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论文篇1
1．1任务重、职责多
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农村有一半以上患者在村级卫生部门就医。乡村医生工作和生活在农村，除担任医疗卫生基本工作外，还从事计免、妇幼保健、新农合等方面的基层卫生工作。有的乡村医生还有繁重的农活，有时使之身心疲惫，对乡村卫生工作显得力不从心。
1．2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参差不齐
有调查表明，乡村医生的从医途径存在多种多样的现象，有的是参加县一级卫生职业学校培训的;有的是参加全国成人高考的;有的是通过祖传的等等。从事乡村医生时间跨度上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有的乡村医生从业几年，有的甚至超过了几十年。但大多因为没有经过正规高校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培训，医学理论知识显得相对肤浅，基本临床技能操作也不是十分规范。乡村医生在文凭、年龄、阅历等方面巨大的差距，使得其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这些必将影响中国乡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2影响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培养质量的相关因素
2．1缺乏对乡村医生设身处地考虑的教学组织
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脱产的受教育形式，存在着工作和学习上的矛盾。自己诊所之事及家务的繁忙是大多数乡村医生在继续教育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障碍。而在乡村医生教学组织和教学管理上，现在多实行以医学高等院校为依托的相对集中的短期教学培训的方式，而医学高等院校又集中分布在中等或者中等以上的城市，这种相对集中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方式给乡村医生的求学之路带来极大的不便，这样很容易出现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出勤率不高的现象。另外，有些医学高等院校只是集中将每期不同层次、不同经历乡村医生分到一个较大的班级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课堂的教学组织和管理，从而影响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培养质量。另外，乡村医生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他们缺乏对现代医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认识，显得其医学知识整体性差，临床操作技能不够规范，文化水平整体较低，所以承担乡村医生培训的医学高等院校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使课程设置更适合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
2．2忽视了对乡村医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再教育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水平和临床能力、紧跟医学知识发展的前沿。但随着现代健康生态学模式的发展，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理应向素质教育方面进行转化。但相当多的医学高等院校在对乡村医生进行继续教育时，只注重医学理论教学和临床技能的实践，而忽略了对乡村医生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讲解和渗透，尤其忽略了对乡村医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医德的教育。
2．3教学方法陈旧单调
由于缺少对乡村医生有关课程的教学任务、内容等方面了解和认识以及缺少对乡村医生知识层次和业务水平的认知，在对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过程中，很多教师在教学中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抱着完成进行教学任务万事大吉的心理进行课堂教学。教学方法上的陈旧枯燥，势必会影响乡村医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
2．4有些乡村医生对继续教育目的不够明确
许多乡村医生具有一定的医生知识技能和独立的医疗工作能力，事业上的小成功使其产生满现状的心理和想法，不思进取;加之对相关政策的认识不到位，对继续教育缺乏全面而深刻的了解，进而以一种无奈的心态和抵触情绪对待继续教育。有些医学知识，特别是医学基础知识枯燥又难懂，而且表面看上去与农村卫生工作关系不大，加之自身学习能力和记忆力较差，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导致不少乡村医生在继续教育过程中对现代医学知识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
3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培养质量的对策分析
3．1采取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教学方式
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主要是采取集中短时间授课的教学管理模式对其进行的成人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可以采取聘请有关医学专家或者医院科室主任举行讲座、亲临医院临床学习、集体会诊、观看医学教学视频、针对不同层次的个别辅导、分组探讨等形式。这是由于乡村医生不能和五年制的医科生相比，医科生是在医学高等院校接受全日制的本科教育。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上述教学管理模式。其主旨就是要尽最大可能的让接受继续教育的乡村医生在接受继续教育的有限时间内学到更实用的现代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知识，在临床实践教学中要尽可能去征求乡村医生对病例和案例的意见和看法，广泛听取乡村医生的建议，并结合本院校实际情况积极抓落实，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乡村医生安排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以期提高继续教育授课质量及教学效果。同时在授课安排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原则。做到能激励乡村医生在继续教育中将学习真的落实到位，尽可能减少调课、停课给乡村医生造成的上课扑空现象的发生;在教材和所学课程的选用上要以能够培养出技能型、实用性的地方医疗卫生人才为主，在教学方法上要注重采取启发式教学，培养乡村医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
3．2加强对乡村医生的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针对乡村医生临床经验不足的特点，承担继续教育任务的医学高等院校可以为其量身制定一套临床实纲并实行临床导师制。即聘请学校附属医院临床经验相对丰富的相应科室医师作为乡村医生的培训导师，在这些医师的安排和指导下在规定的继续教育时间内高标准严要求地完成有关临床操作技能和临床实践。同时指导老师要细心地解决乡村医生以前从医中遇到的相关医学问题和困难，指导老师可以从出医院到乡村医生所在的乡镇或者自然村，为病人诊断和进行相关治疗。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乡村医生要较好地完成临床实际操作技能，将学到的医学理论知识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去，这样可以大大地提高自己的临床实践能力。为做一名合格的乡村医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3．3加强对乡村医生的管理
负责承担继续教育的各医学高等院校要对乡村医生进行入学教育、行为安全教育等一系列活动，应加强承担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各医学高等院校之间沟通和学术交流及联络。同时要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培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人文素质和时代精神，增加人文素质教育在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中的比例，加强医德医风医貌的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又一批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乡村医生。通过不断地提高对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管理，使更多的乡村医生更好地服务于祖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3．4采用多种而有效的考核形式
结合乡村医生工作特点和实际情况，在继续教育中可以采取多种考核方式，如理论笔试、临床实验操作等，学校可以安排模拟执业医师考试的形式对其进行规范化的实践操作性考核，提高其执业医师考试的考试通过率。总之，要采取人性化、规范化的教学和实践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对乡村医生进行理论教学及临床实践的管理，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干精神的乡村医生，使接受继续教育的乡村医生受到当地村民的认可和好评，为农村医疗卫生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
4结语
乡村教育论文篇2
摘要：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立足传统文化发扬，试图通过复兴儒家文化来发展农村经济，这对当前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乡风文明是灵魂，内容包括文化、法制、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乡风文明；全村民教育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农村软实力的体现。所谓乡风文明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逐步适应农民的需要。乡风文明建设对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如果一个地方乡风良好、人人讲诚信、不欺诈，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高，外商也乐意来投资，从而会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如果一个地方，邻里关系紧张，互相不信任，而且欺诈哄骗盛行，占小便宜的思想泛滥，强行承揽工程，就会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就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还能使农民增强进取心，更新观念，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生产，从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农村的和谐稳定离不开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家庭的和睦，邻里的团结；离不开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培养纯朴互助的民风，营造宽松适意的生活氛围，创造和谐稳定的公共空间，从而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经济发展与农村和谐相互促进。
（三）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客观需要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能使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民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有获取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农民的素质得到很快提高。
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的再认识
（一）成立乡农学校，教化民众
1933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菏泽划为乡村建设试验区，实验区两县的行政机构与乡村建设研究院合二为一，希望以教育的力量替代行政的力量。［1］
1.创办乡农学校，开展全乡村教育
实验区将全县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农学校，推举“老成厚重”、“品学最尊”者为学长，重视品德高尚者的示范效应。乡农学校的学众是乡村的一切人，并成立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和高级部。儿童部以实施学校式的普通教育为主；成人部、妇女部则主要是社会式的教育，多在农闲进行；高级部是为了培养乡村建设的骨干人，注重全乡村教育。
2.确定教育内容，注重精神熏陶
乡农学校的教育内容，包括识字、唱歌等课程和精神讲话，重视乡村的文艺事业发展，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教授文化知识。精神讲话是在教员的指导下启发民众的思想，做切实的“精神熏陶”功夫，步骤是“先用旧道德巩固他们的自信力”，然后用新知识、新道理来改变从前不使用的一切旧观念，以适应现在的新世界。旧道德即传统的道德观念，“新知识、道理”即禁缠足、禁鸦片、戒早婚等新风俗。
