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论文篇1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2
[摘要]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迄今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围绕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建构，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对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具体内容、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开创中国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建议，主张对先秦以来中国货币制度中长期存在的货币地域性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onHistorymonetaryGeographytheory
Keywords:history;monetarygeography;theory
abstract:asanimportantbranchofhistoricaleconomicgeography，thestudyinmonetarygeographyofhistoryhasnotbeengivendueattentionbytheacademiasofar.toconstructatheoreticalsystemofmonetarygeographyofhistoryisaverysignificantendeavour.wehavedelineatedtheobject，concretecontent，andtherelationshipofthisstudywithotherrelatedstudiesofthemonetarytheoreticalresearchofhistory，andhavecarriedonthetheoreticaldiscussionwithsuchproblemsastheinterreactionofotherdisciplineses，researchapproach，etc.andputforwardthesuggestionofestablis-hingmonetarygeographyinsuccessivedynastiesofChina，ofcarryingontheregionalproblemofthecurrencythatthesystemoftheChinesecurrencyexistedinmediumorlongtermsincethepre-Qinperiodoveralllyandsystematically.
一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
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空间状态的最基本的因素，以研究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及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青铜布币的流通和使用就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目前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布币是在今山西南部地区汾涑流域一带出土的，这证明，这一地区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布钱流通区域。为什么汾涑流域会成为布钱流通和使用的最早地区，这显然与这一地区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有关。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条件优越，作为农具耒是此区人们劳动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由耒为取象而铸造的耸肩尖足布成为农耕经济类型为主的地理环境中流通使用的货币，适应了人们对农具的依赖心理，显示了在农耕区域综合环境条件下，地理因素与货币及其流通区域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况还见之于长江流域的楚国。楚人生活在南方产龟地区，龟在楚人生活区内用途极广，且属楚国征赋之物。《国语·楚语下》记载楚王孙圉聘于晋时称：“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1](p210)而楚国的金币多是龟形，龟形金币在此区域的流通使用正显示了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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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课题资助。
除了上述对货币的地理性探讨以外，在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中，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与区域演变相关的货币流通方向以及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实际上就是某一层次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不同类型的货币经济地域系统由于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表现出来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就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如同为刀币流通区域的燕刀流通区域与齐刀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特征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燕刀流通区域之内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燕人受游牧民族日月崇拜习俗的影响非常深刻，铸造了反映北方游牧民族宗教信仰特点的燕日月刀币。这种刀币广泛地分布于燕国北部的游牧地区，反映在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即是使燕刀的流通主要集中在北方燕赵长城南北的民族错居之地。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齐人对海洋的开发有关，故其流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多集中在齐国的沿海地区，呈现出浓郁的海洋风貌。因此尽管燕刀与齐刀同为刀币系统铸币，但其流通区域内地理环境不同，使货币流通区域所呈现出的整体结构特征也大相径庭．这种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地域分异现象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货币流通区域内的整体结构差异也可以通过不同区域内货币流通的空间拓展方向表现出来。货币的空间拓展的流通方向，基本上代表了货币流通区域演变的发展过程。我们仍以燕刀、齐刀流通区域为例，说明货币流通区域的演变过程与货币流通拓展方向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燕国刀币流通区域内货币的流通方向受政治环境因素影响较强，在流通方向上呈现出由南而北，从易水流域的“易燕”逐渐向北发展，在占据燕山南北地区之后并继之向东北地区扩展的态势。而齐国刀币流通区域内的流通方向则截然不同，今莱州湾沿岸地区是齐国刀币最早流通的区域，也是齐刀流通的原生区域所在，此区刀币的铸行与齐人在此最早的经济开发活动有关。随着齐国货币经济的发展，齐国的货币经济区开始从最早的以．临淄为中心的莱州湾沿岸地区向其东的沿海和环胶州湾地区扩展，齐刀币的流通也随之而东，呈现出与燕刀流通截然不同的流通方向。形成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空间拓展的因素尽管较为复杂，但其确应是货币流通区域内整体结构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范畴。
除了上述对货币流通区域的整体结构和货币流通方向的研究以外，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指任何层面上货币流通区域由于空间或地理的缘故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所谓的依存与影响关系其实是指由于地域邻近的缘故，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使用的现象。这方面刀币的渊源承继关系与刀布复合流通区域的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流通使用的刀币是由太行山以西的戎狄族在接受晋南汾涑流域的农耕货币文化——布币的影响后而铸造并投入使用的。后来随着游牧民族的迁徙而在太行山以东的戎狄中山国境内(即今石家庄、保定)一带形成了最早的刀币流通区域——戎狄尖首刀流通区域。由于地域相邻而形成的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使戎狄尖首刀币很快影响到了东南的齐国刀币系统和其东北的燕国刀币系统，使齐国铸造了具有海洋风格的齐刀币，使燕国铸造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日月刀币。因此齐国的刀币与燕国的刀币都是受戎狄尖首刀币影响而流通使用的货币类型，而他们各自相应的流通区域也是在受到尖首刀流通区域的影响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我们说尖首刀流通区域、齐刀流通区域与燕刀流通区域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应被视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对象的重要范畴之一。
在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在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同时，人类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古代货币的铸造首先要选择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地区，之后的开山采矿，伐薪引水，架炉铸币会给地理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货币经济活动究竟能否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所承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货币的流通往往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人文地理的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言而喻有着重大的影响。货币政策一经作出就要付出实施，而其实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地理环境施加影响的过程，在适宜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和积极的，而竭泽而渔式的货币政策引导下的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因此，这种人类特定空间条件下的货币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也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诸多对象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总之，人类社会的货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就是以这种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探讨地理环境对人类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类货币经济活动对于地理环境的反作用，为实现货币流通在空间配置上的最佳布局，获致人类货币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借鉴与帮助。
二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
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3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4
