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论文篇1
大学化学是工科院校非化学化工专业所设置的一门基础课，对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也是唯一的一门化学类课程。现在的大学生将是建设国家未来的工程师，由于没有其他化学类后续课程，因此可以说大学化学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工程师们的整体素质。由于大学化学直接面向非化学化工专业学生，因此，大学化学课程对学生进行绿色化学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影响面之大、教学效果之明显远非其它课程所能比。如何把绿色化学融合于大学化学教学内容中，使绿色化学成为21世纪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大学化学教学绿色化，对化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但是，当前绝大多数的绿色化学教育都局限于化学化工专业。对非化学化工类学生进行绿色化学理念普及教育还远未引起教育界的重视。鉴于绿色化学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都有重要的深刻意义，本文分别从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方面进行绿色化学理念的构建。
2绿色化学理念在理论和实验教学中的构建
2．1绿色化学理念在理论教学中的构建
要在理论教学中进行绿色化学意识的构建，必须十分关注国内外有关绿色化学进展的各项报道，注重对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对已有的资料加以消化和吸收。在此基础上，将绿色化学的重要内容较为系统地整合到教学内容中，并积极跟踪科研成果的新进展、新动向及其相关的新信息，不断丰富、深化和改进绿色化学的教学内容。例如，在第一节绪论课里，在给同学们讲述化学前沿技术时，特别提到了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绿色化学内涵。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三位有机化学家———法国学者YvesChauvin和美国学者RichardR．Schroch、RobertH．Grubbs，以表彰他们在烯烃复分解反应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烯烃复分解反应，被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佩尔．阿尔伯格幽默地比喻为“交换舞伴的舞蹈”，对化学工业、制药工业、合成先进塑料材料以及未来“绿色医学”的发展都起着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绿色、高效”。该项研究使得人们向绿色化学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大大地减少了有害废物对人们的危害。在电化学一节，讲述了原电池的原理和应用。为了迎合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锂电池等以高速的形式发展。那么电池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之时，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污染，连生产电池的一线员工也未能幸免于难。如无锡的某个外资电池厂所发生的员工“镉”中毒事件，以及广东一些电池厂的员工所发生的“镉”中毒事件等。电池的使用涉及到千家万户，废电池的回收处理，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通过理论教学，让同学们了解重金属对人体的严重危害。如，镉被人体吸收后，将在体内形成镉硫蛋白，它首先使肝脏受损，继而引起骨软化症。该病以疼痛为特点，疼痛性质为刺痛，始于腰、背，继而波及肩、膝、髋关节，并逐渐扩至全身。活动时，这种疼痛会加剧，轻症患者，咳嗽或轻微外伤即可引发病理性骨折;重症患者，其四肢可屈曲变型，身高比健康时缩短10－30厘米。通过详细地讲解，让同学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电池的利与弊，为科学合理地使用电池打下了理论基础。在水体现状和水体保护一节时，给大家介绍了近几年发生在我国国内重大的水体污染事件，如2005年的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还有太湖的蓝藻的爆发等，让更多人意识到环境对人类可怕的报复。在讲到水体保护时，不是泛泛讲述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一般处理方法，而是结合现代污水处理技术，以某个污水处理厂为例，通过实地拍摄图片，讲述了活性淤泥法处理污水的工艺流程。通过污水处理的讲解，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而且也提高了同学们的科技人文素质。
2．2绿色化学理念在实验教学中的构建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化学实验是训练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但学生在做实验时，一般会给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每个化学实验室就像一个小型污染源。虽然每次实验排放污染物的量较小，但是其积聚起来的污染效应绝对不能忽视。因此，化学实验的绿色化是一个非常迫切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高校化学实验室通过微型化实验、减少使用有毒试剂和仿真模拟等一系列措施，进行绿色化实验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几年来，化学实验室按照绿色化学的理念和要求，改变和重新设计了部分化学实验的过程和方法，改进了实验仪器和装置，进行了微型实验的研究、重要反应过程的“绿色化”。具体做法是:①尽量避免使用或尽可能少用有毒试剂和溶剂(如盐酸羟胺等);②对污染严重的实验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尽量少的产生或不产生污染物，或用绿色化学新实验取代之;③采用微型实验，注重对实验产物或残留物的处理、回收、再生与利用。实验中绿色化学教学的开展，不但减少了环境污染，保护了师生健康，而且增强了师生的环境意识和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另外，微型实验的开展，在减少环境污染、节省实验经验、时间的同时，也为实验内容的充实与改革提供了条件。
3结语
大学理念论文篇2
关键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把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深入开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使大学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使全体大学生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
一.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当代大学生要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由马克思主义严密的科学体系、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决定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当代大学生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才能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深刻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统一起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实践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时代为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对当代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既需要着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能力，又需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已成为社会选人、用人、评价人的基本尺度。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最根本的就是澄清是非，知善恶，辨美丑。
二、理想信念教育主体、客体、介体、内容
理想信念教育的主体即我们的辅导员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做好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教育者自己必须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具有一定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保证人格的思想性和工作的思想性。
客体即理想信念教育的受动者，也就是我们的高校大学生，这是我们理想信念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说大学生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客体，其实也是相对的，在理想信念教育整个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客体在转化的过程中就会成为教育的主体，，在实施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用适应超越规律，充分分析现代大学生的特点和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做到二者的协调平衡，即达到教育硬目标，又不失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达到教育的软目标。
介体即理想信念教育的媒介。包括广播、报纸、网络等，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发挥党团组织、学生会、班级等正式群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引导好社团、同辈群体等非正式群体的发展，将其纳入规划，重视其巨大作用，保证经费投入；第三，要重视网络在教育中的作用，主动占领宣传阵地，唱响主旋律。
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必须注意结合日常生活，既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具有符合针对的学生的特殊表现方式，使学生能、愿意、乐于接受，在建构中批判，在批判中建构，注意将教育内容外化为学生实实在在的行为。
三、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施
有了好的内容和载体，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实施、管理和调控。理想教育的实施过程应该是教育者搭建平台并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也是大学生们参与、体验、感悟、升华的过程。必须分析不同层面大学生的特点，分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具体实施方法有理论教育法、实践锻炼法、榜样教育法、自我教育法、形象教育法、心理咨询法等。
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要坚持几个原则：1、综合性，即将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体系中进行统筹综合，确立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的综合教育体系；2、渗透性，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现方法有显性方法和隐性方法之分，前者已被长期运用于我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践之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大学生群体和时代的变化，其作用已大为减弱，迫切需要包括隐性教育法在内的其他教育方法予以补充。
四、理想信念教育效果评估
理想信念教育评估是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正确决策的基础，是实施有效管理的关键，是全面总结的依据，对加强和改进教育活动、促进教育活动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理想信念教育评估的根本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信念教育效果评估的特点包括：评估的对象和效果具有广泛性，充分对主题教育活动的内容、载体、策划、实施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评估内容和标准具有客观性，思想性和有效性是主题教育评估的最终标准；评估结果具有相对性；评估的结果具有导向性；评估的方法是定性和定量的统一。
总之，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题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校辅导员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把握好内容、载体、策划、实施、效果评估等各个方面，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大学理念论文篇3
大学英语通识教育中，应该包括通用外语、通识教育外语、专门用途英语、学术外语等教学内容，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具有获取信息、达到交流目的、拥有丰富人文性的特点，因此大学英语课程应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和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如何利用英语跨文化交流，让学生在英语交流中有话可说，在学习英语中不知不觉的忘记英语学习的痛苦。由此，现阶段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急需深化改革，转变教学观念，不在仅仅重视对学生英语语言技能的传授，要重视英语教学课程结构的变化，培养学生思辨性意识，提高学生的全方位素质。目前，我国有些高校英语教学中已经开展了外语通识教育，如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学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了让广大高校深层次了解中国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精髓，实现中西文化顺利传播的目标，各大高校都应积极深化英语教学改革，开通外语通识教育。
