要求,也是各级税务机关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保证干部正确履行职责,执法为民的政治保障。因此,将依法治税和反腐倡廉设定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总体目标,将建立健全税务系统惩治预防腐败体系为内控机制的具体目标,为内控机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内控机制框架的构建和功能设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2完善内控机制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税务机关的一项全局性的工作,涉及到各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工作,必须在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由党组书记负总责,纪检组长(或者责成一名分管执法监督工作的副局长)具体抓,纪检监察部门(或者是责成督察内审、巡视、法制等负责执法监督的部门中的一个部门)作为具体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配合,共同实施内控。才能有效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牵头部门负责制定内控实施方案,协助党组具体分解和落实内控任务,并对内控机制运行过程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价。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制定相关工作制度,梳理工作规范,落实具体内控工作任务。
3全面梳理权力事项,明确岗责体系。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机构改革,对本级机关各部门的权力事项,特别是税收业务管理权、人财物管理权、税收执法权等进行全面梳理,列出“权力清单”。按照机构设置和征管模式,严格划分不同岗位的权力的使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别权力的特征和作用,建立职权清楚、责任明确的岗责体系,同时,将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融入到每一个岗位,实现权力、岗位、责任、义务的有机结合,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4优化工作流程,科学配置权力。在坚持依法治税和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原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部门的权力事项和用权方式,简化权力运行程序,下放行政权力,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权力运行流程,明确具体权力事项的业务操作程序,做到下一道程序对上一道程序进行控制,每道程序之间互相制衡。在“简、放、提、优”的基础上,科学配置权力,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对权力事项的运行程序、行使依据、承办岗位、职责要求、监督制约环节、相对人的权利、投诉举报途径和方式等内容,以图示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流程图将权力行使过程进行固化,使每项权力的行使过程都做到可视可控。
三、构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路径选择
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税务机关内部各个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工作。当前,为了建立和完善税务系统内控机制,应当理清思路,明确工作方向,重点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完善制度,规范税务人员行政行为。根据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对税务人员每一项行政行为都要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制定出统一的标准规范,使所有的工作行为都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紧紧围绕“两权”运行轨迹,全面清理整合工作规程和内部管理制度,总结实践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办法进行规范和固化,并上升为制度。建立起一系列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要求的工作制度,既明确规定应当怎么办,又要规定违反规定后如何处理,形成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制度链条,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保证行政权力的和谐有序运行。”
2实施科学的风险管理,实现对风险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追究的防范和控制。从分析权力运行风险人手,对税收管理、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中可能引发风险的各种信息进行识别,并根据不同风险度和风险成因,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实现风险的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行政执法权力风险查找的重点是一般纳税人认定、优惠政策审批、税款核定、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税务行政处罚等环节;行政管理权力风险查找的重点是干部任用、资金分配、项目决定、资产处置,以及许可权、审批权、征收权、处罚权、强制执行权等权力比较集中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风险点的查找,应当按照“对照岗位职责——梳理岗位职权——找准权力风险点——公示接受建议”的统一流程,由部门和个人结合工作实际主动查找,并将查找出来的结果集中公示。对查找出的风险,要按照权力运行频率高低、人为因素大小、自由裁量幅度的高低、制度机制漏洞的多少、危害损失的严重程度等对风险点进行分级评估,明确各部门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健全防控措施。要把风险排查、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等工作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和具体工作环节,使风险管理真正科学、实用。
3充分利用税收信息管理系统,强化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沟通。将权力行使过程变为信息处理过程,强化程序的严密性,弱化人为因素,遏制随意性,形成机器控权的制约机制。要依托综合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纪检监察管理信息系统和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将以审批事项为重点的各类权力运行纳入信息化管理,使各类信息互融互通,便于沟通和监控,实现实时监督、控制和综合分析,做到全程留痕,可查可控。要进一步运用好现有的监控决策、执法考核、执法监察等信息系统,切实掌握各类事项的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结等信息,做到实时监控,全程制约。
4加强税务文化建设,培育、塑造以法治文化、廉政文化为核心的内控环境。税收内部控制机制的顺畅运行,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包括管理理念、组织机构、岗责体系业务流程等要素构成的内控环境。在内控环境中,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为所有的制度都需要有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人来执行,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人的思想理念和能力素质。因此,必须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将依法治税、廉洁行政的观念和实施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思想内化为税务干部的思想观念,成为全体税务工作人员的共识,并将这种治税思想和管理理念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始终,引导全体税务人员加强对依法治税思想和科学内控管理理念的认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防范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的观念,在工作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为税务系统内控机制的顺利运行创造良好的实施环境。
税政管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既不能依“治民之法”,也不能依“治吏之法”,只能依“平衡之法”;合理配置征纳双方的权力(利),就可能使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性权力(利)和程序性权力(利)在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另外,税法的平衡还应该注意授权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平衡。
一、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
税法属于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行政法平衡论。行政法平衡论是一种与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相对立的理论。行政法管理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民之法”,认为行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因而强调行政权力的优越性,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重行政实体法,不注重行政程序法,几乎没有司法审查,其结果是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一理论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前苏联曾非常盛行,因为这一理论能满足为战争筹集必需的人、财、物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在我国,本来就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土壤,加之对前苏联各项制度和理论的照搬和模仿,管理论便成为我国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但管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今天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与此有关。[1]
与管理论不同,控权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吏之法”,强调行政机关不应当有超越公民的特权,行政法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行政法只是有关行政程序的法,不涉及行政实体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管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赋于相对方过多权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尽管控权论一直是英美等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因其固有的缺陷和现代行政法的多样化发展,该理论也被逐渐放弃。在我国,为纠正管理论的错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正是英美等国开始放弃该理论的时候,一部分学者逐步引进了该理论,并大有未加深入研究,即试图照搬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不论是“治民之法”,还是“治吏之法”,都割裂了行政法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都各执一端,只强调了行政关系的一个方面,未看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性,扩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对立性,根本无法协调行使行政权与保护相对方权利、行政激励与行政制约、实体授权与程序制约、行政效率与公平保护、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使公益和私益最大化,难以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抛弃这两种理论,各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平衡论迈进。