在中观史学理论视阈下开展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同时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可以扩展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相互促进。我们试图以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以“小地方大历史、小人物大事件”为研究路径，以基层民众的生活和文化为研究内容，努力挖掘府县层面的历史文化资源，阐明中华民族精神的渊源与特质，从而重新建构和解释宏观层面的历史文化。府县与民众联系紧密府县级政权是历史上变动最小的基层政权，与下层百姓的联系甚为紧密。其政令运作、官民互动、社会结构、文教状况、、民风民俗以及境内的音乐、美术和古代建筑等，无一不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息息相关。府县承载了中华历史文化的具体事项，保留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积淀了各具特色的大众智慧，传承了因地而异的民风民俗，能够具体地呈现郡县制确立以来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府县历史文化包含政治运行、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价值观念和民俗信仰等诸多内涵，作为中观层面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的链条中具有承上启下、无以替代的作用。通过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深入而系统地开展府县层面的历史文化研究，或可对当今的研究范式、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启示意义。
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地位重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游移于宏观的宏大叙事和微观的细碎饾饤之间的偏颇。前者有时机械地呼应和诠释意识形态，选题流于空泛，论证失之疏阔，往往以玄想空谈代替切实印证；后者虽有视角向下和关注民间社会的指向，但因其较少整体与全局的观照，每每纠缠于细枝末节，同样疏离于历史的真相和常态。新的史学理论的引入或可有助于矫治这种偏弊。
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社会学领域提出了“中层理论”(middleRangetheory)这一概念。受其启发，我们尝试开展中观史学理论视阈下的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主要出于如下考量。从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我们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层面的切入点。视角向上的国家层面历史文化研究，经常陷于机械诠释和简单对应意识形态之窠臼，过于关注重大事项而抽掉了一些本不该忽略的具体内容，因问题过于宏大而难免顾此失彼。而视角向下的社会层面历史文化研究，又往往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统筹，每每忽略具体问题之间以及具体问题与重大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选取府县这样一个适中层面进行历史文化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视角而言，重点关注中间行政机构对文化活动的具体影响。府县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行政机构，在国家主流文化和主导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整合引导作用。通过考察府县对民间文化的干预和作用方式，可以深入了解主流文化在民间发生作用的机制，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及其变化。
从文化纵向构成和互动路径而言，意在把府县文化视为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民间文化和边缘支系文化的中间环节和调适力量。府县文化上承国家主流文化，下启下层大众文化，起着融通和调适作用。通过研究府县文化来认识和把握中华整体文化，是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从地域文化的特定空间而言，旨在把不同府县境内的文化视为相对独立的、中等规模的、更易操作的研究样本。以往的区域文化研究，一般沿用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概念，其价值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它也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这些较为广袤的区域内部的文化差异难以呈现；二是在对这些区域文化进行具体研究时，尚需从较小的区域文化单元进行切入。开展府县文化研究，有望找到更能充分呈现文化特征和意义的空间范围和叙事单元，使区域文化研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更易于趋向深化。
从经济运行的视角而言，无论中国古代经济，还是转轨后的近代经济，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县域经济都在宏观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古代社会，小区域经济是最能反映社会形态经济属性的研究领域；而在对迁代经济转轨后的区域差别研究方面，以往的切入点侧重于经济领域内部的部门经济及其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事实上，小区域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生活，环境变迁的影响，在府县视阈内更易探寻。
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前景广阔以府县为叙事单元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可以充分借鉴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经验，既符合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内在逻辑，又可为历史文化的实证研究提供具体研究样本，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促进不同学科专业学术群体间的合作。府县历史文化研究在府县范围内把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涉及诸多学科。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人员协同攻关，既是顺利开展这一研究的必要条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分科治学造成的弊端，更为准确地呈现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
带动新材料和新问题的发现。学术界尚未对府县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给予足够重视，致使很多相关资料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无用或辅助材料，从而未被纳入搜集、整理和使用的范围。在府县历史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往那些被视而不见或鲜为人知的史料将会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全新阐释，一些历史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就可以得到确立，传统视阈和方法之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迎刃而解。随着新材料的使用，新的问题意识会不断涌现，新的研究领域将被逐渐开拓。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5
内容摘要：历史性跨越是经济发展理论中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尤其对于后发区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相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黄河三角洲实现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产业路径。文章认为，发展特色产业是后发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最佳产业途径，最后确定了滨州的特色产业以及发展原则和对策。
关键词：特色产业历史性跨越滨州
历史性跨越的内涵及可行性
（一）历史性跨越的内涵
历史性跨越，是一个社会整体以非连续的方式发展和进步的整体概念，它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进步。其间要跳过一些阶段和步骤，而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先决条件就是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本文所指的是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而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应该指落后地区立足自身优势，通过对自身发展要素和先发地区的科技成果和经验模式的充分利用，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最终实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达到先发地区的经济水平甚至产生超越。因此，历史性跨越应该是一个横向的对比概念。
历史性跨越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跨越的主体应该是落后地区。这些地区与先发地区存在经济发展的差距，但是通过经济总量的积累，技术的引进和开发，这些地区达到了发挥后发优势的临界点。历史性跨越应该具有赶超特征。科学技术的跨越是基础，制度的跨越是保证，而产业的跨越则是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主要手段。历史性跨越的实质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和超常规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进而实现与先发区域将经济水平的缩小甚至赶超。
（二）历史性跨越的可行性
首先，从理论上来看，历史性跨越是实现超常规、大跨步的发展，只要策略和方法得当，充分发挥后发地区的后发优势，就有实现的可能。最早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其后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了一个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即所谓的后发优势理论，并且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所验证。在格申克龙之后，列维、阿拉伯莫维茨、克鲁格曼、范艾肯等经济学家相继提出经济模型，使后发优势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并且为后发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次，从实践上来看，在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比照历史性跨越的内涵，有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比较典型的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经济的高速增长；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前苏联在30年时间里成长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成功范例的发展类型或者发展模式是不相同的，但所走的都是非常规的跨越型道路。而历史性跨越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换言之，这种发展方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任何地区都有实现的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国民经济以年均9%的速度持续增长，总量连续翻番，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升到世界第六位。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历史性跨越的历史。对于黄河三角洲地区来说，实施大开发为实现历史性跨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特色产业是实现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最佳产业途径
（一）特色产业的内涵
特色产业是根据研究需要，依据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关联方式划分出来的产业类型，这种相同或相似的关联方式就是与其他产业有明显区别的特色。这就是特色产业与其他产业相区分的本质所在。笔者认为，特色产业是通过市场竞争而实现的，在竞争过程中，区域所拥有的独特的资源、独特的生产和管理方式成为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而这些优势使产业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分额，最终在竞争中获得回报并进而发展转化成为区域的特色产业。
