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收入论文篇1
摘要：当前税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企业转制过程中税务部门介入不够、税务部门内部分工管理不规范、税源管理流于形式、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水平不高等问题。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加强税源管理，提高税源监控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税源管理；税源监控；重点税源；税源信息
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确立后，要求税务部门做到税前监控、税中征收、税后稽查。经过几年的运行，实践证明，税源管理尤为重要。只有抓住税源，税源才能稳定，税收收入才会增长。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快、力度大，原有的许多国有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或破产拍卖，转为个体工商户，税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税源监控、培植、预测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困难。
一、当前税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转制过程中税务部门介入不够，导致税款流失。目前，体制改革，企业转制，使原国有企业的税收比重越来越小，股份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税收比重越来越大，给税收征管带来很多困难。在对破产倒闭管户实行清算过程中，大多数纳税人能够依法接受清算并清缴欠税后办理注销登记，但也有少数纳税人在被税务机关列为非正常户后找不到法人或其他代表人，既不申报，也不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导致部分税款流失。对于改组的企业，则由于税务部门介入不够或完全不能介入，原企业所欠税款无人承担，成为死欠，而税务部门在这方面却又显得无能为力。还有某些企业不能按规定及时办理税款结清和发票缴销手续，导致更大的税收流失。
（二）税务机关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运用不合理，导致税收征管职能弱化。由于内部分工管理不够统一和规范，使得本应协调一致的工作时有脱节。主要是某些基层征收单位，虽成立了专门的税源管理科，配备了专职人员，但是就户籍管理来说，税政管理科也有专门人员负责，这样就造成了人员浪费，且责任不明确。
（三）税务机关内部某些工作人员对税源管理工作认识不足，导致税源管理流于形式。尤其是对重点税源的掌握与管理，通常分析比较肤浅被动，说明不了深层问题，没有给予重点税源足够的支持，导致税源流失。再者，从重点税源企业的特点来看，由于企业规模大，分支机构多，核算头绪多，纳税环节多，如果监管不力，极易发生偷税与逃税行为。事实上，前些年对重点税源的监控，只是表面上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税款实现和缴纳情况，实行的是粗放型控管，横管不到边，纵管不到底，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控管，重点企业税收流失严重。对于某些地区来说，其支柱税源也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水平不高，信息化程度不高，管理手段落后。就目前来说，尽管在微机化管理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前进了一大步，在某些地区，税收征管方面的大软件已经开始运行了，但是此类软件通常都存在着问题，在运用时常造成错误，因此有时不得不另外搞一些人工处理程序，不仅增大了工作量，更增加了工作难度。而且如果不及时纠正错误，会带来更多的错误，最终导致整个计算机系统失灵和不连贯。而税务人员计算机应用水平普遍较低，不能将计算机做为管理税源的有力工具，导致工作效率不高。
二、加强税源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税务部门应在改制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介入企业，摸清税源底数。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税务机关有对改制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利，虽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阻力或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作为税务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针对当前现状，税务部门应和当地体制改革办公室、国资局、企业主管部门建立长期的联系制度，做好企业转制前的管理工作，保证税款的清缴入库，防止税款流失；同时对转制后的企业进行跟踪调查，从新企业的办证户籍管理一直到税源的预测、监控，真正起到税前监控和税源培植的作用，保证税源的稳定增长。税务部门可以根据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结果认定改制企业的纳税情况，或者在必要时，派税务稽查人员对其纳税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征收部门的外勤人员对转制后的企业要做到腿勤、嘴勤。要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动资金的投入及存货状况。转制后的企业看上去没有原有的国有企业庞大，其实不然。原国有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转制后的企业包袱轻、资金充足，上马的项目新，有潜力、有后劲，运行效率高，生产规模和销售情况较好。如果税源管理和征收管理到位，税收收入就会增加。
（二）重新划分机构职能，建立和规范税源监控体系，是巩固和完善新的征管模式的必然选择。为真正体现“管为基础，从源头上控制”的原则，税务部门应明确税源监控主要在于真正落实“管事”的问题，做到“管事”专门化，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职责，流程衔接，监督考核到位。具体做法如下：
1.建立事前税源监控体系
税源监控不能坐等纳税申报，要变被动为主动，跳出办税服务厅这个范围监控税源。
（1）设立税收公共关系机构（岗位），延伸税收服务，分类指导办税。
税收服务工作具体，纳税人掌握的税收信息充分，主动申报纳税面就宽，申报质量就高，税源主渠道就通畅。
（2）实行专业化日常稽查，充分发挥监控税源的主力作用。
日常稽查组织和办税服务厅通常是在一个行政负责人的统一指挥、协调之下，具有征管信息来源充沛，打击偷逃骗税及时主动，对属地范围熟悉等优势，所以应该充分发挥日常稽查对税源监控的主力作用。实行专业化日常稽查，则是发挥其职能作用最好的行政管理措施。一是设立纳税人户籍稽查岗。尽量管住所有的纳税人和尽量减少非正常失踪户，实行税源户管专业化。二是分行业设立稽查岗。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日益完善，跨国跨区经营、财务管理信息化、关联交易、电子商务等经营、结算方式日新月异，传统税务稽查赖以为凭的书面账簿越来越多地被电子信息所取代，而且其真实性越来越容易受到交易方式、管理方式、结算方式的影响，税务稽查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应对措施，对税务稽查进行针对性的岗位设置十分必要。即在工商业稽查岗之外，设立网络稽查、关联调查等岗位，充实专门人才，探索税务稽查新手段、新技术。
2.规范事中和事后税源监控体系
税源数据借助纳税申报资料进入征管各环节后，各环节之间应该环环相扣，彼此制约，协调运转。只有规范事中和事后税源监控体系，才能强化纳税评估、税务执行职能。规范处于不同征管环节的业务动作，同时辅以完善的税收征管软件，可以实现税源的适时监控。
（三）发挥纳税评估作用，搞好重点税源监控，通过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带动一般税源的管理。通过实践可以发现，管好了重点税源企业，也就牵住了税收任务的“牛鼻子”，抓住了税收工作的主要矛盾。因此，要把主要税源企业列为重点评估对象，对其实施全面监控。
新的征管模式建立后，取消了专管员管户制度，由于缺少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对纳税人申报真实性的监控管理主要依靠稽查对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不能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造成监控效率低，质量差，监控管理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加上实行新税制后，有些重点税源企业的财会人员对现行税收政策理解不深，使各项税收法规不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通过纳税评估，可以促使企业财会人员全面掌握税收法规正确核算税金，从而减少税款流失。把重点税源评估管理落到实处，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强化考核，搞好日常评估监控，形成齐抓共管局面。可以根据各地重点税源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评估工作目标。围绕这些目标，专门制定些相应的考核办法，实行未达目标扣分制度，与个人工资系数、奖金发放挂钩。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定人、定户、定时间、定指标、定质量，在规定的时间内达不到评估指标和质量要求的，按责任追究到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调动税务人员在评估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2.坚持评估工作的经常性，对重点税源实现“即时监控”。鉴于有的纳税人纳税意识较差，对评估调增的税款又在其他环节进行调减影响评估效果的状况，可以把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周期适度缩短，达到“即时监控”的目的。同时，可以专门设立重点税源评估执行岗位，形成严密的监控网络，还可以设置《重点税源评估情况一览表》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定期召开重点税源分析会，各岗位汇报交流对重点税源评估情况，总结经验，分析成因，有针对性地改进评估措施，提高对重点税源评估的效果和监控力度。
3.实行驻厂管理，深化对重点企业的评估监管。针对大企业分支机构多、纳税环节多、核算头绪多、控管不深不细的状况，应深入企业，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企业真正“家底”，并通过对各项会计指标进行评析，找出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症结。促进重点税源企业的经营管理、财务核算、纳税行为实现规范化、程序化。
4.坚持评估与服务并举，创造良好的评估工作环境。在评估过程中，应帮助企业加强成本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利用税务部门接触面广，信息灵的特点，积极为企业提供经营信息及合理化建议。也可利用税务部门的信誉，积极为企业融通资金，帮助企业催收货款。还可为重点税源企业专门设置税务咨询机构，随时为纳税人提供咨询服务，急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以良好的服务赢得纳税人对评估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评估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达到培养、扩大税源的目的。
通过对重点税源的纳税评估，可以督促企业加强分支机构的会计核算，理顺各层次的纳税环节，纠正某些纳税违规行为，使企业从会计核算到纳税行为都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使各项税收规定在重点企业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也可以进一步摸清税源底数，提高对重点税源的监控能力。由于在评估中要掌握纳税人的资料，对企业的经营、纳税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既掌握了重点税源企业的“家底”，又能够做到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变动情况及时了解，迅速反映，对企业现有税源和今后的发展情况能够心中有数，为加强重点税源控管，进行税收决策，搞好税款调度，全面落实税收计划提供有力保证。最终实现通过对重点税源的评估，带动一般税源的管理。
（四）建设地方性税源，发展支柱性税源。建设地方性税源，应以市场作导向，以效益为前提，适应分税制和改革发展的要求，采取综合手段，建立起适合地方特色的、合理的税源体系。其主要方式有：
1.借助本地自然优势，培养地方固定收入财源，通过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附社会劳动力、技术和资金，促进资源开发的突破性发展，确保地方固定财源的快速发展。同时应该拓宽地方财源发展领域，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设一批有前途、有活力的地方固定的收入来源。
2.建设效益性的地方支柱税源
地方税务部门在地方税源建设中应把效益性税源的建设作为重点，对本地区有代表性的税收来源企业的经济效益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挖潜改造，上档次，上质量，从效益上要税收收入。只有盘活现有的企业，地方经济才会稳步发展，才会保证税收来源的稳定性。
税收收入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煤炭企业税收管理经济发展
晋城市地处沁水煤田腹地，无烟煤分布广、储量大，全市含煤面积465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49％，总资源储量459亿吨。煤炭是晋城的基础能源，煤炭工业能否持续、协调发展，对实现晋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关系极大。近几年来该市煤炭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煤炭经济运行形势的好转，推动了煤炭工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市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为税收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该市企业调产改革效应的不断显现，交通大格局的逐渐形成，城市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使全市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据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97、42亿元，比同期增长24．12％；尤其是原煤产量达到5087万吨，同比增长25．1％；洗煤产量1082万吨，同比增长22％；为税收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煤炭行业是税收收入高幅增长的主要支柱
20年来晋城市通过发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做强做大煤、铁、电、化四大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扶持乡镇、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高速扩张，200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4．4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85年增长了6．2倍，年均递增10．9％；经济质量明显改善，2004年实现税收42，13亿元，比1985年增长了36，5倍，年均递增21．02％，每百元GDp实现税收17．24元，税收实现能力比1985年增加1．36倍，增加9．93元。税收来源于经济，经济总量的扩张和经济质量的改善为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不竭的动力。
该市采矿业10年来在四个行业中的税收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采矿业中，煤炭占据的比重为99．95％。如果把煤炭运销也算上，1996年煤炭行业税收比重为66．48％，1997年煤炭税收比重曾达到了72．21％的最高值，2004年煤炭行业税收比重为65．33％。随着全市煤炭行业的生产集中度和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煤炭价格的高位运行和煤炭行业税收征管措施的到位，使得煤炭行业税收高幅增长：2004年煤炭行业完成税收收入69732万元，占整个税收收入的54％，同比增长126．56％，绝对额增收38954万元，拉动整个税收收入增长47．21个百分点，煤炭企业所得税完成51346万元，占整个所得税的79．91％，是税收收入高幅增长的主要支柱。
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
1．国家政策的调整，使煤炭整体价格保持高位运行。2004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发电用煤价格的上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的提高、铁路货运价格的上调以及煤炭运力紧张的制约和优质煤炭价格不断攀升的带动下，煤炭整体价格保持高位运行。据有关资料统计：2004年全市公路外销煤炭平均售价为289元／Ⅱ电，比上年238年／Ⅱ电的平均售价提高51元／Ⅱ电，铁路外销煤炭平均售价为303元／Ⅱ电，比上年197元／Ⅱ电的平均售价提高了106元／Ⅱ电。
