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论文篇1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3］《第一财经日报》著《拯救全球金融》中信出版社2009.1.
金融消费论文篇2
1.1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权工作机构尚不健全
我国现行的金融消费维权机构主要是消费者协会和“一行三会”内设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是，“一行三会”等金融消费维权部门之间统一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对于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金融消费维权机构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在农村金融消费市场，地（市）、县以下尚未设立证券、保险等分业监管机构，对于证券、保险行业有关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缺乏解决的渠道。人民银行基层行承担着处理有关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职能，但县支行人员较少，且没有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构和岗位，致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不利。
1.2农村金融消费者投诉缺少渠道
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获得合理求偿权时，普遍存在着投诉困难的问题。单个金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维权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成本非常高，但成功率却比较低。对于农村金融市场来说，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支持，难以将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机构、工商消费者协会和公检法监管部门统一起来建立起完善的农村金融消费者投诉机制及权益保护体系，致使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有效的投诉渠道。
1.3农村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
较强的风险意识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提高自身金融素质，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对金融消费者是极其重要的。但是，由于农村地域较广、农村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加之我国对农村的金融消费知识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对农村金融消费者系统的、全面的金融知识教育，使得农村金融消费者无法全面了解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缺乏充分的认知，对金融消费产生纠纷的解决途径不够了解，既无较强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又缺乏依法维权意识。
2加强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
2.1构建和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应确立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本位的立法理念，针对金融业是特殊情况，通过专项立法规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一方面，修改与完善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金融法律，明确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监管规则。另一方面，在现阶段，为满足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应根据农村金融市场的实际，出台相应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在存贷款、银行卡、支付清算、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增加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和措施，以推动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依法开展。
2.2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
作为维护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主要行政机构，基层人民银行应结合目前实际，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一是各级人民银行应成立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领导机构，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金融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负责协调辖区范围内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统筹开展。二是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逐级设立金融消费者维权部门，指定专门人员，专职负责辖区的农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具体处理工作。三是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由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地方消费者协会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参加，建立部门间信息交流制度和金融机构业务准入、风险监测、现场检查及责任追究等机制，并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向农村延伸，使其构成全面覆盖的网络，合力促进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
2.3完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投诉渠道
对于农村金融交易的争议，应尽快建立有效的消费者投诉渠道。第一，人民银行基层行处负责对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进行检查，设立消费者投诉库，根据投诉分类进行调查和调解，定期分析，识别农村金融消费者面临的潜在问题，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依据。第二，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由专人负责农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该协会在组织上受行政职能部门监督，在业务上有独立的地位，主要负责农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公益活动、受理农村金融消费者的一般投诉，将调查结果向媒体公布，支持或代表农村金融消费者参加诉讼活动。第三，建立金融仲裁机构，以便农村金融消费者能及时通过仲裁这一公正、高效、快捷的方式解决金融交易争议。通过以上方式，逐步形成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法院的多元化监管机制及渠道通畅、选择多样的纠纷解决机制。
2.4增强农村金融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
金融消费论文篇3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起诉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起诉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起诉，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金融消费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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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秦彧.试论我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构建[J].现代经济信息，2008（4）.
[2]马强.美国小额法庭制度与借鉴[J].比较法研究，2011（9）.
[3]郑启福.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5）.
[4]叶建勋.独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亟待创设[n].中国证券报，2012-10-15.
[5]叶建勋.对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的框架性思考[J].金融与经济，2012（10）.
金融消费论文篇5
