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1
初识作者
林清玄，台湾高雄人，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学者。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海外版记者、《工商时报》经济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30岁前，林清玄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被誉为“得奖专业户”。他写作三十年，成书百余部。他坚持自然、厚味、有机的文学，因为他深信“有真感情，就有好文章”。他以慈悲为经，智慧为纬，编织文学的锦衣，因为他深信“有大思想，才有真文学”。林清玄的作品曾多次被中国台湾、大陆、香港及新加坡选入中小学教材，也多次被选入大学国文选，是国际华文世界被广泛阅读的作家。
林清玄的创作之路
对林清玄来说，走上写作之路，其实并非最初的愿望，最早，林清玄一直想当画家，甚至还跟着林崇汉画了一阵子。不过，走上写作的路，他倒没有一丝后悔，写作要自由得多，更能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所见、所思、所感。
7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8岁获得了全台湾儿童绘画赛优选奖，10岁就开始读小说，在初中时，他便坚定当作家和畅游世界的愿望。林清玄17岁在高中开始发表作品。
1972年，林清玄考取世界新专电影技术科，他在学校非常活跃，开始认真写稿，忙于创作。1973年，20岁的林清玄出版了第一本书《莲花开落》，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春火》《大地勇士》等小有名气的几十部剧本，只是后来在其散文的巨大光环下反而鲜为人知了。在大学时创办过《电影学报》，担任《奔流杂志》编辑，在《新闻人》周报任总主笔。在那段时候，他在文坛渐露头角，开始受到了瞩目。
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林清玄开始在新闻行业工作。林清玄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之一《中国时报》海外版记者、《工商时报》经济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位。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林清玄继续自己的写作。1979年起连续七次获台湾地区的文学奖。30岁前，林清玄得遍了台湾所有文学大奖，被誉为“得奖专业户”。
31岁，林清玄已是很成功的报人，在即将升为报社社长、发行人这一令人羡慕的职位时，为了不被报社事务牵连而继续少年时的作家梦，他辞职成为自由作家。
这以后，林清玄笔耕不辍，每天坚持创作3000字以上，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每年平均出版两三本以上的新书。林清玄是台湾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三十多年，他出版作品114部。他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他的散文集曾创一年中重印20多次的纪录。
林清玄的佛禅散文
32岁时，林清玄闭关修行，隐居山林。面对严酷的生存现实，很难设想精神的丰沃。面对纷纭的世界，受佛教影响的林清玄想通过佛禅去寻求现代人心灵疲惫痛苦的解脱，去感化人们内心的郁结，于是他之后写的不少文章就带有了佛禅色彩。
由于林清玄的散文劝人为善，他赢得了“精神导师”的美誉。有读者说读林清玄的散文“就像是为自己的心灵照一面镜子，更像是为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洗礼”。
林清玄在台湾还经常举办公益演讲，有300万人次听过林清玄的演讲，林清玄成为许多人的“心灵导师”。此外，他还创办了“林清玄教育文化基金会”，旨在帮助世人更好地生活。
林清玄的自我评价
林清玄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自己的30多年写作生涯：“第一个十年我才华横溢，‘贼光闪现’，令周边黯然失色；第二个十年，我终于‘宝光现形’，不再去抢风头，反而与身边的美丽相得益彰；进入第三个十年，繁华落尽见真醇，我进入了‘醇光初现’的阶段，真正体味到了境界之美。”
作品荟萃
《你心柔软，却有力量》
柔软的心最有力量。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超拔自我，在受伤的时候甚至能包容我们的伤口。
书中收录《生命的化妆》《迷路的云》《温一壶月光下酒》《黄昏菩提》《正向时刻》《求好》《有情十二贴》《不是茶》《柔软心》等48篇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
《白雪少年》
本书旨在教会读者为文时要善于观察，注意从日常生活的具体事物中寻找最佳切入点，如本书便是以“从母亲多年珍藏的我儿时的国语字典里，发现了一张泡泡糖纸”为切入点；要善于思考，学会从具体事物中发现或挖掘深刻的意蕴，就像作者从泡泡糖纸中看到了童年中的“白雪少年”及伟大的母爱一样。
《在云上》
有一些鸟，总在雨中歌唱；有些花，总在月光下开放；有一些鱼，总在优雅中遨游；有一种心境，总在繁忙中逍遥。绝境中还要飞行，逆风中还要穿云。在书中，作者告诉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金翅鸟。有无边的想象，不凡的心象，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平淡中，创造高峰。
《境明，千里皆明》
绘制细笔插画，配上清明有味的佛学散文，林清玄自选“菩提十书”精华。忙碌、茫然的现代人，随手翻阅，随时领悟。
经典书摘
我也愿学习蝴蝶，一再的蜕变，一再的祝愿，既不思虑，也不彷徨；既不回顾，也不忧伤。
――《境明，千里皆明》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
――《境明，千里皆明》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是一面清明纯净的镜子，是一粒掉落在土地上的麦子，是一支在旷野里飞行的箭，是一棵等待春天发芽的树――每一个少年都是一个世界。
――《白雪少年》
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
――《在云上》
当我知道每一个我，每一个自己都是稍纵即逝，下一个自己是全新的。这想法使我充满了启示，总使我有更深沉的感激、更非凡的勇气，去建造未来的自己。改变是可能的！开悟是可能的！从此时此地，走向康庄大道是可能的！
――《在云上》
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它不是从与别人比较中来的，而是自己人格与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你心柔软，却有力量》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2
在我的书架上，《吾土吾民》、《坡传》、《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文选》、《八十自叙》等书，是摆在“常用格”里的。十年前读过的，今天依然可以读出新意来，而且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记得上学时，大陆“现代文学”课程里，除了鲁迅作品注释里“占有”被批判的“席位”之外，语堂先生和钱钟书、沈从文、梁实秋、周作人诸先生一样，是不能上“正席”的。现在看来，这实在是政治的玩笑，文学的荒诞，时代的悲剧。
后来买到语堂先生女公子林太乙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一气读完，很是“解渴”，“走近”先生，品味其道德文章，只一声慨叹：一代大师，无可替代。
林太乙说：“我在这部传记中描写父亲的思想时，常借用他自己的文字来表述。除此之外，我参考许多资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找书评及其他剪报，查家庭账本，看母亲日记，四面八方打电话写信给亲戚朋友问：‘你可记得，你可知道，当时在那里是什么情形？’但大部分是靠我的记忆力，往年的见到听到感受到的，都在我的血脉中循环。”
可能正是这种浓于血的感受，使林太乙在洋洋23万言当中，较为细腻、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语堂先生彪炳史册的一生。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学贯中西且同时用中英文创作，硕果累累的大家屈指可数。语堂先生毫无疑问在这个行列的前边。
用流利生动的英文写成的，长达382页的《吾土吾民》，第一次让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林语堂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称此书是“关于中国最完备、最重要的一本书”，至今，无论中外哪一方人士仍旧可以从中“透视”中国人。
在散文方面，《生活的艺术》把哲理、幽默、生动、穿透力揉到了一起，形成一个散文的高峰。
而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在小说史上是不能不写上一笔的。
《坡传》、《武则天传》等传记，当算是中国传记文学当中最不拘泥“纪年表”，最富文学创作色彩，耐人品读的著作。
先生又有如《女子与知识》、《浮生六记》等一批英译中、中译英的翻译作品。而他的《当代英汉词典》，至今为人们青睐，不啻为语言学方面的经典。
文学、语言学方面的天才成就让人惊叹之余，语堂先生居然还发明过中文打字机，在几十年前就红透美国的半边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大展才华。而作为幽默大师的他，还曾创办《论语》、《人世间》等名牌刊物并影响了两代人。
以我凡俗之辈，仰望林氏“宝库”，大有高山大海的广博和深厚。
林语堂曾在《八十自叙》中说：“我是矛盾，我喜欢如此。”这“一捆矛盾”应当是中西文化的汇合，是天才思想的进发。
先生曾说：“我喜欢中国以前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古人没有被迫说话，但他们心血来潮时，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谈论重大事情，有时抒发自己的感想。说完话，就走。’我也是这样，我的笔写出了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灵魂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为先生的尽情挥洒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年以后的1976年3月26日，先生离开了生活过81年的世界。然而，在先生浩如江海的著作里面，我们无时不在感受着那生命的跃动，那魂灵的高扬，那无穷的魅力。
《林语堂传》的封面上有一些话：“亦耶亦孔/半东半西”、“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者”。这是极其中肯的评价。另有一句先生语录：“我憎恶了强力，仍不骑墙，也不翻筋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是政治的。”
我想，无论喜爱或是不喜爱文学的中国人，都很有必要记住这句话。先做一个真正的人，再谈其他。几十年来，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原则。
二、读黄仁宇
黄仁宇，美籍华裔历史学家。2000年去世。学术、文化圈里的人对这个名字已经很熟了，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所以略作交代。
还是在1980年代，一次去某大学拜访一位老教授，他便向我推荐了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现在大家都知道《万历十五年》一书是黄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颇为另类的历史著作，也有人称之为历史大散文；但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先有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时，大陆媒体乃至学界几乎没什么反响。
也难怪，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就曾遇到梗阻。当时商业性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居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后来还是耶鲁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出版了。
中国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一位编导曾感慨：几年前流行学者散文。读时颇感心情愉快。噢，散文原来可以这样写，除了学术味，还有厚重的历史感。后来又看到《万历十五年》，才知道把历史著作写得散文味，比把散文写得历史味更难。
二十多年前读黄仁宇，是从封闭、僵化、失真的历史堆中迈出一只右脚，探寻到一小片原真的绿地，正如读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历史系列”，终于看到一点历史的真相。而今天又读黄仁宇，更深地感受先生的“大历史观”，得到的启示似乎更多。
黄先生说：“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需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援入历史的轮廓。”
我们早先的历史书籍通常以中国的纪年、断代、纪传等体例做下来，而黄先生的著作则是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进行分析，这也是成就“大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在黄先生的大历史里，总是在考量中国历史“何以如是”，即为什么近代西方可以数字管理整个国家而中国不能？在他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制”。
