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教学
毋容置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目前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名义上是“双轨制”，但无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1］。即使在党校省部级领导培训班上，也有教师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公开宣扬“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2］。”致使党校姓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已经时不我待。
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只有进行结合实践的创新，去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教条，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42~743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才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3］。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而《北京共识》正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4］。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5］。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子。总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我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近几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6］。笔者认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今后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力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最新成果，但是，与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理论和学派相比仍然不够。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首先是批判多而创新少。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把精力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投入不够；其次是定性多而定量少。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抢占阵地，关键在于微观经济学中定量的描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重视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却很少采用数学工具，在定量描述经济现象方面做得很不够；再次是研究中国多而放眼世界少。多数学者的视线仅限于国内，对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关心。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出自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种种经济矛盾、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有较透彻的揭示，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又大多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因而可被直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学的研究。最后是务虚多而务实少，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需要结合实际，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课题的作用，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进教材。教材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编写高质量的经济学教材，是传承学科知识、规范教学活动、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中国现实，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把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教材编写紧密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材建设中，充分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形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教材编写得如何，要以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依据。教材归根结底是要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去的，广大教师和学员是不是愿意用，是不是喜欢读，是不是能够从教材中获益，是检验教材质量的重要标准。教材体系的编写，应以《国家哲学社会科研“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里所规划的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研究领域为主，形成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的关键是认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实行“双轨制”，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地都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前者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等一系列的原因［7］，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基本原理束之高阁或当作“传统经济学”而冷落的倾向。在具体的课时安排中，不少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大大超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前者约为后者的1~3倍。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中，《资本论》由144学时减到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则由72学时增至200学时，甚至有的学校根本不设《资本论》。还有的高校在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样的课程设置，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心里只有西方经济学，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里有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而缺乏马克思经济学教师。这种现象在全国的党校系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之所以造成目前这个现状，笔者认为主要是认识问题。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奇的是我国经济学界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动摇。这类经济学者，不愿花力气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愿虚心翻阅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论断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借鉴意义，无视西方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对《资本论》的高度评价［8］。反而以“无用论”和“过时论”自我辩解。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两个认识问题予以澄清。
第一，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用论”。任何理论和学说，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词典，指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解决一切现实中的问题，是典型实用主义的幼稚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反对将他们的著作当成照方抓药的圣典经书。因为，要把理论变成现实，除了理论本身需要完善外，还需要有一系列中间环节。但无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带有写作时代的某些特征，个别观点会失效，但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是不会过时无用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透过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握其中的普遍原理，并善于将这些原理转化为现实。
第二，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时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全面科学地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出发，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我国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过时，而是能够较全面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以开创性者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不应当狭隘地把它理解为属于个人的经济思想，而应当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对现实问题具有抓住本质的深刻解释力，并能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
其次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真科学”，不可能成为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超政治或超阶级性的学科，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认为“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马克思认为，‘意识’依赖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见解是解释‘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9］”。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既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有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管理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对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崇拜，也不排斥。笔者很赞同一代经济学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10］”。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是教师
好的教材进入课堂后，教学环节至关重要。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如果教师队伍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师要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既是一种学术，又是一种信仰。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中，韩愈更强调“传道”，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的“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教师要传这个“道”，必须自己首先坚信这个“道”。自己不信，焉能让人信。因此，教师必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情传播、真诚实践”。
其次，教师要加强业务学习。授业就是要求教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一种学术来传授，这就要求老师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如果仅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个“道”，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这个“业”，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遑论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教师的大忌。
再次，教师要加强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的研究。2002年12月18日，同志在同中央党校校委座谈时，从党校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党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培育和弘扬优良学风，加强党校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对党校工作的领导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党校工作的九条基本经验［11］。党校教学对象决定了党校有特殊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必须坚持党校姓党，既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扬党校的优良传统；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校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党校又是学校，党校工作中既要遵循一般教育规律，还要遵循党校教育的特殊规律。党校老师必须充分认识干部教育的教学规律，在掌握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右图显示了中组部培训中心做过的干部培训调查的结果。从这个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干部学员欢迎的授课方式是研讨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因此，我们要加强这两种教学方式的组织和实施的研究，同时，也要积极研究其它的教学方式。
