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改革论文篇1
自建国以来，我国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中投入了大量资金，截止1998年底，资金总量达372亿。根据1997年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在我国已拥有的615693个场馆中，新建场馆达54万多个，其中属于体育局（原体委）系统的公共体育场馆为14410个[1]。由于公共体育场馆大多数是较大规模的室内体育馆、游泳跳水馆和室外带有看台的体育场，属高规格、高档次体育场馆，因此，公共体育场馆所含投资量在场馆投资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可以说，公共体育场馆是我国体育界最大的“资本存量库”。目前，公共体育场馆均掌握在各级体育部门手中，由体育部门国家进行经营管理。
改革开放以后，公共体育场馆在经营管理等方面有较大突破，大多数场馆实现了由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的转化，场馆一改过去“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依靠自身的经营条件开展多种经营活动，经费来源渠道呈多元化，并逐步做到自给自足。在分配关系上，场馆打破了以往的“大锅饭”模式，名场馆拥有一定的收益分配权，利用竞争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使公共体育场馆呈现出一定的生机和活力[1]。
但是，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作为我国体育市场的“主战场”——公共体育场馆，其发展的现状较之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而言又是滞后的。公共体育场馆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影响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甚至将影响到全民健身计划二期工程的顺利推行[5]。经过研究，笔者认为，没有认清公共体育场馆的资产性质，思想不解放，改革措施缺乏针对性，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本文拟从阐述公共体育场馆的资产性质入手，对场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深化改革的基本设想，并希望借此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公共体育场馆资产性质分析
公共体育场馆是指通过政府财政拨款或政府通过其他途径筹集资金兴建的，以满足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和群众健身娱乐等需要的社会公有体育场和体育馆及其附属配套设施，它是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目标的基础性物质条件。
基于上述公共体育场馆的内涵，我们可以把握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公共体育场馆是政府所有的，即国有的；第二，公共体育场馆以物产的形式存在，并且属中间产品的范畴；第三，从公共体育场馆的功能和作用来看，它是一种生产资料或称之为资本品，即用来生产各类体育服务产品或培养人才，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资料；第四，公共体育场馆的实质是基础性物质条件，而不是一级组织或机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公共体育场馆，即公共体育场馆是政府购买的用以生产各类体育服务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资本品（或生产资料）。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公共体育场馆就是一种“国有资产”。资产的经济性质是经营，资产经营的核心目标是效益（或利润）[3]，公共体育场馆作为一种“资产”同样要服从这一规定性，把公共体育场馆视作一级“事业单位”的做法就违背其经济性质的。但是，由于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和体育体制，再加上以前我们一直把体育看作是一种“福利性事业”或一个“纯消费部门”等原因，公共体育场馆便成为我国体育部门中的一级“事业单位”，并由各级体育部门及其职能部门政府对其进行“管理”，自此，公共体育场馆的资产性质被严密地遮掩起来了。
其次，从公共体育场馆的产业性质来看，尽管公共体育场馆冠有“公共”的概念，但它所提供的体育服务（如运动竞赛的观赏、体育健身娱乐的参与、体育培训、场地租赁等）绝大多数都和人们的兴趣爱好、活动目的有关，因而这些体育服务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公共物品理论，即依据社会产品在消费上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可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或混合物品。其中，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私人物品由市场提供，混合物品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公共体育场馆所提供的体育服务大多数属私人物品或混合物品、准公共物品，那么它就应该由市场来提供，或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4]。所以说，公共体育场馆走向市场，实现企业化经营是有其经济理论基础的，公共体育场馆应纳入狭义的体育产业（体育企业）范围之内加以发展。
2公共体育场馆现存主要问题及原因探析
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公共体育场馆的这种资产性质，长期将它当作一种事业单位来加以管理，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也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但终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体育场馆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公共体育场馆陷入目前的困境。
2.1产权不明，关系不顺
公共体育场馆同体育部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处在一种模糊状态之中。如果说公共体育场馆是一种资产，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则体育部门是公共体育场馆的所有者，二则体育部门是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者。如果说公共体育场馆是一级事业单位，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情况，即体育部门是公共体育场馆的上级主管单位。从现实的具体操作来看，二者之间的上述三种关系同时存在，表现在：(1)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的收益权和财产支配权属于体育部门，意味着体育部门是所有者；(2)公共体育场馆是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同时，每年仍下拨一定数量的资金到公共体育场馆，由体育部门支配和管理，意味着国家（或政府）是所有者，体育部门是经营者；(3)体育部门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对公共体育场馆的具体事务（如人事、财务等）进行干预，意味着体育部门是公共体育场馆的上级主管单位。结果，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楚。由此可见，造成公共体育场馆产权不明，关系不顺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公共体育场馆的资产性质，没有把它真正当作一种国有资产来经营。
2.2体制混乱，有“改”无“革”
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体制多达八种。包括经营承包责任制、经营包干责任制、全额管理、差额管理、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委托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自收自支责任制等等。其中差额管理、经营承包责任制占有较大份额，只是在广州、北京等地出现了极少数场馆采用委托经营责任制和体育场馆的“物业管理”模式[7]。尽管上述多种体制并存是改革的结果，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有些体制仍然是从计划经济中沿袭下来的陈旧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色彩；有些体制虽然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某些特征，但也只能作为场馆改革过程中的过渡形式，要使体育场馆真正走上企业化经营的道路，这些体制仍需深化改革。从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事业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体育场馆要逐步实现企业化和半企业化经营”至今，已历时17年之久，为什么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却无实质性进展呢？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从公共体育场馆的“国有资产”性质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而是一直把公共体育场馆视为“事业单位”，其改革大多按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改革的模式进行套转，从而使改革缺乏针对性，自然是“改”而无“革”。
2.3观念错位，职能不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体育场馆的职能到底是什么？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应该分析公共体育场馆的性质。如果说公共体育场馆是国有资产，那么它的主要职能应该是经营，如果说公共体育场馆是一级事业单位，那么它的主要职能应该是服务。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场馆肩负产业经营、为训练竞赛服务和向社会开放三重任务，同时履行经营和服务双重职能。并且，政府和体育部门要求公共体育场馆必须把服务（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开展经营活动。由此可看出，在观念上我们仍然把公共体育场馆当作事业单位，将其服务职能凌驾于经营职能之上。同时，在公共体育场馆的运行过程中，着重强调“管理”的作用，强调经营为管理服务。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违背公共体育场馆的资产性质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体育场馆作为一种国有资产，它的首要职能就是经营，一切管理活动都应该为经营服务，只有经营好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如果一味地强调公共体育场馆的服务职能，势必造成公共体育场馆在资产消耗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金注入，结果只能维持在低资产水平下运行。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普遍存在的场地条件差、设备老化、技术装备水平低等现象，就是过分强调服务职能的观念和做法直接造成的。
