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司法鉴定制度鉴定机构鉴定人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一种活动[1].司法鉴定涉及诸多领域，据统计，“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学科的种类已经多达30余个，一年鉴定案件100万件以上（包括一案数种鉴定）”[2]可见，司法鉴定借助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解决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以弥补侦查、审判人员知识的不足，它以其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帮助司法机关判明证据真伪，起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分工的细化，鉴定的应用领域必将不断拓宽，其重要性也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3].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是从建国初期司法机关侦查办案所需的内部鉴定而发展演变出来，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诸多弊端。
一、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司法鉴定立法严重滞后
1、法律对司法鉴定的规范甚少。目前，有关司法鉴定方面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之中，仅6个条款。且六个条款主要是关于鉴定决定权的授权性规定。从全局上看，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
2、部门规范杂乱。出于需要，各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的文件：如司法部制定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公安部制定了《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检察院制定了《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法院下发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文件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在操作中的困扰，但效力层次不高，适用范围较窄，冲突与矛盾并存，且各自为阵，施行各异。
3、绝大部分专业未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目前，除部分法医鉴定和司法精神疾病有几个部联合颁布的部颁标准外，其他学科尚无统一标准，多数还只是各自确定的标准或经验型的标准。“各类学科、全国性的行业标准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公认型的鉴定标准还没有”[4].众多的鉴定机构由于其行业或专业的特点，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鉴定标准，如同样的人身损伤进行伤残等级评定，适用公安部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标准》和劳动部制定的《职工工伤和职业病鉴定标准》结果往往不同，当事人亦常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也以此迎合委托人。在众多的鉴定标准中，有的还不科学、不准确，给司法审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法医鉴定中重伤偏轻和轻伤偏重以及轻伤与轻微伤的鉴定结论概念模糊。这些问题必然导致对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产生分歧和动摇，对公正司法产生直接影响。
（二）鉴定机构门派林立，设置重叠，运行混乱
1、鉴定机构多系统重复设置。目前我国具有鉴定权的机构大致有五类：一是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国家专门机关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这些内部鉴定机构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在行使侦查、检察、审判权时而设立。其中公安机关内部鉴定的规模最大，实行中央、省、地（市）、县（区）四级鉴定网络。检察院、法院的鉴定规模较小，起步较晚，通常设置于中央、省、地（市）三级；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政法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如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等；三是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一些医科大学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五是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因此，在我国享有鉴定权的机构庞大而杂乱，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各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归各自管理，各守门户，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多方鉴定、重复鉴定、虚假鉴定等现象的存在，导致司法鉴定的混乱无序。
2、鉴定机构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公安机关的“自侦自鉴”、检察机关的“自检自鉴”、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因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大打折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社会对鉴定制度的信任不高。尤以“自审自鉴”更甚，审判活动系平息冲突、化解纷争、定罪科刑的最后防线，自审自鉴使“鉴定成为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是法院的一个下属机构，又是一方当事人的证人，他由法院的下属成员变成当事人一方的证人。法官以这种双重身份出现和参与诉讼活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失公正和后顾之忧。”[5]
3、鉴定机构运行机制混乱。（1）司法鉴定行业无执业分类标准。司法鉴定行业涉及的学科门类很多，鉴定的技术手段也纷繁复杂，有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多门学科知识，这就要求有不同专业知识和掌握不同技术手段的人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水平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客观上需要严格的执业分类，但我国目前对此一片空白；（2）各个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对象不清。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在受案上普遍存在随意性、混合性和重复性。为了经济上的利益，都对外接受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委托，有的还相互争案、相互否定、相互指责、贬损对方，使技术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大受损伤；（3）鉴定机构有权无责，随意出具鉴定结论。由于对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缺乏法律约束，随意出具鉴定结论也无相关制裁措施，使得少数鉴定人员收受贿赂，毫无顾忌地出具偏袒一方的鉴定结论，这在财产评估中表现尤为突出，同一财产，不同机构出具的评估值有时竟会相差几倍！
（三）对鉴定人员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
1、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也有类似规定。但我国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审核、批准、授予机构，如何认定鉴定人具有“专门知识”通常由法官说了算，甚至连审案的法官也未必知道署名的鉴定人是谁？具体有无“专门知识”？即使署名的鉴定人有鉴定资格，但其资格多为内部授予，而非考试通过，水平高低不得而知。再则，当鉴定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如何有效地保护？鉴定人无故不履行义务时如何制裁均无法可依，影响了鉴定的法律权威。
2、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司法鉴定整体水平不高。由于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与规则，加之鉴定机构多而杂乱，鱼龙混杂，鉴定人员中不乏滥竽充数者，特别是依附国家机关的庇护而生存的鉴定机构，其人员素质更令人堪忧，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鉴定人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远未形成。
3、对鉴定人员没有健全的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健全和实施合理的培养、培训制度，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我国对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尚无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晋升标准多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条件，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严重阻碍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性。
（四）司法鉴定缺乏程序规定
1、委托主体多样化。民诉法第72条、行诉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启动鉴定的唯一合法主体；刑诉法第121条、165条规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公安、国安、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都有决定鉴定的权力。可见，现有法律均规定司法鉴定决定权专属于国家机关，当事人只有请求鉴定的权利。然而，当事人直接委托鉴定机构却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2002年4月1日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司法解释与法律在此存在冲突。
2、对重新鉴定没有规定。（1）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无规定。一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常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是否准予，没有标准；（2）重新鉴定的机构如何选择无规定。实践中有时出现越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机构的级别却越低的怪状，而各鉴定机构出具的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又成为重新鉴定的动因；（3）重新鉴定的次数无限制。一方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于己不利，就申请重新鉴定，一案多鉴甚为普遍，因鉴定而花去一年半载屡见不鲜。多渠道、多层次的重复鉴定，不仅增大诉讼成本，加重当事人负担，造成资源浪费，且经常出现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情况，法院对此无所适从，诉讼久拖不决。如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吴赛阳诉吴彰引刑事自诉案，历时七年，经过二次发回重审、一次再审共六次诉讼，吴彰引由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都是三次司法鉴定起了决定性作用[6].
（五）鉴定人员不出庭，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随意化
长期以来，鉴定机构多以出具书面鉴定结论为终结目的，鲜有出庭质证。如本院2001年至2003年共委托鉴定105件，鉴定人出庭仅5件。法院亦很少督促鉴定人出庭，即使要求，鉴定人也常托词推脱，致使鉴定人资格得不到控辩双方和法庭的审查，鉴定结论仅在当事人之间质证。而当事人对于专门性问题往往不懂，多以鉴定结果对自己的利弊来决定肯定或否定，鉴定结论的质证流于形式，其科学性和公正性难以体现，达不到审核鉴定结论的目的。法官有时也难以明了鉴定结论的真正含义。当几个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出现时，法官更可能随意认定，上诉程序难以避免，甚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造成司法机关无谓的重复劳动，也损害司法机关的声誉。
二、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比较
当今世界，英美和大陆法系在司法鉴定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诉讼制度的特点所决定，对两大法系不同的鉴定制度的优劣长短予以比较，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和决定权。鉴定的启动权和决定权，即鉴定事项的提出和鉴定人的选任，它是鉴定制度的核心内容。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与否及鉴定事项都由当事人自行决定，鉴定人也由当事人聘请，为当事人服务。而大陆法系则实行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鉴定被视为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份，因此司法鉴定由法官根据检察机构和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决定，鉴定人也由法官选任或聘请，视为法官的助手，为司法机关服务。
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通过双方的对立竞争来全面揭示案件事实，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法官偏听偏信。但因鉴定人系当事人聘请，在选取鉴定材料和作出鉴定结论时往往会倾向于委托人。故鉴定结论容易服务于当事人的需要，而非正义的需要。为克服这一缺点，当今英美法系法官主动决定鉴定事项不仅得到法律认可，而且在实践中也越来越频繁。
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的优点主要是保证鉴定人的中立性，减少重复鉴定，提高效率。但事实上，这种鉴定制度常常事与愿违。一方面由于鉴定结论是“一言堂”，法官易偏听偏信，造成错判；另一方面重新鉴定又使效率大为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鉴定制度所享有的‘公正性’荣誉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导致错判的危险性。且不说那些专门为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服务的鉴定人很难保持‘中立’，即使是法院聘任的鉴定人也会产生迎合法官的心理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公正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比那种公开声明的不公正具有更大的危险性。”[7]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向英美法系国家学习，鉴定启动权虽控制在司法官手中，但当事人对鉴定程序的启动却能够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当事人如果认为案件需要鉴定，可以向法官申请，双方还可申请重新或补充鉴定，法官若无充分理由不得拒绝。
（二）担任鉴定人的资格。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人被称为专家证人，对于什么人能够担任鉴定人，法律无专门规定。原则上，所有“经过该学科科学教育”的人，或者“掌握从实践中获得的特别或专有知识”的人，[8]都可以作为鉴定人。而“大陆法系所谓的专家，常常是指建筑师、会计师、律师、工程师、土地房屋调查师等获得资格认证或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士”。[9]大陆法系建立了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制度，将鉴定权授予给特定的人或机构，如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都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行业登记造册，注明各人的基本概况，供法官选择。
（三）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英美法系首先由聘请该鉴定人的当事人审查，认为合格则聘任；其次是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通过在法庭上对鉴定人或专家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或质证，目的是让法官和陪审团怀疑该鉴定人的资格从而怀疑其鉴定结论。大陆法系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主要有三种：其一，由有鉴定权的机构自行审查。如俄罗斯由鉴定机构对其人员进行审查；其二，由授予鉴定权或确定鉴定人资格名单的机关负责审查。如法国的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审查其鉴定人注册名单候选人资格；其三，由承办法官负责审查。如德国由法官对选任的鉴定人进行审查。这三者皆属“事前审查”，即在鉴定人进行鉴定之前进行资格审查。大陆法系还规定了鉴定回避制度，而英美法系由于鉴定人由当事人选任，自然无此制度。
（四）鉴定人出庭。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大同小异，即鉴定人一般都须亲自出庭作证。英美法系要求更为严格，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主询问和反询问，其诉答过程就是展示鉴定的合理性过程，否则法官可直接将其证言排除。对于无正当理由而拒绝鉴定或者拒绝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严厉的强制措施。当然，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也规定了鉴定人可不出庭作证的情形，遇此情况鉴定人可不出庭，但要对其鉴定结论采取相应措施，如在审前询问或证据保全。
（五）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指鉴定结论对法官判决的约束力。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人在证明案件事实时，是依靠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力图影响陪审团和法官，其作用与普通证人无异，只不过陈述的并非切身体验，而是对事实的判断意见，故对法官没有约束力。大陆法系由于鉴定是司法官委托，鉴定人被视为帮助司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的中立人，不同于证人，其出具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又有两种体例：其一，对法官无约束力，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其二，有一定的约束力，法院判决如不采用鉴定结论需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以日本、法国、俄罗斯为代表。
三、重塑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设想
随着我国加入wto，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的经济、司法都将面临严峻挑战。“诉讼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是现代诉讼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证明方法的科学和理性。”[10]司法鉴定制度显然是重中之重。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8个代表团的266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尽快立法规范司法鉴定工作。2002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又有7个代表团的234名代表提出该议案。[11]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山东团的傅延华代表、浙江团的周晓光代表分别领衔提交了关于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12]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制度，已成为社会的急切呼唤！