下午好！我是金融学专业***，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分析》，我的指导老师是***老师。下面我就论文的相关情况向各位老师作一下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连续几年获得稳定增长，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农村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本课题通过分析农村消费信贷的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策略，可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使我国农村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繁荣。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农村消费信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相应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当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定性的研究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从调研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信贷情况入手，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状况，针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的特点，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状况，指出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缺少足够的信贷支持，从侧面说明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现状，提出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变化发展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开拓创新，推出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等若干对策。
与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创新的之处是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金融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消费需求；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2)―0030―07
一、引言
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一直是传媒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在讨论，其一是关于不平等的潜在来源有激烈的争论，其次是围绕不平等的长期影响。本文试图去考察不平等是否与消费需求短期变化的相关性。
在不同的时期，经济个体的消费需求存在显著的差异，具有时变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经济个体获得信贷的能力依赖于收人时，收入分配能影响该经济适应外来冲击的能力。如果信贷门槛较低，只有低收入阶层被排除在信贷市场外，则不平等越大，可能消费需求波动越大。相反，如果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均排除在外，则收入分配不平等越大可能不会导致总消费需求较剧烈的波动。
本文利用跨省横截面数据，发现当人均收入较低时，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消费需求的变化较小，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较大的收入不平等在大部分时间均与较大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为解释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也考察了消费需求波动、收入分配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结论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取得信贷的不同待遇(这两者通常与高人均收入水平相联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入分配对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会导致消费需求发生不同的短期波动。
本文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波动影响的研究在以下几部分阐述。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并提出本文拟证的假说。第三部分实证方法的介绍及其指标和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表明结果，讨论在改变估计方法、选择样本期时，验证这些结果的强度，并作出解释，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最早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正式研究始于Creenwood和了ovanovic的《金融发展、增长与收入分配》(1990)一文的发表，他们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享受金融服务和形成金融中介是有成本的，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方，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穷人和富人因为财富的不同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财富超过门槛财富水平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受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稳定在乎等水平，即金融发展与收人分配差距呈“倒U”关系；Galor和Zeim在《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1993)一文中通过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分析了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初始财富不同的人筹资的能力也不同，初始财富高的人能够享受到信贷服务，初始财富少的人几乎借不到款，所以富裕国家比低收人国家有更平等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分配；Baneliee和newman研究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距；Clark、Xu和Zou运用全球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但“倒U”假说未得到支持15J。总之，Galor和Zeira和Banerjee和newman模型均包含共同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初始的财富分配差距未见得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与本文研究有关的还有，Kmsdl、Smith(1998)表明，使用财富的中等水平就可以解释宏观经济行为，然而，在他们的模型中，所有的个人均是面临同样的信贷约束条件，与此相反，本文并不认为是这样，本文假定每个人面临不同的信贷条件。因此，信贷约束和不受约束的个人拥有不同的消费需求能力，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能影响总体波动。jappeUi(1990)研究美国数据也发现，并非所有的家庭面临相同的约束条件，他估计只有19％的美国地区家庭受信贷约束，此外，他还建立了信贷约束加强与收人分配之间的联系，表明，信贷约束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当前的收入、财富和年龄。Zeldes(1989)经过研究发现，财富较少的个人其消费行为是受到信贷条件约束的。最后，Jappelli(1998)提供了更直接的经验证据，即越是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大的消费敏感性。
在国内，章奇等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控制其他因素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谈儒勇等运用中国数据分析两者关系也得出此种结论。本文试图把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与总消费需求波动有机结合，并考察他们之间的强相关性，本文的研究将与Ban－erjee类似，不平等对总消费需求的影响在低收人地区和高收入地区是不同的。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的层面，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才有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当只有低收入阶层信贷受约束时，不平等程度越大将导致总消费需求的波动也越大，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受约束时，不平等程度越大可能导致消费需求的波动越小。在较穷的地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信贷可能受约束，而在较富裕的地区，只有低收入阶层受约束，这样，在低收入地区，不平等加剧引起总消费需求较小波动，在高收入地区，不平等加剧将引起较大的总消费需求波动。同时，如果金融部门的发展使得接受信贷的门槛更低，那么总消费需求的变动有可能与金融发展是负向相关的。
三、指标及数据说明