2.4经营不活，管理不善
当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普遍存在经营不活、管理不善的现象，具体表现为：(1)资产水平较低，缺乏市场竞争能力；(2)经营条件有限，市场开发无力；(3)经营观念陈旧，经营方式落后；(4)内部机制运转不灵，管理效率上不去；(5)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创新不足，潜力不大。造成以上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1)运用管理“单位”或“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来管理国有资产，方法不对路；(2)公共体育场馆由于职能不清导致任务过多、过杂、过重，面对多重压力而忙于应付；(3)公共体育场馆的手脚被缚，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经营职能[5]。说到底，还是对公共体育场馆的资产性质认识不清的问题。
3公共体育场馆改革的基本设想
3.1总体思路
公共体育场馆可参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和具体办法，分类别进行改革，具体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转变观念、理顺关系；第二步，内联外引，逐步脱钩；第三步，自主经营，快速发展。
3.2措施和步骤
3.2.1转变观念，理顺关系首先，政府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并树立以下新型的资产观念：(1)公共体育场馆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政府是这部分资产的所有者，并拥有收益权、占有权和支配权；(2)作为公共体育场馆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经营者，体育部门不是最佳选择对象，也不是惟一的选择对象；(3)公共体育场馆存在资产闲置或资产流失问题，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同时，政府应该承担公共体育场馆的经营风险；(4)公共体育场馆与体育部门分离，既不会影响其功能的发挥，更不会影响“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
其次，各级体育部门要转变观念。(1)承认公共体育场馆的国有资产性质，还公共体育场馆的本来面目，并将其所有权返还给政府；(2)公共体育场馆不是自己的下级事业单位，也不是自己的后勤服务部门，更不是一块“肥肉”，脱离与公共体育场馆之间的直接管理关系等于扔掉一个沉重的包袱；(3)没有了公共体育场馆的占有权，并不影响各体育部门体育事业目标的实现。
再次，公共体育场馆部门自身要转变观念。(1)既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体育部门，到市场上去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前景更为广阔[6]；(2)自身的实质是资产，经营才是主要职能，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是首要任务；(3)充分发挥自身的经营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是最高经营目标。
转变观念的实质是还公共体育场馆“国有资产”的本来面目。同时，观念的转变也是理顺场馆关系的前提条件。改革后，政府、体育部门和公共体育场馆三得之间的关系是：政府是公共体育场馆的所有者，有权委托某一部门负责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或控股经营股份制改造后的公共体育场馆；各级体育部门与公共体育场馆之间无任何隶属关系，只存在业务上的往来；体育场馆以合适的经营组织形式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充分履行自身的经营职能，完成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重任。
3.2.2内联外引、逐步脱钩内联，是指体育部门内部的资产联合，如场馆联合、场馆与职业俱乐部联合、场馆与体育企业联合等，其实质是资产重组。外引，是指通过引入体育部门以外的资金对场馆进行改革，包括引进企业资金，引进其他经营组织资金和引进外资。逐步脱钩是指公共体育场馆逐步从各级体育部门的隶属关系中分离出来，以一定的经营组织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公共体育场馆与体育部门脱钩应结合场馆的实际情况，将场馆进行资产级别划分后逐步进行。
(1)公共体育场馆资产级别划分。第一级别：特大型、大型体育中心和部分新建的质量好、资本含量高、技术装备水平高，设备状况好、配套设施完善、地理位置好的综合性体育中心。第二级别：修建年限较长，设施条件较差的中、小型体育中心和规格较高的单独设置的大型多功能化体育场馆。第三级别：其他中、小型体育场馆。
(2)公共体育场馆分类改革的措施。第一级别公共体育场馆宜进行股份制改造。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可进行资产重组，即此类场馆可兼并对自己经营有利的其他低级别的场馆，也可合并同等级别的场馆。改造后的公共体育场馆与其他企业一样受《公司法》规范，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参与市场竞争，以法人资格承担责任[2]。第二级别公共体育场馆，可考虑实行股份合作制或通过拍卖或股权转让改造成民营企业或被其他非国有企业所兼并。同时，还可考虑引进外资进行改造[2]。第三级别公共体育场馆可租赁给私人或法人机构经营，或实行“委托经营责任制”委托给体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经营。
3.2.3自主经营、快速发展经过改革后的公共体育场馆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充分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各主体应构建资产经营机制、经营决策机制、利益激励机制、预算约束机制和内外协调机制，自主经营、快速发展，在市场中充分履行其经营职能，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
4公共体育场馆改革后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1)国家每年按原计划下拨和增拨至各体育部门属公共体育场馆部分的资金，用以设立“运动训练、竞赛专项基金”、“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专项基金”和“公益性群众体育活动专项基金”。由体育部门统一管理和支配，确保“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场馆费用开支。
(2)体育部门与改革后的公共体育场馆之间的所有业务往来均按市场行为操作，即场馆使用按有偿付费方式进行，从各专项基金中列支。
(3)体育部门原有的不对外开放的专用竞赛、训练场馆仍保留在体育部门，用以服务于“奥运争光计划”的需要。
(4)改革后，体育事业（体育场馆部分）的公益性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社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是公益性的直接实现形式。公共体育场馆尽管是市场化模式运作，但它仍需通过公益性（社会效益）来吸引体育消费者，提高市场占有率。以社会效益促进经济效益，并通过经济效益提升社会效益的层次，实现双效互动和良性循环，这是公益性实现的间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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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改革论文篇2
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资产改革论文篇3
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有着多种的形式，并且有着不同资产自身的特点。
1.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固定资产在企业的资产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企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因此，加强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的管理具有深远的意义。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的管理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的问题是资产账实不符，很多资产已经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财务核算过程中却没有体现，例如，通过捐赠取得的资产，及借助改造扩建增值的资产，这类资产也是企业的总体资产的组成部分，如果疏于管理，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资产的损失。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不到位。由于企业业务比较繁忙，从而忽视了固定资产的定期盘存。容易造成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流失。
2.知识经济下流动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流动资产是企业的血液。知识经济下流动资产管理存在主要问题是流动资产利用效率比较低下，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既有大量资金闲置浪费方面的问题，也有资金不合理占用，造成资金短缺的窘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有合理的配置流动资产的使用，在最大范围内激发流动资产的活力，才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
二、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原因
知识经济下资料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制度不完善
制度是企业资产管理的保证。只有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才能够促进资产的合理使用。但是，很多企业在知识经济下资产的管理过程中，重视资产的使用，忽视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在使用方面的效率，也为资产的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
2.科技含量低
在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是和资产管理复杂性有着紧密的联系的。资产管理不仅需要建立严谨的管理制度，同时也需要大量的人员使用一定时间贯彻执行，这都为资产管理存在问题预埋了一定的隐患。因此，加大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科技方面投入，依托科技力量提升资产管理水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企业在资产管理科技投入方面还是不够理想，造成了资产管理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