（二）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经济社会历史性跨越的最佳产业途径
首先，在理论上，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地域分工理论是特色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而发展经济学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则是后发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产业路径选择的理论基础。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系列脱离平衡的运动，这些行动是由过去的不平衡发展引起的，试图在短期内在传统落后的经济中强加一个巨大的工业部门是不现实的。因此，该理论主张后发区域在一个时期内应该把投资相对集中于某些部门，通过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利用各部门投资的相对优势，使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以此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其次，在实践上，日本在20世纪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印证了后发优势理论。战后一段时间，日本在经济水平的各个层面上都大大落后于欧美国家，而日本政府通过实施高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优化配置资源，也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经济发展，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产业政策。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日本选择了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如钢铁、石油化工、电力、汽车等作为重点产业进行扶持，这一阶段日本之所以选择这些行业是与当时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有密切关系，而民间设备投资则体现了技术进步。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日本转变了发展策略，从重工业化转向知识密集化，这一时期日本在微电子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使其在国际贸易中极大地受益，一举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进一步提出技术立国。至此，日本完成了追赶英美的历史任务。
从理论上看，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只有实现产业跨越才能带动经济社会的跨越，但是现实的复杂性和该理论本身并没有指明什么产业符合重点发展产业的标准，所以单纯依靠该理论并不能完成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跨越。而日本的实践经验则为后发地区提供了路径借鉴。
按照特色产业的内涵和特征不难看出，日本当时选择的重点产业类似于现在的特色产业。对于日本来说，当时资源贫乏，难以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所以日本确立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此后的高速增长也印证了这一选择的重要性，日本在高速增长的前半期的基本特征是：引进欧美先进技术改变本国企业技术结构；能源结构从煤炭转向石油，促进了石油化工的发展；产业结构日益高度化。
滨州特色产业的确定及发展对策
（一）滨州特色产业的确定
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提出，黄河三角洲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比较优势：土地资源优势突出；地理区位优势明显；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系统独具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因此，根据这些比较优势，规划中提出滨州的特色产业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设施、交通网络设施以及能源建设），临港工业、临港物流和现代加工制造业以及在规划中提到的贝壳堤岛与湿地部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文化旅游等产业。
（二）滨州发展特色产业的原则
1.遵循市场机制原则。特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市场为基础，以市场竞争为导向。而市场经济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市场需求则由于不同消费者存在不同偏好而有很大区别，因而各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服从市场需要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而发展本地区的特色产业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才能使地区经济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赢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形成较大的经济效益。
2.特色资源和特色技术原则。从比较优势的核心“优中选优”来看，任何一个产业只有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而特色资源和技术是特色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优途径。
3.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原则。区域核心竞争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优势表现，是指区域所特有的，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中，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且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或者学习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因此，在地区产业类型中能够在竞争中营造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的产业只有特色产业。因此，发展特色产业应该能够有效地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4.动态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对于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来说，也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因此导致了以区位优势和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地域分工的不断变化，使得任何地区都不存在永久的比较优势，因而后发区域必须在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中寻求巩固和创新特色产业，对特色产业进行调整和优化。
（三）滨州发展特色产业的对策
1.延伸产业链，夯实现有特色产业基础。发展特色产业必须立足于自身情况和现有产业的先发优势，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创新延长产业链，夯实现有特色产业的基础。现有的特色产业是经过历史积淀和市场检验逐渐形成的。因此，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直接延长产业链，能够有效提高产业的关联度，加大产业之间的结合，创造出新产品进而发展为新的产业，带动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2.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发展重点特色产业。发展特色产业，也需要坚持区别对待原则，集中力量发展重点特色产业，使其逐步走上专业化、特色化和集群化的道路，同时谨防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同时在产业的空间布局上，应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加强专业化分工，使各个特色产业向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提高产业配套能力。
3.通过培育创新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社会的不断融合和发展，许多依靠特色技术的特色产业难以维持其独有特色，没有创新，特色产业也就难以持续。因此，特色产业也需要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引进或开发新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优势的产业而形成新的特色。
4.完善市场环境，增强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从特色产业的内涵而言，特色产业就是竞争的产业。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就是特色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应该为特色产业的发展开拓市场，把市场建设和特色产业开发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既建立市场又振兴特色产业的道路，使完善市场环境和发展特色产业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5.发展企业集团，加快现有企业的兼并、重组步伐。为改变目前滨州特色产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中的大企业集团，形成龙头企业，产生规模经济，加快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步伐。要实现上述目标，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必然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应对现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其基本原则是：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兼并规模小、效益差的企业，使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零部件厂或原材料供应商。通过这种强有力的措施，一方面可以充实和壮大企业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
6.以自身为主，兼顾横向联系，构造双向开放的格局。目前全球一体化和市场高度融合，地区生产要素已经日益渗透到合作伙伴的再生产过程中，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地区间的主要合作方式。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后发区域来说只有首先立足自身，在此基础上兼顾与先发区域的联系，保证先发地区生产要素能够有效进入后发区域。考虑到滨州目前软、硬环境都比较差的现状，应该依托处于黄蓝经济区中心的有利地理位置，全面向四周辐射开放，加强与周边区域的横向联系，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要素，并通过企业的联合促使比较优势迅速向经济优势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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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史论文篇6
近期有幸拜读了王笛所著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使我对长江上游地区的近世发展状况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本书由中华书局于2001年出版。是区域社会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不仅对有清一朝的长江上游这一相对独立、封闭，以往学者关注不多，却在中华文化上留有重重一笔的区域之整体情况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探究，而且本书侧重点在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同于以往较为侧重的阶级、经济的研究，清晰地给读者展现一幅长江上游地区由传统向近代化演变的的画卷。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启迪意义，对本人以后关注区域社会状况的变迁与发展有很大的启示。
