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历史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2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早期探索
建国之后，尤其是1956年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经济的部分正确做法都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来看，并对之一一否定。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而且也从来没有否定和排斥过商品经济，而是特定地否定和排斥了私有制经济。首先，有人认为十年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是否定和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水火相隔、互不相容。其次，认为那个时期人民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缺衣少食的现象都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造成的，而不是那个时期国家一穷二白的家底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导致的。再次，把发展个体经济看成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看待，这样不仅超越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将商品生产自身的问题当作是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认识，而且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识到:现阶段只要还是两种所有制的话，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可或缺。同时，他认为苏联关于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论证的不是很清楚。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第一个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后还是要看它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密切程度。由此观之，我们社会即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整个社会物质产品还不是很丰富的话，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可能存在。
在我们能否彻底取消全部商品经济从而实现产品经济的问题上，有两个条件必须认真对待:一是国家占有全部社会生产资料，二是产品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国家有权支配所有产品。毛泽东认为: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部门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从一定意义上说，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与否的必备条件。毛泽东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了社会历史进程，之后又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提高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出
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也不应该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首先得把之前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认识否定掉，重新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自觉遵守和依据价值规律，运用价值规律。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行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立在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因此，社会经济中存在着全社会范围内按计划分配社会总劳动和因社会劳动无法直接计算而必须借助价值来间接计算这两种客观必然性，这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备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双重属性，可以看成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指出现阶段国家经济建设的方向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表明我们党改变了之前在经济建设中将计划经济跟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必然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企业微观经济活动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必须充分尊重价值规律，逐步形成计划与市场相互结合的调控方式，运用计划和市场两个调节的双重功能。这样既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又可以让国民经济有序协调发展。随着全国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有计划商品经济应运而生，应时而出，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时在深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到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关系，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次重要讲话使国家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重新有了新的认识，为党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的意义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3
[关键词]新时期历史的起点；改革的基本经济背景；改革的初始路径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3）12-0026-03
在学术论著和党政文献中，关于改革初期的叙述，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和问题意识，存在一些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范畴，彼此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比如围绕新时期历史的起点、改革的基本经济背景、改革的初始路径等问题的聚讼。然而，经过仔细辨察可以发现，每一对范畴的真实关系，并不如字面上的差异那么大，而可用“相反相成”来形容。对它们兼容、兼取，能够丰富、深化人们的历史认知。
一、新时期历史的起点：1976年10月与1978年12月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起点在哪里？时下有两种代表性的说法，一说是1976年10月“”被粉碎；另一说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6年起点之说来自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当中指出，“”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这或许是最早关于新时期起点的比较正式的官方表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粉碎“”“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由此，1976年起点说一度延续下来，并运用于中共党史的编纂实践。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1978年起点之说逐步受到青睐。该说法同样有所张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粉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还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转折点的意义。《决议》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3]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共党史学家胡绳提出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主张，即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把1949年以后的中共党史划分为两大时期，并将1976年10月以后“两年徘徊”置于前一时期。[4]这一主张颇具示范效应，接受者越来越多，逐步成为主流观点。
当然，1976年起点说也没有匿迹，还间或出现于一些党政文献和官方历史著述中。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的《悼念李先念》一文中说：“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5]
关于两种起点说法的争鸣和消长，此处仅从宏观上谈几点看法。
第一，两种说法不必非此即彼，而可以共存。选取节点、划分单元、厘定脉络，是历史认知和叙述中的常态。在这个意义上，诸如历史分期等问题，虽聚讼纷纭，终究不过见仁见智而已。不同说法背后所反映的迥异的“仁”和“智”，或许更值得关注。当然，究竟哪种分期法更合逻辑、更具解释力，也可以讨论。
第二，两种说法在中共党史编纂实践中，往往难解难分。讨论以哪一起点为好，在宏观、抽象和理论层面可以相互辩驳。真正落笔之际，二者区隔却远不是那么清晰、简单，更毋宁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以1976年为起点的，自然会同时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持1978年起点说的，在叙述新时期历史时，也不会径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篇，基本上还得从粉碎“”及其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格局写起。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就无从说明“伟大转折”的来龙去脉。
