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制度篇1
【关键词】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法律监督；权力制约；司法公正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本文特指检察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所进行的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理论上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包括：第一，有权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法律监督。一般针对法庭的组成是否合法，是否有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存在；审判案件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是否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审理中的决定是否正确合法；有无、枉法裁判的情况存在。监督方式主要是事后提出纠正意见。当然，对、枉法裁判构成犯罪的，有权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有权对一审尚未生效的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一百八十二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第三，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有错误判决或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
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却是四处碰壁，举步维艰，在权力制约与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也遭遇种种尴尬。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审判监督的内容。当前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尚存在不少盲区。从立法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当事人上诉而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规定；（二）对自诉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三）缺乏对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四）缺乏对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案件实行检察监督的有关规定；（五）缺乏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另外，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部分的检察监督法律也未涉及。
二、关于审判监督的主体。此问题主要存在于检察机关的两大职能——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之矛盾与冲突。从最终目的来看，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都是为了防止并纠正或打击违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不过，此两种权力归于同一权力主体势必导致在人民法院主导的刑事审判活动中，本应与辩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的公诉方却享有某种程度上影响判案法官的权力，以致公诉方实质上处于高辩方一等的地位同时对法官也形成一定的制约，这显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原则以及现代审判中“等腰三角形”之结构原理。再者，法律监督的主体——在法庭上由公诉方充任——同时也是公诉的主体，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及在法庭上打败辩方，尽量使法院支持本方诉求，赢得诉讼。由这样一个主体同时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则法律监督的公正性完全有理由遭受质疑。
三、关于审判监督的途径与效果。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通过两大途径：对法院的错误裁判提起抗诉以及对审判程序中违法情况进行监督。（一）抗诉工作中的问题。一是关于裁判量刑问题的抗诉程序启动困难。法定量刑幅度过大，幅度内的不公正量刑难以抗诉。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仍然较大，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些虽在法定量刑幅度但不合理不均衡的判决无法纠正。二是抗诉成功率低。首先是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关于抗诉达成共识率低。实践中常有下级检察院提起抗诉得不到上级检察院的支持或抗诉被上级检察院撤回。其次是即使成功启动抗诉程序的案件改判率也相对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检察机关对抗诉标准尤其是量刑标准的把握随意性较大，不仅与法院把握的标准不一，甚至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所把握的标准也有出入；另外，检察机关审前工作不严密，对证据的掌控和运用能力不高，甚至将低质量案件勉强，之后为不丢面子而提起抗诉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当然，法院系统的“内部请示制度”也是造成抗诉成功率低的一个不合理因素。（二）对审判程序中违法现象的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同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违法情况进行监督的尴尬处境类似，《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有效手段及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过程中发现人民法院有违法行为，对于构成犯罪的尚可对相关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一般违法行为也只能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纠正意见，但因其效力并未等到法律明确认可，即使人民法院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因此，要想真正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保障刑事审判活动清明，公开，公正，则改革和完善目前的检察监督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立法应考虑扩大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同时建立检察监督权的实施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将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自诉案件、简易程序、以及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纳入检查监督范围之内，增加检察监督权的覆盖范围，避免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过多的监督真空地带而使检察监督权被过分弱化而遭到轻视甚至忽视，以切实增强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的实质作用，增强检察监督权的威慑力，从而使刑事审判活动更加清明，公开，公正。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检察监督权的实施保障机制。“徒法不足以自行”，现行的检察监督之所以处处遭遇尴尬，进展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手段与措施，导致检察监督权得不到强制力保障。目前的检查监督手段多为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法律却没有进一步规定被监督人不纠正违法当如何解决。因此，立法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手段及措施，但最为关键的是要明确被监督人积极或消极对抗监督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检察监督权由“虚权”变为“实权”，得到现实有效的的法律和机制保障。第二，改革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从而改进检察机关的人事与财政制度，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本质要求其必须具有主动性，威慑性尤其是中立性，必须不偏不倚，只对法律负责。而这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真正实现检察权独立行使，这当然首先要从保证检察系统的独立性着手进行改革。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明文规定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不收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干涉，但我国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及财政制度却使检察机关的人事、经费被同级党委和政府牢牢掌控，这就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低人一等”，受制于地方党委与政府，其独立性自是空谈。因此，有必要改革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与人事、财政制度。考虑到检察独立有时可能会与国家政策及大局利益发生一定冲突，建议保持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不变，在省级以下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一）下级检察机关党组织由上级检察机关党组织直接领导，这非但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更有利于党中央决议的及时有效贯彻实施，同时也避免了地方党委对检察权的不当干预。（二）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上检察机关任命，取消同级地方党委对检察机关的人事控制。检察官的选拔和任用由省级检察机关独立组织考试、考核，从符合检察官任职条件的社会人员中招录，而不再依附于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招录考试。（三）省级以下检察机关经费先由省财政统一拨付给省级检察机关，再由省级检察机关在检察系统内具体分配。为保证地方检察经费的首次拨付足额，可考虑由省级人大通过单独的检察预算并督促财政部门执行。
第三，确立检察机关内部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分离体制，以遏制公诉权在审判活动中的异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检察机关的诉讼规则规定提出纠正意见的时机是庭审后。在实践中，对庭审活动的监督一般是由出庭公诉人承担。然而，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归于同一主体与控审分离的现代审判制度将产生不可回避的矛盾。因为在现代审判结构中，控诉权与辩护权平等对抗，审判权居中主持并终裁；从三种权能的地位来看，审判权应居于上位。但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却同时充当法律监督者的角色，而法律监督权相对于其所监督的权力而言，理论上只有居于上位才能使法律监督真正奏效。这就意味着，在庭审中公诉人相对于辩护人而言更能对法官施加影响或是压力，这就是法官难以真正保持中立；而本应居于审判权下位的公诉权却因与法律监督权混同而使原本是请求权性质的公诉权蒙上了“要求”甚至“强取豪夺”的色彩，使审判权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再者，法律监督权也会因归于具有强烈目的欲的公诉人行使而沦为检察院追求胜诉的工具，那么法律监督权将不仅无法遏制权力的膨胀反而为公诉权的膨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此，如果要维护审判权的中立性，独立性以及权威性，并保证法律监督权的公正性，实现其控权的初衷，那么将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分离就是必然的选择。但作为检察权的两大内容，目前不宜将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分由不同的机关行使，可考虑在检察机关内部甚至一个特别的法律监督部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垂直领导，人事和财政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掌握；专门从事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以及对检察机关的具有部分法律监督权的职能部门的监督。这不仅可以使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分离，保证法律监督权的公正性并维护审判权的中立、独立与权威，同时也有利于对检察权的内部制约。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审判权当然要受到监督，这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与必然要求。构建科学而完善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意义重大而深远，任务紧迫而繁重。
【参考文献】
［1］周鸿富，张兆松等：《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制度设计》，载于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官协会编《法律监督与公平正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05页
检察监督制度篇2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方式
一、执行监督现状亟待强化检察监督制度
当前我国民事执行问题突出表现为“执行难”和“执行乱”，执行难是指因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之外的因素所导致的生效裁判确认的权利义务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形，是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难以克服的“难执行”。\[1\]而“执行乱”突出表现为：执行法律依据不规范；用民事裁定书随意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并强制其承担义务；执行法官或渎职，超标的查封、扣押财产或怠于执行；执行法官与评估、拍卖中介机构串通，损害其他被执行人利益；“以拘促执”、“以拘代执”。这些现象是执行权力滥用的典型表现形式,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究其原因这和我国民事执行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不无相关。目前我国对法院执行监督主要体现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方面，外部监督主要分为司法监督,立法监督,政党监督,舆论监督等。\[2\]内部监督指法院内部监督。司法监督主要体现为检察监督。
1、内部监督缺乏透明度。内部监督主要包括本院领导监督和上级法院监督。就执行监督的角度而言,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已经建立起了执行监督机制，但必须指出这种监督本身在监督范围、程序和力度上亟待完善。从权力制约角度衡量，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监督方式往往使监督流于形式，缺乏程序保障，因而难逃“自家人难揭自家短”的规律。