纵览全文，此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本书研究对象鲜明，研究角度新颖。以前的学者往往重视研究整体的某一个方面，对区域的针对性不强，概括性较强，比较全面，对于具体区域的侧重性则不足。本书之研究聚焦于区域而不拘泥于区域，聚焦于社会方面研究而不拘泥于社会领域。作者研究的对象是长江上游地区，整体感十分强烈，始终以该区为重点，围绕该区阐述在有清一代的变迁特色，同时又细微地描述了长江上游地区内部的特点，发扬普遍联系的观点，且并没有割裂该区同其他地区的联系乃至与整体国家的联系。从社会史的角度准确的分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口和耕地的冲突、农业经济内部生产的变化、商业的发展、政治统治结构和地方秩序的关系、社会基层组织作用的加强以及传统文化、社会生活与风俗的演进等，展现给读者一幅生动的画面。
二、本文主题鲜明。本文始终围绕着清代长江上游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传统向近代化演变这一主题。正如作者所说本书试图去展现长江上游这个地处的农业大区是怎样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的，并且提出了作者本人对传统和近代的理解，传统社会指的是几千年来已经凝固的、陈旧的东西。同理，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亦会显得僵化与静态。近代化指的是通往现代化的一个在近代历史上已经发展过的阶段。本文紧扣主题，从头至尾都在阐述长江上游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该区社会变迁上的印记。
三、本书引用史料丰富，攘括国内外的各种成果。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引述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官方文书、档案、地方志、报刊等各种官方和民间文献，夯实的史料基础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而有力的论据，方便了各种论点的展开。同时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眼界很广，不仅在寻找史料上下功夫，而且十分注意吸取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为己所用，站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究问题必然会有更加开阔的眼界，这一点十分值得学习。
四、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注重多学科方法的交叉与融合。作者在研究长江上游地区区域社会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运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还有城市地理学、计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论证自己的观点，用计量学的方法使得史料数据化，定量的分析某一方面的内容，从而定性的理解它，用城市地理学的方法探析长江上游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城市等级结构体系的构建，用社会学的方法展现了长江上游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演进过程中在社会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印记。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7
一、地理环境层面
我国新时期以来对区域文学研究是从恢复与延续传统开始的。我国早已形成江淮文化、徽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河洛文化、岭南文化、东北文化等文化区域，每一个区域都以其文化差异形成独特的审美经验与艺术传统，从古代的《诗经》、《楚辞》到现代的京派、海派的艺术特色，无不含有地域环境对文学的浓重影响。在西方，以希腊、意大利、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与以英国、德国、丹麦、瑞典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差异，在18世纪的史达尔夫人文论中得到总结，环境因素被实证主义文论家泰纳列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之一。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到地理环境的深重影响。近代以来，人类同环境的关系越发复杂，当代的生态文学论其主旨正是在文学领域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人类生活首先是自然，然后才是政治与文化，就关系而言，地理环境是基础，它制约有时甚至决定了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区域文化、审美精神，因此，敬畏自然、遵循自然、歌颂自然、表现自然、回归自然，就成了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主题。大漠孤烟直之于塞外、八百里秦川之于秦腔，不是身临其地，必难深解其情。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袁行霈把在日本讲学的讲稿《中国文学概论》整理后在国内出版发表，书中第三章讲述的是“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文学在民族统一性之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他通过对中国文学区域性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二是提到邹鲁、荆楚、淮南、长安、邺都、金陵、河南、江西、大都、江浙、岭南、蜀中等地曾是文学家们集中活动的中心，体现出从地理环境方面认识作家与文学的意识；三是认为以往中国文学研究多注重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而对地域研究这一重要方面，却被长期忽视。①袁行霈主要是从地理环境层面来研究区域文学，这对已经长期荒芜了的区域文学研究来说，有开疆拓土之功和承前启后之力，对接下来更加深入的区域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层基础。
二、生产方式层面
恩格斯曾于1890年在写给保尔•恩斯特的信中，通过对挪威与德国的生产方式的对比，历史地分析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玩偶之家》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造成人物性格不同的原因，批评了恩斯特在评价挪威文学时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而任意裁剪历史，把唯物主义方法当成了现成的公式的错误做法。恩格斯指出，恩斯特是把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事实是，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德国小市民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创造力，是因为他们遭受到革命的失败后反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后来“三十年战争”的摧残，而挪威社会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状态，挪威的农民从来不是农奴，挪威的小资产阶级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具有坚强的独立性格和首创精神，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恩格斯这封信为从生产方式上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典范。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处在一个社会的基础层面，决定着人们的吃穿住行，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因此，也必然成为文学研究中所考察的基础层面。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改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思想原则，必然深刻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观念的形成，《人到中年》、《粮食》等新时期一些优秀作品，自觉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吃穿住用层面展开对社会与人性问题的思考，有的学者正试图开辟文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国现有的基础理论也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把文学创造定性为艺术生产的，这些都说明从生产方式层面研究文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它比地理环境层面更加靠近人的生存本身。1994年《江海学刊》刊登了陈庆元的《区城文学史建构刍议》文章，该文在批评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否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联系两种错误的极端观点之后，认为正确对待地理环境的前提应该是，“在承认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同时，又看到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并非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环境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影响该区城的文学发展”。②陈庆元在理解区域文学性质时，没有把地理环境因素和生产方式因素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们都是区域文学研究要考察的要素。应当看到，陈庆元观点的提出有着特殊的语境背景，我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形而上学严重，不顾经济基础的历史条件，脱离实际，、放卫星、搞破坏、反传统，在意识领域以极其夸大渲染为能事，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文化精神领域流毒甚深，难以一时肃清，在这种背景下，突出生产方式对区域文学的决定作用，就具有格外意义，它有助于把文学从悬浮的天空中拉回大地，促使它重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
三、地域文化层面
文化具有多个层次，粗略上可以四分：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保存在高级形态的心态文化层中，在这个层面存有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上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因此，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国长期社会进程所形成的那些文化区域，历史而自然地对这些文化传统给予了类型划分，虽然这个空间比较起行政区划来要模糊得多，但是，这决非什么弱点或缺陷，而这就构成了它本身存在的方式与特点，因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高级文化形态保存在人类的精神层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就不能单凭地域空间、区域性的生产方式特点和行政区划手段等强加定性。严家炎在1995年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序言中，对区域文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在他看来，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对构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他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③严家炎从人文精神层面认识区域文学自是高出一筹，他所突出的正是文化传统对文学的重要决定与影响。我国近些年在地域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如，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陈永正的《岭南文学史》、谭兴国的《巴蜀文学史稿》、杨世明的《巴蜀文学史》、邓经武的《20世纪巴蜀文学》、高松年的《吴越文学史》、丁帆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等。
四、区域文化层面
