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1
驾驶着记忆的小船，航行在岁月的大海中。有些事情令我忍俊不禁；有些事情令我后悔莫及；有些事情令我羞愧难当。但，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一次。
早晨，我正在大吼着让同学们交作业，一回头，发现我的桌子和凳子上堆了一大堆作业。弄的我还得一本本放好，正反次序还不能弄错！“他们这是捉弄我吗？，不交到我手里，在我的桌椅上摊了一大堆！”我气呼呼的这样想。“叮铃铃……”上课铃清脆地响了，我急忙把作业撂成一撂，放在桌角上。语文老师进来了，看见我桌角上厚厚的作业，就对我说：“把作业抱到办公室去吧！”，我“奉命行事”，急匆匆地就抱上去了。回来上课时，我却发现我的语文书“失踪”了，我“翻箱倒柜”地找，可就是没有它的踪影，这时，我忽然觉得，是不是有人恶作剧。于是，我就开始“质问”我的左邻右舍。可是，他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老师似乎发现了我的情况，走过来关切地问：“怎么了？”，“老师，我的语文书不见啦”。“噢！”老师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然后，立即向班里学生问：“谁看见逄璇的语文书啦？”，大家纷纷摇头。“每个同学在抽屉。书包里找一找。”，老师高声说。忽然，老师像想起了什么，低声问：“你是不是把语文书和作业一块抱到办公室去了？”一句话引的全班一下子鸦雀无声。我的脸“唰”一下红透了，连忙起身去找。一路上，我就在想：“真在办公室可怎么办？老师和同学得笑死我了……”。本来2分钟能到办公室，我仿佛走了2个世纪那么长。到了，到了……，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办公室。又踏着沉重的步子出来了！因为——该死的语文书就藏在办公室里！当我看到语文书的那一霎那，身子禁不住颤了一下，我拖着发抖的身体，想象着同学和老师看到我时的场景，慢腾腾的走进了教室，那一刻：哄堂大笑……语文老师也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我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那一次，我真尴尬！
初一:逄璇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2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过分的自信，导致了一次足以让我铭记一生的尴尬和教训。
那一年，我教的是五年级的语文。虽然学生刚接手不久，但是很快的，他们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我的培养目标――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用规范的笔画书写汉字。我一向关注细节，要求严格，并以身作则。孩子们出于对我的敬畏，也十分听从我的教导。期末考试快来临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紧张的复习之中。按照以往的经验，我照例将一些难写易错的生字词挑选出来，范写一遍，以加深学生的印象。那堂课上，我从词语盘点中遴选出十几个词语，一笔一画端正地板书出来，要学生当堂练写。其中有一个词是“尴尬”，当时我几乎没怎么细看书本，就想当然地给学生讲解开了：“尴尬”是半包围结构，先写一个“九”字，再写里面的“监”和“介”。说完，我还让大家跟着我书写一遍，然后让他们临摹。教室里静悄悄的，孩子们是那样认真地练写着，“一笔撇，二笔横折弯钩”，每一个学生都牢牢地记住了黑板上那个大大的“九”字。他们是那样地信任我，没有一个人照着课本去写，也没有一个发现了问题，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质疑。一个由我一手导演的错误就这样深深地植根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如果没有后面的一次考试，也许还将植根一辈子。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期末考试的试卷上，第一题读拼音写词语，赫然地印着“gāngà”这两个音节。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甚至自鸣得意：这个词语我专门复习了，应该不会有几个学生写错吧。然而等试卷由年级交叉改完以后，我却大吃一惊，在我班学生的试卷上，所有写有“尴尬”的那个地方，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红的叉叉。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和同事的一番交流之后，我匆匆地翻开课本，才发现那一个小小的横原来是出了头的。为了进一步证实，我又查看了新华字典，在部首查字法的一栏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尴尬”的部首是“尢”。天哪！我登时脸涨得通红，悔恨、无地自容交集在我的心中，让我恨不能有个地缝好钻进去。
更为难堪的是发试卷的时候。当孩子们看到那个鲜红的叉叉时，全都炸开了锅，他们七嘴八舌地举着试卷问我：“这个‘尴尬’怎么错了呢？”我望着他们激动的眼神，示意他们安静下来。然后，我一字一顿地开始了我的道歉：“同学们，对不起，你们这次的失误，是由于我的错误造成的，是我太自以为是了。我会把这次的‘尴尬’当作教学生涯的一个奇耻大辱，一辈子记住它。也请你们记住它，并在以后的学习中，学会观察，学会质疑，而不是完全地相信老师，相信嗤。”说完，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正确的“尴尬”二字。孩子们分明看到了我眼睛里闪动的泪花，他们肃静下来，一笔一画地在试卷上订正着那两个曾经以为正确无比的错别字。我想，这“尴尬”，我记住了，他们也一定记住了。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3
2、计划一个活动日期。活动日期会给你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关注和联系。一起参加活动，如远足、保龄球、滑冰、烹饪或参观美术馆或博物馆，提供了自然的交谈开始和讨论的话题。当你和某人坐在一起吃晚饭、喝饮料或喝咖啡时，如果你们没有完全集中精力在对方身上，或者有保持谈话进行下去的压力，约会通常不会那么尴尬。选择一项能展现你独特个性的活动，让你展现出最放松、最有趣、最舒适的自己。好处是分享有意义的经历绝对能让人爱。
3、谈论你感兴趣的话题。继续充满肤浅闲聊的谈话是很有挑战性的，另外，如果约会让人觉得是面试或义务，这也不是一个好兆头。无聊可能会粉碎任何兴趣，导致尴尬的停顿。把谈话引向你觉得有趣和有趣的话题。通过分享你的激情、价值观、目标和梦想来展示你是谁。好处:如果你对自己正在谈论的话题和生活感到兴奋，你很可能对约会对象更有吸引力。
4、注意倾听。有一个真正的渴望了解你的约会对象。每次约会都要敞开心扉。通过友好、理解、倾听和好奇地问问题(而不是像面试官或审问者那样武断)来和你的约会对象建立联系。让你的好奇心点燃谈话，引出后续的问题和话题。如果有任何停顿，要知道那是很自然的，你可以通过尽力让谈话继续下去，确认和总结你的约会对象在说什么，表现出兴趣来恢复。使用其他的暗示，比如微笑，开放的肢体语言和适当的眼神交流。
5、避免潜在的尴尬话题，记住你的约会对象仍然是个陌生人。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主题选择感到尴尬或不自在，整个互动的能量就会被抛掉，这就是为什么要避免一些重要的话题比如财务，过去的关系和前男友，以及在早期的约会谈话中谈论做爱。提醒自己认识一个人是有层次的，和别人分享你的生活故事，匆忙的过程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尴尬。在第一次约会时，避免问太私人的问题，同时寻找共同点。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4
他的过往就是故事，自己真的很想要去了解，想要知道他过去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那么早的，那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民谣，为什么他在还还没有和自己在一起之前，就能唱出那么深情的歌，为什么他的歌声让人觉得有故事，为什么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而那一些故事好像不是我带给他的，是另一个女孩子。
也可能是太早踏出社会去社会上经历的那一些事情，有比我更加成熟一点吧，但是又觉得他在社会上其实不用经历那么多事情啊，毕竟他有亲戚做靠山，毕竟他是和他舅舅一起生活的，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了，两个人可以一起面对，两个人可以一起解决，所以应该也比其他朋友比其他早些踏入社会的朋友要过得好一些吧，所以这次终究还是不能够充分的了解他，是把疾病这些那么在乎，他这边自己总是试图通过一切途径一些手段去了解他，去剖析他。
刚才作文打到一半，弟弟他跟我说那一个王者已经下载好了，然后本来自己想要下载那一个游戏，是想要去了解一下他的那一个王者记录，因为他之前有跟自己说过，他王者经常玩和平精英反而不怎么玩，然后自己就想着要去了解一下他的王者历史记录，毕竟自己通过和平精英了解他的游戏时间，也想要去了解一下他的王者游戏时间。结果我发现那一个是有显示访客记录的，但后来才发现另外一个是可以设置隐身访问的，可是自己一开始去访问他的主页的时候，是没有关闭那一个功能的。