（一）建立科学、中立、公正的鉴定机构
1、鉴定机构设置的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公正与效率是“一个世纪性的主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人民群众都迫切要求司法公正与高效。”[13]公正与效率是法律最基本的两个价值，是一切现代设计的共同价值准则，也是人类设计诉讼程序的根本出发点。司法鉴定作为鉴别、确认诉讼证据的一种重要活动，直接决定案件的事实和裁判结果，也应最大限度地兼顾公正与效率。
2、司法鉴定机构与公、检、法三机关分离。公安、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诉讼主体，对其控诉承担证明责任，如将事关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行大小的专门性问题提交其内部机构鉴定，并作为定案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所处的地位和执行的职能是不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14]再则，犯罪嫌疑人对事关自身利益的鉴定问题一无所知，法律规定的鉴定人回避权丧失意义。至于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更与其中立的诉讼地位背道而驰。因此，从公正的价值角度出发，司法鉴定机构必须独立于公、检、法机关，站在中立的角度不偏不倚地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
3、所有的司法鉴定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管理，杜绝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避免多头鉴定，减少重复鉴定，节省社会资源。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是适当的。其一，司法行政机关不直接参与诉讼或仲裁活动，独立于司法之外，符合中立、公正的要求；其二，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和职能相符。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已赋予了司法部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一项新职能，并由国务院“三定”方案加以确定，这为全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基本框架和思路。司法部已于2000年8月3日颁布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对鉴定机构的设立、登记、年检注销，对鉴定人员的资格、权利义务、执业等进行了初步规范。
4、设立统一鉴定机构的构想。对公、检、法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予以撤销、合并，只在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州）设立三级司法鉴定机构，从而使鉴定机构的数量减少、实力增强、鉴定人的素质提高。地级司法鉴定机构根据情况可在县（县级市、区）设立分所，但一个县最多只设一家。考虑到侦查活动具有及时性的特点，侦查机关可以设立技术侦查人员，他们不具有鉴定人身份，而是协助侦查的“专家辅助人”，提供的意见只能作为勘验、检查笔录，其效力有别于司法鉴定。[15]对医科、政法等高等院校、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一些行业鉴定机构及其他专业部门组建的为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都要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对其鉴定资格、范围、考核等予以规范。各级鉴定机构之间系平等关系，出具的鉴定结论在效力上没有等级之分，都需经过庭审质证后由法官依法采信。倘若赋予上下级鉴定机构鉴定效力的差异，因上下级鉴定机构之间的熟悉关系，为维护下级鉴定机构的“权威”，容易产生损害重新申请方的利益等弊端。
有人认为将侦察、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撤销后，将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如降低办案效率、不利于保密工作等，故极力反对。笔者不赞同此种看法。首先，鉴定机构撤并后无论硬、软件设施都会大大增强，又能防止无序竞争，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都将高于以前；其次，现有的行政区域中地级市数量在陆续增加，其辖区呈缩小趋势。如四川省从1983年起至今，地级市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第三，近十年通讯、车辆、公路有了极大改善，县到地级市一般都有一级或高速公路；第四，地级鉴定机构在一些县还设有分所，基本上不会对效率产生影响，且从公正的角度考虑，付出一点时间代价也是必要的；最后，只要对鉴定机构予以严格管理，从制定上予以规范，即便侦察部门委托的鉴定的保密工作亦无需担忧。
（二）从立法上加强对鉴定人的管理
1、鉴定人资格的取得。鉴定人资格的取得，可借鉴律师、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的经验，实行全国统考。按所从事的不同鉴定类别，分别进行鉴定人资格考试，全国登记在册，只有取得相关鉴定资格的人方能从事相应的鉴定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16条已规定：“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的取得和授予，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核制度。”然该条尚需细化，并尽快付诸实施。对取得鉴定资格的人员，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合格者方予注册并颁发证书，确保鉴定人真正具备专家水准，这是保证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关键。
2、明确规定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要保证鉴定人依法履行鉴定职责，各国都通过法律对司法鉴定人的法定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了鉴定人的查询权、参与权、要求权、拒绝权、获得报酬权等，但对其安全如何保障仍未规定，此项也甚为重要，概因鉴定人可能成为利害关系人泄愤乃至报复的对象，这也是鉴定人不愿出庭的主要原因。第29条规定了鉴定人按时完成鉴定任务、主动回避、保守秘密、按时出庭、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但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还需具体化。
3、健全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法律责任是履行义务的保障，没有责任的义务是空洞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现行法律中唯一关于鉴定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具体如何承担，无从而知。对违反法定义务的鉴定人，必须处以相应的法律责任，用法律责任来克服少数鉴定人有恃无恐，随意出具鉴定结论的现状，以促使其切实履行职责，保障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首先，在责任主体上要区分鉴定机构的责任与鉴定人的责任，二者不能相互代替；其次，要区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且以承担民事责任为主；第三，对收受贿赂或工作极不负责、草率出具鉴定结论者，要吊销其终身执业资格，使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规范鉴定程序
1、鉴定启动权由法官行使，同时赋予当事人司法鉴定申请权和申请回避权。从我国实情来看，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趋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应采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在由法官决定、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要充分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性，保障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回避权，以有效制约法官的该项权力。无论是原告、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只要认为需要鉴定均可向法院提出，法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如不采纳，应在裁判文书中释明。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法院的中立和鉴定结论的客观，也与现行诉讼法的规定相符。《证据规定》第18条基于司法实践承认了当事人直接委托鉴定，显然与法律相悖，值得检讨。
2、鉴定机构的选择要充分体现当事人意志。鉴定机构的选择甚为重要，但现行的法院委托使当事人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证据规定》第26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指定。”《证据规定》确立了协商确定优于法院指定，有了很大进步。但要防止一方当事人与少数法官“勾兑”，使“协商不成”成为必然，法官再“依法”指定的情况，该条仍显简单，可按下列程序依次确定：（1）双方协商选定适格的鉴定机构；（2）申请方提出几家适格的鉴定机构，让对方从中选择；（3）由法官选定几个机构供双方选择；（4）若上述几种方法均无效，才能由法官从（3）中随机确定一家。以此制约法官的委托权，防止可能发生的“暗箱”操作。鉴定机构由双方当事人选定，既体现公平自愿，减少重复鉴定，又避免鉴定机构为争案源而给法官介绍费或迎合法官的意向，独立、客观地作出鉴定结论。这种方法，“无疑有利于法院妥当、迅速、并使当事人信服地解决纠纷，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因为在当事人看来，即便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出具了不利于他的结论，法院也依此作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判，但这个不利的诉讼结果不是别人强加给自己的，而是自己参与和选择的结果。”[16]特殊情况下，申请鉴定应视为当事人履行举证义务，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但需严格限制范围，如刑事自诉案件应准许，否则无法启动自诉程序。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2
二、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1．改革的整体需求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2．改革的主要方面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法院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北京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法院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法院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北京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31%。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北京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分析，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别。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北京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分析，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中国国情二者并重，都占28.81%。调研组认为，采行这一模式的改革措施确实会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但这一措施可以使控辩双方当事人在同一高度的诉讼平台上进行司法较量，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理念，顺应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3．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程序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改革有限地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非法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如何处理，则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对于鉴定过程不合法、检材不合法或者鉴定人不适格等各种非法的鉴定结论是否应当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课题组针对五类司法主体进行了调查。总体而言，在所有的受调查主体中，有87.8％的人认为非法的鉴定结论应予排除；9.49%的人认为不一定排除，应当因案而异；2.71％的人反对将其排除。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8名法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9.47%；有6名法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7.89%；有2名法官直言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2.63%。在填写问卷的87名检察官中，有79名检察官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90.8%；有7名检察官选择因案而异，占检察官总数的8.05%；有1名检察官选择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检察官总数的1.15%。在律师群体中，共有61名律师参与该项调查。其中，有56名律师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91.8%；有3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4.92%；有2名律师反对排除该类鉴定结论，占总数的3.28%。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中，17人选择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0.95%；有4人选择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9.05%；没有鉴定人表示反对排除。在50名侦查人员中，有3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人表示因案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占总数的16%；另有3人对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持否定态度，占总数的6%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共有127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9.44%；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2人，比例为8.45%；选择不排除的有3人，比例为2.11%。在青岛市，有59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5.51%；选择因案而异的有10人，比例为14.49%。在呼和浩特市，共有73人选择支持排除非法鉴定结论，占总数的86.9%；选择因案而异的有6人，比例为7.14%；选择不排除的有5人，比例为5.95%。上述统计数据充分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对待非法鉴定结论是否排除的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绝大部分的司法主体倾向于排除非法获取的鉴定结论。这一观点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三个调研城市，还是在职业利益各异的五类司法主体之间都没有本质性的分歧。因此，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调研组认为应当设立非法鉴定结论的排除规则，以填补目前鉴定立法的空白，满足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4.辩护人鉴定程序知情权的保障措施通过上文中对司法实践中辩护人一方在庭审之前对鉴定结论和鉴定程序的知悉情况的调研，可以看出目前辩护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有接近半数的辩护人在庭审之前无法查阅到与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在刑事司法鉴定的改革中，要着力改善这一现状。关于获取控方鉴定结论的最有效方式，呼和浩特市接受调查的28名律师中，有13名律师认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最为有效，6名律师认为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最为有效，还有9名律师认为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最为有效；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2名律师中，有10名律师选择了庭前开示程序，2名律师选择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北京市26名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5名律师选择“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有4名律师选择“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有15名律师选择“建立鉴定结论庭前开示程序”，有2名律师选择“其他方式”。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三个调研城市的律师对于该问题的改革方式存在较大的分歧。青岛市的律师群体绝对多数赞同建立庭前鉴定结论开示程序，其比例高达90%。北京市也有近70％的律师赞同这一主张，其后依次为直接到检察院阅卷、到法院阅卷和其他方式。呼和浩特市，律师的主张在几个选择之间趋于平衡，没有某项方式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相对而言，直接到检察院阅卷，是呼和浩特市律师认为的最佳选择。综合三个地区的调研数据，“直接到检察院阅卷”的比例为30.3%，“通过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查阅”的比例为15．15％，“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的比例为51.52%，“其他”的比例为3.03%。上述比例数据说明的问题是：对于律师群体而言，其选择的首要方式是通过建立鉴定结论的庭前开示程序来获取相关的鉴定信息，这一比例超过了通过检察院移送案卷查阅和直接到检察院查阅的总和。可见，律师群体是希望通过建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程序来保障其司法鉴定程序和结论的知悉权，而不是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利益相对或相关的国家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方面。该组数据所反映出的这一信息也可以体现出律师群体对鉴定制度改革措施具体设计思路的选择，即摒弃现行制度下对司法机关的依赖，通过正当诉讼程序来行使和保障自己的诉权。（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改革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但课题组认为，当前最突出的是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复鉴定的问题。为此，课题组针对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应否有明确的鉴定次数的限制性规定问题，面向五类司法主体开展了相关的调研工作。