最后，教师要坚持求实的治学态度。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82页）“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26页）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应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摒弃一切假大空的说教，不回避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去解释现实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长点和生命力所在。因此，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针对学生思想状况和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生动的实践，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来解答学生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共鸣，激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让学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7.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5;（9）
2.王东京．驾驭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文汇报［n］，2004
3.董瑞华．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海派经济学通讯［J］，2004;（1）
4.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曾庆红．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关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J］．求是，2007;（6）
6.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重大进展［n］．光明日报，2007
8.裴小革．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J］．求是学刊，2002;（6）
9.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马克思经济学篇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马克思经济学篇3
首先让我不厌其繁地再次引用凯恩斯那广为传诵一段话：“既得利益之势力，往往被人夸大，实在不如思想直逐渐侵蚀力之大。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思想，其影响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现实世界的统治者，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可往往会是过往时代某一个二流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从长远来说，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先讲一点方法论：
在波普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证伪的过程。只有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提出假说----事实检验----推翻-----提出新的假说-----再推翻----。。。。。。如此否定之否定，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
依我的看法，任何理论，都是一种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一种近似。事实上，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普通人，都是通过模型来看世界的，我们是带着理论来面对现实的，这也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理性，并为现代的脑科学的研究所证明。
理论永远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符合，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指导我们去看事实，使现象可以更有条理，但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科学的发展正是理论不断逼近现实的过程。
现在大家都在批判经济学家玩数学，经济学的理论脱离现实。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现象太复杂了，以至于经济学家无法建立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论模型，这也要怪经济学家的智慧不够。另一个要怪数学家，数学家给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学工具太简陋了，以至于非常简单的模型，要用非常复杂的数学。理论越是接近现实，模型就越复杂，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发展是受数学工具的制约的，数学应用于经济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宗教是非理性地信仰，哲学是理性地信仰，而科学则是理性地怀疑。每一门科学都有一个核心假说，那是不可检验的，科学家的任务是由这个假说推出可检验的等价命题。
牛顿力学的核心假说是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的核心假说是光速不变定律。而经济学的核心假说是理性人假说，即每个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现代经济学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效用最大化这个假说基础之上。有了效用，才有了现代经济学，所以我认为现代经济学真正起源于边际效用学派，也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学。它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在；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后来的马歇尔总结了前人成果，创立供求曲线，这就是新古典学派，统治着一般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
在马克思以前，从斯密到李嘉图，都是劳动价值论，核心概念是价值。据说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先是研究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然后不知犯了哪股子邪劲，突然对价值问题发生了兴趣，开始探讨价值的本质。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马克思，也晕头转向地跟着他去研究，“什么创造了价值”。经济学从此走上了邪路，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经济学浪费了整整一个世纪。
直到后来经济学家引入了效用，把价值这个概念驱逐出了经济学。大家可以翻一些现代经济学的课本，找不到价值这个词的。
按熊比特的说法，三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瓦尔拉斯，马歇尔和维克塞尔。其中最最伟大的是瓦尔拉斯，因为他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
按张五常的说法：经济学只有两个假说，即效用最大化和负需求曲线。这里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概念，不太严格，负需求曲线约等于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学派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引入了边际的概念，边际效用就是对效用函数求导。这样，微积分就进入了经济学，数学家在这个领域耕耘了两个世纪，有一大批的定理可以应用，从而给经济学以全新的刺激。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一旦引入了强有力的数学工具，经济学可以有怎样强劲的发展。
数学是一种推理的工具，他帮助我们从核心假说推导出可供检验的命题，保证了推理的严密，逻辑的正确，不至于使思维混乱，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日常语言很不严密，有很多问题越争越不清楚。数学作为一种严密高效的语言，如果我们的结论不同，在推理正确的前提下，一定是我们的假设与现实不符。
数学是一种思维工具，以传统方式，以日常语言去思维经济学就象赶牛车，而掌握了数学，则象坐了喷气式飞机。
比如：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当交易费用为0时，产权的划分不同不具有影响经济福利的效果，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交易产权来达到资源的社会最优。个人通过效用最大化行为达到社会最优-----帕累托最优。这可以看作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另一个版本。斯蒂格立兹叫它科斯谬误，数理经济学家严格证明了科斯定理只有在经济当事人具有拟线性效用函数时才成立。
一边是模型，一边是现实，模型越是接近现实，所用的数学就越高深。经济学家的数学素养早已远远超过了物理学家，正如物理学的发展曾大大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也会有一批数学家转变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变成为数学家。因为今天的物理学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问题了，而经济学则问题多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
如果说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那生物学研究有机世界，而经济学则以探究人类社会的奥秘为己任，层层递进，现象越来越复杂，所用的数学也越来越高深。
在马歇尔那里，事件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则雄心勃勃，要一次解决所有问题。法国是一个盛产数理经济学家的国家，从配第到古诺，到瓦尔拉斯和当代的laffont,tirole,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数学理性的建沟主义。
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和物理学的意识形态并无不同，一个物理学家也可能为纳粹制造原子弹。
现代经济学主要有两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可以从马歇尔这里讲起。
微观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从马歇尔以来，没有更大的发展。后来的经济学家就是用越来越高深的数学工具对他的理论加以精练。到samuelson出版《经济分析基础》，用微积分来研究微观经济学的时代结束了。
50年代以后，诺贝尔奖得主debreau,arrow等人用集合论来研究微观经济学，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这是经济学的前沿，到了80，90年代，数学工具越来越高深，运用了几何流形，泛函空间，现在这一块儿主要是一些数学家在做。
马歇尔统治了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而他的弟子凯恩斯则统治了宏观经济学。
samuelson自称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位通才。他说：“生为经济学家，1939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1930年代的伦敦是个汇集巨人的地方。罗素，萧伯纳，wittgenstein,凯恩斯,jone.robinson,还有早逝的天才ramsey,每一个人的光芒都足以辉映一个时代。你能想象这么多奇妙的人居然生活在一个时代，一座城市？
那时侯的hicks还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哈耶克在那里宣讲自由主义理论，而凯恩斯则开始了他的十次经济学讲座，“马戏团”里有harrod,robinson,sraffa这样前途无量的青年。经济学处于清晨的明媚阳光中。
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solow,samuelson,friedman,tobin,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凯恩斯开辟的园地里挥动了铁锹，并统治了那里，直到70年代遇到了lucas的挑战。
lucas的成功证明了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不在于提出新奇的观点，而在于引入新的工具与方法。lucas以后，is—lm曲线开始从经济学文献中消失。经济学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直接从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探讨宏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学家开始学习运用ramsey在1928年就写出的最优消费模型和samuelson1956年的交叠世代模型。宏观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微观基础，经济学重新回到新古典传统的怀抱之中。
宏观经济学的两条主线：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
马克思经济学篇4
关键词：企业理论；产权结构；比较研究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现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企业制度的认识，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问题的内容之一，生产的进行和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从微观层次上看，这一矛盾运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演变。
(一)企业的起源