下面的部分主要从经验上讨论以上提到的影响的存在性。但是关于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关联性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便是地方政府政策、文化等与收入分配有关联，而且可能也会影响消费需求变动，幸运的是，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可以获取，本文能够通过估计―个固定效应的模型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难割开不平等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和这些波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果较高的消费变动会产生较大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希望能找到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试图从两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为了把注意力放在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的联系上，使用了不平等的滞后值来研究初始的收入不平等与之后的总体消费需求变动之间的联系；然后，测量了在相当长时期内消费需求变动以观察衰退期和扩张期。如果认为扩张期增大了不平等、衰退期减少了不平等，则在方法上应考虑：本文的结果是由消费需求变动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引起的，因为样本期应包括扩张期和衰退期，否则，以上提到的解决办法都不能完全地解决这些内生性的问题，这些将在结果分析部分提到。
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的获取。数据的获取对本文应用面板估计和测量相当长时期内的消费需求变动至关重要，但收入不平等数据集相当少而且可靠性较低，当数据获取受到限制时，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陈宗胜(1991)测算的相关数据，并借鉴他的“分层加权法”测算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即Cini系数。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本文相对小的样本可能对结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因此本文后半部分进行几种敏感性分析。
最后，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波动的影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因为是否能获得信贷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就因为这样，允许收入不平等对变动的影响随后者而变动。
讨论了以上的问题之后，本文的实证研究是由以下方程开始估计的：
当选择数据时，必须考虑到绝大多数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较慢，所以对不平等的测量需要较长的时期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这样，在构筑数据集时，本文需要权衡：观测期之内年数较多，以观测到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并且在较长时期内计算出消费需求变动率，同时，它也会减少回归中的时期数，降低固定效应估计的有效性。在权衡之中，本文首先观察了一个三时期固定效应模型，之后，本文又考虑了一个四时期模型。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2)、《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2002)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我们的有效样本包括了28个省(直辖市)从1978～2001的面板数据，并把它分割成均等的三部分，计算了1981～1985、1989～1993及1997～2001间年增长率的标准差，观察了1978～1980、1986～1988及1994～1996年之间收入不平等
我们的计量检验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对全国范围内的28个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第二步是把数据按照东、中、西三个经济去进行分区域的研究。
结果验证了本文先前的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与数据，因此，本文观察到一个三年期的收入分配的特征，并观察到之后5年消费需求的波动。
四、计量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初始估计结果
在这部分，本文采用计量软件eview5．0并估计了(1)式。
总消费需求波动是紧密相连。然而，如表2所示，这种相连关系随着人均收入水平而变动，初始人均收入较低时，较大的不平等通常与消费需求增长变动较小相联系，如西部地区inCineQ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而当人均收入较高时，这种影响是相反的(1n-CineQ系数为正值且显著)且较大的不平等伴随着较高的总消费需求变动。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因为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可能信贷约束的条件存在差异，同时因为金融发展和GDp均值高度相关，所以对金融发展指标FinDeV的测量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估计对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假说中所言，金融的高速发展能够降低信贷约束的门槛让更多的人接受信贷，这样，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影响消费需求波动。本文期望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它与收入不平等的相互影响能加强对假说的检验。
为了检验这个思想，最好是使用私人信贷与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但受到我国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只好用金融发展规模(FinDeV)的指标来代替。
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常用m2GDp的比重这一指标(mckinnon，1973)，简称为麦氏指标，然而，麦氏指标受到了众多的质疑。arestis等(2001)考虑到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设计了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金融发展规模度量指标。allen等(2003)利用结构指数表明，中国银行系统的规模远远地超过了金融市场的规模，尽管中国股市确实比银行要有效得多，但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要远大于股票市场，即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所以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也是比较合理的。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在本文中对GDp通过官方公布的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年)加以调整。贷款余额这一存量指标剔除价格影响的处理方法按照King和Levine(1993)，用名义值上年和本年的平均值来表示剔除了价格影响后的实际值。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本文初始估计中，meanGDp可能只是金融发展的一种代替，为了检验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inCineQ和金融发展指标的交互项(以下以inFinDeV表示)，以找到meanGDp或FinDeV哪一个是更好的解释变量，在消费需求回归模型中，FinDeV以及inFinDeV的系数是显著的，这也就验证了总消费需求的波动是受到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的，本文相信以上的假说推断是合理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整体回归中，当inFinD。eV和FinDeV的系数是显著时，inmeanGDp的系数虽然显著性水平下降，但仍然显著，由此也说明金融发展不能完全取代GDp，人均收入水平在解释消费需求波动方面仍然时具有一定解释力的。表2(b)的系数估计结果仍然表明，对本文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地区，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和消费需求的较低变动相联系，此结果也间接地表明我国还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
(二)敏感性分析
在前面部分，本文讨论了不平等与波动之间的联系，如在贫穷和金融发展较落后的地区，高不平等似乎与较低的消费需求波动相联系，但在富裕和金融发展发达的地区却正好相反。
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数据集较少，可能使本文的结论引入怀疑，所以有必要修改回归的条件来增强我们结论的强度。下面就是本文努力做的几点尝试，以更进一步寻找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需求波动之间联系的证据。
首先，本文在三个地区重新估计包含交互项――inmeanGDp和inFinDeV――的方程(估计结果略)，估计结果表明，在这三个样本中，inCineQ的系数在低收入样本中是负值，在高收入样本中是正值，这一结果确认了整个样本的结果，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中，获得了负值且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在高收入地区的较小样本中，本文获得了正值且在10％水平下显著的系数估计。
其次，理论上，各个地区可能有不同的GDp增长速度和消费需求的变动，因为他们面临不同大小的冲击，且各地制度文化也有差异。为了解释这种可能性是否影响本文的结论，把CDp增长的标准差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GDp增长变动较大的地区消费需求变动也较大，试图采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冲击的大小并不能改变本文的初始结论。