2．政府宏观调控，对煤炭企业整顿关停，使煤炭量少价扬。据有关报告：山西每挖一吨煤将损失2、48吨的水资源，据此测算，晋城平均每年要损失水资源1亿吨左右。20多年煤矿大规模的开采，造成该市部分矿区土地塌陷，地表振动、崩塌、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到2004年底该市由于煤炭开采累计造成地面塌陷30．2万亩，使全市资源枯竭和职工转产再就业压力加大，区域产业结构矛盾突出，发展机会成本代价增大。为此，晋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关小改中建大、加工转化增效”这一提升煤炭传统产业的发展思路，对全市煤矿进行停产整顿，彻底关闭小型煤矿，截止2004年底，累计关闭小煤窑517座，地方煤矿的总数由1054座锐减为537座，每年减少煤炭产量1500万吨，煤炭产量的减少，货源相对紧张，供需矛盾突出，造成煤炭价格一路上扬。
3．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煤价高位运行。在国际石油价不断上涨的带动下，2004年8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大幅上调了国内汽、柴油出厂价和零售中准价，成品油价格上扬，刺激了煤炭需求增加，加大了煤炭运销成本，直接拉动煤价上扬，提升了煤炭价格。煤炭相关行业发展迅速，对煤炭的需求量增大。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使煤炭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势头。
二、晋城市中小煤矿经济运行状况
建市初期，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水快流”、“大中小一起上”、“鼓励国家和个人一起办矿”等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该市乡镇小煤矿数量迅速增长，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到1997年底，乡镇煤矿数量占全市矿井总数96％，产量占全市产量的50％。截止2004年底，全市共有中心煤矿537户，分经济类型看，其中国有企业20户、集体企业488户、联营企业4户、有限责任公司15户，2004年底，年产量3076．99万吨，销售量3087．91万吨，实现销售收入752953．07万元，利润总额146568．45万元，缴纳企业所得税38231．95万元，占该市2004年所得税的56．37％，占煤炭企业所得税的74。47％。从数字上看，中小煤矿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占到了该市企业所得税的大头。
三、晋城中小煤炭企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长期以来，在放宽了煤矿的办矿标准和缺乏规范化管理的条件下，小煤矿得以快速发展。小煤矿对解决该市煤炭供不应求的突出矛盾和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1．煤矿数量多、生产集中度低、经营方式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该市中小煤矿经济结构单一，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致使民营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全市中小煤矿的经营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承包经营。即一些村镇要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承包利润、经营方法、双方权利责任、企业的性质、法律责任等，对承包经营的煤矿企业的性质不变，煤矿的所有权及相关证件为出租方所有，由于煤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人，所以煤矿在承包期间，承包人出任法人代表，煤矿实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所需的资金、设备、人员管理、经营管理由承包方负责。二是承租经营。承租经营的基本内容与承经营相同，不同的是承租经营的承租人不是煤矿的法人代表，虽然承租合同上承租人实行独立核算，对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承租人在对外经营中，是以煤矿相关的法人代表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是由出租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
众所周知，山西省民营经济大都是依托当地的煤铁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以煤炭采掘、冶炼制造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已无法适应市场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众多小煤矿装备差、用人多、效率低，生产技术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煤炭产品单一，附加值低。随着国家对煤矿企业“关小改中建大”资源整合政策的推行，对100立方米以下小高炉的关闭，将对这种单一经济结构造成较大的影啊。
2．煤炭资源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当前，中小煤矿开采中“吃肥丢瘦”、“采厚弃薄”现象比较普遍。矿井回采率反映的是生产量与动用的储量的比例关系，回采率越高，动用储量越少，资源利用率越高。晋城市乡镇煤矿矿井回采率分别为30％～10％之间，个别的在10％以下。有的对7～8米或更厚的煤层只掏心采中间的2米，残留大量的顶板和底板煤，对1．3米左右的可采煤层寻找种种借口弃而不采。
3．安全生产状况不好。据有关报道：“带血的煤”使得安全代价沉重，从1980年到2004年25年间，山西省煤矿在安全事故中有17286人死亡，百万吨死亡率平均为2．66％，小煤矿百万吨的安全事故是正规国有煤矿的4—5倍，而该市中小煤矿大都设备简陋，管理落后，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极大的隐患。
4．煤炭生产经营秩序混乱。全市中小煤矿中国营、二轻以及国营二轻与其它联营煤矿大部分乡(镇)、村办煤矿财务核算健全，能正确核算成本利润，存在突出的问题是部分村办煤矿特别是承包、承租煤矿，财务核算不健全，实行真假两套账，大量的现金交易，为隐瞒收入提供了条件，目前税务机关无法准确掌握这些煤矿的销售量，使计税依据难以准确确定，核定征收不到位，使这些煤矿成为税收流失的“黑洞”。
四、加强对中小煤矿税收管理的对策
1．加强税务登记管理，强化日常监管。税务机关要主动清理和检查煤炭企业办理税务登记的情况，强化对煤炭企业分支机构和小型煤炭企业的日常监管。基层税务机关要认真核对本辖区内的煤炭企业情况，税收管理员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深入了解煤炭企业的特点、生产销售等情况以及税控装置运行、发票开具等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税收违法行。
税收收入论文篇3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速，在追求公平、效率、收入的基础上，世界公司所得税改革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提升到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吸引国际投资的高度，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以及对现金流量税的理论推崇也成为实现这一价值理念的基本措施。
关键词：公司所得税税制竞争力税率税基双重征税
一、提高税制竞争力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公司所得税的改革目标一直是在最优税收理论之下对公平效率的追求和平衡，即在保证税收收入、减少偷逃避税行为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减少公司税对公司经济行为的扭曲。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国际间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目标也进一步提升为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税制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竞争力。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税务当局的观念已经从害怕因国际避税造成税收收入流失变为害怕因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制而造成资本流失。”①过高的税率和过重的税负减少了资本形成和劳务供应，导致大量资本流出和公司的数量减少。从Jorgenson、Hall以及Sandmo等构建的标准资本成本理论模型可以看出,①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高税率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外国资本进入。imF的研究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近时,低税率的国家相对于高税率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资。如，2000～2005年间受外国较低公司税的吸引，大量瑞典公司的生产基地、控股公司和公司总部迁到海外，资金流出达2730亿瑞典克朗。而日本在2005～2006年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额分别为4.7万亿日元和6.6万亿日元。②其他许多国家也正面临着本国税制竞争力不足而导致的资本外流的风险。
有鉴于此，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对本国税制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税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早在2002年8月，澳大利亚财政部的“国际税收政策评述”报告就称：“为了保持澳大利亚对企业和投资的吸引力，澳大利亚的税制应该需要不断地适应日益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澳大利亚也需要顺应国际趋势和别的国家的需求，与吸引投资的竞争国家的税制相互呼应”。③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彼特.卡斯特罗声称，对澳大利亚的国际税收政策进行审查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促使澳大利亚公司具有国际竞争力。
英国财政部也在2003年指出，英国自1997年以来的公司所得税改革，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经济扭曲和反避税提高了税制的竞争力和公平性，但仍需进一步的改革，以保持高水平的国内资本投资和国外资本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率。一个有竞争力的税制不仅要使英国对资本有吸引力，同时也应减少对投资的水平、时期、结构的影响。④2005年11月，美国税收专家Scotta.Hodge等人表示，⑤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公司所得税税率方面的差距已经阻碍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制已经由曾经的世界领导者，转变成美国经济的绊脚石，从而提出相应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等相关改革意见。
在2007年3月，日本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报告，称考虑到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在20%～30%之间，日本相对较高的税率和税负必然会降低日本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以及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日本迫切需要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以降低企业的负担。⑥另外，加拿大智囊团Howeinstitute也在2005～2007年连续的税制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指出，加拿大最近几年正在稳步地推进其税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更依赖消费和支出相关的税收，减少对投资和储蓄的税收。而所有这些改革的措施就是为了促进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⑦2007年oeCD了《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的报告。
该报告分析了oeCD成员国近年来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后认为，⑧公司所得税的改革近年来已经成为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一件重要的政治议题；公司所得税的改革是因为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财税环境；根本性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已经超越了目前的降低税率和扩大税基的问题，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如何保证当前的公司税收入水平？
2.政府如何维持或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3.政府要如何减少由税收带来的扭曲？
4.政府如何简化日益复杂的税制？
从以上各国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新一轮的公司税改革潮流已经或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提高本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已然成为各国新一轮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消除股息双重征税与简化税制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税率从近年来oeCD成员国的实践可以清楚的发现，降低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世界性的趋势。
oeCD成员国公司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从1996年的36.60%下降到2009年的26.29%，下降了10.31个百分点。①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公司所得税平均税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尽管下降的幅度不尽相同，下降速度也并不稳定，但是下降的趋势依然在持续。税率下降减轻了公司的负担，在减少了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干扰和扭曲的同时，也为国家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Grubert和mutti的研究表明：②在增加税后收益率的假设下，公司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吸引至少3个百分点的资本投资。
（二）扩大税基在税率下降的压力下，为了保持税收收入的稳定，必须进行扩大税基的改革。公司所得税的税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oeCD《公司所得税的根本性改革》采用了oeCD各国折旧扣除值（贴现现值法）变化的事实来反映税基的变化趋势。
上图显示了19个oeCD成员国折旧扣除的现值变化，计算采用的贴现利率排除了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影响。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折旧扣除现值从20世纪80年代到近几年，都显示出普遍下降的趋势。现值的减小意味着允许扣除的折旧降低，这表明公司所得税税基在扩大。1982～2005年间，19个oeCD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其固定资产折旧率。这些折旧现值的变化反映出各国政府在折旧政策方面的改变。由于税基的扩大，虽然各国的法定公司所得税税率普遍下降，但是税收收入却保持着同GDp增长速度相当的增长水平。
（三）消除股息双重征税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不仅会给公司带来经营方式、利润分配、融资方式的扭曲，更使得公司的税收成本和税收负担加重，这显然会对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产生负面影响。
改善股息双重征税的问题，一直是公司所得税改革的热点。许多国家都选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式，比较常见的有公司权益备抵制（aCe）、股东权益备抵制（aSe）、综合企业所得税（CBit）、改进的古典制等。1991～2000年间,约有一半以上的oeCD成员国采用完全或部分的归集制来消除股息的双重征税；2000年以后,一些成员国在所得税一体化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国家实行了改进的古典制的方法，通过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减轻对股息的双复征税。如德国在2000年7月，取消了归集抵免制和双率制，采用改进的古典制，对居民股息收入实行“一半所得制度”（half-incomesystem）；芬兰在2005年1月把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6%，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9%降至28%；葡萄牙（2005）也相继采用了改进的古典制来解决股息的双重征税问题。①