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线索来说明企业的起源。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社会分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各产业之间的分工，这是宏观层次上的分工。二是生产某一产品之间的分工，这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与企业的产生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首先使生产者彼此独立，每个生产者只是专门生产一个产品的某个部分。这种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工具专门化，从而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的生产效率。但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只有分工与协作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生产。这就需要有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就是因分工与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实现协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企业生产的起点。因为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分工与协作生产的客观要求产生了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同时，企业的出现又实现分工与协作的统一。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与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形成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的良性循环，生产力因有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而不断得到发展，企业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向其高级形态演进。
(二)企业的性质和功能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功能是进行财富的生产，并能利用分工、协作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好处进行生产。企业是因社会生产需要出现的，不进行生产的组织就不是企业。当然，这是就企业的最初形式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只生产物质产品，从事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也被纳入企业范畴，但这并没改变对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质和功能内涵的进一步扩大。
从生产角度来定位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是对企业本身属性的界定。企业的这一性质和功能不会因为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而改变，无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都不会改变。马克思对企业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属性，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研究企业理论。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关于企业的一般理论；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的经济性质，即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制度，其经济性质由产权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决定企业的不同经济性质，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这一组织怎样提高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在不同条件下应建立怎样的产权结构。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理论的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受企业产权制度制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为了使企业发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从这一意义来讲，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最终要落实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
马克思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二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一，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对企业规模扩大的要求。当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确立主体地位后，企业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由于机器普遍应用于生产，使生产的技术条件得到彻底改变。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企业发展需要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资本的最低限额随之不断提高，这使单个资本的能力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为解决企业扩大规模需要大量资本的问题，企业产权结构逐渐由单个业主的产权结构向股份制产权结构演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马克思遵循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对单个资本数量要求提高，从而使企业产权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思路来揭示企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原因。从最初的单个业主制企业，发展为合伙制企业、工厂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决定产权结构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第二，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规模的扩大突破单个资本数量的限制，从单一产权向多元产权变化，企业也从个人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其次，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复杂化。因为产权结构变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并不是资本使用者，而实际使用资本的，又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所有者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产权关系就必然涉及多个经济主体，从而在企业中就出现委托关系。如何处理好企业中的产权关系及委托关系，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的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理论最具影响力。
(一)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
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是科斯的企业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协作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科斯从现实世界出发，以现实世界中存在企业这一组织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解释在生产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这一界定，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价格机制和企业这一组织(企业家)都具有协调功能。那么，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是由企业家来协调?对此，科斯把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控制别人和指挥别人，他必须支付给别人多于这些人在价格机制下所能得到的报酬，目的是能指挥这些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赚钱，而不只是付钱。企业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通过价格机制的生产成本。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生产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最明显的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都会构成生产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这些成本。当企业出现时，虽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可大大减少。通过一个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一定限度就是对企业家指挥生产要素权力范围的限定。通过对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结论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如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企业家必须在较低成本的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因为企业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回到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状态。
科斯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的性质做出界定：企业是一种协调机制，是一种能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组织。企业能存在是通过企业(企业家)的指挥协调，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来进行生产。当企业不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生产时，这种协调机制又会让位于市场价格机制。把握科斯企业理论的要义，一是企业是否是一种具有与市场价格机制同样功能的生产协调机制；二是企业是否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协调生产。科斯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对企业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业理论。(二)阿尔奇安关于团队生产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
阿曼·阿尔奇安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关于企业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写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他们认为：“对经济组织理论来说，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释是什么条件决定了专业化和合作生产的好处，是从像企业这类组织的内部还是通过市场获得更好，同时还要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第一，关于团队生产的问题。阿尔奇安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就是一种专业化合作生产或是团队生产。作为团队生产，必须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二是确定对要素的分配报酬。如果报酬不与生产性努力相对应，那么该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力为负相关，那么该组织将遭到破坏。阿尔奇安认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问题，在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交换中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差，报酬和生产力之间仅是松散地相关，那么生产力将较小；但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很好，生产力将会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阿尔奇安重点分析了企业作为一种团队生产的特点。由于进行合作的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被观察出来，一个团队给市场提供的东西可能被当作这个团队的而不是这个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考核或确定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这种成本呼唤新的组织和程序。如果没有成本就能观察到团队中各成员投入的行为，那么没有一个成员会有偷懒的动机。但由于互相监督必然会带来许多成本，所以当每个投入所有者作为团队一份子而工作时，他会有更多偷懒的动机。要克服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就需要有很大的监测成本。所以，怎样才能降低这种监测成本，就成为团队生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阿尔奇安认为，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降低监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业的效率最高。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是：“为使团队成员有纪律和减少偷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一定有权力修改个体成员的契约条款和激励，同时没有必要终止或改变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因此，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力的团队成员不仅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而且赋予了他改变该团队的个体成员资格和行为的权利。当然每个团队成员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退出该团队)，但是只有这位监督者可以在不必终止这个团队本身或他与这个团队的联系情况下，单方终止任何其他成员的成员资格，并且他能单独决定扩展或减少成员人数，改变成员的成分，或卖掉这个团队监督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正是这个全部权利的集合定义了古典企业(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所有权(或雇主)。”因此，古典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他有着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签订契约的权利，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增强了对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所有者偷懒行为的监测能力，从而降低检测成本。