（二）制定乡规民约，引导民众
梁漱溟认为中国都呆的乡约主旨无过于“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即互相勉励修身、齐家、德业，互相劝诫嗜烟、酗酒、之类不良习气。所以他就仿照北宋学者吕大临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而编写了《村学乡学须知》，立足于传统文化道德的发扬，而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问题通过道德教育来实施。
（三）服务乡村建设，恢复生产
当时的农村，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底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各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课程，如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
三、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对建设文明乡风的启示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衣食足而知廉耻，仓禀实而知礼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只有个体的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才会产生较高层次需要的愿望。
1.要建设文明乡风，首先要发展农村经济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循环农业。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依托小城镇，因势利导，发展小商品市场，繁荣农村商业。比如，可以“集”或“会”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商品交流活动。认真抓好劳务经济，积极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去，促进以工补农、以工富农、提高非农收入水平，同时要加强对劳务输出的组织和引导。
2.要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
在具有丰富矿产、水力、电力等资源的农村，加强能源消费管理，搞好节能工作，提高能源利用率，建立资源集约型农村经济；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潜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充分利用农户庭院空间以及周围的鱼塘、树林、菜地等农家资源，增设耕地种菜、现场采摘、自选自做等服务项目，让游客吃农家饭、享农家乐，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娱乐旅游经济，把各种优势资源变成经济优势，发展有竞争优势的特色经济。如,除了利用柑桔、茶叶、畜牧水产、桑蚕、优质稻等主导的农业资源，做新做优第一产业外，还要在标准化生产上下功夫，围绕品牌做大文章。［2］
3.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
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两减免一补贴”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开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培训，促进农民创收增收。全面展开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加强农村医生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全面开展农村道路、通讯、电力、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生活，解决好他们看病就医、子女上学等问题，以期消弭不和谐的因素，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
（二）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实施全民教育
梁漱溟非常重视学校这一教育机构在建设文明乡风中的作用，因为学校的组织化程度高，教学效率高，在促使人们转变观念、传播新风尚方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梁漱溟的全乡村教育理念，我们提出了全民教育。我们不妨把现有的学校加以改造，扩建部分校舍，组织村镇开办农民文化补习夜校，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或周六周日，对学生父母实施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风尚知识的教育，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设施。
1.在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要根据学员接受能力确定教育内容
由于各个父母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文盲，有的曾经接受过小学、初中教育，但由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很多知识无暇回顾而被遗忘，所以要根据实际的知识掌握水平，实施个别教学。课程设置突出针对性、实用性，针对当地特色，教授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技术。应该包含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艺、新农具的内容，特别是现代农艺操作管理的内容，并与新实用技术的培训教育模式相结合。［3］在父母的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建设农家书屋，让农民在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和健康常识中，不断增强文明素质。
2.在思想道德课程方面，坚持传统道德和新风尚相结合
传统道德是指亲情、家庭、孝道、仁义、诚信；新风尚是指社会风气转变、人际关系和谐、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而且思想道德课程设置要具有针对性。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思想比较严重，一些群众有病不找医生诊治而去求神汉巫婆“消灾破难”，对此，可开设现代科学课程，宣传无神论；而有的地方丧喜庆大操大办，但却不赡养老人，为照顾老人互相推诿，闹得兄弟反目，妯娌失和；有的人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横行乡里，对此，可开设儒家课程，申之以孝悌之义，传授温良恭谦让和仁义之道；有的地方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对妻子轻则辱骂，重则拳打脚踢对家庭成员使用暴力，对此，可开设现代婚姻法课程，让其了解，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双方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履行一定的义务。
3.在教学方法方面，采用浅入浅出式的直观范例教学
由于农民文化基础知识有限，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强，因此要采用直观举例教学，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事物为切入点，浅入浅出，不求理论知识的理解应用，但求实践知识的熟练操作。在德育上要坚持以说理为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序渐进，提高其道德认知，培养其道德情感，潜移默化地让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此外，可通过自编自演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歌、杂技、剪纸等，把科学知识和道德风尚与民俗节目互相渗透融合，寓教于乐，以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的教学方法，达到传授知识与转变民风的教育目的。与此同时，也传承活化了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使农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展现无穷的魅力。［4］
（三）加强制度建设，培养民众守法意识
1.要建立健全学习制度
村组要有学习制度，年初制定全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包括农业技术知识、法律知识、道德风尚等，落实责任组织和责任人，强化学习考核，确保学习不走过场。要组织党员、团员、村民定期学习，使学习经常化、制度化。
2.要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制定村规民约要让群众知晓认可，条款要尽量具体、明晰、量化。开始时需要对旧俗采取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对新的风尚加以引导和提倡，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形成人们的行为习惯，演变成为当地风俗，然后再反过来成为管理的补充手段，就能起到对村民的管理、教育、约束的作用。对违反村规民约者，村组干部要出面进行制止、教育，使村民接受舆论监督。
3.要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检查评比是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市（县）乡要定期开展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检查评比，把乡风文明建设列入绩效考核内容。对在乡风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的“文明户”、“五好家庭”、“科技示范户”等要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败坏乡风者要进行通报批评，责令写出检讨，对情节严重者应给予法律制裁。
（四）培养先进典型，发挥党员示范作用
梁漱溟把有资格、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村领袖，推选为学长，充分发挥其表率作用。而先进典型是建设乡风文明的动力和支撑，先进典型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具有凝聚效应、示范效应、教化效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榜样。建设乡风文明，离不开对先进典型的树立和学习宣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从群众身边选典型，依靠群众推典型，保持典型本色，拉进典型与群众距离，树立一批有时代特征、有感人魅力、有不同层次、有群众基础的先进典型［5］，使群众在典型的可亲、可敬、可学、可比的形象中收获感动，见诸行动，激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激情，进而在整个农村形成崇尚先进，追随先进的良好风尚，为建设文明乡风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要定时召开村民小组骨干会议，领导小组由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等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还要调动农村退休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他们思想觉悟高，在群众中有威信，把这些人组织发动起来，让他们在调解纠纷、破除迷信、宣传政策、树立新风中担当主力军，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还可以在乡风文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如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公益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反邪教破迷信等等。此外，还要及时挖掘和总结创建工作中的经验做法，指导和推进全局工作，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结语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发扬，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进而掀起一场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复兴传统儒家文化来发展农村，乃至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其忧国忧民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但其理论在本质上逃不出“中体西用”的窠臼，没有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军阀的压榨与破坏。尽管如此，但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发展农村的新思路，尤其是给我们当前的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黄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贵州社会科学，2009，（7）.