（四）简化税制税制的过于复杂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税收效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联合公布了其对178个经济体税收状况研究的报告,②根据企业每年纳税次数的多少、企业遵从税法花费的时间以及企业的总税率，对企业在178个经济体纳税的简便程度做出评估
税收收入论文篇4
关键词：政府非税收管理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分配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建议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律、法规，明确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性质、范围、管理原则、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等，以形成包括立项制度、审批制度、征收制度、预算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在内的科学管理体系。用以指导、约束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为。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
税收收入论文篇5
税制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协调国家收入，带有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税收机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就是税种。而纵观各类研究成果可知，实际上税收结构也是各个税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布状况及相互之间的比重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家集中收入和调节经济的手段，将税收相互集合而成的税收系统，最后将这些税种相互联结、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所形成的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税制结构其中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指税系结构，税系结构是将相同的税种相互组成而形成的系统，并按照主次搭配构成不同的税系，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国家内部不同税系的构建，这种结构构建模式中包括各种不同的税系。税系的具有不同的税务性质，按其性质上来划分可分为间接税系和直接税系这两种。税制结构的另一个层次是税种结构。税种结构实际上就是指税制结构中各个税种之间的搭配。关于税制结构的设置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都不尽相同，导致其发展的税收系统也不尽相同。经济形态的不同就会影响税制结构，因此，关于研究我国税制结构的基本状况必须首先满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其次还有保持研究的统一性，进行一系列的分类整理。按照税制结构的类别上来划分，可将税制结构分为两种结构模式，其中包括以商品和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以商品和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实际上就是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模式，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就是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模型，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一般是指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个人的收入水平较高，收入的差异也较大，最终运用个人所得税来稳定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才能达到公平分配个人收入。从税收政策所设定的目标上来看，不同的政策目标将对于税制模式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所得税本身的性质，其主要存在比较富有弹性的税制，比流转税易于形成刚性税制。
二、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一）税系结构的收入分析效应分析
从税系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上来分析，从现代国民市场经济发展上来看，税收主要实行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节，以便于维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目前所实行的税系体系主要是为了区分于实际份额的比例和累计比例，但是比例税实际上市不受控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收入分配提升时，利息税不变。在税系结构中平均税率与收入分配的比例呈现正相关现象，并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平均税率也逐渐增加，反言之，收入的降低，其平均税率也随之降低。所得税时讲收益所得价格设定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统一名称。但是税负受到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收益的相关影响，无法实现变更，如若按照收入的高低来设定收入分配，那么就不能很好地实现降低收入差距。一般情况下当直接税收制度处于最佳的运行状况时，累计的所得税就会降低高收入者的支持分配情况，这样以便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收入的差异。但是财产税的实施在建立在企业的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基础上的，企业的动产和不动产也是最直接的课税对象。基于企业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财产的隐蔽性将直接的作用于财产税征收的难度之上，换句话说，在财产税征收时，有些企业财产具有隐蔽性，因此也会使得有些企业逃避一些税款的征收。
（二）税种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直接税系内部的各种税种之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个人收入是个人所得税中的基础，个人所得税中的个人既是纳税人也是负税人。个人应得税的能力是个人收入情况之间的体现，因此，在扣除个人收入时在保证个人收入上报具有真实性和代扣情况的基础上；累进税率的税制就及时的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以便于逐渐起到拉平收入差异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影响税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具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税收的相关管理制度和税收政策所设定的将拟达到的目标。其次，从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上来看，这点是影响税务结构变动的最直接因素，所得税的收入与国内人均GDp的增长呈正相关。而从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上来看，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拓展一定的空间，相比较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会降低因计划市场中流通货物价格原因而引起的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悬殊利润现象，也不会产生以流转税为主题的税制结果模式。最后从税收的相关管理制度上来看，我国采用的是宏观管理模式，因而对所得税对企业利润所得或者个人收入征税就较为复杂。
三、基于收入分配效应视角的税制结构优化分析
想要站在收入分配效应视角下优化税制结构，就必须的根据税收制度的所有方面进行有效的考察。实际上最适合课税实施的就是将所用的税收制度以理论知识为现实的依据，并对这些税制结构进行设置，但是设置必须建立在国家实际发展实情的基础之上，想要满足税制结构中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均匀的状态也要考虑到税收实施后的所产生的结果，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有效地调节，实施间接税类和直接税类的改革才能不断满足实际调节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在我国，各种税种对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增值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是针对所有市场经济中流通的常用的消费品，其不受商品的价格影响，统一征收按照17%的税率，但是增值税会受到个人消费倾向的影响，并逐渐呈现递减的趋势，相对于基本生活开支，低等收入的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会明显地高于高收入家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税收本身是具备正调节经济的功能，但是尚未建立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采用不给予税收政策干预的政策，但是任凭市场自身调节，往往其结构不尽如人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国家逐渐认识到调节税收的作用，这也使得税制结构在调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及稳定经济发展上的相关功能显现出来，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实施税收的调节都在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相对于营业税来说，各种行业的不同其主要实现的税率也不尽相同，在餐饮行业来说，餐饮行业的税率为5%，但是这种税率却明显高于乘坐飞机时所要上缴的税率，这也是一种具有累退性质的税种，这样将严重地影响着收入分配的结果，往往促使收入分配的结果缺少公平性。例如消费税。消费税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消费税主要针对的是市场中较为流行的奢侈品或者具有高耗能的企业，奢侈品的税率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限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发展，以便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消费税具有一定的累进性，但是这种累进性质并不是完全存在于所有应税消费品当中的。由于消费税、增指税、营业税都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质，因此必定影响其他行业也具备一定的累退性，其中包括教育行业和城市维护行业，正因为间接税在税收的行业中占据着较高的比例，因此就会严重地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为我国平衡收入分配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的分析能够看出，在逐渐的优化税制结构上要考虑到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改革的基本情况，在税制设置，就必须在企业间实行结构上的减税，以便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在针对于营业税上要根据市场中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来制定，如若全部统一实行，营业税改革。那么就将会严重的影响企业的纵向发展的平衡性，可以适当地实行对消费税现有征税范围未进行档次划分的部分重新分档。为了扩充中等收入阶层和保证消费需求，还可以设定不同档次的不同税率。例如适当的调高档消费品的税率，以期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和保护环境目的。关于间接税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上，由于间接税的税负与直接税税负的转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商可以通过适当的调节商品的价格来达到转接税款的征收，但是不论税款征收数量怎样的变化，其税款部分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往往在市场商品的流通中消费的数量与收入之间呈现着正比例的关系，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征收上存在着一定的累加性和累退性，一旦缺少这种性质将会影响收入，就会逐渐拉大收入之间的差距。因此必须逐渐提高直接税，并有效合理地降低间接税的比例，才能逐渐优化税制的结构，适当采用加强税收征管的方式，不断优化个人所得税，并采用逐渐调节消费税征收的范围，以便于促进消费税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结论
税收收入论文篇6
[关键词]非税收入；收入规模；管理模式；宏观调控；主体多元化
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属于财政资金范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缴款、财产经营收入、出售商品及服务收入、罚款和罚没收入、赠与收入、特许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及其他收入等。
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统收统支，各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财务管理，一切收入上缴财政，一切开支依赖拨款。在此期间，对非税收入的管理和收费项目都是比较正规的，基本上不存在“三乱”(指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大包大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逐步被打破，本着“放权让利、分灶吃饭”的原则，我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这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也日益突出，单靠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迫使政府增设预算外收入项目，允许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积极“创收”，从此拉开了中国大规模收费之幕。
一、我国非税收入体制的现状
1、非税收入的构成。我国目前的非税收入与预算体制相对应，主要包括预算内非税收入、预算外非税收入和制度外收入。
预算内非税收入，主要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和资产管理者身份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所取得的非税收入。包括：(1)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包括国有企业出售和转让产权的收入、股份制企业国家股利收入和其他国有资产收益)；(2)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3)各种专项收入，如征收排污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电力建设资金专项收入等；(4)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5)事业收入、公产收入；(6)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收入；(7)罚没收入；(8)行政性收费收入。这部分非税收入由于纳入预算管理，项目、数量及支出管理比较规范。从数量上看，这部分收入占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例不足10％，在整个非税收入中只占小头。
