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1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关键词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单位GDp的Co2排放;人均Co2排放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078-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1
2010年，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个省份以及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个城市作为第一批低碳试点省市。2012年又确定了海南省及包括北京、上海、石家庄等在内的28个城市作为低碳试点省市。两批试点分布在全国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人口约占全国的185%，GDp约占全国的33%（基于2011年统计数据）。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水平、地理条件、能源资源禀赋、人文历史等存在差异，各个城市有自身的低碳发展特征，很难用同样的方法帮助所有的地区实现低碳发展。因此，分析总结各个低碳试点城市当前的碳排放水平，了解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情况，对于开展因地制宜的低碳城市建设有重要意义。
1已有研究基础
当前对于低碳试点城市建设的评估主要集中于低碳建设工作总结和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测度两个方面。庄贵阳总结得出低碳试点城市通过寻求地域平衡来获得在同等地区的示范带头作用和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思路，并从碳生产力、排放水平和资源禀赋三个方面比较了第一批低碳试点省市的优劣[1]。丁丁等通过研究低碳试点省市的工作进展，总结出当前低碳试点工作取得两个进展和三个不足：建立多样化的低碳发展保障与长效机制和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发展模式;存在低碳发展认识尚未统一，低碳发展目标不够先进和低碳发展的落实力度不够[2]。在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测度上，刘竹等通过脱钩理论分析了第一批低碳试点省份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总结得出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仍较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呈增长趋势[3]。刘健等通过StiRpat模型以第一批五个试点省份为对象分析了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富裕度、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试图总结这些省份的低碳发展路径[4]。曹桂香以低碳城市南昌为例，将资源耗减价值、资源生态退化损失、环境降级损失以及资源环境改善收益等要素加入到GDp核算中测算低碳试点城市的绿色经济水平[5]。
当前对低碳试点的现状分析，多集中在对低碳规划的总结、低碳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上，以城市为单位、有大量数据支撑的研究都还十分缺乏。本文基于36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数据，分析评估碳排放现状，摸清碳排放基础，为政府下一阶段的低碳试点工作开展提供依据和支撑。
宋祺佼等：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2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水平分析
本文在总结36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角度对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进行分析。
21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碳排放水平是城市低碳发展的前提和基石，清晰、准确地把握我国城市宏观层面碳排放特征对我国政府出台低碳发展规划决策和地方制定低碳城市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根据国家和各城市公布的2005-2010年的GDp数据、单位GDp能耗数据以及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十一五”期间全国低碳试点城市的单位GDpCo2排放的平均水平为322tCo2/万元，高于全国306tCo2/万元平均水平;全国低碳试点城市的人均Co2排放的平均水平为996tCo2/人，高于同期全国596tCo2/人的平均水平。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和人均Co2排放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低碳试点城市地域分布平衡，具有示范性
不同地区的城市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低碳发展情况，碳排放评估需考虑地区差异，与同类地区比较更具有参考价值。以2011年为例，对东中西部的低碳试点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和人均Co2排放平均水平与同地区省份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地区生产总值按2010年价格）。东中西部的低碳城市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分别为196tCo2/万元，282tCo2/万元和327tCo2/万元（见图1），均高于各低碳试点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东中西部低碳试点城市的人均Co2排放2011年分别是1334tCo2/人，1143tCo2/人和1202tCo2/人（见图2），均高于各低碳试点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同时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水平差异较大，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而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我国当前的区域能源供需现状相关。东部地区能耗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部地区进口了大量的隐含能。也就是说，中西部的能耗高是由于它们生产了大量的高能耗产品，而这些产品大部分是为东部地区服务的，从经济发达区域到经济落后的地区呈现“碳转移”现象[7]。
23低碳试点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人均Co2排放与全国情况一致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划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富程度标准（按2010年年平均汇率折合1人民币约等于667美元计算），人均收入小于28万元为低收入城市，大于等于28万元且小于86万元为中等收入城市，大于86万元为高等收入城市。可以看出，在人均GDp收入高中低的城市中均有低碳试点城市的分布，人均GDp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万元/人）的低碳试点城市有26个，除景德镇人均Co2排放为667tCo2/人和温州人均Co2为666tCo2/人，其余24个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tCo2/人）（图3）。
图1分区域低碳试点城市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情况
Fig1Co2emissionsperunitofGDpoflowcarbonpilotcitiesindifferentregionsin2011
图2分区域低碳试点城市2011年人均Co2排放情况
Fig2Co2emissionspercapitaoflowcarbonpilotcitiesindifferentregionsin2011
图3按人均收入低碳试点城市2011年人均Co2排放情况
Fig3Co2emissionspercapitainlowcarbonpilotcities
in
2011basedondifferentincomelevels
24在不同人口规模城市中均有低碳试点城市分布
我国当前尚未对城市规模在立法层面有清晰的界定，根据《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中国中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中对城市规模的分类，即城市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为小型城市，50-100万为中等城市，100-300万为大型城市，300-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城市[8]。以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划分城市规模，其中小型城市只有金昌，占低碳试点城市的28%，中等城市有大兴安岭和济源，占低碳试点城市的56%，大型城市包括池州和南平等共7个城市，占低碳试点城市的194%，特大城市包括秦皇岛和武汉等共18个城市，占低碳试点城市的50%，巨大城市包括深圳、北京和重庆等在内共8个城市，占低碳试点城市的222%（表1）。
从表2可以看到，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增大，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小型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均值最高，为464tCo2/万元;巨大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均值最低，为188tCo2/万元。而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增大呈U型分布。大型城市人均Co2排放水平达到最低值，为1021tCo2/人。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城市的单位GDpCo2排放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并没有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降低。
3同类地区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分析
31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普遍优于同类地区
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始于2010年，测算2010-2011年间低碳试点城市和所在省份的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评估其政策执行效果和低碳工作成效并进行比较分析。除去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其余32个低碳试点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普遍优于所在省份的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32个试点城市中有28个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高于所在省份，占总数的875%。其中景德镇，遵义，乌鲁木齐，武汉和大兴安岭分别比所在省份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高出2447%，2043%，1944%，1912%和1817%，而金昌，晋城，保定和呼伦贝尔分别低于所在省份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的909%，033%，018%和003%。
32试点城市减碳目标普遍高于同类地区
根据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各低碳试点城市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等文件，分析低碳试点城市和所在省份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除4个直辖市，大部分低碳试点城市（28个）的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占32个城市的875%。其中金昌、南昌、深圳、南平和昆明分别比所在省份公布的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出10%，7%，4%，3%和3%，镇江，广元，保定均低于所在省份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的1%，而厦门则低于福建省目标的6%。
4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的未来发展趋势
结合各城市“十二五”规划中对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设定，以2011年为基准年，计算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的情况。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为220tCo2/万元，比2010年平均水平降低了063tCo2/万元。所有低碳试点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均较2010年有所下降。2015年36个低碳试点城市中北京、深圳、广州的单位GDp的Co2排放最低，分别为100tCo2/万元，104tCo2/万元和121tCo2/万元，济源、乌鲁木齐和金昌的单位GDp的Co2排放最高，分别为438tCo2/万元，429tCo2/万元和371tCo2/万元。
根据低碳试点城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预测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情况。到2015年，同“十一五”期间城市本身的单位GDp的Co2排放相比均有下降。结合各低碳试点城市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以及城镇化速度，在国家战略统筹GDp年增长率为7%的速度下，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的人均Co2排放均上升。尽管各低碳试点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步下降，但是由于经济总量保持上升趋势，人均Co2排放仍呈上升趋势。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人均Co2排放平均水平从2010年的1157tCo2/人增长到1358tCo2/人，其中赣州、广元和大兴安岭人均Co2排放在36个城市中最低，分别为291tCo2/人，479tCo2/人和640tCo2/人，济源、乌鲁木齐和苏州人均Co2排放在36个城市中最高，分别为2453tCo2/人，2848tCo2/人和3037tCo2/人。
5总结和展望
首先，36个低碳试点城市“十一五”期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低碳试点城市分布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人均GDp收入水平分布于低、中和高三个层面，人口规模分布于小型、中等、大型和特大及巨大五个类别。低碳试点城市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其次，低碳试点城市2010-2011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低碳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在同类地区呈现出先进性。最后，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的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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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resentStatusofCarbonemissionsinChina’sLowcarbonpilotCities
SonGQijiaowanGYufeiQiYe
（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控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01
引言
所谓的低碳经济指的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指导，透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新能源创新等方式，尽量降低煤炭、石油等具有高碳的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及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形势。发展低碳经济是为了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清洁能源构造，主要是能源技术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以减少气候变化以及加快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一、低碳经济发展的模式分析
