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1
关键词:地质灾害;统计;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256-02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现象。它的主要类型有: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震等。
我国地域辽阔,地质条件复杂,地质构造活动强烈,地质灾害种类繁多,分布面广,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有400多个县(市)、1万多个村庄受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威胁;有24个省(区、市)存在严重或较为严重的地面塌陷现象;岩溶塌陷在30个大中城市,500多个县城、乡镇危害严重;地裂缝在17个省(区、市)危害严重;同时,我国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死亡人数占全世界地震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一、加强我国地质灾害统计的必要性
1.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时、准确、全面掌握灾情提供基础保障
我国的地质灾害统计和其他自然灾害统计一样,一直没有统一标准和方法进行规范化管理,只是由部门或地方按照本部门或地方需要进行分割式统计。因此,灾害调查内容、灾情等级划分、统计指标、核算评价方法、统计结果的表述形式不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常出现灾害统计失实或不同来源的同一灾害灾情统计结果相差悬殊的现象,致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难以及时准确掌握全国和各地区的灾害基本情况。因此需要制定地质灾害统计标准,使地质灾害统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便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地质灾害信息,为科学地制定减灾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2.为建立自然灾害统计网络和信息系统,实现灾害统计现代化提供基础
在日益完善的减灾系统中,灾害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实现信息共享,推进减灾管理现代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灾害信息系统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许多国家陆续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自然灾害信息共享系统。近年来,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和众多单位开展了综合的或单类的自然灾害调查评价、研究与防治工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了比较系统的灾情资料,对部分数据进行了整理加工,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局部信息交流与共享。灾情统计资料是灾害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数据,制定灾情统计标准不仅为地质灾害信息化提供了基础,而且促进了我国灾情信息与国际接轨,实现数据共享,为国际减灾工作提供了基础。
3.为建立科学的灾害保障体系提供基础
有灾害就必然有损失、有损失。必须将完善保障体系的建立作为一项固定的财政开支项目列入预算,并无偿用于对受灾人口的救济补偿。无论是政府补偿还是商业补偿或是其他形式的补偿,其补偿依据及赔付责任、保费测算等都要以大量的灾情统计数据为基础。标准的地质灾害统计为我国建立科学的灾害保障体系提供了准确可比的信息资料。
二、我国地质灾害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严格地执行地质灾害灾情报告统计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当前我们的灾情报告统计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
1.思想不重视,认识不清楚
有的领导认为,地质灾害灾情报告统计制度不是什么大事,报与不报没什么区别,自己知道就行了;平时工作安排分工,随便找个人来负责灾情报告统计工作,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专人来负责这项工作,根本没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2.制度不熟悉,业务水平不够
地质灾害灾情报告统计制度包含了灾情险情的分级、速报范围、速报时限和速报内容等,要报好、报准还需下一番工夫。一旦掌握不好,到了关键时刻就不知道该怎么判断灾害、怎么上报灾情险情、上报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延误时机。
3.灾害报告统计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当前的地质灾害报告统计制度还不够完善,一些规定还不细,特别是灾情报告统计追究制度还没建立起来。灾害的认定及部门之间配合不够是导致当前灾情迟报、错报、瞒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如何加强我国地质灾害统计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地质灾害灾情报告统计工作的指导,从人员、设备上给予充分的保证。要充分认识到地质灾害灾情报告统计工作是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及时了解掌握灾情、实施灾害紧急救助、保障灾民生活的重要前提,必须确保其准确性和时效性。
2.健全法规,落实责任
建立灾情报告工作绩效评估制度是健全法规的具体体现。灾后进行综合评定后,对漏报、迟报、瞒报和虚报灾情的,要按照责任追究制度严肃处理;对灾情报告及时、准确的,予以表彰,做到职责清楚、赏罚分明。
3.加强培训,掌握业务
要加强地质灾害灾情报告统计制度的业务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模拟训练和参与实战演习等手段使大家牢记何时报、怎么报、报什么、报给谁。
4.依靠科技,确保地质灾情报告统计渠道的畅通
在现行的条件下,我们一般使用网络、手机、电话等灾情报告工具,一般能满足灾情报告的要求。但如果遇到较大灾害发生的时候,灾害发生地一般会出现断电、断路、手机无信号等恶劣情况,灾情就很难在最短时间内传输出来,贻误救灾时机。当前,我国正在试用依靠卫星进行灾情传输,并且试点已取得成功。卫星传输工具能克服断电、手机无信号等问题,从而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将现场灾情及时的传输到上级部门,以保障灾情报告渠道的畅通。
5.制定一套科学的地质灾情统计指标体系
为了及时、客观、全面地反映地质灾害发生情况、损失情况、救灾工作开展情况、灾后重建进展情况以及减灾防灾工作开展情况,为减灾和救灾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地质灾害统计的内容应包括:地质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灾害损失和灾害影响情况、救灾工作情况、灾后重建情况以及防灾减灾情况等。同时,地质灾害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包括地质灾害的实物量指标,还要包括灾害损失等方面的价值量指标。地质灾害统计指标的基本内容应包括:
(1)地质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统计指标
地质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统计指标用来反映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震等各种异常自然现象发生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灾害种类;受灾的时间、地点(区域);受灾体种类;受灾体损毁等级;灾害等级。
(2)地质灾害损失和影响情况统计指标
灾害造成的损失大小不仅取决于灾级的高低,而且还与灾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与灾害发生的时刻,以及防灾救灾的具体措施是否得当等等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反映灾害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可以采用灾度指标;为了进行对比和综合汇总,财产损失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都应折合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经济损失。目前,国际、国内还没有统一划定灾度的标准,我们认为地质灾度可以划分为巨灾、特大灾、大灾、中灾、小灾和微灾六个等级。
(3)减灾防灾救灾统计指标
减灾防灾统计指标用来反映政府、社会、单位、家庭及个人在减灾防灾中投入的人力、资金、物资的情况及其来源与使用效果。
救灾及灾害补偿统计指标用来反映地质灾害发生后救灾工作的开展情况,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对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的情况。
(4)灾后恢复重建统计指标
灾后恢复重建统计指标用来反映灾区灾后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和对口援建等方面的情况,反映恢复重建的成果和突出问题,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科学考评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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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2
［编者按］我国5·12汶川8.0级大地震发生后，在抗震抗灾、恢复生产的过程中，灾害会计的作用日益突出。而我国的灾害会计研究尚未成体系，影响和限制了灾害会计独特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此，我刊特别推出“灾害会计”栏目，诚邀会计界专家学者就突发重大事件中的会计、财务、税务、审计等相关议题进行研究探讨，以期推动我国灾害会计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各类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改变了企业生存的环境，拓宽了企业的风险边界并提升了企业的风险等级，企业财务风险从广度和深度上较以前也有了大幅提高。本文对国内外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财务问题、我国研究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对自然灾害财务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为形成我国独立的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体系与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体系；自然灾害财务管理体系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如地震）、海洋灾害（如台风）和其他突发性灾害（如森林与草原火灾）等，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损害，是人类过去、现在、将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近年来，我国企业遭受自然灾害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企业经营业绩受到严重损失。国家高度重视自然灾害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务院令［1993］第139号、财税［1994］001号、财税［1997］116号、国税发［2000］38号等法规文件相继规定了企业遭受自然灾害税收优惠政策的若干条款。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财政部、国税总局公布了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税收政策，但学术界尚未针对自然灾害财务问题作出专门的系统化研究，由于缺乏灾害财务理论的指导，企业灾害财务的实践一直以来处于摸索阶段。基于此，本文提出“自然灾害财务”观念，对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与自然灾害有关的财务问题进行述评，并基于自然灾害环境和企业风险视角，对发展自然灾害财务的重要意义及自然灾害财务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形成我国独立的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体系与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一、文献回顾
对于自然灾害的研究，国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危机管理，围绕自然灾害管理法规的建立健全、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健全和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三个问题来展开。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关于自然灾害危机管理的法规，如美国颁布了《洪水灾害法》、《灾害救济法》、《地震法》和《海岸带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来规定和约束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危机管理的职能及其行使，并规定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为自然灾害管理机构。而日本则颁布了《灾害对策基本法》（1961）、《地震保险法》（1964）、《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1976）、《灾民生活重新安排支援法》等28项防灾法律，并规定内阁府为国家灾害危机管理机构。国外政府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建立专项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并由政府对此进行严格监管，对保险公司赔偿限额以外的部分给予补偿，并分担保险公司的风险，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政府加大在防灾和监测系统等公共品上的投入，加强事前预防，做到把风险分散在灾前；利用国际发达的再保险市场来分散风险，将灾害风险向国际市场转移；发行巨灾保险债券，利用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推出自然灾害金融衍生品，如灾害指数期货，利用期货市场分散风险。在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方面，对自然灾害保险进行政府补贴，建立健全巨灾保险法律制度，规定巨灾保险为强制险种。同时，对自然灾害保险实行财政补贴，将巨灾保险从一般商业性保险业务中分离出来，作为政策性保险业务来经营，由政府采取多种方式给予政策扶持。而保险赔付已经占据灾害损失救助的主导地位，在分担巨灾损失、履行政府责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可见，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来提高整个社会体系抗灾救灾的效率，而对企业内部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等具体财务问题较少涉及，也没有作深入的专题研究，所以联系微观层面研究企业内部自然灾害财务问题还不够。
对自然灾害的社会经济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研究领域集中在救灾资金筹集机制和灾害经济损失评估两个方面。我国目前灾害资金的筹集机制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其他资金形式作为补充。救灾资金的来源渠道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拨款、保险理赔、救灾基金、银行贷款和国内外捐赠等（李可可，1996），巨灾证券的发行作为救灾资金来源的一种尝试（滕帆，2002；韩天雄、陈建华，2003）。国内学者从水旱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农村灾害等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探讨了对灾害经济评估的原则和方法，着重从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相结合并以货币计量为主的原则出发，提出了资产价值评估法和资源价值核算法（张文华，2003），并进一步从人力资源价值理论的层面，提出了评估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价值损失的方法和模型（于庆东，2004）。在将农村灾害经济评估划分为预评估、灾期评估、灾后跟踪评估、减灾效益评估四种类型的基础上，严立冬（1998）根据农村灾害的灾前、灾中、灾后三个不同阶段，设计出一套农村灾害经济评估指标。另外，国内学者还对灾害风险的应对、灾害资金的补偿机制和救灾款物审计作了一定的探讨，包括从经济发展理论模型构建的视角提出了灾害风险最小化目标和合理途径（何爱平，2002），从建立地震灾害资金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出发探讨了建立我国多形式结合的灾害资金补偿机制（苗崇刚、侯建盛，2007），从救灾物资管理的视角提出了救灾物资审计的要点。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自然灾害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灾害经济的资金筹集和价值评估，而对企业灾害财务问题的研究只是在相关文献中零星可见，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