预算外非税收入，是指目前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部分政府财政性资金。主要包括：(1)由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计委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2)由省级人民政府、省级财政、计划(物价)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3)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4)由主管部门集中的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如证监会收取的证券监管费等；(5)国有资产、公共资源等租金性收入。据统计，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设立的收费项目共369项，其中有97项纳入预算管理，其余的272项纳入预算外管理。由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收费和基金项目有几千项之多。就全国统计，这部分非税收入总额为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45％。目前，预算外非税收入增长迅速，其规模已从1953年的8.91亿元增至2005年的5544.16亿元，增加了约622倍。
制度外收入，是指财政之外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集资。这部分收入严格说是没有经过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游离于财政预算内、外，即制度外的待清理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1)制度外基金；(2)制度外收费；(3)制度外集资摊派；(4)制度外罚没收入；(5)小金库。它大部分集中在地方政府各部门手中，尤其是集中在县、乡两级政府手中。据对乡镇财政调查材料显示，我国中部地区乡镇政府的自筹资金(通过收费或集资)已占政府财力的1／3左右。就全国推算，这部分非税收入约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27％以上。
从以上对非税收入的结构分析可知，后两个部分构成非税收入的主体，而恰恰是这两个部分项目繁多、数量庞大、财政管理滞后，特别是制度外收入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2、非税收入规模。建国初期，我国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1953年预算外资金只有8.91亿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213.24亿元)的4.2％左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347.11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1132.26亿元)的30.6％。在体制转轨和财政分权改革过程中，我国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正成为与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并驾齐驱的财力资源。1992年预算外资金为3854.92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97.7％；1993年调整计算口径后，预算外资金已经收缩到1432.54亿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32，9％，但增长仍较迅速，到1996年预算外资金决算数为3893.34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收入的52.6％。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到2005年财政收入达31649.29亿元，同时，政府非税收入增长也很快，2005年全国政府非税收入规模为8414.91亿元，相当于同期预算内财政收入的26.6％，如再包括制度外收入，则比重会更高。
长期以来非税收入占财政性资金的比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8414.91亿元，增长了8.76倍。即使不包括制度外收入，我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性资金的比重也均在20％以上，1985年的比重为42％，1990年达到了50％，2000年达26.9％，2005年为22.6％，这样的比重较之发达国家明显偏高。在西方发达国家，非税收入只是财政收入的补充形式，政府履行职能所需的资金大多来自税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大多数国家非税收入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10％以下，占州或省级财政收入约20％左右。而我国中央非税收入和地方非税收入约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5％和45％；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非税收入甚至超过税收收入，对税收产生挤出效应，大大削弱了税收的筹集资金能力。因此，我国政府非税收入总体规模偏大。
3、我国现行非税收入的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对非税收入采取多渠道、多部门管理的模式，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不同内容，其管理模式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统一上缴国库、纳入政府预算的管理模式。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非税收入主要包括部分政府性基金、各种专项收入，如教育费附加收入、公产收入、罚没收入和部分行政性收费收入等。这些非税收入作为预算内资金的一部分，与税收收入一样用于安排各项财政支出，因而在管理上比较规范。二是上交财政专户，纳入部门预算统筹安排的预算外管理模式。列入预算外管理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附加收人、主管部门集中的管理费、乡自筹和乡统筹资金、各种手续费收入、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等。通过预算外管理的收费和基金项目，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三是制度外管理模式。该管理模式是指既不在预算之内，也不在预算之外，只是按照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方式实行财政专户存储，收支两条线管理。实行此种管理模式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政府各职能部门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城市住房基金、公益金以及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政府各部门的收费、集资和摊派。
显然，第一种管理模式下的非税收人已经被纳入财政的统筹之列。第二种模式下的非税收入名义上已经实现了“收支两条线”，但在资金拨付方面，依然实行将非税收入全额发还或差额返还给收费单位；也就是说，进入财政专户的非税收入的支配权仍然在征收单位，预算和收入依然是挂钩的。至于第三种模式下的资金主要还是停留在各级地方政府及职能主管部门征收、使用和管理，游离于财政的监督管理之外，是一种极不规范的管理模式，是造成财政资金管理混乱的主要根源。
二、当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税收入规模过大，二次分配问题突出。虽然我国部门预算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相当一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都纳入了预算管理，而且对非税收入的管理也日趋规范，有许多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被逐步取消，但是，非税收入规模仍然过大，费大于税的现象十分突出。更为严重的是，在非税收人的分配使用中存在着严重的二次分配现象。已经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基本是由各主管部门自行安排收支计划，财政部门虽然履行了审核批准程序，但并没有对这些资金进行强有力的监管。非税收人中更大的部分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许多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在编制年度预算方案时只申报一个总体收入计划，但并不提出对其分配使用的详细方案，预算安排随意性大，财政监管形同虚设，形成事实上的主管部门二次分配和整个年度预算的频繁调整，从而削弱了预算的刚性和法定约束力。
2、管理范围尚未覆盖全部非税收入。我国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主要集中在预算外资金上，主要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罚没收入的管理，而对于增收潜力很大的国有资源及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还没有作为管理的重点而全部纳入管理范围。
3、预算外挤预算内，分散了国家财力，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近年来，预算外资金以滚雪球之势迅猛膨胀，呈现出一种不可遏止的增长惯性。这些巨额资金，长期分散于各地区和部门，游离于预算之外，形成预算外挤预算内、费挤税的局面。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的大量存在构成对税基的严重侵蚀，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4、非税收入征管主体多元化，执收行为不规范。目前我国机构设置众多，非税收入收费主体多元化。就地方政府而言，现行收费主体主要有地方财政部门、交通部门、国土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卫生监督部门、公安、司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同时，由于非税收入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尚未真正归位，所以，非税收入目前仍由各个执收执罚单位分散征收，这种“多头”管理的格局，肢解了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分散了征管力量，造成管理脱节，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监督失灵，并且也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极易诱发。现行执收执罚环节多，项目多，标准乱。尽管经过多年对收费项目的清理、减并、撤销，但是，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有关数据，2000年全国性的收费项目仍有200多项，2002年为335项，地方每个省的收费项目平均在100多项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规范的收费项目。执收执罚单位一方面超范围、超标准收费，甚至擅立收费项目，另一方面则存在该收不收、该罚不罚、随意减免、收人情费的现象，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
5、法制不健全，监督缺乏约束力。目前，非税收入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没有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系统的法律法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虽有一些地方性规章，但由于监督不严或不合时宜，使得非税收入管理无章可循或有章难循。同时，非税收入征管和使用安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造成各级财政的管理模式不一样，不同地方的管理办法不一致，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上处于被动状态，特别是对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法规约束。三、非税收入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按照非税收入的分流归位、建立和完善规范化的非税收入征管体系、加快非税收入管理法制化建设及采取相关配套措施的总体思路进行非税收入体制的改革。
1、非税收入的分类归位。我们必须加强对非税收人的规范化管理，从总体上理顺税费，通过清理整顿实施分类改革，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使之“分流归位”。非税收入具体可归入以下几类：
第一，应取消的非税收入项目。一是制度外收费，即通常所说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应坚决予以取缔。二是某些政府部门履行管理职能而对管理对象征收的行政管理费。原则上也应予以取消。因为对某项工作进行管理是政府的职能，是政府有关部门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份内之事，不应再对管理对象收取管理费。
第二，予以保留但需加以规范的非税收入项目。实行税费改革后，应继续保留的收费大体包括五类：一是政府部门向法人或居民实施特定管理和提供特殊服务所收取的各种证照收费、注册费等；二是政府机关为维护国家而实施的收费(如签证费等)；三是一些带有惩罚性质的收费以及罚没收入(如排污费等)；四是政府机关或政府授权机构向国有资源使用者收取的管理费(如矿产资源补偿费等)；五是国有资产收益(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等)，这部分收入不仅应予以保留，还要进一步完善。另外，各级政府为发展某项事业而设立的基金、附加，如水利建设基金等；还有少量暂不宜取消或规定征收期限未满，且难以实行“费改税”的政府性基金，如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等，经国务院批准后，在一定时期内可继续征收。
第三，应改为税收的非税收入项目。某些政府性基金和附加收入，可纳入现有税种之内或开征新税。例如将交通方面的养路费、交通运输管理费等合并后，统一开征燃油税；将环保部门的排污费以及污水处理费等统一改为“环境保护税”；将地方用于城市建设的收费、基金、附加等合并到“城市建设维护税”之中：也可设想将教育方面的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教育基金合并改设“教育税”；将分散在劳动、民政、人事、卫生等部门的社会保障基金与资金改为统一征收的“社会保障税”。
第四，有发展前景的非税收入。具体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土地转让收入、发行收入(公益金)、烟酒专卖收入、特许权收入等。例如，特许权收入是个人或集团凭借政府赋予的特权在特定领域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而取得的收入。从严格意义上讲，特许权是国家的一项行政资源，也是国家的无形资产，国家理应参与其收入分配。目前，我国大部分特许权收入并没有开征，其中有些处于发展初期，规模小，开征条件尚未成熟，有的则是虽成熟但没有具体实施。
2、建立和完善规范的非税收入征管体系。
第一，明确非税收入征管主体，统一管理职责。非税收入具有财政资金的属性，是财政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非税收入的征管主体只能是管理政府资金的财政部门。因此，在非税收入的管理过程中要强调财政部门的主体地位，变征管主体“多元”为“一元”。在财政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负责非税收入的全面管理工作，统一征收，统一管理，统一政策。
第二，强化部门预算，编制综合预算，将非税收入逐步纳入预算管理。非税收入属财政性资金，必须按综合财政预算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可用财力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体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综合预算。
第三，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扩大非税收入银行代收。一是要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要求，将非税收入纳人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体系。二是完善账户管理，要清理执收单位在银行的一切账户，取消各种形式的收入过渡账户，确保各项预算外资金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以防止转移、截留预算外资金、“小金库”和“账外账”等问题的发生。三是实现单位开票、银行代收的征管模式，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实行“收缴分离”，对罚款实行“罚缴分离”，款项由代收银行直接上缴财政；并逐步完善部门预算制度的改革，通过科学地编制部门预算，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和管理，防止非税收入只是形式上的“收支两条线”，而实际上是“谁征收，谁使用”。
第四，严格非税收入的票据管理，加快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强票据管理总的原则是要做到统一领发、统一使用、统一保管、统一核销和统一监督。目前，在不少地方改革中出现的统一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是一种较好的模式，其实际运行效果也不错，值得借鉴和推广。在严格票据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加快非税收入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开发非税收入管理软件，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实现非税收入从票据领购到自动核销、单位开票到自动入账、银行代收到传送信息、财政处理信息到分类管理等环节的一系列工作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实现财政与银行、财政与执收执罚单位、财政内部和财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全面监控非税收入的收缴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质量。
