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法化论文篇1
[关键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监管；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加大了全球的金融风险，对世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出现了对金融机构行为准则一致性的要求，而且也出现了对金融当局监管行为一致性的要求。本文从国内外学者所论述的金融监管理论出发，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理论进行了简单归纳与评述。
2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2.1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1）国家管辖权理论。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在国家管辖权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国家单独监管。国家单独监管源于国际法中国家管辖权中的属地管辖权，它是指一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物和事都享有充分、排他的管辖权。贺力平（2001）从传统国别金融监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没有一个国别性的金融当局能单独对付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系统风险。
从本质上说，是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及伴随这种相互开放而来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带来了转变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为的需要，以及转变金融当局监管方式和监管行为的需要。
（2）制度非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制度均衡是指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所有监管主体均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和动机，金融监管制度在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同样，制度非均衡在金融监管制度结构发展过程中也是常态，国家单独监管制度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此时全球金融监管处于非均衡状态。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如果能找到一种新的金融监管制度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潜在收益，各行为主体就会推动直至实现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2.2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现实基础
Kernalexander（2003）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只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各国当局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机制与体系。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只有选择长期的合作，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获得国际金融监管的最优状态，而统一长效机制是获得最优监管结果的最好选择（李丽君，2010）。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全球化有利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但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目前，一系列体现世界向国际统一监管方向的努力已经开始，如imF强调要加强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欧盟已开始加强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一些大型跨境金融机构还采取了监管团制度（杨文生、周立妍，2010）。
另外苏焱（2006）对区域金融合作进行了研究。随着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日趋高涨，作为跟进配套服务的金融领域，同样也日趋凸现区域性的特点。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本质上说明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单个国家的银行监管法制在日趋扩大的金融活动中的缺陷，凸显了金融活动国际化和银行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
3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简单评述
3.1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合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动荡，通常都会通过日益通畅的资金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国际金融动荡及其迅速产生的波及效应，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国际金融组织，在市场抗衡中均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发展，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历史的必然。（潘晓岑，2010）
Lancetaylor、Johneatwell（1991）提出创建一个拥有超国界监管权力的治理主体――世界金融监管局，并授予其在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中进行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违约主体的权力。谭艳芝（2009）提出建立一个由双边治理机制、多边治理机制、全球统一治理机制组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实现各国监管的合作与协调。陈欣（2006）认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应该从规则性监管协调与应对危机的监管协作两方面着手，在统一监管目标的前提下，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合作。钟伟（2000）提出了一个国家监管和国际监管的合作协调框架，他认为在短期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有效监管，并对跨国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在中期则将金融监管区域合作作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微观基础；远期应该全球统一并账监管。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偏重于具体规则协调或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并没有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何围绕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国际合作这个主题，从构建制度和协调规则两方面出发，深入探讨现有国际的监管合作机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3.2证券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证券市场开放给传统的监管体制带来严峻的挑战，使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蔡佳秋，2008）。国内证券监管国际合作文献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下三种：
（1）就证券市场监管合作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邱永红（1998）论述了相关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行为的法律监管与合作，建议从监管机构、监管依据和监管措施三方面加强对证券跨国发行与交易的法律监管。
（2）从国际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合作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证券监管当局不断加强集中监管力度，强化市场一线监管者的作用，突出对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环节的全面监管以及信息的持续性披露。刘敢生（1997）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现状、成果及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从资本充足率、衍生产品、国际清算与结算、多国披露和会计报表等角度对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与协调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3）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近年证券市场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我国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了与境外监管机构的监管合作与协调。然而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亟待改进与完善（邱永红，2006）。
上述文献从证券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及主要合作形式等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几点局限性：在内容方面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经济方法，缺乏法学的理论分析，几乎没有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也很少有对证券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
3.3国际游资的国际监管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促进国际金融市场和资金吸收国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相关国家乃至全球带来金融风险。
李嵬（2009）认为国际游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经常能够逃避法律的约束和监督，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自律性和集中型监管模式，但实践证明这些监管模式普遍存在监管滞后、监管失衡、监管成本较高等问题；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短期资本的监管较为严格，但由于缺乏监管经验，监管效果相对有限。
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双边监管合作和多边监管合作，但由于受到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主义、金融全球化利益分配等的影响，国际游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举步维艰。国际合作与协调这种协调性的间接监管必须与国家监管有效结合，才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游资法律监管体系（石磊，2007）。
4文献评述
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是个全新的课题，上述研究绝大部分都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其基础，学者们从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主要机构、主要形式、具体内容、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多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是针对单个国家的金融监管，而很少涉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这个问题。同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侧面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进行研究，对其正面研究则不多见。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相关文献的综述，个人认为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有：
4.1创新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
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应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及其影响，特别是要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新特点、新内容，围绕国际金融监管的内在特殊性、必要性的这一核心理论展开。
4.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如何对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实践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如何通过数量模型进行模拟与预测国际金融合作监管的可能发展方向，如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效结合起来，是值得学者们进行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的。
4.3法律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
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构建，理清国际合作的法律关系，利用法学的理论分析，对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蔡佳秋.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12）.
