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察法论文篇1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正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轨道，因而各方面矛盾大量涌现和相互交织，这对公共行政管理特别是行政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行政执法存在许多簿弱环节，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违法行政增多，正常执法秩序遭到破坏；二是无人主张诉权，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三是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二、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法理依据
（一）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作出这一规定，一方面阐明了法律监督制度是中国国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的特殊地位，即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意味着检察机关承担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各个领域实施监督，既要监督司法机关的执法行为，也要监督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这既符合立法本意，也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提供了根本法上的依据。
（二）单行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查处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而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当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人民检察院就会依照刑事法律去追究其渎职、侵权犯罪责任，在追究渎职、侵权犯罪的过程中，行政执法活动自然会同时就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间接监督行政执法活动方式。以上这些规定均表明，检察机关具有监督行政执法行为的职责。
（三）法规依据
2001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均明确指出，发现行政机关对构成犯罪的案件不移送时，检察机关有权监督；《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八章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和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说明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情况的，可以通过发检察建议的形式提出意见，促使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这本身就是在履行监督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被认为是一种行政处罚，劳动教养机关在隶属关系上也属于行政机关，上述规定充分说明现行法授权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直接进行监督方面迈出了现实中重要一步，也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权提供了有力的法规基础。
以上几点，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行为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充分说明检察机关享有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独特权力，同时，也说明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
三、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
2004年，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行政执法行为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2006年4月，又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索对行政执法行为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意见》，宜阳县院在深刻理解法律监督内涵和市院精神的基础上，针对行政机关不当行使行政权利的手段不同、程度不同、损害的对象不同、致害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的不同等，积极尝试运用检察建议、监督、直接、抗诉、查处职务犯罪等五种不同的方式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高检院2005年第18期《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转发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做法是：
（一）运用检察建议监督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
针对违法行政行为损害明确具体的行政相对人，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受损后果较轻，或可以弥补的行为，运用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行政责任主体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停止侵权，消除侵害。如：物价部门违背价格鉴定程序对一起盗窃案件涉案赃物（系两辆摩托车）进行价格鉴定一案。今年4月份，物价部门在未对涉案赃车有关资料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办案部门对赃物的描述，就轻率地出具了一份价格鉴定报告，认定涉案宗申摩托车价值1000元、“建设100型”摩托车价值970元，并将此鉴定报告交付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了解情况后，我们向物价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纠正了该部门违法行为，建议其完善了鉴定工作制度。2004年以来，运用检察建议手段，我们还监督纠正了环保部门行政不作为，致使华龙助剂厂（该厂系以生产五氧化钒化工原料为主要产品的重度污染企业）将生产后的废渣、废水排入洛河河床，造成洛河河体环境严重污染案以及矿管部门为企业办理耐火粘土采矿许可证，却允许企业开采铝石，致使国家矿产资源流失等违法行政案件5起。
（二）督促、帮助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能，以监诉人支持帮助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职权或由于其不作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我们不仅运用检察建议手段，敦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权，保护国有资产，而且对通过实施行政权不能有效保护国家财产的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对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支持或帮助，必要时，以监诉人的身份支持参加诉讼。1993年以来，部分企业和个人违反合同，长期使用借贷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不予归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针对这一现状，我们一方面建议财政部门积极行使债权，追讨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对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企业和个人，支持财政局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债权。如：洛阳亚东淀粉开发有限公司违反合同拒不归还县财政支农周转金一案。1998年该公司在当地财政部门借支农周转金130万元，合同期三个月，但合同到期该一直占用至今不还。2004年，检察机关督促财政部门追缴未果，遂以监诉人的身份支持财政部门向人民法院，后经过法院判决确认，该资金被依法追缴。
（三）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
对违法行政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用检察建议和其它方法不足以制止其侵权的，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如工商局在1998年1月至2004年3月期间，利用行政职权，向300余家企业及工商户违法收取未鉴证合同鉴证费56万元，对此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但是，各工商户和企业作为被管理单位，不愿、不敢诉诸法律，我们以原告人的身份代表国家对县工商局依法提讼。县法院开庭审理后，依法支持了我们的诉求主张。
（四）依法抗诉
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而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又作出错误裁判，支持行政机关的错误决定的，依法进行抗诉。如：寻村镇某村第二村民组不服县法院行政判决一案。该村第二和第三村民组因2.8亩土地归属发生争议。1993年至1994年，二、三组土地分别承包他人建砖厂使用，致地界标志灭失，两组通过协商达成口头界址协议。后三组反悔，向县政府提出申诉。县政府以三组单方提供证据为准将争议的2.8亩土地确权为三组所有。二组不服政府处理决定，提出行政诉讼。县法院作出判决，支持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二组不服县法院的判决，多次上访，后经人大指定，检察机关对该案进行审查，并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向法院提出抗诉。县法院经再审后，撤销了原审判决和错误的行政决定，使一起长期上访案件得以平息。
（五）查处职务犯罪
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裁判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我们积极进行初查，对构成刑事案件的，移交自侦部门进行查处。
实践证明，运用以上五种监督手段对行政执法行为加以监督，不仅弥补了现行法律对行政执法行为制约机制的疏漏，而且具有较为明显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可以有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
对违法行政行为，单靠主管部门或其他平行的监督机关，不能达到应有的监督效果。而被侵害群体迫于行政权的强制力，多数不愿、不敢或不便寻求司法救助，尤其当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公共利益时，更是无人主张诉权。检察机关以公权力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有效地弥补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滞后性和受侵害主体的被动性，从而有效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
（二）避免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失
对于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受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制约，公民无法。尤其是对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致使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无人监督就会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有效地避免了因法律规定的制约机制的疏漏、而造成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损失。
（三）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群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利用司法权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出现诉讼时，介入诉讼，并以监诉人参加诉讼，切实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化解了社会矛盾。
事实证明，我们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成功的，具有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党委、人大和社会各界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宜阳县委一主要领导说：“检察院通过开展行政执法行为监督，优化了宜阳县的执法环境”。县人大2005年还专门就此项工作听取了汇报。尤其是对一些个案进行监督，在群众中树立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如：物价部门违背程序对涉案赃物进行价格鉴定一案，嫌疑人妻子曾对其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欲申请重新鉴定，我们以检察建议手段督促物价部门纠正不当行为后，嫌疑人妻子非常满意，她感激地说：“你们“民行”可真行！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连公家部门都敢得罪！”。
四、对行政部门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立法建议
（一）增加检察建议执行效力的刚性条款
尽管检察机关有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利，但因现行法律未对检察建议的执行效力作出刚性规定。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个别单位不积极采纳、落实，虚于应付，检察机关虽几经催促，其结果也很不理想。因此，建议明确规定检察建议的执行效力刚性条款，比如行政执法部门不落实检察建议时，应当主动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说明理由。
（二）增加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权
由于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讼的可能性。从现实情况看，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不理”原则，无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也就是说违法行政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后，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因此，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检察机关有提讼的权力。
（三）建议对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介入方式及范围加以明确
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具体行政行为数量宏大，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随时随地的全程监督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因行政权具有强制性特点，行政执法人员往往习惯于监督别人而缺乏被监督意识，加之现行法律对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规定的不具体性，部分行政执法部门及人员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种种理由和方式消极对待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因此，建议对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的介入方式及范围加以明确，具体来讲就是介入方式应当以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控告、申诉为原则，以主动介入为例外，监督的范围应当仅限于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违法的行政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主要包括以下案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行政行为和不作为案件；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行政作为和不作为案件；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作为和不作为案件。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2
关键词：行政监察；腐败
一、行政监察的概念
（一）行政监察的含义
行政监察，即“监察行政”。目前，在我国对行政监察的定义通常有三种情况，笔者较为赞同的观点是：行政监察是指依法设置在行政系统内部的专司监督职能的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对违法、违纪行为予以查处的活动，其是内部行政监督的一种主要类型。
（二）行政监察的特点
我国行政监察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点：第一，权利的法定性。行政监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①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的权利。②第二，主体的专门行。主体的专门性又可分为行政监察机关和行政监察对象的专门性。③第三，内容的全面性。行政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监督，是全面的、综合性的监督。第四，监督的主动性。行政监察以主动的监督方式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对违法、违纪行为予以查处。