3、加快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建立专门的收费监督部门，强化监督检查机制。
第一，针对目前非税收入管理无法可依的情况，有必要从法律建设人手，健全法律体系。笔者建议尽快由全国人大制定《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非税收入的基本原则、资金构成、法定形式、核算标准、征收管理、分配方法及监督和法律责任等，将非税收入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第二，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的审批监督程序。应当编制非税收入预算(包括支出预算)，并在预算法中予以明确，按预算审批监督程序，报经人大审核批准；一经批准不得擅自变动。同时，以法律形式明确非税收人的监督约束机制，并建立起相应的配套措施，例如必要的司法和审计举措，以保证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在立法、司法和审计诸方面的互相配合与协调。
第三，建立专门的收费监督部门。该部门不受同级政府机关领导，而直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上一级政府部门负责。将政府收费置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在具体操作上可实施领导负责制原则。
第四，强化非税收入的监督检查，形成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职能部门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在监督方式上，要将突击检查和日常监督，事后检查和事前、事中监督，个案解剖和重点稽查，局部检查和整体监控等方式有机结合，真正做到及时发现问题，依法治理，绝不姑息。
第五，对违法行为制定专门的处罚措施。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各种情况的违法违规行为，对违法违规的一级政府部门，应按照非税收入的种类、性质和违规金额大小等因素规定罚款数额，并明确罚款额度的确定方法以及罚款执行机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同时建议修改刑法，对非税收人管理中严重违法的行为人规定相应的刑事处罚措施，予以严厉制裁。
4、采取相关的配套措施。
第一，进一步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非税收入行为的不规范与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及缺乏稳定性有很大关系。因此，必须把规范非税收入同深化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应该说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初步构建了中央与地方(主要以省级为代表)之间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但是改革还不是很彻底，体制也不很完善，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还未完全划分明确，事权与财权不完全匹配(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不一致的矛盾更为突出)。而非税收入改革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也只有在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下去。因此，当前需要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并赋予地方相应的财权。同时，应逐步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赋予省级一定的地方税目、税率调整和减免权力(包括增设新税种，改革调整老税种)，以便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完善地方税收入体系和征管体系，从而削弱其想方设法增加非税收入的利益驱动力。
税收收入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从账户处理探讨建筑业“甲供材料”若干税收业务问题
所谓“甲供材料”就是建设方和施工方之间材料供应、管理和核算的一种方法，即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招投标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时，建设单位为甲方，合同中规定该工程项目中所使用的主要材料由甲方（建设方）统一购入，材料价款的结算按照实际的价格结算，数量按照甲方（建设方）调拨给乙方（施工单位）数量结算。
建筑业“甲供材料”（包工不包料的工程）由于材料入账单位与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的不一致，一直以来是税收管理的难点。在实务中尚有几个疑难业务问题需要甄别清楚。
有一个工程建设方与施工方约定：建筑劳务100万元经济论文，建设方自行采购材料97万元。双方的会计处理如下：
建设方借：在建工程—建筑劳务100
在建工程—材料97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197
施工方借：银行存款100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5.91（（100+97）×3%=5.91）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5.91
根据以上常见的建筑业务会计处理我们来分析几个税收业务问题。
一、营业税讨论。
1、计税依据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除本细则第七条规定外，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不含装饰劳务）的，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论文网站。”
一般来讲包工不包料的工程，施工单位只就劳务费金额开票。但施工单位在纳税申报时，要按料工费全额纳税。而甲供材料的会计处理只反映在建设单位，而作为纳税人的施工企业账上没有甲供材料的金额反映。这个是税务管理上的一个难点，一般税务机关可以要求在开具建筑业发票或纳税时，必须由对方（建设单位）出具证明有无甲供材料行为以及相应的金额。目的是为防止施工单位仅就人工费和部分材料缴纳营业税。
根据国家关于工程造价的相关规定，在工程中，无论材料由谁提供，工程总造价包括全部的材料价款，且在工程总造价的核算中，所有的材料都要提税后计入工程总造价经济论文，即工程造价是含税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建筑项目实行的是项目经理负责制，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往往没有考虑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税金，也就是说合同总造价没有包括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税金。税务机关要向施工公司征收甲供材料部分的营业税时，施工企业往往另再向建设单位收取。作为间接税的营业税税负具有可转嫁性决定了最终的营业税税收是由建设单位承担的。
基于此在实务中计征甲供材料营业税时需要把甲供材料部分金额换算为含税价格。换算公式：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如：一个工程建筑劳务费100万元，甲供材料部分金额97万元（签订合同时双方没有把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营业税算入合同总造价）。在纳税申报时应交营业税=【100+97÷（1-3%）】×3%=6万元，而不是（100+97）×3%=5.91万元，相应地，建筑劳务发票应该按照100+3=103万元开具，这样就把整个工程的全貌都反映了，也解决了双方的财务处理。
建设方借：在建工程—建筑劳务103
在建工程—材料97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200
施工方借：银行存款103
贷：主营业务收入103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6（（103+97）×3%=6）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6
如果不是这样处理，建筑劳务发票仍按100万元开具，对甲方单位来说，它的工程总造价总支出是200万元经济论文，但是入账的原始凭证只有197万元，不符合账户处理“账实相符”的客观性原则。
当然如果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已经考虑了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对应的税金，也就是说合同总造价包括甲供材料对应的税金，也就不需要再换算。
2、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问题。
营业税条例及细则没有直接提及甲供材料建筑方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论文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40号）第十二条“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例所称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是指纳税人应税行为发生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取的款项。条例所称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当天。”
根据新的营业税条例及实施细则，建筑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归纳如下：
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如果合同规定了付款日期的经济论文，则不论届时是否收到款项，均以该日期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当天。这里需要区分，工程完工前实际收到的款项应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当天确定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工程完工后按照取得竣工结算单的当天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结算总价减除实际已收到款项确定计税营业额。
通过以上的分析，甲供材料部分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可以理解为：甲方供料（除装饰劳务外）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甲方付款，也应当按照甲方供料的日期确定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即如果合同约定供料日期的，按照合同约定日期确定；合同未明确供料日期或在未签订合同的情形下，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实际收到的供料日期。
如果建设单位的工程材料采购通过“工程物资”核算，则建设方购入材料“借：工程物资、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时，建筑业甲供材料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尚未可以确认；到工程领用物资“借：在建工程、贷：工程物资”时，可以确认建筑业甲供材料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二、一些地方小税种讨论。
1、城建税等随同营业税附征的地方税费。
缴纳了营业税的施工单位应该是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的缴纳人。由于一般的税收理论把随同“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征收的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也视同流转税经济论文，因而，如果实务中能够确认甲供材料部分金额是不含税的，也有必要考虑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的税负问题，相应的上文关于“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的公式要进行修正。纳税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1+城建税税率+教育费附加费率)]。
有的地方还开征其他的附加，也要一并考虑。如浙江省还有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率2%)和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征收率1‰)，上述公式还要进一步修正。纳税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甲供材料部分金额÷[1-（营业税税率×(1+城建税税率+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地方教育附加费征收率)+水利资金征收率）]论文网站。
前文所述工程假如位于浙江某县城。则对施工方来说，纳税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计税营业额＝=97÷[1-(3%×(1+5%+2%+3%)+1‰)=97÷(1-3.4%)=100.4141。在纳税申报时应交营业税=[100+100.4141]×3%=6.012万元，城建税0.3，教育费附加0.18，地方教育附加费0.12，水利资金0.2。施工方应开具劳务发票金额100+（100.4141-97）=103.4141。双方的会计处理如下：
建设方借：在建工程—建筑劳务103.4141
在建工程—材料97
贷：银行存款200.4141
施工方借：银行存款103.4141
贷：主营业务收入103.4141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6.812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6.012
应交税费——应交城建税0.3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0.18
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附加费0.12
应交税费——应交水利资金0.2
2、印花税
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相关规定，甲供材料部分金额的印花税征收问题很容易判断征收与否，只要在建筑合同中有甲供材料部分金额的涉及就可以按照规定征收。印花税暂行条例》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按承包金额万分之三贴花。”如果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没有涉及甲供材料金额，则对施工方甲供材料金额不涉及印花税经济论文，对施工方与建设方只征收承包金额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印花税。甲供材料金额部分只有建设方涉及的采购环节的购销合同印花税问题。两者的适用税目与纳税人均是不同的，要注意区别。
三、企业所得税讨论。
1、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与否。
在企业所得税法里没有甲供材料征收的专门规定，笔者认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不应征收企业所得税。理由为：其一，《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对施工单位来说没有甲供材料部分“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收入，也就没有构成施工单位的应纳税所得额。其二，企业所得税法以及有关文件没有甲供材料部分金额并计应纳税所得额的特殊规定。其三，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假设甲供材料对应的工程是包工包料，也就是说对应的甲供材料部分都是由施工单位购入的，那么这部分金额一方面作为施工单位的工程成本，另一方面作为施工单位的工程收入，两者的金额相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得数为零。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甲供材料部分金额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论文网站。这是建筑业甲供材料部分金额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征收上的不同。