1.源头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源头性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在生产过程里选取原材料时，通过低碳化以及无碳化的形式生产产品。详细来讲，这个流程就是低碳化的原材料、生产加工、产品、消费。这样形式最大特征是，强调了源头的控制。也可以说，要通过源头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质的排放。这样的形式和循环经济的思想大致相同，可是依旧具有一定的区别。首先，两个模式的目的并不相同，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充分利用资源，低碳经济强调的不只是充分利用资源，还包括强调环境保护，特别是气候环境。其次源头控制的重点并不相同，循环经济采取的源头控制注重的是资源在当前技术环境里是否可以被完全运用，而低碳经济不但要考量资源能否被完全利用的问题，还要考量生产资料的选择性。所以，相对于循环经济来讲，低碳经济更为严格。
2.过程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过程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在进行生产加工的过程里，尽量通过低碳化或者无碳化的形式进行生产活动。详细来讲，指的是原材料、低碳型生产加工、产品、消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最大的优势就是在生产过程里注重技术的作用，也就是低碳或者无碳化的技术。低碳技术包含了电力、交通、冶金、石化、建筑、化工等关于温室气体排放行业的节能以及提升效能的技术，还包含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运用、煤层气的勘探研发、油气资源等方面所研发的技术。总之，只要将温室气体排放现象进行合理的控制，都属于低碳技术。而过程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要把各类节能、高效且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技术进行合理应用。这对于技术的开发、资金投入等给予了新的要求。
3.产出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强调的是所生产的产品污染要小，对人类以及环境影响不大，对于目标方面应当加以控制和管理。在这个模式中，其流程为原材料、生产加工、低碳型产品、消费。对于产出性模式，产品应当加强简约化、标准化、友好性以及实用性。
4.消费性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产品在进行消费时，应当采取绿色、环保、低碳的形式，尽量降低污染或者最好无污染。这个模式的流程是原材料、生产加工、产品、低碳式消费。并且，这个模式将绿色环保作为标准，进行各类消费活动。
5.优化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的是在原材料的获取、加工、产品构成和消费的所有环节当中，都要尽可能做到低碳或者无碳。所以，这个模式的流程是低碳化原材料、低碳型的生产加工、低碳型的产品、低碳式的消费。这个模式对于环境是最好的形式。可是，这个模式一定要存在技术、理论、经济三点才可以推行。
二、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措施
1.节能优先，提升能源运用效率。当前，经济发展迅速提高，可是却付出了大量的资源以及使得生态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这证明了我国能源利用非常浪费，能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通过生态文明的方向来看，积极运用每一度电、每一方天然气、每一桶石油远远比开采更多的煤、天然气以及石油要有意义和价值。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一定要本着节能优先的战略方针。不但要将具有高耗的产业及生产工艺进行淘汰，还要对照明设备、家用电器、工业锅炉以及工业电动机等方面的技术加以改进，提升热的有效利用以及提升能源转换效率。只有积极推动节能，才可以通过能源提供安全、环境的保护，并制止温室气体排放的多方面目标的体现。
2.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于我国化石能源当今这种煤丰富、油贫瘠、气缺乏的状况决定了煤炭可以成为能源消费的主体。所以，以煤炭为主要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无法进行改变。这就需要在消费之前对煤炭采取低碳化以及无碳化的处理，降低燃烧过程里碳的排放量。在这个形势下，加快发展天然气，适当进行核电、水电、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以及地热能等一些可再生的能源，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里的比率，会是开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向。
3.创建碳基金，鼓励低碳技术的研发。碳基金是通过政府基金以及民间基金两个形式进行，政府基金是靠政府出钱，民间基金是靠社会捐赠。碳基金的目的在于注重碳汇的加强，关注透过帮助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并通过这个过程找到低碳技术的商机，进而有利于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社会。碳基金的资金使用在投资方面通常有以下三个目标：首先，加快地毯技术的研发；其次，促进技术的商业化发展；再次，投资孵化器。我国的碳基金模式应当将政府的投资作为主要方式，再通过不同渠道进行筹资，依照企业的模式运行。碳基金公司透过不同的方式获得碳技术，估算减排潜力以及技术的成熟程度，激励技术的创新，不断创建低碳经济市场，用来加快长期的减排。
4.建立国家碳交易机制。对于我国不同的功能区域来讲，有的区域属于生态屏障区、有的区域属于生态受益区、按照国际采用的碳源、碳汇进行规则的平衡，生态受益区在享受生态效益额同时，还要将外部效益多出的合理份额补偿于生态保护区。其原则是碳源比碳汇大的地区应当依照国家制定的价格或者双方协商的价格对碳源小于碳汇的地区进行碳排放额的购买，用来平衡各地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结束语
低碳经济的各个模式具备各自的特点。因为各地区的情况有别，使得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备本质上的区别。在选择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时，应当通过实际状况，对区域经济进行综合式考量。
参考文献：
[1]钱笑盈.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J].世纪桥，2011（15）.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能源利用效率；聚类分析；试验设计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1]本文根据《中国能源年鉴2008》[2]提供的数据，对中国30个省市地区(地区能源数据缺失)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碳排放量的关系进行研究。
1.地区能源效率和碳排放强度
本文将地区能源效率定义为消耗单位能源生产的GDp，用表示地区能源效率，公式为：
其中：，分别表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和一年中消耗的总能源（总能源为该地区一年当中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总和，并且将其换算为万吨标准煤）。地区碳排放强度定义为单位GDp产生的碳，用表示，公式为：
从表1可以看出，整体上各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
2.地区能源效率聚类分析
对30个地区2004-2007年的地区能源效率运用statistic进行系统聚类，将地区分为3类：
（1）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地区能源效率略大于1；
（2）湖北、四川、黑龙江、河南、陕西、湖南、重庆、安徽、广西、山东、天津、江西，地区能源效率约0.8；
（3）山西、青海、贵州、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云南，地区能源效率约0.5。
3.单因素不等重复试验设计
根据以上的聚类，将地区能源效率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并根据各水平中地区的数量特征，分别在高、中、低水平地区随机抽取3、5、5个地区，以所抽取地区的地区能源效率作为输入指标、地区碳排放强度作为输出指标，进行单因素不等重复试验。为了进一步消除系统误差的影响本文选取2004-2007年的地区能源效率利用SaS9.0分别作单因素不等重复方差分析。
由表2可见，地区能源效率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影响是显著的。进一步采用LSD法分别对2004-2007年地区能源效率进行多重比较，结论为：高水平和中等水平地区能源效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差异不显著，高水平和中等水平地区能源效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分别与低水平地区能源效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有显著差异。
欧盟etS的核心内容是[4]：各个企业被规定二氧化碳的排放上限，若超过上限，则必须购买相应指标的排放权；而企业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减排，使其排放量低于规定的限度，那么可将节余出的排放指标出售给其他企业。基于我国东部地区碳排放量高我们也可借鉴欧盟国家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结合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面源与点源之间的排放补偿；点源与点源之间的排放补偿，包括企业内部排放补偿和企业间排放补偿；点源与点源的排放交易，包括企业内部交易和企业间交易。[5]
总之，中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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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4
低碳发展指标的比较分析
1碳排放强度的比较
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Co2排放当量，也即Co2排放当量与GDp的比值，主要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同碳排放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北京碳排放强度远远高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水平。以北京为例，该指标分别是伦敦、纽约、东京、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的6.83、6.40、7.58、9.88、6.67、10.85、4.45和4.81倍，这一方面原因在于从经济总量看，北京经济规模较小[6]；另一方面是由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从而导致能源结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与规模等存在差距。
2人均碳排放的比较
如图2所示，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北京达到10.1吨，已进入全球最高行列，仅低于洛杉矶（13.2吨）、芝加哥（12.7吨）两市水平；北京的人均碳排放比伦敦、纽约、东京、巴黎、新加坡、香港分别高出3.9吨、3.7吨、5吨、4.9吨、1.4吨和3.4吨。这并非是北京市民个人生活的平均排放水平较其他世界城市高，与之相反的是北京目前人均生活碳排放水平与世界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将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进一步上升。造成上述态势的原因一是因为北京工业、发电排放比例较大；二是交通、建筑等排放水平较高；再就是北京部分工业产品出口造成较多的“隐含碳”，也使得本地碳排放随之增加。具体而言，据世界银行测算，纽约、洛杉矶、东京60%以上，伦敦50%以上的人均碳排放主要由建筑、交通和垃圾处理导致，而工业和电力所占的比重较小[7]；与之不同的是北京的温室气体排放约35%与用电有关，45%左右与城市边界内的工业活动有关，此外交通、建筑和垃圾处理各约占20%的排放。
3单位面积碳排放的比较
如图3所示，从单位城市面积的平均Co2排放量来看，北京达到80.1kt/km2，该指标仅低于纽约（98.3kt/km2）、东京（82.8kt/km2）的水平。拿北京来说，其单位面积碳排放水平分别为伦敦、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芝加哥的2.68、4.24、1.46、1.81、2.15和3.94倍。造成上述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北京市区集聚了大量的工业和电力生产活动，特别是能耗巨大的重化工业贡献了大量碳排放；另外北京市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不便捷造成自行车和公交的出行比例低于世界城市水平，从而造成了单位面积的交通、建筑碳排放较大。据测算，从一个公交站点步行10-20分钟到达商业设施的面积和工作数量，纽约是北京的10倍以上[7]。因此北京今后应加强发挥城市级差地租作用，实现城区产业的“退二进三”，将重化工业逐步外迁。另外就是在建筑节能，低碳交通和城市规划等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其单位面积的碳排放水平才会逐渐下降。
4碳排放的行业结构比较
在碳排放的行业结构方面，北京的工业碳排放所占比重远远超过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主要世界城市，而服务业、居住碳排放所占的比重则刚好相反（表1）。这主要由于北京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因而工业耗能比例大而导致碳排放比重较高。具体而言，北京工业碳排放比重为47.27%，分别是伦敦、纽约和东京的6.75、3.94、5.08倍；北京服务业碳排放比重为36.09%，分别只相当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65.62%、65.62%、57.10%；其中北京交通碳排放比重为8.55%，分别只相当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38.86%、38.86%、32.51%，而交通以外服务业的碳排放比重为27.54%，分别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5.46、5.46和9.36个百分点；北京居住碳排放比重为14.75%，分别只相当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38.82%、46.08%、57.17%。由此说明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低碳的内容有所不同[8]，北京要缩小与世界城市的低碳发展差距，首要任务是工业低碳化，其次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应大力发展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提倡低碳生活方式，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高碳锁定”效应的覆辙。
5能源结构的比较
从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来看（表2），其他世界城市的煤炭消耗比重最小甚至接近于零，而煤炭占到北京能源耗费的47.1%，石油占15.5%，天然气占12.8%，外调电力占13.8%，其它10.8%。而纽约能源品种的排序为石油占50.3%，天然气占25.2%，外调电力占15.2%，煤炭只占2.8%；伦敦以天然气为主要品种，占能源的45.2%，其次是石油（27.5%）和电力（25.5%）；东京则是石油占能源的38.5%，电力、天然气分别占33.3%、28.2%，基本上排除直接的煤炭消耗。由此可见北京煤炭消耗比重占到半壁江山的能源结构状况，也会造成碳排放强度相对较大。
6大气污染的比较
再来比较大气污染方面的指标（表3）。首先，北京大气污染年平均浓度高于三个公认的世界城市。以可获得的2006年数据为例，东京大气污染年平均浓度为0.005mg/m3，伦敦为0.0125mg/m3，纽约为0.027mg/m3，而北京2007年是0.047mg/m3，分别是东京、伦敦和纽约的9.40、3.76和1.74倍。其次就可吸入颗粒物而言，伦敦为0.027mg/m3，纽约为0.082mg/m3，北京是0.148mg/m3，北京分别是上述世界城市的5.48、1.80倍。再次就pm10指标来说，2008年北京的指标分别约是伦敦和纽约的6倍、东京的3倍。最后就So2排放而论，北京2008年该指标分别是伦敦、纽约和东京的1.44、1.38、2倍。由此可见上述三大世界城市环境质量明显好于北京。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大气污染主要是由煤炭燃烧引起的，而前文提到北京恰好是以煤炭为主（约占50%）的能源消费结构。至于no2指标方面，北京却明显好于其他三大世界城市，究其原因在于该排放主要是由机动车燃烧石油、排放尾气所引起的，而北京目前机动车保有量（2011年末498.3万）还少于这三大世界城市（伦敦约500万辆、纽约约800万辆、东京约800万辆）。上述分析表明北京在环境低碳化方面与世界城市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7就业结构的比较
