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论文篇1
那么，电视历史剧究竟为什么会走红呢?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观众的喜爱。关于这一点已经用不着我们去花费笔墨作祥尽的考证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潜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即电视历史剧为什么会赢得观众的喜爱?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揭示了电视历史剧走红的一个深层动因。
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电视历史剧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时代、社会诸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受众独特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电视历史剧契合了特定时代大众的社会心理，顺应了我们民族独有的审美心态。
(1)与大众社会心理的契合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中。就本土范围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社会进入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时代。人们从原先的精神化生存坠入了激烈的物欲竞争。信仰坍塌，理想破灭，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问题随之纷纷出现：迷惘、焦躁、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世界格局重组的问题，wto更使这一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明了。中国经历了80年代自觉的西化失败后又一次不得不向西方看齐。国人本已焦灼不堪、迷乱不已的心理因此越发脆薄：一方面不知所措，一方面又本能地滋生出反抗与拒绝，矛盾重重中人们开始将目光到中国的历史深处，企望从“曾经泱泱大国”的往昔岁月中寻找到自我的寄托，寻找到民族自尊自信的支点。95年后席卷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国学热”就是一个明证。这样的历史情景和群体精神风貌，催化了电视历史剧的出笼和发展。从一开始，它就顺应国人回归历史的心理趋向，将镜头锁定历史时空；同时，在面对历史时又着眼于现实需要，力图给困顿中张惶失措的现代人撑起一方不无虚幻的心灵栖居地，让种种纷繁杂沓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安息。因此，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策略就是凭借一个历史的幌子演绎现代人的梦想。与这种创作策略相吻合，在具体的操作上它远离传统的经学式历史书写，无视“历史真实”。尤小刚就曾经这样表白：“在戏说中，历史人物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陈家林也认为历史剧并不意味着与历史一一对号(注：《荧屏群言堂》，《中国电视》2002年第3期)。可见，在创作者那里电视历史剧是“大众文化对历史的再塑造”的产物。其于这一出发点，电视历史剧针对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作出了不同的创作定位：或者把电视历史剧视作人们欲望假想和心理宣泄的对象，把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变成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打造出一则则世俗神话。而观众在观看时通过产生联想和认同，又把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悄悄地置换成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淡忘了现实的焦虑、困惑和迷茫，或者在虚实相间里为我们讲述一个古国强者的奋斗传奇。这类作品往往以塑造具有感召力的强者形象为核心，展示人物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凸现人物智勇过人、刚强有力的英雄特质，从而在观众面前树立起自强不息的民族楷模。康熙、雍正、包公、刘罗锅都是其中的代表。这样的艺术形象满足了民族自信的想象，弥补了现实生活中强者匮乏的缺憾，反映了人们在一个英雄逝去的年代里对英雄缅怀和召唤的心态。
总之，无论是虚构欲望的乐园还是架设精神的天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历史电视剧成功地捕捉住了大众的社会心理，从而为人们铺设了一条由现实遁往历史、又由历史返归现实的梦幻大道。人们因此满足了一时性的欲望，消除了不满，散发了能量，获得了愉悦(注：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539)。而电视历史剧也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厚土，扎根其间，一天天地枝茂叶盛起来。
(2)与观众审美心理的投合
如果说最广泛地体现大众的社会心理使电视历史剧与观众建立了一种类似心心相印的默契，那么，在艺术处理上历史电视剧自觉地继承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又使它满足了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观众的独特审美要求。这是电视历史剧广泛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演讲的漫长岁月中，传统艺术在与大众的不断“对话”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固定的一整套话语系统。诸如：讲述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示一段曲折多舛的人物命运，编织充满悬念的离奇情节，演绎惩恶扬善的道德主题；再如：煽情的手段，大团圆的结局……这套话语系统历经了宋元话本、戏曲和明清的小说，直至近现代的文明戏、电影等等，已为人们的审美心理所界定，成为具有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范式。人们在日复一日地接受这种艺术熏陶时，也渐渐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审美心理定势。这种有效的对话持续至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对于一个内容丰富、感情跌宕的好故事都是十分热衷的。一切哲理和思辩都必须是在命运曲折、感情复杂的人物活动中才能被观众接受。如果认识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这种特有的心理，而照搬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舶来艺术样式，其结果一定是在这样的文化接受群体中遭到排斥。”(注：尤小刚：《思考与发展》，《中国电视》1992年第8期)这恐怕就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积淀深厚的民族审美心理交相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传统的绵延传承，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执着惰性。但作为大众文化，电视历史剧首先执行的不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职能，恰恰相反，它正是在利用传统这一点上寻找到了独特的大众色彩。在叙述内容上，电视历史剧基本因袭了人们熟习的传统故事，讲述的是古老的善恶对抗故事或者男女情爱故事。这些做事建立在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善良与邪恶、幸福与苦难、美与丑、悲与欢……相互组合，形成鲜明的比照，从而一目了然地传达出(于观众来说是感受到)创作者的价值评判和道德立场。而且，对立元素的二重组合具有一种相对的定向性，即善良战胜邪恶，幸福取代苦难，丑变为美，欢压倒悲……总之，结局是光明美好的。这种格局符合东方民族“脸谱主义”、“团圆主义”的传统审美倾向。当然，这样一元化的二重组合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消解了它的悲剧意义，剔除了理性色彩，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但驭繁从简、对比强烈的浪漫写意手法是契合传统艺术特点的。
这样的叙事范式充分表明了电视历史剧与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也明白地显示出它贴近观众审美心理的创作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大众化”有着相当的距离，但在调动主体的审美情绪方面却是成功的，它因此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青睐。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电视历史剧走红荧屏的现象也许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的那样：“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66)电视历史剧首先适应了时代、社会的形势，同时又及时捕捉并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心理需求；其次在创作上遵循艺术规律，恰当地把握了观众心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创作策略和作品定位，并选择相宜的叙事模式，一句话，它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屡禁不止”。面对这样的客观现象，我们不难意识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和指责历史剧也许不是明智的，也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反之从长远计，对于这种具有深厚受众基础的艺术样式进行冷静分析，加以认真引导是极其必要的。事实上，当站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角度、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考察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现状时，我们不难作出判断。诚如前文所分析的，电视历史剧作为大众艺术在把握自身与受众关系的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体察大众心理，贴民思想感情，体现了很好的交流、娱乐价值，这对我们调整高高在上的旧有传播观众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另外就电视艺术而言，历史剧作为传统艺术，立足本土文化，尊重民族审美趣味，努力探索喜闻乐见的“中国化”艺术形式，虽然在整体上存在着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迎合有余引导不足的毛病，但这样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在具体创作中，电视历史剧紧紧抓住“情感”要素做文章，突出了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有些作品的创作上糅合进了现代艺术的戏拟、反讽等手法，这一切对“古老”的历史剧创作来说不无启迪意义。
当然，电视历史剧的不足同样十分显著。不少评论家批评电视历史剧“郁结着挥之不去的皇帝情结”，“或扭扭捏捏，或大打出手，搞得花团锦簇、热热闹闹，但丝毫没有历史人物的气色。”(注：于惠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剧坛》1986年第1期)这些确是实情。许多历史剧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帝王们一个个以皇权代表自居，在险恶多变的政治舞台上耍尽手腕，玩尽权术。围绕着皇权崇拜，作品反复演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盗逻辑。这样的权谋之争和人生准则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暗示与启迪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包公、于成龙、刘罗锅这样的忠臣贤士，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难得一见的人物形象是《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美丽、率真、勇敢、独立，但一样有着率性、纵情的毛病——那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追求作为一种终极人生理想确实令人神往，但如果当作现实生活的追求目标则不免有误导之嫌。其次，由于电视历史剧题材上的特定“历史性”，作品所展现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都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致人“误读”。有批评家指认电视历史剧宣扬皇权意识、清官意识、男权意识、爱恨情仇、迷信、巫术等等大概就缘于此。这种情景启示我们，虽然历史剧讲述的是历史故事，但我们不能放弃现代立场，在弘扬传统文化时要坚持有扬弃地继承，在强调民族意识时要进行有批判地甄别，只有这样电视历史剧的创作才能既坚守传统又突破传统，在顺应国情的同时顺应时代的要求。此外，电视历史剧投合大众的社会心理，调节、舒展、补充和宣泄人们的感情，充当现实生活的麻醉剂，这种娱乐作用无可厚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电视剧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如果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衡量，这样的创作就有失积极的引导意义。因为它在消平人们尖锐的心灵痛楚的同时，也削平了人们思想的触角，在提供虚幻的历史梦境的同时，也消解了历史的深度。正如王岳川在《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中所说的：“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注：王岳川：《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人文评论——中国当代文化战略》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p78)这种缺憾算得上是大众文化的致命伤。
二
其实，诸如此类的不足和问题早就应该为创作界所注意，但长期以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它们，致使历史剧创作陷入无序的景况，引发了无数的纷纭评说。假如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个中原委，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电视历史剧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我把它归结为“创作界的价值失度”和“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1)创作界的价值失度