第三，两种说法的位次转换，有其内在逻辑。从学术方面来说，学者们通过对1976年10月后两年间中国社会的演进态势以及1978年12月后转型轨迹的研究，普遍认识到这两年既有“”的历史惯性，也蓄积着改革的时代洪流，因而多倾向于将其视作过渡阶段，不纳入新时期范畴。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以1976年10月为起点，还是以1978年12月为起点，背后也隐含着一个政治考量，即开辟新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还是邓小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党政文献中逐步自觉和清晰地将邓小平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起点，溯源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1978年12月起点说逐步占据主流，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改革的基本经济背景：“濒于崩溃”与“体系初成”
改革发生之际中国经济状况如何？较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后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改革发生的一个基本动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截至“”结束，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濒于崩溃”说，始见于1978年2月26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干扰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6]接着，其他人纷纷效仿此一说法。
比如，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疯狂进行破坏，使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7]
此后，该说法被许多党史著述征引。党政文献中也多有沿用。比如1998年9月，在安徽考察时说，“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8]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9]
“体系初成”说，出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并被一些论著引述。持此观点者不否定“”时期有经济濒于崩溃的现象，但认为是在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而非“”后期。在他们看来，“濒于崩溃”的说法对改革合法性的论证远大于对当时情况的实证。[10]
两种说法，各有所本，何者更能反映当时真实状况？这在不同著述中似乎“各取所需”，要彰显改革成就的时候，就借“濒于崩溃”来衬托；而要强调1949年以来历史延续性的时候，又多在“体系初成”上着笔。这种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致使相关认识更加模糊。
事实上，二者各有所指，均不同程度触及改革的基本经济背景，是可以也应该共存的。
其一，濒于崩溃可以从秩序的角度理解，侧重指经济的运行态势。改革以前，中国虽被称为计划经济国家，但比之苏联、东欧，中国经济运行很少真正做到“有计划”和“按比例”。经济建设进程屡屡遭受政治运动和长官意志干扰，大轰大嗡的乱象一再出现。其具体情形，因时而异。“一五”及1962-1965年这两个时间区间，情况稍好。“”之后几年最糟，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状态”。[11]从受政治运动破坏来看，说1976年经济濒于崩溃也未尝不可。
其二，体系初成可以从实体的角度理解，侧重指经济的物质形态。改革以前，除五、六十年代之交和“”最初几年，中国各项经济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如工业总产值，“三五”（1966-1970年）期间年均增长11.7%，“四五”（1971-1975年）期间年均增长9.1%；人均粮食产量从1966年582斤/人增至1976年615斤/人。[12]有国外学者说，时代，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较高，发展速度也较快。[13]国民经济体系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初步建成的。然而，必须指出，在这些成绩的背后，经济、社会的代价之大也是惊人的。
经此分辨，两种说法实际上分别揭示出改革发生之际中国经济的不同侧面。濒于崩溃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因为行政权力束缚经济以及经济秩序混乱，有必要进行改革。体系初成则构成改革的“初始条件”，即它并不必然导向改革，但改革一旦发生，它就会作为“存量”发挥作用。
三、改革的初始路径：市场取向与计划取向
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是怎么搞的？主导性的意见认为，改革的初始路径就是搞市场经济，亦即“市场取向”。比如，说，农村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走的。[14]万里说：“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15]
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并不是如苏联、东欧国家那种以工业文明、理性、科学为基调的“现代计划经济”，而更多的属于“长官意志”、“社会激情”支配下的“命令经济”。故而中国的改革，最初更多的是走向科学计划，亦即“计划取向”。[16]
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似乎截然对立，但如果仔细分辨，它们的关系未必如字面的反差那么大。这里试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在不同历史时段，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各自成立。从长时段历史看，中国改革明显呈现出市场力量次第推进之势，市场取向的说法能够成立。其在实践方面，改革之后，市场调节范围逐步扩大，商品价格逐步放开，行政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至20世纪末，市场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
然而，假如回到改革的历史端点，计划取向的说法则更为合理。改革之初，财经工作的当务之急，是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制定“科学的、严密的、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17]“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18]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想法，在当时不可能产生。改革初期引入一些市场因素，其出发点主要为了给计划“拾遗补缺”。
其二，在不同经济领域，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也各自成立。宏观经济领域的计划性一直比较薄弱。改革以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仅“一五”基本按照原定计划执行并取得较好效果，其余皆不甚理想。加之政治运动的干扰，国民经济根本无法做到综合平衡。对此，经济学家马洪有一个概括，就是“名为有计划，实则是半计划和无计划”。[19]
微观经济领域的经营自非常缺乏。无论工矿企业还是农村生产队，都要按行政指令从事生产。其间也有过几次经济权力下放，但基本上是资源配置权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收放、集散，不仅没有给予企业和生产队自，反而造成“收收放放地来回折腾”。[20]
改革之初的政策举措，正直指经济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症候。初始路径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的问题，也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得到较为贴切的理解。
宏观方面显然要致力于“有计划”。主要是调整重大比例关系，力争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个平衡，使国民经济运行真正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因此，在宏观经济领域，计划取向的说法更为妥帖。
微观方面则比较强调“搞活”。与以往体制变动主要是“行政性分权”不同，1978年之后的改革，一开始就很重视向经营主体“放权让利”，比如承认农户承包经营权，扩大企业经营自，创办经济特区，发展个体经济。这些“搞活”之举，天然地与市场亲近。因此，在微观经济领域，市场取向的说法有相当的道理。只不过，这些市场因素能否导向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取决于宏观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演变。
总之，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两种说法，决非扞格难容，更可相得益彰，二者兼取，不仅有助于理解改革以前计划经济的运作特征，也有助于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基本走势。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n].人民日报，1977-8-23.
[2][3][18]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19.821.125.
[4]胡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1995（2）.
[5]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9.
[6].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1978-3-7.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6.
[8][14]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8.211.
[9]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7.
[10]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5）.
[11]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456.
[1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198.167.
[13][美]莫里斯·迈斯纳.的中国及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537.
[15]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4.
[16]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269-281.
[17]薛暮桥.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1979年4月25日在价值规律讨论会上的发言[J].计划经济研究，1979（10）.