[2]陈欣.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J].法学，2006（3）.
[3]贺力平.全球化和金融监管理论的创新[J].中国经济信息，2001（19）.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2
关键词：金融生态；面板数据；实证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杠杆效应”和“中枢效应”。而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态就成为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生态的改善不仅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体系的筹资用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企业融资的风险约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西部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拟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衡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对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区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于金融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货币金融化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日益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2.1西方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形成的贡献
金融生态是一个仿生概念,它的理论来源是生态经济学。英国生态学家a.G.tansley于1935年生态系统学，极大地丰富了生态学的内容，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首次把首次把植物生态的概念与动物生态学的概念运用到人类群落和社会的研究，提出了经济生态学的名词，主张经济分析不能不考虑生态学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Boulding在其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RonalmcKinnon和edward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3]，其主导思想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一切干预和管制，让货币金融系统按照市场机制自发运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对货币金融因素的忽视，更加注重金融系统的内在机制运行，从而形成了金融生态学的萌芽。
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演化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的演化看作一个渐进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认为选择机制是演化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部分[4]。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的演进过程。不断深化的生态经济学为我们从生态角度透视金融环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2.2国内学者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
胡章宏（1998）采用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将金融体系视为有机系统,提出了金融质性发展和良性发展的概念。这些观点跳出了传统经济学对金融内生发展研究的理论范式,开始用系统学的观点审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注意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而为金融生态环境理论的提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引。白钦先教授（2001）较早注意到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业发展的约束作用,首先提出“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当时所刻画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以其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对经济活动会产生的约束性影响。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2004）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如何谋求经济发展，如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的问题，提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问题[5]。
2004年11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博士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6]。随后，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苏宁（2005）研究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不是指金融业内部的运作,而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部环境。韩平（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影响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徐诺金（2005）把金融生态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通过比较以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差异和所考察对象空间纬度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其对金融生态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还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指标的研究；二是对金融生态的定量化实证研究不足；三是对金融生态的作进一步的区域化考察较少。正是本着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试图结合西部十二省区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3.金融生态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生态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它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均从不同方面对金融市场中的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这些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法制健全水平、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等五大部分。
为了方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我们将本着数据的可得性、易量化性和简洁性等原则来选取相关的评估指标。本文中，笔者选取金融生态系统内的五大部分共16个评估指标来衡量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具体指标如下：
3.1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①GDp增长率
②金融业投资比例＝金融业投资额／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2金融市场孕育水平指标
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m2／GDp
②金融业内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③金融从业率＝金融业从业人数／全部就业人数
④本地金融机构资金流入与流出状况
3.3法制健全水平指标
①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案件结案数量／金融案件案发数量
②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数量
③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
3.4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指标
①金融市场交易主体诚信意识、诚信文化的文明程度
②本地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本地不良贷款额／全国不良贷款总额
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④本地间接融资比例＝本地贷款总额／全国国内贷款总额
3.5市场服务和监管水平指标
①金融中介总数量（包括会计和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机构）
②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
③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的完善
当然，经济体系内还有其他指标对金融生态系统起着作用，但是考虑到建立模型的需要和指标的重要程度，其他因素不予考察。尽管上述各项指标可以很好的在总体上反映某一区域的金融生态水平，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难以量化但是对金融生态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如金融交易规范化程度、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监管效率等，我们在建立模型时对其进行虚拟变量的等级量化。还有一些可以量化但是数据却很难获得的指标，如金融案件结案率、金融中介总数量等，我们将其进行剔除。这不会对整个评估体系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简化后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修正后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4.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4.1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我们对西部金融生态的研究使之所以选用panelData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为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非常多,再加上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将有关变量纳入到计量经济模型中来，而panelData可以很好的避免造成遗漏变量所导致的误差（omittedvariablebias）[7]。