在创作界视电视历史剧为摇钱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徐光春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有人把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完全当作赚钱的买卖”(注：徐光春：《在2002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胡占凡也曾这样总结荧屏古装历史剧过多的毛病：“古装戏过多的问题说过多次，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根本问题就是利益驱动。”(注：胡占凡：《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这里的“利益”显而易见指的是经济利益。从电视文化市场看，2001年底，在四川电视节和北京电视周上，电视节目交易展台上2/3是古装剧(注：《荧屏电视剧》，《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这样的贸易盛况背后不言而喻的是可观的经济利益。就买方(播出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深受观众喜爱，不必顾虑因错买而赔钱；而且，如果购进一部观众喜欢的历史剧就意味着巨额广告费的进帐落户，甚至可能提升整个频道的收视率。而对于卖方(制作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是容易驾驭的艺术样式，“主客观方面的限制都不多”，“因为现实题材把握不当，很容易成为政策变动后的易碎品，所以宁愿拉大时间距，把笔伸向定论已铸的历史题材”(注：陈杉：《对重大现实题材要反复变焦》，《大众电视》1985年第12期)；而且，历史剧在国内很容易被各年龄段的观众所接受，在国外也因历史色彩和非意识形态话语而拥有一定的观众(《雍正王朝》外卖美国市场对国内历史剧制作是一种刺激)。这样既省力又被看好的市场效果自然会拉动生产的源源不断。那么，这种围绕着经济利益而热买热卖的景象意味着什么呢?不少圈内圈外的人士视其为市场调节的客观结果。从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事实；而且这种市场调节作用也似乎无法简单回避，因为它与当今媒介产业化现实趋势相伴相生。但问题是产业化的现实形势无法取代、抹杀电视媒体(包括电视剧)的文化传播特性。因为无论电视机构在体制上如何转型，在机制上作何调整，电视都首先是大众传播媒体，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在日本，电视被当为“家庭文化”，因为它渗入千家万户，对人们家庭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强大作用。在美国，电视被称作“余暇文化”，它是余暇时间——充分展示人个性的时间段的重要内容。电视的直观性和普及性，使它对整个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以涵化理论研究著称于世的哥本纳(GeRBneR)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人们的生活模式及价值观念”，朱瑟布朗(CHeSeBRo)在长期研究美国电视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媒体塑造大众文化”的观点。电视“建构阅听人的品味”，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阅听人的需求”早已成为了传播界的共识(注：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p1——15)。赖特(wRiGHt)的“文化整合论”和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霸权论”都是以承认并强调媒体的文化建构功能为前提的。可见，电视创作(包括历史剧创作)无法回避文化传播的首要职能。放弃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利益的索求为核心是本末倒置的错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电视历史剧热产热销固然包含了市场调节的因素，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是由电视剧创作界对电视历史剧创作价值取向的把握失度所导致的。这种价值失度表现为无视电视历史剧积极的文化传播要义，反映在创作心态上便是惟利是图，趋利如流；反映在创作实际中便是以市场机制为借口，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片面夸大娱乐作用。厘清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电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身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又面临着即将蜂涌而入的海外电视文化，如果片面地认同消费主义的商品身份，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就必然会导致创作重心由精神品格的发现和建构滑向单纯的世俗享乐的追求，从而使电视文化走向虚无，失落应有的认识价值。因此，对于每个电视剧从业人员来说，清醒地认识电视传播的职责，认识并摆正电视历史剧所负有的教育、娱乐等各项功能的关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不仅仅是这一时代的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电视传媒本质的一种要求，当然也是电视艺术得以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
(2)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按说电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这种错位现象以及所导致的创作混乱理应为理论界所瞩目，并得到及时的恰当的指导，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虽然早在1986年，艾知生部长就在《提高电视剧质量是当务之急》一文中指出：“在历史题材中，我觉得要提醒一下，有些剧不是反映历史的主流，而是热衷于描写某些对推动历史并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的帝皇将相，军阀官僚。我们应该考虑对人民起什么作用，往哪个方向引导。”(注：艾知生：《提高电视剧质量是当务之急》，《光明日报》1986年3月6日)今年，胡占凡副局长在《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一文中，又再次指出：“一些电视剧热衷于血腥暴力，动不动就大开杀戒，没有责任感。”“还有一些剧宣扬封建糟粕思想，把这些封建糟粕视为珍宝，拿到电视上来作为卖点，影响很坏。”“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宣扬不正确的价值取向，热衷于表现人际关系，热衷于权谋，和我们提倡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道德标准完全背道而驰，误导了很多人。”(注：胡占凡：《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中国电视》02年第4期)媒体如何顺利完成转型过渡是宏观调控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除了在政策上明确改制的方向，还应配备充分的理论匡导，对一些有可能招致创作盲目、失控的问题应进行先期的探讨。但就现实情形看，与改制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未能及时引起广泛的关注，诸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化了的媒介集团在国家文化建设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当代电视人应具备什么样的文化素养、精神品格?电视文艺如何参与建设当代先进文化?还有，如何看待并引导电视创作中日益泛滥的世俗化趋向和功利化心态?……实际上，这些问题关涉到能否从根本上澄清人们观念上的偏差，能否正确把握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认识价值和娱乐价值的关系尺度，能否提升电视的整体文化品格。而理论界对此多少显得有些隔膜，这就使它失落了许多研究的“当代性”，呈现出某种理论游离于创作实际的状态。具体到电视历史剧问题，理论界要么对某部作品集束式地热评不休，(如对《三国演义》、《雍正王朝》、《太平天国》等。这些作品不是不可以热评，而是应当力求从正反两方面作多层面的讨论，以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要么对一些调侃、热闹的“戏说”历史剧怒目相向，省略了许多深入的理性分析，扣上许多“庸俗”、“胡说”、“反历史”的帽子。(如《戏说乾隆》、《还珠格格》等。)要么对“正说”、“戏说”们一概冷眼旁观，持不屑一顾或超然物外的态度。在一些权威的学术刊物上，电视剧几乎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更不要说那些有非议的历史剧，尽管它们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其实，正是这些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作品亟待评论界作出及时的导向性批评。事实上，学术高堂仅仅向高雅的精英文化开放早已是过去了的历史，今天居身于大众文化时代，引领和建设大众文化这样的学术要义却还常常被疏忽。理论界的这种姿态究竟是一种批评的策略，还是一种傲慢，抑或是一种迟钝?但无论如何，在客观上，理论因此丧失了不少前瞻性和示范性，电视历史剧(尤其是戏说历史剧)在这样的空隙中滋生蔓延，随波逐流也就不足为怪了。
毋用置疑，这种创作与批评的无序状态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有害无益的。放眼未来，电视历史剧走红现象给我们的警示是多方面的：电视文化的研究已不能仅仅停留在表现症候的指认，需要推进到一个理性的研究阶段，以真正起到理论的规范作用；电视文化的管理也亟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在与理论研究的协作下，进行合乎艺术规范的、科学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而电视文化的从业人员则更需尽快端正创作态度，提高业务能力，加强工作的责任心和创作的严肃性，在新世纪先进文化建设的事业中致力培育大众良好的精神品位，引领大众文化步入一个新时期。
历史发展论文篇2
1．1政治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属于人类的历史范畴，政治文明在人类一步步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他随着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发展不断的向前推进。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文明是人类不同利益集体不断斗争和改革妥协中形成的果实，是人类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结合体。人类文明三位一体，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约和促进该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那么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关系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国从“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国家开始逐步完善法律，设立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封建王朝历经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战乱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封建社会土崩瓦解，战国末年秦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国进入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围绕着两条主线，其一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二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然其中夹杂着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威慑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精华，经历专制王朝的中断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体现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内涵，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足以让两千年后，都为之羡慕和震惊的民主形式，他极端的强调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对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决权。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给予他前进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时代淘汰。不过优秀文明总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会真正形成该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明将是另一种姿态重新出现。
1．3现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其后在西方几百年权力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要素开始融人到这个社会。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端。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良性的政治文明开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来历次的会议中，为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政治文明开始稳定向前。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2．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
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社会主义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脱胎而出，苏联经历了自身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社会主义苏联在混乱中开始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面积的形成，应得益于二战中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遍地开花，这正是应对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结论性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来慢慢的举步维艰，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应对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两个绝不会”，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2．2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让人心有余悸
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2年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让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体无完肤，政治文明建设几乎倒退。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成为了有政治意识的广大群体最大的心结，当然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应该也成为了我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