行政法平衡论是指优良的行政法应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能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行政法既能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能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力,既能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能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重塑精干有活力的政府,又能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苗条”、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政府,从而使激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达到最优化状态,即实现平衡。当然,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总处在不断变化中,行政法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平衡倒是偶然的。因此,追求平衡便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正是从失衡到平衡,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不断追求,推动着行政法不断的变迁和创新。在这一理论中,平衡既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也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机制和方法。因为行政法的不对等性呈现为各主体权利义务的阶段性差别,并且是倒置的,即在某一阶段一方优先实现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如在行政实体法中,法律承认行政主体的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力,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在行政程序法中,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力优先得到实现,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限制。运用这些阶段性的差别,平衡配置这些倒置的不对等关系,行政法的平衡便成为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平衡是一种结构平衡。[2]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依”什么样的“法”。如果依以管理论为基础的“管理之法”、“治民之法”,以“命令——服从”模式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缺乏制约而滥用权力,随意执法,滋生腐败,纳税人会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消极抵制纳税,普遍地偷税,甚至抗税,其结果是征纳双方都有法不依;如果依以控权论为基础的“控权之法”、“治吏之法”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征税权的软弱无力,征之不保,深受无税论长期影响的纳税人,则会滥用控制权,逃避纳税,其结果同样是双方都有法不依;只有依“既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征税权,又能制约纳税人滥用控制权,既能激励税务机关积极征税,又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参与税收管理”的平衡之法,依法治税才能真正成为征纳双方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而成为自觉行动。
二、税法的平衡配置
(一)税法的结构平衡配置
1.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配置
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是由宪法配置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全体纳税人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价格。为此,二者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作为卖方,国家有义务为全体纳税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同时,有权向全体纳税人收取公共产品的价格,以补偿其成本;作为买方,全体纳税人有义务向国家支付公共产品价格,同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公共产品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并决定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数量。这种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美妙的平衡。只是上述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宪法这样进行配置的:全体纳税人委托自己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严格规定国家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力,即征税权,同时以审议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决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范围和数量,决定税收收入总额,即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总价格。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国家就不得征税(此即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显然,在这一最高阶位上,全体纳税人的权力优于国家,这种宪法层次的不对等正是平衡税法众多下阶位不对等的根本。
2.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配置
在这一阶位上,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利,即征税权,纳税人则要履行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价格的义务,即缴税义务。因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层次上,税务机关是权力主体,纳税人则是义务主体。又因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不可阻止性,无法排除“免费搭车者”,纳税人便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和愿望,税务机关也只有运用充分的、强有力的权力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款正常及时足额地获得,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和正常供给,才真正符合全体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核心是税款的征收权,包括收取滞纳税款的孳息,即滞纳金的权力。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除税款的征收权外,还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种权力:(1)深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和纳税情况,以确认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法事实的权力,即纳税检查权,完整的纳税检查权还必须包括搜查权;(2)对拒不履行缴税义务的纳税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敦促、迫使其缴税的权力,即强制执行权;(3)对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采取限制其商品、货物、存款等财物使用权,以保证税款安全的权力,即税收保全权;(4)对纳税人违反税务管理、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及妨碍、阻挠税务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权力,即行政处罚权;(5)对不提供、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计税依据的纳税人核定应纳税款的权力,即核税权。同时,上述五种权利行使都不可缺少要求有关各方协助及如遇拒绝能自行对其严厉处罚的权力,即要求行政协助权。也只有上述各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强度都足够大时,征税权力才是充分的、强有力的。
在为税务机关配置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首先应考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应使双方权力(利)在总体上能相互抗衡;其次应在强调税务机关征税效率的同时,应能使纳税人积极参与;在以实体法赋于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同时,应以程序法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范;在保证征税权正常行使的同时,应为纳税人权利可能受到的侵犯规定获得救济的途径;在赋于税务机关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应尽可能地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税法平衡的根本要求,也是配置纳税人权力(利)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纳税人在这一阶位上应主要享有以下两类程序性权力(利)。一类是在税务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包括:(1)信息权,即纳税人有权知道现行税制的运行状况,包括根据什么法律规定,被征哪些税种;(2)提出申请的权利,即纳税人请求获得某种税务管理资格,颁发某种税务许可证照,或请求开始或进入某种程序的权利;(3)隐私权和保密权,隐私权指税务机关不得无由搜查纳税人住宅和询问与确定应纳税额无关的信息,保密权指税务机关因征税获得的纳税人的信息不得用于非征税目的;(4)被告知权与要求听证权,即特定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作出某种处理决定前,有权得到税务机关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等情况,进行申辩、质证的权利;(5)要求回避的权利,即特定的纳税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税务案件中,认为处理该案的税务人员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时,有要求其回避的权利等等。[3]另一类是在事后救济程序中的权利,主要包括:(1)由税务机关告知救济途径和方法的权利;(2)提出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要求赔偿的权利;(4)委托的权利;(5)申请回避的权利;(6)陈述和辩论的权利;(7)上诉的权利;(8)申请执行的权利等等。
纳税人享有的上述程序性权力(利)和宪法性权力(利),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因为一方的权力(利)同时又是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由此形成既激励又限制的机制,既能保证较高的征税效率,又能使纳税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税务行政,促进公平征收,既能保证税务机关行使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又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从而使公益和私益同时得以最大化。
(二)税收立法权的平衡配置
配置平衡税法要解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平衡。税收立法权的平衡是税法结构平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税收立法权的平衡应重点解决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和地方立法的平衡两大问题。
1.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
税收立法权本应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立法机关行使,然而,随着税收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税收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越来越难以胜任;而这些立法权完全由税务行政机关来行使又将破坏税收立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容易只强调税务机关的权力,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办法便是税法的授权立法,由此也产生了税收授权立法的平衡问题。
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就是立法机关在授于税务行政机关某一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以制约其对立法权的滥用,以授权和制约的平衡保证所立之法的平衡,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建立申请立法制度。当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对某一领域进行立法却没有权限时,应由其提出立法申请,由立法机关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授权。
(2)建立批准权保留制度。即税收授权所立之法必须经过授权机关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以此对授权立法进行直接监督。
(3)建立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授权机关在审查授权立法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税收立法超越授权范围,违背授权目的,或者在立法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时,可直接宣布授权立法无效,并将其撤销。此外,如发现授权不当或授权对象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立法任务时,授权机关可以直接收回授权。
(4)确定法院的审查权。授权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仅有立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法院应当有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对涉及的授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也应当有权接受相对方因授权立法的实施将对其权利造成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并进行审查。法院甚至应当既可以对授权立法进行实体审查,也可以进行程序审查。确定法院的审查权对于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己为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2.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
