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技术论文篇1
一、影视艺术的有四个基本特性
一是视觉和听觉形象。影视艺术是视听艺术，电影电视都是通过画面和音箱，直接诉诸于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产生占83%的视觉形象和占11%听觉形象以及二者合一的银幕形象，进行叙事、抒情、表意，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和审美的愉悦。二是时间和空间艺术。影视艺术既是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体。电影电视都是时间的移动中展示空间，同时又是在空间变化中展示时间，二者联系紧密，不可分割。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复合，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是影视艺术的又一基本特性。三是逼真性和运动性。影视是“活动的照相”既能逼真地再现生活，又能生动地表现生活的运动状态和主体动作。逼真性和运动性是影视与生俱来的的本性。艺术家要努力发挥影视艺术的这一特性，将影视片拍的真实、生动、精彩。影视剪辑也要运用剪辑技术剪除虚假，剪出动感，剪辑出内在的真实与外貌逼真高度统一的影视片。四是综合性和艺术性。影视既是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又有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结晶。影视是新兴的综合艺术。科技是影视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综合性和技术性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把握的。
二、剪辑在影视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1剪辑，作为影视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电视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独立出现并逐步完善的。同时剪辑艺术的进步，又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影视艺术的提高和发展。影视剪辑的功能和作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即：正确、合理、高明的剪辑，能够增强影视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反之，错误、平庸、低劣的剪辑，就会减弱甚至破坏影视片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2.2剪辑（Filmediting）是电影的后期制作流程之一，是由电影剪辑师将前期拍摄的视觉素材与声音素材重新分解、组合、编辑并构成一部完整电影的过程的总称。电影剪辑要处理的最基础问题，是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关系。而剪接（cutting）指胶片的具体工艺处理，蒙太奇既指镜头组接的艺术技巧，又常指由剪辑而获得的艺术效果，但在有些国家，蒙太奇也是“剪辑”的同义语。
将一部影片拍摄的大量素材，经过选择、取舍和组接，最终编成一个能传达创作者意图的作品，是电影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一部影片从拍摄到完成的一次再创作。
早期阶段的电影只是将舞台剧原封不动地拍摄到胶片上，实际上是舞台剧的活动照相。20世纪初，从美国电影导演格里菲斯开始，采用了分镜头的拍摄方法，将内容分解为一个个不同的镜头分别拍摄下来，譬如用近景、特写等镜头来突出细节，用全景、远景来介绍环境，用一系列短镜头的快速转换来制造气氛和节奏，从而使电影摆脱了舞台剧活动照相的框框，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艺术，也由此产生了剪辑的艺术。
edwinS.porter一般被认为是最早发明剪辑的电影导演之一。爱迪生公司早期制作的电影多是静止拍摄的短片，随着电影长度的逐渐增加，edwinS.porter拍摄了里程碑般的theLifeofanamericanFireman（1902）。第二年他拍了theGreattrainRobbery，现在被当作早期剪辑术的范例。
编辑技术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3）87-0014-02
1.1思想政治素质
编辑记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不仅关系到自身和单位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到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数字时代下，编辑记者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念，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鉴别是非的能力。编辑记者必须强化政治意识，通过学习提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将促进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且广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2职业道德素质
职业道德是编辑记者在工作中所遵循的工作准则、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需要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它是处理好自身与受众、同行以及社会各界之间关系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编辑记者形成优良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的基础。首先，编辑记者要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编辑记者要自觉抵制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将为受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作为崇高的职业理想，使采编和出版工作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利于满足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编辑记者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次，编辑记者要树立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信息网络时代充斥着大量的资料信息，要求编辑记者必须严肃、细致地完成工作，在收集资料、撰稿、审稿、加工、整理等工作环节中均必须做到认真严谨，不能放任任何一处疑点，杜绝出现侥幸心理和浮躁情绪。
1.3理论知识素质
不论数字环境对编辑记者工作产生何种影响，编辑记者均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新闻理论素质。编辑记者要增强自我学习意识，不断完善理论知识结构，了解新闻史、广播电视概论、新闻学概论、文史知识、传播学等理论知识，扎实掌握采写、摄影、剪辑、策划、版面设计、制作、录音等专业技术知识，使自己具备足以胜任编辑记者工作的理论素质。
1.4综合文化素质
编辑记者要不断拓宽知识视野，积极学习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知识，如经济、政治、管理、文学等学科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同时，编辑记者还要通过多种信息传播途径了解最新的自然科学发展动态，如环境科学、生命科学、新能源等，以丰富采编思路，提高采编工作质量。
2.1采访技术
编辑记者要具备一定的采访能力，充分获取受众关注的信息资料。遵循多多益善的原则设计问题，发挥编辑记者的发散求异思维，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独特的视角为基础，设计新颖、深入、活泼的问题，待正式采访时再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在采访阶段，编辑记者的问题要多选择开放性问句、递进式问句、选择性问句，给予被采访者一定的回答空间，避免出现封闭型的答案。问题内容要有人情味和气氛感，能够触及被采访者的心灵深处，满足受众的需求，
2.2策划技术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受众由被动式的接受信息，转变为新媒体环境下主动式、参与式、互动式获取信息。这使得编辑记者必须适应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满足受众多样化的偏好，树立“受众本位”思想，精心策划新闻报道，打破单一线性的传播模式，利用多媒体、超文本进行多种形式的深入报道。
2.3摄影技术
为了增强新闻报道的直观性、权威性，编辑记者应当增强视觉化的创作思维能力，提高摄影技术，在采访中及时捕捉到第一手素材，记录采访现场的真实画面。编辑记者要掌握不同镜头、色彩和光线的拍摄技巧，以适当的景别和角度将不同形象素材组合在一起，使画面间形成较强的逻辑关系，再配以真实的文字报道，激发受众获取信息的兴趣。
2.4信息资源发掘技术
随着受众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其对新闻报道有着更深层次的需要，受众迫切需要了解新闻发生的前因后果和事件全貌。这就需要编辑记者掌握一定的信息资源发掘技术，通过运用网络技术收集与新闻事件相关的背景资料、新闻人物的基本信息等内容，并鉴别这些信息内容的真伪，为深入报道、连续报道、跟踪报道准备充足的素材资料。
2.5计算机操作技术
数字时代下，编辑记者的大部分采写编辑工作需要依赖于计算机操作，所以编辑记者不仅要具备熟练的操作计算机的技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计算机常见故障排除技术，如查杀病毒、重装操作系统、修复被破坏的应用程序等。此外，编辑记者必须增强计算机网络安全意识，防止病毒、木马入侵计算机系统，影响编辑记者的正常工作。
2.6数字设备运用技术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运用于编辑记者工作的数字设备也逐步增多。这就要求编辑记者掌握数字化采编、摄录、存储、传输等操作技术，能够独立完成采、编、制、发的工作流程，使得各项工作互融互通有序开展。
2.7专业外语能力
数字时代下，编辑记者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网上资源，能够做到使用英语查询和阅读网上资料，并且能够运用英语进行可视采访、环球语音、写作报道、收发邮件等。尤其在采访外国人时，能够运用英语进行交谈，准确翻译被采访者的原话，以便第一时间获取独家资料。
参考文献
[1]由海梅.关于对编辑记者的素质要求的思考[J].科技传播，2012（19）.
编辑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角色换位科技期刊编辑质量
付晓娟，北京航天总医院，中国现代医药杂志编辑部。
科技期刊质量包括政治质量、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和出版质量，科技期刊编辑质量直接影响刊物的整体质量。[1]科技期刊的编辑质量控制主要是在三校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过程需编辑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扎实的编辑基本功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同时也需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寻找技巧，变换思路，一种行之有效的编辑工作方法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可降低差错率。笔者在近几年的编辑实践中，将角色换位运用于不同校次的稿件编辑加工中，对于提高编辑质量有很大帮助。
“三校一读”是期刊在出版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制度。由于编辑和校对工作的针对性不同，以往所说的三校一般指的是校对。而现代科技在出版业的应用，使得“编校合一”成为可能。[2]相对于传统的“编校分离”，在“编校合一”形势下，已淡化了编辑和校对的区别，编校人员无论在稿件的编辑加工，还是在稿件的“三校一读”过程中，都需用审稿的眼光审视手中的稿件。[3]实际工作中的三校，已不是单纯的校对，而是编辑既负责修改稿件又负责校对，相对而言，三校过程更主要的是编辑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
二、角色转换在三校中的应用
进入一校阶段的稿件虽已经过初审、外审和终审，学术质量和出版价值等方面已经过严格把关，但稿件本身很多细节之处，仍需编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揣摩和修改。一校过程对于稿件的编辑加工是确保期刊编辑质量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环节。编辑要以作者的角色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假设自己就是作者本人，因此，首先要对论文想要表达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以及得出结论的过程和依据非常熟悉，且将这些内容以科技论文的形式表述。要逐字逐句地研读论文，从内容上看，要使论文达到目的简洁明确，方法运用得当，结果客观真实，讨论紧扣主题，且各部分互相呼应，逐渐展开，整体内容流畅，逻辑清晰。
编辑在接触一校稿件之前的初审和综合外审及终审意见时，对稿件内容只是大体的了解，只有以作者的角色去精读全文，将论文视为己作，才能真正地融入作者的思路，更准确地把握论文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编辑的作用，对稿件的结构进行调整，对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删减，且在与作者沟通过程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与作者讨论稿件时，当作者发现编辑和自己一样对论文内容了如指掌，会有相遇知音的感觉，从而交流更加充分，修改更加积极，自然也就提高了编辑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也可避免因编辑自身对稿件内容理解不到位，向作者提出原本并不需要修改的建议，使作者对编辑的水平产生怀疑，影响再次投稿的积极性。
经过一校对稿件内容的准确把握和编辑加工，二校时则转换为编者的角色，从编辑出版要求的角度，对稿件进行精雕细琢，力求论文形式的统一和规范。重点放在改正错别字、病句，更新专业术语，规范量和单位、数字、字母、符号的使用，以及图表的编排格式，核对参考文献的引用和列出等。这一过程考验的是编者对编辑出版知识的掌握和熟练程度，需要日积月累，勤学苦练。注意总结常见的错误类型：有些是出现频率较高的错别字，如“搏动”写为“膊动”，“纵隔”写为“纵膈”；有些是文字录入和排版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如“人员”录入成“入员”，“心脏负荷”录入成“心脏符合”；有些是常用医学缩略语中字母大小写和上下标容易混淆，如血压“Bp”写成“Bp”，酸碱度“pH”写成“pH”，糖化血红蛋白“Hba1C”写成“HBa1C”；有些则是编排格式方面需要改为统一形式。在处理完整篇稿件之后，再单独检查一下文题、段落标题、作者、作者单位、收稿修回日期、参考文献标引顺序及与列表的对应等，以免疏忽这些相对零散的部分，因小失大，影响整体编辑质量。
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固然是科技期刊整体质量的主体，但论文毕竟要通过出版进行交流和传播，为了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就要求从编辑出版角度对论文进行深度加工，使语言文字符合科技期刊的风格，并保持使用的正确和统一。内容再好的论文，如果刊登出来时错字连篇，语句不通，格式混乱，其可读性会大打折扣，引起读者的反感，失去阅读兴趣，也就无法实现其交流和传播的目的。因此，论文的细节和呈现形式与主要内容同等重要。这一方面是对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和编辑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媒体的科技期刊在传播科技成果，促进科学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原则，是编辑在规范语言文字使用，更新专业知识中的职责所在。
在一校、二校对论文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编辑加工之后，可再以读者的角色对稿件进行第三遍修改。把校样看做已经刊登的论文，而自己就是正在阅读论文的读者，亲身体验一下读者的阅读感受，这样可从整个出版过程的终端来考察稿件的编辑质量。阅读的同时，能够看到论文是否主题明确，结构合理，论据充分，逻辑清晰，有没有出现理解困难或容易引起歧义的语句，语言文字和专业术语是否已经规范等。也可用读者对于成品论文的阅读标准挑剔稿件编辑加工方面的不足，以免局限于编者的思维，一味地就改错而改错，忽视从整体角度去发现问题。
科技论文的价值是通过读者阅读并准确理解而实现的，作者写作和编辑修改的最终目的，是要为读者呈献具有科学性、可读性、实用性的科技资料，可用于了解学术前沿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指导开展相关工作和研究。在第三校时从读者的角度考量论文的成品效果，不仅是为编辑加工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也是对读者负责、尊重读者的体现。在实际读者阅读论文之前，自己首先就是读者，如果即将付印出版的论文自己读起来都感到晦涩难懂，还时而出现错别字和已经摒弃不用的专业术语，怎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论文的价值又如何去实现呢？
结语
三校制度是大多数科技期刊编辑部为保证稿件编辑质量而实行的工作流程，也是决定期刊整体质量的关键环节。如果三校只是单纯地重复三遍编辑加工工作，将稿件看三遍、改三遍，容易出现思路单一、惯性思维和视觉疲劳，导致顾此失彼，产生疏漏。以作者、编者和读者的角色分别进行三校工作，使每一校次各有侧重，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既注重细节又兼顾全局，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参考文献：
[1]黄政，郝希春.关于科技期刊编辑质量考核的思考[J].编辑学报，2011，23（4）：291-293.