在模型中，我们把西部金融生态的状况作为模型的因变量，用Y表示，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较差、一般和良好。同样，我们也把法制健全水平和市场服务监管水平两个虚拟变量指标划分为上面的三个等级。金融生态的各个评估指标：GDp增长率、金融业投资比、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从业率法制健全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本地市场主体间接融资比、市场服务监管水平等分别用GDp、inVeSt、moneY、JoB、Law、DeBt、Loan、SeRViCe来表示。从而，根据经济理论和panelData的分析方法，我们建立如下的初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Y、Law、SeRViCe都是虚拟变量，它们的取值如下：
Y、Law、SeRViCe＝1较差2一般3良好
4.2模型框架的说明和数据的来源
模型(1)中μit表示随时间变化，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也即随即扰动项。αi则表示在时间上恒定的条件下，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金融生态水平的影响。根据panelData的相关理论，αi假设的不同，初始模型(1)又可分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情况。如果各个截面的αi都相等为α0，模型(1)为混合估计模型；如果αi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相关性，即Cov(Xitj,αi)≠0，t=1,2,...t,j=1,2,...K。则模型(1)为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如果αi与其他自变量不存在相关性，模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由于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值，我们首先应用统计结果作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再应用相关的F统计量检验，来分析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8]。
数据来源：根据1997～2005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测算得出。部分数据根据各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测算得出。
注：moneY＝m2/GDp指标中的各省份的m2数据较难获得，这里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代替。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JoB指标中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用各年末金融业从业职工数量来表示。同时为了更好地衡量各地的信用状况，DeBt指标用“三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表示。
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和代表性，也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选取西部十二省数据的基础上，又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金融生态较好的东部地区作为样本数据。本文所选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为了保证各年省级层面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我们对相关指标数据作了变通处理，但这并不影响对评估指标的解释能力。对于模型中虚拟变量具体值的选取，我们是根据相关材料和各省份具体的经济表现而确定的。表1提供了样本中各省份的自变量平均值（mean）的时序变动情况。
4.3估计结果和模型检验
我们对模型(1)分别进行了混合估计模型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针对上表中的三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利用eviews5.1可以直接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Hausman统计量H＝34.758364>x20.01(8)＝20.09。所以模型存在固定效应，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实在paneldata分析中，随机效应模型是针对当个体成员单位是随机地抽自一个很大的总体时来考察总体的情况而设立的，由于本文是考察全部西部十二省的金融生态状况，所以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再来比较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我们根据F统计量的取值来分析：
F＝[(SSer-SSeu)/(t+k-2)]/[SSeu/(nt-t-k)]（2）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混合估计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umsquaredresid）。n为截面数，t为年数，K为解释变量。根据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知：SSer＝14.0057，SSeu＝3.142874，带入（2）式可得，统计量F＝27.18983725>F0.01(8,118)＝2.66。所以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们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着重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测度西部各省份的金融生态水平。
5.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西部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平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建设的差距又在哪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得出西部地区未来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的着力点。本文将根据前文中论述的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西部各省区在1998～2006年的评估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度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然后我们再进行各省区的比较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态水平Y值介于2和3之间，说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比较良好。2007年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将西安评价为西部金融生态城市高速发展的引擎[9]。另外，2007年重庆市政府提出要用13年时间把重庆打造成西部金融中心[10]。本文的数据比较好的支持了这两种观点。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的金融生态水平Y介于1和2之间，但接近于2，说明金融生态状况正由一般向良好发展，具有很好的发展潜力。而宁夏、云南、贵州、青海、几省的金融生态指标值Y较接近于1。这些省份的金融生态状况不容乐观，必须予以重视，应大力加强金融生态水平的构建与优化。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值和西部金融生态的差距来看，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建设应该从以下两点加以考虑：一是要大力强化法制健全水平的建设，因为法制水平的作用在模型中表现特别突出，同时也是西部金融生态水平的软肋。二是要优化本地区的信用体系水平，加强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建设，以吸引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本的大量进入。三是要着力培育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深化度，特别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注意用金融的杠杆作用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谢丽霜.西部开发中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2－18.
[2]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n].上海证券报,2005-10-11.
[3]张莉萍,衣长军.海峡西岸经济区金融生态环境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7，(2)：7－8.
[4]代金奎,腾春强.金融生态问题研究综述[J].济南金融,2007，(2)：11－16.
[5]张新记.构建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理性分析[J].社科纵横,2007，(2)：4－5.
[6]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eB/oL].pbc.省略/detail.asp?col=5110&iD=46.
[7]irvine.eviews5UserGuide、Version、Quantitativemicrosoftware[m].california.USa.2004：46.
[8]aazrulislam.Growthempirics:apanelDataapproach[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5,Vol.110：1127-1170.
[9]中国金融大典[eB/oL].news.省略/zhuanti/2007032201.
[10]重庆金融宏图：13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n].第一财经日报,2007.4.9.