三、解决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措施
针对以上在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原因，采取一定措施予以改善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1.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
无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还是以原料，能源，劳动力为基础传统经济下资产管理都需要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就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根据谨慎性，预防性，有效性，合理性等资产管理的基本原则，结合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流动资产的具体特性性，制定严密，公平，可操纵性强的资产管理制度，才能够促进资产的有效使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助力。同时，在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还是需要严格制度的执行。如果仅仅把资产管理制度停留在纸面，口头上，那么资产管理有效性就无从谈起，企业资产安全性也难以得到保证。也不能够为企业带来效益。
2.借助高科技手段
高科技手段的充分应用是知识经济显著特点之一。也是知识经济能够突飞猛进发展的重要原因，科技是发展的原动力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的资产管理应该借助知识的力量，凸显科技手段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应用。例如建立固定资产管理的平台，通过电脑网络等科技手段，从固定资产引进开始，把固定资产的使用，折旧，故障，检修，扩展功能等等信息，都在固定资产管理平台上充分的展示。既方便企业对固定资产的状况进行充分的了解，也便于使用者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合理，有效的使用。同时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者对资产进行管理，保证资产功能的实现。借助高科技手段管理知识经济下的资产，不仅清晰明了，方便快捷，同时也能够实现动态监督，随时掌握资产的情况。既有利于资产的安全，也有利于企业通过资产创造效益。
3.在资产的管理过程中符合知识经济的特点
知识经济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传统的经济主要是整合各种资源，利用企业自身的原材料，劳动力，及能源生产产品，然后通过营销手段把产品推向市场，从而实现资金和产品之间良性的循环。但是，知识经济则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科技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占用重要的地位，知识、信息构成了知识经济下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很多知识经济下的企业都是以虚拟化的方式实现效益的增长的。通过许可经营，转让经营，委托加工等形式，知识经济下的企业创造了不同以往的变革，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知识经济下企业资产的管理由此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企业正在使用的资产，不一定是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其他企业经营过程中使用的资产，可能所有权是属于本企业的。这都为企业的资产有效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是新时期，经济变革为企业资产的管理提出新课题。所以，在知识经济下的资产管理一定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需要，充分体现信息化，知识性的趋势。
四、总结
资产改革论文篇4
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使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但是，日渐突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却在制约着国有资产退出的进程，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形成了障碍。如何采取合理的手段和方法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笔者在此提出以下看法。一、加强国有资产的评估和核定1．资产评估的原则。（1）未来收益原则。资产评估应当核定公司价值，即在根据公司盈利能力、股利发放比率以及资金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价值所确定的股东权益资金成本的基础上确定的公司未来价值，而非目前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或股票价值。在评估公司价值时，还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有所侧重。（2）贡献原则。根据资产的某一部分对于资产整体的作用或价值来确定该部分资产的市场价格，该部分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对资产整体效用、价值等的贡献情况。根据这一原则可以有效地对资产的某一部分进行科学的评估。（3）市场原则。某项资产具有何种市场价格，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还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资产评估应该充分考虑该资产由于市场供求关系所导致的市场价格。（4）替代原则。替代资产的价值对资产的评估同样会产生影响。在资产评估中，接受评估的资产的价值不应超过同种商品的最高售价。（5）外在性原则。资产本身之外的经济或非经济因素也会影响资产的价值。如果资产本身之外的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发生变化的话，资产的市场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2．国有资产评估和核定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拥有一些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包括应核销资产损失、核减债权等方面的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包括用于城市管理如市政道路、供电、排水、清洁卫生和市政园林等方面的资产，用于劳动人事、社会保险如离退休人员管理、劳动用工管理和扶贫等方面的资产以及用于其他应由政府负有职责如职工住房管理、学校、医院和托儿所等方面的资产。在国有资产退出时，必须先将这些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从国有企业资产中剥离出来，以便在国有资产转让时能够正确核定转让的国有资产数额。对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可以采取整体出售、租赁经营、无偿移交或委托代管等几种方式。在对国有企业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全力介入，一方面与国有企业共同完成不具备经营条件的资产的核销或核减，完成对非经营性资产的估价；另一方面妥善处置其中的部分非经营性资产（例如国有企业的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使产权尽快明晰，完成国有产权退出的过程。二、国有资产退出实行“二次改制”1．国有资产退出的第一次改制。国有资产退出过程中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这个原有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信息缺失。无论进行怎样的国有资产评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掌握的信息总是多于政府主管部门掌握的信息。在缺乏相应约束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的“逆向选择”问题。如何防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故意隐瞒资产或者人为采取措施使国有资产“缩水”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呢？较好的选择是在国有资产退出时，在原来的国有企业中仍然保留部分股份，国资委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而存在。政府在国有企业中保留部分股份，国资委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就能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这样可以在国有资产退出中掌握大量的改制信息，避免原来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可能发生的隐瞒资产的情况。退一步说，即使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原来的国有企业资产被隐瞒或被人为缩水，也会因为国有资产部分股份仍然留在国有企业中，国资委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是企业的股东之一，在企业的日后经营中会获得大量的国有企业经营信息和资产信息，从而大大地降低
资产改革论文篇5
关键词：改革求新；探索；人本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010-005
随着国际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中国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和转型发展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向何处去？重新成为人们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新的时期必须探索出新的理论、新的改革、新的策略、新的制度、新的目标，人本理论、人本改革、人本发展、人本市场经济成为可选的选项。
一、改革呼唤新理论——“人本改革理论”
改革是需要理论指导的。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中，曾有多种理论对改革实践发挥过重要影响作用，但这些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改革形势，改革呼唤新的理论。