3．1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以彰显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血和泪的扩张。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圈地运动、早期的海盗运动、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这些种种行径为了成为财富贵族，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为了扩大市场，进行殖民扩张，发动对外战争，把落后25l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地，给这些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灾难。现今社会下资本主义打着“人权”的政治旗帜，实质是扰乱世界安宁，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举的倾向。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得以彰显，社会主义不仅提倡效率，同时也提倡公平。
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进入了良性循环
在十三中全会公告中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政治就进入了—个良性发展圈。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的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最初的推行改革开放到日益重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从司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不断的将更多的权力直接赋予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在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从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硕果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都证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历史发展论文篇3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如何保护这些遗产，使旅游与保护不冲突，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只有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解决当前的问题，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文化旅游才能走出目前窘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四、结语
历史发展论文篇4
法治，即法的统治(ruleoflaw)，指依照法律处理国家政务的治国方式。法治的内涵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加以把握:(1)法治的法必须是良法。法治是以对一定目标的追求为出发点，自由、人权、正义、秩序等价值追求是法治的应有之义，而法治的最高价值目标是确保人的尊严。(2)法治维护和促进民主。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强调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限制。(3)法治强调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法律。(4)法治强调法律的主治。法治作为治国手段，主要以法律为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和治理。(5)法治在形式上必须符合一定的原则。如法律的普遍性、法律的公开性、法不溯及既往、司法独立等。“思维”一般是指人脑依照逻辑推理观察、分析、判断客观事物的过程。“法治思维”就是按照法治的观念和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它要求思维主体崇尚法治、尊重法律，自觉将法律付诸实践，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思维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自从人类有法律以来，在运用法律中就发展出法律思维，但人类社会有法治思维的历史则短得多。法治思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经过古代、中世纪到近代漫长历史长河中法律思维与法制实践的不断积累、总结提炼和创新过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特别是自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渐完整化、系统化、理论化而成熟的。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法治理念付诸实践，理论与实践的长期互动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式即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法治核心价值和灵魂的运思过程，是一种内涵更加丰富、境界层次更高的法律思维，是法律思维的灵魂与核心。
二、西方历史上法治思维的由来与演变
1、西方古代法律思想中的优良传统。西方法治思维的源头来自古希腊对法治国的理想追求。法治其实是人类最古老的政治理念之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提出，法律的统治(RuleofLaw)是仅次于“哲学王”第二好的统治方式。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法治的意义，并提出了法治的两个条件:“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199。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长河中，古希腊人较早探索了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探索了民主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僭主政体等各种体制的关系和优劣问题。同时，古希腊思想孕育了深远影响西方的自然法传统，即认为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自然法效力高于统治者制定的实证法，实证法要符合自然法，这种自然法传统树立的牢固权威，为西方法治走向符合自然规律、符合理性和人性的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罗马法上千年的法制历史，成为西方法治思维的又一重要传统遗产。罗马是古代世界最重视法律的国家，罗马法的衡平原理、契约精神与意思自治，反映罗马法理性思维和务实精神的民法体系，对西方两大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对西方各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甚至对人类社会的法律实践和法律思维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法律具有鲜明宗教性，古代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和教会法对西方法律的伦理化原则(如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等的维护)、人道主义方面(包括个人价值、对家庭成员和儿童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以及诸如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惩罚、证言及证据等实体法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只有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法治思维才从理想变成现实。
2、近现代西方法治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和海外贸易的增长，城市化和工商业社会的形成，资产阶级和市民登上政治舞台，为西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1)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17世纪到19世纪晚期)法治思维的形成。西方近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形成，与17、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分不开，与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反抗和封建专制君主和封建贵族特权等级制度，争取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安全权、反抗压迫权、课税承诺权等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斗争分不开，也与资产阶级不断以法律制度巩固已经取得的各种权利分不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分权与制衡、人身不得受到非法侵害等思想与学说，构成了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根据这些学说推导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罪刑相适应等一系列法治原则，并以此类原则为基础，重建西方近代的法律体系。比如，西方百年宪法与法治思维变迁中，其内容围绕一个基本轴心，即人权。西方法治与人权是的发展由少数人的人权到多数人的人权，再到普遍人权，由国内人权到国际人权，由虚假人权到真实人权，由政治权利到经济权利，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社会的全新变化，形成了关于国家、社会、公民和法律思维的变革，行政法随之产生，使法律调整范围扩展至国家活动领域，依法行政成为行政法核心，国家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行政机关权力不再是官吏特权，而是依据法律行使的职权。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法治思维最大的变化是梅因爵士所讲的，从身份制到契约制，封建等级特权制度被瓦解，代之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
(2)西方资本主义垄断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法治思维的发展。西方现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发展，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开始步入垄断时期社会的深刻变化分不开。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法律制度也作了相应调整，出现了法律社会化的倾向。法律强调对经济活动的调整，强调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在民法方面对所有权的行使和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行政立法、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大量出现:1881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1906年德国学者首次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2］390－391西方法学研究吸收了19世纪以来一系列科学进步的新成果，把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论、信息论、工程论研究方法引入法学，开阔了法学研究的新思路，逐步发展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法治思维。西方各国法治思维过程和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基本上是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特点和主要任务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各国法治思维的发展，在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不同领域进展不同，相互影响，呈现不断进化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总之，法治思维的基本趋势是通过法律增进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公共福利，消除不平等、歧视、贫困，保障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保障人权的范围、水平和力度。(3)近现代以来，西方法治思维的一条历史发展主线，大体上是分别按照权利、利益、效益为重心的三部曲。权利阶段以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绝对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代表是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利益阶段主要强调法律应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主张群体利益、社会利益及利益之间的平衡(代表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社会法学流派);效益阶段强调法律安排实质上是以效益为轴心，主张法律应当以效益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标准，而权利安排、利益平衡思想退居其次(以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派为代表)。
三、中国法治思维的由来与演变
1、中国历史上有关法的思维。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法律，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以法治国”的论述。《管子·明法》有云:“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在封建时代有法律(律条)、有法典(典籍)，有法官(廷尉)、有法院(刑部)，有法网(皂吏)，有法场(刑场)，有法堂(衙门)，还有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法家)，俨然是“法治之国”。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法治”，其实是“人治”。在如《诗经·北山》所描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农耕社会，皇权高于法律，法律屈从于皇权，这是中国传统法制最基本的特征，故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法律是“王法”、“一家之法”、“非法之法”，不是“民约之法”、“公法”、“天下之法”，这在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进步法律思想中都有反映。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在法律思维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君权神授”、“在君”，法律秩序也以此来安排;后者则提出“天赋人权”，“在民”，并以此理论安排法律秩序。故近代以前的中国，有法制而无法治，有治法而无法治，有律治而无法治，有“王法”而无“民法”，有官治而无法治，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有法律治理社会，维持秩序，但并没有发展出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因而也没有发展出一种法治思维、理念能够使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民主、法治之路。