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以相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全国范围千差万别的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具体的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不平衡。这正是地方税收立法得以存在和必须平衡的根本原因。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体现地方特色,满足地方需要,结构配置平衡。体现地方特色是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所在,满足地方需要是地方税收立法必要性的体现,结构配置平衡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地方税收立法应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居民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针对税源情况、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关于权利救济和保护内容等状况,赋于本地区税务机关与当地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相适应的征税权,同时根据平衡法原理赋于纳税人必要的权力(利),以制约税务机关滥用职权,保护其正当利益。
(2)自主立法,合宪合法。地方税收立法不仅限于执行中央的法律和行政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为税务行政管理创立了法律、行政法规未涉及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有效补充平衡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关系必须的规范。因此,应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但同时,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应与合宪性、合法性相符合,地方税收立法不但不能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不能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地方税收立法和中央部委规章的冲突和协调,应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原则,一概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和一概强调地方立法的从属性都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3)与中央立法协调统一。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不仅反映在地方特色、地方需要和中央难以统一解决的问题上,还反映在与中央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上,只保护地方利益,保护本位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全国性立法平衡的破坏,也不可能维护本地区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我国税法失衡状况简析
我国税法失衡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现行税法赖以构造的传统税收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公共产品价格”这一税收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总体上平衡的可能,更不可能将税法的制定权、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的审议监督视为纳税人的当然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税法结构的宪法层次平衡配置,目光只能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坚持税收本质的“义务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忽视纳税人的权力(利),更何况这一认识被行政法管理论一再强化。因而,税法的平衡必然失去根本,其结果,一边是纳税人消极纳税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权力强化下疲惫的身影, 一边是税务人员为征收几十元税款献出生命,一边是大量的政府官员大肆挥霍、贪污、浪费税款。
其次,就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与纳税人的权力(利)而言,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严重不足,或者是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遗产分配等大量领域形成征收空白,与纳税人应负义务严重不符,或者是在已征收的领域因无搜查权或必要的行政协助或处罚规定不够严厉而有税征不上;另一方面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税务人员滥用职权随意征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纳税人或无相应程序性权力予以抵制,或虽有权但因先决条件高而难以使用(如税务行政复议要求先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才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或虽有权,也无先决条件,但常可能在主管税务机关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使用。总之,税务机关征税权力不足和征税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授权立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授权范围过于宽泛。现行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3部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外,其余均为国务院授权立法。其授权依据为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和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税收”的领域过于宽泛,对授权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目的基本上未加限制,全国人大的这种授权决定实质上使国务院毋需相关的法律依据,想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就可以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事实上剥夺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立法权,根本否定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二是越权、违法立法问题严重。上述1984年的授权倒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的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但1984年国务院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均适用于三资企业,造成越权立法事实。再往前推,国务院1982年的《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1983年的《建筑税征收暂行条例》既无人大相关法规,也未授权。国务院1986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本冲突,实质上用国务院暂行条例把人大的法律改造成了只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三是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既无申请立法制度,又无批准权保留制度、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法院对授权立法行为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基本无权审查。这一切都影响了授权立法的平衡,因而难以保证授权所立之法的平衡。
第四,地方税收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谈不到体现地方特色和自身的平衡问题,也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所需财力,地方政府便滥用收费权,以收费权侵犯中央的征税权,以费挤税,名费实税,五花八门的收费办法使纳税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地方领导更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违法违宪制定地方性涉税文件,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严重破坏了全国性税收立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法学,2001,(2).
税政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政治关联企业经营年限地区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65-12
一、引言
税收作为政府向企业留存资源的一种强制分享，对投资者或股东而言，意味着现金流的减少，因此投资者或股东天然有动力通过合法的税务筹划或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来降低企业税负，此即所谓税收激进行为。①对政府而言，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显然意味着税收收入的降低，因此政府必然会通过有效的税收征管来约束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而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时期，由于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往往会通过与政府发生联系来获取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或通过向政府部门寻租等途径或方式来掩盖自身的税收激进行为。
关于政治关联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税负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有的文献认为政治关联会增加企业的税负。例如，Zimmerman认为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因其政治背景或社会声誉而使企业受到税务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导致企业承担更重的税负；②冯延超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税负要明显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综合税负越高。③而另有一些文献却认为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税负。例如，Faccio认为政治关联企业会利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双重委托理论模型构建的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最优化研究”（7050202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412）
①Hanlonm.andHeitzmanS.，“aReviewoftaxResearch，”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vol.50，no.2，2010，pp.127～128.
②Zimmermani.，“accountingforinterestbyRealestateDevelopers，”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vol.8，no.1，1986，pp.37～51.
③t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
争取到更多的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从而使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Facciom.，“DifferencesbetweenpoliticallyConnectedandnonconnectedFirms：aCrossCountryanalysis，”Financialmanagement，vol.39，no.3，2010，pp.905～928.罗党论和魏翥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大。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还有少量文献则认为，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姚圣和徐颂对于2009-2011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度与企业综合税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很显然，关于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税负之间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这客观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旨在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因素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1）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角度或企业被动角度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缺乏从企业主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其制定纳税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利用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视角来分析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的纳税制定；（2）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具有更加复杂的冲突和属性，其不仅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最大化，也追求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wealth）目标，有时候后者甚至更为重要，Gomez-mejiaL.R.