地域文化层面重在历时性的文化传统，区域文化层面重在共时性的文化当前，地域文化主要在人文精神长期稳定的结构方面，区域文化则在行政区划性质上把区域文化的各个层面协调统一成一体。2002年周晓风发表文章《区域文学—————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该文从行政区划上对区域文学认识再提出新的观点，“区域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从社会的行政区划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因而不同于对自然形成的地域文学的研究”。④以行政区划来划分，便于组织成统一的行动，从自然条件到生产方式，从地方行政制度到区域文化政策，从文联、作协到各级宣传、管理部门，从组织学习到创作发表，从出版审查到提供阅读，从传播媒介到文化产业，等等，从而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从地区的经济建设、人民的生产生活、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区域物质与文化发展、个人的理想实现、人民的幸福指数等方面，为区域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途径。事实证明，近些年来，无论是在独立的区域文学史写作方面，还是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如，李伯齐的《山东文学史论》、乔力等的《山东文学通史》、陈伯海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崔洪勋等的《山西文学史》、王嘉良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陈书良的《湖南文学史》、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王齐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王永宽、白本松的《河南文学史》、吴海、曾子鲁的《江西文学史》、陈书良的《湖南文学史》、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文学》、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魏建、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等等。只是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对区域文学不同内涵比较的视野，使在区域文化视野上的区域文学研究还不够自觉，这就容易造成凝聚力不足、问题不明显，以及重复性研究等问题。
五、意识形态层面
如果把前几个层面的研究看成是拓展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层面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出凝聚，它负责把作为具体研究领域的区域文学与作为一般研究的民族文学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应当看到，新时期的区域文学研究热潮是伴随着“重建文学史”的口号兴起的，显然这个文学史在性质上还不是区域文学史，而是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还仅仅是它的基础与材料，而“重建文学史”实质性意义就是重建民族精神史，这是意识形态的直接任务。另外，在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背景面前，各类文学研究都不可能不带有从困境“突围”的性质，这就和原来的指导性的观念、原则、方法等构成了对话和发展关系，区域文学研究依凭比一般文学研究更加具体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一般文学理论因为脱离文学和生活实际而导致的形而上学思想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文学研究可能在一般理论和文学现实面前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的调整、革故与深化。2002年《文学评论》发表了郝明工的《区域文学刍议》一文，该文对区域文化再作新的概括，“所谓区域文化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内、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之中存在着的，呈现为地域文化地方文化的二分，拥有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具有着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划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这四大特征的阶段性文化现象”。⑤相应的，他对区域文学的定义则是：“所谓区域文学，就是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⑥该定义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把意识形态性作为区域文化四大特征的首要特征提出，这就把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的性质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郝明工在文中还提出了区域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大文化”思想，“如果对区域文化进行的认识需要基于大文化观，那么，对区域文学的把握则需要基于大文学观，从而使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文本联系能够得到一种基于历史的审美阐释”。⑦这就远远超出了以往的视界。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沿着这条关键的思路展开，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对定义几方面内涵的解释方面。
六“、全球区域化”层面
如果把意识形态层面的区域文学研究看成是在民族内部来研究文学的话，还不是今天区域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高度，今天所要求的区域文学研究视野，是应当站在民族文化交流的层面。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到来，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这将是各种文明在核心层次的深层碰撞，各个民族都必需为此做出充分的准备。2002年《社会科学辑刊》发表了米勒的文章《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该文提出了“全球区域化”的思想，在米勒看来，当下的文化与文学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发生了严重障碍的问题：“来自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处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理解和说明。”⑧他认为下一步文学研究将围绕着“全球区域化”问题展开，“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文学研究转移扩展至全球规模已是大势所趋，但温和地讲，区域性仍然侵蚀着全球性。全球区域化将成为未来几年里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⑨这一观点的提出，为区域文学研究注入了“全球区域化”的内涵。“全球区域化”也内含了它的反向运动，即“区域全球化”。通过“全球区域化”，让世界文明果实、思想结晶进入本民族，以打开民族文化的视野，去发现、萃取民族文化精华，以现代性的全面眼光重建民族精神史、文学史，使民族文学焕发出世界性、人类性的光华；通过“区域全球化”，把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考辨、梳理、总结，将这种文明的光华和生命力输送与呈示给世界，让世界懂得在他们的文明之外还有另一种文明的精彩，从而赢得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尊重与敬意。作为前者，我们需要积极批判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快速转化和提升我们自己的视界、认识与方法，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三大理论板块”的对话与融合，在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建立本民族文化、文学的阐释系统；作为后者，积极探索与其他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方法、途径、步骤，了解别国文化观念中那些真正的立足点、出发点与归宿点，了解别国文化、文学的阐释层次和每一层次的核心观念，设身处地去理解其它文明，分析文化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民族间文化交流，是不同文明之间在核心层面必然要发生的深层碰撞，要想在这个碰撞到来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必须各个民族在人类所共同确信的一系列基本层面诸如个体尊严、生存发展、社会正义、自由民主、人际和谐、现世福祉等，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总结、自我阐释、自我辩护，也只有在相同的平台上，以互相理解、尊重与平等为前提，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交流与对话。文明史证明，文化不分南北东西，先进的文化总是被人群趋之、栖之，落后的文化总是被避之、弃之，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铁的定律。作为对“全球区域化”思想的回应，我国学者王保生在2003年出版的《区域文化与文学》论文集的总序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地球村’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力图在文化上也取得全球的主宰地位。经济上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会不会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攻势面前失去抵抗力，并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就成为人们十分焦虑的一个问题。”⑩在王保生看来，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过程，它缘于技术与经济的激烈竞争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如果地域文化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在竞争中就会显得被动，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最终就会在西方的所谓‘文化趋同’的大潮中被淹没”。輯輥訛这是基于世界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与中西方文化不平衡实际情况下的清醒判断，同时，这指明了民族文化交流的性质以及区域文学研究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程度，它也许才是制约和影响区域文学研究其它层面研究的那个最后真身。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8
1.区域研究的创新视角。
倡导区域研究，是费正清开创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与传统欧洲汉学研究范式所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点。区域研究又称为地域史研究，将研究的范围专门固定于某一特定地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其内在的自然环境、社会阶层、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交通状况、政治制度等。施坚雅提出了宏观区域理论，将中国横向分为9个大区，运用区位理论、“中心地”的原则以及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考察区域的内部结构与外界联系[1](p60)。王笛的《茶馆》书著，运用区域研究方法，描绘了近代中国大众生活的侧面。王氏将研究视角投放于成都，冀通过对该区茶馆的叙事，窥探当时中国“市民社会”的相关状况。王氏将成都的茶馆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样本范例，对茶馆的社会地位、经济运作以及政治斗争等相关历史面貌做出详实的叙述，生动地刻画出成都市民斑驳陆离的生活百态，且透过微观研究和宏大叙事有机结合，解读了国家政权和组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是如何向下层渗透的大命题。学者在民间文化和大众宗教领域，也倾向于区域研究方式。譬如，万至英曾就民间信仰形象的历史沿革研究时，强调区域视角为切入，对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面貌、民间文学与信仰、女性地位及财富、家庭观念等多重维度的研究[5](p143-196)。华森亦选取了两个富有代表性村落为案例，通过分析区域内特殊的道义经济体系、地方精英统治、社会分层、祭祀庆典等侧面，披露出“天后”正统化的过程[5](p57-92)。总而言之，区域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克服“通史”重广博而轻精深之瑕疵，为研究者提供一条深入解剖历史真相的渠道路径。