2、中国近现代法治思维的变迁和发展。中国法治思维的剧烈变迁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近代以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法治成为启蒙者共同选择的走出历史困境的出路。戊戌维新运动、清末仿行及修律、辛亥革命、民国时期的法治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等过程，构成中国回应西方文明挑战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
晚清以康有为梁启超和实业派(张骞等)为代表的立宪运动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律现代化运动，为探索现代中国的国家法理与法制进行了最初的悲壮而伟大的探索。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以热情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治主义”而著称。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宣称:“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3］43启蒙思想家发现，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都与法治意识的匮乏有关。
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的法治现代化建设颇具规模，从宪法到普通法律已粗具现代法律体系的形貌，但因外敌入侵及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法治难以推行，这一时期的法律结晶“六法全书”在斗争中被废止，晚清与民国的法治现代性建构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现代化坎坷曲折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从革命法制到日常法治的转换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了基础。“”期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公检法被砸烂，法治建设遭到破坏。
经过无数风雨，乃至千难万险，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治国的正确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1982年宪法确立了法治的统一和权威。1997年，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确认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确认了这一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治国理念的飞跃。党的十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第一次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指南，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出部署，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报告所蕴含的法治新思维，描绘出了一幅中国法治建设的宏伟蓝图，四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里程碑。
四、法治思维发展的历史启迪
1、法治思维是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随社会变迁而不断发展。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西方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产生了市民阶层，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体后，走上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法治思维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逐渐形成。比如英国现代法治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而在英国得以确立;美国是在独立战争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独立建国后走上现代法治之路的。法治思维随着社会的发展，经过长期的运用、积累和改革而不断发展。在英美法系中，英国在各地习惯法的基础上，形成一套适用全国的普通法;当普通法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时，用衡平法来缓和法的严格性和社会矛盾;当普通法和衡平法还不够用时，又通过制定法来实行改革。
2、法治化程度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非均衡发展，法治思维也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根据比较法学家的研究，世界上地方习惯法数以千计，民族或部落法律数以百计，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法系总计不会超过20个。［4］各个法系都像一个生命有机体，有其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发育过程。它们中间有的法系已经彻底消亡，有的经过融合得以存续，有的经过大规模融合更新和再造，几乎面目全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当代的法治思维影响巨大，几乎起到支配作用。
3、法治建设与民主建设不可分离，法治思维与民主思维也息息相关。从历史上看，法治产生于市场经济，产生于城市化和工商业社会，市场经济产生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工商业社会产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并最终产生法治国家。民主是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伴生物，民主的实质是自由，法治则代表秩序，在法治基础深厚的国家，如英国，民主呈现有序发展的倾向;在法治基础较薄弱的国家，如法国，民主则带来动荡不安，并容易发展为暴民政治。法治保障民主，民主引领法治，法治思维与民主思维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4、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形成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法律文化形成不同的法治思维，并对法治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为不同的法律体系，法律历史渊源和法治发展道路。即使同属一个法系，因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千差万别，其法治思维的特点和具体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加拿大和美国都曾是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但由于两国社会发展道路不同，故两国立宪指导思想也有很大不同。美国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故美国立宪指导思想注重强调自由、平等，反对暴政，反抗压迫。加拿大则是在英帝国和英联邦内部，通过和平手段，采取协商、妥协等方式赢得独立，因而在立宪指导思想上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秩序与良好的政府管理”，与美国有很多不同。
5、法治思维的发展趋势是从单一角度到多角度、从理论到行动，从法治思维到法治方式，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过程。当代法治思维不仅从保障权利角度关注民主、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一般价值，也从社会利益角度关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均衡，还要从效益角度考虑选择何种法律才能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化的效益。法治思维从理论形态到与社会实际结合越来越紧密。法治思维不仅应当知道法院作出怎样的判决和依照那些原则进行判决，而且还应当了解这些原则适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从纯法侓的角度出发而不顾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这样适用法律有违法律的目的。
6、现代法治思维不仅需要移植、借鉴，更需要符合自身国情和实际的创新。如何正确性地思维，取决于能否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尊重规律，如实地去认识它、运用它，按它办事，才能成功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做出正确的行为。当今西方的法律虽是现代法律，但不应把现代法律等同于西方法律，只有符合所处现代社会实际条件的法律才是行之有效的现代法律，因此，现代法律的类型必然是多样化的，对西方的法律引进要有所选择，对其法治思维也要适合国情有选择地借鉴，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维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成功之路。
历史发展论文篇5
【论文摘要】倾销与反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贸易理论主流派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是提高资源有效配置的。但在各国的贸易实践中，如何遏制进口、避免贸易自由化给本国产业造成的冲击或损害，始终是各国贸易政策的主流。与反补贴、技术贸易壁垒、保障措施一样，反倾销是一种有效保护国内产业的重要工具。因此了解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其发展的趋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关键词】反倾销演变趋势重商主义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商品种类和数量的日益繁多，国际贸易的越发频繁，各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在积极拓宽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在“自由贸易”中求得一席之地同时，又要使本国的经济利益不受外来的损害，许多国家都尽其所能的制定限制措施来抑制国外商品的大量涌入，如关税、反补贴、非关税壁垒及特殊保障措施等等，制定本国的反倾销法也是这种“限入”措施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阻止外国低价产品的大量流入，进而阻止国外产品对本国相关行业所带来的冲击。自反倾销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已经有200多个春秋了，其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纵观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反倾销逐渐演变成自由贸易旗帜下的并不光彩的门客。一、反倾销的发展史自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到1967年肯尼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这段时间是世界经济快速成长期，经济与贸易都得到飞速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Gatt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为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关贸总协定举行了多次关税减让谈判，使工业国家的工业产品平均关税率降到8.7%，为各国进入国际市场降低了门槛，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因此，一些资本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为了打开产品的国际市场，往往采取低价倾销渗透策略来抢占目标市场，进而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达到垄断的目的，因而这一时期的倾销活动频繁出现。然而，由于各国都处于经济快速成长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只要进口倾销不存在实质性损害，各国政府都不通过反倾销来制约进口贸易，从而使这一时期反倾销手段的使用并不明显。据统计，在1947～1967年期间，Gatt缔约方只有5%的反倾销案最终征收反倾销税。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市场需求日益萎缩，产品销售竞争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份额，积极寻求贸易保护的有效工具。反倾销成为应对国外的竞争者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这一时期频繁出现的反倾销案，不过这一时期的反倾销行为并非真的针对倾销行为，只是一些进口国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措施来抵御国际市场的冲击。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效的遏制保护贸易的抬头，减让关税的呼声又一次高涨起来，进而促使Gatt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新的关税减让协议。1979年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降到6.3%。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一方面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再次削弱了关税壁垒作为贸易保护的作用。为了谋求更隐蔽的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使用新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自动出口限制和海关估价等，来减少关税降低所失去的有效保护。与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相比，反倾销措施更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反倾销就正式的登上国际贸易的历史舞台。