其实不少智者也早有剖析，比如说中国懂得线装书是竖排版，外国典籍大都是横排版，所以人们阅读时就出现一种状况，中国人看书时头是一点一点，外国人看书头是一摇一摇；中国人看书是膜拜、遵从；外国人看书则以怀疑、辩驳为要。
读黄仁宇，就是要从中汲取批判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风骨，这是一般中国人不太具备的东西。
在中国，但凡一个东西被看好，立马就有仿冒者出来，假劣世界可见。黄先生“大史观”一出，效仿者必众，其实这远不是从字句上学得来的。黄先生自己就说：“首先要解释明白的是大历史观不是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熬才体现出来的。”
读黄仁宇作品系列，与读××通史或××史不同，它是历史中的文学（指可读性），又是深具哲学意味的历史思考，宽泛地讲，它也许应当叫做“历史散文”。
黄先生在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后又毕业于中央陆军官校；还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他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也曾与后来是“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一同起居办报”。
1964年获美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又做过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和哈佛大学研究员。《剑桥中国史》的研究班子里也有黄先生的身影。
试想，一个人有如此复杂丰富的经历，又经常在政治、经济、历史、学术等领域与一拨拨“高人”相处，加之独特的思维方式，不出一点思想成果，可能吗？
又读黄仁宇，觉得历史大可亲近；而现实的浮躁实在该要冷却一点了。
三、读林清玄
连续读了陈寅恪、吴宓、辜鸿铭、胡河清等人的著作或传记以后，感到十分的累，于是翻出早些年买的《林清玄散文》。
这感觉好像电视台采访“东方之子”，访了好几位学者老人，然后访一两个年轻俊彦，以作调适。
“林清玄”似清茶，淡淡之中有可品味的东西。
林清玄是1953年生人。30岁以前，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想做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想写出“名篇”，想升官，想发财。后来，其父去世，他于是顿悟：时间就是生命。“也许你可以一个早晨赚1000万，但1000万却买不到一个早晨。”于是他从此贯彻“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这一刻”。
曾见不少少男少女膜拜港台影星歌星，那自然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嗜好，一如喜吃地摊夜宵，快活嘴巴是肯定的，营养卫生就难说了。倒不如“走进”林清玄，一如风味别致而又不乏营养的餐馆，更划得来。
林清玄说他自己的写作有“三部曲”：开始，毕业后到报社做记者，写文章求的是要人感动，要人叫好；中间，把文章当表达的工具，真实地写出自认为值得一写的东西，没有风格；后来，撰写佛学题材，写作目的是希望读者能有所感受。
一位学生告诉我，“有一天情绪很坏，顺手翻到了同学床上的《温一壶月光下酒》，就看下去，结果把书看完了，那一个星期心情都清清淡淡，爽爽的。”
我想林清玄散文是有这样的“法力”的。尤其对年轻人士。他的《菩提系列》十余本书更是启人心智，开悟愚顽。
林清玄说：“一次“在松树下午睡，我被松后寺庙的钟声唤起。我坐起来，仿佛那些声音都是从我的左手流进，右手流出，在体内川流不息，我觉得自己是大地的一部分，松树也是，连庙里的钟声都是。”
读林清玄，是把鄙俗的生活抛到了九霄云外，然后着一身松弛的棉布衫，心盈盈乘着海水，融解着平凡的生活。
林清玄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和不疲倦的佛学宣讲者。他在创作成熟期，平均每月出一本书。当然不能说他的书本本皆精品，但至少精品在他的作品里是主流。
关于林清玄的传说甚多。什么“有人见到他以后下跪祈福”；什么“少女痴迷于他”；什么用他的书当“法药”，不一而足。他自己却说：“其实我很平凡，就像我至今还是有点不满意，为什么我太太总不拿我当作家看，老是叫我洗碗一样。”
我素来以为，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有三种境界：一境为真实、取坦然；二境为独执己见，不合流俗；三境为忘我、超然。三境居其一就可爱，居其二可敬，三者皆备则可奉为永远的师友。
不敢断言林清玄三境皆备，但至少一境二境可达，所以读其文是不会有上当之感的。现如今，书海无涯，假劣伪书喧嚣热闹，益发显出林清玄的好处来。
那就来吧，在清幽的林中去找寻一份“玄意”。
四、读龙应台
见到不少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的“见闻录”或是“纪实”之类的作品，挑一些读过，不太喜欢那种炫耀中夹杂顾影自怜夸大其辞以及个人臆测式的文字。读了龙应台的《人在欧洲》，味道迥然不同。我不排除对龙应台先入为主的好感，但书中的所言所评，的确言之有物，评之有理，思之有深意。当然不是走马观花卖弄一点皮毛的“二道贩子”把戏。
这有个先决条件。l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的龙应台，23岁即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在纽约的两所大学先后任教多年。l986年，她旅居瑞士苏黎士。两年后又迁居德国法兰克福。
以一个作家的实地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学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做“底子”，来述说“人在欧洲”，那种文蕴文味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龙应台非“蛇应台”。“龙旋风”l985年在台湾报界、文坛以《野火集》威震宝岛，1988年这股旋风又席卷大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系列文章令两岸中国人为之一震。
与柏杨的嬉笑怒骂、李敖白眼冷视不同，龙应台把男性的犀利与女性的细腻结合到了一起，在冷峻的批评之中可以触摸到滚烫的心。
某年深秋，龙应台曾来湖南。弘征先生撰文写到这一回事。弘征先生未见龙应台之前，想象这个刮起冲天“野火”的女性“是一副睥睨天下的‘女强人’派头？还是冷若冰霜，俨然一尊大学者的模样？”一见面，却见她“一套浅色西装套裙，散淡、随意、和谐”，无一花哨饰物，“说话如细雨飘飘”，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在凤凰的街巷看到几个孩子吹泡泡糖，急忙去寻一个小摊买了一版，炫耀她在台湾5岁就吹过，嘲笑弘征刚才回答那是吹肥皂泡泡。在去湘西的途中，车在半路抛锚，正好来了一辆在乡村既载人也载货的小型农用车，她坚持坐这辆车启程，并且跟农人们有说有笑。正如她自己在《龙应台这个人》中所招认的：“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
无论读《野火集》还是《人在欧洲》，“恨恨”的文字外壳里面，细一触摸，却是博爱的内核。只是这种爱埋得很深罢了。
龙应台写到，走出法兰克福机场，见一对黑人夫妇牵着个小女孩，黑孩子一手紧搂着洋娃娃，也是个黑娃娃。这次她吃了一惊。由此说开去，她有了新见解：“种族歧视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的大汉民族要搞起歧视来，比谁都不差。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异族非番即蛮。现在，我们接纳了白种人的世界观：先进的白人高高在上，肤色越深，层次越低。中国人自己，就在白黑两级之间。对于白人我们或者谄媚，或者排斥；对于黑人那又是另一番心态。”
在12万字的《人在欧洲》中，客观地分析，冷峻地批判，鲜活地见解俯拾皆是。与《野火集》稍不同的是，你也可以把这一本书当“消闲书”来读，看欧洲人的心态，看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与“定位”。
我时常读到一些中国人在欧洲在外国如何获奖，如何受欢迎，如何获得“雷鸣般掌声”等等文字，我也相信其中不乏事实；但是，据龙应台旅欧多年所见所闻，这样的“美景”不说没有，至少是很少。因为一些国人的“吹嘘”全然忘了西方世界的基本心态。比如龙应台所写的洛伽诺国际笔会，90篇论文，亚洲人只有两人被安排上台去念。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还被安排到最后，无人耐烦听的时候去发言。这与我平素听到的“新闻”似乎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说，《人在欧洲》又给了内地读者不少真实的信息。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3
书中胜义缤纷，览之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作者不惮辛劳，从几十种《玄应音义》的藏本中爬梳整理，将其版本源流，做成了一部“家谱”。这一“家谱”首先分为南北两支，北支为宋开宝藏，南支为宋福州崇宁万寿藏，作者将其称为北本系列、南本系列。自此，散漫无纪的诸多《玄应音义》藏本，成为源源本本，井然有序，令人一目了然的南北两个谱系——高丽藏本一赵城金藏本系统和碛砂藏本一永乐南藏本系统。
作者认为，《玄应音义》的功能，应该分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个层面是玄应的创作意图；另一个层面，是《玄应音义》在社会中流通所担负的实际功能。一方面，作为当时知识精英色彩浓厚的学问僧，其所撰作的这部《音义》“征覈本据，务存实录……随字删定，随音征引，并显唐梵方言，翻度雅郑，推十代之纰紊，定一期之法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学书习字，略知音义，‘得于要约’、‘救弊开信’，是民间使用经音义类小学书的主要目的和诉求。实用和适用的要求毕竟压过了‘文非词费，务在纲正’的理想。”职是之故，成于民间多人之手的各个版本的《玄应音义》，才呈现出纷繁歧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因此，以往的指责，如说《玄应音义》“详略不均”“失于参照”云云，未免流于枘圆凿方，扦格难通了。
《玄应音义》所引，几乎涵盖了从两汉到南北朝的小学著作；其所征引，尤重字书，如《说文》《方言》《尔雅》《通俗文》《声类》《字林》等，多者至千余条，少者亦数十条，独于后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字书《玉篇》熟视无睹，不著一字，岂不怪哉？作者以日本古写本《玉篇》残卷等原本《玉篇》与《玄应音义》对勘，不但为太田斋所言《玄应音义》与《玉篇》存在“释文的一致”和“反切的一致”提供了许多“相似程度更高的例子”，而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说：
通过分析原本《玉篇》残卷内容的分布状况，我们推测，《玄应音义》中所引用的部分小学书和儒家经典注释，可能是直接从《玉篇》中转引的，而非玄应一一翻阅爬梳数以百计的外学经典和注释而得。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玄应音义》中引说前代小学书，有的引证繁多，而魏晋以来的一些小学书却只有数十见甚而一二见的现象。（《研究》第215—216页。）除了以上随处可见的缤纷胜义，此书最值得称道的有两大创建。
“音义体”作为古代典籍传注的一种体裁，从南北朝以至隋、唐，产生过《经典释文》《玄应音义》《慧琳音义》等多部学术巨著，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尽管如此，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音义”学研究却还相对薄弱。作者不但对《玄应音义》的结构和体例等穷源竟委条分缕析，还探讨了它与《经典释文》的异同，全方位多角度着重辨析了两书的差异。异于陈垣先生称《玄应音义》为《经典释文》体，异于赵振铎先生所言“唐代佛典的音义也都规摹《经典释文》”，作者蹊径独辟而一针见血：“根据我们的考察，并无明显痕迹可以看出《玄应音义》直接引用或借鉴了《经典释文》中的材料。毋宁说，这两本一儒一释，前后踵出的音义书。都是汉魏六朝音义书体式顺理成章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夸综博、求赅备、网罗权衡前代、精英色彩浓厚的知识倾向的体现。”（《研究》第250～251页）但是。“《玄应音义》受到了前代字书一系的小学书，尤其是顾野王《玉篇》的强烈影响，因此具有字书的性质。不妨说，抛开音义体式所赋予它们的相似性，从内在的气质来说，《经典释文》秉承了两汉魏晋以来儒家经学师法的传统，是‘训诂的’，《玄应音义》则是‘字书的’，他们各自表达了音义体的两种不同的内在风格。”（《研究》第251页）
作者总结为八个字：“形式则同，旨趣各异。”具体地说，两者面对的转述对象不同、秉承的传统不同、写作思想不同、训释方法不同，等等。诚如宗福邦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是“音义研究新的突破”（《研究》第2页）。
两大创建中的另一个，是我们的重点。《玄应音义》的藏本系统——高丽藏本一赵城金藏本系统与碛砂藏本一永乐南藏本系统——之间的文字上有着巨大差异。具体说来，有版式、用字、文本、被释经目、被释辞目五大差异，每大差异之下又可分为若干小类。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4
关键词苦玄参；栽培技术；操作规程
中图分类号R28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5739（2014）12-0092-02
abstractthis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stipulatedthenaturalconditionandenvironmentqualityofproducingareas，cultivationfieldselection，soilpreparation，seedlingexcavation，transplantationmethod，fieldmanagement，diseaseandpestcontrol，harvest，drying，pack，transportation，storageandqualitystandardofpicriafel-terraeLour.，inordertoprovideabasisforthestandardizationcultivationofpicriafelterraeLour.
