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保障论文篇1
【论文摘要】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防御系统存在诸多缺失。弥补公共卫生领域资源配置中存在的“市场失灵”，必须发挥政府的公共经济职能，同时培育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保障系统是保障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要条件。
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防御系统存在诸多缺失，对我国的公共卫生保障体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公共卫生保障体制改革要达到三个目标：其一，要根据需求（反映收入和健康状况的需求）分配有限的卫生资源，更有效地为整个社会服务；其二，要引入社会效率高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提高卫生医疗服务的质量；其三，建立健全高效运转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第一和第三个目标更注重公平性，需要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充足的财政投入，第二个目标更注重效率，需要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所以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也体现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补充。
1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保障系统的投入
从1998年起，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02年的5年间累计已经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积极的财政政策体现了经济增长优先的目标，对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非典疫情的突然出现，不仅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代价在短时间内集中显性化，而且对宏观经济造成了更大损害。这迫使我们重新评估以前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模式，财政政策目标转型也就成为必然。今后的财政职能必须向公共财政转变，更多的关注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如公共安全、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
2通过政策干预纠正公共卫生保障领域中的“市场失灵”
公共卫生保障部门是一个不能简单听凭市场调解的领域。这是因为，第一，医疗保健的需求弹性非常低，价格的高低对需求的影响极小。卫生需求的低弹性和服务的随机性，让市场需求来确定医疗的价格将会使卫生保健的费用很快超出社会和普通人的承受能力。第二，很多疾病的危害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病人本身，而可能是整个社会。就拿非典事件来说，它造成的危害不仅是患者的生命危协，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国家，甚至全球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其危害之大，单凭市场调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由国家和国际组织做出统一部署和安排。第三，医疗服务行业含有专业条件的限制性，一定范围内的垄断性，医生和病人知识的不平衡性及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第四，在以知识经济为特色的21世纪，国家承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不仅可以保护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整体素质，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家竞争力，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由于公共卫生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需要通过适当的政策干预来纠正其“市场失灵”，并确保医疗服务利用的社会公平性，以保证社会福利和公平目标的实现。政府介入该领域，实行价格规制，让医疗企业依法经营，可以实现医疗保障普遍供应的社会公平原则，实现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向弱势人群提供保障，加大社会福利的政策目标。
3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效率
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应由政府来介入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国家对这一领域进行垄断经营，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配置失效，同时也会造成该部门的低效率。在公共卫生领域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医疗服务领域既可以由国有企业经营，也应该让非国有企业进入。这既可以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又提高了效率。我国的公立医疗机构已经开始了服务收费，这标志着公共卫生部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改革，但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却缺少充分的竞争，病人面临的选择非常有限，并且医疗机构对公众提供的基本信息缺少规范而且非常不充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允许病人选择医院和选择医生，引入不同付费方法以及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组织形式的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在改革付费的方法中，应当加强对医院的成本制约机制。各国医疗保障系统改革的经验表明，成本制约的关键不在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方，而在于供给方。如上所述，我国通行的“按服务付费”的付费办法，会产生“供给诱导需求”。这种付费方法与医疗服务机构的药品补偿机制相结合，更成为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在医疗服务费用中药品费用比重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鼓励不同所有制的医疗机构开展竞争，能够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在这些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
4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保障模式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同，公共卫生保障系统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变动性。oeCD1987年的报告曾把各国公共卫生保障系统模式简要分类为以下三种：一是以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新西兰为代表的nHS（nationalHealthService）模式，即国民医疗制度，其最大特征是医疗机构国有国营，医疗费用基本上由政府支付。二是以德国、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制度，又称为陴斯麦模式（Bismarckmodel），其特征是强制保险，雇佣者和个人共同负担保险金，医疗机构既有公有又有私有。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个人保障模式，又称消费者模式，其特征是个人和企业负担保险金，医疗机构完全私有。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实行社会统筹保险与国家财政保障相结合的公共卫生保障模式，医疗保险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卫生防疫系统的建设和疫情的防控主要由政府负担。
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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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障论文篇2
参考文献是每篇论文都要用到的，因为作者引用了他人的作品就要在文中做上标记依次在文后列出来，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是抄袭他人的作品。以下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医疗保险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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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障论文篇3
【关键词】高素质卫勤保障人才；培养和贮备；途径
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和军队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要求，对军事行动、作战样式、军队编成、人员素质和指挥手段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卫勤保障的需要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与需求。如何赔养和贮备高素质的卫勤保障人才，使卫勤保障始终紧紧跟上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始终适应战场保障打得赢，顺应市场谋大发展，这是军队医院乃至各类有条件军事化、准军事化的医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1高素质卫勤保障人才的构成与素质特点
根据实战需要划分，高素质卫勤保障人才主要由卫勤指挥和后勤保障人才，卫勤救治（保障）人才，卫勤装备应用和管理人才，指技合一全能人才四类组成，其主要素质特点如下：
1.1卫勤指挥和后勤保障人才这类人才应非常熟悉卫勤保障的任务、准备、组织与实施；熟练掌握各类战役（战斗）和突发事件卫勤指挥的基本内容、程序、方式和手段，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指挥与保障技术的艺术；熟悉掌握各种保障条件下的野战机动生存知识与能力，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卫勤指挥发展动态，同时应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具有良好的军事、心理和身体素质。
1.2卫勤救治（保障）人才这类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与技能，坚实的战伤基本技术（能）与专业技术（能），有丰富的临床医疗救治经验，熟练掌握战伤救治规则，熟悉部队卫生防疫、卫生防护知识和技术，了解战时卫勤组织指挥的内容、程序。同时，也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应具备良好的军事、身体和心理素质。
1.3卫勤装备应用和管理人才这类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卫勤装备基础理论知识，训练掌握现有卫勤装备的应用、保养、维修技术（能），具有一专多能的能力。具有一技多用、一机多用和多机联用的技能。了解卫勤装备的未来发展动态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改良、改进和改造卫勤装备的能力。同时，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军事、身体和心理素质。
1.4指技合一全能人才这类人才是上述三类人才的综合，是现代化或未来战争及卫勤保障极为重要的拔尖人才。每个卫勤保障单位至少应培养和贮备数名。
2培养和贮备高素质卫勤保障人才的途径
2.1途径一从平时训（演）练入手；发现，培养和贮备高素质卫勤保障人才。
2.1.1考察方法目的是考察其责任感和使命感。方法是：看一平时参训（演）的态度与行动。听一对平时训（演）练的评论。问一平时训（演）练的目的意义、内容和要求。查—参训考核成绩。
2.1.2培养方法一是常训、多训、超常训。二是给训练任务、压训练担子。三是作训练骨干，经常组织训练示教。
2.1.3贮备方法一是掌握思想动态，积极解决个人问题。二是及时给予表扬表彰。三是用长补短，固强补弱。
2.2途径三从平时应急（非作战）医疗救治入手，发现、培养和贮备高素质卫勤保障人才。
2.2.1考察方法看—对急诊病人的处置能力，内科系注重急危重疑难病人的治愈率和抢救成功率。外科系注意专科手术项目，术中意外的处理等。医技系注重报告的准确性。听—院内主要听取本科室（部门）同行间的议论与评论。院外主要听取病人的议论和评价。把两者的议论和评价结合起来分析。问—了解其对本专业发展的动态，了解其对专业卫勤保障的看法。了解其在专业方面的发展考虑。查—在位率、医疗文书质量、医德医风考评成绩等。
2.2.2培养方法一是多使用。凡遇重大医疗问题，均安排参与。无论院内外急诊救治任务都指派参与，借此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二是多参观见学或短期进修。凡有机会，均安排到高水平、高层次的医院、学院学习，凡有国内、国际高水平的学术会（非商业性的）均指派参加，借此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和在本专业的影响力或知名度。三是多参与地方卫生系统的应急医疗保障工作，借此建立军地联系。
2.2.3贮备方法一是给（找）位子，只要能胜任某一级（职）的工作，即给位子。二是晋级别。对特别优秀按条件提前晋级。三是授荣誉。对工作成绩突出者，该授的荣誉和奖励要到位。
2.3途径三从军事斗争后勤准备需要和医务人员成长规律出发，培养和贮备高素质卫勤保障人才。