二、研究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据统计，世界上1/3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中国，这种状况近年来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每年因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公布的2007年中国“十大自然灾害事件”表明，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在2007年都遭受了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的袭击，旱灾、洪灾、地震、台风、强雷暴雨、暴风雪和风暴潮陆续上演，在这短短的一年中，自然灾害席卷了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南方七省以及淮河流域，重庆、四川、济南、云南等许多大城市损失惨重。2008年1月，我国中南部地区迎来了50年一遇的特大暴风雪，停水断电，民航、交通受阻，煤、油全线紧张，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继雪灾之后相隔不到四个月，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大地震，八省市受到震撼，死亡人数超过69000人，失踪18000多人，倒塌房屋80余万间，供水、电力、交通及通讯全部中断，余震不断，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创，灾区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汶川大地震后，东汽集团在汉旺镇的一个公司80%的厂房倒塌或受损，1000多名工人被埋，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50多亿元。地震对四川省旅游业也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省仅旅游业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就超过600亿元。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0亿元之巨。频繁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不仅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自然灾害已经由以前的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成为企业环境的常态，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风险边界，提升了企业的风险等级。我国企业必须直面这一环境巨变，强化风险意识，构建新型企业战略，以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对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而企业财务管理则是企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结合自然灾害研究企业的财务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构建系统科学的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和支撑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管理实践，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三、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的理论体系
企业自然灾害财务应首先说明对传统企业财务的衔接与拓展，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成为企业环境常态的情况下，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直接催生了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管理。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理论在内容构成上包括企业自然灾害财务基础理论、企业自然灾害财务应用理论以及企业自然灾害财务发展理论，如图1所示。
1.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的特点。企业自然灾害财务与传统财务的区别首先表现在理财环境的巨变。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研究企业因灾严重受损条件下导致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下的特殊财务问题，主要包括抗灾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所需资金的筹集、使用与监管问题，具有全局性与专门性的特点；其次表现在要贯彻以人为本、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应放在首位的原则上，要把保护企业职工生命安全和减少企业财产损失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抓，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自救，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
2.自然灾害财务的基础理论研究。自然灾害财务基础理论是建立自然灾害财务应用理论和自然灾害财务发展理论的基础，自然灾害财务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管理环境、自然灾害财务假设、自然灾害财务目标、自然灾害财务对象、自然灾害财务风险、自然灾害财务战略、自然灾害财务投融资、自然灾害财务调控、自然灾害财务机制等基本理论问题。其中，自然灾害财务机制是核心和纽带，它将其他的灾害财务构成要素有机联系起来。企业的自然灾害财务机制包括灾害财务预警机制、灾害财务应急机制和灾害财务补偿机制以及各种灾害财务机制的调控机理、不同灾害财务机制的协调和运转等。
3.自然灾害财务的应用理论研究。自然灾害财务应用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与企业选址、国家自然灾害财务体制建设、企业自然灾害财务机制的设立和运行、自然灾害基金的提取和监管使用、自然灾害财务风险监测、自然灾害损失评估（企业内部损失评估和基于产业链的损失评估）、自然灾害税收问题、自然灾害财务保险、巨灾证券发行、自然灾害衍生金融产品、风险资产证券化、灾后重建财务问题、非灾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捐赠效应以及企业灾后财务战略调整等。
4.自然灾害财务的发展理论研究。自然灾害是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自然灾害财务的发展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将自然灾害财务和可持续发展财务、环境财务、社会责任财务、人本财务、柔性财务、战略财务、风险财务、资本市场财务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梳理脉络，打通相关学科之间的研究路径，为发展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促进我国自然灾害财务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二）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的管理体系
我国现阶段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管理还处于自发和摸索阶段，缺乏实际经验，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自然灾害财务风险意识薄弱，企业自然灾害财务风险管理手段落后，企业灾害损失预防及投资项目预算缺位，企业防灾抗灾资金救助机制不健全，灾后重建财务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等。需要加快推进企业自然灾害财务建设，培育企业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意识，应用先进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技术，形成企业防灾抗灾救灾资金长效机制。
1.企业自然灾害财务风险与企业设立。
自然灾害财务风险巨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受灾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必将受到严重影响，不加预防或处置不当，极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使其丧失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导致企业灾害财务问题向破产清算财务问题转化。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自然灾害发生前、发生过程中以及发生后的财务机制，使企业财务系统在抗灾、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抵御原生灾害、次生灾害及衍生灾害，减少自然灾害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冲击。笔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自然灾害预报中心。目前，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预报工作隶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即便是同一类型自然灾害，其探测、评估、分析、预报等工作也划归若干部门主管，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各机构、各部门缺乏对自然灾害的全面、系统把握，造成预报工作效率的低下。实际上，自然灾害发生有很多征兆，包括地质、气象、生物等方面，机构和部门条块分割不利于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也给企业灾害财务风险预警带来困难。企业灾害财务风险预警建立在国家自然灾害预报系统的基础上，依托全国统一的灾害预报中心，企业财务系统可以根据灾害预报所涵盖时间范围（长期、中期、短期、即期）和空间范围（全国、地区、省、地市州等）作出不同的反应，以规避或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而且，当企业涉及对外业务关系时，还需关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灾害预报，避开或阻断自然灾害风险链，提升国际财务风险管理水平。
企业设立时的地址选择必须依据全国灾害预报中心提供的各地区灾害预告信息进行正确决策，尽可能避开地层断裂带和灾害频发地区。所以，正确的企业选址是企业应对自然灾害财务风险的一种初始投资策略。汶川大地震使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损失惨重，企业管理当局没有重视汉旺处于地震断裂带，长期内将会发生地震这一长期预报信息，企业选址失误，最终给企业造成巨大投资损失。所以，结合灾害财务风险预警作出正确的企业选址决策是十分必要的。
2.企业自然灾害损失预防与投资项目预算。
企业自然灾害损失预防要求企业必须对经营环境及其所蕴含的风险进行动态的、全程的监测，发挥财务系统的预测和事前控制功能，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企业生活设施投资项目预算以及高强度抗灾的生产建筑物与设施投资预算。企业建厂之初，应充分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对关系职工生命安全的厂房、宿舍和其他生活与生产设施的投资要优先考虑抗震防灾的资金需要，坚决纠正只重生产忽视职工生命安全的错误观念。其次，在编制和执行投资项目预算时，要严格遵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招投标、施工、采购、监理、验收、审计等，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建设项目规范，保证建筑物和设施的施工质量，建设和谐、健康、稳固的人居环境和生产环境。企业应该积极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同时，这也是实现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3.企业自然灾害救助机制重构——基于企业自然灾害补
偿基金的设置。
（1）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形成机制。按现行制度规定，中央财政设立的特大、重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和地方各级财政设立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用于解决灾民吃、穿、住和抢救、转移、安置、治病等费用，以及按规定设立的专用救灾物资储备资金，并未对受灾企业救助进行专门规定。我国企业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的来源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企业自有资金、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国际社会援助、国内社会捐款在企业自然灾害救助资金中所占的比重较低，缺少灾害保险险种，能够抵抗重大风险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还没有形成。面对重大、特大自然灾害，仅仅依靠企业自有资金一般不能解决问题，而能享受到财政拨款的企业仅限于少数国有大型企业，多数受灾企业不得不自行承担自然灾害带来的主要损失。因此，必须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来源渠道。首先，可考虑借鉴我国设置交通强制保险险种的经验，建立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新设企业抗灾防灾救灾强制保险险种，即“灾强险”，用法规形式规定各企业每年按一定保险费率向国家社保部门上交灾害保险费，交由财政专项监管与拨付使用，形成抗灾防灾救灾长效资金的来源。其次，加速推进建立一个围绕重大自然灾害的保险体系，把目前保险公司无力承担的风险逐级分散到直保公司、再保公司、国际再保险公司、结构融资和资产证券化市场、国家和地方财政等各个参与方。最后，积极开发其他形式的企业自然灾害救助手段。例如，发行巨灾债券和赈灾福利，提供企业自然灾害政策性贷款，开发自然灾害金融衍生产品等，都是未来值得努力的方向。由此逐步形成由企业、金融保险机构、政府和社会各界等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由内到外共同出资的立体的社会救助机制，有效地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在更广泛、更深层面上给予灾区企业员工生活和生产以更有效的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笔者建议，在最近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各种灾害发生后的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的制度规定。
（2）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监督机制。仅有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形成机制还不够，还必须建立、健全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监督机制。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形成机制反映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来源和取得，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监督机制则对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日常管理和使用提出要求，旨在提高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在资金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各级财政部门之间、财政部门与企业之间、保险公司与企业之间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均存在委托关系。鉴于委托人和人利益目标的不一致性，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各级人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和法律法规的制度缺位更加扩大了这一风险。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监督机制，充分发挥预算、会计、审计和财政等监督主体的职能，对受灾企业补偿范围、补偿额度以及使用过程进行监督。鉴于我国地域辽阔灾害频发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国家审计署成立企业灾害补偿基金审计处，直接履行企业自然灾害基金的监督职能，及时在审计公报中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收缴、使用和结余情况，杜绝贪污、挪用、截留等腐败行为。此外，还应积极发动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力量，为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的合理、高效使用创造良好环境。
4.加强企业灾后重建财务管理。
（1）基于产业链的灾后损失评估。对受灾企业灾后损失进行专业化、系统化评估是企业自然灾害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确定企业因灾补偿范围和补偿额度的直接依据。笔者建议组织力量开发一套企业自然灾害损失评估信息系统，结合企业所处的产业链，对受灾企业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进行客观、综合、全面的评估，为企业灾后重建提供依据。（2）构建企业灾后重建资金的筹集机制。通过企业自然灾害补偿基金、保险、银行、证券、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社会捐赠等多个渠道来解决重建资金的筹集问题。灾后重建资金筹集必须充分考虑是否异地重建及技术改造升级等问题，以增强建筑物和设施的抗灾能力。（3）构建企业灾后重建资金投资机制。确立受灾企业恢复生产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灾后重建投资必须充分考虑是否异地重建及调整产业结构等要求，恢复重建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满足发展循环经济与减排的投资需要，坚决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不具备安全生产的落后产能，使企业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4）企业灾后重建资金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企业救助资金使用管理体制，加强国家审计、财政、纪检、监察、企业内部审计、媒体及公众的综合监督作用。
5.非灾企业社会责任与捐助效应。
（1）非灾企业的赈灾责任。当代企业肩负着履行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双重使命，提供税收、就业和产品是企业必须履行的最低义务标准。此外，还应在确保最低义务标准能有效完成的基础上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当代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使命，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等的社会责任。随着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的采用和工业化的发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经济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失业、贫穷、污染、犯罪等社会问题都与企业的经济活动有一定关联，企业理应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对此加以修复和补偿。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在新的环境下，非灾企业要提高竞争能力，保证生存和发展，必须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非灾企业在参与赈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2）非灾企业的捐助效应研究。非灾企业捐助包括向受灾对象捐款捐物，提供人力援助、心理援助，甚至包括书面或口头上的支持、激励和承诺。在我国，社会责任可以视作“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世界银行，2003），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构建企业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基本思想。非灾企业积极投入到赈灾活动是其愿意并实际履行社会责任的最直接体现，那么，非灾企业的捐助行为就至少会导致其改善自身经营环境，形成积极的道德资本等积极效应，最终通过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实现非灾企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非灾企业安排特定的捐助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投资，或者是一种改善形象和公共关系的广告策划，对于提高非灾企业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扩大市场销售份额、增加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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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3