如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比较体制理论和短缺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过去的改革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面对中国今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这些理论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它们大多主要适用于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同时满足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需要；二是其中有的理论只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能直接套用到改革实践中；三是这些理论过于零散，没有用统一的理论逻辑很好地整合起来，使人们在应用中有无所适从之感；四是这些理论大多过分强调企业的微观基础地位，相对忽视了个人的微观基础地位，这使得改革实践总是从企业或家庭权利入手，而不是从个人权利入手，因而难以将各种改革融入到统一的逻辑框架中去。
为了满足未来改革的需要，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和创新，重建新的改革理论。新的改革理论可称之为“人本改革理论”。
“人本改革理论”可以从笔者提出和倡导的“人本发展理论”延伸出来（参阅李佐军著：《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人本发展理论”以人为纽带，构建了一个包括“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和（分工）“安置人”在内的“五人模型”。其中，“满足人”是目的，“依靠人”是纽带或主体，（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和（分工）“安置人”是影响因素或手段。
借鉴“人本发展理论”框架，“人本改革理论”也可包括如下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改革的目标——“满足人”，二是改革的主体——“依靠人”，三是改革的对象——（制度）“引导人”，四是改革的手段——（资源）“装备人”，五是改革的支撑——（分工）“安置人”。
其中，“满足人”是指通过改革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成长需求和权利需求等多种需求；“依靠人”是指依靠民众来推进改革；（制度）“引导人”是指通过改革形成能激励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能约束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含市场组织、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和管理制度；（资源）“装备人”是指利用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等为改革提供条件和手段，同时通过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资源升级；（分工）“安置人”是指利用市场分工（如商品化）、产业分工（如工业化）、区域分工（如城市化）、国际分工（如国际化）等为改革提供效率和发展支撑，同时通过改革促进分工深化，使每个人各得其所。
“人本改革理论”看似简单，但它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方法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它为解释和判断各种好制度和坏制度现象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解释和判断一个制度或一项改革举措是好是坏，可以通过是否满足了多数人、依靠了多数人、引导了多数人、装备了多数人、安置了多数人来分析和识别。
二是它为提出国家、地区和企业等各个层面主体的改革对策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框架思路。有了这一理论，我们就知道，改革对策无非要从满足人的需求、调动人的积极性、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市场组织、企业组织、政府组织）、管理制度、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升级、分工深化等方面去考虑。
三是它为整合各种零散的改革理论提供了平台。有了这一理论，我们就可以通过“人”这根纽带，将各种改革理论从逻辑上串起来，如所有制理论主要研究了其中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权制度，比较体制理论主要研究了其中的组织制度，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了其中的资源配置等。
四是它建立了改革的个人微观基础。这一理论将个体人作为基本的微观单元，在个体人层面上建立了改革理论的最微观基础，从而为将各种改革理论融入到统一的逻辑框架中提供了可能。
五是它同时适用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各种改革。因为不管是哪种改革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责权利关系安排这一主题。而且，这一理论中的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含市场组织、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和管理制度等。
六是它在改革与发展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发展除了表现为总量增长外，更多地是表现为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源提升）和分工深化（如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等，而这一理论已将发展的这些内容涵括进去了。
二、“人本改革”是最好的改革
每个人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每个企业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每个国家都追求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人类前进的根本动力。国家追求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追求最好的发展，最好的发展要靠最好的制度来保障，而最好的制度要靠最好的改革来形成。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改革呢？笔者认为，最好的改革就是“人本改革”。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中推进得比较好的改革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非国有企业改革（或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来看看这两项改革是否符合“人本改革”的要求？
先来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涉及当时中国人口的主体——九亿农民，涉及农村的每一个家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了广大农民剩余收益分享权，满足了农民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即符合“满足人”的要求。同时，承包责任制还给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自，即不再从事集体生产劳动，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自主决定本人和家庭成员的劳动行为，这就符合了“依靠人”的要求。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分配制度（“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和生产经营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投资、自主发展”），一方面充分激励了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约束了农民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如“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等），即符合（制度）“引导人”的要求。承包责任制也使农民开始大规模置办农具、积累农业发展资金、探索农业新技术、提高自身生产经营技能等，即符合（资源）“装备人”的要求。承包责任制还促使农民不断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开展兼业经营、发展乡镇企业、进城打工等，即符合（分工）“安置人”的要求。
再来看非国有企业改革。非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企业，是创造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主要力量。非国有企业改革主要表现在减少国有企业垄断以腾出非国有企业发展空间、放宽市场准入、减轻企业负担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类似，非国有企业改革也满足了许多人从体制外增加自己收入的需求，即符合“满足人”的要求。非国有企业改革给了很多人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和依靠自己成就事业的舞台，即符合了“依靠人”的要求。非国有企业改革所形成的灵活分配制度（交完税收后就可自行决定利润分配）和自主经营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一方面充分激励了许多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约束了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即符合（制度）“引导人”的要求。非国有企业改革也使许多创业者和经营者不断开发新技术、提升人力资本、扩大资本投入等，即符合（资源）“装备人”的要求。非国有企业改革还促使许多人不断寻求新的商机满足市场需求、开发新行业和新产品、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即符合促进市场分工协作以“安置人”的要求。
为什么“人本改革”是最好的改革？一是因为满足人的需求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基本目的，能满足人需求的改革自然成为人们评价最高的改革；二是因为改革是一项涉及人与人之间权利调整的社会运动，仅靠少数人难以成功，必须充分依靠多数人的积极行动才能成功；三是因为改革的对象和目的都是制度，而制度是规范人与人之间责权利关系的规则和实施机制，若改革能形成激励多数人的制度，则改革就是最好的改革；四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利用各种资源或要素来改善自己的行为条件和提升自己的行为能力，若改革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或要素）升级，则改革就是最好的改革；五是因为社会是分工协作的社会，若改革能促进分工深化，提高人的行为效率，并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则改革就是最好的改革。
三、制定“人本改革”新策略