［作者简介］宁文娟(1982-)，女，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方金融结构理论。
韩占兵(1982-),男,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现代西方金融发展理论、西部产业发展研究、西方经济学。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论文格式范文。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司法环境金融论文，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4
关键词：最优金融结构“倒U”型非线性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组合主要由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构成，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组合，将金融资源分配到这两种结构或者方式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优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函数：
根据假设，函数中的Growth表示等产量线，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用Bank来表示，Stock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金融资源将会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即金融资源禀赋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线方程为：
Bank代表银行发展，Stock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R代表金融资源禀赋，d1与d2代表的是一国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难易程度，d1越大，表示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的难度越大，则会将资源转而分配到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反之，d1越小，则资源更容易进入银行系统，银行部门发展会更快。这里的d1与d2主要受到政府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经济环境、科学技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因素影响。
在长期，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金融结构组合都是可变动的，一国用于分配这两种方式的金融资源R是既定的，金融资源主要分配到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中。如果该国要以既定的金融资源获得最优的产出，那么它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金融结构组合呢？即如何选择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
将等产量曲线与相应的约束线画在同一个平面坐标中，就可以确定一国在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大产量的最优金融结构组合点即金融结构最优点。在图1中，横轴代表银行发展（间接金融），纵轴代表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发展，首先画出一条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以及三条等产量曲线Q1、Q2、Q3。由图1可见，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与等产量线Q2相切于Z点，该点为均衡点即银行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组合的最优点。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相交于Q1曲线的a、b点虽然也是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两个组合点，但是所代表的产出比较低，并不是最优点，而代表更高产量的Q3线与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无交点也无切点，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无法实现Q3曲线所代表的产量，所以Z点才是既定金融资源之下，银行与金融市场组合的最优点，即证明了金融结构最优点的存在。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管制政策、经济体制等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金融资源禀赋发生变化，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发生平移，平移的CD线就会与其它等产量线形成相同的切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切点均为新的金融结构的最优点。d1与d2由于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则约束线CD将会发生转移，转移的CD曲线会与等产量线形成一个切点，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点将会是新的金融结构最优点。当由于其他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此阶段的CD曲线与等产量线没有相切，即没有达到均衡点位置，例如目前的处于a、b、f点的位置，则表明此状态的金融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偏离了最优，a、b、f点处的金融结构点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未能使经济获得最大化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倒U型”关系假设
根据前面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既定金融资源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即银行（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最优组合比例，当金融结构处于最优值时，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发展状态，金融结构未能达到这个最优值或者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发展将会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asliDemirguc-Kunt，erikFeyen，andRossLevine（2011）认为各国的金融结构实际值与金融结构最优估计值之间的偏离值称作“金融结构缺口”，通过各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随着金融结构缺口缩小，经济不断增长，随着金融结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不断降低。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实践的结论可以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优金融结构可以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临界值或阈值，金融结构趋向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时，经济不断增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增长下降。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假设：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金融结构，纵轴代表经济发展，图中“倒U”型曲线L代表的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Z点代表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最优金融结构点，p点代表实现最优经济发展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金融结构的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金融结构在Z点以前，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在金融结构达到Z点时，经济发展达到峰值点p，金融结构在Z点以后，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曲线中的Z点为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最大值时的金融结构值，而此时的金融结构Z点，被称之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与Levine等人（2011）得出的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用函数表达式的形式表示如下：
当这里的α2为负值，并且α1为正值时，该函数曲线为“倒U”型曲线。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两种假设：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其作用还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水平，即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或者阈值。当金融结构的水平高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重的提高都将会对经济增长发展产生负效应，将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经济发展，此时可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金融比重使得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到高水平发展状态；当金融结构水平低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促进其经济发展，此时可以通过提升间接金融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的最优临界值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割成以上两种一正一负的非对称关系状态。
在现实中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并非时时刻刻保持最优状态，因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受到要素资源禀赋、法律、文化、制度、经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科技水平、财富、经济金融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临界点或者最优区间，因此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去促使金融结构趋向其最优状态，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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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法化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6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版权所有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7