编辑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科技期刊《冶金经济与管理》初审编辑
科技期刊的初审是整个审稿活动最基本的工作，是三审制的基础，其职责是对稿件的总体水平进行初步评价，决定是退稿或是送专家评审，工作量较为繁重。初审的质量直接影响其他审稿环节的工作质量和效率，笔者作为《冶金经济与管理》的编辑，负责本科技期刊稿件的部分初审工作，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从科技期刊编辑的责任意识、学科专业知识、编辑专业知识及编辑学方法和技巧、网络学术资源等方面对提高科技期刊稿件的初审质量进行研究。[1]
初审编辑对稿件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稿件的命运，对此，初审编辑必须本着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期刊负责的观念，认真审定每一个稿件，而《冶金经济与管理》作为科技期刊，提高初审编辑的责任意识是其做好初审工作的前提。现在，我国的科技期刊执行的是三审制的审稿制度，其中初审编辑的主要职责是：第一，检查稿件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第二，检查稿件是否《冶金经济与管理》的办刊宗旨;第三，检查稿件是否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第四，对稿件的质量和价值进行初步评价，以决定是修稿、退稿还是送专家复审。
论文初审作为三审制的基础，是保证《冶金经济与管理》期刊学术水平的第一道防线，是决定期刊科技水平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科技期刊的初审没有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责任意识淡漠，从而对稿件的初审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笔者在刚参加工作时，对初审工作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认为只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办刊宗旨，就可以送到专家评审，缺乏对稿件的内容质量的考量。该工作方式的实质是省略了初审程序，直接将稿件送去专家评审，这不仅加重了审稿专家的工作量，也浪费了审稿专家的时间和精力，导致其对《冶金经济与管理》的形象有所下降。通过工作4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笔者逐步认识到了初审工作的重要性，工作效率大为提高。[2]
二、丰富学科相关知识
《冶金经济与管理》作为科技期刊，刊载的论文都是对冶金领域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的科技写作文体，其包含新观点、新结论。《冶金经济与管理》编辑初审的任务首先是对稿件的创新性和学术性进行价值判断，根据《冶金经济与管理》的期刊办刊宗旨及编辑思想对来稿进行鉴别、评价和筛选。这就对初审编辑的相关知识结构和把握学术动态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做好《冶金经济与管理》的初审工作，初审编辑不仅要丰富相关的学科知识，还应逐步向专业化学者的方向努力。因此，必须重视编辑的继续教育，通过网络、研讨会、培训班等方式丰富知识结构，不仅对本门学科有一定造诣，对临近相关学科也要有一定的了解。作为《冶金经济与管理》的编辑，笔者对此更是深有感触。《冶金经济与管理》的主要栏目有本刊特稿、专家论坛、企业家论坛、发展战略、技术经济、行业分析、节能减排、信息化管理、资本运营、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降本增效等。在从事编辑工作前，笔者就读于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对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对熟悉，经常参加学院博士生导师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研讨会，关注经济管理这一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和相关信息，对经济管理方面的稿件能够做出相对客观的价值判断，而对于行业分析、节能减排等栏目的来稿，由于笔者缺乏冶金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导致对这些栏目的稿件认识模糊，很难对其学术价值做出客观的评断。笔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信息的积累，以及与冶金专业学者的交流，经常参加冶金领域的学术研讨会、以及钢铁学会举办的各种的报告，逐步丰富了冶金领域的专业知识，提高了编辑初审的工作水平。因此，要做好《冶金经济与管理》的初审工作，笔者需要比较系统地掌握《冶金经济与管理》所涉及学科和领域的基本知识，了解冶金经济与管理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关注“我的钢铁网”、《中国钢铁业》等媒体报道的相关动态，以对稿件中涉及冶金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学科内容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价。
做好《冶金经济与管理》稿件的初审工作，不仅要具有冶金经济与管理方面的学科知识，还要掌握扎实的编辑学方法和技巧。初审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初审的效果。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期刊的编辑80%以上都不是编辑出版专业，笔者也是在取得东北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后直接从事了编辑工作。笔者虽然具备经济管理方面的学科知识，但是由于缺乏编辑学理论的基础知识，在具体的初审工作中，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应采取什么评价角度和评价方法，对初审的职责和主要任务也认识模糊。但是，在《冶金经济与管理》的初审工作中，笔者参加了新闻出版在线组织的编辑出版专业在线学习课程，以及各类编辑相关的研讨会，系统学习了政策法规、编辑理论知识以及有关的国家标准和规范等，对编辑工作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笔者在初审实践中，应用所学到的编辑学方法和技巧，不断总结经验，并通过积极参加编辑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认真学习《编辑学报》、《编辑之友》、《编辑工作论丛》、《编辑学刊》等编辑学期刊，丰富了编辑专业相关知识，提高了初审编辑的业务能力，熟悉了科技论文的初审评价方法，从而使稿件初审的速度和质量大为提高。[3]
四、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
《冶金经济与管理》的编辑工作要求初审编辑的知识涉猎范围广、获取信息的速度快，信息的判断力强。随着期刊网络化的发展，各类期刊基本都上网，如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等。运用网络资源不仅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还可以了解当前的冶金领域方面的发展动态和特点信息。在《冶金经济与管理》期刊的初审工作中，借助这些网络学术资源可以评价稿件的质量创新性、寻找对口的审稿专家、发现作者的学术抄袭现象等。在稿件初审工作中，笔者主要利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通过主题词检索来判断稿件的新颖性：第一，将研究对象设为检索词，从中国知网搜索相关的文献，通过对比分析来判断稿件的新颖性;第二，对于不太熟悉的稿件，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合适的专家学者;第三，借助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索系统，可以及时发现抄袭和一稿多投现象。
参考文献：
[1]何洪英，李家林，朱丹等.论科技学术期刊论文的编辑初审[J].编辑学报，2007，19（1）.
编辑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刘杲 编辑思想 编辑学 基础理论 编辑活动新特点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先生长期从事出版管理与领导工作，一直致力于编辑理论研究与编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创始人，实为中国编辑学的拓荒者和引路人；已出版的《刘果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刘杲出版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及与宋木文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湖北出版社，1997年)、与石峰先生共同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年)，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从刘杲先生对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的不懈构建可以见出一个基本路径与明显特点，那就是始终强调、坚持和夯实编辑学基础理论，认为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中“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需要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概括相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同时对新事物敏感热情，张开双臂拥抱，密切关注社会变化的新形势对编辑出版活动的影响，认为“编辑学、出版学是应用科学，应当紧密联系实际，关注实际的变化和操作的需求，与时俱进。”并不断跟踪学科前沿问题，让生生不息、丰富多样的编辑实践活动为编辑学注入动力和活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进行有力构建，形成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这是刘杲先生编辑思想的一条主线。基于此，笔者细读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刘杲先生在不同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话语及其意义，顺乎其逻辑思路，对其编辑思想作一简要论析。
一、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对编辑学的系统认识
1 关于作为编辑活动产品的出版物的特质
笔者以为，刘杲先生对编辑学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在其对出版物双重属性的论述，即从编辑出版活动的产品特质出发展开立论，形成不断跨越的思维路径与辐射状的开放体系。早在1984年，刘杲先生就指出：“图书出版不仅包括精神生产，而且包括物质生产”，以后他对图书及其生产的双重属性的认识逐步细化和深化。他在1992年说：“出版物有两重性：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精神产品；就其载体而言，它是物质产品。作为精神产品，要求实现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作为物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要求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商品交换，取得经济效益。出版物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而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出版工作中常常表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在1993年说：“图书是商品，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出版社要注意改善经营管理”，但“不能搞精神产品商品化”。到1997年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图书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结合。图书是商品，又不同于一般商品。图书出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出版规律的要求。图书出版，无论是其中的精神生产还是物质生产，都要坚持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和提高质量效益的原则。”刘杲先生关于出版物及其生产基本特征的论述，在其理论系统中具有基点性意义，由此引申出作为编辑产品的出版物的精神产品性质及其功能、物质产品性质及其与其他商品的区别、物质产品性质与精神产品性质的结合度等问题，编辑活动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商业取向、精神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传播积累的规律与市场运作特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问题，出版单位的科学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出版市场的培育与规范等问题，都涉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一些核心范畴与根本原理。刘杲先生2009年在谈到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业观念的转变时，就专列了“出版物的观念转变”，即“确认了出版物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其实，出版单位的观念转变、出版市场的观念转变、出版队伍的观念转变、版权保护的观念转变等，都与对出版物双重属性的确认有关。
中国编辑活动源远流长，但“编辑无学”旷日持久，中国的编辑学研究起步晚，与丰富多彩的编辑实践活动极不相适应，因而究竟怎样界定编辑劳动的性质，是关系到对于编辑主体、编辑职业等如何进行社会定位的重要问题。对此，刘杲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出版活动的展开看，“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决定内容，进而决定出版物的核心竞争力”。从编辑工作自身看，“编辑工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需要各个环节协调。而从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两者的功能关系看，“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越出版活动”，“编辑活动不限于出版活动”。从编辑劳动的性质审视，“编辑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得以传播和积累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是政策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劳动仍然是编辑劳动。编辑的功能和编辑的责任，也就是编辑的本质，并没有变。”编辑工作的“四性”和创造性本质，贯穿在刘杲先生编辑学理论构建的始终，并以此为脉络引发出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其一，编辑劳动的创造性与编辑规范的关系。“编辑工作中的创新，本质上是出版改革的行为。编辑创新与编辑规范的关系，其实是出版改革与出版规律的关系。”“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是出版规律的反映。坚持出版改革，要符合出版规律，从而也要符合编辑工作规范化的要求。”这就从一个新的层面对编辑规范问题进行了分析，确认了编辑创新与编辑规范的相容性，对于开展编辑创新和维护编辑规范具有导向意义。其二，编辑工作“四性”对于编辑主体是一种内在规约，对于编辑价值取向与职业精神等提出了新的要求。1996年，在中国编辑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刘果先生就编辑学研究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由出版事业的体制转轨和发展转型而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从“四性”论证了编辑工作的精神生产特性，要求编辑工作要对市场经济采取分析的态度，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既要开拓创新，又要严格把关；要依靠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出版资源等。其三，编辑劳动的个体性特征更加需要职业精神的自觉。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工作是艰苦的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取个人劳动的方式。因此编辑的职业道德的自觉和自律有着特殊的意义。编辑职业道德的主要内涵是，在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基础上的‘为人作嫁’。”正因为编辑劳动的个体性与个人化
的特征，可以在遵循编辑活动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因而必须具有职业道德修炼的自觉性。其四，“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刘杲先生正是从提高出版物质量，多出精品，奉献传世之作的高度强调编辑工作创造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又从传世之作对于人类文化的意义来确证编辑劳动的价值，因此编辑工作的各环节必须在协调优化中实现这一目标。其五，编辑劳动的特性决定了编辑学的独立性。编辑出版活动的特殊性与出版物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提高民族素质中的特殊作用，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特殊要求，其人才不是新闻、大众传播的专业教育能够培养的，“新闻学、传播学代替不了编辑出版学。它们要分别研究本行业活动的规律，培养本行业需要的人才，研究本行业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出版学科，争取发展为国际上认同的学科。