最后，本文试图发现计量结果对不同的样本期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于是选择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计算总变动的标准差和观察收入不平等的细微变化，采用另一种方法分割样本，即使用28个地区3个时期的更小的面板数据，本文减少不平等观察数据间的时间段并观察1978～1980、1984～1986、1990～1992和1996～1998年间不平等的数据，再计算1978～1983、1984～1989、1990～1995和1996～2001年间消费需求年增长的标准差，这个新的数据集与原始数据集在两个方面不同，一个是不平等的测量在两个时间段间的间隔较小，变化也就较小，另一个是在不平等观测数据间有一个完全重叠的时期，但在该时期本文计算消费需求的变动。
这样，在第三个数据集内，产生了内生性的问
基于敏感性分析证实了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变动的关联是相对正确的，这些结果不会随着估计方法以及样本的选择策略而改变。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之间的关系，在低收入地区，高不平等水平与消费需求的低波动相联系，在高收入地区，不平等程度越大，波动越大，并且数据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解释不平等与总消费需求变动间的联系。本文同时也意味着低总消费需求波动并不必然意味着绝大多数个人是富裕的，它只是意味着那些占总消费需求绝大部分的那些个体是富裕的。
我们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基于本文的政策建议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造成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萎缩的重要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收入差别的拉大。我国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城镇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在1994年达到35．6％峰值后，逐年下降，至1999年才开始回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在1994年以后也连续4年在低位徘徊，1999年才超过1994年的增长速度，2000年又有所下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于1994年达到35，4％的峰值后，逐年下题，因为如果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了不平等，则不平等和总消费需求变动估计重叠的部分可能会产生一个更引人怀疑的结果。
使用第三种样本进行的消费需求变动估计的结果列在表3(只列出了几个主要变量)，正如表中所显示的，先前的结论通常被保留了，其结果与先前的结果一致。消费需求变动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在第三个样本中得到支持，但显著性却减少了。降，到1998年仅增长了0．2％，近年来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有所提高，远比1996年以前低。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也呈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正如实证分析中显示，在我国这样一个低人均收入的国家，较大的不平等并不能加快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尤其要促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扩大，使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协调、互动发展。
2．我国金融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如m2与GDp比率在1991为0．9，2001年该比率已达到1．63”，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但股票债券市场和衍生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市场结构极不合理，信贷配给现象也严重存在，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的覆盖范围及其在促进消费中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消费信贷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6，22％，其中住房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4．98％。据统计，美国全部商业银行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15％；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50％，可以说我国的金融总体发展水平仍很落后。
金融消费论文篇7
一、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国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取知识权，尊重权和监督权。但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目标，在现有的“一行三会”中，至今没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事务。论文联盟我国的监管机构内部处理消费者投诉和解决纠纷的机制相对缺乏。在证监会，目前仅有一套具有政治色彩的非透明制度，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处理投诉，调查和纠纷的对应机制。银监会侧重对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性，风险性进行监管，而对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还存在很大的认识不足，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第三章监督管理职责中，没有条文涉及到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其他的监管法中也没有对保护银行消费者权益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二、美国金融消费者立法保护的特点
美国主要的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包括：诚信借贷法，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电子资金转账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加速资金到位法，诚信储蓄法，消费者租赁法，房屋贷款人保护法，公平住房法，房地产过户程序法等法律。美国信用管理行业主要的信用管理机构可分为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和非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两大类。
（一）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1、联邦储备体系。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于1976年。消费者顾问委员会代表消费者、社区和金融服务业的利益。其主要职责为：为仲裁委员会提供建议，便于其更好地履行《消费者信用保护法》中所规定的职责；为仲裁委员会提供金融服务领域纠纷的解决方案。2、货币管理局。货币管理局设有消费者支持小组，专门为消费者答疑，提供建议以及在消费者投诉国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是为其提供帮助。3、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监管联邦储备系统的非会员银行及外国银行在fdic投保的分支机构。当消费者要投诉被fdic监管的银行时，可将投诉信件寄往其“监管和消费者保护部门”的消费者回复中心。
（二）非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1、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中的消费者保护部门为消费者提供保护，使其在不公平待遇和诈骗行为中免遭伤害。该部门执行国会制定的一系列消费者保护法以及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的一些法规。2、国家信用联盟。国家信用联盟负责监管联邦信用社，在接收到消费者的书面投诉后，立刻答复消费者已收信，并将消费者投诉载入记录。此后，信用联盟监督委员会对投诉的信用社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或由监督委员会直接告知消费者，或委派工作人员回复。3、储蓄监督办公室。储蓄监督办公室监督联邦和一些州立储蓄机构，包括储蓄银行和储贷协会。对消费者的投诉，储蓄监督办公室一般会委派消费者事务人员将消费者的投诉寄往被投诉储蓄协会，这促使储蓄协会主动收集信息和记录。对于消费者信中所提及的问题，储蓄协会根据内部调查结果向储蓄监督办公室提供书面回复。
三、美国金融消费者立法对我国的借鉴
结合我国金融消费环境及消费者保护法制现状，完善消费者保护机制，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有必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快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项立法工作
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属于典型的“监管空白”。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金融监管法律或消费者保护法律，树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界定提供金融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种类以及金融商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明确金融消费纠纷的范围和解决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职责等。此外，还应注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转贴于论文联盟