总体而言，在290名受调查群体中，有165人选择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以内，比例为56.9%；有46人选择不可以就同一问题进行重复鉴定，即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1次，比例为15.86%；有40人认为无需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只要案情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重复鉴定，比例为13.79%；有39人认为重复鉴定的次数需要进行限制，但不宜限制得过于严格，只要限制在3次之内即可，其比例为13.45%。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76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法官中，有1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0.27%；有37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8.68%；有14名法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8.42%；有10名法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3.16%。在83名填写调查问卷的检察官中，有10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2.05%；有52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2.65%；有13名检察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5.66%；有8名检察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9.64%。在6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7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1.48%；有41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67.21%；有4名律师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6.56%；有9名律师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4.75%。在21名填写调查问卷的鉴定人中，有5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23.81%；有9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42.86%；有2名鉴定人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9.52%；有5名鉴定人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23.81%。在49名填写调查问卷的侦查员中，有9人认为不应当允许重复鉴定，比例为18.37%；有2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2次之内，比例为53.06%；有6名侦查人员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比例为12.24%；有8名侦查人员认为无需限定次数，比例为16.33%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参与调研的142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有22人，占总数的15.4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76人，比例为53.52%；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23人，比例为16.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21人，比例为14.79%。在青岛市参与调研的66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5人，占总数的7.58%；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6人，比例为69.7%；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12.12%；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7人，比例为10.6%。在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81人中，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46%，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制在2次之内的有43人，比例为53.09%；认为应当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的有8人，比例为9.88%；认为无需限定次数的有11人，比例为13.58%。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查人员认为以2次为限进行重复鉴定是较为合理的。其次分别为不得重复鉴定、将重复鉴定的次数限定在3次之内和无需限定次数。这一顺序在各调研城市之间也大致相同。可见，从比例变化的趋势而言，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对目前实践中针对同一事项的重复鉴定问题进行明确的次数限制。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对待该问题的总体评价是相似的，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鉴定人群体的意见。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鉴定人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很有特点。一方面，在五类群体中，仅有鉴定人群体选择“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的20%，为各群体之中的最高比例。另一方面，其选择不允许针对同一事项进行重复鉴定的比例也是五类群体中最高的，其比例与无需限定次数的比例是基本持平的。说明在鉴定人群体中，存在两种司法理念，这两种理念源于其对司法鉴定制度性质理解的差异。一种理念认为，对于需要鉴定的事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地追求其本真的面目，因此，只要案情需要，就不需要限定重复鉴定的次数，而是以获得最终结论为目标。与之相对的理念认为，司法鉴定程序是嵌套在刑事诉讼之中的子程序，因此，司法鉴定的诸多原理和理念都要顺应刑事诉讼的原理和理念。“定纷止争”的程序设计根本不允许将司法鉴定无限制地重复下去，因此其选择不允许进行重复鉴定。（四）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自《决定》颁布至今已逾三年的时间，从上文对鉴定体制实施现状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实践中自侦自鉴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控辩之间难以实现鉴定程序的平衡和对抗。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体制的改革方向直接关系到整个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成败。关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课题组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研。1．鉴定人的选任方式改革关于鉴定人的选任方式，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7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青岛市接受调查的10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2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1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13名法官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10名法官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较为合适，1名法官认为由检察机关指定较为合适，23名法官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较为合适。综合三地调研的数据，在全部接受调查的法官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的，占56.31%，主张合议庭指定的，占28.85%，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14.13%，主张由检察机关指定的，占0.71%。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控辩双方协商选任最为合适，有1名鉴定人认为由合议庭指定最为合适，有6名鉴定人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最为合适；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司法机关指定最合适，4人认为控辩双方进行协商最合适；北京市有39名鉴定人选择“合议庭指定”；有8人选择“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没有人选择“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综合三地调研数据，在鉴定人群体中，主张由控辩双方确定鉴定人的占55.18%，主张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占31.67%，主张由合议庭指定的，占31.67%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法官群体和鉴定人群体都支持通过控辩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案件的鉴定人，两个群体对该改革措施的支持比例大致持平。有所差别的是，在控辩双方协商确定之外，法官群体倾向于通过合议庭指定的方式确立鉴定人，而鉴定人群体则希望通过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方式来确定某一案件的鉴定人。第二，从地域差别进行分析，在法官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法官的主张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首先支持控辩双方的协商确定，其后依次为合议庭指定、司法行政机关指定和检察机关指定。在鉴定人群体中，三个调研城市鉴定人的主张差别较大。由此可知，绝大部分的北京市和青岛市的鉴定人都倾向于由控辩双方协商确定案件的鉴定人，而呼和浩特市的鉴定人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定来确立鉴定人。第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检察机关指定的方式确立案件鉴定人的改革主张，在法官群体中，只得到了占总数0.71％的法官的支持；在鉴定人群体中，没有人支持这一主张。这说明，无论是鉴定人群体还是法官群体，都是倾向于在鉴定人选任的程序中保持控辩双方之间的大致平衡，并且通过这种控辩力量的平等对抗来保障鉴定的中立性。2．当事人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现行鉴定体制下，当事人缺少必要的鉴定辅助是导致当事人极少对案件的鉴定问题提出异议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专业性极强的鉴定事项，如何辅助双方当事人对案件涉及的鉴定问题进行监督和审查，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目前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和律师在案件的过程中会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由于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其辅助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课题组对检察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调查，在检察官群体中，明确希望在诉讼中获得专业鉴定人员帮助的有74人，占填写问卷的检察官总数的86.59%。认为是否得到鉴定人辅助无关紧要或明确不希望得到帮助的有11人，比例为13.41%。在律师群体中，有59名律师表示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专家的协助，比例为96.72%。持相反意见的律师仅有2人，占填写问卷的律师总数的3.28%。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北京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分析，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北京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北京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上述数据可以说明：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北京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北京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分析，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10%。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人，占22.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北京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第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3
论文摘要：现行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无论从司法鉴定程序、社会传统理念、司法鉴定文书出具方式、司法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和执业保障制度、现行相关法律和规章等各方面，都是行不通的，应予改革。
司法鉴定责任制度是基础性制度．关系到司法鉴定事业体制、机制改革；关系到司法鉴定事业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现实权利义务；也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因此，事关重大，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0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4条都明确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从这两个法条的行文及相关条文的含义和逻辑顺序上看．这里的鉴定人都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是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刑事诉讼法》119、120条，《民事诉讼法》72条，《行政诉讼法》35、47条都是将司法鉴定部门和司法鉴定人并列陈述的，其中的鉴定人都是指自然人。
司法鉴定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是以主观的方式表述客观的事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经验科学，一般以两人以上为鉴定主体进行的鉴定中。还允许以存在一定程度分歧的方式出具鉴定文书：同时，司法鉴定还是一种评断他人之事的行为，这和法人决断自身之事有本质区别。所以，法人和社会组织通常不具有司法鉴定的意思能力，即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具有充当司法鉴定人的能力。所以，理论上，当然只能由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责任．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www.133229.com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对司法鉴定人界定为“人员”，国外立法例也基本都是如此规定的。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单纯地实行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即主要由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法律责任，是有缺陷的，甚至于是行不通的。
理由如下：
l司法程序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无论是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的委托、指派一般都是直接指向司法鉴定人，相应地，司法鉴定意见直接由司法鉴定人作出。在此情况下，由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责任自无别论。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是经由司法机关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再由司法鉴定机构指派具体的司法鉴定人。这决定了三个特点：一是这种委托是司法机关和司法鉴定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不是司法机关和司法鉴定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二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之间是职务上的隶属关系：三是这种职务上的隶属关系决定，司法鉴定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司法鉴定的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说，基于职务行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应是由法人或职务行为人所在组织承担；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可以采取双罚制，既可以由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单独承担，也可以由司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从法律上说，司法鉴定在中国这种司法程序下，法律责任是由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共同承担的．甚至主要是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的。可见。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2社会传统理念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众所周知。“单位人”的社会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我们的司法鉴定人事实上也都是某一司法鉴定机构的职员或雇员，不可能脱离“单位人”的社会形象。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第3款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一个鉴定机构中执业。”也就是说．司法鉴定人是不能脱离组织而存在的。在此情况下，一旦司法鉴定行为引发法律责任的归结问题．司法机关和公民是不习惯也不愿意舍机构而求自然人的。社会公众都明白，自然人的责任能力通常弱于法人和社会组织。追究单位的责任本来就是社会习惯．连司法机关都不会习惯置司法鉴定机构于不顾．而单纯去追究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在此社会观念下，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无法在全社会有效推行
3司法鉴定文书的出具方式也决定了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无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还是社会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都载有司法鉴定机构印鉴．这种方式是有法律制度、行规和职业习惯支持的。这就给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一种直观的认识．认为司法鉴定文书是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而司法鉴定人的签名不过是记载了谁代表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谁盖章谁承担责任，是社会传统观念，也是中国的司法传统观念。在此观念影响下，实行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就成了反传统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4司法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和相应的执业保障