2.3.1军事斗争后（卫）勤准备需要的不仅是各方面的专才，而且更需要各方面的通才。在实际培养和贮备人才过程中，往往是专才易找，通才难寻。因此，需要在整个军事斗争后（卫）勤准备过程中密切关注那些既有专业能力，又有管理能力的通才，考察方法比较简单，这类人大多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与人沟通易，热爱和积极参与集体活动，有一定的公众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把握了这几个主要特点，略加培养，就可形成不同层次的通才，通才的贮备方法也简单，只需要用其所长，积极发挥其作用，即能留人留心。
卫生保障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923.8；R749-019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0—6729（2013）005—0323—03
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这部孕育了27年的法律终于诞生。
全法七章八十五条，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为以下四点：
（1）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治疗、康复相结合的方针，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提高治疗、康复水平；
（2）切实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严格设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和程序；
（3）服务与管理相结合，通过有效的救治救助服务和建立有序管理的制度，实现保护个人权益与维护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
（4）明确责任、综合施治，建立政府、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分工合作的精神卫生工作机制。
1生命健康权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最基本权益
通览各类媒体有关《精神卫生法》的报道和评论，普遍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上炒作。包括个别主流媒体在内，其中不少的评论看似是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实属片面的误读，背离了立法主旨，对民众产生误导。结果将是精神障碍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侵害，大量的严重精神障碍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益，没有生命健康权，其他权力均无从谈起。公民维护个人生命健康权一个最基本的途径便是通过疾病医疗来实现。但是，像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等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症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自己罹患精神障碍没有自知力。这些重性精神障碍的患者，有许多在疾病急性期不可能自己主动到医院就诊，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而是需要由他人协助就诊，才可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针对这一特点，《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关爱，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意识；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及时就诊，照顾其生活，做好看护管理。”第二十八条还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此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中，精神障碍者的家人对其照料的方式和作用会有所不同，但在确保或提醒精神障碍者接受治疗方面是一致的。特别是当精神障碍者不能独立完成治疗计划时，家人在制定和实施治疗计划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将这一内容作为精神卫生立法的要点列入《wHo精神卫生，人权与立法资源手册》（《wHoReSoURCeBooKonmentaLHeaLtH，HUmanRiGHtSanDLeGiSLa—tion》），为各国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精神障碍者的亲属送患者就医是在尽家庭成员的义务，是亲情的具体体现。按照《精神卫生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应当妥善看护未住院治疗的患者，按照医嘱督促其按时服药、接受随访或者治疗。”第七十九条还规定，“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论表明精神障碍者应当住院治疗而其监护人拒绝，致使患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或者患者有其他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情形的，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依法制订和完善精神障碍的诊疗程序
《精神卫生法》第三章以“切实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严格设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和程序”的法制视角，用29项条款的篇幅，针对精神障碍者诊断和治疗的原则、条件、依据、救济措施等各个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明确了所有涉及精神障碍者诊断治疗的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真可谓是面面俱到。对传统精神障碍的诊疗程序、技术规范以及行业习惯提出了一些挑战。这可以认为是我国精神障碍诊疗法制化进步的一个标志。对于本章部分内容虽然在法学界、精神医学界等专业学界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精神卫生法》已经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表决通过，2013年5月1日实施。其严肃性、强制性毋庸置疑。所有从事精神障碍诊疗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均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依法行医的理念，转变以病为本的观念。抓住《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的契机，深入学习、深刻领会法律规定，积极适应新的变化，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诊疗制度，使精神障碍诊疗法制化落实到实处。
目前正处在《精神卫生法》实施的初期阶段，依照该法及《侵权责任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国精神医学临床工作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此期间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医疗机构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制定完善的诊疗规范和建立健全诊断异议复诊救济制度两个方面。
2.1诊疗规范
诊疗规范包括诊疗程序规范、诊疗技术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三个方面。其中重中之重是制定诊疗程序规范。法律上非常注重程序规范，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的公正。这与临床医生的传统习惯正相反。临床医生往往只注重具体技术措施，忽视程序规范。《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技术上虽没有过错，但有违法违规情形的，推定医疗机构承担过错责任。这里的违法违规情形所指的就是程序不合法。回顾近年来发生的所谓“被精神病”事件，医院败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收治程序不规范。
由于《精神卫生法》将精神障碍的诊断与治疗、自愿诊断与非自愿诊断、院外居家与院内住院治疗、自愿住院与非自愿住院治疗分别予以规定。故在制定诊疗程序规范时也应随之分门别类做具体的规定。即：在门急诊诊疗阶段需根据患者是否初诊、急诊，非自行就诊、家属代诊以及是否本地患者等情形制定相应的接诊、告知、会诊、转诊、留观等诊疗程序规范。
《精神卫生法》对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限制条件作了严格规定。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大多数重性精神障碍者住院治疗都是非自愿的。于是，医疗机构便处在一个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矛盾的尴尬境地。要摆脱这种处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制定、执行程序规范。要分别针对急诊与门诊转入住院、常规住院治疗与强制医疗、亲属送医与非亲属送医，医疗机构的客观条件等不同情形制定相应的接诊程序、告知程序、探视程序、出院程序等诊疗程序规范。
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除上述诊疗程序规范外，还应当建立健全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安防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其中每一项具体措施都应当做到责任到人，行为到物。
为了适应《精神卫生法》的规定，诊疗技术规范不仅要包括传统的诊断标准、治疗指南、临床路径等内容，还应当包括病历资料的规范、证据保全等内容。适用空间也不应只局限在住院治疗患者的范围内，应当扩大至居家治疗和社区康复。
由于受我国传统生物一医学教育模式的影响，有些医务人员缺少以人为本的理念，看病不看人。在精神医学临床工作中，只关注患者的病理性精神障碍，忽视其人格权、隐私权、通信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违背医学伦理实施某些实验研究、不必要治疗。由此引起的纠纷也时有发生。因此，应当针对精神医学的特点，依法制定精神卫生从业人员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作用，严格限制有创性诊疗技术的临床准人条件。
2.2建立健全诊断异议复诊救济制度
《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本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患者和其监护人的救济权，但客观上会给医疗机构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此，所有从事精神卫生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都应当成立由多名高年资精神科执业医师组成的复诊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依法承担复诊工作。由于我国地区间医疗资源的配置、技术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法实施后，有可能出现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为了复诊而千里迢迢集中流向大城市高级别医疗机构的现象。为此，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尽快出台有关复诊的具体实施办法和程序规范。同时会同国家物价、社保等部门，针对复诊、鉴定进行成本核算，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和付费机制。
卫生保障论文篇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带一路区域医疗服务中心政府责任
1引言
1.1选题和背景研究
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也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新欧亚大陆桥中国西段的桥头堡。就建设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而言，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医院信息化将经历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医院临床信息系统、区域信息系统三个阶段。新疆政府一贯重视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发展，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建立了一套能够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医务从业人员的数量以及住院处病床数量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医疗技术设备的专业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医务工作者的业务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居民平均健康指标已经排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因此在未来，新疆也能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上的医疗服务中心，吸引更多中亚乃至欧洲国家的患者到新疆就医。