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中，我们主要采取了“渐进改革”、“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双轨制改革”、“局部突破改革”、“试点试验改革”、“经济优先改革”等改革策略。事实证明，这些改革策略是有成效的。不过，这些改革策略还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体制扭曲、信号混乱、政治改革滞后、“寻租”腐败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发展粗放、内外经济失衡等“后遗症”。随着改革进入新阶段及改革对象和改革形势的变化，今后的改革策略必须做出调整。那么，新的改革策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人本改革”、“全面改革”、“协调改革”、“公正改革”、“创新改革”等，其中主要是“人本改革”。
为何新的改革策略主要是“人本改革”？
首先，“人本改革”抓住了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核心环节。改革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从满足多数人各种需求出发的“人本改革”就抓住了这个基本方向。改革必须依靠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以依靠人为纽带的“人本改革”就抓住了这个核心环节。我们是人类社会，改革是对调整人与人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变革，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才不会偏离改革的大方向。
其次，从过去国内外改革的经验看，“人本改革”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历史上，英国的“改革”（或“光荣革命”）、美国的“自由”、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等满足多数人权利需求的改革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非国有企业改革等依靠多数人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俄罗斯的打击权贵资本改革、越南的党内民主和国会选举改革都因为得到多数人支持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再次，“人本改革”是其他新改革策略的纽带和灵魂。“全面改革”、“协调改革”、“公正改革”、“创新改革”等其他新改革策略只有坚持“人本”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所谓“全面改革”就是要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而这些改革主要是满足人的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需求。所谓“协调改革”就是要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协调推进城乡改革等，其实质是要协调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所谓“公正改革”就是要使改革的过程、程序和结果尽可能公平正义，其实质是让多数人分享改革的成果。所谓“创新改革”就是要不断创新改革的战略、途径和方式，其实质是要尽可能发挥多数人参与和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那么，如何推进“人本改革”呢？
一是要从满足多数人需要出发推进改革。对那些不损害任何人利益但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改革（即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改革）要优先推进，对那些有利于多数人但可能损害少数人利益的改革也要在合理合法补偿少数人利益的情况下大胆推进，对那些只有利于少数人但不利于多数人的“伪改革”要停止推进。通过改革使绝大多数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二是要充分依靠多数人推进改革。要尽可能让多数人成为改革的主体，成为改革的积极参与力量。为此，有必要对过去那种主要由政府和精英设计和主导的改革进行改革，转向“多数人参与式改革”，即让多数人可以参与设计改革、论证改革和监督改革，并分享改革的成果。
三是要尽可能形成激励多数人的制度。不管是文化制度、法律制度，还是组织制度（含市场组织、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管理制度，都要通过改革尽可能形成激励多数人的制度，充分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相对应，要尽可能形成约束各种主体（如政府、企业和个人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
四是要为多数人提供好的资源配置条件。要通过改革优化配置资源、促进资源升级，为多数人提供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如土地、能源、基础设施、资金、技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等。
五是要为多数人创造高效就业岗位。要通过改革形成好制度，降低分工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效益，促进商品化、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区域一体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等各种分工形式的深化，为多数人创造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就业岗位，并使多数人各得其所，实现其人生的最大价值。
总之，“人本改革”是新时期新改革策略的“旗手”，抓住“人本改革”，中国的改革必将走向新的辉煌！
四、发展“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
改革是将一种旧体制转变为一种新体制，旧体制是改革的对象，新体制是改革的方向。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改革对象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那么，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是“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
关于改革的方向我们一直在探索前行。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不甚明确的，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步探索改革的方向，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改革方向和目标。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近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反复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方向，要力争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只有建立现代法治，才能建成“好的市场经济”。
笔者认为，上述探索在逐步逼近理想的改革方向，但仍然不是理想改革方向的较好表述，有必要继续寻找理想改革方向的较好表述。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已成过去，这里不再进行分析和评论。
我们且来分析“法治的市场经济”表述。这一表述的重大进步是考虑到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将改革目标明确定位于追求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这一表述的缺陷是：“法治”仍然只是手段，而不是价值目标；与市场经济有好有坏一样，法律也有“善法”和“恶法”之分，过分强调法治也可能导致一些人借用法治之名施用“恶法”。
而“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的表述，可以在吸收“法治市场经济”等表述优点的基础上有所前进。这一新表述具有如下几个优点：
一是明确了改革的价值理念目标——“以人为本”。改革也好，市场经济和法治也罢，都只是手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标。“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明确指出了改革的目标——“人本”，即未来的体制要满足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各种需要，同时要依靠绝大多数人来推进改革。这样，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就有了衡量改革好坏的明确标准，而不会陷入“为改革而改革”甚至进行“伪改革”的误区。
二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而且充分吸纳了其核心词，只是在其中加了两个字“人本”，充分体现了继承性。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既抓住了改革方向的重要方面，又已约定俗成，完全改变它既无必要，又可能引起新的混乱，而在此基础上“锦上添花”相对较好。
三是包含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其中，“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含义即是“以人为本”，“五大统筹”的关键也是要解决相对弱势地区和人群的平等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主要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问题。显然，“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的表述正好与之契合，或者说它包含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
四是兼顾了“法治的市场经济”表述。“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主要诉求是想通过建设“现代法治”，平等地约束老百姓和管理者自己，规范市场经济运行，减少和社会不公等。其实质也是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协作问题。法治作为制度安排主要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为人民生产和生活提供规则和秩序。因此，“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市场经济”在基本内容上是相通的。
总之，将未来改革方向定位于“社会主义人本市场经济”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人本改革”是最好的改革[eB/oL].http：///index.php/action_viewnews_itemid_231942，2012-06-10.
[2]李佐军.改革呼唤新理论[eB/oL].http：///index.php/uid_166513_action_viewspace_itemid_242578，2012-06-10.
[3]李佐军.改革呼唤新理论[n].中国发展观察，2009-03-05.