制度也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司法鉴定不是一项高收入职业，而司法鉴定的民事法律风险是不可预期的，有时是很大的．以司法鉴定人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是很难实行的——个人财产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同时。司法鉴定人从观念和感情上也不会接受。笔者相信。一旦实践中出现由司法鉴定人承担巨额民事责任的情况，司法鉴定人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此法律后果的；同时．也会造成行业恐慌。其结果是．职业收入微薄的司法鉴定人在风险成本与微小的收人相衡量下，很多鉴定人会放弃此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司法鉴定职业风险保障。但《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并没有建立司法鉴定人执业风险保障制度，倒是《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确立的却是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司法鉴定机构不必承担司法鉴定的法律责任。这就出现了一个令我们尴尬的情况，有风险的没执业保障，没风险的有执业保障。我们姑且不论实践中是否有此险种以及能否设立此险种，单是这种执业保险制度上的错位，就足以使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了。
5对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相关规定自相矛盾
(1)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6条规定，个人、法人和社会组织都可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而同一法律的第l0条却明确规定了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未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等于从字面上排除了法人和社会组织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法律责任。这里，我们无法对“司法鉴定人”作扩大的解释。因为，①《决定》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均未将司法鉴定人的外延规定为包括法人；②司法鉴定机构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非法人社会组织。如果将其也视为“人”，就需要法律明确赋予其司法鉴定上的“人格”．否则作扩大解释就是违法解释；③如果《决定》中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中的“人”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就应该在第10条中明确界定，否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说不通。
(2)既然从法理和立法技术上来衡量和分析。司法鉴定人负责制都是不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的．那么司法鉴定机构作为法人或社会组织就不应当承担什么司法鉴定业务上的法律责任。但《决定》第13条2款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40条却明确规定了若干条司法鉴定机构业务上的法律责任。这两个立法上的矛盾说明．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与法律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是直接矛盾的。
以上分析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二难：如果我们认可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则存在以上所述五方面的障碍，难以行得通：如果我们认可扩大解释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则一方面司法鉴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为司法鉴定人不符合司法鉴定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另一方面，在立法上对司法鉴定人作一个扩大的解释也十分困难，特别是将社会组织扩大解释为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则更加困难。
尊重司法鉴定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真正建立起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实行鉴定人制度，相应弱化司法鉴定机构的作用和影响，从而让鉴定人真正负起责来。另一个办法是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作一些调整．改革司法鉴定委托和指派方式．调整司法鉴定文书出具格式和方式，司法鉴定文书不再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印章，同时建立司法鉴定人执业保险制度。但这两个办法均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作支撑，还需要相应社会观念的转型，短期内无法施行。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4
论文摘要：现行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无论从司法鉴定程序、社会传统理念、司法鉴定文书出具方式、司法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和执业保障制度、现行相关法律和规章等各方面，都是行不通的，应予改革。
司法鉴定责任制度是基础性制度．关系到司法鉴定事业体制、机制改革；关系到司法鉴定事业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现实权利义务；也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因此，事关重大，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0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4条都明确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从这两个法条的行文及相关条文的含义和逻辑顺序上看．这里的鉴定人都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是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刑事诉讼法》119、120条，《民事诉讼法》72条，《行政诉讼法》35、47条都是将司法鉴定部门和司法鉴定人并列陈述的，其中的鉴定人都是指自然人。
司法鉴定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是以主观的方式表述客观的事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经验科学，一般以两人以上为鉴定主体进行的鉴定中。还允许以存在一定程度分歧的方式出具鉴定文书：同时，司法鉴定还是一种评断他人之事的行为，这和法人决断自身之事有本质区别。所以，法人和社会组织通常不具有司法鉴定的意思能力，即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具有充当司法鉴定人的能力。所以，理论上，当然只能由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责任．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对司法鉴定人界定为“人员”，国外立法例也基本都是如此规定的。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单纯地实行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即主要由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法律责任，是有缺陷的，甚至于是行不通的。
理由如下：
l司法程序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无论是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的委托、指派一般都是直接指向司法鉴定人，相应地，司法鉴定意见直接由司法鉴定人作出。在此情况下，由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责任自无别论。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是经由司法机关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再由司法鉴定机构指派具体的司法鉴定人。这决定了三个特点：一是这种委托是司法机关和司法鉴定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不是司法机关和司法鉴定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二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之间是职务上的隶属关系：三是这种职务上的隶属关系决定，司法鉴定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司法鉴定的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说，基于职务行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应是由法人或职务行为人所在组织承担；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可以采取双罚制，既可以由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单独承担，也可以由司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从法律上说，司法鉴定在中国这种司法程序下，法律责任是由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共同承担的．甚至主要是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的。可见。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2社会传统理念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众所周知。“单位人”的社会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我们的司法鉴定人事实上也都是某一司法鉴定机构的职员或雇员，不可能脱离“单位人”的社会形象。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第3款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一个鉴定机构中执业。”也就是说．司法鉴定人是不能脱离组织而存在的。在此情况下，一旦司法鉴定行为引发法律责任的归结问题．司法机关和公民是不习惯也不愿意舍机构而求自然人的。社会公众都明白，自然人的责任能力通常弱于法人和社会组织。追究单位的责任本来就是社会习惯．连司法机关都不会习惯置司法鉴定机构于不顾．而单纯去追究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在此社会观念下，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无法在全社会有效推行
3司法鉴定文书的出具方式也决定了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无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还是社会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都载有司法鉴定机构印鉴．这种方式是有法律制度、行规和职业习惯支持的。这就给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一种直观的认识．认为司法鉴定文书是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而司法鉴定人的签名不过是记载了谁代表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谁盖章谁承担责任，是社会传统观念，也是中国的司法传统观念。在此观念影响下，实行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就成了反传统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4司法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和相应的执业保障
制度也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司法鉴定不是一项高收入职业，而司法鉴定的民事法律风险是不可预期的，有时是很大的．以司法鉴定人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是很难实行的——个人财产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同时。司法鉴定人从观念和感情上也不会接受。笔者相信。一旦实践中出现由司法鉴定人承担巨额民事责任的情况，司法鉴定人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此法律后果的；同时．也会造成行业恐慌。其结果是．职业收入微薄的司法鉴定人在风险成本与微小的收人相衡量下，很多鉴定人会放弃此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司法鉴定职业风险保障。但《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并没有建立司法鉴定人执业风险保障制度，倒是《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确立的却是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司法鉴定机构不必承担司法鉴定的法律责任。这就出现了一个令我们尴尬的情况，有风险的没执业保障，没风险的有执业保障。我们姑且不论实践中是否有此险种以及能否设立此险种，单是这种执业保险制度上的错位，就足以使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了。
5对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相关规定自相矛盾
(1)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6条规定，个人、法人和社会组织都可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而同一法律的第l0条却明确规定了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未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等于从字面上排除了法人和社会组织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法律责任。这里，我们无法对“司法鉴定人”作扩大的解释。因为，①《决定》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均未将司法鉴定人的外延规定为包括法人；②司法鉴定机构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非法人社会组织。如果将其也视为“人”，就需要法律明确赋予其司法鉴定上的“人格”．否则作扩大解释就是违法解释；③如果《决定》中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中的“人”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就应该在第10条中明确界定，否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说不通。
(2)既然从法理和立法技术上来衡量和分析。司法鉴定人负责制都是不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的．那么司法鉴定机构作为法人或社会组织就不应当承担什么司法鉴定业务上的法律责任。但《决定》第13条2款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40条却明确规定了若干条司法鉴定机构业务上的法律责任。这两个立法上的矛盾说明．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与法律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是直接矛盾的。
以上分析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二难：如果我们认可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则存在以上所述五方面的障碍，难以行得通：如果我们认可扩大解释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则一方面司法鉴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为司法鉴定人不符合司法鉴定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另一方面，在立法上对司法鉴定人作一个扩大的解释也十分困难，特别是将社会组织扩大解释为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则更加困难。
尊重司法鉴定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真正建立起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实行鉴定人制度，相应弱化司法鉴定机构的作用和影响，从而让鉴定人真正负起责来。另一个办法是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作一些调整．改革司法鉴定委托和指派方式．调整司法鉴定文书出具格式和方式，司法鉴定文书不再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印章，同时建立司法鉴定人执业保险制度。但这两个办法均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作支撑，还需要相应社会观念的转型，短期内无法施行。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5
内容提要: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通过机关自我授权的方式建立起许可设定的,而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在许可的设定方面采法律、行政法规集权统一的取向,这促使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同时,许可的设定基准也会因诉讼活动的需要,使司法鉴定中“司法”的功能由“是司法”走向“为司法”。
随着2004年7月1日我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也面临必须改革和如何改革的压力。当下,在《行政许可法》的制度要求之下,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构建依据以及功能作出重新审视是很有必要的。
一、司法鉴定许可设定制度的现状——无法律规范下的自我授权
我国目前司法鉴定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司法部的规范,如《司法部关于组建省级司法鉴定协调指导机构和规范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通知》、《司法鉴定许可证管理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等等,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联合的规范,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等。另外,由地方人民政府的规例规范在其中占了8项,如《河北省司法鉴定条例》、《深圳市司法鉴定条例》、《河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等等。这些规范构建起了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所依据的法的制度体系。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建立在行政机关的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基础之上的。换而言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至今并不具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其是依相关机关各自的权力,依各自在司法活动中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是以各自的权力为中心依自我规范为依据建立的各自分散制度的集合体。由于与司法权力运行相关的各个国家机关对在诉讼活动中各自承担的职责不同,上述的机关各自为政式的制度设置也因此在彼此之间形成相对分工。有学者归纳指出,目前各个机关参与司法鉴定工作的具体空间为:法院承担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委托;对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的必要监督、鉴定结论质证的主持、鉴定结论的采信;公安和检察机关承担司法鉴定的委托、参与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制定司法鉴定机构的准入标准并负责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以及年度检验、制定司法鉴定的各项技术标准和对司法鉴定工作进行必要的监督。[1]