编辑规律贯穿于编辑活动过程始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构建编辑学的核心内容。刘杲先生对此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论析和具体的阐释。其一，编辑规律不止一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编辑基本规律，“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这一认识形成了编辑学的核心脉络，是刘杲先生编辑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其二，通过界定核心范畴明确了其具体内涵。刘杲先生对其中的“传播”、“作品”、“选择”、“加工”、“编辑人员”进行了阐释，细化其意义所指和应遵循的原则等，凸显其蕴涵的编辑学特质，说明了其“主导作用”之“主导”和作为“基本规律”之“基本”。比如，编辑选择强调优选和创新，大力支持文化创新，其中审读是编辑选择，策划也是编辑选择，“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选择的结果”。编辑加工增加作品的价值，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其三，不管是选择还是加工，均“代表的是国家、是人民、是读者”，而且“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交叉、比较和反复”，以克服个人认识的局限性，集中群体的智慧，显示出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刘杲先生探讨的编辑规律实际上是对编辑劳动形态及其复杂性的一种高度概括。其四，编辑活动要尊重编辑规律，编辑规律的积极作用有赖于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编辑规律对编辑人员提出了要求，必须认识和利用编辑基本规律，自觉按编辑规律办事，尤其是总编辑作为编辑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五，编辑基本规律客观存在，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而且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特别是随着技术手段的变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规定性是稳定的、不变的。其六，对编辑规律的抽象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编辑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影响全局和贯穿始终，决定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且制约其他的编辑规律，具有普遍性，为普通编辑学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思维路径。
编辑活动是人的活动，出版业的竞争关键在于人才竞争。刘杲先生长期在出版管理部门工作，始终对编辑人才给以充分的关注。其一，编辑人才应有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合理的知识结构，这是其能够投身编辑活动的前提。编辑学识的高低“跟他联系的作者和组织的书稿的层次成正比”，编辑素质决定出版物质量。因而，编辑一要成为编辑专家。二要学有专长而又知识广博，三要通过相关的编辑活动使自己逐步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运作和高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并紧随学科发展调整知识结构，“不一定是学者，但是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造诣，争取成为学者型的编辑”。编辑的知识结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相对于传统编辑工作来讲，新形势要求编辑具有相应的素养，一是技术知识，二是市场意识。总之，复合型编辑人才是形势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刘杲先生认为，复合型编辑人才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编辑出版内在规律。其二，切实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刘杲先生在其1997年到2005年先后三易其稿的《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分析，认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就是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跟编辑职业特征结合起来，把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具体化”，并从如何对待编辑职业、图书质量、文化建设、市场竞争等“十二个如何对待”的内容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全面分析，编辑人员必须长期努力，将编辑职业道德的养成变为一种自觉的人生追求与行动。其三，形成发现、培养和使用编辑人才的有效机制。刘杲先生认为，与出版改革相适应，编辑人才的培养也要走改革这条必由之路，比如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有关编辑的奖惩、人事、工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以新的机制实行人才竞争。其四，重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等教育。刘杲先生早在1986年就提出编辑学人才培养及其业务素养的问题，并就其学制安排、课程设置等作了探讨，还涉及编辑学研究生培养的问题，此后，他一直对此予以关注。他从出版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当前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科研水平的提升等客观需要和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已有的基础、取得的显著成就等现实可能出发，多次积极呼吁设立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将其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编辑出版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五，重视社长、总编辑等领军人才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总编辑类似总工程师、总导演”，“在一个出版社的出书上起着主导作用、关键作用”，通过“抓方针、抓思想”，“抓规划”、“抓书稿的终审”、“抓队伍”、“抓两个效益的关系”、“抓对某些品种的控制”来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并在政治方向、学术素养、业务能力、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成为全体编辑人员的表率”。对社长、总编辑在统领全局和开展全方位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刘杲先生一直予以重视和强调，这体现于他多次在社长、总编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是收在其《出版笔记》中的长文《谈谈新形势下的总编辑工作》(后在《科技与出版》2008年第6-8期连续刊发，题为《总编辑工作条件与素质》、《总编辑要抓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总编辑要积极探讨新形势提出的新课题》)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论析，形成刘杲先生关于总编辑职务的系统认识，对于理顺出版社的管理、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出版物质量等具有指导意义。
5 关于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
由出版物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编辑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永恒存在，尽管出版的公共产品性质在一定的社会需要与文化环境、制度安排下是必需的、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改变出版物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的本质特征。对此，刘杲先生进行了准确的把握和逐步深化的研究，可以说，对编辑出
版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关系的深入思考是渗入其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关键点。自1984年提出经济规律在图书出版中的作用至今，刘杲先生一直抓住出版物双重属性这个纽结，对出版活动中文化与经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出版家与出版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等关系，进行了深入思索和辩证分析，并致力于寻找其内在规律。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多次探讨市场经济和编辑工作的关系，并就市场经济对编辑工作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作了专门分析，呼吁不能在经济利益面前削弱以致放弃编辑工作的要求及职责，更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指出“编辑工作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出版规律”。在经济效益和精神文化建设之间找到平衡点，还是取决于编辑自身的价值观，那就必须“努力把精神文明和市场运作结合起来。充分关注市场，但是决不一切以市场为转移。讲究经营之道，但是决不做唯利是图的商人。重视经济效益，但是决不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但是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洪流，在编辑出版活动的实际操作中，编辑难免在商业性与文化性之间摇摆，难于抉择甚至见利忘义，加之有些人在理论上存在模糊认识，对此，刘杲先生将自己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集中起来，在《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重要文章，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为编辑出版活动有效实现文化价值取向和商业价值取向的协调和平衡提供了理论指导，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而且用对话的方式表达，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为业界和理论界普遍认同，广泛引用，成为编辑出版活动中的一条通用规则与原理。2008年刘杲先生仍在强调“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活动必须积极面向市场、高度重视市场，但是决不能一切以市场为转移。”2010年他也指出，“出版业不能没有利润。利润很重要。但是，利润不是出版的最终目的。出版的最终目的是多出好书，是建设文化”，延展和深化了其正确处理出版活动中文化性与商业性关系的思想。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就是传承和构建文化，这一高度凝练的编辑理念，正表征了刘杲先生高度的文化自觉，由此可以引发出对编辑出版活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比如市场与读者的关系，人们通常讲读者就是市场，其实怎样对待读者，就是怎样处理文化与商业的关系，对此刘杲先生提出了明确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只有全心全意‘为一般读者着想’，才会在编辑工作中有无穷的动力，才会千方百计去满足读者的需要，才会努力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读者，才会对书稿的编辑加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读者及其需要是编辑活动的动力和目标，就意味着市场活力，但必须在满足读者正当需求的基础上提升读者，认为“不能把适合读者需要变成迎合读者低级趣味”，而是要既适合读者需要又引导和提高读者，“即使对低层次的读者，也有一个按他们的接受能力引导和提高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能为了赚钱而迎合读者的不正当需求，失去文化品位，出版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产品。
以上五个方面，是刘杲先生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区域，形成了明晰的思维链条和理论纽结。此外，他还对编辑学中的其他问题(比如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编辑史在编辑学中的地位以及如何深化研究等)进行了诸多论析，并将之融入其编辑学理论体系之中，形成了系统的认识，本文在此不一一展开。
二、关注社会变化的新形势，不断为编辑学发展注入动力
刘杲先生一直关注出版体制改革、出版规模数量与出版质量效益等，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接点上构建编辑学理论形态。进入新世纪以来，他最为关注的核心是两个因素，正如他在2002年9月谈到“市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出版”时所指出的，新形势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我国正在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技术，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正在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的建设。
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刘呆先生均以敏锐的眼光把握和分析编辑出版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刘杲先生就认为要用改革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出版工作，早在1984年就提出经济规律在图书出版中起着重要作用。1986年则进一步提出，“出版工作包括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方面”，精神生产的内容是文化，应当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物质生产就应当重视市场，发挥经济规律对发展出版事业的促进作用，在内容健康、符合党的出版方针的前提下，“要做生意，生意做得越活越好，越大越好。”因为“图书是商品，出版事业的发展不能不尊重图书从生产到流通所遵循的经济规律，不能不考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就各个出版社来说，就是“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性，就是要重视和发挥经济规律对发展出版事业的促进作用”，“要重视图书市场，要参与图书市场竞争”，从而提高出版社的竞争能力。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折点，也使出版业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之出版单位包括期刊社和出版社就逐步走向改制和转型。刘杲先生指出，“出版工作进入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发生变化，编辑工作也是如此。看不到这个变化是不行的，比如编辑工作要加强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为了开发市场和开展竞争而大力提高图书质量”，必须从图书自身的属性出发，遵循出版经济的规律，“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以面向未来的眼光预测“在出版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并提出了需要考虑的10个问题。中国出版业应该建立大规模的出版企业集团，真正地“造大船”。他还多次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外国资本进入、如何摆正多种经济成分各自的位置和处理好彼此关系等直接对中国出版业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向现代经营管理模式变化，编辑出版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变革和发展时期，各种新的冲击不可回避，使编辑活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现象，特别明显的是带来了编辑主体价值观念的极大变化，编辑角色出现了新的特点，编辑活动对市场的适应性要求被强化，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对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势必引导编辑主体更加关注市场、学习经营、学会管理，时刻把握市场的导向和市场信息，不仅重视图书商品的文化价值，也要重视其商业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赢利赚钱上做足文章，因而“编辑工作如何准确对待市场，包括如何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和如何避免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就是新的课题”。因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容易带来出版市场观念的畸形膨胀和编辑活动的急功近