资产改革论文篇6
【关键词】国有交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的国有交通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变化，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问题。为了能够适应市场的发展，增加国有交通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有效参与市场的竞争。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国有交通企业的改革和创新进行研究。
一、国有交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一）西方现代产权理论。西方现代产权理论主要是指将交易涉及到的资金耗费引入产权分析的范畴，证明了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是企业运行和交易产生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减少交易的资金耗费，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该理论认为，完整的产权包括了从归属权、转让权到使用权等内容在内的企业权利。因此，完整的产权制度理论应是涉及到了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在产权制度中，最为基础的内容是产权界定制度。该制度是明确市场主体的重要理论支持，只有明确界定相关的产权，保证职责和义务的落实，才能保证市场交易的秩序，进而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企业制度理论。从产权制度的改革层面来说，这里的企业制度理论课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产权制度在公司发展中的体现。同时也是明确和保障企业运行活动中涉及到的主体的财产权利和相关的基本权益的标准。二是企业管理制度，是规范企业行为的理论体系，也是最为基础的规范之一。其范围包含了企业发展战略、经营计划以及财务管理等各方面的内容。三是企业组织制度，主要用于对企业的管理和组织模式等进行规范，其对企业相关的职能划分和责任落实等有着明确的规定。
二、国有交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
我国国有交通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促使我国的国有交通企业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经济主体。在产权改革之后，企业拥有了单独从事民事活动的条件。也就是说，具备了以获取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市场活动的开展条件，进而促进国有交通企业的发展和参与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国有交通企业与其他私有企业不同，在经历产权改革之后，企业具备了独立的财产权。这意味着国有交通企业能够进行独立的投资活动，使得融资行为和资产规划行为逐渐合法化，也是给予企业更多的资产分配的权利和渠道。
三、国有交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措施
（一）完善国有交通企业产权制度的管理体制。产权制度的管理体制的完善是保证国有交通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条件。实现产权制度的完善，首要任务即是明确产权改革的职能划归，在实际改革中强化产权的界定。从目前的体制环境来看，我国的国有交通企业具有一定的发展限制，并且管理涉及到的职能部门较多，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在不同的管理角度上，需要构建完善的管理体制，优化管理程序，以提升企业的工作效率。另外，现代化的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也是促进国有交通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只有将企业的相关体制进行调整和改进，突破传统产权制度的桎梏，避免其在运用过程中的弊端，才能充分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而采取针对性发展战略，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二）创造完善的法律环境。健全的法律环境是保证国有交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支持。现阶段，国有企业的法律环境的完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出资人法律地位的健全。这一措施主要为了保证相关人员的基本权益。法律地位的变化，有助于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进而促进其投资的增加。二是推动企业管理制度的法制化。法制化的企业管理不仅有助于加强企业管理的秩序，提升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够将企业个部门的职责具体落实，即明确公司内部的各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总之，国有交通企业的长远发展，完善的法律环境、科学的内部管理，以及合法的运行框架是交通企业发展重要的前提。
四、结束语
国有交通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促进我国的经济市场变革的重要举措。通过企业产权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完善的法律环境的构建，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充分完善其所需要的条件，能够为国有交通企业的发展提供健全的环境，进而保障国有交通企业的基本发展权益，促进其经济效益的提升，以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梁文博,王荣党.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11）:18-19+54.
[2]陕西省财政厅企业处课题组,刘红春,廉军友.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J].西部财会,2014（11）:59-61.
资产改革论文篇7
摘要本文在现代金融学和系统论的理论基础上，以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为研究对象，从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个层面，通过分析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现状、各改革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改革的成效，总结杨凌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综合评价两年来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取得的成果和遇到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金融改革；路径研究；杨凌示范区
0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盈利压力和股东约束，往往都更倾向于参与到竞争激烈而利润率更具吸引力的城市金融领域。在从专业银行体制转向商业银行体制的过程中，各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级以下机构，加上农村信用社普遍强调商业化转型，使得农村金融对县域以下市场的服务逐步萎缩。事实上，许多县域以上的区域已经处于金融竞争日益充分的状况，而多数县域以下的、亟待金融支持的区域，却一直难以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对此，应该在金融机构布局、业务重点等方面努力改变这一局面，构筑多层次、广覆盖、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本文在现代金融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以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为研究对象，从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个层面，通过分析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现状、各改革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改革的成效，总结杨凌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综合评价两年来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取得的成果和遇到的问题。
1文献综述
1.1国外研究成果：
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国外理论界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分别从信贷补贴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政治化、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以及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出发点，探索了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演变过程，并且指出农村信贷补贴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信用需求的夸大和信贷有价证券购买力的损失，金融发展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研究基础。
1.2国内研究成果：按照周小川（2004）的划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农村金融包括国家对农村资金流动的引导、农村融资媒介的创新和发展等；狭义的农村金融改革具体是指当前所进行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近年来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论述越来越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论依然很多。
1.2.1对广义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很多学者从制度变迁的层面分析了农村金融改革的诸多问题。其中，代表性的有张杰，尚长风（2006）从农村金融市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角度，强调改革的方向应该着眼于理解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应有的地位，改革的方向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金融生态与金融资源配制的内在均衡逻辑1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金融体制创新才能改善农村金融市场，如李建军（2010）认为正规金融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供给不足，合作性金融也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非正规金融所具有的制度缺陷也会影响其金融支持作用
2。因此，必须要从根源上把握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方向，加速金融深化，才能推进农村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1.2.2对狭义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
农村信用社改革至今，热点的问题突显为产权结构和历史包袱两个问题，同时这样的问题不单单局限在这两个方面，而且涉及到农村金融需求、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解决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无疑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论述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文献很多。何广文（2009）提出，农信社改革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建立农村信用社的市场约束机制，就要逐步完善农村信用社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创新农村信用社机构体系；在强制性制度供给体制下，张国（2009）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由于惯性，在省联社的管理模式、各基层分联社人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4。从发展环境来看，改革金融资源错配和管理链条的长短都将影响改革的绩效。
在实证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谢平、徐忠（2006）通过对贵州省及其样本县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和分析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5。
1.3文献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改革问题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农村金融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会发现，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突出表现在：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研究多集中在信用需求、产权结构、制度变迁和市场机制等因素上，针对特定区域，从农户层面通过案例分析对农村金融改革成效进行理论总结的还很少。
2对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框架的构建
在以上农村金融改革理论基础上，结合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本文基于系统论基本原理构建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的特殊性和普适性。