从上述归纳可见,在我国整个司法鉴定制度中,承担相关行政许可权限的主要是司法行政机关。因此,分析行政许可时必须首先以司法行政机关为对象。
在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中,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该行政领域中行政许可权限的主要依据为:首先是源于国务院办公厅以内部文件[2]方式颁发的经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该规定的司法部的内部机构法规教育司的一项职责是“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之后,司法部于1999年8月24日《司法部关于组建省级司法鉴定协调指导机构和规范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通知》, [3]从这项行政指导的职责处罚出发设定“司法行政机关作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业务主管机关”。在此基础上,通过《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4]、《司法鉴定许可证管理规定》[5]、《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6]、《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7]等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和部门规章,建立起了司法鉴定的行政许可制度。
其次,还需注意到的是司法机关,比如人民法院也通过建立司法鉴定许可的设定制度。这在事实上使得非行政机关的司法机关本身也拥有了司法鉴定“行政”许可权限,例如,法院本身也通过自身的规范建立起相应的司法鉴定制度,其中也赋予相关机构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的资格。例如《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8]第6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新建司法鉴定机构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从这项规定中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自身设置的规范设立了对法院体系中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许可权。不仅如此,根据《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9]第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提出申请的鉴定人进行全面审查,择优确定对外委托和组织司法鉴定的鉴定人候选名单”,由此对法院之外的其他组织和人员也拥有了许可权。
再次,在上述现行的司法鉴定许可的设定体制中,还包含着地方人大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建立司法鉴定的行政许可体制的立法例。例如,《河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10]第5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司法鉴定机构是指符合本条例设立条件,经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核准、登记并公告,为诉讼活动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这也反映出在无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权力机关会因社会管理的需要自我创设相应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上述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描绘出我们现行司法鉴定与行政许可之间关系的基本状况。其基本特征在于:司法鉴定的实施者需要获得许可,取得相应资格之后才能从事该项活动,而许可的根据则分别由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司法机关自分的规则加以创设,其中,主要是由司法部承担建立司法鉴定行政许可制度的职能。
二、《行政许可法》对司法鉴定设定制度的要求
上述的现行司法鉴定设定体制造成制度建设和制度运行方面的相互矛盾和混乱, [11]而在《行政许可法》施行之后,上述司法鉴定的许可设定体制将面临不得不改革的制度性压力。
(一)许可设定权的制度性分配
在《行政许可法》第2章“行政许可的设定”中,在法律的层面上建立起了设定行政许可权限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反映出该法所建立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是以法律优位为基调,同时排斥国务院各个部门以自我授权的方式为自身设定行政许可权力。
《行政许可法》第14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或者在必要时国务院决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第15条又规定在尚未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前提下,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同时,在第17条中明确规定除第14、15条规定的这些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从这些规定看,由于《行政许可法》已经完全排除了国务院的部门可以通过制定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自我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12]因此,依照《行政许可法》第83条第2款的规定,由司法部通过规章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以及其他司法鉴定事项的许可权限,在2004年7月1日,即该法施行之日起,均必须停止执行。[13]
不仅如此,由于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范下,我国的诉讼制度属于全国统一的司法制度,《立法法》第8条第9项将诉讼制度列为法律保留的领域, [14]指出对诉讼制度的规定只能制定法律。对应于此,《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2款也要求“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因此,这条规定也明确地自2004年7月1日起对上述地方权力机关通过地方性法规等方式所建立的司法鉴定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划上了句号。
(二)设定许可的基准——“司法”的内涵以及功能
在上文已经提到,自《行政许可法》施行起,司法鉴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只能由法律规定,或者在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由行政法规规定。这种统一集权的取向排除了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这个方面的设定权。那么,在制度的法形式问题得到明确之后,接下来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设定司法鉴定行政许可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究竟应该依据怎样的基准。
无论是目前的学术界,还是在未来将要建立的司法鉴定制度,对于司法鉴定中的“司法”的定义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将“司法”定位在诉讼活动方面。[15]但是,在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中,上述26项规范中许多规范所强调的“司法”其实是在说明被给予行政许可权的组织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是具有“司法”性质,即该司法鉴定结论拘束法院活动,构成司法判决的事实根据。[16]
由此可以看到在设定司法鉴定的行政许可时就面临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通过许可,使被许可的组织所作出的鉴定本身具有司法性质;另一种认识是被许可的组织所作出的鉴定是为诉讼(司法)活动服务的,其最终性质须要通过诉讼程序本身,如质证等之后由法官确认。通俗而言,前者的“司法”是“是司法”,后者“司法”是“为司法”。
因此,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今后设定司法鉴定行政许可究竟应该依据怎样的基准进行,其关键在于诉讼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在诉讼法律制度中,经司法鉴定所得出的结论构成诸类证据的一种,如《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列有“鉴定结论”,《刑事诉讼法》第4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31条也有完全一样的规定。并且,三部诉讼法同时都规定鉴定结论等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从诉讼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即使被许可的组织,其作出的司法鉴定也并不会理所当然具有司法的性质,其最终是否具有司法的性质,并非由行政许可制度决定,而是取决于诉讼程序的最终运行结果。
迄今为止的诉讼制度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不断赋予诉讼程序以对抗性。如已经施行多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7]的第31条第1款指出:“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这多少也反映了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趋向。
当司法鉴定在诉讼活动之中所起的是上述作用时,那么,在设定司法鉴定的行政许可时,显而易见其基准应该建立在诉讼活动需要的基础之上,为诉讼程序提供真实确切、能够经受质证的证据。而且事实上,由于诉讼法律制度的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对司法鉴定行政许可制度提出了否定性主张,司法鉴定结论在诉讼程序中也不具有对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具有独占性权限。
在司法鉴定体制之外,我国还有医疗事故、建设工程质量、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文物等学科和专业的鉴定。从事这些鉴定的组织或人员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诉讼活动中同样是被作为证据使用,只要经受质证,其同样能够成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三、代结语——行政许可的形式要求及其功能
如上所述,由于自我授权性的许可制度的作用,使得司法鉴定在诉讼过程中体现出“是司法”的功能,即通过行政许可,使司法鉴定活动在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法院的功能。而与此相对的是,从司法制度本身以及司法程序改革的要求而言,司法鉴定应该具有“为司法”的功能。但无论如何,就《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而言,在设置司法鉴定方面资格等制度以及行为的根据,在形式上只能源自法律。
其实,在形式意义上将司法鉴定制度法律化的立法尝试已经启动并逐步在展开之中。自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每次代表大会期间都有关于要求尽快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据有关报道所反映出来该决定的立法过程的内容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这项立法动向目前在相当大程度上回应了《行政许可法》施行之后司法鉴定制度中许可设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18]首先,该项决定本身说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开始着手在法律层面上建立司法鉴定行政许可设定制度,以解决长久以来各个机关自我授权的制度性问题,消除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正现象。该决定第7条第2款“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的内容为扭转司法鉴定具有的“是司法”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基础。其次,该项决定将司法鉴定的“司法”定位于“为司法”的层面,将其定义为“司法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该决定第1条),从而使司法鉴定成为鉴定人向委托人提供鉴定结论的一项服务。其实,该条内容较之前该决定草案中的规定“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的定义看,也反映出了这方面认识观念的进展。尤其是其中强调司法鉴定被定位在“诉讼活动中”,最终的司法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等变化。总之,如果这项立法的目的能够如愿实现,那么,至少在形式要件方面,司法鉴定制度可以满足《行政许可法》对此的要求。
必须关注的是,针对同样的事项,即使以法律的形式设定司法鉴定的资格等事项之后,依然并非必然地会深入解决司法鉴定的功能问题。因此,形式问题解决之后,制度发展的关键便在于如何实质性地落实许可制度以及实现司法鉴定的应有功能方面。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方面则缺乏有效的保障。[19]
本文所涉及到的仅仅是有关司法鉴定行政许可设定部分的问题。当然,《行政许可法》施行之后,司法鉴定体制所面临的问题不会仅仅局限于上述的这些,其他的种种问题还会在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显现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在深入理解《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之上作进一步的思考。
注释:
[1]参见徐景和:《论司法鉴定的创新研究(上)》,《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3期。
[2]1998年6月24日国办发[1998]90号。
[3]1999年8月24日司发通[1999]092号。
[4]2000年11月29日司发通[2000]159号。
[5]2001年2月20日司发通[2001]019号。
[6]司法部令第63号2000年9月18日。
[7]司法部令第62号2000年9月18日。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法发[2001]23号)。
[9]2002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14次会议通过,法释[2002]8号。
[10]2002年11月25日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1]秦剑在对司法鉴定立法方面的问题归纳时也指出了这类缺陷。参见秦剑:《司法鉴定管理立法势在必行》,《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
[12]《行政许可法》的第2章“行政许可的设定”中对部分规章未作规定,由此消除了国务院部门通过部门规章设定许可的法律依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在2003年8月22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也就此说明道:国务院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决定取消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主要是考虑各部门不宜自我授权,为本部门或本系统设定和扩大权力。参见新华网《行政许可法草案:国务院部门规章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13]《行政许可法》的实行日为2004年7月1日,该法第83条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
[14]有关法律保留的知识参见俞子清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8页。
[15]有关学术界对“司法鉴定”的定义,参见徐景和对“司法鉴定”概念的整理,徐景和:《论司法鉴定的创新研究(上)》,《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3期。全国人大正在起草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第1条将司法鉴定定义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参见《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16]主管司法鉴定的国家机关至今一直进行着排除不同鉴定机构对同一鉴定内容的鉴定结论相左,甚至相反情况的发生制度建设尝试,其实也正反映了目前司法鉴定的性质。此外,鉴定机构与鉴定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中,多少也同样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因篇幅之限对此不在本文中展开讨论。对两者之间关系质疑的最近文献,参见马柏华:《单位鉴定制度损毁司法鉴定权威》,《中国法律人》2004年第3期。
[17]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自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法释[2000]8号。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司法鉴定人法律责任制度反思
司法鉴定责任制度是基础性制度．关系到司法鉴定事业体制、机制改革；关系到司法鉴定事业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现实权利义务；也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因此，事关重大，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0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4条都明确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从这两个法条的行文及相关条文的含义和逻辑顺序上看．这里的鉴定人都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是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刑事诉讼法》119、120条，《民事诉讼法》72条，《行政诉讼法》35、47条都是将司法鉴定部门和司法鉴定人并列陈述的，其中的鉴定人都是指自然人。
司法鉴定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是以主观的方式表述客观的事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经验科学，一般以两人以上为鉴定主体进行的鉴定中。还允许以存在一定程度分歧的方式出具鉴定文书：同时，司法鉴定还是一种评断他人之事的行为，这和法人决断自身之事有本质区别。所以，法人和社会组织通常不具有司法鉴定的意思能力，即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具有充当司法鉴定人的能力。所以，理论上，当然只能由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责任．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对司法鉴定人界定为“人员”，国外立法例也基本都是如此规定的。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单纯地实行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即主要由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法律责任，是有缺陷的，甚至于是行不通的。
理由如下：