一、自然灾害救灾应急机构
（一）成立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小组，行政一把手担任组长，全面负责灾害救灾工作，同时灾害救灾应急小组下设四个成员小组，实行责任制，落实责任人。
1、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2、灾害救灾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及三个成员小组：
（二）建立自然灾害救灾应急指挥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由灾害救灾应急小组和成员小组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出现突发性自然灾害时及时将灾情上报市、区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并指导救灾工作，及时对灾民进行疏散和救援，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协调各项应急处理工作。
（三）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小组的工作职责：
1、按市政府救灾指挥部和市民政局救灾指挥部的安排，综合、组织、协调全区灾民的救助工作。
2、根据灾害的实际情况，安排各成员小组的工作任务。
3、及时掌握汛期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书面上报市、区有关部门。
4、负责联络和协调区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抢险救灾机构，协调各成员小组和相关部门的工作。
5、发生灾害后，救灾应急小组要第一时间亲赴现场，参与指挥灾害现场的抢险救灾工作。
（四）各成员小组的工作职责：
1、灾情核查统计组：灾害发生后，小组成员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收集、核查、评估灾情，并按规定程序及时向上级汇报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指导乡镇做好灾民房屋倒塌恢复重建工作。
2、物资保障供应组：负责市、区救灾物资的组织调拨和供应工作，申请、管理、分配灾民救济款物，组织指导救灾捐赠等后勤工作。
3、灾民转移安置处理组：负责勘察和设立紧急避难所、救灾物资供应点，指导乡镇做好灾民转移安置后的饮水、食品、衣物的调集和发放，对转移安置灾民的情况进行登记，及时上报灾民转移安置情况及需要解决的困难，协调处理遇难人员的善后事宜。
4、办公室人员：负责接听电话，做好上传下达，对于乡镇报灾及时做好记录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市局，随时向领导汇报灾害统计、处理情况。
二、灾害应急工作
1、值班工作
严格按照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监控灾害的发生，各责任人要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将汛期值班电话进行公布，以便于突发性灾害发生后信息畅通。
2、报灾工作
各乡镇要坚持汛期值班制度和报灾制度，报灾时要严格按照《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的内容和条规进行报灾，坚持有灾必报，每周一报，无灾零报告，防止漏报，杜绝谎报、错报。
三、应急措施
1、突发性自然灾害发生后，由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小组及其成员小组开展工作，并报请市、区有关部门，及时与区气象、国土、交通、救灾等部门联系，加强彼此协作，互通信息，共同作好救灾工作。
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4
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粮食产量;C-D生产函数
中图分类号:F3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05-04
一、引言
中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承担着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的重任,人多地少的国情使得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问题。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地域辽阔,构造复杂,地理生态环境多变,旱灾、洪涝灾害、风雹、冷冻、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各类自然灾害中,大概70%以上是气象灾害引起的。频繁发生的气象灾害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非常大,造成的损失也是逐年增加。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气象灾害呈现增多增强趋势,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风险不断增加。目前,气象灾害对中国粮食生产存在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已得到共识,但气象灾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同时期的气象灾害对中国粮食产量的影响究竟有何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此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影响现状、提高防范农业气象灾害的意识,而且也可对中国多年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做一评价。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史培军(1997)分析和讨论了中国1980-1995年农业自然灾害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得出中国最近15年来因灾(包括水旱灾、风雹灾、霜冻、病虫害)造成的粮食减产幅度占同期粮食生产的比例平均达15%左右,其中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约占40%,占总量的6%左右[1]。刘明亮等(2000)从中国近年来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出发,通过粮食产量的时间趋势项与波动项的分解,探讨了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波动性及其区域差异,并分析了主要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受灾状况并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2]。梁子谦等(2006)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中国粮食单产的主要因子中气候环境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力为9.76%[3]。马九杰等(2005)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认为,自然灾害对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性的确具有显著影响,并指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力度,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4]。罗小锋(2007)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了主要自然灾害对湖北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并采用C-D生产函数分析了自然灾害对湖北省粮食产量的影响程度,得出了成灾率对单位面积产量的贡献率为-3.435的结论[5]。孔令聪等(2007)分析了自然灾害对安徽省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经过测算得出安徽省粮食产量与粮食成灾面积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333[6]。上述研究都肯定了农业气象灾害对中国粮食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存在样本量小、数据陈旧等方面的不足,本研究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79-2008年的面板数据,以期就农业气象灾害对中国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三、中国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产量影响的初步分析
中国是气象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农业几乎遭受到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气象灾害。由于温室效应、厄尔尼诺、拉尼拉等对气候的影响,中国近年来干旱、冰冻、洪水、台风等不断发生,灾害频繁发生的同时农业抗灾能力却不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转变。据统计,1979-2008年中国平均受灾面积达45494.33千公顷,其中旱灾面积25905.54千公顷、洪涝面积11千公顷,分别为受灾面积的56.9%和25%成灾面积达到年平均23751.53千公顷,其中旱灾12653.87千公顷、洪涝6553.03千公顷,分别为成灾面积的53.3%与27.6%,在所有灾害中旱灾与洪涝灾所占比重最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对粮食生产影响越来越大,农业气象灾害总体呈加重趋势,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逐年加重。
农业气象灾害对中国的粮食生产影响极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粮食单产因严重气象灾害下降,全国粮食亩产324.8千克,比上年下降1.6%,这是近6年来首次下降。2009年粮食生长期间气象灾害特别是旱灾较重,而且旱灾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及作物生长关键期,对全国粮食单产影响较大。据民政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农作物旱灾受灾面积达2926万公顷,比上年增加1712万公顷,增长1倍多。受严重气象灾害影响,辽宁、吉林和内蒙古粮食单产皆下降10%以上。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3082万吨,比上年增加211万吨,增长0.4%,再创历史新高,但2009年全国秋粮产量为37420万吨,比上年减产217万吨,减少0.6%。粮食生产总体上呈现“面积增、单产减”的格局。农业气象灾害与粮食产量相关性较强,从1979-2008年粮食产量与成灾面积的关系图可以看出,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总体趋势为增加,然而伴随着相应年份的农业气象灾害受灾面积(成灾面积)的灾损程度与粮食总产量为负相关。灾损严重年份粮食总产也呈减产趋势。成灾面积扩大时粮食产量涨幅有限甚至出现较明显的下降,成灾面积减小时粮食产量明显上升,成灾面积与粮食产量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见图1)。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水资源短缺、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繁,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截至2008年有效灌溉面积为58471.7千公顷,其中年底万亩以上灌区数有6414处,其中3.3万公顷以上灌区数有149处;建成水库86353座,其中大型水库529处;水库容量达到6924亿立方米;除涝面积2142.5万公顷,节水灌溉面积2443.6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0158.7千公顷,从主要年份统计来看各统计量呈逐年递增态势。从中国主要年份西部大开发12省农田水利建设情况统计来看,2008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7065.5千公顷,旱涝保收面积为11262.4千公顷,机电排灌面积6986.9千公顷,分别比2007年增长了4.41%、2.85%、12.72%,且从1990年以来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来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努力通过改善灌溉条件来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以实现农业稳产高产,从这一方面来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是增加抵御气象灾害能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保障之一。
四、农业自然灾害对中国粮食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的构建
1.变量选择。在研究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时,前人基本以粮食产量或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为因变量,以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劳动力、农村用电量、受灾或成灾面积、粮食收购价格、财政支农资金、农业科技投入等为自变量[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以粮食(主要包括小麦、水稻、玉米、薯类)总产量为被解释变量,用成灾面积作为表示农业气象灾害的解释变量,把与粮食生产最直接相关的耕地面积、化肥投入及农机动力总量作为控制变量。
2.基本模型。分析投入产出关系常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由于对变量取对数不仅可以做到无量纲化,减少异方差,而且还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即投入要素变化一个百分点,导致粮食总产量变化的百分点数,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双对数模型):
LnQ=?琢0+?琢1LnC+?琢2Lna+?琢3LnF+?琢4Lnm+?滋(1)
式(1)中,Q表示粮食总产量(万吨);C表示成灾面积(千公顷);a表示粮食播种面积(千公顷);F表示化肥投入折纯量(万吨);m为机械总动力(万千瓦);?滋为回归误差;?琢1、?琢2、?琢3、?琢4分别为待估参数,分别表示成灾面积、耕地、化肥及农业机械的产出弹性。
3.面板数据。常用面板数据模型有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三种类型,考虑不同省份的农业基础不同,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有差异,故本文采用变截距模型分离出不同省份的差异,以此消除随机效应可能带来的估计误差。我们将原双对数模型转变为变截距双对数模型:
LnQit=?琢i+?琢1LnCit+?琢2Lnait+?琢3LnFit+?琢4Lnmit+?滋(2)
式(2)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琢i表示变截距,即不同省份间的影响差异;Qit、Cit、ait、Fit、mit分别表示第t年i省份的粮食产量、受灾面积、化肥投入量及机械动力。本文所用的计量分析软件为eviews6.0。
(二)数据来源
采用的1979-1999年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数据》[8],2000-2008年数据主要由2001-200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9]整理而得。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将后来成立的海南省、重庆市的数据与广东省、四川省合并,这样得到了覆盖全国范围的29个省市29年的共841组数据,有效弥补了样本量少的不足之处(见表1)。
(三)计量结果分析
1.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零假设为H0:cov(xit,?琢i)=0,即?琢i与Xit不相关,在该假设不能被拒绝时,随机效应是一致有效的估计方法,而固定效应是一致但非有效的。反之,该假设被拒绝时,固定效应是一致有效的,而随机效应是非一致有效的。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1%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的假设,即cov(xit,?琢i)≠0,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2.回归分析。利用eviews6.0软件对各变量回归发现,Dw值仅为1.114,说明存在序列相关。为了消除序列相关的影响,本文引aR(1)项,引入后发现,Lnm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将其剔除后,所有变量都通过检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方程整体拟合较好,说明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较大,成灾面积的产出弹性是-0.034,即成灾面积每增加1%,粮食产量将下降0.034%,也就是按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3082万吨来算的话,如果成灾面积增加1%,产量将会降低18.05万吨。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旦农业遭受重大气象灾害,不仅农业生产的利益相关方会面临巨大损失的风险,而且会牵连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本文把全国各省市有关粮食生产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气象灾害对中国粮食生产有较显著的制约作用,特别是旱灾与洪涝灾是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的两个最主要原因,前面的回归分析皆证实了成灾面积对粮食产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其次,随着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粮食生产抵御气象灾害能力有所提高。根据前面的计量结果分析,三个阶段成灾面积产出弹性分别为-0.0654、-0.0284和-0.0279,即若成灾面积增加1%,粮食产量将会减产0.0654%、0.0284%和0.0279%,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农业气象灾害不仅会降低农业收成,而且会影响农民对农业投入的热情,从而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有效减少气象灾害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体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加大对灾害预测预报的技术投入,提高预报水平,同时要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手段,及时将气象灾害发生情况和防治技术传授给农民。第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通过制度安排,提供政府补贴,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应体现出注重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加大对粮食生产保险的财政保费补贴支持力度。第三,继续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建立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同时要加快构建新时期农田水利的建设体制和管理机制,完善农田水利法律法规建设,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节约用水制度,加强依法管水用水,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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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effectofagro-meteorologicalDisastersonChina'sGrainYieldbased
