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结与反思篇1
那么，什么是教学反思？历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如何进行教学反思？
所谓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并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教学反思一直以来是教师提高个人业务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现在很多教师会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来反观自己的得失，通过教育案例、教育故事、或教育心得等来提高教学反思的质量。凌源市实验中学自建校以来就对每位教师提出了要进行教学反思的要求，并作为业务检查的重点。正因如此，实验中学几年来培养了一批能力过硬，专业素质强的青年教师。本文仅就历史学科进行剖析。
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教师应该经常反思自己或他人的教学行为，及时更新教学理念。比如，传统的历史教学将历史视为“记忆型”而菲“思考型”的科目。因此，讲述、板书、念课文与抄笔记，构成历史课堂教学的主要活动。长期形成的这种“教师灌输，学生记诵”的教学基本模式，使得大多数学生感到历史是“最无用又无趣”的科目。而现代历史教学理论认为，历史教学的核心是发展学生对于历史探究的方法，学生不应只学习那些“事实性”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程序性”的知识。具体就是引导学生学习运用史料作为证据去认识过去，以及批判与诠释的基本史学方法。“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历史赋予人类的智慧。教学反思正是通过对教师的教育实践进行总结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和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教学反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素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研究自己的教学，并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积累案例；二是在别人教学的课堂中捕捉案例；三是在平时的阅读中搜集书面案例。我国各地都有一些优秀历史教师，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教学经验是教学理论取之不竭的源泉。在搜集和总结的过程中，总结得失，并不断的形成经验或理论继而运用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反复实践，揣摩。
第二，观摩与讨论。观摩与讨论的目的在于通过同事之间的相互观察、切磋和讨论来提高教学水平。教师在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时，往往局限于个人的视野而难以发现问题和缺陷，而同事之间的观摩和讨论可以为教师反思个人的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为此，学校每学期都会举行组内听评课和组内示范课活动。然而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大多数教师不能直言不讳，只言优，不言劣。所以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2
一、反思历史教学的价值
每一门学科的教学都有其特定的教育价值，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只有首先对历史学科教学的价值有了清晰与明确的认识，才能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更好地引导学生认识历史、评价历史与反思历史。对于历史教学价值的反思，至少能够在以下两方面适应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的形势与需求。
1.反思教学可以促进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
时代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在史料不断地丰富和更新中体会与解读；对于当下的现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不断地重新审视与思考。作为一个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的历史教师，必须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教学，以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力争成为教育教学的探索者与创新者。在这个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对于自我的反思必不可少，原因有二：其一，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要求历史教师不断地反思自我，以增强自我教育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从而将历史教学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辩证地审视和分析历史教学的行为和结果，改进历史教学实践；其二，历史是一门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这就要求历史教师不断地寻求理论和实践的最佳契合点，做历史教育教学的主动研究者，而不是被动的理论接受者。由此可见，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只有不断地反思教学价值，才能促进历史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与能力的提高。
2.反思教学契合历史学科的特色
首先，历史学科本身就在于认识并立足于过去、关照与反思现实，从而改善并超越现实，面向未来。学科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反思性，且这种反思恰恰契合了当下新课程改革对历史学科提出的要求。其次，历史学科的教学过程一般是了解各种历史现象及某个历史事件产生、形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现象或事件做出客观的、辩证的历史评价，同时能够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做出对我们今天社会有益的思考与借鉴。这整个过程就是再现思维、辩证思维与创新思维充分结合与体现的过程，这与反思教学强调的思维过程——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同时，反思教学强调思维不断地被激发、教学不断地被创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学科的教学特点也是不谋而合的。
二、历史教学反思的过程和方法
1.课前反思——选择最佳的历史教学方案
历史教学的课前反思通常是指备课反思，即要求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对教学中的各种可能性方案进行筛选、展开反思，最终决定用哪种方式来实施历史教学。