所以真是爆粗尴尬。自己一直拉扯着弟弟的衣服，然后靠在他的背上就特别尴尬，各种尖叫，哎，要是被他知道了呢，虽然说一定会被他知道的，真是太尴尬了，太尴尬了。为什么在乎被追到之后会这么尴尬吗？大概是真的挺怕，突然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变态一样去监视他的各种设施吧，他简直就像透明人暴露在自己面前，他大概是很不喜欢那一种感觉的，虽然说有被自己关注到，本来也应该觉得开心，本来也应该觉得有被在乎，但是就像一个透明人对自己各种监视。能开心的起来吗？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5
话剧《尴尬》是一部三幕戏：第一幕是一个女人35分钟的独角戏，第二幕是一个男人38分钟的独角戏，第三幕是男人和女人的对手戏。关栋天介绍：“2个人4个家庭的故事，讲述了当代中年人的情感问题，因此剧中人甚至没有名字，只是男人和女人。”
第一幕，金星饰演的女人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角色。十七岁的儿子去写生，从江里救了小偷，自己却死了，丈夫又有了小三，女人想在五十岁的那一天吃安眠药去死。然而，十二点钟到了，她却放下了安眠药，决定等老公回来。在金星看来：“这个女人到了更年期也有自己的问题，不要一味责怪对方，家庭是一起经营的，看完剧本回家我就反省自己有没有唠叨的时候。对于剧中的儿子一直却点感情，于是，我就喊我自己大儿子的名字，一下子就找到感觉了。情感是共通的，这个戏中年人看肯定特别有感觉。”
第二幕，关栋天在饰演一个五十岁的中年男子，上有老下有小，儿子在外读大学，夫妻感情多有不睦，那天他终于决定回家向老婆摊牌。在关栋天看来这是一个很作孽却又非常有意思的角色，说着，关栋天不由得感慨道：“现在中国的中年男性吃力啊！”
第三幕，金星要饰演一位大学女教授，为了更好的塑造角色，她还特地带了个眼镜找感觉。“这个女人挺作的，不过是特别知书达理的作，得端着。”剧中这一男一女是高中同学，毕业前男同学在照片后面写了个特别唯美的求婚诗，阴差阳错的是22年后女主角才发现这首诗。此时她的丈夫死了，看到诗的女人约了老同学叙旧，而男人却婚姻美满，并且一直以为当初女人拒绝了她……“这时候两个人就尴尬了，中国文化中女人的矜持又将这尴尬推向极致。”
说到尴尬，金星认为，“尴尬是所有人都会有的瞬间”。而她和关栋天在剧中的合作毫无尴尬，而是相互欣赏和仰慕。她调侃道：“让我唱戏是下辈子的事情了，让我们能共同站在舞台上只有一起演话剧”。
为了戏，金星把留了多年的长发给剪了，如今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尤显中年女子的优雅气韵。金星幽默的打趣道：“三十多年前爹妈给了我个跳舞的腿，现在发现有个会说话的嘴”。从小就能说会道的她，如今终得以将这嘴皮子功夫发扬光大，做起了主持，还演上了话剧。
这部叫做《尴尬》的戏，还真是个考验人说话的“话”剧。金星记得有段台词，她需要站在桌子不停地说，一说就是三分钟，说出了一个女人起承转合的一生，“就像一个咏叹调，特别过瘾”。但关栋天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却被这个全是说话的剧本给吓到了，一段独白的戏密密麻麻五页纸，完全靠说，金星不能跳他自己也不能唱。
《尴尬》是关栋天与金星的第一次舞台合作，却是金星出演的第四部话剧。1997年的《断腕》是金星的话剧处女秀，也是如今大导演田沁鑫毕业后的第一部戏，当时和她演对手戏的演员如今那可都是数得出名的腕儿了，“段奕宏是我
儿子，涂松岩是我孙子。”在剧中她饰演契丹王朝缔造者阿保机的夫人，从17岁演到70岁。当时在北京演出的宣传语是：“看金星演话剧，千年等一回。”说着，金星想起了这第一次“触戏”时剧组中流传的关于她的笑话。当时的金星已是著名舞者，刚进排练厅的她原本是信心满满，但在说了这第一句台词“天上飞来飞去的是鹰吗？”，导演和其他演员立马都钻桌子底下去了，她也被自己东北味的台词给“吓”到了。但这对于好强的金星还说，只是一个“笨鸟先飞”的激励，她愣是两天两夜没睡背完了所有台词，一个半月后的正式演出搏了个满堂彩。在轰隆隆的掌声中，金星突然觉得做话剧演员太过瘾了，也是从那时起，舞者金星有了演话剧的自信。原本质疑她出演舞台剧的刘晓庆看完戏跑到后台，兴奋的对金星说：“星儿，你演得太好了！真后悔没给你买花，但你的17岁没我演的好”。金星还模仿着北京人艺的腔，模仿表演艺术家林连昆的评价：“这话剧啊，还是不学的好，人家跳舞的——演得挺好！”
之后，金星来到上海出演了第二部戏《狗魅》，在剧中演一只母狗。第三部是《阴差阳错》，金星演一个在花花公子和老处女之间错位的角色。直到现在的《尴尬》，金星每一次都在挑战自己，挑战不一样的角色。“我敢挑战我自己，通过这个戏我又进步了，这个感觉太开心了，也感谢关爷配合得好。”
而关栋天眼中的金星，很个性，很特别。“这个戏里头，人物张力强烈震撼，人物情感跌宕起伏，精力和体力上的支出非常大。排练场的地毯旧了，动作一大就容易起灰。而她的戏肢体幅度大，要在地上滑来滑去，她粉尘过敏，一下子就又是鼻涕又是喷嚏又是眼泪，可她呢，没二话就一直忍着。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叫苦的，太了不起了。”
听着这夸自个儿的话，坐在一旁的金星淡然一笑：“演员干的就是这活，关爷说我辛苦，其实不然。有人说金星怎么这两年突然就火了呢？而我认为，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是成正比的，按我一个朋友的说法，你只要热热真真的演好戏做好工作，光环荣誉自然会回馈给你，就算上帝叫号也应该叫到她了。现在年轻人的急功近利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这个社会啊不是浮躁，而是狂躁。”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6
论文关键词：《接吻长安街》，生活方式，身体性情，尴尬
在与乡土文明不同的城市文明中，从乡村移到城市的农民们被赋予了“农民工”的特殊称谓：他们既是原来的“农民”，又是城市的“工人”。这一尴尬的身份表明他们是远离了土地的“农民”，又是不具备城市工人身份的“工人”。身份的边缘化导致了他们在城市现代文明中必将面临种种尴尬。农民一旦进了城就是城里的“他者”，“陌生的不止是人与环境，而是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化”[①]。农民从乡村挪移到城市，改变了物理性生存空间，乡村文化记忆也不断地遭到城市文明的吞噬。在这一变化了的地理生存和文化生存的空间里，乡村文化根基越深，在城里遭遇的文化尴尬就越多。
面临着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转型期，置身于全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的进城农民们，化蛹为蝶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只会使得他们陷入尴尬的处境，无所逃避、无处突围。小江等从具有恒常性、亲和性的乡村文化突然跌入充满着流动性、断裂性的现代文明中，认知的错位、生活方式的差异等使得他们总是与处身其间的都市隔着无形的壁障。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梦想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这一生活工作空间的转变隐含的是身份的转变、文化观念的转变、生活方式上的认知转变。生活方式是“人们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为着满足个体生活需要，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进行各种生活实践的行为习惯的基本特征。”[②]这种生活方式既包括个人生活需要、实践活动，也包括行为习惯。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是在某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经过不断的反复而形成的，并已内化进了其身体性情中。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就具有一套适合自己，也符合乡村生活习俗的行为习惯。携带着这种身体性情进入城市、认知城市，遭遇尴尬就在所难免了。