利等现象，对编辑主体及其活动的价值权衡标准等提出了新的问题，导致放松出版物文化价值管理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的思考。正如刘杲先生所指出的，“不讲精神文明，出版就失去方向；不讲商品经济，出版社就很难生存和发展。”如果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这一命题言简意赅，切中要旨，遑论经济环境的变化，只要信守责任、道义和良知，编辑主体的价值取向就不会偏移，其对作品的决策就会在“判断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飞速发展的出版技术和媒介条件更新了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编辑活动史上，每一次科技创新特别是与编辑、出版活动相关联的技术进步，都会极大地改进编辑活动方式，更新其实践途径，推动编辑行为向前发展。因而，“当前的编辑学研究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加强编辑学理论建设；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编辑出版实践的新变化、新动态，特别是关注数字出版对编辑活动提出的新要求和高要求。”早在1984年，刘杲先生就提出，“尖端科学技术的普遍推广，将使编辑、印刷、发行的技术手段、工作方式直到事业结构完全改观。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将使作为传播和存储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出版事业的地位升到新的高度。”1986年时刘杲先生就提倡新华书店应用电子计算机，并预期今后“整个出版事业都要用计算机管理”。事实正是如此，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走向“光与电”的世纪，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浪潮来临的今天，飞速发展的科技已全方位地、空前地对编辑主体发生影响，提供了极为便利快捷的技术支撑，史无前例地改变着编辑主体的行为方式，“编辑工作不能继续停留在一张桌子一支笔的传统作业方式。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实现编辑工作自动化，这是普遍的发展方向。编辑工作自动化，编辑加工和排版都极为方便，远远胜过手工……有利于大大提高编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因而“要在图书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各个环节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特别是高校出版社要发挥技术优势，在“把电子计算机技术用于出版上更好地发挥带头作用”，从而进一步开发小版资源，促进多种媒体的互相转换，提高出版社集约经营水平。这“将是今后提高编辑工作效率和提高图书质量的必由之路。更何况多媒体的电子出版物的兴起，将导致出版事业的划时代的变化”。出版部门理应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新生事物，顺应这一新的趋势，“应当预见和欢迎这个令人鼓舞的前景。”而从其深层的影响力看，新技术给编辑出版业带来了许多新机会，从时间、速度、效率等方面增强了行业竞争能力与竞争优势，提高了经营水平，优化了管理效能，拓展了传播空间。基于这样的优势，“出版业要满腔热情迎接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像鼓帆的劲风，把我们出版业的航船推向新世纪。”刘杲先生还指出，迎接新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传统的印刷出版物尽快用新技术武装起来，新兴的电子出版物方兴未艾，势不可挡。特别是网络出版、电子图书、按需印刷、手机报、跨媒体出版等新的出版形式，都为编辑活动带来了新的内容，数字化与网络这一新兴阅读媒介与阅读方式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新潮流，改变了民众的阅读方式和中国出版业的结构。1999年他在《对新世纪中国出版的想象》一文指出，“未来的中国出版将是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化出版业”，并对数字化、网络化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出版的物质载体与传播手段等进行了分析。网络编辑较之传统的编辑活动，其讯息的数量和流动速度激增，在编辑对象、编辑手段、内容选择、信息处理、模式识别、产品结构和赢利途径等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初，电子媒介、数字化生存与数字技术、网络传播与出版等经历了从人们较为关注到形成趋势、产生影响的过程，到21世纪初，则真正具有规模化的产业特征与业态特质，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一种趋势与大潮，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刘杲先生在1999年对中国出版业改革和发展20年进行了论析，认为其巨大成就表现在八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出版业积极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印刷技术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图书发行管理应用电子计算机日益普及，图书向电子出版物转换日渐增多，并就大力发展出版业的生产力，实现出版业的现代化提出了要求，指出除了作者、译者、编辑人员等出版业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外，包括物质载体、传播手段等的物质生产力必须努力推广采用先进技术，进一步将电子计算机用于图书编辑、资料检索、市场分析、内部管理等；加强对因特网的利用，企业集团应当在建立网络和利用因特网上起带头作用，出版环节、印刷环节、发行环节都应当朝信息化方向发展，并努力迎接网上出版的新时代。这样就需要培养适应现代出版技术的新型人才，“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具有信息化、网络化的观念，并且掌握使用电子计算机和利用因特网的操作技术，懂得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的转换，并且关注网上出版的前景。”同时，刘杲先生也看到了网络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网络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传播优秀文化的巨大能力，也有扩散腐朽文化的严重弊端”，给出版者带来了新的责任，就是为网民受众选择和提供优秀文化。对此，刘杲先生建议重视网络上的文化建设，设立对应的主管部门，并敏锐地提出了六条具体的建议。这些都是面对新的技术环境，编辑学应该予以关注和回答的课题。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编辑工具、编辑手段现代化程度的大大提高，在现代出版产业与技术环境下，编辑活动领域不断拓展，编辑流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编辑六艺”有了新的内涵，编辑主体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改变，其行为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编辑活动功能有了新的表现和特征，并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推动编辑主体在编辑理念、编辑思路和编辑内容、编辑过程等方面不断变革与进步。值得思考的是，新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条件对编辑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与更新，是否会改变编辑活动的功能与本质呢?
对此，刘杲先生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变的是编辑活动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编辑的职业功能和社会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变，信息传播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突飞猛进，是变，但是，编辑要传播和积累优秀文化的职业功能并没有变，编辑要促进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社会责任也没有变，反而要求更高、更严，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尤其需要坚持和弘扬高尚的编辑精神。”“市场经济和电脑技术都会对编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或者使原先不大突出的某些环节突出出来，或者给编辑工作增加新的内容。这就是编辑工作的创新。”但不能也不会改变编辑工作规律。可见，编辑把关、选择、优化、创造等内在本质方面的共
同规制与普遍规律是永恒的、不变的，并且在具体编辑活动的发展中得以彰显，编辑活动延伸到新媒体或依托于新技术，都将保持自己的基本属性。“不论环境怎么变化，编辑工作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不会改变，编辑工作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更不会改变。既要看到某些局部的变化，又要看到决定编辑工作本质的主导的部分没有改变。”可以说，不同媒介环境下的编辑活动与编辑行为，均实现了媒介形式、编辑技术与传播内容的高度融合，找到了媒介内容与媒介形式的结合点，并不断吸收新媒介的先进技术和优势功能，以一种更新的方式与形态表现出来，产生出不同的编辑产品，但它仍然依附于传播内容的质态，是由编辑主体主导的，媒介形式和编辑技术的改进甚至革命性变革不会改变其一般规律。比如，在数字出版中，“编辑活动远远超出了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范围，编辑活动深度介入了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构建过程。这就是说，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活动，而是需要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更高的编辑活动；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而是需要文化素养和技术素养更高的编辑。”并且，“高新技术不会容忍粗枝大叶和粗制滥造”，不仅需要编辑工作规范化，而且基本要求会更细致更严密。再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编辑工作仍然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分析图书信息、优化选题、改善经营、宣传推广图书等，“所有这些都要首先从编辑工作做起”。因此说，新的经济环境与科技条件下编辑行为方式的“变”与编辑活动本质特征的“不变”，是编辑学原理的一种辩证视角。
三、不断超越的思维品质与编辑学理论构建彰显方法论意义
编辑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具有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兴起，正如刘杲先生所说的，“是一门新兴学科”。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定位等，存在着不同看法。对此，刘杲先生紧密结合我国编辑学学科发展的现实，结合丰富多样的编辑活动实践和编辑运动规律，阐述了编辑学学科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其一，编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是为了建立编辑学”，“以最终构建普通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为目标”，“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其二，关于学科定位。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学属于应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它不是一门基础理论，也不仅仅限于应用技术。“编辑学来自对编辑实践经验的概括，又用于指导编辑的实践活动。”“应当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定理和体系，应当具有完备的现代科学形态。”但事实上“离建立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程”，有“相当的距离，仍需继续努力。”这一定位阐明了编辑学学科的应用性和实践意义，将编辑学与生生不息的编辑活动相联，也形成了编辑学研究的基本走向，那就是密切关注现实，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发展。同时，编辑学研究与编辑实践及出版的发展还不相适应，应该不断加强。在此基础上，刘杲先生进一步指出，“编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属于文化传播学。”这就更加明确地从其内涵上对编辑学进行了规约，从文化传播的层面来审视和构建编辑学。正因为如此，刘杲先生提倡组织攻关或者吸引更多的人把注意力相对集中到重点课题上来，推动形成编辑学理论框架，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规律和变革的关系、放开和收拢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为编辑学发展注入了现实的活力。其三，“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局限于编辑活动本身，还包括编辑与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的关系，因而必须从编辑活动的内部研究扩展到外部研究，在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联动推进中深化编辑学研究。其四，关于内容板块。刘杲先生认为，普通编辑学包括编辑史、编辑理论、编辑应用(实务)三个部分，在编辑学学科建设中互相依存、互相推动，应积极推动理论界形成关于编辑学内容系统的统一认识。其五，关于未来发展。编辑学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能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产业更加需要编辑能力创新，信息时代编辑的客观需求也是相同的，编辑学无疑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刘杲先生预期“中国编辑学的基本成熟可能在21世纪中叶”：建立为人们认可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产生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形成编辑学研究和编辑活动、编辑教学紧密结合的良好机制。因此，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与文化语境下，就必须使编辑学研究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进一步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加强对编辑活动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比如编辑活动的价值取向、编辑活动与营销活动、编辑人员的中介地位、网络编辑的理论与实务、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从而“使整个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加结合实际、更加联系群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具有吸引力”，显示编辑学研究的时代特色。这种过程论的视野对编辑学具有独到的研究取向。
随着出版业的产业转型、出版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和文化消费环境下读者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出版日益融入世界传媒的洪流之中，编辑活动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为编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编辑活动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编辑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编辑出版活动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关注媒介形式的新变化、编辑劳动的新特点，关注读者的新需求、市场的新走势，关注社会文化的新环境、出版技术的新发展，必须始终联系编辑实际，在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实践活动的交接点上探寻其方法论的路径。刘杲先生曾经对编辑学研究提出过设问，并作了自我回答：“普通编辑学及分支编辑学研究，是先设计一个普通编辑学，再演绎到分支编辑学；还是各个分支编辑学都成熟了，然后再归纳为普通编辑学?恐怕难于区分先后，应该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就整体而言，刘杲先生从致力于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到密切关注编辑学前沿问题，特别是新的经济环境和出版技术对于编辑活动的影响，为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那就是从具体到一般。或者“从一种特殊的编辑劳动入手……在分门别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采取这种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方法，可能比较顺当”。或者，从一种分媒体编辑学入手，逐步扩展和延伸，比如“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扩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进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总而言之，编辑学研究要注重联系编辑活动实际，深入到分媒体编辑活动的本质，从个性中概括共性。刘杲先生指出，“我们的编辑学研究越是深入编辑工作的实际，越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就越有利于把我们对编辑工作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的编辑学研究越是对具有特殊性质的编辑工作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越是把握事物的个性，就越有利于概括多种编辑活动的共性。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是科学的认识论。”编辑学研究可以贯
彻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从形形、多种多样的各种媒介的编辑实践活动中概括、抽象出编辑活动基本原理。“建立编辑学，需要对古今中外大量的编辑活动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加以概括。”从根本上讲，就是“编辑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又用于指导编辑实践活动的开拓创新。因此，编辑学研究应当十分重视编辑实践的具体经验和编辑实践的理论需求”。因此，要有的放矢地解决编辑活动实践的问题，要研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形成完整的认识。可以在对不同媒介编辑活动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形成普通编辑学，同时，既要总结和概括编辑实践的历史经验，又要面对编辑活动现实，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承包、策划编辑等问题予以理论回答，并加强对编辑人才培养的研究。“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的方法。”这种研究编辑学的方法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意义指向清晰，最终就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编辑学原理，有利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学以致用的学风，同时也要避免片面强调实用而忽视理论的偏向”。
刘杲先生的理论思维和语言表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文风清纯。观点的表达提纲挈领，理论的阐述言简意赅，很多是原理性的概述和纲要性的阐释，便于接受、记忆和传播、运用。很多精彩篇章从其文题就可以见出其浓缩性，具有信息的密集度和意义空间的延展性，为现代信息与文化语境下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启迪。