［3］胡孝忠，叶常林.农业职业教育与新农村建设思考［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09，（1）.
乡村教育论文篇3
[摘要]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社会客观想象的主观反映，即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对乡村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公众基本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法律思想观念和健康的法律心理，做到学法、懂法、依法办事。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目前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的现状是：乡村公众法律意识依然不强，对乡村公众实施法律意识教育缺少足够的物质保障，公众对法律意识教育态度消极，法律意识教育不能持久深入。本文借助发生在安徽省的四个“涉农大案”，从真正树立乡村公众的法治观念问题、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伦理问题、权力的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乡村化问题、权利观念问题等五个方面就对乡村公众实施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改革普法教育制度、培育法律意识教育的新环境、提高乡村公众的素质、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体现“以人为本”、建立依法治村的监督机制、法治与德治并举、培养大量维护法律正义的守护者等七个方面的思考，以便进一步促进我国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论文关键词：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探讨2009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第93期《面对面》栏目播出了专访：《陈桂棣、春桃：调查中国农民》。栏目中谈到了四起影响较大的“涉农”案件：“丁作明被杀案”、固镇县小张庄村“恶霸”张桂全“残杀村民查账代表案”、发生在灵壁县大高村的所谓“抗税事件”和临泉县王营村村民反映村干部乱收费等问题反遭打击报复的“白庙事件”。笔者认为，这类案子，就全国而言，并非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在反映中国农民的受法律意识教育的程度上，它们无疑是带有里程碑式的案件。本文拟以对这四个案件的共同性作为分析的主要文本，就这四个案件在乡村公众法律教育方面所具有的预示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一、案件背后的反思1993年2月21号，由于清查村集体账目触及到了少数村干部的利益，遭人诬告的利辛县路营村村民代表丁作明被打死在派出所里。固镇县的农民对村里面财政表示了怀疑，大家选出来村民代表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要求查账。但是就是在查账的过程当中，村民代表被村委会副主任张桂全和几个儿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杀死四个、杀伤一个。1995年，临泉县白庙乡王营村的村干部巧立名目随意收费，并且态度蛮横，激怒了村民，他们多次向县、乡两级政府反应却没有结果，村民代表王俊彬等人反而被开除党籍，甚至被警方通缉，致使他们有家不能回。通过对上述案件的简要了解，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基层干部的素质急需提高。我们的执法人员在面对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秉公办事，应该是按照法律的原则去办事①。但是从产生问题的深处来讲，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村组干部的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反思一下：普法教育十多年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乡村的公众懂法、守法、依法办事的人真正有多少？我们究竟还要走多久，才能迎来中国法治的现代化？笔者认为：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只有探讨和研究中国9亿农民的法律意识教育，提高整个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中国实现法治的现代化口号才有了实际意义。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社会客观想象的主观反映，即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它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②。简要的说，就是指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活动、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对乡村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公众基本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法律思想观念和健康的法律心理，做到学法、懂法、依法办事。二、我国目前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现状的剖析由本文开头所述的四个案例，结合我国在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方面的实际，我们将会得出以下结论：（一）法律意识依然不强。乡村由于经济的落后、地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儒教的潜移默化，“顺民”思想依然浓厚。对于作为权利主体的损害，碍于面子或“官官相护”思想的长期沉淀，他们中的多数不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忍受或者私了。在我国西部地区，据统计，能正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占调查对象的21.2%，不能正确认定的占72.4%，回答不上的占5.3%。虽然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普法教育，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传统和现实的影响，其维权、护权意识依然淡薄。（二）法律意识教育依然缺少足够的物质保障。在乡村，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特别是农业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自然就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物质保障，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主要依托于乡村学校，而学校由于条件的有限和办学的目的、对象不同，不可能长期开设法律课堂，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因此新法律的出台不可能一下子就为乡村的公众所了解、掌握和依法办事。（三）乡村法制运作机制的不健全，导致部分公众对法律意识教育态度消极。执法的机制不健全。首先是执法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高学历的人才少，个别执法人员道德修养较差，执法方式粗暴。“丁作明被杀案”中的派出所副所长只用了“加加温”三个字，就断送了一个非常好的农村青年的性命。其次是执法的责任不明确。乡村的执法人员由于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等相互熟悉的原因，在执法中常操作不规范，没严格依法办事。工作中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给执法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最后是“以罚代刑”的现象严重。这主要是执法部门利益驱动的结果。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执法犯法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内部监督不力。法制系统内部“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讲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跟着改变③”的观点长期困绕乡村公众对拥有执法权力者的“谦让”。二是外部监督不畅。主要表现乡村的司法系统对人民群众的监督往往置若罔闻。并且外部监督渠道较为闭塞，信息来源不广，其监督作用就德不到应有的发挥。（四）乡村法律人才匮乏导致法律意识教育不能持久深入。一方面，在乡村法制队伍中，专门的法律人才少，各种非法律“出身”人才多，这就使中国的现有法律意识教育面临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高这两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存在缺乏连续性、教育面过窄的局限性。现在乡村的法律意识教育还是主要依托学校教育，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的少。这就导致了乡村的法盲数量与城镇相比基数大，受法律教育人群的年龄结构偏低并使终身法律教育几乎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更为主要的是乡村的公众的素质普遍低下，严重制约法律意识教育的深入进行。三、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通过案件背后的反思，我们会发问：提高基层干部的法律素质行之有效的途径在哪里？法律意识教育与地方性知识存在多大程度的冲创？普法已经十多年了，我们对乡村民众的法律教育是否存在途径上的误区？笔者认为，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考虑以下问题，促进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统一。（一）关于真正树立乡村公众法治观念问题。所谓法治观念，就是依法治理国家、经济、社会的观念。在乡村，由于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由于我们过去有长期按照领导人意见办事的习惯和作风，以至有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干部和相当多的群众法治观念淡薄。要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真正树立乡村公众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从观念上明确以下三个问题，解决对法律的模糊或者偏面认识1.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为法律是有最高国家权利机关制定的，它是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应当也必须受到每个人无条件地遵从。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权利平等、义务平等、违法受追究平等。在中国这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都必须受制于法。3.法大于权。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任何权力都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二）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伦理问题。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充分考虑当地的道德、民俗、习惯、乡规民约等方面，依托地方性知识并使法律意识教育在地方化的语境中去进行。尽量减少地方性知识对实施法律意识教育的不利影响。(三)权力的监督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那么怎样才能依法治国？简单的说，就是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国家事务。进而言之，就是国家的管理者应该依法办事。由于权力现象在人类社会广泛存在，我们在这里仅讨论权力的一种，即国家权力，它是指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一方主体对另一主体所拥有某种优势力量的体现。在中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通过科学分工的各种国家机关来行使权力。一定的国家机关享有法定的权力，同时它又受到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定权力的配合和监督。就是说，司法机关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府，也必须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府机关的违法的具体的行政行为，也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和罪恶。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从本文的四大“涉农”案件可以看出，对乡村干部权力的监督不力会导致正义的暂时不能维持。