2、营业税及附加的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经济论文，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结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由于施工单位上交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没有相应的很明确收入，所以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有必要进行分析。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是否是“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一些人是就根据这一条来否认甲供材料部分营业税金及附加在企业所得税前的扣除。其实，根据笔者上文营业税计税依据方面关于甲供材料含税与否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甲供材料部分对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与施工单位取得收入的关系很是相关。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税金是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扣除的增值税以外的企业缴纳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在实务中准予扣除税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发生当期扣除；二是在发生当期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在以后各期分摊扣除。甲供材料部分的营业税及附加是施工企业实际缴纳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不难判断属于在发生当期扣除。
所以甲供材料部分的营业税税金及附加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准予扣除的相关规定，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税收收入论文篇8
关键词：税收立法；税收法定主义；税法通则；税收实体法
税收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如果没有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将失去依据；税收司法也失去标准：税收法律关系将不复存在，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空谈；税收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手段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稳定性的保障。
一、税收立法的研究历程概览
(一)税收立法研究的萌芽期(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
我国的财政法学、经济法学概念的产生和体系的建立都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和国际比较，我国对税收立法的关注则更晚。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对西方国家新式税收制度产生关注，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立法体系的建立，税收立法工作也有了相当进展。各种单行税法相继设立。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诉讼法的现代税法体系基本成型。截止1948年底，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许多或涉及或专门研究税收法律问题的论文，如《财政立法原理》(吴崇毅，1934)、《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曹国卿，1947)、《租税论》(晏才杰，1922)和《租税论》(周伯棣，1948)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涉及税法学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诉讼法等。
(二)税收立法研究的起步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非常重视税收立法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40条规定了财政税收方面的事项；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农业税条例》，成为建国以后所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然而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纳入财政分配体系，税收制度很不完善，税种单一。覆盖面窄，导致我国税收立法研究工作受当时局限并未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深度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税收立法研究的发展期(1978至今)
改革开放后，我国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总体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框架，由《个人所得税法》等3部法律、《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约30部行政法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约50多部行政规章等税收规范性文件构成。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税收立法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制程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近期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进展
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学术界对税收立法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多集中于税收立法基本理论、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方面。
(一)税收立法的基本理论：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租税法律主义。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的挖掘是税收立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1.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与实践。税收法定主义的产生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密不可分。从1215年英国签署的《大》奠定了税收法定的思想基础开始，到1789年法国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的相关规定。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思想成为英、美、法等三国非封建的赋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税收法定主义逐渐为各国所实践。均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所体现。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之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家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各国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践表明税收由专制课征向民主课征的转变。
2.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金子宏(1989)指出，“税法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换言之，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①刘剑文(1995)认为，“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②。张守文(1996)认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刘修文(1999)则提出，“税收法定主义是依法治税。即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不论表述方式如何不同，但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界定都是围绕“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⑤这一经典表达展开。
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税收法定主义重在解决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故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只应包括实体性内容。即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等。由此来看。学术界对于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基本形成共识。而对于税收程序等问题还存在异议。笔者认为，由于税收程序对征纳双方的利益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税收法定主义应该包括税收程序的基本面；同时税收程序的实际操作性极强。因此。其中具体问题一般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宪法未对税收法定主义作出具体、全面、明确的规定，也有的学者提出，“《宪法》第五十六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但是这些观点的分歧都是建立在“宪法中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同一立场之上，为中国税收立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中的明确界定作出积极贡献。
(二)税法通则立法的研究现状
综观理论界对税法通则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税法通则的内容构成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内容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
1.税法通则的名称争议。对于这一部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很多学者对其冠以何名称纷纷献言献策。但目前广泛见于学术著作中的名称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两种。如果冠以“税收基本法”的名称，其语义较为通俗明晰。易被大众接受，同时也可以表现出该法的宪法性质。但是有的学者则持否认态度，认为“基本法”是法理上的一种称谓，主要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是如
果命名“税收基本法”则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㈣。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内涵较广，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如果使用“税收基本法”这一名称。容易造成官方用词混乱。综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有基本的、主导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常被冠以“通则”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因此，对于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可以《税法通则》作为官方命名。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习惯。又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精炼明确。
2.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选择。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综观国外税法体系大致可划分为3种模式，即“法典式”，代表国家美国；“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代表国家德国；“分散式”。代表国家中国。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选择第二种税法体系模式。对于“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又可划分为“发达式”、“较发达式”和“发展式”3种类型。学术界通过综合分析3种类型的利弊。结合国情。一致认为我国应选择“较发达式”的立法模式更为合适。
3.税法通则的内容确定。(1)税法通则的适用范围。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包括关税在内的名称为“税”的所有收入；还是包含实质为税的各种政府收入。如收费、基金等项目。(2)税法通则的原则。有的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税法通则的原则应体现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论述，认为税法通则应遵循税收的基本原则。(3)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由于目前税法通则研究还不够成熟、完善，学术界关于如何界定税法通则与其他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税收行政法之间关系存在较多争议。(4)纳税人权利保障问题。税法通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彰显民主与法制精神，但是对于如何保障纳税人权利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是对于税法通则中规定纳税人权利问题，学者普遍倾向于应提供具体且可操作性的权利，而不是简单、抽象的规定。(5)税权问题。一般来看，立法权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把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中，如果列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又该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更多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倾向于将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并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一致认为应赋予地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需加以规范。
4.税法通则的框架和立法步骤。税法通则的立法框架是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含有关定位、效力、价值等抽象的立法思想，还包含税法通则立法模式的选择和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的逻辑排列顺序等。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第六稿(1997)；二是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托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牵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对比这两份立法框架。可以反映出税法通则研究中的一些趋同与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对税法通则的定位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维护税收权力的有效行使，后者侧重于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保护。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一种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对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探讨。
对于税法通则的立法步骤。学者们认为应分步实施。先全部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将税法通则中最基本内容列入宪法，即先立法后立宪。