反垄断法》等法律规定的衔接，并根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点，细化金融机构诚信义务、告知义务、保密义务的具体要求等内容。
（二）设立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防范金融风险的专门监管机构
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中，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事务的监管机构。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应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性的监管机构（例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还赋予该机构在监督、检查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权力，并肩负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以及协调统一金融监管部门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
（三）建立一套运作灵活论文联盟、简便、高效、透明和公正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金融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监管法律构建
一、金融消费者的概述
（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尽管金融产业迅速发展，但是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却是一直没有统一的界定。就目前我国理论界的观点而言，主要认为：所谓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指为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综合上诉观点，本文认为要想真正理解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必须注重以下几点。首先，金融消费者的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或团体。尽管一些社会团体和企业法人也会在日常生产或生活中参与金融消费，但是这些都不适用于用消费者保护的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要注意的是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目的是满足个人或家庭需要。而社会团体和企业法人参与的金融活动业不符合这一要求。最后，金融消费产生于个人向金融机构购买产品和享受服务的过程。认识到以上这三点，我们才能够正确把握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二）金融消费者特殊权益内容
第一，金融消费者信息权。
在金融领域，信息的准确和快捷显得极其重要。快速的了解金融市场信息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尤其在证券市场上，信息正确和快速抵达消费者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在消费过程中，信息是天然不对称的，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对交易本身的认知有偏差，他们的矛盾就会尤为突出。作为金融消费者必须要对自己的消费负责，在消费以前有权对自己即将消费的产品进行全面的了解，并且运用自己本身拥有的金融知识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后，再决定消费。
第二，金融消费者隐私权。
和普通的隐私权相比，金融隐私保护权大多涉及到财产属性，具有商业机密性和信息技术保密性的特点。这些信息可能会关系到金融消费者的重大财产安全，所以金融消费具有信息保密性。作为金融机构，要做到为消费者保密。在不侵犯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前提下要绝对保密。消费者自身也要对自己的信息保密工作负责，对个人消费信息保密，合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三）金融消费权益的特殊性
由于金融消费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使得金融消费与其他的消费相比更加具有独特性。
1.金融消费的标的是无形的。
金融消费的风险并不存在于对购买者的人身伤害上，而是对购买者的财产损失，并且这种损失虽然也是实质上的损失，但却是在无形中流失的。
2.金融消费的内容不易识别。金融产品是信息的集合，非常复杂，需要专业知识来识别。否则亲眼看到信息，消费者也无法判断消费内容。
3.金融商品种类繁多，内容复杂，不易于理解。金融消费中的各种金融机构开设业务不同，比如保险，银行，证券等，他们提供的种类繁多，各个大的种类下又有很多小的分类。
(四)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意义
“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是对原有的消费者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促使消费者受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在消费者理论上的一次有效探索。另外，该概念的提出，也提高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保护意识。在以往的金融投资者保护的案件处理过程中，投资者都是依托民法进行利益诉求的，但是根据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时常忽视金融消费的特殊性，进而导致金融消费者本人也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清楚不了解，更加不知道要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明确了消费者的地位和权力，增加了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任感，更有利于在实际行动中对自身的权益保护。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1.自我保护意识不足
由于受到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转型时期的影响，我国的金融机构本身的市场发展程度与国外仍存在很大差距，并且对市场的服务热情不高。大多数金融机构的注意力集中在企业的利益收获上。当涉及企业或机构切身利益时，时常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手段，以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本身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其中有很多人本身没有经过对金融的专业学习或是深入了解。对其所购买的金融产品并不了解详细情况，所以经常遭受损失。大部分人缺乏维权意识，这是对金融经营者侵权行为的放纵行为。不仅是当事人深受其害，而且长此以往，会助长金融市场的不良风气。
2.金融立法不完善
目前为止，我国对金融消费者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依据仅仅依靠分布在各个成文法中的零散条文，没有充分考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尽管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特定的金融法律范围内，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条文，但是界定都比较含糊，不能适用于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致使法律的实践执行上出现困难。
金融消费论文篇9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弱势地位；专业投资者
“金融消费者”是购买金融商品和接受金融服务的统称或泛称。在我国，长期以来因为金融立法的分业规定使人们习惯性的依金融业不同的领域来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体冠之以不同的称谓，如“客户”、“存款人”、“贷款人”、“投资人”等，而不是统称为“金融消费者”。但是随着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机构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类型多样的综合类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使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可以跨越各金融领域的划分来进行金融消费，其存款人、保险相对人或投资者的身份也因此不再泾渭分明，其身份也由投资者、客户、投保人等而变成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
一、金融消费者的内涵
在我国金融消费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概念，在立法上并未出现金融消费者这一称谓，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金融消费者”从逻辑上来看应该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专业化，所以要解读和分析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就需要从“消费者”的概念开始探讨，通过分析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的基本属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背景和制度价值来探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相关命题。