当然，编辑学研究及编辑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持之以恒为之奋斗。“建立和完善普通编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因为编辑学的学科建设时间不长，还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编辑活动变化很大。在这个过程中，多方探索，彼此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编辑学研究必须不断创新和超越。“编辑学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幼稚到成熟，一刻也离不开编辑学的理论创新。”那么如何创新呢?刘杲先生强调了两点：一是开展理论争鸣，在争论中不断求同存异，逐步形成共识。“争论是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它推动认识的深化”，必须重视编辑学研究中不同意见的争鸣，对于编辑学问题的不同观点，应该彼此包容，切忌定于一尊。一方面，正常的争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可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也可以在研究进程当中彼此互相启发、吸收、补充，共同前进。另一方面，“编辑学理论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学术研究的争论应当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二是编辑学理论创新必须紧密结合编辑活动实际。“编辑学理论创新需要联系实际……古今中外的编辑实践和编辑研究成果，多种学科、多种媒体的编辑活动，编辑历史的深入发掘，编辑规律的深入探讨和重新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编辑活动的新情况，信息时代编辑活动的新变化，所有这些，既是我们的研究课题，也是编辑学理论创新的客观依据。”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层面，刘杲先生的编辑学研究路径给了我们方法论启示，具有学科构建的意义。
注释：
[1]刘杲，出版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2]刘杲，刘杲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3]刘杲，刘杲出版论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刘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促进发展，中国编辑，2009(1)：12-13
[5]刘杲，我的出版观，中国编辑，2008(4)：28-29
[6]刘杲，文化是出版的灵魂，出版史料。2008(3)：5-6
[7]刘杲，一张别开生面的名片，出版史料，2010(4)：73-75
[8]蔡姗，推动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不断深化 出版科学，2011(4)：111-112
编辑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学术不端；学术创新；学术警察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1－0114－04
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而“国家创新指数2010"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为57，9，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21位；美国、瑞士、韩国和日本排位分居1至4位”，中国创新能力与美日等国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学术是教育、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然而“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杂志社利用学术不端文献检索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和大量国际学术文献为全文比对资源，对3200多家期刊编辑部累计上传的92万多篇稿件进行的学术不端文献的统计结果，仅仅文字重合率在30％以上的文献就达近10万篇”。
如何才能改善中国学术研究现状，减少论文重复率，提高学术创新性，已迫在眉睫。目前国家已从两个层面开展建设，一是从宏观上颁布《中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对作者的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署名权、出版发行权等给予充分保护。这些宏观法令的出台充分反映了国家对版权的重视，注重原创性，提高创新意识。二是从微观上颁布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例如《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科研不端行为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科研工作的制度建设与惩处规范，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也纷纷制定各种学术道德规范、条例，例如《北京大学教师学术纪律规范》《清华大学教师科研道德守则》、中科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条例》等相继出台，以期约束、纠正科研工作者的行为。
针对各个国家科研抄袭剽窃、学术造假屡禁不止的现状，学术界展开激烈讨论。目前关于学风问题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道德与法律建设层面：朱丹丹分析了科技人员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科技工作者利用“科技中性论”来淡化自己的责任；现代科技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科技道德的相对滞后性，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远领先于伦理规范的发展速度；缺乏有效的科技评审机制，导致国内少数科技人员出现道德迷茫甚至道德失范的状况。钱荣贵在《出版界应构筑学术反腐机制》中建议学术期刊的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科技部)迅速制定编辑的职业道德规范，以此来规范编辑行为，并提出全面推行匿名审稿制，采取联合抵制行动，建立期刊社、责任编辑、作者三方责任追究制，完善必要的写作规范(如论文的注释、结构)，倡导学术批评之风等，以构筑学术反腐机制。王会认为一方面应该加强对编辑工作者学术规范的教育，培养学术道德自律精神，制定学术规范标准；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具有“守门意识”，不能一味地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必须坚持专家匿名审稿制度，杜绝“人情稿”；充分掌握学术动态，杜绝一稿两投、改头换面重复发稿；建立作者诚信档案；控制注水；强化主编、编辑责任追究制度。张莉、张凤莲在《科技编辑的学术把关》中就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所需把关的诸多要素中最难最重要的学术质量把关方法展开详细论述，提出在专家评审、编委会或主编终审、以及编辑加工过程中要分阶段把关，编辑过程中用基础知识把关、用专业知识把关，培养敏锐的编辑嗅觉。
不少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属于学术道德范畴，编辑不可能左右作者的学术道德，杜绝剽窃抄袭只能靠作者提高自身道德素质才能实现，学术期刊只能通过建立学术反腐机制来发挥作用，而较少认识到学术编辑在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方面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学术编辑在端正学风建设、降低学术不端现象上大有作为。诚如钱荣贵所言，编辑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环节，同时也是剽窃、造假等学术腐败行为最终出笼和形成危害的必经途径，只要在这一环节构筑“防火墙”，就有可能遏止学术腐败。然而，仅仅建立反腐机制还不足以最终遏止学术腐败，监督学术不端、推进
学术创新的关键还在于学术编辑的执行力。笔者认为，每位学术编辑应该勇于承担“学术警察”职能。根据《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的职责主要有：预防、制止和侦查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等等。“学术警察”，顾名思义，主要是维护学术秩序和规范，预防、制止学术不端行为，实行学术监督。只有所有学术编辑严格监督把关，才能杜绝剽窃、抄袭现象，降低一稿多发现象，有效优化稿件质量，引领、推动学术创新。
第一，编辑初审环节严格使用学术不端检索系统，自觉充当学术监督“警察”职责。
目前学术期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不高，造成大量同质稿件重复刊登。据汤森·路透公司的调查，2008年全球刊发文章与1990年相比，文章发表量增加了1倍，被撤文章比例增加了10倍。《自然》在社论中认为“除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期刊和学术界对学术不端的逐渐重视、论文造假检测技术的提升，以及期刊撤销文章的主动性，从客观上导致了论文撤销数量的大增”。“高撤稿率”正是期刊杂志对学术行为不端严加防范的结果，反映了国际期刊学术界的进步。
中国现在也非常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目前流行的反抄袭系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同方知网共同研制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另一个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ost反剽窃系统”软件。中国知网“学术不端监测系统”将检索结果分为四种颜色，绿色代表“无问题记录”，黄色代表“重合字数大于1000字或重合百分比小于40％”，橙色代表“重合字数大于5000字或重合百分比在40％到50％之间”，红色代表“重合字数大于10000字或重合百分比大于50％”。学术编辑只要严把学术不端关，人人负起责任来，坚持对每篇来稿进行学术不端检索，就能在初审环节确保文章的原创性，迅速将“红色”、“橙色”稿件做推高处理，再从“绿色”、“黄色”稿件中选取优质稿件，送给相关专家进行二审，以保证文章的质量与水平。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杂志社认识到使用检测系统的重要性，纷纷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去抵制、对抗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尽量避免一稿多投、抄袭成果进入下个环节。
第二，学术编辑主动将“红色”、“绿色”检测结果反馈给作者，可以有效发挥“学术警察”的警醒、威慑或激励作用。
中国人口众多，高校林立，投稿作者数以千心类期刊杂志每年收稿量不下于30万篇，编辑人手不足，一般只主动与录取稿件的作者进行沟通、交流，绝大部分不录用稿件都不一一回复。在这种工作模式下，作者几乎很少收到来自编辑部的否定、批评性回馈信息，因而为提高发稿率，一味广撒网，较少重视自身稿件的修改完善工作，一稿多投屡屡发生，引起学术纠纷。学术编辑使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文章质量、文字表达等给出最基本的印象，重复率高的“红色”、“橙色”稿件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予退稿回复，并附上检测重复率百分比比例。
中国学术体制缺乏竞争性，许多教师获得高级职称后就停滞不前。目前中国许多学术期刊采用稿件时，往往以职称和学历作为评价稿件质量的外在重要条件，教授发表文章相对容易，因而他们投入科研工作的时间、精力明显减少，稿件缺乏新意。有些导师自己忙着四处接课题，具体研究工作全靠学生完成，论文成果学生执笔，遇到不负责的学生，无视学术科学性、严谨性，随意粘贴复制、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导师也未认真把关、督导与检查，结果师生联名发表的文章抄袭率极高。编辑及时将这些“红色”、“橙色”警告信息反馈给老师和学生，能够提高他们对剽窃事件的重视程度，端正学风，不再重犯错误。
对于那些检测呈“绿色”、“黄色”的稿件，编辑可以进人检索细目环节，根据数据库提供的相似文章来判断稿件选题、观点是否有新意，再决定是否进入二审环节。因网络系统检测速度便捷高效，学术编辑将文章匿名送给相关领域专家审稿的同时，也可及时告知作者文章已进入二审环节。学术编辑这种细致入微的做法并不需要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却充分体现了对作者辛勤耕耘、刻苦专研的肯定，有助于培养青年科研工作者尊重科学研究、尊重他人成果的学风，养成脚踏实地、独立钻研的精神，对中国学术发展与创新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第三，学术
辑只有提高专业技能，培养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方能火眼金睛剔除低水平重复文章，引领推进学术创新。
学术编辑不同于一般编辑，肖建新在《论学术编辑的学术传播能力》中指出，学术编辑是编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事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其身份兼有编辑与学者、编辑与专家的二重性，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强烈的学术导向力；很强的学术沟通力；娴熟的学术驾驭力。现有的学术不端监测系统只能对文字重合率进行检测，并不能直接对思想内容和学术观点的创新度进行评判。编辑可以借助技术来判断稿件质量，但决不能单纯、过分依赖技术。目前许多学术编辑自身主体意识不强，将防范学术不端、判断学术创新的重任完全交给检测系统和审稿专家，自己审改文稿往往从纯编辑技巧角度出发，对论文进行勾勾划划，重视论文“编务加工”外在形式质量，而忽视编辑全方面“把关”及“编辑加工”等职责。
学术编辑作为“学术警察”，其监督工作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表达层面，还应该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尽管对作者文章内容的创新度评判一般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完成，即通俗的“二审”或“专家审稿”，但现在学术期刊彼此竞争激烈，高水平期刊杂志的审稿周期相对较长，许多尚未成名的中青年学者为了缩短周期，往往采取“一稿多投”，如果编辑不具备慧眼，很容易将好的稿件拖放时间过长，等二审三审专家意见反馈回来时，文章已经被其他杂志捷足先登，与好稿件失之交臂。因此，编辑要想胜任工作，还需要不断充电，本着学而不厌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辨识能力和鉴赏水平，工作之余多学习自己主攻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密切关注学术界动态，关注其他期刊杂志刊登的成果。学术期刊编辑只有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善于发现稿件的创新之处，包括研究客体新的研究方面、新研究问题、新方法、新实验、新资料、新角度、新发现、新思想、新观点以及新诠释、新见解等等，才能对稿件初审、送审的把握能力更强，工作也更积极主动。
第四，学术编辑必须提高职业道德，以确保“学术警察”的监督权力不被滥用，有效预防学术腐败。
在司法实践中，警察不仅是权利职能部门，依法对社会大众进行监督，其本身也需要进行内部监督，以保障权力行使的公正性。学术编辑在行使“学术警察”监督权力的同时，也需要进行内部监督，重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学术腐败并不仅仅局限于抄袭、剽窃，还包括学术造假、权钱交易，刊用关系稿、人情稿等，作者无论是进行学术造假，以金钱开路，还是利用权势或社会关系递“特殊稿件”，其终极目的是使不符合学术规范、达不到发表程度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学术编辑若为权势、金钱、关系所动，放松标准，防止学术不端、引导推动学术创新的努力就会落空。因此，学术编辑必须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倡导“以德治编”，培养编辑的学术责任感，追求“真、善、美”三者在编辑活动中的统一，不断提高编辑的科学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好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后一道关口。
编辑技术论文篇7
1.1策划实施者
为使期刊顺应时代的发展，编辑要有调研、策划和推广实施的能力。首先要对自己刊物有清晰的认识，并与同类型的期刊作对比分析，结合时展的要求，制定符合自身刊物的发展目标，与同伴共同朝着目标努力。科技期刊的网络出版是多媒体出版时期出版者的共同目标。编辑应不再满足于借助知网、万方等数据库进行网络出版，而应策划、研发集网络投稿、在线审稿、网上办公、同步出版等服务一体化的网络平台。现在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仅是纸质阅读，如网络阅读、光盘阅读、手机阅读等方式也层出不穷。编辑要顺应潮流，不断进步，适应出版新形势的发展。医学期刊编辑不但要策划全局，细节也不容忽视，要制定一些策略，更好地促进期刊发展。如为科研项目作者开设绿色通道；与优秀作者保持联系，鼓励其多写好文章，争取稳定稿源；对部分潜在的作者要热情、耐心，加强沟通，取得其信任，增加稿源，扩大影响力。医学期刊编辑平时要利用文献检索及时捕捉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积极联系相关潜在作者，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其撰写相关文章，以求期刊在内容上处于优势。另外，栏目具有导读、分类和索引功能，医学期刊栏目的策划具有重要意义，编辑应结合相关专家的建议，策划出个性鲜明、适应作者需求的栏目，以求期刊的更好发展。总之，医学期刊编辑要正确定位自身角色，及时更新观念，不断探索，在选题策划、栏目策划、经营策划方面下工夫，不断创新，推进期刊的发展。
1.2学术审定者