onpanelData
YuYun1,2,LiFang1
(1.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ChuzhouUniversity,Chuzhou239000,China;
2.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5
关键词气象灾害；数据库；灾害评估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13）021-079-01
气象灾害是影响农业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为减小气象灾害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提高气象预警能力，各地都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了气象灾害数据库。利用该系统收集的全面的、系统的气象信息，气象工作人员可以对气象灾害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准确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科学制定各种防灾灭灾决策，以帮助减小气象灾害所带来的损失。
随着业务的深入，科技的发展，气象预警对气象灾情信息的要求从基本的文字信息、灾害信息扩展到受灾时间地点信息、受灾程度信息、受灾空间属性信息等多个方面。因此设计一个能够满足使用需求的气象灾情信息数据库显得更加重要。
1数据库系统要求分析
为满足气象灾情信息评估，数据库应该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功能。首先是，数据精细化。为保证后续信息分析的精确度和细化度，在数据分类和逻辑构成上应该进行细分。其次是GiS化。空间属性信息已经成为当前气象灾情信息的一个标准配置，将数据库信息GiS化可以为数据应用和决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是规范化。规范准确的灾情信息可以充分满足灾情评估和减灾防灾的工作需求。最后是可扩展性。为方便后续扩容需求和多样化的数据分析需求，该数据库应该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本文就基于SQLServer的气象灾情信息数据库进行了分析和设计。
2数据库设计方案
2.1灾情信息表
对灾情数据进行信息分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过程，适当的分类可以简化系统结构，实现数据的精确分析。具体来说，灾情数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过程信息表，一部分是灾情信息表。其中，过程信息表用来记录灾害天气发生过程中的灾害信息，这部分记录是灾情数据库的基础；灾情信息表是受灾后的灾情详细信息记录，如灾害强度、灾害损失、灾害原因等。两部分在数据使用方面体现为一对多关系，即一次灾害过程对应着多个灾情信息记录。
灾情信息表是整个数据库系统的核心，其结构是否科学合理决定了后续灾情分析的准确程度。为满足分析需求，通常灾情详细信息表的数据存储字段可分为灾情起因信息、基本信息、空间属性信息、灾害带来的损失信息、后期影响信息等几部分。
2.2灾情的协同通报信息结构
数据库的建立不仅仅用于记录，还应该具有联网通报的功能，通过该功能可以实现信息的联网分析和总结，提高灾情通报的实时性和系统使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重复工作所带来的人力资源浪费。
该部分数据库架构为，在灾情协同录入界面，辅助录入人员可以将灾情数据进行及时收集整理后进行录入，然后利用协同通报系统将信息上传到数据库端并将该部分数据标记为待审核数据。经过工作人员的审核和评定后，若该数据录入准确且具有唯一性，则取消待审核状态，转为灾情详细信息数据，为后续上报或者灾情分析评估等提供数据支持。该部分的信息需要进行单独存放，以免与灾情信息表产生混淆。
2.3灾情评估信息数据结构
灾情根据灾害特点和灾害原因可以分为多种类别，如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地质灾害和天气灾害等。不同的灾害收集方式和评估方式均有所不同，因此在数据库架构中如何合理制定灾害信息采集分析表对应用灾害数据进行灾情评估具有重要作用。
该部分数据库应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构建。首先建立灾情分类数据库，不同灾情与对应灾情描述之间进行特征关联，同类型灾害进行细分和归类。然后根据灾情特征建立对应的数据模型，便于数据录入和灾害评估。
2.4辅助数据表结构
为提高系统的应用性能，可以增设部分辅助数据表作为灾情数据库的补充。利用该表可以进行新灾情的自定义等，增强数据库的可扩展性。同样辅助表还具有区域记录功能，通过对受灾区域进行记录，可以提高灾情地理分布的精确度，增强局部预警能力。
3基于灾情数据库的灾害评估技术分析
在建立气象灾情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结合使用GiS技术、数据分析技术、weB技术等，可以保证对数据库的充分利用，实现灾情的精确评估，减少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
3.1灾情统计分析技术
对灾情进行记录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生成统计报表，根据报表制定防灾决策，或者指导今后的灾情预警等。该技术生成的统计报表可以用于存储或检索。其中，检索功能可以进行要素关联检索、条件检索、影响检索等。通过进行细分检索和信息对比，可以方便的实现灾害评估。
3.2可视化分布图显示技术
在对灾害数据库进行限定检索后，可以获得相关灾情信息和气象数据。结合使用可视化技术等，可以根据数据统计量生成要素分布图。如灾情分布图、灾害损失分布图等。这些分布图可以直观、便捷的实现天气和灾情的关联，突出灾害易发点，为不同天气下的灾害预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3.3灾害防御对策技术
灾害防御对策技术主要是指对数据库内的灾害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各要素的影响程度调用对应的防御对策信息以供气象工作人员参考。该技术的实现需要对现有的应对策略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类，并根据灾害程度制作成相应的数据库文件，进而将该数据库与灾害信息库进行关联。
4总结
该系统为气象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操作简便的信息平台，利用该平台，气象工作人员可以对特定灾害、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气象灾害进行统计和风险评估。基于数据库的气象灾情信息统计系统还能够方便的与其他相关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便于向气象灾害潜在覆盖用户提供预测信息。综上所述，气象灾情信息数据库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并对现实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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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6
那么，如何重新认识城市规划设计潜伏的致灾隐患呢？建筑物的安全，应该说一直是规划设计界所关注的。无论是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一直实践着按国家规范及设计标准完成项目设计，可以这么说，常规条件下项目设计是安全的。然而，对于人们尚不知晓的灾害，过去的规范在客观上就存在欠缺。进一步讲，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大城市已愈发脆弱。过去安全的系统可能会失稳，过去完善的设施可能会成为摆设或不安全的。
笔者以为，从城市防灾规划设计视角上看，城市建筑的安康设计是必须坚持的第一原则。
国内外与建筑有关的灾害事件无休无止，而建筑的卫生设计，在城市管理的层面长期被忽视，并始终未将防疫设计与住宅的安全设计统一起来。SaRS应该令人们猛醒，“吃一堑，长一智”，重要的是促使住宅及居住区规划设计“心中有数”。虽然，不应该仅仅从一个香港淘大花园，就全盘否定住宅设计的质量与水平；但冷静思考会发现，建筑在许多方面被非典上了一课，我们并未在总体上真正建立起城市减灾与城市安全的意识。为此未来安康住区设计要求建筑师要有新观念；所以说，要提高建筑规划设计者的安康意识，建筑防灾学与建筑卫生学是必补之课。
建筑卫生学是从医学和卫生学的观点出发，将有关医学、卫生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建筑设计的各个阶段，从而使最终完成的建筑环境能达到符合相应的医学、卫生学要求，以保障人们有健康卫生的生产、生活、工作环境，避免造成“病态建筑”或引起人们患“建筑病”。公共建筑的卫生学问题，以防止细菌、病毒流行、交叉感染为重。住宅是人一生2/3时间停留的场所，如何保证空气清新、日照充足、微小气候适宜。内外环境安静、整洁，生活舒适方便，也有相应的建筑卫生学要求。“以人为本”，建造“健康”“绿色”的人居建筑物成为当今国际科技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健康建筑是建设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是在满足建筑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提升健康要素，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障居住者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层次的健康需求，营造出舒适、安全、卫生、健康的居住环境。室内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室内环境的好坏和人类对其适应的程度决定了人体健康状况的水平。世界卫生组织（wHo）警告，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摩天高楼的建造与空调设备的普遍使用，增加了某些疾病的传播机会，必须引起特别的关注。根据调查，由于建筑物及其内部设备造成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或疾病，种类达几十种。根据其对人体的危害，疾病的性质，致病的病源等，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急性呼吸道传染病（SaRS），过敏性疾病（包括过敏性肺炎、加湿器热病等）以及“病态建筑物综合症”。空调系统对于室内空气品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排除或稀释空气中各种污染物；又可以产生、诱导和加重空气污染物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不良的室内空气品质。从卫生学角度来讲，空调系统不仅要保证热舒适，更要保证人体健康，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热舒适是不足取的。
SaRS之后，一位艺术家感慨地说：“病毒触及城市肌理，规划缺少人文关怀”。笔者同意此说。事实上，SaRS所警示的住宅及环境健康问题，要求建筑师、工程师必须从住区及住宅设计两大层面上，去重新审视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在居住环境的规划上，首先要切实选好不存在污染源的场地，切不可贪图廉价的土地而把住区建设在垃圾场或废气排放点附近。其次要保护好场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诸如绿林、清水、青山等的保存利用。还应保证有效的日照与通风，从SaRS蔓延的教训看，阳光普照、空气流通是阻断传染源的最佳条件；但不少城市为了“有效”利用土地，竟然降低日照标准。住区内有足够的绿地与健身设施也是保障健康的条件之一，需注意树种的选择和水体的流动；否则，花絮飞扬或污水滞留也能造成病菌的传播或繁殖。追求过高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与安康人居环境是不相容的；因为这会形成人口密集、空间堵塞、环境恶化。还应关注住区各种废物的处置，要合理布置垃圾收集站、污水处理场等。住宅设计中要将功能合理划分，公私、动静分区是保证居民心理健康的有效措施，而洁污分区是生理健康的保证条件，但在设计实践中有时却被忽略。住宅设计规范要求，不同功能空间应有直接采光与自然通风，并且还规定了无直接采光的厅的控制面积；但是有的住宅仍然出现“黑”房间和大面积“暗”厅，有的把佣人房设计为无窗的，这既不人道，还会成为污染源。规范强调一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室能获得日照，不能因有空调而放弃日照，空调不能替代日照紫外线的杀菌作用。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虽然已经颁布，但在住宅设计中应考虑气流流向合理、密闭门窗时能补充新鲜空气的功能，即所谓的“穿堂风”。
但是，城市建筑的安康设计属于正在研究探索中的新事物，它既是现有技术规范层面上的设计工作，又是新的设计理念，这就需要纳入到城市防灾规划及安全设计方法论中。城市灾害学原理就是亟待完善的，与建筑安康设计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它是城市学与安全科学技术交叉后的新学科，所以其学科建设应遵循如下原理：
一、应急决策原理
城市减灾对策有技术性措施和社会性措施两大类，而城市灾害应急决策属社会性措施。它强调城市要建成完整的防灾减灾网络及预警预案，在灾害事故到来时能有效地指挥管理，使政府及公众有充分的时间按预案要求有计划地避难、救灾，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及控制灾情，应急决策即按应急法令办事。规划师、建筑师尤其要按防灾要求制定应急规划，如现代化城市应急救灾，必须具有便捷畅通的道路系统，并充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等。这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还很欠缺，不少新区规划也缺少此内容。
二、综合防护原理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严重城市灾害的发生和造成的后果都不可能是独立或单一现象。因此，应从系统学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和评价，使之具有总体和综合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城市防灾对策和措施，这就是城市综合防灾。它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城市防护与减灾的综合性原理，本质上是要求建立统一的城市综合防灾体制。对此，不论是对战争的防御，还是对灾害的防抗，都要走上整体化和综合化的道路。鉴于两种灾害有着多方面的共同性，又同样关系到城市总体抗灾抗毁能力的提高，应进一步将城市的防护与防灾功能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统一领导下的城市综合防灾体制。这将使城市在任何情况都处于强有力的防灾体制保护之下，在安全的环境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城市防护与防灾功能的统一，完全可能出现“1＋1＞2”的结果。
三、可控性原理
有效的城市防灾减灾系统属于大系统范畴，必须实行分层控制，并加强系统反馈机制。其系统控制功能有：把握城市危险源的事故信息；把握灾害事故危险分析技术，加强城市的本质安全化建设等。具体讲，实现城市防灾减灾的可控制性要重视如下几点：(1)事故与灾害的计量，重在对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缺陷提出安全改进措施；(2)安全风险评价，通过评价可以发现城市系统中潜在的事故危险；(3)城市防灾减灾强调可控制性，它指危险本身的一种固有特性，它反映了控制投入与系统总价值的比例关系；(4)安全控制是最终实现城市安全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措施，安全控制要求从本质上去认知事故，从而使安全控制更具有工程意义，城市设计的安全性、城市建设的安全性都成为城市安全的基础保障条件。
现代城市的防灾规划，主要包括消防、防洪（防潮汛）、抗震、防空及恐怖袭击等。由于城市综合减灾的思路涉及防御灾害的工程措施，还包括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护、抗御、救援及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保险补偿等方面，所以必须要有在城市规划基础之上的综合防灾规划。不仅要有各灾种独立的防抗系统，还要具备协调指挥各灾种系统的能力，强化综合利用，这是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的必需。具体而言，确定城市消防、防洪、防震、防地质灾害、交通安全、公共安全、城市生命线系统等各项防灾及备灾标准，合理确定各项防灾设施的等级规模，并进行科学布局。“”版权所有
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7
〔关键词〕重大自然灾害；灾害保险基金；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84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105－04
〔作者简介〕沙治慧，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马振林，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一、我国重大自然灾害救助制度的不足
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我国在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以及灾后重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重大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但是我国重大自然灾害应对制度也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不足。目前我国对自然灾害的补偿支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抚恤和福利支出”下设置的“救灾支出”；其二是通过抚恤支出、农业支出、科技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以及政策补贴支出的一部分进行救助；其三，紧急特殊自然灾害时，通过中央和地方专项储备基金进行补助。〔1〕
这样非专门化的救援支持导致了重大自然灾害补偿的随意性和波动性比较大。如图一所示，1997-2010年间，国家财政对灾害损失补偿的比重平均仅为35%。2008年汶川地震、2009年北方旱灾之后国家重大自然灾害补偿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仍然不高，居民自我负担比例在2006年之前均高于90%。