我们必须在对乡村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过程中，结合乡村当地实际，探寻监督、平衡、协调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制度设计。（四）人民监督员制度乡村化的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依据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原则，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的人民选举人民代表参与对机关工作进行监督的制度。其目的是确保国家机关依法办事。2009年10月，我国在浙江、内蒙古、辽宁、湖北、四川等10个省、自治区检察院试行了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以促进公正执法、强化外部监督、提高侦察水平和办案质量。目前，全国已经有208起案件进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有16起案件根据人民监督员的意见改变了原拟订的处理意见④。从以上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来看，把人民监督员制度乡村化将更能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贯彻到最基层，更能体现宪法精神。这同样也能大力调动乡村公众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开创全民学法、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新局面。但鉴于目前我国乡村公众的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这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与现在试行的应有所不同。（五）权利观念问题。权利的实质就是法律规定并保护的利益。权利是人民本身所具有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我们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丁作明被杀案”、固镇县“残杀村民清账代表案”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的侵犯，就必然要导致人民的反对。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但权利总是基本的，群众没有权利或者权利被任意侵犯，要他们自觉履行义务，是不可能的。灵壁县大高村的所谓“抗税事件”、临泉县“白庙事件”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漠视人民的权利，乱摊派、乱收费屡禁不止，往往和我们的权利观念不强有关。四、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的几点思考1.改革普法教育制度。要利用新闻报刊、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现代法治信念，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普法教育要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认真抓好各种层次的依法治理活动，为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把法制教育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行。2.培育法律意识教育的新环境。公正的司法环境的形成，是法制环境的最集中表现。为乡村的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培育公正的司法环境，一方面可以为法律意识教育奠定坚实的实施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树立乡村良好的司法形象，从而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司法保障。这势必会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有力的推动。首先，在公正执法的前提下，提高审理乡村案件的速度。前文的四个案子虽然得以公正的审理，但时间跨度都很长，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其次，要塑司法机关的新形象。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一些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大搞司法腐败。严重败坏了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因此，塑司法机关的新形象，尤其必要。首先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严格依法办事；其次要正确处理与当事人、辩护人的关系，不搞金钱交易；第三要彻底转变审判作风，认真落实错案追究制；最后，要整顿司法队伍。3.提高乡村公众的素质。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真正落实，要全面提高乡村公众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提高青壮年的整体素质。在乡村，要继续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积极扶持社会力量办学。对社会力量办学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继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建立乡村社会卫生保障体系，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继续开展科普教育和“送法下乡”活动。4.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体现“以人为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赋予了发展以新的含义。从法学角度来讲，坚持以人为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对乡村公众进行的法律意识教育，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打造一个充分的发展空间，用公平、公正、公开的形式正义为走向实质的正义引路导航，并尊重人的自主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对法的自觉认同，使法在人们心中的信仰和信念依托更为坚定。5.建立依法治村的监督机制。村组干部的权力上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为了实行依法治村，就必须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是要深化改革，完善对乡村干部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权力依法行使的制约机制。二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繁荣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三要把党的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四要突出监督的重点。一方面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村组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6.法治与德治并举。江泽民同志指出“应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十六大总结13年来的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之一。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法律禁止行为的不准犯、不敢犯作用，却无法解决不想犯、不愿犯、不能犯的问题。固镇县“残杀村民清账代表案”中，村委会副主任张桂全和几个儿子明知杀人要偿命，可是还是杀了村代表。古代的官吏有“割鼻”、“袅首示众”等残酷的封建刑法，却仍然没有遏制住贪官“朝杀而幕犯”的势头。而德治恰好能弥补这一不足，它要求在人们的思想中筑起道德堤坝，用以抵御各种非分利欲的诱惑，有效的防治犯罪。7.培养大量维护法律正义的守护者。立法是表达权利，执法是落实权利，守法是实现权利，司法是救济权利。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既然是守法意识的教育，那么它也是权利之学，就必须教会公众如何获得权利，维护权利。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需要造就数以千计的乡村公众法律教育家，而我国却存在法律人才特别是大牌律师的缺乏。同时，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队伍的素质：一是要提高队伍的政治觉悟和品德。教育引导干部忠于人民、法律和事实，清正廉洁，以身徇法；二是要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能正确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三是要强化干部队伍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我们只有培养出维护法律正义的大量守护者，才能进一步促成法律意识教育的成功。在拥有9亿农民的国度里，探讨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普遍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建设法制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一定会开创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的新局面，这也必将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添光辉。注释：①《陈桂棣、春桃：调查中国农民》，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第93期（2009年2月14日播出）。②贾萍：《浅谈西部公众法律意识教育》，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10期第17页。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④《法制日报》（2009年2月10日，第11版）。
乡村教育论文篇4
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工作讨论会;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2-0093-04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m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m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家政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政府，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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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VocationaleducationResearchintheRuralConstructionmovementduringtheRepublicofChina
LiZhan-ping
（Hebeinormal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050024，China）
乡村教育论文篇5