例如，在备《新兴力量的兴起》一课时，通过分析教材可知，本课的教学内容是以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对比消长为核心来讲述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通过分析学情可知，教师需要做好的铺垫是：理清美国和苏联实力下降的原因及具体状况，以及欧洲、日本、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上升原因及状况。但由于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未在教材中做详细介绍，若贸然授课必然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解。于是，我就在课前给学生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并指导他们主动收集有关美国、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关资料。同时，针对高中生的年龄特点，我精心制作了课件，以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历史影像，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时，阐明历史问题，完成课堂教学任务。新课程改革提倡教学要达到的“三维目标”，要求学生在熟悉挑战美国和苏联两极格局及有关组织机构的名称和了解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的基础上，掌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事实依据，认识各种材料的价值，树立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价值判断标准。其重点内容是西欧、日本的崛起及不结盟运动的兴起，需要突破的难点内容是世界主要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基于以上所有考虑，我最后决定采用的是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由学生自学、讨论与师生互动、教师分析相结合。此外，为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我还采用了多媒体、网络和相关课外书籍来辅助教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课中反思——灵活、随机地调整历史教学的授课程序
历史教学的课中反思，一般指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反思。因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常常会发生一些教师无法预料的情况，所以再周密的教学设计也不可能完全适应课堂教学的要求。这就需要历史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地发现问题，迅速地反思教学方法、教学行为，随机应变地选择一种于现场最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例如，在讲《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一课时，我发现很多学生居然搞不清楚“中法战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两个事件的时间之先后顺序，稍作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初中历史知识的缺失造成的。此时，若按原来的教学程序进行下去，课堂教学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于是，我及时地调整了教学顺序，先给学生补充了这部分的相关历史知识，而后再按原来的教学设计继续教学。虽然由于时间上的耽搁没有完成原定的教学计划，但却保证了课堂教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3.课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与成长
“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此，无论历史教师在课前备课，还是课堂实践中多么认真地反思和调整，实际的效果总会与课前的预计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给教学留下遗憾。为弥补这种遗憾，历史教学课后的反思也必不可少。历史教师要在课后通过反思教学的设计、内容、方法、组织和评价方式，促进历史教学过程的不断优化，同时不断地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实现评价方式的激励性和多样性。
例如，在讲完《“百家争鸣”和儒家的形成》一课后，我反思了这一节的教学过程。在本节课中，我的导入形式比较成功，充分地引起了学生对这部分学习内容的重视；在重难点的突破方面也较为成功，这些是值得以后的教学借鉴的经验。但也不乏遗憾。譬如，本节课的学生拓展空间应该是很大的，但由于教学设计和时间安排等方面的不合理，使得学生在拓展方面意犹未尽，这就需要我在今后的教学设计上做好取舍和改进。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3
一.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1]在他看来，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3]。“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7]在他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不论它是什么东西)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1][2][3][4][5][7][8][9][10]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伦敦1976年英文版,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4
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知识不是孤立存在的，能力不是单独生成的，只有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知识方能显现价值，能力才可提升。生动鲜活的教学情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有利于学生感受知识的来源和产生过程，促进学生认知技能的提升，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教师教学应围绕教学目标，创设各种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从情境中审视历史现象，锻炼历史思维，感悟历史规律。
比如，学习“美国南北内战”这一课时，我先让学生读教材内容，了解这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对于“有关南北矛盾”的分析处理，我先投影南北矛盾中工业原料、劳动力、关税、奴隶制度等，用图表和视频展现南北双方的问题和形势，再现当时的美国情境，并让学生置身当时的历史情境，选择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就南北矛盾进行辩论，学生在我的启发之下很快就原料、劳动力、市场、关税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这样引导学生置身历史情境，不但增强了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结合历史背景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围绕学生核心，突出学习主体
课堂教学的核心任务是调动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让学生自主学习、高效学习。判断一节课的标准不是教师教了多少内容，而是学生学到了多少。因此，教学必须在熟知教材和学生基础的前提下，积极有效地组织学生主动学习，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合作探究。历史课堂要积极引导学生认知历史现象、思考历史问题、总结历史规律、指导现代生活。所以，教师要围绕学生，精心设计课堂，科学组织教学，合理引导点拨，实现学生高效学习。
例如，学习“昌盛的秦汉文化”这一课时，我先组织学生自习课文，自我认知秦汉文化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突出文化成就；然后，组织学生先独立思考秦汉文化昌盛的原因，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历史启示，自己根据课文教材总结；最后，引导学生合作讨论，就自己总结的原因进行分析比较，相互探讨和补充，尽可能地丰富观点，做到有理有据。学生在这节课上都非常积极主动，学习气氛浓厚。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独立思考，合理判断，在合作交流中发散思维，深入探究。