2.调整大学英语课程结构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中，大一和大二，英语课程还是所有学生学习的必修课，但是到了大三，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英语纯粹靠自觉，不考研的学生基本中断了对英语的学习，而作为一门外国语言，长期不接触，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慢慢退化，这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很不利的。笔者认为在大三、大四，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仍旧需要开设英语课程，可以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主要以拓宽学生眼界和知识面为目的，同时还应该设置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使英语教学逐渐走向实用化、综合化。例如，中山大学在外语通识教育课程建设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建设了十二门双语或者外语类的通识教育课程，为了落实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仍在不断的优化大学英语通识教育课程结构，其在课程标准与实施方案制定方面，在遵循国际规范的基础上，参照世界前100所大学人才培养与课程设置方案；在课程建设过程中，邀请名校相关专家或者著名的学者参与建设或者参与教学工作；在英语通识教育教材的选择上，优先选择国内外一流的出版社出版的著名学者研发的教材，并支持学生利用网络信息环境进行自主个性化的学习。在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实践中，学生利用网络信息环境自主学生的课时占二分之一，学分占三分之一。现以中山大学《北美社会与文化》为例，这门课属于中山大学大学英语通识教育课程之一，这门课程主要是向学生介绍北美的历史、社会文化，在课程建设中，邀请了北美高校以及国内重点高校中相关的知名专家或者学者参与建设，其教材属于部级规范教材，同时还有相关配套的网络课程。再如，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也设置了英语通识教育。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内容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大类平台课，是指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公共基础课程。大类平台课又分为基础平台课程和开放性平台课程，其中的基础平台课程主要包括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两门课；开放性平台课程主要包括英语史、英语词汇、英语结构、英诗选读、圣经释读、短篇小说选读、大众文化间接与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简论、莎士比亚与马洛戏剧、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二是通选课。北京大学的通选课程设置每一学期都不同，以传授各国社会与文化知识为主，根据选修课的开设情况，为同一大类学生提供的通选选修课有16门，面向全校所有学生开设的通选选修课程有几十门，而且每一个学期的通选课重复率极低，学生在大学选修课中选择机会较多，这样也有利于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目标选择自己习惯的选修课，从而促进学生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为了促进学生多方位的选择，北京大学规定，所有学生毕业后通选课的学分不得少于16个，其中每一个领域的通选课学分不得少于2个，在e领域选修的通选课学分不得少于4个；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生在a领域选修的通选课学分不得少于4个，通选课的教师基本是由学校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担任，教学内容重点是启发学生的思想，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思辨的能力。每一门课每周两个课时，一个学期内完成。综上，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在设置大学英语通识教育课程中，都予以了高度重视，积极向学生传授国外的社会与文化知识，促进跨文化的大学英语教学，这样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3.加强大学英语教学的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是相对显性课程来说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统称为显性课程，而隐性课程是指在课堂之外进行的英语教学。高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通俗教育，可以邀请国外高校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或者学者来校开展教学活动，为学生进行短期讲学或者开展英语讲座，也可以请国内相关著名学者来校教学活动，有的高校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聘请外国各国学者来校开展教学活动，可能难度较大，但是可以在本校定期开展英语和外国文化的交流活动，还可以举办英语电影节，组织各种有关英语文化知识方面的娱乐活动，使学生在隐性课程中更多的了解与丰富世界各国的基础文化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例如，中山大学从2009年开始，每年都会聘请外国相关专家来校开展合作，为学生进行短期的讲学。
4.加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在教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教师队伍的配套建设跟不上。即使大学英语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好了，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而且，目前中学生的英语水平在不断提升，这对大学英语教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活动不仅要满足学生将网络与英语文本、课堂的信息化教学相联系的要求，还要为国家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广通识教育，而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英语教师水平是达不到要求的，因此，需要加强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加强对新进教师与中青年教师的引导教育，使他们转变教学观念，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培训与教育，力求让他们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法、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多方面都实现转变，促进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实现与推广。在具体的实践中，高校可以先聘请国外相关的知名专家来校授课，并让本校的英语教师学习，等本校的英语教师已经具备的一定的能力之后，再让其独立授课；高校还可以为本校的英语教师提供出国进修的机会，使其在进修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扩宽视野。同时，高校英语教师自身也应该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与主人翁意识，主动的学习外国文化以及跨专业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例如，中山大学，每年7月聘请几位国内外的相关专家与学者来校合作，进行短期讲学，本校的教师在这期间进行跟课学习，并协同一起建设英语通识教育课程。同时，每年7月中山大学还会开展信息化英语通识教育课程需要开发的专门技术培训，使教师能够充分掌握现代化教育技术，开展信息化教学，培训合格的教师，给予相关资格证书。培训结束后，教师需要建立本人主讲课程的网络支持系统，从而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课程资源，从网络中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丰富教学方法，进而推进英语通识教育的发展。
5.完善考试和评估制度
考试和评估制度在大学课程教学中，发挥着引导性与指导性的作用。现阶段，我国高校测试学生英语水平的方式普遍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在大二的时候就拿到了四、六级证书，拿到证书之后，就很可能松懈了对英语的学习，因此，高校需要加强对学生英语水平的监测，完善考试与评估制度，缩小期末考试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将平时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自主学习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英语口语能力等都纳入考评范围之中，从而督促学生学习英语，丰富学生的外国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进而推进大学英语通识教育的发展。
6.结束语
大学理念论文篇4
关键词：大学语文存在问题应对策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不断出现，学术发展的趋势是文理接近或融合，文理互渗日渐明显。这些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有各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性知识结构，而且还要有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大学语文课程对于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沟通文理两科的“通才”，使学生求得关于自然、社会、人文的“通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语文课程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思想修养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由于受大学教育专业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对大学语文课程不够重视等方面的原因，大学语文教学的现状并不使人乐观。正确地认清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找准大学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实现方式，对其加以理性的把握，对于更好地发挥大学语文的教育功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1.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职院校是培养和造就各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摇篮，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学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基础课，对于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现状并不使人乐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教材内容缺乏创新，课程定位比较模糊
大学语文课程主要不是培养学生的实际技术和办事能力，而是培养学生做人的知识和能力，让学生在掌握科技知识的同时发扬人文精神，重视人的自身价值与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让学生学会做人，能摆正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关系。大学语文不是文学课、语言课，而是人生教育课。因此，大学语文在教学内容上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它与中学语文不同，与其他的一些实用类课程也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纵观现有的大学语文教材，虽然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编排立意也各有所重，各有千秋，但基本没有跳出中学语文教材的模式范畴。总的看来形式比较单一，大多属于名篇选读名著节录加文体写作指导，定位上缺乏大学语文必要的个性特征和体系的开放意识，内容覆盖面也有待开拓。这样的语文教材只适合于语文基础知识技能训练的教育实际，却不能适应大学教育的新的要求。
1.2教学模式陈旧，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体现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学生听、记，这种教学模式与名篇选读类的教材比较合拍，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给予学生一种比较完整的解读和提示。这种模式对于中学语文教学来说比较合适，因为它能适应高考指挥棒的驱使。但对于大学语文来说却显然已经不适合，一方面是大学生的自主意识比较强，思维比较活跃，要他们始终处于接受状态并不现实；另一方面没有了高考的压力，沿袭的教学模式会让学生心有抵触，他们更希望有新的模式接受新的内容。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体现，造成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够。同时，由于忽视了学生个性程度的差异，课堂教学缺乏针对性，导致程度好的学生感觉上课没有新意，而程度较差的学生又感觉跟不上的尴尬局面。另外，由于在课堂上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发不足，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欠缺，直接影响了学生想象力和思维能力的开发。
1.3课程地位认识不够，课时安排严重不足。
目前国内高职院校虽也普遍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但在课时安排中，一般都只有32~40学时，大学语文并没有被视为与人文素质教育密切相关的课程而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当一些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既不像英语，与中学自然接轨，并有种种量化的考级系统检测手段与之配套；也不同于政治理论课，有教育部指定的必要的课时作为政策保障。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教学目的、教学的检测手段及其教学效果实际上是相当含混模棱的，它与前期的语文教学脱节，而向后延伸又缺乏继续拓展的后劲和保障，实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
2.面对问题，大学语文教学的应对策略
大学语文一方面有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强调，它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但另一方面却又是日益遭到了边缘化[1]，面对这种现状，在日益呼唤人文精神关怀的今天，作为肩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课程大学语文，有必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首先进行自我调适，对课程的教学做出全方位的变革。
2.1调整教学内容，变名篇赏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授与熏陶
在以往的大学语文教学中，通常是以文学史为线索，以名篇佳作的赏析为重点来安排教学内容，这样的教学内容不仅与中学语文教学内容有所重复，不能体现大学语文的课程特点，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即使全部掌握了教学内容也只是学习了一些文字知识，欣赏了字词句篇，特别是对于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来说，似乎收获不大。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以传统的思想文化为中心，以思想学说对文化形成的影响为重点，梳理思想学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脉络，认识传统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再结合经典篇目，在学习、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的同时，陶冶学生的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心。
一个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线，如果一个民族漠视并丧失了自己优良的传统，结果必将是这个民族的逐渐衰落，直至消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其文化思想博大精深、璀璨夺目，每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都对文化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都能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思想文化的传承都有其特定的意义，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大学语文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作品，因此，它既是对中学语文的超越，又是对中学语文涉及的文化知识的重新组合。通过对教材内容的改革，让学生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些知识对完善精神人格、拓展思维视野、加深文化修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2更新教学模式，优化教学主体，培养思维能力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这是搞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2]在高职院校中，大学语文始终存在着课时少而任务重的矛盾，如何在有限的几十个课时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效率，全面实施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提高广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与人文素质，已越来越成为大学语文课程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2.2.1变传授知识为培养能力