[19]马洪.谈谈经济方面的几个理论问题[J].计划经济研究，1979（2）.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4
关键词：历史沉淀成本；经济转型；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3―5656(2009)07―0031―07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经济转型理论来说，大多数经济学者都采用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常常假设“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做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而决策者仅仅根据转型的预期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小进行理性决策。与经济转型相关的过去的投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不应该进入有关继续行动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指导经济转型必然表现为完全理性，无须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往往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影响。例如，在风险企业中已经投了很多资，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某一项目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与创新；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以及时间等投资往往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从而使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制度的社会适应性依存于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历史的、技术的、经济的环境，这在新经济史学中是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该概念最早由戴维和阿瑟在20世纪80年代从技术变迁角度提出，后由诺思应用到制度变迁中去，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其运行的动力就是收益递增和由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因此，对于经济转型，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性模型下，更需要考虑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再次降低理性程度。
二、经济转型的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
在经济转型时期，“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北京共识”的优越性逐渐得到认可，这是因为前者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或理性预期假设，忽略了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即使有所论及，仅仅考虑潜在或预期沉淀成本的影响，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实物期权经济学强调不可逆投资与未来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一旦发生了历史沉淀成本，诚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说，“你应该注意决策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忽略过去的或沉淀的成本。可以将这一点表述如下：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不要向后看。不要为已溅出的牛奶哭泣，不要悲叹昨日的损失”，从而出现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主要包括：
第一，信息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不仅是指市场上所有信息都是真实信息，在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而且还指在信息的生产、传递和验证等一系列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信息成本，当事人具有理性预期。
第二，市场无摩擦性和风险可计量性。市场无摩擦性是指市场中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任何投资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套利交易，而且套利交易可以毫无风险。风险可计量性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投资均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
第三，所有的资源具有完全通用性，具有充分流动性。这意味着所有资源可以在各厂商之间和各行业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及时地投向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并且可以及时地从亏损的生产中毫无成本损失地退出。
即使遇到外部性问题，由于科斯定理的存在，通过当事人讨价还价很容易解决外部性问题。由于讨价还价成本很低和产权界定清晰，对于交易双方总是在外部性出现的情况下有激励进行谈判，同样也看不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由于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科斯定理都关注事前静态均衡条件下最大化行为，所以，看不到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仅仅根据经济转型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大小进行决策，并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大小，这是一个无历史(ahistorical)的经济学。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未来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资产和制度专用性等普遍存在，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当事人不得不考虑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从而造成路径依赖。
三、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的形成
历史沉淀成本是指以前或过去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完全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往往是以货币、时间、努力和资本存量的形式出现的，包括沉淀的生产成本和沉淀的交易成本。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产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条件主要包括：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是产生沉淀成本的客观条件。在经济转型时期，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形成沉淀成本。
其次，在二手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导致沉淀成本。在经济转型时期，因对资产质量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使二手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淀成本性质。一旦投入时间和精力，往往具有非货币支出性质，很难转为他用而变成沉淀成本。
再次，在经济转型时期，不仅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而且环境不确定性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的。当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才能完成。决策是事前的，而结果是事后的。由于决策很容易出现错误，因而会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最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管制、终止契约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产生沉淀成本。例如，税负过重或加速折旧等，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回收，从而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由于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因此，当事人在当前或未来决策时，不仅需要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需要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些共同影响着经济转型的过程，如图1所示：
正是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我们从沉淀成
本相关性角度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从而发现历史沉淀成本机制的合理性。
四、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解释
如前所述，在经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而产生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进一步追加投资的倾向。与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预测相反的是，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难以按照边际原则决策，往往考虑历史沉淀成本，从而造成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Lock―ineffect)。为此，我们分析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问题出现的理性原因。
(一)经济转型时考虑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因免费使用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们在每个时期都要重新开始实现效用最大化，不会出现免费的午餐。然而。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或制度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可以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1)继承下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存量等影响经济转型。现行的市场经济总是在各个方面继承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本存量。这些资本包括通用性物质资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等，以及通用性人力资本。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专用性的资本形式。至少从理论上说，通用性资本很容易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获得。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都是学习的产物，经常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很难获得。(2)生产技术和组织知识现状也会约束经济转型的方向。对于特定经济而言，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有哪些现存的生产技术，还要知道哪些生产技术能够在实践中可以重新使用。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模仿现存的生产技术是一项成本昂贵和花费时间的活动。(3)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影响经济转型。转型中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执行。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体系等。非正式规则包括道德、习惯和态度等。执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惩罚、社会谴责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变，它们不会构成经济中的显著约束。但是由于制度专用性，变化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因考虑以前继承下来的资产免费使用，很可能锁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二)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因节约有限理性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从而使获取信息和新知识成本十分昂贵，所以当事人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此时尊重过去的沉淀成本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处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关知识的隐性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是许多决策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简单的、局部的现实模型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很容易犯错误，这属于认知问题。事实上，认知是受文化制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对现实做出不同的解释。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基于许多共享的心智模式(mentalmodel)，这些与政治体系和政策环境的信念有关。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哈耶克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然而，由于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人们无意中会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和信息而产生学习效应，这就会考虑以前存储在头脑中的信息，进而因节约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三)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因委托关系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在有关人力资本的信息是私人的情况下，很可能通过其他人观察以前的行动和他们的后果，这些行动就获得了声誉价值。通常声誉效应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克瑞普斯和威尔逊用声誉价值解释连锁店悖论，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用声誉价值解释掠夺性定价。企业是连续生产还是转换生产依据决策者拥有的私人信息程度。有关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就是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理转换生产意味着传递损害经理声誉的信息，结果会损害他在劳动市场上的能力声誉和就业机会。如果忽略了声誉效应，就不会发生生产升级行为。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沉淀成本效应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当未来的信息与以前承诺投资发生矛盾时，经理总是选择生产转换，从而将失败归结为外部原因。由于在私人信息条件下，声誉效应扭曲了经理激励机制，一旦出现生产转换，就要忍受丧失自尊的痛苦。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作为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自觉地信守以前的承诺，不愿意转换到市场经济模式中，从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尽管从委托人角度看是“错误”的。