2、检察监督陷入困境。由于法律本身的高度模糊与操作性的缺失,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种种司法解释和批复的限制让检察监督陷入困境。，导致检察机关面对违法的执行行为只能采取抗诉之外的监督方式，其监督实效性较差,监督手段单一,范围较狭窄,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3、其他监督方式缺乏专业性和强制性。其他监督方式总体上表现为监督主体政出多门,但都存在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性，再者就是监督的方式比较随意、混乱,在程序上无法保证执行活动的公正性。监督方式不具备一定的专业性,缺乏强制性。
综上，民事案件执行活动并不是缺少监督,而是监督力度不够，监督方式不规范，缺乏专业性和强制性，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有必要进行更加规范和强硬的介入。
二、加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依据和重要性
从价值理论上，执行不公引发的司法公信力下降需要强化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从现状上分析，“执行难”、“执行乱”的导致的法院司法权威下降和司法公信力不强突出问题也需要建立和完善民事执行检察制度；最后民事执行权的性质以及检察机关的性质也需要建立和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3\]
(一)检察权的性质决定其享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我国宪法确定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凡是涉及国家法律实施的活动,都属于法律监督的对象。民事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是审判权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检察机关在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的监督上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同时我国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是“二元司法”体制的权力配置模式。即在国家司法权力的配置上,采用的是由人民检察机关对于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来保证包括法院司法审判活动、执行活动在内的所有法律行为的正确实施。因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在我国的存在,还具有我国体制及其国家司法权力配置上的根据。
(二)民事执行权的性质要求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民事执行权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正是由于权力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与反监督性，因此对于权力必须加强监督和制约，否则权力就可能“异化”成侵害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的工具\[4\]。
（三）、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系列限制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司法解释和答复违背了《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从监督理论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能否监督以及监督的范围，既不能由监督机关来确定，也不能由被监督机关来决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确定。\[5\]“那种认为执行程序可以免受检察监督的观点不仅与立法本意不相吻合，而且与执法实践格格不入”\[6\]。
三、关于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构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7\]为了保证执行权的依法行使和防止执行权的滥用，需要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有必要强化民事检察监督义务，作者认为应当根据民事检察监督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运行规律，结合我国执行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实际的民事执行检查监督制度。
检察监督制度篇3
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遇到的问题
（一）立法上的缺失
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对国家法律实施的各个领域实施监督。但是，纵观我国法律，则没有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相反，《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还做了限制，将范围限定在诉讼监督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和第六十四条，也将检察机关的监督限制在对行政诉讼及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自2001年以来，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开展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尽管先后制定出台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以及《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等多项文件规定，但是这些文件均属于工作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不是严格意义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约束力。而且出台的文件原则性规定多，实务性规范少。因而不利于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深入开展检察监督。
（二）监督方式单一，缺乏刚性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行政执法的检察监督方式主要有检察建议和行政抗诉。行政抗诉是检察机关仅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适用范围有限且属事后监督。检察建议主要是应用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行政诉讼中，在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审判行为的同时，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的监督；二是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重点是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行为的监督。监督有察看督促之意，但现行法律对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没有明确界定，检察建议缺乏法律权威，相关单位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无法起到应有督促的作用，因而影响监督效果。
（三）获取信息渠道和监督手段的欠缺
案件信息是开展有效监督的前提，当前检察机关获取行政执法案件信息主要依赖于两法信息共享平台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联席会议，但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行政执法机关报送信息不及时、范围不全面因而极大限制了信息共享平台的工作效能。联席会议由于形式上、时间上的不固定，造成会议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质信息，这些也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开展。同时由于立法中对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案件中的的调卷权与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规定，调卷难的现象还较普遍存在，直接影响了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四）现行体制和机制对检察监督的制约
领导体制的制约，在现行检察机关双层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检察机关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监督的力度可想而知。监督机制的制约，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同级检察院不能成为抗诉的主体，这导致熟悉案情的检察机关不能适时提起抗诉，在逐级上报的过程中也造成了时间上一定的延后，无法及时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专门监督机构和人员的制约。因为立法上的空白，因而造成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中缺乏专门的行政执法监督部门，与行政执法监督相关的职能被分散在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监督内容上也主要侧重于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监督和对行政执法案件移送的监督。这也导致了检察机关本就薄弱的监督力量更加分散。
二、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已成为了上下的共识，借助司法改革的东风，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格局，充实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内容完全可以作为检察机关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着力点。
笔者的思路是：修改、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性质、地位、范围、监督方式、效力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补充有关检察监督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协商制定有关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程序性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1.必须弄清的几个问题：（1）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全面全程审查，还是仅对部分行政行为审查？（2）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是仅指具体行政行为，还是包括抽象行政行为？（3）行政检察监督的内容是仅审查合法性行为，还是包括合理性行为？对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具体范围，目前理论界仍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笔者认为，基于行政权的广泛性和自我扩张的特性，检察机关的监督应是全面监督，同时由于行政权对执行时间要求的紧迫性，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应是全过程的监督，但是囿于检察机关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限制，对行政执法机关展开全面全程监督既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笔者以为可以从监督的发起方式入手，首先在立法上应当肯定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全面监督和全过程监督，但在程序上可以对监督范围进行细分：一是依职权审查；二是依申请审查。依职权审查，审查对象主要是涉及人身自由和财产方面的行政处罚以及行政强制措施。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两项宪法权利，理应加强监督保护，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也确实比较薄弱，如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权，完全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执行，不受监督制约。因此检察机关对此类行政行为主动加强审查，容易为公众所理解和支持。依申请审查，主要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此类型审查应是在当事人穷尽行政救济手段之后进行，对此类审查不宜做范围限制。
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当前主要是依赖于立法机关的审查和行政复议审查，而审判机关尚无权力进行审查，因此有学者提出抽象行政行为暂不纳入检察监督范围。笔者以为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在审判机关尚不能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确实不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检察监督范围。但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完全可以将认为有瑕疵和错误的抽象行政行为提交权力机关审查决定，由权力机关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改正或者撤销，所以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审查范围。
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但检察监督是否包括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行政权包含自由裁量权，这是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专属权力，任何机关都不得干涉，而且行政事务纷繁芜杂，影响因素较多，需要较强的灵活性，而这是检察机关所不擅长的，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重点只应是合法性监督。
三、具体制度和机制的构建
1.构建畅通的案件移送制度。信息的共享和流转是开展检察监督的前提和关键。因此首先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平台。借助于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指派专人在固定时间将行政执法的的相关信息上传到共享平台，检察机关通过平台直接获取监督信息。其次通过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就行政执法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交流，形成合力。最后是通过法律知识培训。检察机关利用自己熟悉刑事法律的特点，主动与行政机关联系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法律培训，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减少由于人员的判断失误而造成的以罚代刑现象。
检察监督制度篇4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制度
就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现状来看，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导致法律机构的公信力下降。许多公民存在着不敢告、不想告等心理，导致大量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和救济。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研究，促进其完善化和明确化，发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重要作用。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性
（一）克服司法地方化