我们认为在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系统由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农村金融改革建设途径和支持政策子系统和农村金融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四个子系统共同组成。其中，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处于基础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主体，建设途径和支持政策子系统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未来发展方向和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子系统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农村金融改革保驾护航。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建设途径和支持政策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三者处于整个系统的，三者相符相依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外部支持（农民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承载着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高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责任。基于上述观点，我们给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2-1所示）。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系统的起点，在整个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推广提供了先决条件。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载体，不仅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更是农民改善生活的保障。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位于金融改革系统的核心位置。
农村金融改革不仅需要良好的基础条件、政策支持和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组织，还必须要政府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这不仅能给农村金融改革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金融扶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和发展。
3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分析
在农村金融改革理论支持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现状、改革主体关系和改革成效三个不同维度的深入分析，总结出在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个层面综合客观评价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以期望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3.1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现状分析：
杨凌示范区全称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唯一的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目前，杨凌示范区共有工、农、中、建、长安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共8家银行机构，1家证券公司，12家保险公司，1家小额贷款公司。截止2012年6月底，示范区人民币贷款余额29.43亿元，较年初净增1.88亿元，同比增长17.42%。其中，涉农类贷款余额16.65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56.36%，同比增长67.34%。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10.6%，同比增长82%。
3.2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关系分析：无论是农户的经济行为，还是政府的调控行为，都依赖于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农户是经济行为主体，政府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户行为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则是联系农户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是调节各项经济活动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工具。政府出台相关金融扶持政策以后，农户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产品、保险产品和期货期权合约等形式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最终完成生产资料筹集、风险管理和生产销售活动。在整个传导过程中，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当媒介的作用，成为政府相关政策实施的载体和渠道。因此，一套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必须集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者职能于一体，集中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才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3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成效分析：杨凌示范区金融改革试点成效显著，2011年示范区区内金融机构全年贷款增速达24.65%，位列全省首位。从此杨凌示范区走出了一条极富“杨凌符号”的特色农村金融创新的崭新道路。
截止2012年6月底，杨凌示范区共成立32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8700多户，有效的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公司+基地+农户”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重点围绕一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创新银保富、订单贷款等模式，通过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风险补偿金，构建全方位涉农担保体系，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杨凌示范区还积极探索，在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成立土地银行，推行合并调整、反租倒包、企业租赁、自愿互换、入股合作五种土地流转模式。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的介入，而且成功带动传统农业产业化转型。
4综合评价
自2009年，国务院《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从国家层面上明确了杨凌示范区发展战略定位以来，杨凌示范区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提出了建设全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全新目标。改革试点两年多来，杨凌示范区以解决金融体系不健全和涉农企业融资困难两大难题为突破口，抓住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机遇，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在金融机构、农户和政府三个层面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
4.1农户视角：
农户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最终受益者。一方面杨凌示范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把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作为破解农业融资难题的一种大胆尝试，将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房屋、农业生产设施、活体动物即果树等资产纳入农村产权抵押物范畴，最大限度盘活农业生产资料资产，基本解决了农户和涉农企业融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促进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不仅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另外，杨凌示范区成立了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公司，与各家银行紧密配合，创新开展“集合担保贷款”，同时积极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将创业投资资本投入到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来，通过资本的力量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也涌现了一批极具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2金融机构角度：目前，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也取得的很大成功，集中表现在金融机构设立和改制取得突破、集合担保的创新、金融生态的改善三个方面。2008年10月份以来，邮政储蓄银行杨凌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杨凌示范区支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杨凌支行、杨凌农村商业银行都相继成立，标志着杨凌农村金融开拓创新、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果。
为了进一步改善杨凌示范区的信用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意识，构建诚信和谐的银企关系，示范区金融办、人行杨凌区支行多次在社区开展征信知识宣传活动，并通过建立优先放贷、差别利率等优惠信贷政策，鼓励农户形成诚实守信意识。从而规范了企业与农户行为，创建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4.3政府层面：杨凌农村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首先，为加强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示范区管委会明确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努力创建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技能改革创新试验区。其次，为了破解杨凌金融改革难题，管委会努力争取多家金融机构落户杨凌，不断深化银政和银企合作，而且创新担保模式，推动企业直接融资。这些举措有力支持了科技示范推广、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国际合作等各项工作，特别是为杨凌示范区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4.4客观存在问题：但是，由于杨凌农村金融改革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改革当中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农户自身来讲，一方面由于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农民只想着“利益共享”而不愿接受“风险共担”；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面临着规模化不强、法律主体不明确以及推广难等诸多问题。从金融机构层面来说，农商行改制的遗留问题、各商业银行支农政策性与企业效益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农发行对新型农业扶持力度不强等问题，都严重限制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
6。从政府的政策效应来看，由于政策传导机制过于冗繁，造成传导动力不足、政策信号失真，政策扶持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政府一直倾心于大刀阔斧的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忽视了土地流转负面效应
7，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孤寡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问题。这些都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农村金融改革的后续工作中，政府和金融机构就如何进一步发挥其主导作用，还富于民、让利于民，仍有不少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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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困境与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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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平，徐忠，沈明高.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评价[J].金融研究，2006（1）：23-39.