（三）行政监察与行政监督的区分
作为普通的汉语词汇解释，“行政监督”与“行政监察”是互通互融的。然而，当“行政监察”作为一个行政监察法上的专有名词时，“行政监察”与“行政监督”是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笔者认为，行政监督与行政监察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行政监督泛指各种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而行政监察是指行政权力的自我监督，与政党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等共同构成行政监督。行政监察作为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一种具体职能行为，它主要侧重于“察”，且已被确定了包括检查、调查、处理等一整套规定的程序与工作范围。相对而言，行政监督的含义上则更广泛，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侧重于“督”。
二、我国现行行政监察体制存在的弊端
（一）思想认识上不深刻
目前，我国对行政监察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行政监察工作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对行政监察的含义和法定地位不明确，存在重视纪检监察，忽略行政监察的现象。并且，由于监察部门对行政监察工作的相关理论研究不够，对行政监察工作宣传的形式单一，社会公众对行政监察知之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行政监察部门自身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二，党政领导干部主动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还不强烈。有的领导干部因本身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违纪违法问题而惧怕和抵制监督，有些监督者因害怕实施监督后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敢监督，有些人担心管理上存在问题通过行政监督暴露出来，会影响单位形象和个人的政绩。因而以消极态度对待效能监察。
（二）制度设置上不合理
目前的行政监察体制在制度设置上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工作方法滞后，难以满足行政监察事前、事中监察的需要，当前的行政监察工作主要针对行政机关已发现的问题开展工作，事后监察较多，防范性的事前监察、事中监察少，难以制止失职等问题的发生。在工作方法上，也往往停留在传统的方式上；其二，行政监察中现存的领导体制导致两大监督盲区，一是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的监督中，形成了上级监察机构“管得着”但“看不见”，本级监察机关“看得见”但“管不着”的情形。④二是对同级人民政府所属各职能部门的监督中，由于监察部门和其他部门平起平坐，本身不具有、而且上级也未赋予其综合管理的职权，所以行政监察部门常处于“规定一发，贯彻难抓；批示一转，落实难管”的两难境地。⑤
（三）制度执行上难落实
现有的行政监察领导体制中，相对于上级监察机关的领导来说，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更现实、更直接，比如监察机关的人员编制、经费拨付、劳动工资等问题，均由本级人民政府统一支配和安排，这就为行政领导对监察机关的监察活动进行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为行政监察制度的执行上，设置了强大的拦路虎，严重阻碍了行政监察制度的贯彻落实。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局部利益，从本位主义和个人私利出发，为了“保选票、保乌纱、保荣誉、保奖金”，对本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扰行政监察工作上情下达，使得违法违纪行为难以得到及时严肃的查处。简言之，种种“人情网”和“关系网”使得行政监察工作难以开展，监察机构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宣传工作上不到位
截至目前，我国已编辑出版了《中国廉政文化丛书》、《中国反腐败史话》、《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与思考》、《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辅助教材》，创办了廉政文化理论研究刊物《中国廉政文化研究》。在廉政文艺作品创作方面，拍摄了电视连续剧《至高利益》、电教片《廉政的基石》、大型舞台剧《好人王延勤》、越剧《清官赞》等一系列廉政文艺作品，并建立了廉廊、廉亭、廉栏、廉墙、廉路、廉石、廉政雕塑、廉政公益广告等一系列廉政文化景观。⑥这一系列活动的都致力于做好廉政宣传工作、加强廉政文化教育，从而在社会营造良好廉政氛围，起到将腐败防患于未然。然而，我国的这些宣传教育工作，与新加坡的全面廉政教育相比较差之甚远。我国并没有在法律、制度、程序上都植入抑制腐败的基因，没有将廉政宣传教育工作做到早期化、人情化和社会化。
三、完善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构想
行为科学认为需求产生动机，动机是行为的先导。由需求、动机、行为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推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不合法和不合理行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均有着相同的机理，即动机加机会导致行为。
从以上理论基础，笔者分析出解决行政监察问题的三条路径，分别是：推进宣传教育、制度建设与执行、违法违纪打击机制。宣传教育是通过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以求改变权力行使者的认知、态度，进而让其形成良好的职业价值观，从思想上预防抑制腐败，最终达到弱化腐败动机。制度建设与执行的作用在于，通过完善制度建设，拓展技术性执行方式，从制度是减少权力行使者腐败的机会。违法违纪打击机制的功能在于，通过严厉的惩治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对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或酝酿中的腐败思想产生威慑作用，将潜在的腐败行为和腐败思想扼杀在摇篮中。下文本章将从这三各方面提出对我国行政监察体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推进宣传教育
对全社会进行廉政宣传，对公共权力行使者进行廉政教育，是行政监察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治腐败的有效途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对于腐败问题，外界的约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腐败进行预防，而内在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升华才能够彻底的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对于如何树立“公仆”意识，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素质，自觉抵制腐败，笔者认为应从宣传清廉社会文化和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两方面入手。从我国实际出发，要提升民族的道德水准，必须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出发致力于宣传廉政思想，加强道德教育。廉政宣传教育的过程是漫长的，但是一旦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扎根，弥漫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将无处遁形。英国政府把道德建设作为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政府工作的七大原则，与此同时，又相继制定了国会议员行为准则、特别顾问行为准则、部长行为准则等。我国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公务员培训制度。
（二）制度建设与执行
有主观上的腐败动机，还要加上客观上的腐败机会才能构成腐败行为。所谓腐败机会是指腐败行为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通常指因体制机制制度的不完善而存在的漏洞。然而，在我国行政监察的现实情况中在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上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漏洞。诸如：政党“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财政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过多、有效的行政监察制度缺失、行政监察执行方式过于陈旧化等。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其一，完善行政体系运行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改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制度、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产权交易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救济机制，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信息公开的豁免制度，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运行制度体系，以防止腐败在行政体系的缝隙中运行，给权力行使者提供现实可能的腐败机会，从而彻底割断腐败产生的链条；其二，新设行政监察相关制度，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行政监察制度需要增加两项制度，一则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二则是实行“高薪养廉”制度。笔者同意社会学专家的观点：稳定的工资收入、优厚的福利待遇以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使得公务员安心工作、少生贪心、珍惜职务、爱惜名誉、珍视前途，而不会去冒险贪污受贿。其三，创新行政监察执行方式，创新我国行政监察执行方式可以从四个方面从发：一是发展电子政务；二是建设国家诚信体系；三是实行金融实名制；四是构建网络监察。
（三）违法违纪打击机制
面对目前我国腐败行为是高收益、低风险，而廉洁行为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现状，导致在我国行政队伍中，腐败动机积极发展、腐败机会土壤肥沃，从而导致我国腐败现行呈周期性发展，腐败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复杂化。笔者认为，打击腐败机制要从提高打击腐败效率和加大打击腐败力度两方面着手。高效率是行政监察工作所追求的目标，行政监察工作若没有效率，会助长腐败动机、会减少打击腐败行为的威慑力、会增加腐败现象。如何提高打击腐败的效率，笔者认为应做到两点：不动摇的坚持正确的打击腐败的原则和缩短监察案件的办案时间。坚持正确的原则，即要何种腐败类型、何种腐败程度、何人涉案，监察机关都要坚决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纪行为，不受任何机关、个人的干涉和威逼。（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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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八款；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释义与典型案例分析.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07.p88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3
我国行政权的监督模式具有多元化特点。近年来,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原有行政诉讼监督模式的基础上,对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进行了实践探索,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探究行政权检察监督模式背后的现实依据和法理基础,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也是引导实践的迫切需求。世界主要国家均从意识形态、法律传统、政治体制等国情出发,选择行政权控权或者监督模式,我国也应当依据宪法,尊重历史传统,合理借鉴国外监督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权监督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探索由检察机关代表人大机关履行对行政权常态化的法律监督,进而完善现有的行政权监督体系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
一、行政权检察监督的现实依据
我国现有行政权监督模式表现为主体多元、内外结合、力量分散、措施多样的监督体系,但各种监督方式不同程度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客观上存在监督的真空地带,不乏行政权脱管现象。以下将对主要的监督方式进行梳理与评析,从而自然凸显行政权检察监督的现实依据。
第一,人大监督。我国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也是各种国家权力的来源。权力机关直接实行监督虽然有法律依据,但并非理想路径。从客观上看,人大监督由于受到工作方式、人员力量、专业化等因素制约,远达不到监督的深度、广度和专业化,难以完成对行政权运行的常态化监督。
第二,党委监督。党的领导与监督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但是,其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这三个方面,缺乏以制度规范权力的机制,需要有专门机关肩负具体的职责,而依据宪法推进制度化的监督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第三,审判监督。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以及现实状况来看,行政诉讼还难以达到良好的监督效果。审判权监督表现为被动性、事后性的个案监督,无法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全面保护。例如,对没有直接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政则无法纳入监督程序。
第四,行政监察。行政监察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监督。所谓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行政监察虽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缺乏法治精神,而且,监督往往是通过行政相对人提出复议等具体诉求引发程序,属于从微观对行政权的监督。
第五,社会监督。例如新闻媒体监督、社会组织监督等,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制度规范,标准相对模糊,难以有效控制,甚至可能出现舆论强制行政的现象。
第六,群众监督。我国宪法赋予公民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权利。但是,群众对行政权的监督,属于低层次、无序化监督,一定程度上存在利己倾向。最大的弊端在于请求监督而达不到预期,往往容易形成上访,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考察现有监督方式,不难看出重复监督或监督缺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仍然难以得到有效监督。现实迫切需要一种权力弥补现有监督方式的不足,而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则完全能够担当重任,并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
二、行政权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
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源于法律监督理论,承继历史法律传统,符合政体与宪法定位,具备自身特点优势。以下具体分析其理论依据。
首先,从法律监督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是法律监督理论的理性发展。
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相区别,以前苏联为典型代表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模式自成一体。建立起专门机关进行国家机关权力行为的法律监督,是基于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1921年,列宁提出建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机关,它有别于西方隶属于司法或行政系统的检察公诉机关而权力更为广泛,不但承担公诉职能,更为重要的是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前苏联建立在不同主权国家联合的基础上,检察机关权力体系的设计独立于全国政府而为统一体系,它促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这一制度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新中国实行法律监督建制的重要渊源。新时期,发展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制度一定程度上是法律监督理论的理性发展。
其次,从我国御史监察制度的法律传统来看,行政权的检察监督符合我国的政治法律传统。