图一我国重大自然灾害损失中国家和社会损失补偿比例
数据来源：1.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数据来源于民政部历年民政事业统计公报。2.政府救灾支出数据来源：1997-2006年数据来源于民政部历年统计公报，2007-2010年数据根据当年各季度民政事业统计公报计算。3.社会捐赠数据来源：1997-200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0年数据来源于《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1）》。
第二，我国重大自然灾害保障制度法律规范不健全。为保障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以规范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如2006年《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实施，明确规定了自然灾害的响应等级；2010年颁布实施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更有利于救灾工作的开展。另外，针对一些具体的灾害，国家政府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出台相关措施。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出台了《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灾害救助法，同时也没有专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法，这种政府文件不利于全国统一的救灾体系的建立，这对救灾工作的效率是一个极大的阻碍。
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责任不清。灾害应对分为灾前预防、救灾和灾后建设三部分，但是我国目前重救灾和灾后建设，轻灾害预防。平时中央政府将灾害预防的工作交给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由于其财力有限，所以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见效快、易产生政绩的领域，而灾害一旦发生地方政府又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比如，汶川地震中，截止到2008年11月3日，各级财政部门投入救灾资金9118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77568亿元，用于应急抢险救灾资金37243亿元，用于灾后恢复重建资金40325亿元，地方财政投入13614亿元。〔2〕可以看出，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灾害应对过程中存在着博弈行为，这不利于重大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灾时的快速反应。
第四，商业保险补偿功能缺失。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商业保险的补偿功能有限。从1996-2005年10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看，损失最高是1666亿元，最低的也是14亿元，保险补偿最高的是占到了直接经济损失的963%，最低的是232%。在欧美发达国家，保险补偿占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平均在30%，而我国的平均比例在5%左右。〔3〕所以，商业保险在重大自然灾害中的作用还有待于提高。
二、建立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基金的国际经验
（一）美国国家洪水保险基金
1.立法与强制保险
美国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饱受灾害的侵袭。为应对灾害，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下面主要介绍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1968又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建立洪水保险基金。1969年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ationalFloodinsuranceprogram，简称nFip），规定全体居民可自愿参加洪水保险计划。1973年的《洪水灾害防御法》将洪水保险计划由“自愿性”修改为“强制性”。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不断颁布和修订法律，先后出台了《洪水灾害保护法案》和《洪水保险改革法案》，逐渐完善了洪水保险计划。
2.基金的运作
美国的洪水保险计划属于政府主导的模式，为了推动国家洪水保险计划，美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洪水保险经营和联邦机构――联邦保险管理局（Federalinsuranceadministration，简称Fia），但是9•11事件后，该局和其他部门合并为联邦保险和减灾局，直属于国土安全部。在nFip中，经过科学的考察和评估后，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和社区必须参加洪水保险计划，否则将得不到联邦政府的任何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保费的收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保险的“大数法则”，减少了基金的损失。由于nFip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其销售网络较少，于是政府推出了商业保险公司协助销售洪水保险的wYo（writeYourown）计划,即商业保险公司和联邦洪水保险管理机构协议成立wYo公司。wYo的主要职责是：销售洪水保险、办理洪水保险赔付和垫付赔偿金。nFip不仅没有给商业保险公司增加额外的负担，反而使商业保险公司比较容易地参与到了洪水保险的销售之中来，获得一部分的提成。对于nFip来说也提高了对投保人的服务质量。如遇到大的洪水灾害，洪水保险基金不够赔付的，基金管理局有权先向国家财政借款，以后再从洪水保险基金中归还；如果超过了规定的15亿美元的限额，而国会又认为nFip的请求是合理的，还可以授权提高限额，或是获得特别的拨款。〔4〕近年来，灾害更加频繁，造成的损失增大，给各个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也很严重。同时由于再保险业业务发展不充分，而市场需求较大，最终导致价格高涨。各个保险公司开始借助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散风险。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在资本市场上筹集保险资金，拓展了筹资渠道。
（二）新西兰巨灾风险基金
1.背景与立法
新西兰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是地震灾害频发的国家，平均每年发生的地震灾害近3000次。抗灾救灾已经成了普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其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最成功的典范之一。1944年，新西兰颁布了《地震与战争损害法》，1945年成立地震及战争损坏委员会，主要提供的产品是火灾保险和战争损失保险。在建立地震委员会之前，相关的地震保险是非常昂贵的，但建立地震委员会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保险，价格相对便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取消了战争保险，而将自然灾害包括进来。1994年1月1日地震灾害委员会重组，成立了巨灾风险基金。
2.基金的运作
新西兰地震保险是政府与市场协作的运作模式，主要机构包括隶属于政府机构的地震委员会（eQC）、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地震委员会（eQC）是根据《地震委员会法》设立的一个法人团体，设有董事5-9人，经财政部大臣提名后由总督指派，任期不超过三年。eQC每年需向政府提交财务报告。基金会目前有56亿美元，主要来源于保费收入、投资收益和建立基金会之初政府无偿拨发的15亿新元。新西兰的地震保险属于强制保险，每年每户缴纳60新元，由保险公司代收后转交给eQC，当居民购买房屋财产保险时，必须强制购买地震保险和火灾保险。
地震灾害委员会负责灾害的损失赔偿。当地震灾害发生后，首先由地震灾害委员会负责支付2亿新元。如果2亿新元难以弥补地震灾害损失，就需要启动再保险方案。再保险方案共分为三层。第一层，若地震损失在2亿新元到75亿新元之间，再保险公司承担40%，剩下的60%由地震灾害委员会再支付2亿新元；第二层，若损失在75亿新元到205亿新元之间，则启动超额损失保险合约；第三层，若损失在205亿新元以上，巨灾基金耗尽仍不足赔付，则由政府承担无限赔付责任。
为保证偿付能力，eQC会把40%左右的保费收入用来购买再保险。再保险的金额达到25亿美元，而损失赔偿标准是15亿美元。另外，还要通过投资来保证基金的管理与稳定，财政部负责审核投资策略。从2001年起，基金的70%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投资。〔5〕
（三）土耳其巨灾保险基金
1.背景与立法
土耳其位于世界地震和火山活跃地带，其国土95%以上会发生地震。由于自然灾害的侵袭，危及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政府财政苦不堪言。从1998年起，在世界银行和欧洲发展银行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开始研究制定地震风险应对机制。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发生了马尔马拉（marmara）地震。1999年12月，土耳其政府颁布了《强制地震保险法》。参照美国加州地震保险局和新西兰地震委员会的模式，设立巨灾保险基金（turkishCatastropheinsurancepool,tCip）。
2．基金的运作
土耳其的地震保险属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tCip是一个向土耳其房屋所有人提供地震保险的部门，公私合营，没有任何公务员。土耳其通过颁布法令强制所有城市居民和小企业主购买地震保险，设定保险限额为25万美元。若财产价值超过此限额，居民和小企业主则自行选择投保商业保险与否。土耳其的地震保险从销售到赔付，全部都是通过私人保险公司实施。但是其保费收入需要转交入tCip，然后由tCip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土耳其政府和世界银行签订了协议，只要地震损失达到某个特定的层次，世界银行就要为土耳其提供专项贷款。从土耳其的巨灾保险基金实施以来，已经建立了大约2亿美元的储蓄，并且具有10亿美元的偿付能力，大大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巨灾保险基金已经向约200万的土耳其房屋所有者提供保障，成为了土耳其最大的保险计划。
图四土耳其地震保险制度模式
（四）挪威自然灾害基金
1．背景与立法
挪威面积30万7千平方公里，是自然灾害比较频发的国家，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山体滑坡、洪水、暴风雨、风暴潮、地震等。挪威的法律规定，山体滑坡、洪水、暴风雨、地震和火山等五种自然灾害属于强制保险的范畴。居民在购买火灾保险的时候，以上五种风险作为财产保险的附加险售出。巨灾保险的保费附加在火灾保险保费之中。因为是强制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保费收入。巨灾保险赔付的限额为实际损失的85%，设置了15%的免赔额。〔6〕目前限额是125亿挪威克朗（21亿美元），目前的免赔额是每位被保险人每次事故8000挪威克朗（1500美元）。〔7〕
2．基金的运作
为了配合强制保险的实施，1980年，挪威议会立法成立了挪威自然灾害基金（norwegiannaturalperilspool,nnpp），基金会由隶属于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管理。基金管理委员会有8位成员在年度议会选举中产生，四年一届。基金的运作完全采用商业化的方式。挪威境内所有经营火灾保险业务的公司均是nnpp的成员单位，目前为止有70家左右的保险公司是基金会的成员。各保险公司制定并收取巨灾保险的保费，负责理赔事项。法律规定，凡是巨灾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所有损失都必须告知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根据各保险公司费率的高低及市场份额在成员公司之间进行分摊。针对每次巨灾，委员会都会制定统一的理赔方案，以保障各成员单位理赔的一致性。
nnpp的成功经验主要是：一是灾害造成的损失在各成员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分摊；二是在基金会与各成员保险公司之间立了一个应对自然灾害损失的契约；三是建立了应对风险的再保险机制。
三、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新西兰、土耳其和挪威等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模式可以看出，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补偿是不可持续的。为拓展灾害救助所需资金来源渠道，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灾害保险的形式，并建立相关的灾害保险基金。认真研究几个国家的灾害保险制度，对建立我国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基金有一些借鉴意义。
（一）建立完善的灾害应对法律体系
完善的灾害应对立法应该包括综合的灾害应对法律和专项灾害应对法律。这些法律制度既要包括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人员行动程序也包括救灾基金的运行程序。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巨灾保险）推行比较成功的国家都建立了综合的或者单项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制度的运行。如美国国会在1956年就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规定洪水保险应得到政府的支持。1968年又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定为强制性保险；日本也在1966年颁布了《地震保险法》，认定住宅必须投保地震、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风险，并建立了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协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在欧盟现有的27个成员国中，挪威、土耳其、法国等建立了强制的巨灾保险体系；法国于1982年也建立了theFrenchnatSystem。法律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是某种制度实施的依据，有利于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我国有关自然灾害方面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些改善，但是关于重大自然灾害保险方面的法律仍是一片空白。
（二）管理模式多样化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外重大自然灾害保险的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此种模式下，政府通过税收、法律支持等方法建立强制性的巨灾保险制度。典型代表是美国和挪威。如在美国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也参与巨灾的经营和管理，主要承担的责任是保单的销售，政府才是最后巨灾风险责任的承担者。挪威的巨灾风险是隶属于政府的一个机构来管理的，并强制规定投保五种自然灾害。二是市场主导的模式。其实这种模式也即是前面提到的纯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投保人自愿投保购买巨灾风险保单，政府只是起到协助的作用。英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主要原因是英国的保险市场非常成熟，在市场机制下可以良好运转。三是政府市场协作模式。此种模式的一般操作方法是：商业保险公司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设计费率和保单，运用其营销优势销售保单；同时商业保险公司还需承担部分赔付责任，政府往往是最后的再保险人，通过制定财税优惠政策，体现兜底的角色。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新西兰、日本和土耳其。
（三）灾害风险分担的方式多样
从现在国家灾害风险分担的角色来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和政府承担。但在不同的国家，巨灾风险的分担方式并不一样。对于美国而言，重大自然灾害保险主要由政府提供，因而没有设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分担风险，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由政府财政埋单。然而随着自然灾害风险频度的提高，美国开始借助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担风险，即风险证券化。于是在资本市场出现了很多保险衍生品，如巨灾债券、巨灾期货等。英国主要通过再保险公司分担风险。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风险的二级再保险模式。保险公司收取保费后交给地震再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由各原保险公司参股成立），再保险公司根据一定的因素设定理赔额度，同时不足额的由政府提供。
（四）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多样化
任何一种保险制度的实施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建立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基金，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通过比较上述几个国家的巨灾保险基金，不难发现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保费收入，这是保险基金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每个国家都通过这种方式积累基金。其中新西兰每年还要收取例外的强制保费。二是投资收益，这和其他的基金投资获益类似。三是资本市场融资，通过发行巨灾债券、巨灾期货等募集资金。四是本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贷款或是借款。五是政府财政的拨款。为保障本国巨灾基金的稳健运行，各国都在积极拓展资金的来源渠道，充实保险基金，提高偿付能力。
〔参考文献〕
〔1〕赵黎明，王忠.基于aRima模型的我国自然灾害救助支出研究（1978-2007）〔J〕.天津大学学报，2010，（5）.
〔2〕钟晓敏，岳瑛.论财政纵向转移支付与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结合〔J〕.地方财政研究，2009，（5）.
〔3〕RegulatorurgescatastropheinsuranceinChina.Chinadaily,2009-03-08.
〔4〕郑伟.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及其启示〔J〕.上海保险，2010，（4）.
〔5〕吴定富.中国风险管理报告2009〔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71-72.