（一）金融消费者具有“消费者”的根本属性即交易中的弱势地位
通过考察消费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消费者保护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各国和地区才纷纷确立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法律上特殊的“消费者”地位，并给予其特别的法律保护。而个人在参与金融消费活动过程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也正是确立其在法律上“金融消费者”地位的根本原因。并且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中所体现的弱势性与传统消费相比显得更加突出和特殊，更需要国家予以特殊的保护。
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业都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并非是任何市场主体都能参与自由竞争的领域。并且各国的金融提供者，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现代社会对金融业的依赖度以及金融提供者和金融消费者之间力量的巨大悬殊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消费领域。金融机构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极有可能利用优势地位损害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使金融消费者成为只能听凭经营者摆布和压榨的弱者。
其次，在传统消费情境下，消费者固然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但消费者对于所购买的商品与服务基本是可以直观的了解到的，其质量问题除特别专业化之外，是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因此，传统消费不存在消费者对自己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无法判断的问题。而金融消费者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则更多的体现为信息的汇集与传递，尤其在权利证券化，证券无纸化的今天，大量的不对称的信息的存在，使交易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地位分外明显。因此，金融消费和传统消费的一个非常重大差异就体现在金融消费对专业信息极高的依赖度方面。
金融消费对专业信息高度依赖及其所带来的金融消费者困境，归纳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p38）。其一，消费标的具有无形性。在传统的商品交易中，消费者对于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可以感知的，并可以通过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予以认知，信息的传递比较直观和明确。然而金融商品具有无形性，金融消费者往往会因为自己所购买的金融商品存在金融欺诈等行为而遭受巨额的财产损失。其二，消费内容的不易识别性。各种金融商品无论是证券、理财产品还是保险产品，其共同的本质是各种信息的组合。而且，这种信息是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都对消费者予以显示，金融消费者也无力准确的理解和辨识其所购买的金融商品的内容。相较于普通的商品交易，金融活动中消费者的辨识能力更低。其三，格式合同在金融消费中的广泛应用。金融消费中大量使用格式合同，这些格式合同不仅内容庞杂深奥，而且许多条款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金融机构也往往利用其信息和经济的优势地位任意加大金融消费者的义务而免除其责任，使得金融消费者在遭受巨大损失时，难以追究其责任。其四，销售方式的劝诱性。在金融活动中，许多金融商品都采用劝诱式的销售策略，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往往刻意回避某款金融商品所隐含的巨大风险，而夸大其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其五，对价获取的高风险性。与一般消费不同，金融消费是一种对风险和预期收益的预测，往往具有非常大的风险性，在一些情况下不仅会血本无归，可能还需要向金融机构进行赔偿。如使一些巨富们一夜之间由富翁变为“负翁”的被戏称为“iKillYouLater”的accumulator衍生产品，正是金融商品高风险性的最好例证。上述诸种因素使得在传统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金融消费中变得更为突出，市场交易的风险增加，处于信息弱势一方的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风险也大大增加。
(二)金融消费仍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
根据消费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可以将消费区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类。通常人们所说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指的是生活消费，即为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所必需的基本消费，比如衣食住行等的消费。
其实金融需求就像衣食住行一样，是个人生活消费需求的一部分。金融消费应当是在人们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者为满足自己的金融消费需求，广泛地接受金融服务者所提供的各式金融服务，如购买股票、基金、外汇、债券、金融保险等各种金融产品。随着金融服务介入现代生活消费的程度日益加深，金融消费已经成为消费者生活消费行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步升级，人们就狭义生活消费的支出越来越少，而金融、旅游等新兴领域逐步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将“生活消费”限定为狭义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将导致对生活消费范围的不当缩小，也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坚持“生活消费”的开放性、发展性，从广义上来理解“生活消费”的内涵，方能使消费者保护的范围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拓展[2](p23)。
实际上，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国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等，都提出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问题。英国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更是首次采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使金融消费者作为法律概念得到确认。而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是指为满足基本金融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3](p226)。
二、金融消费者的外延
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外延即金融市场上哪些主体属于金融消费者，它涉及到金融消费者制度保护的范围。根据以上的定义，金融消费者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参与金融活动的机构，其原因主要在于，消费者保护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在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价值目标在于实现实质正义。
首先个人所参与的中低风险投资行为应属于金融消费的范畴。因为在现代社会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程度越来越高，即使是中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也是具有复杂专业知识背景的金融专家所设计的特殊商品，绝非普通百姓凭生活常识所能把握。个人投资者在进行金融消费时，不仅天然的信息劣势使其对自己的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情况难以把握，而且贪婪、侥幸等人性弱点在金融投资领域也表现得往往更为突出[4](p56)。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无法克服及其弱势地位所导致的利益失衡符合消费者特殊保护的基理。所以，相比于专业、实力强大且相对垄断的金融机构来说，个人投资者的弱势地位是非常明显的，确立个人中小投资者的金融消费者地位实属必要且合理。
其次，与金融消费者的外延相关的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区分金融消费者和专业投资者的界限，因为各国的理论和实践普遍认为专业投资者不属于金融消费者[5]。
在证券业，专业投资者通常指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投资经验或者拥有高额财富，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而无需证券法专门保护的投资者。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专业投资者制度，而是正在构建类似的证券市场合格投资者制度。而在香港，2002年3月13日获得通过的《证券及期货条例》使得香港的专业投资者制度在证券基本法的层面上得以确立[6](p117)。通过对香港地区专业投资者制度的考察，将有利于进一步分析金融消费者和专业投资者的界限问题。根据香港的法律，专业投资者区分为固定的专业投资者和订明的专业投资者。前者主要是提供金融服务或者从事投资活动的市场专业机构，根据法律的列举而直接确定。后者通常是高资产净值投资者，主要以资产净值来做定性判断，同时需要经过金融中介的评估，履行一定程序后予以确定。固定专业投资者的专业投资者身份毋庸置疑，然而对于订明的专业投资者尤其是其中的个人投资者，其专业投资者身份的认定却不无疑问。雷曼迷你债券和打折股票案的爆发，则进一步对专业投资者制度中的一些规则提出了挑战[7]。