据专家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最佳智能结构应具备六种能力，即自学能力、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这几种能力的培养，以往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法是不能胜任的。学生不具备开拓性和创造性，知识传授得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况且在大学学习期间，获得今后够用的知识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作为教师一定要转变观念，要变传授知识为培养能力。在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教师应启发、引导、点拨，为学生服务，教师在上课时，不要言无不尽，要把学生思维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思考，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还要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比如，在讲述《诗经》时，可以让学生去思考《国风》中的爱情诗反映出了当时怎样的一种爱情婚姻状况，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古代的爱情婚姻状况有何不同？诗经时代的爱情观与现代人的爱情观有何异同？再如鲁迅为什么称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对曹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中西思想激荡，传统与现代并存。作为人文社科主干课之一的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再是单纯地传授语言文学知识，简单、孤立地讲几十篇文章，而是让学生通过传统思想文化和经典著作的系统学习，了解思想文化产生、发展和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与经验教训，了解人类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创见、进步与成果，不但要“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而且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2.2.2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式教学
传统的封闭式教学以传授知识为能事，以填鸭式的文章分析为方法，既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又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社会形势的发展，呼唤着开放式教学方法的实行。因此，教师应当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培养他们良好的读书习惯，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教学中，教师必须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环境，必须将课堂教学辐射到课外，把教学内容和空间从课堂延伸到图书馆、互联网和社会之中，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启发他们积极思索、寻求智慧、关怀人生。比如，对于社会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去网上收集各家观点，形成自己的看法，到课堂上讨论，这样不仅能活跃学生的思维，使教学主体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还能让他们进一步去关注社会，了解现实。
2.3配置课外活动，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完善的知识结构、造就具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大学语文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和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3]，但是，由于对大学语文课程地位的认识不够，课时安排严重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门语文课，我们除了对学生进行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授与熏陶之外，还要注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审美能力和思考、分析、表达等能力，使每个人的综合能力和创造性得到最充分的开发，以实现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因此，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要结合专业应用开设一系列的中文选修课，如写作理论与实践、实用文体写作、演讲与口才、唐宋诗词鉴赏、诗歌鉴赏与朗诵技巧、小说鉴赏等等。这一系列选修课的开设，一方面可以提高那些在中学阶段偏科学生的语文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在系列选修课程开设之外，还要配置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如在课外时间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课外专题讲座，建设一些作家或思潮兴趣小组，针对当下一些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帮助学生搞不同形式的辩论赛，举办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组织实践活动等，这样既能够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又能够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培养他们健康的心智和高尚的人格，以人文修养来拓展自己的专业领域，为将来走上社会、成为一名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大学语文教学与改革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工程，它决不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空间，它需要许多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的配合，可谓任重而道远。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认准方向，不懈努力，就一定能使这门人文素质课程结出丰硕的果实。
参考文献：
[1]邢宇皓：遭遇尴尬的大学语文[m]，光明日报，2004.2.13（a3）
[2]袁振国：教育新理念[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倪文锦：语文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大学理念论文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法治理念教育；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2-0067-02
关于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法治理念培养的意义，国内早有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如何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利用儒家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法治教育，提升法律素质，是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这一课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1转变教育理念，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
高校在办学与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相互融合。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不仅需要德育教育，还需要与高校法治教育以及其他学科教育相配合。否则，对学生的法治理念教育就难以有收获。高校在加强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加强法治教育。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教育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高校教学计划，运用文化教育的手段推进法治教育，使法治教育与德育并重。
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学生接触法律知识，学习法理念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学校设立的法律课程，但是其单纯作为一门公共课程，很难单独达到法治理念教育的目标，所以必须加强教育内容的课程体系建设，建立起既包含法律知识、法治理念教育，又通过文化道德学习来互相补充的一个完善的课程体系，力争做到在及时把现行法律、当代法治理念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中，及时与所学习的传统文化知识相融合。
2合理进行课程设置，完善教学教材编排
在当前很多高校当中，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呈现出完全割裂开来的趋势。高校一般都为低年级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但在实际授课过程当中，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尚未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法律以及法治教育之间的联系性和相辅相成性，在传授传统文化时只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播，在传授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时只注重法律方面知识的讲解，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共通性。并且，现行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只是机械地将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修养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方式在实践过程争议较大，部分教师认为法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传授也不到位，结果只会让学生一知半解。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一方面要突破当前大学课程设置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通过系统学习、了解和研究的方式进行有意识的渗透，以突出其目的性和倾向性，增强其积极影响的效应。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课时较短，并且将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机械地压缩在一个科目内，不仅使学生学习知识的时间大幅减少，并且没有将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共通性进行研究分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因此，建议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同时开设道德文化与法律教育两门或者更多课程来进行学习，并且设置专门的章节和课时对二者的联系性进行讲解。
就学习儒家思想文化而言，其进入高校课程的关键是克服我国高校现有的学科专业限制。把儒家文化作为通识课，面向所有学生开设，提高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并且在文化传输的过程中，力争做到全面、系统，既要传授儒家道德文化，又要重视儒家文化当中关于法治的理念的学习。教材编写要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选择儒家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在教学中要把握好思想品德教育与法治理念教育的界线，教学要适合大学生的特点，做到在学习思想道德文化的同时，传授儒家关于法的认识，寓思想教育于文化传授中，更要注重以古寓今，密切联系当前社会现实，做到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教材要有针对性，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使用的教材要有所不同。这样可以培养学生从学科专业入手研究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学科专业，真正发挥儒家优秀文化的教育功能。
3培育良好文化氛围，加强校园法治建设
校园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意识的传播平台，对大学生的思想、意志以及健全人格形成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教育性。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巨大的影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展示优秀儒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应体现多样性、开放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校园文化是在学校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全体人员所创造的，浓郁丰厚的校园文化所渗透弥漫的精神氛围需要高校师生员工的整体努力。作为将儒家文化融入到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教育工作者应通过多方面努力将儒家文化糅合于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营造浓厚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氛围，培育大学生法治精神，以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基础，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环境。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首先要强化法治文化与儒家文化理念的融合，把法治文化建设与儒家文化当中的传统精神、理念等全面融合、有机结合，在浓厚的熏陶中使广大学生建立对法治的信仰，营造尊重法律权威的法治氛围。其次是强化法治文化的传播推广，积极推进学校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载体，建设传播法治文化的主阵地。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广播站、校园网络、校园宣传栏、校报的宣传功能，扩大法制刊物、节目的覆盖面。第三是与传统儒家文化与法治文化联系性的理论研究，切实发挥学生自主研究团体、研究会以及各类学会的作用，通过举办有关儒家文化的学术讲座、书评会、辩论会，开设儒家文化宣传栏、开展知识竞赛、名著欣赏等活动可以引导学生接触儒家经典，逐渐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传统文化理念研究，探讨法治学校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并在法治实践中加深对儒家文化理论的理解，更好地指导学校的法治实践。第四是强化儒家思想与法治理念的媒体宣传工作，选择学生关注、影响力大、富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的事件，设计和推出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活动和法治文艺活动，为广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使学生受到形象生动、潜移默化的法治熏陶。
4丰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深化传统文化和法律理念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除了加强理论与知识的研究学习外，更要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将所学习到的传统文化与法治理念在社会中得到运用，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资源，设立学生实践基地，组织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参观、社会调查等，用儒家文化精神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体会儒家文化的内涵，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促进知行转化。同时，通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让法治理念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满足大学生的内在需要。