如果在行政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那么法院可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胁迫，由于强烈的地方权利干涉而导致冤案屡见不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以这种不公正的权利损害的看似是当事人的利益，实际上会直接导致中央权力的损害。司法权力的当地化和分散化，甚至有可能导致法治被人为地划分为权利割据。但是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可以加大对类似案件的监督和再审，在过程中对案件进行监督，在案件审理完毕之后，如果尚有疑点，那么还可以申请再次开庭审理此案，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克服当地政府和权力机构对案件的干涉，公平、公正的处理各类案件，为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防止司法腐败
孟德斯鸠曾说过，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如果想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在国家给予相关机构权利的同时，也几乎是给了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只是依靠审判机关对自己进行监督来实现案件的公正，确保司法的公平，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所以各种问题也日渐突出，由于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所以司法机关还不能完全和经济、社会分开，导致司法机关并不难完全独立，所以很容易造成权力腐败和金钱交易。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继续发生，实现司法公正和权力公平，我们必须加强第三部门的外部监督，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只能，对检察院和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如果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对其及时进行纠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腐败的发生，这也是检察监督存在的意义。
（三）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司法、执法的公平公正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法律监督则是最有效的途径，所以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前提。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检察机关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法律审判的公正性，帮助法院更好地行使管辖权，不是找法院的麻烦，更不是为自己谋求利益，所以两者并没有任何利益上的额冲突，两者的相辅相成，只是为了更好的建设法治社会、保障人权服务。
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立法的不足
在我国现行的《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等，虽然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监督权有规定，但是由于范围太大、规定模糊、程序不规范等原因，导致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规定不够明确，操作性比较低。以《宪法》的129条规定为例，该规定虽然对检察机关在宪法中的地位，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检察监督的范围，它到底是可以全面监督，还是只能进行部分监督？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参考，所以导致检察机关在监督检察的过程中无法可依，无据可循，非常被动。
（二）相关的规定不明确
就目前的监督制度来看，当诉讼人是其他人或者机构的时候，这一规定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当检察机关就是诉讼人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检察机关在诉讼的过程中同时扮演着公诉机关和法律监督的双重角色。所以导致在诉讼时，诉讼地位不够明确，到底检察机关是属于“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没有一个准确的规定。不仅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增添了复杂性，原来两个机关的权利都集中了一个机关上，也可能造成案件的不公平性。
三、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完善
（一）完善立法
应该完善《宪法》《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权以及抗诉权的规定，明确其适用范围及程序规定，增强法律条文的可造作性和实践性。以《宪法》为例，我们应该更加详细的规定和确立检察机关在宪法中的地位，将检察机关的职能、权利进行详细规定，完善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民事诉讼法》在2012年8月31日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修正中将原来“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进行监督”改为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可以说是扩大了检察监督的监督范围，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大的权利，为检察机关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细化明确检察监督范围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诉讼法》（2012）进行的第二次修正来看，《民事诉讼法》已经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进行了扩大，目前，整个民事诉讼监督都在检察机关的监察范围之内。为了更加细化和完善检察监督的范围，我们应该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到下一次《民事诉讼法》的法律监督内容中，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内容和监督方式进行明确、细化的规定，特别是针对那些恶意串通、私下勾结、法院违法调解等情况进行法律监督。此外，在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等要进行更加详细的监督，确保每一笔财产的去向，防止法院私吞，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1]王爱民.完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
2012.
[2]张艳丽，鲁国秀.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理论和实现机制的正当性分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05）.
检察监督制度篇5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构建;程序设计
民事执行是指执行机关根据执行依据确认的内容,运用执行实施权,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权利人民事权利,以及对执行实施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各种纠纷进行裁决的司法活动。[1]它是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民事执行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民事权利和诉讼目的能否顺利实现,而且关系到国家法律的权威与尊严能否得以维护。因此,规范民事执行权的运行,建立高效、公正的民事执行机制,在国家法律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具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存在错误,要求法院予以矫正的制度。[2]2012年8月31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对于具体的监督原则、监督方式、监督程序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笔者尝试对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进行探讨。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
(一)法定原则
检察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遵循法律规定的方式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这既是执行检察监督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正当性的客观要求。法定原则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监督权力法定。当前,我国法律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还停留于原则性规定,因此要改变目前检察机关与法院相互争执的尴尬局面还应在法律规定中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第二,监督程序法定。[3]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一种权力监督,各种不同的监督方式应当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第三,监督的方法、范围法定。法定的范围和方位能够真正丰盈执行检察监督的内容,能够使其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从而有助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从虚权变成实权。第四,责任法定。[4]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民事执行监督权除具有权力属性外,同时还具有职责属性。法律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不依法监督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既满足了权责对应的需要,又能督促检察机关依法监督。
(二)事后监督为原则,事中监督为例外
检察机关在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时,不能超越权限,也不能影响法院的正常执行活动。因此,执行监督原则上应采用事后监督的形式。对于“事后”的理解,是指执行活动的某一阶段结束或某种行为已经发生,并不是指民事执行全部活动的结束。当然,也存在例外,在一些特殊的民事执行案件中,法院和当事人主动邀请检察机关介入进行现场监督,此时,检察机关的监督即成为事中监督。
(三)同级监督原则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当实行同级监督,即由实施民事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即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首先提起检察监督,而不实行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审判监督“上级抗”模式。与执行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与执行法院之间的时空距离最近,对执行行为以及执行案件的相关信息的掌握最为全面,由它进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相关信息传递与反馈速度最快,同时方便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从而有利于提高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效率,也更有利于实际操作,确保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程序设计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启动程序
民事执行活动的标的具有私权性质,在私权领域当事人享有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检察机关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因此,在民事执行中,如果没有当事人的申诉,检察机关一般不能主动介入和干涉,检察机关执行检察监督程序的启动一般是被动的。[5][6]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在民事执行中遭到侵害,那么检察机关就会主动进行监督。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1、抗诉
抗诉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唯一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该提出抗诉”。基于现有法律规定,民事执行活动中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也是可以抗诉的。对于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做出涉及实体权利方面的裁定,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等问题,可以参考抗诉条件提出抗诉。
2、检察建议
在执行检察监督实践中,检察建议运用最为普遍。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一)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二)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三)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的庭审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四)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办案规则》的第二和第四中情形运用检察建议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7]但目前法律没有规定检察建议的效力,使得其无法真正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因此,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中,需要对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做明确规定。
3、纠正违法通知书
纠正违法通知是指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中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并通知法院予以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由于纠正违法通知书的针对性强,需谨慎适用:(1)检察机关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存在重大明显的违法;(2)违法行为不属于适用抗诉程序进行监督的范围;(3)必须将提出检察建议作为其前置程序。[8]执行法院收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必须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并答复检察机关。
4、现场监督
现场监督是对民事执行活动的同步监督。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的《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应人民法院邀请或当事人请求,派员参加对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发现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现场监督的情形:一是应人民法院邀请或当事人请求;二是当执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现场监督,可以及时发现法院的违法执行行为,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5、查处民事执行中的职务犯罪