l司法程序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无论是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的委托、指派一般都是直接指向司法鉴定人，相应地，司法鉴定意见直接由司法鉴定人作出。在此情况下，由司法鉴定人承担司法鉴定责任自无别论。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是经由司法机关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再由司法鉴定机构指派具体的司法鉴定人。这决定了三个特点：一是这种委托是司法机关和司法鉴定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不是司法机关和司法鉴定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二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之间是职务上的隶属关系：三是这种职务上的隶属关系决定，司法鉴定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司法鉴定的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从法理上说，基于职务行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应是由法人或职务行为人所在组织承担；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可以采取双罚制，既可以由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单独承担，也可以由司法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从法律上说，司法鉴定在中国这种司法程序下，法律责任是由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共同承担的．甚至主要是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的。可见。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2社会传统理念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众所周知。“单位人”的社会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我们的司法鉴定人事实上也都是某一司法鉴定机构的职员或雇员，不可能脱离“单位人”的社会形象。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第3款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一个鉴定机构中执业。”也就是说．司法鉴定人是不能脱离组织而存在的。在此情况下，一旦司法鉴定行为引发法律责任的归结问题．司法机关和公民是不习惯也不愿意舍机构而求自然人的。社会公众都明白，自然人的责任能力通常弱于法人和社会组织。追究单位的责任本来就是社会习惯．连司法机关都不会习惯置司法鉴定机构于不顾．而单纯去追究作为自然人的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在此社会观念下，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无法在全社会有效推行
3司法鉴定文书的出具方式也决定了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
无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还是社会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都载有司法鉴定机构印鉴．这种方式是有法律制度、行规和职业习惯支持的。这就给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一种直观的认识．认为司法鉴定文书是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而司法鉴定人的签名不过是记载了谁代表司法鉴定机构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谁盖章谁承担责任，是社会传统观念，也是中国的司法传统观念。在此观念影响下，实行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就成了反传统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
4司法鉴定人的责任能力和相应的执业保障
制度也决定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司法鉴定不是一项高收入职业，而司法鉴定的民事法律风险是不可预期的，有时是很大的．以司法鉴定人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是很难实行的——个人财产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同时。司法鉴定人从观念和感情上也不会接受。笔者相信。一旦实践中出现由司法鉴定人承担巨额民事责任的情况，司法鉴定人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此法律后果的；同时．也会造成行业恐慌。其结果是．职业收入微薄的司法鉴定人在风险成本与微小的收人相衡量下，很多鉴定人会放弃此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司法鉴定职业风险保障。但《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并没有建立司法鉴定人执业风险保障制度，倒是《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确立的却是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司法鉴定机构不必承担司法鉴定的法律责任。这就出现了一个令我们尴尬的情况，有风险的没执业保障，没风险的有执业保障。我们姑且不论实践中是否有此险种以及能否设立此险种，单是这种执业保险制度上的错位，就足以使司法鉴定人负责制行不通了。
5对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相关规定自相矛盾
(1)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6条规定，个人、法人和社会组织都可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而同一法律的第l0条却明确规定了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未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等于从字面上排除了法人和社会组织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法律责任。这里，我们无法对“司法鉴定人”作扩大的解释。因为，①《决定》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均未将司法鉴定人的外延规定为包括法人；②司法鉴定机构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非法人社会组织。如果将其也视为“人”，就需要法律明确赋予其司法鉴定上的“人格”．否则作扩大解释就是违法解释；③如果《决定》中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中的“人”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就应该在第10条中明确界定，否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说不通。
(2)既然从法理和立法技术上来衡量和分析。司法鉴定人负责制都是不包括法人和社会组织的．那么司法鉴定机构作为法人或社会组织就不应当承担什么司法鉴定业务上的法律责任。但《决定》第13条2款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40条却明确规定了若干条司法鉴定机构业务上的法律责任。这两个立法上的矛盾说明．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与法律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是直接矛盾的。
以上分析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二难：如果我们认可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则存在以上所述五方面的障碍，难以行得通：如果我们认可扩大解释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则一方面司法鉴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为司法鉴定人不符合司法鉴定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另一方面，在立法上对司法鉴定人作一个扩大的解释也十分困难，特别是将社会组织扩大解释为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则更加困难。
尊重司法鉴定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真正建立起单纯的司法鉴定人负责制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实行鉴定人制度，相应弱化司法鉴定机构的作用和影响，从而让鉴定人真正负起责来。另一个办法是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作一些调整．改革司法鉴定委托和指派方式．调整司法鉴定文书出具格式和方式，司法鉴定文书不再加盖司法鉴定机构印章，同时建立司法鉴定人执业保险制度。但这两个办法均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作支撑，还需要相应社会观念的转型，短期内无法施行。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7
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和促进社会和谐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司法鉴定的专业性使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成为必需
在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需要收集各种证据提交给司法机关。其中有些证据是可以通过当事人自身的能力或努力获取的但是也有一些证据必须要借助其他的专业技术手段才能得到。
司法鉴定结论作为一种专业性极强的特殊证据，在诉讼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然而，在通常社会环境下生活的普通当事人很难具备获取这种结论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即便是掌握一定的知识做出判断，其对司法机关的说服力也远不能与司法鉴定结论相比。司法机关为正确适用法律，一般也会要求对涉及到专门性问题的案件进行司法鉴定，并根据鉴定结论做出判断。
司法鉴定的范围包罗万象，凡是诉讼中仅凭办案人员直观感觉或逻辑推理无法进行鉴别和判断的问题，都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其中涉及到一般个体诉讼当事人的多为法医类和物证类的司法鉴定。普通当事人想要在这些专业性很高的领域里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获取证据应该说几乎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在诉讼过程中遇到相关问题需要进行司法鉴定时，那么作为当事人将别无选择。因此，通过司法鉴定获取证据不但最为直接和有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唯一的途径。
二、建立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有利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诉讼权利
在我国，除了法律规定的几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外，绝大多数的案件都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如果希望通过诉讼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需要在向提讼的同时提供必要的证据来支持其诉讼主张，由人民法院在审查后依法立案审理。如果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很可能会采取不予立案的做法。即便是允许立案，也可能因为证据不足导致败诉。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最具证明力的法定证据，对于案件的立案和审理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通过司法鉴定获取证据是需要一定费用的，根据《黑龙江省物价局关于社会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及标准的批复》（黑价行字[2006]36号）文件中规定的收费标准，一般法医类单项鉴定费用为30元至3200元，大多数鉴定至少需要包括两个以上的项目。这就使得部分当事人尽管其诉讼请求合理，如果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是完全有可能胜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司法鉴定的费用而无法获得司法鉴定结论这一具有很强证明力的证据，最终导致因证据不足而不能立案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证据不足而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对已有的鉴定结论不服，可以向司法机关请求重新鉴定，而是否准许这一要求是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如果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不能自行承担鉴定费用，那么在已经有鉴定结论的前提下，审判机关一般很难会支持由无异议的一方出资进行重新鉴定的请求，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当事人通过重新鉴定的结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司法鉴定救助制度的建立，给弱势群体诉讼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和提起重新鉴定提供了可能，使他们不会因经济困难丧失平等对抗的地位，最终使其合法的诉讼权利得以保障。
三、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是司法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为了帮助困难的群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国家建立了司法救助制度，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等，同时也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特困群众诉讼难的问题，但是这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并未包含司法鉴定救助。如因无力交纳司法鉴定费用无法获取证据，并最终导致无法进入诉讼程序，就使得上述两种制度失去了实行的必要前提，其作用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所以说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是司法救助的有效组成部分，它的缺失将可能导致整个司法救助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是整个司法救助的起始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建立司法鉴定救助制度势在必行。
四、司法鉴定的法律保障定位决定了司法鉴定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即便是没有高质量的法律文书和高水平的法庭辩护，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判决其胜诉。然而，如果当事人因无力承担
司法鉴定费用导致证据不足，即使得到了法律援助服务，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不排除败诉的可能性。因此，司法鉴定作为法律保障手段，其不可缺失的特性决定了在某些情况下比服务类的援助更加至关重要。只有建立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才能使法律保障制度得以完善。
五、司法鉴定客体的特殊性要求司法鉴定救助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保证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8
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司法鉴定制度逐渐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实践的发展。笔者将结合我国司法实践，重点分析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同时提出针对性的完善意见。
一、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至今未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仅仅在三大诉讼法中零散的规定了司法鉴定方面的问题和程序。为缓解司法鉴定领域在操作中的困扰，实务部门结合本部门的情况分别制定了有关调整司法鉴定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例如有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最高检察院的《法医工作细则(试行》、公安部的《刑事技术鉴定规则》、司法部的《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以及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联合的文件等，上述规定虽然推动了司法鉴定工作的发展，但还存在着相互矛盾，适用范围窄，效力层级较低等问题。从司法鉴定行业标准看，我国目前也没有形成一部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司法鉴定行业标准，例外的是几个部联合出台了司法精神疾病以及法医鉴定的部级标准，其他的鉴定工作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且绝大多数是从各自的工作出发规定的经验型的标准。这就造成了对于同一项鉴定，依据不同的行业标准其结果往往差别较大。
（二）鉴定机构的设置不合理
1．鉴定机构多系统重复设置。我国有鉴定权的部门有如下几种：一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国家专门机关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其中公安机关内部鉴定的规模最大，实行中央、省、地（市）、县（区）四级鉴定网络。检察院、法院的鉴定规模较小，起步较晚，通常设置于中央、省、地（市）三级；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政法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如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研究所；三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设立的鉴定机构，这样的鉴定机构比较常见的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由医学类大学设立的鉴定机构；五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因此，在我国享有鉴定权的机构庞大而杂乱，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且各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归各自管理，各守门户，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多方鉴定、重复鉴定、虚假鉴定等现象的存在，导致司法鉴定的混乱无序。
2．鉴定机构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公安机关的“自侦自鉴”、检察机关的“自检自鉴”、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因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大打折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社会对鉴定制度的信任不高。
3．鉴定机构运行机制混乱。一是司法鉴定行业无执业分类标准。司法鉴定行业涉及的学科门类很多，有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多门学科知识，客观上需要严格的执业分类，但我国目前对此一片空白；二是各个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对象不清。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在受案上普遍存在随意性、混合性和重复性。为了经济上的利益，都对外接受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委托，有的还相互争案、相互否定、相互指责，严重的损害了技术鉴定的权威性、科学性；三是对鉴定机构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现行规定只是规定了鉴定机构的权利，而并没有规定其应当履行的义务，这就导致了有的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对鉴定事项不严格审查，不顾事实出具不真实的鉴定结论。