(三)税收实体法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实体法总体架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当前税制逐渐显现其局限性。我国实体法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我国仅有30％左右的税收收入是依据法律来征收，而占据我国税收收入总量超过40％的增值税以及其他税种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征收税款。从税收收入占比角度来看，考虑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说我国并未构建起“依法治税”的大框架。因此，对于增值税的立法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
学术界对于增值税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看法较为一致，目前对我国增值税立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法学角度考察增值税立法所应依循的法律理念与法律价值，并就这种理念与价值在“增值税法”中的适当体现给出了答案051；其二，从税制完善角度考察增值税制的立法，主要围绕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展开。
(四)税收程序法立法问题研究
1.税收程序法的概念。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对税收程序法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多从税法体系角度将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认为税收程序法是规定税收征管程序及相关主体程序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与税收实体债务法相对称。在税法体系中居于保障地位。
2.《税收征管法》的改革目标。我国税收程序法是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1992年通过)及其实施细则。尽管之后十几年间对该法律不断进行修订，但这种“管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太多变化，相对于纳税管理而言，纳税人权益保护严重不足。并产生了很多问题。学者们对税收征管法导致的税收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税收征管法应体现纳税人权利。成为维护纳税人权益的“税收保障法”。
3.税收程序法的其他附属法律。学者们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仅由一个具有通则性质的税收征管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办法组成。税收程序法过于单调，对于税务法㈣、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税收程序法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框架，无法为税收提供足够的程序保障。
三、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评述
尽管我国对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税收立法问题
从已有文献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税收立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俯拾皆是。但多从法学视角进行探讨，就“立法”而谈“立法”。由于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因此任何一项税收政策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变。因此，研究税收立法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问题。从一项税收政策立法对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来考察税收立法的重要性，而并非单纯的为“立法”而“研究立法”。如果我们单纯从法理学视角去研究税收立法，很可能导致我国的税法体系在法律层面较为完善，然而税法最重要的核心――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方面有所欠缺，造成税法体系“有名无实”的怪象。依法治税的内涵不仅包含了“有法可依”，更蕴含了“有良法可依”。因此下一步学界应多从经济学视角探讨税收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等。为税收立法工作提供经济理论保障。
税收收入论文篇9
关键词：税收立法；税收法定主义；税法通则；税收实体法
税收立法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修改、补充、废止、解释和监督税法的活动。如果没有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将失去依据；税收司法也失去标准：税收法律关系将不复存在，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空谈；税收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手段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稳定性的保障。
一、税收立法的研究历程概览
(一)税收立法研究的萌芽期(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
我国的财政法学、经济法学概念的产生和体系的建立都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和国际比较，我国对税收立法的关注则更晚。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对西方国家新式税收制度产生关注，尤其是民国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立法体系的建立，税收立法工作也有了相当进展。各种单行税法相继设立。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诉讼法的现代税法体系基本成型。截止1948年底，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许多或涉及或专门研究税收法律问题的论文，如《财政立法原理》(吴崇毅，1934)、《中国财政问题与立法》(曹国卿，1947)、《租税论》(晏才杰，1922)和《租税论》(周伯棣，1948)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涉及税法学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诉讼法等。
(二)税收立法研究的起步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非常重视税收立法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第40条规定了财政税收方面的事项；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农业税条例》，成为建国以后所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然而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纳入财政分配体系，税收制度很不完善，税种单一。覆盖面窄，导致我国税收立法研究工作受当时局限并未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深度较为薄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税收立法研究的发展期(1978至今)
改革开放后，我国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总体来看，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框架，由《个人所得税法》等3部法律、《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约30部行政法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约50多部行政规章等税收规范性文件构成。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税收立法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制程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近期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进展
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学术界对税收立法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多集中于税收立法基本理论、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方面。
(一)税收立法的基本理论：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也称租税法律主义。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的挖掘是税收立法研究的理论基础。
1.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与实践。税收法定主义的产生与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密不可分。从1215年英国签署的《大宪章》奠定了税收法定的思想基础开始，到1789年法国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的相关规定。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思想成为英、美、法等三国非封建的赋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传播，税收法定主义逐渐为各国所实践。均在宪法性文件中有所体现。如新加坡《宪法》第82条规定“除经法律或根据法律批准者之外，不得由新加坡或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国家税和地方税”；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家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各国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践表明税收由专制课征向民主课征的转变。
2.税收法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认识基本一致，金子宏(1989)指出，“税法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换言之，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①刘剑文(1995)认为，“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②。张守文(1996)认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刘修文(1999)则提出，“税收法定主义是依法治税。即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不论表述方式如何不同，但对税收法定主义概念的界定都是围绕“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⑤这一经典表达展开。
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3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税收法定主义重在解决税法中的实体问题。而非程序保障问题，故而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只应包括实体性内容。即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等。由此来看。学术界对于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基本形成共识。而对于税收程序等问题还存在异议。笔者认为，由于税收程序对征纳双方的利益存在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税收法定主义应该包括税收程序的基本面；同时税收程序的实际操作性极强。因此。其中具体问题一般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宪法未对税收法定主义作出具体、全面、明确的规定，也有的学者提出，“《宪法》第五十六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但是这些观点的分歧都是建立在“宪法中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同一立场之上，为中国税收立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中的明确界定作出积极贡献。
(二)税法通则立法的研究现状
综观理论界对税法通则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税法通则的内容构成研究较为深入，但对一些内容本身还存在不少争议。
1.税法通则的名称争议。对于这一部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很多学者对其冠以何名称纷纷献言献策。但目前广泛见于学术著作中的名称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法通则”两种。如果冠以“税收基本法”的名称，其语义较为通俗明晰。易被大众接受，同时也可以表现出该法的宪法性质。但是有的学者则持否认态度，认为“基本法”是法理上的一种称谓，主要表明其效力上不同于普通法。但是如果命名“税收基本法”则有悖于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立法惯例，与已经出台的税收立法不相衔接㈣。
笔者认为。由于“基本法”内涵较广，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如果使用“税收基本法”这一名称。容易造成官方用词混乱。综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有基本的、主导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通常被冠以“通则”用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因此，对于税法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可以《税法通则》作为官方命名。既符合我国的法律习惯。又符合国际惯例，并且精炼明确。
2.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选择。国内学者普遍采用比较研究法研究税法通则的立法模式。综观国外税法体系大致可划分为3种模式，即“法典式”，代表国家美国；“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代表国家德国；“分散式”。代表国家中国。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选择第二种税法体系模式。对于“税法通则加各种单行税法”又可划分为“发达式”、“较发达式”和“发展式”3种类型。学术界通过综合分析3种类型的利弊。结合国情。一致认为我国应选择“较发达式”的立法模式更为合适。
3.税法通则的内容确定。(1)税法通则的适用范围。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包括关税在内的名称为“税”的所有收入；还是包含实质为税的各种政府收入。如收费、基金等项目。(2)税法通则的原则。有的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税法通则的原则应体现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论述，认为税法通则应遵循税收的基本原则。(3)与其他法律的关系。由于目前税法通则研究还不够成熟、完善，学术界关于如何界定税法通则与其他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税收行政法之间关系存在较多争议。(4)纳税人权利保障问题。税法通则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彰显民主与法制精神，但是对于如何保障纳税人权利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但是对于税法通则中规定纳税人权利问题，学者普遍倾向于应提供具体且可操作性的权利，而不是简单、抽象的规定。(5)税权问题。一般来看，立法权争论主要集中于是否把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中，如果列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立法权又该如何划分这两个问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更多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倾向于将税收立法权划分列入税法通则的法律文本。并且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一致认为应赋予地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需加以规范。