KeywordspicriafelterraeLour.；cultivationtechnique；standardoperatingprocedure
苦玄参药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收载的品种，为玄参科植物苦玄参（picriafelterraeLour.）的干燥全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用于风热感冒、咽喉肿痛、喉痹、脘腹疼痛、痢疾、跌打损伤、毒蛇咬伤等症[1]。苦玄参是广西大宗、道地药材，为清肺散结丸、万通炎康片、妇炎净胶囊、消炎灵片、炎见宁片等中成药的原料药材[2]。近些年来，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破坏，苦玄参野生资源面临枯竭，市场上难以见到野生苦玄参药材销售。因此，为了提高苦玄参人工栽培水平，笔者开展了苦玄参规范化种植技术的专项研究，并初步制定苦玄参规范化栽培技术操作规程（Sop），现将其介绍如下，以供参考。
1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操作规程是在调查、总结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及崇左市苦玄参传统种植经验基础上，以《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为指导原则，通过试验研究而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苦玄参规范化种植的产地自然条件、环境质量要求、种植地选择与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与加工、质量标准、包装、运输与储藏等环节的技术操作规程（Sop）。本规程适用于广西及自然条件相似的周边地区的苦玄参种植区域。
2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程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合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GB4285-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经贸行业标准《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
3栽培品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苦玄参的规定，药用部位为玄参科植物苦玄参的干燥全草。
4产地自然条件及环境质量要求
4.1自然条件
苦玄参为中国南方产的一年生草本药用植物。适宜生长温度20～30℃，低于20℃时，苦玄参生长缓慢；高于30℃时，苦玄参叶片会发生灼伤现象，影响到其产量及质量。苦玄参不耐干旱，喜湿润但忌水涝，空气湿度在70%左右最适宜苦玄参生长。土壤含水量为25%～35%最适宜苦玄参生长。在水肥条件充足的情况下，苦玄参可以在水田、旱地、山坡地等地区种植。但是，苦玄参的生长以土壤疏松、肥沃、排水条件良好的砂质壤土或壤土为宜，以弱酸性及中性土壤为好，pH值6.0～7.0最适宜生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东经104°28′～112°04′，北纬20°54′～26°23′，广西北半部属中亚热带气候，南半部属于南亚热带气候。从地形状况来看，桂北、桂西具有山地气候一般特征，“立体气候”较为明显，小气候生态环境多样化，而桂南又具有温暖湿润的海洋气候特色。冬短夏长，年均气温在16.0～23.0℃；最冷月为1月，月平均气温为5.5～15.2℃，最热月为7、8月，月平均气温为27.0～29.0℃，气温由北向南递增，由河谷平原向丘陵山区递减；日均温≥10℃积温在5000～8300℃，持续日数为240～358d。年降雨量为1000～2800mm，太阳年总辐射量达376.6～418.4kJ/cm2・年，年均日照时数为1200～2200h。各地无霜期存在差异，为284～365d。土壤类型有红壤、赤红壤、砖红壤、黄壤、黄棕壤、山地草甸土、石灰土、紫色土，土壤酸碱性处于弱酸性至中性。由此可见，广西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合苦玄参生长，可作为苦玄参适宜种植区。
4.2环境质量要求
苦玄参生产基地的空气环境质量应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规定的二级以上标准；灌溉水质量应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规定的二级以上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应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规定的二级以上标准。
5栽培技术
5.1种植地选择与整地
选择无空气、水污染、排水条件良好、土壤肥沃疏松的地块进行种植。对地块进行深耕深松、翻晒、耙碎耙平、起畦（宽1.2～1.5m）、开排水沟。施用腐熟农家肥15t/hm2和钙镁磷肥1500kg/hm2，撒匀肥料后，轻翻畦面，确保畦面不易板结和土壤疏松透水。
5.2种苗采挖及运输、保存
苦玄参栽培用的种苗，其采挖与运输、保存参照文献[2]。
5.3移栽时间及移栽方法
一般选择在春季的3月下旬至4月移栽。为了高效预防田间杂草丛生，移栽方法采取黑膜覆盖栽培。将黑色地膜平铺到已整理好的、浇透水的畦面上，用土块压紧压实地膜周围，防止大风吹翻。移栽时，用小木棍挖穴后，定植种苗到穴内。
5.4移栽密度
株行距采用30cm×35cm，种植7.2万株/hm2左右。
5.5移栽后的田间管理
一是查苗及补苗。移栽7d后，发现缺苗、死苗现象，则需及时补苗，以保证单位面积苗数。二是水分管理。移栽种苗后要淋透定根水，促进移栽成活；移栽成活后，要经常检查土壤湿度，以保持畦面土壤湿润为宜。苦玄参封行后，其抗旱能力增强，灌溉或浇水的次数减少，但要做好排水沟（深度与宽度为35～40cm），保证排水通畅，以防地面积水引起根系腐烂或病虫害发生。三是科学施肥。科学施肥是提高苦玄参产量和质量的关键。苦玄参是喜肥作物，在生长期间需追肥3～5次。未封行前撒施复合肥150kg/hm2，15d施1次，一般施2～3次即可封行。在封行后20～25d施肥1次，施稀人粪尿11.25～15.00t/hm2或1.0%～1.5%复合肥水溶液15t/hm2，加适量的叶面肥一起施用效果更好，可促其多分枝，增加产量。四是除草。苦玄参是一种草本植物，在移栽后不能喷施除草剂，只能进行人工除草。本规程推荐使用黑膜覆盖栽培苦玄参，能够预防约95%的田间杂草丛生[3]，因此只需在黑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进行人工除草即可。
6主要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6.1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采取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和物理防治相结合的方法。尽量少施用或不施用化学农药，必要时采用最小有效剂量的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制剂。
6.2病虫害种类及其防治方法
一是叶斑病。症状：4月始发，5月危害严重，6―7月逐渐减轻。病斑初为紫褐色，边缘有光环，后变为棕褐色，其上散生多数黑色或黄褐色小点，病斑大多干型脱落，形成穿孔。防治方法：①用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混合喷施，间隔7～10d喷1次药，连续喷2～3次；②选择健康种苗；③加强水肥管理，提高植株抗病能力；④实行合理轮作，减少病原。二是青枯病。症状：感病初期无明显症状，随着病情发展，叶片在中午时下垂萎蔫，早晚恢复，直至植株死亡。植株死亡时叶色稍变淡，但仍保持绿色，病茎部变褐色[4]。防治方法：①先清除病株集中销毁，在感病植株种植穴边撒生石灰粉进行消毒；用甲霜灵400倍液或多菌灵500倍液灌根；②选择健康种苗；③加强水肥管理，提高植株抗病能力；④实行合理轮作，减少病原。三是根结线虫病。症状：感病植株根部出现大小不等的瘤状物，初为白色或黄白色，后颜色加深成褐色，最后破烂，影响根部吸收水分或养分，导致植株矮小，叶片萎缩，生长不良。防治方法：①实行合理轮作；②深耕深松土壤，以减少地块表层的虫卵；③拔出感病严重的植株，并集中烧毁，杜绝病原体的传播；④选择健康种苗，减少病原体的来源。
7采收、干燥、包装、运输及储藏
7.1采收时间及方法
苦玄参的采收时间大约在8月。采收前1～2d要灌水到地块，以浇透为准，这样有利于采收时全株拔起。将苦玄参连根整株拔起后，去除泥土和杂草等杂质。
7.2干燥
将拔起的苦玄参平摊在畦面上晾晒至7成干，扎成小把后，放到通风阴凉处晾干，直至叶片达到安全贮藏的含水量（不超过13%）即可。
7.3包装
将干燥好的苦玄参药材用打包机打包成一大捆（40～50kg/捆）。打包规格是用编织袋（膜）包裹药材外部、铁丝打包成捆，并附上药材产品标签，标签内容包括品名、规格、数量、产地、采收日期。
7.4运输
选用的运输工具应有通风设备，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日晒雨淋、潮湿、破损和污染。
7.5储藏
选择通风、干燥、无污染的环境作为药材专用仓库，并采用控温（30℃以下）和控湿（相对湿度70%～75%）技术，并采取杀菌，以防霉变。同时，储藏期间要注意消灭虫源，防止发生虫蛀[5]。
8质量标准
8.1药材质量标准
水分不得过13.0%；总灰分不得过13.0%；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过5.0%；浸出物不得低于13.0%；杂质不得过3.0%；苦玄参苷ia不得少于0.25%。
8.2重金属限量指标
重金属总量≤20.0mg/kg；铅（pb）≤5.0mg/kg；镉（Cd）≤0.3mg/kg；砷（as）≤2.0mg/kg；汞（Hg）≤0.2mg/kg；铜（Cu）≤20.0mg/kg。
8.3农药残留限量指标
在生产过程中，苦玄参的农药残留量为六六六（总BHC）≤0.2mg/kg；滴滴涕（总DDt）≤0.2mg/kg；五氯硝基苯（pCnB）≤0.1mg/kg。
9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186.
[2]黄海连，林伟国，姜成厚，等.苦玄参种苗繁育技术操作规程（Sop）[J].广东农业科学，2013（1）：29-30.
[3]黄海连，林伟国，冼卫清，等.黑膜覆盖栽培对苦玄参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影响[J].贵州农业科学，2013，41（6）：72-74.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5
关键词：敦煌秘笈；李盛铎；羽田亨；杏雨书屋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116-12
theSource，ValueandResearchConditionofSecretDunhuangDocuemntsCollectedinKyouShoku
ZHenGacai
（DepartmentofLiterature，nanhuaUniversity，taiwan62249）
abstract：thispapermainlyintroducesvolumes1-9ofthephotocopiedSecretDunhuangDocumentscollectedinKyoushoku，discussesitssourcesandassessesitsvalue.italsoaddressesthepurchaseofthesedocumentsbyHanedatooru，thewritingoftheDunhuangSecretDocumentsCatalogue，thephotoexhibition，andtheformalpublicationofthecatalogueandphotocopiedDunhuangSecretDocumentsaswellastheresearchontheminadditiontoacompletelistofresearchpapersforreference.
Keywords：DunhuangSecretDocuments；LiShengduo；Hanedatooru；Kyoushoku
（translatedbywanGpingxian）
欣逢《敦煌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编辑部拟出庆祝专辑，征稿于我，忝为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自当膺命；然因通讯联系出现差池，后从赵声良兄电邮中得知此事，其时截稿时间已近，本拟作罢，然声良兄力邀，并给予展延交稿之通融，如此盛情，乃勉力为之。爰就近日披阅日本杏雨书屋出版之《敦煌秘笈》所作札记，撷取部分，稍事整理，略论其写卷收藏之来源与价值，并概述有关《敦煌秘笈》写本研究之现况，权作献芹，聊表对《敦煌研究》三十周年庆贺之忱。
一杏雨书屋《敦煌秘笈》的公布与出版
敦煌文献的收藏，主要集中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俄国圣彼得堡和中国北京，此外则是散藏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公私收藏。其中英国得手最早，数量最多；法国虽入手稍后，然以学术论，最为精要；俄国收藏相对于英、法，可说较晚，且来源最为杂乱，藏卷也最为破碎；至于日本的收藏，则最为神秘，且正式公布也最晚。
大体而言，日本收藏与英、法诸国明显不同，主要展现在私家的收藏。特别是清末、民初，中国动乱的时代里，私家的收藏辗转为日本所购藏，数量可观，总数约在两千件左右。过去讳莫如深，确切的来源与流散的历史也多不甚了了，以致始终给人一种神秘的印象，其真伪之难辨亦令人慨叹。
近年来四大收藏的英、法、俄等国均已公布，且有质量良好的图录与数字影像可资利用。与此同时，中国的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甘肃藏、浙江藏、北大藏的敦煌文献，也陆续以大型图录形式出版写卷照片。这些出版也促使日本收藏者展开积极的公布行动。2005年日本中村不折藏卷以《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书集成》上、中、下三卷大型图录正式出版[1]，公诸于世，更激化学界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日本羽田亨藏敦煌秘笈出版的迫切期待与殷切催促。2012年5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终于完成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部146册的出版[2]。
在此同时，日本大阪财团法人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继《敦煌秘笈目录册》[3]、《敦煌秘笈影片》册一出版后，也加快了出版进程，终于在今年（2013）3月完成了全部9册彩色图版第1号到775号写卷的印刷刊布[4]。
《敦煌秘笈影片》册一著录了羽1到羽97，册二著录了羽98到羽164，册三著录了羽165到羽240，册四著录了羽241到羽332，册五著录了羽333到羽449，册六著录了羽450到羽527（其中486—500缺），册七著录了羽528到羽583，册八著录了羽584到羽665，册九著录了羽666到羽775（其中714、724号缺）。实际著录与刊布的有758号。
由于《敦煌秘笈》的主体为李盛铎旧藏，而李盛铎乃敦煌写卷流散史上最具焦点的人物之一，其旧藏的敦煌写卷质量均佳，所以《敦煌秘笈》是日人私人收藏中数量最为大宗、内容最受重视的藏品。其正式出版，无疑是敦煌学界的一大盛事。既了却长久以来中日学者苦苦追求的宿愿，也满足了敦煌学界的期待，更为敦煌学研究带来了丰富的新材料。
二杏雨书屋《敦煌秘笈》的来源
据杏雨书屋馆长吉川忠夫在《敦煌秘笈》发刊词中所称：《敦煌秘笈》系“东洋学泰斗羽田亨博士旧藏敦煌文书的集成”。的确不错，这些藏品确实主要来自羽田亨对李盛铎旧藏的用心收购，还有富冈谦藏、清野谦次、高楠顺次郎等人旧藏以及书肆收购、友人赠送的西域文献。其数量可说仅次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写本研究所，堪称是世界上敦煌文献的第五大收藏。其来源以李盛铎旧藏为核心，也最受瞩目。因此，始终为学界所重视与追寻。有关这批写卷的流散问题，撰文探究也多。其中荣新江、高田时雄的论述尤为翔实精到，多有贡献，足供参考[5-7]。
在2009年杏雨书屋《敦煌秘笈》公布前，羽田亨生前将《敦煌秘笈目录》手稿托付给塚本善隆，塚本晚年转付牧田谛亮，牧田晚年乃托付其高足落合俊典。落合俊典得到羽田亨手稿《敦煌秘籍目录》后，于2001年撰写《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加以披露[8]。之后，高田时雄从落合俊典处取得复印件，乃就著录之文献细加比对，进行翔实而细致的考证，说明《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各个本子产生与传抄的时间，并从件数、顺序、注记等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比较，肯定了荣新江推论“此目录出自李盛铎之子李滂（少微）之手，故当为李氏家藏敦煌写本的全目录”的说法，进而确认李盛铎旧藏写本归于羽田亨之手的实情。同时还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羽田获得武田家的资金赞助，积极从事敦煌写本搜集，特别是李盛铎旧藏，先后获得写本736件；1945年夏，因二次大战激烈，为免遭战火波及，乃将这批藏品疏散到大阪武田制药的工厂中保存；随后又转到兵库县乡间的仓库，即现归武田财团所有的杏雨书屋收藏。