，HaynesK.t.，nunez-nickelm.，JacobsonK.J.L.andmoyano-FuentesJ.，“SocioemotionalwealthandBusinessRisksinFamily-controlledFirms：evidencefromSpanisholiveoilmills，”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52，no.1，2007，pp.106～137.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寻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展开讨论，而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分析政治关联和家族企业税收关系的研究则十分罕见，本文拟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3）政治关联作为家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一种主动寻求，势必会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往文献多从税收征管力度、审计力度、税收政策改变等政府治理行为的微观视角进行了考察，本文拟从地区市场化进程这一宏观视角考察其对政治关联家族企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拟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利用2010-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有效样本数据，首先分析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和不同政治关联程度会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的影响，继而进一步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家族企业与社会情感财富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学术界完全接受的家族企业定义，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保护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的本质属性，也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最大特点。ChrismanJ.J.andpatelp.C.，“VariationsinR&DinvestmentsofFamilyandnonfamilyFirms：BehavioralagencyandmyopicLossaversionperspectives，”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vol.55，no.4，2012，pp.976～997；吴炳德、陈凌：《社会情感财富与研发投资组合：家族治理的影响》，《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8期。社会情感财富属于非经济范畴，其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甚至被冠之以“伞状概念”。窦军生、张玲丽、王宁：《社会情感财富框架的理论溯源与应用前沿追踪：基于家族企业研究视角》，《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2期。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满足自身特殊情感的需要、家族价值观及财产的传承、基于亲缘关系的利他主义、建立和维护正面的家族形象和声誉、Sharmap.andmanikuttyS.，“StrategicDivestmentsinFamilyFirms：RoleofFamilyStructureandCommunityCulture，”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vol.29，no.3，2005，pp.293～311.累e社会资本，Zellwegert.m.andastrachanJ.H.，“ontheemotionalValueofowningaFirm，”FamilyBusinessReview，vol.21，no.4，2008，pp.347～363.等等。而关于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划分也没有一致结论。例如，Gomez-mejia等将社会情感财富划分为三个维度：与企业相关联的情感、基于家族文化的家族价值观、利他主义；Gomez-mejiaL.R.，CruzC.，Berronep.andCastroD.，“theBindthatties：SocioemotionalwealthpreservationinFamilyFirms，”theacademyofmanagementannals，vol.5，no.1，2011，pp.653～707.而Berrone等则将其划分为五个维度：家族控制与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感、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归属、传承意愿。Berronep.，CruzC.andGomez-mejiaL.R.，“SocioemotionalwealthinFamilyFirms：theoreticalDimensions，assessmentapproaches，andagendaforFutureResearch，”FamilyBusinessReview，vol.25，no.3，2012，pp.258～279.虽然社会情感财富的内涵和维度十分丰富，但其对于家族企业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系家族对于企业的长久管理和控制；二是依靠企业建立良好的家族形象和高度统一的家族价值观；三是对家族和利益相关者实施利他主义。本文正是基于此来判断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情况。
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较为复杂的成本和风险，除了企业本身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还包括被税务部门发现之后的罚款以及由此引发的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等，尤其是激进行为败露时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声誉损失。ChenS.，ChenX.，ChengQ.andShevlint.，“areFamilyFirmsmoretaxaggressivethannon-FamilyFirm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vol.95，no.1，2010，pp.41～61；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由此可见，税收激进行为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具有重要的影响，反之，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既是税收激进行为的一种隐性成本，也是企业制定纳税政策时需要衡量的重要因素。
2.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
Fisman最早把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称为政治关联。FismanR.，“estimatingtheValueofpoliticalConnections，”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1，no.4，2001，pp.1095～1102.其后，Faccio、Facciom.，“politicallyConnectedFirms，”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6，no.1，2006，pp.369～386.Claessens等、ClaessensS.，etal.，“politicalConnectionsandpreferentialaccesstoFinance：theRoleofCampaignContribution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vol.88，no.3，2008，pp.554～580.Goldman等Goldmane.，etal.，“DopoliticallyConnectedBoardsaffectFirmValu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vol.22，no.6，2009，pp.2331～2360.又进一步将曾在政府任职、政治捐赠、参与政治活动等纳入到政治关联的范围内。显然，无论政治关联的范围如何，政治关联都可以帮助家族企业了解政策动向、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或向政府寻租、影响政策制定，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
首先，基于政治关联，家族企业可以在面临发展障碍时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从而拓展自身发展空间，Hillmana.J.，etal.，“Corporatepoliticalactivity：aReviewandResearchagenda，”Journalofmanagement，vol.30，no.6，2004，pp.837～857.也可以在产权保护不力、法制不完善、金融发展落后等不利环境中寻求其发展的必要资源，LeuzC.andoberholzerG.F.，“politicalRelationships，GlobalFinancingandCorporatetransparency：evidencefromindonesia，”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vol.81，no.2，2006，pp.411～439.因此，政治关联对于促进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规避制度风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即，对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次，家族传承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内涵，最重要的就是家族接班人对创始人默会知识和社会关系的继承，而政治关联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家族企业未来发展中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维系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家族企业希望利用更多的纳税和利益输送来支持本地区的发展，进而取悦政府和税务部门，以达到“家业常青”的目的。再次，家族企业主参政议政，在政府中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多是在其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亦即，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主多是成功商人或明星企业家，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对其关注度很高，家族企业主本身具有很强的声誉考虑和约束，因而他们更不会倾向于进行激进的税收行为，以避免损害其个人声誉和家族企业的长久发展，同时，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重点监管，其纳税行为对行业的其他企业具有示范作用，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也会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便会影响到企业和高管的声誉，冯延超：《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关系的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6期。进而造成家族声誉的恶化和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由此可见，当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衡量税收激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时，尽管税收激进行为带来了现金流增加等短期利益，但家族企业更加看重其背后所带来的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损失，更加重视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更低，亦即，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由上所述，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更加重视其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和存续而会采取更加保守的纳税政策，那么具有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是否也会采取不同的税收激进行为呢？首先，家族企业具有更深的政治关联程度一般表现为家族企业主担任更高级别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等，同时会受到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成为“明星企业”，尤其家族企业主或高管担任各级政治职务的企业的纳税行为更是在整个行业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为了保证当地财政收入，会对政治关联程度更深的家族企业进行重点监管。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被发现，其对家族声誉和家族形象所造成的损害将是不可挽回的，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也会造成重大打击，基于此，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会选择依法纳税，降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风险；其次，拥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意味着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如慈善捐款、环境保护、提供就业、合法纳税等，社会各界和中小股东也会依据其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进行投资评估，一旦税收激进行为败露，机构投资者和中小股东会对企业未来发展做出不利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股价和融资等，不利于家族的长久控制和管理；再次，具有更深政治关联程度的家族企业主在家族中更容易形成家族权威，从而更加合理地分配企业资源实施利他行为，而税收激进行为的÷痘岫约易迤笠抵鞯娜ㄍ形成挑战，继而影响利他主义在家族的发挥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有，亦即，家族企业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家族权威地位和利他主义的作用，不会采取冒险的税收政策。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