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产的专业化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组联合投入的团队生产，当由一个中心缔约人和许多投入者签订一个双边契约来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边契约时，就形成能促进团队生产的有效组织，这就是企业。二是团队生产的优势在于联合使用投入资源的产出要比分别使用这些资源的产出总额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联合投入的产品具有不可分性质，增加了评估每一位投入者边际生产力的成本。这就要监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产力，以使边际生产力与投入成本相匹配，从而减少偷懒行为。因此，出现企业内监督生产的问题。三是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使这一组织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业不仅是更有效地回报投入的一种设置，而且是在投入资源的集合之间加强竞争的一种设置。企业被认为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市场，我们可将企业和普通的市场看做互相竞争的市场类型，私人所有的市场和公众的或公共的市场之间的竞争。
第二，关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阿尔奇安首先对认为现代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样一种观点提出疑义。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小股东数量的增加，持股进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没有哪一个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这种股份的分散，实际就是所有权从控制权中分离出来。阿尔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们具有的知识也越多，这有利于知识的专门化，这会对企业带来好处。如果管理集团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对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所有者对自己的利益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总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之，阿尔奇安认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着对价值后果的承担已与决策者的有效控制分离，股东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这一结论，阿尔奇安用现实中的现象来提供支撑。他说：“既然存在着公司所有权的不断分散，我们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层管理者关注的股东们为什么还要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许经理日益背离股东利益所加在股东头上的损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优势所抵补并且有余。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所有权确实不断分散这一事实并不会支持这个一般论断，即在这样的情境中管理活动与股东利益缺乏一致性。”
阿尔奇安的结论是：在大的、所有权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员的行为和报酬的类型与小的、封闭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监督与更改权的费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公司里的股东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来说，这些效应会反映在预期行为中，从而会在初始资本投资的评估中或专业化转让股份的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股东不会是得益较少者，他们的财富也不会缺少安全保证。阿尔奇安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不同之处在于，企业中存在一个长期的、一般的劳务契约，这个契约无须在每次更换劳务类型时不断地重新谈判。不能把企业作为单人运行的机构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个机构内不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忽略了竞争这一重要的因素。企业内部的彼此竞争、与其他企业的竞争表明，这些竞争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一个将市场内部化了的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部门执行筛选雇员、技术和新产品的建议等职能，如果都是由独立的企业在外部进行时，很明显就是市场的功能。但当这些职能在企业内执行时，竞争的市场力量就被掩盖在表象背后，并经常被分析者错误地忽视。从行为分析的目的来说，比企业兴衰更重要的是企业里个人的兴衰。我们可把企业看做一个市场，企业里的个人都在进行竞争。一个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为在这个企业里是缺乏竞争。
在阿尔奇安的企业理论中，关于公司管理与产权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司股份的进一步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所有者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所有者可对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二是传统的个人产权、市场和竞争的理论仍然有效，在所有权分散的公司里，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企业之间的管理者都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同样会对公司的财富增长带来好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会失去这种优势。三是在不同的产权类型中，关键要看股东获取利润的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权是否分散。在股东权利价值不能资本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企业高成本转移利润的现象。如果在股东权利价值可以资本化的情况下，股东就具有关心潜在的资本价值效应的动力，经理也会具有关心资本价值效应的责任感。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他们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起源和性质的比较
在企业起源和性质问题上，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这一角度来说明企业的起源，重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说明企业这一组织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分工与协作创造生产力。其一，分工从生产专业化、工具专业化、操作专业化的角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可把为生产同一产品的各环节的分工集中起来，通过提高每一环节的效率来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其二，协作从生产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产综合效率。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制度，众多生产者的协作生产可完成靠个人的能力无法完成的工作，协作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要大于单个生产者进行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总和。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是生产性。从这一性质看，企业与市场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生产可独立于市场而存在。因此，企业与市场之间不是取代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起源，他们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与市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要有企业的原因，科斯强调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种方式。事实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也是采用多种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把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也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使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对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企业是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和行政决策来实现资源配置。因此，企业就其性质来说，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可完全取代市场，企业可以与市场并存。采用企业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关键要看哪一种方式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采用企业这一形式来组织生产，其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完全用市场这一无组织、无计划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是有缺陷的。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只研究市场问题还不够，还必须研究企业制度，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有直接影响。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论证了企业这一组织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产效率或经济活动效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方式能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从共同点看，企业能提高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必须开展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从不同点看，必须对企业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企业问题。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企业性质界定为一种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还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从契约方式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都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组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组织，从生产性来界定企业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外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与市场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具有的与市场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这一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得出企业与市场是取代关系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不同界定，能对企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认识。既要从生产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也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既要从企业内部生产的特点来认识企业，也要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这两方面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上来认识企业的性质。
