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础论文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00:34:02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1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2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3

关键词:基础教育;传统德孝文化;学生特性;载体创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继承和发展传统德孝文化有利于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基础教育又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而,在新的时期探索基础教育阶段传统德孝文化的载体创新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传统德孝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基础教育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将传统德孝文化纳入基础教育阶段,发挥传统德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这是基础教育与传统德孝文化的价值契合点。

(一)基础教育概述

基础教育,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狭义讲是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讲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基础教育并不只是为高一级教育提供生源而存在,它有其自身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型教育的价值。

(二)传统德孝文化概述

《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德圣”“孝祖”。山西运城作为舜帝故里,其历史遗迹、碑记石刻,以及历史典故、典籍记载、民间风俗不计其数。2015年5月,盐湖区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中国德孝文化之乡”称号。

1.2.1传统德孝文化的历史根源

德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也是虞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虞舜文化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和根脉所在,其形成的德孝和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影响深远。”[3]

1.2.2德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核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

虞舜文化研究会专家叶雨青告诉记者,虞舜时代是中华民族“以德治国”的源头和范本。我们要从舜帝“宽厚”“律己”“修德”“至孝”等思想和精神中,找到大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诚信、民主、平等”等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3]从德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以“德政孝行”为载体,促进社会家庭的和谐,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成功嫁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把德孝文化根植于中国大地。

二、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立足点

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创新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改造,要达到良好的德孝文化教育效果,需要明确载体创新的方向。我认为基础教育中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方向应根据当今技术的发展立足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采取真正适合他们特性的教育载体和他们最乐于接受的教育方式。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教育阶段的学生,因其生理发展情况的不同和自身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性,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出现了网络化人格。深刻了解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点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选择合适的教育载体的前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塑造性、广泛的兴趣点和强烈的学习欲望,然而,他们也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叛逆心理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他们的特性所表现出的求新、创新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德孝文化载体的选择及运用要立足学生的特点,这既是以人为本教育本质的要求,也是为达到良好传统德孝文化德育效果的需要。

三、基础教育中德孝文化课堂教学的载体创新路径

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往往是通过国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方式呈现,课堂教学是学校进行传统德孝文化教育的主渠道,因而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传统德孝文化载体创新的着力点应回归到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那么,学校该如何结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特性进行课堂教学载体的创新,以使传统德孝文化虚功实做,达到润化人心的目的?

(一)发挥以教师为代表的人格载体的作用

在当今,单纯的理论灌输显然不能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尤其是针对正处于思想叛逆期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他们追求意识的独立,而单纯的理论灌输容易让他们感受到思想的强制性,从而造成不愿接受的思想反叛。因而,现代基础教育的德孝教育中,重视人格载体的运用,塑造人格榜样显得尤为重要。

(二)引入并充分利用网络载体

网络的出现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也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网络作为承载信息、传播信息的载体,其具有巨大的容纳量、内容丰富和展现方式多样的特点,它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使所展现的内容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因而,将网络载体引进课堂,用视频、图像、声音的形式教授所要传播的德孝文化,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传统德孝文化教学课堂单一的呈现方式,达到良好的德育效果。

(三)创设课堂活动载体

传统德孝文化活动载体,即“以活动为传统德孝文化载体”之意,“是指教育者为传播德孝文化,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活动,寓传统德孝文化内容于活动之中”[7]。传统德孝文化的课程教学,往往是采取“你说,我听”的单向信息灌输方式,而缺乏师生间的互动和学生间的互动,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主动性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为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表现欲、独立意识强,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现代的德孝文化教育方式应充分用好活动载体,可采取情景剧表演展现德孝故事和人物等方式,化传统德孝文化于活动之中,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受到良好的道德教化。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4