3.政治关联和企业经营年限、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交互影响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代际传承和家业长青是家族企业追求的长期目标，为了这些目标，家族企业甚至愿意牺牲短期利益。Gomez-mejiaL.R.，HaynesK.t.，nunez-nickelm.，JacobsonK.J.L.andmoyano-FuentesJ.，“SocioemotionalwealthandBusinessRisksinFamily-controlledFirms：evidencefromSpanisholiveoilmills，”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52，no.1，2007，pp.106～137；Berronep.，CruzC.andGomez-mejiaL.R.，“SocioemotionalwealthinFamilyFirms：theoreticalDimensions，assessmentapproaches，andagendaforFutureResearch，”FamilyBusinessReview，vol.25，no.3，2012，pp.258～279.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家族股东和家族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家族企业主（一般为企业的创始人）对家族企业的感情会更加深厚。因此，相比于短期的经济利益，家族企业主和家族股东更注重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家族声誉以及根植于企业的家族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情感财富。
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因其政治身份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点关注，且政治关联的程度越深，受到的重点关注越多。而随着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企业主本人的声誉也与企业声誉和家族声誉联系得更加紧密，一旦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甚至非法的税收激进活动被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家族企业和企业主本人的社会声誉将受到严重的伤害。同时，家族企业经营年限的增长也意味着家族二代涉入的增加和传承问题的推进，家族企业在传承期间更加偏向于稳健的经营战略以实现二代顺利接班和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赵晶、张书博、祝丽敏：《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8期。其更不可能实施冒险的税收激进政策。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
一般而言，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著占优，亦即表现为更好的产权保护水平、更完善的产业化体系、更高程度的金融发展水平等。刘放、杨筝、杨曦：《制度环境、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管理评论》2016年第2期。这些特征一方面降低了家族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得家族企业的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并能充分发挥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对于家族资产的保有、存续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有效改进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使得地区内的信息充分流动和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随着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家族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会没有强烈的意愿再去取悦政府官员。同时，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家族企业由于外部竞争压力的增大，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寻求家族财富的增长和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以维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家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高，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弱。
三、研究设计
1.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pindado等、pindadoJ.，Requejoi.andtorreC.，“FamilyControlandinvestment-CashFlowSensitivity：empiricalevidenceFromtheeuroZone，”JournalofCorporateFinance，vol.17，no.5，2011，pp.1389～1409.翁宵サ任滔ァ⑼蹩嗣鳌⒙莱そ：《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ipo抑价率的影响》，《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的做法，将家族企业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整个家族且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不低于10%的企业。据此，本文选取2010-2014年的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St和*St、金融业、交叉上市、资不抵债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共得到有效企业-年度观察样本共计2847个，样本的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政治关联的数据则是基于手工整理源自百度搜索、和讯网、上交所信息披露网以及深交所指定信息披露网巨潮咨询网等关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背景披露资料而得，同时辅以对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高管资料与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的相关披露进行比对，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治关联样本的准确性。
2.变量说明
（1）因变量。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是本文的因变量。在我国，相比流转税和财产税，所得税有着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操纵空间，导致企业的名义税率与其实际税负存在较大差异。金鑫和雷光勇总结了适合中国情景下的三种税收激进程度计算方法：有效税率（etR）、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利用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DD_BtD）。金鑫、雷光勇：《审计监督、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税收激进度》，《审计研究》2011年第5期。本文在参考江轩宇、江轩宇：《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蔡地和_进辉蔡地、罗进辉：《Ceo类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吗？》，《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的做法后，使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作为税收激进程度的度量方法，其值等于[公司税前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年末所得税税率]/上一年资产总额，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两种方法。
（2）自变量。政治关联（pC）是本文的自变量。关于政治关联的测量，本文借鉴李维安和徐业坤的做法，以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作为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测量维度。李维安、徐业坤：《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其中：①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为虚拟变量，实际控制人如果担任或曾经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的则计为1，否则计为0；②政治关联程度CpD，本文借鉴并改进罗党论和魏翥的做法，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方经济》2012年第11期。将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进行赋分，在担任非政府官员类（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中：全国级人大政协常委6分、全国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5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4分、省级人大政协常委或党代表3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常委2分、地市及以下级人大政协委员或党代表1分；在担任政府官员类中：副省部级及以上7分、正厅级6分、副厅级5分、正处级4分、副处级3分、正科级2分、副科及以下级1分；不是以上两种情况的取值为0。两类分别取最高分然后加总作为政治关联程度CpD的取值。
（3）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是本文的调节变量。企业经营年限（age）取值等于考察年度减去企业成立年度之差加1后取自然对数，age取值越大，说明家族企业经营年限越长；地区市场化程度（mkt）则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的数据，其取值等于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得分。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4）控制变量。本文基于国内外税收激进行为或活动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确定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κ；资产负债率（Leverage）等于总负债/总资产；资产收益率（Roa）等于税前利润/总资产；无形资产比率（intan）等于无形资产/总资产；固定资产比率（ppe）等于固定资产/总资产；账面市值比（mtb）等于股东权益/公司市值；同时，本文引入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的相关影响。
本文所涉变量及其度量具体见表1所示的变量说明表。
3.模型设定
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家族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
首先通过oLS方法来检验假设H1和H2：
tax_aggit=β0+β1pCit+β2Sizeit+β3Leverageit+β4Roait+β5intanit+β6ppeit+β7mtbit+Year&induDummies+εit（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tax_agg表示税收激进程度（包括etR、BtD、DD_BtD），pC为政治关联（CpC和CpD）的变量，Size为企业规模，Leverage为资产负债率，Roa为资产收益率，intan为无形资产比率，ppe为固定资产比率，mtb为账面市值比，Year&induDummies为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β0为常数项，β1～β7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但式（1）的回归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现实情况中纳税表现良好的家族企业主更容易获得政府的青睐从而被推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Hausman检验也表明：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CpD）具有显著的内生性。本文拟采取邓建平等的做法，用企业注册地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来解决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激进行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企业注册地变量（LoC）的定义：如果公司的注册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因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锋，市场的开放程度高，使得这些地区的家族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从而对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上，企业的注册地不同并不会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2SLS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pCit=μ0+μ1LoCit+μ2Sizeit+μ3Leverageit+μ4Roait+μ5intanit+μ6ppeit+μ7mtbit+Year&induDummies+δit（2）