《敦煌秘笈》实际公布的758号中，除李盛铎旧藏外，还有购自富冈谦藏、清野谦次、高楠顺次郎等人之旧藏。然对此少有指实，但只要持与《昭和法宝》所著录日本各家收藏进行比对，当不难得知其情形[9]。兹谨将余随手检阅所见，略述如下：
原高楠顺次郎藏：羽459《序听迷失所经》；
原西胁济三郎藏：羽468《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羽469《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九》，羽470《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二、九十三》，羽471《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五》，羽472《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羽473《大乘无量寿经》；
原清野谦次藏：羽552《妙法莲华经卷第五》，羽553、羽569《佛名经》，羽554《妙法莲华经卷第七》，羽555《大般涅槃经卷第二》，羽556《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卷第二》，羽558《小品般若波罗密经卷第十》，羽559《杂宝藏经卷第四》，羽561《交河郡市估案》，羽570《印沙佛》、《大乘法苑义林》；
原富冈谦藏藏：羽460《一神论》、羽503《随愿往生经》。
这些原富冈谦藏、清野谦次、高楠顺次郎等人所藏及购自书肆的写卷，来路非一，其在中国的来源究竟如何？谨据《敦煌秘笈影片册》中存有收藏印记、题记可资考察者，举其要者，简述如下：
羽561《唐西州交河郡督都府物价表》，包首题“《唐时物价单残纸》素文珍藏”，裱纸有题记：“右唐时物价表，有交河都督府印，当时物直犹可考见，殊可宝也。甲寅五月惇庄。”“素文”乃与王树枏同时驻迪化府的官员梁玉书。梁玉书字素文，奉天人。清末奉使监理新疆财政。收藏不少吐鲁番文书及敦煌写卷。1934年多由白坚经手{1}，转售日本，为清野谦次所购得，后归杏雨书屋。
羽604《大乘起信论广释卷第五》钤有“何彦升家藏唐人秘笈”印，羽722R《太保縁宛旌节官告使朝请大夫书信稿》有“何彦升家藏唐代秘笈”印。此两件乃何彦升旧藏。何彦升（1860—1910），字秋辇，江苏江阴人。清末任甘肃布政使。宣统元年（1909）受学部委派押解敦煌遗书，与子何震彝及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先行挑选，并割裂长卷以充数。何氏旧藏后主要售予日本京都藤井家而归藏有邻馆。此二件当是何氏后人转售而为羽田亨所购藏。
羽609六朝写经、断简四种一卷，吐鲁番出土，钤有“晋卿珍藏”、“王树枏印”，后有题记：“此卷为儿子禹敷在吐鲁番税局时所得。书法古朴而姿态百出，实为得一媚字，望而知为新疆出土之六朝经卷，敦煌写经罕有及之。在余初至新疆，土人持大卷求售，无人过问。余每以贱价得之。自英法日本游士出重价购买，价遂踊贵。又多将全卷割裂，零星分售，遂少全经，可惜亦可恶也。癸亥仲夏陶庐老人识。”是此乃光绪三十二年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枏旧藏。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后历官川甘两省知县、道尹，光绪三十二年升任新疆布政使，于新疆期间收藏不少敦煌吐鲁番文书，后分别流散北京国图、上博及日本公私收藏。此为清野谦次购得，后归藏杏雨书屋。
羽628、羽771《瑜珈师地论分门记》均钤有“歙许芚父游陇所得”长方印，此印敦煌散藏写卷中多见，为许承尧藏卷用印。其收藏情形余欣《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的调查与研究》[10]有详细论述，可参考。
羽657-1钤有“合肥张氏合家供养”印，是张广建旧藏。张广建（1864-1938），字勋伯，又作勋帛，安徽合肥人。1914年任甘肃巡按使，并督理甘肃军务，攫取的敦煌写经，后经白坚转手，出售给日本人，尤以北三井所藏为多。
羽691钤有“合肥孔氏珍藏”朱印，乃1915至1919年任兰山道尹的孔宪廷旧藏。孔宪廷旧藏除部分转赠许承尧、张广建外，后多售予日本，今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和大谷大学图书馆多有收藏。
除上述外，尚有廉泉、吴芝瑛夫妇旧藏及向燊旧藏，尚少论及，今就检阅所得，稍作考述，以明其来源，或可供作考察这些写卷真伪与流散之参考。
（一）廉泉、吴芝瑛夫妇旧藏
羽47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八十七》，包首题签“唐人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下有“小万柳堂”印{2}，卷末裱纸题有：“唐人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岁在癸亥腊八日廉泉仝妻吴芝瑛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经阁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净土。王廷桢敬题。”后有“王廷桢印”（阳文）、“桢威将军”（阴文）{1}二印，后另有“暂山谷”、“南湖鉴藏”、“唐经阁”印，写卷末有“吴芝瑛印”、“写经堂”、“唐经阁”等三印。
羽475《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残卷，包首题签“唐人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卷”，下有“小万柳堂”印，裱纸开头题有“唐人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卷”，下有“藐女史”印。后有题记：“岁在癸亥腊八日，廉泉仝妻吴芝瑛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经阁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净土。侯朱藐承命敬题于京都籀云室。”后有“朱藐”、“疑始室”（阴文）。后有“南湖鉴藏”、“唐经阁”印。卷末裱纸有“吴印芝瑛”、“写经室”（阴文）印。
羽476《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十》残卷，包首题签“唐人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卷”，下有“小万柳堂”印一方。裱纸开头题有“唐人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卷”，下有“无锡侯毅”（阴文）印。后有题记：“岁在癸亥腊八日，廉泉仝妻吴芝瑛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经阁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净土。侯毅承命敬题于京都籀云室。”下有“东里侯氏”、“疑始”。后有“小万柳堂”（阴文）、“南湖鉴藏”、“唐经阁”三印。卷末裱纸有“吴印芝瑛”、“写经室”、“墨林星凤”{2}。
羽477《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六》，包首题签“唐人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下有“小万柳堂”印。裱纸开头题有“唐人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后有题记：“岁在癸亥腊八日，廉泉仝妻吴芝瑛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经阁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净土。寒厓奉题。”后有“小万柳堂”（阴文）、“南湖鉴藏”、“唐经阁”三印。卷末有“南湖鉴藏”、“唐经阁”，卷末裱纸有“吴印芝瑛”（阴文）、“写经室”（阴文）二印。
羽480《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包首题签“唐人写本写经残卷”，下有“小万柳堂”印一方。裱纸开头题有“敦煌石室唐人写本经残卷”，后有题记：“岁在癸亥腊八日，廉泉仝妻吴芝瑛为先考妣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经阁珍藏，以此功德，伏愿永依佛光，超生净土。董玉书敬题。”后有“董氏玉书”（阴文）、“逸沧之信”二印。后有“小万柳堂”（阴文）、“墨林星凤”、“唐经阁”三印。卷末裱纸有“吴印芝瑛”（阴文）、“写经室”（阴文）二印。
按：小万柳堂、唐经阁、南湖鉴藏、写经室等印亦见于故宫新121247《大乘无量寿经》{3}。盖为廉泉、吴芝瑛夫妇印鉴。
廉泉（1868-1931），江苏金匮（无锡）水獭桥人。字惠卿，号南湖居士，又号岫云、小万柳居士，斋堂为唐经阁、得澄清堂、小万柳堂、三十六峰草堂。19岁与安徽桐城吴芝瑛结婚。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翌年在京会试时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精诗文，善书法，嗜书画、金石，并以其诗文书画交游于王公贵人之间。性情豪侠，节操高尚，轻财重义，乐于助人。
廉泉因慕其先祖元代右丞廉希宪在北京右安门外建的别墅万柳堂，于是在杭州西湖和上海曹家渡两处建有小万柳堂，自封为小万柳堂主，其妻吴芝瑛称为小万柳堂夫人。
辛亥革命后，隐居北平潭柘寺。民国三年（1914）赴日本，在神户椰取山造住所，取名为三十六峰草堂，并在东京开设扇庄，介绍中国书画，与日本文化界名流评读书画，推敲金石，切磋诗文，颇有影响。民国六年自日返国，曾任故宫保管委员等职。北伐胜利后，婉拒任职，亦不接受资助。晚年生活窘困，因负累甚巨，不得不先后将杭州与上海的小万柳堂别墅易主。民国二十年，他独赴北平潭柘寺养病，并因信佛而入寺为僧。同年10月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安葬于潭柘寺旁，终年63岁。著有《南湖集》、《潭柘集》、《梦还集》、《梦还遗集》等。
吴芝瑛（1868—1934），安徽桐城人。字紫英，别号万柳夫人。父吴康之号鞠隐，工书善诗，有《鞠隐山庄诗集》传世，曾任山东宁阳、禹城知县。堂叔吴汝纶乃清末桐城派文学名家。吴芝瑛自幼聪慧异常，承家学，工文章，尤擅书法，有“诗、文、书”三绝之誉。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京与秋瑾结为姐妹。秋瑾赴日留学，赖芝瑛资助多。第二年夫廉泉辞职南归，与吴芝瑛移居沪上。翌年购地筑园，于上海曹家渡营别墅，名小万柳堂，芝瑛始号万柳夫人。
1907年秋瑾遇害后，芝瑛为之奔走，与徐自华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芝瑛书自华撰之墓表，勒文于碑。1934年逝世于无锡，享年66岁。
羽474、475、476、477、480这五件都是癸亥年腊八日，廉泉与妻吴芝瑛为先考妣追荐功德，而奉呈潭柘山岫云寺唐经阁珍藏。各卷分别请王廷桢{1}、侯朱藐{2}、孙寒厓{3}、董玉书{4}等亲友题字，出现的印记除了题记的亲友外，前后均钤有“小万柳堂”、“南湖鉴藏”、“唐经阁”、“写经室”、“吴印芝瑛”等印记，说明这些写卷是廉泉、吴芝瑛夫妇的珍藏，极为精致。然由于廉泉晚年生活窘困，负累甚巨，不得不先后将杭州与上海的小万柳堂别墅易主，也只好将其所珍藏之敦煌写卷易主，当属必然，后为日本羽田亨所购藏。
（二）向燊旧藏
羽470《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卷首有印二方，印迹模糊，似作“正”、“端”，各纸接缝下有朱印“正”。卷末有“向燊所藏金石书画图籍”{5}、“抱蜀卢”、“抱蜀卢藏”三印，后有裱纸题作：“东魏写《摩诃衍经》，姚秦译，敦煌石室藏。”后有“向燊所藏金石书画图籍”、“抱蜀卢”二印，之后有：“东魏人书法渐趋方紧，隋唐人之先导也。此卷结体与东魏碑志相似，如蕀作■，濡作■，夺作■，射作■，率作■，妓作伎，物作■之类，可按而知也。纸亦不似唐人所造，凡藏家皆一望知之。庚申仲冬避兵申江，为之考定，故记之。篷累行者向燊。”“篷累行者向燊”旁有小字：“此卷余于己卯得之于京师，有端字印，或云陶斋故物也。”按：清末金石学家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藏有敦煌写卷，此卷当其旧藏。
羽471《大智度论卷第九十五》，包首题“释论”，有“抱蜀卢藏”印。卷末有“抱蜀卢藏”及“向燊所藏金石书画图籍”{6}印。后有表纸题：“东魏写释论，姚秦译，炖煌石室藏。”后题：“此卷纸色、笔法、解体与所藏摩诃衍经同为东魏人所书也。中如辨作■，物作■，俗作■，穿作■，演作■，皆与东魏以来碑志相同。”下有“抱蜀卢”，后有：“庚申仲冬避兵申江，详为考定，故记之。瓜卢老人向燊。”
按：“抱蜀庐”印亦见BD14710；“抱蜀庐藏”印亦见BD14710、故宫新86979、台北历史博物馆藏《大般涅槃经后分第四十二》。均属向燊的藏卷。
向燊（1864-1928），字乐谷，号抱蜀子，湖南衡山县白莲寺（今衡东县白莲乡）人。幼年被称为神童。三十岁后入县学，补廪膳生，师从王闿运。留学日本。1916年任湖南湘江道尹。又曾任湖南省财政厅长。善画山水，工书法。藏有敦煌唐画佛与敦煌写卷，为世所宝。晚年弃官，以卖字鬻画自给。
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著录067《妙法莲华经》（812511）有后跋：“木轴系当时原制，甚可珍。旧藏道州何氏，戊辰得自向君，辛未浴佛试君房墨，因记。龚钊。”“何氏得此卷于向君。向曾官甘肃，此亦出自炖煌也。”说明：“后有夹签一张：‘此经卷乃道州何诗孙得自其同乡向君。向曾官甘肃，此卷亦出自敦煌石室中也……余得自诗孙之嗣星权。甲戌正月龚心钊补记。’”
考何诗孙，乃何绍基之孙。本名何惟朴（1842—1922），字诗孙，湖南道州人。历官内阁中书、江苏后候补知府、上海浚浦局局长等职。辛亥革命后，鬻书上海。善书画、篆刻，尤精于古书画鉴定。
龚钊（1870—1949），即龚心钊，字怀希，又作怀西，号仲勉，斋号瞻麓，安徽合肥人，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出使英、法等国，清末出任加拿大总领事。平生笃好文物，收藏精品颇多。后寓居上海。1960年，龚心钊的后辈将珍藏的五百余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图067、068及上博22均为龚钊藏卷之捐献。
从以上略述，我们大抵可以窥见羽田亨收藏，现今杏雨书屋的《敦煌秘笈》，除了以李盛铎旧藏为主体外，后来陆续购自高楠顺次郎、富冈谦藏、清野谦次[11]以及其他私家旧藏，其原为中国名家收藏，几经周折，辗转易手，而归结汇集于杏雨书屋，中国收藏者都为文物收藏名家，其珍贵实有不可忽视者。
三杏雨书屋《敦煌秘笈》的价值
《敦煌秘笈》以其主体为李盛铎旧藏，世人咸以为精品，夙为学界所称道，其价值自然深受重视。1999年池田温曾撰文介绍羽田亨照片中四种敦煌社会经济文书，说明其内容，从其论述中不难窥见李盛铎旧藏敦煌文书价值之一斑[12]。
2010年4月19日至24日，杏雨书屋在大阪举办“第54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主题为“敦煌の典籍と古文书”，选择珍贵而具代表性的写卷58号，分为“中国の古典”、“法典と公文书”、“学习と教育”、“生活と信仰”等四大主题展出。其中，属于李盛铎旧藏的敦煌写本46号，另外l2号则为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高楠顺次郎、富冈谦藏、清野谦次等旧藏{1}。会中邀请池田温教授以“敦煌秘笈の價値”为题，发表专题演讲{2}。
池田先生除了概述展出的中国古代典籍、法典与公文书、学习与教育、生活与信仰四大主题的藏卷外，更从其专研中国古代籍帐、敦煌契约之研究领域出发，针对展出的“法典与公文书”中羽63《神沙乡百姓吴山子借卖契》、羽27-1《史喜酥买马契》进行论述，举例说明《敦煌秘笈》的学术价值。
除了池田先生所论述有关《敦煌秘笈》的价值外，余所关注的“佛教文献与文学”方面亦颇有值得称道者，以下谨就所见举其要者，略述一二。
（一）羽153V《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普门品）
羽153号写卷，正背书写。正面为《四分戒本疏》残卷。背面为《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普门品）。此卷卷背《敦煌秘笈目录册》及《敦煌秘笈影片册二》著录拟名作《佛说九色鹿王变文》。
按：此卷正背字迹不同，出自不同人所抄写。卷背缺题，首尾俱缺。每纸23—24行，存80行，行20—23字不等。起：“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经言：应者。”迄：“今代汝，将替君身。遂至城邑，来诣王门。”其内容系演释《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普门品）》，其中讲释经文“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时，以“法昭四谛，理悟一乘；鹫领（岭）回心，鹿苑悟道”，来■橥《妙法莲华经》的一乘思想，并阐释“何名鹿苑，方有声闻”，此写卷概为化俗法师讲唱《妙法莲华经》使用的本子。
化俗法师唱释至此经文时，特针对“鹿苑”（鹿野苑）此一佛陀成道后初转之圣地详加解释，并引述佛经中有关“鹿王舍身代怀孕母鹿受死”的本生故事来说明“鹿苑”地名之由来。以致《敦煌秘笈目录》及《敦煌秘笈影片册》误作“《佛说九色鹿王变文》”。经朱凤玉考订，以为当正名为《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普门品）》，同时还阐述此卷在讲唱《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中穿插运用的情形可提供解读六朝以来“唱导”活动中“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及唐代俗讲“便入经，说缘喻”等参考价值。