(二)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要求企业的产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第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会使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出现复杂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财产权利中包含的各项权利出现分离。当企业实行法人制度后，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就更加彻底，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不仅不是一个主体，而且还具有多层次的关系，使整个产权关系涉及多个经济主体。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就会在企业出现委托关系。经理层成为企业委托关系的核心，它是连接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的中间环节。产权关系的这一变化，使所有者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所有者，资本本身的职能也越来越与资本所有者分离，而由经理层来承担。产权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及企业经理层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们高度注重和研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
马克思经济学篇5
学校课程设置问题
许多学校将西方经济学摆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课时量重视、教材重视、考研重视，认为重视西方经济学就是与世界接轨，重视政治经济学就是与时代脱节，再加上由于“恶性循环”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师缺乏，师资队伍不稳定，都给政治经济学教学造成一定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和实践脱节。多年来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解过于僵化和教条化，再加上教学模式固化，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两张皮”，很多敏感问题我们也没有正面回答，比如说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与剥削问题、利润均等化、民营经济问题等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高度抽象的理论，用它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联系起来，事实求是，与时俱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需要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趋势的对策
第一，明确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区别。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和平演变时有发生，必须明确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我们的执政党代表的利益必须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必须毫不动摇。
第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经济学乃致用之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与经济发展现实紧密联系，不仅要能够解释当前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还要能对将来的经济发展做出预测，并且还要能够指导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系重建刻不容缓。
马克思经济学篇6
通过对大量经济学著作进行研读之后，青年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已经将劳动视为生产的“真正灵魂”，但他们仍然没有赋予劳动者“真正意义上的任何东西”，反过来，却给私有财产拥有者提供了“满足自身需要的一切”。因而，为了弄清私有财产的真正本质，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把异化理论运用到经济领域，将异化与劳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1843—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阅读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并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和评注。在这些摘要和评注中，特别是在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密切相关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通过对谋生劳动———即一般商品生产劳动———的独到分析，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并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初步界定和探讨。马克思认为，人们最初生产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存在产品的剩余与交换，因而尚未引起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脱离。但是，当剩余产品出现以后，原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主要仍然是“劳动”，即劳动者直接消费自己劳动所得以满足生存所需，但是同时人们会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满足自身需要之后的剩余产品去交换另一人的剩余产品。在这种物物交换中，“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脱离的异化还只是劳动局部现象。然而，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当产品最直接的用途已经不再是满足自己需要，而是用于交换的时候，劳动就成为谋生劳动，此时异化也就成为了普遍现象。这是因为:“(1)一方面，谋生的劳动以及工人的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的社会组合;(2)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可见，谋生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在这种生产劳动中，一方面，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并非直接用于自身的消费，而是用于交换;另一方面，与人们的需要越来越多样不同，从事劳动的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工作却越来越单一。由此看来，青年马克思所谓的谋生劳动，既不是那种“生产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的劳动，也不是那种“生产偶然发生交换的剩余产品”的劳动，而是一种“生产产品纯粹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即一般商品的生产劳动。所以，马克思指出:谋生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然禀赋”和“自我享受”，而是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获得生存的基本手段。通过对谋生劳动形成的演进过程进行历史分析，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在劳动成为了“直接谋生”的劳动之后，也就必定会内在地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尽管，同后来雇佣劳动异化理论有别，青年马克思此时此地关于谋生劳动异化现象的论述，重点在于分析一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造成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劳动个人成为整个社会需要的奴隶，整个社会需要则成为劳动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但毫无疑问，马克思早期对谋生劳动四个方面的初步分析已经为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全面阐述做出了材料上的积累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异化劳动的全面阐述
作为一部尚未完成的早期文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完全经验的分析”的结果，也是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究的伟大成果。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认真的批判研究”，青年马克思不仅详细阐述了人们熟知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得愈多，自己却愈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愈多，自身提供的劳动力商品却愈廉价。于是，青年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事实:“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用异化劳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进行描述之后，马克思又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深入的剖析。劳动的异化，首先表现为:(1)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已经不是一种归属关系，而是一种异己的关系。劳动产品不仅不再归属于劳动者本人，反而成为控制劳动者自身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属于他自身的东西反而越少，控制他的力量反而越强大。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结果与劳动主体关系上，而且还直接表现在劳动活动的过程之中，即异化表现为:(2)劳动活动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即生产本身已经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也就是说，劳动已经不属于从事劳动活动的主体，而已经归属于别人。这种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折磨，表现为肉体上的损伤和精神上的摧残，是对肉体的强制和折磨。劳动者在劳动中不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不再是使人成其为人，而是使人降格为动物。谈完“物的异化”之后，根据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自然而然可以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3)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不仅使得劳动主体同其产品相异化，也使得劳动主体同其生命活动相异化，这就必然会导致劳动主体同其“类本质”相异化，“类本质”变成了对劳动主体来说是异己的本质。这样一来，“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相异化”，个体同群体和社会相对抗、相分裂。劳动主体同其产品、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就必然导致:(4)人同人相异化。即劳动主体不仅与他自身相对立，而且每一个人都同他人相异化。正是通过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此后，青年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辩证关系。尽管私有财产直接表现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马克思强调，准确地说私有财产也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方面，私有财产不仅可以当作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无疑更应该视为异化劳动的产物。
基于此，马克思得出工人对生产的关系及其解放之途:“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通过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推演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过程的关系问题”之后，马克思立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视角，对社会形态演进作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是具有类本质的人自身的阶段，即劳动和人的本质尚未异化的阶段。自从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来满足自己生存所需的时候，人就使得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了。此后，人开启了具有类本质的人自身的阶段，即劳动和人的本质尚未异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是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的必须，是人使自己得以生存的基础。换而言之，劳动是人生存的手段和条件，是人成其为人的标志，人通过劳动，改变了世界的模样，体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第二阶段是人的本质异化阶段，即劳动异化和产生私有财产的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开始出现，氏族社会瓦解，人的本质便发生了异化。在人的本质异化阶段，即在劳动异化和产生私有财产的阶段，作为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但脱离了人自身的控制，而且反过来成为“奴役人”的东西，原本作为主体的人却成了“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对象”。