三、密切联系现实生活，锻炼实践能力
教师既要引导学生掌握历史知识和理论，又要培养他们的历史眼光，提高学生分析历史、指导现实的能力，把历史知识学活。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历史规律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既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让学生贯通古今，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用现实问题印证历史规律，真正培养学生的能力。
例如，在学习“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我先引导学生总结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具体表现，以及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然后，组织学生分析讨论第三次科技革命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学生纷纷从生产和生活出发，分析当今科技前沿的发展、我国新时期的重大科研发明等，学生不但分析总结了课本知识，而且很好地联系了现实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生活即课堂，时事即历史，让生活走进课堂，让历史照进现实，把静态的历史教学变成动态的现实生活。
四、重视教学反思，提升教学效率
教学既是在教，也是在学，教师想要高效驾驭课堂，就要不断总结和反思。一节课结束后，教师要认真全面反思教学内容，以便更好地补充和调整；反思教学理念，以便不断更新教学观念；反思教学方法，以便更加高效。教师在不断反思中才能提高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学习态度、方法和习惯等，以便更好地丰富知识，提升能力。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5
关键词：历史哲学；方法论；总体；中介；直接性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205004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主要立足于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作为第二国际用以补充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学说之一，必然成为卢卡奇的批判对象；而且，卢卡奇着重探讨历史，因而作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就自然进入了卢卡奇的视域。从李凯尔特理论在第二国际中的影响和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中的造诣双重意义上讲，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本文主要基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理解，深入解读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深化卢卡奇与李凯尔特的区别与联系，结合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评价卢卡奇批判的得与失。
一、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以人的
活动反对文化价值卢卡奇首先从历史客观性方面批判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实质上未被认识的，只是形式上适用的‘文化价值’作为有价值关系的历史客观性的基础，看来似乎消除了进行评价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但是这只不过是把‘对他的集体（即对他的阶级）有效的文化价值’这一事实性当作客观性的标准、导向客观性的向导。”[1]235具体地讲，卢卡奇在此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李凯尔特的历史客观性基础是一种无法认识的、形式上的“文化价值”，即是先验的；二是这种基础表面上是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实际上是仅对他的阶级有效，带有主观性。卢卡奇紧接着分析道：“随意性和主观性被从个别事实的素材中，从对这些事实的判断中挪进了标准本身，挪进了‘有效的文化价值’中”，结果，“‘文化价值’对历史学家来说成了自在之物。”[1]235也就是说，由此主观性成为了历史的前提之一。因此，李凯尔特的历史客观性基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主观性，而且这个基础是先验的，是“永远有效的文化价值”，历史最终变成了“非历史的、反历史的”了。对此，卢卡奇明确地指出，“历史不再是在人和事物身上发生的难以捉摸的过程，只有用超验力量的介入才能加以说明，或者只有同对历史来讲是超验的价值联系起来才能变得有意义”。“历史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1]279换言之，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而不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历史的客观性就是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历史的客观性基础就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不同于自然的运动，这决定了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的客观性的区别；人的活动具有主观目的性，无法排除主观因素，因此历史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那种在人的活动之外的“文化价值”不能也无法成为历史的客观性基础，因为它不构成现实的历史，对现实的历史无任何有效性，它是抽象的、空洞的，荒诞无稽的，对现实历史来说是“无”。
概言之，卢卡奇以人的活动反对文化价值，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将历史的基础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活动，这既不是先验的又不是抽象经验的，而是具体现实的；二是历史的基础本身不是僵化的、静止的、永恒的，而是变化的、流动的、生成的；三是历史的客观性不仅仅在于历史规律，还包括人的主体性，因为人的活动本身就带有主观目的性。历史的客观性并不排除主体性，人的价值、意志本身也具有客观性。
二、方法论：以总体性方法反对个
别化的方法卢卡奇开门见山地指出：“一般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1]235在他看来，李凯尔特由于“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对总体的认识”，所以对历史事实的真正认识就“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了”。李凯尔特用个别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因为“历史学的科学目的即从对现实的一次性、个别的过程进行的叙述中，去理解这里所运用的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手段的个别化思维形式。”[2]对此，卢卡奇认为，这种考察方法“把每一个被考察的历史对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单子”，“这个单子和――被同样对待的――其他单子是不发生相互作用的”[1]237。就这样，历史对象成为孤立的、独一无二的，真正地脱离了现实。实际上，历史总体蕴含在历史事件之中，但又超出了个别的历史事件，所以个别历史事件的研究离不开历史总体。历史事实隶属于历史总体，并在总体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因此历史总体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力量”，才是个别事实的真正主要的依据。鉴于此，只有充分运用总体的范畴，才能获得对个别事件的真正的认识。卢卡奇援引马克思对机器作用的论述，形象深刻地体现出总体观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虽然“保持了一种个体的独特性”，但是这种独特性仅仅是“事实性的独特性”，而“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1]278这种独特性是既定的，李凯尔特的“价值关系”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它们与指导挑选的价值关系原则的关系仅仅是偶然的，以至于否定历史规律。显然这是卢卡奇所不能接受的。
