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的诗歌篇1
站在红五月首端
深入劳动者中间
感悟阳光里那跳跃的音符
一不小心
滴落下来
打动了无声的果林
沉寂的大地上
顿时响起劳动的那支劲歌
回荡在亿万劳动者心中
回荡在蓝天白云之间
震落满树鸟声铺红挂彩的早晨
情不自禁阳光雨露春风
催开着城市的文明之花
催长着乡村的劳动之果
满眼的美景在飘飞的音符下
欢快传唱着劳动之歌劳动之歌
带来春播的佳音
捎去夏耘的希冀
令大地充满诗情
任金秋点染画意
劳动之歌永唱不衰
音符般自地底不断拱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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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的诗歌篇2
[论文内容提要]素以乡村人自居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诗歌的一大特点就是诗人从外显的空间和内隐的精神两个层面客观细致地既展现了乡村生态的图景,又富含了人生深刻的哲理｡弗罗斯特的诗歌是外显与内隐的完美结合,它充满了对乡村生态的赞歌,表现了乡村生态的危机,也表达了诗人对乡村与城市和谐共存的关怀和企盼｡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出生于美国西部,但生活的地方大多是在老家新英格兰的乡村｡他一边教书,一边务农,一边创作｡乡村的自然世界和作者的精神世界成了他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他的大量诗歌都是以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田园和风俗人情为背景｡他也因对乡村的偏爱并创作了大量的乡村诗歌而获得了“新英格兰乡村诗人”､“工业社会的田园诗人”等称谓;并分别在1924年,1931年,1937年和1943年四度赢得美国的普利策奖｡
工业革命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带来了舒适的现代生活和无数的物资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在崛起的工厂,兴建的楼群,扩建的马路和超级市场的背后,人类的自然天性和心灵神性如同诗意的自然景观却遭到了无情的冲击而发生着变异｡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当美国诗界受城市经济和工业的影响,大力讴歌美国社会的工业文明之时,栖居乡村的弗罗斯特却敏锐地感到了工业革命给乡村生态带来的毁灭性的破坏｡他另辟?菥?在强手如林的美国诗坛树起乡村诗歌的大旗,以呼吁国人对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生态的尊重和保护｡诗人从外显空间和内隐精神两个层面勾画了乡村生活和乡村生态的图景与危机,表达了诗人对乡村与城市和谐共存的关怀和企盼｡
一､乡村生态的赞歌
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声称:“文学始于地理”｡他的诗歌始于新英格兰乡村,他笔下对新英格乡村生活和乡村生态的各个侧面的描写,决不是诗人泛泛低吟浅唱新英格兰乡村景色或是着力于新英格兰奇诡风光的猎奇之作,而是致力于天人的合一,自然力和生命力的合一的哲思大作,这才是使得他的新英格兰乡村奇异鲜美,使得他的诗歌耐人寻味,经久不衰的真正原因｡弗罗斯特的这类诗歌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幽静美丽而又充满生机的画面:波士顿以北多岩的农场,隆冬白雪覆盖的山林美景,新熟的苹果散出的幽香,林中鸟儿的合鸣,晚秋草地的温润葱郁,他的诗歌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精神焕发,犹如处在了一块远离尘嚣,一块不曾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净土之上,一片广袤无际的生存空间中,尽情享受那份欢乐与宁静,充实和惬意｡然而弗罗斯特的诗歌又不仅仅是让读者感到美的快乐,更让读者感到一种意义的深刻｡正如弗罗斯特自己所言,诗歌一定要“始于快乐,终于智慧”｡其实他这一文学理念在他许多的诗歌中得到了印证｡
1.牧场与母爱
弗罗斯特与乡村牧场有割舍不了的情感｡他的大半人生都在乡村牧场度过｡在那里他勤奋､吃苦､坚强;在那里他获得了伟大的母爱｡是母爱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使他终身受益,难以忘怀,由此他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牧场》｡《牧场》是弗罗斯特的经典之作,是其诗歌艺术中的主干和中心｡该诗地方特色明显,但具有普遍及深刻的象征意义｡《牧场》中的主人“我”准备去清理牧场的水泉,用耙子把堆积的叶子清理,再等着水流变清｡接着“我”正准备去牵小牛,却看到母牛正在舔掉刚出生的还站不稳的牛犊身上的血迹｡诗句表面平白无奇,但其实是外显空间与内隐精神的完美结合｡从泉水到牛犊，诗人勾画出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生机盎然的广袤乡村世界｡其中有象征自然的牧场,有象征人类的牧人,有象征孕育生命的泉水,有象征新生的牛犊｡诗人从这幅和谐共存的乡村图景中获得了一种新生的力量,触景生情｡诗人以母牛的“舔犊之爱”抒发了他内心对母亲的深切敬意和特殊情感｡弗罗斯特在向读者展示乡村生活和乡村生态的外显空间图景的同时,还向读者呈现了内隐精神的东西……母爱,和谐｡这首诗描写了大自然的美和大自然对人类母亲般的恩惠｡
2.森林与执着
新英格兰是以自然景观而迷人｡森林是那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夏天如绿色,在冬季似银色大海,美不胜收,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在那里有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故居,更有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诗句｡诗歌《雪夜林边驻足》把读者带入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中｡树林､湖泊､原野､村庄､农舍和白雪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震撼人心的风景图,诗中骑马人路过,被景色迷住,情不自禁林边驻足,雪夜森林的景色让他留恋忘返｡但骑马人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骑马人意识到任重道远,告别了森林,勇敢坚定地踏上了征程｡骑马人喻指诗人自己｡诗中的“森林”的深邃和幽静暗示了人生旅途的艰辛,同时也富有挑战之意,更是人类迎接挑战的原动力｡诗歌的精神实质在于展现诗人或乡村人不畏艰险和对人生桀骜的执著与探索,而这种执著与探索正是弗罗斯特人生旅途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
3.桦树与意志
新英格兰的白桦树是一种常见的普通树,而弗罗斯特却对其有独特的见解｡他把白桦树和嬉戏白桦树的过程比作人和人生｡诗歌《白桦树》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诗意般的乡野景象,乡村顽童攀在被厚厚冰块压弯的白桦树枝上荡着秋千,无忧无虑的嬉耍,让诗人联想到自己童年时玩白桦树的情景｡诗人借助自己儿时的游戏寄托他的人生憧憬,把从地面腾到空中的动作比作是暂时地离开充满纷争的､被工业文明弄得杂乱无章的尘世｡在白桦树上嬉耍可以得到片刻的休息以便重新获得力量,再回到现实生活(地面上)中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诗中那被冰雪压不垮,孩童折不断的白桦树枝象征着乡村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诗人借此来歌颂乡村人的坚强意志,描述了乡村人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即小男孩骑塌一棵又一棵的白桦树来喻示人类征服一个又一个难关的决心｡
4.苹果与劳作
新英格兰乡村人不仅具有勇于探险,不屈不挠的精神,还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摘罢苹果》歌颂的就是这种精神｡它是一首洋溢着丰收喜悦的田园诗歌｡描述的是一位农夫用梯子采摘苹果的过程｡农夫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感到十分劳累,在扑鼻的苹果香里渐渐坠入梦境｡然而他脚底感到疼痛难忍,难以支持住梯子的压力,即使进入梦乡,也不断被苹果滚入地窖的隆隆声扰乱,不得安宁｡因此,他转而觉得,尽管他一直梦想有这样的好收成,但现在他却心力交瘁,丰收的喜悦和满足遂变成劳累和担忧｡摘苹果时须小心翼翼,生怕掉在地上,因为一旦掉地,苹果就失去了价值,只能送到窖里酿酒｡诗歌描绘了果园的外显空间:长梯穿过树顶/竖起两个尖端/刺向沉静的天穹｡但在这浓郁的田园气氛后却隐藏着诗人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诗人在告诉读者:对劳动果实的满足和欣慰的同时,别忘了劳动者为了获得这样的收成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依稀能看到当年清教徒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5.劳动与梦想
劳动是快乐,勤劳是美德,不劳就无获,有劳才有得｡《收割》是一首颇为精致的田园诗歌,它给读者带来泥土的芳香,同时展示一位孤独的劳动者在炎热的太阳下专心致志割草的情景,镰刀割草的声音犹如割草人的耳语,“不梦想会得到那些不劳而获的礼物”也不梦想“仙女与小妖精施舍出的黄金｡”这些都是虚的,只有劳动才真实,“真实乃劳动所知晓的最甜蜜的梦”,“真实乃梦”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体现了弗罗斯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不靠天不靠地,只靠勤劳的双手｡《柴堆》同样歌颂劳动,弗罗斯特通过户外柴堆来展现乡村砍柴工辛勤的劳作,堆放整齐的柴堆在诗人的笔下不是没有意义的树枝或木桩,而是人类劳动的成果,砍柴工辛勤劳作的杰作｡
二､乡村生态的危机
弗罗斯特一生历尽艰辛与痛苦,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生活的艰辛,世事的沧桑使诗人对乡村对人生有着深刻及独特的思考｡他相信乡村代表普通意义上的人类社会｡这一清新的认识决定了他诗歌中对乡村世界描写的客观与深邃｡透过诗歌对乡村生活的客观描写,读者可看到乡村世俗的不足和乡村生态的危机｡
1.人际关系思考
《修墙》描写了修墙这样一件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事件,却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邻居家与“我”家之间的一堵墙倒塌了,“我”认为本可不修,方便两家来往,加强邻里间的沟通｡可邻居为了保护自家的利益,坚持要把墙重新修筑起来｡诗人借修墙来抨击一种根深蒂固的“高墙出友邻”的传统思想｡诗歌带着几分对邻里的揶揄,也带着对人类沟通上的障碍的无奈｡
《家庭墓地》中的夫妻关系由于丧失爱子的缘故而变得紧张､疏远｡对待丧子的不同反应和不同态度,在他们之间形成一堵无形的墙构成交流的障碍｡妻子感到刀剜肉似的痛,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丈夫感到拔蛀牙样的痛,只是短暂的疼痛｡丈夫无法使妻子理解自己的感情,也无法帮助妻子摆脱痛苦｡妻子不理解丈夫为何对丧子如此冷漠无情,而丈夫也无法理解妻子的疯狂｡两人互不理解,互不关心,互不支持,导致了夫妻关系不可弥补的裂痕｡诗歌表面反映的是丈夫埋葬孩子,实则指夫妻误解断送婚姻｡弗罗斯特把这一家庭悲剧安排在新英格兰乡村的一个家庭中,但实质上反映的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人际关系疏远和冷漠｡
2.城市文明冲击
乡村生态是指乡村人在一定自然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与城市相比较,乡村一般都处于偏远封闭的地域,它有自己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农业文明的简朴生活方式,更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具一定自在意义的“小传统”文化｡工业革命在给美国城市带来丰富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贫乏的精神荒原｡城市里物欲横流,对物质财富变态的追求使人沦为丧失了人类情感,变成麻木冷漠的怪物｡城市里这种病态的生活随着交通､商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扩建和搬迁,渐渐入侵乡村｡这种入侵不只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精神上的入侵｡城市化进程破坏的不只是乡村生态,也破坏了乡村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弗罗斯特通过诗歌表达了他对入侵给乡村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的愤慨､伤感和无奈｡《城中小溪》中原本围绕着牧场的小溪充满了力量和生机,现在却被抛进了新建城市下的乌黑发臭的水沟里,生长着的蓝莓被水泥固定在城镇的人行道上,苹果树被砍倒送进了炉子里,小溪一息尚存,但在见不到天日的地下叹息,也只是“徒劳无益”｡《路边小店》虽让乡村人获得了丰富的物资财富,却让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精神的东西,即:“自古以来的天性”｡两首诗在对工业文明持批评的态度的同时也表达了弗罗斯特对乡村生态对乡村未来的关怀和企盼｡工业文明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农业文明的消失,这是一种锐不可挡的趋势｡如何达到乡城和谐是弗罗斯特诗歌带给我们的深层思考｡
三､结语
弗罗斯特的诗歌之所以著名,在于他的诗歌的外显和内隐的完美结合｡诗歌对乡村世界和自然生态的描述,逼真贴切,诗歌中大量隐喻语言的运用,形象深刻｡诗人的体验建构于隐语语言层面,而在读者的经验层面上获得解读｡读者的经验各异,解读也各异｡但诗人对乡村生态的歌颂,对乡村生态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的担忧和抵制是明显的｡对于注重环保注重生态和谐发展的当代世界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弗罗斯特将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诗歌创作手法,对当今世界诗坛及我国的新农村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也是颇有教益的｡
[参考文献]
[1]蒋显文.提喻思维与诗歌创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5).
[2]刘保安.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2).