2.计量史学的运用。
计量史学是指利用数学和推论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数据统计，对历史进行定量分析，再把定量结果用于历史验证。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为数据分析和信息存储提供便利，计量史学运用于社会史等史学研究领域。计量史学对“美国中国学”研究贡献颇大。施坚雅分析四川农村社会的经济数据，提出了“市场层级理论”[1](p7)；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通过定量分析“满铁”调查的数据，提出了“小农经济过密化”理论。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成功之处也得益于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周锡瑞独辟蹊径，以定量和定性区分史料。定性史料主要是19世纪旅行家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县志，定量史料以及以此为依托的资料库构成了周氏本书分析和写作的基础[2](p6)。周氏创建了一个包括山东省内各县的人口数量、县级人口密度、各县士绅力量、自然灾害的频次及各地盗匪案件数量的数据库，他根据特定的公式将这些史料信息换算成量化数字。周锡瑞在具体分析山东地区自然灾害时，统计了各县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及因自然灾害而获免税特权的次数，综合换算出“灾害指数”。另则，根据各项目中独特的运算法则，周氏对山东各县的人口密度、地主所有制程度、士绅力量等也进行了换算，按照相似性原则将程度相近的县城划归到同一地区，是故将山东省划分成六片内部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区域，这又为他的区域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之，计量史学可助研究论点及论证更加精确化。计量史学的宗旨就是用“数据”说话，它所呈现出来的“数字语言”所具有的精确性，是传统史学中常用的定性分析难以比拟的，因而能使史学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当然，计量史学也带有其不可规避的局限。有论者指出它受史料的依附程度太深，只有在数据资料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方才有施展的空间，而且数据中的误差和错讹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所以，学者绝不能忽视鉴别史料真伪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科学评估后的数据，方可助益于学者正确探求历史的真相。
3.跨学科方法的实践尝试。
随着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大举进军历史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领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色。孔飞力著《叫魂》书著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相当成功。读者可以发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民俗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痕迹。“盛世”篇章中，孔飞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墨西哥银币的加速流入、中国白银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人口增加压力变缓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介绍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加大，解释外地人增多的复杂经济现象的背后因素[1](p43-50)；他借用了社会学中的概念，说明普通民众“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1](p287)的处境；孔飞力亦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在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存在的汉化、腐败等问题，通过叙述清剿叫魂案“妖首”的政治运动，细致地探讨了不同层级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从乾隆的朱批档案中揣摩乾隆对待下级官员的心理和感受。此外，孔飞力还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中国民间观念对灵魂、鬼的看法和观念进行具体分析。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包含，很巧妙地融合在历史的画卷之中。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也吸收了社会学科的成果。此书中的核心概念“国家政权建设”是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杜赞奇将其指代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官僚化及向基层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为了克服单一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的弊端，杜赞奇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杜赞奇藉此分析国家财政收入和政府机构数量增加，但政府职能却未有相应增强的根源。杜赞奇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3](中文版序p2)，他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充满了政治博弈。
二、研究特色
以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及多学科交叉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体现出了新的特色。首先，微观史学异军突起，以小见大的描述成为史家叙述历史的新途径。在区域研究的指引下，研究者可以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某一地区，甚至集中到某一事件的发生发展、某一人物的命运或者某一个场所的变迁层面。王笛的《茶馆》将成都的茶馆当作解读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的一个文本，通过解读茶馆作为一个日常的休闲场所、一个经济实体以及政治角色所具有的作用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描绘了成都的地方文化、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而且也展现出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机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间的冲突和妥协。其次，将叙事与分析有机结合，并且突出文化在权力的运作和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与传统的历史叙事不同的是，社会文化史的叙事不仅仅满足于告诉读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将叙事和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读者解释历史事件背后文化的作用。《叫魂》凭借其流畅的文笔和生动的情节被公认为叙事史的佳作，孔飞力先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就是边叙事边分析的。例如，在描述了妖术大恐慌的兴起和蔓延之后，孔飞力先生通过解读清代的碑刻和小说来了解民众心中的鬼神观念，从而分析妖术大恐慌的由来；又如在描述完全国大清剿的失败和叫魂闹剧的草草收场，孔飞力又从制度层面对官僚君主制中的非常规权力的运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且揭示出在这个事件中君主、各级官僚和下层民众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博弈。这种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特点在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周锡瑞在讲述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的具体过程时，也总是细致分析当地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民间文化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考察这些群众运动是否与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有着相同的仪式。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锡瑞先生对文化因素的重视。第三，突破西方中心观，注重从中国自身寻求社会发展的力量。费正清开创的现代中国研究是以“冲击—反应”模式为导向，这种研究取向须有“假定预设”，即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左右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西方的冲击。这种模式夸大了西方的影响，后来的史家逐渐察觉其弊端，并在新的社会文化史中加以修正，将探寻历史发展动因的视角转移到中国的本位社会。例如，周锡瑞虽然指出西方的经济渗透给山东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造成了冲击，而且洋教的肆虐也是直接造成教民反抗的原因，但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和壮大根本还是要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寻找原因，一方面它跟清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对内剿抚不定的态度有关，清廷不明朗的放任态度实际上促使了拳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它也离不开山东的地方文化，正是山东习武传统中的“刀枪不入”的招式和民间戏曲小说中“降神附体”的仪式，使得义和团运动便于传播，因而迅速蔓延。是故，周锡瑞认为推动是次社会运动发展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
三、结语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9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区域经济史论文篇10
总体反映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著作有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将1368-1850年的苏州地区分为六个时期，对苏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和争论较多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对前人注意不多的问题也加以研究，如农村基层组织变革、吴地民风、重臣与苏州治理、商业组织等，是一部全面论述明清苏州地区经济史的著作。蒋兆成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将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的各有关问题，分成农业经济、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官私手工业、商业和城镇，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6篇25个专题加以论述。下面分5个专题介绍近年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概况。
一、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
江南市场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与农业商品化程度高及丝棉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学者们对农业经营的规模、收益及与之相关的赋税、水利和仓储等诸要素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