（三）管理鉴定人员的机制不科学
1．缺乏统一的鉴定人资格准入机制。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核、批准、授予至今没有统一的规定，往往其资格是内部授予，而不是由统一的专门机构通过考试合格后予以授予。因此，对如何认定鉴定人的资格，通常由办案部门或办案人员认定，不具有客观性。
2．缺乏健全的鉴定人培训、考核和晋升机制。我国对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尚无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严重阻碍了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性。
（四）司法鉴定缺乏程序规定
1．委托主体多样化。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享有决定是否将鉴定事项提交鉴定的权力，因此我国的司法鉴定决定权专属于国家机关，当事人只有请求鉴定的权利。然而，当事人直接委托鉴定机构却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就明文规定了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上述规定导致司法解释与法律出现了冲突。
2．没有明确重新鉴定的事项和程序。首先是没有明确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做出是否准许的程序。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后，往往不能对法院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有明确的预期。其次是对如何选定重新鉴定的机构没有细化。对决定重新鉴定的，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选定重新鉴定的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重新鉴定的机构比前一个鉴定机构的资质低、级别低以及重新鉴定的结论全面否定前一个鉴定结论的现象。第三是没有明确规定重新鉴定的次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事项多次鉴定、反复鉴定，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没有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
（五）鉴定人不出庭，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随意化
司法实践中通行的做法是文证审查，对于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员并没有要求出庭接受当事人的当庭质证。从法院的审判实践看，要求鉴定人出庭的也非常少，有的鉴定人即使接到要求出庭的通知后往往也不出庭。鉴定结论是对诉讼中由鉴定人对专门的事项作出的结论，其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及专业性，当事人双方往往并不了解鉴定工作的情况，而法官对于较为复杂的鉴定结论并不能完全了解其具体含义，容易造成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带有随意性和偏向性。
二、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建议
诉讼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是现代诉讼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证明方法的科学和理性。司法鉴定制度显然是重中之重，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制度是应有之义。
（一）建立科学、中立、公正的鉴定机构
1．明确鉴定机构设置的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是法律最基本的两个价值，也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更是诉讼程序追求的终极目标。司法鉴定是证据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起着鉴别案件事实的重要作用，往往能最终决定案件的事实和和裁判结果，也应最大限度地兼顾公正与效率。
2．剥离公检法机关内现存的司法鉴定机构。根据诉讼法的理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中履行指控犯罪职能的法定机关，按照证明责任的分担，应该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承担举证和证明责任，如果将司法鉴定机构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则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定诉讼地位相冲突，容易造成对其内设的鉴定机构出具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及罪轻罪重的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产生怀疑，不利于保证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而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应该是居中裁判，如果出现自审自鉴则也不符合其诉讼地位，不能确保人民法院的公平公正。要确保司法鉴定结论的公平公正，则剥离公检法机关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势在必行。
3．建议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机关统一进行管理。由司法行政部门对鉴定机构进行统一的管理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是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参与诉讼活动，不是诉讼活动的职能主体，其立场相对应公检法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与其地位相符。其次是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职能相符。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已赋予了司法部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一项新职能，并由国务院“三定”方案加以确定，这为全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基本框架和思路。
4．建议设立统一的鉴定机构。一是整合公、检、法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只在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州）设立三级司法鉴定机构，从而使鉴定机构的数量减少、实力增强、鉴定人的素质提高。地级司法鉴定机构根据情况可在县（县级市、区）设立分所，但一个县最多只设一家。二是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医学类、政法类等高等院校以及行业鉴定机构和其他专业部门的司法鉴定机构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
（二）从立法上加强对鉴定人的管理
1．严格鉴定人资格的取得程序。可以按鉴定工作的类别，组织专项的鉴定人资格的考试，只有通过考试后取得相应的鉴定人资格的，才能在鉴定人资格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对应的鉴定工作。同时完善对通过鉴定人资格后的考核程序，建议按照不同鉴定种类的难易程度，分别规定每1-2年进行业务考核，对没有通过考核的要组织专门的考试进行培训，对通过考核的方能允许继续从事鉴定工作。
2．明确规定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要保证鉴定人依法履行鉴定职责，各国都对明确的规定了司法鉴定人的权力义务。我国的《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只是规定了鉴定人的查询权、参与权、要求权、拒绝权、获得报酬权等内容，在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有部分原因是其鉴定结论对利害关系人有较大的影响，容易成为厉害关心人打击报复的对象，因此规定鉴定人履行责任的安全保障权可以消除鉴定人的顾虑。
3．健全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鉴定人法律责任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具体如何承担，并未明确。建议对违反鉴定人法律责任的，按照违反责任的大小，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来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规范少数不服责任的鉴定人，防止出现鉴定结论出具的随意性等情况。
（三）规范鉴定程序
1．明确鉴定启动权。建议建立法官行使鉴定的启动权，而当事人行使司法鉴定申请权和申请回避权的制度。在由法官决定、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要合理采纳英美法系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做法，赋予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回避权，赋予当事人监督制约法官的鉴定启动权。
2．鉴定机构的选择要充分体现当事人意志。法官在现行法律体系下享有鉴定机构的委托权，但却缺乏当事人对该项权力的监督制约，建议规定鉴定机构的选择应该首先有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在出现分歧意见时由法官提出意见交双方当事人决定。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司法鉴定；制度；完善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全球性的科技革命，基因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的使用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司法鉴定带来了许多的机遇。然而，司法鉴定本身也存在很多的不完善之处，在实践当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影响着司法鉴定功能的发挥。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1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一种活动。”[1]随着诉讼制度的完善以及科技的进步，作为一种客观公正的科学手段，司法鉴定被广泛地应用于诉讼领域，愈来愈多的案件借助于司法鉴定作为定案和判决依据。司法鉴定已经成为当代各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司法鉴定是借助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解决与案件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的主要手段，它在诉讼活动中起着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借助科学仪器和化学药物的特殊性能，揭露人的视力不能见和不易见到的某些事实；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客观、准确、及时地记录和固定犯罪现场上物证、痕迹；能利用科学的鉴别、分析方法，来确定物质的成分、性质，查明某些事实形成的原因；能利用同一认定的科学方法，对客体的异同作出科学的结论。
2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2.1司法鉴定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至今尚无统一的司法鉴定立法，造成实践中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无统一规定，鉴定人的资质条件无统一标准，鉴定的标准无统一规范，鉴定程序无统一规则，鉴定的法律责任无具体规定。例如我国现行法律对鉴定次数就没有作出限制，造成实践中当事人如果对鉴定结论不服，可以无休止地鉴定下去。虽然近年国家各司法机关相继制订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的内部文件，但内容粗细不均，规范不一，难以适应诉讼领域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鉴定范围日益扩大的新情况。
2.2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缺乏统一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管理的最大症结。从机构设置上看，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有与之工作相适应的鉴定机构，造成鉴定机构设置相互重复，形成了各自为鉴的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缺乏制约和监督，从而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再者，由于司法鉴定主体和鉴定程序不明确，在具体实践中，何为鉴定的法定部门难以明确，同时，鉴定的方式、步骤、期限和鉴定回避等程序方面也不规范、不统一，从而影响了司法鉴定结论的真实性。
2.3鉴定过程的封闭、不规范
在目前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司法鉴定过程的公开、程序、被监督尚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根据现行司法鉴定实践，由委托单位出具委托书，提供所有案件材料后，委托单位就退出鉴定过程，缺乏对鉴定过程的监督，由于鉴定启动权在司法机关，案件当事人除鉴定工作需要配合鉴定外，无权对鉴定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有些根本就不知道进行鉴定一事，导致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缺乏信任。其次，鉴定资料的真实性也缺乏质证。
3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3.1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规范
司法鉴定的规范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保证。制定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律法规，则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最强大的推动力和最坚强的支持力，也是改革成果的巩固过程。在法律中应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义务、司法鉴定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
3.2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
首先，针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管理混乱状况，我们应借鉴英法等国对司法鉴定“集中型”管理的经验，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司法鉴定的行业主管部门的理由：一是符合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和职能，对司法鉴定的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题中应有之意；二是由于我国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介入诉讼，由其管理司法鉴定工作有利于保证司法鉴定的客观公正。其次，要实现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三机关的分离，这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可避免司法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多头鉴定。但是，应该将作为侦查手段的侦查鉴定和在诉讼中使用的司法鉴定区别开来，侦查鉴定只为案件提供根据，不能直接用于审判和定案。
3.3建立统一的鉴定人资格制度
根据实际情况，我国应该采取鉴定人资格制较为适宜。具体讲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鉴定人条件的标准化、资格取得的程序化和资格管理的制度化。鉴定人条件的标准化是指对鉴定人需具备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等条件进行统一规范。司法部的《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对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取得的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已做了明确规定。鉴定人资格取得的程序化是指鉴定资格的取得一般应由申请、培训、考试、核准四个程序组成。申请应由当事人提出，培训由省级以上主管单位组织进行，考试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进行，考试合格后，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颁发资格证书。鉴定人资格管理的制度化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应定期对鉴定人的鉴定情况进行考核管理，从而促进鉴定人鉴定水平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主编：《司法鉴定导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司法鉴定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 司法鉴定制度 鉴定机构 鉴定人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一种活动[1].司法鉴定涉及诸多领域，据统计，“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学科的种类已经多达30余个，一年鉴定案件100万件以上（包括一案数种鉴定）”[2]可见，司法鉴定借助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解决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以弥补侦查、审判人员知识的不足，它以其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帮助司法机关判明证据真伪，起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分工的细化，鉴定的应用领域必将不断拓宽，其重要性也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3].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是从建国初期司法机关侦查办案所需的内部鉴定而发展演变出来，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诸多弊端。
一、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司法鉴定立法严重滞后
1、法律对司法鉴定的规范甚少。目前，有关司法鉴定方面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之中，仅6个条款。且六个条款主要是关于鉴定决定权的授权性规定。从全局上看，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
2、部门规范杂乱。出于需要，各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的文件：如司法部制定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公安部制定了《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检察院制定了《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法院下发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文件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在操作中的困扰，但效力层次不高，适用范围较窄，冲突与矛盾并存，且各自为阵，施行各异。