[3]吴景明.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简论[J].文艺争鸣,2007,(4).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3
在1958、1959年关于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与它相关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如何建构、以什么为基础建构。由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中，它必须处理古/今、中/外、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大众等诸多复杂关系，本文无力也不准备详细地分析这种关系。（1）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确立为占主流地位的话语-知识型，文化与文艺领域中的民族化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基本上被纳入阶级论的框架。（2）
正是在这样阶级论框架中，文艺的民族性几乎成为大众性的同义语，而所谓"大众"并不一般地指"国民"，而是特指无产阶级或工农兵。它既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不包括知识分子。（3）更确切地说，所谓"民族性"的话语建构遵循了一个认同、两个排除的程序。一个认同，即认同人民大众或工农兵；两个排除，首先是排除西方文化，其次是排除知识分子文化--在这
* 考虑到已有不少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于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讨论作了比较清晰的历史梳理，本文的分析构架主要是逻辑的。另外，鉴于诗歌研究领域已经有从本专业角度对于新诗讨论的研究成果，本文的重点是阐述这个讨论中体现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
（1）、可以参见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一章"被迫的现代化与文化认同的两难--兼论现代中国民主主义的两种取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阶级论框架在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理论家几乎没有例外，但依然没有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3）、"大众"、"人民群众"、"老百姓"等词的准确含义及其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不易确定。但就西方的情况而言，在"民族"的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民族"的含义与"人民"（people）以及"国家"逐渐趋同，"人民"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术语，在革命民主派的理论框架中是指具有公民权的全体国民，而在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则指先天上不同于"外国人"的那些成员。（参见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25页）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阶级论框架中，"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既不是指全体国民，同时也不是先天上具有种族特征的群体。从阶级尺度看，人民是无产者（"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从文化尺度看，人民则被界定为"知识阶层"的对立面。
里，西方文化（洋腔洋调、洋八股）与知识分子文化（学生腔）又几乎被完全等同，并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就是
洋八股，因此不能代表民族文化；知识分子文化脱离工农兵大众，因此等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特定的阶级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资格代表民族，这里，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背后的文化暴力已经显露。
与此同时，58、59年参加新诗问题讨论的人几乎一致认为，"五四"新诗的根本问题就是脱离群众，即西化（即脱离民族）与知识分子化（小资产阶级化）。因此有必要重新确立其发展方向。这个重建工程的基础就是民歌尤其是新民歌，以及古典诗歌。新民歌具有双重优势：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说，新民歌是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的文化，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而这种阶级的纯洁性与政治的先进性自然赋予它以民族文化代表的合法性（这里的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是：知识分子不代表民族，只有劳动群众--工农兵、无产阶级，才代表民族，才是民族-国家的主人）。古典诗歌获得新民族文化建构的资源资格，则表现出一种与五四不同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显然，在诗歌形式问题讨论的外表下进行的是一场重塑新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工程，这一现代性工程涉及如何重新解说民族性、如何认识传统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区别于今天所说的商业性的城市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在这种重建中的地位与关系、如何认识文学形式的政治性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这个建构过程的实质则是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的文化权力问题。正如西方学者已经充分证明的：现代的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假设"，一个"方案"，一个"策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现代性的规划与建构实践。这种建构实践即使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也必然涉及权力问题。共同体不是"自然的"、"天赋的"类别，而是一种区分、分离行为的结果。霍布斯班指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民族不是什么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它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向相当晚近的"发明"。霍布斯班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如用以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种宣传鼓动、文化符号与制度设计等。（1）盖尔纳则指出："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主主义神话。民主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2）这样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客观特性（比如共同的语言、族性、文化传统等），相反，这些特性倒是人为的建构物。如同霍尔指出的：我们正是通过用以表征英国的"民族文化"的那系符号象征系统，才知道什么是所谓
（1）、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2）、转引自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第10页。
英国性"（englishness），知道成为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民族身份并不是我们生而具有的东西，而是在表征中并通过与表征的关系而塑造、形构、转化的。"（1）
由于绝大多数现代的民族国家（包括现代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种族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所以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必然存在不同的文化认同，必须对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筛选、排除、等级排列等暴力手段，才能建构成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依据霍尔的研究，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建构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换是：在前现代时期或一个更加传统的社会中，原先被赋予一个部落、人民、宗教或地区的忠诚与认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被转移到主权国家的新建构的、统一的所谓"民族文化"上，地区的、人种的或其他的差异逐渐归入民族-国家的所谓"政治的屋顶"之下，并因此成为现代文化身份的一个有力的意义来源。
这就必然涉及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建构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十分紧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维罗里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挥只能中国家应该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上的自治，本国生活方式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仿效别的什么国家了。"但同时他也警告，民族主义具有二重性，"当民族主义强调和捍卫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或语言上的和谐时，它也接纳多样化（diversity）和多元化（pluralism），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的这种二重性对我们正确理解与评价58、59年的新诗民族性问题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鉴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致力于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文化同一性的建构是这个中国特色现代化工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建构文化同一性的过程（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的讨论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没有正确处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与多样性，没有贯彻民族文化认同的民主原则，而是不恰当地使用了文化权力乃至政治权力压制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声音，教训十分深刻。
（1）、s．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from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edited by stuart hall ,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292。相关的著述还可以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1991。
（2）、《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第177页。
民族风格与大众化
历史地看，把大众化与民族化联系甚至等同起来，这样一个建构文化民族性的方案并非始于1958年。至少在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中这一等式已经确立（其实还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期的大众化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在"五四"启蒙主义语境中，占据主流地位文化民族性建构方案是激进的全盘西化，即通过全面引入西方现代文明（被等同于"先进的"文明）重建中国的民族性。但到了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集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洋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被确立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性）的标准。这是一个与五四时期的精英主义立场迥然不同的大众主义立场。这个经典论述在当时的"左"派文艺阵营中占主流地位（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与1958年的讨论仍有相当大的区别）。艾思奇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我们的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体验，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文艺。这
文艺不但是新的，而且是民族的，也就是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它能够被
民众看做自己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们有新的文艺，然而极缺少民族的新
文艺，我们的民族的东西，主要地是旧形式的东西。（1）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几个重要的论断。首先，所谓民族性也就是大众性，只有大众接受并喜欢的形式才是民族的形式；其次，五四的新文学虽然是新的，但却不是民族的，因为它不是大众的。民族的东西依然是旧的传统文学形式。在这里，已经显露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悖离与紧张。1958年的诗歌讨论基本上依然在这两个结论基础上展开。
"大众"地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政治需要：民族战争时期的群众动员。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目的以及当时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包括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民族化与旧形式利用的关系等）都是为了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政治目的。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新诗歌发展方向的讨论，同样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并反过来构成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配合和支持。"（2）可以说，党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对于民歌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具有明
（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94页。重点号引加。
（2）、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此书对于新民歌运动以及新诗发展问题讨论的性质、缘由、前因后果以及发展线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梳理与分析，参见此书第163页以下。
显的政治动机（这种重视表现在毛泽东几次在中央会议上倡导搜集民歌，《人民日报》三番五次发表社论并大量刊载新民歌作品，等等）。57、58年间的毛泽东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赶美超英的紧迫感与狂热性，而其方法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方式（比如理性化、市场化等），而是毛泽东所熟知的唯意志论与群众运动--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1）有理由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的民族性与新民歌运动的文化民族性诉求之间存在紧密的、非偶然的联系。新民歌本身就是文艺领域的"大跃进"（"放文艺卫星"），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可抑制的非理性冲动--所谓"革命浪漫主义。"这一点充分表明这种由最高权力机构直接发动的政治性群众运动表明，所谓"新民歌"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歌（民间自发创作），毋宁说是对于"民歌"的极大反讽。正因为这样，过分强调新民歌运动的"民间"性质并把分析构架建立在官方-知识分子-民间的三元模式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性质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借用群众运动方式建构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有力证明。它与国家主导的群众运动式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
动员群众或老百姓当然就要运用群众熟悉与喜欢的形式，而群众喜欢的据说恰恰是民歌、旧形式而不是新形式。五四的新诗因此受到批评，民歌（以及古典诗歌）因此受到高度评价。时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的周扬，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年道路》中，说了一段颇具权威性、为不久即将展开的诗歌讨论所广泛引用的话："新诗有很大的成绩……但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群众感觉许多新诗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在这些诗中感觉不出劳动群众自己的声音笑貌，更不要说表现劳动群众的风格和气魄了。群众不满意诗读起来不上口，特别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总之，群众讨厌洋八股。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是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发挥新的创造，这就成为新诗脱离劳动群众的重要原因。"（2）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论述方式值得重视。1、劳动群众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成为评价新诗得失的最重要的依据，这表明"为工农兵服务"已经确立为不可动摇的评价文学的标准；2、对于"西洋诗"与"中国传统诗"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本质主义视角，即所有西洋诗歌均为"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而"民族传统"则一定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尽管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同样存在"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为古典文学开的三大罪状之一就是"雕琢"、"艰涩"）。这表明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有
（1）、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长期努力中，毛泽东所坚持的一直是自下而上的建国道路，以地方民众而非精英为其主要的动员资源。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的建国方略。参见《中国民主与自由主义研究·提纲》，郑永年，《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
（2）、《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了明显的变化；3、五四新诗的主要缺憾是脱离群众与脱离传统（洋化）。