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把握住了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因为生活空间的转变和身份的转变而引起的心理冲突，并深刻剖析了在乡村经验和都市文明的矛盾冲突中农民工精神上融入城市的渴望和被城市拒斥的尴尬痛苦。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都市文明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渗透到了农村的角角落落。《接吻长安街》中的“我”就是在这种文明的冲击下，走出了乡村走向城市的。当三年初中生活一结束烧毁了所有的书籍，连家都没回就来到了北京。因为“我害怕被绑在家乡的小山村里，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想到头伏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在土里刨食的日子，一想到要和泥脱土坯砌房把骨头累折把腰累断的日子，一想到一辈子就喂猪种地养娃娃，年纪不大，就头发灰白腰杆佝偻脸上沟壑纵横愁容满面的日子，我心里就害怕万分，痛苦万分。”“我”的逃离与其说是因为害怕农村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因为城市现代文明的召唤，“城市人”身份的诱惑。为了“逼进城市精神内核”，成为“城市人”，小江认为最重要的是按照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即像城里的年轻人一样敢于在车辆川流不息人来人往的长安街上与自己心爱的姑娘接吻。通过这种独特而又能验证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我”希冀以此来缩短与城市的距离，从而获得精神上和身份上的双重肯定。正如他自己所想，“在长安街接吻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人能在大街上接吻为什么我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上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文学艺术论文，……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与恋人接吻长安街这个浪漫而又看似“畸形”的愿望，这是“我”多年的城市情结引发的。“我”想以这种城市生活方式来寻求和城里人平等的地位，从而缔造尊严。虽然这种举动极具挑战性，但由于“我”对城市的痴恋以及极度渴望缩短与城市的距离，渴望身份的被认同，使得“我”不顾一切地要实现这一愿望。“我”说动了柳翠陪自己去长安街，却没有说服恋人配合自己的举动。当看到城市人“相依相偎不管不顾旁若无人的接吻”时，“我心里陡然蹿起一股火焰”，“突然抱着柳翠就猛的吻起来”。一看到城市青年在长安街上忘我的接吻，“我”那一直被压制的愿望再也不能蛰伏在自己的心底了。“我”立即突破了这最后一道防线，“抱着柳翠就猛的吻起来”。抱着恋人在长安街上接吻——这种天真浪漫而又畸形的行为举动，却遭到了恋人的不解和行人的误解，这使“我”深深地陷入了尴尬痛苦的处境。当“我正处在幸福的巅峰上，正处在终于在长安街和自己恋人接吻的狂喜之中”时，“猛不丁被柳翠推开”，并被她“打懵了，脸上火辣辣地疼，头晕眩着眼冒金星”。小江的恋人是一个深受乡村文化影响的乡村女性，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的恋人要在人潮涌动的长安街上接吻的做法。因而，当小江在长安街上抱着吻她时，她本能地拒绝了并给了他“几大嘴巴”。
在长安街上“我”抱着心爱的姑娘猛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的心愿，且带来了一种幸福、狂喜的感觉。然而，这只是产生在“我”“偷袭”的这几秒钟之内，继而招来的是流氓的骂名，拳脚痛打。“街边蹿出几个人，扭住我的手就开始打，有人说，‘妈的，敢在大街上侮辱妇女，狗胆不小’。有人说‘我早就注意这人不坏好意，站在这个姑娘边贼眉贼眼’。有人说‘你看他那土老冒样儿，一看就是打工仔，到北京过洋瘾来了’……”经过一阵深恶痛绝的谩骂和拳打脚踢的发泄之后，那些“见义勇为、敢作敢为的”北京人把“我”和柳翠扭送到了派出所。和自己的恋人在人来人往的街上接吻，对于城市青年来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对小江来说却是极其艰难的挑战。长安街上接吻，这一简单正常的行为却使自己陷入尴尬痛苦的境地，这与其说是由于恋人柳翠的不配合导致的，不如说是由于小江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异同及乡村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异缺乏深入了解造成的。L·沃思认为“城市和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除了程度之别外，还存在着性质差别期刊网。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两者形成了既互相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二者的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但又决不是平等相配的。”[③]然而，小江一心想使自己不再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而盲目模仿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特有的兴趣、特有的人性以及城市人特有的生活性情，小江却茫然不知也无法搞清。在城市里，他只是盲目地按照自我的意志和认知态度来接近城市。因而，无论他如何效仿，效仿的有多真都不能被城市接纳，不能掩盖渗透着乡土气息的农民身份。“土老冒样儿，一看就是打工仔”的小江，在北京也想“过洋瘾”，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异样的眼光。
小江脱离了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外衣，却又被贴上了“农民工”的标签；被抛掷到城市的最底层，却又想实现精神上的提升；寻找到了一个和城里人平等的接吻方式，却又遮掩不住原有的身体性情。这种尴尬是进城农民工的一个普遍的遭遇，是农民工们在文明转型中无法消弥无法脱离的精神之痛。小江等农民工们进入了城市，却又生存于物质生活的边缘，精神生活也处于一种焦渴的状态。当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得不到改变时，他们希求得到精神上的认同，实现精神上的提升。当小江终于找到了可以缔造尊严，实现在精神上与城市人一致的行为方式时，不料这一行为举措给他带来的却是尴尬和巨大的心灵创伤。
最后,柳翠终于克服了羞怯和封闭，愿意配合“我”实现那个荒诞的匪夷所思的想法。挑了个好日子，“我们”穿上了刚从地摊上精心挑选的服装，柳翠还破天荒地去理发店做了个发型化了淡妆。当“我们”精心打扮之后来到长安街时，人们却用带着刺的眼睛打量着。那一双双眼睛是带着刺的荆棘，它刺穿你的衣服，刺伤你的皮肤，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刺迹。当“我们”正要进入角色旁若无人的接吻时，一声断喝——“外宾的车要来了，不要影响市容”，打断了“我们”的计划，使“我”的心立刻冷到冰点，心里沮丧到极点。小江进了城，身份发生了改变之后，极力想改变原有的那一套生活习性，融进城市。然而，在乡村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那一套性情倾向已内化进了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中，衣着打扮、一举手一投足等无不透露着他的乡村气息。一个人的生活习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来自特定的生活文化环境，它的形成离不开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及族群氛围。就如布迪厄曾指出的，“家庭是最早的‘我’”“形成的社会空间，它对今后内涵更广的‘我’的形成具有持久的影响”[④]。小江等农民工“飘浮”到充满歧视的地理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里，其内化的身体性情建构着“农民工”这一尴尬身份，并且会伴随其生活空间的变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小江和柳翠进了城，穿上了焕然一新的服装，像城里人一样盘了头发化了妆，在长安街上尽量做到和城市人一样雍容闲雅，但是已具备的身体性情却时刻显现出防御性倾向。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人的一致，但是黝黑的皮肤、蹩脚的西装、不伦不类的连衣裙等所显示的异样，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土老帽”，是从乡村来的打工仔。小江处身于城市文学艺术论文，还尚未摆脱旧角色的生活习性又被仓促地赋予了新的角色——农民工。这不可避免地使其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遭遇障碍，使其陷入身份认知的尴尬处境——是“农民”？是“城市人”？当他不能完全剥离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性，而只是盲目地认同靠近城市生活方式时，他就必然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和自己的恋人接吻却遭到了外人的谩骂和殴打——是尴尬；克服种种困难要全身心地投入时却被外宾的车队打断并被认为有损市容——是尴尬；那么，当接吻这种私密性的行为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别人的支持下完成时何尝不是尴尬？两次来到长安街接吻，两次都失败而归。但是，小江长安街接吻的心愿并没有丝毫的减弱。接吻，本是相爱的男女传递他们之间难以言说的情愫的方式，是一种凝聚着强烈性爱信息的形体语言。然而，小江和柳翠最后只能在工友的极力支持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车流奔驰之侧，在期待盼望之中，完成了这个抚慰灵魂提升精神的愿望。这是一场终于落到地上的浪漫，是一场温馨中弥漫着痛苦，关爱中蕴含着尴尬的浪漫。小江和柳翠在长安街的最后接吻已没有了私密性传递性爱信息的特征，却“变成了表演，变成宣言，变成潜意识的具体物化，变成群体意志和愿望的体现”。