1.2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新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带动了新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改革也随着不断地发展深入，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第三产业，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已经逐渐走向市场，并形成了以医疗服务为公共产品的市场体系，新疆政府在建设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中承担哪些责任以及有哪些作为和角色？这就是本文索要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建设新疆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的内涵。第二部分则介绍了现阶段关于建设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中新疆政府的工作突破。第三部分介绍了政府在建设区域医疗中心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新疆政府目前与中亚国家的医疗合作进程以及前景。
2建设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2.1政府责任的定义
政府责任可以从广义方面和狭义方面来做定义。政府责任广义方面的定义是指政府对待社会的态度及行为――政府能够对社会居民的困难及要求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能够及时采取主动措施及手段，公平有力度地解决社会居民的困难及要求。政府责任狭义方面的定义指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事情或者执行公务时违反法律条例，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2政府在建设区域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责任
学术界关于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大致主张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主导型理论，一类是政府主导型理论。本文认为，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即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政府应承担立法保障责任
观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自建国后尤其是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实施以来，可以明显发现，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发展背后缺乏必要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法律支持。国务院在2000年颁布的中明确指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城镇医药卫生体制，促进卫生机构和医药行业健康发展，让群众享有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对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指导意见中的医疗改革目标在设计原则上并没有问题，但是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持续发展中却缺乏政府的强制性法律制约。而必须依靠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才可以有效提高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可以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不过我们也要清楚，所谓特定时期推出的政策只能解决某个特定时期的问题，政策总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仅仅依靠不断推出新政策来适应不同时期的变化并不是解决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问题的有效办法。
2.2.2政府应承担财力支持责任
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要得以顺利推行，必须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经济手段来辅助实现。从我国医疗卫生保障事业发展来看，财力支持责任是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管理中的另一个主要责任。单纯依靠市场和个人的力量来保障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障我国所有居民都可以享受到几乎均等的基础医疗服务的待遇确实是不够的，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关键点还是需要我国政府积极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最大力度的增加对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投入。政府要首先明确其主要职责，大幅度地增加对医疗保障事业的资金投入，最终承担起医疗保障事业的财政责任，特别要落实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投入。
2.2.3政府应承担起基本医疗保障责任
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居民特别是弱势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基本保障问题。医疗保障事业关系到全体居民的生活健康指数，也体现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而政府是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者，理应承担起全体社会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责任。政府一定要运用有效的政策手段建立起一套可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可以满足每一位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不论是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还是不同群体之间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政府不容置疑的一项责任。
卫生保障论文篇6
摘要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不论对于农民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我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的对策思路。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对策
一、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内涵与重要性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指以农村居民为对象，由集体和个人共同筹集医疗预防保健基金，并按一定比例补偿的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是一个具有多种形式的农民健康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基本形式包括：传统的合作医疗、合作医疗保险、大病统筹、商业医疗保险、特困人口医疗救助、家庭合同保健、孕产妇保健保偿、计划免疫保偿等八种模式。其中合作医疗是主要形式。
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卫生保障关系到人民的生活与社会的稳定。而在生产力及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制度制定以及实施更是关系到中国八亿多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当前农村，造成农民贫困或返贫的诸多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因病致贫，因此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就显得极为重要。
二、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资金筹集难度大
社会政策不能离开经济资源而获得有效执行，因此，医疗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是实行农村医疗保障的一项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尤其是合作医疗的筹资坚持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尤其是合作医疗的资金收集上依然存在很大问题。首先，中央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财政支持严重不足。我国的卫生总费用及其占GDp的比重近年来虽有所增长，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其次，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最后，不少农民仍然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不利于农村合作医疗经费的筹集。
（二）基层卫生单位服务水平低下
主要表现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薄弱以及人才队伍素质整体不高。农村卫生机构设施条件普遍比较落后，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得不到有效的保证，突出表现为房舍和设备的短缺以及抢救必备设备或紧缺或老化。从农村卫生人力资源来看，许多医生都是以前的赤脚医生或经过短期进修的村医转化而来。乡镇卫生院一般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并且由于卫生服务人员素质较低和设备等原因，导致卫生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医疗保障的城乡二元化也比较明显。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使社会配置给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较少。
（三）监督机制不完善
长期以来，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民主监督的权利及意识。群众无法参与对制度的监督，使得农村医疗体系管理混乱，没有一套完善的、稳定的监管模式。另外，目前农村合作医疗举办层次大部分仍局限于以村为基础，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制度不健全，报账手续不全或过于繁琐，部分地区甚至存在挪用农民医保费的现象，以及医疗机构看人治病，看级别治病，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打击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使农民对医疗保障制度的信赖大打折扣，从而直接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
三、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强调政府的责任，加大财政投入
政府重视并支持卫生工作，是中国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的基本保证。卫生医疗事业是公共产品，因此鉴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政府对其投入是理所当然的事。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中除了要加大投入外，还要加强管理，强化准入制度和行政监督，除了保证公共卫生、预防保健投入外，还要大力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形式举办医疗卫生事业，以解决农村医疗保健服务中存的供需矛盾。对各乡镇的财政也要进行严密监管和群众监督，防止任何形式的挪用和贪污浪费。
（二）提高农村医疗水平
一是要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要对农村的卫生所等医疗机构加大扶持力度。还应当合理配置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打破过去按行政区划设置卫生医疗网点的做法，并将县、乡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指导站以及传染病、地方病防治机构有效整合起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农民就医小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县，重病不出市。二是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还可以制定一些有效的激励政策，以留住在乡镇工作的医务人员。
（三）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还应当包括医疗救助制度。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更要重视“雪中送炭”，要把对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卫生扶贫作为促进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是完成“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需要，更是发展生产、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因此，应当把卫生扶贫纳入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体系。把医疗救助计划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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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旭辉.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研究.西南财大出版社.2006.