论文摘要:“五四”运动后，中国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纷纷开展乡村教育实验.并逐渐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他们将教育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乡村教育运动兴起的原因包括教育思想、政治、经济的等多方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乡村教育运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为挽救日趋没落的中国农村，到农村建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教育实验。研究乡村教育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所以，笔者就这一问题，从教育观念、政治环境、经济呼唤几个方面作一探讨。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教育实用化观念的形成。清末近代学制建立以来，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书本知识与社会生产相违背的弊端普通存在，人们熟视无睹。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欧美的各种教育思潮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教育实用化的观点，早在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商榷》一文中就提出学校教育如何“实用”的问题，呼吁让教育回归其应有的功能和位置。www.133229.com陶行知说:“当我们在中国办教育时，这种教育就应当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的教育，如果不是这样，教育就没有存在必要。”中国是个农业之国，农民是大众的主体，所以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就理当以农村教育为根本发生点。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前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所以中国乡村教育必须进行根本改造，以另求生路，生路是什么?陶行知主张“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一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必须要有活的法子，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样学就怎么样教。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晏阳初根据在农村从事教育的经验，深切的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有四种缺点:愚、穷、弱、私，所以他主张运用教育的方式来发扬农民潜力，从而教育农民改造这种生活。那么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理论:以文艺教育攻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最终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于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为创建新中国的新民。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生活在乡村，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梁漱溟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他说:“整个乡村建设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p=w也就是说，要使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正是在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之后，遵循教育实用化的观念，爱国的乡村教育家们纷纷致力于农村教育。从而推动了乡村教育的产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教育观念的另外一大改变是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教育关注点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当时不少人都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提倡“庶民”教育是为民众之苦和蕴藏于民众心中的无限智能。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了农民问题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到“乡村去”的口号。1923年秋，陶行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演讲时说:“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据统计，中国每一百人中有85个都在乡下，所以平民教育要到乡下去运动—利用寒暑假去推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晏阳初认为平民即“苦力”，其“苦”在于体力劳动，缺少文化和没有平等权利;其“力”则是改造社会的巨大潜力。而中国是农业之国，大多数平民是农民，因此以解救“苦力”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其重点当然在农村。
伴随着教育实用化和教育平民化等观念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了乡村教育思想。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情况来考察，最早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关心乡村教育的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比如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就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大有可为:“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去开发农村，运用教育去解决农民的愚昧。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极点”，“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但是，最初专门论述乡村教育的是余家菊，他曾说过:“民国八年秋冬之际，予曾撰写《乡村教育危机》一文，根据事实，指陈乡村教育危机之所在。后又续撰多文，以为乡村教育改良之鼓吹。”余家菊于“五四”时期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及其续撰的文字，对当时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袁观澜也在“五四”时期，从普及义务教育角度，极力提倡乡村教育。正如古棵所说:“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才正式的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稍后，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角度，也论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
其次，当时的政治环境为乡村教育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契机。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把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作为通向工农劳动群众的道路之一。如邓中夏所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组织的，以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农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平民教育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农村工作与农村教育，并把教育农民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1923年1月在彭湃领导下成立了广东海丰农民总会，总农会下设教育部，开办农民学校，对农民施行教育，1924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也办起了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了革命宣传和识字教育。当陶行知提出“到乡村去”的口号时，中国共青团的团刊《中国青年》对平教运动的这一积极行动是支持的，并号召青年利用平民教育来教育群众，尤其是挥代英十分注意利用陶行知把平民教育送到农村去的办法，挥代英曾向毛泽东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提出“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等口号。以上都是中共重视农村教育，开展农村教育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并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十分重视农村教育，这也为根据地的农村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国民党的农村教育。为了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也为了挽救破产的农村，国民党政府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发展国民党领导下的农村教育。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规定了“厉行平民识字运动”、“改良乡村教育”，等关于农村教育的条文。192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限教育部于当年9月制定出厉行国民义务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的实施计划，这些规定为平民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其二是利用“乡村教育”理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及其观点很受国民当局的赏识，1931年蒋介石曾电召晏阳初去南京会面，后来晏阳初被委任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1930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围剿，配合这一围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国民党政府当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梁漱溟所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些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主流。当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在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希望拿教育的办法与手段来推选其所要施行的各项政策，并用这种方式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与农村运动，从而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虽然最后国民政府的愿望落空了，但是其行动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再次，农村经济的凋敝给爱国的教育家发出了时代的召唤。
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各地方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央及地方官僚征收沉重的田赋及田赋预征、还有各处田赋附加、再加上沉重的地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非常凋敝，农民困苦不堪。1925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湘省现有六十县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草，—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荒者，已达20万人，死于疫病者，已达30万人”。农民生活急剧恶化，农村日益破产。这种状况给爱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时代课题: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应当找一条怎样的出路?
晏阳初认为:由于外来势力的人侵与封建传统的压迫，中国整个国家日益陷于不宁和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农村。乡村的破产与广大农民的衰老、钝滞、麻木种种退化现象，就使社会面临一个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问题，而中国的人的基础是农民，其生活的基础在农村，所以结果也就逼上了乡村建设一条路。同样，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学、陶行知等教育救国论者也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当到乡村去办，并身体力行地从城市来到乡村，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伟大结合。经济决定教育，教育要为经济服务，2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客观面貌决定了中国教育的方向-乡村教育，濒临破产的农村也呼吁爱国教育家到乡村大显身手。
乡村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农村教师乡土知识专业发展
一、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内涵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乡土知识内涵的解读，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边缘或压迫乡土知识，认为乡土知识在信息化时代是落伍的，不合时宜的，最终会走向消亡;另一种主张以政治化的论调强调乡土知识，使其概念严重地泛化。由于以上两种主要论点比较偏激，目前专家学者倾向于走中立化的道路，肯定乡土知识本身，强调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实际上乡土知识本身就是一种认知论、一种宇宙观，它充分表达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类认知体系。[1]