第三阶段是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的复归)阶段，即扬弃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阶段。这个阶段人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完成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人的解放和复原”。“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尽管异化劳动的全面阐述暴露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和黑格尔正反合式论调在马克思社会形态哲学论证中的残留，但是上述社会形态演进的三阶段划分无疑有利于经典作家揭露私有财产制的暂时性，也便于他揭示“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的本质———“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显然，青年马克思已经发现，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依靠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而这必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三、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945年2月，被驱逐的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来到了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的三年里，马克思对形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其中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无疑意义重大。蒲鲁东认为“财产就是盗窃”，资产阶级私有制违反人性，破坏道德，是造成贫困的罪魁祸首，因而只有废除财产才能消灭贫困。这种反私有制的立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经有所不同。正因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底完成的《神圣家族》中已经指出:以往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一基本前提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任何进一步的研究，蒲鲁东对私有制所做的批判性考察，“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然而，非常遗憾，蒲鲁东尽管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困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但他仍然没能因此而有任何新的发现，没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他不过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针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这部“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展开了毫不留情的全面批判，撰写了《哲学的贫困》。蒲鲁东认为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地揭示了价值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他们没有能够阐明价值的矛盾本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对此，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西斯蒙第、罗德戴尔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都是立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论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谈。”不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并非蒲鲁东“新的发现”，而且蒲鲁东对这一“矛盾的本性”奥秘的揭示“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马克思指出，蒲鲁东首先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此后他又将“使用价值”混同为“供给”、将“交换价值”混同为“需求”，然后，他再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去代替“交换价值”。通过这一系列的变换之后，“效用”就等同于“使用价值”和“供给”了;而“意见”也就等同于“交换价值”和“需求”了。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这两种对立力量的调和，蒲鲁东又搬出了“决定的自由”:“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缩减你的费用。”在马克思看来，“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不仅如此，而且“需求者”同样“供给某种产品或货币”，“供给者”同样“需求某种产品或货币”。由此可见，“蒲鲁东先生随便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无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而建议其应该看看霍吉斯金《政治经济学》、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和托•娄•艾德门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等著作。
与此同时，通过同李嘉图价值论的比较，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撇开资产阶级生产的这个实际运动不谈，想通过“玩弄辞句的企图”，“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基于此，马克思将蒲鲁东的价值论称为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解读”:“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先生一直“向我们推崇的那个公式”———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绝非这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首创，实际上，“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论证过。”
马克思经济学篇7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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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马克思经济学篇8
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09年最新预备党员思想汇报: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
尊敬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组织: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就是从《资本论》中提炼出的精髓。虽然我没有读过《资本论》原着,但我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是指人们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运用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衣、食、住、行所需的物质资料,而这些物质资料只有通过生产才能取得,离开物质资料生产,人类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从事其他活动的先决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的一段话,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耳熟能详
有人会说,首先是物质生产,其次才是商品交换。如果没有物质生产,哪来的商品交换呢?生产决定了交换,从而生产决定了消费。但是资源瓶径制约和决定了生产。工业“三废”污染了环境,损害了人类健康。过度排放使地球变暖,影响了生态,影响了人类。生态破坏影响了生物圈和食物链,最终危害人类。人口过度膨胀迫使人类增加生产、从而造成资源瓶径、环境压力和生态问题等等。
实际上人口、资源、环境是相互制约和协调发展的母生态系统,人类的生产、交换、消费是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子生态系统。人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界的总供给也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每种资源和产品的具体供给却是有限的,分布不匀的,占有不均的。资源和产品都是有限的、分布不匀和占有不均的,但是,这些资源和产品又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可能性。人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个人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和手段又是非常有限的,个人显然不能依靠自己的独立活动满足自身的全部需要,而必须借助他人的资源和产品。这就出现了分工与合作的问题,分工与合作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资源和产品的有限性、分布不匀性、占有不均性,决定了资源和产品的互补性。个人获取物质资料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分工与合作。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是要付出代价的。物质生产需要消耗一定资源和劳动力。这些都决定了资源和产品消耗的补偿性。也就是说,他人的资源和产品不是白来的,要付出代价、消耗资源和劳动力的。所以,他人的资源和产品不是白拿的,需要用一定资源或产品来补偿的。由此看来,只要是资源和产品具有互补性、代价性、补偿性,社会经济就必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那种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就会取消的想法只能是一相情愿。
以上就是我今天学习和思考的一点成果,我特地向党组织汇报,我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指导我的学习和生活,同时,我还会坚持对其相关理论的深入分析,争取能够融会贯通成为帮助我不断进步的好帮手。
马克思经济学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马克思经济学篇10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相对理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前提条件时，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类认识是否定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把这一假设条件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特有的经济范畴；另一类认识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承认并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
笔者同意后类观点，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巨大的理论包容量是任何经济理论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经济学，则可以梳理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脉络，这是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思想脉络
首先，马克思的“经济人”实际是经济关系人。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即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以物质资料为载体的物质利益，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在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同时，相互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为此，他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人的根本特征是资本关系人，如他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关系人是在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互矛盾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先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例分析了经济关系人理性的矛盾运动过程，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生产者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有理性的，但是，这一理性只是个体理性，而这个个体理性是否符合社会理性。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理性相符合，完全取决于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这要在商品交换中才能见分晓。但在交换中要实现这一转化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因为：第一，私人的个体理性与实际的社会理性在质上很难一致。如马克思分析到，(1)商品生产带有很大盲目性，不可能精确地估算出社会需要，即使即期估计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移动，也可能是错误的。(2)社会需求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如果商品生产者墨守成规，就不能满足社会新的需要。(3)社会需求是有限度的，同时存在着竞争者，所以可能有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第二，私人的个体理性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理性程度在量上很难一致。马克思认为，(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变化的，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商品能换到多少货币很难确定。(2)即使某种商品都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种商品的总数仍有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因为，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只有符合社会总劳动对该商品生产部门所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因此，马克思指出“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而“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谈到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但是，他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理论内容。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转化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使经济人理性的矛盾更加扩大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社会化了，而生产资料和产品却属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服从于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广大雇佣工人则处于被无偿剥削的境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组利益矛盾：一是，个别企业有理性的利益追求与整个社会利益无理性运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要求企业生产是有组织的，各个企业能完全理性地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各个企业并不完全了解社会的需求，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又极其无序和非理性化。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供给与需求相对缩小的利益矛盾。资本家对剩余利益的无限贪欲和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必然要改进生产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主义信用的广泛发展为其提供了可能。但这些无限供给却归资本家所有，并且资本家在扩大无限供给的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而且资本的积累、集中、积聚又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从而，整个社会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当上述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利益矛盾运动的表现，并且这些利益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利益的丧失。