(四)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前景理论，因避免确定性损失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开创了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的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效应相关的第一个特征是前景理论的价值(效用)函数。这个“S”型价值函数表示客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以货币计算)和主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之间的架构关系。在投资失败之后，意味着支付了沉淀成本，此时更容易进行风险投资、继续融资。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效应。一是绝对确定收益往往被高估。确定收益的价值要大于给定的预期收益价值。二是确定损失往往被低估。这个价值要小于给定期望损失价值。由前景理论的架构效应可知，人们特别厌恶确定损失，在亏损情况下往往转变为风险偏好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因经济转型产生大量的历史沉淀成本，决策者仍然会坚持一些时间上并不划算的投资项目，力图挽回投资损失，不丢颜面，特别是对初始投资负责任时，往往进行升级投资，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行动模式，不愿意采取市场经济模式。
(五)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避免资源浪费心理，因完成投资项目需要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阿克斯和布鲁默认为，由于人们投资了很多资源，一旦不考虑这些投资成本完成的项目，就会变成一种资源浪费，此时因财务预算约束难以转向新的投资项目。这样，人们不愿意终止没有完成的项目，不希望出现资源浪费。为了避免经济转型出现资源浪费和半途而废，决策者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项目，因财富效应或者流动性约束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
(六)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启发式推断，因认知偏差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存在着思考成本，无法按照数学推理和贝叶斯规则进行决策，常常根据启发式推断进行决策，很容易犯系统性错误，并不如理性预期学派那样，单个人的错误从整体上会得到矫正。代表性启发式推断是指根据固定的模式进行分析判断，大脑认为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是相同的。熟识性启发式推断是指人们面临两种选择但都有风险时，假如他们对其中的一项了解多一些，他们将选择他们熟悉的那一项，从而感到舒服，实现认知协调一致。因此，大脑利用这些启发式推断影响风险的判断，出现认知偏差，个人犯错误，会导致集体犯更大的错误，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依此类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面临风险，很容易使决策者与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特征或者熟悉的事物相关，更为严重的
是，决策者的这些行为又会被下属所模仿，因为决策者被认为是行为的楷模，从而继续以前投资承诺，尽管有时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种行动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为此，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来探讨历史沉淀成本、交易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如图2所示：
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转型仅仅根据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大小进行，最优数量为on。新制度经济学考虑预期沉淀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t相交，最优数量变为ot。如果再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就会进一步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s相交，经济转型数量为oS。与新古典完全理性经济转型on相比，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Sn作为锁定效应出现，滞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
由此可见，通过解释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如新古典理性选择那样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同时，也看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决策者有限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在复杂的经济转型情况下，不仅难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原则，还难以按照交易成本最小化进行决策，更需要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增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障碍，进而依靠沉淀成本理解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
五、结论与制度涵义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转型偏离了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在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不仅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使“中国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因此，考虑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不仅有极大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对公共政策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为研究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摆脱了新古典沉淀成本无关性――路径独立假设。人们在对未来做决策时，通常会考虑过去的历史和无法回收的成本，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和承诺升级，很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次回到真实现实世界中。
其次，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突出路径依赖的沉淀成本机制，再次超越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学说。由于有限知识和环境不确定性，人们在动态的市场过程中相互交往，历史和时间对路径依赖有重要作用，往往通过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显示出来，再次将历史沉淀成本作为一个新增约束条件，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主观行为适应变化的客观现实世界。
最后，只有理解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才能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1)由于历史沉淀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管制，重点要放在培育和引导市场过程的统一的一般规则方面；(2)通过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产权结构配置等非市场制度调整，有助于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3)在发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历史沉淀成本管理。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由于在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往往伴随历史沉淀成本增大风险，所以，不仅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总供给政策，而且还需要总需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使沉淀成本管理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总之，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向前看预期沉淀成本，还需要向后看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沉淀成本。只有理解和克服历史沉淀成本效应，才能加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避免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陷入无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而无法自拔，阻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迪克西特，平迪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m]，朱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5
唯物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特别强调以实践观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主客体在实践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去理解历史，按照历史本身的规律衡量历史，立足现实基础来把握历史。因此，利用这一客观科学的方法重新梳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考证其合理性以及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早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中，就正式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并通过中国历史国情深刻认识现实国情，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指出：“明白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我国十分重视苏联的经验，但很快便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为鉴，总结中国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全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背景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得困境中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随后，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农村率先启动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之后，城市也逐步放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并设立沿海开放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入“三资”企业。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期间我们也走过“”、“”的弯路，但这也正体现出历史是一个曲折前进、循环往复式的上升过程。不同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是对现实国情的不同反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历史的尊重和现实道路选择之间的承继和递进关系。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成果，我们必须坚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客观评判标准。
二、“中国模式”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1、中国模式
美国学者雷默（2004）较早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林毅夫（1994）认为，中国的发展发挥了国家的比较优势，并采取了以“帕累托改进”为目标的增量改革和试错法。
“中国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寻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经验的总结。程恩富（2011）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成功而独特的发展模式，正是因为在其演进过程中体现出的独特演进机理，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间的协同演化。因此，“中国模式”是以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间不断融合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系统。