羽153V残卷虽然仅残存81行，约1300字，然此写卷的公布，除可判定此残卷当定名为《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并确认其残存的部分系《普门品》的讲释外，又可提供唐代俗讲活动中《法华经讲经文》的实际文本，并印证唐代法华信仰民间传播之实况。
又结合今所得见的六件《法华经讲经文》写本，发现其所宣讲阐释的经文内容均有所不同，其中p.2305为《提婆达多品》；俄藏φ365正面为《药王菩萨本事品》；BD07849（制49、北6204）为《法华经讲经文》的押座文，p.2133、俄藏φ365V、羽153V系根据《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演绎，但所存讲释经文之段落不一。p.2133讲释的是“无尽意菩萨，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到“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俄藏φ365V讲释的是“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到“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羽153V讲释的是“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到“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据此则可推测唐代俗讲活动演释《法华经》的讲经，有可能如“僧讲”正式讲经一样，讲释整部《法华经》。
又从圆仁所记开成六年正月长安左右街开俗讲，分别有体虚法师及文溆法师主讲为期一个月的《法华经》，证以《妙法莲华经讲经文》讲唱多品经文的保存，可印证唐代俗讲活动时间长短，又加强了《妙法莲华经讲经文》诸品全讲推测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二）羽446《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三》和羽550《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二》
近年我在指导萧文真撰写博士论文《唐知恩“金刚般若经义记”研究》[13]时，特别关注到羽550《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二》和羽446《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三》存在的重要性。
鸠摩罗什译本《金刚般若经》以其汇集般若思想精粹及流畅译笔，快速为中土知识分子所接受，并成为汉译佛典的重要典籍。唐代禅宗流行，六祖惠能（638—713）因闻此经而得悟，五祖更为其说此经以印证。从此《金刚经》取代了《楞伽经》，成为禅宗的代表典籍，甚至成为佛教经典的代表。
唐玄宗更有《御注金刚经》的颁行，将之与《孝经》、《道德经》并列为三教最高的根本经典。之后，《金刚经》在佛教的发展与传播上影响更加广大而深远。各宗各派奉行持诵不断，注疏讲义更是一时蜂出，然唐及唐前有关《金刚经》的注疏在会昌法难及晚唐五代战乱中大量散佚，所幸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得许多宝贵的经典得以重见天日，始为世人所知见。《金刚般若经开玄记》便是其中之一。
按：今所得见的敦煌写卷《金刚般若经开玄记》，除杏雨书屋羽550《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第二》、羽446《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第三》外，俄藏敦煌文献中也存有Дx.00700《金刚般若经开玄钞卷第一》残卷。另外，韩国松广寺藏有高丽《续藏》复刻的《开玄钞》卷第四、五、六等三卷。
《开玄钞》长期以来处于佚失的状态，传世文献也鲜有记述。除高丽《义天录》著录有《开玄钞六卷科一卷（公哲述志蕴删补）》[14]外，元普瑞《华严悬谈会玄记》中转录有《开玄钞》的部分内容{1}。今得《敦煌秘笈》的公布，得以与高丽《续藏》复刻残本结合，从而略窥公哲《金刚般若经开玄记》的具体内容及全书之梗概，实有助于《金刚经》注疏流行之考察。兹依卷次先后，简述如下：
（一）俄藏Дx.00700《金刚般若经开玄钞卷第一》
首完尾残，仅存第一纸前5行，行28字，楷书。
首题：金刚般若经开玄钞卷第一，蜀郡沙门公哲述，东京天清寺赐紫沙门志蕴后重删补。
（二）羽550《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第二》
卷子本，首尾俱全，高30.7cm，96.6cm；存十八纸，每纸45行，行38字。
首题：《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第二》，释崇圣疏略释蜀郡沙门公哲述。
尾题：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第二竟。
（三）羽446《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第三》
卷子本，首完尾缺，高30.5cm，长508.6cm；存十三纸，每纸38行，行29—31字。
首题：《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第三》，沙门公哲述。
（四）韩国松广寺藏本
存三卷，第四卷46纸，第五卷41纸，第六卷41纸。每纸30行，行22字。
各卷首题：《金刚般若经疏开玄钞卷第》，蜀郡沙门公哲述，东京天清寺赐紫沙门志薀（蕴）后重删补；尾题：《金刚般若经疏开玄钞卷第》；版心：《金刚开玄抄》。
按：此刊本册子装，当系卷子本改装。各卷卷末都有原刊记；卷六另有重修记。根据刊记知其雕造于辽寿昌四年（1098），重修于明天顺五年（1461）之朝鲜朝世祖七年刊经都监复刻之《续藏》文献。
据上述诸本所见《开玄钞》题下署蜀郡沙门公哲述，东京天青寺沙门志蕴删补。然考僧传、灯录未见公哲、志蕴之相关载记，其生平事迹不可知。尽管如此，由蜀郡公哲、东京志蕴可推知《开玄钞》制作地域可能跨越了四川、洛阳，又从敦煌本与高丽续藏复刻本，亦可推知其流传区域广泛且普及。
至于《开玄钞》针对《金刚经》注疏所采取的撰述形态，从其题下标注“述”、“删补”等情形推测，显然《开玄钞》非一人、一地、一时之著作，其内容汇集众多文献数据，且经历不同时间的增删。成书年代应不早于9世纪，不晚于11世纪，很可能为晚唐五代作品。
敦煌本《开玄钞》之价值，一在其释经体例：先引经文，再引《义记》科文，然后针对《义记》疏文逐句、逐词解说。其诠释疏文具有解疏重于解经、解文多于诠理、唯识资料汇编、抄文雅俗并陈等特色。且引用多种佛教文献。羽550、446《开玄钞》第二、三所引用经典明引有37种，暗引文献有窥基《大般若经述赞》等十数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唯识学专论，另也包含外典《白虎通书》，逸书《百法补遗钞》等，可见深具文献之价值，特别有助于佛教文献之辑佚与考订。
此外，亦具解读唐知恩《义记》之价值。如知恩《义记》“序”之有无，因今未见，以致无从判定。又现存《义记》的三残本，虽经复原，然仍多有缺损。敦煌本《开玄钞》的公布正有助于弥补此缺陷。如俄藏敦煌本《开玄钞》第一卷所载，公哲所见知恩《义记》有“序”；羽550、446《开玄钞》第二、三中所引《义记》疏文，除可供判断《开玄钞》所用《义记》文本接近于敦煌本、清州藏本之《义记》系统，正可以用来补充现存《义记》文本之不全。
总体而论，《敦煌秘笈》羽550、羽446《金刚般若经开玄记》卷二、卷三的公布，实具有佛教文献学斠补、辑佚及考订之价值，更有考察金刚经注疏发展之功用。
由上可见《敦煌秘笈》之珍贵，不论是佛教经典文献，或中国传统的四部典籍，或变文诗词等俗文学作品，童蒙教育通俗读物，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之公法律文书、经济文书、天文历法、术数医药均有不可忽视之价值，更遑论稀见唐代景教经典。无论长卷巨轴或断卷残片，其往往有出人意料难以估量之价值。
又除了写卷本身所蕴载的学术价值外，其收藏题记亦颇有可资研究敦煌文献流散之参考者。如：羽628《佛说延寿命经》首题下有“歙许芚父游陇所得”。卷末表纸有以“甘肃政务厅用笺”八行笺二张写成的跋：
此卷为龚佛平前辈令张掖时所获，余攫得之经，为显德时贾彦俊所造。而太平兴国时僧善明加题，尤为奇特。曩在京师方地山处，见一小卷与此略同，后有题跋四五行。渠为袁克定代购，索价至五百圆，其稀有可者。考敦皇石室扃闭于太平兴国时，以其中无太平兴国以后物也。延寿命经，全藏未著录，更属可贵。余别得晚唐画佛像一纸，右书“清信弟子节度押衙翟儒秀供养”。左书“延寿命菩萨供养”，“■”字与此同，当是延字。其时大法已衰，似皆萦心罪福，不求真理。又所见五经以《无量寿宗要经》为最多，各卷一律，书皆陋劣，纸亦粗糙，与此略同，亦可考见世变。又计周显德二年乙卯，距宋太平兴国伍年庚辰，相去二十六年，为时无几。以为石室最晚之物，由太平兴国五年逆溯至余所藏最古写经有题识之熙平元年，中隔四百六十五年，可见石室建立之古，储藏之久。其时名寺剎宝，存古物殆焉。今之欧州博物院同一性质，但城市多劫灰，荒山少锥凿，独邀幸运，留示后人，固亦非偶然也。八年八月十六夜。
此卷为许承尧旧藏，跋文为民国八年写于“甘肃政务厅用笺”，正当其任官甘肃省政务厅长时。许承尧（1874—1946），字际唐，又作霁唐，号疑庵、悔庵、侯盦等，晚年别号芚父、芚叟，安徽歙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为翰林。民国二年（1913）冬受甘肃都督张广建聘请，赴陇任甘凉（今甘肃张掖）道尹。任官西北十年{1}，集唐人写经甚丰，善书诗，其书有唐人风格。1924年回歙县时，带回经卷数百卷，从中精选40件，庋藏老家大厅楼上，并命名为“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其余分赠友人或与友人交换，部分出售。其中出售给龚心钊、叶恭绰约有七八十卷[10]，1926年至1937年，任县志总修纂编修《歙县志》，著有《歙故》、《歙事闲谈》等。晚年寓居上海，撰写记游诗。出版有《疑庵诗集》。逝世后，所藏书画、敦煌写卷入藏安徽省博物馆。
跋文中称“此卷为龚佛平前辈令张掖时所获”。按：许承尧《疑庵诗》中有“题龚佛平同年蜕庵诗集二首”[15]，同年是同榜录取者的互称。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也都互称同年。许承尧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举人，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进士。考清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进士表，许承尧为二甲第40名，同榜龚姓只有第82龚福焘，湖南省善化县。龚福焘，为湖南才子。又王海帆（1888—1944）{1}《戊辰消夏录》载：“戊午夏，余以监督选举事至凉州，识合肥龚佛平先生于甘凉道任内，过从甚密。”龚佛平为合肥人，与许承尧同为安徽人，许承尧诗题称龚佛平为同年，则当非与许承尧进士同榜的龚福焘。至于合肥龚氏且于民国八年任官甘凉道者，疑即前述与敦煌写卷收藏有关之收藏家龚心钊，然龚心钊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进士，二者并非同年，龚佛平是否与龚心钊同为一人，实有待进一步考订。
四杏雨书屋《敦煌秘笈》的研究现况
有关《敦煌秘笈》写卷的研究，在羽田亨尚未收购前，已有部分珍贵的写本受到学界重视，如原为高楠顺次郎藏的景教经典《序听迷失所经》、富冈谦藏藏的《一神论》，李盛铎旧藏景教写本《志玄安乐经》，1929年羽田亨便加以录文刊布，1934年佐伯好郎重新录文并加英译刊布，又1931年羽田亨还刊布了《序迷诗所经》和《一神论》原大的影印本，1935年羽田亨收购李盛铎旧藏后，直至1958年才又披露李盛铎旧藏的《宣元本经》和《志玄安乐经》的局部照片，为诸家论说之主要依据{2}，但毕竟属于少数。
二次大战时，为避免遭战火波及，这批写卷乃辗转疏散到乡间保存，之后也就秘而不宣，甚至杳无踪迹。羽田亨收购李盛铎旧藏432件外，也陆续收购其他存于日本的写本三百多件，在编纂所谓的《羽田亨目录》的同时，还拍摄了写卷的照片。1955年羽田亨去世后，三岛海云、武田长兵卫等人捐助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基金，并于京都羽田住所附近设立了“羽田纪念馆”，附属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照片933张陈列于纪念馆。
1990年，荣新江教授在羽田亨的史学论文集中偶然看到一件经卷的照片上赫然盖着李盛铎的收藏印。1991年春，荣新江在高田时雄的陪同下，进入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目睹羽田亨生前拍摄的敦煌文献藏品照片，1996年，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提示了这批照片的存在。此后学者开始陆续利用此批照片展开研究，如：
池田温：《盛唐物■資料をめぐって—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の斷簡追加を中心に——》，創■大學《シルクロ-ド研究》創刊號，1998年3月，頁69—90。
林悟殊：《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4，2001年，第1—7页。
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敦煌文献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101页。
落合俊典：《李盛鐸舊蔵開元廿二年寫“法花行儀”初探》，《草創期の敦煌学》，知泉書館，2002年12月，頁203—224。
落合俊典：《李盛铎旧藏照明菩萨经探赜》，《香川孝雄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佛教学净土学研究”》，2001年3月，第21—32页。
湯谷祐三：《新出敦煌孝子伝資料と変文の関係——羽田記念館所蔵“西域文献資料写真”所収孝子伝資料をめぐって》，《同朋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23，2003年，第87—104頁。
牧野和夫：《“孔子項託相問書”の世界：敦煌写巻の断簡一紙：俄羅斯科学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蔵“〔孔子項託相問書〕”断簡と京都大学内陸アジア研究所（羽田記念館）蔵“羽田亨博士収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真”所収写真一葉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實踐國文學》63，2003年3月，第1517—25頁。
落合俊典：《李盛鐸と敦煌秘笈》，《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2：2，2004年3月，第660—666頁。
落合俊典：《“敦煌秘笈目录”（第433号至670号）略考》，《敦煌吐鲁番研究》7，2004年，第174—178页。
岩本篤志：《羽田紀念館所蔵〈西域出土文獻寫真〉七六六、七六七〈十六國春秋〉考——李盛鐸舊蔵敦煌文獻をめぐって-》，《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2004年3月，頁。
林敏：《李盛铎旧藏〈照明菩萨经〉解题·翻刻》，《仙石山论集》1，2004年9月，页79—113。
岩本篤志：《唐朝の医事政策と〈新修本草〉——李盛鐸将来本序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史学雑誌》114：6，2005年6月，頁1046—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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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娜麗：《羽田亨博士収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真〉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史学》50，（中国史特集），2006年12月，第1—64頁。
高田時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蔵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2007年3月，頁1—26。
荣新江：《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5—32页。
小曽戸洋：《敦煌本〈新修本草序例〉：新公開の李盛鐸本》，《漢方の臨床》57：6，2010年6月，第882—884頁。
張娜麗：《羽田亨博士収集〈西域出土文獻寫真〉とその原文書——文献の流散とその逓伝·写真撮影の軌跡》，《論叢》5，2010年10月，頁1—27。
自从2009年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目录册》及《敦煌秘笈影片册一》以来，虽然此书的出版属非卖品，仅发250部，多为赠送学术单位及少数学者，但却掀起近年敦煌学研究少见的风潮，论著篇章蜂出，也再度地证明了新材料带动学术发展的规律。以下谨依先后将2009年以来有关《敦煌秘笈》的相关研究条列，以供参考。
東野治之：《杏雨書屋の〈敦煌秘笈〉》，《第54回杏雨書屋特別展示會“敦煌の典籍と古文書”》，大阪：財団法人武田科學振興財団，2010年，第1頁。
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目录与〈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之比较》，《史学史研究》2010：2，第92—115页。