在文化与法律知识教育同时推进的过程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同时，又要结合社会热点、典型案例进行综合分析，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律教育以充实、延伸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应当从传统教学模式———被动的填鸭式到实践性教学模式，以主动学习为基础。学校要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了解传统儒家文化在现实中的影响，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
的运用，并结合自己及身边发生的法律实事进行思考，形成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让大学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充分地加以应用。使学生能在自觉参与、身临其境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同时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对社会现象给予关注的热情和兴趣，增强高校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这些实践活动将加深大学生对法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对大学生法治理念的深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同时可以丰富他们的人文知识，提高人文素质，陶冶情操，提升道德品位，使儒家文化精髓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思想道德教育作用。
当然，通过儒家文化学习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理念的学习不能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它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共同努力，如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素质、加强校园内部管理、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充分发挥教育机构和司法机关的职能等。建立和规范利益协调、矛盾处理、权利救济等机制，针对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回应学生的新期待，全力推进法治建设实施工程，让广大学生真正感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惠。简言之，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发展的环境，大学生才能通过学习取得自身道德意识与法治理念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儒家哲学 [m]，湖南：岳麓书社，2010
[2]许建良，先秦儒家道德论[m]，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大学理念论文篇6
1.1微课程对大学音乐教育提出挑战
传统的教育贯以教师与学生为中心，面授知识，学生以被动式学习方式接受来自教师传授的教学信息，该方法适合大规模的班级制教学，却无法适应数字网络化教育模式的挑战。微课程教育理念的兴起对大学音乐教育及其它学科专业教育开辟了佳径，对传统大学音乐教育提出了挑战。微课程教育融合数字网络信息技术，以其迅猛的态势传播音乐知识，对大学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广作用。
1.2微课程教学促使大学音乐教育进行变革
微课程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大传播能力，以及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能广泛应用，实现互联网络资源共享的能力。微课程对以大学音乐艺术为主体的教学内容，且以全面直观及富有创造力为教学原则的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教学以学校为主体，以班级为单位的教育教学方式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不得不破旧立新，寻求和探索大学音乐教育教学变革。传统大学音乐教育如何变革，使之适应网络时代的无缝学习的市场需求尤为迫切。
2基于微课程理念的大学音乐教育模式构建
2.1音乐微课程硬件的制作
音乐微课程的制作需要计算机和网络作为支撑，其中硬件设备需要多媒体计算机及相关辅助设备。微课程开发平台:个人pC机硬件可以使用的是i3第3代的CpU，4G金士顿内存。
2.2音乐微课程软件的制作
大学音乐微课程强调的是音乐的特点和音色音质，不同的微课程教学内容，所制作出来的音乐微课程有差异，需要合理运用好工具来制作。
2.3大学音乐微课程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高教处［2007］1号《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和教高［2007］2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深化大学音乐教育教学改革，提高音乐教学质量，笔者在此尝试探讨大学音乐微课程评价指标体系，以供探讨交流。
3实现大学音乐教育微课程模式的障碍与对策
实现大学音乐教育微课程模式存在经费不足、师资队伍、技术难点、资源浪费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及有关教育部门的重视并积极探讨出解决方案。
3.1经费筹集
大学音乐微课程平台的建设和微课程视频录制、存储、维护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关于经费若能获得政策扶持即能迎刃而解。在职称评聘中实施优惠政策或者实行增加课时酬劳等，鼓励和奖励制作开发、推广音乐教育微课程的教师，在网络技术平台上适当投放广告宣传促进微课程新模式的推广和运用，某些精品微课程实行付费点播。
3.2师资队伍建设
在网络技术的信息时代，要推广和运用微课程，对大学音乐教师的计算机技术水平提高了要求，增设了难关。因此，建议高校加强教师的计算机技术培训，使其掌握利用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结合声音、图像、文字等信息符号制作相关教学资源并到互联网中，通过以微课程的教学方式来创新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使单一的传统课堂成为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元化课堂。
3.3技术攻克
微课程教学模式的实现重在攻克音乐微课程的压缩与解压和存储。将声音图像等制作成为视频，数字化后的微课程容量大，压缩编码上传下载对网络的传输速率要求高，对其存储空间的容量和安全性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采用微课程在互联网的传输格式需要严格控制，可建议以FlvRmvh的视频格式存储，并且建议微课时间不超过8min，在不影响音乐质量的前提下采用相对低要求的文件品质，以缩减微课程文件的存储容量。
3.4教学资源优化
大学理念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研究概况；研究特点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1－0016－02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个重要基本范畴，是执政的理论前提和执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执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目标定位和不懈价值追求，在整个执政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和统摄性的地位。国内近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或领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概念；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类型与历史形成，等等，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论著。综观我国学术界对执政理念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是执政理念问题研究的第一阶段，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的研究是执政理念问题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执政理念问题研究中，有不同的角度、深度和特点，研究视域逐步拓展，理论深度不断深化，学科交叉的特征更加明显，执政理念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日益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也存有一些需要继续讨论和深入探索的问题。总的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状况可以从著作、论文两个方面来看。
据笔者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检索，著作方面，标题中含有“执政理念”字样的有三种，分别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的覃正爱等著的《执政能力与执政理念》，此书为该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丛书（共七册）中的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伍鸿亮著《情系民生――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初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屠春友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新理念研究》。另据笔者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检索，标题中含有“执政理念”字样的著作共有五种，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李峤《执政理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建华《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执政理念的研究，比较多的是散见于一些学术论著中的部分章节。涉及该问题的论著主要有：何芹著《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导论》（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章维等著《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忠杰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新体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池等著《党的执政理论科学体系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浙闽等主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模糊匹配检索（截至2008年10月18日的统计），论文方面，标题中含有“执政理念”字样的文章，共有504篇。其中，2001年至2003年23篇，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114篇、129篇，2006年为100篇，2007年为86篇，2008年为52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刘林元《党的执政理念与先进性的科学定位》（2006年第4期《群众》），刘林元《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2004年第6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刘林元、姚润皋、尚庆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党的先进性的科学定位》（2006年第2期《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宋镜明、吴向伟《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念》（2004年第4期《湘潭大学学报》），周敏凯《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建设》（2005年第4期《学习与探索》），周尚文《共产党执政理念论析》（2002年第5期《邓小平理论研究》），周尚文《列宁执政理念评析》（2006年第3期《社会科学研究》），方世南《始终坚持执政理念与制度创新相结合》（2006年第7期《群众》），方世南《执政为民：从执政理念到科学的制度设计》（2006年第3期《苏州大学学报》），吴忠民《应当将公正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执政理念》（2001年第7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张志明《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历史性进步》（2004年第9期《理论前沿》），宋福范《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理念》（2005年第6期《前线》），蒋周明《用新的执政理念指导新的执政实践》（2006年第11期《红旗文稿》），王新建《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2005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张衍前《科学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理念》（2005年第4期《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刘宗洪《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2004年第11期《党政干部论坛》），戴焰军《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作风》（2004年第11期《前线》），王敦琴《试析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时代底蕴》（2005年第4期《思想研究》），宋刚峰、章国英《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2004年第5期《党建研究》），侯西安《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2004年第6期《南京大学学报》），黄立营《论执政理念的战略地位与时代内涵》（2004年第11期《邓小平理论研究》），安蓉泉《执政条件变化对党执政理念提出的新要求》（2004年第5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赵小燕《执政理念的新飞跃》（2004年第5期《学习导报》），雷琳、张倩《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化与发展》（2006年第3期《科学社会主义》），祝福恩《以人为本：我党执政理念的核心》（2008年第3期《理论探索》），张永明《“执政为民”：邓小平执政理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2008年第2期《探索》），杨俊英《简述以人为本与党的执政理念创新》（2007年第1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张健华、薛智胜《试论执政环境与执政理念的关系》（2007年第5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罗丽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执政理念的同构》（2008年第7期《探索与争鸣》），邴正《树立和谐发展的执政理念――破除执政理念的五大误区》（2006年第6期《理论视野》），徐晨光、王绍平《试论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与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2004年第2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曹治平《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2008年第4期《前沿》），王延隆《关注民生彰显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2008年第4期《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令人感到遗憾的是，2001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问题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此类文章似乎亦付诸阙如。
大学理念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谓词；术语；概念；三位一体