可见，经济人以及经济人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条明晰的主线。在此，马克思经济学主要采用宏观的、动态的、客观的分析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的剖析，间接地揭示了经济人理性变化运动规律，并将它的内在性归结为利益矛盾的存在、发展与演化，这一分析逻辑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所独有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完成。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在阐明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以及追求两者一致性的重要性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理性的相对性的思想，即个体理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他人、相对社会而言的。因此，笔者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正是从这个角度对理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二、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分析
所谓经济人的相对理性，就是指经济人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决策和行动过程中，相对于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外部的约束条件而言，其理性是相对的。1、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和变化的
经济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是相对于与之有利益相关的外部世界、相对于某一时间阶段来讲的。如果不考虑个体行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仅从孤立的给定条件出发来评判个体行为的理性程度将会得出非常片面的结论，因此评价个体理性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相对性。具体而言，理性的相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人在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时，是不能脱离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要依赖于外部世界提供的便利条件和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又会对相关的外部世界产生影响。(2)个体行为指向的对象由于受到个体行为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面对的对象也是相对的。(3)在对个体理性进行考察的时候，不能只孤立地看到条件本身是什么，而是要看到这一条件在具体的环境下对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时点、对不同的行为个体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4)经济人个体行为过程是由个体与其他行为方的行动一步一步连接而构成的，是一个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互为因果的发展过程。行动的每一阶段由于行为各方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一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不确定的阶段性结果又影响着下一阶段个体的选择空间和结果，此过程具有显著的相对性。(5)个体行为的最终结果理性与否的评判也是相对的，这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行为者事先的理性预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背景条件，也就是说必须将个体本人的影响和对外部的影响结合起来考察，不能孤立的来看待。
就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人理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非完全理性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人的理性程度也存在一个由非完全理性逐步接近完全理性的发展过程。所以，经济人的理性是动态的、变化的。就普遍联系的角度看，经济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动态交互贯穿于个体行为的全过程，表现为经济人个体本身以及对其构成影响和约束的外部条件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是因为经济人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并非一经给出就静止不变，同样的，经济人也不是在作出首次决策后就再无其他行动。一方面，经济人会不断地受到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变化又对外部条件产生着反作用。正是这种经济人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和交互作用使得经济人的理性具有动态性。
2、经济人的理性约束条件是多元和动态的
经济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其行为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而这些条件本身在不断变化，其影响程度也随着它们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约束条件是多元的。作为被抽象出来的经济活动承担者，经济人必然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的个体。个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有：
一是按照约束条件的来源，可以划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类。主观条件指的是个体自身的各种约束条件，主要包括个体的相关知识水平、计算和判断能力、体力状况、性格倾向等等。客观条件指的是个体外部的各种约束条件，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信用状况、直接利益相关者状况等等。
二是按照约束条件与个体行为结果的相关程度，可以划分为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两类。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因素，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没有直接影响，但可能会通过其他因素的传递而最终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因素。
三是按照约束条件的动态程度可以分为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和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不大的因素，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较大的因素。
此外，约束条件之间也可能有着某种程度的互相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可能是非常明显或非常重要的。多元的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抵消又互相加强的作用力，这使得它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
其次，约束条件是动态变化的。在个体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全过程中，与该行为有关的约束条件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所谓“给定条件”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的条件。以事前、事中、事后分别的约束条件来评判个体的理性程度，可能得出差异巨大的结果。
对于个体的决策行为来讲，所有约束条件在一定时期内都可能发生变化。不同约束条件的变化对个体行为结果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也可能是不同方向，有些影响互相抵消，另一些可能互相加强。因此，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后果的影响同样处在变化之中。在最初时点上被认为是理性的决策随着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有可能产生与其预期有差异的结果，差异的程度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由于某些突发事件而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资本家投资的实际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从事后来考量，这些投资行为应该被判断为非理性的，而这一结果正是由于外部的约束条件产生戏剧性变化的结果。
约束条件不但本身不断在变化，而且对特定个体行为的影响力也是在变化的。如在生产中，原材料价格变动对产品生产的利润率有直接影响?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欧佩克石油供应变动对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为例，80年代以前，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对欧佩克的石油供给依赖性很强，以至于欧佩克70年代的减产造成各国连续多年的萧条，从这里可以看出石油作为原料对生产利润的巨大影响。但是，正是认识到了这种过度的依赖性，各工业国此后开始寻求其他渠道以削弱欧佩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萧条以后的几十年间，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欧佩克对工业国生产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了，一是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飞速发展，二是许多非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出口逐渐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石油市场份额。因此，欧佩克的石油产量对世界经济虽然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其程度已经不能与80年代之前相提并论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技术进步给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生产的各种约束条件的影响力也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改变。因此，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理性程度的影响也必须动态地来考察。3、经济人的理性评价体系不是个体的而是社会的
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对于所有个体经济人而言，他们都是按照决策时所掌握的信息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决策，如果仅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孤立的判断无疑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这种事前貌似理性的决策经常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个体要达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让自己行为的结果满足社会的需要，即只有达到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才可以说人达到了完全的理性。然而由于人的信息搜集、处理、计算等能力都是有限的，加上外部世界的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化，这种统一的达到是偶然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只能不断接近这种完全理性。