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将在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监督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赋予了民行检察部门”。民事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就构成犯罪,刑事监督和民事执行监督并不相互排斥。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客观上能产生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的效果,也属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一种方式。[9]
(三)管辖
管辖通常分为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两个方面。在地域管辖上,为方便检察院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方便对案件进行监督,应该规定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进行管辖。[10]在级别管辖上,《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是一种上对下的监督。但有学者认为同级监督“既能确保由熟悉案情的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必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确保执行程序的高效性。”[11]笔者认同同级监督,由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更符合执行监督的实际运行状况。
注释:
[1]童兆洪著:《民事执行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23页。
[2]谭秋佳著:《民事执行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3]江伟、常廷彬:《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7
[4]参考同上。
[5]俞其林、沈建新:《试论民事执行程序的检察监督》,载《河北法学》,2008年10月第26卷第10期,第191页。
[6]参见孙佳瑞:《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执行监督之程序设计》,中国民商法律网。
[7]陶伯进、曹国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探索》,载《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2月第8卷第6期,第42页。
[9]郑依琼、向凯雄:《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构建》,载张利兆主编:《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与运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882页。
检察监督制度篇6
一、民事行政检察的双重属性
资本主义国家检察制度奉行的是绝对公诉模式，因而检察职能是围绕公诉来设计的。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赋予检察长指挥警察侦查的权力，其本质也是体现公诉权，而不是监督权。自从原苏联创设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新型检察模式后，给传统检察机关以公诉为轴心的职能赋予了崭新的内容。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地位的确立，大大提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依法制衡权力的重要法律机关。随之而来理论界的一个误区就始终顺着法律监督这一单向思路来研究、认识我国的检察制度，认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代表了我国检察职能的法律监督属性，并以此作为我国检察机关与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职能上的显著区别。我认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从传统的公诉机关演化而来的，是检察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不是对原有公诉模式的简单否定，更不是对公诉职能的扬弃。相反，由于注入法律监督的内涵，公诉职能更加丰富、更有保障；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相随相伴，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且两者互为依托，整个检察职能的运用更具有活力和实效。公诉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并行的职能特色和职能优势。也就是说，中国检察权是在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引导下的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合一，具有双重属性。由此决定了民事行政检察具有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属性。
长期以来，由于重刑轻民思想的影响，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一直围绕刑事来设计。尤其是在实践中很少涉足民事、行政诉讼领域。虽然行政诉讼法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权力，打破了刑事检察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随着办理抗诉案件的增多而逐步加重了民行检察在整个检察职能中的份量，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刑事检察模式。今天，民行检察无论从立法上还是实践上均是以一种法律监督机制的形式出现。然而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完善，迫使我们对民行检察属性作深刻的反思，以有助于完善民行检察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立法中，检察机关提出民事诉讼是普遍确立的一项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原苏联在立法上也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在1982年以前的我国民事立法上一直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职能，但由于种种原因，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取消了这一规定。从此。提起民事诉讼，在我国立法上变成空白。即使如此，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在理论上仍高度统一。这样一种在世界各国立法普遍确认、理论上意见一致的提起诉讼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能，本身就表明，它是民事行政检察的重要属性和重要特征，我国的立法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外。因此，法律监督和提起民事行政公诉是民事行政检察的属性定位，是我国民行检察框架的两人支柱，在这样理性认识，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去实践、去推动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的立法完善。
二、民事行政检察的双重价值
确立民事行政检察提起诉讼和法律监督双重属性不仅可以大大丰富民行检察的价值内涵，也给原来单一的法律监督价值注入了新的内容。无论是提起诉讼 ，还是法律监督，其价值不再是单一的一个方面。而是具有互动效应的双重价值。就提起诉讼看，依照国外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国情，其主要的案件范围应当是：1.因民事违法、行政失职致使国有财产严重流失无人起诉的案件；2，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大众利益无人起诉的案件，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行业垄断、地区封锁等侵犯不特定社会公共、公众利益的案件；3.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如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募捐、限制市场进入、公平竞争损害市场主体、公众利益的案件。4.其他因民事、行政违法造成危害结果无人起诉而检察机关认为应当提起诉讼的案件。山此可见，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价值是保护和监督的统一。所谓保护，即通过提起诉讼，用法律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救济，这在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处于体制转型时是十分必要的。所谓监督，即提起诉讼是基于重大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存在，是对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指控，以通过诉讼制裁违法，维护民事、行政法律秩序。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体现的是对社会执法、守法行为的特殊监督。
法律监督职能在民事行政检察主要是指抗诉权。即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从立法本意来看，赋予检机关对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抗诉权，是通过抗诉权有限地制衡审判权，以通过再审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从抗诉权的法律监督总目标看，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维护法制权威，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环节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从抗诉权的机理和属性看，其法律监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审判权的制衡价值。民事，行政诉讼中法院唱主角，外部少监督，极易造成权力变形、变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抗诉权的独立存在，形成相对稳定的司法权制衡结构，通过有限监督促进审判公正。二是对法官的制约价值。审判活动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的。法官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决定权，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难以避免以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意志，导致滥用权力，甚至贪污受贿、拘私舞弊、枉法裁判。抗诉权是对原审活动的重新评价，是对法官违规、违法行为的矫正，从制度上有助于遏制其权力滥用。三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司法公正有赖于一切诉讼参与人的共同努力。诉讼是检验当事人守法、执法的窗口。无论是对违法民事行为的认定，还是对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揭露，都是检察机关履行抗诉职责的必要内容，其监督作用具有放射性、广泛性，对整个社会祟尚法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抗诉权还具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尽管这是一种客观价值。不是行使抗诉权的主观动因。任何民事、行政案件最终结果只能有利于一方，不能因为抗诉的结果会有利于申诉人而无视抗诉这一客观价值的存在。当然我们不可 过分渲染、倾向这一价值，不然就会混淆职责，以诉讼价值代替 法律监督价值，给整个法律监督全局带来阴影和被动。
三、民事行政检察的程序
检察监督制度篇7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发掘案件事实，追查犯罪嫌疑人为目的的一系列职权活动和强制措施，而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制约较少、救济较难、司法化水平最低的阶段。为了抑制侦查活动中过于膨胀的侦查权力，规范侦查活动，避免错案，国家制定了侦查监督制度，其目的在于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至于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但是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立法者无法预估的情况，侦查监督制度的监督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司法改革中，应当在进一步完善制度的同时，重新塑造侦查监督权，以更好的规制侦查机关的越权行为。
一、现状分析
侦查监督体现在检察院对于侦查部门的侦查行为和侦查结果都负有审查义务，既审查程序上的瑕疵，也审查实体上的适当性。所以，侦查监督的本质就是否定侦查活动的错误内容，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性在侦查环节即体现于此。在实践中，侦查监督的作用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案环节中，对于立案适当性的监督。（2）侦查环节中，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实施状况的监督。（3）侦查结束阶段，对于刑事诉讼活动走向的把控，具体体现为确定是否继续对犯罪嫌疑人追诉。①本文着重分析侦查环节方面的监督和侦查阶段结束的监督，并对国内公开的一些数据进行解读。
基于已有成果的数据②，可以得出几个有意思的结论：
（一）侦查程序监督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一个从1995年至2005年，跨越十年的数据统计显示，侦查监督的数量连年下降。这背后反映了社会背景的变迁，案件数量的爆炸性增长是为主因，复杂的社会变化和法定期限的规定，带来极大的侦查压力，为追求实体真相不得不放宽程序压力，从而引发如今被广为诟病的“重实体，轻程序”思想。
（二）侦查结果监督效果较为突出
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予批捕，检察机关不予批捕所占的比率一直处于高位，这与社会化媒体营造的形象不同，相当一部分案件都被检察院纠正，大批的犯罪嫌疑人不被逮捕。其次是不予，最终被排除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案件依然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不予批捕和不予是侦查监督部门对于侦查部门侦查行为的实质性否定，充分体现了侦监部门的法律监督作用。
二、侦监制度功能弱化分析
侦查监督制度的功能在于通过对侦查行为的规制，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侦监制度并未完全发挥出法律预设的功能，其原因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规范层面上，侦查监督手段较弱
从立法关于侦查机关与侦查监督机关的规定来看，侦查监督机关缺乏权威的监督手段和相应的制裁措施。体现如下：
1.侦监机关的侦查监督材料来源单一。侦监机关对于案件的监督只能来源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而“对于侦查机关的消极侦查和不作为，缺少监督制约机制，导致案件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案件流失严重”③。
2.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的监督不足。侦查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可以使用包括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多种强制性措施，但是侦监部门对于这些行为难以有效监督，对于其中的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无法采取及时性手段。