行政权的监督机制,需要与其政治法律传统相契合。设置专门的监督权并不是国外法治模式的独创,中国古代就设立了专门的御史监察机关,受命于皇权而纠察百官。孙中山在设计国家形态时,也提出并专设了监察权。对行政权进行检察监督符合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设立检察权作为专门监督权,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历史特色。
再次,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来看,行政权的检察监督符合我国政体和宪法定位。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作为全权机关,保留了立法权,由其产生各国家机关,对其负责。其中,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与审判权、行政权处于同一层级,在位阶上能够对行政权产生制约与平衡作用,而且人大体制下一府两院本身就涵盖了相互间的分工制约关系,就要担负职责对行政权监督。学界有观点认为检察权属性是一种司法权,这是把检察机关所肩负的公诉权当成是检察机关的本质属性,实则不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事物的性质应当由事物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检察权的属性也应当由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就宪法的定位来判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是决定检察权性质的主要方面。公诉权虽在社会上具有认可度,但只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手段。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应当是手段与目的、子集与母集的关系,不能以偏概全。现有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权作了限制性立法,究其原因应该有避嫌一般监督之考虑。前苏联的一般监督模式显然是过于宽泛,我国当然不能实行所谓一般监督。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当在理性研究基础上,在党委和人大的领导下,合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的正能量,对依法行政的规范运行进行监督。
最后,从检察权自身的特点来看,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具有自身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
行政权的检察监督,能够适应行政权在调整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态日益多元化、内容日益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监督权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也需要依据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行使,这就要求相应的监督权起码在法理逻辑上,具有覆盖行政权动态运行全过程的可能。从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权处于同一位阶,意味着其职权范围在逻辑上具有统一性。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履行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统一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保障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以及实施法治教育等各项职能,广泛覆盖了法治实施的全过程。检察权自身的特点相比其他权力更能适应行政权运行多变性的特征。因此,在法理逻辑上,即使没有制度的具体变迁,检察权也具有对不同形态行政权进行监督的授权依据。
另外,必须着重强调一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具有谦抑性、程序性、超然性特质,不会将行政权捆绑起来,监督不会越位。事实上,应当承认行政权的扩张是当代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国家运行形态发展的结果。因此,在选择监督模式的时候,还必须要考虑相关监督权本身的运作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讲,检察权具有谦抑性、超然性,法律监督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程序上,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不具有终局性的法律后果,仅仅是一种程序性的监督。这种程序性的监督机制,并没有真正地干涉行政权行使的独立性,更不是用检察权代替行政权。可见,检察监督是一种中立的监督机制。
综上,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一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能够肩负历史使命,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监督机制。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4
【关键词】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评述；中国行政监督制度；借鉴
当今社会，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在致力于推进自身的民主化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便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如何有效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是各国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在西方国家中，瑞典的议会监察制度便是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一个好的典范。
瑞典是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行使象征性权力，不干涉政府和议会；议会是唯一的立法机构，普选产生；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而议会对政府的主要监督制度便是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在瑞典，独裁统治和等级议会的交替统治造成了诸多混乱和灾难，鉴于此，人们希望能够建立一种议会和政府相互制约的制度，实现二者权力的制衡，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应运而生。而在此之前，瑞典已有一个担任类似职能的机构――司法总长，主要负责监督法院与行政机关，依《新闻自由法》对言论自由进行监督，并兼任内阁首席法律顾问，代表国家参与民事诉讼。由于司法总长由政府任命并遵循政府指示，公众担心其不能充分保障公众的权利，为了保证检察权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使，便新设立了与司法总长职能相似的议会监察专员，后经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
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政治制度已基本趋于成熟，但是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方面我们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
一、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介绍
（一）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内容
1.议会监察专员的产生与组成
议会监察专员是议会的下属监察机构之一，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独立行使监察法院、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议会依据《议会监察专员指令法》通过宪法委员会来指导监察专员的日常工作。
根据《政府组织法》规定，具备监察专员任职资格的人一般是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并德高望重的资深人士。由议会单独选举出4名监察专员组成监察专员公署，任期4年，其中一名是首席监察专员，属于公署的行政负责人，总揽公署的各项诸如税收、人事等各项事务；另三位专员分别负责司法监狱方面的案件、武装部队和民事案件、社会福利方面的案件，关于各专员所负责领域的案件，专员不需向首席监察专员负责，直接向议会负责。
除了监察专员公署之外，还有秘书处和图书馆两个机构，以辅助监察专员工作。秘书处由一位行政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和其他行政人员组成，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律师。图书馆则收藏了有监察专员日常工作的记录和案卷，为监察专员工作提供方便。
2.监察专员的监督对象
据瑞典的《监察专员法》第二条规定，监察专员对以下机构进行监督。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军队和法院；但是由于不涉及行政权力的行使和公众利益，行政机关内部的管理活动不受其监督。其次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官员和雇员，而根据议会监督权限的划分，内阁部长、司法总长以及中央银行的董事不受其监督。最后还有其他被任命或授权行使公职权力的人员，包括国有公司、社团、基金会。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议会、议员、议会的委员会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不受其监督，监察专员之间不互相监督。
3.监察专员的职权
瑞典法律规定议会监察专员的权力包括调查权、视察权、建议权、权。这些权力是保证议会监察专员的工作顺利开展的坚实后盾。调查权是监察专员独立行使职权的重要象征。监察专员可以因公众的申诉开始调查程序，也可以主动对有关事件进行调查。视察权是监察专员独立行使职权的传统方式。建议权是指监察专员依据调查和视察的情况，有权提出修改法律法规的建议、对被监督机关和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提出惩处建议、对被侵害的公民提出合理的救济建议。权是瑞典监察专员特有的权力，可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官员提讼。
（二）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特点
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议会至上的监督体制。在这一制度中，奉行议会至上，议会监察专员由议会单独选举产生，对议会负责，接受议会的领导并受议会监督。二是议会监察专员拥有较大的独立自。议会监察专员和监察专员公署都是独立的监察机构，只对议会负责，接受议会领导和监督，监察专员之间都没有相互的检察权。监察专员拥有调查权和视察权，可以被动的接受申诉，也可以主动提讼和建议，因而其监督作用体现出较大的自主性。监察专员公署的经费由议会划拨，在物质上保证了独立自主性。三是议会监察专员素质高，且同样受监督。监察专员是由具有杰出法律才能且人格正直德高望重的资深人士担任，素质较高。在议会的内部设有宪法常务委员会，直接负责对议会监察专员的监督，从制度上更进一步的保证检察权得到客观公正的行使。
二、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评述
（一）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优越性
根据对瑞典监察专员制度的了解，归纳出其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机构独立性很强
议会监察专员公署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由议会选举的监察专员组成，除了受议会监督，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的机构部门。在公署内部，各监察专员也是独立的负责其管辖的行政事务，互不干扰。公署行使检察权所需的经费完全由议会拨发，经费数量充足，足以保证其完成其监察任务，使其在物质上保证独立。这一系列因素使瑞典的监察专员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从而保证其检察权能够客观公正的得到行使。
2.议会监察专员拥有较大的权能
议会监察专员有议会授权，其组织、职权、地位以及活动方式有宪法和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使其在形式调查、视察、和建议等监察权时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权力行使的后盾很坚硬。且法律明确规定其权限也为对他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3.议会监察专员的权责分配很清楚
议会监察专员既非司法机关也非立法机关，它的职责在《政府组织法》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即负责在法律以外协调政府与其他利益集团或者个体的矛盾，监督政府行为的不当，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它与议会、行政机关、司法总长、内阁首长等的监督关系都有明确的划分，不会出现监督权限模糊的状况，有利于其检查工作的开展。
4.议会监察专员公署组织独立精干
公署由4名监察专员组成，之外有秘书处和图书馆辅助其开展工作。且每一位监察专员都是精通法律德高望重为人正直的人士，这一精简高素质的机构大大节约了经费，工作方式灵活，提高了其工作效率和效能。
5.议会监察专员保证了公民参与
首先监察专员的检察权来源于议会，在代议制民主下，便是来源于民众；其次监察专员的检察权的行使是对公众公开的，包括监督主体的公开和监督客体的公开。议会监察专员有权将调查报告和建议向新闻媒体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并借助公众的舆论压力敦促政府作出回应。
（二）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影响
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无论是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还是对于民众民力的保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有利于保障民众的利益不受侵犯
这一制度通过审理民众提出的申诉，可以了解民众的诉求，另一方面通过自主调查一些行政行为，了解其所监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让行政机关明确自身的职责范围，遵守法律规定，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不受侵犯。
2.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有利于敦促政府客观公正高效的依法行政
这一制度是由议会专门设立的负责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议会监察专员通过调查权、视察权、申诉权以及建议权的行使，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项行政行为，让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是违法的，使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职责，客观公正的依法行政。
3.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对国家监察制度的有效补充
议会监察专员是一个专门独立的负责监督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机构，是对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的补充，这一机构充分利用其简介高效的优势，实现了将权力监督与民众监督相结合，促进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三、对瑞典监察专员制度的借鉴
合理健全的权力监督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对于行政监督制度的建设，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的鸣台、谏鼓等的设置，而西汉初期的刺史制度便与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现有的行政监督制度的弊端也逐渐突显出来，需要探索更加适合我国目前政治制度的监察制度，以完善我国的监察体系。
分析了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我们发现，它的独立性、权威性以及民主性是很值得我们国家借鉴的。独立性来源于经费来源的独立性以及权力来源的权威性，权威性则是由其权力来源和地位的至高性决定的，民主性则要归功于其公开性。这些很多都是我国的监察制度所欠缺的，监察机构交叉重叠，检察权的透明性不高，都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监察制度有效的发挥其功能。我国在完善权力检察制度时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进行，利用逐步发展起来的网络舆论，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四、结语
我国目前的行政监督制度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有效的监督方法，瑞典的议会监察制度便是很典型的一个。它的独立性、权威性、权责划分分明性，很好的弥补了我国现行的检查制度的弊端，对于推动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改革完善有很大的作用，融合了权力监督和舆论监督，保证了客观公正独立的行使监督职能，发挥很好的监督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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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察法论文篇5