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农业生产进行了深入的系列研究。关于江南农户的经营规模，他认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标准模式肯定广泛流行于江南，但时空分布上却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到了清代才成为占压倒性地位的普遍模式。另外，它的出现和流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的增加和农民阶级的“中农化”作用尤为重要，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于人地比例的变化是不全面的（《“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他还认为，在16、17世纪的江南地区，“夫妇并作”是江南许多农家的劳动安排方式，直到清中期，“男耕女织”才成为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支配性模式，把“男耕女织”看作明清和明清以前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安排模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他还考察了江南的水稻生产，通过分析明清江南气候、土地变化、人类努力的变化认为大体上有利于水稻生产并促进其发展，并对江南水稻种植面积、人口数、稻米消费量等的变化进行推算（《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从整个明清时期来看，苏州地区的棉桑种植收益有优于稻作的趋势，但经济作物的收益受诸多条件限制，有时却未必优于水稻生产。夏维中认为，明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生产中水稻种植及产量还是有所提高的，“稻桑争田”还未出现，应客观评价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程度，注意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人口压力对生产经营方式的巨大作用，是理解农业租佃经营长期占优的关键（《对明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发展中几个问题的反思》，《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刘永成《从租册、刑档看清代江苏地区的粮食亩产量的估计》一文通过档案估算粮食亩产，立意较为新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关于江南重赋的成因，学者历来有多种看法。范金民认为肯定存在重赋，并阐述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形态以及朝廷和地方政府为征收重赋采取的具体配套措施（《江南重赋原因探讨》，《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金树也对政府为保证重赋的征收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探讨（《简论明皇朝保护江南重赋区的若干重要政策》，《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江南的农业耕作之所以能有较高的效率，除了气候、生产技术、环境等诸因素外，水利设施的发达与完善是维持其高效运作的重要保证。蒋兆成对杭嘉湖地区的水利兴修作了概述，他认为地方上依据该地区平原与山地的不同地势和水利资源，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为保障明清杭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明清杭嘉湖农田水利设施》，《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吴滔通过对江南一种以圩田网络为基本纽带的农村社会组织——“乡圩”的社会变迁的探讨，认为圩岸事务由“官方干预”变为“民间自办”方式，形成以维护圩田水利为目标的地缘性团体，说明这一组织在江南地区乡村基层社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明清江南地区的“乡圩”》《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熊元斌探讨了清代江浙地区的水利营运情况，认为其经营方式灵活多样，经费筹措及劳动力使用兼具现实性与合理性，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维护和管理制度，为保证农田水利的正常功能起了重要作用（《论清代江浙地区水利经费筹措与劳动力使用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清代江浙地区农田水利经营与管理》，《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潘清认为，太湖流域的水利建设在有明一代呈现不同的阶段，其管理方式、经费来源及结果呈现不同特点，逐渐形成一种谁受益谁出力的原则，体现其合理性（《明代太湖流域不利建设的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
关于仓储体系的建设。吴滔截取了苏杭地区仓储制度这一时空个案，探讨了明清时期仓储系统经历了一个由官方统筹办理到社会各方参与的演进并日臻完备的过程。他从仓储的变迁历程、管理和营运等三方面，揭示了仓储制度在这一特定地域中的具体落实情况（《明代苏杭地区的仓储制度初探》，《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论清前期苏杭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洪璞认为，明代苏州地方仓储初步具备社会调控功能，通过确立备荒和济贫的目标，施以平粜、借贷、赈济等手段，从而保障封建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及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但其功能有局限（《试论明代苏州地方仓廪的社会的调控功能》，《中国农史》1997年第4期）。
关于棉花和蚕桑业的发展。何泉达分析了松江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土壤、光照），认为松江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植棉区，其棉织业的发达是由于先进的技术加上外地棉花的输入（《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但侯杨方却认为上海地区宜棉，棉花产量在明清分别达到了75万担和100万担，种植面积可达到耕地面积的50%，棉布年产量不低于4000万匹（《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陈学文认为，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的发展是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决定的，对于改变农业经营结构，扩大区域交流，推动专业市镇形成有很大作用（《明清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邢铁认为元明以后丝织业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是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在北方的推广（《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关于手工业方面的研究。郑云飞探讨了湖丝的名称及其优质特性形成的原因，认为明中叶至清前期，以湖州为中心的蚕桑叶最发达，其桑叶质好，育蚕技术精，缫丝水平高是湖丝优良品性形成的关键（《明清时期的湖丝与杭嘉湖地区的蚕业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王廷元认为，由于官税、私租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榨取和盘剥，江南棉织业的生产效率长期无法提高，劳动收益率下降，且明清时期江南的耕织结合还十分牢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分解作用，不应估计过高（《论明清时期江南棉织业的劳动收益及其经营形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范金民、金文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利用丰富的史料，从历史和技术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江南丝绸业的发展历程。孔令奇《试论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一文认为苏州手工业行会形成较晚，受强大的自然经济的束缚，手工业和农业结合紧密，因而城市手工业经营发展缓慢，重农政策也使手工业气候不浓。雍乾后，由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商品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行会组织已不适应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由最初的维护小生产者利益转而勾结官府压制手工业技术改造，以保持其垄断性（《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蒋兆成对清代杭州官营丝织业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清代杭州官营丝织工业的生产方式与经营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江南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活跃了城乡之间的交换，对农业的商品化经营，学者们进行了客观的评估。马学强《试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内变迁”与劳动力转移》一文认为，重赋、人多地少是劳动力转移的根源，转移方式向城镇产业移动，但劳动力的转移还不可能突破传统的封建经济的束缚，受社会变革的激荡，内外市场的冲击，人口出现倒流，重新束缚于土地，进行牢固的家庭手工业协作（《史林》1993年第1期）。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和商品经济》一文认为，明代市场的挑战，农业商品化程度加深，农民生活日益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但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不了封建制度的干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弱（《文史哲》1994年第5期）。其它文章还有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潘国英《从庙会活动看苏州农业经济》（《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等。
二、市镇方面的研究
有两本专著反映近年来江南市镇研究的总体水平。陈学文著《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该地区专业市镇结构及经济特色的描述，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市镇担负着沟通城乡经济交流的功能，它又是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沟通四乡经济和文化的桥梁。杭嘉湖一带的市镇勃兴，非常生动、典型地代表了江南城市化演进的轨迹。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对江南市镇的网络分布，经营规模及特色进行了分析，认为江南市镇间距分布合理，对沟通区域间的商贸往来有很大的便利性。富有特色的丝、棉、粮等专业市镇的兴盛，更吸引诸大商帮竞相涌入，促进其市场的充分发育。该书还对江南市镇的典型作了较详细的个案研究，为市镇研究作出一些开拓性的工作。马学强认为明清时期松江地区发达的粮棉种植、港口的兴起及船运业的发展，使流通领域异常活跃，谷物、棉布、船运不仅维持芸芸众生，也促成这一时期众多市镇的勃兴与繁荣（《明清时期松江府的经济特色》，《史林》1997年第4期；《明清江南港市初探：兼论上海港兴起的优越条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石锡兴探讨了无锡布码头形成的原因，他认为码头的形成带来了乡间市镇的增多，商品观念的增强，商业气息的浓厚（《无锡布码头述略》，《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吴仁安对著名的水乡古镇同里的历史沿革、经济、文化结构和社会风尚作了细致的研究（《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风尚探微》，《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其它论文有蒋正华《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吴仁安《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马学强、吴兴农《明清江南城镇房地产交易与地权转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三、市场、商业、商人研究