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既能够迅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又能够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矫正市场机制逐利本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矛盾，如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要求实行按劳分配、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强力干预、实现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强调遵循价值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追求效率等。为了调和上述矛盾，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明确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国情，逐步推动建立起新的制度体系，使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相互协调，最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2、理性审视计划经济的历史合理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国的历史环境是该国人民实践活动的客观前提，对该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不同，实践的历史命运也就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面临着国内一穷二白的基础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尽快实现现代化，使本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存在的局限性，我国“以苏为师”，也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现代化。这一体制本质上是用政府权力来处置剩余劳动、配置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计划经济的推行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我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局面，初步建成了全国性的大工业体系，并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发展速度之快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实践证明，我国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选择计划经济来建设中国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它不仅不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而且堪称是“一次审时度势的英明选择”。
然而，计划经济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计划经济潜力耗尽以后，接下来必然会出现社会生产效率下降。加上“”的折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认识到，计划经济需要改革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与伟大创新的关系。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1）1978年底—1992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由此步入了积极的轨道。改革初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又能发挥市场效率的经济体制。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争论和实践，最终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但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尚被列为。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模式。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中共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中共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方面倾斜。
在实践中，市场调节的范围逐步扩大，农村基本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进一步放开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并推行价格“双轨制”改革，为全面市场化改革奠定微观基础。但由于宏观调控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再加上多年经济发展过热等原因，也导致了基建规模过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宏观失控现象。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南巡讲话”消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市场经济”的认知，真正理顺了计划、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表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2）1992年—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产生了一系列与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目标相背离的现象：市场的逐利性和对效率的追求导致经济秩序混乱、投机行为增多、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企业改制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等。
在此背景下，国家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力图通过政策调节平衡经济结构。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一所有制结构缓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的产权冲突，国家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通过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保证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紧接着，国家着手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1994年，国务院启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选择100家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1997年开始全面推进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至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全面实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
（3）2002年至今：完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民生转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步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渐趋成熟，经济和社会也逐渐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结合”，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同时，改变了多年来“以GDp为纲”的发展观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科学发展协调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在发展理念和目标上的矛盾，在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转变政府职能始终是我国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政府不断地适时调整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对应，我国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也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改革之初，我国经济规模相对狭小，经济关系相对简单，使政府在大体上有效协调经济关系，搞好综合平衡成为可能。加上长期的“短缺经济”，有潜在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源利用的无效向有效的转变、“后发优势”的发挥等等，使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颇具成效。随后，为了适应“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实施政企分开和精简放权，一方面强化企业自，另一方面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第二阶段：1992年—2002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将职能重心放在理顺职能关系、推进简政放权，加强宏观综合调控部门和财政金融职能，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协调。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由注重经济职能转向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并重，在加强和改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政府职能的调整仍显著滞后，不仅明显带有历史遗留的“直接干预经济”的印记，而且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甚至缺位。具体表现为：在GDp至上的政绩观驱使下，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人、财、物的浪费，影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各级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投向竞争性行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很低，社会发展滞后。
已有的文献显示，政府的干预行为既可以充当“扶持之手”的角色，更有可能成为“掠夺之手”。政府干预企业不仅是政府出于其公共治理的需要，而且是官员实现其利益的需要。政府手握重要经济资源不放，对市场交换进行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极大地影响社会稳定。余明桂等（2010）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负相关。Faccioetal.（2006）发现得到政府的资金救助后，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表现出了更糟糕的财务业绩。
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美国著名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和两位日本人竹内广高、钟原鞠子，对于日本经济进行了长达8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曾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的官僚资本主义，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被我们推崇的产业政策，过度介入经济运行的模式，恰恰是导致日本经济后来发生问题的根源。迈克尔·波特等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国内竞争程度是对国际竞争能力的训练和预演。正是国内的竞争促使了创新，推动了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如果缺乏有效的国内竞争的锻炼熏陶，企业是不可能在国外有竞争力的。在日本经济失败的例子中，国内竞争力之所以受到了限制，根源在于政府介入过度。
因此，要确保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实现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即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以规范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工作重点。
四、结论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科学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强调“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调控”，明确告别了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伴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演变和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势在必行。只有推进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的实现，建立起服务型政府，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改革的成果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德步：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3）.
[2]郝立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12（3）.
[3]李义平：政府介人过度不利企业成长——日本经济沉浮的启迪[J].浙经观察，2003（15）.
[4]蒋永穆、高杰：“中国模式”演进机理的一种解释：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4）.
[5]汪强：政府还是市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力量的商榷[J].探索，2012（1）.
[6]夏力、杨德才：“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政府干预与企业政治关联文献综述[J].学海，2012（3）.
[7]闫茂旭：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历程——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1）.