关键词：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规定确立的检察监督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其涉及的监督对象可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行政诉讼所有参加人、参与人，甚至可以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的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组织和个人；其监督方式可以包括检察机关为实现监督目的能够和应该采取的任何方式，如主动提起公诉，支持原告起诉，出席法庭审理和在法庭审理中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依上诉审程序提出抗诉，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以及查处审判人员在行政审判中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等；其监督手段可以包括为实现监督目的能够和应该采取的任何监督手段，如接受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组织的申诉、控告、检举，听取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调阅法院案卷材料，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公民、组织了解情况、调取证据，以及必要时委托有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等等。
当然，这只是对《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的字面理解，《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对检察监督并没有规定这么广泛的监督对象、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仅有一条，即第64条。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根据这一规定，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范围非常狭窄，其涉及的监督对象仅仅包括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其监督方式仅仅包括依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监督手段则更没有具体规定。可见，《行政诉讼法》总则确定的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在该法具体条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或者说，落实得很不好。当然，法律总则确定的基本原则在以具体条文具体化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一定具体时空条件的限制，具体条文对于基本原则总会留有余地，因为基本原则需要适用更广泛的时空。但是，就《行政诉讼法》总则确立的检察监督基本原则与其具体化的具体条文的关系来说，在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中，二者太不成比例了，太不协调了。如果说，在16年前，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对检察监督的范围加以较大限制还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的话，那么，在现时的条件下，仍然将检察监督局限于抗诉一途就完全没有道理，完全不适用今天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了。
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进一步明确[1]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不讨论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所有问题，而只探讨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其一，行政主观诉讼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行政主观诉讼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是多方面的：首先，就行政主观诉讼而言，法律只允许本人主观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对于与本人特定权益无涉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侵犯，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权起诉。然而，在现代社会，行政侵权行为侵犯非特定行政相对人的非特定权益的现象却越来越多，例如，国企主管行政机关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非法处置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国土资源主管行政机关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国有矿产资源采矿权，导致国家财产损失；环境主管行政机关不作为，放任企业排放废水、废气、废渣，污染环境；林业主管行政机关违法颁发森林采伐许可证，造成森林大面积被滥伐和导致生态破坏；政府违法制定、修改或废止城市、乡镇规划，导致国家重要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等等。其次，根据行政主观诉讼的规则，即使行政相对人本人权益受到侵犯，其他人的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同时被侵犯，如果被侵权人不能证明自己被侵犯的权益有不同于他人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之处，也同样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此外，被侵权的政相对人即使能证明自己被侵犯的权益有不同于他人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之处，其起诉被法院受理，法院也只对相对人被侵犯的权益予以救济，而不会同时对受到侵犯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给予救济，或同时追究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行政责任。
其二，现行监督制度对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有人认为，对于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可以通过我们现行监督机制予以监督和查处，而无需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监督和救济。诚然，我国现行监督机制对于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确实能发挥重大监督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首先，就人大对行政的监督而言，其监督对象主要是行政立法和抽象行政行为，一般不及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大多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次，就行政监察对行政的监督而言，其职责主要是检查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受理对行政机关和行政公职人员违反政纪的控告、检举；查处行政机关和行政公职人员违反政纪的行为。[2]这种监督对于追究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机关和个人的责任是有作用的，但对于及时和有效维护和保障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对行政可能产生的监督作用而言，一是其监督的重点是行政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及渎职的犯罪行为，而很难及于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违法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二是此种监督因属事后监督，从而很难及时和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其三，行政主体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局限性
有人认为，对于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可以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解决，而无需通过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监督和救济。诚然，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对于解决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就层级监督而言，上下级行政机关因各种因素的缘故，可能构成利益共同体，下级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时事前即请示过上级，有时甚至是奉上级指示而为，在这种情况下，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很难企望通过上级机关的监督得到纠正。其次，就专门监督而言，例如，国资局对一般行政机关违法处置国有资产的监督，环保局对一般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监督，其监督作用有可能还不如层级监督。因为，其一，专门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不如上级机关有权威性；其二，专门行政机关的监督要受到同级人民政府的制约，政府和政府部门首长如果不高兴，专门机关很难采取有效处置措施；其三，专门行政机关（如国资局、环保局）自己即具有实施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机会与可能，它们如果自己违法，更难于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
综上，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是必要的。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能性问题，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其一，宪法确立的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宪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然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于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当然就有权实施监督。至于监督的方式，则取决于监督目的，哪一种监督方式能有效地实现监督目的，法律就应确立该种方式。国内外的经验证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对于监督、制约行政机关违法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有效的，因此，法律就不仅可能，而且应该确立这种方式。
其二，《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
《行政诉讼法》第1条确立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公益诉讼，顾名思义，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诉讼（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当然是与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相一致的。《行政诉讼法》第10条确立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之一是：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字面上考察，这一原则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没有限制的（当然从法理上讲，则应该有限制），从而，无论是监督对象，还是监督方式和监督手段，《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文都可以根据实现监督目的的需要而赋予检察机关以广泛的范围。因此，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立法者在抗诉方式之外增设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方式就完全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其三，行政公益诉讼的“公益”性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制度的事实前提
有人认为，诉权是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只能由利害关系人自己行使，而不能由他人代行。这种观点虽然有其正确性，但其正确性只是部分的，片面的。从法理上讲，只有涉及“私益”，不涉及“公益”的诉权，法律才赋予当事人完全“意思自治”，而对于既涉及“私益”，又涉及“公益”（如绝大部分刑事诉讼）的诉权，或者只涉及“公益”不涉及“私益”（如大部分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几乎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完全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国家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予以干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行政公益诉讼不是一般的行政诉讼，而是仅仅涉及“公益”，或者虽然也涉及“私益”，但主要是涉及“公益”的诉讼。正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公益”性，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事实前提。
其四，我国法治的发展进步和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私域和公域的区分，“私益”和“公益”的对立统一，为确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性。但是必要性并不等于可能性。一个国家，要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还需要这个国家法治的发展进步。在一个法律很不完善，法律制度、机构、设施很不健全，国民和政府官员法治观念很淡薄的国度，要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法律已日臻完善，法律制度、机构、设施都已逐步健全，国民和政府官员的法治观念都在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加上目前正进行的司法改革，为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条件。
其五，我国法学研究的前沿成果，特别是关于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包括国外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的研究成果为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们要建立任何一项制度，要在该制度建立后保障其良性运转，要通过该制度良性运转发挥其对社会的预设功能和作用，都必须事前对相应制度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把握该制度的性质、特征，熟悉该制度的功能、作用，掌握该制度运作所需的环境，明了该制度功能、作用发挥所需的条件，了解该制度在国外、境外运作的实际情况、其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效果，各国、各地区运用该制度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等等。人们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匆忙地建立起一项制度，该制度很可能在建立后难以正常运作，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时甚至不仅不能发挥其正面作用，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过深重的教训。正是因为我们有过去的教训，我们今天对于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是非常慎重的，是非常重视理论准备的。早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十几年前，法学界就开始了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正是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关于一般检察监督和一般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检察监督和公益诉讼的研究成果，为在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6
[关键词]检察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
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的建立了中华民国的五权分立和六法体系，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人民检察院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我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角度，论证我国的检察权就是法律监督权，且是最高权力之下的一项独立国家权力。
一、检察权性质之争
当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检察权是司法权，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该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诉讼活动，在办案中采取措施，做出决定，是对个案具体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符合司法权的特征。此说为当前通说，并得到官方认可。