卢卡奇将总体范畴放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着对象，而且规定着认识的主体，一方面，从个体的观点来考察历史不能产生出总体；另一方面，对历史事实的个别化的认识也不会产生总体。李凯尔特的历史的主体仅仅是他的那个集体（阶级），不可能产生出总体，即使有也仅仅是“虚假的总体”；而历史对象是个别的历史事实，必然不会产生总体；况且，他的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对历史事件的个别性的陈述，至此，历史总体在李凯尔特那里彻底地不复存在。对李凯尔特而言，历史事件的现实就是个别性、独一无二性；对卢卡奇而言，历史事件的现实就是历史总体的一个过程，事实不同于现实。但是，历史总体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相加（或者说机械的总和），更不是“一个对立于别的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1]236历史总体是从个别历史事件中产生出来的，不是外在于个别历史事件，脱离个别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总体中具有特定的位置。然而，历史总体不是如同个别历史事件那样直接显现的，而是隐蔽的。因此，一方面，必须把个别历史事件放到总体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历史总体是在个别历史事件中历史地生成的，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它既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个别历史事件的研究不能脱离历史总体，否则，历史将成为僵死的、永恒的、超历史的。
总之，卢卡奇以总体方法反对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强调从总体的历史出发考察历史事件，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趋势，才能发现历史的规律。
三、无产阶级超越资产阶级：
以具体的中介反对直接性卢卡奇首先肯定了李凯尔特对历史学家“陷入纯直接性”所做的批评。对此，卢卡奇极其赞赏。因为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哲学都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直接性”之中，深深地“囿于直接性”的理论，不可能达到对历史的真正认识和理解。李凯尔特确实也意识到这点：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鸿沟，需要中介来把概念和现实统一起来，最终诉诸于文化价值，以文化价值作为原则来挑选历史的本质成分，文化价值成为了中介。可问题在于：这种文化价值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带有主观性、随意性、集团性（阶级性）；而且，如果这种文化价值与先验的价值相接近的话，那么这种文化价值变成先验的了，李凯尔特的中介最终成为神秘之物，不可知的中介与直接性最终还是一样的。对此，卢卡奇直接指出：“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外部（主观地）被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1]249因此，在卢卡奇看来，中介不是先验的外在于现实的，而是具体的。“对立及一切由此产生的规定都只是那个复杂的中介过程的开端，这一中介过程的目标是把社会认识为历史的总体。”[1]258中介是联系各个部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唯有通过中介，才能扬弃直接性，达到对历史的总体，中介是总体性的具体化。中介就是生成，“生成同时就是处于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中介，但是处于具体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和同样是具体的，也就是同样是历史的将来之间的中介。”[1]303也就是说，中介不是既定的、固定的某个东西，而是具体的历史的。
卢卡奇认为，直接性与中介是相对立的。超越直接性是一个基本原则，任何理论和实践都不能止步于直接性，应该超越直接性，进入深入的认识和实践。但是，这不意味着完全否定直接性的积极存在。因为，“直接性和中介本身都是辩证过程的因素，存在的每一个阶段和理解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直接性。”[1]240可以说，“直接性和中介就不仅是对待现实的客体采取的相互隶属、相互补充的方式，而且还同时是――依照这一现实性的辩证性质和我们为把握它所作努力的辩证性质――辩证的相关的规定。”[1]241然而，人们不能始终停留在直接性阶段，人们要充分把握中介的作用，超越直接性，朝着社会总体前进。因为，唯有中介才是“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
卢卡奇将直接性和中介的方法深入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从“中介创造出来的对象性采取直接性的形式”，加之“不可能看到更多的中介，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产生把握为那个曾‘创造’了已被把握了的认识总体的同一个主体的产物，资产阶级思想的最终的、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1]241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中介而产生和才能理解的东西变成了解释一切的原则”，[1]242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存在由此变成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存在了。在卢卡奇看来，每一种方法必然和有关阶级的存在相联系。“对资产阶级来说，它的方法直接源自它的社会存在，它的思想不能突破作为外部的、但正因此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的纯粹直接性。相反，对无产阶级来说，直接性这一障碍从一开始，在它采取自己立场的那一时刻，就内在地被克服了。”[1]251因此，资产阶级必然“囿于直接性之中”；无产阶级则必然要超越直接性。所以说，资产阶级缺少中介，无法达到对历史的真正认识；无产阶级则运用中介的范畴，不断地超越直接性朝着社会的总体前进。
总之，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通过不断的中介，超越直接性，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种中介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过程。