编辑承担着传播社会文化、维护作者权益的责任，所以编辑是科技期刊的“把关人”，既是传统角色，也是主要角色，是整个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医学期刊作为医学科技成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其编辑人员要做好把关工作，在明确期刊的办刊宗旨和报道范围的前提下，除了把关医学论文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问题，还要正确应用网络产品———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杜绝抄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要以敏锐的判断力，判断稿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能够发掘其真正科学价值，最后结合专业科学领域专家的外审意见，对稿件给予准确公允的评价。进入全媒体时代，网络出版的低成本和开放性、便捷性以及人们对“快餐”文化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通过网络论文与成果。在网络海量信息增长、市场经济影响以及目的不纯洁性的促使下，出现了许多“非审定性”的“发表”，导致科学论文良莠不齐，使其科学性与权威性受到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文章进行学术审定的编辑工作则显得尤为重要，编辑要增强学习意识，积极累积专业信息资源，了解最新发展成就，以专业的鉴定能力，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去伪存真，坚守科技论文的把关职责，保证科学研究的纯洁和公正。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学分科越来越精细，学科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多。在审稿过程中，医学期刊编辑要借助于学科专家的审稿意见以及自身专业素养决定稿件的取舍。循证医学是医学领域的新学科，在循证医学实践的过程中，医学期刊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是临床决策的最佳来源，因此医学期刊编辑的学术审定身份起关键作用。编辑要对其临床资料的准确性、试验方法和治疗方法的合理性、统计学方法的正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准确评估稿件的价值。随着伦理医学对医学临床的影响，医学期刊编辑要依据医学伦理学的规范，注重文章所涉及的实验动物的伦理道德问题，避免影响期刊的内容质量。
1.3技术加工者
技术加工者是编辑主要传统角色之一，优秀论文在与读者见面之前不但要经过编辑和审稿专家的把关，更要经过编辑工作者的技术加工。编辑的技术加工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内容上要在尊重论文原稿前提下，对学术论文价值进行再创造，对语句成分残缺或表述不清进行修改，达到用词准确、表述精炼，要把好语言文字关。形式上要调理论文的整体格式与体例，规范表达方式与书写方式，调整图表格式与编排等，保证文章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全媒体时代不仅带来期刊出版模式的变革，由纸质出版变为网络出版，对科技期刊编辑业务工作也带来深刻的影响和挑战，由传统的单一、静止、平面的方式转变为复杂、立体的形式；由传统纸质手工操作方式转变为熟练应用word、wpS文字编辑软件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要求编辑具有在海量信息中收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能够通过搜索引擎以及专业数据库中的信息，查证论文的一些内容并能正确给予修改或指正。编辑可通过计算机的画图功能或简单的制图软件，对图片进行处理，提高其质量以达到刊物的要求。对于稿件的加工而言，医学期刊与其他期刊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编辑应结合这些特性进行编辑加工，以提高期刊质量。医学期刊的专业性较强，对作者的修改意见和专家的审稿意见，编辑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必要时发送校样给作者，充分沟通后再定稿。医学期刊要注重文章科学的严谨性，对内容增删、医学术语、剂量和单位、标点符号、参考文献等要认真校正，及时与作者沟通，以免发表错误信息，给科研和临床造成危害性的后果。医学期刊编辑要正确处理医学伦理问题，包括医患关系、医学进步、卫生改革、医学教学等工作领域中的问题，编辑在加工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要遵循科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例如对于临床医学类文章，患者有权了解自身接受治疗及预后情况，因此文章中是否签有知情同意书是加工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总之，医学期刊编辑要掌握网络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编辑技能，不断提升自己，适应全媒体时代带给“技术加工者”这一传统角色的内涵变化。
1.4产品营销者
医学期刊作为出版商品是知识产业的一部分，其发展需要受市场的制约和支配，为保证期刊自身的发展，编辑要成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营销者角色。在市场经济时代，编辑不可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急功近利，要坚决维护自身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品牌，仍要坚持以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为首位。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传播方式立体化，对期刊编辑“营销者”的角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期刊的经济利益主要取决于期刊影响力的深远与否，而期刊的影响力又取决于期刊出版的内容、出版形式以及读者群等。首先，医学期刊作为医学论文的载体，它包含着先进的医疗技术、疗效好的用药方案以及严谨的科研成果，这些本身就会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编辑要以敏锐的市场嗅觉挖掘这类文章，医学期刊应该采取优秀论文绿色通道等方式吸引优秀稿件，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提高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其次，作为医学期刊编辑要有经济意识和危机意识，聘请有影响力的专家审稿，提供高水平的修改意见，增加稿件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优秀论文，在以“内容至上”的全媒体出版的大潮中，以内容优良使期刊立于不败之地。最后，全媒体时代使期刊的出版形式发生了变化，医学期刊编辑要适应形势的发展，跟随市场趋势，以多元化的方式出版期刊，提高网络营销能力，以网络为平台，以一定的网络宣传技巧，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力。读者是期刊的上帝，在期刊与读者的需求之间，体现了编辑营销角色的重要性。随着网络的发展，读者多采用网络搜索和手机阅读等方式获取信息，编辑要建立一种新的营销方式来吸引读者，例如，借助免费阅读部分内容，以吸引读者购买全文。网络传播有即时性、广泛性和互动性的优势，编辑要利用此优势结合营销策略的运用，与读者交流互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稳定读者群，吸引更多的读者。
全媒体时代的医学编辑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医学期刊编辑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架构好读者与作者之间桥梁，为其提供优质服务。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关键是为其提供优质、高水平、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全媒体时代，读者获取参考文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单一借助于纸质期刊，而是更多地通过电子介质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读者多通过网络和数据库中的检索功能，通过检索题名、关键词和阅读摘要来判断文章的价值，因此编辑要本着对作者负责、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谨慎对待，要在题名、关键词和摘要上下工夫。题名和关键词要符合规范、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摘要要抓住全文的核心，使读者能够真正了解文章的价值和创新之处，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高水平的文章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医学期刊编辑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尊重作者的研究成果，建立与作者的互动机制，构建编辑与作者的和谐关系，保障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全媒体时代，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促进了编辑更好地为作者服务。编辑可以通过期刊网站、电子邮件、即时聊天工具（QQ，mSn）、网上论坛、微博等更方便、更快捷的方式与作者沟通，实现与作者的即时沟通，倾听作者的需求、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编辑的各项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文稿处理周期，提高优质稿件的时效性，方便学术交流。医学期刊编辑要培养“作者至上、读者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应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及时向作者反馈读者的建议和需求，向读者传递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真正起到桥梁作用。
3结语
编辑技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先生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出版笔记》中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1999)、《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2004)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提纲挈领，以宏观视野，对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进行缜密思考，其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本文以编辑史为中心，梳理刘杲先生对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希望以此为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借鉴，并有助于推动编辑规律的探寻和编辑学科的建设。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都要以历史研究作为基础。刘杲先生明确指出：“编辑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编辑理论、编辑实务和编辑史。”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编辑学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研究编辑史应有必要的理论准备，而编辑史研究也为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提供了历史经验。
刘杲先生认为编辑学是应用学科，“编辑活动有客观存在的基本规律。它决定编辑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且影响编辑活动的各个方面。它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随着条件的不同(例如，市场经济的环境，高新技术的传播手段)而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来自“反复出现于编辑活动之中”的现象，这就需要梳理“长时段”的历史经验，并具有宏观的理论视角，“要把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结合实际加以消化。不要误解‘以史为鉴’，编辑史不是编辑工作手册”。尽管编辑史中包含了编辑实务方面的经验，却不能局限于片断史料和个别案例。
从研究范围来认识编辑之“史”与编辑之“学”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史’的研究侧重在史料的概括，包括历史过程的叙述，历史功过的评说，从古代到当代，大体上是纵的；‘学’的研究侧重在规律的抽象，包括实践经验的概括，理论体系的建立，从现象到本质，大体上是横的”。既有纵向的历史意识(以中国的编辑发展史为依据)，又有横向的理论视野(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编辑学科的必要条件。
2 研究编辑史是为建立编辑学科而服务的
中国在1949年就出现了以《编辑学》(作者李次民)命名的书籍。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84年在胡乔木同志提议下，高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专家学者才着手建立编辑学科。刘杲先生于1992年起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1996年学会决定“把推动形成编辑学理论框架”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最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中国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实践经验，是中国编辑学的基础”，因此，他在参加有关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会议时，在发言中明确提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要“重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强调“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他对《中国出版编年史》予以肯定，对《中国出版通史》的选题予以支持，并赞许“正是出于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对出版事业的深厚感情，近二十年来，批志愿者投入了这项冷清的艰苦的工作”，其实这种“理解”和“感情”也是刘杲先生的自我道白。
研究编辑史不能不涉及出版史，“两者是重合，是从属，还是并列?我看两者关系密切，不是全部重合，有一部分重合。不是所有的编辑活动都是出版活动，也不是所有的出版活动都是编辑活动，考虑到古代的编辑和编纂、编撰难以分清，部分重合的说法留有余地，较为稳妥。从学术研究来讲，编辑史和出版史研究也是互相推动，不可分离。研究编辑史不可能脱离出版史，研究出版史也不可能脱离编辑史”。
正因为存在这种复杂关系，二者经常被相提并论，或者笼统称为编辑出版史，与此对应的就是编辑出版学的概念。这种并称模糊了编辑学与出版学的边界，引起了争论。刘杲先生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好事情。分歧的发生，与所掌握的史料有关，也与所持的理论观点有关。学术问题的分歧不必急于统一。历史研究的分歧更不必急于统一。随着史料的增加和理论的清晰，对历史研究的是非会看得更加明白。”
编辑出版学这一名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调整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刘杲先生2001年在政协会议上曾有提案《建议在高等学校设立编辑出版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强调“新闻学、传播学代替不了编辑出版学”，“从学科特点看，新闻学、传播学是国外已有的学科，编辑出版学则主要由中国开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而且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果。我们应当珍视自己创造的成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争取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发展成为国际上认同的学科”。实际上，刘杲先生并不赞成将编辑学与出版学两个词捏在一起，“编辑教育和编辑活动的实践都表明，编辑出版学不能代替编辑学，也不能代替出版学”，之所以采用“编辑出版学”的名义，是为了突破现有的学科目录的限制，争取学科发展的一个空间。
2 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孰先孰后
中国历史悠久，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的发端问题，也就是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学界引起关注。刘杲先生认为：“编辑与出版的关系如何，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编辑远远在前，还是有了出版才有编辑，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在中国、在当代，编辑学研究的活力和价值，只能根植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这个目标上。”
在中国古代社会，编辑和编纂工作难以区分，存在着对他人的著述进行编纂却不进行出版的活动，或者说“编辑活动的发生早于出版活动的发生”。刘杲先生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了独到见解：对于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古代社会，“在选择和加工上，编辑和编撰(编纂)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编辑在选择和加工之外还有传播的要求(积累也是一种传播)。在现代社会，编撰(编纂)活动属于创作活动，编撰(编纂)者属于作者，对编撰(编纂)的作品享有著作权；编辑活动属于出版活动，编辑者不属于作者，对出版的作品不享有著作权”。这其中，著作权是一个关键词。近代意义的出版涉及作者、编辑者、出版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北洋政府出版法》(1914年)就规定“出版之关系人如下：一、著作人；二、发行人；三、印刷人”。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或事
业法人，而编辑者隶属于出版机构。编辑活动的特点是与作者(著作人)协商，对出版物的底本进行加工，编辑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版。
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出现了职业编辑和专门的编辑机构，编辑工作成为整个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似乎说明编辑涵盖的范围小，而出版涵盖的范围大；编辑活动不能脱离出版活动，编辑史与出版史也有了重合关系。但是，从学理上讲，“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出版活动。编辑学和出版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