2、检察权是行政权，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这一观点又可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①温和派从宏观上看待检察权，他们认为检察官与检察机关都是上命下从，检察权不具有司法权应有的被动性、专属性、独立性、中立性和终结性。②激进派从微观上看待检察权，他们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简单相加；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交由行政监察部门行使，或者设立类似廉政公署的专门机构行使；将批捕权交由法院行使，建立庭前司法审查程序，由预审法官决定羁押逮捕；将公诉权交由行政机关中的公诉机构行使；将法律监督权交由权力机关行使，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构建“等腰三角形”式的刑事诉讼结构。
3、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认为检察机关的上下领导关系，突出体现了检察权的行政性，尤其是具有主动性的侦查行为，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质。另一方面，检察官的公诉活动以适用法律为目的，同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这种意义上检察权具有司法权特性。龙宗智教授进一步指出，我国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但在法制上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机关，检察官定位为司法官。
4、检察权既非司法权又非行政权，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这实际上是由第三种观点引申出的另一种结论。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并将行政权、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分别赋予人民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行使。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享有的权力统称为检察权或法律监督权，是国家为确保法律能够统一正确实施而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独立而专门的权力。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作为检察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统一和依附于检察权，从而使检察权呈现司法权或行政权的某些特征。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这一观点许多学者在制度、权力制约、控制论等角度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在此笔者试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该观点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二、三大法系的检察制度之比较
当今世界主要有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三大法系。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等原因，不同法系国家甚至同一法系国家在检察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正如我国台湾地区资深检察官朱朝亮先生讲的那样：“按检察官之定位，有定位为行政机关人者，如法国法制，有定位为行政机关辩护人者，如美国法制，有定位为公益代表人（或公益辩护人）者，如日本法制。”
1、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12世纪的法国，地方领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国王便设立人，国王处理私人事务，并承担监督王国法律在领主土地上实施的职责。14世纪，法国将原先的国王诉讼人改称为检察官，普遍设于各级法院，一方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对罪犯进行侦查和，参与法院的审讯，另一方面代表国王对地方行政当局进行监督，成为国王在地方的耳目。这被认为是检察官制度的起源。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把检察机关界定为行政机关，但检察机关并非纯粹的公诉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法国检察机关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另一方面还对司法救助制度的运营、户籍官员、私立教育机构、新闻杂志等定期刊物进行审查监督。德国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并且对判决的合法性负有监督职责。葡萄牙检察机关还对常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因此，大陆法系检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被称作“站着的法官”和“法律守护人”，在法庭上检察官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法、德、日等国检察官均可对法院的某些错误判决提出上诉（抗告）。
2、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主要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461年，英王将担任王室法律顾问的国王律师改名为英国检察长，1515年，又设副检察长，逐步形成了英国的检察制度。英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和判例法国家，法律被称为“大法官的脚”主要由法官遵循和创设，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权威是不能容忍更上位的监督者。同时，英美国家各成员亦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寻求整个国家的法制统一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因此法律监督理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不可能产生。
3、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制度。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苏联，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检察制度的理论架构至少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①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当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②检察机关的职权就是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和程序性。“检察长的职责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③检察权应当统一独立行使，不受地方干涉。“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
（二）几点启示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1、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天生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能。中央集权和成文法国家一般要求国家法律在全国的统一正确实施，法官只能严格适用成文法，不能超越和创制法律，必须有一个机关承担起法律监督的责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因而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的检察机关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公诉人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职责范围稍小，因而将其界定为“诉讼机关”似乎更为妥当；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指能更加广泛，将其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较为合适。
2、权力划分是影响检察机关准确定位的决定因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将“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先验的前提，因而检察机关只能定位于行政或司法机关；而社会主义法系在权力划分上更为开阔，因而在最高权力之下，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检察“四权分立”的格局。
3、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高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检察机关定位于行政机关，大多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也有个别设置于法院中，与立法、司法机关不在同一层面。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同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平行设置，互不隶属。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基本职能是追诉刑事犯罪，即便具有一定监督职能，也只是对侦查、执行以及司法审判的具体活动进行监督。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则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其基本职能，且监督范围广泛，公诉只是法律监督的手段和组成部分。
4、刑事诉讼模式是检察机关定位的具体表现。由于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检察机关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担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在诉讼模式上更倾向于职权主义，检察官要遵守客观中立的原则，要对判决的公正性进行监督，而不是单纯的指控被告人。英美法系的检察官被视为控方当事人，他们可以在庭前与辩方进行辩诉交易，对公诉权进行较大的裁量和处分，在庭上则只承担提出并证明犯罪事实的任务，这便是“当事人主义”或“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模式。
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渊源及其启示
有学者认为，我国检察制度是根据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列宁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思想，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御史制度的精华，吸收国外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建立的。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全面，但不无可资商榷与补充之处：
1、我国古代御史制度虽然与现代检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处，却无必然联系。古代御史承担检举犯罪、督察百官、审判犯罪和部分行政职权，与现代检察制度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御史制度的发展演变在清末被迫中止和断裂。清末新政，仿日本在各级审判厅附设检事局，将现代检察制度引入中国。但我国古代将御史监督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御史机关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负责，不受地方干涉；御史享有较高地位、较大权力和特殊保护等做法，在当前仍颇有借鉴意义。
2、苏联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应当是我国检察制度最主要、最直接的渊源。新中国从开始建立检察制度的时候起，在宏观上把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微观上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彭真同志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苏联解体后，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我国的检察制度以其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在世界各国检察制度中独树一帜。
3、90年代以来西风东渐，我国的检察制度受到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的一些影响。突出表现在诉讼模式的改革上：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形成了“混合型”诉讼模式，在实践中有向当事人主义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纯粹“当事人主义”和“等腰三角形”诉讼模式建立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制基础上，与我国法律制度并不兼容。首先，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因此法律监督成为必要和可能；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程序意义上的监督，与具有实体处分性的司法权没有冲突，尊重审判权不等于“司法至上”，有错不纠才是对司法权威最大的侵害；最后，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是控方当事人，与法院一起承担惩治犯罪和维护公正的双重使命，与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也不构成对立的两极。
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样，研究我国的检察制度必须站在本土化的基点，借鉴国外的检察制度亦必须考虑与本土结构和法律文化的兼容与整合。我国检察制度理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但与时俱进不是盲目抄搬，检察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检察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坚持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科学定位，还检察权以独立法律监督权的本来面目，并不断予以加强和完善，是当前检察改革应然的基础和前提。视我国体制于不顾，而奉西方“三权分立”为圭皋，必将使我国检察制度背离其设立的初衷，而使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产生冲突，甚至淹没于西风东渐的狂潮。
参见倪培兴、王玉珏：《论我国体制和司法体制中的检察权》，《中国检察》（第三卷）。
参见郝银钟：《检察权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参见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法学》1999年第7期。
参见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法学》1999年第10期。
参见曹呈宏：《分权制衡中的检察权定位》，《人民检察》2002年第11期。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参见周其华：《中国检察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意大利检察机关属于国家司法机关；检察官属于司法官，被称为“检察机关的法官”。
参见王然冀：《当代中国检察学》，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参见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参见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196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196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5页。参见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参见王琳《检察改革三题》。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彭真同志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指出。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检察监督立法实践创新
一、民事检察职能定位日趋准确：对公权力的监督、肩负社会责任