关键词网络教育思想政治理论支撑

中图分类号:tp3-4;G642.4文献标识码:a

1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现实理论支撑

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和相对短暂的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极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信息社会的来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传播亦是如此。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人类传播大体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五个阶段,而不同的传播形式赋予思想教育工作不同的生存状态。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印刷造纸技术的发明,思想教育的范围不断扩大,教育的内容得以长期保留,但是及时迅速地对教育对象加以教育仍是一大难题,广播、电视的出现给思想教育工作带来的不仅仅是传播速度的突破和教育空间的位移,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声音和图像系统,使思想教育工作更具形象化。上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九十年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且催生了现代传播方式――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一次重大飞跃,它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效率高、易于保存等特点,不仅增强了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也促进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创新。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是计算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事物,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它也是人类传播方式演变的产物,是网络传播衍生的成果,而网络传播模式的生成便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形成发展的技术、物质前提,现代传播学理论提供了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现实理论支撑,特别是网络传播的技术平台、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等理论对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作为现代传播催生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反映了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创新的趋势,是信息化时代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对时代的正确反应。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潮流无法抵挡,而新型传播方式给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必然之势,这也是对以往传播经验的总结。

2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撑

计算机基础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工作者的提炼、总结和创新,计算机基础教育从经验形态走向科学形态,走上系统建设和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直在实践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高举旗帜,勇担使命,开拓创新,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科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精细化形成了许多规律性认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完善,也培养了无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知行统一的人才。当前,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分化与综合的趋势愈益明显,导向、凝聚、激励、调节、育人、开发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但是随着社会纵深发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计算机基础教育应顺应时展的需求,用时展的最新成果和宝贵经验武装自己,用发展的眼光时刻审视自我,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

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延伸,不是对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全盘否定,是建立在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基础之上的,它必须吸取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经验,取其精髓,用其精华。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也是继承中的前进、发展中的创新,它根植于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土壤,吸收和借鉴了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的重要成果,具有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诸多元素,而且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理论构成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撑,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在积极推动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新成果,寻求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新空间、新环境,开创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新局面。

3计算思维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要导向

计算思维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因为科学、系统的计算思维理论不仅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要课题,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成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根本理论支撑,也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计算思维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这就要求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务必始终坚持计算思维的引领,坚持不懈地用计算思维的丰富理论教育广大网民,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全面把握计算思维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将计算思维的理论形态转变为一种心理形态。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5

《论语》中,主要包括了治国思想、为人之道两方面内容,《论语》讲"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人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古代从天子的祭天、祭祖,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外交、打仗,到普通老百姓的婚丧嫁娶、坐卧行走、互相称谓等,一切都有礼的规范。因此,中学生通过学习论语能够了解传统礼节、礼仪,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奉为经典的社会秩序有所认识与了解,对传统文化的源头、面貌有具体感性的认识。另外,《论语》的文风与句式较传统古文更加生动与简练,更加适合学生古文的学习。而且,《论语》具有一定的场景感,能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代入感,进而促进学生古文水平的提高。

高中论语教学应当肩负传统文化传承的重任

社会现实不容否认,传统的伦理道德、传统的文明礼仪甚至传统文化中高尚的精神文明思想,正渐渐离我们远去。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在现代人繁忙的社会中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重。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亦缺乏足够的重视。因此,新生代的年轻人,在社会大染缸的熏陶下,对传统的文化当然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大一部分高中生学生认为《论语》这种老古董没有用处、与现代科技社会脱节,且在高考试卷上所占的分值亦微乎其微。这些都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开展。虽然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影音、文字等保存工作的强化,但是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作为一个国家、名族的基础,传统文化传承是保持民族特点、保持国家特点的关键。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承能够在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促进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论语》的教学就必然要承担起传统文化传承的重任。作为我国2000多年的文化主干《论语》的哲学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高中语文教学中,通过《论语》的教学能够使学生更多的接触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通过《论语》中的思想体会使学生能够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我国人文发展历史。在《论语》的教学过程中,以时代背景为基础,针对《论语》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我国更多的历史文明。