4.税法通则的框架和立法步骤。税法通则的立法框架是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不仅包含有关定位、效力、价值等抽象的立法思想，还包含税法通则立法模式的选择和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的逻辑排列顺序等。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第六稿(1997)；二是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托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牵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对比这两份立法框架。可以反映出税法通则研究中的一些趋同与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对税法通则的定位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维护税收权力的有效行使，后者侧重于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保护。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一种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对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问题的探讨。
对于税法通则的立法步骤。学者们认为应分步实施。先全部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将税法通则中最基本内容列入宪法，即先立法后立宪。
(三)税收实体法立法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实体法总体架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当前税制逐渐显现其局限性。我国实体法中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我国仅有30％左右的税收收入是依据法律来征收，而占据我国税收收入总量超过40％的增值税以及其他税种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征收税款。从税收收入占比角度来看，考虑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说我国并未构建起“依法治税”的大框架。因此，对于增值税的立法问题备受学者们关注。
学术界对于增值税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看法较为一致，目前对我国增值税立法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其一。从法学角度考察增值税立法所应依循的法律理念与法律价值，并就这种理念与价值在“增值税法”中的适当体现给出了答案051；其二，从税制完善角度考察增值税制的立法，主要围绕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展开。
(四)税收程序法立法问题研究
1.税收程序法的概念。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对税收程序法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多从税法体系角度将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认为税收程序法是规定税收征管程序及相关主体程序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集合，与税收实体债务法相对称。在税法体系中居于保障地位。
2.《税收征管法》的改革目标。我国税收程序法是指《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1992年通过)及其实施细则。尽管之后十几年间对该法律不断进行修订，但这种“管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并未发生太多变化，相对于纳税管理而言，纳税人权益保护严重不足。并产生了很多问题。学者们对税收征管法导致的税收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税收征管法应体现纳税人权利。成为维护纳税人权益的“税收保障法”。
3.税收程序法的其他附属法律。学者们认为，我国税收程序法仅由一个具有通则性质的税收征管法和一些具体的发票管理办法组成。税收程序法过于单调，对于税务法㈣、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机构组织法等都还没有出台。税收程序法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框架，无法为税收提供足够的程序保障。
三、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评述
尽管我国对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但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为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笔者认为。我国税收立法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税收立法问题
从已有文献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税收立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俯拾皆是。但多从法学视角进行探讨，就“立法”而谈“立法”。由于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因此任何一项税收政策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变。因此，研究税收立法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问题。从一项税收政策立法对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来考察税收立法的重要性，而并非单纯的为“立法”而“研究立法”。如果我们单纯从法理学视角去研究税收立法，很可能导致我国的税法体系在法律层面较为完善，然而税法最重要的核心——税收政策的科学性方面有所欠缺，造成税法体系“有名无实”的怪象。依法治税的内涵不仅包含了“有法可依”，更蕴含了“有良法可依”。因此下一步学界应多从经济学视角探讨税收立法的必要性、科学性等。为税收立法工作提供经济理论保障。
(二)加强税收立法问题的定量分析
税收收入论文篇10
现代社会，税收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工具，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进行，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在一定程度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增长持续良好，我国税收总额从1995年的6038亿元，增长到了2015年124892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21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关系越来越密切，税收来源于经济同时反作用于经济，要实现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必须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协调配合，税收收入作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一方面要尽可能的满足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能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对影响税收的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优化税制结构，使税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针对税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对税收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阶段，影响税收收入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这一观点已成定论，但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例如：李卫刚（2007）认为，利用江苏、安徽、四川三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经济增长和价格因素最为重要。孙玉栋（2008）采用因素分析法的指数体系对我国1994～2006年税收收入、经济增长、税收政策及征管等进行量化处理，认为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税收政策以及征收管理制度等。安体富（2009）针对我国长期内存在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导致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主要经济因素有价格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效应，除此外也受税收政策、制度、管理以及税款虚收的影响。胡才君（2009）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税收收入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回归结果认为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主要除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支出总量外，也受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的影响。欧阳若澜，杨洁茹（2010）通过实证分析和模型检验认为税收增长的影响因素除GDp和财政支出外还受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影响。
综上所述，尚有文献大多基于实证或纯理论分析，但研究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数据或者理论本身，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及研究涉及的具体数据在时间区间和区域选择的不同，得出对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结论仍然存在争议。各指标对税收的具体影响及比重分析的不够详细。因此，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影响税收收入的经济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为促进税收增长和优化税收结构提出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
三、经济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如表1所示，本文选取1995年～2015年间的税收收入、GDp、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七个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其中税收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设定为Y，GDp、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为解释变量分别设定X1、X2、X3、X4、X5、X6。初始模型设定为：
2.逐步回归
根据相关系数表可知，税收收入与GDp相关性最强接近1，设定Y=β0+β1X1+u为初始模型，然后将其余变量逐步加入模型作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2可以看出，逐步回归过程中依次引入变量X3、X4、X6的时候，模型的拟合优度虽然得到提高，但变量X3、X4、X5并没有没有通显著性检验，且X3、X4系数为负值，表明经济意义检验不通过。引入变量X5时，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改善，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认为X3、X4、X6是引起多重共线性的解释变量。最终模型以lnY=f（X1，X2，X5）为最优，即：
税收收入影响因素主要为GDp、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支出，3个解释变量与税收收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3.模型检验
运用eViewS6.0软件，采用加权的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回归结果，模型的可决系数和修正的可决系数接近于1，模型拟合程度较好。X1、X2和X5的t统计值伴随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t检验通过。F统计值为113768，显著性概率p接近于0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回归方程显著。即用自变量X1、X2和X5来预测税收收入的多元回归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比较好。各变量系数为正，表明GDp、进出口总额、财政支出3个解释变量均与税收收入显著正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2809%；进出口总额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1853%；财政支出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5981%，经济含义检验均合理。
四、税收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经济分析
通过上述模型，得出影响我国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是GDp、进出口总额以及财政支出的结论。
1.GDp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根据数据计算可知税收的收入弹性在1左右波动，GDp与税收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从模型来看，对税收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2809%。从根源上来说，税收是经济的产物，无论是对消费品的流转额作为征收的消费税，还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所征收的投资税，都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只有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增长才会具备坚实的税源基础，如果经济发展缓慢或者停滞，税收将没有快速增长的可能。从很大程度来说，GDp增长是税收收入增长的首要因素。
2.进出口总额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进出口总额与税收收人呈正相关的关系，进出口总额的变化会对税收收人产生同方向的变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出口总额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1853%。目前关税收入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收人的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为财政积累资金保障政府职能的发挥。因此，争取海关税费仍然是中国现行的关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财政支出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财政支出表明了财政对GDp的实际使用和分配的规模。通过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实现资源的配置，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规模和结构。财政支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没有财政支出就没有经济的扩张和经济增长，因而财政支出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显然的。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同时财政支出的规模直接决定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因为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职能的实现，依靠税收收入的比重。财政支出总量与税收成正相关，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每增加1%，税收收入增长0.5981%。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保证税收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