[8]朱继胜：党对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唯物史观透视[J].法政探索，2012（4）.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6
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乃至国际经济提出了创新和监管之间乃至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张力的新课题。这一新课题的普遍性必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中以特殊性的具体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当下中国经济，就形态而言，已经走上新常态，就运行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上市场决定阶段。这些情况必然向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因为完全回避当下问题的教学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教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或多或少的思考。
一、教学目的：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
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7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二）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存在6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大部分地区），发生过3次重要的经济形态转变：从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在1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存在这么多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发生这么多次转变，这在世界经济史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1842～1991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经济形态转变史。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6种经济形态中，封建经济形态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在不少国家存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国等3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的最为典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发现。1842～1991年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都是过渡性经济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复杂性与过渡性的表现。本书沿着经济现代化这条主线，依时序考察这些经济形态的嬗变与相互影响，考察封建经济形态中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形成与成长，考察经济现代化在其他5种经济形态中的历程与成效，从而比较其优劣，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三）互补理论。互补理论（对立互补理论）是对经济历史的如下现象所作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上的经济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多元的，即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这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矛盾双方既有利益冲突、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补、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争取实现某种单一经济的努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们或者未能成为现实，或者一度成为现实，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状态。总之，这种努力未曾成功过。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经济工作中，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种毛病，是对经济的某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对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补的一面。这在分析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市场与计划等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本书以互补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的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认为诸如生产力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所有制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地区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竞争又互补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竞争与互补关系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只有矛盾、对立、竞争、排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这样的观点教给学生，对他们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互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中，那种最能发挥经济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之间互补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优势的经济形态。用此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发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197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它们中的互补关系主要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结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又能共同发展，是这类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与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为多元互补经济。其他包括资源配置手段中市场与计划的互补等等。中国的经济调节手段，在1949～1956年之间，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使用计划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仍存在，但失去调节作用，是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此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自1979年以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事实说明，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单一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不利。互补经济形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决定的。
三、理论概括举例
（一）三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1842年以后中国丧失了三次现代化的机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纪下半叶是后进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中国的邻国俄国和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后进国家，同为依附国。在这个时期，俄、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及之后的捻军长期打仗，一方面交战双方均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战火燃烧的地方，生产力遭受惨重的破坏。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之后，自诩“同治中兴”，但清政府只想维护统治，对现代化的积极性不高。引进外国机器、技术的洋务活动，多由地方督抚进行。这与同时期俄国与日本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热心现代化，大力推进改革，大不相同。中国与俄国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俄国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迅速发展，俄国成为侵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广泛特权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的迅速发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败日胜，中国除割让台湾外，还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此后，日本用此款项推动进一步现代化，清政府因赔款而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搞大型现代化事业。中日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之所以丧失这次良机，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腐败与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间，在国内，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和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内民心大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先现代化国家连续遭到重创。此时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引起的革命，有人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这类后进国家迅速现代化并赶上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与中国同为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独立国家，并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工业增长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现代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5%，1936年为10.8%。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一并计算，则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10%左右，1936年为20.5%。单就工业来看，则工业总产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中，51%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可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他一心想当皇帝。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混战。1927年以后，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异己势力上。日本不允许中国强大，以战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直接进行破坏和摧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这次良机丧失在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领导的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机遇的丧失是1957～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空前统一。1952年土地制度改革完成，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为经济现代化消除一大障碍。同年，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大体恢复到1936年水平，创造了经济恢复速度上的奇迹。这说明新的经济制度充满活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斯托等人认为1952年的中国经济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此时，在先现代化国家产生了计算机等工业，使新的产业革命兴起（有人称为信息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后进地区转移。这为后进国家或地区加速现代化提供了机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是在这段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邻国日本，在这个时期由战败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则从1953年起，先是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订计划提前10多年），将多种所有制改造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同时实行计划经济。接着建立“一大二公”的农村体制，发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开展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至“全面内战”的，造成经济22年基本停滞与徘徊，从而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又一次良机。这次良机的丧失，是由于晚年错误思想的泛滥。
（二）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被动型与嫁接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历经济现代化过程，它们各具特点，属于不同的类型。对各国各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现代化起步而言，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各自区分为两种类型。
从经济现代化的最初推动者或动力而言，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生于欧洲南部西部的一些国家，然后扩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两大类型。主动型是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在独立国家中，有不少是殖民国家。被动类型是不独立或不完全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由本国政府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后者是在殖民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经济现代化措施。中国经济现代化属于被动型。
在被动型经济现代化国家中，外来现代化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在遭遇外来因素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来经济现代化因素与本国传统经济可以衔接。另一些国家，因原有的经济很落后，外来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传统经济不能衔接。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结合的情况，前者类似植物的嫁接（即将一种植物的枝接到另一种植物上。它们必须是同科的植物），后者则类似移植（将一块土地上的植物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其所以会有嫁接型与移植型的区分，主要是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嫁接型的国家是本国有了较高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现代化因素萌芽。移植型的国家则缺乏这类嫁接的基础（犹如缺乏可用于嫁接的砧木）。就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此两类。就某一国家的具体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也有此两类。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从总体上讲，属嫁接型；就具体领域讲，既有嫁接型的，又有移植型的。中国现代化是有内在因素作基础的。