高中《论语》应以传统文化传承为核心目标

组织教学《论语》选读的教学重点绝不是在于字词句的落实,而是在于文本的思想内涵。在《论语》选读这本教材中,编入了十五课《论语》的篇目,其中教学大纲又规定了十课为主要的学习篇目,这十课的内容分别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思想,先富后教,均贫富的含义;《克己复礼》:礼与仁的关系,孝悌之情;《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责任感;《仁者爱人》:仁爱的基本含义;《君子之风》:义利观,君子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周而不比》:人际交往观;《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的原则、方法及思想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高山仰止》:孔子与弟子之间感人的师生关系;《沂水春风》:礼乐文化(礼乐治国);《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和而不同的深刻哲理。这十课内容体现了孔子思想的两大方面,治国思想和为人之道。对于这十课内容,教师应有重点地引导学生探究并了解其思想内容,不是机械地记忆,而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例如:通过《为政以德》篇,了解的是孔子以德为政,先富后教的治国思想。而德政的思想与社会现实已存在很大的时代差距,学生只需了解即可,《沂水春风》篇,亦是如此。通过《克己复礼》篇,了解的是孔子提出的礼治思想,仁与礼的关系。这是封建社会统治百姓的伦理道德基础,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学生也只作了解即可。而《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高山仰止》篇,不仅是认识了解孔子个人性格的重要篇目,其中的思想精神高尚品格,如举一反三、知其不可而为之坚持不懈等精神亦是值得当代学生学习的。《君子之风》、《仁者爱人》、《周而不比》,其中固然有与时代不合的因素,但像忠恕之道、重义轻利、交友有度等传统美德,正是应引导学生深入体会,积极发扬的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思想,已不是简单的伦理道德,而是上升至哲学思想的高度,应趁机引导学生体会为人处世之道,发扬传统文化之思想精华。总之,在现代高中《论语》教学中,应围绕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展《论语》教学。通过教师教学内容、进度的科学设计使高中《论语》教学活动紧紧围绕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现代高中生传统文化了解、理解与传承的目的。高中语文教师自身应认识到《论语》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性、了解《论语》教学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明确《论语》教学对学生传统文化了解的重要性。以《论语》教学为载体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以此为基础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基础教育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促进作用。另外,在高中《论语》教学活动中,教师还应根据教学内容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将与《论语》教学内容相关的传统文化、传说等荣誉《论语》教学中,以此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流传。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6

大学文化是大学之魂,传统文化是大学文化之魂,大学文化建设和传统文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大学文化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绽放新的光彩。现代大学是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是因为拥有大学这一平台才会深入大批年轻思想者的头脑,得到最大限度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宝库,大学文化建设是因为依托着传统文化才有高度和深度。中国大学在传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应该进行创新,只有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当中,形成属于每个大学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这所大学才有真正永久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中创新思想和方法的宝库和源泉,我们要学好和学透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帮助大学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在大学文化建设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也要思考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运用何种形式可以更好地宣传,传统文化也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二、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文化建设的实效机制

1.加强教学课程中文化课程的比重大部分理工科学校的课程教学计划中,文科课程少之又少,基本也就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思想概论、世界当代政治与经济、形势与政策课等基础课。并没有文化深度解析、文化理论传播、文化基础知识介绍的理论课程,使得在高等理工科院校出现了在校大学生不关注时事、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改变这一现状,只能是在本科或者研究生教学计划中加大文科课程、文化课程的学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7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多维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72-02

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第一,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而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开拓意识、拼搏精神、应变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成为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第二,教学内容更趋综合化、现代化、多样化、系统化,新的知识不断充实到教学中来,同时,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趋势也更为显著;第三,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先进性特征更为突出;第四,学生将彻底改变被动学习的局面,而成为教与学的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与政策”的教学,除了使学生掌握其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适应形势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综合运用知识以及进行再创造的能力。

针对新形势的需要和旧的教学模式的种种弊端,我们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运用现代认识论、系统论、教育学等理论工具,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从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着手,通过近几年“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改革与探索,逐步建立并正在形成以系统论为指导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我们把“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多个维度运用系统论理论分解为多个要素,并突出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性”,达到了学生参与维、基础理论维、科技知识维、应用实践维、发现创新维等多维度的协调统一,实现了由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过渡,形成了多维度立体教学的创新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突出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体现了“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和谐统一;实现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统一;显示了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特色,即注重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的培养,逐步由重教向重学、重用、重行过渡,实现“以业为志,由技入道,转识为智,化性为德”的目的。