3.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监督极为薄弱。由于监督主体缺乏强制力，以及监督环节的自我封闭，自侦案件的监督制度虚化，以至于职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被侵害的案件时有报道。在立法层面，侦监部门的监督手段依旧不足，这对于侦查监督权威的塑造有极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实践中侦查监督的效果，进而损害法律的有效实施。
（二）实践层面上，侦查活动脱离于侦查监督
在实践中，侦查监督活动往往依赖于案卷审查。在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国家，检察院的监督依赖于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文书材料与证据材料都被保存在侦查卷宗之内，检察院之后的所有与刑事诉讼活动有关的工作皆立足于此，不管是中断刑事诉讼活动还是继续刑事诉讼，检察院对于案件的判断全部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所有案件材料。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现代刑事诉讼的审查理解成是“以侦查案卷为中心的审查”。④
然而，阅卷方式下的侦查监督制度有着不小的问题。首先，单纯依靠阅卷很难掌握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无法全面获知案件情况，无法准确地判断逮捕必要性；其次，通过阅卷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主要依赖于检察官的职业水准，无法做到兼听则明，这对现实中检察官参差不齐的水平构成了挑战；再次，单纯以阅卷作为主要的侦查监督工作方式，无法避免案卷形成过程中侦查机关的不当手段的发挥，毕竟，作为案卷材料的制作者，侦查机关不可能将自己的所有不当行为记载于卷宗，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侦查监督工作的难度所在。
对侦查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实施强制措施的恣意行为，现有的侦监制度难以制约。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侦查机关只有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逮捕的时候需要经检察院的批准，而其他强制措施，例如拘传，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行为，只需要本部门上级机关批准即可实施，侦监部门无法及时提出异议。而侦查机关在刑事强制措施之外，还有着另一种恣意。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同时拥有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对于错误的侦查行为，比如抓错了犯罪嫌疑人，可以罚款、劳教等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左手交到右手，从而避开了侦监部门的监督。对于侦查机关这些撤案行为，检察机关并无相应的措施予以监管。由此产生的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问题，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三、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树立共识：检察院是目前中国行使侦查监督权的最合适的司法机关
有学者建议我国应仿效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以法院为中心建立侦监制度，以法院天然的中立性更好的控制侦查行为。此学说有一定道理，然而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是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已经确认的，具有合宪性的天然优势。在宪法未修政体未变的前提下，应当着重对现有制度进行修改、充实，而不是轻言替换。一项替代制度的产生是因为比先前制度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检察控制论确实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法院控制论能够避免检察控制论导致的问题，同时又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我们应当接受检察机关作为中国行使侦查监督权的最合适的司法机关。
（二）在实践中明确侦查监督机关的地位
侦查机关是发掘案件事实的最重要的主体，但是这不能成为削弱检察院侦查监督地位的理由。检察控制论要求在审前程序中确立检察院的核心地位，以权力制约权力，赋予侦查行为外部性监督。
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以及宪法和新刑诉的人权保障条款，侦监制度的改革，必须树立检察院的权威，由检察院负责从侦查行为到侦查结果全方位的监督，真正实现侦查监督的实际效果，确保错误的侦查行为得到纠正。
（三）开发侦监信息来源，确保检察院充分了解侦查活动的全貌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活动中最不透明的阶段，最易造成犯罪嫌疑人权利丧失。同时，被污染的卷宗材料，也有可能模糊案件事实，使得刑事诉讼打击犯罪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角度出发，作为唯一可以有效规制侦查机关行为的部门，检察院应当扩大侦监信息的来源，不能仅仅依赖于侦查机关提供的卷宗材料，同时也要建立强制措施通报机制，确保检察院及时知晓侦查活动的进程，甚至在易发生错案的案件领域中，检察院可以派员参与侦查活动，侦查机关负有配合义务，使得侦查活动全程置于侦查监督之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核心观点源自于《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11月，第28卷，第6期，作者：左卫民，赵开年，四川大学法学院
②数据转引自《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现代法学》，2006年11月，第28卷，第6期，作者：左卫民，赵开年，四川大学法学院
检察监督制度篇8
关键词 民事执行 检察监督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论基础
（一）欧陆“公益学说”对民事执行程序的冲击。
19世纪后期，“个人本位”的罗马法理念逐渐向“国家本位”、“社会本位”转移。“公益学说”理论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确立的。 大陆法系的法国于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或者其它方式介入一些涉及诸如‘国之安定、官府之诉讼、属于官之土地、邑并公舍’等诉讼中去。” 民事执行程序直接对法律文书确定的利益进行分配，更需要检察监督的介入。如对国有资产的追缴，当事人之间串通，一方不申请执行，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二）前苏联“干预学说”监督模式的构建。
前苏联在民事诉讼实践过程中，也发现需要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其理论是建立在否定公私法划分，公权强行介入私法关系的“干预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前苏联法学理论认为“法律监督权从一般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成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 在“干预学说”的支撑下，“前苏联以立法形式建立了检察机关干预民事诉讼的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或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参与诉讼。” 前苏联的“干预学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民事诉讼主体的正当利益，与“私法自治”的民事执行程序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有一定的不可取性。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而言，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个全权机关，正因为此，也造成了由其派生的权力之间的失衡。由于行政权拥有强大的、广泛的社会管理权力，一旦，不当干涉司法,势必威胁到司法权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司法权拥有行政审判的权力，虽然可以对行政权构成一定制衡，但判决如受到行政权的抵制而得不到执行也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此外，法官拥有对刑事、民事案件方面的审判权,如法官滥用权力，违法审判，也难以受到来自行政权方面的有效遏制。因为与“三权分立”下行政权对审判权的制约不同，行政长官并不具有对法官的任免权或提请任免权，更不具有经立法机关同意，任命检察官对法官的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并提起弹劾程序的权力。虽然我国权力机关拥有对法官的罢免权。然而，由于立法机关的工作程序是合议制，对于事项的讨论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因此，其无论对于行政权还是对司法权的监督制衡都不可能直接具体到每一行政行为或具体个案。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另一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权与司法权进行监督便成了必要。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方式
（一）民事执行监督的审查范围。
现阶段应重点对以下几类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1）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所作出的生效的裁定、决定违反法律规定。（2）强制执行行为违法。（3）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1、纠正意见。对象为确有错误的裁定。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在执行中所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所作的裁定确有错误，指令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的对象可以有以下几类情形：（1）在执行程序中所作出的通知（包括协助执行通知）、决定有瑕疵的；（2）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准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可以建议法院暂缓执行；（3）对执行人员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的，建议法院更换执行人员；（4）对于执行管理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完善。
3、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执行人员有严重违法的，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并追究当事人的纪律责任。
4、刑事调查。发现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截留侵占执行款物或执行费、、等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涉嫌犯罪的行为，可以进行初查和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一）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
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包括了申诉案件的管辖、审查及审查终结等机制。
1、申诉案件的受理。可以由民检部门行使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权。从案件的来源看主要是检察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发现提出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错误、以及法院的执行侵害其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另外，对于民事执行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发现后应当一起查处。
2、案件管辖。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工作已开展多年，已形成一支高素质的民事检察队伍，办案质量已得到保证。因此，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级别管辖上应采取同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如上级检察院认为必要，可主动对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下级检察院认为需要的，也可提请上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在地域管辖上，采取执行法院所在地检察院管辖原则。民事执行活动主要就在执行法院所在地进行，因此，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检察院进行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3、案件的审查。民检部门受理民事执行案件的申诉之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首先是从程序上进行审查，包括申诉主体的适格、申诉的材料等。其次是从实体上审查执行行为是否错误有且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之内的。提起申诉的民事主体必须符合形式上的要件和实质上的要件。
4、审查终结后的处理。办案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期间内进行审查，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按规定的手续办理。审查终结后，区分情况及时作出决定。民事执行行为没有错误的或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申诉人实体上的权益的，应做好申诉人的息诉工作。法院的执行确有错误的，根据具体情况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通知书等。
（二）监督保障机制。
1、必要的调查权。为了取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效果，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应的调查权。
（1）调查执行文书的权力。执行人员在从事执行活动时必须依照相关程序进行，执行文书是执行人员活动轨迹的书面记载。执行文书包括法院在执行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等。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审查首先应是对执行文书进行审查。
（2）调查执行中相关事项的权力。申诉人在提出申诉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
（3）刑事调查权力。对于执行人员严重违法或者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查、侦查等。
2、监督效果的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并发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后，法院应当尊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积极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组织人员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纠正意见、检察建议或者违法通知书进行研究，并及时整改。比照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执行的监督，法院应当在一个月内向检察机关反馈接受监督的情况。
注释：
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参见侯等华.民事检察监督法理基础与模式选择.山东审判.2005年第3期.