范畴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一直为学界所重。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量具体范畴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i]范畴体系研究乃是对古代文论范畴的一种整体把握，与范畴个案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它需要研究者对“何为范畴”、“何为古代文论范畴”、“如何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等前提性问题有更为自觉的认识。在已有研究论著中，很多学者对“范畴”本身做了不同程度的辨析，问题涉及“范畴”一词的涵义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之间的关系等。从其用心看，研究者显然是希望将自己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明晰、可靠的学理基础之上；但是从实际效果看，与其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不如说暴露了更多问题。沿着这些问题追溯下去便会发现，其根源正在于未能对“范畴”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的关系获得正确的理解。鉴于此，本文拟对“范畴”问题作一番追根溯源之论，以期能提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走出无法确定其研究对象的困境。
一、“范畴”何谓：欲辨还乱的古代文论“范畴”
说到“范畴”一词的涵义，研究者经常会引用列宁的话加以解释，即范畴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ii]但是，一旦进入具体操作阶段，面对古代文论中历代累积起来的无数名词术语的时候，人们又大多心生疑惑：难道这么多名词都是古代文论范畴吗？难道这么多名词都需要我们联结到古代文论的体系之网中去吗？而人们的直觉反应往往是：这不太可能！于是由疑惑而生否定，人们便希望能够分清这些名词中哪些才是“真正”的文论范畴，哪些则不是。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呢？那些不能归入文论范畴的词语又该称为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引入了“概念”和“术语”，试图以“术语－概念－范畴”三分模式为框架，将“真正”的文论范畴甄别出来，而将剩下的文论词语分别划归“术语”和“概念”之内。
汪涌豪先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一书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辨析在有关论著中颇有代表性。对于“范畴”与“概念”的关系，他认为，“范畴是比概念更高级的形式”，[iii]“概念是对各类事物性质和规律关系的反映，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则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是关于一类对象的那种概念，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宽，概括性更大，统摄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具有最普遍的认识意义。”[iv]并举例说明，“范畴指超越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譬如‘格律’之和谐、精整，‘结体’之遒劲、疏朗，这‘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是概念、范畴，而‘格律’、‘结体’则不是。”[v]对“概念”与“术语”的关系，他认为，“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上述‘格律’、‘章法’属此，其情形正同‘色彩’之于绘画，‘飞白’之于书法。概念和范畴则不同，概念指那些反映事物属性的特殊称名，与术语一旦形成必能稳定下来不同，它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冲动，它的规范现实的标准越精确，意味着思维对客体的理性抽象越精确。”[vi]据此他批评“有人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作泛化处理，在确认‘道’、‘气’等本原性范畴，‘神思’、‘兴会’等创作论范畴，‘靡丽’、‘豪放’等风格论范畴之外，还将‘格律’、‘结字’、‘章法’、‘流别’、‘文风’等也定性为范畴，从而使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线索，因此显得淆乱不清。”[vii]但是看过论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不可谓不详细的分析，却很难让人有明朗、清晰之感。其中的很多论断乍看很像那么回事，倘若细究，则又显得游移不定。例如，论者认为“概念”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后一句也许没有问题，但是说“概念”只与“一个对象”有关则明显与事实不符。现实中不仅有指称一个对象的概念（如“长城”、“故宫”等），更有不少概括很多对象的概念（如“人”、“马”等）。显然，以反映对象的“单一”和“普遍”作为区分“概念”和“范畴”的标准是很不可靠的。那么，如若以所反映对象普遍性程度的高低来区分“概念”和“范畴”又是否可行呢？这样做同样会面临诸如“究竟所反映对象的普遍性高到何种程度才是范畴，低到何种程度才是概念”之类的困惑。再如，论者认为“范畴”不应该是“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而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认为“格律”、“结体”等表示文章构成和创作技巧的名词仅仅是文论的“术语”，而只有那些表示“格律”、“结体”特征的词语如“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才是概念和范畴。这种说法问题更多：难道一门学科的专门术语就仅仅是那些“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名言？难道“格律”、“结体”是古代文论的“术语”，而“和谐”、“精整”等就不能是古代文论的“术语”？难道一个词语是“术语”的同时就不能是“概念”和“范畴”？反之，难道一个词语是“概念”和“范畴”的同时就不能是“术语”？而最令人疑惑的是，论者在这里反对把“章法”列为范畴，但是在该书后面论述古代文论范畴系列时，“章法”又被明确视为创作论范畴，而且与之一起被列入创作论范畴的还有“字法”、“句法”、“构思”等众多属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viii]这岂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
罗宗强先生对术语、概念和范畴关系的看法比较审慎。他认为解读古代文论范畴是“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哪些属于范畴，哪些只是一般的批评辞语？哪些是常用的、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古文论系统，哪些只是用于一时，带着随意的性质？因了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范畴的选择标准也就不同。有的学者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要取得普遍的认同似尚须一个较长的讨论过程。例如，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他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既未作认真的概念内涵的严格界定，事后也未曾有意义连贯的使用。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另外一些词语如‘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等，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当成范畴。它们究竟是不是范畴？实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文论短语，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观点？面对古文论上的这些复杂现象，我们有时可以从纯粹理论上为‘范畴’一词下定义，来决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一到具体问题，立刻就会遇到麻烦。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者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常有不易驾驭之感。例如，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我们似乎可以说，百年来的范畴研究，似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ix]
之所以将罗先生的这段原文照引，并非因为这段话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指出了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中国近百年来几代人所做的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研究，基本上“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尽管罗先生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统一标准，但从他对学界有关古代文论范畴认识的模糊性的具体评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大致思路：第一，一个文论用语是否属于范畴应该与这个用语使用的普遍性有关；第二，古代文论用语应该根据其使用情况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作为范畴的文论用语应该与作为术语和概念的文论用语有所区别；第三，还应该在古代文论中的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同一个古代文论用语不宜既称为概念又称为范畴。罗宗强先生的观点与前述汪涌豪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同，也反映了很多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其核心是试图将古代文论用语明确划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三类而不相“混淆”。但是，论者自身的矛盾已经表明，这一试图消除古代文论范畴“混淆”的方法非但未能真正消除古代文论范畴的“混淆”，反而造成了更明显的混乱。
那么，走出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二、“范畴”探源：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
问题的症结恰在于研究者未能真正理清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区别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内涵的同时，也对其外延做出了过于机械的划分。
所谓术语（term），诚如汪涌豪先生所说，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也可称各门学科中的专门名词（广义的）；而中国古代文论术语，当指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或名词。由此可知，古代文论术语是针对古代文论这门学科而言的，指的是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特点的那些名词；因此，确定有关论著中的某个用语是否属古代文论术语，主要是看这一用语是否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的特点，也即是看这个用语是否是对有关文章问题的描述和规定。古代文论术语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理应包括古人有关文章的起源（如“道”、“气”、“圣”等）、创作（“格律”、“结体”、“章法”）、文本（如“文质”、“意象”、“意境”、“神韵”、“和谐”、“精整”、等）、欣赏（如“知音”、“滋味”、“兴”等）、发展（如“通变”、“源流”、“体用”等）等各种问题的论述中所使用的众多词语。而且，所谓术语的“学科特点”并不意味着不同学科术语之间的对立，同一个用语既可以是此一学科的术语，也可以是彼一学科的术语，如“道”、“气”、“神”、“理”、“性”、“情”等，可以同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正因此，确定古代文论术语的关键是根据这个词与古代文论学科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根据这个词与其他学科用语之间的外部关系。
概念（Concept）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观念，表现为语言中的词。概念与词虽然有观念与符号之别，但二者是一里一表的关系，当我们思及某个概念时总是要想到某个词，而当我们说到某个词时，也总是意味着在表达某个概念。古代文论的概念是古人关于文章的观念，其具体表现即为古代文论中的描述、说明和规定文章的众多词语。这也就是说，并非古代文论著作中的所有词语都是古代文论的概念，前提条件是这个词必须表示有关文章的某种观念和思想。据此不难想像，古代文论的概念同样是非常丰富的，它应当包括古代文论中所有有关文章发生、发展、创作、构成、特征、接受等各个方面的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是主体的还是对象的，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范畴（Category）与术语、概念一样都是西语译词，但较之术语和概念，范畴的涵义稍显复杂。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用语的“范畴”一词始于亚理士多德的《工具论·范畴篇》。在《范畴篇》中，亚理士多德把语言的表达形式分为“复合的”和“简单的”两种，复合的表达如“人跑”，“人得胜”，简单的表达如“人”、“跑”、“得胜”等。按照现在的说法，“复合的”表达相当于或长或短的句子，“简单的”表达则相当于词。亚理士多德又将“一切非复合词”（即“简单的表达”，也即词）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10类，并举例说明：“实体，如人和马；数量，如‘两肘长’、‘三肘长’；性质，如‘白色的’、‘有教养的’；关系，如‘一半’、‘二倍’、‘大于’；地点，如‘在吕克昂’、‘在市场’；时间，如‘昨天’、‘去年’；姿态，如‘躺着’、‘坐着’；状况，如‘穿鞋的’、‘贯甲的’；活动，如‘分割’、‘点燃’；遭受，如‘被分割’、‘被点燃’。”[x]亚理士多德把这10类“非复合词”称之为10类κατηγοριαs，汉语把这个词翻译为“范畴”，取《尚书·洪范》“洪范九畴”中的“范”“畴”二字组合而成。“洪范九畴”中的“范”意为方式、方法，“畴”意为同类、类别，合为“范畴”有“方法的类型”之义。但是，作为“方法类型”的“范畴”一词主要反映的是由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衍生而来的category（英语）一词的若干现代用义之一，严格地说，并不能准确传达出亚理士多德所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原初内涵。
Κατηγοριαs是亚理士多德在著《范畴篇》时自撰的一个词语，衍生自另一个非常普通的古希腊惯用语κατηγορειν。Κατηγορειν在古希腊语中意为“反对某人的言说”、“控诉”，其本身又由κατα与αγορενειν两个部分构成。Κατα是古希腊语中一个普通的介词，意为“使……向下”，αγορενειν意为证明或公开地说，合为κατηγορειν一词，便可表示“控诉”、“反对之语”等义。一般说来，“控诉”（κατηγορειν）总是意味着要运用言语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和说明，而这也应该是亚理士多德依此创造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用义。换言之，亚理士多德把表示“实体”、“性质”、“关系”、“数量”等10类词称为κατηγοριαs，即意在表明它们都是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事物的词。亚理士多德在除κατηγοριαs之外，还经常使用与此相近的含有“肯定”、“说明”之义的κατηγορεισθαι一词，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所造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主要用义。综合这些分析，亚理士多德在《范畴篇》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更适合译作“谓词”——“谓”意为说明，“谓词”即用于说明之词。[xi]
根据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内涵和亚理士多德对κατηγοριαs的具体论述，可以对其“范畴论”做出两个最基本的说明。第一，亚理士多德“范畴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是广泛存在的所有的词（“一切非复合词”），这些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第二，根据词描述、说明事物的不同角度和层面，亚理士多德把所有的词归入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类，并把这10类词统一称为“谓词”（范畴）。因此第三，汉语学界所说的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实为“谓词论”，所谓10类“范畴”即10类“谓词”，也即10类说明事物之词。