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中李盛铎藏书印管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第74—81页。
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宫廷写经略说》，《中国历史文物》2010：5，第11—16页。
刘永明：《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道教及相关文献研读札记》，《敦煌学辑刊》2010：3，第68—82页。
陈涛：《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本〈杂律疏〉残卷略说——原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敦煌学辑刊》2010：3，第83—92页。
郑阿财：《从〈敦煌秘笈〉羽39V残卷论〈舜子变〉的形成》，《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745—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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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语
“新材料、新方法与新问题”是近代一致公认学术发展史的通义。作为新兴学科的敦煌学，更是因莫高窟大量写本文献的发现而形成且快速发展。
当1991年荣新江在高田时雄的陪同下，阅览了附属于京都大学的羽田亨纪念馆所陈列的羽田亨敦煌文献藏品照片后，便掀起了日本学者利用此批照片进行研究的风潮。从上节列举数据可见，1998年以来，利用羽田纪念馆所藏《西域出土文献写真》进行研究而发为论文的至少有20篇。
2009年3月杏雨书屋出版了《敦煌秘笈目录册》，12月出版了《敦煌秘笈影片》册一，之后在2011年至2013年3月的两年三个月里，正式出刊发表的论文篇章达39篇之多。已撰写或已宣读而尚未正式出刊者，尚不在此列。这不禁让人再度强烈地感受到敦煌学研究发展史中的定律：敦煌学每一高潮的到来，都与新资料的刊布有着密切相关。《敦煌秘笈》连同目录全部十册完整地正式出版，再度说明了新材料的发现与公布，确实牵动着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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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6
关键词：唐玄宗“开元盛世”“天宝危机”
唐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使唐朝达到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但后来又酿成了“天宝危机”，唐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种种局面到底是何原因呢？
一
武则天晚年，政局动荡不安，直到唐玄宗即位，才结束动乱局面。唐玄宗的皇位来之不易，即位初就面临着一副烂摊子，亟待解决。长期的宫廷，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吏治腐败，官员冗滥，边疆战事频繁，形势吃紧，河北、陇右一带成为戎马蹂躏之乡，威胁唐王朝的安全。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亡他乡，使唐王朝陷入危机四伏、财政拮据的境地。这正考验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此时，他严于律己，选贤任能，关心民众，锐意于治，是有作为的好皇帝。
唐玄宗任用姚崇、宋Z、韩休、张九龄等一批著名的贤相。姚崇是一位干练的政治家。他入相前，向玄宗敷陈十事，大意是无贪边功，广开言路，奖罚分明；勿令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等。唐玄宗答应，从而奠定了开元施政的基本方针。继之者宋Z是一位刚直不阿、守法持正的铁骨之臣。这些贤相，同心协力辅助，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史家称赞开元年间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Z尚法，张嘉贞尚史，张说尚文，李元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①
唐玄宗还刷新吏治，精简官吏，整顿官僚队伍。唐玄宗即位后，首先大刀阔斧地裁减冗官数千人，文停废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节省开支，也提高了行政效率。其次重视官吏选拔，特别是县令的选择。最后是对官吏进行严格考核，他颁布《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10月，委各道按察使对地方官循名责实，进行严格考核，作黜陟的依据，成绩低劣的即淘汰不用。
在改革吏治的同时，唐玄宗在发展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经济方面，唐玄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发动农民开垦种植，改革黄河运粮办法，等等。文化方面，唐玄宗创设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的音乐、舞蹈、戏曲学院梨园；组织大批学者编书、抄书，各种书籍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分成经、史、子、集四部，组织张九龄等人修撰《唐六典》等。在军事方面，唐玄宗厉行裁汰老弱冗兵；加强练兵，实行募兵制；增加军马，开展边疆屯田，设置都督府管理边区，采取比较缓和的边疆政策，以稳定边疆局势，等等。
在生活上，唐玄宗也节俭自励。开元二年七月，他果断宣布：“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2］裁汰宫女，将她们送回家。毁弃武后所造天枢、韦后所立石台，以示与弊政决裂。
唐玄宗励精图治，采取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使唐王朝的社会政治逐步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故而史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3］从而出现了封建盛世。诗圣杜甫满怀热情的讴歌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理财专家杜佑记载，当时天下一斗谷物之价，多则一、二十文，少则数文；绢一匹二百余文；全国驿道四通八达。诚然是一副家给人足、繁荣兴旺的封建小康局面。
二
当然，开元盛世并不是理想天国、人间乐园，在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这种局限性的最好概括。
自开元中叶以后，这种局限性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唐玄宗在政治上逐渐走下坡路，从胸怀大志，变为浑浑噩噩；从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变为贪图安逸、骄傲自满、纵情享乐、不理朝政；从用人得当、任人唯贤变为用人不当、任人唯亲；从从谏如流，变为饰非拒谏；从注意安民，变为不恤民苦；从注意节俭，变为穷奢极侈；从精简机构、裁汰冗官，变为冗官众多、机构臃肿；从皇亲、外戚不干政，变为干政，等等。唐玄宗的这一变化，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他丧志，越来越胸无大志，整日浑浑噩噩，沉醉于纵情享乐中。唐玄宗的后宫有宫女四万多人。他喜欢看斗鸡赛马，因此当时流行的民谣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他每年都大庆生日，经常大宴、大赐百官。他大兴土木、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劳民伤财，百姓苦极了。他还好务虚名，贪求边功。他的称号逐步升级，天宝十二年（公元754年）称号加至“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达到登峰造极、无可复加的地步。可是政治腐败局面也达到了顶点。
他好大喜功，动辄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武力。结果，不仅使成千上万无辜士兵死在边陲，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灾难，而且使广大农村田园荒芜，国家财政开支入不敷出。导致唐玄宗晚期政治腐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宠爱杨贵妃，重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
在唐玄宗过着糜烂的宫廷生活乐而忘忧时，朝廷上下则被奸相搞得乌烟瘴气。司马光评论李林甫为相十余年，“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除异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由于杨贵妃得宠，杨氏兄妹皆飞黄腾达，沐猴而冠。三位姐姐均封国夫人，堂兄杨国忠则兼四十余职，并继李林甫为相，把政治腐败推向了顶峰。
许多官僚都争走贵妃的门路，贡献珍玩，因而取得高官厚禄。幽州节度使安禄山甚至自荐为养儿，拜杨贵妃为干娘，取得了唐玄宗的更大的信任。而实际上他野心勃勃，心怀觊觎，暗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图一逞。他所统领的幽州、平卢、河北三道精锐兵马，已超过了当时唐中央的兵力。自开元以来，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小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唐王朝处在危机四伏的火山口上，而唐玄宗仍在腐朽的“爱情”生活里迷不知返：“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
公元755年，安禄山终于举兵叛乱。顷刻间，河北沦陷，东都不守，潼关继失，山河变色。践祚四十余年的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行军途中，随从士兵痛恨杨国忠祸国殃民，一箭射杀，并纷纷要求杀死杨贵妃。唐玄宗知道此事无可挽救，只好忍痛割爱赐其死。这场绵亘八年的战火，葬送了唐玄宗的浪漫爱情，也葬送了唐王朝“国容何赫然”的烈烈国威。唐王朝从此步入衰微，一蹶不振。
公元765年，肃宗即位于灵武，尊唐玄宗为太上皇，从此，唐玄宗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公元757年，玄宗从成都回到长安，被肃宗软禁于宫中；公元762年，玄宗在寂寞、悔恨、悲愤与疾病的交加中死去。
这就是天宝危机，唐朝因此由强盛走向衰落。像唐玄宗这样集明君与昏君、历史功臣与历史罪人两种典型于一身的封建帝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他给后人留下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值得后人很好地汲取。
参考文献：
［1］全唐文（卷三）.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7
相较于其他文体，散文的语言是曼妙的，灵动的；散文的形式是自由的，率性的；散文的内容是丰满的，有情致的。它不拘谨，不沉闷，甚至可以说是不严肃的。它的一切全由作者的心意所掌控，作者内心中的情与理构架了散文的灵魂，这是散文“神”之所在；作者笔触间的灵动与飘逸形成了散文飞扬的姿态，这便是散文“形”之所在。“神”是“形”的内在基础，“形”是“神”的外在表露。如此形神而兼备者，莫过于散文也。
如今，刚刚领略过如流水般清冽的三本散文集，我仍觉得心神俱醉。它们各富神韵，却共同诉说着作者心中美丽或哀愁的情思。它们分别是：安意如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愁》、《林清玄散文自选集》以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我看来，这三本散文的美丽之处，实在值得细细回味一番。
《人生若只如初见》一书，从头到尾，都荡漾着清新而浪漫的情调。作者安意如饱读了先秦至清代的那些关于男女爱情的诗词，以她那女性所独有的细腻与柔婉，对这些美好的诗词一一进行了推陈出新的点评。在她的笔下，那些诗词描绘的男女主人公，无一不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的象征与见证。他们或有美丽如夏日初荷的邂逅，或有刻骨铭心的相爱与相思，或有寂寞哀婉到让人心碎的离别，这样的爱情实在太美，却又太易于逝去，一旦失去便让人无处寻觅。所以，安意如说，人生若如初见，该有多好。
安意如评诗词，定要摄取全诗词中美的精华，加上丰富的想象与优美的笔调，营造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得近乎虚幻的世界。当然，书的精彩，不止如此。读完全书，不难发现，她的文字，她的观点，她对古人的描摹，几乎完全是站在一个充满文艺范儿与小资情调的现代都市女性的角度来写的。她用不加约束的随性与大胆新奇的想象代替了史学家或文学家的庄重严谨，她的文字更加轻灵流畅。她评秦观：“少游这个人，应是青衫磊落，茕然独立于花廊之下，抬头望着楼上的爱人，脸上有阳光阴影的文弱男子，有着暗雅如兰的忧伤。那春草清辉般的邂逅，应是他的。”她写曹操：“‘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他用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来提醒那些贤才：我纵然求贤若渴，然而事实上天下之大，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你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她写唐寅：“说起来，都是才气惹的祸。也真是气煞人，仿佛大明朝二百多年的活泼灵气独独被唐寅一日占得了，他是行风流，动风流，行动风流。无论诗画都有天然一股好姿态。”
这样唯美的文字，或许可以说它不够深沉，稍显任性，但谁又能说它不能够唤醒读者心中的诗意与感性呢？
与安意如的浪漫唯美不同，林清玄的文字少见雕琢的痕迹，朴实如对话，自然得让人舒畅，却闪烁着智慧与思想的光芒。他曾入山修行的经历，给他的思想以及文字蒙上了一层空灵“禅”意，神秘而幽静，他以佛家的眼光与胸怀去领悟生活中的微小之处，感悟人生大道，再将他那启迪性的哲思转化为充满哲理的文字加以呈现。品读其文，有如耳闻木鱼轻敲，僧人低语，佛钟悠远，脑中浮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景，全身心浸于空灵而静谧的氛围之中，悠悠然而得其乐。于是，那高深莫测的佛法禅意便近在咫尺，可感可触，可思可想，让你在不经意的会心一笑中领悟与升华。
佛鼓的妙响教会他沉默的价值，大悲殿的燕子教会他沉思与警醒，僧鞋的破洞教会他看破人生的短暂与渺小，时刻保持谦卑的姿态。在一次次的洗涤中，他的心，读者的心，便如淘尽了世间的尘埃，平静如止水，清澈如皎月。林清玄告诉我们，心怀禅意地活，心怀敬畏地活，或许就能参透许多迷惘，看破许多纷扰，真正舒心而享受地活着。
若论及思想的深度，这三本书中分量最重的自然要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不愧为当代散文名家，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历史涵养以及人文情怀，在他的几篇相当有代表性的名作《一个王朝的背影》《坡突围》《遥远的绝响》中就已经略见一斑了。他的历史散文，贯古通今，以反省的姿态和认知的高度去探讨、追寻历史的根源。他的笔下，飘摇的大清王朝起于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止于一群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他的笔下，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原来历史的跌宕还要归功于小人，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像坡这样小人牵不动的大师，他的光辉超越了一个时代，影响了此后的整段历史。他的笔下，那暗无天日的魏晋乱世，走出了嵇康阮籍，也走出了空前绝后的魏晋风流。他善于将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下，用个人或群体的命运折射出王朝、社会、国家的动荡与兴衰。品读他作为学者言辞的锋芒与犀利的批判，不难有“拨云见日”之感。
而《文化苦旅》的特点，在于余秋雨将中国的青山秀水、古城破庙作为窥探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的洞口，从这里望过去，仿佛就能穿透文人的内心与文化的灵魂。余秋雨自己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所以，他一路走来，走走停停，在欣赏，更在思考。他走过敦煌石窟，看见了道士塔，看见了王圆，看见了那个愚昧自私的道士对中华珍贵历史遗迹的背叛与毁灭，看见了那条仍流血不止的文化的伤疤，心中因为愤懑而不能释怀。他明知，敦煌属于中国。他走过开封，走过南京，走过苏州，他的脚踏起了积淀历史的黄土，他的目光穿越铭刻记忆的古老建筑，瞥见了历史的轮廓，久久地凝视后是沉痛而无奈的叹息，那叹息声如惊雷，如利剑，穿过历史的雾霾，直指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与封闭之处。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8