【关键词】交往式教学金融课程金融人才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给经济、金融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社会上迫切需要培养大量的金融人才来解决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经济稳定问题。高校如何培养适合我国金融业的有用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大学教学主要以“授―受”教学模式为主，这种课堂教学模式作为知识传授的关键环节，在大学金融课程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着生搬硬套、方法失当等诸多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进而影响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研究探讨的重点问题是在金融课程教学中选择何种教学方法，才能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进而为社会培养有用的金融人才。
一、交往式教学法的本质特征
新的教育理论认为，教学活动的实质是师生互动、积极交往、共同发展的过程。交往式教学模式，正是适应新的教育观念的需要而产生的。
交往式课堂教学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教师以教为中心向学生以学为中心转变，由传授知识向学生探索知识的现代教学方法转变。主张给学生更多的参与机会，提倡教师不再只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学生也不再是消极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课本之间等多种途径获取知识。其基本特点是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平等交往性、互动互补性、主体创造性、生动灵活性。交往教学将彻底改变以往那种教与学简单叠加的状况，也将彻底改变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从属地位，教师只是指导者，而学生则成为学习的主体。交往式教学就意味着平等对话，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精神交流。
交往式教学法在课堂中应用不同于其他教学方法：首先，交往式教学方法给师生创造良好的互动环境，使学生和教师处于一种轻松快乐的学习环境中授―受知识。在课堂上教师应采取有效措施，为学生创造民主、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使学生处于无负担状态下自觉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使学生真正在愉快的环境中学习，提高了学习效率。其次，交往式教学与传统的教师占主导地位教学模式相反，强调学生在课堂中处于主体地位。交往教学把学生看成是发展中的、富有潜力的、整体性的主观能动者，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教学内容的简单客体。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了解学生的感受和心理，从学生的学习中和身边的社会活动中找素材，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潜力，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再次，强调教师的授课和组织、引导能力。交往式教学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探究和合作的教学理念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使他们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改变以往被动的听取接受为主动积极的参与和思考。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提供尽可能多的实践机会给学生，并逐步减少对学生的控制，树立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理念。最后，提倡小组合作学习。交往教学倡导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分组合作的方式，不仅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更培养了他们自我监控的能力，提高了学习效率，并有利于培养学生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合作能力。
交往式教学模式已经被学者尝试着运用于英语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关系、艺术概论等诸多课程的教学中并均已获得成功，这充分表明该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因此，本文尝试着将交往式教学法应用于金融课程的教学中。
二、交式往教学方法在金融课程中探讨
通常，金融课程尤其是金融专业课程具有实践性、应用性强的突出特点。在金融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仍然是金融课程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鉴于金融学科专业的实践和实用的特点，在金融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就不能止于基本的理论探讨，而更应该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使学生真正掌握金融知识，并能学以致用。当前，随着经济体制结构不断变化以及新知识经济的到来，新思维新观念的不断产生，加深了人们对金融经济的了解，并对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更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要转变教学观念，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努力形成金融人才培养的新局面。在金融课程教学中，交往式教学或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教学方法。
交往式教学模式的过程是辐射式延伸的。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课前交往，师生相对独立又相互协作的教学准备；课堂交往，展开多个角度的教学互动，以求获得主体间的基本共识；课后交往，承接新的教学任务或进一步探讨相关的问题。交往式教学模式在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基本实践主要从金融课程的课前交往、课堂交往、课后交往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1、课前交往
课前交往，主要指展开多个角度的教学互动，这部分是师生在进入课堂教学准备阶段。
从教师的课前准备来说，教师要安排好金融课程中讲授的内容，并以何种形式和学生进行交流互动，这些都是课前要做好的准备工作。以金融课程的教学计划为例，对于基础类的金融课程，涉及金融学原理及宏观政策问题，教师在教学计划过程中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等问题的基础上，以策划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以期达到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的目的。对于诸如具体涉及金融业务方面的金融专业课程，在教学设计中应强调其实践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教师可以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通过案例进行教学、邀请行业专业人士进行讲座授课。教师必须做好课程准备工作，从而有计划地进行金融课程的教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主动做好课程学习的准备工作。预习教师将要讲到的知识，把知识按理解、稍微理解、纯粹不理解等标准分类整理。另外，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金融课题可以采取多多查找与课程相关的文献，对不懂的或者有疑问的内容做下记号，以便于课堂中向老师请教或沟通。这也是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的有效途径。交往式教学模式的课前交往是师生相互独立又相互协作的准备阶段，良好的课堂需要师生的共同配合。
2、课堂交往
课堂交往即以掌握基本专业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帮助学生把基础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的各类校内课外学习和学术科研活动。金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紧密相关。如今的金融理论越来越技术化、工程化、实证化、微观化，综合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金融课程的课堂交往较为复杂，主要是以师生互动为主。课堂交往以金融案例教学为例，这种教学法强调实用主义为原则，首先要选取中外企业相关文本、音像案例。在选取案例的过程中，教师要组织学生对为什么选择这个案例进行原因分析，要突出案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次在课堂教学中，采取小组讨论、个人演讲、情景模拟等方式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有意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多层次、全方位思考，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综合能力。教学完毕，教师要总结学生对案例的认识和基本观点。对没有得出结论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教师应和学生共同查找多方面原因，并对这些原因进行总结，以便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科研认知能力。这种教学法在培植学生的创新力的同时，也提高了金融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调整专业知识，促使教师在金融教学领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另外，课堂教学中的文献阅读，可根据课程内容，选择部分经典理论文献供学生阅读，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学习文献的启示、文献的优缺点或者各种对策等等及其可行性。这种课堂交往方式间接培养学生基本的科研能力，在金融课堂中做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理论研究的兴趣，提高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此外，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运用模拟实验等辅助教学手段也很重要。通过模拟实验，诸如建立模拟银行和交易中心等实验室，来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3、课后交往