诸多如小江一样的进城农民工们，从地地道道的农民突然一跃成为了农民工。他们虽然每天穿行于城市的街头巷尾与繁华闹区，但作为城市的“他者”是被城市所抛弃遗忘的一群，属于在城的“失踪者”[⑤]。在“歧视性文化空间”中，他们具有了“农民工”的身份，却又试图彻底剥离原有的身份融入城市得到精神上的提升。但在他们盲目靠近认同城市时原初的身体性情和行为方式无不显示防御性倾向。在这个陌生而又全新的文化境遇里，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不断地冲击着农民工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这使得小江们对乡村文明中的那一套封闭色彩浓郁的行为体系与生活方式滋生出不满情绪，并试图靠近具有现代化特色的生活方式。进了城，还来不及细心地体认城市现代生活方式，角色就已悄然发生了转变。生活空间转变了，历久的乡村文化记忆及生活习性也随之移位了；角色转变了，但旧角色已内在化的身体性情尚未涤荡清。因而，在全新的文化境遇里，其角色扮演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障碍遇到困难。
他们从乡村“移植”到城市，难以摆脱“他者”的弱势地位，难以穿越乡村文化观念的束缚，难以用凌虚高蹈的姿态对固有的经济文化逻辑进行有力地抗拒。他们进了城，但没有经济资本去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体认城市的生活方式。在现代都市化语境中，两手空空、一身褴褛的农民工们原初的生活习性及认知观念，成为了城市市民区隔农民工的符号标准，同时也使农民工陷入了自我身份认知的尴尬处境。
[①]魏红珊·农民进城与身份缺失：以罗伟章、夏天敏、邵丽的作品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11月第6期
[②]冒君刚·试论生活方式[J]·科学社会主义，1986年第7期
[③][美]R·e·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75
[④]转引自[澳]墨美姬，布雷特·巴里主编：“种族”的恐慌与移民的记忆——“印迹”[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5）：280
[⑤]李洱·在场的失踪者[n]·温州都市报·2008年11月16日（13版：副刊）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7
摘要：严歌苓是著名的旅美作家，她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更是被称为“最具颠覆性的转型之作”。小说讲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时代和政治之中起伏辗转的命运之路，探讨个体生命生存在历史夹缝中所遭遇的各种尴尬，如错位的爱情尴尬、多重悖论的命运尴尬、政治与人生相撞的尴尬。小说中着力描写了陆焉识和冯婉喻之间“错位”的爱情。作者从宏大的历史中挖掘细小的情感碎片，于琐碎的生活之中探寻人性多重复杂的可能性。
关键词：严歌苓;陆犯焉识;生存尴尬
严歌苓一直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尤为关注，从《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到《小姨多鹤》，严歌苓擅于刻画一个个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用细腻精致的语言展开对女性命运的思索。而《陆犯焉识》的主人公陆焉识则是以严歌苓自己的祖父为原型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时代、政治的重压下精神上的困顿以及生存的尴尬境况，由这种生存在历史夹缝中的尴尬探寻一代人的精神际遇，抚摸后伤痕时代的人性诡变。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这种时代之中的生存尴尬。
一、错位的爱情尴尬
《陆犯焉识》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爱情，小说写了陆焉识和冯婉喻之间曲折错位的爱情故事。陆焉识原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公子，精通多国语言，风流倜傥，在继母冯仪芳的软硬兼施下娶了她的侄女冯婉喻，因为冯婉喻是硬塞给自己的，陆焉识一开始对她是没有爱情的，为了逃避他选择了出国留学，开始了他追寻自由的旅程。在国外陆焉识和外国女孩望达交往，享受着自由恋爱的快乐，毕业之后由于自己心中尚存的“家庭责任感”还是选择回国当起了大学教授，开始了他夹在恩娘和妻子冯婉喻之间的尴尬的家庭生活，此时陆焉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婉瑜的感情，更多的是对婉瑜的同情和怜惜之情。而在妻子冯婉瑜心中丈夫就是她的神，她对他是一种近乎崇拜的爱，在婉瑜看来，她和丈夫的主要障碍在于姑母兼婆婆的恩娘，假使没有恩娘丈夫会待她更好的，她似乎从没意识到丈夫对她的无爱。她在这场婚姻中始终是保持着一种低姿态的忍让态度，陆焉识花五分力气做丈夫，在冯婉喻这里收到的功效却是十二分，婉瑜对什么都是满足的，静静地享受她的那份福份。所以在早期的婚姻生活里，两个人的爱情就是不对等。陆焉识是忽冷忽热、漫不经心地敷衍着妻子，而妻子却是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地深爱着丈夫，在这样的爱情里夫妻两人同时又要团结对抗面对来自恩娘的压力。从后来冯婉喻给陆焉识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对之前那段岁月的记忆是有出入的，冯婉喻总是习惯于记住事情美好的那一半，在婉瑜的信里那些日子都变成了好日子，而陆焉识的爱在两人共同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却是缺失的。
陆焉识对冯婉喻由不爱到深爱的这种感情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西北荒漠大改造才慢慢体悟到的。就像陆焉识自己所说：“婉瑜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p1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不谙世事的执拗和不懂变通的迂腐被打成“反革命”并一次次的延长刑期最后被拉去西北大荒漠上进行改造，在经历了一次次运动的洗礼之后，这位留美博士在荒凉贫瘠的草漠上静静反刍着自己曾经的繁华岁月，在一次次的回忆与反思中确立了自己对妻子婉瑜的爱情。婉瑜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是五六十岁的陆焉识才能一点一点破译出来的。此时在大荒草漠上的陆焉识为了能够去场部礼堂看电影里那个和母亲长得很相像的小女儿丹珏不惜拿欧米茄贿赂邓指，为了能够再见一面妻子婉瑜请求她的原谅不惜历经千辛万苦当逃犯，又因为怕连累妻子和儿女回去自首并和妻子婉瑜离婚。当陆焉识终于意识到自己最爱的人是婉瑜时，婉瑜却是不知的，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这时的爱情对他们两个来说又是一种错过。直至结束，陆焉识被释放终于可以回到家里和婉瑜团聚时，两人却又面临着新的尴尬，首先是儿女们的反对，不同意两位老人复婚，再者就是妻子婉瑜的失忆症，不认识归来的丈夫陆焉识了，当这对深爱对方的老人终于相遇时却遭遇着爱而不识的尴尬。
从陆焉识和冯婉喻之间错位的爱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情爱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政治运动成全了两人的爱情，又造成了两人最终的爱情悲剧，就像陆焉识在计划逃亡时才认识到的：“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1]p89从这种错位的爱情尴尬中，也体现了严歌苓的爱情观，她认为最最强烈的爱是被禁锢的爱，往往我们不够了解自己不易察觉不曾在意的也许就是最珍贵最深切的爱。作者把陆焉识和冯婉喻的爱情放置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人在最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在最贫瘠艰辛的条件下对爱的悔悟、反思以及回归。
二、多重悖论的命运尴尬