卫生保障论文篇7
关键词：医事法；卫生法；概念比较
中图分类号：D922.16文献标识码：BDoi：10.3969/j.issn.1671-3141.2016.4.229
1相关理论概述
1.1医事法概念。医事法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制定法律规范，以确保公民生命健康和生命安全[1]。医事法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医事法主要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各种医事法律；广义的医事法主要是指对社会上的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卫生服务部门关于医疗具体事项的法律规定，确保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医事法涉及医疗行为、医患关系、医疗事故、医疗责任等。
1.2卫生法概念。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卫生法，只有关于卫生法的医生管理条例和公共卫生条例规定。卫生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法律特征，卫生法规定主要涉及公民、法人、医师任职资格、卫生管理体制以及社会其他卫生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与处罚，是我国卫生监督部门的主要法律依据。例如食品安全法、空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2医事法与卫生法概念比较
2.1词义比较。通过对医事学与卫生法的概念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医事学与我国的民事法、刑事法等专业的法律学科同属一类。医事学是指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事务的具体规定，是对医疗行为、医疗责任实施的法律规定，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从而推动医疗安全，避免医疗事故，不属于保障人类健康生存环境范畴。而卫生法的概念主要是对公民、法人、医师任职资格、卫生管理体制以及社会其他卫生活动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与处罚，是对人类健康生存环境的法律规定，卫生法是医事法的重要体现。对于“卫生”一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人们对“卫生”的理解是防卫生命安全。现如今，“卫生”一词的解释是“预防疾病，改善生存环境和生理需求，确保身体健康”。从卫生的词义上我们可以总结成为通过对医疗设备、医疗技术，保障人体健康，规范社会环境对人类的健康防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确保人类生存环境，实现公民健康权益不受损害。从词义层面上来讲，显然“卫生”的范畴大于医学的范畴，医学事物成为组成卫生事物的一部分。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确保公民的身体健康，但是卫生法是对医生管理条例和公共卫生条例规定，属于医事法的一部分。针对医事法与卫生法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2医事法与卫生法内容比较。卫生法的概念，决定了卫生法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对疾病的预防、健康环境的维护、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等。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卫生法的一些规定已经不符合现代医学的发展。根据医事法的概念，可以得出，卫生法是组成医事法的重要部分，医事法包括卫生法，医事法的内容范围更加广泛。目前社会各界学者对于医事法和卫生法的概念仍然没有达到完全的统一，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很多学者认为卫生法比医事法的内容涵盖广泛，医疗事务只是局限于医疗活动和医患关系之间的法律，对于卫生法而言，卫生不仅涵盖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其内容还包括医疗、药品、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防治、卫生安全规定等与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利益相关的一切活动[2]。但是无论是医事法还是卫生法来讲，其主要目的和任务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3医事法与卫生法发展探析
3.1健康利益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身体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身体健康是没有疾病，身体健康是生活的更高标准，身体健康是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权利[3]。首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这就要求必须通过科学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对患有疾病的病者运用先进的医疗设备进行健康诊治，诊治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行为活动，也就是医疗事务。健康不仅是指身体的健康，也是精神健康。所谓精神健康主要是指社会环境、生活质量对健康的影响。社会环境主要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活质量主要是指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卫生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中很多不成熟的因素，这就要求卫生法对社会中存在的影响公民身体健康的因素做出详细的法律规定，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卫生法的规定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中适应健康利益发展要求。卫生法涵盖的法律规范比医事法广泛，凡是关于影响公民身体健康的社会因素都属于卫生法范围。
3.2法律实务发展分析。从法律实务方面来说，我国的食品、药品问题导致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健康危害，通过医事法解决显然不可能，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这些都是社会问题，无论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多么高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卫生法做出强制要求，规范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健康安全隐患，规定食品安全标准，规定三废排放标准，督促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保障人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从法律实务发展的趋势分析，卫生法在保障人民健康权益中作用重大。
4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医疗主体和患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医事法和卫生法的研究越来越重要。本文针对医事法与卫生法的概念，对两者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探析。只有加强卫生法的法律监督，正确理解医事法的法律规定，才能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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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障论文篇8
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缓慢的收入增长速度，无法跟上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为数众多的贫困农民，更是陷入了无钱看病、吃药的困境。近年来，相当数量农民的健康状况甚至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大量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仅直接危及这些家庭的生命健康，而且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从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退出与农民税负的不断增加，形成强烈的对比，削弱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统治的道义基础。农民面临再一次被抛在现代文明进程之外的危险，而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隐忧。
一日益突出的农民健康问题
收入增加、医疗技术改进和实施公共卫生计划，是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居民健康状况显着改善的三个基本因素。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通过宣传、教育、强制等手段，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实施计划生育、儿童免疫、控制传染病和地方病等公共卫生计划，比较有效地抑制了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流行，使中国农民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中国在总体卫生投入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大幅度地降低了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提高了整体人群的平均期望寿命。1990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中国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50‰以下，农民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一倍，由20世纪30年年代的34岁提高到70年代末的68岁。
第一次卫生革命的成功，大大改善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保健状况。对中国农民来说，这一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也非常突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创新，比如中西医结合、改善饮食、生活环境等等，这些优秀成果被世界银行专家称为“中国模式”。
80年代以后，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使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保健，几乎完全变成了自费医疗。医疗费用的攀升，超过了农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对宁夏回族自治区2470户、11140人医疗费用调查显示，全年人均医疗费用为178元，医疗费占人均收入的12.4％，45％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的农户医疗费占全年收入的21.6％。即使考虑到农村的医疗费用相对较低的因素，农民医疗费用的增幅仍大大超过了其承受能力。