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8
关键词沿海区域;自然灾害;脆弱性;灾害风险;DRi;HotSpotS
中图分类号X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5-0148-06
我国海岸线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北仑河口,沿海涉及11省(直辖市),包括100多个中心城市和630多个港口,年GDp总量约占全国的2/3,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龙头。同时,沿海也是我国自然灾害种类最多、活动最强的地区,主要灾害包括洪涝、台风、风暴潮、旱灾、地震,其次还有低温冷害、农作物病虫害、干热风、地面沉降、海水入侵、赤潮等。城市化水平高,经济、人口高度密集,使得沿海灾情的“放大”作用更为显著[1],该地区战略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和面临自然灾害的高风险性使得其灾害研究备受关注
。
自然灾害是社会和自然综合作用的产物,灾害作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灾难,灾难的灾情大小取决于孕灾环境的稳定性、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及承灾体的脆弱性[2]。以往的灾害研究侧重于自然灾害的自然属性,以认识灾变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和时空危险性为主,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社会属性研究才逐渐引起减灾界的普遍关注[3],承灾体的脆弱性一时成为研究热点,“脆弱性分析”成为灾害和风险研究紧密联系的重要桥梁[4]。
1自然灾害脆弱性及其评估
1.1自然灾害脆弱性
灾害学中,脆弱性主要强调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受到灾害影响时抗御、应对和恢复的能力,侧重灾害产生的人为因素,是指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某孕灾环境内特定承灾体面对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易于受到伤害和损失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区域自然孕灾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反映的是社会受自然灾害影响、威胁的程度。脆弱性可看作是安全的另一面,脆弱性增加,安全性降低,脆弱性越强,抗御和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能力就越差[5]。
1.2灾情、风险与脆弱性
灾情即灾害损失,分为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有形损失又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灾害与承灾体物理接触造成的损失,既与承灾区域的组成及各成分的敏感性有关,又与灾害的特性有关,是目前灾害评估的主要对象。灾害学中,风险是不同概率灾害事件导致的损失,由致灾因子危险性和承灾体的脆弱性决定,风险评估即计算不同概率出现的灾害情景下的损失。国际风险评估现多基于情景模拟,根据不同概率灾害事件的强度参数模拟灾害情景,确定受灾区域并罗列出该区域范围内的主要承灾体,由脆弱性衡量这些承灾体在一定强度自然灾害中的损失程度[6],最终,受灾区域内所有承灾体的损失价值之和即为该区域在当前灾害强度下的灾损,不同概率事件下的灾损即为区域面临灾害的风险[7～9]。
1.3自然灾害脆弱性及其评估
灾害来临时,承灾体不一定完全损失,脆弱性即衡量承灾体损害的程度,是灾损和风险评估的重要环节。目前,脆弱性定量化的方法包括:①基于历史灾情: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死亡率、相对或绝对经济损失率的运算,综合体现宏观区域的脆弱性,以全球尺度灾害风险评估的灾害风险指标计划(DRi)和多发区指标计划(HotSpotS)为代表。这两种方法数据获取方便,计算简易,其中DRi能反映全球灾害数据库中有记录的大、中尺度灾害人口损失的风险。②基于指标体系:在脆弱性机制和原理不完全明了的情况下,指标合成是目前脆弱性评估的常用方法。继美洲计划后,针对不同空间尺度的承灾系统,衡量不同灾种的脆弱性指标体系大量涌现。③基于灾损曲线:并非所有历史数据都有记录,指标方法目前不够规范化且评估结果缺乏可信度,脆弱性曲线为脆弱性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该方法通过承灾个体的脆弱性反映中、小尺度区域的总体脆弱性特征[10,11]。
2基于历史灾情数据的宏观脆弱性评价
本文运用上述脆弱性评估的第一种方法,基于历史灾情数据,对沿海11个省(直辖市)进行宏观脆弱性的分析,并试图通过数学分析找出影响各种灾害脆弱性的因素,填补目前脆弱性形成机制研究的空白,为基于指标体系的脆弱性评估过程中的指标选择提供依据。
2.1数据来源
进行脆弱性评价的数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0-2004年),其中统计有水灾、旱灾、风雹、冻灾与台风灾害的受灾、成灾面积,及每年整体的受灾人口、成灾人口。二是沿海区域的各种统计年鉴,将1990-2004年的一些基本统计数据(人口、土地面积、GDp、第一产业值、第二产业值、第三产业值、河流总长、易涝面积、海岸线长度、年平均降水量、水库数、水库容量、除涝面积、森林覆盖率、耕地面积)和由基本数据运算得到的数据(人口密度、人均GDp、一产产值比例、二产比例、三产比例、水网密度、耕地面积比例)做为可能影响区域自然灾害脆弱性的因素进行筛选。
2.2方式方法
与基于指标体系的脆弱性评价不同,本文采用演绎法,参照DRi和HotSpotS的基本思路[12]据不同灾种和相应灾情做灾后脆弱性的评估。DRi运用em-Dat等灾难数据库,开发了两个全球尺度的脆弱性指标:相对脆弱性和社会―经济脆弱性指标。前者描述每百万暴露人口定灾种的死亡人数,把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和暴露人数的比值表征相对脆弱性,后者选取24个可能影响脆弱性的变量,针对四种灾害,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找出影响该灾种脆弱性的主要社会经济要素[13]。HotSpotS也是利用历史灾情进行死亡率、相对或绝对经济损失率的运算,综合体现区域的脆弱性,且统计得出七个地区四种财富等级的死亡及经济损失脆弱性系数,体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灾害脆弱性差异。按照以上思路,本文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每年所有灾种造成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暴露状况)的比值衡量区域面对全部自然灾害的(相对)脆弱性,用每年各灾种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的比值衡量区域面对不同自然灾害的(相对)脆弱性,将成灾人口与受灾人口的比值做为衡量人口(相对)脆弱性的标准,分别称为综合脆弱性、水灾(或旱灾等)脆弱性和人口脆弱性。本文暂且把相对脆弱性简称为脆弱性,该类脆弱性既与自然灾害的强度有关,也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涵盖面比通常仅仅侧重社会经济方面的脆弱性更广。最终,从各种统计年鉴中选择指标,与各脆弱性值做相关或偏相关分析,找出联系紧密的相互关系。
2.3评价结果
最终,由于数据完整性的限制,(1993年旱灾脆弱数据缺失)对全国及沿海1990-2004年的综合及水旱脆弱性进行评价(见表1)。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①无论是综合脆弱性还是水灾或旱灾脆弱性,沿海区域和全国整体水平都呈增长趋势,说明我国防灾减灾面临严峻形势。②全国范围内,旱灾脆弱性较水灾脆弱性小,但旱灾脆弱性增长较快,有超越水灾脆弱性的趋势。沿海区域,旱灾脆弱性的增长趋势也大于水灾脆弱性,进入21世纪以来,旱灾脆弱性明显强于水灾脆弱性。这可能因全国特别是沿海区域水灾频繁,得到高度重视,排洪防洪的措施逐渐健全,而对旱灾的关注还远远不够。③沿海区域的综合脆弱性与水灾脆弱性基本小于全国水平,但旱灾脆弱性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规律,近几年,沿海旱灾脆弱性基本上高于全国水平。
3宏观脆弱性的区域分异规律与因素分析
沿海省份,除具备沿海自然灾害脆弱性的共同特点之外,内部也有很大差别,如果能寻找到存在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可为目前研究尚且薄弱的脆弱性形成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克服传统评价中指标选择的主观性,为脆弱性评估方法的发展提供依据。
本研究将沿海11个省(直辖市)的综合脆弱性、单灾种脆弱性和人口脆弱性分2个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5年、)进行平均值运算,然后综合15年进行平均值运算(见表2)。
3.1各灾种的综合
由分析可知,除广东、广西外,所有区域21世纪5年的综合脆弱性平均值比20世纪10年的平均值高,综合脆弱性在沿海区域呈现整体增长的趋势。从宏观分布来看(见图1),两个时段脆弱性特征较吻合,存在一定的区域分异规律,各区域之间的脆弱性差别相对稳定,江苏和上海的综合脆弱性值最低。利用SpSS做区域综合脆弱性值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综合脆弱性与人口密度的相关系数为-0.854,与人均产值的相关系数为-0.829,与地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864(均为0.01置信水平)。传统方法选择指标评价脆弱性时,社会经济因素被公认为双刃剑,一方面,财富与人口的集中会加剧灾害的损失,一方面充足财源有利于加大防灾设施投资力度、改善社会的减灾体制从而增强社会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14]。本文利用历史数据,充分证明人口密度、人均产值、地均GDp三要素与脆弱性间具备显著的反相关关系,三要素值越大,综合脆弱性越小,即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承灾能力相对较强,相对损失率较低,相比于“放大效应”,社会经济要素的减灾效应更强一些。
3.2水灾
除南北个别区域外,水灾脆弱性在沿海也呈现出整体增长的趋势,有较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由相关分析发现,众多社会经济指标中,洪水脆弱性只与人口密度、地均GDp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55和-0.823(均为0.01置信水平),这与DRi计划中分析出来的洪水脆弱性影响因素不谋而合。另外,综合脆弱性和洪水脆弱性的相关系数达到0.831(0.01置信水平下),洪水脆弱性和台风脆弱性的相关系数达到0.889(0.05置信水平下),这说明综合脆弱性和水灾脆弱性具备相似特征并非偶合,导致区域综合脆弱性和水灾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基本一致。如果利用偏相关分析,排除台风和水灾的相互影响,会发现台风脆弱性与综合脆弱性关系最大(偏相关系数0.9167),洪水脆弱性与综合脆弱性关系并不大,这说明,洪水脆弱性与综合脆弱性的相关关系,更多地是依赖于台风脆弱性,即是台风脆弱性才是综合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3.3旱灾
分析显示,沿海区域的旱灾脆弱性整体增强,且增加幅度较大,特别是上海、浙江等局部地区,这与沿海防灾减灾工作以洪涝为主,忽视旱灾影响有很大关系。相关分析表明,旱灾脆弱性与人均产值相关系数-0.708(置信度0.001),人均产值越多,旱灾脆弱性越小,另外,旱灾脆弱性与一产产值比例、二产产值比例和三产产值比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2、-0.674和-0.74(置信度均为0.005),即使排除三种产业相互之间的干扰,偏相关分析仍显示各产业与旱灾脆弱性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三个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7507、-0.6989和-0.7195),这说明产业结构对旱灾脆弱性影响很大,这是因为旱灾主要影响农业,农业比例越大,旱灾脆弱性越大,二产和三产比例越大,旱灾脆弱性越小。
3.4风雹灾和冷冻灾
风雹灾脆弱性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以上海为界,以北区域风雹灾脆弱性值时高时低,但以南区域,风雹灾脆弱性呈明显增强趋势,这说明,由于自然、社会经济诸多因素影响,南方(主要指农作物)抵御风雹灾害的能力逐渐减弱,北方则呈现巨大的不稳定性,这可能与南方抵御风雹灾的准备远远不如北方有关。沿海区域,上海的风雹灾脆弱性最低,因为本地多为现代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都市农业,防灾抗灾的能力较强。辽宁在最北,风雹灾强度最大,因此风雹灾脆弱性最强,这说明自然灾害强度影响相对脆弱性大小。另外,相关分析显示,风雹灾的脆弱性与海岸线长度(相关系数为0.745)关系最为密切。
冷冻灾脆弱性与风雹灾脆弱性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关系数r=0.55),除辽宁、广东和海南外,沿海区域冷冻灾脆弱性总体呈增强趋势。区域相比而言,中部脆弱性较小,南北脆弱性较大,北方抵御灾害的能力弱,更多是因为北方灾害的强度大,南方主要是因为面对冷冻,整体防灾减灾的基础条件和能力较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冷冻灾害脆弱性与水库库容量相关关系为-0.881(0.05置信水平下),说明水库面积越大,冷冻灾脆弱性越弱,这符合常理。
3.5台风灾害
沿海受台风影响的区域,脆弱性呈总体增强的趋势,但由于台风影响范围小,随机和偶然性较大,脆弱性的区域分布规律性不强,相邻区域脆弱性相差很大。由于数据不完整,相关分析没有显示出台风脆弱性和社会经济指标的紧密联系。为更加详尽地了解台风这种沿海区域特有的灾害,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选择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四个受台风影响的典型省(直辖市),统计计算不同区域各年份台风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当年本地GDp的比值,反映区域受台风影响的程度(见图2)。由图可知,福建、广东受台风影响的程度逐渐降低,这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防灾减灾工作日益加强有很大关系。另外,区域之间也存在差异,上海很少受影响,福建和广东曲线特征相似,浙江是损失占GDp百分率随时间变化最大的地区,因浙江位于台风北上路线的边界,受台风影响的年际变化大。
3.6人口脆弱性
以上海为界,以北区域的人口脆弱性呈增强或几乎不变的趋势,但以南区域的脆弱性(除海南外)成大幅度下降趋势。区域分异上看,中部地区人口脆弱性较低,南北两方向较高,上海人口脆弱性最低。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口脆弱性是最难评估的环节,本文没能分析出与人口脆弱性特别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国际上评估人口脆弱性,多从社区等局部地区着手,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卫生条件和因所属阶层决定的交通工具拥有量、入保险率、接受教育的水平等方面着手[15],定性指标的定量化与权重的科学确定并最终实现
规范化评估,是此类研究方法发展的瓶颈。
3.7几对特殊区域
沿海存在有3对特殊的区域:①河北和山东各项脆弱性及发展趋势非常相似,但山东的水灾、旱灾、冷冻灾、风雹灾、人口及综合脆弱性值都略微小于河北;②江苏和浙江的脆弱性特征极为相似,但江苏所有的脆弱性值均低于浙江;③两广类似一个整体地有别于其它区域,但相比于广西,广东的旱灾、水灾、台风、人口及综合脆弱性都较小。这三对区域存在相似特征,明显与地理位置的相邻等因素有关,但同中有异现象的出现,不但取决于本文分析的社会经济因子,也应与政策导向及观念意识等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深层次地挖掘。
4结论与讨论
(1)全国面临灾害脆弱性呈增长的趋势,我国防灾减灾工作面临严峻形势。上世纪末,全国旱灾脆弱性较水灾脆弱性小,但旱灾脆弱性增长较快,沿海区域的旱灾脆弱性已明显强于水灾脆弱性,应该加强旱灾的防御。沿海区域的综合脆弱性与水灾脆弱性基本小于全国水平,旱灾脆弱性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规律,但最近几年,沿海旱灾脆弱性基本上高于全国水平。
(2)沿海区域的综合脆弱性、水灾脆弱性、旱灾脆弱性和冷冻脆弱性除个别地区外,都呈现增强趋势,其中旱灾脆弱性增长最快。南、北方的风雹灾与人类脆弱性增长特征不同。
(3)沿海区域各灾种的脆弱性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利用相关与偏相关分析,在22个自然社会经济指标中筛选发现:综合脆弱性与人口密度、地均GDp和人均产值都有紧密的相关关系;水灾脆弱性与地均GDp和人口密度存在相关关系;旱灾脆弱性受人均产值与产业结构的影响;风雹灾脆弱性与海岸线长度关系紧密;冷冻灾脆弱性受区域水库库容影响。
(4)按照国际计划灾害风险评估的思路,用各灾种的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暴露状况)的比值衡量区域面对自然灾害的相对脆弱性,成灾人口与受灾人口(暴露状况)的比值做为衡量人口相对脆弱性的标准,相对脆弱性既与自然灾害的强度有关,也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本文由于致灾因子信息可得性的限制,仅仅依靠年鉴,多从社会经济方面考虑影响因素。(5)与DRi与HotSpotS一样,利用经济损失及人口伤亡的灾情进行脆弱行评价,有利于不同区域、不同灾种之间进行比较,但是较为片面,生态功能、人体健康等“隐性”影响仍然无法体现。十五年的数据序列对于周期长的极端自然灾害远远不够,结果容易产生较大偏差,求平均值做为指标数据也会淡化极端事件。另外,大尺度范围内过于宏观的评价缺乏深层次机制和原理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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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9
关键词：电气设计防灾减灾雷电灾害电气火灾建筑环保节能
abstract:brieflysummarizedinthegeneralcivilbuilding,andelectricalrelatednaturaldisasterorman-madedisasterofthecharacteristicsandthemaininfluence,andanalysisoftheelectricaldesig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andcommonproblem.putforwardtheelectricaldesignshouldbegraduallyimprove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oftheimportanceofdesign.