[关键词]嵇康；四言诗；魏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49-02
嵇康（224～263），谯郡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在当时乃至后世影响都很大，有关他的话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内容涉及文学、哲学、音乐等方面。尤其是他的四言诗，“开晋宋四言门户”，突破了前人尤其是《诗经》的陈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对后世四言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人论及嵇康诗歌的艺术风格，多概括为“清峻”，这源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这段论述为后世多数评论家所认可。陈祚明曰：“叔夜诗实开晋人之先，四言中饶隽语，已全不似三百篇，故佳。”刘师培也说：“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简而言之，“清”就是清远，“峻”就是峻切，进一步说，就是嵇康诗歌所呈现出的清新脱俗的意境，所塑造的清高伟岸的人格形象，以及直露峻切的语言风格和创作风格。这可以说是嵇康四言诗的主体风格。
一、清远旷逸
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一文在考察《诗经》中“清”的用法的基础之上，指出“清”除了本义指水清外，主要引申为“人贤淑的品貌”、“宗庙的肃穆气氛”、“人的峻洁品德”等，而引入到诗歌评论当中，则是指“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诗人气质的超尘脱俗，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此外还有意境和情趣的古雅和凄冽等。”《诗薮》说：“诗之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又说：“思不清则俗。”可见，思清决定着诗风能否超尘脱俗，即诗风之清取决于情思之“清”。嵇康乃一代玄学大师，有大量的玄学言论存世。玄学之“玄”即深奥神妙之意，玄理本身就是一种“清”思，是让人遐思远想的。不仅如此，嵇康还是庄子的理想人生境界具体化、人间化、诗化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理想的人生境界和生活趣味描述为“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志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其十七）嵇康想要在诗歌里构建一个诗化的人生境界，所以他对诗中的形象进行了净化，而净化了的主客体便共同生成了嵇康诗歌清远旷逸的风格。嵇康一生淡泊名利，无意仕进，他所追求和向往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所谓诗为心声，他的诗歌也往往呈现出一种清远脱俗的美学特征。诗人往往寥寥数语，便会创造出令人神往、浮想联翩的清远旷逸画卷。《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和《四言诗》中的部分诗歌都能体现这种风格，如《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晋书・顾之传》载：（顾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图之，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再试看下面的诗句：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
泛泛柏舟，载浮载滞。
微啸清风，鼓楫容裔。
猗猗兰蔼，殖彼中原。
绿叶幽茂，丽蕊浓繁。
馥馥蕙芳，顺风而宣。
微风清扇，云气四除。
皎皎亮月，丽于高隅。
这是何等的高远辽阔，何等的澄明虚静，何等的冲淡平和！诗中的意象看似平淡，如“流水”、“清风”、“兰蔼”、“微风”、“亮月”等，都是日常所见普通景物，然而看似平淡，仿佛是信手拈来，轻描淡写，诗人通过运用白描、比兴等手法，寥寥数语，便创造了一个一尘不染、澄静精纯的氛围，如人间仙境一般。这既不同于他之前屈原的博大华美，也不似他之后谢灵运的富丽精工，自成一格，自成特色。诗人将自己的“仙心”巧妙地融化到了自己的诗歌之中。
二、峻切雄健
颜延之说嵇康“龙性谁能驯”。（《五君咏》）刘勰云：“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嵇康这种桀骜不驯、豪侠正义的性格，带给诗歌豪迈、雄壮、直率之气。这在《幽愤诗》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首诗是嵇康因吕安事受牵连入狱后所写。干宝《晋书》载：“康有潜遁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吕）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泰然若定，轻肆直言，抚今追昔，畅想未来，时而哀怨低回，时而激越豪迈，然其大气凛然，光明磊落，情绪昂扬，节奏鲜明，犹如一首大气磅礴的交响曲。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嵇中散诗如独流之泉，临高赴下，其势一往必达，不作曲折漾回，然固澄澈可鉴。”这段评论形象地阐释了嵇诗峻切雄健的风格。再如《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其十三：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
萋萋绿林，奋荣扬晖。
鱼龙，山鸟群飞。
驾言出游，日夕忘归。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
愿言不获，怆矣其悲。
诗句豪壮、伟奇，颇具魏武遗风。浩浩荡荡的洪流如天风海雨扑面而来，气势雄浑壮阔。极目远望，自然美景尽收眼底，树木繁茂，百花争艳，鱼龙畅游，山鸟群飞。徜徉在美景之中，何等快意，乐而忘归。然而，面对美景韶光，却无心欣赏。良朋不在身边，亲人远离在他方，心情十分悲怆。正如刘履所言：“此叔夜自叙其与秀才别后之情，言见洪流尚萦带而相近，绿林且荣耀而悦人，鱼龙亦共聚而游，山鸟有群飞之乐，是以览物兴怀，思得同趣之人，相与游娱，以忘晨夕，今乃不获所愿，使我思之不己，至于悲伤也。《魏志》称其‘文辞壮丽’，观此诗，亦可见矣。”
三、雅润古穆
刘勰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雅润指诗歌内容之醇正典雅，文辞之华彩润饰。嵇康是魏晋时期四言诗的重要，更有学者认为，他是四言诗最后一位代表诗人。试看《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其一、其二：
鸳鸯，肃肃其羽。
朝游高原，夕宿兰渚。
邕邕和鸣，顾眄俦侣。
仰慷慨，优游容与。
鸳鸯，啸侣命俦。
朝游高原，夕宿中洲。
交颈振翼，容与清流。
咀嚼兰蕙，俯仰优游。
诗中生动描绘了一对鸳鸯振翼齐飞、悠闲嬉戏的景象，它们或飞或歇，一会儿相顾和鸣，一会儿又在水中嬉戏，好不快活自在！诗歌用语典雅华美，形象高洁脱俗，描写生动鲜活，深得风雅之韵味。
“古穆”可以理解为“雅润”风格的一个侧面。且看《代秋胡歌诗》其一、其二：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
古人所惧，丰屋家。
人害其上，兽恶网罗。
惟有贫贱，可以无他。
歌以言之，富贵忧患多。
贫贱易居，贵盛难为工。
贫贱易居，贵盛难为工。
耻佞直言，与祸相逢。
变故万端，俾吉作凶。
思牵黄犬，其计莫从。
歌以言之，贵盛难为工。
就诗歌内容而言，抒发的是安贫乐道等玄理，然其风格却显得古朴而又典雅，如朱嘉徵所言：“秋胡行歌富贵思寡过也，……乐府尚存古穆之风。”
总而言之，嵇康四言诗所展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和美感。一般而言，传统美学将艺术之美分为优美和崇高两类。由此可以看出，嵇康的四言诗优美与崇高兼具，清远旷逸则属于优美的范畴，呈现出阴柔之美；雅润古穆和峻切雄健则属于崇高的范畴，呈现出阳刚之美。这些特点阴阳相辅，刚柔相济，正好应合嵇康所托好的老庄哲学理念。
[参考文献]
[1]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9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心，《新青年》杂志之外就是北京大学。北大之所以能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出任校长，无疑是关键。正是由于大力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才使得北大校风为之一变，一时之间群贤毕至，钱玄同正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钱玄同，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他的父亲曾担任过苏州、绍兴等地的书院山长。他自幼饱读经史诸书，少年时因得见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16岁的钱玄同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其他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大为震动，逐渐有了反清的意识，并毅然剪掉辫子，以示“义不帝清”(《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了《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同时，他又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庄造新字的学说，兴趣甚浓，于是矢志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发扬光大。
1906年，他的哥哥钱恂出任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同兄长东去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当时章太炎正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玄同曾往谒就教。他还与鲁迅、周作人、黄侃、龚宝铨等人一起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那时钱玄同就十分活跃，经常当着先生的面，打开他的“话匣子”，在榻榻米上忽东忽西、口若悬河，因此被赠予“爬来爬去”的雅号。有时，他和太炎先生谈论文字复古的问题，在大家散了之后仍旧不走，谈得晚了便在《民报》社里住宿，接着谈论。这一段从学的经历对他以后的治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后不久，钱玄同回到国内。辛亥革命后，他一度认为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他参照《礼记》、《尚书》、《仪礼》等古籍，写了《深衣冠服说》，并且穿戴着深衣玄冠去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成为一时笑谈。
1913年，钱恂出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来到北京，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任国文教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事实上，钱玄同是新知识分子群中较早进入北大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正是有赖于他和沈尹默的推荐。他与周作人、刘半农更是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为不同，但实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正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辞激烈，但“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正是由于与新文化群体的密切联系，当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新时，钱玄同不但很快表示赞同，而且积极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写了不少文章、随笔和通信等，大力鼓吹白话文，主张文言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等。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他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样的惊人之论。他还以《寄陈独秀》和《寄胡适之》两文参与到“文学革命”的讨论中，显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的言行十分激烈，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是可以不改革的。他多次激烈地批驳保存国粹和宣扬灵学等言论荒诞悖谬，“五四”时盛行一时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也是由他最先提出的。他还是“打倒孔家店”的积极拥护者，虽然他的主张不无粗疏草率之处，而且还有“人过四十，皆该枪毙”的哗众之论贻笑后人；但在当时，他这些偏激的言论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痛恨黑暗、渴盼新知的年轻人尤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钱玄同矛头所指的保守派反应却十分冷淡。1917年初，他在《新青年》撰文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建议，并对当时的文坛领袖林纾直接加以攻击，但林纾的回应很是平淡，令他顿感失望。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为了改变这种处境，钱玄同和好友刘半农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由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他不但忠实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而且使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对林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新知识分子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充分的自信，引发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激起旧派文人的恼怒，他们加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击。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讽刺文学革命的领导人，以虚构的名字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语言十分刻薄。他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大骂他“伤天害理”，百般丑化。林纾这种非君子的应战方式引发了《新青年》大规模的讨伐，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也逐步壮大。在这一役中，钱、刘二人功不可没。