纵观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我们能够发现一些二者的共同之处：一是将方法论置于首要地位。李凯尔特试图从方法论上解决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区分，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和历史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其区分的基础就是康德的先验的方法，确保普遍有效性；卢卡奇开门见山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8这种方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其中，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1]77“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二是自然与历史的区分。李凯尔特形式上区分自然与历史，前者旨在形成普遍概念；后者是指某一事件的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是一种个别化的思维形式。卢卡奇虽然肯定自然是历史范畴，但是忽视了“自然的历史”，他的历史辩证法把自然从中排除出去了。这是因为，他在阐述实践时，仅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排除出去了。青年时期的卢卡奇由于执着于对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走向了其反面，于是自然与历史成为对立的关系，历史中不容许有自然的存在。可见，虽然卢卡奇透彻地批判了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但是卢卡奇还是犯了李凯尔特同样的错误――将自然从历史中排除了出去，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四、批判的得与失
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尽管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是立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但问题是卢卡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是方法”是否准确？如果正确的话，那么卢卡奇是否真正做到立足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就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认真地审查卢卡奇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而对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做出评价。
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看作方法，方法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真的仅仅是方法呢？显然不是。卢卡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时，将论点与方法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言，方法更为根本。也就是说，方法的存在不依赖于论点，具有独立性。试问是否真正存在离开论点的方法呢？根本不存在，因为任何理论都是论点和结论的总和，论点和结论才是方法的基础，论点和结论本身就体现了方法。因此，论点和结论才更为根本。卢卡奇将方法与论点对立起来，仅仅推崇方法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最终只会造成空洞、抽象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论点与方法的结合，而且论点是基本的。事实上，仅仅强调方法的做法就是在非马克主义者那里也是站不住脚的。瑞士哲学家波亨斯基就曾指出：“确实，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与思想的实际内容中的某种预设完全分开，但是在这里方法与内容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纯粹的方法论思想究竟能否区分出来，常常成为疑问。”[3]因而，只有将论点、结论与方法三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显而易见，卢卡奇并没有真正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他使正统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唯方法论，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批方法至上的马克思主义。继而，卢卡奇从方法论上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略显片面，缺乏全面性。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卢卡奇方法至上，所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忽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劳动，劳动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如果卢卡奇看到了实践或劳动的本体论地位的话，那么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将会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即实践）是现实具体的历史的；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本体则是文化价值，是先天的，逻辑上先于经验的，是无时间的、超历史的。显而易见，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那种具体的历史的文化价值变成了永恒的文化价值，而排除了自然的历史哲学也最终难逃相对主义的命运。也正是因为卢卡奇没有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进行批判，导致自己也最终陷入主观主义的窠臼。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卢卡奇在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的批判中，认识到了中介的重要性，虽然这时还未把握到劳动这个核心中介，但这为中介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综上所述，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批判既有得又有失，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进而深化对卢卡奇思想和李凯尔特思想的认识和把握。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德]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1.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6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7
大部分历史概念是可以随课堂教学凭借历史教材理解的。如“势力范围”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行划定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课文中虽然无这样完整概括，但有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殖民统治”一句，已经画龙点睛了。当然，有些历史概念不是一、二句活可以说清，如“门户开放”政策，要知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美国要分享侵略权益，美国向六国提出照会的内容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其影响是美国侵华政策新阶段的标志，使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把目的、内容、结果、影响完整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概念。
有些概念忌表面解释。如“1991年是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是辛亥革命”。
这样解释缺乏概念内涵，无法形成真实意义的历史概念，必须在《辛亥革命》一章教学完成后，进行归纳概括，形成完整正确概念。