Keywords:electricaldesignlightningdisasterpreventionandmitigationofelectricalfirebuilding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energysaving
中图分类号：tU2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城市经济化建设的发展迅速，电气新技术，新产品逐渐增加，建筑使用功能要求的提高，建筑电气呈现出系统多，产品类别多，技术参数多，设计复杂化等现象。因此，建筑物一旦施工投入使用，就会面临一系列的考验，其中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所以，建筑物应具备一定的抵御和减少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能力，以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减少各种灾害是建筑设计中必须要充分重视的方面。
1，电气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防灾减灾问题。
建筑物的防灾减灾问题首先要从设计抓起，有效的防灾减灾设计为建筑物的安全化运作提供了可能。现阶段的民用建筑电气设计在防灾减灾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设计意识问题，在设计中没有深入全面的考虑减灾防灾的重要性。有时候，设计过程中只满足规范的基本要求，而没有考虑业主的舒适、使用安全等方面，使建筑物不能有效的防灾和减灾。为此，结合我国自身灾害特点，和以往的经验教训，民用建筑中常见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大致有以下几种。如雷电灾害，供电故障灾害，人为操作不当，火灾，盗窃破坏等。
对一些与电气有关的灾害的现象分析及解决办法：
接地故障灾害，指导体与大地的意外连接所造成的对人身及财产的损害。用电设备的接地，一般可区分为功能性接地和保护性接地。功能性接地又分为工作接地和重复接地；保护性接地又可分为防雷接地、静电接地、保护接地。为了保障人员的用电安全，用电设备和配电系统的保护功能器件大都依赖于有效的接地系统，因此，有效的接地系统设计是减灾设计的保障。在面对不同的建筑，根据建筑的功能和业主使用目的，来采用合理的接地方式，以提高建筑电气使用的安全性。
用电灾害，包括：漏电灾害，漏电会引起人身触电危害，同时通过对周围可燃物的放电还会引起火灾。用电设备使用不当造成的灾害。所以，在供配电设计中应给用户提供安全、可靠、方便的用电方案。科学的供配电设计，要满足建筑防灾减灾管理的要求，以保障建筑电气装置的安全使用，还要尽量避免系统过于复杂繁琐，以减少投资。
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雄伟壮观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放电现象。雷电分直击雷、电磁脉冲、球形雷、云闪四种。其中直击雷和球形雷都会对人和建筑造成危害，而电磁脉冲主要影响电子设备，主要是受感应作用所致；云闪由于是在两块云之间或一块云的两边发生，所以对人类危害最小。雷击的发生取决于多种条件，不能简单的认为在建筑物上采取了防雷的措施就安全了，如果不恰当的采用防雷措施，结果必将事与愿违。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1024-1把建筑物防雷装置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类。外部防雷主要包括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组成。内部防雷装置用来减少楼内雷电流和所产生的电磁效应。主要有等电位联结、加装相关避雷器等措施。
人为安全灾害，建筑物安全防范工程建设，建筑物落成后，就会出现入侵、盗窃、抢劫、破坏、爆炸等违法犯罪灾害。安全防范技术常分为三大类：物理防护技术、电子防护技术、生物统计学防护技术。就电气防灾减灾方面来说，要做好安检技术、入侵报警技术、出入口控制技术、电视监控技术及其相应的工程设计和施工等。根据建筑物的功能和使用范围，防灾减灾设计大致分为：防爆安检系统设计（炸药探测、金属武器探测、X射线安全检查）；入侵报警系统设计（周界入侵报警、建筑物内入侵报警、有线报警、无线报警等）；电视监控系统设计（银行、文博、超市、珠宝店、旅馆、档案馆、医院等）；出入口控制系统设计（门禁、巡更、可视对讲、磁卡、iC卡、指纹、掌纹及其识别装置等）；关键场所的紧急报警联网系统设计（金融网点等）。
火灾灾害，目前建筑物规模日趋庞大，也呈现各种式样。所以在对建筑物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将火灾隐患消灭到萌芽状态。关于在电气设计的火灾减灾方面，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问题：一，减少和预防由于电气原因引起的电气火灾，如乱接线，长期过负荷运行，用电设备绝缘老化，漏电等。二，对发生火灾初期能够及时自动探测报警并采取积极有效的灭火措施，并根据建筑物类别和重要程度设置火灾自动报警和联动控制系统。
2，其他电气防灾减灾的分析及解决措施
此外在建筑物装修装饰过程中，应能按业主后期使用的需求和相关规范得规定，做好防灾减灾的措施。如，做好疏散组织设计，以减少灾害发生后人员伤亡。另外智能建筑应充分发挥智能作用，对用电设备的监控，当用电设备遭到破坏或不能工作时，应能采取积极有效的减灾措施。对火灾的智能监控和灭火设施的控制；对盗窃、破坏等人为灾害的预警。如，一些自然灾害（暴风雪，雷电，地震等）给建筑物带来的衍生灾害。以上等方面，智能建筑都应及时作出反应，并做到以人为本。做好建筑智能化设计，应以建筑物为基准，将各功能子系统进行规范的整合，建立应急处理措施和管理模型，实现自动控制，重要建筑和大型建筑应能与城市灾害应急指挥中心联网，作为城市救灾体系的一部分。
另外，用电设备和电力电缆（线）选用国家3C认证的环保节能产品也是防灾减灾的措施之一。环保和节能是现代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体现。环保产品在建筑物发生火灾事故时，能够减少有毒气体和烟尘的排放，从而大大降低了二次灾害的发生，并且对人员的疏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例举事例说明防灾减灾重要性。
某公共活动中心为市区内一个重点项目，主要功能为接待市民平时健身活动，也承揽一些小型的组织活动，该建筑物的特点是，人员流动性大；不确定因素多；用电设备集中；智能化高；管理复杂等。在整个建筑的规划设计到装修使用过程中，设计人员根据以往相似建筑的经验，在防灾减灾方面积极与建设方进行沟通和探讨，由于前期充分考虑到了防灾减灾方面中存在的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逐一的进行了分析和采取合理有效的解决措施，使该项目在后期的投入使用中有效的避免了多起灾害，并且一些已发灾害在萌芽状态中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从而得到了业主的一致好评。
自然灾害统计制度篇10
一.研究巨灾原因及意义
巨灾发生频率和损失幅度不断上升造成的保险损失也相应增加，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自然巨灾每年都会造成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国际保险业正面临着巨额损失不断增长的趋势。巨额的损失给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带来沉重的打击，传统保险的风险管理方式是通过再保险来克服单一保险人资本额较低、实力有限的局限性，使风险在较大范围分散开来。这种风险损失完全由保险市场消化，近年来巨灾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超过了再保险体系的承受能力，一旦再保险人的财务状况出现危机很难对保险事故进行赔付时，将给原保险人和投保人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影响整个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依靠商业保险制度无法有效转移和分散巨灾风险。科学有效地应对巨灾风险，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集合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等各种力量，最大限度地对如何应对巨灾风险做出事先安排。
我国保险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要求保险公司停办地震保险，终止了我国之前在巨灾保险制度建立上所做的尝试。直至2008年雪灾和汶川地震才明确了支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并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设应抓紧付诸行动。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用以转移、分散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要把握好五个环节：一是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由政府和监管机构牵头。二是构建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开发新型巨灾险种。四是实施差异性费率。五是完善赔付体系。童话（1）认为，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需要重点把握前两个关键环节——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和巨灾风险机制。因此，一个新兴的风险分担主体应运而生——巨灾债券。即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将其转移到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是如今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应对巨灾风险的保险衍生品，这一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为保险和资本市场搭桥，使得保险人或再保险人轻易获得投资者的巨额资本供给。
张萌（2）在《巨灾保险共同体——我国所面临巨灾风险的解决机制》一文中提出，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共同体系制度应使政府与商业保险进行有机联合，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商业保险体系为支撑，国家财政补贴以及相关的社会救济、捐助为补充，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赵石娲（3）认为，我国应采取“政府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保险业成为经营主体”的巨灾保险模式。在该模式中，巨灾保险基金由政府出台建立，各级财政共同出资。基金成立之后，所有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可按商业再保险的原则向巨灾保险基金购买再保险。在损失发生后，基金相当于再保险，发挥再保险补偿制度。而对于基金的管理，则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统一安排国际再保险、运用风险证券化（如巨灾债券）等方式分散风险，实现成本收益的最优化。
郭兆星（4）同样认为，在巨灾保险供给中，靠市场是不能调节保险公司和居民的选择和收益的。在市场失灵而社会又需要这种产品的情况下，就只能靠政府参与，通过政府运用自己的资源、税收和政策优势来调节，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巨灾保险制度，实现保险公司和居民的双赢。
对于巨灾风险，国际保险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它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新概念。各个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巨灾风险进行定义和划分。目前，对巨灾的分类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承受能力出发。如全球最大的再保险集团慕尼黑再保险公司认为：如果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而必须依靠区域间或国际援助，那么这场自然灾害就被定义为重大自然巨灾。
2.以风险特征来定义。用风险特征来定义巨灾风险，我们将其简单定义为：具有损失发生的概率小、但损失金额特别巨大的灾害。
3.以损失的影响程度的大小作为划分。通过风险的损失程度来定义巨灾风险是一种简洁的定义方法。如美国保险联邦服务局（insuranceServiceoffice，简写为iSo）下设的财产理赔服务部（propertyClaimService，简写为pCS）就是基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界定巨灾事件的。它将巨灾定义为造成至少2500万美元（1997年以前定义为至少500万美元）的直接承保财产损失，且影响相当数目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事件。
二.巨灾风险的特征
相对于普通风险，巨灾风险有以下几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点：
1.损失程度巨大。统计资料表明，自1992年以来，全球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都超过300亿美元。如1994年发生在美国的北岭地震，赔款超过125亿美元，十几家保险公司破产。据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死于天灾的人数较多，在不到350起的灾害中就有2万人丧生。仅阿尔及利亚五月间发生的地震就致使2200人死亡。2008年全球保险损失超过400亿美元，是全球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和大量生命伤亡是巨灾险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2.巨灾发生的概率低。其发生的频率低于一般的灾害事故，与一般或非巨灾损失相比，巨灾损失发生概率非常小。
3.影响范围广。如今年日本大地震，影响了整个日本岛。《朝日新闻》以“日本可能变得更狭长，地面下降被水淹没，地图可能也要修改。”的标题，报道大地震引发的“领土损失”。
4.风险难以分散，即大数法则失效。由于巨灾发生频率低，不可能集中大量风险体以分散风险。即使存在足以独立承担巨灾的保险公司，它也不能承保足够多的风险体从而使大数规律发生作用；以至于承受的巨灾风险无法分散，也不能化解。
三.巨灾风险的分类
巨灾风险按不同的标准有多种分类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类方法是将其按发生的原因分为两大类：自然灾害风险和人为灾难风险。
自然巨灾是指由自然因素造成的，如地震、洪水、暴风、旱灾、霜冻、雹灾和雪崩等，它通常导致大量的保单持有人和保险人的巨大损失。其规模不仅取决于巨灾发生的严重程度，还取决于受灾地区的建筑设计标准和防灾减损效果。
人为巨灾是指成因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重大事件。在这类事件中，一般只是小范围内某一大型标的物受到影响，而这一标的物只为少数几张保险单所保障。人为灾祸的具体形式包括：重大火灾、爆炸、航空航天灾难、航运灾难、公路/铁路灾难、建筑物/桥梁倒塌，以及恐怖活动等。
美国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即由政府设立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践将洪水保险作为国家推动洪泛区管理的重要手段的国家，也是率先以立法形式将洪水保险作为洪水风险管理系统，制定并实施全国性洪水保险制度的国家。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风险分析业者aiRworldwide表示，西太平洋9.0强震会导致保险损失金额高达近350亿美元，成为史上代价最昂贵灾难，这还未计入海啸造成的损失。这项数额几乎等同2010年全球保险业的全世界整体灾损金额，或会迫使保险市场调高保费。该份报告综合了日本各损失情况消息以及全球各大主要保险商的保单情况，报告称，日本大地震的保险赔付总额为220亿英镑（折合2336亿元人民币）。