在多年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我们形成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参与维度要素。学生参与维度要素是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改变“注入时”、“一言堂”、“教条式”等陈旧教学方法。把教学方法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先导,把学生由单一的客体变为主客体的统一体,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新的教学方法,诸如“专题辩论法”、“自讲互评法”、“演讲法”,通过课下多次举办“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重点把启发引导学生参与和平等讨论相结合。其目的在于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自学能力和参与意识。我们还把“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中有代表性的论题提升到课堂上:2007年10月,艺术系去甘肃写生实习的学生与陕西籍的两名同学在学校大礼堂做学生报告《水的故事》,各系通过电视直播组织收看,报告播出后,直接的效果是学校“长流水”、“长明灯”现象几乎杜绝了。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来自不同的家庭,让学生根据身边的故事讲身边的感受,在交流中理解社会的变革,从矛盾中体会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在了解中增进同学们的感情。

2.基础理论维度要素。“形势与政策”基础理论知识是学生掌握“形势与政策”精髓的基础所在,是掌握“形势与政策”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该维度要素主要是把“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概念和原理、基本内容和规律、基本方面和实质、基本观点和意义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讲新、讲活;同时,不断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的训练,用现实的具体的案例说明基础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实践意义,其目的在于实现学生对基础理论的认真学习、准确地理解、系统地领会、完整地掌握。形势与政策融合多门学科又侧重政策教育,我们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充分考虑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同年级专题报告的教学内容、教学侧重点、教学深度各有不同,帮助学生在已有的学习基础上提升认识和理解。一年级,配合《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我们开设介绍家乡和家乡新变化的课程,在帮助学生在增加了解的基础上认识我们国家各地的发展变化;三年级,我们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学生就业形势联系起来,聘请企业人士为学生作报告,受到普遍的欢迎。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8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在世界法律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期,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出现,传统法文化也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渊源,发展过程,以及其所体现的时代价值。并且利用民法方法论的价值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求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价值,推进当今司法建设。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国家的出现,传统法文化就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显示了其鲜明特色,独树一帜。主要深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影响,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在世界法律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期,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出现,传统法文化也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

夏商周三代,在法律的精神方面,确定了“明德慎罚”的原则。要求当时的统治者要张明礼仪道德,加强犯罪预防,一实现理性结合,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这一时期,重视“礼治”,使得礼学文化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制治之源”。

西周时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出“礼以遵其志,乐以导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综合为之的法律学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文化,形成于战国秦汉时代,成熟于魏晋隋唐,发展演变于宋元明清,具有完整的发展命脉。

汉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确立了以“德主刑辅”为标志的儒家综合为之的法文化学说。这诠释了法律之学,已经与先秦时期自由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它受制于封建纲常礼教,听命于官方的权威说教,基本上是一种官学。唐代是以往各种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法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完善了封建法学体系,使封建行政法学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分支。唐朝开元时期,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制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整的封建行政法典。形成了相互分立又相互为用的两大法学分支,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初步发展,影响到法学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显示了其鲜明特色,独树一帜。主要深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影响,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点

以宗法家族主义为本位的的伦理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在普遍重视伦常观念的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形成了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内涵的法律关系。之后,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开始了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相结合的伦理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礼法结合,以礼统法;德刑并用,以德为主;重人治,轻法治;重刑法,轻民法;皇权至上,以言代法。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等级的长期存在和牢不可破。礼就在于通过论证等级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通过确立“别贵贱,序尊卑”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是礼制的一个重要功能,以此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礼不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而且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礼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非常重视礼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因素丰富多彩。如:人治观念、皇权思想,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司法与行政合一等,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根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并未失去其价值,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深入研究法学理论,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促进当今法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人文精神