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把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描写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齿轮中挣扎的精神历程。陆焉识所代表的也是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陆焉识早年过得是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留学归国后又开始了他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他的思想充满了书生气。我们可以看出他始终是游离在政治之外的，不愿参与到任何一个党派中去，也正是他的这种不谙世事和激进张扬的性格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灾难，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所坚守的知识分子的底线与原则却显得与时代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那么格格不入，正如陆焉识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借给老朋友大卫论文，不在学术上弄虚作假，却也招致了大卫的报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谩骂陆焉识为“汉奸”。陆焉识在学术争论中想“与世无争”，不站在大卫那边，也不加入凌博士的阵营，最后反而两边受难，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在重庆教学期间因为坚持学术思想的自由，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用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被秘密特务举报最后被抓走关押，因为他不肯公开登报认错，而被关在地牢里没被放出来。1945年陆焉识从重庆回到上海因为那份知识分子的孤傲和清高不肯参加教育部的考核而失去了谋教职的机会，使家里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而在五十年代陆焉识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因为和法官辩论“大闹法庭”而被一再加刑直至被判死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陆焉识并没有错，他只是坚守或者说是维护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与人格，但是却承受着重重的阻碍与精神的创伤，遭遇着无常多变的命运尴尬。探寻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精神世界，我们会发现在他们的经历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时代落差感，他们本应得到尊重，却一次次阴差阳错走入自己的身份所带来的巨大苦难中。
小说以陆焉识的孙女冯学锋为叙述者，由此串连出整个陆家的家族史，从陆焉识的父亲一直到儿子冯子烨，因为所处时代的不同，这几代陆家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陆焉识的父亲也是读书人，在上海算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娶了填房冯仪芳八个月就去世了，短命，到陆焉识这一代早前也是过着比较富足的生活，留学归来后做了大学教授，后在各种政治运动里备受折磨，陆家也日渐衰落，到了冯子烨这一代，虽然他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但是却早已沦为庸俗的市侩，冷漠绝情，自私势利。从陆家三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命运内在的悖论，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命运也不能在代际之间延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严歌苓在这种家族史的叙述中也渗透了对整个国家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探讨他们的存在意义与价值。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陆焉识其实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爱情自由、知识自由、身体自由、精神自由。他对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知：“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1]p267也正是他这种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导致他遭受着命运的尴尬。然而自由也并不是绝对的，陆焉识因为追求精神的自由而被捕被流放，从而又失去了身体和行动上的自由，变得更加不自由。而在西北大荒漠改造中他虽然失去了身体的自由，却又静享了一份自己和婉瑜爱情的自由。1964年当陆焉识被关在黑号子里绝眠盲写时，却在那种黑暗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由。结束后，陆焉识重获自由回到家里和儿子住在一起，看似自由却处处遭遇着和儿女相处的尴尬，由于儿子政治的敏感性连说话的言论自由都没有，最后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到曾经让他失去自由的大草原。这是一种自由的悖论，自由总在悄悄转换着，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不断地了解自己才能自我感知，自我赋予。严歌苓曾说：“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的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窗口。”[2]p1探寻本质是严歌苓更深一层的叙事追求，通过展现这种多重悖论的命运尴尬，严歌苓不断地挖掘其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而反思国家、社会、人类的发展历程。
三、政治与人生相撞的尴尬
严歌苓的创作贯通中西文化，以她独特的眼光来审视20世纪中国历史自有一番别样的解读，从她以往的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出她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关注，在《陆犯焉识》中，更是注入了作者对历史和政治乃至人性的全方位的重新思考，作者将个体生命置于政治历史这个大背景下，在极其严峻的政治环境中逼迫出人性中最幽暗的精神之地。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3]严歌苓所想挖掘的人性的秘密是隐藏在政治与人生相撞的尴尬之中，严苛的政治环境，变化无常的人生命运，人性复杂的多重可能性也就不断显现。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性做了细腻丰富地描摹，在西北大荒草漠的改造中，由于极其恶劣的环境和艰辛的劳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其微妙，梁葫芦和老几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特殊，梁葫芦因为背负三条人命的血债被判了枪决，他对老几有着一种特殊的父亲般的感情，总是向着老几，把他换出去的欧米茄偷回来给他，从死囚犯刘胡子那里赚取的食物也分给老几吃，宁愿被马在地上拖死也不招出欧米茄在老几身上，却在最后行刑时为了活命出卖老几供出他假装结巴的事。而老几在梁葫芦为了不招出他而差点被拖死的时候，不但没有拿出欧米茄来救梁葫芦，反而有一个隐秘的心愿：拖死这小凶犯，欧米茄就真正回归了自己所有。犯人们对于梁葫芦的惨状也都抱以冷漠的态度，用他人的惨来稀释自己的惨，没有丝毫的人情可言。饥荒年代一个江西的现行反革命“张现行”居然每晚去割尸首的腿肉煮着吃。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潜藏在人性深处的灰暗慢慢显露，生存的艰难让人放弃了自尊，抛弃了人性中那些美好的道德与良知。
政治是什么？历史是什么？严歌苓通过对具体的历史细节的描写，也对时代进行了深度反思。小说写到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如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建国，五十年代肃反运动，等。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个人的命运无法自己把握，严歌苓也对政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写出了政治对人的倾轧以及历史的荒谬感。小说的名字就很有意味，陆犯焉识，在陆焉识里加了个“犯”字，而看完全书我们似乎也说不出来陆焉识到底犯了什么罪。只知道他是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被捕的，他的反革命罪状也没有具体到“历史”还是“现行”，大概统统包括。这些所谓的罪名也只是政治强加给他的。而陆焉识被加刑的过程也是极其荒谬的，就因为当时给他办案的区公安局长江帆被捕导致了以前经他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都要重审，陆焉识被加刑到二十五年，又因为陆焉识要求执法负责人在这次加刑判决书上注明“永不加刑”导致了他被判为死刑。新社会的理性和法制显然充满了随意性，在这种严峻的政治氛围中，个人只能任其宰割，充满了无力感。政治对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持续性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后遗症，陆焉识在历经种种政治变故之后，把自己伪装成结巴进行自保，以前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而到了后来的回忆录里这个词就不见了。虽然后来陆焉识被释放了，但在和家人相处中始终战战兢兢，他的那段无期徒刑就像埋在家里的地雷，总是得不到彻底的解脱和遗忘，势利的儿子因为当年爱情的失败而怨恨父亲，对父亲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进行诘问，亲情伦理在政治的打压下也日渐坍塌。苦难的年代虽然过去了，但是精神上的伤痛还在继续蔓延，让人无处可逃。冯婉喻在丈夫归来时的失忆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被政治逼迫的爆发，在丈夫服刑的二十年间，她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过着连“从良都不如”的生活，受尽了别人异样的目光，以至于失忆后行为变得不合常理，常常有些怪异的举动，如半夜移动家具，对儿女破口大骂，不肯穿衣服等，这些都是冯婉喻对自己所有伤痛与压抑的彻底释放。小说还写到战争给人带来的变化，曾经是个泪人的恩娘面对收陆家房产的恶棍也变成了一个眼冒凶光的女战士，一向清高孤傲的陆焉识，战争也把他变成了肯服软、不吃眼前亏、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的人了。而在韩念痕看来：“战争把人都打坏了，人心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如禽兽，衙门里没有不贪污不腐败的人，成了一种正常品行。”[1]p178战争对人的心灵进行着剧烈的冲击，严歌苓也试图不断地逼近那最真实最复杂的人性深度。