分析至此，便接近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即外延）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仅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概念（词）。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可称为“谓词”（范畴）的概念（词）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与亚理士多德的本义不符。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从其最直接的用意看，“谓词”（范畴）应是指包涵在这10类“谓词”（范畴）中的所有具体的词，也即用于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一切非复合词”。亚理士多德的逻辑其实很清楚：所有的词可以分为10类，这10类词即是10类“谓词”（范畴），因此其中的每个词也自然都是“谓词”（范畴）。详言之，每个词从其所在的“谓词”（范畴）类别看，可称为“某某谓词”（某某范畴）；而从其所在的类都是“谓词”（范畴）的一类看，每个词又可以直接统称为“谓词”（范畴）。例如，我们一旦确定“黑”、“白”、“好”、“坏”等词属于“性质谓词”（性质范畴），那么它们也就毫无疑问地都是“谓词”（范畴）。“谓词”（范畴）与每个具体的词的关系乃是共名与个体的关系——共名总是适合于每一个个体，正如“人”这个共名可以用来泛称每一个具体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直接所指是极其广泛的，实际上包涵了所有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词。这一结论也许会让一些研究者颇感意外，但这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本身即意为“用于说明之词”，而事实上又有哪一个词不是“用于说明（事物）”的？[xii]其次，既然“谓词”（范畴）的本义是指所有用于说明事物之词，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那些表示各类“谓词”（范畴）名称的词本身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词也同样应该属于“谓词”（范畴）。具体地说，这10个词所说明的是第一层意义上的10类众多的具体“谓词”（范畴），例如，“人”、“两肘长”、“白”、“一倍”等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具体“谓词”（范畴），而“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又是用来描述、说明“人”、“两肘长”、“白”、“一倍”等具体“谓词”（范畴）的“谓词”（范畴）。——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二层所指。沿着这一思路还可以追问：作为所有具体“谓词”（范畴）总名的“谓词”（范畴）本身是否也是一个“谓词”（范畴）？答案自然也是肯定的，因为“谓词”（范畴）这个词其实是对“一切非复合词”的一个总的描述和说明。——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三层所指。
如果说第一层次的具体所指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谓”（即《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际所指），那么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具体所指则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当谓”（即根据《范畴篇》之理，其“谓词”应当有的具体所指）。但无论是哪个层次的“谓词”（范畴），就其都是说明事物的“谓词”（范畴）而言，其间并没有根本差异。由此可见，根据亚理士多德“谓词论”（范畴论），语言中所有的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说明某种事物的“谓词”（范畴）。
三、“范畴”涵义辨析及“范畴”、“概念”、“术语”关系另解
藉由对亚理士多德《范畴篇》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对其“范畴论”形成以下几点基本看法：第一，“范畴”实为“谓词”，即用于说明事物之词。这是“范畴”一词的原初内涵，也是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术语的“范畴”一词的基本涵义。认识到这一点可防止对“范畴”（category）一词不同用义的混淆。我们知道，在现代西语中，“范畴”一词经常用来表示某些基本的、明确区分的实体类别或概念类别。笔者暂未找到有关语言学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最初表示“说明事物之词”的“范畴”究竟是如何在现代西语中衍生出了“事物类别”（包括“概念类别”）这一流传甚广的用义，但是下面的这个推理应该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前文分析，在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中，“范畴”一词是10类“非复合词”的共名，10类“非复合词”即10类“范畴”，或者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非复合词”；又因为词是概念的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概念。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范畴”由表示“10种类别的概念”逐渐变成了表示“10种概念的类别”，这样“范畴”也就有了“概念的类别”之义。在“概念类别”这一用义的基础上再稍作引申，“范畴”便有了“事物类别”这一更广泛的用义。这一衍变过程可以示意如下：
各类“非复合词”——各类概念——概念类别——事物类别
可以看出，在“范畴”一词用义的整个衍变过程中，从表示“各类概念”到表示“概念类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有人可能认为，“范畴”表示“各类概念”与表示“概念类别”，其间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事实并非如此，二者表示的实际意义区别甚大：说“范畴”表示“各类概念”，表明这是用“概念”来说明、界定“范畴”，“范畴”与“概念”之间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表明“范畴”本身也是“概念”，最终要表现为具体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应该是各类概念中的所有具体的概念（词），如《范畴篇》中的“范畴”即应该是指“人”、“两肘长”、“白”、“一倍”等所有具体的词。但如果说“范畴”表示“概念类别”，则是用“类别”来界定、说明“范畴”，视“范畴”为一种“类别”。这种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则是这些概念的“类别”，而不是所有具体的概念。照此理解，《范畴篇》中的“范畴”就只能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词所指称的10类“非复合词”的“类别”本身，而不是各类中所有具体的词——“词的类别”与“各类具体的词”的区别正如“人类”与“各类具体的人”的区别，其实质是类别与个体的区别，二者虽极易混淆却又绝不能混淆。
上述分析也表明，当人们不再把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理解为“各类概念”的共名而是理解为“概念类别”的共名时，其实已经背离了“范畴”一词的原初用义。但是在西语中，“范畴”一词的原初涵义与现代用义是并存的，学者一般也能够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和适用语境。问题是，当我们组合成“范畴”这个汉语词把κατηγοριαs以及其他语言中与之相应的category等词翻译为汉语时，却只能表达出这个词所表示的“概念类别”或“事物类别”这层用义，而将其对学科“范畴”研究而言极为重要的“谓词”这一本义遗落了。这一表意并不完整的翻译埋下了汉语学界学科范畴研究中乱象丛生的病根。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各种学科理论范畴的具体所指的普遍误解，主要表现为仅仅把作为各类概念的名称的词当作“范畴”，同时把各类概念中的具体概念仅仅视为“概念”以便与其所理解的“范畴”区别开来。如认为亚理士多德《范畴篇》所说的“范畴”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作为10类词名称的词，而不是指这10类词中所包涵的“人”、“两肘长”、“白”、“一倍”等众多具体的词。论者并没有认识到，亚理士多德实际上是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类词称为“范畴”，而不是仅仅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个词称为“范畴”（当然，这十个词对其所说明的这十类词来说也是范畴，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范畴）。转贴于
第二，“范畴”作为说明事物之词总是针对其所说明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而言的，当一个词被用于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时，这个词也就成了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某类“范畴”中一个。如当我们用“相同”这个词说明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时，“相同”也就成了说明这两个事物关系的一个“关系范畴”。从原则上说，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都可用于说明事物，因此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成为“范畴”。“范畴”与词的这层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确定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明确标准：所谓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也就是所有用以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这门学科或这一理论研究对象的词（概念）。这些词就其所描述、说明的研究对象的某个方面而言，可称为“某类范畴”；而就其所描述、说明的整个研究对象而言，又可统称为“某学科范畴”或“某理论范畴”。
第三，既然“范畴”即是用以从某个方面说明事物的词（概念），那么根据所说明事物的范围大小不同，作为“范畴”的词的数量也会有多少之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有关“范畴论”可以根据其所说明的事物范围的大小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一般范畴论”和“学科范畴论”。所谓“一般范畴论”就是关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的理论。前述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即属于这一层次的范畴论。《范畴篇》并不研究某一具体学科、具体理论的范畴，而是从超越具体学科和具体理论的最一般的层面，把语言中所有用于说明各种事物的词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并在所有的词与作为整体存在的世间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这是一种关于范畴自身的“范畴论”，它虽然并不深入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但一切事物却都是其观照的对象；虽然并不精心分析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词，但所有的词却都是其关注的目标。作为“一般范畴论”，既然它所研究的是用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因此在它这里所有的词就是关于所有事物的范畴，词与范畴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亚理士多德又把所有的范畴分为10个基本的大类，这是对“一般范畴”更深入的说明。
所谓“学科范畴论”是指有关某一具体学科和某一具体理论的范畴的理论，诸如“哲学范畴论”、“社会学范畴论”、“诗学范畴论”等。“一般范畴论”与“学科范畴论”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范畴论”揭示的各种“学科范畴论”共同蕴涵的一般性规律，而各种“学科范畴论”则是一般性范畴规律的具体体现。“学科范畴论”与“一般范畴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般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是语言所能反映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学科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则是作为某一具体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种或某类事物；前者的外延（在理论上）是泛指的、无限的，后者的外延则是特定的、有限的。
至此，我们已经对术语、概念、范畴三者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比较。简言之，术语是指一门学科的专用名词，概念是指关于事物的观念，范畴则是指（从不同方面）说明某个事物的词（概念）。显然，如果单从内涵上看，三者具有各自的独特规定性；但是如果从某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范畴三者的外延上看，就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外延上是基本一致的。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作为这个特定学科专用名词的“术语”，实即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而作为这一特定学科的“概念”，包涵了关于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的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那些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至于这一学科的“范畴”，同样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这些词语。也即是说，同一个词，从其作为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用语来说，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术语”；从其所反映的有关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观念来说，则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概念”；而从其作为从某个方面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类概念中的一个概念来说，又可称为这一学科的“范畴”。即以“韵味”这个词为例，它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一个专用名词，因此可称为“古代文论术语”；它又反映了古人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种观念，因此又可称为“古代文论概念”；它还是古代文论中用以说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类概念中的一个，因此还可称为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范畴”。总之，在同一学科中，术语、概念和范畴是三位一体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实际上是对这一学科理论所包涵的、具有这一学科理论特点的、用于描述规定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词语的不同命名，表示的是同一个词在不同关系中的三种不同的身份。
当然，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同一个词作为概念和作为范畴的区别。当我们称一个词为“概念”时，意在表明它反映的是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与其反映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当我们称这个词为“范畴”时，则意在表明它表示有关某个事物的各类概念中的一个具体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概念）在有关这个事物的所有概念所构成的概念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位置，也即是强调这个词（概念）与其所处的概念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走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困境