周扬讲话了奠定新诗歌讨论的基调，其体现的"知识分子腔/学生腔"="洋腔洋调"，"大众喜闻乐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逻辑与论式，在当时的其他相关文章中几乎俯拾即是。宋垒《第三种"化"》指出：脱离群众是造成洋学生腔的根本原因，所以，"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掉队，就赶上！向工农大众的方向’化’。当诗人真正与群众结合，他便会荡涤自己的洋腔洋调，用群众的感情、群众的语言说话。"（1）这里显然存在逻辑的混乱。"学生腔"与"洋腔洋调"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国外的诗歌也分为种种，一些是学生腔的，一些是大众化的。更重要的是，所谓"人民大众"是天然地代表中华民族么？知识分子天然地是崇洋媚外么？不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反对所谓"崇洋媚外"么？人民大众是否天然地反对洋腔洋调（比如长句子）？他们对于旧形式的喜欢是历史的产物还是本性使然？到底什么是"人民大众"？在民族特色=大众化，洋腔洋调=脱离大众（学生腔）此类分类框架（文化暴力）中，上述逻辑混乱都被掩盖了或忽视了。在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民族性建构所隐含的暴力性质、封闭性质与非民主性质，它排除了知识分子文化与外国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民族性建构中的应有位置。更严重的是，它虽然在名义上把知识分子包含在"国民"的范畴内，但却又在"国民"中进行以阶级为依据的身份等级划分，剥夺了知识分子阶层在国家中的主人公地位，从而严重地违反了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建构的民主原则。结果，在所谓"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民族-国家中，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伦为工农兵的奴隶。新民歌之所以被抬到中国诗歌发展方向的地位，原因正在于它是工农兵自己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而新中国民族文化的当然代表只能是工农兵。合乎逻辑地，新民歌所代表的文化就不仅是新诗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必然是新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用周扬的话说："新民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劳动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有了自豪的感觉。"（2）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所谓诗歌道路的论争要解决的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它与执政党的文化发展方向、与新政权的合法性机制都紧密相关。
民族-国家的文化人问题解决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也就解决了，用丁力的话说："只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同时也就为知识分子服务了。"（3）这等于是说，为皇帝服务的作品也就是为臣子服务的了，因为臣子也是为皇帝服务的。这是一种新的主人/奴隶逻辑。文化暴力的内化机制充分体现在：当时起劲地拥护这个逻辑的却也正是知识分子。
民族性问题的阶级化、党派政治化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重新分类上。窦功亚在其《民歌万岁！》把"诗"分作三种：古诗，洋诗，民歌。所谓"洋诗"，在他看来就是"自由诗"、新诗、知识分子的诗，它与民歌的区别在于："民歌
（1）、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2）、宋垒：《第三种"化"》，《诗刊》1958年第4期。
（3）、丁力：《诗风杂谈》，《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是抒发劳动人民的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的；洋诗，是抒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的感情的"。用阶级的话语划分诗歌类型，尤其是中国/外国的区别，民族性问题从而被转化为了阶级性问题。知识分子的诗与外国诗因为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被划归一起并逐出文化民族性的领域。在这里，阶级的标准比之于民族的标准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外国的诗歌也可以分为民歌的/群众的与知识分子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两种。前者与中国的民族性没有矛盾，它是中国民歌的"兄弟"，都是劳动人民或无产阶级的作品。这就是说，外国民歌由于其政治正确性，已经不是"洋腔洋调"，无产阶级的"西方"已经不再是西方，所以与民族性似乎不再矛盾。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新民歌运动所代表的文化民族性建构虽是非民主的，却又是现代形态的，因为它并不诉诸前现代的民族性基本要素：血缘、族性或方言。
五四"新诗传统的评价与重塑
自周扬的讲话以后，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脱离群众、脱离传统、洋化与脱离民族特色，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很少有人表示异议。其作为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代表的资格受到深刻的挑战。（1）五四新诗（以及它背后的那套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2）
对于五四新诗的重新评价本身就是重建文化民族性的一个内在部分与题中应有之义。大家（即使是对民歌持一定保留态度的人）普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在民族化、大众化以及继承传统方面存在重大缺，导致新诗的文化民族性与大众性的丧失。天鹰说："所谓新诗歌的基本道路，我的理解是指一个国家的诗风和诗歌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从这点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就存在着相当大的缺憾，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3）沙鸥在《道路宽阔，白花争艳》中总结了新诗的三大"缺点"，在当时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1、还没有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没有很好地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2、对于劳动人民的语言还不熟悉，盲目学习西方，具有洋腔洋调；3、在打破旧体诗格律的同时忽视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4）第一个缺憾涉及世界观问题与内容问题，第二个涉及与西方文学形式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涉
（1）、据有的资料透露，在1958年3月22日的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除了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一是民歌，一是古典"以外，还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0页注释[1]。
（2）、有人写道："现在一提起自由诗（也就是一般人所指的’五四’以来的新诗）就有人嗤之以鼻，深痛恶绝，大有不一棍子打死就不能消心头之痛的样子。"参见谷瓯：《自由诗和外国诗及其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72页。
（3）、天鹰：《新诗自由体和民歌自由体》，《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27-28页。
（4）、《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23页。
及对于传统的态度问题。脱离群众、洋腔洋调、传统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扣在新
诗头上的三大罪状。其核心是政治性的："没有和劳动人民很好地结合"。
民歌就是在这个检讨与重塑新诗传统的语境中作为新诗的救星出现的，五
四新诗身上的所有毛病新民歌全都没有。因此只有民歌才是新诗的发展方向。徐迟甚至要用民歌来取代新诗："我们过去写新诗，写来写去许多年，大家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忽然民歌出现了。它是新的民歌，是新时代的人民的诗歌。这是不是新诗？民歌就是新诗；新诗就是民歌"， 新的诗人（这不是指小部分的诗人）他们的新的任务就是采集民歌，学习古典诗歌，吸收它们的营养，写出新诗来。"（1）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没有这部新诗经（指新民歌），我们的新诗就不能更好的往前发展"，"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诗风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民歌来开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跃进的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肩。"（2）就连郭小川也认为："我们现在新诗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气太浓了，……新诗受外国的影响太大了，尤其重要的是，所受的还不是外国民间诗的影响，而是外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影响。"（3）另外，周扬、郭沫若、邵荃麟等文坛的重量级人也都纷纷认为，新民歌"显示着新诗的一个方向"（郭沫若），"新民歌开拓了我国新诗的新纪元"（周扬）、"民歌应该是诗歌中的主流"（邵荃麟）。
但是对于五四新诗传统的评价又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毕竟，包括新诗在内的五四启蒙主义的合法性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与五四启蒙现代性一起浮出历史地表的，它自己也一直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自居。这样，彻底否定包括新诗传统在内的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必然意味着否定整个中国现代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合法性。何况五四新诗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如郭沫若）当时还身居高位。因此在多大程度与什么意义上否定新诗、以及在多大程度与什么意义上肯定新诗，就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彻底否定新诗的代表是窦功亚、欧外鸥。在《民歌万岁》一文中，窦功亚对新诗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把新诗完全等同于"洋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诗"（4）。欧外鸥在《也谈诗风问题》中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革命"越革越糊涂"，"大多数是进口货如果不是签上中国人的姓名，几乎教人认为是翻译过来的东西"，"五四以来的新诗革命，就是越革越没有民族风格，越写越脱
（1）、徐迟：《南泉诗会发言》，《新诗歌的发展问题》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辑，第66页。
（2）、贺敬之：《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79页。
（3）、郭小川《诗歌向何处去？》，《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93页。
（4）、《民歌万岁》，《文汇报》1959年1月15日。
离（不仅脱离而且是远离）群众。"（1）此文发表以后激起了众多的批评。这充分说明了彻底否定五四必将引发的严重合法性危机。但有趣的是，这些批评文章对五四新诗的"缺点"的认识与窦、欧完全相同。比如张汾、黄牧与窦功亚争鸣的《我们对新诗和民歌的看法》一文同样认为，新诗"在整个倾向上是不健康的"，原因在于"不少诗人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脱离民族的语言习惯而一味的学习国外，他们的作品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不能接受。"（2）实际上即使是为新诗辩护最力、对民歌的局限性谈得最多的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也没有离开当时的主流话语多远，也承认五四的新诗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承认"’新诗歌’的主要构成部分必然是从新民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因为新民歌比诸新诗更直接继承了民族传统，发扬了民族形式，且有远为广大的群众基础。"（3）因此卞之琳认为"我的看法基本上与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差不多。"这是一句大实话。实际上也不可能差得太多。
既然完全肯定与完全否定都不可能，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由于新诗受到的指责主要是脱离群众与洋化，新诗的辩护者在为新诗"辩护"的时候就要尽力分辨出两个不同的传统。这个分离的方法是证明新诗并不是完全脱离群众的，证明新诗中还是有一些非知识分子化、非洋化的、甚至民歌化的作品，比如田间、阮章竞等人作品，尤其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甚至有人把大跃进新民歌中的一些作品，如《我来了》、《大字报》、《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泥工赞歌》也归入"新诗"：劳动人民创造的"新的新诗"。这样，争论就变成了大家对于这部分所谓"新新诗"（民歌化的新诗）的争夺：它们到底是民歌还是新诗？辩者基本上没有对于一个更加重要的前提提出质疑：即使是那些知识分子化、洋化的诗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就没有自己的合法性吗？新诗必须得到工农兵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吗？或者说，中国的文化民族性的塑造只有民歌与古典这两个资源么？
本来，利用西方的资源来重塑中国的民族形式与民族文化认同在五四的启蒙主义者（比如陈独秀、胡适以及鲁迅等）那里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的新民族性必须在摧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在1958年的语境中，这种观点乃至思路几近绝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方牧的《新诗是"洋诗"吗？》指出："我们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虽然受了西洋诗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有别于我们的古典诗歌和民歌，不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但它仍然是中国诗，极大部分仍然有它一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1）、《诗刊》1958年第10期。
（2）、参见张汾、黄牧：《我们对新诗和民歌的看法》，《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23页。相似争论的是傅东华与张锺仁、汪国璠之争。参见傅东华《谈谈民歌的过去未来》，1959年1月7日《文汇报》；张锺仁、汪国璠《如何对待新民歌与新诗》，1959年1月19日《文汇报》。
（3）、卞之琳：《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55页。
不是’洋诗’。"（1）这实际上是说，是否受西方诗歌影响、是否学习民歌与古典诗歌，乃至是否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都不是中国诗（以及中国文化）民族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标准。这里隐含着一种新的、比较开放的对于中国认同、中国民族性的理解，其核心是把民族性与大众性、传统性加以分离。遗憾的是，方牧的文章并没有沿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而是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见解以后，转而与其他人一样把新诗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欧化的、表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统（以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为代表），它是"支流"、"末流"，另一个是以革命诗人郭沫若、田间、殷夫、闻捷等为代表的新诗传统，是"主流"。同时也肯定了新诗向民歌学习、与工农兵结合以进行"根本改造"的必要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自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再比如李霁野。他的《一封关于新民歌和新诗的信》认为："只要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是对头的，外国形式为什么就一定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服务呢？外国形式为什么不能中国化，而一定与民族形式成为不统一的矛盾呢？有生命力的民族形式是不应当怕外来形来影响的，包括形式在内。我以为在新诗的领域内也可以土洋并举，再进而土洋结合"，民族文化的创造应当"吸收一切可能吸收的营养。"（1）同时，李虽然承认"成功的标准是群众喜闻乐见"，但又说"不被群众欢迎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是因为不惯见。"托尔斯泰与屈原的作品都没有多少人能够欣赏，但它们依然是伟大的作品。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群众的趣味是历史地形成的（所谓"惯见"），因而也是会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本质化的"大众趣味"或"民族特色"。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观点包含反本质主义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文化认同建构中，革命的标准与民族传统的标准发生了微妙的错位：只要是革命的（立场观点对头），外国的文化也可以参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塑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革命标准与民族标准的微妙紧张与错位。而近代以来的"革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所以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
在这种紧张中，占优势的是革命现代性。这决定了更常见的维护五四新诗传统的言述必然是"革命论"的。革命论言述与大众论言述有联系也有区别。（1）、《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27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2）、《一封关于新民歌和新诗的信》，《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5-7页。重点号引者加。谷瓯的观点与李霁野比较接近。他认为：新诗与群众"这种现象是暂时的。由于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解放前受着剥削压迫，衣食无着，根本没有条件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他们和’文坛’、’诗坛’是隔绝的，他们对文人写的东西（不管内容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是极生疏的。新诗与群众隔阂的原因在这里主要是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不是新诗脱离群众。"人的习惯、爱好、兴趣是变化的，发展的。在扫除了文盲、普及了教育、农民的文化修养提高了，对个类文艺作品接受多了以后，他们就会扩大自己的兴趣，改变习惯，原来不了解、不接受的东西（摆阔诗的形式在内）就可能了解并接受。"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76页。
五四时期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是他们的出身还是他们的作品，虽非大众的或大众化、民族化的，但却是革命的。因此，通过"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叙事把新诗合法化，从革命角度把新诗分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传统，并认为前者是支流，只有后者才是主流，在当时十分普遍。（1）何振邦说："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主流是革命诗歌"，"这些革命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重要地位。"（2）雁翼说："观察一下我们的新诗歌运动史，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一股红色的主流吗？四十年来，这股红色的主流，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随着革命的发展和要求，一直在斗争中发展着。"（3）沙鸥说："新诗的历史是一部斗争的历史，四十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新诗史中，革命的新诗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它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起了鼓手的作用。革命的新诗是在与胡适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胡风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壮大起来。"（4）所有这些为新诗正名的办法，都是证明它是革命的，是党的好儿女，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服务得不太好）。