1.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立了民事检察制度，但由于第14条的诉讼原则并没有在分则中得到充分体现，导致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理解不同，主张取消民事检察的声音甚嚣尘上。有些法官甚至个别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实施的监督只能是可被再审的判决和裁定，而立案、调解、执行等民事诉讼活动检察机关都不能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至2000年先后下发多项司法解释，都以该方面民事检察监督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作了就相关抗诉和建议不予受理的解释。这虽然给重新起步的民事检察发展造成了困难，但这个时期的民事检察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事检察实践也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2.第一次全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提出“两个维护”。2001年8月，第一次全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检察机关总结了近10年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经验，适时提出“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工作方针，不仅赢得了人民法院的理解，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主张废除检察机关民事诉讼监督职能的争论也渐渐平息，民事检察工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0l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人民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基本准绳。2002年最高人法院在《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明确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检察建议书的，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之后，各级检察机关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对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诸多问题实施了法律监督，人民法院也逐渐认识到民事检察对促进司法公正、规范执法的重要作用，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民事检察与民事审判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缓。
3.第二次全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提出“四个维护、一个服务”。在2010年第二次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曹建明检察长提出民事行政检察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是居中监督，所持的立场应客观、中立、公正，并明确提出“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制统一、尊严、权威，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定位，实质是“使没有依法行使的审判权得到纠正，使已经背离公正目标的审判权回到正义的轨道上来”的一种机制，对人民法院既是监督，又是支持。随着这些理论的提出，民事检察被赋予了具有时代色彩的职能定位。2011年3月“两高”联合《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实践中探索的再审检察建议、审判活动监督、调解监督、调查核实、执行监督等成果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了确认，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铺平了道路。
二、民事检察监督范围不断扩大：由对判决、裁定的监督扩展为对民事诉讼活动的全面监督
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由此看出，民事诉讼法仅将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的对象限定为判决和裁定。而对立案、调解、执行、违反民事诉讼程序的审判行为则未予明确监督以及如何监督。经过检察机关多年的实践，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经将总则第14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处修改终于终结了多年来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是否包括对“立案、调解、执行”的监督这一伪命题。至此，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确保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过程监督的合法性；检察机关不仅可以监督诉讼案件，还可以监督非诉案件。此外，检察监督基本原则的表述由“民事诉讼”取代了“民事审判活动”。
三、民事检察监督方式不断丰富：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监督格局演变
（一）多元化监督方式的法律化、制度化
1991年以来的民事检察实践，主要通过抗诉的方式纠正错误裁判，但通过民事检察工作者们实践不断创设了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改进工作检察建议、建议更换承办人、现场监督、检察和解、调查、息诉、移送违法犯罪线索等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有些已经法律化，有些已经制度化，有利于充分实现检察机关“四个维护、一个服务”的民事检察职能。
2010年全国第二次民事行政察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局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通过《关于加强并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对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提出了基本要求。应当说，这一监督格局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以往司法实践的肯定与总结，更是促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指引。
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再审检察建议明确法律化，使再审检察建议的司法适用以及同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监督真正有法可依。检察和解，是指民事检察部门在受理执行申诉案后，在检察官的引导、主持或第三方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经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符合和谐司法的理念，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
（二）公益诉讼的立法渊源和实践探索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参与诉讼、提起诉讼作了规定。
2008年《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可以视为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然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公益诉讼的范围和程序比较模糊。公益诉讼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理论问题和继续在实践中检验的课题。随着社会公共领域的延伸，国有资产流失、公共环境遭受破坏等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由检察机关承担起公益诉讼的责任或者督促、支持起诉的职责，比较符合其公共利益代言人和法律职业人的特点，但应当遵守三项原则：公益性，有关公民和集体权益遭受侵害的排除在外；谦抑性，以其他救济途径为先；公权性，不得以公益诉讼之名谋私益之实。
四、民事检察机制逐渐科学化
（一）民事检察与行政检察机构的分立
自1988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民事行政检察厅，各省市逐渐成立民事行政检察处，二十多年来，民事检察与行政检察一直捆绑在一起，这个部门的检察官既办理民事检察案件，也办理行政检察案件。但是，随着行政诉讼法研究的深入和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的上升，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不同特点逐渐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显现出来。行政案件有着自己的特点，如：被告的恒定性、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被告的举证责任内容、裁判方式的独特性、不适用调解和反诉。④基于民事检察与行政检察不同的诉讼特点，到2010年，全国已有6个省级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检察机构分设，呈现出民事、行政检察独立发展的趋势。民事与行政检察机构分立后，检察官更加专业化，工作效率更高，促进了民行检察工作的发展。
（二）民事检察人员的素养大幅提高
前些年，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呈现出如下特点：干警人数普遍偏少；人员老龄化现象严重；人员的文化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相对较低。甚至检察机关内部人员都不知晓民行检察究竟履行何种职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有些检察机关对民行检察重视不够或者民行检察自身突破不够。但是近几年来，民事检察人员的素养大幅提高，不仅学历提高，重视招录民事法律毕业生，而且逐步从法院招录具有民事审判经验的人员，更新了民事检察人员的培养模式，缩短了人才培养的周期。在民事检察人员素养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领军型人物或者专家型人物也脱颖而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06年以来两届全国检察机关业务专家中，都有民行检察战线的骨干。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8
关键词：监狱人民警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职业素养；行为规范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1-0239-02
监狱人民警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决定着监狱工作的整体水平和质量，监狱人民警察作为管理罪犯的一支特殊队伍，肩负着教育罪犯、公正执法、惩恶扬善、维护国家繁荣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光荣使命。新时期，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活动中，对监狱人民警察提出了更高、更深的要求。因此，把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成一支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执法严明、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高，懂法律、懂管理、懂生产经营的高素质队伍，是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为此，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具备全方位的职业素养和行为规范。
一、“八位一体”的职业素养
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和职业特点要求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通过对全国20个监狱的问卷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监狱人民警察主要应该具备以下八个方面的素养：
第一，政治素养。《监狱法》第12条规定：“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第5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监狱人民警察同监狱一样，是国家统治的工具，是国家政治的体现者，因而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政治素质是指作为监狱人民警察所应具有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品质等方面的水平或状况。政治素质的高低，不仅决定了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思想作风和精神面貌的好坏，而且对其他某些素质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监狱人民警察首先应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内涵，领会“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并付诸监管改造的实践；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在监狱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具有教强的敏锐感，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忠于职守，执法如山，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再次要严守党纪国法，严格遵守《人民警察法》、《监狱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遵法、守法、懂法、护法的忠诚卫士。
第二，人文素养。“人文，是指与人类社会有直接关系的文化现象，人们一般把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语言学和艺术学等统称为人文科学。人文素质，是指社会中的人建立在人文科学知识之上，通过对人类优秀文化吸纳、受人类优秀文化熏陶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问题和内在素质的综合体现。”“人文素质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基础。”而“人文教育旨在于使人掌握这些人文知识，以达到改造人的精神，改造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发展人的道德情感、审美能力、合作精神，并指导人们运用一定价值准则改造物质世界沿着人道、理想目标发展的目的。”监狱人民警察是罪犯的“灵魂工程师”，被称为“特殊园丁”，他们既是执法者、管理者，更是教育者。近年来，罪犯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智商犯罪、职务经济犯等比例呈上升趋势，对待这些罪犯，监狱人民警察如果以较高的人文素养感染他们、熏陶他们，比空洞的说教肯定有更好的效果。这就要求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监狱人民警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仅是一个群体人文素养的提高，而是要通过作用于罪犯促进整个社会人文素养的提高，进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
第三，法律素养。监狱人民警察是肩负监管改造任务的执法人员，教育改造的客体（对象）是犯法的罪犯，对罪犯的惩罚和教育一刻也离不开法律――依法治监，依法治所，依法治警，依法行政，依法教育改造罪犯。监狱人民警察必须知法懂法依法行事，具备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包括司法素养。监狱人民警察要有司法意识素养，通过思想修养，包括接受、掌握警察司法理论、原则和规范等知识，懂得监狱人民警察的各项司法要求，使每个警察具有行为的准绳；要有司法情感素养，监狱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民、对监狱事业强烈的情感，包括义务感、良心感、荣誉感、幸福感和正义感等；要有司法意志素养，监狱人民警察在履行职责中培养自己的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性等意志品质；要有司法关系素养，监狱人民警察在履行职责和日常生活中，以及在社会公共场合与他人交往的行为方面的素养，包括尊敬上级和首长，爱护关心下属，团结战友，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遵守社会公德等等。此外，监狱人民警察还要具备举止言行素养和司法技能素养等等。
第四，纪律素养。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监狱人民警察除了有法律的规范外，还要有纪律的约束。《人民警察法》、《监狱法》、《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对监狱人民警察要遵守的纪律有明确的规定，然而监狱人民警察的纪律素养并不是通过阅读条文就能立即建立和提高起来的，它需要监狱人民警察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养成，通过工作、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自觉的遵守纪律，提高纪律素养，做到“慎独”，才能够做好罪犯的监管改造工作。
第五，人权素养。保障人权，就一般人来说，是个公认的、被大家接受的话题，然而，要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罪犯的人权，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来说，每个人对它的理解程度各有不同。罪犯都是给社会造成一定危害的人，甚至有的罪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要维护这些人的权利，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监狱人民警察作为国家政权的捍卫者，必须充分认识罪犯的权利，要时刻保障他们的人权不受侵犯。因此，监狱人民警察必须掌握一定的人权理论，具备较敏锐的人权意识，具有较深的人权素养，只有这样，才能使监狱人民警察不仅明确罪犯的权利，很好地教育改造罪犯，而且还可以从容地对待国际的人权斗争。