课后交往即为全面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而采取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和项目教学活动。在金融课堂的教学中，课后交往这一环节不仅仅是理解教师课堂的理论知识和个人对于课题的简单认知，还包括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即安排多个个人和团队作业，积极开展社会调查，提高自己的观察、学习、思考、动手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金融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仅仅止于理论部分的学习，无异于纸上谈兵。要培养有用的金融人才，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更为关键。
教师在课后要加强知识的学习，学生也要提高个人的实践能力。在课后交往过程中，要注重于实习、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学校没有找到合适的培训或实习单位的情况下，学校筹建模拟银行、模拟证券交易中心等金融实验室，让学生了解并学会业务操作流程。课后交往这一环节需要学校提供一系列的模拟实验室，但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学生的主观努力和教师的正确引导，才能使学生能很快掌握实践中的操作程序。
在金融课程教学的过程中，采取好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学的开展。交互式教学理论运用于金融课程中，既体现了金融课程注重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面，又体现了金融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的一面。教师运用交往教学方法，把握好交往教学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作用，实现了课程内容从追求应试教育为主向体现内容的现代化转变，体现知识传授和人文教育的和谐统一。金融课程的教学结果最终要受到来自社会、来自企业的检验。随着金融行业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企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也逐步上升，其所需金融人才必须通晓经济和金融理论，具有现代金融营销意识，能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来把握行业微观状况。这给金融课程教学制定了人才培养标准。交往式教学法注重了知识的传授和人文教育，因此，把交往教学法运用于金融课程教学中，将有利于为社会培养出理论知识渊博、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金融人才。
【参考文献】
[1]谭吉华：新课程改革下中学思想政治学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2]姚纪纲：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m].人民出版社，2002.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97-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eker，1983；tun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那么金融监管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
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l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想法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本文在发展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4、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
a.已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
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二)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以至于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9
双语教学的起源以1965年加拿大圣•兰伯特学校采用浸入式法语教学实验为标志，中国等亚洲国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步开展双语教学的。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了文科院校要从金融和法律等专业入手，先行开展双语教学，要求三年内双语教学开课比例要达到5%-10%，十年内则达到15%左右。在这种背景下，笔者所在的学校也借1999年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契机，按照澳洲本科商学院的课程体系推出了大量双语教学课程。2004年，国家教育部又颁布了《关于本科教育进一步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开展双语教学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开展双语教学不但是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需要，更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人才和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于是，笔者所在学校通过设立国际金融实验班，首先对国际金融课程实行了双语教学。
1、金融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
关于金融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设计，李稻葵指出，在技术性课程上用英文教学比中文教学容易；马骁教授则提出，应选择少量标准化课程进行双语教学。笔者认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下，应该从标准化、微观化和国际化兼顾的视角，参照发达国家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选择一些前沿的金融学科纳入金融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比如公司金融、理财规划、投资学、国际金融管理，以及金融工程等新金融课程，作为开展金融双语教学的突破口。
2、金融双语教学与金融英语的内在关联
金融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金融理论同运用英语等外语进行金融专业沟通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教学中很多财经院校从大二开始，陆陆续续推出有关金融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大二学生的特点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已经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有一部分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的考试，但是，其英文水平存在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四六级考试对口语的交际运用没有进行考核，所以，很多通过此考试的学生都存在着有“英文成绩”，无“英文能力”的问题；二是四六级考试主要是对公共基础英语的考核，因此，学生对金融专业英文术语的把握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行金融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就有必要设立一门重要的前期准备课程———金融专业英语。金融专业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对拟开设的金融双语教学课程所涉猎的主要英文专业词汇，以及主要的金融实务操作流程进行讲解或描述，培养学生用英文对金融理论与实务进行思维与交流的综合能力。金融英语教学是金融双语教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过来推动金融双语教学的顺畅运行。
二、金融英语传统教学策略对金融双语教学的制约因素
施良方（1996）认为，“教学策略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达到课程目标而采取的一套特定的方式或方法。”袁振国（1998）又进一步指出，“教学策略，是在教学目标确定以后，根据已定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特征，有针对性地选择与组合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技术，形成的具有效率意义的特定教学方案。”和学新（2000）则提出，“教学策略是为了达成教学目的，在对教学活动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对教学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笔者认为，所谓教学策略，是教师为实现某一教学目标，对实施教学过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等三方面动因进行思维加工而形成的策略模式。教学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主要模式：一是产生式教学策略，鼓励学生自己从教学中建构具有个人特有风格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动处理教学信息的地位。二是替代式教学策略，这种教学策略在传统教学中比较常用，它更多地倾向于指导学生学习，主要是教师替学生处理教学信息。三是独立学习与小组学习策略，认为处于同一学年段的学生，可以开展合作学习、竞争学习和个别学习，小组学习则是合作学习一种基本形式。四是竞争与合作学习策略。金融英语教学策略包括实施教学过程中金融英语教学内容的选取与设计、教学模式的规划与安排，以及教学效果的考核与评价。金融英语课程传统教学策略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庞杂无序、“翻译式”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强烈抑制，以及教学效果评价的失准性。所以，即使学生最终的金融英语成绩比较优秀，但在接下来金融双语课程的学习中，却明显后劲不足，尤其是当金融双语课程数目偏少时（比如：5门以下），这种以英文去理解、去思考、去交流金融专业的熟练度更是大打折扣，使得金融英语与金融双语教学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共同发展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矛盾。
1、金融英语教学内容的选取与金融双语教学的需求脱节
首先，学科教材过于陈旧，近5年内几乎没有出版新的金融英语教材。金融英语教材的撰写因其采用英文的缘故，所以要比其他金融专业课程教材的撰写难度大；而且一些财经院校没有设立或者废除了金融英语课程，导致金融英语教材出版相对困难，撰写的激励受到抑制。其次，教学内容过于庞杂无序，同时也缺乏前沿理论与实践的描述。有些院校只是随意选取了若干篇金融方面的英文文章，作为金融英语的授课内容；同时，教材内容的选择缺乏明显的系统性，体现不出后续金融双语教学的需求特征。
2、金融英语教学模式的规划对金融双语教学的滞后效应