tax_aggit=λ0+λ1pCit+λ2Sizeit+λ3Leverageit+λ4Roait+λ5intanit+λ6ppeit+λ7mtbit+Year&induDummies+θit（3）
其中，LoC为企业注册地变量，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式（1）相同。
式（2）作为第一阶段回归，我们考虑两种情况：①当pC为实际控制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时，采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②当pC为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程度（CpD）时，采用orderChoice模型进行回归；式（3）作为第二阶段回归，政治关联变量pC仍然考虑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和政治关联程度（CpD）两种情况，并进行2SLS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显示：（1）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均值为0.004，标准差为0.034，这表明不同家族企业间的税收激进程度差异较大；（2）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均值为0.522，表明大部分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都会寻求政治关联以保护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存续。
2.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各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3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31，符号为负意味着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税收激进程度更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1一致；政治关联程度（CpD）与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的相关系数为-0.024，符号为负意味着随着家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越低，这与本文研究假设H2一致。此外，本文对其中的所有变量进行了膨胀因子检验（ViF值测试），结果发现，所有的ViF值均远远小于10，鉴于此，本文后述的多元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回归分析
（1）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首先采用oLS方法分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表4列示了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为不包含政治关联变量（包括CpC和CpD）的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变量（CpC），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关联程度变量（CpD）。模型（2）中，CpC的系数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对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3）中，CpD的系数为负，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税收激进行为也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4的分析结果没有考虑政治关联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接下来通过2SLS回归法对于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表5是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4）的因变量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模型（5）的因变量为政治关联程度（CpD）。两个模型中，工具变量（LoC）的系数都非常显著，表明本文的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同时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发现工具变量与第二阶段回归的残差项的相关性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2SLS回归比oLS回归的分析方法更好。表6是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模型（6）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CpC）的系数（β=-0.046，p
（2）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企业经营年限下家族企i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8）、（9）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经营年限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age，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3。表7列示了企业经营年限、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8）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age的系数（β=-0.013，p
（3）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
本文通过2SLS回归法分析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下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模型（10）、（11）是在模型（6）、（7）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pC*mkt，用以验证本文的假设H4。表8列示了地区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税收激进行为的关系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模型（10）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pC*mkt的系数（β=0.009，p
4.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参考姚圣和徐颂姚圣、徐颂：《高管政治背景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基于政治关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会计与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关于企业政治关联度变量的做法，以企业高管中存在政治关联的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代替文中的两个政治关联变量CpC和CpD，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2）使用有效税率（etR）和固定效应残差法（DD_BtD）来重新计算税收激进程度tax_agg，以分离出因盈余管理造成的账面和实际税收差异，并重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本文借鉴邓建平等的做法，选用各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政治关联变量的工具变量，邓建平、曾勇：《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以樊纲和王小鲁编著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该变量的度量指标，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并重新进行2SLS回归分析。
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了政治关联的内生性问题后，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家族企业经营年限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这种负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囿于篇幅，这里的回归结果未予报告。
五、结语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以2010-2014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2847个企业-年度数据为有效研究样本，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其中包括考察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此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较之不具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具有更低程度的税收激进行为，且随着其政治关联程度的加深，其税收激进程度会更低，而企业经营年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则分别对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正向和负向调节效应。
2.研究创新
本文主要具有以下三点研究创新：（1）突破传统的企业经济目标研究视角，从企业的非经济目标研究视角，即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寻找到了一个考察家族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新视角；（2）以往文献大多从政府视角或企业被动视角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税负的关系，本文则是从企业主动视角进行研究，丰富了企业利用自身资源留存收益、促进发展的理论研究；（3）以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地区市场化程度视角对政治关联和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相对弥补了以往文献大多从微观视角进行探讨的不足。
3.政策建议
税政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优化服务体系税收征管
自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后,全国税务系统本着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努力为纳税人、为社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逐步由“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不断努力优化纳税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为纳税人全力营造公平公开、方便高效的纳税环境,充分发挥税收的服务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引导了纳税遵从,优化了税收秩序。但是由于我国纳税服务的理论研究仍然比较落后,纳税服务实践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缺乏规范性和有效的组织保证,纳税服务总体水平较低。理论界对纳税服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一些基本理论、概念的定性仍然模糊。
纳税服务的内涵和主要内容
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以贯彻落实国家税法、更好地为广大纳税人服务为目的,通过多种方式,帮助纳税人掌握税法、正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满足纳税人的合理期望,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一项综合性税收工作,它是税务机关的法定义务和职责,是贯穿整个税收工作的重要内容。广义的纳税服务体系包括两大系列:其一是税务机关提供的纳税服务;其二是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
纳税服务工作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税收信息服务,即税务机关及其人员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税务相关信息,使之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有能力自觉、及时、完整地缴纳税款。税收信息包括税收法律信息、税收决策信息、税收业务信息和税务行政信息等;纳税程序服务,即税务机关及其人员在税收征管流程的各个环节上提供的服务。纳税程序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纳税信誉等级鉴定、税务检查等;纳税环境服务,即为纳税人提供便利的办税条件和场所;纳税救济服务,即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税务争议时,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提供行政救济服务,主要指税务行政复议工作;纳税权益服务,即税务机关为保护纳税人权益提供的服务。纳税人享有税法的知悉权、纳税情况保密权、申请减税免税权、陈述申辩权、复议讼诉权、请求赔偿权、控告检举权、申请延期纳税权、索取完税凭证权等权利。