医疗费用的快速、大幅上升（高于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一倍以上），成为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民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但其经济风险却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7－30倍。农民住院一次，意味着承担20倍于未住院就医者的经济压力。在缺医少药的短缺时代过后，中国农民出现了新的“看病贵、住院贵”问题。70％的农民认为目前医疗费用增长过快，20％明确表示已看不起病。无钱看病买药、无钱住院治疗的病人增多。据调查，农民生病无钱就诊的比例由1985年的4％上升到1993年的7％，需住院而无钱未住院的比例由13.4％上升到24.5％。在贫困山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农民患病未就诊的比例有72％，应住院未住院的有89％。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医疗费用，成为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
80年代以后，受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性增强、劳动保护不足、部分地区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善不大，有些指标出现恶化趋势。1993年与1985年相比，农民的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因病休工天数、因病卧床天数等指标都有明显增加，分别从69.0‰提高到128.2‰；从86.0‰提高到130.7‰；从5.4天提高到6.8天；从2.4天提高到3.2天。农村居民因病休工和卧床天数高于城市，说明农村居民患病的严重程度高于城市。同时反映出农村居民一般“小病抗”，积累成大病不得不“躺下”。农村居民患病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需要住院而没有住院治疗。1993年与1985年相比，农村居民需要住院而未住院率高了42％，比城市高35％。“经济困难”占未住院原因的60％以上（见表1）。农民健康状况的相对和绝对恶化，是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又一特征。
受政府投入不足及农村预防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限制，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十分薄弱。预防保健服务属公共卫生产品，供给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投入。目前政府对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的拨款只占支出的1/3左右，大部分款项来自业务收入。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轻视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现阶段农村预防保健的任务仍然非常繁重。计划免疫控制以外的某些传染病（如肝炎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传染病（如性病、艾滋病）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甚至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据对400个村卫生室调查，2/3的村卫生室缺乏病历记录，对注射器和针头的消毒率低于50％。90年代以来，中国HiV阳性报告年均增长率高达30％。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缺乏有计划地开展慢性非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农村妇幼保健服务的利用率明显低于城市。1993年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产妇在家中分娩的占76.6％，住院分娩的仅占21.7％，全国农村儿童的健康体检率只有33.4％。地方病主要分布在农村，如地方性氟中毒、碘缺乏、血吸虫病等在很多县还没有得到控制（见表2），地方病的防治任务还十分艰巨。传梁病和地方病的回升，是当前农村卫生保障的另一个特征。
疾病增多、人口预期寿命下降是“经济转轨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虽然避免了短期的社会阵痛，却仍然出现了“转轨经济”一些消极的社会后果。反映农民健康状况的一些主要指标停滞不前。婴儿死亡率继续保持在50‰左右，一些贫困地区甚至高达60‰。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农村地区19岁以下死亡者占死亡者的比重为5.87％，城市为2.17％。[10]1980年以来，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不仅明显高于城镇人口，而且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见表3）。与80年代以前人口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相比，近20年来，中国城乡人口的预期寿命增长缓慢（见表4）。一些地区，农民预期寿命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
疾病与贫困有不解之缘。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以年人均收入低于900元作为农村居民的最低贫困线，1999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仍然高达1.2亿人，其中50％集中在西部。[11]在农村最贫困的农户（约占4％）中，50％左右属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12]在江苏省泰州市，根据1997年对全市6乡30村进行的普查，在重点调查的499户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占96.5％。[13]因而，当前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义、公正或者是关乎稳定的问题，而且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经济问题。它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劳动力的素质下降。更不必说一些恶性传染病的严重后果。
二农村合作医疗能恢复吗？
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比较完善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中国在收入相当低的情况下，对城乡居民普遍开展了医疗保障制度。到70年代末期，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14]合作医疗“是在各级政府支持下，按照参加者互助共济的原则组织起来，为农村社区人群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医疗保健制度。”[15]“合作医疗”（制度）与合作社的“保健站”（机构）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人员）一起，被誉为解决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
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以农业合作社为依托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滑坡的局面。根据1985年的调查，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降至5％。1989年统计表明，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16]我们调查过的上海市、长治市、合肥市、烟台市等，除上海市基本坚持下来外，其他地区的合作医疗都出现了大面积滑坡，很多地区合作医疗完全瘫痪。90年代初期，全国“仅存的合作医疗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苏南地区”。[17]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惟一范例”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面临解体的危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滑坡，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成为导致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并成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中最难完成的指标之一。
由于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成就，加上它对政府财政没有依赖性，从民间到政府部门，都对合作医疗制度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继续让合作医疗发挥更大的作用。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4年，国务院研究室、卫生部、农业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全国7个省14个县（市）开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及跟踪研究工作，重点抓了开封林州市的合作医疗，旨在为合作医疗立法提供理论依据。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举办合作医疗，要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的原则。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农民自我保健和互助共济意识，动员农民积极参加。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合作方式、筹资标准、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预防保健保偿制度作为一种合作形式应继续实行。要加强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农民真正受益。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为贯彻上述决定，卫生部等部门于1997年3月份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若干意见》，并得到国务院批复。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达到高潮。
但是，除部分试点地区和城市郊区之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没有像希望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在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高潮”的1997年，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农村居民中参加合作医疗者仅为9.6％。[18]卫生部1998年进行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村居民中得到某种程度医疗保障的人口只有12.56％，其中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0％。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合作医疗（表5中的二、三、四类地区）停顿后恢复起来比较困难（见表5、图1）。这比80年代末的5％有一定提高；但与70年代90％以上的合作医疗覆盖率相比，有很大差距。说明政府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的努力，并没有达到目标。