一方面，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传统金融英语教学表现出“翻译式教学”的授课特征，学生完全没有以英文交流金融专业知识的机会，这种“被动式”的教与学，使得学生在接下来金融双语教学的接受方面存在着滞后的痼疾。另一方面，在教学手段的运用方面，传统的金融英语教学主要以“多媒体”为教育媒介，由于缺乏综合性的语音教室和实验教室，使得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无法添加培训学生听力以及情景模拟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教学模块，导致学生的金融英语综合能力不能有效整合和提高，在后续的金融双语教学中难以顺畅交流。
3、金融英语教学效果的评价使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评估失准
传统教学效果评价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基本以学生出勤和课堂小作业作为评定成绩的两大标准；二是期末成绩。这种考核体系无法准确界定出学生在金融双语教学前期课程把握方面的真实成绩，因为平时成绩的考核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雷同性；而期末成绩的评价只能说明学生在短期内通过复习取得的卷面成绩，而无法真实表明学生的英文思维与运用能力，因而必然造成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评估失准。
三、金融英语教学策略创新对金融双语教学的推动作用
针对党的“十八”大对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政策导向，为了促进金融双语教学的深入发展，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英语教学策略进行改革创新。
1、实现金融英语教学内容选择的融合化
在课程教材选择方面，为了配合学生毕业后在金融系统就业的需要，笔者选取了《现代金融实务———金融专业英语证书综合考试教材》。该教材以香港银行学会的培训材料为基准，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实际情况，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外金融实务的操作与理论。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系统地包含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重点讲述了中外中央银行及其监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中间业务、银行会计和国际业务，证券交易与监管，以及保险营销与理赔等众多的现代金融实务教学模块。这种教学内容的选择，创新地将中外金融实务、基础理论与前言热点、教学内容与就业需要有机融合在一起，使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准备课程内容更加丰满，而又不失重点和逻辑联系。
2、推动金融英语教学模式设计的开放化
长久以来，教师在传统教学中没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公平实现合作交往的机会，没有将人际关系、合作与竞争作为推动学生学习、认知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在教学中采取小组学习模式，学习任务由大家共同分担，深入推动金融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就能推进教学模式的开放性、主动性与互动性。
（1）教学进度表设计结构重组
突破了以讲授为主的教学进度安排，比如在72学时的课程规划中，将讲授课时缩短为62学时；另外的10学时则在教学模块讲授完成后，要求学生围绕着这个模块的重点或热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并做英文展示。这种安排既丰富了教学模式，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推进了对财经高校金融专业学生的能力教育与创新培养。
（2）“引导式科研教学”
在金融不断深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全球化时代，金融实务的动态特征尤为明显。为了帮助学生从课堂走向银行、从书本上的基本原理拓展到更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满足学生撰写论文，以及大多数本科生毕业后继续研究生学习的需要，可以采取“引导式科研教学”的教学改革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结合几个教学模块的教学内容，事先为学生选好科研命题；然后指导学生搜集并整理研究数据与资料；并建议数学好的同学通过创新运用或设计模型，对有关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最后鼓励学生按照国际规范完成英文学术论文。
（3）“拓展式英文教学演讲”
结合金融专业英语课程既需要培养学生将来从事现代金融实务的能力，又需要提高学生英文运用综合能力的特点，可以推出“拓展式英文教学演讲”的创新教学模式，以期学生将来可以在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成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在实施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过程中，笔者首先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并指派一名组织能力强的学生作为组长；然后将五个预先设计好的演讲题目分配给五个小组，提前两周提供给学生；接着指导他们撰写论文并制作ppt———论文的各个部分分别由每一组的各个成员分担，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同学都参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过程中；最后，组织每个组用1—2课时的时间进行教学演讲，由组长负责从开篇陈词到结论的总篡演讲，其余组员则分别承担各个具体研究内容的英文演讲，台上与台下同学可以互相提问。上述教学模式的创新，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学生共同学习的兴趣，推动了金融英语教学的开放性，培养了学生融入金融双语教学的互动性和能动性。
3、促进金融英语教学效果考核的全面化
金融合法化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
金融生态一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12月的“经济学50人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它是对金融的一种拟生化概括和比喻，是把金融的发展放到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观察分析金融的运行情况，把金融看作是由一定的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一切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治以及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营造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地区对金融资源的“洼地效应”。我国西部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长期以来，陕西省约80%的金融资源集中于西安地区，而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正是造成这种金融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陕西省各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既是对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和差异化的量化分析，也可以为政府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到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因此要全面系统的评价陕西省的金融生态水平，构建一个包括系列金融发展因素的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金融学者和金融部门在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存在不同的指标体系，如陈哲明（2006）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社会信用水平和金融生态保障四个层面的43项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张晓锋（2007）从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法制环境、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中介服务、社会诚信文化、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企业竞争力九个层面的62项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欧阳宗旨、常庆（2009）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潜力、金融业务总量、金融支持作用、信用环境、法律环境和政府行为7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周炯、魏佩佳（2012）从经济基础、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水平四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等等。本文根据各个分指标的选取频度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金融生态系统的总体框架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状况四个一级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16个具体分指标来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三、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涉及到经济、人文、资源等各个方面，虽然这一系列因素不是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其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进行合理的分解，是客观评价金融环境的必要前提。通过分析金融活动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其他人评价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经验，本文将金融生态环境分解成4大因素，如图1所示：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金融系统就会越优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金融发展的方向、规模、结构和纵深度等，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因素。
（2）金融资源水平
金融资源是金融发展的直接物质基础，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水平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资源越丰富，金融机构可以向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充足的资金，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就越大，即金融生态环境就越好。