让我们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与五四的关系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依照中共党史的权威叙述，中国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前者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后者的领导者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权威叙述中，五四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微妙定位决定了对五四的基本态度只能是：问题虽然不少，成绩却也很大。五四新诗同样如此。如果不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就不能不适度地肯定新诗的进步性，甚至包括它所宣扬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如自由、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郭沫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是有贡献的，应该肯定它的成绩。如反封建、解放个性，打破束缚"，"我们应该肯定五四运动的精神，要民主，要科学。"（5）天鹰《"新诗"自由体与民歌自由体》详细分析了新诗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所以采用借鉴外国而没有继承古典或学习民歌的原因。他写道："当中国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欧洲（包括亚洲的日本）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已经走前了一步，他们不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
（1）、有的时候，论者把革命而非民歌化的作品强行纳入民歌。比如雷霆认为，郭沫若与田间等的新诗"多少都有些民歌的成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郭沫若的作品显然是非常洋化的，与李季、田间等的诗风风马牛不相及。之所以在批评新诗"洋化"时不拿郭沫若开刀反而把他树立为正面的典型，显然是因为郭沫若在当时依然居于高位且与毛泽东私人关系紧密。参见雷霆：《踏踏实实地向民歌学习》，《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79页。
（2）、《应正确评价"五四"以来的新诗》，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5页。
（3）、《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93页。
（4）、《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19页。
（5）、《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诗刊》1959年1期，第2辑，第8-9页。
经成了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做出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时是用十分惊惶和羡慕的眼光面对西方的大哥哥的，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和盘照收，是并不奇怪的。在文学形式上也向西欧找到了在当时来说是较为适宜于表达革命情绪的样式，那在诗歌上便是自由奔放的自由体新诗，这种诗在当时摆脱束缚思想的古典诗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新诗和整个新文学一样，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是起过旗手作用的。"（1）这样的分析算是比较具有历史眼光的。
当然真正阻止讨论向全盘否定五四新诗方向发展的力量，还是来自最高权力机构的自我合法化需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59年发表的文章总体而言比1958年的文章在对于五四新诗的评价上要公允客观一些，尤其是在1959年5月前后发表的文章。这一点通过对于当时的《诗刊》、《星星》、《长江文艺》等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做一个概览即可发现。原因是当时中央举办了纪念五四40周年的活动并有一些权威性的肯定评价。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谭洛非、谭兴国发表于《星星》1959年第5期的文章《发扬革命新诗运动的战斗传统与革命精神》，文章的副标题就是"为纪念五四40周年而作"。可以说，这是当时对于五四新诗肯定最多的文章，而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五四的新诗传统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列举了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贡献。文章同样把新诗分为革命的与反动的两派，但是认为前者是绝对的主流，而后者则是绝对的支流。文章虽然认同五四的新诗脱离群众与欧化的观点，但是却认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在觉醒的知识分子中进行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求与中国革命的要求、与民族的利益、工农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肯定新诗的策略隐藏着一种历史决定论与线形进化论的逻辑，而且按照这个逻辑，新诗的"缺点"在五四时期虽然可以"历史地"加以理解，但是在今天就不可饶恕了：
如果说，这两个缺点（指没有很好的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没
有完成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任务）在五四时期还’情有可原’
的话，那么现在却是完全不应该的了。如果说新诗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
着这些缺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形势的要求的话，那么，现在就永远不
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形势了。（2）
这就是说，今天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诗歌的主流当然应该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歌--新民歌了。
（1）、天鹰《"新诗"自由体与民歌自由体》，《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22-23页。
（2）、谭洛非等《发扬革命新诗运动的战斗传统和革新精神》，《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86页。
更深一层地看，以反帝反封建、追求自由民主与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规划虽然因其在当时的"革命性"而免于被全盘否定的命运，但是它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规划（尤其是在建国以后）依然存在微妙的矛盾。建国以后确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规划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但是它们显然不可能成为这个规划中的强音，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这种声音均逐渐淡出乃至消失。解放以后接二连三的、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艺运动充分说明，个性、自由、多元、宽容与建构一体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紧张。
重新评价古典诗歌
对于五四新诗的评价问题还必然涉及任何对待旧形式或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在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中，部分左翼阵营的文人除了将大众化与民族化加以等同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意见是认为旧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而新形式则是洋化的。上引艾思奇的那段话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此文的另外场合，他又反复对此加以申述："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有没有产生我们的民族气派和民族作风的东西呢？我们不能说没有，而要说太不够。"在他看来只有一个鲁迅。他甚至认为民族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1）
但是在对待民族旧形式的态度上同样存在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它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发展阶段论这个经典的现代性框架中，民族旧形式毕竟是属于前现代的或所谓"封建的"形式，它与中国文艺学主潮的现代性追求具有内在的紧张。在"左"翼文艺理论框架中，对待旧形式的两难还表现为：旧形式虽然是民族的，但同时又是封建的。如果无条件地肯定旧形式，就与无产阶级文艺的现代性方向相悖。早在1930年的大众化讨论中，郭沫若就强调，既有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也有"红男绿女"、"有产有闲者"的大众文艺，后者的主体是"封建时代的遗臭"，一种落后的旧形式。（2）对于经历并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来说，把传统的旧形式当作是民族形式的代表，是无法接受的（即使它非常受大众欢迎）。这与他们的现代性追求存在根本的紧张。到了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这种紧张依然存在。艾思奇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一方面批评新文学缺乏民族性，应当利用旧形式；另
（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394-391页。
（2）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同时可以参见史铁儿（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文，均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这种民族性应当是新的（现代的或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从来认为自己是现代的或最现代的）民族性。他指出："旧形式是从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起来的东西，封建制度的保守性，经常地刻印到文艺上来。"（1）为此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既不能全盘否定旧形式，也不能走向"旧形式至上主义"；"不绝对否定旧形式，然而也不能投降旧形式。"（2）关键在于让新文学与旧形式在服务于民族的新文艺（实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文艺）的基础上"相互渗流，相互发展。"这再一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左翼）在现代性与民族旧形式关系上的两难处境。
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1940年）一文对旧形式的利用更多地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论述策略。他同样认为旧形式的性质是封建主义的，而且还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长期性，"旧形式在人民中间曾经、现在也仍然是占有势力。"相比之下，体现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潮（现代性）的新文学由于是外来的，所以"深刻地蒙上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以至显得和中国旧有文艺形式仿佛已经没有了多少血脉相承的关系。"（3）。周扬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角度指出，新文艺的内容既然是先进的民主主义，是"新经济政治的反映和产物"，那么依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民族性要以发展新形式为主就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同时认为，既然在新社会彻底摧毁旧社会以前旧形式的巨大影响力无法被新形式（新文学）取代，那么，从当时民族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利用旧形式以便动员大众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奈的。何况由于抗战，大城市这个新文学的大本营已经失去，广阔的农村现在成了新文艺的新环境，所以利用旧形式就显得更加必要。这样看来，周扬实际上是看到了旧文艺的巨大工具/利用价值："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单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实验或探求，而毋宁更是应客观情势的要求，战斗的需要，作为一种大众宣传教育之艺术武器而起来的。大量地需要旧形式的原因就在这里"，"抗战政治宣传与大众启蒙教育需要大量的旧形式，但是由于它带有时代所加于它的缺点和限制性，所以对它就不能不采取批判地利用的态度加以改造，而且这改造比新形式的改造，那意义还更不同，因为这是以最后否定旧形式本身为目的。"（4）这样看来，利用旧形式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周扬的文章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区分了"旧形式的民间形式"与"旧形式的统治阶级的形式"。周扬不但认为前者依然具有活力而后者已经死亡，而且更把五四文学革命解说为知识分子利用民间的旧形式摧毁统治阶级旧形式的努力。这种用阶级论的框架重新解说新与旧、现代与古代的策略，在58、59年的新诗讨论中得到延续。
在1958年的诗歌讨论中，由于毛泽东有关新诗要在"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指示，古典诗歌形式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资源（1）、（2）、《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397、398页。
（3）、（4）、《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12、422页。
资源。虽然有些人仍然肯定"五四"运动对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是应当肯定的（详上），但是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五四"全盘否定民族传统、一味学习西洋是错误的。与五四时期集中攻击传统文化相比，现在的批评对象主要集中到了洋腔洋调以及"五四"新诗的洋化问题。比如贺敬之就明确指出："首先是洋八股必须废除的问题。这表现在过去有一个时期某些人中间存在过的那种脱离传统、脱离人民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文学观的反映。它对民族文学、民歌抱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做法不是把诗歌的发展放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而是放在知识分子个人的神经质的胡思乱想上。"（1）沙鸥说"提出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作为新诗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新诗在五四以来在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上很不够；为了很好地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才提出要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作为发展的基础。"（2）张光年说："我国的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光辉的传统，至今在人民中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过去有人认为新诗只能向外国的诗歌学习，顶多可以从民歌学些东西，至于古典诗词，他们认为那是’封建形式’，没有什么生命力，不值得学习。现在大家可以看出这种论调是多么幼稚！"（3）在这些言论里，"传统（旧）形式"、"民族"与"人民大众"是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的，传统的形式是人民大众喜欢的，因而也是民族的。值得注意的是，与30年代的那次讨论相比，传统旧形式与现代性、与无产阶级方向之间的紧张显然已经大大缓解。缓解的原因在于，古典形式或旧形式的合法性已经通过其与民歌以及大众的亲缘关系而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在1958年的讨论中，传统形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简约为民歌形式，而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其纯洁的阶级属性使它得以免除封建主义的指责。很多论者干脆认为古典诗歌与民歌本是一家，"中国古典诗歌中伟大与杰出的作家，都善于学习民歌，而又加以自己的创作，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4）这种声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沙鸥更具体地分析了古典诗歌与民歌的所谓"一致性"（共有六条），并指出："民歌和古典诗歌是相互影响的两股源流"，（5）而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民族的。因此他认为，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发展新诗，"这个’基础’的实质是必须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6）当然，旧形式与新民族形式之间的紧张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当时，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是洋腔洋调。为了共同对付这个"外国势力"，传统与民歌至少暂时结成了"统一战线"，联起手来"矫正五四以来一部分新诗作者喜欢模仿外国诗的不良的偏向。"（7）
（1）、《关于民歌和开一代诗风》，《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85页。
（2）、（3）、《道路宽阔 百花争艳》《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29页。
（4）张光年：《从工人诗歌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5页。
（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7页。
（6）、《道路宽阔，百花争艳》，第228页。
（7）、缪越《新诗怎样在民歌和古典诗词歌曲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6页。
形式是否具有阶级性
--"百花齐放"与民族形式的关系问题
如上所述，新诗歌讨论中的重点问题是诗歌（以及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形式问题。但民族文化形式的建构既然是一个人为而非自然的过程，它就必然涉及文化主导、文化排除等权力机制。如果"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只能建立在民歌（工农兵文化）的基础上，那么，新诗（知识分子文化）与外国诗歌（外国文化）将被剥夺参与民族文化形式建构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论争因而必然涉及"百花齐放"（文化的多元并存）与民族文化形式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
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引来尖锐批评的是雁翼、何其芳、卞之琳、力扬等的文章。何其芳指出：民歌体是有限制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民歌体虽然可以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成为支配的形式"，"新诗的民族形式是否只有一个样式，还是多样化的？新诗的民族形式是否只能利用旧形式，而不可能创作出新的民族形式来？新诗的形式是否只能向我国的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学习，还是同时也还可以适当地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并吸取外国诗歌的影响？"这个问题被何其芳自己称为"多样化的民族形式"问题。概括地说，他从"自然发展论"出发，认为诗歌的"支配性的形式"或"主流"应该在自然发展、"自由竞赛"的基础上产生，"新诗的发展和繁荣也是只能通过’百花齐放’的道路的。"（1）应该承认，这个在今天看来是常识性的观点在当时提出却殊为不易。它的核心在于反抗（几乎是悲壮地））在文学的民族形式上定于一尊，给民歌以外的形式以自由存在与发展的余地，同时认为文化的民族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即使有主流也应该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形成。力扬也说得很明确，"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如果有人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有定于一尊的想法，无疑是不利于艺术繁荣和发展的想法，了解艺术发展规律的人都不会赞成的"，"我是感觉到这次关于诗歌道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点和倾向，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不尽相符合的。"（2）
这种文化民主化、多元化的要求当然立即遭到批评。天鹰在《驳"内容论"》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不是无限制的。作为一个"国家诗歌的方向"，还是应该有"主流"有"基本风格"，自己的"国风"。在他看来，"在统一的国家风格的基调下面，让各种形式的花吐艳竞芳，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为什么要强调统一的国家风格或民族形式？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政治："用什么形式创作，这牵涉到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因