当我们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重新回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这个话题时，很多缠夹便能够厘清，许多误解便可以消除。首先，我们在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具体所指时不会再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困境，而是遵循亦此亦彼的辨证思路。我们不必再为古代文论中的某个词语究竟是“术语”还是“概念”抑或是“范畴”大费其神，因为它既可以是术语，也可以是概念或范畴。如前引汪涌豪先生所举“章法”一词，本是术语、概念、范畴三位一体，论者的错误并不在于既称其为术语（前），又称其为范畴（后），而在于一面坚持对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作机械划分，一面在具体研究中又无法严格遵循这一划分。这一自相矛盾恰恰说明，在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进行机械划分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其次，我们也不必再因为误解范畴的“普遍性”而陷于对“哪些古代文论用语是普遍使用的范畴，哪些古代文论用语仅仅是随意性使用的概念”之类问题的困惑。确定某个概念是否属于范畴，其标准并不是看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普遍还是随意，而是根据这个概念是否是从某个方面对有关研究对象（实体）的规定和说明。根据这个标准，无论是使用极广的“赋”、“比”、“兴”、“意境”、“意象”、“境”、“气”、“风骨”等，还是使用范围较小、时间较短的概念，甚至只是个别人使用的概念（如扬雄论文所用的“元”、“妙”、“包”、“要”、“文”，明唐顺之论文所说的“丹头”等[xiii]），从有关文章的某个类别的概念来看都可以称为古代文论的范畴（如扬雄所说“元”、“妙”、“包”、“要”、“文”等是说明文章特征的范畴，唐顺之所说的“丹头”是说明文章构成的范畴）。学界因循的根据概念使用的普遍性确定何者为范畴的做法，不惟与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关系不合，亦且带有很强的经验性，以至于反复陷入其本来要竭力避免的随意性。第三，不至于再将不同范畴层次间的区分与概念和范畴的区分相互混淆。如薛富兴先生曾在《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一文称：“范畴是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反映每一门学科体系的范畴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但每一个范畴却可以有不同的概念表达形式。”[xiv]其实“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以及“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云云，说的并不是一门学科所有范畴的特征，而应该是这门学科的“基本范畴”或“重要范畴”的特征。而一门学科中除了这些基本范畴和重要范畴外，还有大量的“非基本范畴”和“次要范畴”，这些范畴却并不一定要“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也不必“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其数量也不是“十分有限”，而应该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在他所举的“味”与“滋味”、“韵味”、“兴味”等文论名词中，并不能因为“味”是“滋味”、“韵味”、“兴味”等概念的共名，就认为只有“味”是“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就只是“概念”。一个恰当的说法是：“味”是一个文章鉴赏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则属于文章鉴赏范畴中的“味”一类范畴。在古代文论范畴中，“味”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高一点，而“滋味”、“韵味”、“兴味”等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低一点，但这却并不等同于范畴与概念的区别。事实上，如果仅仅根据“味”与其所表示的某个文章鉴赏观念的关系，那么“味”一样可称为“概念”；而如果着眼于“滋味”、“韵味”、“兴味”等与有关文章鉴赏的这类概念的关系，那么它们同样可以称为“范畴”。[xv]
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前引罗宗强先生的一系列疑问也便可以得到解释。如问：“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本文的回答是：“奇”与“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都毫无例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说的那些词语也同样应该归入古代文论范畴之列；不论这类用语多到何种程度，也不论其使用带着多大的随意性和不普遍，按理都应该是古代文论的范畴。只要是古人从某个方面描述、规定文章的词语，都属于某种类型的古代文论范畴（罗宗强先生列举的这些用语属于“文章特征范畴”或“文章风格范畴”）。又问：“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本文的回答是：我们既可以称这些词为“术语”，也可以称这些词为“概念”和“范畴”。由于这些词都可以称为范畴，所以也就不必在它们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我们要做的是确定哪些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哪些范畴作为次要研究对象。至于罗宗强先生所说的“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这种现象，恰恰是同一学科理论中概念与范畴的外延重合关系的真实反映。同一个文论词语，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所反映的某个文章观念时，往往会不自觉地称之为“概念”，而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与关于文章的概念系统中的某一类概念的关系时，往往又会很自然地称之为“范畴”。因此，说“任何范畴必须是概念”当然没错，但是说“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范畴”则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概念当然不是范畴，但如果这些概念都是某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都是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和说明，那么则应该都属于这一学科的某类范畴。
罗宗强先生的另一个问题也很有意义，即“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究竟是不是范畴的问题。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根据亚理士多德的理解，范畴应该是“非复合词”（即词），而不应是“复合的”语言表达（即句子）。“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显然并不是词语（罗宗强先生称之为“词语”是不准确的），而是短句（与亚理士多德所说的“人得胜”这一复合语属于同一类表达形式），因此不能称之为古代文论范畴——恰当的说法是“古代文论命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关系的误解，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研究中；甚至可以说前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这部著作。在该书中，张岱年先生对名词、概念、范畴做出了明确区分：“名词、概念、范畴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类型的名词可称为概念，如物、马等等。而表示一个人或某一物的名词不能叫做概念，如一个人的姓名称号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名称等等都不是概念。在概念之中，有些可以称为范畴，有些不是范畴。简单说来，表示存在的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可以称为范畴，而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等，不能叫做范畴。”[xvi]张岱年先生所理解的三者的关系是一种逐层包含的关系，即名词包含概念，概念又包含范畴。从外延上来看，名词的外延最大，概念的外延次之，范畴的外延最小。但是，张岱年先生的这种区分并没有足够的学理根据：如为什么只能称表示一类事物的名词为概念，而不能称为表示某个特定事物的名词为概念？事实上所有的名词都应该表示概念（亚理士多德甚至把表示“第一实体”——即不可再分的单个事物——的词归为“实体范畴”）。又如：为什么说那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不能叫做范畴？而在亚理士多德所划分的10类范畴中，就有一类专指“人”、“牛”、“马”、“动物”等概念（词）。亚理士多德把这类范畴称为“实体范畴”，而且是所有10类范畴中的核心范畴。
张岱年先生又根据上述思路对中国古代哲学用语做出了更具体的划分。他认为：“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例如墨子所讲的‘三表’，在墨家思想中是很重要的，但没有被别的学派接受，墨家灭绝之后，‘三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公孙龙所谓‘指’是他一家的一个独创的概念，也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承认的范畴。还有些概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颇为流行，但后来销声匿迹了，例如‘玄冥’、‘独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唐宋以后则无人采用，因而也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有个别的思想家，喜欢自造生词，如扬雄在《太玄》中仿照《周易》‘元亨利贞’而独创的所谓“冈、直、蒙、酋”，只能算作个人的用语，不能列为范畴。”但他接着又说：“但是，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概念，虽然没有普遍流行，却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某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所以仍可称为哲学范畴。例如张载所谓‘能’（《正蒙·乾称》：‘屈申动静终始之能’）、方以智所谓‘反因’（《东西均·反因》），似乎都可以列入古代哲学的范畴。”[xvii]前后两段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根据所谓“普遍性”和“流行性”这一模糊的、经验的标准来确定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所带来的随机性和矛盾性。前面说“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后面又认为有些思想家独创的、没有普遍流行的概念“仍可称为哲学范畴”；前面判断范畴的标准是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后面判断范畴的标准则又变成了“较高的理论价值”。再有，说“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说“玄冥”、“独化”“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那么这些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究竟是不是范畴？根据一般逻辑，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当然还是范畴；但根据论者确定范畴的标准，似乎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范畴。另外，如果因为“玄冥”、“独化”在唐宋以后无人采用便不能算是范畴，那么古代很多哲学用语现在都已经不再被采用，这岂不是说它们都不能算是范畴吗？种种矛盾说明，根据所谓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来确定何者是范畴，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怪圈，只能左支右绌，平添各种混乱。
普遍性可以作为区分普遍范畴和非普遍范畴的标准，流行性可以作为区分流行范畴与非流行范畴的标准，理论价值可以作为区分理论价值较高的范畴和理论价值较低的范畴的标准，但是它们都不能作为区分范畴和非范畴的标准。确定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标准只能是概念（词）与有关某个实体的概念系统中的某类概念的关系。具体地说，首先是看这个名词（广义的）是否是对这一理论所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这是确定范畴的最基本的标准，一个词只要是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即使暂时不知道它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个类别的概念，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关于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论的范畴。其次是看这个词属于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中的哪个类型。这一步是为了对这个范畴获得更具体的认识。范畴分类的角度和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分别做出不同的划分。概言之，只要是符合上述条件的词，都可以称为有关某个研究对象（实体）的某类范畴；这与其使用人数的多少无关，与其使用时间的长短无关，也与其理论价值的高低无关。
总之，术语、概念和范畴虽然内涵有别，但就某个特定的学科理论而言，其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是完全相同的。一旦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在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便可以挣脱很多近似于“作茧自缚”的限制和拘束，并克服由此带来的种种方法和视野上的缺陷，使得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最为广泛、最为完整的把握成为可能。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便不必再犹疑、困惑于究竟哪些概念（词）才是古代文论范畴之类的问题，而是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区分古代文论范畴的类型与层级，辨析各类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各种范畴的基本内涵，探析各种范畴的历史源流等。当然，这已经是下一步的研究任务了。
[i]有关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的主要论文有：彭修银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化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2年第4期），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和《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蒲震元的《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姜开成的《论“意象”可以成为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薛富兴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李凯的《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再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牛月明的《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范畴臆探》（《文史哲》2001年第3期）等。研究专著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先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10余种），汪涌豪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ii]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ii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iv]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v]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v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vi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viii]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570页。