对钱玄同而言，他对新文化运动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贡献。因为在民报社共同听讲的渊源，钱玄同与周氏兄弟交情颇深。因此他经常到二人当时在北京的居所绍兴会馆，与他们同桌共食，或抵足畅谈。他通常是午后4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再回师大的宿舍去。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鲁迅《呐喊・自序》)聊天的内容自然十分广泛，包括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周作人说，这正是钱玄同由“复古”往“反复古”方向更坚定地前进的一个转折关口(《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自己也曾回忆，与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谈过许多偏激话”(1923年7月9日致周作人书)。当时周作人已是北大的教授，鲁迅还在教育部任职，但由于以往的经历，两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并不积极。尤其是鲁迅，心情十分消沉，整日埋首屋中抄古碑、看佛经、读墓志。钱玄同的不时来访为僻静的补树书屋增添了些许生气。来的次数多了，他不由得对鲁迅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鲁迅此时摆弄这些古董是毫无意义的。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展露的文学才华是他所深知的，于是，作为《新青年》的编委之一，他开始建议鲁迅写写文章，向《新青年》投稿，加入到新文学的阵营中来。虽然鲁迅并没有立即赞同他的意见，但他的话不久还是产生了作用。到1918年，鲁迅终于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接着是杂文和长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爬出“待死”的深坑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钱玄同的极力劝说，无疑为他垂下了一根救援的绳梯。而三人在槐树下的长谈，也为此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各自的辉煌作好了准备。对这一幕，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过生动的描述，二人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也成为了新文学史上一段不朽的经典。
文学革命为“五四”积聚了深厚的基础，钱玄同等人也正是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而为青年学生所崇敬和瞩目。因此，当爆发之后，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生运动最热情的支持者。但的发展很快偏离了他们预期的方向。这种运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他们所陌生的，无休止的游行与斗争也使他们厌倦。于是，和周作人一样，钱玄同很快也感到了“小河”的忧虑。“五四”后不久，他写信给周作人，以他特有的直率，表示了自己“近一年来时怀”的“杞忧”，他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他还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对五四时期自己激进的态度也表示了反省(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函)。这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篇10
隐士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尤其是与隐士的生活起居、思想意趣关系紧密的田园山水诗。
关于隐士与诗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梁鸿和他的《五噫歌》。此诗共五句，因诗中有五个“噫”字，故名。这是梁鸿隐居霸陵山后，有次途经洛阳，见宫殿之华丽与民生之疾苦，悲愤不已，感慨而作的一首诗。这首诗虽读起来简单，但它是五言诗发展史上常被提及的一首作品，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诗经》《楚辞》两部巨著，但诗歌的形态并没有完全成熟，直到东汉末年，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主要形式的五言诗才逐渐从民间歌谣发展到文人创作。梁鸿的这首《五噫歌》便是在这个阶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谈到这一时期的文学，“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尤其是阮籍，他的诗歌成就以82首五言咏怀诗为代表，内容主要是“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诗人以隐晦曲折、深远幽微的语言抒发了身处乱世无处排遣的忧愁、孤独和苦闷，以及在高压政治下如履薄冰的心境。此外，还有一些怀友、隐逸等方面的内容，诗歌风格含蓄飘逸，与阮籍本人含蓄慎言又桀骜不驯的性格相似。如《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除了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其著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据说是以阮籍所崇拜的隐士孙登为原型。孙登是当时极为有名的隐士，隐居在苏门山，不与人来往。阮籍曾奉魏文帝之命去拜访这位神秘高人，大为震撼，回来后便挥笔塑造了这位超然自得、遗世独立的“大人”形象。
嵇康的文学成就也以诗歌、散文为主，现存诗歌50多首，著名的有《幽愤诗》《赠兄秀才入军诗》等，留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等佳句。散文则以《与山巨源绝交书》最为有名。
两晋时期，清谈玄学之风盛行，很多文人以玄理入诗，造就了盛极一时的玄言诗。许询为代表诗人之一。许询是一名隐士，与谢安、王羲之等来往密切，史书称他“有才藻、善属文、能清言”，晋简文帝称赞他“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他的诗仅存数首，且系残篇，较完整的仅有《竹扇诗》一首，还有“清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等残句。
到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横空出世，把诗歌从玄远清虚、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时代解放出来，使之重新回到《诗经》、汉乐府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书写真情实感的轨道上。陶渊明的诗歌主要以田园生活为题材，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会友，或琴书自娱，或盥濯檐下，或采菊东篱，在别人眼里平淡无奇的田园生活，却在诗人点滴细腻的感受中化为动人的诗篇。除了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有咏怀诗、行役诗、赠答诗等。另外，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也都是千古流传的名篇。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期的谢灵运，则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诗歌史上往往将他们并称为“陶谢”。谢灵运写山水诗更像一位摄影师，把自己游历时所见的山水风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客观、写实的描绘，留下了“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千古名句。
唐代诗歌高度发达，隐士也多，诗歌成就更为夺目，如王绩、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寒山等。其中，王绩被誉为初唐时期独步天下、一枝独秀的诗人。因当时的诗歌基本上浸染在齐梁宫廷诗的靡靡之音中，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的贵妇，美则美矣，毫无灵魂。在此背景下，王绩的诗歌为整个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如他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在王绩之后，王维和孟浩然把山水田园诗推向了鼎盛时期。他们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王维的诗充满了画意和禅趣，空灵隽永，意境深幽，世人称之为“诗佛”。他的代表作《辋川集》20首是在他中年后隐居辋川优游山林所作。另外，《鹿柴》《山居秋暝》《终南别业》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篇。
宋代的遗民隐士的诗歌描写田园生活较少，多为书写国破家亡、身世不平之感。比如谢枋得、汪元量、郑思肖、俞德邻等都是宋亡以后避世隐居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多写亡国流离之痛与乱世民生之艰。
金末元初的大文豪元好问、王若虚都在金朝灭亡后隐居乡里，不事新朝。元好问是金元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曲、文、小说等皆精工，被誉为“文坛盟主”、“一代宗匠”。他的诗歌现存1300多首，以丧乱诗、山水诗最为有名。
明末清初的遗民隐士大多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书画家，如张岱、傅山、屈大均、归庄、吕半隐等皆有文名。其中，张岱的小品文独步天下，屈大均的诗歌成就最高。因为小品文的成就，张岱被认为是晚明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他的精华之作大多作于明亡以后，如《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嬛文集》等。其中，《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都是传诵至今的精品。屈大均的诗多效仿屈原和杜甫，关心民生疾苦，饱含亡国之痛，但又能自铸伟词，创造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诗派”，有诗集传世。
水墨丹朱映清波
隐士画家多擅长山水画，其原因是很明显的。隐士退出仕途纷争，所归之处便是山林田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熟悉的事物自然便有一分心印，更不要说有些隐士画家对山水有着特殊的兴趣。在历史上，书画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文人都书画兼得，隐士亦是如此，大多数隐士画家同时也擅长书法。
至汉末，我国的汉字书体已大体齐备。这一时期产生了张芝、蔡邕等著名书法家。张芝是我国最早的一位“今草”大家，被誉为“草圣”。然而，人们可能并不知道，张芝还是一位高尚不仕的隐士。他出生在甘肃酒泉的一个官宦家庭，但对仕宦毫无兴趣，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书法中。经过长时间的苦练，他在草书上达到了“超前绝后，独步无双”的境界。他对当时的草书进行变革，将原先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今草，后世的书法家如韦诞、王羲之等都对他推崇备至。
东晋末年的隐士队伍中出现了三位大艺术家，即戴逵、戴勃和戴颙三父子。他们都淡泊高迈，绝意仕途。父亲戴逵的人物画、山水画都颇有成就，可以算是创作山水画的先驱人物，他的山水画如《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都是较早出现的作品。宗炳也是生活在晋宋之际颇有名气的隐士画家，他认为“圣人含道映物”，而“山水以形媚道”，也就是说，绘者要在精妙的山水之形中折射道心，观者要从山水中感悟道意。代表作有《永嘉屋邑图》《颍川先贤图》《问礼图》等。另外，他还著有《画山水序》，这是最早阐释山水画理论的文章。
进入唐代以后，隐士中精工书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山水画的创作尤为兴盛。王维、卢鸿、张志和、项容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王维以笔墨清淡的山水最具特色，被尊为南宗山水画的创始者。作品有《辋川图》《袁安卧雪图》等，还撰有《画学秘诀》等画论三篇，提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等观点。卢鸿隐于嵩山，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士。在书法上，他对籀、篆、隶、楷各种书体都很擅长。开元十二年（724），他曾用八分隶书为普寂禅师撰写碑文，可见他的隶书在当时名气不小。在绘画上，他善于描画山水树石，得平远之趣，水准可以跟王维相当。曾经自绘《草堂十志图》，描写隐居之处的景物，即嵩山十景，表现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被人视为山林画的绝作，可惜原作已佚。
五代至北宋时期是山水画的成熟阶段，在其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是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等人，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隐士。荆浩是士大夫出身，博通经史，长于诗文，后因战乱避居于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善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于云中山顶画出四面峰峦的雄伟气势。他在山水画上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创造了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其二是全景式的山水布局。存世的作品仅有《匡庐图》。此外，他还撰有《笔法记》等画论。《笔法记》是最早全面系统地论述山水画创作方法和艺术准则的一部著述，文中假设了跟一位老翁的问答，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这绘景“六要”，又指出了绘画中常见的“有势之病”与“无形之病”，富有创见，堪称一部经典之作。范宽是一位纯粹的隐者，晚年隐居终南山，日夜观察山林云雾之变幻，寄予笔端，以此终老一生。他的画师法荆浩，存世的仅有《雪景寒林图》《雪山萧寺图》《溪山行旅图》，后者是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元朝后期，江浙一带出现了几位在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元朝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并且将山水画推向了又一个高峰。这几位大家就是被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黄公望的画得到舅舅赵孟頫的传授，又融合宋代董、巨、荆、关、李等各家之长，晚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的风景集萃于笔下，画中表现出的清真灵幻的景观、松散疏放的气象以及画家逍遥容与的心境和闲愁无尽的情绪，为后世画所膜拜。吴镇甘贫守志，隐居终老，人们都认为他的画没有烟火之气。一般画家多画“山居”，他却常画“渔隐”。“渔父”是他常画的主题，他的《渔父图》意境清幽，笔墨淡然，有自得之趣。在技法上，他善于用湿墨，画风沉郁苍翠。倪瓒多画太湖一带的山水，布局、笔墨都极为清简，格调天真幽淡，以淡泊取胜。
明代中叶以后，无论在绘画上还是书法上，隐士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代表人物当推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沈周是吴门画派的班首，他最有特色的是粗笔山水，人们称之为“粗沈”。除了最擅长的山水画之外，他画人物、花鸟同样出色，传世名作有《庐山高图》《卧游图》《盆菊幽赏图》《烟江叠嶂图》等。唐寅的画风变化较大，最终形成了谨细绵密、平淡清远的总体风格。他也兼工山水、花鸟、人物，有《山路松声图》《骑驴思归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等传世。此外，明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祝允明，被推举为引领吴门书派崛起的第一位领袖人物，他的书体跨度很大，早年学平整中和的小楷，继而学宽博奇侧的行书，晚年又转向险绝狂放的草书。因能宗法各家、集各家之长，他的书法既扎实又精于变通，远超沈周等前辈。
明末清初的四大画僧以及龚贤、傅山、吕半隐等遗民隐士都在绘画、书法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四大画僧中名气最大、被视为异类的山人朱耷。朱耷是皇室后裔，虽贵为皇室，但他出生在明亡前夕，身份对他来说是制造灾难的沉重枷锁。明亡后，年仅弱冠的朱耷携老扶幼，隐姓埋名逃入深山避难。朱耷的花鸟画成就最高，开辟了简笔写意的新风。在他笔下，不管是鱼还是鸟，或白眼向天，或白眼向人，充满了孤傲倔强、愤世嫉俗之意。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内心的写照。他画山水，也多取荒寒萧疏的残山剩水，满目是孤独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