资产改革论文篇8
【关键词】公司治理；央企改革；成效分析
1.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当前央企改革举措
中央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部分，其改革历程本身包含在中国国企改革历史实践中，自身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①。
1.1第一阶段是1978—1986年
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经营体制的改革，解决的是政企不分的问题，中心内容是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这段时期的改革没有触及深层的产权关系。
1.2第二阶段是1987—1992年
国企改革在进一步放开经营自的同时，逐步触及所有权。这一阶段国企改革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在保持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也就是企业承包制或租赁制。另一种是产权改革，即股份制改造，改变由国有独资的产权架构，鼓励股权多元化，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上市。国家也于1986年推进了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未得以全面推进。
1.3第三阶段是1993—2004年
改革的重心明确转移到了产权层面，并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导向。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之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企中展开。这段时间，中央企业产权改革进展迅速，改革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到2002年，15.9万户国有控股企业中的50%以上实行了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也掀起了第一轮上市热潮，从1998年到200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组上市的有442家②。
1.4第四阶段是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来
央企改革在注重产权改革的同时，开始注重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回归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层面。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外延包括股份制等产权改革，还包括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等管理体制改革。现实观察，至少包含有四个重要方面：
1.4.1整体上市
整体上市是央企改制的主要手段。整体上市是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分拆上市而言的，是指母公司将其全部资产或主要经营业务的资产注入现有上市公司的一种行为。中央企业业务结构是不同的，主业较为集中的企业大多采取一个上市平台的做法，比如工商银行，中国石油等；还有很多多元化经营企业，采取了多平台上市的做法。比如中粮、华润等。
1.4.2董事会建设
央企改革中，尤其突出董事会的关键作用，并在独立董事等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比如2005年4月，国务院下发文件，提出了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以建立健全国有大型公司董事会为重点，抓紧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和派出监事会制度”。6月，国资委颁布了《国资委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不久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陆续出台。2005年10月，宝钢集团新董事会正式亮相，标志着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正式拉开帷幕，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等中央企业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1.4.3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此轮央企改革上市，为决策层所关注，其重要意义在于努力纠正以往改制方案中隐含的“舍重组改制之本而求上市融资之末”的倾向，即更侧重于通过市场监督以及法律约束，利用整体上市的时机，推进中央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
1.4.4业绩考核和监事会制度
国资委成立后，作为国有资产托管人，加强行使了国有资产监管权限。通过中央企业的统一考核，为监管央企高管提供了统一平台；并通过派驻监事会制度，加强履行监管职责。
2.公司治理理论对国企改革的解释
央企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体系中可以找到理论依据。下面，依据相关基础理论，浅析国企改革如下。
2.1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的演进
产权的概念与法学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讲，不同法系、法律对产权的不同权利界定，明确了不同的产权内涵。产权一般被认为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一般而言，产权包括以下内容：1）产权(propertyRights)就是关于财产的权利，与所有权(ownership)拥有相同的权利。即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的权利。③2）“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财产权被简单地视为对实物和人力资本的控制权。”④
资产改革论文篇9
[关键词]产权理论国有企业改革
产权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议。建立适合经济发展所需的多样化所有制形式，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中深入研究产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关于产权理论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产权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自由主义学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理论体系基本成熟，形成了企业性质理论、企业产权结构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三个主要分支。产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斯蒂格勒、诺思、张五常等，他们大多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当代世界经济学界扮演重要的角色，对经济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指出:“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产权定义如下：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随着经济实践的进行，我国对于产权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两权分离”提法是“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关于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财产管理条例》规定：“企业享有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支配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
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现状
1.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
在法理上讲，我国国有企业是归全体人民所有，国有资本所有权归全体人民。而在现实经济关系中，国有资本是“虚置”和缺位的。同时，在国有企业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委托人和人，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委托―关系。
2.国有产权交易性难以实现
在我国，当前国有产权的交易性难以实现主要表现在:在国有非上市公司中，虽然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合并等形式实现国有产权的流动，但却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渠道和市场，在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不能流通，从而也不存在产权交易。国有资本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障碍以及认识上的误区等原因使国有产权交易性难以实现。
3.政府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控制
在目前“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情况下，政府同企业的关系不是以资本为纽带的出资人同企业的产权关系，而是一种行政的授权关系。其结果是使得政府同企业在行政上表现为“超强控制”，如政府对企业委派经营者，不是由市场来选择经营者；企业的重大决策(如资产“重组、兼并、重大投资”项目)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等。
三、产权理论助推我国国企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在产权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强调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从而指出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要求，解释了人们在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困惑，平息了不必要的分歧和争论，进一步澄清了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各种模糊性观念认识和心理态度。那么将产权理论运用到国企改革中，将会在极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国企改革。
1.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们在产权方面的改革，决不是要把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的财产关系任意改变成其他性质的财产关系，而是要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财产关系进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和调整，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按照权利分离的原则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才基本上确立了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使国企改革承前启后地进人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2.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真正做到产权清晰
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矛盾，必须确定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保障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落实企业的经营权。为了很好地执行这一原则.就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必须实行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分开，一方面，真正做到政资分开，政府拥有的是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即出资者所有权；另一方面，使企业真正拥有实施经营权赖以支撑的经济所有权，即法人财产权。
3.重组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实行股份制
股份制实质是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以法人为中介的分离，提供了联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机会，即在保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分离，使经过公司化改造的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而构造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基础。
四、结束语
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产权理论的内涵，将其运用于国有企业改革之中，完善内部结构治理，提高经营效率，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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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玉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资产改革论文篇10
郎咸平教授的观点得到国内学术界相当部分人的支持，形成了与支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主流观点相对立的一派，引发了舆论界关于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改革方向的新一轮争论。郎教授视角独特，注重实证分析，提出的很多诸如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切合中国的实际，这些都值得我们肯定，但他的分析存在以下三个严重的逻辑错误，从而使该理论难以立足。
一、前提错误
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大部分都是国家控股比例低于50%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产权都是十分清晰的。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所选取的其他样本一样，也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应地，其产权也是明晰的。既然如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只要在这基础上进行就是了，产权改革是没有必要的”。
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真的清晰吗？从名义上看，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是清晰的，国有商业银行所控制的产权被现行《公司法》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后投资人、所有者。但实际上，其产权是模糊的。国家所有权无法清楚地界定产权的各种权能。首先，国家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主体，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它的终极所有权只能以某种法律的方式授予政府来行使。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根据现有法律，它对国有商业银行完全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由国家来任命。由国家任命的银行行长不会对市场负责，只会对授权给他的行政上级负责。可以说，在现行的国有制下，不管政府过多地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是如何的不合理，政府利用国家人的角色行使所有权都是“正常”的。因此，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超越政府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其次，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不是委托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以自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地行使终极所有者的责任，反之会千方百计地侵蚀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人员也不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运作承担任何责任，财产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就由国家全部承担起来。
由此可见，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是模糊的，郎教授实证分析的前提假设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对国有独资银行进行产权改革仍然十分必要。
二、推理错误
一方面，从结论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在产权明晰前提条件下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更明确地可以表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或者说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绩效就越好。但是，国有持股比例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这并不能说明国有独资银行不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以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明晰为目的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革，而不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私有化。因此，郎教授的结论具有误导性。
另一方面，从推理过程来看，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郎教授在实施分析过程中对样本数据采用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在上市银行中，经营绩效和国有持股比例没有显著相关性，甚至个别国家的银行，如瑞典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改革产权制度保持较高国有持股比例时也取得了较高的经营绩效。但这不能反过来得出国有独资银行降低国有股比例其经营绩效就不会提高，甚至有可能恶化的结论。
三、方法错误
从样本数据选取来看，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多为国外股份制上市银行，中国的金融机构只选取了3家股份制银行。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影响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更没有具体考虑国有独资银行的现实情况，只是简单地由国外银行的实证经验推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缺乏说服力。
从论证方法上看，如果我们想论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否应进行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比较可行的分析方法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做一简单比较：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怎么能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