（3）政府财政能力
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政府的行为对辖区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影响巨大，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到调节作用。本文的政府行为侧重于财政的收支，因为财政投入的增加会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提升金融主体消化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4）社会信用状况
金融行业所经营的是货币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以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为前提的，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与信用环境的关系紧密，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信用状况直接关系着金融资源的流动与有效配置，并最终影响着金融业经营的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
四、参数设计与测度方法
（一）参数设计
在前面的分析中，本文把金融生态环境细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信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二级参数，如表1所示。
表1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
根据表1可知，本文把经济发展水平分为5项参数指标、金融资源水平为6项、政府财政能力为2项、社会信用状况为3项。后文的主成分分析就是基于这16项参数指标展开的。
（二）测度方法
本文中的评价指标是根据指标间的相关性和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度来划分的，依据每个层次因素的累计方差和贡献率来确定相应的权重。关于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以及专家赋值法等，基于分析的客观性，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原有指标变量中的信息重叠部分提取和综合成几个主成分，实现对指标体系的处理。具体步骤为：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数据量纲的不同会影响分析的结果，所以采用Z分数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其中u为所有十个地区中第j个指标xj的均值，σ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2.使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并求出R的前m个特征值（λ1λ2…λm）和对应的特征向量。
3.确定主成分个数。通过SpSS18.0软件求得数据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并求得变量的载荷矩阵，计算各个主成分的得分。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检验
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所得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都较高，多数都在0.5以上，近九成的相关系数处于80%以上，可知各个变量呈较强的线性关系，能够从中提取公共的主成分，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由表2可知，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3.207%，基本上包含了各指标的信息，可以对陕西省地区间的金融生态进行解释。
表2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及方差的总体解释
通过对变量共同度的测量显示出的所有变量的共同度系数，得知x2、x3、x4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都可以被主成分解释，达到0.95以上，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即使是较小的x5和X10，共同度也达到了0.745和0.793，仅有20%的信息丢失，因此，主成分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针对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计算16个指标在这2个主成分上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以便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命名，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指标x11、x4、x16、x14以及x7、x8、x9、x6、x2上的系数较大：x7、x8、x2、x6和x9等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程度，而x14与x16指标的变化从教育层面反映诚信发展程度，因此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第二主成分在指标x1、x15、x10、x3、x13以及x12、x5上的系数较大：x1、x3和x5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而x15、x12和x13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水平，因此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及政府干预因子。
表3旋转后主成分载荷矩阵
（三）主成分得分及各地区综合得分
采用回归法估计主成分得分系数，并输出得分系数矩阵，如表4所示：
表4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上表得出主成分的分析函数以及各个地区主成分得分，然后取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两个主成分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如表5所示：
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
由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出陕西省各个市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区县金融生态的差别导致金融业发展很不平衡。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区县的金融生态环境要优越，综合得分靠后的市，基本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交通不便利的市，但是，由F1、F2可知，一些经济落后的市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并不是都低，这说明它们在某些因素上存在优势。如西安市和榆林市，西安市综合得分大于1，处于最高位置，表明西安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水平最高，这也和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都较高，但西安在F2上的得分远小于榆林市，却在F1上的得分远大于榆林市，由此可以看出，西安市的金融资源和社会信用度高于榆林市，而在经济上不及榆林市（与榆林市的煤炭经济相关）；商洛和铜川总分处于最后两位，然而在F1上两者的得分并不是很低，甚至高于第二名和第四名的榆林与延安地区；汉中市总体排名第七，主要归因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分F2，而延安市在F1上的得分也证明，延安市的金融资源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发展。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分解环境因素、细化指标体系确定衡量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省十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金融工作的发展影响越来越明显，同时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针对以上结论，为了进一步做好陕西省的金融工作，为其建立更有利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夯实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是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地区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营造稳定增长的经济环境，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实现与金融发展的协调，提高金融资源在经济中的优化配置。在挖掘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盘活金融资源的集聚与配置。最终，以经济促进金融发展的方式来改善陕西各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第二，健全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业发展。陕西省部分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资源缺口较大，金融业结构体系不完善，要改善金融资源问题，一方面，地方首先应加大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建设，通过广纳社会闲置资金来实现金融资源的集聚；另一方面，改善政府服务管理功能，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来引进金融人才，以此鼓励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资源的集聚，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第三，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和居民要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企业在深化改革发展的同时要重塑企业形象，以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居民应努力学习金融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在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个人信贷的难度。总之，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来降低金融业的纠纷。
参考文献：
[1]徐诺金.金融生态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徐小林.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J].金融研究，2005（11）：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