因为伦敦、纽约和东京近年三次产业的产值数据难以获得，在此收集这些城市的就业比重数据来代替。根据反映产业结构经济变动规律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再结合产业结构轻型化的节能减碳效应，第二产业比重降低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有利于降低区域的碳排放强度，即：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就业比重越高，则碳排放强度越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越高，碳排放强度却越小。如表4所示，北京的第二产业和工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远高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而第三产业则反之。具体来说，北京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高出伦敦、纽约和东京分别达13.6、17.7、7.9个百分点；工业就业比重分别高出伦敦、纽约和东京达14.77、17.32、9.5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却分别低了19.59、24.16、13.36个百分点。因此基于北京与其他世界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差距分析，说明通过产业结构正向演进来实现节能减碳还存在较大潜力，但同时任务也较为艰巨。
低碳发展政策的比较分析
目前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为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城市，一般基于自愿减排和自我需要减排的认识，纷纷提出明确的量化减排目标，设定低碳发展愿景，并制定合适的低碳发展政策（表5）。相比而言，一方面北京面临着我国总体减排目标的强制分配，可能出于完成约束性目标的基线考虑，尚未提出比国家目标更高的意愿，因而可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目标束缚而不敢冒进；另一方面专门针对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城市的政策还为数不多，主要是从节能减排、建设“科技北京”和“人文北京”等角度来展开，重“硬件”建设而轻“软件”建设，并严重依赖于政府政策的支持性，城市结构和城市活动相结合、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政策引导性不够；另外在建立时间序列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制定量化的城市减排目标等方面工作还未迈开实质性步伐，这使得北京的低碳发展行动缺乏基础数据、战略规划、基准情景和行动指南。3低碳发展行动的比较分析在低碳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世界城市为落实减排目标都因城而异地采取行之有效的低碳发展行动（表6）。三大世界城市在能源、建筑、交通、产业等领域都寻求最优的低碳解决方案，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采取的行动规模和形式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低碳发展模式。比较而言，北京在探索低碳城市发展行动中，还只简单停留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层面上，仅仅关注重点减排项目和工程，还未将减碳任务分解到各个部门和行业，也没出台北京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并像主要世界城市一样，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整合低碳科技资源，建立低碳标准体系，完善政策体制机制，加强低碳宣传教育培训，发动利益相关者力量，促进政府示范、合作分享，寻求有效融资战略，这样在最终低碳发展绩效上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很难达到显著的碳减排效果，并获得经济社会发展、能源资源节约、生活条件改善和环境质量提升等在内的协同效益。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单位面积碳排放量、碳排放行业结构、能源结构、大气污染和就业结构等定量指标方面，还是低碳发展政策、低碳发展行动等定性层面，目前北京的低碳发展状况与伦敦、纽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在世界城市纷纷开展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创造低碳就业、规划绿色高效产业的低碳发展新格局面前，北京建设低碳城市就显得更为任重道远。为此，北京要积极而广泛地借鉴世界城市低碳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统筹考虑世界城市与低碳城市的目标协调，将低碳城市建设作为世界城市建设的示范工程之一，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所处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探索适合北京市情的低碳发展道路。通过前文研究世界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城市的行动规划，对北京走向低碳发展的进程、行动和关键环节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注重政府引导，强调规划先行
首先，北京各级政府应树立城市低碳发展的理念，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宣传、教育和普及低碳理念和绿色意识，大力推广市科委开展的低碳城市发展路径及试点建设活动，从低碳城区、低碳园区、低碳社区及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各层面展开，将低碳城市建设和低碳产业布局作为首要的示范性工程，促进和引导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低碳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其次，抽调相关职能部门组建北京低碳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制定清晰的低碳城市发展路线图，并分阶段落实低碳城市规划后严格执行。
（2）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
北京三次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质量，调整、优化产业内部结构。第一产业要向生态农业、都市农业、节水农业发展；第二产业要实现低碳转型，在将重化工业搬离外迁的基础上，向低碳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在更提高整体比重的基础上，向高端服务业、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休闲业发展。在提倡全方位节能的基础上，还应大力改善北京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3）提高能源效率，研发低碳技术
以提高能效为中心，开发能源和能效项目，着力在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领域研发、推广和应用节能技术，具体包括规范工业和建筑节能，实行公交优先、管理和优化交通系统，提倡可持续的土地规划利用模式等。北京还应以其科教和研发优势，在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领域开发适用的低碳技术。市科委应制定中长期低碳技术发展规划和低碳技术路线图，加大低碳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建立和形成有利于低碳技术发展的长效机制。
（4）加强国际合作，争取项目支持
应就低碳技术的推广，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低碳建筑等领域的技术联合研发，及在低碳技术转让、低碳创新资金援助、低碳技术市场开发开放等方面，加强与世界城市的低碳项目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从世界城市在城市功能配置与低碳城市建设、管理模式创新与低碳城市发展、城市能源系统规划与低碳产业促进等方面，根据自身基础合理引进低碳项目，争取国际资金、技术援助，为解决北京建设低碳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战略规划、技术选择、资金瓶颈、示范建设和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5）创新制度体系，规范低碳行为
北京要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人口结构为切入点，进行低碳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管治变革，创新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编制系列低碳标准，建立监测、跟踪减排进展体系，组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措施，确保低碳发展目标的完成。另外还要积极落实《“绿色北京”行动计划》，以绿色采购、能效标志、阶梯能源价格、税费减免与补贴、推广智能电表、合同能源管理等手段，规范、监督政府和广大市民的低碳消费行为。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5
【关键词】低碳；城镇规划；丹阳市埤城镇
低碳城镇的概括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大规模工业化的持续推进，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人类使用化石能源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进而带来的全球变暖和生态环境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而我国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速、碳排放量增加的非常时期，如何在规划中引导、控制和减少碳排放，如何实现产业经济发展模式以提供宜居的环境？城镇规划理论的“低碳化”转型将成为我国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城镇化低碳发展正逐渐成为我国城镇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障能源安全，谋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题。
“低碳”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意指以较低的自然资源消耗和较低的生态环境破坏获得更高经济产出的经济模式。由于是对过去发展模式的深刻反省和对未来发展模式的理想抽象，低碳经济的概念和模式很快便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采纳，特别是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展低碳经济几乎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承诺，而这也被视为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2008年初，国家建设部与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大陆以上海和保定・中国电谷两市为试点联合推出“低碳城市”，我国的低碳城市规划理论是从2008年开始提出来的，是基于低碳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的规划方法。
低碳城镇规划模式探索
我国有一万多个小城镇，数量庞大，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以集聚发展为主的阶段，大中城市发展迅速，相对来说小城镇发展比较缓慢。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政策的深入，特别是新一轮省直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小城镇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为建设低碳小城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的低碳政策措施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在一些方面得到了相应发展，2009年7月1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城市与发展规划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我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趋势-低碳生态城市》一文，提出了低碳规划的想法，2010年3月19日，中国社科院公布了评估低碳城市的新标准体系，这是迄今首个最为完善的低碳经济评估标准。在实践方面，2008年初，国家建设部与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大陆以上海和保定・中国电谷两市为试点联合推出“低碳城市”。此外，很多学者、课题组、研究院都开展了城镇低碳经济、低碳规划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总结如下：
1、城镇规划层面的低碳空间结构布局
城镇规划对低碳城镇的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小城镇开展低碳规划建设就是要奉行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友好的规划原则，并按这个要求编制好各类建设规划。尤其是要加强小城镇镇区内部的道路、供排水、环境整治、信息网络等公用设施和公益事业的规划。
2、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建立城市低碳经济系统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发展较好的小城镇一般都具有特色产业，转变小城镇发展模式，借鉴和利用循环经济模式的技术创新优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开发和生产高附加值、低能耗产品，努力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整个产业结构的低碳化。
3、技术层面的低碳路线选择
低碳技术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必要手段，其覆盖的范围很广，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包括节能技术、Co2的捕集与封存技术(CCS)、清洁能源技术等，清洁能源技术是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取代，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及核能等能源技术。目前欧盟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优势较为突出。
4、居民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意识的树立
社会发展在强调低碳经济的同时也要注重居民生活消费的低碳化，树立居民日常绿色消费意识和绿色生活，低碳生活其实就是在生活中减少Co2的排放，减少资源能源消耗的生活方式。
低碳理念在工贸型城镇规划中的应用―以丹阳市埤城镇为例
1、规划背景
丹阳市埤城镇位于丹阳市的东北部，北部与镇江新区接壤，南分别与后巷镇、丹阳开发区相邻。东与后巷镇毗邻，西与丹阳开发区、云阳镇接壤，西北邻镇江市丹徒区丁岗镇。2009年底总人口45056人，其中外来人口7912人。全镇土地总面积4080.0公顷，埤城镇地形地貌特征较为特殊，东部为平原地区、中部为丘陵山区、西部为坡岗地区等三种地形地貌环境。区域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且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具有发展低碳城镇的良好条件。
埤城镇的低碳发展，应珍视其固有的自然资源与历史环境，充分分析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对该城镇进行合理的定位，同时根据现存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侧重方来进行其低碳城镇建设的规划。
2、城镇空间低碳规划
综合考虑埤城的区域背景、现实基础、发展潜力以及上层次规划的有关要求，将埤城镇定位为：丹阳市沿江新区、以机械制造和生态旅游为特色的经济强镇。
规划埤城镇区总体布局为“两心、两轴、八片”。“两心”分别为老镇区商业中心和新镇区综合服务中心。结合规划新建的镇政府、文化中心、农贸市场以及大型商业设施和北侧的公园绿地形成。
“两轴”为一条沿益民路形成联系老镇区和新镇区的城镇生活发展轴，以及一条依托经四路形成的城镇工业发展轴。“八片”分别为太平河北侧的镇区、太平河南侧的居住区、跃进河两侧的两个工业片区、仓储物流片区、两个居住发展片区和工业发展片区。居住区主要是分别依托老镇区和新镇区形成的两个生活片区；工业主要集中在团结河以南、育才路和338省道之间、跃进河两侧区域，形成两个工业片区；仓储物流片区位于镇区北部，团结河以西、华宇路以北区域，结合常泰高速连接线道口形成；两个居住发展片区主要是包括环城路和丹埤路以西区域的居住发展片区、以及跃进河以南和经四路以西区域的居住发展片区。综合考虑企业规模、效益和发展潜力，合理布置工业用地。加强城镇工业污染整治和防护力度，改善城镇环境。