检察监督制度篇9
内容提要: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受到了空前强化，对该项制度的改革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转型也正处在被强劲的推动中。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获得强力推进的基本依据便是司法实践中不断增长的监督诉求，监督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内含于监督中的观念性因素也在此过程中悄然转变，监督理念的现代化更新为监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泉源基础。目前所需着力实现的制度转轨集中表现在：从有限监督到全面监督、从实体监督到程序监督以及从诉讼监督到社会监督等三大“转向”之上，由此呈现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新发展的完整风貌。
一、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所处的历史方位判断[1]
1982年3月8日，《民事诉讼法（试行）》通过，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有权实施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得到确立。1989年3月，《行政诉讼法》通过，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有权实施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也得到确立。1991年4月，《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抗诉制度由此产生[2]。也正是从1991年开始，检察机关就民事裁判和行政裁判提出抗诉的实践步伐开始迈出，迄今，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在诉讼法层面已有接近30年的历史[3]，而在实践层面，其历程已达20年。
2007年再次修改《民事诉讼法》，其中包括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完善了抗诉制度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大量的监督事由。www..com尤其是在所增加的监督事由中，除将原来的实体型事由做出细化规定外，其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乃是增设了较多的独立性程序事由。其结果是，不但原来实体性的事由因为具体化而强化了，同时还在实体性抗诉事由之外，增加了独立的程序性抗诉事由。这表明，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在立法层面逐渐地获得了强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十余年来民行检察工作的经验，提出了“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民行监督执法思想。2002年到2009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共提出民行抗诉案件95594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37437件，通过再审，其改变率达60%到70%[4]。
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2001年10月）等若干重要的司法解释，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基本准绳。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大量的规程，而且地方各级检察院也纷纷出台各种细则规范，加强了检察机关规范建设能力，促进了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此外，检察系统还突破自身畛域，向规范创设的触角向人大、法院、司法行政、律协等领域延伸，形成或促成了大量交叉性、联合性规范性文件，在制度建设模式上获得创新的意义。2009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2010年初印发），重申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院的重要职责，要求各级检察院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目前，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正处在强化期、改革期、转型期。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强化，将从方方面面助推整体的检察监督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诚可谓：“民行加强则检察加强，民行改进则检察改进，民行发展则检察发展”[5]。
二、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所取得的成就
（一）抗诉制度渐趋成熟，由点到面立体推进
抗诉制度是老牌的检察监督制度，检察制度从抽象的基本原则到具体的制度规范，其最先的转折点乃是抗诉制度的形成。正是在抗诉制度形成后，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方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方从抽象的层面步入具体的层面。可以说，抗诉制度将整个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给激活了，抗诉制度是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由抽象法走向实定法的第一推动力，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在抗诉制度的基础上，获得了日益强劲的发展。抗诉制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其一，抗诉制度由点到面，受监督的案件类型由重点性安排到逐渐铺开，制度的实效性明显增强。其二，直接抗诉、提请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等三种抗诉领域的监督形式已然呈现。尤其是再审检察建议，更因其成为抗诉的前奏程序，而显现出了检察监督的章法和新理念。再审检察建议也有效地克服了所谓“倒三角结构”[6]，发挥了基层检察院的基础性作用。同级的再审检察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级抗”的制度愿望。
（二）监督功能日趋多元，监督理念有所更新
监督功能在传统上是以一元化为特征的，这就是单纯的纠错。检察监督的纠错功能固然是有的，但如果局限于此，则显然不能适应现时代的发展需要，最终将窒息检察监督制度向前发展的活力。应当说，立法上对于检察监督制度提出来的功能要求就是这种一元化的要求，这反映了立法的时代局限性。然而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并未受此绝对制约，相反，它在制度功能方面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开拓，从而实现了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由封闭性到开放性以及由诉讼领域到全部社会领域的转变。概而言之，现代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功能体系除纠错外，还包括矛盾化解功能、社会功能等等。服判息诉、检察和解、检察建议等监督形式便典型地负载了这些新型功能。这些新型功能就其实质而言，已迥异于传统以矛盾对立性为特征的纠错功能，而诞生了一种以矛盾统一性为特征的配合协作功能。这些新型功能的产生，在语义学上，已改变了监督的原始内涵，而大大丰富了检察监督的概念含义。表现在这里的制度创新价值是里程碑式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由此步入了和谐司法与和谐监督的宽阔领域。
（三）监督范围得到拓展，监督方式不断创新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充分利用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和职能要求，开拓诉讼监督领域，并通过诉讼监督扩展到社会监督、行政监督等领域。比如在目前大调解体系的建设中，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其中，发挥共建共创作用，便是这种职能扩张的表征。其二，充分利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积极开拓诉讼监督职能，在督促起诉、支持起诉、对诉讼过程的监督以及执行监督等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或“试水”，为相应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三，根据监督实践的需要，创造性地探索了新型的监督方式，比如检察建议、检察和解、服判息诉、更换审执人员、查处错案背后的违法犯罪行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等等，均是民行检察监督通过积极开拓而提出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监督方法，大大丰富了诉讼法对监督方式的相对单纯的规定，为完善检察监督体系做出了贡献。
（四）监督环境全面优化，和谐司法纵横协同
（1）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自2008年9月以来，全国已有9个省级人大出台了加强诉讼监督或法律监督的决议[7]。至于省级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通过的类似决议，则为数更多。由此也推动了人大监督工作的新发展，缓解了人大因缺乏个案监督权所长期形成的监督困境，开辟了人大监督工作的新境界。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之间的衔接机制作为重要课题被提上研究日程。
（2）法院的积极配合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提供了和谐的司法环境。自2003年以来，全国已有22个省级检察院、90个分州市级检察院与同级法院就民行检察工作有关问题联合发文。地方司法机关的会签文件切实推动了检察院民行监督工作的进行，民行检察监督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因此，目前民行检察监督良好局面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法院的理性配合和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这不仅体现了检法和谐司法关系的合力，同时也映现了检察监督多方面功能的生成。
三、民行检察监督存在的不足
（1）监督范围狭窄。目前在理论上比较清晰的结论认为，检察监督由其基本原则所规制和派生，在诉讼领域主要涉及四大块内容，这就是：属于事后监督的抗诉再审、属于参与诉讼的诉中监督、属于公益诉讼的诉前监督以及属于审判延伸的执行监督。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其检察监督均分布在这四大领域。就检察监督参与民行诉讼实施法律监督所处的时间段以及所针对的法院职能来说，这四大领域可谓达到了监督范围的“全覆盖”。这全覆盖的民行检察监督不仅仅具有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同时还有立法原则、立法精神以及政策上的依据。前述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决议或者类似文件，所要求的基本上都是对诉讼各个环节实施检察监督。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目前民行检察监督在实际范围上还显得较为狭窄。抗诉再审监督是有明确法律根据的，因此目前的民行检察监督主要局限于这一领域。甚或即便在这一领域，其受监督的案型还通过各种规则或内部细则加以限缩，而仅就其列举的少数类型的案件实施法律监督，如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案件、涉及群体性纠纷的案件、涉及民生的重点案件等等。主要的着力点在于息事宁人，其次考虑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至于诉中监督、诉前监督以及执行监督，虽然在制度上和观念上有所突破，同时实践中也有多种试点，然而这三大领域的监督尚未制度性地、常规性地开展起来，实践中民众的强劲需求未能得到有效呼应，民怨也比较集中在这些领域。民行检察监督的领域开拓是由点到面而进行的，但目前尚停留于点状监督，全面监督原则未能有所体现。
（2）监督效果不彰。民行检察监督相对于刑事检察监督来说乃属新生事物，普通百姓对此不甚了解，对其利用的自觉程度尚不高。可以说，民行监督监督制度目前还处在需要大力宣传的制度推广阶段。推广此一制度的最好形式就是由该制度的运行产生出源源不断的积极效果，由监督效果本身来作为宣传的载体，由监督效果生成人们对检察监督制度的信赖感。监督效果是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价值所在，是其内在生命力所在，应当受到高度关注。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民行检察监督效果尚不如人意，一个直观的佐证就是其利用率并不高，许多检察院所抱怨的案源紧张或案件匮乏，就是例证。监督效果不彰的具体表现不仅在于其推动制度实践的价值不够明显上，同时还表现在监督的改变率、改判率、接受率、反馈率等等方面都处在低水平徘徊。监督者的被动状态未能获得有效改变，监督的刚性效果在制度层面缺乏保障，被监督者对监督者的正确意见拒绝接受，监督者也无救济之途。这需要通过制度完善来解决。同时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监督效果还远未实现最大化。比如说，民行监督的力量相对薄弱，因而其办案的数量虽然在逐年上升，然而上升的速度极其缓慢，平均比例仅占法院审判案件总量的不到百分之一。监督案件的数量不形成足够规模，就难以产生应有的或理想的监督张力和监督效能，监督效果的非理想状态就难以改观。