在当今的新媒介环境下，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不断发展，出版活动与编辑活动都发生了变化。出版活动是整个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印刷出版，还有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音像出版等。编辑活动则涵盖不同形态的媒体产品，探讨其中普遍存在的编辑规律，这是形成普通编辑学的基础。实际上，中国编辑学会所致力于建立的普通编辑学，就是要“从图书编辑学入手，拓展到其他媒体的编辑学”；而新闻出版界也提出了融合媒体的编辑问题。此外，出版社实现了转企，出版活动的主体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民间的策划编辑机构以及基于网络的自媒体编辑活动，却脱离了传统的复制发行或者说正式出版的形态。这样一来，编辑与出版的概念不仅都扩大了，也出现了更多不能重合的部分。刘杲先生特别关注到“给编辑下定义”的争论，也看到“如果说编辑活动就是出版活动的一部分，那编辑学就是出版学的一部分。可是这从横向的和纵向的两个方面都覆盖不了”，因此，对编辑与出版概念的厘定，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而应该以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演变为依据，如今“研究网络时代的编辑活动特别是研究网络传播的编辑活动，已经刻不容缓”，编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但编辑学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21世纪中叶可能是编辑学学科成熟的时候”。
研究编辑史是为了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编辑活动首先和出版活动关系密切，此外，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编辑史也与多种学科史有联系，需要透过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种因素的作用，来发现编辑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刘果先生列举了多种关系：
研究编辑史、出版史“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因为编辑史、出版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物是文化的载体，其内容与类型的演变都与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或文化时尚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由于编辑主体具有文化导向，编辑活动也呈现出文化价值取向。
编辑活动侧重文化建构，而出版活动关注商业市场。从中国历史来看，编辑活动发展到明清时期，受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影响，私营的书坊出版有很大发展，但不能与西方的出版规模相比。到了近现代，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因而，“近现代以来市场杠杆对出版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在进行出版单位转为企业的体制改革。从总体来看，编辑出版体制、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出版市场的变化，是考察编辑和出版活动历史的一条线索。
3 编辑史、出版史和技术发展史
刘杲先生对当今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趋势非常敏感，予以特别关注。由此反过来考察和思考编辑出版活动的发端，可以断定“只是在出现了相应的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时候才有出版”。因此，“出版发展的历史，同时是出版物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从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的重要作用看，可以说没有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出版的发展。当代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直接左右出版业的新发展”。研究编辑史、出版史，必须关注从造纸技术、印刷技术到当今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历史，要认识到“物质载体和复制手段的技术进步，对出版物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对出版物的市场竞争以及出版业的发展，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从古代编辑史来看，官方的编辑活动早于书坊主的编辑活动，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编辑活动体现了“文治教化”的理念，也是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和利用，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都是如此。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也会带来编辑活动及出版活动主体的变化，“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流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其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刘杲先生强调“要研究编辑实务、编辑规范和编辑史，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国编辑史。要进行当代中外编辑活动的比较研究，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这其中政治制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深知“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是一门冷清的学问”、“写历史要下大工夫”，因而。“对大家的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出于在21世纪中叶建立成熟的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的强烈使命感，他从宏观角度对编辑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对编辑史的研究意义也有真知灼见，对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
1 史德问题
中国有传统的史德，一方面推崇“秉笔直书”，一方面具有褒贬是非的笔法。有鉴于此，他强调，“写历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历史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篡改，更不能伪造。这就是‘史德’”。但研究者在写史的过程中也会渗透“本人特定的观念和情绪”，这会影响对史料的处理和编排，其中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学问大了”。如何保持一定的尺度呢?“对此要强调客观和理性，尽量不为一时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潮流左右”。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书写是有深刻教训的。
2 研究视野
研究编辑史，既有纵向贯穿的线索，也有横向比较的视野，目的是探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在横向联系方面，要从图书编辑学拓展到普通编辑学，不仅要研究图书编辑史，还要研究同属于印刷媒介的期刊史、报业史，并关注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发展动态。从历史时空来说，可以拓展到编辑史、出版史的中外比较研究，比如对若干周边国家的比较以及中西方的比较研究。在纵向方面，可以写通史，如中国出版通史这样的宏大项目需要多方通力合作。此外，还可以研究断代史，其中“更需要加强对近代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因为这一段历史离我们最近，它的功过得失、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直接。研究这一段历史也要开阔视野，不仅要重视商务印书馆，也要重视中华、世界、开明等；不仅要重视生活、读书、新知及三联书店，也要重视苏区、解放区的编辑活动和出版活动”；还可以作地区史研究、专题史研究。刘杲先生的这些思考写于1999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出版通史》已经出版，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方面也有了多种成果，从而具体展现了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开阔视野。
3 研究意义
刘杲先生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一文，开篇就论述了加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五点好处：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对编辑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还“有助于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可供当前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借鉴”；“有助于提高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质量，有助于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助于扩大和推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有助于展示从发明纸张印刷到贡献千万典籍的历史画卷，为爱国主义教育增加生动的教材”；与此相联系，刘杲先生曾关心英山毕舁墓碑的发现与考证问题，并建议“把毕墓碑的有关资料作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展品展出”，这都涉及普及印刷文化教育的问题。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历代编辑的文化典籍卷帙浩繁、数量众多，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张元济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曾写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这说明中国悠久绵长的编辑出版史对保存典籍、延续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具有重要作用。韩国为其一部用金属活字印制的经书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并在国内外广泛宣传，声势浩大。中国在普及印刷文化教育方面显然力度不够，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者理应为普及印刷文化教育付出努力。做出贡献。
注释：
编辑技术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4）122-0022-02
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加快了科学技术取得新成就的速度，这也使得当代科技期刊编辑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一名合格编辑，在编辑工作中如何跟上时展步伐，使自己的知识水平适应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为自己所参编或主编的科技期刊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培养科技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最有效的方式。
阅读是一名编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科技编辑职业的特殊性，要想培养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科技期刊编辑可以在平时的阅读中养成从职业视角进行阅读的习惯，以促进自己的发展。
1.1在读书和读新闻中保持和强化职业的敏锐性
编辑职业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阅读中发现稿件中的语法错误、文字错误、表达错误等。科技期刊编辑不仅需要具备上述编辑的基本素养，还需对拟使用稿件的内容进行认真分析，并对稿件按照相关行业要求进行规范与审核。如此高强度的文字性工作，使许多科技期刊编辑容易产生阅读疲劳，无法长久保持清醒、细致的阅读习惯。
为了缓解科技编辑的阅读疲劳，使科技期刊编辑养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空余时间，科技期刊编辑应以职业的视角去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或者新闻。这样做一方面能达到自己业余时间的休憩，还能使自己在阅读中掌握各种各样的当今比较广泛使用的字、词、句，另一方面，还能让自己及时吸收当前比较重要的知识与信息，能及时学习和掌握最新科技技术。所以，在平时的读书和读新闻中保持和强化自己的职业敏锐性，以科技期刊的职业要求去吸取书本新闻中的知识，促进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1.2阅读认可度高的科技论文，提升品位与专业知识
当前，许多的科技论文作者，由于自身水平与修养问题，往往通过不正当手段发表一些水平不高的论文，甚至是明显抄袭的论文，导致整个论文库中鱼龙混杂。如果科技期刊的编辑不通过一定的取舍，盲目的阅读相关论文，可能会使自己的品位与专业知识均得到负面发展。因此，科技期刊的编辑要阅读认可度高的科技论文，拜读与自己编辑的稿件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论文，保持自身对专业发展前沿的关注，有利于提高自己在工作中的处理稿件的能力，提升对作者来稿的公平、公正对待。此外，阅读认可度高的科技论文，还能提升科技期刊编辑的专业表达能力，落实到办刊实践中，促进期刊的发展。
2参加各种会议或者培训，以达到提升自己可持续发展能力
科技期刊的科技主题，决定了科技期刊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产生质的变化，为了保证科技期刊的与时俱进，科技期刊编辑的能力也需不断提升，达到期刊发展的要求。当前，一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编辑一定是一个时刻爱思考、时刻爱学习的编辑。
1）参加编辑技能培训以及相关的编辑专业研讨会，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人想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将发展的外因与内因结合好。科技期刊的编辑想要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相关素养，除了需要自己的努力之外，还要积极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会，及时的学习最先进的技能，对比自己专业技能中的不足，积极改进，达到永续发展的要求；参与各种相关专业研讨会，开阔自己的眼界，厘清自己发展的思路，增加自己发展的后劲，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参加相关专业学术会议，利用空闲时间到进修班学习，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平
参加相关专业学术会议，有助于科技期刊编辑在期刊编辑过程中的选题；同时，参加相关学术会议，接触相关审稿人和作者，提升对文稿的认识；最后还能借助这个平台宣传自己所编辑的期刊，扩大自己期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参加相关学术会议，能增长科技期刊编辑对自身行业发展水平的认识，增强自己的行业荣誉感，还能吸收到很多优质的稿件。如此多的优势，使得科技期刊编辑的发展水平能迅速增长到很高的位置，促进编辑对工作的信心与热爱，达到科技期刊编辑的可持续发展。
参加专业进修，能使编辑学到更多的期刊相关的专业素养，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认识专业的最新研究领域，促进自己在后来的期刊编辑过程中处于更主动的地位，达到促进期刊质量向更好方向发展，提升编辑的学习热情、创刊热情，达到循环促进的可持续发展。
3参加编辑技能竞赛，激发编辑牢固掌握专业技能，促进编辑可持续发展
编辑技能竞赛，主要竞赛内容是语言文字水平能力、编辑基本常识、相关行业标准与规范以及专业能力。这些内容涵盖了编辑所要掌握的工作相关的各方面的知识，让相关人员参与此种竞赛，能在比赛前期激发他们学习新知识，补充自己知识水平中的不足之处，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一定程度上使编辑的专业知识和编辑技能得到提升，促进他们的发展。相关单位如果能辅以物质奖励，还能有力的调动相关人员继续学习、反复补充知识的积极性，能保证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4相关单位组织多形式的刊物评比检查活动
相关单位不定期组织多形式的刊物评比检查活动，将那些办得优秀的刊物进行公开展示，并给予相关奖励，帮助相关人员正视自己的不足，提升编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那些检查中出现问题较多的刊物，要及时将情况反馈给期刊的作者，使作者认识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相关单位对有困难的编辑部门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相关编辑的发展，这样做能充分调动各编辑部的办刊积极性，提升办刊水平，同时对相关编辑起到教育与提升作用，促进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5培养科技期刊编辑的特殊职业敏感，促进科技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科技期刊想要取得很好的表达效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进行某个论点的论述时，运用相关数据图表进行表述，减少文字的使用。所以，培养科技期刊编辑特殊的职业敏感，可以从对图表的敏感上面着手，让相关编辑熟练各种表格图形所能表达的信息，做到见表、见图就能立刻找到重点，立刻分析数据得出结论，通过不断的训练，使科技期刊编辑能熟练掌握相关敏感能力，达到可持续发展。
6结论
科技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作用，相关编辑、单位和整个行业都应从促进行业快速较好发展方向出发，制定一切切实可行的方案对科技期刊编辑进行持续的培养，使他们的能力在工作中、生活中、培训中、会议中均能得到有效锻炼，促进他们自主学习的热情，使他们自身的技能不断提升，达到时展的要求，实现相关编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促进整个科技期刊事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小华.论科技期刊编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6：1099-1101.