充分考虑城镇的生态环境，既发展工业，又满足城镇环境保护的要求。针对现状工业“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情况，规划将工业集中布置，形成独立的功能片区。园区设定企业进驻门槛，对环境有污染的企业严禁进驻，提高地均产出效益，注重镇区环境保护。
增加绿地规模，合理规划绿地布局，规划到2030年底镇区绿地总面积29.87公顷，人均10.67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24.58公顷；生产防护绿地5.29公顷。镇域将在现状基础上，充分结合河流控制绿地，设置滨河绿带，布置丰富的植物景观和绿化小品，串联公园、绿化广场、街头绿地、道路绿化等一起创造错落有致、井然有序的绿地系统网络，以增加Co2的吸收，同时增加居民休闲娱乐场所。
另外，埤城镇组织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镇区规划一处文化娱乐用地，集中安排镇图书馆、活动中心等文化活动设施。新社区除了完善各种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还要依托广场、街头绿地等设置文化体育设施，丰富居民生活。
3、建立城市低碳经济系统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埤城镇不仅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机械及电子产业，并已发展成为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机械制造产地。从表1三大产业产值比较也可以看出来，埤城镇第二产业产值最大，2009年全镇第二产业在三产中所占比例高达70.7%，为该镇的支柱产业。
埤城镇是全国农用机械的重要生产基地，在国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以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园区集聚，在镇区东部打造以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为核心的现代机械产业园区。镇域南部工业园区，建设成为一个低碳环保绿色生态工业园，把电子信息、冶金铸造等搬迁到工业园内，工业园应远离中心区和人口密集区。低碳工业发展：一方面应以发展无污染、低污染、低消耗的轻型产业为主，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二、三类工业，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改造步伐，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同时埤城镇在保持原有特色重点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采用低碳环保材料、研发低碳环保技术打造低碳环保产业工业域，建立低碳环保实验成果工业园，以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方式参与区域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以加强自身的优势和活力。
此外，埤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今后应在提升、完善生活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信息、交通、物流、房地产、金融、培训、咨询等生产业，以服务业为突破口，逐步把低消耗的第三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4、低碳交通规划
埤城镇位于长三角地区和上海经济辐射区范围内，接受辐射能力强，发展机遇多，是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埤城镇有着便利的对外交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规划期间，埤城镇将在改善交通方面更注重整体规划、低碳、环保，沿江铁路从埤城镇域东部穿镇而过，并拟在沿江四镇西南角（后巷镇）设置一处铁路货站，将促进商品货物的流通，加速沿江四镇的产业集聚，加快发展低碳的第三产业。常泰高速连接线从埤城镇域西北部穿境而过，并在镇域西北角设有匝道，提供了与泰州市、扬中市及丹阳的联系快速通道，使物流、人们出行更加便利，减少了出行消耗。338省道改线后从埤城镇区东侧穿过，并由二级公路提升至一级公路，增强了与镇江市的交通联系，增加了交通运量，增加运输效率，减少碳排放。丹埤公路、通港公路、丹界公路从镇域中南部穿过，向西联系丹阳市区，向东联系后巷、新桥、界牌三镇，增加了沿江四镇的联系，节约了出行成本，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此外，在沿江铁路和常泰高速连线两侧各控制50米防护绿带，增加Co2吸收，减少碳的排放。
结束语：本文通过阐述低碳城镇概念、低碳城镇规划模式探索，以及以丹阳市埤城镇为例说明了低碳理念对工贸型城镇规划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是工贸型城镇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障能源安全谋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需之路。倡导城镇低碳理念发展，其实质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向自然索取经济的同时，善待自然，以谋求人和自然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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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6
关键词:低碳;旅游景区;生态GDp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46-02
1低碳旅游的产生背景
低碳旅游产生于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据调查,1981年~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煤、石油等矿物燃料并排放了过量二氧化碳的结果,它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3.8~7.6nm,波长较短)具有高度的透过性,同时对地球反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如红外线)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从而形成“温室效应”。全球升温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群丧失;雨季延长,水灾日益频繁;北冰洋和南极半岛冰雪融化,生物种群灭亡;传染病病菌通过极端天气和气候时间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等扩散流行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温室气体已经到了不可不控的时期。气候变化将增加自然灾害,数十亿人将受到影响,上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如果温度升高超过1.5~2.5度,20%~30%的动植物物种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同商讨制定了《京都议定书》并在第二款中明确指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2009年12月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低碳”成为催生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积极响应。
低碳旅游催生于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长期以来,旅游业以其“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逐渐取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低碳旅游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从旅游活动本身来看,旅游活动是一个包括食、住、行、游、娱、购在内的综合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碳排放,因此所谓“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尽量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消费模式。
2低碳旅游景区的创建意义
“低碳旅游”的意义不在于口号,在于落实。低碳旅游景区的建设起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1)创新景区发展规则。
低碳景区的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的错综复杂催生了新的景区发展规则。在诸如怎样将低碳的衡量指标融入到现有的景区评价体系;怎样在低碳运营模式中改革现有景区的管理模式;怎样实现替代传统能源的新能源、新技术;生态文化综合效益能否最大化等等都需要制定规则予以引导。
(2)促进区域低碳产业的整合开发。
传统景区在低碳的建设与改造中,不可避免地将低碳的发展理念向其他产业和区域全面渗透,有利于激活区域优势资源,构建整合互动机制,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区域其他产业的低碳进程,构建“互惠共赢”的区域发展模式。
(3)促进民众养成低碳的生活习惯。
在低碳旅游景区的游客无论在饮食、住宿、交通、通讯等各个方面都能亲身体验到低碳生活的方式并且通过景区低碳知识的宣传,碳补偿等活动深入了解低碳的意义,教育他们节约资源,主动保护生态环境,在旅游活动结束后继续坚持低碳生活,逐渐形成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
3旅游景区碳排放的主要表现
旅游景区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交通特别是空中飞行、住宿和娱乐设施主题公园娱乐、滑雪等旅游活动。据世界旅游组织最新研究,2005年,来自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192mt和284mt,全球旅游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5%,除去飞行贡献值为3%;2035年以前,来自旅游业的碳排放量约以2.5%的年均速度增长;至2035年,旅游业交通及住宿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2436mt和728mt。另外,旅游业的奢侈消费助长了负面环境影响。如普通居民一般一天用水100~300升,但星级宾馆用水则达到每天500~2000升,超豪华宾馆则更高。又如随着气候变暖,冬季雪期缩短、雪量减少,滑雪等旅游项目不得不依赖人工造雪技术。据估算,北京市人工造雪一个冬天要用掉半个昆明湖的水量,相当于全北京市一天用水总量的1/10,是8300多户家庭一年的用水量。因此,限制旅游景区的碳排放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1)低碳交通。
其一,景区内实行交通管制,可采用自行车、牲畜等作为交通工具,鼓励步行游览,将因运输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降至最低。景区之间的换乘可安排中巴或者电瓶车定时接送客人。其二,鼓励旅行者选用碳排放量低的交通工具,如放弃飞机,选用火车、汽车、轮船等作为出行工具,短途旅行者可徒步或骑自行车,既达到环保的目的又有益于身心健康。
(2)低碳住宿。
酒店越豪华,碳排放量一般也越高。因此在低碳旅游景区应提倡游客入住舒适、便捷的经济型酒店、乡村客栈、家庭旅馆等,并且在酒店内不主动免费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提倡旅行者在住宿时自带洗漱用品、节约用水用电等。
(3)低碳饮食。
尽量选择旅游目的地本地食物作为食材,避免因外来品运输、包装、存储等环节所造成的能量消耗和碳排放;选择绿色食品,避免化肥、农药、生长激素和添加剂的使用;选择自备餐具,避免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所消耗的石化产品量。
(4)低碳游览。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应该讲文明,做到留下脚印不留任何东西,不随便丢垃圾;游客还可参加植树造林等活动,增加碳汇,以弥补因为交通运输、履行消费所造成的碳损耗从而达到反哺环境的作用。
(5)低碳购物。
游客通过购买旅游目的地的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惠及当地经济,可以减少当地人为了谋生而砍树、采石、挖矿等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提供低碳旅游的各种咨询,如配备专业的低碳导游,在讲解美景的同时融入低碳的知识,查询低碳交通工具租借点、提供低碳饮食资讯;标示“低碳营业商店”:凡响应不使用一次性餐具、落实垃圾分类回收、不主动提供包装塑料袋、优先使用当地食材的商家皆有标示。旅游者应尽量自带引用水,不买或少买瓶装水,抵制过度包装的商品,以达到减少废弃垃圾量和资源浪费量。
4景区面临的低碳困境
(1)游客的“低碳”习惯养成需要时间。
低碳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景区低碳意味着游客很多惯常的旅行行为需要改变,如酒店不再免费提供牙刷牙膏等日用品;减少换床单的次数;用电瓶车、牲畜取代汽车等交通工具;垃圾要自己带回家;自己随身携带餐具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食用素食等。这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对很多人的旅游习惯提出了挑战,如果大众能够接受则无疑实现了节能环保和高游客价值体验的双赢,反之如果人们不能接受则势必降低游客的体验价值甚至降低景区游客满意度。
(2)技术门槛高,中小景区难实现。
建设低碳景区,首先是引用低碳技术改变现有能源的消耗模式,涉及到景区能源供应如改变景区的能源利用模式,使用生态能源和节能环保能源如太阳能、生物能、有机能等清洁能源;交通工具替换如使用电瓶车、自行车替换汽车;建筑如采用节能环保、无污染的环保材料;服务如增加低碳导游,设置低碳通讯,饮食,住宿服务以及垃圾废物的分类回收处理等。对于资金雄厚的大型景区而言,革新技术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积累实现,而对于一般中小型景区而言,则没有能力解决。况且,就目前我国利用新能源的技术现状而言,完全在景区使用新能源也存在困难。据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战略研究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关于太阳能的技术规范,技术产品质量认证标准,部分关键设备依靠进口,一些高效、低成本、环保的技术仍然依赖国外,农林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率低,能源植物的培育研究进程缓慢等。
(3)成本高昂,进程艰难。
从景区经营管理来说,景区的低碳转型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来自于技术更新、替换以及融资等方面,如自主创新技术不成熟所付出的设备购买成本;投资额大,融资渠道有限所造成的融资成本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景区在实施低碳转型期间的一种本能的退却反映。
(4)景区“低碳”,优劣难衡量。
目前的景区评价标准仍然沿用着传统的工业化标准衡量后工业化时代追求个性的旅游业发展,在评定5a级景区时,停车场要有多大、道路要有多宽,这些硬性的标准已经完全不能适合低碳型景区。对景区的评定衡量中,经济GDp至上一直是奉行的理念,提高游客接待量,加大景区开发力度是景区GDp的主要增长点,然而,毫无限制地扩大游客接待量和过分开发势必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在低碳经济的要求下,现行评价体系与低碳景区评价标准不相符。
5出路
(1)政策支持。
国家的政策支持是低碳景区建设的关键。国家应出台更加细化的政策法规将低碳旅游标准化和制度化,从而加快进入低碳旅游的步伐。从资金、政策、土地等方面加大对旅游景区低碳项目建设的扶持力度,激励景区及涉旅企业加快推进低碳旅游方式,包括制定政策进一步发展壮大绿色环保企业,支持旅游景区、景点、宾馆饭店、旅游运输等旅游企业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及时全面引进节能减排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碳消耗,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的循环经济模式;制定行业准入标准,引入低碳旅游指标对旅游景区景点及相关企业进行常规考核与管理,让低碳旅游真正成为时尚,成为人们追求的健康生活方式。
(2)景区间要建立战略联盟,冲破成本、技术关。
低碳经济背景下,景区面临着来自于技术变革,设备更换,基础设施以及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过程等等的共同压力。景区之间如能结成战略联盟共同应对外部变化必将增强竞争力。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横向战略联盟。旅游景区联合价值链上处于同阶段其他景区的资源与技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联盟系统。技术联盟:联合其他景区共同研究适用于低碳景区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技术,整合人力、知识资源优势,形成景区之间彼此互补,相互协调的联盟,分摊新技术开发成本,形成企业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新竞争优势。营销联盟:组建营销联盟可避免同类旅游景区在激烈竞争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低碳旅游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型旅游方式,营销模式如何创新还处于摸索阶段,通过营销联盟,可以扩大低碳旅游的影响力,通过分享市场营销中的资源,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相互学习,优势互补。其二,纵向联盟。纵向联盟是指景区与处于旅游产业链上不同阶段的其他旅游企业合作,以增加价值的合作竞争系统。纵向联盟主要表现为旅游景区与旅行社的联盟,为了降低由于旅游线路交通的碳排放,游客低碳知识教育,低碳行为规范,低碳景区应与旅行社保持密切的沟通,形成一种利益趋同的纵向联盟,这将有助于增加低碳景区的客源量。