几个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体系，都离不开各国政府的主导或协助。在政府直接参与下，政府都是作为直接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即使在市场为主导的巨灾保险制度下——英国。英国政府进行灾前控制。在英国的巨灾保险体系中，政府没有承担保险运营和赔偿责任，但是政府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政府必须要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和提供巨灾风险评估和灾前预警等，保险公司才会承保洪水风险。
在政府参与的保险模式下，一般会设立巨灾风险基金作为偿付资金来源，如美国、日本和新西兰都设立有巨灾风险基金。巨灾风险基金的资金一般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投入、平常年份保费收入的结余以及投资收入，该基金储备起来用于支付巨大灾害造成的巨额赔偿。因此，我国建立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要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力量。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市场调控力量，使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相结合，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
四.我国巨灾保险制度
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500亿至600亿元人民币。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统计，20世纪全世界54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8次发生在我国。相对于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财政、社会捐赠等单一的救济手段显得势单力薄。这种情形不仅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也制约着灾害救济和恢复重建工作及时、顺利的进行，国际上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以国情为基础的巨灾保险制度，以有效分散巨灾风险。
在中国保险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2011年中国风险管理报告”显示，随着自然风险呈上升趋势，中国自然灾害保险渗透率却依然处于低位。人保财险在报告中表示，2010年国内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因灾死亡失踪7844人，直接经济损失5339.9亿元，是近20年来仅次于2008年的第二重灾年份。2010年全球共发生960起自然灾害，远超过去10年平均水平，是自1980年以来灾害发生次数第二多的年份，仅次于2007年。2010年共有约29.5万人死于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保险损失370亿美元，其中亚洲保险损失在全球相对较小，仅高于非洲。
损失较小意味着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保险减灾的作用远远不够。近年来，灾害保险正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在财力雄厚、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保险赔付往往更能充分发挥作用，分散风险、转移损失的作用往往能达到60%以上，大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而在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或募捐仍不得不充当着主要买单者的角色。例如，美国2010年5月发生的严重风暴造成25亿美元损失，保险赔付17.5亿美元，承担了70%的损失；2010年9月4日发生的新西兰地震经济损失37亿美元，其中保险赔付就完成33亿美元，承担了89.19%的损失。但是，2010年1月发生在海地的地震经济损失80亿元，保险损失仅2亿元，仅发挥2.5%的财产补偿功能。我国重大自然灾害事故中，保险补偿功能很薄弱。例如，我国2008年发生的特大地震汶川地震造成了超过800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8万多人遇难和失踪，保险合计赔付仅16.6亿元。同样还有2010年4月14日发生的青海玉树地震，该次地震与海地地震、智利地震、巴基斯坦水灾、俄罗斯热浪一起被联合国确定为2010年五大最大灾难之一。最终仅有智利地震获得了较高的赔付。依靠国家财政或者民间捐赠不是长久之计，尤其当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的时候。
五.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缺失
2008年五月四川省发生了毁灭性的7.9级大地震，约有70000人死亡，18000人失踪，另有374000人受伤，估计至少五百万人无家可归，不过这一数字世纪高达一千万，对经济损失的估计差异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经济损失，尽管公布的经济损失为1240亿美元，中国国家和发展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的重建投资所需资金为1500亿美元。与经济损失数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估计的保险损失（寿险及非寿险）相对较低，仅为7.5亿美元。中国四川大地震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但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则不足10亿美元
我国利用保险机制进行自然灾害损失补偿的机制还比较滞后。2008年初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仅获得保险业3%左右的赔付；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的汶川地震，仅获得来自保险业赔付的18.06亿元。这与发达保险市场保险赔偿占经济损失比例1/3左右形成鲜明对比。
巨灾保险和再保险缺乏。商业保险及再保险对巨灾风险承保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巨灾损失总额远远大于一些发达国家，但巨灾保险赔付额却远小于这些发达国家。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再保险向国际再保险市场有效地转移巨灾风险，而我国的巨灾风险大多自留了。
巨灾保险承保能力有限。我国保险业的保险深度与密度较小，极为有限的巨灾保险承保能力使得保险往往对巨灾后的损失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
巨灾保险供给严重不足。自然灾害频发及缺乏相关的制度使得我国的巨灾保险缺口非常大。
1.巨灾保险制度缺失的原因
保险公司实力较弱。我国保险公司总体实力较弱，缺乏巨灾保险的费率厘定等技术，还不足以应对巨灾风险造成的巨额损失，高额赔付将导致保险公司破产。
保险公司自留风险过大。保险公司的自留保费比率较高，高自留风险严重制约了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此外，绝大部分巨灾风险不能够向国外再保险公司分摊，风险积累都留在了国内。
缺乏国家对巨灾保险的支持。政府对巨灾的应对手段也总是强调财政救助，造成需求不足。
2.巨灾保险制度缺失的影响
由于我国巨灾保险的缺失，巨灾损失的补偿主要由财政支付和社会捐助，保险赔付的比例很低，专门的商业保险基本上处于起步的探索阶段，由保险公司承担的巨灾保险的赔偿仅占每年总损失的1%。鉴于这种状况和我国保险业实际承保能力与技术限制，国家对巨灾保险进行了一些政策上调整。目前，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指财险公司）提供的各类险种中没有专门针对自然灾害损失设立的险种，只是在部分险种（如家财综合险、机动车辆险等）中对于由于雷击、暴风、龙卷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冰陷、崖崩、雹灾、泥石流、滑坡所引致的保险标的损失进行赔付，其余险种则将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作为免赔责任，地震则被所有险种都列为免赔范围，只在少量建工险中作为附加险，且须报公司管理层审批。此外，在商业保险公司中存在着由于保险费率高且投保门槛高的问题，潜在投保人的投保积极性不高，而业务规模不大致使大数法则难以成立，保险人对巨灾保险的经营也难以投入很大的兴趣。
我国的巨灾保险目前采用的就是自愿巨灾保险方。对整个国家而言，每次大灾，都是政府充当了最后、最大的救济者。一旦遭到大的自然灾害，通常以政府无偿救助和社会捐助为主。国家不得不动用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其它建设发展的资源、资金，来用于灾区的重建工作，致使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力不从心，负担非常沉重。除此之外，我国再保险市场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中国商业再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小的市场之一，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0.1%，再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十分有限，但再保险是巨灾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再保险市场的供需失调更使得我国的巨灾保险业务举步维艰。
3.制约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发展的因素
我国巨灾保险分担机制单一，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民间救助与灾民自救，保险公司大多只是象征性地赔付一些保单，整个机制缺乏效率。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大体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法律支持。目前我国公民保险意识普遍较弱，强制性的保险法律制度也相对薄弱，使巨灾保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法律支持。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看，为了确保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包括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强制性保险制度，而我国目前尚缺乏相应法规。没有详细规定巨灾保险的内容，这使得巨灾保险机制难以继续推进。
第二，缺乏明确的思路。目前，仅靠商业保险公司的巨灾保险专业技术人才，保险公司还无法对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衡量和把握，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发设计出种类丰富的巨灾保险产品，并且其经营实力又不足以承保巨灾风险业务。巨灾风险管理涉及多学科的专业技术知识，国家需要有一整套的机制和制度将各部门各单位的力量整合在一起，集中应对巨灾预警和巨灾保险。
第三，政府还没有建立一个应对自然巨灾的统一机构。巨灾风险管理是一项全社会的协调行动，我国目前还没有对灾害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的部级机构，国家财政部门也没有巨灾风险管理的专项基金。这种各行其是，分散管理的局面不适应日益严峻的灾害形势，影响了我国巨灾减灾工作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最终形成和运作。
第四，没有建立巨灾风险管理的专项基金。巨灾风险基金是分散保险公司巨灾风险的有效手段，没有巨灾保险基金作为后盾，面对巨灾如此巨额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敢贸然承保巨灾风险。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基金。
第五，居民保险意识薄弱。长久以来，我国居民有着强烈的储蓄意识，认为只要自己手中有钱，就不怕将来发生风险，再加上我国居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沉重的负担，人们更愿意将钱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而没有养成依靠保险规避风险的意识。而且多年来，我国每次发生巨灾，都是由政府财政进行救助，这让居民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认为政府救灾理所当然，从而没有考虑过采用其他方式来主动规避巨灾损失。除此之外，巨灾是小概率事件，人们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灾害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愿投入现金去为将来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的风险买单。正是由于这些心理，导致我国巨灾保险需求不足。
4.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构建
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关键在政府，政府应在巨灾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a、政府在立法方面的作用。纵观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建立和健全各项相关法律法规，是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得以良性运行的保障。如台湾有《住宅地震保险共保及危险承担机制实施办法》，美国有《洪水保险改革法案》、《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等。因此，我国建立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重大自然灾害保险法律体系建设应先行。
B、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作用。对保险公司从事巨灾保险业务给予税收减免提高保险企业应对巨灾风险的资本实力和巨灾赔付水平。
C、政府在筹资方面的作用。为防范巨灾风险造成的巨额损失，应当加快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巨灾风险基金机制，构筑政府应对巨灾风险的多道防线。
D、政府在风险预警方面的作用。政府应加大科技投入，完善我国巨灾风险的预警及防御体系。
e、政府在救灾方面的作用。在我国的巨灾救助体系中，政府应联合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共同应对损失的发生及灾后的重建工作，政府更应该是风险的最后承担者，而不是风险承担的第一主体。
我国巨灾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政府虽起着主导作用，但其领导力并不如美国政府那样强大，因此，我国政府起在着主导力量的同时，需要市场与政府相结合，弥补政府无法进行的动作。我国保险市场发展虽处在黄金阶段，但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保险深度及密度远远小于其他国家，所以，单凭市场来维护巨灾保险制度同样是不可取的，我国不能同英国一样单凭市场来导向巨灾保险的发展。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要以政府为主，但不能脱离市场，即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使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辅助手段，维护政府在巨灾保险制度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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