[2]董冰，王军红.浅析科技期刊编辑“生产智慧”能力的培养[J].出版发行研究，2013，5：75-77.
[3]王丽莲.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9.
编辑技术论文篇10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出版；编辑
中图分类号：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105-02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未来学大师及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便预言大数据（bigdata）将成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至国家的重大决策，下至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信息均被数字化，并得到有效的储存。迈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时代，它强调信息技术的重点由“技术”转变为“信息”。因此，在以信息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数据势必引发其组织决策和业务流程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而为学术研究服务的科技期刊在大数据时代浪潮中，又将面对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一、大数据的概念与特征
大数据，又称为巨量资料或海量资料；其是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繁多的数据资料构成的数据集合，是以“云计算”为基础技术支持的数据处理和应用模式。大数据技术是通过集成共享数据，将分散的数据资源转变为集中的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研究机构Garter定义“大数据”为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简而言之，从各种类型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就是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的特征通常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数据体量巨大（Volume）、数据类型繁多（Variety）、价值密度低（Value）、处理速度快（Velocity）。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数据的4V特征，也是大数据区别于传统数据的显著特征。
二、大数据时代下科技期刊面临的机遇
1.出版形态的多样化。大数据时代，在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环境下，传统科技期刊的出版模式已悄然向大数据平台、多媒介及全媒体模式转型。科技期刊数据化集群建设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与推广，随着大数据平台技术的建立，科技期刊实现了内容的自主优化、信息服务的个性化，以及出版发行模式的多元化，科技期刊将向着在线投稿及评议系统、编辑管理系统和增值服务系统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大数据期刊平台的构建将通过期刊内容推荐系统、流计算、期刊数据库和期刊信息整合与治理四大功能板块完成[1]。大多数科技期刊所采用的纸质媒介，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体验，网络、无线、手持阅读器的全媒体出版要求凸显。传统纸质科技期刊传播媒介将呈多样化、全媒体的发展态势，物联网、互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平台，都已成为科技期刊传播的重要媒介。科技期刊利用数字化、多媒介、全媒体的出版模式，在为读者提供平面媒体与数字媒体相结合的全新视听阅读感受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途径和更深层次的推广效果。
2.业务流程的智能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云计算技术的成熟，使得任何复杂的数据都可以实现定量化分析[2]。因此，导致编辑工作流程中的信息收集、加工、传递等过程的智能化成为可能。科技期刊编辑的目标是将知识差大，且读者或该领域从业人员感兴趣的论文从众多稿件中挑选出来，体现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就是组稿策划和审稿过程[3]。而过去这一编辑流程基本依靠编辑人员的经验、价值观或学术专家提出的建议完成。而现在大数据技术将科技期刊历史出版物数据化，将全社会、全行业的科技成果数据化，并将这些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从中获得真实、客观、准确、全面的学术信息，从而为科技期刊的选题策划、组稿及审稿提供依据。可以想象在大数据技术提供的真实、客观、准确、全面的学术信息下，那些“一稿多投”或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问题稿件，将无处遁形。在信息的加工过程中，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将过去编辑流程中，因编辑习惯不同或各期刊要求各异，而无统一标准的编辑规则模式转化为统一、有序的编辑规则模式。在这种编辑规则模式下，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或软件，有可能实现稿件的计算机“预编辑”。从而减少编辑的重复劳动和简单劳动，提升编辑质量和编辑效率。
3.评价规则的多元化。目前，对科技期刊及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估，普遍采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评价体系，如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然而，由于模拟数据时代采集的数据样本量小、种类少，导致科技期刊界对定性或定量评价的优劣争议不断[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文本分析、语义分析、专家印象评估及同行评估等方法，可以实现对科技期刊的定性评价。通过期刊影响因子动态跟踪、论文被引动态跟踪、论文浏览及下载量动态跟踪等方法，可以实现对科技期刊的动态评价。通过专家反馈信息采集、同行引用反馈信息采集、读者反馈与推荐信息采集、厂商应用效果市场反馈信息采集等方法，可以实现对科技期刊客观评价。因此，基于大数据平台的科技期刊及论文评估是定性与定量、历史与现代、静态与动态、学术价值和经济效益、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性科学评价机制[5]。
4.营销模式以品牌营销为主。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的营销模式是将文化价值、创新价值、版权价值和广告价值融为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文化价值即科技期刊的学术品牌，是科技期刊建设的最主要目标，有文化内涵、科技含量及艺术价值的品牌形象，不仅保证了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更是吸引读者的关键，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创新价值即是以创新为突破口的跨媒介融合出版，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受众群体的核心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市场动向，并及时提出有创新性的营销策略，是科技期刊出版单位需要具备的专业能力。印刷时代建立的传统版权原则和制度，在大数据时代受到了根本性动摇，传统版权规则所确立的利益观、价值观，以及商业模式也被逐渐解构，特别是随着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版权资源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价值被重新挖掘和开发。版权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版权资源成为争夺主战场，版权资源的价值亟须重塑[6]。大数据时代，出版载体已向跨行业全媒体模式转变，出版形态也更加丰富，广告形式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期刊投放的平面广告，声音、动画、影像等多媒体形式的广告将有效地与科技期刊的主题报道内容相结合，读者在阅读杂志内容的同时，也反复接受了产品的展示与推广，加强了品牌宣传效果，真正达到广而告知的目的。
5.出版编辑理念面临的机遇。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要求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从传统的文字编辑加工，转变为全媒体新出版语境下的数字编辑。数字编辑的定义是：在数字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数字视频、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字音像制品、手机出版等出版过程中，从事选题策划、组织稿件、审核把关和加工整理的专业技术人员[7]。这就要求科技期刊编辑首先从思想上树立数字编辑理念，深刻理解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背景下编辑工作不断追求创新和数字技术应用的要求。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编辑在推广重要学术成果、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促进科技期刊发展进程中，不仅是实现期刊全媒体化的先行军，更是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开拓者。数字出版编辑应顺应数字出版的潮流，更新数字化出版的编辑理念，主动参与文化、科技成果的数据化，并积极实现数字信息的加工与传播。在读者服务方面，编辑也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的精准信息，实现对目标消费群体的个体化信息推送，提供更为精准服务。数字出版编辑要不断适应数字理念的创新，以适应大数据时代不断深化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输入内容智能化的趋势[8]。
三、大数据时代下科技期刊面临的挑战
1.信息透明化导致期刊生存环境竞争激烈。通过大数据技术，所有科技期刊都将在一个更为透明的环境中生存。所有科技期刊的评价指标，都将作为公共信息，而被公之于众。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都会将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收录期刊的主要计量指标，如核心总被引频次、核心影响因子、核心即年指标等，以引证报告的形式，提供给大众。在这些细化和量化的数据信息面前，科技期刊的优劣势一目了然。这必将造成优秀期刊的良性发展和劣质期刊的自我淘汰。这种数据公开机制，有可能导致某些优质期刊或优势学科领域的期刊获得更多的读者和作者资源，而对于新创办的期刊和某些弱势学科领域的期刊将进入一个更为不利的生存态势之中。
2.对科技期刊编辑人才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大数据理念深入人心，大数据技术的日臻成熟，数字化出版必将成为科技期刊的主要出版形式[9]。因此，数字化编辑也将成为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者的新要求。编辑工作者不仅应具备组稿策划、文字编辑加工能力外，还应具备内容扩展、内容研究、内容创作等能力，以适应科技期刊在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化发展。
3.传统的盈利模式不再满足期刊的发展需求。在科技期刊数字化进程中，科技期刊文章无偿向全社会提供阅读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依靠纸质发行、有偿下载阅读的传统盈利模式，已不能满足期刊的发展要求。然而，在将来期刊出版社或编辑部是否能成为数据运营的主体，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数据库运营商有可能通过与科技期刊共同建立和运行数字化出版平台，或开发数字化产品，来分享杂志的发行和广告收入。
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技期刊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作为科技期刊的从业者，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迎接挑战，完成科技期刊的完美转型，尽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期刊集群化。
参考文献：
[1]丁田.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的未来形态[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
[2]贾晓青，王萍，陈清莲.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编辑思维拓展[J].出版科学，2014（6）.
[3]张小强，张苹，吕赛英.从信息传播角度看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过程及其优化[J].编辑学报，2007（3）.
[4]朱剑.量化指标：学术期刊不能承受之轻――评《全国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5]柴英，马婧.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功能的变革[J].编辑之友，2014（6）.
[6]张勤.试论大数据时代版权资源的价值重塑[J].中国出版，2015（11）.
[7]李超.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职称评定的作用[eB/oL].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2013-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