在订明的专业投资者制度中，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专业投资者）规则》第3条将下列主体订明为专业投资者：1、获受托管理不少于40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资产的信托法团；2、拥有投资组合总值不少于8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个人；3、拥有不少于8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投资组合或拥有不少于400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的资产的法团或合伙；4、唯一业务是持有投资及由个人专业投资者全资拥有的法团。上述专业投资者通常是高资产净值投资者，立法对他们主要采用了资产总值的评判标准。此外，立法要求金融中介在判断主体是否具备自我保护能力而成为专业投资者时，除了要考虑资产总值的因素，还要考虑相关主体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投资经验等因素来综合判断。但是在实践中，对于资产总值的检测规定于基本法，具有法律效力，而对于专业技能、投资经验等的考量确规定于没有法律效力的《操守准侧》，这就使得金融中介在实践中常常以资产数量来取代知识和经验，滥用评估权，祸害富有而“无知”的投资者[8](p126)。
而对于资产总值的判断准则，本文认为其简明易见，容易操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在经常的情况下是高额财富并不能代表其对证券市场及其高风险投资具有良好的认知和判断或者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资足以分析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并做出有根据的决策。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往往比不上未必拥有财富，却富有知识和经验的老练的投资者。在判断专业投资者方面，资产净值与专业知识、技能和投资经验相比，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具有影响力和决定性。法律立足于专业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而酌减保护水平，我们在强调投资者资产能力之必要性时，其实更应该强调的是他们进行投资分析和决策的能力。
雷曼迷你债券和打折股票案等案件表明，在投资领域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投资领域，复杂的衍生产品就算是一般实体企业或机构投资者也根本不知道这类产品应如何估值，不知道如何计算与控制风险，更何况是绝大多数作为普通投资者的个人。而作为交易对手的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则拥有大量专业人才，对于衍生品的数学模型有着多年的研究，充分掌握估值与风险对冲技术。有学者比较精辟地将其概括为，从定价的角度考虑，与国际银行做复杂衍生品交易，就好像普通人与乔丹一对一进行篮球比赛[9](p127)。同时，金融衍生品创新快，结构复杂，且多在场外进行，非标准化且极不透明，远超现有监管体制可容纳的框架，对金融商品销售者的规范性操作的要求没有场内交易那么严格，这就更增加了投资陷阱存在的可能性。
我国内地的证券市场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市场的监管和自律环境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为了更好的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的良好发展，本文认为在认定个人为专业投资者时，不应只是考虑其资产总值、投资组合等因素，还应综合其他因素予以判定。
三、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制度意义
在金融消费中，金融相对人面对复杂的金融产品时的理解力以及风险判断能力普遍非常低，对于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选择呈现出一种盲目的趋势，导致了金融相对人权益保护问题的突出。因此将金融领域内的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是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金融消费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隐私权保护
我国宏观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得人们对于金融理财产品的需求倍增。金融理财业务的迅猛增长在变革金融产品消费者的理财习惯的同时，也给金融机构的运营和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带来诸多风险。金融理财产品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事关我国金融信息系统安全和金融产业的稳健发展水平。
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消费者隐私保护问题分析
（一）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消费者隐私信息失控的法制体系问题
法制体系不健全是导致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消费者隐私保护不力的根源之一。其一，当前法制体系对公民隐私权的规定模糊化处理，使得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司法实践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但在第三十八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第四十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从而间接确认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是对于消费者隐私权的司法界定仍然存在模糊性问题（郑启福，2012）。这使得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在如何保护消费者隐私权问题上陷入无法可依的窘境中。其二，当前法制体系对于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力度不足，金融机构通常采取违规但不违法的应对策略来侵害消费者隐私信息（冯博等，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该法条所列罪名符合的条件下，刑法给予的惩处可谓严厉。但在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司法实践中，金融机构通常采取的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行为难以达到刑法所列标准，从而造成金融机构违规但不违法的现实。
（二）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消费者隐私信息失控的金融机构管理问题
在金融理财产品营销过程中，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失范亦将削弱消费者隐私信息的受保护程度。其一，金融机构对以获取的消费者隐私信息数据库的管理水平较低，内部管理制度紊乱，为数据库管理员的道德风险暴露提供了契机。数据库管理员在个人私利的驱动下，易采取损害金融机构及消费者利益的行动，绕过系统监管获取高价值客户的理财产品购买信息并向金融机构竞争对手或非法机构兜售，以从中谋利。激发员工道德风险的因素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内部企业文化缺乏对于员工的人性关怀，使得员工认为其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并不相符，从而采取损害企业利益以谋求其自身利益最优化的策略。再者，金融机构内部规章制度设计存在漏洞的事实，也为员工采取兜售消费者隐私信息牟利的行为提供了制度便利（孔凯，2012）。其二，金融机构的消费者救济制度设计缺位，使得个人消费隐私信息受侵害时，消费者缺乏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制度途径。在与金融机构就消费者隐私权保护问题展开博弈的过程中，消费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信息由金融机构来获取、存储及调用分析，消费者难以获取金融机构侵害其隐私权的确切证据，从而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事关个人隐私权的切身利益。
（三）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消费者隐私信息失控的消费者问题
自身的安全意识薄弱和隐私权保护能力较弱的消费者，亦应当为消费者隐私信息泄漏风险的爆发承担相应责任。当前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日渐崛起，金融理财业务规模随之暴涨。部分消费者对于此类新兴金融业务的风险缺乏有效认知，易于忽视金融理财业务中所潜伏的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维护问题。其一，消费者缺乏在购置金融理财产品的过程中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意识。消费者在接受金融理财服务时，随意处置填有个人隐私信息的单据，随意接受客服人员递交的单据进行填写，从而使得个人隐私信息被非法信息采集者获取以作非法之途，进而导致其本人正当隐私权受损。其二，消费者缺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基础性知识与技能。作为金融衍生品的金融理财产品的风险结构日臻复杂，产品设计者对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获取也日趋丰富化。这对于缺乏专业金融理财知识的普通消费者而言，金融理财产品的复杂专业知识要求对消费者形成难以逾越的知识障碍，从而限制了消费者利用传统经验来防范个人隐私信息暴露风险的能力。再者，金融机构通常采取将金融理财产品契约复杂化的方式，将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暴露风险的责任归属消费者的条款隐匿在海量的金融理财产品合同中，从而降低消费者发现并审慎评估该条款的风险的几率。金融机构的这种形式合法但却属于实质性欺诈的行为，亦是导致消费者对其自身应承担的隐私信息保护责任产生误判的根源之一。