（三）“之”字形路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前进的轨迹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型上升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的。从本书的叙述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看到这种“之”字形路径。下面是3个例证。
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看，中国经济，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在11世纪，在世界经济中，是最先进的国家。15世纪以后，在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中，地位逐步下降。18世纪中叶降到中等发展水平。从18世纪后期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之下。20世纪70年代退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下。80年代以后，无论是前一种数据还是后一种数据，都在迅速上升。1991年，前者升至11.8%，后者升至60%，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名次随之逐渐前移，朝着回到世界经济先进国家最前列位置的道路前进。预计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到中等国家的水平。这是一条从最前列——落后——最前列的“之”字路。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看，8世纪（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萌芽。这种萌芽逐渐地、曲折地壮大。19世纪4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至20世纪30～40年代，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已基本建立起来。20世纪50～70年代，市场经济从萎缩到被计划经济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行市场导向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市场经济逐步恢复与发展。从市场经济的3个主要方面，即市场主体的自立性，市场体系的完善性和运用市场机制的规范性来看，市场经济经历了发展——衰落——恢复与发展的“之”字路。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8
关键词：社会转型 我国当代社会转型 阶段
一、社会转型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
“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社会学现代化理论，是英文Socialtransformation的中文释义。西方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或演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通常指传统的原型社会的规范结构向“发展逻辑”(developmentallogic)的更高层次的演化。由此可见，社会学更侧重于把“社会转型”的内涵定义为“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范型社会结构的转换”。
随着全球性改革浪潮的推动，“社会转型”这个新范畴已渐渐被人们所认同，但在具体理解时，许多学者常常会把“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历史转折”等概念作同义语使用。但我们认为，虽然这几个概念意思接近，但实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否认，“社会转型”有着客观的历史发展前提，它与“历史转折”相联系。“历史转折”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渐进性中断，是社会存在深层结构的客观变动趋势。“社会转型”的范畴要大于“历史转折”的范畴，只有代表着历史转折性质的社会转变才是社会转型，否则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或“社会震荡”。
其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社会变迁”指发生在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内的社会积累性渐变或者突变。这种变化可能是突发的、急剧的，也可能是演进的、缓慢的，但实质上都没有与传统的制度决裂，只是在已有的社会制度、模式框架内的变化。“社会转型”是社会模式和结构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连续性的“中断”或“飞跃”，它更侧重把变化解释为社会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破原有的社会模式而发生的全方位的革命性转变。如果说“社会变迁”着意于“流变”的特征，“社会转型”则着意于“转变”的性质。从整体来说，中国社会在过去的百年，特别是近三十年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对于这样的巨变，我们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就能作一个完整而周详的叙述的。但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观念模型来把握这一变化，即这一变化是从“传统”而转向“现代”的，也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在谈“社会转型”的时候，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的内涵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避免用两分法来思考问题，即认为我国已经从传统社会走出来，跨入了现代社会。实际上，社会转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现代化”不是一二十年就可以完全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巨大的发展连续体。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倾向于将“社会转型”的内涵定义为：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二)我国当代社会转型
对于世界不同国家来说。“社会转型”是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过程。普遍性体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要走“转型”之路，只是时间早晚不同；由于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内外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各国的社会转型之路又表现出其特殊性，所选择的道路和模式各有各的特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社会就把“转型”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经过漫长的摸索和实践，找到正确的社会转型的道路和模式，可以说是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磨难的。社会转型对我国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社会转型”是指1840年洋务运动以来历经、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直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发展变迁与转型的历史过程，狭义上“社会转型”特指我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社会转型过程。广义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840年至1949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选择了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几番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也没能最终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面貌，以及被列强入侵的局面。惨痛的历史教训让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觉醒，向社会主义找寻救国之路。
从1949至1978年是第二阶段。在建国后的这三十年间，由于缺乏对我国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我国照搬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权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这一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分配上的“大锅饭”局面，使个人和社会日益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痛定思痛，我国开始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
从1978年代末至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三阶段。从社会转型的整体历史进程来说，这场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开始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向对外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变，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
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狭义的“社会转型”)特指广义的“社会转型”中的第三阶段，即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社会转型过程。目前，我国理论界针对“社会转型”的内涵、特点，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而展开的。这场转型是指从新时期改革开放开始，以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为突出标志，广泛而深刻地涉及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其实质是两步并一步走，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同时又向信息社会文明的转变。
二、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这场社会转型给我国带来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些变化是杂乱无章和错综复杂的。实际上，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历经30年的历史跃迁，呈现出了渐进式发展的阶段。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的阶段划分的主要有“二阶段说”、“三阶段说”及“四阶段说”三种观点。
主张二阶段说的学者认为，我国30年的社会转型大体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即前15年(1978－1992年)和后15年(1992－2008年)。前15年中，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揭开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序幕，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到来。会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并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的“南巡讲话”标志着社会转型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南巡讲话”深刻回答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并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历程出发，在参考科勒德克对其他国家社会转型历程分析的基础上，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旧体制解体、新体制酝酿建构阶段；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是新旧体制交替专柜阶段；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是实施新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人们对教条主义、平均主义中解放出来。个性和个人利益得到承认与尊重。在第二阶段中。随着由前一阶段激发出来的人们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欲望的不断增强，从特殊的原始积累中发展起来的私营和民营经济迅速壮大，从而改变了原先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度并存的新经济制度。在第三阶段里，由于经济高度繁荣和新旧体制的转轨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出来，大量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开始反思社会转型所走过的历程，理性地看清转型中出现的问题。重新选择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即从过去只讲增长速度、只讲效率优先转移到讲社会公正平等、讲共同富裕上来。
纵观历史发展，30年来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历届党的三中全会上作出的。众所周知，社会转型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我国经济体制领域的转型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可以从30年七次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和关键词的更迭中，找寻我国的社会转型逐步演进和探索的路径。有学者对30年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将社会转型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序幕，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这一阶段改革的任务是拨乱反正，回归人性，回归民主法治，回归市场经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这次会议还标志着改革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由此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进入到第二阶段，即展开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将十四大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加以具体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改革举措，即企业改革、市场改革、对外开放、科技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等。这次会议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便向着纵深发展。极大推动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标志着我国当代社会转型进入到第四阶段，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国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就此全面展开了。
目前学界对我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的三种划分的观点都有其道理，它们都重视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事实，客观地描述了这段宏伟的历史变迁。所不同的只是有的学者更为重视从史学(更为确切地说是从党史学)角度来划分阶段，有的学者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对这段历史进行划分。这几种划分都有各自的好处，比如：“二阶段”划分法以90年代初期为界限，把30年的转型历程分为前后15年，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直接的感受；“三阶段”的划分法虽然比较抽象，但它却道出了不同阶段比较本质的属性，从体制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社会转型的阶段特点；“四阶段”划分法使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具体感性地把当年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笔者在分析思考这几种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认为将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较为妥当。