1979年之后的3年中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总和。20世纪80至90年代，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跨国公司积极发展海外事业，努力拓宽产品的国际销路，全球化战略已成为其追求的长远目标，多元化经济格局使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贸易摩擦日趋频繁。这一时期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Gatt高度奉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为了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使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水平降到3.5%，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措施，实施非关税措施透明化、关税化，纺织品和服务贸易纳入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当中来。二是跨国集团以倾销的方式向海外扩张。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大环境，较低的进口关税，促使了跨国集团垄断国际市场的野心，从而使倾销成为排挤竞争对手的主要手段之一。三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反倾销成为有效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一。关税的下降，非关税壁垒措施的明令禁止，面对逐步失去保护的国内市场，进口国不得不依赖反倾销这种贸易保护手段应对国外竞争者的挑战。因此，这一时期的反倾销比以往任何时期要多。例如，20世纪80年代，全球共发生1558起反倾销案件，相当于70年代的两倍多;而90年代全球共有2488起反倾销案件，又比80年代增加60%。这20年间，全球共发生4046起反倾销案件，比1904～1979年期间的法定意义上的反倾销案件总和还要多。21世纪后，反倾销案件仍呈上升趋势，短短的三年间，全球共发生904件反倾销案，年均300多起。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计算，全球已发生5000多起反倾销案。在这些反倾销案件中，实际上只有1/3是针对倾销行为的，而大多数是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借口。由于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被严格限制，各国必须寻找强有力的保护手段来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二、国际反倾销的发展趋势1.反倾销措施成为主要的贸易壁垒之一。反倾销作为贸易壁垒的一种有效手段，已经同技术壁垒、绿色壁垒一样成为有效的贸易壁垒，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它却始终没能成为贸易壁垒的主导形式。但是在《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的不懈努力下，传统的关税壁垒由于世界各国的关税税率降低，不断失去有效的保护作用，加上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也日益透明化，更为有效的贸易壁垒呼之欲出。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被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相继出台，并为世界各国选择使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反倾销作为抑制不公平贸易，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的青睐，从其发展趋势上看，它必将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导。2.反倾销行为透明化、法制化、规范化。根据wto有关规则的要求，为促使每一成员方提高贸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与规范性，减少贸易争端，所有wto成员都必须定期接受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审查，以及各成员方必须举行各种等级的谈判磋商。一方面提高了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国反倾销规则及其政策措施的规范化。据统计，在1985年以前，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反倾销立法，如今，wto的146个成员已相继出台了反倾销法律。为了保证本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能够被其他国家审议所接受，wto成员方要按照国际反倾销公约的基本规则，对本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仔细审查，尽量避免发生误解。这样，经过不断审议的各国反倾销规则及其政策措施，就会趋向规范化。wto对成员方接受贸易政策审议的频率规定，一国接受贸易政策审议的频率与该成员对贸易体制的影响成正比。如某一成员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权重越大，接受审议的频率就越高，次数也就越多。因此，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由于占据了世界贸易的较大份额，就要被要求两年进行一次贸易政策审议，其后的16个发达国家被要求4年进行一次贸易政策审议，其他国家则按6至10年的频率进行贸易政策审议。显然，这就约束着那些频繁运用反倾销政策措施的国家，不但要增加透明度，而且要及时向多边贸易体制其他成员方进行通报，还会有可能引发一国的反倾销措施扩散化，接受审议国家的反倾销措施由于各国的审议认可而被其他国家效仿，最终使得各国的反倾销政策措施趋向一致。反倾销行为的透明化、法制化、规范化将成为当今国际反倾销发展趋势的又一特点。3.反倾销诉讼复杂化，风险化。由于反倾销措施的日益透明化，规范化。反倾销诉讼的过程也就日显复杂化，从反倾销诉讼提出到审查，到裁定为倾销是个繁琐复杂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如果最终的结果被认定倾销不成立，还要将保护期间所采取的救济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归还给出口方，因此提出反倾销诉讼也逐渐地体现出风险化。4.数量倾销取代传统的价格倾销，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新形式。倾销可以分为价格倾销和数量倾销。传统的倾销多以价格倾销为主，以低价渗透为主。然而，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传统市场竞争手段的作用逐步减弱，价格不再是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价格的普遍上升，也使得其比较优势开始丧失。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劳动生产率，使得各国普遍开始追求出口商品的数量型扩展战略。而现如今国际上对倾销的判断大多数还是主要依据进口商品的出口价格和其正常价格的比较来确定的，因此这也给数量倾销的发展带来了发展的空间。5.反倾销应诉成为自主维权的新方式。上世纪，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一直很低，特别是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诉讼应诉率更低，当时的国际反倾销应诉率还不到30%，而应诉的胜诉率就更是低得可怜，以致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产生应诉反倾销的概念。但是，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本国产业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壁垒，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引起了相关国家的关注和思考，也逐渐产生了罂粟反倾销的新概念与模式。反倾销已经被wto定性为允许各国采用的限制进口保护贸易的合法手段，它并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只要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方，都可以运用反倾销手段保护本国产业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利用反倾销，使得频繁发动，并出现了明显的反倾销全球化的特征。参考文献：彭文革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1997年版刘勇:wto反倾销协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版尚明:反倾销：wto规则与中外法律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张新娟:反倾销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历史发展论文篇6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中世纪起逐渐有了平民化意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意识有了一定发展，启蒙文学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直至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最终完成了向平民化的转变。文学作品从以表现贵族人物为主转向了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为主；从以表现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转向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的活动为主。
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贵族化倾向。这表现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上。欧洲文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而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勇敢无比的英雄人物。史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荷马史诗》，它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主题”，围绕着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战争，主要描写了英雄阿基琉斯、赫克托耳以及联军的首领阿伽门农这些贵族人物，在《奥德赛》中同样也是围绕着贵族人物奥德修斯来写的。古希腊产生了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俄瑞斯特亚》《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阿尔刻提斯》《希波吕托斯》《疯狂的赫拉克勒斯》等，所描写、突出、刻画的都是贵族化的人物及其活动。
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中贵族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关于悲剧的主角的论述：“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著名人物。”“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人物”主要是指贵族阶层的人物。
一、中世纪西方文学平民化意识的开端
10至11世纪的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那时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城市文化，出现了非教的学校和反教会的“异端”运动。于是，教会在思想文化上的垄断被打破，非教会的世俗文化形成，城市文学也应运而生。城市文学是在民问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作者大多是城市街头说唱的人，“作品也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市民阶级的机智和狡猾，讽刺专横的贵族、贪婪的教士和凶暴的骑士”。法国是当时城市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很多作品表现市民们的机智、灵活和重实际的特点。农民也是笑谈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们的机智和讲究实际的特点使自身得以摆脱困境，获得令人称好的结局，如《神父的母牛》《农民医生》等。城市文学的作者大多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普通人，不知道希腊史诗和悲剧，也不知道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所以他们在写作时不受古典传统中陈腐规则的束缚，在作品中能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法国闹剧《巴特兰律师》中描写巴特兰律师与羊倌捉弄布商，最后巴特兰被羊倌捉弄。该闹剧揭露了商人的贪婪和法律的腐败，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现了作者的市民阶级意识。但像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多，因为教会文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封建社会有的骑士文学等还都是贵族化的文学，所以从中世纪开始才产生了平民化文学的意识。
二、文艺复兴时期平民化文学的发展
在13世纪前后的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早期资产阶级文化形态——城市市民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不同于教会文学的市民文学，它反映着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了强劲的发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市民文化适时发展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文学形态。例如，在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和拉伯雷等人的创作中，就蕴含着大量的市民文化因素，包含着许多市民文化情趣。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阶级，同时他们也是市民、平民的代表。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戏剧对后继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后人学习和研究的典范。作为一位出身平民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喜剧以及中期的悲剧，都表达了他的平民情怀。尤其是在其著名的四大悲剧(《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哈姆雷特》)中，尽管主要故事情节都发生于宫廷或贵族上层，但他在剧作中肯定了下层民众的智慧、美德与力量，流露出不少平民情怀。如在《奥赛罗》中，我们从为揭露真相而勇敢赴死的伊米利亚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下层人民勇敢、诚实、不畏的美德。他的平民情怀也表现在对民众疾苦的同情之中。如在《李尔王》中，作者通过李尔王发疯似的呼喊，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赤贫的人们，不管你们是在哪里，你们忍受着风吹雨打，你们光着的脑袋，没填饱的肚皮，褴褛洞穿的衣裳，如何能在这样的天气中保护你们昵?啊!我是太不留意民问疾苦了。豪奢的人，吃点药吧；你来尝受贫民所尝受的，你就会把你的过度的供养分给他们一些，表示上天是公道的。”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是具有平民情结的，但他的戏剧(历史剧、喜剧、悲剧、悲喜剧、传奇剧)中的主人公大多出身高贵，尤其是以帝王为主的历史剧；传奇剧的主角也大多是贵族人物，如《暴风雨》的主人公就是米兰公爵。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只是在平民化上前进了一步。