（1）、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年第7期。
（2）、力扬：《诗国上的百花齐放》，《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91-292页。
此说形式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1）这已经最清楚地表明了诗歌形式的探讨与重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表明了这种建构必然也必须借用文化暴力。说它是文化暴力，是因为，首先，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风格"，它剥夺被认为是"非民族化"的或游离于统一的民族文化风格之外的其他风格的存在权利，因而所谓"百花齐放"就必然受到限制；其次，它把风格/美学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通过文化政治（建设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这一强大的权力话语来宰制美学话语。诗歌风格的讨论从而必须服务于党的重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使命。
这样，何其芳等人的这种所谓"放任自流"论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甚至是有些可笑的。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一个绝对不能质疑的金科玉律，即使何其芳本人也不敢有微词；而一旦把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国家的文艺"法律"，实际上就已经不可能真正百花齐放了。工农兵文化水平低，喜欢民歌、顺口溜、快板书之类东西，所以要以这些形式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要排挤外国的与知识分子的文化，这不都是顺理成章的么？这种排除了知识分子或西方形式的"百花齐放"当然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也不是真正的自然选择。真正的"百花齐放"不但不能允许形式上的限制，而且不能允许内容上的限制，不能允许设立文艺为什么东西服务的教条。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离开文艺内容、目的、宗旨上的"百花齐放"，单单争取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不可能成功的。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中大谈什么"百花齐放"、"自然发展"本来就是十足的书生气发作。 何其芳说过，"不要勉强地用人工去造成支配性的形式"，"勉强地用人工造成的形式是不能持久的"。历史证明了何其芳的远见。但是在当时，这种观点无异于主张党不要介入文艺的发展，不要指手画脚。他没有看到：文艺政策只是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党的意识形态又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何其芳在不触及这个文艺方针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想只就形式问题谈论"百花齐放"当然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在何其芳的发表于1959年第1期《文学评论》的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得很明显。（2）何其芳反复申辩：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之下，各种形式可以并存：
民族形式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艺与中国广大人民结合的问题，因
此，凡是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能够为今天的中国人民服务的，无论 它是新形式或从新形式改造过来的，无论它是旧形式或从旧形式改造过来 的，都是民族形式。只有这样一个最高的也是最宽的标准。形式的基础是 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那就是只有从人民生 活中去获得文学原料，并使文学又转回去服务人民。
（49）、《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34页。重点号引加。
（50）何其芳在《处女地》1958年7月号上发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以后，招致了许多批评，此文系对于这些批评的回应。
问题是当"人民"的含义被界定得过于狭隘、过于阶级化时，在服务"人民"这个"内容"与"目的"的大前提下很难谈得上形式的百花齐放，也很难有何其芳所反复强调的形式的"自然发展"与"自然选择"。
与"百花齐放"有限还是无限同时进行的是形式是否具有政治性/阶级性的论争。有人认为文艺的形式不存在政治问题，可以"百花齐放"（被概括为"形式无关论"），而有些人则主张即使是形式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也不能百花齐放（所谓"形式要命论"）。
"形式无关论"的始作俑者是诗人雁翼。他在发表于《诗刊》58年第6期的《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中指出："’诗歌下放’，主要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至于形式，它只是表现思想内容的一种手段。"言下之意是：形式不存在"下放"（大众化）与否的问题，因为形式可以为不同的思想内容服务，没有政治性。"形式无关论"的实质在于在形式领域（但也只是在形式领域）倡导"百花齐放"，反对在形式问题上进行政治鉴定或阶级分类。形式无关论者指出；如果"形式问题"一个政治问题，那么，除"民歌体"以外的其他形式不是被判"死刑"了么？而且即使民歌体，也没有阶级性，敌人可用民歌体写，人民也可以用民歌体写。当我们在讨论着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的问题时，是不应该轻率地牵涉到阶级立场问题上去的，因为那样做，既不利于关于这些问题的自由论争，也不利于艺术上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自由发展，即不利于促进社会主义艺术的繁荣。（1）
如同"百花齐放"的情形相似，此类对于文艺形式的非政治性的辩护严格停留于形式领域，几乎所有人都不反对或不敢反对内容上、文艺方向上的政治标准与阶级标准。这样一种对于形式上的多元化或百花齐放的辩护是内在矛盾的、不彻底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非大众化的形式（知识分子腔、学生腔以及洋腔洋调）并不必然在内容上是反动的（郭沫若那些仿惠特曼式的诗在形式不是非常的洋腔洋调么？但是它在内容上则是非常革命的），但是它依然不能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因而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相抵牾。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放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或者，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
实际上，从"服务工农兵"这个宗旨出发批判 "形式无关论"或"形式百花齐放论"正是当时的文章通常采用的逻辑。针对"形式无关论"，李亚群、宋垒等人提出了"形式要命论"，认为洋腔洋调只能表现资产阶级思想（例子是艾青）；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用民歌体。"一个诗人，他的创作如果仅仅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客观效果，可以认为’形式无关’。如果诗人是立志为工农兵服务，立志以诗歌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他就会自觉地
（1）、除了何其芳的文章以外，"百花齐放"的观点还集中见于唐再兴与郑乃臧的《谈形式问题》以及力扬的《诗国上的百花齐放》。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
尽毕生努力去追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形式无关’论，实际上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格格不入的！"（1）"一个革命诗人，要使自己的诗歌为工农兵服务，不得不迫切地考虑到诗歌的形式能不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2）"工农兵方向"成为作家头上的紧箍咒。针对何其芳说的新诗要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宋垒也针锋相对地说：这个"基础本身就是分裂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口语，和劳动群众的口语有很大不同。"（3）这实际上是说，即使口语也是有阶级性的。形式的选择必须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大前提下进行，因此洋腔洋调或知识分子喜欢的形式（学生腔）是不能允许存在的。为工农兵服务当然就要在形式上也为工农兵考虑，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么？
思想改造与诗人的工人阶级化
与1958年的诗歌形式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是：在诗歌形式与发展方向尤其是新民歌的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是与世界观问题紧密关联的。或者说，对民歌的地位"估价不足"，说民歌体"有限制"（以何其芳为代表），新诗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主流"，说到底是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因而根本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思想改造的实质是消灭自我，重新做人，即所谓"脱资产阶级之胎，换知识分子之骨。"（4）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被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大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做社会主义的人必须从头做，参加它的建设，参加它的战斗。"（5）它首先要求知识分子灭绝"小我"，"我们绝对不要为自己写诗，绝对不要为个人主义打算写诗，这个顶重要啦！这不解决，是不行的。过去有很多人是为自己写诗的。不要为自己写诗，也不要为少数人写诗。我们要天天为人民写诗。"（6）
知识分子（"个人"，"少数人"）不属于"劳动人民"，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而在当时的语境中，脑力劳动不是劳动，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所以知识分子是"寄生虫"）。这样，知识分子改造的关键、世界观与阶级立场转变的关键是体力劳动化，要"参加劳动，种地、扫街、扫院子。"（7）劳动（体力劳动，下同）就是美，就是诗："劳动成了新民歌的支配一切的主题。诗歌劳动化了，劳动也诗歌化了，在过去的诗中，甚至在民歌中，谁歌颂过积（1）、宋垒：《不仅是对诗歌形式的态度》，《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48页。
（2）、（3）宋垒：《建立真正的现代格律诗》，《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56页、第158页。
（4）、骆文：《工农兵开一代诗风》，《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38页。
（5）、（6）、徐迟：《南泉诗会发言》，《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74页。
（7）、田间：《谈诗风》，《蜜蜂》1958年第7期。
肥送粪这样的事情呢？现在送粪进入了诗，而且充满了诗情画意。"（1）这段话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主张形式上百花齐放的沙鸥在《新诗的道路问题》中也认为："诗人们深入生活，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同劳动，同斗争，在火热的斗争中去了解和熟悉劳动群众；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是唯一的好办法。"（2）这个"好办法"概括起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劳动者化。"
邵荃麟的《门外谈诗》是论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认为，1953、1954年间的诗歌形式问题讨论"收获不大"，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个讨论和诗人深入群众改造自己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不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只是去讨论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艺术表现方法，那确是不会有多大的收获。"（3）可见，形式问题或诗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世界观不改造，身份不改变，诗风是无法解决的；而身份改造了，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他的作品还能够不大众化么？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非知识分子化，才能写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邵荃麟把这个所谓"最根本的问题"精要地概括为"诗人的工人阶级化"。这就是邵荃麟对"风格即人"的新解。他指出："既然’风格即是人’，那么，在这个社会主义时代中，你就先要做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人，一个革命的人，然后你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诗歌中丰富多彩的风格。"因此风格多样化的真正含义是"工人阶级的风格的多样化"。（4）
思想改造、身份转变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当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诗歌的语言或诗意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与阶级立场的问题，是谁是老师谁是学生的问题，是谁的思想感情健康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美学问题。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就会觉得工人阶级的感情是健康的而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劳动人民的语言（如"让高山低头，要洪水让路"）是最有诗意的而知识分子的文人雅趣是庸俗低级的。邵荃麟说："缺乏正确的、健康的思想感情，缺乏生活的知识，是不会产生出优美的诗歌语言的"，"语言的问题是和思想感情的问题分不开的。"知识分子所以喜欢用那种"沙龙式的语言"，"首先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就是沙龙式的。"（5）张光年《从工人诗歌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指出：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似乎只有清风、明月、远山、红树这些远离尘世的东西，才是最富于诗意的。工人群众的诗歌，有力地批驳了这种极端陈腐的美学观点。"比如"你是一支铁手臂，高呼口号举上天；你是一支大手笔，绘画祖国好春天"是多么的富有诗意！革命等于美、等于诗意。或者说革命高于美也高于诗意，革命是判断一切的标准，当然也是判断美和诗意的标准："在革命激情、劳动激情最热烈的地方，也就是美的诗（1）、周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
（2）、《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307页、第308页。
（3）、（4）、（5）邵荃麟：《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4期。
意最饱满、最强烈的地方。"（1）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最革命的，所以合乎逻辑地，他们才是真正的老师、诗歌的真正裁判。比如，对于诗歌好坏的判断是请一个老农民来唱，能唱的即为好诗，否则为坏诗。（2）这样，新诗歌的主流问题也用不着再讨论了：凡是被群众认为好的诗歌，受群众欢迎的诗歌，就是主流。最大众化的文学才是最美的、最主流的。"所有那些在狭小的圈子里’嘲风日，弄花草’、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痴狂，不管它多么玲珑精致，不管它是灰暗的还是明亮的，拿它们和民歌相比，特别是和我们大跃进的民歌相比的话，只有被列如下品去。"（3）这个文学的标准是反智主义的，它的逻辑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文化的。正如贺敬之说的：什么是诗人？什么是诗人的资格？诗人的最充足的条件不是他的文化修养而是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与劳动者身份。冉欲达说的："我们相信，艺术技巧不是什么少数’天才’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将要掌握它，像士兵掌握自己的枪一样熟练。"（4）他举例说，"滚珠不大点儿，安在节骨眼儿。骡马多省劲儿，乐坏车老板儿"，"多么亲切、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滚珠轴承化’这个伟大的技术革命运动，这是坐在大楼里，隔着玻璃窗看生活的某些知识分子所万万想不到、写不出来的。"（5）
邵荃麟的"诗人的工人阶级化"的观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广泛引用。成为（体力）劳动者、为工农兵写诗成了对于诗人的基本要求，否则要被剥夺诗人的身份与写诗的资格，或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比如在丁力看来，"坚持（为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倾向的人，如果看到劳动人民看不懂，听不懂，难道不感到疚心吗？"（6）其潜台词是：吃劳动人民的饭就必须为劳动人民写诗，如果你写的作品连你的人民（主人/恩人）都看不懂，就应该为此而感到羞愧，应当忏悔。这样，工人阶级化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的审查、规训与拷问最终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审查、自我规训与自我拷问。最典型的例子是徐迟与雁翼。徐迟在《南泉诗会发言》中沉痛地说："最近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蓝天里大雁飞回来，落下几个兰色的音符。’自己检查出来了，赶快划掉。"（引者戏言：是否应该改成"蓝天里大雁飞回来，落下几粒
（1）、《新诗歌的发展道路》，第2辑，第21-22页。
（2）、例子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72页。另据说有人把《人民文学》上的一首诗歌《给一条河》念给农民听，其中有这样几句："呵，我多想包起你，抱起你，紧紧的亲你，因为我们寻求你，已有多少世纪"。农民听了以后听不懂，一个妇女听懂了，说"臊死了"。这位所谓"听懂"的妇女一定联想到了男女之间床第之欢。这样的"鉴赏力"却被认为是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
（3）贺敬之语。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79页。
（4）、（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3页。
（6）、丁力《诗必须到群众中去》，《文艺报》1958年第7期。
可以肥田的鸟粪"？）（1）
雁翼例子或许更加典型。他曾经在《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指出新诗"有某种脱离群众的倾向"。（2）因其使用了"某种"一词而遭到猛烈的批评。之后，他终于在《红岩》杂志1959年5月号发表《对新诗歌发展的几点看法》的文章，深刻地检讨自己原先的观点是对新诗缺点的"严重估计不足"，而"造成对新诗的缺点估价不足的原因，是我较长时期离开了生活，听不进人民群众对新诗的要求与意见"，"忽视了首先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向广大的劳动人民学习。"他为自己"原来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吃惊！"此外，他还检讨了自己的诗"洋味很重"，认为"这是我的教训"。这种洋化的追求"反映在思想上，是忘记了叫谁看，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严重的。这不仅仅是文艺思想的问题，也是政治思想的问题。……这个严重的教训，我一生也不会忘记。"（3）这正可谓是通过新诗问题的争论达到成功地"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的一个十分"珍贵"的个案。
对于新民歌与新诗的评价也被提到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高度"。对于新民歌的任何保留观点（比如认为它"有限制"）就是与工农兵过不去。反过来，维护新诗就是维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当时争论不休的关于民歌是否具有"局限性"的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实际上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有人认为：与其说是民歌体有什么局限，还不如说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所谓"民歌的局限性不在民歌体里，而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有些认为新民歌没有任何局限的人看来，说新民歌有局限性的人简直就是故意捣乱，"向民歌找岔子。"丁力不客气地说："有人借口民歌有局限，来蔑视民歌，否定民歌"比如红百灵对于民歌的"轻蔑态度"正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观点。"（4）