(3)构建以生态GDp至上的景区评价理念。
低碳经济背景要求必须改变经济GDp至上的理念,尽快建立起“生态GDp”体系,维护景区生态环境,协调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构建均衡、和谐的标准体系。建设一套由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环境指标共同构筑的反应景区总体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将其贯穿到评价体系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中,改变如经济发展、生活质量、贫富差距、生存环境,以及人们对测评对象的意见、看法、期望值和满意度,等方面指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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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7
一、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区域行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利用水平及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各区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也显示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基于区域层面来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至关重要。
我国正处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受我国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制约，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区域情况，改变经济增长结构，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促进区域经济持续高效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撑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二、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仍不理想
区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能源消耗处于上升期，碳排放强度高。高能耗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其中，电力热力、金属、化工、采掘以及非金属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
从区域情况来看，东北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重工业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该地区的煤炭、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也是其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中部地区工业化是为了适应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钢铁等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中部地带的资源开发和基础产业的发展，中国生产力布局主要集中在东中部两块地区，沿海地区在加强能源、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汽车、造船等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了电子、家电、通信等新的工业部门和行业，在出口工业品的生产方面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二）能源利用效率低
当前，我国能源资源结构表现为“富煤、缺油、少气”，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难以改变。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致使经济发展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
由于我国各区域之间的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区碳排放的差异较大。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即能源强度，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能源强度的变化直接影响该地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能源消费强度来看，我国不同省区能源强度差异较大。能源强度排在前三位的均处于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贵州和青海；能源强度低、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则分别是北京、浙江、广东省均处于东部地区。
（三）技术创新步伐缓慢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我国东部地区基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人才资源较有优势，而其他三个地区与东部相比创新能力较弱。重点是能源开发利用，第二产业等领域技术更新缓慢，产能落后，使得整个产业体系薄弱，加上传统落后工艺在重点行业领域比重较高，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和先进技术的严重缺失，使得未来几十年内，基础建设以及工业生产将维持高排放的特点，这也加大了减排压力，增加了低碳模式的实现成本，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
（四）政策法规尚不完善
《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一系列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保证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但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同时现有的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足够的操作性，加之由于中央到地方政策执行链条过长，执行效果不易控制，因而导致执行效果不佳。
三、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策略
（一）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产业体系
第一，发展低碳农业，转变发展方式，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建设专业化、规模化、有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工业低碳化，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发展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并拉长产业链，加快构造节能环保型产业体系。东部地区应侧重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新兴技术进行传统产业改造，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不断降低经济发展的能耗水平，切实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电力、热力以及采掘、化工、金属冶炼、非金属制造等重工业行业要重点治理，限制高碳产业准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
第三，积极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卓有成效地拉动国内多数欠发达地区实现城市经济跨越式发展。从不同侧面去分析，低碳经济既是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准。通过服务业的战略发展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也可以从一定层面缓解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前期工业增长与排放正相关的矛盾。
第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低碳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等。
（二）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
第一，源头控制。推进节能减排重要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要改善能源的供应结构，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从源头上解决能源环境问题。在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
第二，过程控制。即在生产消费过程中，利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如引进先进技术、更新和改造落后生产工具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达到高效能、低排放的目的。
第三，事后控制。捕获、封存和积极利用排放的碳元素，即开发以降低大气中碳含量为根本特征的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及利用技术，以及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等。同时，还要大量植树造林，增加碳汇。
（三）加快低碳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否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碳技术创新。
低碳技术创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技术引进；二是自主研发。技术研发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高效能源利用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技术，都需要很长的研发周期。因此，技术转让是目前发展低碳产业更适宜的方式。目前，国际社会为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推广而订立了国际技术协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或者实施技术管制和激励，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最终目标。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低碳技术研发中心，从根本上改变低碳技术落后的现状。
（四）制定完善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为保障低碳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以及技术创新上的实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制定专项规划，提出低碳经济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限制高碳产业准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在能源效率上，要加强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同时要制定和完善可再生能源总体规划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专项规划，完善“配额制”和“固定电价”等相关政策制度，以求改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状况，加强可再生能源的供应。
在技术创新上，制定合理有效的技术引进政策，同时政府应在财政税收、金融制度上加大支持力度，如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研发和设备生产等给予税收优惠支持，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走低碳发展之路。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免税收等有效手段加强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在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等低碳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并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8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池州实现经济“弯道超车”、加快“绿色崛起”的必由之路作为第一个部级生态经济示范区，池州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绿色成绩单”，这为发展低碳经济营造了难得的优势。低碳经济就是一列快车，谁率先发展低碳经济，谁就能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谁率先实现了低碳经济转型，谁就掌握了超常发展的主动权。近几年来，池州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与“马、芜、铜”沿江第一方阵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池州在“高碳产业”优势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应该毫不犹豫地搭乘低碳经济这列快车，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弯道超车”，加快“绿色崛起”。
池州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劣分析
（一）优势分析
与我省其他地市相比，池州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是生态环境良好，旅游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多年来，池州通过治山治水，森林覆盖率已达60%，有林地777万亩，占全省1/8，年吸收二氧化碳相当于65万辆帕萨特轿车的年排放量，森林年蓄水13亿吨，相当于建造100万立方米的水库1300多座；水资源充足，总量达63.7亿立方米，占全省的11%。发展生物质能源，清洁能源产业潜力巨大。另外池州的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品位极高，是安徽皖南国际旅游区的核心区。境内分布各类景区景点300多个，其中部级旅游品牌4个，a级以上景区33个，国际性佛教道场、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九华山，国家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华东动植物基因库”———牯牛降，亚洲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中国鹤湖”———升金湖，以及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平天湖、秋浦仙境、蓬莱溶洞群等一批风景名胜。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旅游资源，是池州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二是区位优势突出，岸线资源优势明显。池州沿江近海，东邻长三角，西与武汉经济圈相连接，长江黄金水道、沪渝高速、铜九铁路和沿江城际客运铁路横穿东西，京福高速、济广高速纵贯南北，九华山机场即将运营，集“公、铁、水、空”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性现代交通枢纽初步形成。较好的区位优势，便捷的交通运输为池州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另外池州岸线资源优势也十分明显，长江流经境内160多公里，占皖江的2/5，拥有许多尚未开发的岸线资源，现有各类货运码头泊位50多个，是长江万吨轮最后通达地，发展低碳运输和船舶制造前景广阔。三是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非金属矿产资源品优量丰。目前池州已探明的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矿藏40余种，其中铅、锌、锑、钼等有色金属矿产储量居全省首位，金、银储量可观，特别是石灰石、白云石、方解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品质优、储量丰，加工潜力巨大，已被省政府确定为非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池州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矿产资源开采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产品加工的精深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四是池州具备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基础。近年来，池州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效。如在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现代生态农业等低碳产业；积极将电子信息作为首位产业培育打造，引进了正威“中华芯都”集成电路产业园项目等。在节能减排方面，池州沼气池入户率达26%以上，位居全省首位；三二五发电有限公司25mw生物质发电项目锅炉基础工程即将完工；目前已有250余万平方米的新建建筑设计了太阳能一体化系统；全市出租汽车已完成“油改气”工作，公交车辆正逐步更换为新型节能环保公交车辆；建设城市自行车公交系统，倡导绿色出行等。在城市发展和规划方面，精心打造生态低碳园林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把池州建设成为全国最具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游城市。