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第一阶段的开端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次会议以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被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
正如持“二阶段”、“三阶段”和“四阶段”的划分观点所表述的一样，目前对于第二阶段的时间划分有一定争议。如持“四阶段”划分观点的学者认为应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点，而持“二阶段”和“三阶段”划分观点的学者一致认为将1992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年更为合适。在这里，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首先，从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连贯的发展整体，是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启动和初步展开阶段。尽管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构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但我国的经济真正腾飞和跨越式发展则是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开始的。1989年之后计划经济有了回潮的趋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于1992年以“南巡讲话”扭转了乾坤，并大声疾呼要以端正市场经济为改革的大放向。这次南方谈话带来了一次较大的思想解放。当年召开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由此之后，中国的经济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往无前地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其次，由于经济的高度繁荣发展，许多社会问题的集体“亮相”是在90年代以后。尽管80年代中期以后，在双轨制的影响下，贪污、官僚等社会不和谐因素已经出现，但它只是支流，不是主流。而历史发展到90年代初期以后，即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以后，人们在享受着财富急剧增长的喜悦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受到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以交换为基础的诚信的缺乏，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社会不公的现象逐渐扩散到住房、医疗、教育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具有开启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9
【关键词】《新中国经济史》；改革开放；艰难探索；新篇章
苏星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经过四十年的漫长积累，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写成了首部全面反映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巨著《新中国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首次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之际出版，《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于2007年出版。本书叙述了从新中国的诞生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这段经济史。它具有经济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分析的技术之一就是经济史，这是必备的经济学研究功底。有了经济史，有了翔实、丰富的史料，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观点。《新中国经济史》的记述非常详细，很多资料来源于苏星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保存的一手资料。苏星先生力求用丰富的史料，让广大读者切身感受新中国经济史。
一、艰难的探索与成长
《新中国经济史》在新中国的诞生篇里，描述了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救国历程，到新中国建立时，是一幅经济薄弱的画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艰难。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充满了荆棘、曲折，其间有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喜悦，也有的热情，更有十年的漩涡。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革命前辈的智慧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都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分基线。在第一个时期，我国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向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在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后，单一的经济形式和计划经济并没有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在第二时期里，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开始了从单一经济形式向多种经济形式转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实行新的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经济建设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建立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平复中国大陆上动荡百年的战乱，又用三年的时间，从战后凌乱的废墟上逐渐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而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从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的序曲阶段
改革开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在这之前，可以从1972至1978年这段历史中看出，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前奏，反映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内在驱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已经为新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先行环境。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目的是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使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1977和1978年两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问题，提出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冶金和化工部门计划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拟建大量项目。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政策并未充分符合现实，强调加快建设速度，加剧了原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还是反映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迫切要求。当时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的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历史是不断地成螺旋式发展的，是不断渐进的。这一转折时期的经济史也不容忽视。
三、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在1979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就提升了很多，为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经济发展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书写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30多年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自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我国经济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其中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一切当前的现状，反映着历史的积淀。苏星先生书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体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不断改革探索的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之不易，经历了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新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及其以前的路程，都需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都需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改革开放之前的艰难探索历程。
【参考文献】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计划经济的历史篇10
梁田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叫梁田。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国家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了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出版于2013年，恰与当前我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大崛起后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时代背景相应和，与其说是写经济，不如说是通过写经济来写社会和政权的变更。作者通过分析从管仲变法到改革开放2000多年来经济变革成败得失，让读者能够更宏观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中国改革难题。
整本书，内容上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四民分业"思想和盐铁专营政策开始写起；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至上；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核心命题的体制改革；到"王莽变法",一个儒生皇帝的短命古典社会主义试验；到唐宋，唐太宗以历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强帝国，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再到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中国"男耕女织"封闭社会形态形成，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从而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时期；再到晚清洋务运动，为什么晚清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再之后是"两个民国",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都以失败告终。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以及一系列疯狂的政治运动，将中国拖入停止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连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羁绊又让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晦暗不明。
作者在写这些经济变革史的时候，始终采取了自己的两个分析工具进行分析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作者认为历史上及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互相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作者认为2000多年来众多制度创新，主要都是围绕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大制度分别对应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通过利用这两个工具分析，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的"国有经济独大"、"政府控制土地"、"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等"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不可容忍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通过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我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从"统一文化"看经济制度改革。书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的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作者认为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文化，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作者认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但在"统一"背后，默然垂手而立的是冷峻的集权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化的经济变革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我国在历代的经济变革中，若要实现经济大繁荣，往往是让经济自由发展，让市场来作为经济的主心骨，同时又往往很容易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局势，这样就会出现地方起义等等不利于"统一"的不和谐因素。所以，当前经济改革要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2、从管仲和商鞅两大变法看"计划"与"市场"两只手。吴晓波将管仲称之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将商鞅称之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管仲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计划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曾经有着天然的界限，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之一。但是毋庸置疑，过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在文革期间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崩溃边缘，现在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仍在，政府这只"手"伸得过长也是当前部分人认为"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当前进入发展"新常态",要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就必须激活民营经济，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造成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种理念要更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