有人甚至认为，新诗与民歌争谁是"主流"，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争文化领导权。比如愚公在《对〈新诗的道路问题〉一文的几点浅见》中指出："五四"以来的诗坛民歌是主流，革命的新诗是支流，洋化的新诗是逆流。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新诗拿出来与民歌争主流，"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肯定只有部分知识分子才喜欢的洋化诗的成绩"，"谁是主流之争，实质上是部分知识分子要为洋化诗争正统争领导权的问题。""在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争正统的问题，隐藏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打倒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并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民歌的问题。"（5）有人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诗坛，一直是被文人们所独占，民歌的解放也就是劳动人民的解放，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傅东华在《谈谈民歌的过去未来》一文中回顾了民歌的历史，认为民歌（1）、《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66页。
（2）、《星星诗刊》，1958年第6期。
（3）、《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96-99页。
（4）、《也谈新诗的道路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33页。
（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99页。
的命运是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民是奴隶，所以民歌也必然被埋没或盗用，"直要等到民歌作者的人身得到解放，民歌方才能够甩掉这种可悲的命运，而扬眉吐气起来"，新中国人民做了主人，所以民歌当然也翻身解放。由于民歌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因而对于民歌的任何保留态度就是对于人民的主人公地位或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挑战，这种与人民争夺领导权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傅东华看来，敢于说民歌有"局限"的知识分子"他们看见新民歌的声势浩大，生怕自己头上的桂冠要被摘掉"，这才对民歌"吹毛求疵"。这种"歪曲的理论"当然挡不住民歌的历史潮流，因为"新民歌有它的社会基础，也有它的历史基础"，"诗歌的发展道路与整个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人民必然是社会的主人因而自然也是诗歌的主人。（1）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我者倡逆我着亡。
话说到这个份上，争论当然也就无法有效进行了。因为谁都明白，新民歌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这在当时大家给它戴的"桂冠"中体现无遗："工农兵的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走向共产主义文学的道路"等等。这些"定义"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新民歌变成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一个工农兵当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民歌的合法性还允许置疑么？新民歌因沾了"共产主义"、"大跃进"、"人民"的光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谁反对新民歌或对它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人民。
至此，从30年代开始的从知识分子的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历程终于走向了它的顶点：大众是文学艺术的绝对审判官。回顾一下，在30年代的讨论中（无论是大众化还是民族形式）虽然都指出了新文艺没有深入民间的缺点，但是其主流并没有走到认为大众就是文艺的最后裁判的地步，它没有否定新文艺的成绩，没有否定借鉴外国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坚持化大众与大众化（启蒙大众与深入大众）的结合，还没有把"大众"神化。不要说何其芳认为新文艺不够大众化的"责任不应该单独由新文学来负，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一般大众的文化水准的低下。"（2）就是周扬、潘梓年这样的左翼人士也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3）相反，持激进大众化与民歌化的向冰林（赵纪彬）倒显得比较孤立。（4）如果说在30年代，人们还敢于说在知识分子深入劳动群众的同时，
（1）、1959年1月7日《文汇报》。
（2）、《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五号。
（3）、参见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17页。
（4）、他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提出大众性是民族性的核心，把维护新诗传统的人驳斥为"新国粹主义"。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受到葛一虹、郭沫若等批评，在1940年4月的一个座谈会上，参加者有叶以群、葛一虹、潘梓年、向冰林等，向在会上是非常孤立的。参见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笔记》等，均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
劳动群众也要逐步提高文化水平；那么，到58、59年，已经几乎没有人敢说大众提高文化知识的必要性，一旦有这样的言论也会立即引来批判。（1）
我们必须把诗人的"工人阶级化"看做是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改造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实践的核心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文化人格以及审美-艺术个性的全面规训，借此确立新的统一的文化-文艺规范，把作家的艺术个性纳入同一框架中。1949年以后先后发生的此类大重要的规训事件先后有：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其间还有许多小的事件。如批评作家萧也牧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1951年）、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讨论（1952年）、对路翎及其作品的批判（1952）、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批判（1955年）、对秦兆阳的"中间人物论"的批判（1956年）、典型问题的讨论（1956年）、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的批判（1957年），特别是1957年文艺届的"反右派运动"。这些或大或小的文艺运动与事件使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地或被迫地扼杀自己的精神主体性与艺术个性。
我们必须注意到建国后这一系列文艺届的批判事件的规训效果。经历了这些运动的作家都纷纷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独特的政治立场与文化-艺术个性，大都走向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示和要求的道路--工农兵化、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当1958年党发动新民歌运动，号召新诗作者向工农兵学习，走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道路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投入到其创作中，以新民歌的美学特征来限制自己的艺术个性。当时关于新民歌长达两年的讨论几乎都是在"阐述"所号召的"工农兵化"、"向民歌学习"，所谓"争论"就是这个框架中的略有差异的"阐述"而已。很少有人彻底地质疑这个框架。
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将新民歌的胜利、将政治化的"大众话语"对于五
（82）、力扬曾经指出，"我认为提高民歌的质量、扩大民歌的境界，关键的问题在于提高民歌的主人--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力扬：《关于诗歌发展的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26页）卞之琳也认为，随着新诗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诗会"逐渐合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57-58页）。对此，王永生气愤地指出，卞之琳"把所以能’合流’的原因，比较偏重于’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接受新诗影响的可能性加大’这一方面，……好象主要的问题不在其他方面，而在于’文化水平’问题似的"，"究竟怎样才叫’合流’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诗人们的继续深入生活，加强思想改造与锻炼，做到思想感情的彻底变化，做到与劳动人民共呼吸，同爱憎。"也就是说，要让知识分子被劳动人民"合"掉而不能相反让劳动人民被知识分子"化"掉。
四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视作"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全面断送。"（1）
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前提是，建国以后，尤其是反右与大跃进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文化、文艺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是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的中断，因而也是现代性的中断。这是一个在80年代流行一时的知识-话语型。这个知识-话语型得以成立的预设前提是：五四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因而对于五四的背离就是对于一般现代性的背离。但是我们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把现代性理解为具有多种形态与变体的规划，而五四现代性规划只是现代性形态之一；那么，五四现代性规划的中断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本身的中断，而是意味着现代性形态或方向的转变。同样，新民歌对于五四新诗的征服以及大众话语对于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中断的必然标志，而是现代性形态转换的标志。我这样说的理由首先是，1958年前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虽然偏离了五四的启蒙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规划，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与实践依然没有彻底放弃现代性的逻辑--比如线形的时间-历史观念，对于"新"与"发展"的狂热追求（新民歌运动中反复地突出"新"、"改天换地"即是明证）。其次，新民歌运动中的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同样是一种现代现象，前现代传统中国社会中占据主流的恰恰是儒家的精英主义。何况50年代（以及文革期间）的反智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反智主义之处在于：它是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共产党的建国方略--民众动员--的文化表达（如果不是这样，它的范围之广大、力量之强大将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它是一种现代现象，所以它的危害才如此巨大。学术界之所以长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是向前现代专制主义的倒退，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现代性是一个复数名词，同时也是一个中性（在价值上）名词。他们把现代/古代的二元论对应于自由民主/专制主义的二元论。结论是：凡是专制的必然是前现代的或传统的。实际上，现代性并不是自由民主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现代专制主义。我以为改革开放以前的极左专制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不否定结合了传统的专制主义因素），因为不但它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的，而且它的国体也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对于现代性的形态进行仔细的分辨，厘清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为什么一度走入了现代专制主义，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是何种类型的现代性绘画，如何实现这种现代性规划。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4
一、浓妆淡抹总相宜――音乐与诗歌的关联
同样和孔子相关，电影《孔子》的主题曲《幽兰操》，相信大家都听过。其曲原名《猗兰操》。关于其来源，宋郑樵所著《通志》卷四十九《乐略》第一章有述：“《猗兰操》亦日《幽兰操》。世言孔子作。孔子伤不逄时，以兰荠麦自喻，且云：我虽不用，于我何伤？言霜雪之时，荠麦乃茂，兰者取其芬香也。今此操只言猗兰，盖省辞也。”
有诗如此，有乐如此，夫复何求？由此可见，诗歌与音乐确实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此《尚书・虞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此外，从诗歌的起源看，诗歌与音乐也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众所周知，文学诞生于以劳动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活动，最早的文学样式是原始劳动歌谣。诗歌的韵律来源于起伏间歇的劳动呼声，生产劳动的内容是诗歌最早的内容，即劳动产生了最早的文学样式――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后来诗歌逐渐脱离了劳动生产，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可是诗歌还是和乐演唱的，如汉朝乐府诗的出现可见一斑。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音乐与诗歌教学融合
长期以来，我们在诗歌教学中，总习惯于清读或者在网上下载朗读配音，教师更多的是给学生讲授技巧、手法。而音乐的作用可以点燃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诗歌教学中穿越时空，与《国风》《离骚》共舞，与唐风宋韵元曲共鸣。有如此激情，何愁学生不会喜欢诗歌？
1.利用现有的音乐资源，引发学生对于诗歌的兴趣
无论是古体诗、近体诗还是现代诗，如果教师能把诗歌唱出来，那么学生对于诗歌学习的兴趣就能油然而生。其实，把诗歌改编成歌曲的例子有很多。如李清照的《一剪梅》，李煜的《虞美人》，陆游的《钗头凤》，岳飞的《满江红》，柳永的《雨霖铃》，苏轼的《水调歌头》，孔子的《幽兰操》等等。可以想象，在语文课堂上，师生一起伴着悠扬的旋律，唱起雅致的诗歌，仿佛刹那间置身诗风氤氲的先秦，重温诗歌巅峰的唐风宋韵，与生同乐，优哉游哉！
2.尝试配乐朗读，开启诗歌教学的大门
朗读诗歌，可以配上相应的音乐。笔者在教学杜甫的《咏怀古迹》时，有感于王昭君的悲惨身世，尝试寻找不同的配乐，用不同的方式去朗诵。最后选定的配乐有三首，一首是林海的《琵琶语》，一首是日本陶陨大师宗次郎的《故乡的原风景》，一首是中国古典名曲《昭君怨》。三首配乐都很好，很难取舍。我最后决定同时用上这三首配乐，在导入诗歌时用的是《昭君怨》，配乐朗诵时用的是《故乡的原风景》，文章结尾点明昭君和杜甫的共同悲剧时用的是《琵琶语》。在凄美的乐声里，师生一起学会了鉴赏诗歌的方法，了解主人公悲剧的来源和情怀，也得到了情感的熏陶。
三、千树万树梨花开――乐在诗歌教学中的运用
诗歌教学的方式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同样一首诗歌，选择不同的配乐，就可以读出不一样的味道。
1.根据诗歌的内容和情感选择合适的配乐
选择什么样的配乐，往往取决于诗歌的内容和情感。诗歌内容或军旅边塞、或思乡怀远、或闺怨怀人、或山水田园，情感或喜或怒或哀或乐，这些就需要配乐的节奏或轻重缓急，旋律或轻快悲抑。一般来说，诗歌内容积极向上，情感热情奔放的，大多选择节奏轻快、乐音高亢的乐曲作为配乐；而对于内容消极低沉、情感悲愤抑郁的诗歌，更适合选择节奏缓慢、乐音低徊的乐曲作为配乐。
2.根据诗歌类型确定不同的配乐
按照形式来分，诗歌可分为古体诗、近体诗、现代诗等。而按照诗歌的篇幅来分，大致分为长短两类。一般对于篇幅较短的诗歌，如绝句，可配可不配；而对于篇幅中等和较长的，更适宜于使用配乐。我们在选择配乐时，对于楚辞、骈赋类，更倾向于古筝、琵琶类的配乐。对于唐诗、宋词之类，可以选择钢琴类的配乐。而对于现代诗歌，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大，就可以选择古典音乐，还可以选择一些歌曲作为配乐。
3.根据诗歌的声韵特点选择不同的配乐
诗歌的声律，主要包括诗歌的节奏、押韵、平仄、句读以及造成节奏的修辞如排比、对仗等音乐要素。因此，我们在选择配乐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特点来选择合适的音乐。而所谓诗的节奏，它往往是生活节奏与诗人情感节奏的艺术化反映，它是指诗歌语言音调的轻重抑扬和音节的长短疾徐的有规律的交替反复。
四、眉深浅入时无――诗歌教学中选取音乐的原则
1.实用原则
配乐不是越好听越适合作为配乐，切忌华而不实。美妙动听的配乐有很多，但很多并不适合作为配乐。如《天空之城》《彩云追月》等，这些乐曲固然妙不可言，但是它们要么过于唯美，要么过于严肃，要么过于大众化，作为配乐是很不适合的。
2.就近原则
可以选择一些你所熟知的轻音乐作为配乐，如果临时选择一些不是很熟悉的轻音乐来配乐，很容易在配乐的过程中发现配乐只是开头适合，而中间和结尾很容易破坏诗歌的意境。
3.适配原则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5
关键词：车延高诗歌民间情怀
武汉诗人车延高因诗集《向往温暖》而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但由于他的官员特殊身份，其诗歌创作一时间引起了网络的讨论热潮。在网友们过度放大的“羊羔体“诗歌现象的背后，车延高的一系列作品也被更多人所探讨研究。作为官员，他往往会因其个人经历，主动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作为诗人，他在追求现代诗歌艺术美的同时，常常寄托了自己关注现实生活的民间情怀。官员诗人车延高的诗歌作品因其独有的个人生命体验，蕴含着作者细腻的民间情怀与纯粹的精神追求。
一
作为一名诗人，车延高自发地关注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自觉地表现出对于底层民众生活的同情。“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他有多少知识积累，他有多少生活积累。而正是你讲的具备或不具备那种包容性极大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超越、一种博大。”[1]车延高因其特殊人生体验，同时也因为自己对诗歌艺术美的追求，他自觉地从民间视角出发，在诗歌中还原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进而表现出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他内心所聚集的民间情怀。
在车延高的一些诗歌中，他直面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语境与精神状态，体现出一种真诚的民间情怀。“那时我咬着牙齿发誓/长大了，把祖国种满麦子/让我的妈妈天天吃上馒头/妈妈可怜，没有等到这一天/她提前住进了墓地/死前她反复叮嘱：别占地/多种些麦子/所以坟修的简单，就一堆土”（《我咬着牙齿发誓》），在这首诗中，作者走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将那种原始的对像“妈妈”一样受饿受苦人民的同情转化为一种更有冲击力的表达。又如“还要攒多久，才能买一套自己盖得房子/他忘了脚手架上不能分神/果然踏空了，没有翅膀/成了自由落体…同居三年了，还没娶她/她脆弱，现在肯定把自己哭成了泪水/用手摸了一把脸，嘴角是咸的/突然感觉活着就是满足/城市户口，房子都不重要/心里一热，想扯着嗓子对她喊/不干了，咱们回去结婚/就种那五亩三分地/没喊出来/娶她的钱还没有攒够/还是熬几年吧…（《还是熬几年吧》）作为一名执政者，面对底层劳动人民艰苦的生存条件，作者无疑是痛心的，但是面对这个万千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生活缩影的“他”和“她”，作者又自觉地作为一名诗人借助诗歌表现出对底层劳苦人民的同情与关切之情。
在诗歌内容与诗人情感的表达中，车延高走进现实，关注生活，进而通过自身经验的积累回归诗歌创作的本质。作者善于抓住自己关注生活的某个小点，将对于现实事物的情感最终通过诗歌创作的独特写法回归到诗歌情感的本质表达。“情怀”是一个作家真正强大之处，车延高能够做到民间情怀与个人内心的结合，用真诚的心去体验民间生活。
二
诗人对于诗歌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对自己的内心追求也是持之以恒的。面对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车延高始终秉承着一种对于民间百态的人文关怀的理念，他关注社会，也对社会充满着希望之情。他在很多诗歌中通过一些意象的建构和语言的描绘来营造诗意的氛围，通过成熟的诗歌形式进而传达出自己对社会所想表达的人文关怀以及自己个人的精神追求。车延高擅长于通过平白简单的话语与真切感人的意境的诗歌技巧来感染读者。