政府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受挫，引起了人们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反思与争论。对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根源，有的学者强调政治因素是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有人认为合作医疗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正是毛泽东的亲自提倡，导致了合作医疗的普及。“文革”结束后，合作医疗自然没必要存在了。[19]有的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认为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合作医疗在经济上、财务上出现了明显的筹资难题。还有的强调农民思想觉悟低，基层政权组织没有积极性，合作医疗的管理存在诸多漏洞，干部和社员在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中的不平等，失去了群众信任。[20]
学者们的分析表明，由于影响合作医疗制度的因素日益复杂，如政策调整，疾病流行模式变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恢复合作医疗在实践中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难题，不应抱有太大的希望。我们认为，影响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第一，合作医疗政策的不稳定，有关政策之间相互冲突。合作医疗制度的曲折变动，与国家的宏观决策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期间到8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合作医疗的提倡，成为国家的最高决策。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对合作医疗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从国家政策变成了地方政策。一个地方合作医疗能否发展，往往由地方政府自主决策。9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重新提出“发展与完善合作医疗”，但是部门之间在合作医疗基金提留问题上的看法不统一。1997年国家出台的合作医疗政策，仍然“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的原则”。这就使发展合作医疗失去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威力，而地方、部门条块之间的利益分割和对立，使他们的主动性大大下降，因而可以说事实上没有人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看法。
90年代以来，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务院、农业部等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项目视为“交费”项目，列为农民负担不允许征收。这一政策与国家支持发展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结果导致一些恢复合作医疗的试点地区，再次放弃合作医疗制度。
第二，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缺陷。国家对合作医疗制度没有投入，地方政府对合作医疗的财政支持有限，随着基层社区集体经济力量的下降，向农民集资成为建立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经济来源。向一家一户的农民筹集合作医疗资金，不如利用集体公益金来得容易。除了筹资困难外，关键在于农民对合作医疗的认识和信任程度。“合作医疗能否发展起来、能否维持下去，最重要的是要看群众愿不愿意参加。”[21]农民的支付意愿，主要受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考虑。如果用不太多的投入，确实能够（部分）解决看病费用的话，对农民应该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态度有较大差异。一些农民愿意参加合作医疗，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卫生部等部门1997年对2960户农民的调查，有近1/3（897户）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22]陕西省旬邑县原底乡对301户的调查，只有36％的农户对合作医疗满意或比较满意，44％的农户不表态，20％的农户不满意；有44％的农户愿意参加合作医疗，56％的农户不愿意参加。[23]也有一些地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评价比较高。上海市嘉定区1999年的1093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5％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医疗，58％的农民满意合作医疗。[24]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从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看，参加合作医疗的比重比较小，大多数地区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比较低，意愿不强。
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意愿较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迅速上涨，为数不多的合作医疗基金（农民承受不起过高的收费），无法为大多数参加者的看病支出提供很高的补偿。为了报销一点医疗费浪费很多时间不值得。不少农民觉得合作医疗大问题解决不了，小伤小病即使不参加合作医疗自己掏钱也掏得起，而且看病自由度也大一些，合作医疗给予的实惠并不大，影响了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合作医疗的组织者不太信任。社队干部及其家属往往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费，一般村民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有些农民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众吃草药、干部吃好药”，“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在当时的体制下，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比如安徽凤阳县在1969年至1979年间，合作医疗就已经几度大起大落，经常出现“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局面。1979年只有24.5％的大队实行合作医疗。[25]经济体制改革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而农民拥有了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制度的自主权，不满意、不想参加的农民增多，在集体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集体组织经济力量的弱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党政不分、政企合一，公社兼有党、政、企、军、群数个大组织系统，兼管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作为凌驾于农民之上的集体组织，不仅拥有各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农村的各项资源，“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26]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农民拥有了自己可以长期使用的承包土地，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大。乡村组织在农业生产与收益分配上的权力大大弱化。在乡镇集体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苏南等沿海地区，乡村组织还拥有和控制一定的集体经济，对合作医疗还有一部分投入，对村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合作医疗制度保存了下来。9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基层社区政府控制的集体企业越来越少，对合作医疗等集体福利事业的支持力度下降，这些地区的合作医疗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第四，基层组织与管理者对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下降。乡村基层政权是合作医疗的组织者与管理者。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乡村基层权力组织控制的集体财产减少，本身对合作医疗的支持力度下降。合作医疗实行“群众自愿参加”的原则，取消了从农民公粮款中强制提取合作医疗基金的作法。面对相当数量群众对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支持、不满意，基层干部动员群众参加合作医疗的难度增大。面对一家一户的农民，筹集合作医疗资金十分困难。基层干部对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不高。目前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除了一些集体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外，其余几乎都是一些试点县。面对复杂繁重的日常工作和城镇医疗保障问题，市县政府难以长期把合作医疗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第五，农村医疗卫生环境的变化。合作医疗是在“缺医少药”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地区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从“同层次、低需求”，转向“多层次、高需求”，农村疾病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合作医疗制度的削弱，使农村目前基本的公共卫生质量下降；而另一方面，农民对于医疗健康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一切制度设计，都应紧扣这一现实。
三农民医保国家责任重大