中国文明具有人文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必然含有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他所肯定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人价值收到了身份,性别,血缘等级的严格限制,个人权利相对于义务是第二位的这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考虑的。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主张立法、司法都以民为本。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他主张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并不过时。我们知道,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实践中,必须时刻关注和尊重人的需要,既不能无视民众的需要,也不能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3.2礼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在古代中国律多指制度规范,法的价值剥离为礼,于是礼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中国古代管理者发现礼治并不是完美无缺.礼治必须得到法治的配合,才能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二者成为中国古代管理的两根支柱。同时强调礼治居于主要地位,是仁治的基础,法治位于次要地位,是以弥补礼治不足。所以,礼是一种“序民”的“度量分界”,是一种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经纬蹊径”。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则偏重于礼治;若社会动乱,政治不稳定时偏重于法治。礼治是基础,是前提,礼治必须有法治的配合。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至今闪现理性的光芒。

4结束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需要批判,也要继承,要吸收中国产同法律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我们既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9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传统文化基础论文篇10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视觉元素及艺术符号,这些文化瑰宝是华夏文明五千年发展传承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地域风情的生动写照,凝聚了各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千百年来形成了睿智、包容、朴素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特质,呈现出形式多样、变化无穷的视觉样式,如京剧脸谱、水墨意蕴、书法篆刻、旗袍唐装、碧玉青花、园林民居等等,蔚为大观。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自成体系,个性分明,通过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领略华夏文明独特的艺术魅力,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轨迹,获得全面而深邃的审美体验;它们不仅仅带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和冲击,更与东方人的审美理念和文化情结相吻合,它们虽然为中华民族所独创,却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及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愧为是中国的珍宝,世界的财富。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艺术财富,今天的人们应当保护珍惜、努力挖掘并创造性的应用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将它们转变为现代艺术语言,运用于当今的生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含了众多独具魅力、引人入胜的设计意蕴,既表现在现实物质之上,又存在于民族精神之内,既是人们挖掘民族精髓的钥匙,更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媒介和窗口。作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现代设计有诸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深入挖掘其中的艺术元素和民族特质,融会贯通以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创意风格和设计理念,必将让中国民族风格在世界多元化的设计潮流中彰显出更为夺目的文化魅力。

2加强传统文化符号的融入是设计基础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基础课程作为设计专业的方法论与认识观,在整个设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先导作用毋庸置疑,时代的进步和新媒介、新技法的不断涌现拓宽了设计基础的概念及内涵,促使传统的设计基础教育进一步的提升与更新。平面设计是艺术设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概念是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传统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被包豪斯的“三大构成”课程体系所主导,教学内容及形式长期缺少变化和更新,难免让学生在学习之初就对设计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换言之,传统单一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平面设计不断发展的需求,充实和和加强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体系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当前平面设计除了要有独特创意之外,也有明显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强调具有民族特征的表现方式,在对外对传播信息的同时实现本土文化的广泛传播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有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便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平面设计教学承载着传承文化,培养未来设计师的重任,应当注重学生传统文化观念和本土意识的培养,让传统文化符合这个元素贯穿于其基础教学的始终。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千姿百态,用最纯真质朴的文化语言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源,有待于挖掘、整理和利用。所谓“符号”,即人类认识事物的载体,作为信息记忆和存储的工具,符号也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如德国符号美学家卡西尔所言:“艺术设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每一个设计形象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符号标识。按照当今平面设计发展的趋势,如何将传统文化符合与现代设计传承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学当中应该将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将传统符号进行传承、变化与重构,由此派生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结合的平面设计风格。从传统元素切入,运用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实现中国传统图式、文字、色彩及其造型与现代视觉传达的有机整合。在平面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既有基础训练的强化,又有应用设计的延伸,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鉴于此,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要力求从传统符号中引申出平面设计领域中最普遍的现象和规律,引导学生从传统中汲取更多营养,为设计基础教育探寻新的可能。

3彰显传统文化特色,整合教学资源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