车延高的很多作品都是从寻常百姓的生活出发，从小处入手，从而表达自己对社会特定对象的关注与关怀，他的诗歌里面，有着感恩、有着善念、有着同情、也有着希望。如“北漂，北漂，玫瑰和罂粟同在艺术的花圃里/美女的微笑，躲避魔鬼和天使/北漂，北漂，一批青年揣着今天赌明天/穿梭在梦和现实之间”（《北漂，北漂》）面对这些北漂族，他不是简单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现状，除此之外，还有着一种对于生活的希冀之情。诗人借助“玫瑰”、“罂粟”、“魔鬼和天使”等意象，通过特殊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表达了对这些穿梭在梦与现实间的年轻人表达了一种惆怅与关切之情。又如“他心里明白，自己从事的不是技术活儿/只是谋生的简单劳动/就因为别人瞧不起，不愿干/他才端了这个饭碗/不过他觉得这活儿挺好…他认为这时的社会很平等/自己就是自行车眼里的白求恩/挺光荣的。”（《凭自己劳动挣钱》）修车的“他”没拿政府低保，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自我认同感，这里诗人虽没直接对其发表看法，但是在诗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类人的关切之情。再比如“管道工、环卫工、抢险队员忘了白天和黑夜/一种责任被告急的电话呼来唤去/这些为百姓分忧的人成了最可爱的人/铲雪路上，抢先现场/他们否定了一场场大雪的恶作剧/又被大雪否定…你看到的，是中国大地上真正意义上的雪人/你会记住这些平常被忽略和省略的人/怎样在冰天雪地里放大劳动/把自己写成一个很小很小的惊叹号”（《今天，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平白语言下的抢险画面，诗人并没有刻意渲染，借助比喻的手法，以及对意象“惊叹号”的建构，很形象的就表达出了作者对于这些抢险人员的赞美之情。
诗人惯于借助这些特定社会群体的位置思考，透过平实的语言，将那些质朴的情感通过诗歌的艺术表达手法引起读者的共鸣。对于整个社会，作者的情感有感激，有同情，有希冀也有着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
车延高在诗歌创作中追求的的是以一种平白的语言来表达自内心一种厚重情感。湖北乡土诗人田禾和车延高在白话诗诗歌创作这个方面有些相似之处，但两位民间诗人的作品风格也不尽相同。
诗人田禾的作品题材主要以乡土人情为主，涉及的范围相对狭小一些，他的诗歌题材往往都是一些比较具象的事物。如诗集《大风口》主要表达的就是诗人的乡土情结。而诗人车延高的诗歌题材很广泛，其中很多都包含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描写，也有很多题材涉及到乡土城市化进程中相对处于社会的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当然还有作者其他关于历史，宗教的看法。后者的诗歌在题材方面相对广泛，因而在诗风方面，后者更贴近现代的社会生活。
在情感表达方面，诗人田禾的作品是饱含着作者的浓烈情感的，作者的情感表达方式较为奔放有力。如“别人唱故乡，我不会唱/我只能写/写不出来就喊/喊我的故乡/用心喊，用笔喊，用我的破嗓子喊/只有喊出声，喊出泪，喊出血/故乡才能听见我颤抖的声音。”田禾对于故乡的情感是浓郁纯粹且直观表达出来的，他对于故乡表达的情感往往是厚重而深远的。而诗人车延高的作品很少会直接表露他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他往往是透过平实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特有的情节。他的诗歌总能从细节出发，尽量冠以零度情感表达方式，冷静克制但实则有些诙谐地表达出作者对于某些事物的看法。这点也正是他对现代诗歌艺术美追求的表现。“最高的塬垄上/用声带放牧羊群的汉子在听/那只与牛羊为伴的耳朵在听/白羊肚子毛巾揣着汗味在听/脱水的渭河使出最后力气/被芦苇漂白的苇丛依旧痴情/生态坐在不肯迁徙的卵石上/替一群不明就里的牛羊落泪。”（《唱过秦腔的渭河》）诗人尽量克制自己直观情感的外露，试图通过“耳朵”等意象，以及拟人等修辞手法，来表现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实。作者像一位旁观者还原现实生活情境，但是这种零度情感写作手法的使用相反让作者的民间情结得以通过形象诙谐的语言得以显现。
由于诗人独有的生命体验与人生经历不完全相同，诗人的写作风格也会有所差异。在车延高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现代诗歌形式美与艺术美的追求。车延高诗歌中的民间情怀借助诗歌载体有种现代美感。曾有学者评价车延高的诗歌：“我们都可能设想过，一个职业政府官员写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诗歌。在读了车延高先生的诗歌后，我想我们都会坚信他其实更是一位诗人。面对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的立场和观点从警惕、批判到肯定、拥抱，不一而足。诗人如何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对现代性的态度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困难既来自现代性意象的寻找、选择与美的表现，也来自现代性生活与情感审美的冲突等等。”[2]官员诗人车延高的以他独有的生命体验，借助现代诗歌的外在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民间情怀。
参考文献：
[1]：生命体验・民间情怀・局外人/对话录.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六期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6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艾青连续用了八次“在……之后”，这是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一个特例，是一个诗艺的创造。诗歌中常常运用反复的手法，但是在短短的一个诗节中反复八次是罕见的。反复，一般是运用于诗歌内不同的小节之间，用于韵脚的一唱三叹，而这种见于句首与句尾中间嵌入一个完整的主谓句型的介词结构，并由此排比而成句群，是中国传统诗歌中没有的表现方法。细细品味，笔者以为这种介词入诗的创造性用法妙处有如下几点：
其一，这是一首在抒情中包含大量叙事性因素的诗歌，如何在抒发感情的过程中把需要叙述的内容安置好颇为不易，艾青的手法是高超的。在这一段首尾两句的反复抒情之间，嵌入了一大段关于大堰河日常劳作与生活的叙述内容，如何让它符合诗歌的形式规律，是煞费周章的事情。首先要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叙事手段，因为这首诗不是一种因果叙事，只是对“我”心中的不能忘怀的人――那个母亲，那个辛勤、无私忘我的劳动妇女的追忆与思念，并由此而完成一曲关于勤劳朴素的中国农村女人的颂歌。可是，烧火、煮饭、缝补、捉虱子这些琐碎、繁杂的家务事与追求咏叹效果的优美的诗歌形式似乎是矛盾的，这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组织安排，要给它们一个妥当的框架结构。于是，艾青创造性地寻找到介词排比的句式，把琐碎的内容整饬地变成了咏唱过程，镶嵌于其中的事情由此变得像珍珠一样辉耀。
其二，“在……之后”的介词结构的选用，完成了一个小的语言结构与大的叙述容量的艺术辩证。“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的动作过程是一种体贴、是一个个细致的关怀的表现，是母爱在微弱的灯下的强烈的闪耀。这些有着完整的主谓结构的介词宾语，充满着生命的关爱，被一个个小小的无生命介词结构统帅、覆盖着。但是这里面包裹着小人物的巨大、重要的生命内容。我们读这首诗歌，就是要完成对一个个介词结构的剥离，让一种高贵而寻常的品质逐渐地显示、联缀、累积而成一个高大的母性形象。这种以小涵大的方式，正适合大堰河这样的普通劳动妇女形象的塑造。
其三，这是一种画面式的布置。我们知道艾青是一个深谙绘画艺术的诗人，在现代诗人中，他的诗歌的画面感极为强烈。如何将事实变成画面、并将其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是艾青的独特的艺术手段。八个“在……之后”形成八个鲜明的画面，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灶火的红光映照在大堰河的脸上，看到大堰河容不得灰尘的整洁的习惯，看到农家向晚时候的锅灶里溢出的食物气味如何召唤男人们回家，看到大堰河和她的家人的简朴的晚餐，看到她用一针针、一线线去缝补生活的破绽，看到大堰河在衣缝中寻找虱子以免除家人第二天受骚扰，也看到大堰河拾起鸡蛋时候仿佛看到了即将换取油盐、火柴的喜悦……
其四，这首诗是艾青在狱中完成的，他站在牢狱的窗口，眼前浮现出幼时的生活。这回忆既是一种重复，又是一种重复中的变化：重复的是大堰河不断浮现在追念、抒情中的形象，变化着的是她的一刻不停的劳作方式与内容。“在……之后”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想象画面程序：时间性标志与动作的空间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完成的是跳跃的形象与谨严的逻辑。“在……之后”提供了跳跃性想象的框架，也提供了时空连接的顺序，一个从傍晚到黎明怀着挚爱的劳动者的生活时段。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7
关键词：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赞美这一天》赞歌
一、引言
非裔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elizabethalexander，1962年—）1962年出生于纽约哈勒姆，在华盛顿长大，1984年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后在波士顿大学主攻诗歌，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2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亚历山大返回耶鲁大学教授非裔美国学和英语，现为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亚历山大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09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那一天，亚历山大应邀诵读为这一时刻特别创作的应景诗《赞美这一天》（praiseSongfortheDay），赢得世人瞩目。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由非裔女诗人献诗自然意义非凡。亚历山大是第三位在总统就职典礼上诵诗的诗人，在此之前，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1874年—1963年）曾于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诵诗，玛雅·安杰罗（mayaangelou，1928年—）和米勒·威廉斯（millerwilliams，1930年—）分别在比尔·克林顿总统1993年和1997年两次就职典礼上诵诗。这几位诗人都在美国诗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声名赫赫的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将受到同时代和后来学者、诗人的关注。
二、《赞美这一天》的平凡与不凡
《赞美这一天》全诗简短有序，共分为十四部分，其中的十个部分均只包括一句话。整首诗文辞朴实精炼，读起来平易亲切，恰如朋友间的娓娓道来，或是邻里们的畅所欲言。
诗中谈到社会中各行各业工作的人们，是一首普通劳动人民的赞歌。诗中有缝补衣物的工人，有修补轮胎的工人，有打击油鼓的人，有修建公路的人，有建筑桥梁的人，有拾棉花和割莴苣的人，还有高楼大厦的建筑工人及里面的清洁工人等。如此，不禁让读者联想到另一位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whitman，1819年—1892年）。《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iHearamericanSinging）一诗收录在《草叶集》中，诗中不吝陈词，歌颂辛勤工作在美国各个普通岗位上的平凡劳动人民：
ihearamericansinging，thevariedcarolsihear：
thosemechanics，eachonesinginghis，asitshouldbeblitheandstrong，
thecarpentersinginghisashemeasureshisplankorbeam，
themasonsinginghisashemakesreadyforwork，orleavesoffwork...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听见各种不同的欢歌：
机工在欢歌，各自唱着自己的歌，歌声快乐而高亢，
石工在准备上工或歇工时唱着他的歌……
（赵萝蕤译）[1]98-99
接着诗人依次描述了“船夫”（theboatman）、“水手”（thedeckhand）、“鞋匠”（theshoemaker）、“帽匠”（thehatter）、“伐木工”（thewood-cutter）、“农家子”（theploughboy）、“母亲”（themother）、“年轻的妻子”（theyoungwife）和“少女”（thegirl）等众多劳动人民勤奋劳动、愉快创业的繁荣景象。
由此看来，亚历山大的《赞美这一天》与惠特曼的《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都匠心独具地赞唱平凡劳动者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惠特曼的诗风自不必说，向来洒脱不拘、气势磅礴，诵读起来铿锵有力、节奏感强；虽是自由诗体，诗行参差，不求押韵，但节拍的起伏可以在大声诵读中清晰感受到。惠特曼排山倒海式的长句和列举使得主题鲜明突出，与之相比，亚历山大的《赞美这一天》更显得宁谧安静，细水长流。这里不是铿锵的重金属，而是绵柔的小夜曲。现在读者能有幸通过网络视频观赏到亚历山大初次诵读这首诗时的风姿，领略到诗人自己朗诵这首诗时的风采。诗人用平稳有序的语气诵读，不卑不亢、优雅大方。
在《赞美这一天》中，诗人引入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以及“在等公共汽车”的母子，诸如此类，恰似一张社会缩略图，平凡而贴近生活，读时让人心生踏实、亲切之感。诗人指出：“许多人为了今天而献身”（manyhavediedforthisday），因此要“歌颂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死者的名字”（singthenamesofthedeadwhobroughtushere）[2]。的确，“这一天”来之不易，这一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宣誓就职的日子。此前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中赞颂先辈们的创业精神，他说这些实干家、创造者中，有一些人名留青史（somecelebrated），但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地工作着（butmoreoftenmenandwomenobscureintheirlabor）。亚历山大特为此次庆典作的这首应景诗与之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赞美这一天》的收尾部分提到了几种人的生活态度，有的人“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Lovethyneighborasthyself”），有的人“首先不做伤害人的事”（“firstdonoharm”），有的人“不取你多余的东西”（“takenomorethanyouneed”）[2]。诗人呼吁构建和谐友爱的社会，诗人认为“最强大的词语就是爱”（whatifthemightiestwordislove），诗人认为只有超越婚姻、孝顺、民族的爱才能引领人们到达充满光明的未来。女诗人用晓畅雅致且亲切乐观的态度吟诵着平凡生活中充满爱意、和谐的点点滴滴，赞美着普通男女辛勤编织幸福生活时的分分秒秒。这一天来之不易，这一天是多少代父辈积累而来的财富，在光华四射的今天，一切成就皆有可能造就，诗人语言：“任何事情都可以造就得出来，任何语句都可以开始说出来”（anythingcanbemade，anysentencebegun）。
三、结语
在《赞美这一天》中，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将平凡生活的点滴细节引入诗歌创作中，风格朴实低调而又清新真挚。在诗人追忆往昔、赞美当下、憧憬未来的视角转换中，读者犹如品着一杯幽香淡雅的茶，余味无穷。与此同时，诗人构建了连通古今的桥梁，在诗歌问世时有限的那一天，也铺开了品评历史、展望未来的大舞台。在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的盛大场合，亚历山大敢于将日常生活的平凡瞬间融入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诗歌当中。踏实苦干的平凡劳动者贡献着飞速发展新社会的不凡，质朴典雅的女诗人也诠释着诗歌艺术的卓著。《赞美这一天》体现了平凡生活对美国民主进步的不可低估的影响，也表达了诗人对走向光明未来的信心。
参考文献：
[1]蒋洪新.英美诗歌选读[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8
关键词:采莲;采莲女;唐诗中的采莲女
中图分类号:i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09-02
自屈原《离骚》留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名句后,采莲便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题材了。盛唐这个诗的国度,自然不乏名家对其的再度续写。俞香顺在《中国文学中的采莲主题研究》就说到:“到了唐代,采莲具备了丰富的象征功能。采莲成为南方水乡最具特征性、代表性的场景;采莲活动是南方女子最日常的劳动;采莲女是江南女子的代名词。”采莲女子不仅外表清丽脱俗,服饰美艳,而且内心情感真挚丰沛,可以说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
一、外饰美艳的莲女形象
(一)“翠钿红袖”――服饰华美的采莲女
采莲作为一种农事活动,从常理来讲,从事者本该身着粗布衣衫,一方面可以抵御炎炎烈日的灼伤,另一方面也能经得起繁重劳动的磨损。但是采莲女子却大多身着华服靓裳,因此她们在进行采摘劳动时就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如郑值摹恫闪曲》就有:“罗带石榴裙”,寥寥数笔就将一个美艳女子的着装与配饰刻画出来,简单又不失雅致;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歌》:“兰膏坠发红玉春,燕钗拖颈抛盘云。”对采莲女子的发式描写堪称典范;张籍《相和歌辞・采莲曲》:“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妆梳浅。”作者笔下的采莲女子则完全一副慵懒自然的形象。
采莲女子之所以外表美丽,首先是由于其渴望得到爱情,因此在劳动前会有意修饰自己的容貌,以期在外出时能遇到自己的意中人。其他类型的劳动妇女是无此待遇的。一般来说,能身著华丽服饰的女子大多为有地位的人,但是采莲女只是劳动妇女的一员,有此待遇是不符实情的。之所以如此,还与文人有意的加工与美化有关。文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总会对所写对象给与进一步的提炼与加工,使人物形象更加完美。在这两方原因的共同推动下,采莲女形象便完美的获得了。
(二)“齐菡萏,双婵娟”――如莲花般美丽的采莲女
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合一的审美观念,他认为审美主体与对象经常处在一种物我不分、交融统一的状态中。同样,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如人,人如莲花,二者的形象相互辉映。
如齐己《相和歌辞・采莲曲》:“越江女,越江莲,齐菡萏,双婵娟。”在意象的并置中采莲女的形象与莲花的形象便和谐统一在一起了。又如王昌龄《越女》:“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诗人笔下的莲女一派天真浪漫,进一步表明花与人气质相仿;再如其《采莲曲二首》其三:“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人并不从正面描绘,而是用与荷叶一样绿的罗裙、与荷花一样红的脸庞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表现出采莲女天真烂漫、朝气蓬勃的性格,富有清丽脱俗、动态之美。兼具素朴和美艳的风致。
众所周知,莲花以白色和粉红居多,故而其色泽与女子白净、粉嫩的脸庞和清新自然的触感是和谐一致的。唐代诗人找到了采莲女与莲花这二者的共性,将二者并置,相互衬托,相得益彰,人、景、情完美的交融。其次,二者的生命都是极为短暂,采莲女的青春与莲花之美均容易消逝,也许诗人们融入了一种对青春与生命稍纵即逝的感慨在里面。
(三)“采采乘日暮”――遗落在人间的“水上仙子”
采莲女子形象高洁,举止也异于常人。她们独来独往,曼妙绝伦的穿行在无边的水上,让人不禁回想起曹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佳句。并且她们一般都出没在日暮时分烟波浩渺的水面上,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水上仙子惹人怜爱。
如储光羲的《采莲词》:“独往方自得,耻邀淇上姝。……采采乘日暮,不思贤与愚。”诗人笔下的采莲女形象是如此的孤、独、高洁,“采采”一词因为化用《诗经》中的句子,读来让人更觉韵味悠远绵长;再如齐己的《采莲曲》:“薄暮归去来,苎萝生碧烟。”她们驾着一叶小舟飘荡在苍茫的暮色里,给人一种飘渺隔世之感。显然,在诗人的笔下,采莲女子渐渐地被赋予了神化或者是仙化的意味。通过赋予她一个高贵脱俗的形象,来表达出对理想中美好女性的赞美。
将一般的民间农妇神化甚至仙化,不容置疑与文人的刻意为之是有关系的。刘庆秀在《论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中指出:“文人拟作多讲自己性别转化为女性,以女性的视角和心理机制切入作品。”所以我们可以推断与诗人的创作心态以及主观心理感受的人融入有关,可能他们赞赏的是此种形象,也可能是他们在以莲女形象自比,希望自己能如此类形象般“遗世而独立”。
二、直抒内情的采莲女子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即有这样的话:“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封建社会,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是要严格恪守“礼”的要求的。但是在莲女身上,我们看不到礼对她们的约束,她们率性而为,大胆的向意中人表白自己的心迹;她们内心情感丰沛,在对待爱情与婚姻问题上,敢于肯定自我,勇敢的提出了“同心”的爱情观;这些敢于反叛,高扬个性的、光彩照人的采莲女形象,生动鲜明的体现了唐代进步的女性意识。
(一)“贪看年少信船流”――真性情的采莲女
她们不矫揉造作,不遮遮掩掩,遇到心仪的对象便大胆的向其表白爱慕之情;她们天真可爱,率性而为,任自己的感情自然流露。这便是采莲女的“真性情”。
如皇甫松《采莲子二首》其二:“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画面中,采莲女出神地凝视着意中人,放任小船自由的漂流。这种大胆无邪的目光和“信船流”的痴情憨态,把采莲女纯真热情的鲜明个性和对爱情的真挚渴求,表现得惟妙惟肖。“抛莲子”这个充满戏谑、和爱慕的一掷,生动鲜活地将采莲女大胆热情的性格特点展现出来。同时“莲”谐音“怜”,一字双关,巧妙又直白地表露了自己的情思,饶有情趣。真“无端”乎?似有意耳!