（二）劣势分析
从实际情况看，池州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也面临着以下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一是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氛围尚未完全形成。由于低碳经济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一些农民通过发展沼气，接触到低碳经济，但对低碳经济还比较陌生，阻碍了低碳理念的推广；一些企业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初步进入到低碳经济领域，但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景认识不足；一些干部对绿色GDp不感兴趣，对发展低碳经济患得患失等。二是产业结构重型化，低耗能产业增长过慢。近年来，池州产业结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善，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仍较为突出。2011年，三次产业比例为15.1:49.6:35.3。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依赖有色、化工、水泥等高耗能、重型化行业，而具有低能耗特征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因此，必须抓住低碳工业革命的新契机，处理好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池州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三是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发展与减排矛盾日益突出。当前，池州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都会对能源产生巨大的需求。但池州常规能源贫乏，缺油、少气。从能源消费结构看，池州以燃煤和重油为主的消费结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将拉高Co2的排放强度，导致单位GDp能耗居高不下。因此怎样协调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四是自主创新能力弱，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滞后。近几年，池州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均排在全省倒数位置，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水平低，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技术研发和推广利用上产业化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池州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大“瓶颈”。五是没有形成激励机制，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尽管国家相关的主管部门曾制定并出台了一些与低碳技术研发有关的优惠政策，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鼓励政策名存实亡，部分政策因难以执行而未执行。再加上政府财政投入不多，金融系统支持不够，低碳经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
池州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宣传低碳经济，尽快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
一是加强市县各级干部和企业决策者的低碳经济知识培训。要把发展低碳经济内容列为池州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开办企业决策者低碳经济专题培训班，通过培训，促进各级干部和企业决策者转变思想，不断提高低碳意识与理念。二是在社会上广泛宣传。要在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刊上开辟“低碳之窗”、“低碳与生活”等专栏，及时宣传报道池州发展低碳经济的工作，培养公民的低碳意识，把低碳经济的理念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走出一条政府、企业、公民共同参与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二）积极进行低碳试点，尽早编制池州低碳经济发展规划
一是尽快研究制定池州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近期、中期和长期规划，明确发展低碳经济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二是按照因地制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的方针，选择有条件的地方进行低碳社区、低碳超市和低碳产业园区等试点，在城市交通、建筑节能、小区环保、垃圾利用、资源再生方面推动低碳技术应用，带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为池州建设低碳城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三）强化节能减排，逐步提高“低碳”和“无碳”能源比重
一是严格控制高碳产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要结合池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坚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和落后生产能力，同时对一些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进，采用去碳技术，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在招商引资上，对新引进的项目设立更为严厉的绿色门槛和低碳门槛，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工业园建设上，抓好节约降耗、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示范园区建设。二是逐步提高“低碳”和“无碳”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加快发展天然气，积极引入核电，深入开发太阳能、小水电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通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加低碳和无碳能源的供应，使池州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引发的碳排放逐渐“脱钩”。
（四）加快培育低碳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一是全力打造好首位产业。近年来，池州先后引进了正威半导体、勤上光电、颐和新能源、铜冠铜箔、磊鑫科技、四通显示等电子信息企业，总投资达1000亿元的正威中华芯都半导体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池州首位产业已经显现。要全力打造好首位产业，进一步促进池州工业转型升级。二是做大做强新能源（太阳能光伏、LeD）、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业、生物制药等低能耗高新技术产业。三是积极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文化是旅游之“芯”。要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旅游资源，以九华山旅游为龙头，积极推进旅游文化精品建设和特色旅游发展，形成世界级旅游观光、休闲和度假基地，并依托文化旅游产业拉动相关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四是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大力推广太阳能和沼气技术，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发展绿色、生态和无公害农产品，探索解决农作物废料的新途径，减少农业的碳排放。五是大力发展林业。加强城市、农村绿化工作，大力植树造林，重视培育林地，特别是营造生物质能源林，增强林地的碳汇能力。
（五）推广和倡导低碳生活，全面推进低碳城市建设
一是积极倡导低碳生活。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引导市民戒除"一次性"用品和"方便消费"的高碳消费嗜好，提倡崇尚节俭、合理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养成节约、环保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实现可持续消费模式。二是大力发展低碳交通。要鼓励以步行、自行车和公交为主的慢速交通，限制高排量私家车，倡导发展生物柴油汽车、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三是积极推广低碳建筑。以建筑节能为基础推广绿色建筑建设，在政府投资项目、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区内的新建建筑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在住房装修上倡导居住空间的低碳装饰，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家用电器等，有效降低每个家庭的碳排放量。四是在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公共停车场、新建楼宇建筑景观照明等方面推广使用太阳能，向“绿色照明”方向发展。
（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努力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9
本文在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农业经济核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引入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①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低碳农业绩效1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其余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②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农业减排成本较低；③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大趋势，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④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关键词低碳农业；农业碳排放；方向距离函数；影子价格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4）10-0057-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09
近年来，由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社会各部门的“低碳”热潮。发展低碳农业，在农业领域推行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举措，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尽管农业较之其他产业部门减排的空间较小，但是其减排的意义和正外部效应远远大于其他产业部门。农业既是重要的碳排放源，也具备强大的碳汇功能，同时又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农业碳排放问题更需引起人们的关注。有研究显示，中国农业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7%[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但高增长很大程度却是以高碳排为代价。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迁大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研究和分析低碳农业发展绩效是科学制定低碳农业发展政策，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进的重要选择。
1主要研究进展
从现有文献来看，农业碳排放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少学者从系统测算农业碳排放量[2]、多方位分解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3]及深度探索农业碳减排机制与政策[4]等角度入手，在农业碳排放研究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农业经济绩效评价方面，根据是否考虑环境因素分为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和环境因素规制下农业经济绩效研究两个阶段。前者的实质是农业经济效率问题，即农业资源（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传统的农业效率测算仅考虑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条件，而忽略了环境因素的约束，在当今大力提倡低碳农业的背景下，如果只追求农业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环境损失，将会扭曲农业发展绩效[5]。基于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传统农业效率研究转向环境因素规制下的农业经济绩效探索，试图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农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并据此进行农业边际减排成本分析。杨俊[6]考察氮、磷和化肥需氧量三种污染物规制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李谷成[7]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王奇[8]将农业生产中的氮磷流失作为一种要素投入测算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吴贤荣[9]将农业碳排放纳入到农业经济绩效核算体系之中，对农业碳排放效率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
上述学者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对帮助理解低碳农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我们拓展低碳农业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全新思路。但也存在两点不足：①低碳农业绩效评价中环境因素的衡量标准混乱；②农业碳减排多停留定性分析层面，政策制定缺乏量化依据。对此，本文试图作出如下改进：①以农业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来反映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损失问题；②引入影子价格方法，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定量分析。基于此，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经济生产体系，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经济核算框架，借助方向距离函数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做出评估，并利用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分析。