当政治与人生相撞，像陆焉识那一辈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没有用场”的人。就如恩娘所说的：“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1]p208在强大的政治面前，个人总是充满着无能为力的悲凉感。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另一条主线，就是个人面对风云多变的历史图景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与无尽的挣扎，陆焉识在西北大荒漠那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中居然几经生死的活了下来，因为心中有再见妻子的坚定信念，展现出来个人以自己微小的力量抵抗着政治历史所带来的伤痕。虽然政治和人生互相交织，纠缠不清，但是个体在这样的夹缝中也呈现出一种勃勃的生命力。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自认为写得最为吃苦的一部作品，她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浮沉，深刻地揭露了个体生命走在历史夹缝中的生存尴尬，严歌苓以其悲悯的济世情怀体察政治与人生交缠的悲凉，为知识分子形象的后伤痕书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对政治历史的重新评价也增添了一种更为开阔的眼界。（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8
关键词：高加林城乡边缘知识分子尴尬处境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路遥的小说《人生》自发表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这部作品中，一向倡导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路遥，深刻的展现了其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体验和精确把握，一定程度上真实的创造了高加林这一挣扎徘徊在城乡边缘的知识分子形象。[1]而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高加林形象的分析，探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农村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以及隐藏在这种处境下的内在原因，为当代从农村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提供有益借鉴。
一、尴尬处境的具体体现
高加林的尴尬处境，概括的来说，便是城乡二元之间的巨大差异中产生的无所适从，以及在这种巨大差异影响下，知识分子个人理想和现实环境中的冲突。
（一）知识分子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现实的尴尬
虽然高加林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在农村成长起来，但是六年的中学生活，使他接触了更多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比如衣服会飘着肥皂香，坚持每日刷牙，习惯阅览室、电影院等的存在。虽然是以学生的身份在城市中客居了六年，但是他已经习惯了作为一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并享受着这一切，把自己当作众多城市群体的一份子。
而当高中毕业，被迫回到生养自己的农村的时候，村子里的一切对他来说，便显得格格不入。村子里的人不像城里人一样讲“卫生”，没有每日刷牙的习惯，穿衣服也是又脏又旧，没有阅览室、电影院等生活设施。村子里的人，也只关心些家长里短和猪羊牲口的事，这和他关心国际大事和国计民生的心胸有着巨大的差距。
向往的城市生活不接纳他，而生养自己的农村又不适合他，进退两难之下，而正是这样迥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转换，让他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
（二）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和农村体力劳动之间的尴尬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中毕业的高加林，已经可以算的上是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了。而且他不仅兴趣广博，知识丰富，具有美好的文艺梦想，是一个具有文学气息的知识青年。所以，这样的兴趣爱好，注定了高加林的梦想只能是做一个体面的人民教师或者国家干部。而事实证明，在高加林做通讯干事的时候，确实把工作处理的非常完美。
而在当时的农村，人们虽然也保持了对知识分子的一贯尊重，但是更看重的是经营庄家的能力，是像马栓那样能干的年轻人。农村生活中，需要的是一个身强力壮，能够犁地、除草、刨地，会经营家庭的人。而刚刚参加农村劳动的高加林，则带着一种发泄的情绪做农活，直到后来有了刘巧珍的爱情抚慰，才能够把农活做好。
因此，在高家村根本没有适合高加林这样知识青年发挥的空间，也没有适合其赢得社会地位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出路，就连唯一还算体面的教师的工作，也被替代了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个人理想实现和农村劳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使高加林这种从城市回归农村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
（三）完美爱情和传统道德之间的尴尬
因为其叔父调到县里做劳动局局长，高加林再一次得到重返城市的机会。当他做了通讯干事，和以前的同学黄亚萍进一步深入接触的时候，便开始陷入恋情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高加林深深的知道刘巧珍在他生命低谷时候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高加林因为教师的职务被替代而消沉颓废的日子里，正是刘巧珍这个善良大胆，勇敢追求爱情的农村姑娘，用她的温柔唤醒了他对生活的渴望。每一日晚上和刘巧珍的约会也成了辛苦的农村劳动生活中唯一的期盼和精神寄托。不管是对其刚刚从事劳动而手掌受伤之后的包扎，还是帮助他“卖掉”了馒头，都可以看出刘巧珍对他的深切的体贴和关爱。从道德上说，他觉得自己不能够辜负刘巧珍对自己的爱情。
但是，另一方面，黄亚萍又能够在兴趣爱好上和他有共同话题，两人都具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有更多的共鸣，可以相互理解。他们在一起可以讨论相同的小说，她懂得他散文里的精彩部分，而且可以给他写诗。更重要的是，以前横亘在两人之间的身份问题，已经随着高加林当上通讯干事而消除。作为高加林的倾慕者，黄亚萍更是主动的对他抛出了爱情的橄榄枝，情愿离开父母眼中的理想佳婿周克南和他双宿双飞。
所以，一边是在过去曾帮助过自己的旧情，一边是能够和自己相互理解并在事业上给予助力的新欢，高加林不自觉的，就又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四）反对权势和利用权势的尴尬
在小说的开始，便是高加林被辞退了乡村教师工作后的场景。在被农村的权力掌控者高明楼欺压的时候，对特权等级是极其愤恨的，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在县城买馍的路上碰到马占胜的时候，他冷嘲热讽的对其表达了内心的不满。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因为所受的政治教育养成的正义感，还是自己所遭受的悲惨遭遇，都让他具有很强烈的反对权势的意识。