再看白居易的《采莲曲》:“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全句体现着一种女子欲语又罢的婉转、低徊之美。诗人抓住少女欲语低头的羞涩神态,以及搔头落水的细节精心描绘,一个大胆含羞面带微笑的采莲女形象就树立在我们眼前了。自然天成,极尽真率。表面上看此女含蓄委婉,但实质上又带有水乡女子那种大胆直率的朴实风格。一个“笑”字便将自己的内心的情绪真实的表现出来了,别有一番情趣。
(二)“同心莲”与“同心侣”――采莲女的爱情观
采莲女这种至情至性的爱情观不仅以情为全部,也不仅只要求爱情的双方都有情,并且要志同道合,即“同心”。如徐彦伯的《相和歌辞・采莲曲》:“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感情真挚激越,表达了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再如王m的《江上有怀》:“采莲将欲寄同心,秋风落花空复情。”所采之莲就是为了寄给“同心”之人。
能觅得“同心侣”是采莲女的爱情理想。这种“同心”的爱情观是采莲女自主选择的结果,不必考虑门当户对的封建门第观念,也不必考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爱情的双方都是自由平等的,这样的爱情不受世俗的束缚。跟南朝乐府诗中不能把握爱情与命运的大多数女性比较来看,唐诗中的莲女不再是男人的附属品和婚姻的守望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叛逆和宣战,这些大胆的思想观念具有极为强烈的进步意义和社会影响。
虽然莲女们向往自由的爱情,一旦觅得意中人或已经成家,便会忠贞不屈,始终保持并维护着爱情的纯洁。如温庭筠的《相和歌辞・江南曲》:“不作浮萍生,宁作藕花死。”相较只能随波逐流浮萍,自己宁愿选择生命短暂的荷花:刚烈的性情,凸显了采莲女对爱与美的向往;再如李白的《湖边采莲妇》:“愿学秋胡妇,贞心比古松。”拿古松做比,表达了采莲女子对婚姻的绝对忠贞。
王运熙在《乐府诗述论》指出:“在那个(六朝)时代,在封建礼教强大的统治威力下,男女的正当爱情经常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许多无理的折磨和迫害;热烈而又大胆地歌唱了男女爱情的这类诗歌,就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这些提出莲女爱情观的唐诗,相较六朝大胆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便又有了一大进步。
(三)“争唱菱歌不肯休”――向往自由的采莲女
“采莲民歌即是伴随着采莲农事产生的一种创作。”莲歌或菱歌首先是一种农事之歌,它的演唱者一般为采莲女子。如同张籍在《采莲曲》所说的那样:“秋江岸边莲子多,采莲女儿凭船歌。”
从现实角度来看,采莲民歌可以缓解采莲活动的枯燥乏味。“在农业社会中,采摘是妇女最经常从事的劳动,而在采摘的过程中,为了缓解劳动的单调、重复,配合劳动的节奏,产生了异彩纷呈的采摘民歌。”如王勃的《相和歌辞・采莲归》:“采莲歌有节,采莲夜未歇。”由“夜未歇”一词可以判定采莲是一项很繁重的长时间劳动;再如郑值摹恫闪曲》:“不觉芳洲暮,菱歌处处闻。”伴随着动听的菱歌,不知不觉中,芳洲已暮了。
从感情角度来看,“唐代妇女基本上处于奴隶、半奴隶、、高级的状况,她们的被禁锢、窒息、摧残。”同样,内心寂寞、情绪抑郁的采莲女子,通过演唱菱歌或莲歌表达了她们对自由的追求与向往。先来看徐玄之的《采莲》:“长歌哀怨采莲归。”直接就点明了采莲女“长歌哀怨”,也许歌词中就带有哀怨之意,也许是借歌来抒发自己的“哀怨”;再如戎昱的《相和歌辞・采莲曲二首》:“争唱菱歌不肯休。”采莲女子她们一边采莲,一边唱歌,一个“争”字便将她们率直的性格和愉悦的心情展现了出来。在这灵动的、不受约束的歌声里,采莲女的思绪得以寄托在其中,自由自在的飘散在南湖上。
三、结语
唐代关于采莲女的诗歌,它们对采莲活动进行了的客观描写。这些不经意间将采莲活动记录下来的诗歌,对于研究唐代的农事活动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如张潮《采莲词》:“并著莲舟不畏风。”一个“并”字,表明了采莲是群体性的活动;并且她们的年龄一般很小,刘方平的《采莲曲》就有:“采莲从小惯,十五即乘潮”;采莲活动是十分艰辛的,稍有不慎便会伤到手指,此外采莲的时间也一般选择在傍晚。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就是,无论是李白、李颀、王昌龄还是温庭筠,他们笔下的采莲女子主要指吴越一代的女子。总的来说,人物形象的地域性与江南特色,语言的明白晓畅与朴素自然,使得唐代的采莲诗带有很浓郁的民歌气息。
参考文献:
[1]俞香顺.中国文学中的采莲主题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12).
[2]刘庆秀.论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07).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9
1、田园诗：
指以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篇。陶渊明的田园诗，多方面描写田园景色和农村生活，表现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也表现了诗人参与农村劳动的感受，以及与农民的愉快交往。本来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异趣，但随着南朝齐谢脁山水诗注意表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一般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可见其合流的趋势。
二、论述题
1、简述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参考答案：陶渊明的诗歌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咏史诗两类。田园诗多方面地描写了农村景色和农村生活，可分三方面：一部分表现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他自己悠然自得的心情;另一部分以极大的热情歌咏了农业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起来的友谊;还有一部分表现了农村的凋敝和自己的穷困生活，表达了自己安贫乐道的志趣，并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继承了阮籍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对时政的关心和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曲折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值得注意的是，田园诗有抒怀的内容，咏怀、咏史之作也不乏景物描写，两类诗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2、试说明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
参考答案：陶渊明诗歌的风格是平淡自然，他的田园诗集中表现了这一特色。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淡与醇美的统一，陶诗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意味隽永，淡而有味。二是情、景、理的统一，陶渊明善于用白描及写意的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成高远，不纯客观地刻画景物，在他的笔下景物总是饱含着诗人的感情，体现着诗人的性格，诗人常在抒情写景中用朴素的语言，说明一些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富于理趣，将兴寄与自然美融为一体。但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的作品，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精卫含微木)等。
关于劳动的诗歌篇10
关键词：诗歌阶级文学
艾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代表，其诗歌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较大关注。艾青的代表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创作于1933年，诗中艾青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对自己乳母大堰河的赞美与追思，深刻揭露了旧社会下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随着时代的变化，艾青的诗歌在文学史中的评价也发生着改变。本文将分阶段讨论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代表的艾青诗歌的文学史评价时代特点与接受流变。
一、与“左翼”话语策略的契合
《大堰河――我的保姆》诞生之初，便受到了两位颇具影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茅盾和胡风的关注。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对该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在写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时使用了细腻沉郁的笔调，而不像当时同主题的白话诗那样普遍缺乏表现上的深入与情绪上的热烈。
而另一位权威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胡风对于该诗从现实主义角度进行了剖析，肯定了艾青的创作价值：“健旺的东西原是潜在大众里面，当不会使他孤独的。”胡风更进一步剖析了艾青诗歌中的阶级性，认为该诗体现了诗人对于自己阶级的背叛。
在当时的“左翼”话语策略之下，文学批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阶级意识，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正与这一历史思潮相契合。在诗中，艾青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痛恨自己是地主的儿子，并对劳动人民乳母大堰河表达了无限的爱意。
艾青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自幼生长在乳母大堰河家中，与普通农民接触密切，因而能深刻体会到农民的辛劳。反观自己所出身的地主阶级，艾青认识到，农民出身的大堰河才是自己真正应该感念的母亲，于是他写诗歌颂大堰河，歌颂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善良的劳动人民。而这样的对于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的反叛思想，正是“左翼”话语策略之下与读者们的阅读期待相契合的思想。由此，该诗在“左翼”话语策略之下受到极大的关注与肯定，并为其走向“经典”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与条件。
二、战争之下的边缘化
《大堰河》出版不久后，中国进入了激烈的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民族抵御外辱情绪被点燃，此时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读者所需要的是激情洋溢的战争文学，需要的是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热烈文风，而诗中艾青对乳母的脉脉温情显然与这一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
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致对外，抗击敌国，这是家国之情怀，而不只是局限于国内的阶级斗争。诗中艾青所控诉的是农民阶级所遭遇的不幸，这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当时一致抗战的历史背景之下，人们无暇顾及国内阶级矛盾，所以诗中所反映的问题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可以得出结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因素使得该诗被边缘化。一是诗中对乳母无限的眷恋与温情无法满足抗战时期读者们所要的战斗激情与高昂的士气，二是当时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矛盾已远远超出了诗作中所反映的国内阶级矛盾。因此这一时期艾青的诗歌中，读者较为青睐诸如《黎明的通知》、《火把》和《雪里钻》等反映战争精神的诗歌，而《大堰河――我的保姆》则因为基调平和、温情被明显束之高阁，少有人问津。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价值重估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发展重回“左翼”、革命道路，并且现实主义成为唯一合理的创作准则，该诗歌在新文学史书写的热潮下，又重新得到重视。表现为，在新文学书写的热潮下，《大堰河――我的保姆》因其阶级性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再次得到高度关注。
当时的文学史对于该诗在阶级立场的问题上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艾青作了如下评价：“《大堰河》一首以真挚的感情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的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描绘了穷苦悲惨的旧中国农村，暗示着诗人对地主阶级的叛逆和回到农民中去的愿望。”[2]？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评论道，这首诗不仅属于艾青个人，更属于时代与社会。艾青背叛了他的家庭所属的地主阶级，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献给了中国广大勤劳质朴却深受苦难的劳动人民。
正是由于艾青在这首诗上所表现出的对所出身的地主阶级的背叛，使得其阶级立场在当时是站得住脚的。文学评论也倾向于将这一诗作为艾青阶级立场的自白书，同样由于它的阶级意义，此诗在“左翼”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文学评论的去政治化
20世纪80年代，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文艺评论去政治化，不再局限于阶级立场与政治价值取向。跳出了这一范畴，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该诗在诗的艺术与形式上进行了肯定。认为它全诗虽不押韵，但每一节的首尾句短小而重复，中间几行基本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长句，长短结合，利于确定基调与色彩，诗人得以尽情抒发与描摹，并赞誉艾青的诗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派的自由诗体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虽也对《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的阶级立场进行了肯定，但它将视野扩展到了诗作本身的艺术成就之上，对于艾青的自由诗体作出了极大的肯定。这使得该诗的文学价值更为丰富和饱满，而不只是一面阶级斗争的旗帜与意识形态的宣言书。
五、艾青创作之开端
大多数的文学史评价赋予了艾青的这首诗极高的地位，认为它是艾青诗歌创作的开端。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评价道，艾青的“芦笛”吹出的第一首歌便是给乳母大堰河的赞歌，作为起点，它密切联系着我们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与人民。
《大堰河――我的保姆》作为艾青创作起点的看法在近20年的艾青研究中相当流行，谢冕称此诗奠定了艾青诗创作的基石，杨匡汉、杨匡满称它是艾青诗歌的新纪元。诸如此类的评论都将它作为艾青写作的重要起点，可见此诗的文学史地位之高。也有一些文学史在注重探索艾青早期诗歌的同时，削弱了该诗作为艾青诗歌创作的开端意义，如程光炜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艾青与七月诗派》一章。
总体来说，文学史将它作为艾青的创作开端，这在赋予此诗极高的文学地位的同时肯定了艾青在此诗后创作的成熟。但无论是否作为艾青的创作起点，该诗始终是一个受重视的重要历史联结点。
六、经典地位之确认
作品通过入选不同时代的选本而被逐渐认可，作品的经典地位往往是通过不同选本而共同参与确认的。
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诗歌选本如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收入艾青的包括此诗在内的5首诗。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选本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收入艾青包括此诗在内的16首诗，其他重要选本如谢冕、杨匡汉的《中国新诗萃》、周兴红的《现代诗歌名篇选读》在收录艾青诗歌时均选入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
2000年以来的新诗选本，如杨晓民的《百年百首经典诗歌（1901-2000）》，只选入艾青的该首诗；张新颖的《中国新诗：1916-2000》与伊沙的《现代诗经》各收录艾青四首诗歌，其中均包括此诗。
以上的诗歌选本不论选入的诗歌篇目有多少，都无一例外地选入了该诗。而某些选本则体现出了对于此诗不同的价值取向，如闻一多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编订的《现代诗钞》，其中选入艾青11首诗，却没选入艾青的该诗。在远离战争和意识形态的西南，闻一多可以撇开政治等外在因素，专注于诗本身的艺术特色而进行选编，“可见，这首诗的重要性――至少在闻一多看来――并不在于其诗艺的成熟”。
七、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