2研究方法
2.1方向距离函数
传统的经济生产系统包括要素投入和产出两部分，而现阶段如何将环境因素整合到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框架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产出是包括农林渔牧在内的农业生产总值。此外，还伴随着如废气、废水、废弃物等不利生态的农业面源污染产生。
现有文献对这类环境污染因素的处理方法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利用环境生产技术[10]，将
环境污染与传统农业生产纳入到一个核算框架，视环境污染为非期望产出，通过设定同等投
入条件来追求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最大可能。本文沿用该方法，设定农业碳排
放为非期望产出。
假定x=（x1，…，xn）∈Rn+表示投入要素，y=（y1，…，ym）∈Rm+表示生产的期望产出，c=（c1，…，cL）∈RL+为非期望产出，则环境生产技术的所有生产可能性集可表示为：
p（x）={（y，c）：x[wtBZ]canproduce[wtBX]（y，c）}（1）
要衡量效率水平，意味着在既定投入要素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期望产出，并要求非期望产出越少越好。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思想，用λ值的大小来确定不增加投入要素的前提下追求期望产出的最大扩张比例或非期望产出的最大缩减比例。设产出增长方向向量[wtBX]g=（yy，-gc），基于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表述为式（2）：
Dc（x，y，c；gy，-gc）
=[wtBZ]max[wtBX]{λ：（y+λgy，c-λgc）∈p（x）}
4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maxDea5.0软件计算方向距离函数值，得到2011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
4.1距离函数值与低碳农业绩效分析
各省区距离函数值计算结果见图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距离函数值均为0，即这三地农业生产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低碳农业放绩效水平较高；河北、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陕西及青海等省区的距离函数值均在0-0.5之间，没有达到最佳绩效水平，有一定的减排空间；广西及地处西部的宁夏、甘肃、贵州、山西、新疆、、云南等省区的距离函数值超过0.5，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存在较大的减排潜力。
若按距离函数值将中国各省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用数字1-5表示，距离函数值等于0的省区为1区，为高绩效区，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大于0而小于或等于1为2区；大于1而小于或等于3为3区；大于3而小于或等于5为4区；大于5为5区，1-5区绩效水平依次降低，具体划分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1区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均位于东部沿海，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4区及5区的距离函数值比较大，说明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低，存在一定的减排潜力，它们大多位于西部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提高农业正向产出水平，减少农业碳排放量，达到低碳农业发展目的。
4.2影子价格与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反映的是农业碳减排的难易程度，即在一定投入和生产技术条件下，各地区进行农业碳减排的经济成本。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表明该地区农业碳减排成本越大；反之亦然。由图3可知，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分别为2.509亿元/万t、2.447亿元/万t、2.402亿元/万t、2.396亿元/万t、2.381亿元/万t、2.376亿元/万t、2.369亿元/万t。这些省区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代表的生产技术相对于其它地区更先进，进行农业生产的低碳绩效也更高，它们要继续减少农业碳排放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更大，若配以过高的农业碳减排任务必然会导致这些省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大幅减少。
结合农业碳排放强度分析，如图4可以看出，各省区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一般地，农业碳排放强度越低的省区，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农业减排成本也越大，即继续进行农业减排的难度更大。上述影子价格处于全国前列的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而、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及贵州等省区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它们的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则相对较低。尤其是和青海，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分别为0.087亿元/万t和0.399亿元/万t，不到1亿元/万t，农业减排成本较低，应当委以农业碳减排重任，且对农业经济影响不会太大。
从全国来看，总体减排成本随时间推移则略有增加。2009、2010及2011年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分别为1.834亿元/万t、1.867亿元/万t和1.914亿元/万t，呈逐年增大趋势，大部分省区也具有这样的影子价格递增特征，表明全国总体农业碳减排的难度在不断加大。重视农业碳排放的约束，大力提倡低碳农业发展，切实落实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实施减排任务的硬性规制将显得十分必要。
4.3低碳农业绩效与边际减排成本聚类分析
基于距离函数值、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高绩效低成本”型，即距离函数值、三年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值均小于各省平均值，和“高绩效高成本”型、“低绩效低成本”型、“低绩效高成本”型，具体分类结果详见表2。
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这些地区低碳农业绩效相对较高，且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在继续推动其农业发展的同时，应尽量多地分担国家减排任务。尤其是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4个农业大省，农业产业化程度普遍
较高，经济效益普遍较好，导致其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高；同时，这些地区林地覆盖面积甚广，植被光合作用引起的
碳汇能力强，借此进行农业减排相对容易，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海南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这些地区大多属于经济发达区，现代农业发展势头好，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农业产业也较为发达。尤其是北京、天津二市，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为了提高产出同等条件下农用物资投入较少，故农业碳排放总体水平较低。但要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加强低碳农业发展，实行农业碳减排措施难度并不小，从各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来看，该10省市边际减少单位农业碳排放所对应的农业总产值减少幅度较大，即农业碳减排所要付出的成本偏高。
江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从区域分布来看，除江西外，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大多属于土质较差旱作区，水资源相对匮乏，大部分是中低产田，且畜牧业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粗放，生产能力较差，大量农用物资的投入使得农业碳排放水平较高。江西是农业大省之一，但由于水稻种植规模较大，常年保持在全国前几位，而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CH4气体排放较多，造成碳排放水平较高。因而这些地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不高，但它们的农业减排潜力巨大，且成本不高，应充分利用其地域广阔的优势大量进行植树造林，促进林业发展。
山西、福建、山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山西、陕西2省受制于黄土高原寒冷干燥的特殊气候，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率偏低。
福建地处沿海地带，在夏秋农业收获季节多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减产；山东地处
华北平原同时临海，多低洼地和盐渍地，减产风险较大。这两地
在生产资料投入不变条件下，非期望产出不变，但期望产出降低，进而引致低碳农业绩效偏低，而治理成本偏高。广西、重庆、四川3地水稻种植比重较大，农业碳排放较多。以上地区农业减排难度较大，应充分调配其产业结构，在减排总目标下各产业间实行合理均衡分配。
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利用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高绩效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农业生产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低碳农业放绩效水平较高；除此之外，其他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一定减排潜力；而山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处于低绩效区。
（2）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分别为0.087亿元/万t和0.399亿元/万t，农业减排成本较低。
（3）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加趋势，意味着农业碳减排的难度在不断加大；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即农业碳排放强度越低的省区，则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边际减排成本越大，进行农业碳减排面临的困难更大。
（4）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海南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福建、山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5.2启示
上述研究有着以下启示：①过去单纯依赖农业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或农业碳排放强度等指标来衡量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进行农业碳减排探索不尽科学，政府应该关注其主要目标，综合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和边际减排成本，科学制定发展政策。若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则应适当减轻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高地区的减排任务；若以减排为主，则可以让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低的地区在农业碳排放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以、青海为代表的“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其农业碳排放距离函数值较大，而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低，说明该地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低，农业边际减碳成本不高，应适度提高国家农业减碳分担的份额。②政策制定不能走向“一刀切”的极端，需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以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减排的综合效应为目标，进行灵活调配。如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高，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减排的潜力不大，但长远来看，各省区都需借助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尽量减少农业碳排放，进而增大农业碳汇功能，达到对工业碳排放进行吸收、均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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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fprovincialLowcarbonagricultureperformanceand
estimationofmarginalabatementCostsinChina
wUXianrongZHanGJunbiaoZHUYetianYun
（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Hubei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
wuhanHubei430070，China）
高碳和低碳的区别篇10
“十二五”期间，走向低碳已成为我国社会应对全球增温、气候变化、外部压力的必要选择。中国低碳发展面临技术水平、经济结构、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以市民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的低碳城市化发展，成为实现“低碳化”的重要挑战。城市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工作、居住的主要场所，既是实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更是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低碳生态技术建筑应用研发的基本单元，且对实现城市发展范式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城乡规划通过对土地利用、空间形态、交通模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锁定效应，对城乡空间的低碳发展有着长期的、结构性的影响。因此，如何从社区规划理论的研究方法出发，提高节能减碳的实践广度和深度，实现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使社区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愿景之示范单元，提升城市吸引力甚至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城乡规划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低碳视野下对城市社区进行研究探索，通过深入透视国内外低碳社区的研究成果，分析当前我国城市低碳社区的发展态势，从低碳空间布局、低碳技术支撑、低碳制度构建、低碳文化培育等方面探讨低碳社区的发展现状、机制特征和经验反思，探寻我国低碳社区规划研究框架体系与调控机制。
2国内对“低碳社区”规划相关理念的探讨