三、启蒙文学时期市民化戏剧的产生
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运动。古典主义重要的理论家布瓦洛要求艺术形式规范化，提出了艺术创作的“三一律”，还要求作家遵循悲喜剧的严格界限，不能混淆二者，悲剧只能以英雄人物、帝王将相为主人公，而喜剧也只能将市井小人、卑微之徒作为主角。启蒙主义文论家对古典主义的反抗表现在市民戏剧上。狄德罗提出了市民戏剧的理论，他认为在市民戏剧中有关家庭的题材与宫廷的题材相对立，“表现自然中发生的一切”；认为应该以市民的形象取代贵族人物，以市民的高尚道德鞭挞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从而为市民阶级树碑立传，描绘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肖像，描写市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理想人物。市民戏剧必须自然、真实，这里的“自然”不同于布瓦洛提出的“都市”“宫廷”高贵典雅的上流社会的“自然”——他认为这是一种过分雕琢的“自然”。真正的、质朴的“自然”要到教堂、乡村小酒店、街道、公园、市场乃至家庭中去找。他运用此理论进行了创作实践，完成了《私生子》和《一家之主》。市民戏剧虽较之前的作品在平民化道路上前进了不少，但是也没有实现完全的平民化，这表现在市民戏剧所描写的人物只集中到市民这一个阶层，生活环境大多也只是集中在城市当中，没有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四、自然主义催生下的文学平民化
19世纪60年端、产生于法国的自然主义，其作品无论是在人物选择上还是在环境描写上都实现了平民化。
左拉是自然主义的开创者，也是自然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作家要致力于描写一般的人和事，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较多，因此创作者应该创作出一些描写、表现普通人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的作品。左拉的作品反映了出身平民、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们的生活及其环境，如他的史诗性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全书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命运》中，卢贡家族的第二代皮埃尔大搞政治投机，变成了波拿巴主义者，替他的主子镇压了当地的革命力量，自己当了税官，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当了大臣和金融巨子，这部作品涉及到了政治领域。在小说《贪欲》中，他刻画了第二帝国建立初期的一批暴发户和投机家们，展现了不动产投机者们的疯狂投机和欺骗。长篇小说《妇女乐园》和著名小说《金钱》反映了商业和金融界平民的生活。工人阶级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并在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长篇小说《小酒店》中，左拉以真实的画面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悲惨遭遇。同样，他的代表性作品《萌芽》也描写了煤矿工人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土地》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在作品《娜娜》中，通过对娜娜这个底层女子生活环境的描写，展现了当年巴黎社会阶层的生活。还有涉及到科学领域的《巴斯卡尔医生》、艺术领域的《作品》等等。总之，左拉的作品涉及到了社会中的诸多行业、每个角落，真实地再现了普通人、平民的生活及其环境。超级秘书网
龚古尔兄弟作为自然主义的倡导者，他们的作品也描绘、再现了当时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如《修女菲落梅娜》描写了一个见习医生因化脓性感染而死，《热曼尼·拉瑟顿》描写了一个女仆悲惨的一生等等。
历史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可持续发展；兰溪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3-47(7)
一、概述
兰溪市是浙江中西部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对外开放的省内旅游城市。2000年2月18日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兰溪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钱塘江上游，金华江、衢江、兰江汇合处，素有“三江之汇，七省通衢”之誉。兰溪自唐咸亨五年(674年)置县，至1985年县改市建制。全市总面积1313.5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4.48万亩。总人口66万，辖有25个镇、乡。
兰溪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地理环境优越。兰溪市区现存的文物古迹十分丰富，富有特色，据初步调查，城区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和重要文物保护点60余处之多，传统古街巷十数条，以兰江古码头、古城墙、古街巷、古商栈、客栈、银楼、钱庄当铺、会馆、商人住宅、古碑记等最为典型，加上古庙宇、祠堂、古骑街楼、名人故居、古书院、古堤坝等，确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具有古商埠建筑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古城，反映了兰溪自唐宋以来封建经济的繁荣、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曲折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反映了江南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护好兰溪这一历史文化古城，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史，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兰溪处于浙中“旅游带”的黄金地段，山清水秀，风光秀丽，人文荟萃，名胜众多。载入《中国名胜大词典》的有六洞山、白露山、兰阴山。六洞山，洞中熔岩千姿百态，瑰丽奇特，游人可乘舟览胜800多米，为江南一绝，山巅有栖真古刹，藏有明永乐刻本《北藏经》6767卷。诸葛村、芝堰村、将军岩、芥子园、通州桥、东峰亭、告天台等自然人文景观也各具特色，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价值。兰溪是晋代黄初平、五代高僧贯休、明代文学家胡应麟、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当代世界摄影大师郎静山、张学良将军夫人赵一荻的故里；戴叔伦、陆游、杨万里、萨都剌、刘伯温、王守仁、朱彝尊、郁达夫、秋瑾等都曾在兰溪留下过许多名诗佳篇。
二、文物古迹
兰溪市明、清建筑有上千座之多。重要的有：芝堰村民居、诸葛和长乐民居、上唐古建筑群、姚村古民居、旧宅村覃恩堂、西姜祠堂、下孟塘大宗祠等。芝堰村民居，共有明清古建筑六十余座，规模宏大，结构别具特色，是我市年代最早的一处古建筑群。长乐村民居，以“象贤厅”为中心轴线，在东80米、南110米、西150米、北11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具有明清特色的古建筑三十余座。诸葛古建筑群，布局巧妙，建筑富丽，是诸葛后裔的聚居地。西姜祠堂、下孟塘大宗祠、上戴大宗祠等古建筑，多为歇山顶式大殿，气势宏伟，用材硕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位于老城区的告天台，既是一座纪念北宋名臣赵\的名人纪念建筑，又是一处有南方明代建筑特色的代表性实例。它布局得当，结构严谨与周围的赵文懿祠等浑然一体，大殿内部的递角梁结构，在建筑学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坐落在老城的西门城楼，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近年重建。该城楼由台基、城门、楼阁三部分组成。城楼两侧保存古城墙500多米。这种古城墙目前省内已极少见，它不仅显示了古代兰溪城作为浙西重镇，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对研究历代城垣设置，都具有重要意义。石埠乡塔山村的通州桥，是省内保存较完整的一座水榭式石砌桥梁，结构精巧，雕饰华丽，自然环境幽美。另外，市区还存有大量古庙宇、祠宇、书院建筑，如白露寺、兰阴寺、横山殿、赫灵庙、金文安公祠、东岳庙、城隍庙、仁山书院等。
现存有各类牌坊40余座(其中一座为木质，其余均用青石构筑)。数量之多，式样之丰富，堪称“牌坊之乡”。古塔5座，包括女埠双塔、香溪宝塔、双牌厚伦方无头塔、厚仁乡塔下张方塔、白露寺、栖真寺僧墓塔。经过普查，共发现古窑址31处，古文化遗址8处，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生活用品与生产工具。
兰溪的古建筑，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地方物色鲜明，尤以明代建筑之多称雄省内。专家认为，一个市保存了那么多的明代古建筑，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它们形象地体现了我市古代能工巧匠的杰出智慧和创造力，为研究江南古建筑的结构和发展历史，为现代建筑学的提高和创新，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借鉴依据。
三、兰溪古城
兰溪自唐咸亨五年(674年)建县，已有1300余年历史，城东依大云山，西临兰江。据史载：“孙吴置三河戍于金华西部，唐成亨五年即其地置兰溪县。”据今人考证，三河戍故地即在今兰溪旧城。
兰溪古城垣始建不详，宋洪遵所著《东阳记》：“城周二里三百二十三步，高一丈五尺，子城周一里三百四十五步。”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即韩林儿龙凤四年，朱元璋遣胡大海经略江南。十月，胡大海攻婺州不克，退回兰溪筑城自守，隆礼门城门即辟于此时。明永乐间，城圯于水达七百八十丈，其后重修。明正德七年(1512年)又因洪水重加补葺，西门兰江沿垒石为陡岸，并新建南北三城楼，城楼颇为壮丽。至成化间再辟张家码头便门，此外还有朱家码头、柳家码头便门，以便交通。乾隆、同治、光绪间复有大水冲城墙，故记“堤为城，垒石不坚，因其势不能与水抗”。历有修整。光绪十三年(1887年)志记：城开广二里三百步二十二步，周围城身八百六十五丈，今合0.6平方公里。
据《康熙兰溪县志》载：城垣旧有四门。东名上门，南名迎麾门，西名溪门，北名北门。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上门改安政门，迎麾门改明德门，溪门改清波门，北门称拱宸门，并增辟隆礼门，东北边有水阙门，西沿兰江还有三处便门。近年云山路修建下水道时，曾挖掘出宋代东门遗址。
清末城有十坊，以一、二、三、四为序。有名字的大小街道二十一条，巷八十七条。
兰溪古城利用天然官塘来疏浚水道。《万历兰溪县志》：“官塘，县城中，上自馆驿(即现南门大桥)西偏下至北门城下，长五里。”《光绪兰溪县志》：“官塘由南门外荷花塘至北门外三洞桥，长二里许，广五十亩，源自大云山，出水阙门，入后山溪，城中诸水纳焉。”后山溪实为一条护城河，东边一段古城沿后山而筑。
三塔二浮桥为兰溪古城之景，三塔均为清光绪十三年重建：一在东门大云山上，名能仁塔，初建于宋，九级十一丈，顶有小塔六级：一在南门塔山，名同仁塔，七级，六丈四尺高，塔顶小塔三级：一在溪西圣罗山(即排岭)名辅仁塔，七级高七丈。
二浮桥，两座，一座自西门码头跨兰江过中州至溪西，名悦济浮桥，始建于宋熙年间，另一座于南门外塔山下跨婺江至马公滩，称南门浮桥，建于光绪年间。近年能仁塔及悦济桥俱已重建。
四、商埠建筑精华
兰溪为千年商埠，自唐以来商业繁荣，与商业活动有关的建筑也盛极一时，留下了富有江南水乡商埠建筑文化特色的一大批古码头、古城墙、古街巷、古商号、古作坊、古庙宇、古祠堂、古会馆、古商人住宅等文物古迹，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及鸦片战争后近代经济发展史的活化石，现择其现存者简介如下：
古码头至清末民初，沿江有三十二码头，其中有药业、米业、煤炭、漂染等专业码头，现存西门码头和柳家码头，创始于唐，历有整修。
古城墙沿江尚存500余米，始建于宋，垒石为陡岸，上筑女墙。
古城门
现尚存建于元至正年间的隆礼门和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柳家码头城门。
古街巷至清末，城区有大小街巷108条，现尚有溪西古街及探花、彩衣、绣衣、封君、忠锡、桃花坞、状元第、世德等古巷，建筑为明清特色，粉墙青瓦，古貌宛然。其中探花、忠锡等巷的悬空券墙，被建筑专家誉为建筑史的创举和杰作。
古书院市区尚存天福山仁山书院、石埠岭湓东书院、云山路云山书院旧址。
古庙宇现存有东岳庙静性坛、城隍庙、药皇庙、文昌阁、梵音寺、观音阁、灵源积庆侯庙、兰阴寺、公鲁庙等，为平日市民、商人祭祀和游赏场所，其中药皇庙又为药业公所所在地。
古会馆现存宁波会馆、绍兴会馆、义乌会馆、永康会馆(残破)及米业公会、钱业公会会馆等。
名人故居现存有清道光进士、大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壬森故居：清光绪解元、进士刘煜东园遗址及明吏、刑、兵尚书唐龙以及其子孙故居等。
古祠堂 尚存徐氏宗祠、郭氏家庙、明著堂、严氏小厅。
古商人住宅尚存当年号称“四龙”、“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的大批富商巨贾住宅，如曹德隆、严盛隆及蔡氏、李氏、郑氏、唐氏、徐氏等，或富丽堂皇，或简朴实用，各有千秋。
古桥尚存回龙桥，其余如庆成、平康、思亲、转虹及学官泮桥、云山书院聚奎桥等皆填埋于地下，尚属完整。
古亭尚存回龙桥惟善亭及塔山忠清庙前戏台上石亭。
古骑街楼尚存自由路骑街楼。
古井
尚存星官巷双眼古井、桃花坞古井、兰阴寺古井、黄湓二仙井等，其中桃花坞古井昔为酿酒用井。
古堤黄湓堤路位于城北兰江边，起自兰江铁路大桥，终于黄湓村，原现存约1000余米。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由浙江巡抚朱轼委金华知府张坦壤率兰溪知县建，名永惠堤，长358丈，底宽2丈，面宽及高各1.12丈，全用条石灌糯米石灰浆砌筑，堤面正中铺青石板，两侧铺鹅卵石，故名黄湓堤路，历经水患而稳固无损，现因筑新防洪坝埋于新坝中。
古碑尚存明赵侯古祠碑、明兰溪县治厅壁记碑、明御史行台碑、清横山禁开山采石碑、清王家码头保护环境碑、重修永惠堤碑记、清督抚二宪禁碑等。其中督抚二宪禁碑，记载了清康熙间兰溪染踹工人罢工事件。
名人墓葬规划市区范围内尚有明东阁大学士赵志皋墓，明福建布政使章侨墓等。赵志皋墓前后石马，章侨墓神道石碑坊及墓前石人石马、石羊、石虎至今尚存。
五、兰溪古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
兰溪扼钱塘江上游，素为金、衢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历遭兵燹之劫难，如太平天国期间，侍王李世贤部将谭星占领兰城近两年之久，凡衙署、庙宇、宗祠等焚毁殆尽，撤退时，又四处放火，殃及市廛、民居，大片繁华市区被烧为白地。北伐战争时，军阀孙传芳部溃退，市面又受劫掠。抗日战争时，日寇多次轰炸，大片民居被毁，同时由于防空、疏散需要，拆除了大云山上的能仁塔和北、东、南三面城墙。“”中，南门同仁塔和排岭辅仁塔及大量古牌坊被毁。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古城保护更是举步维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其原因有：