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经过了长期分化过程后,开始走向各学科的融合,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的思潮。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提出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企业家政府”,内容包括十项原则:掌舵而不是划桨;重妥善授权而非事必躬亲;注重引入竞争机制;注重目标使命而非繁文缉节;重产出而非投入;具备“顾客意识”;有收益而不浪费;重预防而不是治疗;重参与协作的分权模式而非层级节制的集权模式;重市场机制调节而非仅靠行政指令控制。
可见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一线经理和管理人员”(即中低级文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总量”控制,给一线经理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适应变化不定的外部环境和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不同,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体制不同,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现代纳税服务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但确立了纳税人与政府平等的经济主体关系,而且还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中确立了纳税人的主导地位。因此,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政府的一项根本职能。对于作为政府公共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税务机关来说,不但税收征收的过程是服务,而且征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纳税人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在公共部门广泛引入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也为税务机关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革新工作机制,提高纳税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参考。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纳税服务工作的启示
(一)增强纳税服务意识并提高纳税服务的法律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的彻底更新和转变,是优化纳税服务的关键,纳税服务观念要努力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
1.由监督打击向管理服务转变。改变以往注重对纳税人防范、检查和惩罚的观念,相信大多数纳税人都能够依法申报纳税,履行税收义务。以服务促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管理执法和优质服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
2.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淡化权力意识,树立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的观念,充分认识到搞好服务是提高征管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终把尊重纳税人、理解纳税人、关心纳税人贯穿在税收征管中,积极、主动、及时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经济的服务。
3.由职业道德要求向具体行政行为转变。将过去作为高标准的职业道德要求,转变为对税务人员的基本行政行为规范,使纳税服务的内容制度化、规范化,并将其作为税务机关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落实和考核。
4.由注重形式向内容、形式、效果相统一转变。要从片面追求纳税服务形式的认识误区中解脱出来,不能只注重口头上、材料中、墙壁上的服务,而不管实际工作中服务措施的落实与否,服务效果的好与坏。必须通过持久和务实的工作,形成纳税服务长效发展机制。
只有观念的转变,没有法律的保障,纳税服务仍然难以规范地开展。因此,提高纳税服务的法律地位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新《征管法》第七条为纳税服务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法律基础,对纳税服务的逐步完善具有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下一步可以考虑在制订《税收基本法》时,将纳税服务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建立纳税人,把纳税人的权利和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以法规形式明确下来;根据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纳税服务的基本内容和操作总原则,并根据纳税服务的总原则,制定纳税服务的具体内容、服务标准、工作方式和岗位责任体系等。这样纳税服务就有了根本的法律制度保障。
(二)建立有利于提高纳税服务效率与效能的服务体系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施政的基本价值在于:经济、效率、效能。联系到税收工作,我们也应该把“经济、效率、效能”作为纳税服务追求的目标。具体的:应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加快建立规范的纳税信息服务体系,整合税务信息资源,为纳税人提供涉税公共信息和个性化信息服务、税收征收管理服务和实时在线服务,实现全天候的“无站式”服务,减少纳税服务的中间层次和环节,降低服务费用,提高服务效率;针对办税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现象,运用流程再造理论,开展结果导向的管理,深化税务行政审批改革,减少税务登记、核定申报方式、政策性减免税等审批手续,使程序运作现代化;针对纳税服务绩效难以衡量的问题,继续加强过程控制,坚持“有效执行没借口、决定成败靠细节”的思想,把优化服务渗透到税收管理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岗位和每一道环节;要建立以纳税人满意度为重要衡量标准的纳税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要针对纳税人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趋势,构建以税务机关为主导、多种服务组织共同参与的纳税服务体系,将具体的纳税服务事项交由社会中介机构或民间非赢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
(三)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纳税服务决策机制
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开放式的决策模式,而不是封闭式的,认为由越多人参与的共同决策,就会掌握到越多顾客的感受,由越少人做决策就越不能真正掌握顾客的心声。严格来说,顾客导向的层次就是由外而内、由下而上,顾客导向的运作前提就是要集体决策,共同参与。在实施纳税服务的过程中,可以透过调查与统计分析去掌握纳税人的需求,但不能掌握纳税人的心声和感受,这往往只能通过基层的税务工作者去探求。作为基层的税务工作者,他们能够直接接触纳税人,最能了解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及切身感受。所以税务机关在作出有关纳税服务决策时,必须让广大基层税务工作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成为决策的主体。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纳税服务决策机制不仅训练基层工作人员自我管理,更能促使他们自己考核自己的决策执行成效,从而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
(四)建立科学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
应围绕优化服务制定科学可行的考核指标和方法,加强和量化对服务的管理考核,充分发挥和调动税务人员优化服务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考核过程中应区分业务体系和非业务体系分别考核。业务体系是指直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岗位及人员,主要包括管理、征收、稽查、税源监控等一线岗位。非业务体系是指不直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岗位及人员,这部分人员虽然不直接与纳税人接触,但同样担负着提供服务的职责。对业务体系除参照工作质量标准进行考核外,一并对服务时限、服务质量、纳税人满意度等关键指标进行综合考核;对非业务体系的考核应将税前服务、信息反馈与处理、纳税人满意度等指标作为重点,进行综合考核。
(五)构建完善的纳税服务监督评估机制
要进一步畅通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就要建立公开的、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估机制,使税务机关能够正确地认识自身的服务现状,及时加以改进。通过召开纳税人座谈会、上门走访、问卷调查、发放“个人联系卡”、“征求意见卡”等形式,让纳税人了解税务机关及税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并陈述自己对纳税服务的意见,让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合法合理的期望,进而修订和完善有关纳税服务的制度和规定;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受理纳税人对税务人员执法不规范、服务不周到的投诉;在税务政务公开和外部参与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社会各界和纳税人的意见,广泛聘请社会各界代表、纳税人代表对纳税服务进行监督评估,以便及时查找问题和不足,随时改进工作。
参考文献:
1.孙利军.关于纳税服务理论与实践诸问题的探讨[J].税务研究,2003
2.戴子钧.构建现代化税收服务新体系[J].税务研究,2003
3.吴旭东.税收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乔家华.在制度创新中推进纳税服务:对当前纳税服务的实证分析和政策选择[J].涉外税务,2003
5.陈捷.纳税服务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涉外税务,2003
税政管理论文篇9
一、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税收执法督察工作，围绕工作大局，突出监督重点。今年4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执法督察规则》颁布实施，结合区局要求我处及时安排本年度执法督查工作，6月初，为迎接区局执法督查检查组，由法规处牵头组织，征管处、税政一处、税政二处、计财处、信息处共同组成检查组，对天山区地税、县局20__年5月至2013年4月的税收执法情况开展自查工作。以区局执法督查内容为重点，由各业务处（室）分别制定《检查项目表》，内容包括检查路径、检查方法、抽查比例等。对查出的问题，当场进行反馈，并要求天山区地税、县局限期进行整改。此次的考核结果纳入市局目标管理考核。
（二）接受区局督察内审组对我局税收执法及相关工作进行检查。作为被查单位我处积极配合督查工作，认真梳理督查结果，积极落实整改意见，及时出具反馈报告，为后期的整改工作打下基础。使我局今后的税收执法工作质量进一步提高。
（三）结合税收工作实际，扩大执法督察范围。2013年1月，我处组织人员对全市各区（县）局20__年至今，正在执行和已经终止的委托业务进行了摸底调查。对委托的范围、税种及计税依据、期限、票证管理、手续费支付比例及支付方式进行了检查规范，使执法督察触角涉及到税收工作的各个层面，为我局执法监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打下基础。
（四）认真开展制度廉洁性审查和优化税务行政审批检查工作。今年4月，对全局系统各项规章制度和税务行政审批项目的检查，市局系统没有违规出台各项制度的现象，但是仍存在审批时限过长，审批程序过多，增设审批项目的问题，通过检查要求各单位都予以清理和整改，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纳税人，优化了纳税服务质量。
（五）认真完成税收宣传月和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工作。
1.配合市国税局牵头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联合税政一处、二处，第一分局、征管处在“亚心网”进行“局长话税收”在线访谈节目，通过税务干部与广大网民直接交流，答疑解惑，解决纳税人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2.认真整理归纳税收政策热点问题，通过案例的形式，运用纳税人通俗易懂方式在《晨报》、《晚报》、《经济报》等媒体开辟专栏，进行税收政策的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在报纸开辟专栏，对5起税务违法案件进行实名制曝光，对税务违法行为纳税人起到了震慑作用。增强了全社会依法纳税的责任感。
4.结合税收宣传月在全局系统开展第十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并按要求上报总结。
5.组织全系统干部1300余人参加公职人员学法考试，购买教材，辅导培训，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指派人员参加全市统一闭卷考试，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干部依法行政、维护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意识。
6.按照年初我处的培训计划，从市委党校聘请教授对市局系统业务骨干进行依法行政业务培训，对依法行政、《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系统学习，并通过测试提高培训质量。
（六）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完善业务类文件审核流程。按照规范性文件管理范围“宜宽不宜窄”的原则，我处对各业务处（室）出台的文件纳入管理，各处（室）草拟的文件提请我处审核，属于规范性文件的，按《乌鲁木齐地方税务局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操作规程》的规定制发；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按公文处理流程制发。有效防止不当“红头文件”出台。
按区局要求完成《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实施后相关情况统计表及分析报告，为进一步做好规范性文件的管理打好基础。
（七）税收政策调研工作
1.3月中旬，乌鲁木齐国际税收研究会召开一届六次常务理事会，总结了20__年度研究会工作，讨论了2013年工作要点；宣读了20__年度优秀税收科（调）研论文表彰通报，为获“优秀论文组织奖”的五个单位颁发了奖牌。同时安排部署了2013年度课题和研究方向。