由于以上论及的几点因素与国家的宏观体制有关，在短时期内很难扭转，所以农村合作医疗的作用明显下降，而且短时期内不会好转。沦为自费医疗的广大农民迫切需要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以保证最基本的卫生健康。这是最起码的社会权利，也是保持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医疗保障是重要原因。[27]这是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需要新的思路。一方面，用解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办法解决农民医疗问题在短期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与国力不相符。另一方面，在强调农户个人责任及农村基层社区责任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国家的责任。
目前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各种税赋持续增长，负担过重。1994—1995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2.6％）低于负担增长（超过23％）(见表6)。这实际上降低了农民家庭的自我保障能力。
自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力向上级政府集中，越到基层财力越弱，相当数量的乡镇政权都是负债运转，很多县市都是吃饭财政或者“补贴”财政。实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合并乡镇，固然可以减少部分行政费用，但是无法解决基层社区政权财力增长的问题。一个重要根源是国家把主要财力用于解决大中型国有企业问题，在教育、卫生、电力、公路、信贷、水利建设、邮电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城乡之间基本上是“一国两策”，决策的城市倾向较为严重。[28]对农村征取太多、投入不足，导致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户经济困难重重，县域经济萎缩。相当数量的基层政权在教育支出、职工工资、退休金发放等问题上疲于奔命。如果说国家没有决心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基层政权机构既缺乏解决农民医疗保障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愿望和动力。
城乡居民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上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固然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国力不足形成的。但我们认为绝不可以为此为借口，推卸国家的责任，甚至将这种差别视为理所当然，而将其固定化、制度化。一句话，如果要使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就不能将这个国家人为地割裂为两部份，而必须致力于拉平、弥补这种差距。只有这样，整个改革事业才能获得足够的道义基础和合法性资源，经济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其主要理由第一，农民比城镇职工更需要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的支持与保护，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更低。我们的卫生政策不能仅仅使部分健康的人群更健康，而应当促使那些没有健康保障的人群得到最基本的健康保障。第二，医疗保障尤其是公共卫生保健，是典型的社会“公共产品”，它要面向全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城镇居民。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使整个社会都能获得最大收益的公共投资。因为只有公平的竞争才能形成良好的秩序，促进效率的提高。第三，随着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民营医院的大量涌现，国家对卫生投入的重点应当从扶持卫生服务的提供方，逐步转向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因为目前的问题不是“缺医少药”，而是大部分地区的人群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通过国家的扶持，可以促进医疗消费的增长，也可以带动医疗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使人们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与生活质量。除偏远地区及国家必须控制的部分医疗机构、公共保健机构仍需国家投资外，可以放开医疗机构的进入限制，使医疗机构从市场中融资，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既可以促使医院等医疗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又可以减少国家投资，使这些资金转向建立面向国民的医疗保障。从总量上看，国家对医疗保健事业的总投资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效果将更加显着，也更加公平。第四，建立面向全体国民尤其是农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维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康运行的需要。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镇迁移（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36％），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势必对城镇医疗保障制度造成巨大冲击，影响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平稳运行。
强调国家在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上的重大责任，意味着国家需要在农民医疗保障的制度设计与财政投入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措施。
国家在农民医疗卫生保健领域的重大责任，至少应包括以下主要领域：第一，合理布局卫生资源，切实减低医疗费用。中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城乡差别就不用说了，在农村内部卫生资源也是“短缺”（设施能力不强）与“过剩”（服务人员与网点散乱、规模失控）并存，结果使医疗费用上升。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上升，应当把控制医疗服务规模的扩大与内部成本的上升作为重点。根据区域卫生规划，严格新建医疗机构的审批，严格控制现有规模的扩大，撤并不合理的重叠机构，调整理顺服务功能。针对医药、医疗市场的混乱局面，加强对药品生产、销售环节及医疗机构的监管，是控制医疗费用的上升与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途径。城乡医疗市场的改革与监管要同步进行，以堵塞漏洞、提高效益。
第二，加强公共卫生保健工作，完善公共卫生保健体系。预防保健面向全体人民，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公共卫生，投入低、效益好、成效显着，应继续成为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一个重点，在经费、人员、设施等方面加强投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公共卫生（卫生防疫、卫生监督、爱国卫生运动为主要标志）、妇幼保健、医疗预防卫生保健体系，成绩显着。但三套体系的交叉重复、相互分割，使有限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应结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与医疗服务机构的调整，以现有乡镇卫生院和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点为基础，建立“一网多用”卫生保健制度，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性质（是公共卫生保健及预防还是一般的经营性业务、是卫生扶贫还是普通治疗等），合理解决公共卫生与预防的补偿机制问题，促使公共预防工作具有稳定的经费投入，保证预防保健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三，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还应当包括医疗救助制度。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更要重视“雪中送炭”，要把对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卫生扶贫作为促进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是完成“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需要，更是发展生产、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中国实施的扶贫计划，侧重于经济上的扶贫。应当把经济扶贫与卫生扶贫合理结合起来，通过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的支持，首先解决贫困地区的卫生设施建设与“缺医少药”问题，并且在国家扶贫专款及有关扶持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专门解决贫困地区的医疗扶贫问题。对于区域内、地区内的农村贫困人口，要实施医疗救助计划。医疗救助计划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医疗保障又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应当把卫生扶贫纳入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体系，把医疗救助计划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如借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标准，确定实施医疗救助的对象范围。这样既可以真正使贫困者得到救助，又方便可行，减少组织成本。
注释：
[1]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第1－1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第3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第210－21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中国统计摘要》(2000)第89页；《中国卫生年鉴》(1996)，408页，“中卫网”统计资料。
徐锦华等：《宁夏农村居民收入及医疗费用的调查研究》，《中国卫生经济》1999年第8期，第51－52页。
王禄生：《农村卫生服务供需状况与规划策略选择》，见国家计委社会司编《区域卫生规划论文集》，第236－25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中国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机构主要包括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乡镇卫生院、村医疗点组织提供。有些地方病、传染病严重的县还设有血防站、地方病防治所等机构。据调查，县保健所67％的经费来自业务收入。业务收入中51.2％来自门诊、38％来自住院，3.4％来自妇幼保健有偿服务。
陈宁珊：《政府作用至关重要》，北京“中国卫生改革”研讨会论文（2001年5月）。