而当他的堂叔做了劳动局局长之后，马占胜和高明楼等人为其谋划当上了通讯干事的时候，他却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这种特权的存在。当自己成为权力等级的受益者时，高加林也只是自欺欺人的告诉自己这是党的关怀。那一刻他感叹这“后门”的威力是如此的巨大，却不能果断的拒绝这种通过不正常关系得来的工作。
被权势欺压时候的愤恨和反抗，以及成为权势受益者后的默认和自欺欺人，这也让高加林在心理上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二、高加林尴尬处境的根源
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研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高加林的尴尬处境，和农村知识分子极其个人的生活理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局限，具有莫大的关系。
（一）考虑所有问题以个人理想的实现和未来的发展为判断准绳
作为一名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高加林深刻的体会到城乡二元结构下两者的巨大差距。六年的城市生活，使其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进而无限向往，使他不能够再安于回到小农村去。
当他做了农民，进城买馍看到黄亚萍和张克南的时候，从心底来说，他对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很羡慕的。当他和德顺爷爷一起进城掏粪的时候，路过广播站的时候，“又望了一眼灯光闪烁的广播站，黄亚萍此刻在干什么呢？读书？看电视？喝茶？”更加证明了他对于黄亚萍所处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羡慕。而正是这种艳羡，这种城市梦，使他在精神上无法融入农村生活。[2]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高加林的读书进取，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个人生活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知识广博，兴趣广泛，只有县城或者更大的都市才能满足他展示自己才华的欲望和过更上层生活的梦想。而为了这个城市梦，他自然要和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传统产生冲突。
（二）对农村的彻底失望和自我抽离使其在主观上拒绝融入农村生活
当高加林高考失败被城市拒绝，回到农村之后，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农村知识分子那样，用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改造农村，帮助村民致富，缩短家乡和县城的差距，进而在农村为自己的梦想创造条件。但是，在小说中，高加林完全抛弃了这条路，竭尽所能去做的是离开农村，摆脱农民的身份，而不是去改造农村。在“卫生革命”事件中，高加林从县城买了一些漂白粉放在井水里，想净化一下公共用水，但是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反而引起了恐慌和指责。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放漂白粉的青年还是刘巧玲以及高明楼，都做了很大努力来消除恐慌，而作为发起人的高加林却并没有露面。他自愿放弃了劝导村民的努力，是因为从内心来说，他认为高家村的村民都是愚昧无知的。因此，他只是像个独行侠一样，只管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却不屑于对村民进行解说。[3]
（三）当时不合理的人才流通和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村知识分子难有机会留在城市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作为一个农村人，想进入城市生活是很困难的。而高加林的高考失利，更让他失去了进一步深造和积累资本的机会。而当时在农村只有成为一名教师，才能暂时保持知识分子的体面。所以，当高加林的教师职务被替换的时候，他才会那么愤恨。再加上还有高明楼和马占胜这样一批干部队伍的利己分子的操纵，更让农村知识分子走向城市的名额被顶替。
所以，在一个制度本身存在重大问题，人口流动不活跃的大环境下，像高加林这样有才而无处施展的悲剧的出现就可以理解了。高加林的尴尬处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才流通制度造成的。
三、高加林尴尬处境对当下农村知识分子的启示
（一）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理性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
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是实施和政府对三农的大力扶持，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农村环境和高加林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短期内城乡的贫富和社会资源间的差距将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而发展和工作机会的差距也没有有效的途径化解。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农村知识分子，特别的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进行怎样的抉择，和高加林便有了共通之处。
留在大城市，虽然机会相对来说会多些，发展平台相对也会更加公平，但是大都市的生活成本和社会压力也不是小城镇所能够比拟的。如果回到家乡，必然对要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相对来说发展的空间也会小很多。因此，留在大城市做蚁族慢慢奋斗或者回家安稳的过完一生，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抉择。
当然这也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从高加林身上我们需要警醒的是，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必须和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在有限的社会环境当中，创造条件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自己所擅长的专业在大都市已经饱和，那么回到家乡创造条件，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只有当个人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时候，才能够摆脱尴尬的社会处境，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位置。
（二）在人生选择中时刻谨记道德底线和正义
当下的社会环境，比高加林所处的时代要复杂的多，社会中各种诱惑也要多很多，因此，在这个灯红酒绿，充满各惑的时代，更需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正义感，切不可为了个人利益而泯灭正义和良知。在爱情面前，我们要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一次选择之前都要万分谨慎；而面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即便个人的力量相对弱小，也切不可同流合污，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保持洁身自好的品质。
从现实主义的评判标准上来说，路遥的《人生》不愧为一部佳作。而小说中塑造的高加林这样的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形象，更是立体可感的写出了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的尴尬处境，对后人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而对于当下社会日益浮躁的社会风气下农村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更具有其独特的指导意义。
（研究生指导教师：耿红卫）
参考文献：
[1]黄家成，李燕.徘徊于农村和城市间的“边缘人”的苦痛解析[J].安徽文学，2007，（7）：13-14.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论尴尬现状缘由分析缓解建议