（3）监督效率不高。监督效率与监督效果是关联在一起的：监督效率高，通常来说，监督效果就好；反之，监督效果不彰，通常也与监督效率不高相关。因此，要强化监督效果，要使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深入人心，得到民众的信仰和利用，其关键的制度生长点就是监督效率要高。虽然监督效率在不同层级的检察院以及不同区域的检察院表现出来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总体而言，得出目前我国民行检察监督的效率不高的结论乃是有依据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速度慢、周期长以及数量少。目前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未规定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效制度，因而检察院办理民行抗诉案件也缺乏应有的制度约束，从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到检察院通过审查、立案以及到最后讨论决定是否抗诉，到最终实际地提出抗诉，以及法院再排期审判，到最后再审的结果出来，是一个非常缓慢而又漫长的过程，其办案周期之长、速度之缓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办案数量之少，就成为必然现象。有些案件甚至根本排不上队。监督效率低必然使涉案的当事人以及普通民众逐渐丧失对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信心和信念，通过典型案例树立起来的监督权威由此也被抵消或者削减。这与目前所倡导的建立高效公正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目标或要求是严重不相适应的，应当尽快改变这种状态。
（4）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机制是提升监督效率、强化监督效果的制度性前提，它所涉及的领域包含了从立案受理到再审裁判作出的全部过程，按照其自然步骤和环节，可以分为许多具体的机制，如立案机制、送达机制、审查机制、听证机制、讨论机制、评议机制、决断机制、审批机制、决策机制、监督理由阐述机制、监督文书撰写机制、参与监督过程的机制、检察建议机制、反馈机制以及跟踪监督机制等等。毫无疑问，这每一种机制均需要构建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体现和保障，制度和机制是一物两面的关系，监督机制不畅实质上便是监督制度不完善的表征或者另一种说法。因此，完善和健全监督机制的工程需要具体落实到制度建设之中，包括立法建设和规章建设，同时还涉及监督机构的设置、监督人员的配置、监督分工的合理安排、监督环节的衔接机制、监督管理制度等等方面。畅通监督机制，乃是完善监督制度的系统性工程。
四、民行检察监督所面临的挑战
（1）民行检察监督所面临的观念上的挑战。要有效应对其他方面的挑战，首先要应对和克服观念上的挑战。盘踞在民行检察监督头上的不适时宜的观念主要有二：一是“重刑轻民”的监督观；另一是“重实体轻程序”的监督观。这两个观念的形成是同检察监督制度的历史渊源相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与现代监督观相对立的传统监督观。“重实体轻程序”的监督观，必然导致民行监督步履维艰，而其极端的表现无异于取消了对民行审判的检察监督。反之，强化了对民行审判程序性的检察监督，便在总体上强化了民行检察监督；总体上强化了民行检察监督，也就平衡了民行检察监督和刑事检察监督的比重关系，从而自下而上地改变了“重刑轻民”的监督观。
（2）民行检察监督所面临的立法上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其一，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作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基本准据，存在着总则和分则相脱节的弊端。两个诉讼法均规定了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也同时规定了抗诉再审监督制度，然而除此之外则无其他规定了。这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除抗诉制度外，民行检察监督是否仍有其他制度空间上的作为？对此无论是否给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都是会引发争议的。不仅如此，其相关立法条文之少，内容之空疏，为实际操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其二，检察监督立法自身的缺位，也制约了民行检察监督的发展和作用。诉讼法上的监督规范，所调整的乃是基于监督权的行使所发生的监督诉讼法律关系，表明的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以及其他诉讼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检察监督法所调整的则是监督者自身的权能及其运作过程，表明的是自身内部的纵向关系，比如，如何受理当事人的申诉、监督管辖制度、监督审查制度、出庭监督制度等等，均应受监督法调整。其三，司法解释未能跟上实践的需要。比如对执行的监督、诉中的监督等等，究竟是否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所覆盖？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此有不同见解，这恰恰需要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权加以明确，而至今，此种司法解释一直未能作出。不仅如此，“两高”在就民行检察监督的操作规程方面尚未进行充分的协调沟通，从而就易生争议或久存分歧之处尽可能地达成共识，消除存在于检法之间的种种认识差异，确保民行检察监督权能够落到实处。比如说，为了进行民行检察监督所必需的调阅卷宗问题，应当说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并不值得引发过多争论，更不应因此而使之演化为制约民行检察监督的瓶颈问题。而至今，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犹未解决，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监督者的监督是否有决心，而被监督者的接受监督是否有诚意？其他问题，诸如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诉讼中的检察官的称呼和位置、抗诉书宣读完毕后是否还继续在法庭上参与诉讼、是否能够驳回抗诉等等，均未能通过联合司法解释达成一致、消弭分歧。
此外，民行监督在立法层面上的挑战还表现在：其现有的规范性内容尚不够平衡。重视原则性规范、轻视具体性规范；重视政策性规范、轻视法律性规范；重视内部性规范、轻视外部性规范；重视单向度规范的创设，轻视双向性规范的生成等等，均是其实际表征。
（3）民行检察监督所面临的理论上的挑战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
诚然，有限主义的监督原则在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起步阶段是具有现实依据的，是一种不仅合法而且务实的观点。但衡之以发展的目光，有限主义的监督原则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它没有看到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发展规律。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规律是：从抗诉这种点状的监督出发，逐渐地扩散到诉讼的全过程，最终演化为全面监督的原则。
所谓全面监督的原则，就是检察院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应当从立案到执行实施全部领域内的监督。其基本内涵在于：哪里有审判权（含执行权）的运行，哪里就应有检察院的监督，检察监督的触角应当分布于民事、行政诉讼的全过程。具体包括四大领域的监督：诉前监督，包括对诉前保全的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的监督等；诉中监督，对诉讼全过程所实施的监督；诉后监督，对生效裁判实施的抗诉监督；执行监督，对法院执行活动所实施的监督。
提出全面监督的原则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的：首先，宪法对检察院的职能定位和权力分工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全面推行提供了根本依据[8]。其次，无论民事诉讼法抑或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了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或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这是全面监督原则赖以成立的诉讼法依据。第三，全面监督原则具有政策依据[9]。最后，司法实践表明，检察院实施全面监督具有必要性。
在全面监督原则的落实和贯彻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以下诸点：
（1）关于执行监督。执行监督已经被提到了现实的层面，现在不是要不要实行执行监督的问题了，而是如何按照执行程序的特点和规律，具体地将执行监督落到实处的问题了。执行监督原本就属于检察监督的范畴，但由于最高法院否定性的司法解释[10]，使这一原本不应有争议的监督领域，变得争议纷纭。最终还是实践为是否要进行执行监督的问题给出了科学的答案，这就是执行监督非要进行不可，执行监督是检察监督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2）关于诉中监督。诉中监督开始了新的征程。对诉讼裁定的监督被逐渐纳入检察监督的视野。这实际上就是对诉讼程序的过程监督。目前对诉讼过程的全程性监督虽然还处在分散的不连贯状态，但对程序性监督这一广阔的领域而言，起步阶段的此种表现是必然的。在此基础上，诉中监督将成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宽阔舞台。
检察监督制度篇10
今天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贯彻落实全省检察机关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检察机关人民监督试点工作，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和《全省检察机关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以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为原则，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目标，切实解决自侦案件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的问题。下面，就如何抓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我讲三点意见：
一、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对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必要性的认识