第六，创新素养。严格执法并非墨守成规。新时期，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具有创新素养。创新素养包括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创新意识是一种求异思维，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和问题，都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想法，正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敢于求异，敢于标新，工作才能够做好，事业才能够发展，因而创新意识是监狱人民警察做好工作的首要条件。创新精神就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创新精神是监狱人民警察做好工作的支柱。创新能力是在监管改造实践中不断超越旧观念、旧思想而升华为新思想的能力，包括敏锐深邃迅速的洞察力、科学正确超前的预见力、及时果断有效的决断力和沉着冷静出奇制胜的应变力。如果监狱人民警察具备了这四种能力，不仅可以应对突发事件，而且还会在工作中化腐朽为神奇，异军突起，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七，协调素养。协调素养也称与他人合作共事的素养。监狱人民警察要想教育改造好罪犯，需要上下沟通，左右协调，内外一致；需要上级指导，下级协助，社会帮教等方方面面的合作。这种协调素养需要监狱人民警察在工作实践中长期的总结和积累，不断内化；这种协调素养能够体现团队精神和整体作战的协作意识，可以使监狱工作有序地跨越式向前发展，最终使监管改造任务得以顺利地完成。
第八，其他素养。职业素养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来说非常重要，监狱人民警察能否做好罪犯的监管改造和教育转化工作，关键取决于其职业素养深浅高低。除此之外，人格素养、文明素养、心理素养、道德素养、信息素养等也是监狱人民警察不可或缺的。
二、“一分为六”的行为规范
监狱人民警察是国家的工具，代表的是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警察形象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罪犯的折服程度，而且还影响到国家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甚至影响到国家和政府在国际上的声望。这就要求监狱人民警察时刻注意自己行为的规范性，良好的行为规范是树立监狱人民警察良好形象的关键所在。
根据《人民警察法》、《监狱法》和《监狱人民警察执法行为规范》的规定，监狱人民警察的行为规范应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行规范。监狱人民警察的政行规范是指其在政治行为上应遵循的规范。总的要求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遵纪守法、忠于职守。
监狱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的工具，是国家政治的体现者，是国家政权的捍卫者，而国家又是政治的集中体现，因此，监狱人民警察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忠诚党的监狱事业，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监狱事业无私奉献；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必须坚定工人阶级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等。
第二，执法规范。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规范是指其在执法行为上应遵循的规范。总的要求是秉公执法、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不徇私情。
监狱人民警察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是公正执法，还是徇私枉法，直接影响着法律的严肃性。监狱人民警察必须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教育、感化、挽救、改造罪犯，按照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直接管理的原则，加强狱政管理工作，努力提高改造质量，自觉接受检察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保障罪犯的法定权利，不打骂、体罚、虐待罪犯，认真做好对罪犯的生活卫生管理工作。
第三，执政规范。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政规范是指其在执政行为上应遵循的规范。总的要求是为警清廉、不受贿赂、不谋私利、反对腐败。
监狱人民警察必须清廉执政，廉政是公正的前提，只有廉政才能公正。因此，监狱人民警察必须自觉做到为警清廉，不，敢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反对腐败行为；不准收受罪犯及其家属的贿赂和馈赠；不准利用职权索取财物，谋取私利等。
第四，保密规范。监狱人民警察的保密规范是指其在保密行为上应遵循的规范。总的要求是遵守法律、严守机密、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监狱人民警察的工作涉及很多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监狱人民警察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自觉做到：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记的绝对不记。
第五，警容规范。监狱人民警察的警容规范是指其在举止行为仪表上应遵循的规范。总的要求是警容严整、仪表大方、衣冠整洁、举止端庄。
警容风纪，是指人民警察在着装、仪容、举止、礼节等方面行为规范的总称。警容规范关系到监狱人民警察的形象问题，同时也关系到监狱人民警察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问题。《人民警察法》和公安部公布的《人民警察警容风纪管理和纠正办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司法部颁布的一些规定，都对人民警察警容风纪作了要求，其目的是使全体监狱人民警察养成仪表端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良好作风。因而，监狱人民警察必须遵守关于警容风纪的各项规定。
第六，语言规范。监狱人民警察的语言规范是指其在语言上应遵循的规范。总的要求是用语规范、表达准确、态度和蔼、讲究礼貌。
监狱人民警察必须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学说普通话，克服语言交流中的障碍；对罪犯作报告、讲话和谈话时，做到语言规范、文明，表达准确、清楚，引用法律条文正确；与群众、同事接触要使用文明、礼貌用语；对来单位办事的同志要热情接待，态度和蔼，讲究礼貌。
监狱人民警察行为规范其实是监狱人民警察思想道德的外在表现，各种行为规范之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是一种交融关系；监狱人民警察行为规范不是一天养成的，必须日积月累，渐于成习，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
监狱人民警察是以完成国家使命为己任的体现国家意志的武装力量，由于工作任务的特殊性，使其职业要求非常明显，“八位一体”的职业素养和“一分为六”的行为规范，能使监狱人民警察更好的适应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需要，满足新时期对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陈培器.“中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J].教学与管理，1999（6）
[2]周鸿.“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同补性教育”[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3]白焕然.监狱警察管理教程[m]远方出版社，2005年8月；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9
关键词：刑事执行监督;权力属性;权力运行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24-02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整个检察权及其组成部分都面临着权能和权力运行模式的一些改变，但关于检察权权力属性的争议再一次被推至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就更名确认的刑事执行检察权而言，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部分，极大程度地彰显了检察权的独特地位和权力属性，即法律监督权。也只有将检察权的核心定位为法律监督才是中国司法制度的正确选择，才符合现代司法理性并有利于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1]。而刑事执行检察权则是紧紧围绕着法律监督权的属性进行权力定位、价值定位、权能配置及权力运行的。
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形式定位
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检察权的部分，其权力性质的定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法律规范中有所不同，笔者从历史定位、域外定位、法律定位等多个方面探讨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形式意义上的定位。
（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历史定位
中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因其权力效能中的行政监察和司法监察功能被称为中国检察权的理论起源，这一漫长时期的监察制度行使了类似于现代司法制度中检察权的监督作用，如汉代御史大夫享有监督司法审判的职权，并借此形成了专门的监察机关[2]。同时，在死刑执行过程中，御史监察官员可对其进行临场监督。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下的检察权虽具有了监督性质，但本质上仍属于行政权力，更为可惜的是刑事执行（确切地讲是刑罚执行）的检察权只有很细微的体现。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修律变法时期，检察制度在本土化的御史制度监察思想基础上，学习并吸纳西方先进的检察理念后应运而生[3]。特别是在1909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中，明确了检察官享有判决执行监督权。
（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域外定位
西方检察权的理论基础是分权理论和权力制衡思想，“合宪制政府”通过代议制政府理论和权力制衡思想寻求到了国家权力建构体系的基本支撑点[4]。检察权通过被赋予的行政权性质在刑事诉讼权力范围内控制和监督司法权，属于行政权对司法权制衡的一种形式，可以有效防范司法权滥用、司法专断等行为。然而在现代权利救济理论下，权力是为保护权利服务而产生的，检察权的产生也是为了防范“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式的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私力救济的不利影响[5]。权利救济理论阐释了检察权的合法性却遗憾地没有回答其权力属性。显然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检察权权能之一也主要是作为法律拟制的行政权以防止刑事执行阶段的司法专断和司法权滥用。苏联在列宁的权力制约理论下，其检察机关一开始就独立设置，自成体系，不隶属于司法、行政等机构，而刑事执行检察权则是这种检察制度下重要的权力配置。①
（三）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法律定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且《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和《检察官法》第一条都重申了这一规定。然而，目前国内针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存在不同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权的运行“具有法律性、裁断性和终局性等司法特征。”[6]检察权行使的目标是维护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与审判机关行使职权的目标是一致的[7]。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的机构设置上具有上下级隶属的行政属性，且检察权只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启动，没有终局性。“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应该归并于国家行政权。”[8]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是行政权和准司法权的共同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属于法律监督权。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又当如何？下文笔者将从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能出发，去探讨并反思检察权的权力属性。
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实质定位
从刑事执行检察权本身出发，其独立的法律监督权的实质地位就显得比较明确了，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监督权。首先，它针对的主要是权力，而非权利。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不保障权利，事实上，针对权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权利。只不过它通过制约权力来保障权利，而不是直接以法律规定权利。例如保障在押人员在未决乃至执行期间的权利都是通过对相应的执行机关采取监督手段予以实现的。其次，它往往不具有直接的决定权，而仅仅是提出异议和参与解决的权力，事件的最终结果并不为其所掌握和控制。通常情况下，刑事执行检察权依靠法律规定的监督手段来表达自己对执行机关的不同意见，但这种监督手段效果是较弱的。最后，刑事执行检察权实际上是程序性的权力，没有实体决定权。故刑事执行检察权出发点是对权力的制约，落脚点亦是体现在监督的效果上。
第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符合法律监督的特征。首先，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具有法律性，即监督主体地位和监督职责均由法律予以规定，监督行为的判断标准和监督效果也由法律进行规制。其次，刑事执行检察权具备法律监督的程序性，无论是对司法权的监督（如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还是对行政权的监督（如刑罚执行监督）都是一种程序的运作，而不决定案件的实体结果。最后，刑事执行检察权符合法律监督的事后性，虽然近年来学界和实务界均提出应该将事后监督转变为全程动态监督，但任何目前所有监督手段的设置均以法定情形出现作为履行监督职权的标准。
第三，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具有独立地位。当然这种独立性不是指刑事执行检察权不受任何权利制约，毕竟作为一项国家权力，无论是内部自上而下还是人大、媒体等第三方的制约都是存在的，这是为了防止权力擅断。其独立地位体现为当刑事执行检察权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法律监督时，不会也不应该受到其他权力的干涉。
三、刑事执行检察权的价值定位
上文论证了刑事执行检察权具有独立法律监督权的权力属性，基于该权力属性，刑事执行检察权才能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并确保这些价值的实现。
第一，人权保障。一切的刑事执行活动都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个人利益进行正当性的限制或剥夺，一旦刑事执行机关采取的行为或下达的指令过分强调执行的效果而忽视或罔顾了执行相对人的程序或者实体利益，对执行相对人而言就是一种不被允许的伤害，特别是随着刑事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刑事执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被提到了更高地位。那么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中一项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保障刑事执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保障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权利，另一方面在执行活动开展中其实体利益不被侵害。
第二，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机关另外一个层面的擅断和罔顾法律规定，可能导致应该被追诉和受到刑法不利后果的人得不到追究，刑事执行检察权运行过程中也要对这类情况进行监督，避免执行者的违法违规，防止被执行人做伪证等违法行为发生，将其置于正常的法律程序之中，接受法律的公正裁决，以确保整个诉讼能顺利地进行。
第三，保证刑罚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刑罚的目的是对犯罪人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刑罚的功能是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和对社会一般人的一般预防。但如果犯罪人基于某种不被允许的手段和行为致使刑罚得不到正确实施，如违法获取减刑假释等，则是对刑罚权威的损害也使刑罚功能无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受其害。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就要防止这类情形的发生，体现其保证刑罚目的和功能得以实现的价值。