[ix]罗宗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见《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罗宗强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文为该书序言。
[x]参考《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引用时略有改动。
[xi]邓晓芒在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把德语中的pradikamente一词译为“云谓关系”，表明译者注意到了该词源自的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的原初用义。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xii]从《范畴篇》的具体表述也可明确看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的直接具体所指乃是各类“范畴”中的具体的词。如称：“‘相同’、‘不同’、‘相等’、‘不等’都可以使用‘更多’或‘更少’这样的字眼。这些词都属于关系范畴。”（《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亚理士多德是把“相同”、“不同”、“相等”、“不等”这些具体的词称为“关系范畴”的。依此类推，被称为“实体范畴”、“数量范畴”等各种“范畴”的也应该是包涵其中的具体的词。统言之，这些具体的词即一个个“范畴”。
[xiii]扬雄语见《渊鉴类函·文章》引扬雄《法言》逸文。原文为“圣人之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又言：“幽深之谓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唐顺之语见明万士和《二妙集序》引。以上材料均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汪涌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xiv]薛富兴：《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xv]薛富兴：《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大学理念论文篇9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韧性；非理性信念；关系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1-0111-04
提高大学生的理性信念和心理韧性，增强抗压能力，对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拟了解大学生非理性信念和心理韧性的关系，为提高其心理韧性提供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在长江师范学院随机发放500套量表和问卷当场填写后收回，获得有效量表和问卷394套，回收率为78.8%。其中男生111名，女生283名；大一161名，大二63名，大三127名，大四43名；文史类113名，理工类217名，艺体类64名。
（二）研究工具
非理性信念测查选用王玉的《大学生非理性信念问卷》，共15个题目，分四个维度，“采用5级计分，得分越高则非理性信念程度越高”。问卷信效度良好。心理韧性测查选用胡月琴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共27个题目，分5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则心理韧性越好。量表信效度良好。
二、结果
（一）总体测查结果
表1显示，样本非理性信念总分显著低于常模，除概括化评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常模外，其余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常模。心理韧性总均分及目标专注和情绪控制2个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常模，家庭支持显著低于常模，其余2个维度差异不显著。
（二）性别差异比较结果
表2显示，非理性信念方面，除低挫折忍耐得分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外，总分与其余维度无显著性别差异。心理韧性方面，除情绪控制维度得分女生显著低于男生外，总分与其余维度无显著性别差异。
（三）年级差异比较结果
表3显示，在非理性总分及糟糕至极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年级差异；经检验，大二非理性总分和糟糕至极得分均显著低于大三、大四（p
（四）专业差异比较结果
表4显示，在非理性总分及低挫折忍耐、糟糕至极2个维度得分上存在显著专业差异；经检验，在非理性总分及低挫折忍耐和糟糕至极维度上，文史类学生得分均显著高于理工类学生（p
（五）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的相关分析结果
由表5可知，除绝对化要求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外，非理性信念总分及其余维度均与心理韧性总均分呈显著的负相关。心理韧性总均分及各维度均与非理性信念总分呈负相关。
（六）大学生非理性信念对心理韧性的回归结果
以非理性信念及其四个维度为自变量，以心理韧性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得标准化回归方程：心理韧性=0.027×绝对化要求-0.07×概括化评论一0.02×糟糕至极+4.123。结果表明非理性信念对心理韧性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有三个维度进人回归方程，其中，概括化评论、糟糕至极起负向预测作用，绝对化要求起正向预测作用，以概括化评论预测能力最佳，非理性信念总体对心理韧性的总解释量为：-15.7%。
（七）大学生心理韧性对非理性信念的回归结果
以心理韧性及其五个维度为自变量，非理性信念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得标准化回归方程：非理性信念=-4.372×情绪控制-1.113×人际协助+59.559。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韧性对非理性信念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情绪控制和人际f助2个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以情绪控制的预测力最佳，心理韧性总体对非理性信念的总解释量为：-15.7%。
三、讨论
（一）总体状况的讨论
大学生非理性水平较低、心理韧性水平较高；情绪控制水平较低而积极认知水平较高。与赵谦和董亚歌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理性水平相对较高；但心理发展尚未成熟、挫折经验较少，所以情绪易波动，认知偏理想化。
（二）性别差异讨论
男生的挫折忍耐度和情绪控制水平要显著高于女生。可能是由于社会刻板效应和教育塑造、强化的结果：遇到挫折时男生更克制、坚强，而女生更感性、情绪化。
（三）年级差异讨论
结果表明，大二学生非理性信念总体水平和糟糕至极的想法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一学生目标专注度和大三学生情绪控制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一新生面临人生重大变化，处于过渡期，因此，定位模糊、目标专注度低；大三、大四学生面临人生选择及考研、就业的压力，因此，焦虑状态较多、情绪控制水平降低；大二学生度过了适应期，生活相对平稳，压力相对较小，认知理解自然相对理性一些。
（四）专业差异讨论
结果显示文史类学生的非理性程度和糟糕至极的想法显著高于理工类，而挫折忍耐度、情绪控制水平和家庭支持水平显著低于理工类。可能是因为相对于理工类学生，文史类学生较为感性，遭遇困境时易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中，放大了自身的糟糕处境，评价就不够理性。
（五）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相关分析结果讨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但绝对化要求维度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绝对化要求”是苛求、也是追求完美的心理趋向，虽被归为非理性信念，但不失为激励战胜逆境，实现“自我完美预言”的强大动力。
与之对应，心理韧性总分与非理性信念呈显著负相关。但积极认知维度与非理性信念相关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积极认知与非理性信念中的两个维度呈正相关、另外两个维度呈负相关，正负相抵后，对总体影响就不大了。
（六）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回归结果讨论
结果显示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能相互负向预测，“概括化评论”对心理韧性预测能力最佳，“情绪控制”对非理性信念的预测力最佳。因此，可以通过降低非理性信念及其因子提高大学生心理韧性，反之，也可通过提高大学生心理韧性及其因子降低非理性信念。
四、结论
大学生非理性信念程度总体较低；非理性程度大二学生低于大三、大四学生，理工类学生低于文史类学生；挫折忍耐度女生低于男生；大学生心理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情绪控制水平女生低于男生，大三低于大一、大二学生，文史类低于理工类学生；目标专注度大一低于大二、大三学生；家庭支持水平文史类低于理工类学生；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非理性信念与心理韧性有明显的双向负预测作用。
五、建议
加强心理辅导针对性。①注意提高女生的挫折忍耐度和情绪控制水平；②加强新生入学教育，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新生活，建立新的人生目标；③加强高年级学生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树立合理期望值，降低绝对化要求、概括化评论，提高情绪控制水平；④加强文史学生的辅导，提高获取家庭支持的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降低非理性程度。
大学理念论文篇10
【关键词】概念整合理论英语俚语动物词汇隐喻
一、引言
动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与人类的某些特征相似。因此，动物隐喻经常被人们使用。动物词汇隐喻普遍存在于人类日常交流中。但由于对动物隐喻了解不足，经常会出现对有些句子不理解或者误解的现象。本文将以英语俚语中常用的动物词汇隐喻为例，探讨英语中使用动物隐喻现象，分析概念整合理论的工作原理。
二、文献综述
1.概念整合理论的概念界定。概念整合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由Fauconnier和turner等人在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是对心智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隐喻意义的建构过程始于不同认知域的两个输入空间，进而产生能够抽象概括出两个输入空间内容的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这四个基本的心智空间是建立在类比、递归、知识框架、概念包等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一系列认知操作，彼此映射链接，形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
2.有关隐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隐喻的发展与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其研究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隐喻”这个概念，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手法。随着语言学和认知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对隐喻的理解不单指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和行为。隐喻成为了人类感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在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正式提出了“概念隐喻”，将隐喻纳入了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语言符号等领域进行重新考查和研究。此外，Gibbs，Fauconnier，ZoltánK?vecses，ningYu等人，对概念隐喻的发展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Fauconnier通过对隐喻的再反思，对概念映射、概念整合等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将从Fauconnier的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下对动物词汇进行研究。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国内的认知语言学主要起步于80年代后期，但在这段时间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国内对概念隐喻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石毓智、束定芳、林书武等人为代表，产生了一批隐喻理论研究的著书及论文。1996年后，概念隐喻的综述性文章逐渐增多，学者对于概念隐喻的认识也在不断加强，研究逐渐深入。1996年，束定芳在《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首次对现代隐喻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1997年，林书武发表了《国外隐喻研究综述》。1998年，束定芳发表文章《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将隐喻的研究引领到更深刻的层次。概念隐喻在理论上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在实践方面还有需要再加强。
三、浅析英语俚语中常用的动物隐喻
俚语能够生动地、形象地表达人类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在英语日常交流中有很多俚语，其中许多与动物隐喻有关。本文将以最常用的与动物词汇隐喻有关的俚语，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1.概念整合理论的映射方式。概念整合理论是基于类比、递归、知识框架、概念包、知识框架等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一系列认知操作，它涉及四个心理空间的在线加工过程。这其中包括两个输入空间（inputSpace1和inputSpace2）、一个包含两个输入空间的抽象结构的普遍空间或类属空间（GenericSpace），以及输入空间中元素组合、交互的合成空间（BlendSpace）。
2.英语俚语中常用的动物隐喻。在英语俚语中，人们经常会说“everydoghashisday”（人都有得意的时候），“Heisaluckydog”（他是一个幸运儿），“worklikeadog”（拼命工作），“ablacksheep”（害群之马），“alostsheep”（误入歧途的人），takeapigtoflute（赶鸭子上架），“beatadeadhorse”（徒劳）等等。例如，当人们说：“Jackisablacksheepinhisclass”。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这个例子的话，首先确立输入空间的联系。一个输入空间是一只黑羊站立在一群白羊中；另一个输入空间是杰克在班级中。类属空间即他们与他们的同类格格不入或者对对同类有影响。合成空间合成之后，可以很快理解为杰克在他们班是害群之马。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人们对概念整合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概念整合理论对人们认知事物和分析隐喻有很大的帮助，丰富了人们认知图式，增强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揭示了概念整合理论在动词汇隐喻映射方式，将隐喻研究推向另一认知深度。
参考文献：
[1]孙毅，陈朗.概念整合理论与概念隐喻观的系统性对比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6）.
[2]房红梅，严世清.概念整合运作的认知理据[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4）：9～12.
[3]黄华.试比较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
[4]舒舟.概念整合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启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