历史发展的困果性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历史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指出“社会中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因果论原理因而也成立了论述世界规律性的基幢。故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偶然的，一定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诸因素”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事件就是“诸因素”的结果。
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传播，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六的挥霍无度，第三等级人们处境艰难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89年爆发了。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互为因果，这是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许多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是有规律可循的，一切社会革命，无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即王朝的专制统治（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主要表现为美利坚民族与英国的民族矛盾，但同时存在英国殖民压迫掠夺（生产关系）与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
中学教科书中，原因常常不是开宗明义提出的，其代名同很多，“历史背景”、“目的”、“条件”、“前提条件”、“形势”等，但准确地说也是有区别的。
“历史背景”应包含所有方面的原因，“形势”则侧重具体原因，客观原因，“目的”是主观原因，“条件”是客观原因，“前提条件”是主要原因。也有把“导火线”、“借口”认作原因的，但借口与历史事件的发生在理论上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借口，它不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原因。
历史教学中重视因果分析，揭示历史现象、本质、规律，有利于学生充分理解、吃透教材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化，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解题应试能力。
每一历史事件都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对重大历史事件后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主要包括性质、胜败原因、经验教训、历史意义、局限性、危害等。性质是某一历史事件区别于其它历史事件的根本属性，对历史事件作出定性分析，是揭示事件本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发生的时代、革命任务、领导阶段、历史功绩、结果等方面的具体史实归纳揭示出来的。
“经验教训”是对事件发生过程中或胜或败作客观分析，总结发现的。胜利了的有胜利原因，总结出经验；失败了的有失败原因，总结出教训。有的事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就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就是要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意义”是对历史事件的正面评价，主要包括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功绩等。有的历史事件同时具有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要结合中外历史来理解。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胜利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意义。
“局限性”是历史事件表现的不足之处，往往是由时代、社会、环境等方面制约事件的结果。局限性是潜伏着的，很难被人为排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地具有两重性，在革命的危机时刻，它的软弱妥协性就表现出来，导致革命失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危害”是历史事件本身产生的副效应，即消极影响，它削弱历史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近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无不是丧权辱国，加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危急。
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历史事件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分析，经过正确的评估、总结，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历史。
四、分析课文前言、引语、思考题和习题新编的高中历史教材增加了前言、引语和思考题。前言在每章开始部分，对本章内容作提示，分析背景，阐释难点，揭示重点，引导深层次的思维，是导读文章，可以指导教学，《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章前言里有“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同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才能维持统治；而西方列强也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只有通过清政府，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这段话深刻阐明了1861年清政府建立总理衙门，1862年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60年代起中国的海关被英国人控制达半个世纪等现象的基本原因。。
引文或引语，是原始史料，增加教材信息量，有利思维扩展和散发，史料与思考题结合妙趣横生，史与论有机结合。如《戊戍变法》一节中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段：“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呜而起，日哺乃罢，阅览奏章，犹不能荆”引文旁边的思考题称：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哪一项变法内容？对“举国欢蹈”你是怎样理解的？思考含有深度和广度，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回答。
“人人封章，直达于上”可以判断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才有的现象。已是在当时参与上书的只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国欢蹈”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庆幸自己参政，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举国欢蹈”不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具有全民性。恰恰相反，维新运动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告失败。
每节课文后一般都有两道习题，教学中教师要有机地联系刁题，对习题进行答题指导，然后让学生课后独立完成作业，新编的中国历史教材习题充分体现了知识和能力并重的原则，偏重能力，这是与当前高考加大能力考查力度相衔接的。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8