3、绝大部分专业未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目前，除部分法医鉴定和司法精神疾病有几个部联合颁布的部颁标准外，其他学科尚无统一标准，多数还只是各自确定的标准或经验型的标准。“各类学科、全国性的行业标准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公认型的鉴定标准还没有”[4].众多的鉴定机构由于其行业或专业的特点，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鉴定标准，如同样的人身损伤进行伤残等级评定，适用公安部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标准》和劳动部制定的《职工工伤和职业病鉴定标准》结果往往不同，当事人亦常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也以此迎合委托人。在众多的鉴定标准中，有的还不科学、不准确，给司法审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法医鉴定中重伤偏轻和轻伤偏重以及轻伤与轻微伤的鉴定结论概念模糊。这些问题必然导致对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产生分歧和动摇，对公正司法产生直接影响。
（二）鉴定机构门派林立，设置重叠，运行混乱
1、鉴定机构多系统重复设置。目前我国具有鉴定权的机构大致有五类：一是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国家专门机关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这些内部鉴定机构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在行使侦查、检察、审判权时而设立。其中公安机关内部鉴定的规模最大，实行中央、省、地（市）、县（区）四级鉴定网络。检察院、法院的鉴定规模较小，起步较晚，通常设置于中央、省、地（市）三级；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政法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如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等；三是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一些医科大学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五是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因此，在我国享有鉴定权的机构庞大而杂乱，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各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归各自管理，各守门户，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多方鉴定、重复鉴定、虚假鉴定等现象的存在，导致司法鉴定的混乱无序。
2、鉴定机构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公安机关的“自侦自鉴”、检察机关的“自检自鉴”、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因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大打折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社会对鉴定制度的信任不高。尤以“自审自鉴”更甚，审判活动系平息冲突、化解纷争、定罪科刑的最后防线，自审自鉴使“鉴定成为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是法院的一个下属机构，又是一方当事人的证人，他由法院的下属成员变成当事人一方的证人。法官以这种双重身份出现和参与诉讼活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失公正和后顾之忧。”[5]
3、鉴定机构运行机制混乱。（1）司法鉴定行业无执业分类标准。司法鉴定行业涉及的学科门类很多，鉴定的技术手段也纷繁复杂，有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多门学科知识，这就要求有不同专业知识和掌握不同技术手段的人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水平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客观上需要严格的执业分类，但我国目前对此一片空白；（2）各个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对象不清。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在受案上普遍存在随意性、混合性和重复性。为了经济上的利益，都对外接受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委托，有的还相互争案、相互否定、相互指责、贬损对方，使技术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大受损伤；（3）鉴定机构有权无责，随意出具鉴定结论。由于对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缺乏法律约束，随意出具鉴定结论也无相关制裁措施，使得少数鉴定人员收受贿赂，毫无顾忌地出具偏袒一方的鉴定结论，这在财产评估中表现尤为突出，同一财产，不同机构出具的评估值有时竟会相差几倍！
（三）对鉴定人员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
1、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也有类似规定。但我国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审核、批准、授予机构，如何认定鉴定人具有“专门知识”通常由法官说了算，甚至连审案的法官也未必知道署名的鉴定人是谁？具体有无“专门知识”？即使署名的鉴定人有鉴定资格，但其资格多为内部授予，而非考试通过，水平高低不得而知。再则，当鉴定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如何有效地保护？鉴定人无故不履行义务时如何制裁均无法可依，影响了鉴定的法律权威。
2、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司法鉴定整体水平不高。由于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与规则，加之鉴定机构多而杂乱，鱼龙混杂，鉴定人员中不乏滥竽充数者，特别是依附国家机关的庇护而生存的鉴定机构，其人员素质更令人堪忧，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鉴定人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远未形成。
3、对鉴定人员没有健全的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健全和实施合理的培养、培训制度，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我国对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尚无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晋升标准多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条件，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严重阻碍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性。
（四）司法鉴定缺乏程序规定
1、委托主体多样化。民诉法第72条、行诉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启动鉴定的唯一合法主体；刑诉法第121条、165条规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公安、国安、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都有决定鉴定的权力。可见，现有法律均规定司法鉴定决定权专属于国家机关，当事人只有请求鉴定的权利。然而，当事人直接委托鉴定机构却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2002年4月1日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司法解释与法律在此存在冲突。
2、对重新鉴定没有规定。（1）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无规定。一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常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是否准予，没有标准；（2）重新鉴定的机构如何选择无规定。实践中有时出现越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机构的级别却越低的怪状，而各鉴定机构出具的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又成为重新鉴定的动因；（3）重新鉴定的次数无限制。一方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于己不利，就申请重新鉴定，一案多鉴甚为普遍，因鉴定而花去一年半载屡见不鲜。多渠道、多层次的重复鉴定，不仅增大诉讼成本，加重当事人负担，造成资源浪费，且经常出现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情况，法院对此无所适从，诉讼久拖不决。如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吴赛阳诉吴彰引刑事自诉案，历时七年，经过二次发回重审、一次再审共六次诉讼，吴彰引由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都是三次司法鉴定起了决定性作用[6].
（五）鉴定人员不出庭，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随意化
长期以来，鉴定机构多以出具书面鉴定结论为终结目的，鲜有出庭质证。如本院2001年至2003年共委托鉴定105件，鉴定人出庭仅5件。法院亦很少督促鉴定人出庭，即使要求，鉴定人也常托词推脱，致使鉴定人资格得不到控辩双方和法庭的审查，鉴定结论仅在当事人之间质证。而当事人对于专门性问题往往不懂，多以鉴定结果对自己的利弊来决定肯定或否定，鉴定结论的质证流于形式，其科学性和公正性难以体现，达不到审核鉴定结论的目的。法官有时也难以明了鉴定结论的真正含义。当几个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出现时，法官更可能随意认定，上诉程序难以避免，甚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造成司法机关无谓的重复劳动，也损害司法机关的声誉。
二、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比较
当今世界，英美和大陆法系在司法鉴定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诉讼制度的特点所决定，对两大法系不同的鉴定制度的优劣长短予以比较，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和决定权。鉴定的启动权和决定权，即鉴定事项的提出和鉴定人的选任，它是鉴定制度的核心内容。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与否及鉴定事项都由当事人自行决定，鉴定人也由当事人聘请，为当事人服务。而大陆法系则实行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鉴定被视为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份，因此司法鉴定由法官根据检察机构和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决定，鉴定人也由法官选任或聘请，视为法官的助手，为司法机关服务。
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通过双方的对立竞争来全面揭示案件事实，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法官偏听偏信。但因鉴定人系当事人聘请，在选取鉴定材料和作出鉴定结论时往往会倾向于委托人。故鉴定结论容易服务于当事人的需要，而非正义的需要。为克服这一缺点，当今英美法系法官主动决定鉴定事项不仅得到法律认可，而且在实践中也越来越频繁。
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的优点主要是保证鉴定人的中立性，减少重复鉴定，提高效率。但事实上，这种鉴定制度常常事与愿违。一方面由于鉴定结论是“一言堂”，法官易偏听偏信，造成错判；另一方面重新鉴定又使效率大为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鉴定制度所享有的‘公正性’荣誉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导致错判的危险性。且不说那些专门为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服务的鉴定人很难保持‘中立’，即使是法院聘任的鉴定人也会产生迎合法官的心理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公正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比那种公开声明的不公正具有更大的危险性。”[7]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向英美法系国家学习，鉴定启动权虽控制在司法官手中，但当事人对鉴定程序的启动却能够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当事人如果认为案件需要鉴定，可以向法官申请，双方还可申请重新或补充鉴定，法官若无充分理由不得拒绝。
（二）担任鉴定人的资格。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人被称为专家证人，对于什么人能够担任鉴定人，法律无专门规定。原则上，所有“经过该学科科学教育”的人，或者“掌握从实践中获得的特别或专有知识”的人，[8]都可以作为鉴定人。而“大陆法系所谓的专家，常常是指建筑师、会计师、律师、工程师、土地房屋调查师等获得资格认证或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士”。[9]大陆法系建立了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制度，将鉴定权授予给特定的人或机构，如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都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行业登记造册，注明各人的基本概况，供法官选择。
（三）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英美法系首先由聘请该鉴定人的当事人审查，认为合格则聘任；其次是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通过在法庭上对鉴定人或专家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或质证，目的是让法官和陪审团怀疑该鉴定人的资格从而怀疑其鉴定结论。大陆法系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主要有三种：其一，由有鉴定权的机构自行审查。如俄罗斯由鉴定机构对其人员进行审查；其二，由授予鉴定权或确定鉴定人资格名单的机关负责审查。如法国的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审查其鉴定人注册名单候选人资格；其三，由承办法官负责审查。如德国由法官对选任的鉴定人进行审查。这三者皆属“事前审查”，即在鉴定人进行鉴定之前进行资格审查。大陆法系还规定了鉴定回避制度，而英美法系由于鉴定人由当事人选任，自然无此制度。
（四）鉴定人出庭。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大同小异，即鉴定人一般都须亲自出庭作证。英美法系要求更为严格，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主询问和反询问，其诉答过程就是展示鉴定的合理性过程，否则法官可直接将其证言排除。对于无正当理由而拒绝鉴定或者拒绝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严厉的强制措施。当然，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也规定了鉴定人可不出庭作证的情形，遇此情况鉴定人可不出庭，但要对其鉴定结论采取相应措施，如在审前询问或证据保全。
（五）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指鉴定结论对法官判决的约束力。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人在证明案件事实时，是依靠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力图影响陪审团和法官，其作用与普通证人无异，只不过陈述的并非切身体验，而是对事实的判断意见，故对法官没有约束力。大陆法系由于鉴定是司法官委托，鉴定人被视为帮助司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的中立人，不同于证人，其出具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又有两种体例：其一，对法官无约束力，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其二，有一定的约束力，法院判决如不采用鉴定结论需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以日本、法国、俄罗斯为代表。
三、重塑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设想
随着我国加入wto，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的经济、司法都将面临严峻挑战。“诉讼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是现代诉讼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证明方法的科学和理性。”[10]司法鉴定制度显然是重中之重。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8个代表团的266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尽快立法规范司法鉴定工作。2002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又有7个代表团的234名代表提出该议案。[11]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山东团的傅延华代表、浙江团的周晓光代表分别领衔提交了关于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12]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制度，已成为社会的急切呼唤！
（一）建立科学、中立、公正的鉴定机构
1、鉴定机构设置的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公正与效率是“一个世纪性的主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人民群众都迫切要求司法公正与高效。”[13]公正与效率是法律最基本的两个价值，是一切现代设计的共同价值准则，也是人类设计诉讼程序的根本出发点。司法鉴定作为鉴别、确认诉讼证据的一种重要活动，直接决定案件的事实和裁判结果，也应最大限度地兼顾公正与效率。
2、司法鉴定机构与公、检、法三机关分离。公安、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诉讼主体，对其控诉承担证明责任，如将事关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行大小的专门性问题提交其内部机构鉴定，并作为定案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所处的地位和执行的职能是不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14]再则，犯罪嫌疑人对事关自身利益的鉴定问题一无所知，法律规定的鉴定人回避权丧失意义。至于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更与其中立的诉讼地位背道而驰。因此，从公正的价值角度出发，司法鉴定机构必须独立于公、检、法机关，站在中立的角度不偏不倚地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
3、所有的司法鉴定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管理，杜绝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避免多头鉴定，减少重复鉴定，节省社会资源。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是适当的。其一，司法行政机关不直接参与诉讼或仲裁活动，独立于司法之外，符合中立、公正的要求；其二，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和职能相符。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已赋予了司法部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一项新职能，并由国务院“三定”方案加以确定，这为全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基本框架和思路。司法部已于2000年8月3日颁布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对鉴定机构的设立、登记、年检注销，对鉴定人员的资格、权利义务、执业等进行了初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