2.1内涵认知社区是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的一定区域，是由城市中具体空间范围内对该地区有一定认同感的居民及其生活环境所组成的。低碳社区（lowcarboncommunity），又称为碳中和社区（carbonneutralcommunity），在国外也常被称为生态居住区（ecologicalresidentialcommunity）、绿色社区（greencommunity）、健康社区（healthyCommunity）和可持续社区（sustainablecommunity），是指透过社区营造方式优化，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生态环境、低碳建筑、节约能源、绿色交通、资源循环、再生能源、中水利用、低碳生活等减碳措施，努力进行电、油、气、水、废弃物等（皆可转换成碳排放量）能源与资源节约改善，降低社区碳排放量，实现减少输入、最大化利用资源的社区永续发展。目前，低碳社区并没有统一的、可以量化的权威衡量标准。具体而言，社区规划是为了有效地利用社区资源，合理配置生产力和城乡居民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社区开发与建设，从而制订比较全面的发展计划。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社区规划是以地区物质环境整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设施配置规划）为主，同时考虑社会条件、经济条件的规划。随着低碳的理念由经济、社会领域细化到城市层面，低碳社区成为低碳城市规划的基本单元和最小功能体，其配置的合理与否对城市低碳化程度影响重大，加之任何一项规划策略都必须依托社区而实现，重新审视低碳社区规划与低碳城市规划的契合，对其进行深入而有广度的研究，是促进城市低碳转型、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场域。综合上述分析归纳，笔者认为低碳社区规划是基于社区持续发展的视角，全面地考量居民的所有诉求，结合某阶段内社区的减碳和固碳这一发展目标，引入低碳空间设计策略进行创新，主要依靠再生能源利用、资源循环回收、绿色交通规划、用地布局紧凑、低碳建筑设计等综合手段，促成社区空间营建模式的转变，并运用系统分析技术，形成最佳行动方案，以达到预定目标，解决社区共同问题，引导社区优化的理性决策方法。
2.2实践探析“低碳”的概念提出后，低碳社区作为实现低碳发展范式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空间载体之一，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应对的政策和手段。国外主要由社会志愿组织建设，透过社区力量来推动。形成如英国伦敦“BedZeD”生态村、德国弗莱堡“Vauban”社区与瑞典哈马湾（HammarbySjostad）等低碳社区发展模式[1]。国内的低碳社区营建主要以示范项目为主体的实验性社区规划出现，大多由地方政府或发展商推动，以实验项目为载体寻找可以实施推广的低碳发展规划建造模式。如长辛店“低碳生态城”、天津“中新生态城”、上海崇明岛“低碳示范社区”等。通过对低碳城市社区的实践研究，可以发现现行低碳城市社区应该具备居住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等要素，并特别强调二氧化碳的减排与增汇问题，规划建设过程中体现出以下趋势：（1）制订低碳建筑标准，从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入手，改善提高现有和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益。（2）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倡导与完善公共交通优先和主导的智能交通体系。（3）构建低碳技术研发平台，加快可再生能源使用推广（如风能、太阳能、生物等）。（4）以综合资源（能源、水、废物）管理策略带动规划建筑设计，建立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体系。（5）引领健康低碳生活，加强低碳宣传教育，通过宣传使人们的心境、价值、文化达成共识，使节能技术物化到公众生活细节。
2.3困境剖析如何让低碳社区建设与规划完成“从概念到实践”的转化，任重而道远。在践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制约因素：（1）政策支撑滞后。缺少行之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资金需求、政绩考核、财政转移、生态补偿等机制已经成为我国低碳城市社区发展的瓶颈。（2）开发商将低碳作为炒作手段，一些主打“低碳社区”的楼盘更多地是为了迎合购房者注重居住环境质量的心态，实际中仅仅是停留在绿化、美化和改善建筑物外部等浅显层面上。（3）消费形式不良，公众低碳意识淡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便捷性消费”等不良习惯比比皆是，低碳意识的培育以及低碳生活的践行尚需要合理引导。（4）规划人员理解偏差，规划设计人员对低碳社区的理解仍局限在工程技术层面上，导致低碳城市社区建设过多地强调物质环境的营造，设计时盲目推崇高新材料等昂贵的建筑模式和大环境绿化的手段，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低碳价值理念。（5）我国低碳社区建设与规划的相关评价机制不健全，建立低碳践行过程中缺乏战略评价、规划评价、项目评价、施工期监管、试生产检查、环保验收和环境影响后评价各环节之间的联动反馈机制，相关评价依据比较模糊。
2.4研究评述我国对低碳社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学、经济学和城市规划学科的纷纷进入该领域，才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研究。宋玉祥、丛澜、石军、何燕宁等从绿色社区的概念以及内涵等视角阐述我国构建绿色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构建了绿色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考核评价标准体系，并创建了可持续性社区需要的具体步骤。叶昌东、周春山[2]提出并阐释了构建低碳社区的四种基本形式——基于地域空间的社区、基于职业空间的社区、基于生活空间的社区和基于虚拟空间的社区，指出低碳社区建设内容包括技能性、组织性、制度性、文化性四种要素。陈飞、褚大建[3]提出在城市社区空间层面强调混合使用和适度高密度社区开发的策略，打破传统方式上的功能分区，不同的社区组团作为城市最小功能体，依靠公共交通联系，减少小汽车使用，发挥城市地缘性作用。李志英、陈江美[4]提出实现社区建设低碳化的主要路径是引入低碳化规划设计理念、开发低碳化技术、采取低碳化能源系统、运用低碳化资源循环系统、实施低碳化运行管理、培育低碳化社区文化、倡导低碳化生活方式。王建国、王兴平[5]指出在城市空间营造方面，塑造可以持续适应城市功能动态变化的空间模式，按照地区级、街区与社区级以及建筑单体不同层面，综合应用低碳技术。孟文强[6]指出低碳住区的实现途径包括：住区建筑日常节能减碳、节水减碳、绿化减碳、交通减碳、住区建造期节碳与建筑材料回收利用减碳，并对低碳住区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技术、产品问题进行了诊断，提出了相应对策。纵观国内相关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研究前沿与动向，可得出以下四点趋向，即：（1）主要侧重于低碳城市社区理论研究框架的构建，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尺度地区的低碳社区发展模式的具体探讨；（2）主要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研究低碳城市社区的规划内容，缺乏对空间、制度、文化要素在构建低碳城市社区中作用的认知，以及相应策略的研究；（3）主要侧重于引介国外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理论研究进展及实践经验，很少从“此时此地”出发，提出基于某一特定区域的适宜的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策略；（4）多着眼于社区本身，而未扩展至城市乃至区域层面来研究社区低碳化问题，对于基于低碳的区域整体模式和对低碳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关注较少。
3国内对“低碳社区”规划系统框架的解析
3.1动力机制“动因”作为一个生物学名词，意指行为诱发、维持，并进而引向一定方向的过程，也称为动机引起。低碳社区空间系统作为一个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其空间系统的演进与发展始终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权力更替、社会文化变迁等有关。一般而言，低碳社区系统可以分为，能源系统、环境系统、建筑系统、人文系统。（图1）对于其动力因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低碳社区空间为满足现在区域开放条件下资源、环境、生态、经济、民生等多要素藕合，主要受生态环境因子、技术创新因子、经济结构因子、社会人口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态因子从传统的社区空间的附属支撑要素转为核心要素。技术创新因子则成为低碳社区空间的最主要动力，社区发展由资金、资源等要素投入主导向创新主导转变。而社会人口因子则是发展的持续动力，社会人口中团体和组织之间关系和互动的一整套共同的习惯、规范、常规、规章或法律是低碳社区空间得以发展的基点。经济结构因子则承担低碳技术研发、投融资、战略决策、分担风险、利益分配等职能，是低碳社区空间发展“载体”。注：根据相关资料改绘。图1低碳社区规划系统构成低碳社区的实现机制是由政府、社区居民、开发商共同协作而成，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政策制度创新是低碳城市社区发展的关键，根据低碳化目标，基于废弃排放标准、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制订低碳城市社区规划，确定社区绿色交通系统、土地利用模式、布局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碳汇系统的规划等，构建完整的低碳城市社区发展运行机制，促进传统城市社区向低碳城市社区转型。在低碳城市社区发展制度的导向下，引导社区居民树立低碳消费理念，倡导低碳生活方式，选择低碳产品，节约利用资源能源，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等；开发商在政府和社区居民的监督下创建社区低碳环境系统，从而促进整个社区“低碳化”的发展。
3.2空间类型基于减少碳排放的途径，低碳城市社区可划分为以下三种形式：（1）以设施低碳化为主要途径的社区。（2）以推行低碳生活方式为主要途径的社区。（3）设施低碳化与生活方式低碳化同时推进的社区。基于空间类型，低碳城市社区可划分为以下四种形式：（1）地域空间。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和特指被城市干道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2）职业空间。泛指社区人类活动空间在工作场所中的扩展。（3）生活空间。指具有某种相同兴趣的人们进行交往、文化娱乐等活动的团体和空间场所，通常人们所指的俱乐部就是这种形式。（4）虚拟空间。人类利用计算机等高新技术手段所形成的虚拟空间中人们活动空间的扩展，如网络社区、各种集会等。[2]还可以通过区位、地形地貌、时间历程、社会集群、经济层次社会容纳度、功能混合型、建筑密度等来划分低碳社区的不同空间类型。3.3控制要素在社会对发展低碳的诉求下，许多规划师致力于将生态保护、永续发展观念纳入低碳社区规划理念之中，并开始强调民间参与，透过社区自发力量进行多元的节能减碳措施，以达到加乘的减碳效应。低碳社区的控制与引导贯彻了环保的理念，其规划建设将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创造出绿色、和谐发展的生活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低碳社区建设涉及新能源技术、节能建筑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应用，必将推动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进而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7]低碳社区规划主要控制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空间布局；（2）绿色交通；（3）资源循环；（4）低碳建筑；（5）生态绿化；（6）配套设施；（7）再生能源；（8）行为控制。低碳城市社区可采用节能材料、低碳技术手段、可再生能源、低碳社区规划、绿色环保的交通系统规划、适宜步行的配套服务设施的布局等方法手段，使社区内各类相关设施具有减少碳排放的功能。（图2）
4低碳视野下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实现途径探新
4.1社区规划体系解构各国的不同国情，赋予了社区规划的不同内涵。在我国，物质空间环境是社区各主体利益的焦点，因此空间与物质环境建设始终是社区规划的重要内容。对于具体的低碳空间规划（如表1）而言，学者大多从区域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三个层次分析规划编制方法和技术标准，认为在区域层面，结合轨道或公共交通导向的走廊式发展模式，在总体规划层面，绿楔式的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在社区层面，综合型功能布局更符合低碳发展的要求。从社区空间规划本体出发而言，学界大多认为社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具有一致性，但社区规划更为关注从社会角度本质去理解城市建设与空间布局，更加强调非物质层面内容的研究分析，在规划深度和规划方法上也有差异。一个完整的社区规划除对社区硬环境，如土地利用、基础设施、服务网点等进行规划外，对社区经济、管理机制、文化形象等软环境亦给予充分关注。其成果除包括空间布局的图纸外，还有可供实际操作的发展纲要、社区规约等内容。通过对低碳社区相关理念和系统框架的探讨，笔者认为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社区规划构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空间布局的低碳化；（2）技术支撑的低碳化；（3）制度机制的低碳化；（4）文化行为的低碳化。（如图3）提高低碳社区规划的可行性和执行力。
4.2社区规划流程建构传统规划方法缺乏对城市的能源管理策略作出指导性的规定，亦未必会把能源供求策略定为推动总体规划的原则。城市规划管理系统内缺乏在详细规划层面执行低碳目标的有效法定框架。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推动城市能源投入、产出及其温室气体排放效应成为决策考虑的主体概念。首先要分析目前规划管理过程是否具有足够的政策深度和弹性，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法以及日常规划管理的工具，并应以新思维、目的和手段进一步调整传统城市规划决策过程，建立低碳社区规划流程。（1）分析层次：气候变化对城市影响评估，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现象对城市的具体社会、经济和环境有何影响。（2）调适层次：鼓励使用减低Co2排放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建造方式作为量度和减缓的规划手段，此外城市规划要由“适应”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将会无可避免的生物、自然和社会转变的实质后果，从而制定政策和行动去“适应”，把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主要从低碳观念、政策指标、空间布局、产业发展、交通系统、碳汇系统、建筑节能、能源体系等这八个方面的系统建构入手。（3）评估层次：建立可以评估和监控城市发展（包括个别项目、建筑物、交通系统、工业、能源供应等范畴）的机制，对规划手段进行反馈与调校[8]。
4.3社区规划策略重构将城市社区建成空间及其内部组成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社区空间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复合系统，各相关要素实际上构成了空间依托的细胞与器官。因此，社区规划策略重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混合多元的土地利用模式。通过这种综合、多样化的功能空间的混合形成功能网络，实现集约型土地利用，并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功能活动需求，增加社区的活力。（2）适度紧凑的空间布局结构。低碳城市社区应强调多种功能的混合，在紧凑的建筑组群之间最大限度地留出开敞绿化空间，构建社区自然生态基底。（3）绿色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以公共交通系统为主导，建立步行、自行车及公车网络系统。（4）适宜步行的服务设施布局。在社区内合理布局公共服务设施，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促使居民在社区附近消费，便捷而完善的服务设施使得人们较少私家车的出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5）循环再生的资源能源系统。积极开发应用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利用效率，构建清洁、安全、高效、可持续的能源供应系统和服务体系，建设节能型社区。（6）碳氧平衡的自然碳汇系统，最主要的碳汇是树林碳汇和湿地碳汇，这两类生态系统分别吸收并储存了大量的碳[9]。（7）科技创新的低碳技术支撑。低碳城市社区的建设依赖于相应的低碳相关技术的支撑，主要可从生物固碳减碳技术、清洁能源替代技术、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低碳住宅营建技术等四个层面进行研究。（8）公平公正的低碳制度构建。低碳城市社区除了低碳空间规划及低碳技术支撑外，还需要构建相应的低碳制度，主要可从低碳建筑设计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风险分配机制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制度构建，以保证低碳城市社区能够顺利地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