1，房地产开发。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近年来，有大片民居被拆，如沿江解放路一带，花园巷(建新世纪广场)、青龙巷、同庆巷、人民南路、和平北路等，其中不乏重要历史和文物意义的建筑，如明代文学家胡应麟二酉山房故居、蔡氏宗祠、祝氏宗祠、圣寿寺大殿、清末进士《庚子西狩丛谈》作者刘煜东园故居、祝裕隆商铺及民居等。
2，道路扩展。由于车辆暴增和消防、救护的需要，原有的古街巷已不适合形势的发展，至2005年底，市区保护较完好的古街巷只有后扬左路、南后街、桃花坞、探花巷、风筝巷、忠锡巷等寥寥可数的十数条，其中黑虎巷、世德路半边拆除建了新楼，只能算是半条。许多街巷虽沿用旧名，但已“焕然一新”。
3，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我国的古民居多为木结构，与西欧的砖石结构有所不同，就兰溪来说，旧民居大多为太平天国战后重建的简易房屋，阴暗潮湿，无卫生设施，拥挤杂乱，逐渐被居民抛弃，居民要求拆迁的呼声强烈，现留守在老房子里的大多为老人、小孩或外来打工者，安全隐患严重。
4，从申报到制订保护规划的时间漫长。兰溪从1990年7月开始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继续申报，2000年批准，2002年制订保护规划，时间长达13年。这期间由于无法可依，造成许多文物建筑被毁。
六、兰溪古城的保护与发展
1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意识
保护层，包含两层意义：(1)恢复原有建筑的面貌和特色，主要是指文物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2)修复改造原有建筑，以赋予新的意义，也就是恢复其原有历史建筑的技术、艺术价值，发掘出爱国主义内容，并同时赋予旅游价值。
兰溪是较完整的小型古城之一。它布局结构遵循古制，民居建筑精美雅致，街巷依山沿水，既自然又不失整齐，庙宇祠堂华丽典雅，店铺鳞次栉比，城郊又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做好古城的保护工作，对激励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凝聚力和提高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前，重要的是加强中小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意识，特别是提高一个城市主政领导的思想认识尤其重要。20多年前，兰溪的主政者曾提出“开辟新区，老城只拆不建”的方针，对老城区的保护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人事变迁，这一方针未能延续下来，令人有人去政息之感。而杭州河坊街“四拐角”得以保留，除了社会舆论的呼吁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政领导的从谏如流，文物保护意识强。
2 明确古城保护与发展的目的和原则
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目的不外乎三方面：一是历史，二是文化，此外还可以提供文化休憩旅游资源。
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原则应遵循《威尼斯》和《里约宣言》的原则，具体来说有五方面：
(1)对文物建筑的保护是按原貌修复，其方针是整旧如旧。
(2)对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传统建筑，包括民居、园林在内，一般应按原有面貌进行恢复，包括室内和室外，如确属有困难者，或因资料不全，或因环境需要，其原则是必须恢复其外貌，而对内部允许一定范围的改造。
(3)对名城应保护其面貌和特色。包括它的范围、布局、道路系统、城墙、城楼、民居、园林及山水布局，特别是成片成区的建筑，更应保护。如市保单位宁波全馆、蔡氏民居等，由于附属建设及周边建筑全部被拆，只保护了一座孤单单的主体建筑，致使历史环境风貌改变，历史地理坐标迷失。由于许多古民居产权分散，有的部分属住户私人，部分在“”中没收为国有(至今因种种原因未归还)，影响了房主维修古民居的积极性。建议统筹解决古民居产权分置问题，并对私人维修古民居予以适当的资金补助和技术指导。鼓励古民居逐步完善现代化的室内厨卫设施。应把上下水道、供电、交通建设，包括增辟广场、停车场以及文化休憩广场等纳入规划。这是保护古城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传统街区，要逐步把电线纳入地下。
(4)对旧城内的建筑要控制其密度，以及改建的内容、高度和外形。对新城区、新建筑，应该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
(5)应坚决制止假古董建筑，包括新建与国内名胜古迹同名的建筑、寺庙道观、传统一条街等所谓人文景观，避免既不能保护真正的文化价值，又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不明智之举。
3 对兰溪古城保护与发展的具体意见
(1)暂时冻结某些传统街区的建设工程
兰溪古城是1990年7月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获批准，造成了一个无法可依的真空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建设对传统街区、古民居等文物建筑造成的建设性破坏的程度，远较历史上无数次兵燹或自然灾害的总和为烈。1990年以来，兰溪市区先后拆除了何家巷、聚--星巷、福灵巷、斗富巷、花园巷、和平北路等传统街区和明代大文豪胡应麟故居、蔡氏宗祠、花园巷10号民居等一大批富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古建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由此可见，在地方立法上冻结某些古街区的土地出让、房屋拆迁，是切实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必备条件。
(2)切实保护兰溪古城的空间环境
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势”、“场”、“境”。势是指建筑的形态，显示一种向地心或天空或与大气环流相协同的力的趋势，场是指势所涉及的范围，境是指由地理环境、空间环境与建筑形态所达成的一种和谐。兰溪古城从唐代建成以来，一直未有迁移，它的选址傍山临水，建筑上以临江的西门城楼最为巍峨壮观，城中则以告天台为制高点，城东有大云山，海拔约120余米，上建能仁塔，南门塔山建有同仁塔，而一般的民居多为两层楼房，很少有超过三层的，所以整个古城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空间环境非常优美。但由于近年所建楼房多五、六层，兰江大厦、三江大厦更是高达十六层以上，因此城东大云山的林岚翠色被湮没在一片灰色楼群之中，而能仁塔、西门城楼、靠天台等也被高大的楼群压得像个侏儒，这些都破坏了古城原有优美的空间环境，实在是城市建设中的败笔。
从小范围的空间环境来说，街道至巷坊至各院落，白墙青瓦、曲线山墙、披檐门罩、石板小路等，具有一种空间秩序的连续性，表现为尺度、围合、领域的层次渐进。假如一幢很平凡的民宅，它的雕刻装饰都说不上精美，但它曲线飞动的马头墙却构成了街巷空间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很值得保护的。总之，为了保护兰溪古城的空间环境，严格控制所建建筑的高度、体量，乃至追求风格的协调，都是当务之急。
(3)抢救与开发并重，保护与利用同步
可以现有景点为基础，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招商引资，多方筹集资金，选择适当时机推出“兰溪古城一日游”，其方式可以仿照北京的胡同一日游，乘坐三轮车或人力手拉黄包车代步，车上挂“兰溪古城一日游”广告标志，车夫统一着古代服装，可接待团体游客，也可接待散客。初步设想的旅游路线为：隆礼门一解放路一探花巷(参观探花巷1号原江正和银楼主人住宅)－人民南路(游告天台、逛天一堂及花鸟古玩一条街、参观万通当铺故址、忠锡巷、风筝巷、转虹桥宁波会馆花厅)－荷塘沿(参观徐氏民居)－桃花坞(参观唐壬森故居、桃花坞水榭)－农路(今云山路，参观章府里章枫山故居、徐氏宗祠)－黑虎巷(参观胡氏民居、广慈医院旧址)－东谷巷－星官巷－雀门巷(参观药皇庙)－庙前街(远期可开发城隍庙)－世德巷(参观严氏民居)－结束。远期可增加世德巷－佳宅巷(参观62号民居故居，恢复刘煜故居)－云山路(参观钱业公所、义乌会馆、绍兴会馆)－大寺前路(游览东岳庙静性坛)－结束。
为了使兰溪古城一日游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建议在现有告天台等景点的基础上，利用古城众多的文物古迹，挽救与开发并重，保护与利用同步，点、线、面开发相结合，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①修复隆礼门城楼。隆礼门是元至正年间开辟的城门，在省内已绝无仅有。作为兰溪古城一日游的始入口，应使游客有一种进入六百年前时光隧道的感觉。在修复时必须保护隆礼门城门的原样。
②开放探花巷1号江氏民居。该民居雕梁画栋，稍加修缮即可开放。
③扩建告天台花园为天福山花园，拆除告天台山后面的一些现代建筑，在此范围内复原胡应麟二酉山房故居，可以和名人史迹陈列联系在一起。胡应麟是明代著名诗人、文学家、藏书家。他的二酉山房藏书楼当时与宁波天一阁齐名。远期可在天福山花园内集中陈列兰溪现存的古碑、古石刻等。
④恢复木桥巷1号中共县委旧址、百步梯中共金衢特委机关、转虹桥宁波会馆花厅、忠锡巷万通当铺的历史原貌，供参观游览。
⑤修缮、布置桃花坞唐壬森故居，搬迁桃花坞水榭内居民。远期可兴建位于大云山麓的桃花坞公园，恢复兰城八景之一的桃坞寻芳胜景。
⑥修复章府里章枫山花园。章府里章枫山故居原有花园、振衣阁等景，现尚存明代砖雕门楼、石笋及门前的古井等。以后可修复花园、振衣阁及门前的古井亭、大秩宗石坊。
⑦搬迁徐氏宗祠及工农路51号钱业公所中的居民。徐氏宗祠可举办文物、书画等展览。51号民居原钱业公所可辟为金融陈列馆或古镖局、武馆，供人参观。
⑧开辟美食一条街。兰溪风味小吃虽名声远扬，但经营分散，不成气候。可在章府里至牛角尖开辟一条美食小街，集中兰城的佳肴美味，与人民南路的古玩花鸟一条街相互辉映。同时，在远期可将散布于乡间的40余座古牌坊中的精华部分搬迁至此集中，其他地方已有先例。
⑨修缮黑虎巷胡氏民居、广慈医院旧址、世德巷1―4号严氏民居等，开放参观，亦可辟为旅馆供游客住宿，以发思古之幽情(如世德巷1―4号曾辟为市府招待所)。
⑩恢复刘煜东园故居。可陈列刘煜遗著及放映根据他的《庚子西狩丛谈》改编的电视剧《慈禧西行》录像。隔壁的62号民居雕刻精美，可一并开放参观，也可辟兰溪历代先贤事迹陈列馆，供人参观。
历史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文化大革命”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转贴于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历史发展论文篇9
关键词：孝；文化；和谐；稳定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6-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灿烂而久远，如波涛般汹涌澎湃，勇往直前，创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奇迹。毋庸置疑，这些优秀的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动力之源，把推向世界之巅。在这百花齐放的文化“香蒲”中，“孝”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其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贡献而留香千古，绵延至今。
一、“孝”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孝”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孝”文化始终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若是追根溯源，很难说清中国的“孝”文化最早出现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尚书》被公认是最早使用了“孝”的概念，也就是“克谐以孝，用孝养厥父母”[1]。而最早系统介绍中华“孝”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应属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可见孝行之道见诸人性之久是其他文化难以相媲美的。纵观整部《孝经》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孝”文化的嬗变，我们可以对“孝”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作一个最简洁的概括，即要求人们坚守“事亲”与“敬亲”的道德准则。从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开始，“孝”文化就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力量，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借助“孝”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来治理国家。“孝”文化也因此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支撑着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二、“孝”文化对维护当前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传统“孝”文化对个人自身修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心向善的民族，这种民族品德与“孝”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今天，“孝”文化依然发挥着她强大的感召力，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功不可没。
1.“孝”文化促进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形成与完善
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古人以“孝”为百善之先，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孝道”的重视以及“孝”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当今社会，即使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孝经》，却仍然懂得反哺双亲这个简单的道理，这种思想已经与我们相融，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灵中。因此，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古往今来那些“孝子孝女”；会被那些父慈子孝的故事感动；会主动去学习或研究“孝”文化，从而更好地践行自己的孝道。追寻“孝”文化的同时，就是完善自身的过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可见，对“孝”文化的理解，随着层次的提高，就会愈发追求高尚的品德，自身的精神境界也会随之提高。“孝”文化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对社会个体道德境界提升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孝”文化维护了家庭稳定，巩固了社会稳定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孝”文化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对家族稳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孝”文化调和了家国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应封建统治家国同构和宗法制度的要求，为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不可否认，国家是由成千万个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设想如果作为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细小单元都能够和睦快乐，那么作为整体的国家必然是和谐稳定的。