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消费者隐私保护的可行策略
（一）健全对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的法制体系
我国居民的消费隐私信息保护意识日渐提升的现实，与当前法制体系对于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益相关法条的相对滞后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立法当局应当充分认知到消费者日渐觉醒的隐私权保护诉求，通过修订现行法律的方式来完善我国的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法制体系。其一，立法机关应当重视对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选择恰当的立法时机制定《消费者隐私权益保护法》。我国现行法制体系中对于消费者隐私权益的保护内容离散的分布于各部法律中，缺乏系统论述消费者隐私权益的法律，从而降低了消费者在现有司法体系中伸张其合理的隐私权益保护诉求。金融理财产品的复杂性决定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迫切需要借助法条相对明确的、对违法行为惩处相对有力的《消费者隐私权益保护法》来有效保障其个人隐私信息权。其二，立法机构应当从法条上明确个人隐私权属于其独立人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法制体系中缺乏对于公民的隐私信息保护权的独立论述。而公民的隐私信息保护权是其个人独立人格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和有机构建，缺乏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任何公民个体无法全面获得其独立人格权。当前我国的《民法通则》的第四节之人身权中的第九十八条到第一百零二条分别将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纳入到公民的人格权中。为此，立法机构有必要在《民法通则》中增设对于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权的论述，以切实落实对于公民独立人格权的保障（丁素芳，2007）。
（二）提升对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的机构管理水平
其一，金融机构应重视建立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的首长负责制。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和经理层应直接负责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的制度，并指定法律和金融领域的专门人才制定与金融机构当前理财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保护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该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制度的执行人与监督人应当定期地向董事会和总经理汇报该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安全保护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建立针对制度执行过程中发生的突发性意外事件的不定期汇报制度，以确保该制度的执行能获得金融机构决策层的持续性支持。
其二，金融机构的内部稽核部门应当对于机构内部客户个人隐私信息的泄漏风险进行周期性或不定期的评估，并且对于该客户个人隐私信息泄漏风险评估程序进行可靠性与可行性评估，以确保金融机构有充裕的控制措施和突发性风险事件的应对方案。
其三，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考虑到本机构外购的第三方金融服务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的可靠性。金融机构将部分业务外包的策略是其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的有效策略。但是考虑到金融机构内部信息的高敏感性特点，金融机构在外购产品及服务的过程中，应当与第三方金融服务供应商签署规范的保密协议，以明确该第三方金融服务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可以获取的金融机构所掌握的何种数据信息。金融机构应当通过契约和管理程序两种手段杜绝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在未征得特定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获取消费者隐私数据信息的程序漏洞。
（三）完善对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的维权救济机制
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接洽并接受金融理财服务的过程中，需通过提交其个人隐私信息的方式来确认其个人身份合法性，并据此来确保个人金融资产的安全性。金融机构亦通过获取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的方式来印证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否涉及金融犯罪，从而维护金融系统安全，杜绝借助金融理财的方式实施金融犯罪的行为发生。因此，消费者向金融机构及有关部门提供其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具有显著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在接受金融机构的理财服务时，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难免会就个人隐私信息保护不力问题而产生纠纷，纠纷的解决措施及其效果成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一，消费者协会应当与金融行业携手合作，共同组建金融仲裁委员会，针对金融理财产品营销中所暴露的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问题提供仲裁服务。围绕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金融理财产品的仲裁需要专业金融人员的协助。传统消协主持下的消费者维权机构缺乏解决此类金融专业仲裁案的能力。金融机构应当秉持公平立场参与仲裁机构的仲裁活动，并给出公正的仲裁结论，以有效化解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围绕金融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问题所产生的纠葛，提升消费者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和美誉度，确保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稳健、可持续发展。
其二，立法机构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司法救济渠道。考虑到消费者在于金融机构展开博弈的过程中的弱势地位，立法机构应当修改现行法律，以降低消费者在维护自身消费隐私权的过程中的维权成本。立法机构应当将消费者就隐私权问题对金融机构提请的司法诉讼采取简便诉讼程序，从而降低消费者群体的诉讼成本。司法机构应当在消费者就隐私权问题对金融机构提请的司法诉讼中实施公益化诉讼程序，以激励消费者循着司法路径来解决其与金融机构的权益纠纷。
（四）强化对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的金融行业自律能力
在我国法制体系相对不完善的局面下，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保护问题难以籍由司法途径获得有效解决。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力度最终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的意志力。金融行业可从如下方面强化金融行业自律能力，以强化对消费者隐私信息保护力度。
其一，金融行业应当建立行业自律性企业文化。我国的社会文化强调对行为主体的自律能力的培养。通过强化金融行业内部的自律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金融从业者的自律文化素质，有利于金融机构以较低的制度成本提升企业客户的满意度水平。作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金融从业者，金融机构员工的自律文化素质修养的提升利于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信息在接受金融理财产品服务全流程中都得到有效保护。
其二，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有效的针对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法规与监管的威慑机制。具有管理柔性的企业文化约束不能杜绝低道德员工的道德风险暴露，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基于法与规则的威慑系统，方可有效达成对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效果。对于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不利的违规部门或者个人，金融机构的内部稽核部门应当采取强力措施，对该部门或个人实施行政制裁或经济制裁，以切实维护消费者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正当权益。
参考文献：
1.郑启福.金融消费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2.冯博，孙洁.金融消费者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完善路径[J].海南金融，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