专家学者们依据自身所强调的主题赋予乡土知识新的内涵。与乡土知识内涵相近的有本土知识、地方性知识等词汇。乡土知识（indigenousknowledge）在《现代汉语词典》被解释为：一是指生来的、固有的知识;二是指本土的、土生土长的知识。事实上，从空间维度而言，乡土知识主要与城市文化知识相对。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相对，其概念来源于西方，泛指与西方科学相对应的各民族知识体系，即一个民族在自己生存、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内容和形式的知识体系。[2]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三者经常交叉使用，本文主要使用乡土知识这一概念。
考虑当今农村教师的职责、工作内容和要求、工作环境条件等各方面情况，李长吉教授将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划分为生产生活、历史文化、传统民俗、民间艺术、地理景观以及思想观念等六类地方知识。[3]
二、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价值解析
事实上，农村教师掌握乡土知识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意义，以一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对象以及效果等反映到地方教学之中，主要通过社会价值、教育价值及个体价值表现出来。
1.社会价值
（1）加强对“根”的认同
我国现代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曾在1948年《说乡土教育》中谈到，“造成国人自我迷失的精神危机，其根源在于‘根’的教育缺失。近代教育下的青年……，但如果问及人是怎么一回事，他从哪里来，远祖先贤是些什么人，出过什么重要的人才和事件，对民族国家有何贡献……他可能瞠目不知所对。”不难看出，潘先生已经从乡土教育的现实困境解读了开展乡土教育的紧迫性与现实性。
农村教师承担着农村乡土教育的职责。因此，作为具有地域特色与乡土本质的农村教师，要把培养具有认同乡土理念与乡土实际操作技能的地方人才作为己任。“国民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坚定的国家认同感……乡土知识传承可以促进国家建设，乡土知识跟国家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乡土知识传承为国家服务，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4]
（2）传承和活化民族文化
教育是文化的构成部分，而文化又是通过教育得以传递和更新的，乡土知识作为传统文化的必要要素，对传承和活化本民族文化、培养学生认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乡土知识也应该作为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乡土知识在不同时空和国度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由此农村教师要能有针对性地对现实教学进行辨别。结合时代特征，秉持选择性、科学性等原则把乡土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而在之后的教育教学中传承和活化当代的乡土教育。
2.教育价值
（1）培育学生具有“乡土特色”的综合素质
印度教育家甘地（Gandhi）曾言道，“现代学校教育的一切事项，包括从学生的课本内容到最后的结业典礼，几乎没有培养学生对于他们生他养他的故乡有引以为傲的事情。现代学生受到的教育程度愈高，就越脱离自己的乡村……在学生看来，乡土社会以及农村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是落后的、愚蠢的、格格不入的。事实上，学生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与他们的乡土隔离。”[5]实际上，教育家甘地所揭露的印度教育并非是个案，所描述的现象何尝不是我国现实农村教育的写照。当前，通过现代教育的筛选，乡土教育中最优秀的人被筛选出去，乡村剩下的人无论是在智力还是在毅力可持续发展上相对来说比较弱势。他们对于自身在现代教育的筛选中遗落到农村是感觉到失败和懊悔的，也是不满于现状的，等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他们尽量促使孩子远离乡村，以避免走他们的老路。
（2）加强课堂教学实践性
现实农村中小学教学实践多次表明，当前农村大部分教师仍受限于传统的课堂、教材等教学模式，重书本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轻视与学生密切联系的社会实践，相对忽视了学生实际的内在需求。实际上，课堂教学具有明显的脱离现实农村生活的问题。当前我国教科书存在较为严重的城市化倾向，从教学目标的确定、经验内容的选择、课堂教学内容的组织以及插图的选择等无不打上鲜明的“城市烙印”。事实上，这些内容较为脱离农村学生的生活，当然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学习的费力。由此，改变目前过于城市化的倾向，选择贴近农村学生生活环境的内容，选择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内容，为现实的农村教学实践，这些均是农村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3.个体价值――培养农村教师乡土精神的综合素质
“人们所有有目的实践行为都是受知识支配的，或者说，是由知识建构的。一套知识理论支撑了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为。”[6]因此，对于农村教师而言，身处乡土社会的场域，具有浓厚的乡土知识可以有效支撑农村教师的乡土教育。乡土社会具有的原始性、乡土性、基础性、实用性以及开放包容性等特征，是涵养农村教师的乡土养分，对于培育深厚乡土知识的农村教师具有很大的功效。
三、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建构举措
1.理论依据
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的学科。该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相适应。每一种文化随时空的迁移而变化，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变迁的过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内在特征与外部表现。从价值角度而言，各文化体系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不能依据某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标准衡量或评估另一种文化，文化具有相对性。文化相对性观念应是人类学研究中加以培养和注重的一种基本态度。[7]
2.优化原则
（1）整体性原则
首先，从对乡土知识的认知与认同方面而言，应注重研究农村教师对于乡土知识的平常关注、运用与评价乡土知识的程度;其次，树立研究乡土知识系统性的观点，即用多维度、多角度、多方位的视角深刻把握乡土知识的现象以及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再次，应认识到每一族群的乡土知识均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系统，除了我国地方知识之外，全球还有很多的乡土知识教育体系。当然，研究不同族群的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时候，应该秉持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即每个族群所属的乡土文化体系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2）科学性原则
一方面，选择或组织乡土知识体系时要秉持科学性的原则。选取具有一定科学思想价值与教育意义、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与时俱进的乡土知识，选择的乡土内容要能够切实反映本地在生产生活、价值观念与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发展近况。另一方面，课程实施或课堂教学时要坚持科学性原则。一是要深刻把握乡土知识客观性与主观价值性，讲授乡土知识要以乡土知识的事实为依据，不可主观臆断乡土知识的优劣;二是全面理解与多维度分析乡土知识内容体系，注重乡土知识对于农村学生的教育性以及生存技能的提升;三是正确对待科学知识与乡土知识之间的差异，用差异化的评价方式去评估教师和学生，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把所学到的乡土知识运用到生活和学习中来。
（3）实践性原则
其一，实践是人类自觉自我的一切行为，人类能力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实践。要使农村教师具有丰富的乡土知识内容体系以及乡土知识的能力素质，就必须在教学活动中重视实践素养的培育。其二，乡土知识随着实践深度与广度的增加而拓展。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给人类思维能力提供了愈来愈广阔的空间，可以说，人类思维总是伴随着实践给予它的挑战与机遇发展的。要使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富于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实践的品格，务必与现实的实践密切结合，实践品格的提升有助于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专业化发展。
3.优化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促进策略
我国现有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乡土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内容。职前教师和教师职后课程体系很少将乡土知识纳入到课程培养体系中，即使有类似乡土知识的课程，也仅是极少数农村教师的自发行为。这种状况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乡土教育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美国的重视，从乡土教育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畴及研究方法等多方面进行谈论。比格姆（Bigham）从加强印第安纳州乡土教育立场出发，指出印第安纳州的中小学生对于该州和美国中西部历史所知太少……一般中小学教师未具备乡土教育的教学知识和能力，这是重要的原因。因此，他主张美国的中小学有必要从师资培训、课程与教学的改进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检讨和革新。之后，更深入的教育研究表明，原住民在生养他们的乡土社会所学到的视觉、空间智力以及交流等技能，对于他们走向主流社会，具有较为明显的正面影响，这从一侧面打破了过去认为原住民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陋见。[8]从目前趋势来看，美国重新重视乡土教育的功效，更加注意各科教师乡土文化精神素养的养成。特别是社会科目的学习尤为显著，要求社会科目的教师要能够通过科目学习，使学生达到认识和了解乡土教育的目标。可见，无论从国际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是从我国现实情况考虑，提高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质量，已成为农村教师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基于以上考虑，有必要重视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培养，寻求农村教师获取乡土知识的方法，促进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发展。实际上，这需要从政府、社会、学校以及教师等层面共同着手，优化农村教师乡土知识。
在政府层面，首先，制定促进农村教师乡土知识发展的有关法律政策。一方面，从多元文化角度出发，梳理和修订现行的教育政策及课程政策忽视乡土知识的规定，将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纳入到相应教育政策及课程政策中。另一方面，赋予农村教师一定的权利，使农村教师能够从本土实际及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组织和实施乡土知识的教学。其次，构建职前教师和教师职后的“乡土知识”一体化培养课程体系。将乡土知识纳入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之中，加强农村学校实践基地建设，增加师范生到农村学校实习的时间，为培养一名合格的农村教师做好乡土知识的储备。教师职后继续教育中要增加乡土知识的培训，建设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数据库，以此促进农村教师乡土知识的增长。[9]
在社会层面，首先，要改变对乡土知识的偏见，形成重视乡土文化的环境。乡土文化的缺失不仅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险，人一旦人为隔离生养自己的故乡，他就失去了滋养其发展的根据，成为一叶浮萍的人。因此，人们应该树立本土观念，正确对待乡土教育，积极主动认同和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努力形成重视乡土知识和乡土文化的社会氛围。其次，加强对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及专业化成长的参与支持。一方面，社会应为农村教师开展乡土教育提供帮助和方便。另一方面，民间和社会人士可尝试成立旨在探究乡土教育的专门组织或机构，主要贡献在于乡土知识的收集、开发以及培训农村教师从事乡土知识发展项目。