关键词:反思法历史与社会运用
引言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的学习是自我建构的过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对信息的加工、转化进行自我调节,通过同化和顺应完成知识的建构,而反思则是自我建构的高级阶段。学生学习反思需要学生把自己的活动对象作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决策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时产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产生了内在的学习需求,使学生的学习由外在的压力转为内在的需求。当学习成为学生内在的需求时,学生就会对知识进行主动选择分析和批判,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1.反思法的含义
反思法是指以元认知理论为指导,学生选择能达到目标的最适当的学习方法;检测达到目标的情况,必要时采取补救措施;总结自己达到目标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即倡导学生对学习成果、学习策略、学习进程进行反思,突出学生的主题地位,以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学习为宗旨的学习方法。
2.反思法在学生学习历史和社会教学中的运用的必要性
2.1新课程改革的需要。新课改把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学生学习能力作为影响教学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师生反思又是提高这两种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现在大多数学校教学部门对教师的反思工作的落实都比较重视,教师自身在教学工作中也很重视对教学的反思。但对学生的反思学习则提得不多,甚至有些教师根本就不知有学生反思这一方法。因此,在教学中探索并运用学生反思学习显得尤为重要。
2.2历史与社会的课程目标要求。传统的历史课过分注重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传统的考试模式要求学生要死记硬背大量的知识、理论,所以就出现了“填鸭式”的教学,在整个课堂中教师是唯一的演员,教学过程就是“满堂灌”。但是新的历史与社会课在课标上要求培养学生的三维目标,即知识技能目标、学习过程(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而这种三维目标的达成靠传统的教法和学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若通过反思性学习来促成三位目标达成就显得容易得多。
2.3学生学习状况转变的需要。历史与社会课的许多知识只是蜻蜓点水般呈现,所以显得只是特别多且散。考试内容多且材料信息容量大,考试题型多变。这些特点给学生学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许多学生尽管学习很努力,很辛苦,但效果并不佳。最后这些学生自己也糊涂了:“我到底是不是学习历史与社会的料?”“我怎么花了这么多时间,成绩就是上不去?”“我是不是变笨了?”其实通过观察分析他们的学习状况可以发现:这些学生的学习方法陈旧,他们只是在机械地看、背、练习。对于哪些内容要重点学,该怎样学,哪些内容要多联系实际,哪些内容要课外去自我补充,学习成功了或失败了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等他们根本不会反思。相反,部分善于反思的学生就学得很轻松,他们通过反思加快了学习进程,提高了学习质量。因此,对学生进行反思学习指导就显得很有必要。
3.反思法在学生学习历史与社会中的运用
近两年来,在历史与社会课教学中我始终把指导学生反思学习作为自己教学改革尝试的重要做法。在实践中我把学生学习反思分为三大类型:常规反思、典型内容反思、典型事件反思。
3.1常规反思。在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的基础上,我制定了一份历史与社会课学习自我评价表,这是学生反思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与社会课学习自我评价表
在此表中,我设计了包括学习目标、学习资源、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自我评价五个方面内容的反思。
3.1.1学习目标的反思:(作业是否完成?今天历史与社会课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要求学生在每节课前或单元教学前制定各自的历史与社会课学习目标。一节课或单元学习结束,通过联系或考试,看一下自己的历史与社会课学习目标是否实现。如果实现了,学生就可以进行成功经验的反思。否则,就要反思失败的原因,制定下一步的学习目标。
3.1.2学习资源的反思:(不懂的地方是否主动请教他人?课外学习有多少时间?上课前时注意力是否集中?课堂发言是否积极?)要求学生明确,作为学习者,他们可利用的学习资源可以是教师、课堂的教学、同学间的交流、课外时间等。引导学生对上述几种资源可利用性的反思,确立自己应该充分利用哪些资源来促进自己的学习。
3.1.3学习内容的反思:(上课的准备是否充分?课堂联系都会做吗?对今天所学的东西复习了吗?今天的学习与昨天相比怎样?)学习内容的反思可以有课前的反思(课前准备)、课后反思(课堂练习)和总结性反思(复习与对此)。课前反思要求学生对前一节历史与社会课所学的内容进行反思与回忆。这样不但有利于知识间的相互迁移,促进新旧知识间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学生良好知识结构的形成。课后反思要求学生通过课堂练习对该堂课所学内容的回忆与反思。这样可以促进新学的知识在头脑中的巩固,有利于知识解雇的完善。总结性反思要求学生在一天学习结束时,对当天所学的历史与社会课知识的全面反思,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复习。
3.1.4学习方法的反思:(学习方法使用情况怎样?对今天所学的东西复习了吗?)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尝试不同的方法,反思其有效性。最后根据学生自己的选择和老师的指导,帮助学生选取合适的学习方法。
3.1.5自我评价的反思:(自己的感情和意见)这一反思内容是影响学生学习历史与社会课的一个很重要的非智力因素,它牵涉到学生对自我的客观性评价,牵涉到学生能否拥有良好的心态进行学习。因此,教师应要求学生对自己一天的学习及行为表现作客观的评价并加以改进。
以上评价表在上完历史与社会课的当天填写,并通过填写来进行自我反思,强化反思意识,从而培养学生反思的习惯和能力。
3.2典型内容反思。历史与社会课的教学内容源于历史和今天的社会。因此,内容大多数与学生自身实际,周边实际环境相关。教师充分利用这些教学内容资源促进学生反思,提高学生反思能力。比如:在讲述“可持续发展战略”内容时,教师让学生进行讨论学习,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增强他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在历史与社会课中,这样可供反思的典型内容很多。通过这些典型内容的反思,学生能在反思中增强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在反思中发现问题,在反思中得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这种能力的培养正适应了新课程改革下历史与社会课教学的发展趋势。
3.3典型事件反思。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总会遇到诸如成功、挫折、意外遭遇等事件与困惑、自卑、悲观等,比如说考试的成功与失败、学习的进步与倒退。教师在这种现象出现后要指导学生对所遭遇的状况进行冷静思考、分析原因,树立改进的意向,从而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动力。
4.反思法在学生学些历史与社会中的作用