四、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分析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是对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执行、刑罚执行等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就目前运行状况而言，存在诸多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监督权运行依据不足。例如目前理论上确立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资格，但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只是作为建议权的主体，而非决定权的主体，且运行过程中如何开展也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便造成了实务工作中的许多问题缺乏指导性依据。二是监督权运行权限不足。“检察机关对检察权所及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以便了解事实真相，是行使检察权的先决条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权，也就因此而成为检察权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9]但是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过程中如不赋予其调查权，则监督的手段和效果将被大打折扣。三是监督权运行保障不足。“徒法不足以自行”，就目前而言，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人员配置、业务能力、经费保障都较为有限，很多地方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人员不足，且人员结构趋于老年化，也没有按照规定进行轮岗，许多人从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多年，对于业务知识的更新和掌握明显不足，习惯于老办法对付新时期出现的问题。
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和价值定位的论证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我们坚信，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会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也会收获更多理论和实践的硕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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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钮雄.检察官论[Z].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行政监察法论文篇10
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建设学习型纪检监察组织，以组织推动为基础，以更新观念为先导，以提高素质为根本，营造学习氛围，创新学习方法，丰富学习载体，完善学习机制，引导纪检监察组织干部自觉学习、终身学习、全员学习，把学习贯穿于纪检监察组织自身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不断提升纪检监察组织干部的能力素质，不断提高纪检监察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纪检监察组织要紧密结合当前纪检监察组织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从促进纪检监察组织干部的全面发展和推进纪检监察组织自身建设的需要出发，不断丰富和拓展学习内容，引导干部加强基础性学习、应用性学习和前瞻性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
一、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的必然性
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是纪检监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职责的现实需要。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用旧思路没有出路，用老办法无法破题，唯有以改革的思路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举措，以创新的精神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和办法，实现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的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肩负神圣使命。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是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有利于营造纪检监察干部刻苦学习、学以致用的良好氛围，是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素质和工作本领的重要举措，是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既是个崭新的命题，也是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永恒课题。
二、形成学习型纪检监察的浓厚氛围
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是纪检监察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把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学习型机关建设情况，提出改进措施，抓好督促落实。要对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提出明确要求，通过加强对学习型机关建设的组织领导，坚持和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责任制和工作机制。要坚持和完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以理论中心组的带头示范作用推动党员干部学习的深入。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基础性作用，将支部学习与室内学习、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学习型支部建设，尤其是石油企业，生产占线长，班组分散，发挥好支部学习作用更为重要。
宣传发动，确立学习是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理念。重点结合近年来关于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总体安排，通过召开不同层次会议、领导下基层宣讲等形式，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动员和部署，引导大家明确“三个道理”，破除“三无论调”，确立“三大理念”，即：明确“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道理，破除“学习无时论”，确立工学互动的理念；明确“活到老，学习到老”的道理，破除“无需学习论”，确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明确“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未来”的道理，破除“学习无用论”，确立学习是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理念。深入地宣传发动，使纪检监察干部认识到在当今知识不断更新、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强化学习，与日俱进，才能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注重引导，培养干部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在创建学习型组织活动中，由于学习内容单调，乏味，所以，纪检监察部门尊重学习规律，注重培养干部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制定学习规划。以五廉教育活动为蓝本制定出创建学习型组织工作规划，确定“尊重每个人、带动每个人、提升每个人”的学习目标，并根据工作实际，将任务分解到人，以确保学习工作定位适当，有章可循，抓有成效。培育学习理念。创建学习型纪检监察组织，必须树立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习观念。通过开展“学习日常化”的大讨论，组织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应知应会业务工作调研，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学习兄弟单位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基本构想和做法等，激发了纪检监察干部“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理念。
创新方法，发挥网络对干部教育培训的补充服务作用。创新学习方法作是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关键。通过创新学习方法，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一是坚持集体学习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把专家辅导和个人自学、重点发言和集体研讨、专题学习和系统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确保集体学习研讨和个人自学的质量。二是坚持理论学习与专题调研相结合。通过开设论坛讲坛、组织书面测试、编印学习文集、进行电化教育和外出学习考察等形式，不断丰富学习的平台和载体，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三是坚持拓展学习方式和整合学习资源相结合。积极支持各类学习兴趣小组的活动，着力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整合各类学习资源，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广网络学习、远程教育，积极构建网上学习圈，充分发挥网络对干部教育培训的补充服务作用。
三、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知识储备
丰富学习内容作为深入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首要任务。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要加强对纪检监察业务知识的学习，对当前纪检监察职能转变后，新变化、新业务的学习。从工作大局、本人工作实际需要出发，本着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认真学习各项业务知识和技能，不断丰富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知识武装和知识储备，努力成为本领域本部门的行家里手。
创新比学机制，激励纪检监察干部比学赶超精神。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按照“争创先进党支部”和“争当先进纪检监察员”的要求，把开展活动与转变党员作风、组织建设相结合，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35期2014年第0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形成了一支团结协作、开拓进取、乐于奉献的纪检监察队伍。纪检监察部门结合制度廉洁性评估活动，初步建立起纪检监察干部学习考勤、学习积分、学习成果运用、集中学习等制度，形成学习活动全员化、常态化和长远化运作的良性机制，在工作中运用挤劲和钻劲对待业务知识和理论知识学习，不断提高工作素养；深入实施纪检监察干部素质能力拓展工程，激励纪检监察干部比学赶超。
构建科学考核评估机制，学习培训情况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开展“民主评议学习”活动，邀请行风监督员、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各部门中层干部，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学习、工作等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实现“述学、评学”一体化。重点推行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培训考核制，做到“五有”：年初有计划、平时有检查、阶段有考核、读书有重点、研讨有任务，切实从制度上保证教育的时间、内容、人员和效果落实。并要求每一位纪检监察干部把“学知识”与“长本领”、“拿文凭”与“强素质”、“长才干”与“有作为”协调起来，将参加学习培训情况列入干部年度考核内容，作为干部奖惩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实现知识的倍加效应。加强对学习的“硬件”和“软件”进行投入的制度。学习需要一定的“硬件”，如教育设施、学习制度，更需要一些“软件”，如师资力量、学习资源，重视纪检监察部门的学习投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始终将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教育活动经费纳入局年度经费预算，形成制度与规范，为人力资源储备提供制度保证。如今信息化、网络化的高度发展以及学习理念、方式的不断创新，为纪检监察干部推动学习提供了互动空间，增加了知识容量，加速了知识流通，畅通了求知渠道。纪检监察部门积极进行开放式、互动式学习，开辟了廉政视频、学习资料、廉政知识测试、群众工作室、廉政教育QQ群等栏目，实现人与人、人与工作、人与网络的互动，拓展获取知识的空间，实现知识的倍加效应。
四、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的长效机制
推进学习型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长效机制，必须以建设学习型机关为重要抓手，营造学习氛围，建立长效机制，创新方式方法。要做到“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就应该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将学习贯穿于工作、生活始终，注重完善自我、提高境界，成为创建学习型机关的先行者。
学习是时展的迫切需要，积极学习政治理论和政策法规。学习是时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纪检监察干部更新头脑，已经成为面对新工作的唯一选择。纪检监察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在知识结构中，将政治理论和政策学习放在首位。首先要学好政治理论，提高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目前就是教育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学习新形势下，中央反腐败工作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确保与党和政府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其次要熟悉国家法规政策，切实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要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法规制度，增强了纪检干部以法律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本领，提高了依靠法律增强权力监督的意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责为民所负、利为民所谋。
灵活的学习方式，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灵活的学习方式、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建设学习型机关的重要途径。一要有计划地抓好学习，要不断改进学风，做到学习与调查研究，与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与推动各项工作的创新结合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研讨、形势政策和主题教育活动，全面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使干部带着问题深入实践，党员带着热情投入工作，群众带着满意走向和谐，让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成为践行科学发展观不可或缺的有效抓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今时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完善，纪检监察干部只有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才能做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率。
学习向综合叉性学科知识深入，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纪检监察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包括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管理、法律、历史、文化和信息网络等方方面面。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应该主动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积极购买各类书籍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努力成为复合型人才。另外还要积极阅读和学习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典籍都是人类思想和文化的结晶，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蕴涵着很多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道理。引导纪干部阅读“把信送给加西亚”、“家风”、“中国历代廉政思想”、“中国古代廉政勤政箴言词典”等文学典籍，教育干部职工不断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逐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养出浩然之气，塑造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