在学校层面，首先，运用多种校本培训方式建构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体系。设立农村学校教师乡土知识培训的专项经费基金，积极开发具有乡土知识体系的校本课程，聘请民间艺人、乡土专家等培训农村教师，建立农村教师乡土知识交流平台等。其次，尝试改革考核和评价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方式方法。基于乡村文化的场域，重构和发展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方向;以乡土文化为核心，打造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以乡土性和现代性结合的乡土文化理念为指导，注重过程性、发展性的教师评价体系，奖励在乡土知识实践和推广方面做出成绩的教师。最后，校本课程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传授乡土知识的主要平台。农村学校的校本课程或综合实践课程要反映当地文化需要、符合当地文化特点，才能有效提升当地的乡土知识课程资源。农村教师是乡土知识发展的能动主体，乡土知识发展的完善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教师。农村教师务必提高乡土知识自主发展意识，促进自身自主发展，积极建立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学习共同体”机制。[1]
农村教师要因时、因地制宜，学会在乡土社会的生活场域中设计乡土知识的教学方案、教学互动、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学会尊重乡土知识以及乡村学生，掌握必备的教育方法。当然，除了课堂教学外，乡土知识的学习也广泛存在于生活实践中，比较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体验教学法、情景学习法、角色扮演法、对话与互动教学法等。
乡土知识作为民族的、区域内的知识体系，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推动乡土知识的发展不是固步自封，而是立足于本民族传统，积极坚持乡土性和现代性相结合，依据系统性、科学性、多元性、实践性等原则，大力发展农村教师的乡土知识，鼓励农村教师开展乡土知识研究。这样，以乡土知识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才能彰显其独特的乡土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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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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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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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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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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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乡村教育论文篇8
关键词：三农 陶行知 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10-179-02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的衰落、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恶化，中国农村生死攸关的现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建设农村的社会浪潮的推动下，乡村教育应运而生。中国当代先进的乡村教育改革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陶行知作为其中积极地倡导者，对中国的乡村教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三农问题是中国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之首就要从乡村教育改革开始。
1、乡村教育的地位――立国之根本大计
陶行知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他深知如果中国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不懂科学知识，就会长期处于愚昧的落后状态，国家也无翻身之日。他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农村的教育问题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走向，进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他明确指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乡村教育则是“立国的根本大计”。为了改变中国当时农村的社会现状，陶行知结合我国的时代特点和改革需求，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和发展的媒介”。陶行知几度提出，中国历来不重视农村的教育，即使创办了一些乡村学校也走错了道路，指错了方向。因此，陶行知提出教育下乡运动，以建设切合农村实际、适应农民生活的活的农村教育。这种活的乡村教育要使农民从根本上脱离贫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发展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改善农业的生产技术开辟了新道路。
2、乡村教育的内容――生活教育
陶行知在乡村教育改革运动中，本着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根本大计，从1926年开始积极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之中。他极力批判传统的乡村教育，积极提倡“整个的乡村生活就是乡村教育的内容”。他指出只有活的乡村教育才能开辟新的农村发展道路，他极力主张“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育不仅要依据农村的需要培养农民，还应该将出发点设置在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上，成为乡村改造的中心。当时中国农村教育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让广大农民产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的价值取向，使乡村教育陷入危机。
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必须在乡村实际生活的基础上开展，才能把握好乡村教育改革的方向，取得良好的效果。整个的乡村生活就是乡村教育的活教育，乡村教育的内容要紧密与生活结合。过去开展的乡村之所以没有实际的效果，就是教育与农业生产严重分离，因此陶行知提出乡村教育要和农业生产“携手”，开展一条教育与农业携手的新道路。教育如果不能为农业生产结合，不能为农业生产服务，那么教育就是无稽之谈。而农业生产没有教育的支持，就不会改变落后的状态，无法脱离贫困。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才是活的乡村教育，才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正确道路。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内容都是在他“生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他所讲的“生活”，是指人民群众改造社会和农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因此，乡村教育的实质就应该是以人民群众和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为中心的教育。而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前进的，所以陶行知也积极主张要对随着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生活而赋予乡村教育新的目标和内涵，在不同的时期按照社会的需要，给予农民不同的教育。
3、乡村教育的方法――教学做合一
针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根本无法适合乡村教育的发展。为此，陶行知提出了适合乡村教育的教育方法论，即“教学做合一”。在乡村教育的过程中，他认为只有从农业生产经验里产生出来的知识才是适合农村需要的知识，而当时的乡村教育只注重传授书本知识，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教学在学”。陶行知特别强调“做，是“教”和“学”的基础和中心，教学做要在学生的生活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相互结合，才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学会本领，才能达到改造乡村生活的目的。可见，教学做合一是以生活为基础，以做为中心，以教会学生学的教育方法，在乡村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4、乡村教育的实践
4.1乡村幼儿园
陶行知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人的一生的重要习惯、态度等大多可以在幼儿时期形成，他认为幼儿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幼儿教育是最重要的的教育。在乡村教育运动中，他极力主张创办乡村幼儿园，并希望有志于幼教事业的人应该投身到乡村幼教事业的建设中来。早在1926年陶行知发表了《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和《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的文章里，他就明确提出来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开办幼稚园有利于让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得到解放，能够让农村的孩子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
但是，在当时处于贫困中的乡村中创办幼儿园还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阻碍。陶行知在确立创办幼儿园的目标和方法的同时，也极力建议政府用自身的行政手段去推广和创办乡村幼儿园。在陶行知的努力下，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在1927年11月诞生了――南京燕子矶幼儿园。与此同时，陶行知也亲自创办了几所乡村幼儿园，以推动乡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在陶行知看来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推进阻力，除了费用较高、所收儿童多属贵族之外，还存在仿效国外，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严重弊病。为此，陶行知提出，我们现在所要创办的幼儿园，要把外国的幼儿园换成中国的幼儿园，把费钱的幼儿园转换成省钱的幼儿园，把贵族的幼儿园转换成平民的幼儿园。他所提出的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就是创办乡村幼儿园的总目标。
4.2乡村师范教育
陶行知坚信：“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他对师范教育认识的见解，不仅注意到师范教育对未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从我国实情出发，把师范教育的重心放在了救济落后的民族，改造旧社会，创立新国家的角度上把师范教育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陶行知要求乡村教师成为学校和乡村的指导者，成为社会改造的领导者，成为真理的传播者。他在《介绍一件大事》一文中，又从小学教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教师的作用。而且指出教师要靠师范教育的培养，由此可见，师范教育对于民族振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在教育体制上，陶行知主张要从乡村师范教育的实际出发，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建立我国特有的乡村师范教育。陶行知为解决“中国学务不发达”的问题，在1922年《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师范教育的三原则，即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教育界各种人才要什么，就该教他什么：谁在那里就教谁。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我国师