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加快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步伐，然而，该地区的市场（商品、劳动力、资本等）发育依旧不充分，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突破简单的商品生产的结构，与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太大的背离。论及此看法的文章有李伏明《义利之辨：重农轻商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兼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王翔《论江南丝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明清商业资本动向与江南丝绸业萌芽》（《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孙竞昊《明清江南商人资本市场结构与功能初探：兼析该地区财富形态的品性》（《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等。陈学文利用商业书有关记载来研究江南的商品经济，高度评价了江南发达的水运网在沟通江南和其它区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明清时期江南商品流通与水运业发展》（《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范金民、夏维中论述了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盛况及其互市、民间贸易两种形式，并根据江南的官局织机数和额定织机数及民机的实际生产能力，估算出明后期江南丝绸贸易的商品量（《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范金民还研究了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认为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在国内而不在国外，销售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各商帮均事经营。鸦片战争后受洋绸涌入影响，市场逐渐缩小（《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唐文起论述了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的运行规律，对该地区农具、粮食及纺织品市场作了概括性论述，认为从其交换内容、发育程度和地区分布来看，江苏地区农村市场基本上是按照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和政府的干预（《鸦片战争前江苏地区农村市场简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鸦片战争前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1年第2期）。另外还有吴仁安《清代上海地区盐场述论》（《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6期），李斌《从碑刻资料看清代江南的假冒商标》（《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张海鹏等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对明清苏州洞庭商帮作了专述，该篇作者论及其形成、活动范围、经营内容及方式，认为灵活多变、善于创新是其成功之道。范金民认为，从明初，徽商即在江南活动，入清后，更为活跃，经营内容，如丝、棉、粮等无所不包；经营方式有独资、商伙制、合资三种；经营手段巧妙而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包括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明清时期徽商在江南的活动》，《货殖》第2辑）。瞿屯建也论述了徽商在江南的活动（《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
四、社会阶层研究
关于宗族：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一文认为清代及近代苏州义田的增多，受诸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松弛，地主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捐田产为义田，利用宗族力量对抗外来压力，确保田产世代占有。义田的形式只是豪绅地主控制下的带有宗族血缘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由它形成更为落后的封建土地关系（《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余新忠也认为绅宦家庭设立义庄，用宗族道法观念的渗透，达到控制社会和谋取自身利益的目的。义庄的设立，不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的持久的社会控制手段（《清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探讨这一问题的还有王日根《明清福建和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
关于望族：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是该研究的最新成果。明清时期的望族不同于一般的世袭皇族，它的兴衰直接折射出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该书详细探讨了上海地区望族的源流和兴衰及对明清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反映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总体概况。佐藤仁史（日）以江南望族曹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曹氏家族的婚姻网络及社会活动的扩大和发展等问题，并由此论证了明末清初以来地区社会行政权逐渐为地方望族和绅士所控制（《清代中期江南的一宗族与区域社会（上海曹氏个案）》，《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有关的文章有还有杨绍溥《明季江阴祁氏家族述略》（《求是学刊》1993年第6期），马学强《乡绅与明清上海社会》（《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等。
关于文人与士大夫：郭英德以明代文人结社为例，说明文人结社的类型及其活动、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及与文学风貌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周学军认为，明末清初江南儒士摒弃传统道德观念，强调认识的多元化与自我的判断，都表明清初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变动，具有了突破和创新的历史意义，但晚明清初的士人的社会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即受到君主专制强有力的打击，终不免失败、流产的历史命运（《明代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范金民认为，明清时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极显，约占15%，但其在全国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地域分布也不均，主要集中在苏、松、常、杭等府及附郭县的一些世家望族，显示了大族与某些地区不寻常的竞争力（《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许周鹣认为：吴地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吴地儒士自觉地认同商业意识，追求经济效益，促进吴地文化市场的繁荣。在儒士商业意识的推动下，吴地形成了注重个人进取，讲求经济实利的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浪漫洒脱的区域新儒风（《论明清吴地儒士的商业意识》，《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江南士人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仕商之间的鸿沟不再明显，从商也不被认为仅是“末业”。王卫平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思潮和“奢靡”之风普遍，人们的思想逾越了封建礼制的藩篱，为启蒙思潮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其它文章还有马学强《明清上海人文民风》（《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郑利华《明代中叶吴中文人集团及其文化特征》（《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郑克晟《明代江南士大夫与东林党人》（《江南论坛》1994年第6期），曹虹《论清代江南文化圈中的常州学风》（《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邹莉《明清江南士子心态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
关于妇女：王仲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妇女普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承担了多种劳动角色，江南妇女的辛勤劳动使自己的家庭、社会地位都有一定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许周鹣认为，吴地的商业氛围为妇女自身价值的体现创造了机会，某种意义上，吴地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与吴地妇女的经济自立和人格意识的觉醒是同步渐进的（《论明清吴地妇女的经济地位》，《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另外还有戴庆钰《明清苏州名门才女群的崛起》（《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关于市民斗争：赵骥从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角度探讨了奴变因由，认为社会交替之际的动荡，重赋及优免政策造成投献成风，而人主势衰，又使身份卑贱的奴仆承受外部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一旦新旧秩序交错，奴变产生不可避免（《明季奴变原因新探》《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陈学文研究万历十年杭州兵民之变，认为其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目标是要废除特权，取消不合理收税，贸易自由，迫使政府改革不合理的赋税政策，民变首领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歌颂《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与民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探讨该方面的文章还有倪明近《明末奴变风潮》（《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周百鸣《论明末苏州织工暴动的历史地位》（《教学月刊》1995年第9期）。
五、人口流动与社会生活研究
李伯重分析了“最低生存标准”与“人口压力”两个概念，认为“最低”不确切，应用“平均”，否则不能解释江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压力”应理解为人口与生产的关系，以此评价人口压力更为客观。他强调对概念的分析要与事实相符合（《“最低生存标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他还认为，清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是因为江南人为保持较高生活水准而采取的控制措施，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低增长率的主因（《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行龙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前，江南地区的人口激增，人地面积比例失衡，江南地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革命后，大量人口的流入，对该地区经济恢复，市镇发展，社会生活和人口结构都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认为，作为一种无组织、永恒的社会力量，人口因素在社会系统中不断施加着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马学强认为江南本区域人口的化解及对外区域人口的吸纳是在其内部经济结构处于良好的运行势态下构成的互动过程，外区域人口的流入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过密人口迁移对社会经济的效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论人口的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史林》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