王禄生：《农村卫生服务供需状况与规划策略选择》，见国家计委社会司编《区域卫生规划论文集》，第236－258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2000～200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2000～200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9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2]蔡仁华主编：《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用全书》，第358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3]陈宁珊：《政府作用至关重要》，北京“中国卫生改革”研讨会论文（2001年5月）。
[14]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第210－21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15]景琳主编：《农村合作医疗实用手册》，第6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98。
[16]顾涛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相关问题分析及政策建议》，《中国卫生经济》1998年第4期，第42－43页。
[17]课题组：《中国农村卫生服务筹资和农村医生报酬机制研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0年第7期，第3－10页。
[18]马振江：《试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中国卫生经济》2000年第5期，第51－52页。
[19]蔡仁华主编：《中国医疗保障改革实用全书》，第347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20]朱玲：《农民看病吃药究竟该如何提供保障》，《中国社会保障》2000年第8期，第22－25页。
[21]刘远立等：《论新形势下合作医疗成败的关键点》，《中国卫生经济》1999年第4期，第43－46页。
[22]刘远立等：《论新形势下合作医疗成败的关键点》，《中国卫生经济》1999年第4期，第43－46页。
[23]顾杏元主编：《中国贫困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社会干预试验研究》，第17页，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
[24]朱华英等：《上海市嘉定区农村合作医疗完善与发展意向调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0年第4期，第14－15页。
[25]朱玲：《农民看病吃药究竟该如何提供保障》，《中国社会保障》，2000年第8期，第22－25页。
[26]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9－1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
卫生保障论文篇9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首都北京开幕了！无论是“礼乐击缶”还是“焰火飞天”，无论是“泼墨画卷”还是“丝路远洋”，无论是“飞翔火炬”还是“彩色家园”，都会让大家终身难忘、刻骨铭心！终于见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风采。源远流长的奥林匹克精神与人类的发展之梦水融；上千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完美结合；博大的奥林匹克文化和深邃的中国文化交相辉映。全人类共同谱写了气势恢弘的新篇章。
当各国体育健将汗流浃背、热火朝天地拼搏在奥运赛场上时，我们医疗战线的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另一个“战场”。就像一场接力赛，从四川抗震抢险救护伤员这一棒又传到了奥运医疗急救的保障战斗中来。本刊文《奥运医疗保障工作全面就绪》对北京奥运期间的医疗保障作了介绍。奥运医疗急救保障体系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必备和难点。但在政府的领导和规划中，在各级医疗机构的通力配合中，成功地建立了高效、完善的急救系统。同时在全力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水平，强化公共卫生监督管理，做好突发群体伤亡事件的医疗急救和应急保障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安排和现实工作。并充分溶进了“绿色、科技、人文”的奥运精神。
这也说明，筹备、举办奥运的过程也是促进我国医疗系统的发展、完善的过程。“十一五”规划医疗改革纲要指出：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方向，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换机制、加强监管的原则，建立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方便、有效、合理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去年，国务院已经制定一个初步方案。医疗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工作是围着满足百姓看病“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核心展开。当然，将宏观上的医疗改革深入到微观上的实际医疗细节的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的。其实在近几年的医德医风建设，严厉打击医疗上的商业贿赂，建立全民合作医疗体系等一系列措施都是逐步完善我国医疗体制的举措，也是建立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
医疗改革中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公共卫生和药品供应”四大方面在奥运期间都有充分体现。能提供多种语言服务的奥运村综合诊所可完成中医和西医等多项的诊疗任务。全北京市几百个医疗急救站链接成一个生命的网，并保证了稀有血型的供应。在公共卫生预防、监督、应急等方面也建立起多支协作团队。能够系统地、高效快捷地完成现场处理和信息通报。
在奥运期间，每一个奋斗在医疗战线的白衣战士都会微笑地对每一位光临北京的外国友人说一句：oneworld，oneDream！
卫生保障论文篇10
【关键词】空降兵；递阶层次结构图；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
0引言
影响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构建的因素很多，如何筛选主要影响因素，构建科学性、实用性强的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是军事斗争卫勤准备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旨在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探讨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的构建.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研究目标为空降兵战时心理卫生保障组织指挥体系、卫勤力量编成、战时保障措施；研究对象为15名空降兵作战指挥、卫勤保障指挥体系的专家.
1.2方法
根据系统工程“效率第一原理”，确定“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效率”为总目标，运用战时卫勤保障组织基本理论，结合系统工程因素分析，将影响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的主要因素归纳为4个层次、5个方面、24项因素.采用个别访谈技术，用九分位相对重要比例标度作为评分标准，通过专家的评价，对未超过半数的因素剔除，得判断矩阵；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使每一矩阵一致性比例（CR）均＜01；计算判断矩阵的相对权重；计算各层要素对总目标层的合成权重；将各专家对不同方案相对于总目标层的综合权重用平方根法进行处理，得出各备选方案的最终权重并排序.
2结果
2.1筛选影响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的主要因素以战时卫勤保障效率为总目标，从保障组织体系是否完善、保障方式是否科学、保障制度是否合理和保障器材是否适用等方面进行主因素分析，再对主因素进行细化分析，最后构成4个层、4个方面、14项因素、3个方案的递阶层次结构图.表13种方案专家评分结果（略）
2.2构建空降兵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本研究构建了3种方案，即专业保障人员为主的保障方案（p1），卫勤保障体系下的兼职心理卫生人员保障方案（p2），战伤救治机构保障任务下政工干部保障方案（p3）.15名专家对每套保障方案在保障体系、制度、人员方面的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异.
2.3各种保障方案综合权重15名专家评分结果（采用平方根法计算）见表1.
根据以上评价计算各方案综合权重分值，结果：p1＝09545，p2＝10629，p3＝07811.根据权重得分高者为优选的评价标准，故综合评价p2方案为最优.
3讨论转贴于
3.1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构建难点保障方案制定的难点在于主要保障力量的构成问题，即是以专业救治力量为主，或是以兼职军医为主，还是以政工干部为主.主要保障力量的构成决定了体系和编成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按综合权重分数大小为标准排序：以兼职军医为主＞以专业救治力量为主＞以政工干部为主，但前两项得分相差不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认可以兼职军医为主，是大多数专家偏重于实际情况和方案的可行性的结果.因为战时卫勤保障方案作为战斗准备的一部分，其可行性分析应是第一位的.但是，作为外军成熟的保障模式，提倡以专业救治为主.因为其高效的救治效率、70%以上的归队率不仅是战时卫勤保障所追逐的目标，而且也是学术研究的理想方案.随着我军质量建设步伐的加快，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以专业救治力量为主、注重救治质量的方案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专家的广泛认可.
3.2影响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构建的主要因素分析专家评分结果表明，在影响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构建的主要因素中保障组织体系的重要度最大，保障方式其次，保障制度和保障器材相差不大.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如指挥体系、战时保障体系、平战转换体系等）是落实保障制度、保障方式、器材供应的充要条件；没有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就谈不上实施保障方案、提高保障效率.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大量应用，现代战争对保障组织体系的要求更高，“信息快速流动”已成为未来战争卫勤保障的主旋律.为此，我们只有平时重视组织体系建设，尽快形成“信息快速流动”的完善的卫勤保障组织指挥体系，才能适应未来战争要求，实现“打得赢”的战略目标.
3.3战时心理卫生卫勤保障方案的优缺点根据主要保障力量的不同，本研究构建的3种保障方案主要优缺点如下：
方案一：优点为与外军成熟模式相似，专业力量强，救治效率高；缺点为对人员、物资、装备要求高，可行性差；
方案二：优点为可行性强，分工明确，后送快捷，协同有保障；缺点为救治效率易受影响，伴随保障困难；
方案三：优点为保障人员数量多，开展救治工作方便，可实现伴随保障要求；缺点为专业救治力量薄弱，救治效果较难保证，协同困难.
通过综合权重分析，方案二综合效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