经济人的社会理性是不可控的。个体理性是单纯从行为者个人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评判，个体行为者对外部条件的信息进行搜集、判断和计算，并作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决策，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理性的判断所牵涉到的因素或变量有限，因而比较容易控制。社会理性远远不同于个体理性，社会理性的实现不是单个或有限个体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全社会无数个个体经过极其复杂的动态交互过程而形成的。它受到大量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因素和无数个个体行为的共同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和行为本身又都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理性是难以加以控制的。
理性的评价体系是社会和事后的。个体行为与外部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多重均衡的产生，行为的整个过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变化。这可能是由于个体行为的结果在外部条件的制约下具有不确定性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个体的行为与外部制约条件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并不是能够事先完全确定的，最终的真正结果是多重均衡中的一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三、经济人理性程度的测量标准
基于上述，经济人理性程度的考察和测量标准具有全面、动态的特点。
对于具体的个体理性评价案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洁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模型设定个体的理性程度是0—1之间的某个数值，其中，“1”表示完全理性，“0”表示完全非理性，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显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理性会是介于0和1之间的某个数值。
理性程度测量的基本方法如下：
①：R0=R0(a0，b0，cR0…)；
②：Rt=Rt(at，at，bt，ct…)，t=1，2…n，o≤at≤1，0≤Rt≤1；
③：at=at(R-1)，bt=bt(Rt-1)，ct=ct(Rt-1)…；
④：X=(R1+…+R和+Rt+Rt+1+…Rn)／n
在上述公式中，R0表示最初时点上(第0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初始值，由a0，b0，c0等确定；a0，b0，c0等是在第0期给出的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初始值，为常数；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at表示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at，bt，ct等分别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影响程度；x表示最终获得的个体理性程度的数值。
把个体行为从决策开始到行为结束分为n+1个阶段(从0到n)。R0这一时点上行为尚未开始，因此其值由a0，b0，c0等初始值给出。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行为在该期对社会利益的贡献越大。Rt是一个以at、at、bt、c。等为自变量的复合函数。其中，al是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该系数介于0—1之间，at对函数值有着明显的修正作用，这里就体现了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对行为进行着动态的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行为结果的影响。at，bt，ct的值分别是t-11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的函数，它们反过来又决定着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程度。最后，把从第1期到第n期(由于第o期行为尚未开始，因此不计算在内)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数值取一个平均值，得出的x就是我们要测量的个体理性的数量值。该值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可以看到四种典型情况：(1)个体一开始就不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2)个体一开始就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1，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3)个体一开始并不考虑社会利益，但以后逐步调整行为以适应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区间中段；(4)个体一开始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却渐渐走向自私，不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也将接近于区间中段。
上述理性程度测量模型的依据是，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只有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时。个体才是真正理性的，因此，理性评价的主要原则是看个体行为结果是否体现了这种一致性。个体行为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若干区间，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总体影响程度是由个体行为的动态调整和社会中受到个体行为影响的各个具体因素共同决定的。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之间的动态交互充分表现在：约束条件在每一期作为自变量对个体的行为构成影响，而这一期的个体行为的结果又作为自变量对下一期的约束条件构成影响。个体在每一期都会根据上一期行为的结果对下一步的行为作出调整，这将使得每一期的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都有所不同。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不仅考虑到个体行为起初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而且考虑到个体在行为过程中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以社会利益的实现为基本考察原则的模型。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经济人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问题就容易多了。如上所述，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到社会利益，而在整个过程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l，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可能接近完全理性。这说明经济人如果是理性的就不能是自私，就算他是自私的，他也必须如贝克尔所说要掩盖起来。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个体利益，在以后的过程中也不考察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这也说明自私人是非理性的，其结果也不可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时利益才可能达到最大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古典主义经济人假设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自私人与完全理性人是无法统一的。
四、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价值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经济范畴的确立，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这样，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以及人的经济行为时，可以不需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而是把人在经济意义上的特点抽象出来，这使得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大大简化了。但它的完全理性、完全自利等假设也因其与现实的不相符合而不断受到质疑。斯密之后。先后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诸多经济学流派或学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或修正。
中国学界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创新观点也很多，如程恩富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新经济人”假说，孟捷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经济人假设合理成分的分析，李炳炎关于科学经济人的理性说，郑贵廷等关于“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说，以及市场经济理性的观点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条件下发展了经济人理论。笔者提出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一假设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主要体现在经济人的行为与外部世界普遍联系，并与外部世界有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其理性程度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大多把经济人的行为看作是孤立的或与外部世界不存在动态交互影响的假设有重大差别。
1、与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在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中：个体的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个体的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对个体来说，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被事先总结在作为参数的价格当中，个体作出决策时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
从上述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特点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它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假设经济人至少在其行为的过程中是孤立的，外部世界的全部条件仅仅被概略地总结为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参数，这些参数是事先给定的，而且一经给出便不再变动。经济人的行为与这些参数之间没有动态的交互关系。只要经济人的决策已经作出，则外部世界的情况无论怎样变动，都不会再对经济人在考察期内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对应的，经济人的行为在考察期内也不会对外界产生任何影响。
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强调的便是：经济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部世界有着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对经济人的行为及对其行为的理性程度的测量产生重要影响。外界因素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化。
2、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把古典假设中经济人的无限理性修正为有限理性。这一修正不仅对经济人假设本身，而且对此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框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限理性假设还被行为经济学等学派所接受并发展。
从有限理性假设本身来看，它无疑比无限理性假设更接近现实。然而，有限理性实际上只是修正了经济人假设中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约束条件，而不是最大化行为本身。就这一点，它并没有对古典经济人假设有所突破。有限理性理论所指出的经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事先给定的条件，在经济人根据这些条件作出决策后，这些条件的变化不再纳入对经济人理性程度考察的范围，经济人行为的结果对这些外部条件的反作用也不再加以考虑。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分析经济人理性的时候不仅要把约束条件作为动态的可变的因素加以考虑，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人行为的后果对这些约束条件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动且交互的复杂的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制度化过程被看作是社会行为主体追求个人理性化的过程，在它的研究中，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行为倾向的个体的独立选择行为及其相互影响，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个体所表现的各种行为特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竞争与合作。从这点上来说，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中包含了经济人与其他个体以及外部世界的其他约束条件之间相互的影响。但是，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所说的动态交互影响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说的是社会的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方式的约束和影响。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在新制度经济学这里，对于经济人来说，他所要接受的制度约束是给定的。虽然长期内制度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在对经济人理性的考察期内，也就是说，制度是经济人效用函数的一个事先给定的稳定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
3、与博弈论的合作理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