作为传统文化的分支，中国传统文论也面临着冷遇和误读的尴尬。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中被湮灭得所剩无几，遭受冷遇。抛开复杂的外部因素，一般的中国人，皆渐渐地消磨在生存的洪波里，多少人能以积极、尽量无功利的态度去面对传统文学，更何况传统文论。即使那些顽强生活着的文学爱好者们，他们所关注的大多是古代诗词歌赋和现代散文小说。拟古、创作是他们大多数人的主要兴趣，对古代文论这一更显生僻的分支，他们也很难关照。其二，相比于直接被人们忽略，现代人为了迎合市场、取悦政策，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对传统文学故意误读、曲解、妄加比附，更为让人心悸。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解释成“唯女人、小人难以对付”，将“从人熙熙，如享太牢”解释成“他们喜欢坐牢”，这类啼笑皆非、极其不严谨的“新解”，不仅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更是对传统文学的轻视。而中国传统文论也被冷遇和误读这两大无法逆转的现状摧毁的体无完肤。
究其缘由，主要可以从文本自身的特点和西方文论的冲击两方面谈开来。首先，中国传统文论的文本，是在当时语言基础之上再编码形成的文字形式。而文字作为一种传递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符号。而符号传递过程中，会经历“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五个阶段，编码和解码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因此，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至少会遭遇两个问题。一是，当今流传的古代文论无疑皆是文言文的形式，这是古人根据当时的文字规则编码而成的信息。而五四“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无疑在现代人和古代文献之间划下无形的鸿沟。文言文实词、虚词的意义，语法中倒装句、省略句的运用使得千年之后的我们无法用当今的思维去解释古代文论。二是，古代文论传递的不仅是文本信息，而且传达了写作者的主观情感倾向。细看中国传统文论，似乎有这样一种模式：写作者以自己基本观点为核心，进而对整个文学历史发展、前代各个作家流派作出评价。这本合情合理，反而更能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作者的主要观点以及各个朝代主流思想的更迭。而现代人却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作者理论之上，对各个派别划清界限，非造成不同思想的对立不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以现代的价值观、世界观解释古人的著作，甚至猜测古人的喜好，实属不妥。其次，对于普通接受者而言，他们受制于自身文化水平、个人修养、文学天赋、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在脑中已形成各自对传统文论的期待视野。但由于时代语境的巨大变迁，现代人所期待在文论中得到的知识已微乎其微。期待视野与实际所得的错位也是造成传统文论遭遇冷落的原因之一。再者，外部力量的冲击，也是造成中国传统文论尴尬现状的缘由。自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论在西方种种“主义”的刺激下活跃发展，古代文论却被人们遗忘在高阁。正常的借鉴是文化融合的途径之一，能够促进本国文化新的繁盛。一味地盲从、“拿来”只会造成“胡音噪闹，母语希音”的失语现状。相较于此，广而言之，传统文论的尴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尴尬，西方文论的冲击更是西方文化的扩张。
那一次我真尴尬作文篇10
一、有意联结，借机出招。
有的学生知识经验不足，心理素质欠佳，答问时常常出现尴尬局面：有时答非所问，牵强附会；有时离奇古怪，出现错乱。教师此时应保护学生的积极性，维护学生的自尊，巧妙联系前后课文，寻求答案的“合理性”，使学生从尴尬中摆脱出来。如在教学《赤壁之战》一课时，让一名学生简单介绍作者。这位学生脱口而出：“作者司马迁，宋代人，……”话音未落，班里笑声四起。这位学生也察觉出口误，十分尴尬。待学生稍稍平息，我平静地说：“虽是一字之差，却让司马迁从汉代活到宋代，多活了一千多年，但这全是同学的错吗？谁让司马迁、司马光两人名字如此相似——只一字之别？谁让他俩又都是史学家、文学家？谁让《史记》、《资治通鉴》又都是史学经典、文学名著？谁让我们刚学完司马光的文章旋即又学司马迁的文章？”教师弥合学生的误答后，课堂秩序井然，学生情绪高涨。在这样的一种调侃气氛中，教师对学生答问中的偏差，并非简单、粗暴地否定或训斥，而是及时“转移”，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借机拓宽知识面，联系前后课文，作横向比较，辨析一二。使学生从中得到启迪，拓展了知识面。
二、借题转接，随机发挥。
课堂上发生与教学无关的意外之事，教师应巧施妙手，根据教学内容借题发挥，不经意地将尴尬之事嫁接到教学的主干上来。有位教师尝试课前三分钟演讲，由于是第一次，学生都很紧张，没人愿“打头炮”，教师只好点名。被点名的学生犹豫片刻，鼓足勇气站了起来。而“砰”的一声，他却把邻座桌上的一瓶墨水碰到地上。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他尴尬地愣在那儿。看到这种局面，教师灵机一动，说：“哈！我们的第一炮打响了一鸣惊人！好，请大家用掌声欢迎他上台演讲！”气氛缓和下来，学生在热烈的掌声和善意的笑声中稳定了情绪，从容的走上了讲台。在突发事件面前，教师能因势利导，幽默地把与演讲无关的事与演讲联系起来，恰到好处地使尴尬局面变成热烈的气氛，使一起突发事件于幽默的话语中化解。假如教师责备、批评或挖苦学生，那将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使尴尬的局面更为尴尬，甚至使活动无法进行。
三、有虚有实，巧加点拨。
课堂上学生会提出一些古怪的、与教学无关的问题，教师不必急于回答，可以缓冲一下，将问题抛给学生，趁势点拨，巧妙地把问题引导到教学的主题上来。钱梦龙先生执教《故乡》（九上年级第9课）一文时，有一个精彩的片断：
生：跳鱼怎么会有青蛙似的两只脚？
师：是啊，鱼怎么会有脚？
生：有！
师：什么鱼啊？
生：娃娃鱼。（笑）
师：啊，你真见多识广！我想跳鱼也有两只脚，可我没有看到过，你们有谁看到过？
生：（齐）没有。
师：可是少年闰土就知道这种跳鱼，这说明了什么？
生：说明少年闰土见多识广，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
在这段对话中，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钱老师并不慌乱，而是沉着应对，保持十分冷静的头脑，先缓冲一下，向学生交代了自己对跳鱼一无所知的“底”，进而又不失时机地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把这与课文主旨毫无关系的问题引导到教学目标上来——加深对少年闰土形象的认识。
四、多向交流，沟通情感。
教师应努力营造和谐民主的课堂气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大胆争鸣。强调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探讨真知，鼓励他们与教师、与同学多向交流，激化认知矛盾，强化意见分歧，形成发散思维，围绕问题从不同角度深入思考，独抒己见，促成全体学生间的多向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
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著名篇目《垓下之围》时，我鼓励学生对项羽的乌江自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同学认为他是“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豪杰；有的认为他应该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应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有的同学认为他失败的原因的确是“天时不利”；而有的同学则认为他的命运悲剧是因为他的性格悲剧造成的，并旁征博引，用他鸿门宴上“妇人之仁”放虎归山，火烧阿房宫之“匹夫之勇”失尽民心等论证。学生们各执其理，持之有据。信息渠道多，思维反应快，知识相互补充，方法相互启发。学生的才智和个性得到充分的显露，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也得以充分落实。
五、幽默对接，自我解嘲。
有时教师在课堂上的衣着、举止、言语不慎“露丑”，成为“笑柄”，有经验的教师往往坦然面对，用幽默的言语自我解嘲，摆脱窘境，并给学生意外的收获。有一位老师上公开课，可能由于情绪紧张，在班长喊“起立”时竟莫名其妙地摔倒了。班里顿时乱成一片，桌椅的响动声，学生的惊叫声，一时间全都向他涌来。但坐在地上的他，却在刹那间的无地自容后无比轻松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所担心的任何疏漏都没有这一跤显而易见，他所刻意追求的完美已无法实现，他只有脚踏实“地”平“地”而起了。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然后面带微笑地向全班同学说：“谢谢今天的值日生，因为他把地扫得太干净了，你们看我的衣服一点儿都没脏。”说着他来了一个360°的单脚立地旋转。乱哄哄的课堂立时变成一个笑声的海洋。等大家的笑声小了些以后，他转身在黑板上飞快地写下：愿摔倒的是我，走好你脚下平坦的路。当他转过身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六、设置话题，活跃气氛。