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高检院新一届领导班子站在顺应工作形势发展，完善检察体制的高度所提出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自去年在四川、湖北、天津等十三省市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以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作用初步显现，效果良好。一是通过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几个环节建立起外部监督机制，有效地保障了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增强了执法的公信度。二是人民监督员来自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在其监督过程中，可以排除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外部干扰，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行，不仅促使检察机关有效纠正了自身执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且使检察干警在执法思想、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上有了明显转变，更加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四是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了诉讼民主的要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进行的，赢得了各级党政领导、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赞同和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同志在多次讲话和批示中，对这项改革给予充分肯定，最近又批示：“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下一步可扩大试点，认真总结经验，研究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人民监督员制度不断完善。”月日，省院召开了全省检察机关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会议，经省委批准，省院将于月日起，在全省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省、市（州）、县区三级检察机关共有个建制院参与试点，我市参与试点的有市院、东辽县院、龙山区院和西安区院。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内容新、任务重、要求急、时间紧，因此，全市检察机关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⒈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检察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全市检察机关的工作服情况看，虽然以往所办理的自侦案件总的来说没有发生大的事故或问题，但是，按照中央和高检院、省院的要求，按照人民群众的期望，应当说还有一定差距。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目的就是把自侦案件作为检察工作接受外部监督的切入点，建立起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确保正确履行职责，有效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维护公平正义。
⒉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我国宪法第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等有关法律也都对此做了明确规定。同职务犯罪分子作斗争，不仅是检察机关的神圣使命，而且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同人民群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情。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司法机关开展诉讼活动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检察工作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相反，如果脱离群众，单独办案，孤立办案，就无法完成刑事诉讼任务。事实上，依靠群众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两者并不矛盾。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协助，只有最大限度地依靠和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确保司法的公平和正义。版权所有
⒊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重大举措。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需要有严密的制度和严格的监督，否则权力就会“异化”，使本来体现人民整体意志和利益的权力蜕变为图谋私利的权力。我国是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既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也是监督国家权力运用的主体。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既是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有效形式，也是检察机关自身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举措。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规范的程序实现群众参与司法，能够保证监督的公正和有效，提高监督的公信度，有利于实现自侦办案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坚持求真务实，积极稳妥地开展试点工作
省院明确要求，人民监督试点工作于月日正式启动，此前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确保试点工作按时启动，这是一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工作，各县区院必须要加强领导，周密安排，高效运作，求真务实，确保全市的试点工作顺利启动。
⒈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各县区院要把试点工作放在检察工作全局中考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把这项工作列入党组议事日程，认真细致地部署和检查试点工作，尤其是一把手要亲自抓、周密安排，精心谋划，研究制定本院的试点方案，形成党组都关心，一把手多过问，领导小组具体抓的良好局面。要加强督办和停息反馈工作，各县区院每季度向上级院书面报告一次工作进展情况；对进行的个案监督情况，程序完成后要及时上报，拟改变原决定的，要提前与上级院沟通。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⒉要加强人民监督员办事机构的建设。这项工作能不能开展好，关键取决于有没有得力的工作部门。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的建设，选配好人员，保证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办。根据省院要求，目前市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可以暂时挂靠在研究室；有条件的区院也可以设立，不能设立机构的，必须确定专人具体负责，市院要选配人、县区院要选配人专门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在选配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人员方面，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注意选配大局观念强，政治素质高的同志；二是选配对检察业务、对法律比较熟悉，有一定办案经验的同志；三是选配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善于做沟通协调工作的同志。各县区院要马上把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组建起来。
⒊要严格选好人民监督员。人民监督员的素质、能力、水平，直接关系着对案件的监督质量。选任人民监督员的标准要按照高检院《规定》中的条件来掌握，对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要并重。要尽量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为单位、派、科教人员中产生，如有条件还可考虑少数民族、妇女代表，但不要在党政领导和律师中选任人民监督员。根据省院要求，市院应选配名人民监督员，县区院应选配名人民监督员。各县区院院要在月日前把人民监督员选聘好。
⒋要抓好人民监督员办公所需的基础建设。市院和各县区院，都要尽力为人民监督履行职责提供所需的办公条件和工作保障，该办的事一定要办到位。我们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主动取得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在内部消化。在办公条件上要尽量优于我们自己的干警。比如，办公用房、工作台椅、资料文件等，要优先考虑人民监督员。
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就试点启动阶段而言，要一边加强工作机制建设，一边注意理顺工作程序，加快制度建设。在制度未健全之前，要通过领导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切实保证人民监督员顺利开展工作，不能因内部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而影响外部监督工作。
⒍要注意保持信息渠道畅通。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是一项探索性工作，各县区院要注意发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有好的经验要及时总结，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分析原因，加以改进，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各县区院凡是在试点开局后进入监督程序的案件，都要将监督情况写出综合报告，及时呈报市院，以便市院及时总结试点工作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⒎要抓好人民监督员培训工作。各县区院的人民监督员选任后，市院将统一组织人民监督员进行集中培训。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基本情况，要让人民监督员了解监督工作的意义，增强作为一名公民参与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在思想上对监督工作重视起来；二是人民监督员权利、义务、工作程序等方面要求，使他们知道如何开展监督；三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有关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使他们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提高监督工作的准确性。
三、突出工作重点，切实把握接受监督的关键环节
试点工作启动以后，如何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这是一个致关重要的问题。高检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对人民监督员的产生、职责、监督程序做好明确规定，在试点工作中，一定要严格执行《规定》，突出工作重点，切实把握以下三个关键环节。
⒈要突出监督的刚性，避免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是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设置的一种并非是法律规定的程序性的外部监督制度，解决的是办理此类案件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问题，从程序上弥补了检察环节的监督空白。第二，这种监督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并有刚性的监督程序作保证。凡列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质性监督范围的事项，全市检察机关都必须按照规定启动监督程序，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这也正是保证人民监督员制度不会流于形式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必须保证该项制度在监督程序上的刚性，按照暂行规定的要求，认真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
⒉要抓住关键环节，着眼于解决突出问题。从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情况看，由于立案还只是侦查工作的开始，不适合人民监督员介入；而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在诉讼程序上已经有了法院裁判的严格制约，实践中此类案件的质量基本上也是有保证的。因此，我们把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主要限定在直接侦查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不同意被逮捕而提出撤销逮捕决定、检察机关自行撤案、检察机关拟作不这三类案件上，这是比较符合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实际的，逮捕、撤案和不都属于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在刑事诉讼中需要接受外部监督的实质性权力。把这几种权力纳入监督范围，人民监督员制度就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把住了这几道关口，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突出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在试点工作中，一方面我们要勇于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水平，自觉做到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执法，使我们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