范教育的体制，包括了初级一中级一高级―研究院的各级师范学校。其中，对乡村女师范教育的建立尤为重视，他认为乡村师范教育是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重点。他提倡大办乡村师范教育，号召开展“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为了实践他改造乡村师范教育的主张，1927年3月他在南京北郊的小庄(后改晓庄)创办了南京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无论在招生、课程、考试各方面都打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陶行知把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健全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趣味”、“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全新的培养目标。1932年秋，陶行知先生又在上海宝山创办山海工学团，在办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小先生制”，其最重要的方法是“即知即传”，每个小学生既是学生又是先生，小先生不但要教人，还要教会人去教人，充分显示了中国普及教育的强大力量。乡村师范教育在迎合农村的生产生活特点之上，深入农村，引导他们不断向前，创造新生活。
5、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为三农服务的启示
国家建设新农村的政策调整，使农村教育受到极大地关注，甚至人们将重建农村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希望寄托在农村教育上。在此改革过程中，教育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农村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无疑，陶行知的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观的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和政策的影响之下，我国农村和城市学校的教学培养目标仍然是以考试和升学为中心。在现阶段的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单一的教育培养目标已经不适合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在县、乡一级领导衡量农村办学质量的标准还是升学率，农村教育的工作重点也仍是抓升学率。农村教育就是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农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因此，借鉴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要在意识到乡村教育重要性的基础上，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思想，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养目标。端正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把升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生存教育、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等等，转移到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上来。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应以以实用性为前提，多开设一些与当地实际情况密切结合的实用技术课程。这样以农为本。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根本需要出发建设的乡村教育才是真正的乡村教育。陶行知为我国乡村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教育理论，在乡村教育实践上开拓创新，开创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新道路。他为乡村教育所提供的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对当今我国教育为三农服务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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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论文篇9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乡村教育论文篇10
一、关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理论内容的研究
通过对关于晏阳初思想内容的文献进行阅读和分类，大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整体、宏观的角度介绍和评价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内容上主要包含生平简介、思想起源、主要内容、定县实验、历史评价等等。比如湘籍台湾学者吴相湘（2001）所作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是第一本反映晏阳初为乡村改造而奋斗终身的传记，以客观通俗的语言描绘了他一生从事的事业。其所引用的资料大多是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档案以及晏阳初的口述等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一类是从微观层面通过对其某一具体思想或思想中某一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卫生教育思想角度
金维贤（2020）论述了其卫生教育思想的提出、内容、方法和意义，他认为以村保健员、区（联村）保健所、县保健院为纽带的三级乡村卫生体系对当时农村疾病的流行和蔓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也培育了农民的现代卫生观念，对当今农村疾病防控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公民教育思想角度
李毅红、于玲玲（2015）在文章中系统探讨了公民教育的起因、对象、特点、目的、地位、方法，并且客观评价了晏阳初公民教育思想的局限性，对当代我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幼儿教育观角度
平民化幼儿教育也是晏阳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家庭和幼儿园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的“家园模式”是当今平民化的幼儿教育新模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更需要政策和人才的投入以求得幼儿教育的公平。周睿（2019）在其文中提到，当前发展农村学前教育要立足国情发展教育、注重儿童教育，重视家庭教育、树立文化自信等几个方面。
（四）女性教育思想角度
从女性教育的角度，研究晏阳初思想中关于女子教育思想，以期对农村女子教育有所启示。刘卫（2008）通过分析晏阳初女子教育的实践，进行了数据比较，认为晏阳初的女子教育理论和实践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唤起了当时中国广大女子的平等、民主意识,对扫除女子文盲、推动女子教育近代化、促进女子解放的顺利进行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平民教育思想特点的角度
有学者认为晏阳初平民教育具有：现代性，体现在再造新民、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实用性，体现在设置实用性课程，编写浅显教材读本、提倡白话文改革和采用灵活的教学策略；整体性，体现在教育与建设的整体性、教育内容的整体性以及教育方式的整体性。王国宇（2004）在其文章中认为科学性与民主性则是贯穿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体系的两条金线，也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最为本质的特征。
二、关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不同视角的研究
（一）比较性研究视角
此类研究主要是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其他教育家进行比较。比如任文洁、樊志民（2018）的《中西之别：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差异的本质》就论述了两位教育家的思想在理论来源、教育目标、教育手段上的差异，最后还从“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别”两个角度的因素进行了剖析和反思。晏阳初和陶行知都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倡导者，分别为平民教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在思想渊源、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存在差别。比如，唐宇茹（2017）的《晏阳初与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比较研究》就有详细的论述。颜芳（2021）把晏阳初与蒋梦麟的乡村建设思想做了比较，晏阳初主张从文化社会方面优先着力，以提高农民素质，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蒋梦麟主张从技术科学方面优先着力，先解决实际问题，增加农业生产。
（二）方法论研究视角
有的学者专门从方法论角度论述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文章中探讨了农民教育直观教学、经济教学、有效教学三项原则与方法，并且在最后强调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研究新问题，不能生搬硬套。王国宇（2004）从四教三式要整体推进，连锁进行、运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启发自觉，造就新民等几个方面总结出乡村建设方法论思想内涵，这些原则与方法不仅对于当代中国农村，而且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现代化改造，均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三、关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实践的评价性研究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因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总体上是成功的
这一类评价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晏阳初在那个内忧外患、民族存亡之际，带领一批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专家知识分子放弃城市优越生活条件，走出象牙塔，扎根田间，与百姓同吃同住，这种求真务实、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比如徐秀丽（2006）认为，乡建运动对于今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即乡建工作者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解和热忱。另一方面，晏阳初思想对于促使农民觉醒，提升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和推动农业现代化方面也有积极的意义。比如王建民（2020）提到，通过平民教育激发文化自觉、推动乡村建设，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之，体现了变革时代知识群体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献身精神。
（二）总体上是失败的
赵旭东（2008）在其文章中认为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而没有被外来的干预力量考虑到自身的需求和认知，晏阳初提出的“愚穷弱私”的病症绝不在每个农民身上都显现出来，但是却被作为一种“标签”暴露于那些没有去过乡村、对乡村生活不了解的城市人眼前，因此乡村建设运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吕毅（2017）在文章中谈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尚不能为他实现崇高理想提供起码的物质基础，华西实验区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践最终未给他带来应有的回报，与梁漱溟及其他乡建者们领导的乡建实验一样，晏阳初指导的最后一次乡村建设实验仍然没有成功。
（三）既谈不上成功，也谈不上失败
著名乡村学者温铁军（2003）则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成功与失败来衡量，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要把它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评论那个时代，应以历史的辩证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
四、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研究的不足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