2.今年，乌鲁木齐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申报采取三个层次的形式，即：重点课题、专项性课题、群众性课题相结合，重点课题和专项性课题注重深层次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群众性课题注重可操作性的探讨，相辅相成，理论服务于实践。今年研究会确定重点课题2个，专项性课题7个。
（八）上半年审理重大案件2起，涉税金额1901多万元。
（九）其他工作
1.制定并报送《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法治机关创建活动实施意见》，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工作各项制度。
2.上报市人大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3.向市法制办报送法制信息13篇，动态反应我局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4.为全面做好“六五”普法工作，总结上报《乌鲁木齐市地方税务局“六五”普法中期自查总结》，查遗补缺，认真做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5.按照市局统一安排，完成维稳工作任务，听从指挥，统一行动，全处人员按时到岗，无一人因个人私事影响工作，体现了很强的团队意识。
二、存在的问题
1.与上级机关及相关处室的沟通、协调不够，造成有些工作被动，今后要积极加强与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区局及市局各业务处（室）的协作、交流，增强工作主动性。
2.我处上半年人员变动较大，有两人调区局工作，新增人员需要一个适应阶段，工作中会出现衔接不畅的问题。
3.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下半年工作安排
1.积极与征管处配合，完成好下半年的税收执法督察工作。
2.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同时提高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效率。
税政管理论文篇10
abstract:inthispaper,studybeginsfromnewcontentandfeaturesofpublicadministrationanalyzingtheapplicationandpracticeofnewpublicmanagementtheoryintaxadministrationintheUSa,Singapore,SouthKoreaandothercountriesandputtingforwardnewpublicmanagementideasandspecificmeasurestoimprovethetaxadministration.
关键词:公共管理;税务行政管理;借鉴
Keywords:publicadministration;taxadministration;reference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5-0212-02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发端于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七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而应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
虽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把政府与公共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税收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实践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传统的西方国家和新型的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国外税务管理部门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运行就可见一般。
美国国内收入局在1998年实施了重组与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在组织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即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收入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内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对收入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
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把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为纳税人一站式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减少了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
韩国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以1999年9月1日作为一个新起点,开始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同时,采取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理论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注重结果、激励和绩效评估,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二是把纳税人视为顾客,将政府的职责定位在根据纳税人(顾客)的需求向纳税人(顾客)提供服务,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三是重视税收管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关心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并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3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税务行政管理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的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近年来,我国也积极借鉴公共管理理念,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参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按照“调动人力,减少成本,优化服务”的基本方针,逐步推进我国的税务行政管理改革。
3.1完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布局税收组织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的组织保证,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就会影响税收职能的实现。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实现扁平化,就要对目前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重组,建立横向的信息交流机构,便于信息的沟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税收管理机制,减少中间环节,压缩管理层级,按照实际需要,收缩没有必要存在的税收机构,前移各项税收业务,简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论,摸清税收信息管理的内在规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结转的方式归集税收业务,从而对机构进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约的最佳平衡点。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原版全文
3.2改进工作运行机制,保证机构高效运转运行机制包括各种岗责体系、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证,是整个工作的基础,是实现税收职能的关键。没有机制的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就会受阻,甚至难以实现。因此,必须按照整个税收工作的各个环节设定岗位,因事设岗,以岗定责,将各项工作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部门、具体工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使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有明确指标、完成时限和基本要求;根据工作实际的需要,及时调整岗责,确保每一项工作特别是新增工作有人负责,有人管理,构建专业化的岗责体系。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制度建设,理顺工作流程,对工作运行的原则、具体工作的程序、手续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从一般规则到具体规则的层级结构和依法、简约、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具体制度,搞好部门配合,加强部门间信息的传递和交接,避免错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档”和“真空地带”,建立起部门职责明确、工作程序规范、运转顺畅、文明高效的政务管理体系。同时,牢固树立税收成本观念,将税收成本观念引入税收政策制定和实际征管工作中。尽快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确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等内容,加强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对税收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纳税成本进行测算,向社会公开,接收舆论监督,构建科学的衡量税收成本的指标体系。
3.3优化税收服务,提高工作实绩首先,创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就是管理”的观念,把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更好地体现在为纳税人服务上,实现由传统执法意义上的“执法队”、“审判长”、“检察员”向体现全方位纳税服务的“服务员”、“导航员”、“裁判员”转变,从而通过优质的纳税服务引导纳税人的自觉纳税遵从,创建良好的征纳关系和税收环境。其次,创新服务载体。对现有服务资源和服务手段进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纳税人质量认证、开业登记、注销、税种划分及税款入库的纳税服务外部平台和热线咨询、税收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划转及税务稽查统一的纳税服务内部平台,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创新服务内容。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以纳税人的需求为总目标,进行具体细化,达到“六化”的标准,即纳税服务环境最优化、服务内容的标准化、纳税人办税成本最少化、纳税人待遇的公化平、办税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务过程的全面化。
3.4实施人本管理,充分调动人力资源一方面,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在公务员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要素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指标,完善推荐、测评、评议制度,逐步建立上级考核、同级评比、下级评议、自我评价相结合的税收专业人才绩效考核体系,完善资格考试考核、业内同行评议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待遇与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采取诸如以岗定级、竞争上岗、岗绩结合等多种方法确定报酬,逐步完善职务与能级相结合的工资、奖励制度,综合考虑工作职责、能力、业绩、年功等因素,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增强能级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行政管理环境的培育,加强税收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来培育人。有意识地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奋发、健康向上的税务行政文化,创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环境,在税务人员中形成一种共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标准,使这种文化意识渗透到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税务人员的行政行为。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围,推动行政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体机关人员的群体性和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行政管理现代化建设。
3.5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入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要以目标管理考核为总抓手,充分发挥考核的评价和导向作用,突出抓好对月季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亮点完成情况的考核。逐步探索建立以工作难度系数、工作数量和质量及目标管理考核为依据,以定岗定责,按劳定绩,绩效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周敏,彭骥鸣.税务行政管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3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