经过近两年的学生反思学习实践,结合上表的数据,我发现这种方法对学生学习效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1促进学生学会学习和自主学习。反思促进学生思考到底期待从学习中得到什么,使他们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进行评价,然后努力提高自己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当学生的学习动机被激发后,其学习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与主动性;另外,在学生的反思过程中还能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与自学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4.2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当学生具有了一定的反思意识与反思能力,他们就能充分地利用周围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与可利用的机会为自己的学习与发展服务。这样学生学习的空间就不仅是课堂,而且是家庭、自然与社会。学生学习的时间也不仅仅是课内,还无时不在。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会在他们不断的反思中得以提高。如反思当天学习的内容时我要求学生坚持每天在睡觉前“放电影”的方法,对记忆当天所学的知识有很好的效果。有一个学生在尝试之后是这样对同学们说的:历史与社会课老师让我们睡觉前“放电影”的方式来反思当天学习的内容,这样做有利于当天所学知识的记忆。昨天晚上,我照着老师的话把昨天所学的“一国两制与祖国繁荣大业”的内容回忆了一遍,今天早上起床后对昨晚没回忆起来的东西看了一下,然后再对昨天的课进行回忆,我发现基本的内容都能回忆起来。看来若能每晚都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放电影”,学习成绩肯定能提高许多,我应该坚持用“放电影”的方法学习。
结语
总之,教师的反思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学生的反思更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增强了他们自我教育与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是历史与社会课教师应灵活运用的教学方法之一。教师应创造合适的条件,通过适当的启发点拨,引导学生进行反思,使其在反思中促进学生学会学习和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并为其具备终身学习的条件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巴里斯著.袁坤译.培养反思力.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2]如何指导学生的学习反思.汕头教育局信息网,2004.
[3]张志泉.论学生学习的反思.扬州大学学报,2003.2.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9
何谓“历史学科素养”呢？我认为至少应该包含有这二个方面：一、历史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二、历史学科特别的研究方式；
基于以上具体目标，我在自己平时的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渐进式的探索与实践。
第一个方面，关于如何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历史思维习惯，我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实验：
（一）、准确把握“历史时间观”：
培养学生历史思维习惯，必须让学生形成准确的历史时间观念，这样才能让学生学会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去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学生无法准确定位历史时空，这是历史教学的老大难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学到了以下几种方法，不妨一试：
1、让学生完成特定历史时空的历史作文。如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的变化，加入你是中的一员等等。
2、训练学生准确定位特定历史阶段历史重大事件的先后顺序。如数轴定位法。
3、历史阶段特征训练法。训练学生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归纳本阶段的基本特征，再从历史阶段特征回忆反映这些特征的历史事实。
只有让学生“走进历史”，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历史，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让学生逐步准确地形成历史时空观念。
（二）、教会学生“历史地思考”
让学生具备历史思维习惯，首要问题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历史地思考”，也就是教给学生历史思考的基本方法。历史思考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分析历史的“三分法”、“背景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历史结果分析法”等四大类。
分析历史的“三分法”，就是历史事物由“背景”、“过程”、“结果”三部分组成。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学会和掌握“三分法”，这是进行历史思考和历史分析的基本前提。
“背景分析法”是教给学生分析历史背景的基本方法。历史背景的基本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引导学生总结出历史背景分析的“公式”：历史背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组织+群众+军事+民族……。接下来每当分析历史背景就由学生轮流上台演示。
“过程分析法”是教给学生掌握历史过程的基本方法。由学生总结自己掌握历史过程的心得体会，总结出阶段分析法。
“影响分析法”是引导学生如何得出历史结果。要求学生必须思考：历史事件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胜利原因和失败原因）历史事件如何定性？历史事件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二个方面，怎样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研究能力呢？我的做法是：
（一）培养好学生的阅读能力
中学历史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学生的阅读能力存在不足，在解决“历史材料题”时困难重重。因此，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也成为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如何正确地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呢？学生阅读历史事件的能力，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认知、领悟能力，就是通过对所给的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的能力。所以，在实际教学中就必须使学生的想像力、观察力得以开发，使他们能够通过阅读，注意到历史叙述中所显示的人物动机和意图、领悟历史的叙述中的现象和本质。在阅读历史文献中，特别要求学生要避免用现今的观点和价值标准去判断衡量历史，而是要历史地考虑事件的前后联系和具体情况。
（二）加强历史直观史料的鉴别评判能力
要促进学生对历史的研究能力，还应让学生学会利用历史地图、照片和各种图像资料，并能够进行分类、解说。在这种对历史的感性认识中，确定历史文献或叙述的作者和来源、比较和对比不同的思想、价值观以及人物、行为和制度、区分历史的事实与历史的解释、注意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并通过这种形象的认识，分析简单和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比较相关历史事件，从而一步步培养学科素质。
（三）提高学生探究历史的能力
历史总结与反思篇10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