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家族本位思想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家”的重要性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一例外是从“家”中孕育而生的，社会个体的优劣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屡屡攀升，而根据一份调查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报告显示：不健全的家庭、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严重缺陷的家庭教育可能导致孩子犯罪，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样，根据犯罪心理学解释，罪犯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厌恶感或仇恨感，假若在一个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家庭中，是很难产生罪犯的，因为他们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家庭和家人像枪栓一样牢牢锁住了犯罪的“枪口”。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家人之间以神圣的亲情维护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3.“孝”文化弘扬和谐的理念，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和谐”的含义在辞海中解释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社会和谐所追求的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是在不断地碰撞与冲突中前进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就复杂的关系，中间充斥着利益、矛盾、感情、仇恨等等，而当我们拨开这复杂的关系，看看处于最深层、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关系――亲情关系，我们会发觉虽然人们始终处于不停地在协调各种关系之中，却没注意到自己最主要的关系是自己的家庭，是与自己亲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孝”文化本身的真正力量正是在维系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塑造家庭关系的和谐，然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大的和谐，人们在“孝”文化的引导下以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对待他人，追求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这也正是“孝”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促进家庭和谐乃至最后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力量和道德支撑，使人们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当今社会，“孝”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走向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了让人无法想象的高速发展。然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孝”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们家庭意识弱化，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对家庭的感情，对父母的亲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所削弱。这一切都在认识上弱化了“孝”文化的影响和力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模糊了人们追求“善”的本意和道路，“孝”文化正在逐渐被遗忘，人们对她的理解也已经慢慢弱化为家庭内部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然而，即使是这样狭窄的“孝”，依然不是人人可以遵循的。更为可悲的是抛弃父母、虐待父母甚至杀害父母的人竟也屡见不鲜，这已经打破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底线。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注意到这些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伤害，注意到“孝”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地挽救我们的“孝”文化，弘扬“尊老孝亲”的传统道德美德。
四、积极弘扬发展“孝”文化的具体措施
要重塑“孝”文化，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有力的、有用的措施来使人们再次重视“孝”文化的作用，并且自觉践行“孝”文化所要求的内容。要想做到这些，我们必须认清“孝”文化所追求的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赡养”，要求子女们长大成人后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以及其他抚育过他们的亲人，满足他们衣食的需求，使他们远离饥寒；第二个境界是“孝敬”，这比第一境界重要得多，单单使父母能够生活是不够的，人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才更为重要。子女不能单以“养”为目的，而是要做到行孝膝前，让父母身心愉悦。针对这两个境界，我们也要分别用两类措施去解决。对于第一境界，我们应该倾向于用强制手段，因为“赡养”需要的是物质供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法律强制。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不但要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制定一些奖励措施，对于主动赡养父母的子女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认真践行“孝道”的人可以优先上好学校、提拔职务，目前已经有一些具体例子可以参考，例如近两年公务员考试和干部提拔都把“孝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条件，甚至在2011年公务员考试中已经把“孝”文化的内容放入考核内容中；同样，北京大学也把孝敬父母作为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条件。这些事例在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孝”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但是，无论是法律或是惩罚和奖励，这些都是诱导或是被动地使人们去践行“孝”文化，它们可以保证人们做好“孝”文化所要求的第一境界，却不能强迫他们真心去孝敬父母。所以，要想达到“孝”文化的第二境界，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条件向所有人展示“孝”文化的重要和作用。近年来，百家讲坛栏目掀起了学习国学的热潮，其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孝道的介绍和宣传。同样，我们必须重点抓好学校的教育，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对年轻人的教育则是重塑“孝”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大量的宣传和系统的教育，我们要让人们能够主动去践行“孝”文化；主动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孝”文化的自觉，从这里出发或许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孝道文化的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可贵的财富。纵观历史更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每当这个民族被外寇侵略，处于危难之时，这些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文化底蕴总会使这个民族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强大，而“孝”文化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孝”文化凝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家护家之心，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才会如此强烈，不可阻挡。
参考文献：
[1]佚名.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0：78.
[2]孔丘.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5.
[3]马宜章.传统“忠孝”伦理思想的现代扬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26）：35.
历史发展论文篇10
1.1教育体制影响着历史教学的地位
在高中阶段，教师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高考服务，在这种应试体制的影响下，历史常常被教师与学生忽视，其主要表现就是历史课时少，历史教师在短暂的时间内需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这一因素外，很多高校招生对象偏向与理科生，这就导致很多学生忽视了历史学习的重要性，一直将历史作为一门副科。
1.2教学目标不清晰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最主要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趣，让学生在历史学习活动中变得理智、成熟。但是，就我国高中历史教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忽略了历史教学的根本目的，仅仅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所教，这也是影响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重要目标。
1.3教学观念与方式落后
在社会的发展下，各种新型教学方式也相继出现，这为教学活动的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很多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式落后，没有积极采用新型教学辅助技术，依然使用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来开展教学，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1.4教材红色化问题严重
历史本身就是一门丰富多彩的学科，教学内容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但是纵观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教材，却存在着红色花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历史人物与历史材料的介绍过于官方，在考察时重点是学生的记忆力，这就会严重制约教学水平的提升。
2学生发展视角下优化高中历史教学成效的对策
2.1注意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现阶段的教学活动十分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人文素养培养的核心就是人，要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就必须要做到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在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标准中对于高中历史课程的属性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通过历史教学来为学生塑造出高尚的情操，弘扬民族精神，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开展历史教学时，教师需要深入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人文资源，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能够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逐步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学生的人文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这对于促进学生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2.2改革传统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
在下一阶段下，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让高中历史教学活动更加具有多样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应用传统教学模式，还应该积极的将多媒体教学模式应用在教学活动中，尊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过程。同时，还要改革传统的师生互动模式，要知道，传统互动模式往往以教师为教学主体，教师讲自己的，学生则按照教师的思路进行记忆与背诵，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与教师之间是没有真正的互动的，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在进行互动式，教师就需要采取科学的措施让学生参与进来，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才能够有效提升互动成效。此外，在学生学习与探究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主动的来发现问题，展现出学生探索与思考的过程，适当调整教材内容，这对于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十分有益的。
2.3进行学法改革
在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为了实现学生的发展，还应该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开展主动性、参与式的学习模式，引导学生用辩证思维来问题，让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历史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注意激发出学生的探索热情，引导学生积极的涉猎课外材料。在涉及到相关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问题，采取该种措施对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是很有效的，而这种能力也是学生在以后发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能力。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